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9 18:51:45
导语：在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消费需求经济增长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通过对河北1995-2008年的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数据的定量研究,试图剖析在当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消费需求对于促进河北经济可持续增长所起的作用,为进一步提出促进河北消费需求增长的现实的、可操作的对策和建议奠定基础。
二、变量的选取
1.消费需求衡量指标的选取。消费需求作为一个宏观经济分析的范畴,是指一定时期内常住单位形成的对最终消费品的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总量。本课题研究消费需求的衡量指标是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最终消费。是常住单位为满足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购买的货物和服务的支出。根据消费主体不同,最终消费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又可细分为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
2.经济增长衡量指标的选取。经济增长是由产出能力的增加带来的总产出的持续增加,如果考虑到人口和价格因素,经济增长就是人均实际产出的增加。基于定量分析的需要,同时考虑到目前世界各国都采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从研究问题的一致性出发,本课题所涉及的经济增长是指总产出的增长,并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表示经济增长率。
三、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分析
消费率又称最终消费率,是最终消费需求在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作为一项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它不仅能反映一国(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最终使用格局,还可以直观地反映消费增长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经过分析我们发现:
1.最终消费率在低位徘徊,波动中呈下降趋势。从图1可以看出1995年以来,河北的消费率始终在50%以下徘徊,年均消费率为43.4%。由于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落后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按照当年价格计算,1996-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速为14.3%,最终消费的年均增速为13.2%,两者增速相差1.1个百分点。其中,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速为18.1%,而最终消费增速为14.3%,比地区生产总值增长慢3.8个百分点。由于消费需求增长慢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导致消费率在2008年降至1995年以来的最低点,仅为41.8%,比1995年下降了5.5个百分点。
2.消费需求各组成部分比重变化不平衡,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下降是消费率下降的原因。从图2可以看出:政府消费率呈平稳的上升趋势,由1996年的9.0%上升到2008年的13.5%,2005年开始已超过农村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率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下降幅度比较大,从1996年的37.9%下降为2008年的28.3%,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降为1995年以来的最低点。可见,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是造成最终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在居民消费构成中,城镇居民消费率基本表现出平稳的上升趋势,2005年起已超过农村居民消费率成为消费需求的第一主力,2008年已达到1995年以来的最高点19.2%,比1995年上升了近7个百分点;而农村居民消费率则呈现出反方向变化趋势,从1996年开始一直呈下降的趋势,到2008年降为1995年以来的最低点9.1%,下降了14.4个百分点,可见,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下降是居民消费下降的主要原因。
四、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析
为进一步量化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我们计算了各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各需求的增加额/GDP增加额×100%)和各需求对GDP增长拉动的百分点(GDP增长的百分点×各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两个指标,并绘制了折线图(见图3-6)。经过分析发现:
1.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是第一位的,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二动力。1996年以来,在河北经济平均12.7%的增速中,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以及地区间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0.3%、54%和5.7%,分别拉动经济增长5.1、6.9和0.7个百分点。可见,投资目前已是三大需求中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主动力,消费需求仅次于投资需求。图4显示:除1999-2002年这四年消费的贡献率大于投资和2003年、2005年消费和投资共同拉动经济增长以外,其余年份主要是投资需求在支撑着经济的增长。图5显示:1995年以来,河北的国内生产总值呈现出高速持续的增长,而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较快的年份中,投资的拉动作用显著,可见,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短时间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成为政府提高经济增长率的首选因素。
2.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为持久和相对稳定,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图4显示:相对于投资需求,河北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足,但是与资本形成拉动经济增长(3-10.1)及货物和服务的净流出拉动经济增长(-1.5-4.96)相比,消费需求增长对经济的拉动(3.1-7.1)波动较小,是拉动经济增长最为稳定的因素。由于消费需求具有刚性,决定了在地区生产总值的年新增额中,消费需求波动幅度远远小于投资等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惯性最大。在经济增长扩张期,消费需求增加不如投资明显;同样,在经济收缩期,消费需求的下降幅度也最小,因而,消费需求成为河北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转贴于中国3.消费需求中居民消费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从消费需求的构成来看,1996-2008年,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为14.7%,低于同期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25.69%。图5显示: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的总体水平要高于政府消费,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保持平稳,平均水平为1.86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的平均水平为3.27个百分点。
从居民消费内部构成来看,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波动中呈下降的趋势,相对差异较大,从1996年的19.8%,下降至2008年的2.38%,下降了17.4个百分点,平均贡献率仅为5.06%;而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波动中呈上升的趋势,从1996年的2.5%,上升到2008年的20.77%,平均贡献率为20%。图6显示: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拉动的平均水平(0.64个百分点),不仅远远低于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的平均水平(2.62个百分点),也低于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水平。
五、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的灰关联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GRA)是建立在灰色系统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分析方法,对于小样本,该方法要优于经典的数学分析方法。其目的是寻求系统中各要素的主要关系,并确定要素间的相互影响程度和对系统行为的贡献程度。
本文选取河北省1995-2008年按当年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参考序列,最终消费、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构成序列作为比较序列。用均值法对原始数据序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即同一数列的所有数据均处以该数列的平均值,得到一个新的数列,这个新的数列就是各个时刻的数值相对于该数列平均值的倍数的数列;然后,根据参考序列和各个比较序列计算差序列,从差序列表得知最小差值Δ(min)=0.0011719,最大差值Δ(max)=0.820203;由灰色关联系数的公式,令计算出各个因素在不同时期的灰色关联系数;最后,根据关联度公式:,计算各个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联度,分析结果显示:
河北最终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很高为0.942,且各年的关联系数大部分都在90%以上,而且变动幅度比较小,说明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河北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础。
在最终消费构成中,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0.846)比政府消费(0.801)稍大,但是二者相差不大,说明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居民消费构成中,城镇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0.761)远远高于农村居民消费(0.597),这也表明虽然在总人口中,农村居民所占比重远远高于城镇居民,但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大于农村居民消费。分阶段来看,居民消费的关联度从九五时期的0.692一直上升到十一五时期的0.787;城镇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从0.752上升一直上升到0.862,说明居民消费尤其是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上升的趋势。
