时间：2023-09-19 16:20:20
导语：在柏拉图的政治哲学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摘要：柏拉图的《理想国》最为人们所熟知，其中提到的“哲学王”更是为人们所乐道。其实他还有一本后期著作《国家篇》也颇为知名和重要。对比这两本书，有人认为这其实反映了柏拉图思想由“人治”走向“法治”的一个转变。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呢？这正是本文要重点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人治 法治 转变 原因
提到柏拉图，其《理想国》（又称《国家篇》）最为人们所熟知。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坚定地认为，“只有在某种机遇下，那些被人们称为无用的极少数尚未腐败的哲学家被推上统治地位，出来掌管城邦，无论他们是否自愿，并使公民服从他们的时候，或者说，只有在神的激励下，那些当权者的儿子，或那些君主本人对哲学产生真正的热爱时，城邦、国家或个人才能达到完善”[1]，即一个治理良好的国家应当由哲学王所领导，哲学王在理想国中占有核心地位。然而柏拉图晚期有一本著作叫《法律篇》，他在其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法律思想。因此，一般认为，柏拉图的政治法律思想经历了一个由《理想国》中的“哲学王”人治到《法律篇》中法治的转变。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其思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呢？
其实，任何一种思想的产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是有着一定的缘由的。柏拉图晚期思想发生转变也是有因可寻的。这既是由其学术思想的内在发展导致的，同时我们在考察期思
想转变时也不能忽视了其人生经历带来的影响。
一、学术思想的内在转变
柏拉图的政治法律思想是建立在其以“理念论”为基础的哲学思想之上的。晚期的柏拉图本人首先对其哲学赖以为基础的“理念论”进行了反思。在《巴门尼德》中，他重新分析了究竟哪些事情有理念。按照柏拉图原来的思想，任何一类事物都有理念，理念作为原本是完美无缺的，具体事物作为摹本总是有缺陷的。那么，污泥、秽物是否有理念呢？如果它们也有理念，这些理念一定比它们更加污秽了。这样，就与理念是完美无缺的思想相矛盾。因此，柏拉图明确否定有污泥、秽物的理念。可是，如果它们没有理念，那么它们是怎样产生的呢？柏拉图在这里陷入两难之中。在这篇著作中，他也仔细分析了具体事物如何分有理念。分有只能两种办法，一是分有整个理念，一是分有理念的部分。如果分有整个理念，一个人分有人的整个理念，另外一个人也分有人的整个理念，那样理念和具体事物一样，也有很多，就不是单一的了。如果分有理念的部分，如一个人分有人的理念的一部分，另一个人分有人的理念的另一部分，那样就破坏了理念的完整性，不仅如此，还会导致更荒唐的结果。如果说一个东西因为分有大的理念的一部分而成为大的话，那就等于说大的东西因为分有“小”而成为大的，因为大的部分比“大”本身而言无疑是小的。柏拉图发现这些困难后，也曾力图去解决之。但是这些困难都是他的哲学基本观点造成的，他不会放弃他的哲学基本观点，所以他也不可能解决这些困难。而解决不了这些困难到头来又动摇了其《理想国》中政治哲学思想的哲学基础。于是，其政治哲学思想也必须寻求某种变通。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其晚期政治哲学思想出现了变化。
二、生活经历的外在影响
柏拉图青年时代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度过的，他目睹了当时希腊社会的混乱给城邦公民带来的悲惨遭遇，也目睹了希腊由盛转衰的过程，苏格拉底之死更是深深地刺激了柏拉图，这促使他萌发了强烈的构建一个理想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柏拉图总结当时城邦混乱的教训，认为这是民主法治的不完善所致，而不完善的民主法治直接导致了苏格拉底之死。因此他认为在当时的希腊社会，民主法治已经变质的情况下，只有理念论化身的哲学王才能真正治理好一个国家。当然理想国及哲学王的存在要具备很多条件。柏拉图的《理想国》正是为此而作的。可以说，他的一生都在为希腊城邦的社会秩序进行不断的思考和探讨，为此提出了一套详细的理论，并最终期望将这种理论变成制度，付诸实践。然而在奔走实践中，“理想国”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尤其是在西西里的遭遇，差点被狄奥尼修一世处死，后虽经人说情免死，还是被当做奴隶卖掉，后经人搭救才回到雅典，这次心灵和身体的“流放”深深地刺激了他。他开始思考，在一个法治不健全、人治占上风，而统治者本人又非哲学王或变质的话，其造成的后果是不堪想象的。因此，在“理想国”现实地难以实现的时候，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学说，开始寻求新的突破，在后期的《法律篇》中，他指出一个完善的法治的国家是一个次好的国家，也是值得推崇的。
纵观柏拉图的一生，其青年时期师从苏格拉条学习哲学，学法治思想，然而苏格拉底之死及其本人遭遇使其思想经历了一个从法治走向人治，再回到法治的过程。因此我们认为这是一次复归。当然这不是简单的回到过去，而是包含了更深内涵的创造性的复归。
参考文献：
[1]柏拉图著,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2卷）》之“国家篇”[M].人民出版社,2003
[2]柏拉图著,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2卷）》之“巴门尼德篇”[M].人民出版社,2003
[3]柏拉图著,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3卷）》之“法篇”[M].人民出版社,2003
柏拉图（前427―前347）是古希腊先哲之一，师从苏格拉底，其毕生都在努力创建一套能治理理想城邦的成熟哲学思想体系。他出生于雅典民主时代末期的一个贵族之家，青年时代的他经历了雅典的战败及民主黄金时代的结束。随后，柏拉图又经历了三十僭主的残酷统治时期，这三十人都是平时高谈美德的有学志士，这使他明白了尽管拥有才智和道德也未必能清醒正直地将健全的政治见识变为现实。而他的老师苏格拉底被冠上“毒害青年罪”而冤死这一事情更是深深影响了柏拉图之后的人生道路。他曾说：“虽然我曾经满腔热诚的希望参加政治生涯，但这些混乱的政治现实却使我晕头转向。”他放弃了积极投身政治的热忱，转而进入哲学的研究中。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他构建理想城邦的心愿，他在接下来十二年游历欧洲各国，学习和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最后回到雅典创建学园。学园的创立是柏拉图一生最重要的功绩。当时希脂以及周围各国最有才华的青年受它的吸引，聚集在柏拉图周围从事科学研究和学术讨论，为后来西方各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原创性的思想。
二、从模仿说看诗中是否包含真理
柏拉图在分析个人的正义时，提到心灵结构的三个组成部分：理性、欲望和激情。这三者在一个人自身内各司其职，那么这个人就是正义的，即在做他本分的事情。而理性无疑在三者中起领导作用，并与激情协同作用，领导欲望，以免它会因为肉体的快乐而变大变强不再恪守本分，“企图去控制支配那些它所不应该控制支配的部分，从而毁了人的整个生命” [1]98。因为“心灵的理性部分才是心灵最善的部分，而当人们处理数字、计量等问题，就是心灵的这个部分在进行工作” [1]355。理想国的建立是要依靠理性力量的主导，诗歌作为文化艺术的重要部分对人心的影响是颇为深刻的，诗歌能否存在于理想国中就取决于诗歌对理想国的教育是否有益处，归根结底就是探讨诗人创作时是否凭借理性的力量，诗歌中是否包含真理。
为了解释诗歌和诗人的存在对理想国究竟有无益处，柏拉图在第十卷中举了床这个简单的例子来揭示他的文艺模仿说。他认为诗人和画家一样是模仿者，与理念隔了两层，他们“除了模仿技巧以外一无所知”， “能以语词为手段出色地描绘各种技术”，而听众“由于和他一样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只知道通过词语认识事物，因而总是认为他描绘得再好没有了” [1]352。诗人只是像魔术师变戏法一样利用了人们心灵中时常有的对表面现象的混淆及感性的成分。柏拉图对艺术创作中的模仿并不认同，这样的过程让诗歌和真理相隔甚远。“诗人的创作是真实性很低的；因为像画家一样，他的创作是和心灵的低贱部分打交道” [1]355。因此柏拉图认为完全会有理由拒绝让诗人进入治理良好的城邦。因为他的作用在于激励、培育和加强心灵的低贱部分毁坏理性部分。
三、文艺的社会功用分析诗歌和哲学能否结合