六、结论
［关键词］经济增长；ADF检验；协整检验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3283(2012)04-0085-03
对于工资水平高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观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工资对社会经济增长有正面作用；效率工资研究者从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正相关关系角度得出，效率工资会对经济增长间接产生促进影响，为证实两者之间的影响关系，本文利用山东省1984—2010年数据根据E—G两步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因果检验对山东省工资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一、工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1.工资的内生推动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竞争性劳动力市场中，工人为了避免失业或者为了获得更高的工资水平而增加教育的投入，以提高自身素质和劳动生产率，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一个人拥有的知识、技能、综合能力与物质资本具有同样的提高生产率的功能。工人增加人力资本投入的行为，从微观来看，企业的产出水平和利润率会不断增加；从宏观来看，工人的自身素质较高，可操作高技术设备，并能参与产品创新活动，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技术水平，促进经济增长。
2.工资的消费积累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消费角度看其主要原理是：工资水平变动会影响居民消费水平，消费变动影响社会总需求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消费效应。经济学家认为工人工资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用于消费，一部分用于储蓄，消费是构成经济总需求的主要部分。由凯恩斯理论—总需求决定总供给可知，一个社会的总需求的增加或者减少会对其生产状况产生影响，所以工资水平变化时，消费水平也会发生变化，消费的波动会导致经济总需求的波动，从而引起经济繁荣或萧条的变化。
3.工资的动力激励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工资反映了劳动力的真实价格，均衡的实际工资水平等于劳动力的边际产品，即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决定了工资水平，较高劳动生产率得到的工资高，反之得到低工资。由于工资差别的存在，劳动者从低工资部门向高工资部门转移，这样就会促进由各部门组成的经济体的总生产率的增长，这种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带动的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选择的样本空间为1984—2010年，以山东省GDP表示经济增长的指标，工资总量W表示山东省工资水平的指标（GDP和工资额W的单位是亿元），为了更好证实两者增长幅度的合理性，在分析过程中以两者的增长指数为研究对象，计算指标变化指数时以1984年为基期，考察1985—2010年经济增长与工资同比变化情况进而分析两者之间的协整关系。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原来的协整关系，并能使其趋势线性化，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所以对GDP指数和工资总额W指数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分别用LGDP和LW表示自然对数的经济增长和工资水平。
1.单位根检验—实证检验前提条件
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要求变量是同阶单整的，否则可能出现“谬误回归”。所以在检验时间序列的协整性之前，首先检验LGDP和LW单整阶数。这是因为对不平稳的时间列进行回归会导致谬误回归。对变量进行平稳检验一般采用ADF检验法，以确定判断变量的单整阶数。具体检验结果见表1：
由检验结果可知LGDP和LW序列都是非平稳的序列，但它们都是二阶单整序列。由协整理论可以对两者关系进行协整检验。
2.山东省经济增长和工资的协整性分析
由检验结果可知LGDP和LW序列都是非平稳的序列，但它们都是二阶单整序列。现在可进行两者之间的协整检验。本文对两个变量只可能有一个协整关系，利用E—G检验法能直接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且容易理解和接受，故本文采用E—G两步法，具体检验如下：
第一步，用传统OLS法对LGDP和LW进行回归估计。回归结果如下:
LGDP=-0.6128+1.1043LW+μt（1）
R2=0.9978，ADjustedR2=0.9977，F=10860.7
方程（1）是不是协整方程取决于μt是否平稳，是否具有单位根。如果μt有单位根，是非平稳的，方程（1）为谬误回归，无经济意义，不值得进一步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如果无单位根是平稳的，方程（1）为协整方程，具有经济意义，值得进一步分析研究。所以关键是检验μt有无单位根。
第二步，对方程（1）的误差项进行单位根检验。
为确定方程（1）误差项的ADF检验模式，做出方程（1）误差时间序列，见表2：
由表2可以看出，在ADF检验统计量小于5%显著水平下的临界说明残差μt为平稳序列。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山东省的经济增长与工资水平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存在一种真实、长期的经济均衡关系。根据协整方程（1）可以得出山东省经济增长LGDP和工资LW存在正相关关系，工资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1.1043，即工资增加1%，经济增长则增加1.1043%。
3.山东省经济增长和工资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经济模型的建立过程，虽然用回归分析的处理工具处理经济变量对其他经济变量的依存性问题，但并不能有效说明山东省经济增长与工资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为了进一步检验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就山东省工资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单向的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检验显示，山东省工资水平与经济增长存在两种Granger因果关系：（1）LW是LGDP变化的原因，即山东省工资水平的变化促进了经济的增长；（2）LGDP是LW变化的原因，即山东省经济的增长也会促进工资水平逐渐增加。
4.误差修正模型—讨论变量短期均衡关系以及短期失衡向长期均衡的调整
协整分析表明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仍然需要探讨变量之间短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失衡能否向长期均衡调整，本文利用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失衡调整，所以先需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模型）。
根据Granger定理，一组具有协整关系的变量一定有误差修正模型表达式的存在。根据前部分证明，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所以山东省经济增长和工资变量之间也能够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估计向量误差纠正模型，其中把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变量从方程（2）中剔除，根据相应系数的t统计量，变量的误差修正模型为：
LGDP=0.0789-0.1083ecm+0.9328LGDP（-1）-0.3457GDP（-2）-0.0576W（-1）-0.0205W（-2）（2）
R2=0.6171，ADjusted R2=0.5143，F=4.6132
其中均衡误差ecm是协整回归方程（1）的随机误差项，即: ecm=LGDP+0.6128-1.1043LW
上面的误差修正模型中，各差分项反映了变量短期波动的影响。在分析山东省经济增长过程中，变量（LGDP）被解释的波动被分解为两个部分: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误差修正项ecm=LGDP+0.6128-1.1043LW说明长期均衡的影响是，当W每增长1%，在长期内将引起经济增长1.1043%；短期波动情况为，LGDP与上一期LGDP成正相关关系，上一期LGDP每增加1％，当期LGDP增加0.9%；LGDP与上一期LW成负相关关系，上一期LW每增加1％，当前LGDP减少0.05%。从误差修正系数（-0.1083）来看，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0.1083）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根据1984—2010年山东省工资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通过协整检验显示山东省工资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也即存在一种真实的、长期的经济均衡关系，且两者成正相关关系，工资每增加1%，经济增长大约增加1.1043％。因此，为保持山东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从长期来看，要使山东省劳动力优势成为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必须使工资收入持续增长。
2.通过Granger检验表明工资水平的增长能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也进一步导致工资水平的提高，所以要发展山东省经济必须提高居民的劳动收入，使居民劳动收入的增长与非劳动收入的增长相适应；使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与经济增长相适应，必将促进山东省经济社会更加和谐。
3.误差修正模型表明，变量之间短期动态均衡关系是LGDP与上一期LW成负相关关系，表明增加工资短期波动对山东省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这个结论符合工资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根据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如果政府通过采取临时性的减税或其他措施来增加居民收入时，不能达到刺激消费目的，因为这种临时性的额外收入只有很少一部分被用作消费，其余全部转化为储蓄，从而不能促进地方经济的增长。
实证结果表明，要发展山东省经济，必须合理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促使经济持续增长。根据山东省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制度不健全，市场难以发挥作用等情况，山东省政府应采取积极的工资政策完善劳动力市场，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以提高劳动的效率。
［参考文献］
［1］张晓桐.Eviews的使用指南与案例［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230-251.