由于生长环境和家庭背景，柏拉图博览群书，谙熟诗歌和戏剧的美和力量，本身也热爱诗歌创作，他赞颂荷马是“第一位教师和所有这些美的悲剧之物的首领”[1]362。诗人的诗是美的，因此希腊人对其推崇备至，这是传统权威建立的基础。但柏拉图更加强调的是“不能让美伤害了真，不能因为诗的美就认为诗中包含真理” [3]41。
首先，柏拉图自身创作时也充分发挥了诗歌的故事性和感染力，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的文学风采。柏拉图自己也提出“要用故事来教育孩子”。而在柏拉图的著述里，“故事”常常是“诗”的同义语。就连他的对话录本身也是用形象的故事讲述抽象的道理。这里也展现了柏拉图诗人的一面，“柏拉图的哲学对话，用诗的方式展示了哲学生活本身。在他无形的戏剧舞台上哲人苏格拉底是一个主角（英雄），苏格拉底通过沉思和言谈在其生死中践行的哲学生活” [12]89。而且一直以来，诗歌和音乐就是青少年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城邦的管理者不能对哲学一无所知；同样，合格的公民不能对诗乐置若罔闻” [4]118。
其次，理性审查诗歌作品是比起完全驱逐诗歌来得更为实际的做法，这需要在哲学家“自己内心深处守护自身心灵城邦的秩序”。经过筛选的诗歌如诸神的颂诗或者好人的赞美歌，柏拉图认为不仅包含丰富的知识内涵，除了给人愉悦以外，还使人增长知识，开阔心胸，使人热爱生活。在这样管理得当的情况下，优秀的诗歌作品就可以在城邦建设中占有一席之地。诗歌的感染力和充满希望的力量会给城邦的公民带来精神上的洗礼。纯粹的理性固然是引导一个人生活、引导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主导力量，但人的心灵始终包含感性因素，抛弃这个部分是不能让一个人正常生活，也不能让一个国家正常运行的，因为这如同否定了人的本质。“抛却诗也将导致巨大的损失，人们将因此丧失一种与人的本质密不可分的理解和生活的框架，日常生活如果脱离了习俗的规范和一贯性很可能导致更严重的结果” [3]47。
作为哲学家的柏拉图认为“诗的首要任务不是拘泥于这种或那种形式，而是教育民众，尤其是儿童，使之成为具有高度政治意识和稳妥的道德观念的自由人” [4]123，他从诗的社会功用性角度将诗歌从被完全驱逐的边缘拉了回来，这也反映了哲学家柏拉图内心深处的诗人本色。正是有这样的特质存在，柏拉图才能清醒地认识到诗歌的对城邦建设的意义所在，让哲学和诗歌二者有机结合比完全否定诗歌对国家的管理来说更为实际且长远。
论文关键词：柏拉图；理想国；正义；伦理思想；政治思想；统一与矛盾
《理想国》是柏拉图对当时的政治现实进行批判和反思而写就的著作。系统地阐释了作者的正义观、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我们从柏拉图的理念论体系来理解《理想国》中的正义、幸福、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柏拉图关于国家政治设计的目的，了解柏拉图的国家思想对后世政治哲学中制度设计的影响。
一、城邦的正义与灵魂的正义
《理想国》以讨论“什么是个人正义”作为开始，依次讨论了城邦的建设、城邦中的三个等级和城邦的正义等问题，最后回归到“什么是个人正义”。在柏拉图看来，一个理想的城邦是由智慧、勇敢、节制三种理念构成的。这三种理念分别在现实世界中形成了城邦中的三种品质，也同时相对应地形成了三个阶级，分别是护国者、护卫者和被统治者，其本质上就是学者阶级、军人阶级和劳动阶级。而城邦的正义就是能够使智慧、勇敢、节制在这个理想的城邦产生，并在它们产生之后一直保护着它们的那个品质。简单来说城邦的正义就是三个阶级各安其职、各尽其责、互不僭越，正义就是一种秩序。正义的目的是为了使全体公民得到最大的幸福。“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而在其德性幸福论的体系下，只要每个人完美地拥有其依附的这一个阶级的品格，不僭越，则国家中的每个人就都是幸福的。这个国家的任务就完成了。这就是柏拉图的早期政治思想。
类比的方法论是柏拉图著作中的很大一个特点。柏拉图认为可以先读“大字”，再读“小字”，由大见小。因此在讨论了城邦正义的基础上，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在接下来的对话中论述了什么是个人正义。和城邦相类似，个人的灵魂有三部分组成：理性、激情和欲望。“我们每个人如果由于自身内的各种品质在自身内各起各的作用，那他就是正义的，即也是做他本份的事情的。”也就是说，正义的人就是拥有其应该拥有的品格的人。每个人拥有其应该拥有的品格就是正义的人，正义的人就会得到幸福。
这里我们注意到，《理想国》中的个人灵魂的正义是在城邦的正义下才得以成立的。每个人在城邦中拥有其个人独特的技艺，属于其独特的阶级。当每个人拥有他个人作为该阶级成员需要拥有的品格的时候，他就是正义的。护国者拥有智慧，能完善地治理国家的时候，他就是正义的；护卫者拥有勇敢，能有保护国家不受外来袭击的时候，他就是正义的；劳动者能够提供劳动，提供物质资料，并且节制自己的欲望，使自己服从于统治阶级的时候，就是正义的。因此可以认为，在柏拉图的政治和伦理体系中，伦理思想中的品格“真实存在的东西并不是个别人而是人类，对柏拉图来说，伦理思想变成了政治思想”。下文将对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展现的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的统一和矛盾进行分析。
二、理念论体系下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的统一
“理念论”的方法论思想深深影响了《理想国》中对国家政治和个人伦理的探讨。柏拉图的“理念”在方法论上来讲，可以被界说为类的概念，“所以无论何种类概念均属于纯形式的更高级的世界”。具体来看，《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多次使用了类比的方法来推出结论。最大的类比就是城邦正义和个人正义的类比。这个类比形成了理想国的整体骨架。还有城邦中的三个阶级和个人灵魂中的三种品格的类比。其中个人的理性可以上升为城邦中的学者阶级，个人的勇敢可以上升为城邦中的军人阶级，个人的欲望可以上升为城邦中的劳动阶级。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柏拉图认为个人正义是的更高形式就是城邦的正义。在理念论的思想下，个人正义一定具有更高层次上的类概念，也就是城邦的正义。虽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申明是为了寻找个人的正义才虚拟了一个理想的城邦，由大见小，“先探讨在城邦里的正义是什么，然后在个别人身上考察它”，但是很明显看到《理想国》的主要目的是想论述柏拉图的政治思想，也就是他的理想城邦思想。因此，从柏拉图的逻辑来看，不是由城邦的正义来推导个人的正义，而是个人的正义上升为城邦的正义。
可以认为，柏拉图哲学的伦理思想不在于个人的能力和幸福，而在于类的伦理的完美。因此，在柏拉图理想城邦中的人，并不是单个存在的，而是从属于其类概念上的城邦的。对柏拉图来说，其伦理思想就上升成为了政治思想。这样，在理念论体系的影响下，柏拉图的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得到了统一。这种统一是对当时雅典，甚至是整个希腊城邦政治日趋腐化的对抗。在柏拉图的时期，雅典城邦民主政治已开始败落，“在当时希腊政治生活分崩离析，个人幸福风靡一时，柏拉图理论与之抗衡，将国家的概念提高大驾驭一切的高度”。⑥如此就可以解释为何柏拉图哲学中的伦理思想是低于并且服务于政治思想了。
但是，柏拉图使个人伦理从属于国家政治体系的做法，必然导致极端限制公民的个人自由，弱化个人利益，甚至不能谈个人利益。这样一来，《理想国》中的国家理想就变成了为实现科学理论的军事国家了。因此，如果排除柏拉图的理念论体系对伦理学的影响，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的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中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下文将论述这种矛盾。
三、柏拉图伦理思想与政治思想的矛盾
柏拉图的伦理思想是“德性幸福论”，他宣称只要拥有了其该有的品德就是幸福的，这里拥有品德和幸福同一的，不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但是与后世的德性幸福论不同的是，柏拉图的“德性幸福论”适合其政治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在其理想的城邦中，个人的品德(也就是个人的幸福)是和这个城邦的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
具体来说，柏拉图认为，在他的理想城邦中每个人只要拥有其该有的品德就是幸福的。但是，他的理想城邦中的人是有阶级差别的。每个阶级的人应该拥有的品德是不一样的。学者阶级的品德是智慧，因此拥有了智慧，这个阶级的人就拥有了幸福；军人阶级的品德是勇敢，拥有了勇敢，这个阶级的人就拥有了幸福；而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劳动阶级，也就是被统治阶级好像没有被赋予他们独有的品德。
如此看来，按照柏拉图的逻辑，由于每个人隶属于各自的阶级，因此每个人应该拥有的品德是不一样的，因此在他的理想城邦中三个阶级中的人的幸福标准是不一样的，有等级差别的。为了解释他的这种有差别的品德和幸福论，特别是为了让被统治者相信这种有差别的幸福。柏拉图甚至引人了“腓尼基神话”。
但是伦理学研究“正义”、“幸福”、“品德”这些概念，都无非是为了找到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能够排除等级差异和政治制度影响的标准。而柏拉图的伦理思想却不是这种目的。柏拉图的“德性幸福论”就和其政治思想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为了调和这种矛盾，柏拉图使其哲学中的伦理思想就附属于其政治思想。比如阅读《理想国》前几卷我们会认为柏拉图论述城邦的正义仅仅是为了与个人灵魂的正义做类比。
由于《理想国》中伦理思想和其政治思想的矛盾，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成为了极端限制个人自由的、弱化个人利益的国家。就如马克思所说，“他的理想国只是埃及种族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虽然这种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的结合在当时的雅典社会具有现实的意义，但是却泯灭了个人的自由。
柏拉图著作哲学观公民教育一、柏拉图的时代背景
柏拉图生活于古希腊雅典城邦迅速走向衰落的时期、雅典的极盛时代，即“伯里克利时代”。在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病逝，人亡政息，标志着雅典黄金时代结束，衰败已经开始。柏拉图出生于伯利克里去世后两年，困扰雅典数年之久的瘟疫刚刚结束，激烈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耗尽了雅典的精力。社会生产力遭到破坏，民主政体陷入危机，社会动荡不安，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准则、信仰、法制陷于解体。柏拉图倾其一生研究如何挽救日趋衰微的雅典城邦，这正是时代给柏拉图提出的命题。
二、柏拉图的哲学观
柏拉图认为，自然界中有形的东西是“流动”的，所以世间才没有不会分解的“物质”。属于“物质世界”的每一样东西必然是由某种物质做成。这种物质会受时间侵蚀，但做成这些东西的“模子”或“形式”却是永恒不变的。因此，对柏拉图而言，永恒不变的东西并非一种“基本物质”，而是形成各种事物模样的精神模式或抽象模式。他得出一个结论：在“物质世界的背后，必定有一个实在存在，他称这个实在为‘理型的世界’，其中包含存在于自然界各种现象背后、永恒不变的模式”，称之为“柏拉图的理型论”。
柏拉图借用“洞穴神话”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解释。
设想在一个地穴中有一批囚徒：他们自小待在那里，被锁链束缚，不能转头，只能看面前洞壁上的影子。在他们后上方有一堆火，有一条横贯洞穴的小道；沿小道筑有一堵矮墙，如同木偶戏的屏风。人们扛着各种器具走过墙后的小道，而火光则把透出墙的器具投影到囚徒面前的洞壁上。囚壁自然地认为影子是惟一真实的事物。如果他们中的一个碰巧获释，转过头来看到了火光与物体，他最初会感到困惑；他的眼睛会感到痛苦；他甚至会认为影子比它们的原物更真实。如果有人进一步拉他走出洞穴，到阳光下的世界，他会更加眩目，甚至会发火；起初他只能看事物在水中的倒影，然后才能看阳光中的事物，最后甚至能看太阳自身。到那时他才处于真正的解放状态，会开始怜悯他的囚徒同伴、他的原来的信仰和生活。如果他返回去拯救他的囚徒同伴，他得有一段时间去适应洞中的黑暗，并且会发现很难说服他们跟他走出洞穴。
柏拉图借着这个洞穴神话，想要说明哲学家是如何从影子般的影像出发，追寻自然界所有现象背后的真实概念。黑暗洞穴与外在世界的关系就像是自然世界的形式与理型世界的关系，也阐明环境对人们认知的巨大作用。当人们一直面对的是虚无的影子时，自然只将影子理解为真实事物，便无法接受“阳光下的世界”，更不愿走出黑暗的洞穴。
三、柏拉图的理想国
柏拉图《理想国》一书主题是探讨什么正义。柏拉图认为，从有效善出发无法论证正义即是善，也无法达成正义。将有效善的某些方面推至极致，就可能出现一些荒谬的结论。柏拉图反驳了认为守法是正义的观点，统治者总是制定符合自己利益的法律，使得“正义”只代表统治者利益。但是，统治者可能会犯错而制定不利于自身的法律，从逻辑上与守法矛盾。管理、指挥、计划乃至生命都是心灵的功能，而正义则是心灵的德性。在柏拉图看来，所谓的正义，不应仅仅追求一个好的目的。柏拉图设想通过一个正义的城邦来推导个人的正义、正义的本质及其真正利益。这个城邦就是理想国。
柏拉图指出，一个正义的城邦必须是一个运作有序的城邦，在城邦内存在正确的分工，整个城邦在一种完全和谐的状态下运行。柏拉图将城邦内的中人员分成统治者、护卫者、生产者三个层次：生产者要具备各自的技能，城邦的护卫者要具备强健的体能、勇敢及智慧，统治者必须永远保持其公道性和正确性，能权衡一切，所以只有哲学王才有资格做统治者。柏拉图认为，正义是一种美德，它使人们产生一种强烈的、对成为一个完善的公民的渴望，这个完善的公民懂得怎样依照正义的要求去进行统治和被统治。正义表现为“每个人干他自己分内的事而不干涉别人分内的事”，生产者与护卫者服从统治者，“各守其职，各安其分”。这便是柏拉图的正义及理想国。在理想国中，爱智慧、掌握了真理且明白事理的哲学家居于统治地位，居于辅佐地位的是具有勇敢美德的军人，他们是护卫者，第三类人则是具有节制美德的手工业者和农民。
柏拉图的正义理论开启了人们对国民素质及公民教育的思考，特别是对国民进行正义的教育探讨。这也极大地促进了公民教育的发展。但柏拉图理想国论证理有四个方面缺陷：
首先，在理想国中，将人分成三个等级，每个等级“各守其职，各安其分”，表面是为了使城邦和谐运行，实则人为地限制了竞争，妨碍了社会进步发展。这种表面的和谐只利于统治者需要的稳定，却使社会缺乏变革及进步的动力。如果真正实现“理想国”，则社会完全处于一种静止的、稳定的、不变的状态，这显然与社会不断发展的规律相悖。
其次，柏拉图认为，有效善无法达成正义，而优秀善则在追寻正义的过程中则起着一种引导问题。但是，一个人的思想无法完全超越其所处的时代，即使理想化的哲学王也会囿于种种因素的限制，在达成正义的过程中出现某些误导作用。这些误导，不仅仅体现为方向的偏差，还包括理论内部的自相矛盾。柏拉图提及，理想国中的教育是要使所有人都去努力求真。但是，当引导者出现偏差变成误导者时，整个社会就成了洞穴中的囚徒，民众会将影子认知为实物。
再次，从源头来讲，理想国是依据人本身素质的差异为标准，以素质较低下者对高素质者的服从原则进行构建的。这种构建正是一种出于目的、出于结果而进行的有效善。这种理想国城邦中的正义正是出于这个目的的有效善，是依照正义的要求去进行统治和被统治，这正是柏拉图定义的正义。因此，正义是出于目的有效善的正义，显然自相矛盾。
最后，柏拉图未回答最初的城邦如何形成有服从与被服从，从一开始，理想国的建设就出现了无法以其理论解释的矛盾，它何以能推导出真正的正义。柏拉图的理想国只有权力意志的绝对性，而无自由权利的普遍性。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个人的正义价值是安分守职的为城邦做贡献，丧失了工作能力的人也就丧失了生存的价值和权利，对于城邦的正义而言，重要的不是公民的生存，而是让公民去工作。可见，理想国并不理想，理想国中的公民没有世俗的幸福。
虽然柏拉图的理想国理论存在许多缺陷，但柏拉图的正义理论及公民教育理论有许多值得反思借鉴之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教育梦，有必要借鉴柏拉图的公民教育理论，增强民族使命意识，实干兴邦。
四、柏拉图公民教育思想
首先，反映柏拉图教育思想的文献主要是《理想国》和《法律篇》，柏拉图阐明了教育为国家培养保卫者――哲学家和军人的观点。柏拉图将国家主义教育和个人主义教育融为一体，促成个人的身体发育以及道德和理智的进步和提升，造就具有履行国家职责所需要的个人素养、身心能力、态度和性情、技巧和知识的统治者和辅助者等级，手工业者和农民未划在教育范围。
在理想的国家里有统治者、卫士和生产者三个不同阶级，四大美德存在于这三个不同阶级里，它们也就同样存在于个人的理性、激情和欲望三个不同的灵魂成分里。可以将其归结为这样的关系：灵魂――美德――国家；理性――智慧――统治者；意志――勇气――战士；欲望――自制――工匠。
柏拉图认为，在教育中，个人灵魂的正义和国家的正义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在正义的国家里，各个阶级只做自己的事，不做超出其范围的以外的事。教育正是对这样正义灵魂和个体的培养。