［2］胡放之.中国经济起飞阶段的工资水平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176.
［3］丁纪岗.区域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6：60-63.
［4］山东统计局.山东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5］刘伟，张辉.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J］.经济研究，2008（11）:4-15.
［6］徐长生，刘望辉.劳动力市场扭曲与中国宏观经济失衡［J］.统计研究，2008（3）32-37.
［7］胡放之.试析我国工资水平对劳动力配置的影响［J］.理论导刊，2005（9）:21-22.
［8］方烨.百姓收入能否同GDP一起翻番［N］.经济参考报，2005-10-22.
[关键词] 教育 经济 关系 途径
教育的发展，能有效的促进经济增长，使教育源源不断地“生产”出知识人才和新的知识为经济建设服务。在知识经济时代，教育必将发挥其巨大的作用，而如何及时、准确、科学地把握机会，研究机制，引导发展，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认清教育对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研究教育影响经济发展的具体表现，找到教育影响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教育是产业经济增长的源泉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创新型国家的今天，深入认识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及其表现形式，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一个国家教育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它的科技创新能力，进而决定了它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模式。发达国家以及我国的经济发展历程，无不说明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和突出贡献。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技术变革往往能直接导致国家经济跳跃式增长。引起技术变革的力量在于人才，人才的培养直接依赖于教育。教育不仅能够传授科学知识，而且还能使大量新的科学知识得以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
二、教育与经济互相促进
我们知道，无论是知识储量的积累，还是知识的创新，无不依赖于教育。自有人类社会以来，教育就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教育促进了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推动了教育的发展。教育不仅起着传播知识的作用，还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最主要的经济增长因素之一。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就更加明显，通过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不同的教育水平和条件下，会导致不同的经济发展方针，形成不同的经济增长过程。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发展的水平，可以说，今天的教育水平决定着明天的科学技术水平，也决定了后天的经济发展水平。
三、教育推动经济增长途径
1.教育使人力资本得以增值
教育在推动人力资本增值的同时，也推动着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的步伐，从而不断提高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在人力资本和科技进步的共同作用下，教育对经济增长本身起着一种外溢的影响，使教育真正对经济产生刺激作用。因此，通过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是一个重要方面，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战略意义。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劳动力资源的整体素质得到了提高，对于经济增长将产生巨大的、积极的影响。在知识外溢效应下，教育本身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种内生因素，对经济增长有直接的推动力，同时经济增长也推动着教育的不断发展。在教育所带来的知识外溢效应下，人力资源的投入、科技的投入都会呈现出边际生产力递增的现象。
2.教育促使产业结构调整
影响产业形成和发展的因素很多，其中教育也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教育通过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实现经济增长。具体表现为，教育对社会分工的发展和深化和细化起促进作用，而社会分工的发展是引起产业结构发展变化的前提。再者是教育影响着劳动手段，劳动对象和劳动力等社会生产力的各种要素，而生产力各种要素的变化，恰恰是社会生产宏观比例变化的重要基础。可见，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教育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教育观念的更新，人们会逐渐认识到一定量的教育的消费，在以后的生产中所产生的经济效和社会效益远远大于当初对教育的投入，也就是说有限的投入得到了了相当可观的增值、回报。随着生产力和生产水平的不断发展，教育消费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加，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从经济的快速发展。
3.教育使产业加速进入知识经济时代
教育将加速产业经济的更新换代与升级，使产业迎来了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及人才的培养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培养适应产业结构调整所需的各级各类人才，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教育改革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随着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创新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持久驱动力，以知识与信息为资源、以人才和创新能力为动力的高新技术产业，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支柱产业。知识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形成了一批与知识和信息密切相关的新兴产业，如以计算机软件、生物制技术等，并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同时，知识经济也使得传统产业部门的知识和信息含量不断增加，即提高了全体劳动者的素质，同时也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教育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蔡俊兰:中国高等教育规模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实证分析[J].高教探索, 2008,(03)
[2]庞资胜:教育产业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J].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6,(S1)
[3]辜子寅: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计量研究[J].商场现代化, 2007,(34)
[4]付廷臣: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J].商场现代化, 2007,(15)
[5]马文玲: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研究[J].商场现代化, 2007,(32)
[关键词]消费；投资；结构性失衡；一次性退税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9)01-0016-04
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波动和国内股市低迷、房市不确定性风险加大的宏观背景下，如何在构建和谐社会、节约型社会的新时期促增长、抑通胀仍没有定论，由此，笔者认为这一领域理应成为一项重要的宏观经济研究课题。本文将着重从政府更应注重消费拉动刺激经济总量增长与结构进一步调整、对“一次性退税拉动消费”单一政策观点的反驳以及政策组合、多管齐下促进经济更稳定地有效发展三方面进行研究。
一、政府刺激总量增长与结构调整：更应注重消费拉动