其次，柏拉图教育思想的最重要的前提和最深层的根基就是他的灵魂学说，尤其是“灵魂回忆说”和“灵魂转向说”。柏拉图认为，灵魂是不朽的，当人类发现自然界各种不同的形式时，某些模糊的回忆便开始扰动他的灵魂，涌起一股回到它本来领域的渴望。柏拉图所描述的是理想中的生命历程，并非所有的人都会释放自己的灵魂，让它踏上回到理型世界的旅程，大多数人都局限于感官世界。他相信自然界所有的现象都只是永恒形式或理型的影子。大多数人活在影子间就心满意足，他们不去思考是什么投射出了影子，觉得世间只有影子，甚至不曾认清世间万物只是影子。因此，他们对于自身灵魂不朽的物质从不在意。哲学家就如同挣脱了束缚的灵魂、返回到洞穴的自由人一样，为了整个城邦的利益，他必须放弃个人思辨的幸福而参与政治生活――做哲学王，以便解救陷于悲惨境地而毫无自觉的人们。
再次，柏拉图认为，公民教育旨在养成的公民正义认知、公民美德及公民精神。政治活动与教育活动是一致的，国家体系就是一个教育体系，公民教育既是政治活动的目的，也是其手段。在柏拉图的眼中，政治是道德与教育的联合体，公民教育的实施是为了使公民进入政治生活，而政治生活的存在是为了通过公民教育获得公民美德，公民美德是一切美德中的至善。在柏拉图看来，教育把公民德性的培养放在教育的首位是值得肯定的。
第四，柏拉图主张真正的公民教育是从童年起所接受的一种美德教育。这种训练使人们产生一种强烈的、对成为一个完善的公民的渴望，这个完善的公民懂得怎样依照正义的要求去进行统治和被统治。“教育”的名称被赋予且只能被赋予美德训练。因为权力的问题说到底是政治的中心问题。只有那些掌握了知识同时又掌握了权力的人才能给整个城邦带来幸福。
最后，柏拉图认为，公民教育的本质在于培养德性、教化灵魂。个人的德性必须以实体性的国家为基础，他的生活、行为、思想、自由意志都表现在国家里。国家是他的行为习惯、伦理道德的基础。个人的意愿应服从国家的需要，个人只有站在国家的基础上，才能脚踏实地，寻求个人的发展。培育、净化与完善公民的灵魂是公民教育的根本任务。
五、公民教育的内容
柏拉图根据人的年龄把整个教育过程分三个阶段，学前教育、知识教育和高等教育。在知识教育期，又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
1.第一阶段学前教育阶段（出生～6岁）
儿童在3岁以前，由女仆专职负责饮食起居；教育则由国家最优秀的公民来监督实施。对儿童的教育开始得越早越好，“凡事开头最重要。在幼小柔的阶段，最容易受陶冶，你把它塑造成什么型式，就能成什么型式。”教育内容主要是讲故事、做游戏、学音乐等。柏拉图对幼儿教育很重视，认为讲给幼儿的故事要经过挑选，剔除不健康的，应选择那些能激发幼儿勇敢、正义和高尚品德的故事。在组织游戏时，方式和内容要有精心安排，不要经常变化，否则会影响成人时对国家的法律的忠诚。
2.第二阶段知识教育阶段，包括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
初等教育（6～18岁）：儿童6岁开始进入男女分校学习，接受同样的教育，并且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分别进入国家办的文法学校、弦琴学校和体操学校学习。这些学校的学习内容包括阅读、书写、计算、唱歌、音乐、体操、骑马、射击等。这一阶段的教育目的是培养情感和道德，发展儿童灵魂中的低级部分，形成节制的品德。
中等教育（18～20岁）：18岁毕业后，大多数人，尤其是手工业者、农民的子弟要进入社会做一个顺从的劳动者。富人家的子弟在18～20岁期间要接受较高一级的教育，培养他们的意志和勇敢，使之成为保卫国家的军人。
3.第三阶段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是国家对极少数具有所谓金质潜能的年轻人所施加的促使其灵魂转向、直观善的理念而最终成为理想的统治者――哲学王的教育。其内容为：算术、几何学、天文学、音程学。依照这个次序将灵魂从可见世界逐级上升最后达到辩证法――哲学的世界。
六、公民教育对当代教育的启示
全面提高我国的幼儿教育水平，尤其是3～6岁的幼儿的教育水平，对于我们国家与民族的长远发展与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和影响。目前，部分学前教育工作者对幼儿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儿童教育的作用认知存在很大偏差。有的认为学前教育就是照看孩子，使其快乐安全的长大，有的则认为幼儿园就是“小小学”。学前教育工作者整体文化素质不够高、学历偏低。全面提高我国幼儿教育工作者的整体素质水平，提高我国的幼儿教育水平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且任重道远。
中小学教育改革实施多年，有了好的结果，但一些地方不尽人意。如存在着素质教育思想和实际客观教育两层皮，喊的是素质教育，实施的是应试教育现象。把德、智、体、美、劳有机结合起来来衡量考核学生的素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另外，未建立起一个好的评价体系，学校、社会及各个方面都以成绩来衡量老师的教学水平。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学生变成了牺牲品。只有改变评价体系，使教师只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不再过度关注学生成绩，中小学教育的弊病才能彻底根除。
有人将幼儿教育及学校教育误解为公民教育。公民教育是对全体公民的教育。学校教育不能替代公民教育，幼儿及学校教育仅是公民教育的一部分。目前，社会上常常有一些陋习与学生在校学习的公民规范相背离，这往往影响着学生在校学习的效果。构建一个有良好风尚的社会是当前进行公民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积极学习、追求上进、有公德、有互助互爱之心、爱国爱家、崇尚公平竞争、遵守公共秩序、履行法定义务、尊重公有财产、注意公众卫生，是构建一个有良好风尚社会的目标。这一目标正是公民教育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古希腊]柏拉图 著.王晓朝 译.柏拉图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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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檀传宝.论公民教育是全部教育的转型――公民教育意义的现代化视角分析[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0，（5）.
[4]张俊梅.浅析现阶段幼儿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校外教育，2012，（26）.
柏拉图是古希腊屈指可数、名闻遐迩的大哲学家,他既是苏格拉底的直接继承者,又是另一位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的重要影响者.他在哲学、政治学、伦理学、逻辑学等领域均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近现代的几乎所有学术思想均可在柏拉图的思想中找到源头,因此,说柏拉图是古代、中古和近现代哲学家中最有影响的人实不为过.柏拉图思想中最有影响的恐怕是其哲学思想,同时他还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在其流芳后世的《国家篇》和《法律篇》中,他关于幼儿教育、女子教育、音乐文艺教育、体育及军事教育等思想对古希腊及后世的教育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早期教育
在西方教育史上柏拉图第一个提出学前教育思想.他认为对儿童的教育开始得越早越好.“凡事开头最重要,特别是生物,在幼小柔嫩的阶段,最容易受陶冶,你要把它塑成什么型式,就能塑成什么型式.”(《国家篇》377B)他甚至主张胎教,“我们同时应该甚至在孩子出生以前就着手这一工作:待产的妇女必须接受为了有利于未出生的孩子所需要的那种训练.”(《法律篇》789D)他认为,孩子出生后,必须确保护士甚至在他能走路之前给他有益的运动和空气,尤其不许他由于过早走路而伤害自己(《法律篇》789E).婴孩应尽可能接近于仿佛他一直在大海上那样生活；应该把他上下摆动,给他唱歌,以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便使他免受惊吓(《法律篇》790C—E).这是为发展勇敢和坚定性格的首要的准备工作.当孩子3岁或更大一点,我们可以开始审慎地纠正他,让他开始玩游戏,最好让孩子发明自己的游戏；在6岁时,就要认真开始授课,随之把女孩和男孩隔离开来,应当教他们骑、射、投、掷,应该注意把孩子们训练成左右手并用(《法律篇》793D—794D).现代脑科学表明,儿童的大脑具有极强的可塑性,柏拉图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认识到小孩的肉体和精神具有极大的可塑性,因而提出了早期教育的思想,我们不得不为柏拉图的睿智所折服.
二、音乐及体育教育
柏拉图特别重视对儿童的音乐文艺教育和体育教育.他认为“教育就是用体操来训练身体,用音乐来陶冶心灵,教育要先教音乐后教体操,将故事包括在音乐里.”(《国家篇》376E)古代希腊重要的文化生活是听民间艺人弹着竖琴演说史诗故事,故“音乐”一词包括音乐、文学等义,相当于现在的“文化”一词.