(一)2001―2006年消费与投资的结构失衡背景下拉动经济增长。据相关部门测算，2001年至2006年，我国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9.8％，而按累计法计算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高达21％。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00年的22.4％急速增加到2006年的41.3％，同时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由65.1％下降到39.2％。这一系列的数据表明，在这一阶段我国10％左右的快速经济增长是建立在消费与投资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激化的基础上，而且当时很多经济学家预期可能会进一步保持这种趋势，笔者认为，主要受我国长期以来往往靠投资拉动，尤其是在我国内需不足的情况下更依赖投资拉动这种根深蒂固思想的影响。
(二)2007年争论中的“拐点”可能成为瞬间即逝的“波动点”。2007年，应该说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了一个利好消息。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2007年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功不可没，对GDP的贡献7年来首次超过投资。初步估计，在11.4％的GDP增长中，消费、投资、净出口对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8.6％、37.7％和23.7％，分别拉动4.4、4.3、2.7个百分点。衡量实物消费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89210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6.8％。加快3.1个百分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37239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4.8％，加快0.9个百分点；贸易顺差2622亿美元，同比增长47.7％，减缓26.3个百分点。当初，笔者对此数据还有所保留意见。如果统计数据可靠，并且在以后的经济运行中能够继续保持或结构进一步改善，对于中国奥运以及奥运后的长期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也就意味着2007年成为投资与消费拉动经济的“真正拐点”。然而，据统计显示，2008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1.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6个百分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3％，比上年同期加快0.4个百分点；出口同比增长21.9％，比上年同期回落了5.7个百分点。从消费品零售额的增长速度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幅度来看，相差近5个百分点，再加上今年的物价上涨，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对未来的消费支出预期存有顾虑，从而很可能导致2008年又转为投资拉动的主导年，最终使得2007年变为短暂的“波动点”。
(三)2008―2010年消费与投资贡献度难有明显改观。笔者认为，至少有如下原因导致消费与投资贡献度难有较大改观：首先，中央的紧缩货币政策，可能对二者都有一定的冲击，孰大孰小，并不明朗，但是变动的方向性是明确的，速度都会趋于下降；其次，股市的负财富效应对消费的冲击，就目前而言，目前对于消费的影响并不大，然而可能会由于一定的时滞因素，在未来的2～3年中很可能会表现出来；再次，我国政府可能会对奥运后经济常出现下滑的国际现象高度重视，投资可能会进一步走强，以免经济衰退；最后政府换届后的政绩观也有可能进一步拉动投资，而消费很难在未来的两三年中得到明显的改观。
(四)政府应更重视消费拉动的长期效应。事实上，从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可以看出针对消费与投资关系相比以前有显著变化，即从以往的“投资拉动”转变为“投资、消费双拉动”。显然，这一改变主要是针对中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这一问题而提出。然而，笔者认为，消费拉动应该比投资拉动更为重要。原因在于：首先，当前美国金融危机引致的全球经济波动，势必在外需受到挤压的情况下，更应注重内需的刺激。事实上，即使未出现全球波动风险，也应通过促进内需降低我国外在依存度过高的风险，进一步讲，在内需拉动中，如果消费需求拉动不了，最终的投资拉动无法实现，也就无法从根本上带动经济增长，甚至可能会适得其反，将经济带入产能过剩、效率效益低下的恶性循环之中。其次，从西方发达国家中也可得到启示，一般而言，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贡献度大约为70％～80％，与我国相差30～40个百分点。另外，非洲国家1971～2001年平均消费率与投资率分别为78.5％、21.9％，亚洲相应的消费率和平均投资率也分别达到76.6％、27.6％。可以看出，我国消费贡献度是相对较低的，这是无需置疑的，至于适合我国具体的消费、投资、出口比例值得进一步探究。再次，日本20世纪90年代初的泡沫经济的启示也要求重视消费的长久拉动效应。当初，政府投资一直在拉动经济，而消费需求萎缩将日本经济拖入泥潭，最近有一些日本学者如吉野直行等认为中国经济走入了当时日本所经历的泡沫经济或者说惊人的相似，尽管笔者并不认同，但是这一教训，使得我们应该更清楚地重视消费拉动，尤其是当可能出现泡沫苗头的时候更加重要。
二、对单一手段“以一次性退税拉动消费”的商榷
如何拉动消费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有序增长问题凸显出其重要性和紧迫性。众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最近笔者看到一种观点，“以一次性退税拉动消费”笔者对此并不赞同。
首先，立论依据值得推敲。如果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成立的话或者在中国完全符合的话，这一结论或许是正确的，即采取退税，让居民感觉收入增加，促进消费。然而，事实上凯恩斯的绝对消费理论提出之后，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表现在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和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假说等都对其进行了补充和修正。弗里德曼认为一个人的收入可分为持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其中，持久性的收入是稳定的、正常的收入，暂时性收入则是不稳定的、意外的收入。最终他认为，决定人们消费支出是他们持久收
入。杜森贝利的观点则认为影响消费的因素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其他家庭或个人的收入水平，即消费者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相对地位；二是最近时期的收入水平，主要指消费者过去所达到的最高收入水平。莫迪利亚尼的消费理论与弗里德曼有些相似，只不过并未对持久收入进行相关测算。从而，可以看出，凯恩斯消费理论，本身就有较大的缺陷，如凯恩斯理论建立在主观的心理分析基础之上，而且逻辑也较不严密；作为经济理论的支柱建立在心理分析基础之上难以令人信服等，而在“以一次性退税拉动消费”的观点中，恰恰认为，“退税可以让居民心理上增加了一笔财富，从而更有利于消费”。也就是忽视了这一理论的局限性。
其次，即使假设成立，退税对消费影响是相当微弱的，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一次性退税”从当期收入来讲，确实会增加。然而，这种增加只是一种短暂性的、一次性的，应该说对于消费的影响尽管会有一定的正向影响，但这种影响是相当微弱的，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依据在于：其一，这种短暂的收入并没有改变人们的消费预期，也就是并非持久收入的提高，而人们往往从长远和持久收入而非临时性收入的暂时提高进行选择消费。另外退税也并未改变消费者的相对地位或身份，从而决定了影响的有限性。其二，尤其在人们住房压力大、教育投入比例大、医疗与社会保障还需逐步完善的大环境下，这种短暂性的退税其有效性更要打一个折扣。其三，一般而言，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要小于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这种“一次性退税”的主要受益者集中在城市，而农村比例相对较低，长期以来农村的消费拉动严重偏低并不会因这种政策发生改变，相反，甚至会进一步导致城乡差距的拉大，与此同时，宏观全局上的消费拉动(由于城市偏低、农村偏高)又未发生任何实质意义上的变化，很可能会造成得不偿失，甚至完全是负面意义上的影响。
再次，国外研究结论类推的机制不成立。近年来，美国相关机构的研究人员追踪了3万户接到或即将接到退税支票的家庭，记录下他们每周的开支状况，以研究财政刺激政策是否奏效。他们的研究结论：在政府寄发退税支票后，美国家庭在食物、百货、药品上的平均开销增加了3.5％。这里，在美国，退税收入的增加，使得人们的消费支出增加无可厚非，然而，我想首先对这一数据有些疑问，在美国基尼系数相对较低的情况下，收入的增加，食物、百货的增加比例占如此高的比例，这是值得进一步论证的；其二，美国的情况与中国差异是非常大的，如前所述，在住房、教育和社会保障方面中国还是相对不完善的，应该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即使像在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中，退税其贡献度也较为低下，不到4％，更何况在我国?由此，即使这一实证可靠的情况下，从美国的情况类推到中国，实行“一次性退税拉动消费”这一政策措施需谨慎。
最后，全球经济波动与国内股市房市波动双重波动的冲击，更是雪上加霜。事实上，即使未发生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国内也未出现股市和房市的低迷迹象和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中国消费者由于受住房、子女教育和未来医疗等因素的影响，决定了消费者储蓄倾向的进一步提高，反而有可能出现消费下滑的趋势。那么，目前又面临美国最近的金融危机，甚至波及到很多国家和地区，中国也不例外，对于国内经济走势不明朗应该说是雪上加霜，从而导致很难通过单一手段能够改变这种消费者预期不看好的现状。据相关调查，这种预期低迷和信心不足将持续很长一段时期影响消费、投资，最终影响中国经济，更何况在我国消费倾向相对低下具有一种根深蒂固性，从长期以来我国涵盖投资需求在内的总需求一直不足可以得到验证。与此同时，政府往往受政绩观的驱使，从而具有依赖投资立竿见影地拉动经济增长的偏好，也进一步说明消费刺激的脆弱性，单一手段效果从这一视角将被冲击得更小。
三、政府拉动消费还须多管齐下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消费贡献度不足、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单一政策手段拉动消费很难奏效。然而，笔者对此并不悲观，因为这一系列的问题反而更彰显出了拉动消费的空间、中国经济有进一步持续增长的内在潜力与动力，而且，依赖这种潜在的巨大消费空间，可以有利于我国摆脱以往依靠投资拉动、依赖出口的外向型经济等，最终降低与规避经济持续增长与良性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风险。那么，如何最终拉动消费?笔者以为，还须多管齐下：
1，把握“消费、投资和出口”和谐共生、有所侧重的原则。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出口拉动应该说是无须质疑的，然而这种增长方式无论从外在环境压力还是从内在的发展要求来看，其发展模式问题与系统风险都是比较大的，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应该向消费、投资和出口和谐共生、有所侧重消费拉动的方向上努力，以缓解我国长期以来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矛盾，降低对出口的外向型依赖。
2，从偏重城市消费市场转向以农村消费市场为重心。消费作为经济运行的主要动力，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要全面扩大消费需求，就必须重视开拓农村消费市场。上文提到，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再加上我国的农村消费市场不仅庞大，而且其潜力长期以来并未“爆发”出来。由此，要从根本上拉动消费促增长，着眼点还需聚焦农村消费市场，具体而言，需要从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改变农民消费心理以及消费习惯等方面人手。根据商务部7月31日的数据，2008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地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16224亿元，同比增长20％，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5.7个百分点，增速低于城市2.1个百分点，比2007年扩大了0.5个百分点。进一步讲，如果考虑到年初南方部分地区出现历史罕见的低温雨雪天以及5月份发生的汶川大地震，农业生产与农村流通设施遭受重大损失。那么农村消费能力事实上拥有更大的空间有待进一步挖掘。
3，金融安全下的适度消费信贷扩张。预算约束应该说是制约消费行为的硬指标，那么，在我国总量扩张与结构调整的宏观背景下，内需长期以来一直又凸显相对不足，新时期采用适度扩展消费信贷这一货币政策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尽管众多金融机构纷纷推出了个人住房贷款、汽车贷款、大额耐用消费品贷款、助学贷款、个人住房装修贷款、综合贷款等各种类型的消费信贷业务，但是笔者认为，在我国仍处于起始阶段，力度、广度和深度还可以加大和推进一些，可以考虑从城市逐渐推向农村、从高中收入者适当推向低收入阶层、从房贷、汽车等领域扩展到其他若干领域，为经济注入新活力。此外，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过程中，需注重金融风险。尽管消费信贷可以支持消费，搞活经济，但是，美国近来的次贷危机，给我们提供了鲜活的警醒教训，由此这里应建立在金融安全的前提上，当然并不能因此而紧缚手脚。
关键词：经济增长 可持续性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以2000年不变美元计算，中国人均GDP从1980年的173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1700美元，算术人均GDP增长率保持在10.0%。然而，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城镇居民及农民的生活水平与福利待遇却没有取得的相应的提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统计，20世纪90 年代以来，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一直在60％左右，远低于同期世界78％-79％的水平。2005年伊始，我国经济政策的目标开始倾向于拉动内需，旨在提高居民消费支出水平。此举既是为了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水平，将经济调控的目标最终回归到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来，更是当前经济背景下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必须选择。
当前我国经济总量的增长特征
（一）投资与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经历着高增长的过程，1979年至2005年间GDP平均增长率为9.46%，人均GDP增长率保持在8.2%。
伴随着高增长是固定资产的高投资。1979年至2005年的27年中，我国的投资率(投资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有19个年份是在35％以上，有8年在40％以上。高额的投资大大提高了我国生产资料的供给能力，为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
而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出口创汇成为经济政策的一个取向。1993年时我国是逆差，之后开始调控并一直保持顺差，1998年达到了的高位3605.5亿人民币，之后由于金融危机的波及而逐渐减少。2002年贸易顺差开始回升，至2005年进出口总额为1.4万亿美元，其中贸易顺差为1000亿美元。
如果我们把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至现在作为我国经济复苏的一个时期，则当前我国经济的一大特征就是“投资与出口承担着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责任”。见表1，1999至2005年间，投资率基本处于上升趋势，其中2005年高达53％，而出口占GDP比重平均在19%，这两个指标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于高投资与高出口。
（二）居民消费支出过低
表1中，1999至2005年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的消费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平均值为61%，远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8％-79％的水平。
当前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端分析
（一）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难以维持
1.贸易摩擦日益增加。近年来，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与我国的贸易摩擦日益严重，使外贸环境有所恶化，我国原有的贸易格局将会改变。
2.人民币存在升值压力。客观上，巨额的国际收支顺差必然带来人民币汇率升值；主观上，为了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和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人民币的升值成为必然。人民币的升值必然会带来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的上升，在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下，出口额一定会减少。
3.资源瓶颈问题。原来出口的低端产品对国内资源消耗严重，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将会从政策上限制那些低技术含量产品的出口。在没有相应新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前，这必将影响总体出口水平。
（二）高投资拉动型增长方式难以持续
1.高投资赖以存在的基础―高储蓄难以持续。20世纪90年代，我国总储蓄率(其中居民储蓄占一半以上)稳定在40%左右，2005年高达51%，远远高于19.7%的世界平均水平。高储蓄通过金融市场最终转化为了高投资，但因为自然和经济因素，我国居民的储蓄率会逐渐下降。
包括住房、医疗、教育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将提高居民日常消费的积极性，从而减少用于未来支出的储蓄。
消费信贷市场的完善和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必将降低人们储蓄的欲望。