他认为儿童阶段的文艺教育至关重要.“一个儿童从小受了好的教育,节奏与和谐浸入了他的心灵深处,在那里牢牢地生了根,他就会变得温文有礼；如果受了坏的教育,结果就会相反.”(《国家篇》401)他认为,一切种类的音乐、诗歌和艺术的教育目的都在于陶冶人的道德情操,培养人的道德品格,音乐教育的最后目的在于达到对美的爱.(《国家篇》403c)因为音乐诗歌由于其潜移默化的作用,自幼便会把真、善、美同假、恶、丑的区别注入人心,使儿童“从童年时就和优美、理智融合为一.”(《国家篇》401D)正因为他对儿童的音乐文艺教育非常重视,柏拉图主张对音乐文艺教育的内容应严加审定.“先入为主,早年接受的见解总是根深蒂固不容易更改的.因此我们应特别注意,为了培养美德,儿童们最初听到的应该是最优美高尚的故事.”(《国家篇》378E)因此,“我们首先要审查故事的编者,接受他们编得好的故事,而拒绝那些编得坏的故事.”(《国家篇》377C)他提出要制定一个限制音乐、诗歌的法律,规定哪些内容的音乐、诗歌可以提倡,哪些内容的音乐、诗歌必须取缔,以“鼓励母亲和保姆给孩子讲那些已经审定的故事,用这些故事铸造他们的灵.”(《国家篇》379C)柏拉图认为音乐教育之后,年轻人应该接受体育锻炼,“体育方面,我们的护卫者也必须从童年起就接受严格的训练以至一生.”(《国家篇》403D)他认为,体育训练的目的是使护卫者的身体状况能适应护卫者的工作,“他们有必要像终宵不眠的警犬；他们在战斗的生活中,各种饮水和各种食物都能下咽；烈日骄阳狂风暴雨都能处之若泰.”(《国家篇》404B)因此,他要求护卫者必须戒除酗酒,食物应当简朴,不能嗜睡.
柏拉图认为应将音乐教育与体育锻炼有机地结合起来,因为“专搞体育锻炼的人往往变得过度粗暴,专搞音乐文艺的人又不免过度软弱”(《国家篇》410D),因而应使音乐和体育良好地配合,使“音乐和体育服务于人的两部分——爱智部分和激情部分.”(《国家篇》412)
三、女子教育
柏拉图的教育思想中不仅非常重视对男子的教育,而且提倡给女子以同样的教育,他是西方第一位主张“男女平等”的思想家,他用动物作比方,以此来证明男女应受同等教育.“我们除了把母的警犬看做较弱者,公的看做较强者以外,应当一切工作大家同干.”(《国家篇》451E)“那么,如果我们不分彼此地使用女子,照使用男子那样,我们一定先要给女子以同样的教育.”(《国家篇》452)他提出应该同样用音乐和体操来教育女子,并且还要给她们军事教育.他认为两性之间惟一的区别不过是生理上的区别,在一些方面如织布、烹饪、做糕点等,女人比男人更擅长,在诸如行军作战方面男人比女人更擅长,因此,没有任何一项管理国家的工作因为女人在干而专属于女性,或者因为男人在干而专属于男性．女人男人可以有同样的才能和禀赋适宜于担任国家保卫者的职务,分别只在于女人弱些男人强些罢了.
四、城邦护卫者的教育
柏拉图的教育思想是直接为其所构建的理想国服务的.他认为,统治者最需要抓好的大事只有一个,就是教育,即通过音乐和体育培养出优秀的公民.良好的教育和培养造成良好的身体素质,良好的身体素质再接受良好的教育,产生出比前代更好的体质,这除了有利于别的目的外,也有利于人种的进步.在这里,柏拉图充分认识到了教育对于富国强民的重大意义和作用.他认为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具有最高知识的真正的善良的城邦护卫者,这一目的进一步体现了他的教育为国家政治服务的思想.
关于护卫者的学习内容,柏拉图认为应先学习五门预备性学科:数学、平面几何学、立体几何学、天文学和音乐理论.他认为,治国者之所以应学习这些知识,是因为它们不仅在军事作战上有用,更重要的是能锻炼人的心灵,发展抽象思维的能力．这些知识的对象都是不能用感觉来触摸的,“只能用理性去把握,别的任何方法都不行.”(《国家篇》526A)通过这些知识的学习,将治国者的灵魂“从变化世界转向‘真理和实在’,最终达到最高知识——‘善’”的理念.他认为,所有这些预备性科目应趁护卫者年轻时教给他们,不能用强迫的方式进行传授.
柏拉图认为,在学完预备性学科之后,要想达到“善”的境界,还必须接受“辩证法”的训练.对于为什么要学习“辩证法”,他用著名的“洞穴的比喻”加以详细的阐述.他把洞穴内的世界称为“可见世界”,把洞穴外的世界称为“可知世界”.在洞内看到洞壁上木偶的形象,相当于认识的“猜测”阶段,转身看到木偶的实物相当于认识的“相信”阶段,及至走出洞穴到光天化日之下,认识便进入“理念世界”(“知识”的阶段).而洞穴外的太阳则喻作理念世界中最高的“善”的理念.他指出,正像整个身体不改变方向就无法离开黑暗转向光明一样,我们必须“有一种灵魂转向的技巧”,使学习的器官——整个灵魂(它类似看物的眼睛)转离变化世界的个别事物,正面观看实在世界的理念.这种“灵魂”转向的技巧或学问就是他所说的“辩证法”.
关于学习前面提到的课程的对象,柏拉图认为必须挑选出最坚定,最勇敢,在可能范围内也最有风度的人,此外,他们不仅要性格高贵严肃而且应具有适合这类教育的天赋,如必须刻苦学习,强于记忆等.
柏拉图不仅对护卫者的教育目的、内容作了明确规定,还就教育的时间安排及人才选拔作了详细论述.他将护卫者教育的时间安排分为六个阶段:(1)童年——青少年时期.护卫者自幼接受音乐和体育教育,目的是照看心灵,培养他们高尚的道德情操,他们的学习和哲学功课应适合儿童的接受能力.(2)十七八岁——二十岁.这一阶段主要是进行必要的体育训练,为哲学研究准备体力条件.(3)二十岁——三十岁.进行第一项选拔,把那些在“劳苦的身体锻炼、学习和战争恐怖中总是表现得最能干的孩子挑选出来”(《国家篇》537A),对他们施以数学、几何、天文、音乐等“辩证法”预备性学科的教育.(4)三十岁——三十五岁.进行第二次选拔,“选出其中最富这些天赋条件的青年,在他们年满三十的时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候,给以更高的荣誉,并且用辩证法考试他们.”(《国家篇》537D)凡经过考试的,可让他们“用六年或者四年”(后“定为五年”)时间“专心致志地学习辩证法”(《国家篇》539DE).(5)三十五岁——五十岁.用十五年时间到实际工作中锻炼,“强迫他们负责指挥战争或其他适合青年人干的公务”,目的是“让他们在实际经验方面不低于别人”(《国家篇》539E),同时还可以在公务中继续考验他们的素质.(6)五十岁以后——去世.他们必须接受最后考验,使他们最终达到“善”本身,管理好国家、公民个人及他们自己.在剩下的岁月里用大部分时间研究哲学,在培养出国家的继承人后他们便可辞去职务,进入乐土,并安居下来.
五、柏拉图的学园
为了把自己的教育理想付诸实施,柏拉图在雅典的阿卡得穆建立了自己的学园.关于学园建立的确切日期无从查考.“从建园的纲领和柏拉图说起曾在40岁那年访问意大利和西西里时确立的信念之间的明显联系来看,我们自然应该设想建园大概是在这个时期(公元前388—387年).”［1］学园的活动以“讲学”为主,学习和研究几何学在学园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学园入口处悬挂的“不懂几何学者,请勿入我门”的名言充分说明了柏拉图对于几何学的重视.除几何学外,柏拉图学园对生物学、地理学、天文学、宇宙学等学科也开展了广泛的学习与研究.学园除重视文、理科学习之外,最重要的,凌驾于一切学科之上的课程当属柏拉图的哲学,他将哲学之前的各门具体学科称为“预备性学科”,而将学习哲学作为通向最高知识的“善”的理念的惟一途径.阿卡得穆学园作为教育科学中心虽然以教学和科研为主,但它并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柏拉图创办学园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哲学和政治的新的结合,培养一批既精通哲学、自然科学又善于治国的政治人才,为他心目中的理想国服务.
二柏拉图是西方教育史上第一位提出系统教育理论的人,其教育思想涵盖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所有阶段,其关于教育的许多主张与思想至今仍熠熠生辉.但其教育思想如同其他思想一样,也或多或少带有时代的局限性和保守性.