人口红利因素的消失也必将带来储蓄的大幅度降低。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正逐渐显现出来，随着青壮年在人口中比重的减少，其储蓄额也将减少
2.高投资带来了高额的宏观成本。长久以来，我国通过金融压抑压低市场利率水平，降低了投资成本。这些容易获得的低成本的资金主要流向了大中型国企。一方面，低成本的资金使得企业不讲究投资效益；另一方面，国企的政企不分导致了投资预算缺乏相应的约束。而这种行为导致了两个方面的问题：投资效益低下，资金浪费严重；大量贷款无法收回，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严重，政府为此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
市场经济转型中由于法制不健全，盲目的高投资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外部负效应，导致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3.高投资带来生产过剩危机。盲目的投资使得一些局部市场过热，某些产品的生产能力远远超过了国内市场需求。未来5到10年，所有的投资都将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从而使总供给能力大幅度增加。若总需求不能相应提升，则必将形成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
拉动内部消费需求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开放的经济下，一国总支出可表示为：AE=C+I+GP+EX
其中，AE表示总支出，C表示国内消费支出，I表示国内投资，GP表示政府购买支出，EX表示出口。
商品市场的自动均衡功能会使得总收入与总支出相等： Y=AE
从而，总支出构成中任意一项的改变都将改变总支出量，从而改变总收入量。总收入的增加即为经济的增长。
（一）增加消费支出是实现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佳选择
1998年以来的积极的财政政策鼓励了企业的投资以及政府支出，由于“高储蓄―高投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维持 ；政府通过发行大量国债实现储蓄转化为政府支出的方式也因为财政预算约束不具备持续性 ；原有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也正改变。于是，国内消费支出的增加成为总支出增加，从而成为总收入增加的唯一可选择的途径。因此，拉动内部消费需求也就成为当前拉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必然选择。
同时，增加消费支出具有广阔的空间。由于收入过低，受到预算约束影响，西部、农村、城镇低收入者的消费需求远远没有开发出来，这部分需求的启动将会给国民收入的提高带来巨大的推动力。
（二）增加消费支出有利于经济稳定与发展
依靠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更具有稳定性，更符合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根据持久性收入理论，人们的消费支出取决于持久收入的改变，往往具有较强的稳定性。相比之下，影响投资的外在因素很多，且支出水平依赖于企业的主观判断，所以，投资支出波动很大，并且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从而，用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常常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大起大落。同时，我国前期投资将在未来几年形成现实的生产能力，如果没有相应消费需求的增加，这些生产能力将会导致生产过剩危机，从而引发经济衰退。
经济发展的目标要求提高人均消费水平。投资为消费水平提高打下物质基础，消费支出的增加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终方式。
（三）增加消费支出有利于实现经济的外部均衡
增加消费支出必然带来进口倾向的增加，通过增加进口可以缓解当前巨额的贸易顺差，实现国际收支的均衡，并降低人民币升值压力。
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偏低的原因分析
长久以来，我国市场经济转型中国家宏观调控的不足导致了我国居民总体消费需求偏低。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新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增强了居民的储蓄意愿，抑制了人们消费欲望。比如，当前医疗、住房、教育价格过高，但相应的保障制度没有建立和健全，一般家庭的主要收入需要为这几方面的支出而储备，从而当期其他消费就降低了。我国的经济政策导向忽视了消费需求，仅仅重视投资与出口创汇，这必然使得国民收入中相当一部分要用于投资与出口，国内总体消费需求受到抑制。收入差距过大成为国内总消费需求难以提升的限制条件。发改委近日报告称，当前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已比较大，“基尼系数”已达到合理值的上限，在0.4左右。城市低收入者和农民还有很大的消费空间，但没有相应增加的收入作支撑；高收入者的基本消费欲望早已满足，新增加的收入无法转化成有效需求。
拉动内部消费需求的经济政策选择
一般说来，货币政策重在总量调节，而财政政策则能实现结构调整。当前，针对我国低收入阶层，财政政策有选择性的调控方式更能解决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
（一）多渠道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
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村教育、卫生、饮水、道路、电网、通信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继续通过免税、农产品价格扶持等方式直接增加农民收入；同时，通过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增加科技投入提高农业产出水平。
调整政府支出结构，政府支出向完善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体系等方向转化。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将有效提高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从而减少其储蓄意愿，增加消费支出水平。
鼓励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发展，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就业收入。尤其是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上，中小企业的崛起可以吸纳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同时对于拉动内需、刺激消费发挥着主力军作用。
通过所得税等税收政策降低收入差距。在我国，个人所得税既是税收收入的重要来源，又是财税政策调节分配差距的重要手段。但现行税制的运行出现了穷人税负重而富人税负轻的“逆向调节”局面。对个人所得税，首先应着重完善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混合所得税制；其次，制定更趋合理的税率和费用扣除标准；最后，加强个税征管，改善征管手段。
（二）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配合财政政策
拉动内需需要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个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相对于投资来说更加明显。因此，应适度增加货币供给量，满足经济持续增长的需要。
参考文献：
1.陈新平.我国宏观经济外部失衡及财政税收应对之策[J].宏观经济管理．2006（1）
2.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高投资，宏观成本与经济增长的持续性[J].经济研究，2005（10）
3.李扬，殷剑峰．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高储蓄，高投资和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5（2）
继国务院2008年11月推出4万亿元刺激经济方案后，各地政府也先后公布了各自的投资计划。根据对已公布投资计划的24个省市的统计，投资计划总额已经接近20万亿，其中绝大部分以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为主要投资方向。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计划，虽然有利于填补出口和私人投资滑坡带来的增长缺口，但也存在着影响中国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潜在问题，需要引起极大的警惕。
投资“乘数”效应的无力
判断经济的好坏，不能单纯依靠GDP指标进行衡量。如果只重视投资的数量，而不注重投资质量，不对工程建设当中的腐败问题和工程质量问题进行严格控制，那么，即使2009年GDP增长保住8％，但是在2009年之后的隐患，例如银行不良资产问题的集中爆发，将可能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