柏拉图非常重视教育的政治意义和作用,其教育思想是为其乌托邦式的国家政权服务的,其教育目的是培养经世致用的治国人才——城邦护卫者,因而其教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育活动具有明显的社会功利性,过分注重教育的政治功能,而且他这种培养护卫者的教育只能是极少数人享有的教育.柏拉图重视早期教育,提倡公共学前教育,重视女子教育,主张男女平等,提倡德、智、体、美和谐发展,但他认为对儿童的游戏故事,唱歌的内容必须加以选择,进行严格审查,原则是必须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忽视了儿童的个性和独立人格的发展,他关于妇女儿童社会公有的思想更是有悖于社会伦理道德而应加以批判的.超级秘书网
柏拉图的教育思想与他的人性论思想是密切结合的.他认为,上帝造人分为三等,即金质、银质和铁质.他认为,“一个人属于哪一种,他所生下来的子女就属于哪一种.”［2］其遗传决定论的观点实质是论证奴隶社会阶级统治的合理性.
柏拉图的教育旨在与智者教育对城邦所造成的离心力相抗衡.对柏拉图来说,教育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在孩子们身上培养音乐的机敏与身体的灵巧,也不是通过在神话和诗歌中所反映的人类生活来培养政治的和实践的智慧,真正说来,它是一个人灵魂的内在和谐的塑造,即内在于人的不和谐因素的协调一致.教育是人身上难以调和的东西--野兽性与天使性--的统一.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形成这种统一,使人既不变成一头驯顺的绵羊(奴隶),也不变成一头贪婪的狼(僭主).［3］人变成一个政治存在的潜能依赖在他之中这种哲学本性与尚武本性的统一.因此,教育并不是对某种技能的培养,而是要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形成权力与爱知识的统一.
［1］〔英〕A•E•泰勒著,谢随知等译．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M］．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10（1）:14－15
关键词：尼采；基督教——柏拉图主义；权力意志；永恒复返
中图分类号：B516.4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2.03.10
尼采将查拉图斯特拉第一次下山时的情形比喻为即将溢出的杯子，而这一时刻即是查拉图斯特拉人形与神形的临界。这可以说是尼采精心设计的沙漏，因为根据权力意志，灵魂与肉体（生命）以一种内在的抽象形式往返于“高山”与“深渊”之间，“重力之神”在这一系统中彻底失效。亚里士多德以限制——有限——可分割——存在建立了存在物的单向“分聚”
亚里士多德认为，生成物处于存在物与非存在物之间，处于中间的存在物必然有一个终结，并且可以逆转，也就是这一个生成，那一个消灭，一个东西只有通过最初的东西才能生成，所以它不是永恒的。如果不能期求达到某一界限，人就不会有所作为，在世界上就没有理智这个东西，凡是有理智的东西，永远是有所为而为。所有的东西就是界限，所有目的就是界限。（参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苗立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34-35.），相反，尼采将任何一个存在物存在的本身纳入了权力意志的范畴，存在者通过其最初形式的重新生成构成了永恒返复的条件。与其说权力意志与永恒返复的结合是颠覆基督教——柏拉图主义原子论的一种结果，毋宁说是一种必然的原因。海德格尔将二者的结合称之为“最艰难的思想”和“观察的顶峰”，“如果谁没有把永恒轮回的思想与强力意志联系起来，把前者思考为真正的要在哲学上思考的东西，那么他也就不能充分理解强力意志学说的形而上学内涵的全部意义。”［1］
一、超越与被超越
查拉图斯特拉下山的原因在于对人类的爱，然而众所周知，尼采撒谎的本领不在柏拉图之下
从根本上讲，尼采与柏拉图一样深刻地看到：真理对个人及共同体的生命来说都是致命的，因此必须用谎言掩盖起来。因此，正如柏拉图强调一个完美的城邦需要“高贵的谎言”一样，尼采也认为一种健康的生命需要希腊悲剧这样高贵的艺术。（参见:吴增定.尼采与柏拉图主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45.），我们完全可以将此时的查拉图斯特拉当作尼采的雅努斯面孔，譬如尼采一方面如康德、黑格尔等传统哲学家一样沉思，将宗教界定为哲学的最高价值；另一方面又如迷狂的政治哲学试验者一般，将“未来哲学”、“大政治”等统统设定为“未来宗教”的元素。我们可以大胆地将潜藏在尼采隐微术面具之内在矛盾性发展为一种内在的超越性，查拉图斯特拉对于人类的爱其实可以被理解为对人类最致命的毒药。尼采为人类的前路预设了两个方向，亦即将人类按未来视角划分为两类。一类人最终能够在物质与精神、灵魂与肉体的鸿沟之间建立桥梁，在伟大的“正午时刻”最终实现超人超人是尼采对未来人的设计。他部分是诗人，部分是哲学家，部分是圣人。他是诗人因为他是创造性的，但他高于当今的诗人，尼采批评后者撒谎（他们歪曲、篡改无意义的既成事物）、不能创造新价值而毋宁说充当传统道德的奴仆，超人将创造新价值并且在这方面将类似于传统哲学家，但他的创造将是自我意识的创造。最后，超人将类似于圣人，因为他的灵魂将包容基督教赋予人的全部深度。超人将是具有基督灵魂的凯撒。（参见: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下)［M］.李天然,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974.）；第二类人在进路中逐渐衍变为消解了一切内在矛盾的人类形态，随着矛盾与冲突的彻底平息，人类本身也滞于一种归寂的、固化的、腐朽的形式，这就是尼采所谓的“再也无法鄙视自己的最可鄙的”
尼采借查拉图斯特拉对末人的讽刺表达了对“最大上限的最大幸福”、“兄弟情谊”、“人人平等”等当时流行的功利主义及社会主义口号的讽刺。（参见:彼珀.动物与超人之间的绳索:《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卷义疏［M］.李洁,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69-73.）末人形象。末人是必然会被超越的，于是“超人”与末人之间形成了一种超越与被超越的关系，就此我们可以梳理出这样一个逻辑：查拉图斯特拉本身并不是“超人”，而是超人的导师、教人超人之人，牧羊人所最为关注的对象必然是羊群，而人类只有一部分可以成人超人（亦即超越了另一部分即将成为末人之人），因此，查拉图斯特拉下山的目的是出于可能超越之人类而非所有的人类。
关键词：东西方视角；理想国；差异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3-0061-01
柏拉图是古希腊三大哲人之一，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又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又是西方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创始人。《理想国》是西方最早的哲学和散文体创作之一，是世界哲学宝库中的闪耀之作，它涉及到了柏拉图思想核心的诸多方面，这包括了哲学、伦理、政治、教育和艺术等重大问题。《理想国》一书阐述精彩、想象丰富、逻辑缜密、循循善诱、环环相扣，给我们后人描绘了一幅优越的美好城邦画面。本文便以中国传统思想的典范代表来对撞西方哲学的经典之作，借助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位置的儒、道和安逸闲适的隐逸诗人陶渊明对于理想世界的探索，从比较视野下来解读东西方“理想国”之别，思考中西“理想”之异。
一、老子与《理想国》
老子和柏拉图也都处在社会不安的环境中，他们都力图改造自己的社会，从而建立起太平盛世的理想世界，但他们的方法却相差很大。
“道”是老子哲学观中最为核心的内容。老子推崇“无为”，也就是无为而治。老子的“无为”思想并不是让人完全的消极被动，让人不作为，而是要求我们要在客观之中显现人的主体能动作用，在无为中有为。老子认为“无为而治”，便可天下大治。
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主张正好与之相反。他认为通往理想国家必须把人们交给理性，要充分发挥好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抑制自己，遵从理性法则。柏拉图认为，理想的城邦是一切公有。这里的人们必须遵从理性的安排，不论何时，各种事情男的女的要同样干，而理想国的君王必须是文武双全的最为人尊敬崇拜的优秀人物来担当。在柏拉图《理想国》之中提出了“王者之术”，也就是让“哲学王”来建立管理正义之城邦。哲学王是整个城邦“正义”的化身，其理性也最高，而哲学王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理性来实现整个城邦民众的最大利益。
二、孔子与《理想国》
《论语》和《理想国》两部著作产生都是在的奴隶制没落封建制兴起的时期，《论语》和《理想国》两本著作都优国优民，都试图在乱世中寻求天下大治的伟大理想，但是由于各自的文化的差异，让他们在思想道德意识、伦理观念与政治理想上的主张各不相同。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十分注重个人的修养，他重宗族血亲，主张先修身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总体看来，《论语》中最为注重的首先便是个人修养问题。要实现理想王国必须从我做起，也即先修身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
柏拉图的理想王国构建以其哲学基础为根本，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将整个国家的公民分为三个层次，他指出各个层次的人需要各司其职，这样国家才可能出现长治久安的良好局面。为此，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正义之国”，他从国家的职能出发，主张实行贵族管理的政体，先要实现整个城邦的正义，进而再来实现个人的正义。他所倡导的正义具有残酷性，比如柏拉图为了减少存在的矛盾，甚至还提出了“共产”与“共妻”的想法。
三、陶渊明与《理想国》
《桃花源记》为我们描绘了世外桃源。桃花源的秩序是一种闲适自然的质朴秩序，“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怡然自乐”。在桃花源里，生活的是不是神仙，不是英雄，而一群很普通的人，这里没有压制的中心或者统治权威，每一种事物都不是对象而是存在，而且万物表现平等、不可或缺。
理想国的世界与桃花源有很大的不同，这与人的意志诉求有很大关系。在《理想国》中事物的存在不再具有天然质朴的本源性，而成了实现某种意志的工具。理想国也推崇自由，但是这种自由是一种外在的自由。柏拉图认为个人只有作为整体存在时才能显现价值，个人只有将自身置于他所属的城邦的利益时，他才是自由的人，有价值的人。事物真实存在的不是个别个体，而是整个世界，作为理想国来说，那就是整个人类，而为了实现到人类的整体幸福和最大利益，达到理想国世界，这就每个人把自己归属到城邦之中，把自己和城邦有机结合起来。
总体看来，我们不难发现，尽管东西方对于理想国的追求不断，但中国传统文化更带有质朴的自然气息和闲适的人文气息，而理想国则更有理性和法度的约束。在通往理想国的途径上，中国传统思想更抽象些理想化些，而理想国在实现路径上更为理性具体。《理想国》体现了柏拉图以智治国、理性之国的倾向，对于法制建设、制度建设通往理想国的道路很具有启发意义，但是这样的主张又相对地淡薄了亲情伦理。
论文摘要:希腊大哲学家兼教育家柏拉图的名著《理想国》，蕴涵着丰富的、迄今仍熠放着启示光芒的教育思想。在这本著作中，柏拉图广泛涉及并讨论了包括哲学、道德、民主、国家、教育等在内的许多问题，其中教育伦理思想尤为突出，对我们当今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与指导意义。
柏拉图是一位在人类发展历史上具有非凡影响力的思想家，他的代表作《理想国》内容丰富、蕴涵深厚。不但哲学家能从中感悟到哲学的最高境界，社会学家能从中探索出人类的亘古追求，教育家也能穷其毕生精力从中推演出“理想”的教育体系。仅就书中直接讨论的教育问题而言，柏拉图讲到了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和大学研究院的教育，以及工农、航海、医学等职业教育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理想国》不仅是哲学家的宣言书、治国的计划纲要，更是一部教育理论力作，备受世人重视。本文仅对这部巨著中的教育伦理思想进行初步探讨。
一、教育与政治紧密结合
柏拉图在他的教育思想中所确定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教育是为了培养符合其理想国需要的哲学家，这是他教育伦理思想集中体现的一个主要方面。他对准备作为统治者的哲学家的教育和训练，是十分严格的，他们首先是与其他等级的人一起进行初等教育，学习音乐、体育，以陶冶他们的心灵，锻炼他们的体魄，使他们形成符合奴隶主阶级所需要的道德品质。他提出国家统治者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建立良好的国家教育制度，统一管理国家的教育事业。他主张教育应该由国家来办理，由国家实行严格控制，教师应由国家聘请，教什么内容应由国家审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教育培养出建立正义的理想国所需要的不同阶层的人才。柏拉图的这一思想是同其政治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把教育当作实现其理想国的工具。在柏拉图看来，国家是否理想，关键在于能否造就理想的国家统治者，这对于能否建立理想的国家制度和政治生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国家必须建立在正义的原则之上，因为正义是国家的固有特性，是实现理想社会秩序的保证。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指出: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即每个人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而不干涉别人份内的事。柏拉图认为，不同天性的人主要有三种:统治者、军人和平民。三种人各有正义国家所需的三种美德:少数统治者应有智慧，是智慧的化身;军人要勇敢，具备辅助统治者的能力;而一般平民则应具备节制的品质，善于控制自己的欲望。只有这三种人各负其责，分工协作，即统治者用智慧领导军人、平民，军人用勇敢保护国家和统治者，平民服从统治者领导，才能保证国家是正义的，人民是幸福的。在这里，培养人的问题至关重要，因此，柏拉图提出，教育应是国家的事业，教育管理权应归国家所有。
柏拉图还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苏格拉底的一系列思想。政治专业化、知识化的要求被明确发展为以“哲学王”为核心的严格社会分工理论，“改善灵魂”的教诲被系统化为一种博大精深的“灵魂转向说”。柏拉图用这个充满了神话寓言色彩的灵魂转向说，描述了“哲学王”的培养过程，可谓希腊哲学和教育思想的皇冠。
二、音乐和体育是教育伦理思想的基础
以音乐陶冶心灵，体操锻炼身体，这在希腊有悠久的历史，柏拉图对此也很重视，把它们作为初等教育的主要内容。音乐先于体育。一般说，儿童在不能参加体操运动以前就听成人讲文学故事。音乐包括了诗歌、神话故事、舞蹈、音乐、绘画造型艺术等，泛指艺术及文学各个方面。音乐教育的最后目的在于达到对美的爱，使护卫者具备勇敢的美德。“对于城邦护卫者来说，首要的美德是勇敢。要使护卫者勇敢，他们就不能怕死”。音乐教育之后，年轻人应该接受体育锻炼。《理想国》在论述体育教育时，很多是在和音乐教育的对照中说明的。体育方面，护卫者必须从童年起就接受严格的训练以至一生。单凭一个好的身体，不一定能造就好的心灵好的品格。相反，有了好的心灵和品格就能使天赋的体质达到最好。最好的体育与理想的音乐文艺教育相近相合，这是指一种简单而灵活的体育，尤其是为了备战而进行的那种体育锻炼。复杂的音乐产生放纵，复杂的食品产生疾病。至于朴质的音乐文艺教育则能产生心灵方面的节制，朴质的体育锻炼产生身体的健康。年轻人接受了前述简单的音乐文艺教育的陶冶，养成了节制的良好习惯，他们显然就能自己监督自己了。柏拉图认为，音乐和体育都要对青少年(未来的城邦护卫者)的心灵提供训练，以培养他们良好的品格。这种受过音乐教育的青年，运用体育锻炼，通过同样苦练的过程，他会变得根本不需要什么医术。在不畏艰辛苦练身体的过程中，心灵也得到锻炼。
音乐和体育是相对应的，它通过习惯教育护卫者，以音调培养某种精神和谐，以韵律培养优雅得体，还以故事的语言培养与此相近的品质。城邦战争的需要导致城邦护卫者的产生。城邦的统治者的首要任务是选拔合格的城邦护卫者，因为哲学王也是从护卫者中遴选出的。护卫者需要把爱好、智慧、刚烈、敏捷、有力这些品质结合起来。对于护卫者的教育，总而言之，就是用体操来训练身体，用音乐来陶冶心灵，充分体现了柏拉图的教育伦理思想。
三、“善”理念的学习
柏拉图把对“善”理念的学习视为最大、最高、最重要的学习。这是柏拉图教育伦理思想中的最高境界。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即“善”的理念的实现。人的灵魂中有先天的“善”。于是，教育的目的和任务就是如何引导人们去认识这个“善”，而教育的内容就是该用什么在最大的程度上去实现这个“善”。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柏拉图就用太阳来比喻“善”理念的地位和作用。任何以实物为载体的比喻都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事物本身的方面，一个是它所象征的方面。“日喻”中的太阳，作为现实的事物它确是可见世界之所以可见的原因，也是万物产生、生长和营养的源泉，这些确是太阳之“善”。柏拉图把现实的太阳所拥有的这些“善”升华了，变成了理念世界的太阳，即善本身。这个理念的太阳乃是整个可知世界之所以可知、之所以存在的原因和根源，并且间接地成为可见世界之所以可见、之所以存在的原因和根源，人的灵魂要从可见世界转人可知世界，就必须学习和掌握“善”理念。