此次中央和地方扩大投资的一个重要依据，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引起国家投资的增加，能引起有效需求和消费的增加，循环往复形成新的投资需求，将数倍于初始的投资数量，“投资乘数”效应。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7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高达到0.448，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这意味着在当前世界国别比较中，中国扩大投资的“投资乘数”或投资效果是较低的、较差的。如果不能有效地调整收入在各阶层之间的分配，扩大投资不仅不能起到国民经济增长的“倍增计划”，反而可能会造成投资浪费、投资无法收回等。
很久以来，中国工程承包市场存在高度的垄断性和屡禁不止的腐败问题，致使政府投资能在多大程度上公平地惠及众多建筑企业和庞大的施工工人群体，不少人是表示怀疑的。在建筑企业和建筑材料、设备生产企业内部，生产工人又能从工程价格中获得多大比例的工资收入?这些都关系到政府扩大投资所能带动的消费效应和投资效果。然而，由于中国建设管理体制的固有问题，工程建设中的分包、转包和各种回扣现象严重，使得真正用于施工的劳务、材料支出的费用偏低，大量的工程费用以管理费、中介费、利润等形式流入少数人腰包。因此，当前由各级政府主导的各项固定资产投资活动，如果不能加以正确的引导监督，很有可能变成产生腐败和豆腐渣工程的源头，其所引起的循环往复的拉动消费需求的过程，也会是一个急剧衰减的过程。
如果考虑到政府财政拉动公众收入的普遍性，则减税和加大对“三农”、社会保障和处于瓶颈地位的基础设施投入的效果是明显的。同政府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可能引起的各种负面影响相比，减税则是一种相对无代价的公共支出，而且涉及面是普遍的，相当于政府加大对劳动者投入，实现“倍增”的目的。政府加大对“三农”的财政支持，包括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增加对农资补贴等，可以惠及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群体，这在农民工大量返乡的今天，显得更为迫切和及时。加强对医疗、失业、贫困人群的投入，同样惠及社会绝大多数人群，有利于解除受益群众的后顾之忧，可以起到扩大内需的作用。至于基础设施建设，应着力投资建设目前国计民生最为缺乏的公共项目，例如农业基础设施、社区医院、环保项目等，不可简单地为拉动GDP增长而匆忙上马各种项目。
政府投资效果好坏，必须与扩大就业紧密地结合起来。相对而言，目前各地打算上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虽然在短期内可以带动建筑行业就业，特别是农民工就业，但考虑到建设的临时性和农民工工资水平低下的状况，这些项目对于扩大就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相对而言，增加对农村、农业的基础设施投入，则可以极大地稳定庞大的农村劳动力群体的就业；在城市，服务业可以大量吸纳劳动力，需要通过理顺体制、减免税赋等措施，扶植此类产业的发展。可以说，如果不能有效地、持久地扩大广大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则投资就不能起到促进居民收入持久增长，从而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持久增加的作用，反过来不利于投资回报的实现。
资金动员和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
中央和地方政府合计24万亿元的庞大投资计划，资金动员问题异常关键。相对而言，中央政府的投资是有保证的，但仅靠中央政府项目投资，显然无法实现政府“保增长”的任务。根据研究分析，地方政府上报的投资项目，主要集中在公路、铁路、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上，不少甚至是“十一五”时期规划内的项目，存在着重复计算、缺乏论证突击申报、资金来源严重不足等致命问题。如果只为保增长而不加规范盲目上马，所引起的恶劣后果，将给中国经济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鉴于中国地方政府多处于财政赤字状态，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没有权力发行政府债券。因此，地方政府从根本上缺乏大规模推动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资金支持能力。虽然地方政府一些土地资金可以直接投入但毕竟数量有限；更多的项目将通过市场化运作的模式筹措资金，势必通过项目融资的方式大量从银行贷款。不过，银行贷款的前提，是项目本身必须具有充沛的现金流，但也势必将政府项目归类于商业化项目，很难摆脱政府投资项目向纳税人高额收费的指责，同时也无助于促进居民的消费需求。
如果政府项目主要来自于社会资金，而社会资金更多地来自银行贷款，从短期来看，由于市场需求萎缩，似乎不存在挤压私人投资的问题；然而，社会财富的总量是一定的，政府动员的社会资金越多，又会使私人部门可使用资金减少，经济学将这种情况称为财政的“挤出效应”。此外，政府通过向公众(企业、居民)和商业银行借款来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引起借贷资金需求上的竞争，导致民间部门(或非政府部门)支出减少，从而使财政支出的扩张部分或大部分被抵消。民间支出的减少主要是民间投资的减少，但也有消费支出和净出口的减少。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政府缺乏建设资金，寄希望于中央财政的出手，导致大量建设项目沦为“钓鱼工程”，其前景不容乐观。截至2008年底，中国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为30.35万亿元，近年来每年的贷款余额净增量不过3到4万亿元。总规模达24万亿的政府投资计划，即使按照4年期的投资计划，每年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将达到6万亿。如果项目资金70％来自银行贷款，就需要银行新增固定资产贷款4.2万亿元，而2008年全国金融机构各项累计贷款增量仅4.18万亿元。
由此，如果真要保证刺激经济的投资计划的资金，银行体系会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收回金融机构在农工商业等领域的贷款，以满足政府主导投资项目的信贷资金需求；二是商业银行基于风险控制要求，不配合政府投资计划的融资要求，这大概会严重影响政府在公众中的信誉，政府刺激经济计划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关键词：民间投资地位作用对策建议
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民间资本对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增量资产中，地位更加突出。今后，中国国民经济能否保持持续快速的发展势头，将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民间资本投资潜能的挖掘。因此，我们需要科学、客观地估价民间投资的地位和作用，并对民间投资未来发展的总体走势进行预测，以采取相应的促进政策。
一、民间投资的地位与作用
近年来，随着国家与地方采取了一系列促进民间资本投资的配套政策，民间资本投资增长的势头十分良好，对于拉动整个国民经济、消费、投资与就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今后一段时间，民间资本的投资将继续发展，并呈现出新的态势与特点。
1.民间投资将成为社会投资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我国国债投资拉动了社会投资的增长，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国债投资有一定的投向范围，要持久地保持投资增长的势头，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目标，必须充分让民间投资发挥作用，使其在国民经济的战场上扮演重要角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目前，国有经济投资比例逐步下降，民营经济投资比例逐步上升，如1996年国有经济投资占全社会总投资的比重为52.5%，2001年下降到47.3%，同期民营投资的比重则由46.2%上升到了52.1%.预计今后若干年，国有经济投资比重将继续有所下降，民间投资将逐步成为社会投资增长的重要力量。
2.民间投资呈现高速攀升势头，有力带动社会经济增长。从近年来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最大，而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过程中，又是民间投资增长对社会固定资产增长的拉动力最大。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96年———2001年，在全社会投资增长速度起伏变动中，国有经济的投资增长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而同期民间投资则呈现不断攀升的态势。2001年，全社会投资增长13%，国有经济投资增长6.7%，而民营经济中的个体经济投资增长15.3%，股份制投资增长39.4%，在整个投资中民间投资增长最快，这就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3.民间投资在一般竞争性领域中占有较大份额，将成为产业增长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经历了一个艰辛的漫长过程。目前，民营经济已在国民经济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投资来看，2000年，民营投资（不包括外资份额）已占全社会投资的41%.民营投资在各业投资的比重分别是：投入高科技的占19%，基础产业占13.5%，传统制造业占21%，建筑业占43%，房地产占55%，批零贸易与餐饮业领域等服务贸易业占36%.同期，民营经济增加值已占基础工业增加值的28%，高科技增加值的32%，一般制造业的45%.可以说，民营经济已在一般竞争性领域的众多部门取得了较为明显的竞争优势。
二、推进民营投资新发展的对策建议