说到底，柏拉图的“善”理念乃是他心目中一切人类美德的集合物。他的《理想国》同样也是把对善的理念的追求看作是最终的目标。“意见”不能形成知识，而只有理念是理性的认识对象。对理念的追求，才能获得真知识，找到真理，达到“善”。善的理念是理念世界中最高的理念，它是构成现实道德善的根源。不仅如此，善的理念还是使人具有识别善恶能力的本体。《理想国》中，柏拉图通过比喻形象地表达了这一思想。形而上学的生命冲动驱使着他为这一人类文化的抽象总体概念寻找本体论根据，因为他要为美德寻找根源，为人寻找蓝本。但是，通观整个日喻，柏拉图并没有说清楚这一问题。然而他虽然没有回答问题，但的确深化了问题，并在这种过程中发展了他的两个世界即可见世界和可知世界，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两种心灵即知识和意见的思想，并且深刻地揭示了作为可见世界的具体个人，只有通过对以“善”理念为核心的可知世界的模仿或学习，才能逐步实现灵魂转向，最终进人光明世界。
四、男女都有受教育的权利
关 键 词:伊本?图斐利;哈义?本?叶格赞;政治哲学;伊斯兰思想;思想史
《哈义?本?叶格赞》是阿拉伯哲学家伊本?图斐利的着作。根据其生前记载,他的后半生几乎是在宫廷中度过的。他着书数卷,但能够流传下来的只有该着作,“其原因可能要归于他崇尚的思想。过去的年代里,持门户之见,暴虐迫害的群小们总是不遗余力地扼杀阿拉伯思想中追求光明,提倡科学研究和解放桎梏的一切精神产品(在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尤甚)。伊本?图斐利的思想必属被消灭之列。因此我们仅耳闻许多早期阿拉伯优秀进步着作的书目,却无缘目睹。” [1]2图斐利的着作也许就是遭到了这样的厄运。
图斐利生活在宫廷的政治旋涡之中,根据他的政治经验,他已经洞察到政治的有限性,并试图以哲学的沉思活动来超越和克服政治的有限性,《哈义?本?叶格赞》这部着作恰恰表现了这一点。他在《哈义?本?叶格赞》中以隐微的方式向我们表达了这样一个主题: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他的最高成就是什么?——哲学。这不能不让人联想起18世纪另一部着作——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它倒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展现了现代人如何征服自然的图景。《哈义?本?叶格赞》的创作早于《鲁宾逊漂流记》。有专家认为,笛福在创作《鲁宾逊漂流记》时,曾受《哈义?本?叶格赞》的启发。391若如此,那么笛福的着作仅仅是对《哈义?本?叶格赞》着作的摹仿,这种摹仿是以启蒙式的主体性原则颠覆了古典的自然理性原则。这同时也是一次大的哲学反叛行动,即科学对古典哲学、现代对古代的反叛行动。这次行动提出一个尖锐而深刻的问题,即古典哲学在面对现代科学生活世界时如何生存。科学对古典哲学的挑战,使古典哲学面临合法性与正当性危机。于是,当我们再回到《哈义?本?叶格赞》的文本,对其进行解读时会发现,尽管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是对《哈义?本?叶格赞》的形式摹仿,但从前者对后者的思想观念或者精神实质的颠覆来看,恰恰表明了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古今之争。
一
图斐利在《哈义?本?叶格赞》开篇为叶格赞的出身设立了谜局,没有直接说叶格赞是由谁所生,“赤道线有一个印度岛屿,那里的人是自生的,既不要父亲,也不要母亲。”[1]29这为“先知穆罕默德提到过真主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亚当”[1]36的话题做了铺垫。于是,就有人以此为依据,认定叶格赞就是那样出生的,这就形成对叶格赞出生的第一种说法。接下来图斐利笔锋一转,使用古典政治哲学家柏拉图惯用的讲故事的修辞手法,开始叙述叶格赞出生的第二种说法。一个大岛国的国王的妹妹与国王的亲戚两人相爱,却遭到国王的干涉而不能结婚,于是,两人按照当时惯例偷偷成亲,不久产下男婴,后来怕被别人发觉此事,他们就把孩子放在钉好的木箱,放进大海,海浪把木箱推向一个荒岛,箱子开裂,一只母羚羊发现了箱子内的婴儿,把他抚养长大。这形成了叶格赞出生的第二种说法。这两种说法构成了叶格赞的诞生论:第一种即叶格赞无父无母,诞生于自然,这种说法是依据自然法则的,这恰恰说明“自然是万祖之祖,万母之母”92,图斐利阐明自然,是想阐明哲学的出现。沿着古典政治哲学的思想路径,“哲学由对祖传之物的诉求转向了对于某种比之祖传的更加古老的事物的诉求。……自然比之任何传统都更古久,因而它比任何传统都令人心生敬意。” 92因而哲学在根除权威之后,自然就是标准,自然意味着正确和正当的。第二种为约定说,认为依据约定法则,约定、祖传、权威是正当的,与此相反的是不合法的。因此,对万物最初事物(自然)追求的哲学,在政教合一的生活世界里的处境十分艰难。如果我们把叶格赞看成是哲学的意象,他的诞生就是对现有权威的挑战,同时政治与宗教却又成就了他,使他的哲学生活成为可能。如果没有政治与宗教的冲突,就不可能有叶格赞被放进钉好的木箱,放入大海,让海浪把木箱推向岛屿的情况,也不可能让叶格赞“从一种时代进入新的境况,最后达到‘完人’的境界”[1]34。图斐利之所以提到“完人的境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接受了阿拉伯政治哲学家法拉比的政治哲学观点。法拉比“取消了在德性城邦实施公开统治的哲学王,取而代之的是哲学家的一种隐秘的王者身份。这个哲学家,正是因其是一个‘探究者’,才成为一个‘完满之人’。他的私人身份乃是一个不完满社会的成员,对这个社会,他尝试着在可能的范围内加以人性化”207。法拉比通过变通的修辞方式,为他同时代与以后的阿拉伯哲学家从事哲学活动赢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间。图斐利的完人恰恰是对法拉比“完满之人”的另一种政治哲学理念的表达。
政治哲学之所以在伊斯兰世界能够扎根,除了法拉比对古希腊柏拉图政治哲学的修正之外,也有其生存的肥沃的土壤资源。如果我们考量伊斯兰教的启示就会发现,首先伊斯兰教所关注的不是一个信条,也不是一条教义,而是一种社会秩序,使《古兰经》构成终极政治社会秩序的解释依据。然而,终极秩序的建立者则是先知立法者,它不仅是最高秩序的政治家,而是最高秩序的哲学家,这样,先知立法者被构想成为哲学王。哲学王不仅是亚里士多德统绪中的主题,而且是柏拉图政治学的主题。而“先知学因此是一种地道的政治哲学,且是柏拉图政治哲学。与此同时,正是得益于其先知学的视野,这些伊斯兰哲学家才能回头并看穿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其实就是先知学(Prophetology)”248。当然,我们深知,伊斯兰语境中的先知哲学王是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哲学王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不难理解图斐利为何对叶格赞的出生要做两种处理。
如果说哲学活动在古希腊雅典是一种公开的活动,这就意味着哲学就是政治哲学,那么,哲学在中世纪伊斯兰世界就是一种隐秘的私人活动,这使图斐利在处理哲学与宗教政治生活的关系时并未采取古希腊方式,而是以一种温和而保守的方式来解决。在古希腊的自然说和约定说之争中,哲人苏格拉底站在自然说立场上反驳普罗泰戈那等智者学派的约定说,从而为哲学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进行辩护。这个棘手的问题在图斐利这里就转化为哲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他既不能用哲学驳斥宗教,也不能用宗教驳斥哲学,因为在政治哲人施特劳斯看来,哲学与宗教谁也无法驳倒对方。图斐利深知这一点,为了能够继续维持伊斯兰教带给阿拉伯人的社会秩序,又能在不危害社会秩序的情况下,使人们通过智性活动获得更大幸福。他于是就提出双重真理观,“这是西部阿拉伯世界调合宗教和哲学倾向之端倪。” 373当图斐利在描写叶格赞一出生就被装入木箱,让海浪送到一个岛屿时,就已经暗示哲学应该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自由活动,而不应该变成“实践哲学”,哲学家也不该是革命的实践者和急先锋。因为哲学就其本性而言,它具有“癫狂性”,它是一种用真理取代意见的知性活动。同时,任何政治社会的存在都离不开道德与宗教信念,以及在这个基础上所制定的法律的维系,如果这些意见和信念被哲学所颠覆,就会导致社会秩序的紊乱,甚至社会的崩溃。身处政治活动中心的图斐利对此颇为熟知,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位哲学家,他能够比任何人更深刻地体验到哲学与宗教之间的激烈冲突。在伊斯兰世界,“哲学的合法性没有得到承认”,必须采用显白的教诲,它就像一层铠甲,哲学穿着铠甲出场既不伤害别人,也保存了自己,这是一种政治的考虑。图斐利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给《哈义?本?叶格赞》穿上铠甲,使这部着作广泛流传,并被译成德、法、英、俄等多国语言。可以说,这部着作不是简单的文学作品,而是可以与柏拉图的《理想国》相媲美的政治哲学作品。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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