从长远来看，民间投资、外商投资与国有投资既有分工，也有合作。因此，确定未来社会投资增长的目标时，要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的优势与特点，除了引导民间投资主体在一般竞争性领域继续扩大投资优势以外，应当特别鼓励与引导民间投资在国有资本难以发挥作用、国民经济又急需发展的领域加大投资，尤其是中小金融服务领域、中小城市建设和职业教育与培训领域要加大投资力度，以实现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
1.加大金融等服务业领域的开放，让民营投资主体发挥重要作用。目前，民间经济拥有巨大的资本供给潜力，可为我国资本市场与投资市场提供持久的发展能量。从资本的供给来看，我国民间大约有13万亿元的流动性资金。全国居民累计储蓄额有8.5亿元，居民手持现金1万多亿元，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总量在8.5万亿元以上。外资有3万亿元，民营企业中的私营、个体部分，2001年的注册资本至少为2.2万亿元。最近，国家有关部门对规范民间资本投资金融业的市场准入作出了规定。今后，应进一步鼓励民营资本借助资本市场，通过参股控股、兼并收购等多种资本经营方式进入金融业，在国有商业银行逐步退出的地区大力发展民间金融，组建地方中小银行，填补国有金融留下的市场空白，发挥民营金融机构的地缘优势与增长活力，降低对当地中小企业贷款的交易成本，不断提升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能力。
“十二五”时期国家将增速定为7％并不是主观臆断的，更不是经济预测的简单外椎，而是由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决定的。潜在增长率是指一国(或地区)经济所生产的最大产品和劳务总量的增长量，或者说一国(或地区)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和充分配置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而决定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供给要素正在发生改变。
“三大红利”逐步衰减
30多年来中国长期持续的高增长主要得益于“要素红利、市场化改革红利和全球化红利”的巨大贡献。然而随着这三大红利的逐步衰减，中国主要依靠低成本优势的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大进大出”式的循环发展模式也似乎走到了尽头。
要素红利的衰减。过去30年改革期间，劳动力优势是催生中国出口导向模式的主要原因，较低的劳动力价格和特定的经济制度导致产出分配趋于悬殊，衍生出高储蓄、低消费的结构特征。然而随着全球经济危机和供给冲击的影响，依靠人口红利、土地成本、能源成本和环境成本形成的所谓“投资成本洼地”效应，逐步减弱，“低要素成本”时代一去不返。
今年以来“用工荒”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中国由区域性“用工荒”向“全局性”用王荒转变，“人口红利”正在被提前透支。一直以来“人口红利”都被认为是造就“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源泉。
然而，“人口红利”从来不是永久性的增长因素。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国家都无法回避老龄化本身这一客观的历史必然。随着人口结构转变的完成，这种特殊的增长因素最终要消失殆尽，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而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较高的资本积累现状将不复存在。
市场化改革红利的衰减，按照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决定一国增长的不仅有劳动和资本、技术等要素，而且还有制度驱动的经济增长。中国改革进程带来的就是制度化变革产生的强大溢出效应。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可以说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政策性和体制性需求。为中国经济30年持续的高增长释放了巨大的活力空间。
但是从未来优势潜力看，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完成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标志着中国市场化改革对于中国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作用已达到顶点，未来进一步市场化所带来的制度红利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步入强烈的递减区域。
全球化红利的衰减。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正赶上了全球产业与贸易分工体系重组的浪潮。美国将传统的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中的生产制造环节，甚至部分低端服务业大规模向外转移，特别是有资源优势、成本优势、市场潜力和产业配套能力强的新兴市场地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被不断地纳入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和生产链条中。
中国高达60％的外贸依存度已超过历史上任何大国经济的极限。然而在整个“十二五”时期，在全球外部不平衡逆转、全球分工体系格局日趋稳定、中国出口产品集中度不断上升所逐步界定的国际市场容量、劳动和资源成本上升和汇率升值的压力、逆周期的贸易政策盛行以及中国主动实施贸易平衡战略等六大因素的影响，未来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和主要源泉难以维持，并将步入递减区域。
释放新的增长势能
“十二五”时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战略节点。从外部发展环境看，全球经济货币宽松、政府透支、结构失衡、美元走势、大宗商品价格、通缩通胀、资本流动等多种因素交织，这将使未来全球经济面，临更为复杂的形势，未来全球经济依旧难以摆脱低速增长的轨道，中国依旧会遭受来自外部的不断冲击和挑战。
但危机也带来了机遇，经济结构的调整、发展引擎的转向，以及全球再平衡格局的形成，这恰恰是中国发展战略的由外向内三个重大调整和转变的重要机遇期。
1 外延型经济增K向内涌型经济增长的转变。低成本时代渐行渐远意味着中国过分依赖增加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已经难以持续了，中国需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加速人力资本形成、技术进步以及制度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溢出作用，由粗放型的斯密增长向熊彼特式的内涵增长转变。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对于“刘易斯”拐点所带来的，人口红利”衰减的问题，除了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产业转移、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外，还应重视民工短缺的“制度缺陷”因素影响。
在具体安排上，加大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为人力资本可持续发展扫除制度障碍，要通过教育深化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和延伸中国产业的竞争优势，通过养老保障制度安排创造新的储蓄源泉，以及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安排，扩大人口老龄化时期的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存量。
2 由外向型经济增长向内需型经济增K转变。全球失衡的系统中，“中国储蓄、美国消费”，美国成为中国的消费主体，中国成为美国的储蓄主体，本应在本国内部实现的均衡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被按照各自的比较优势，将“生产、消费、投资”运行环节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重组。
金融危机后全球储蓄一消费格局必定发生重大改变，其非常显著的特征和趋势就是中美都将向有利于本国均衡的方向收敛，现在由中国生产，美国消费变成由中国自己消费来替代出口。替代美国消费!这实际是发达国家的消费权部分让渡给发展中国家。
3 由主要依赖国际资本向培育壮大本土资本转变。在国际资本流动的利益分配上，高端资本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资本输出、通过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获得大部分利益。
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波动；潜在增长率；可持续性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4―0031―07
目前国内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认为，只有维持相对高的经济增长率，才有可能创造足够多的就业机会，才能满足社会就业的需要。近两年，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新增大约110万个就业岗位。50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快速持续的增长率。改革开放前(1953-1978)的平均增长率为6.1％，而改革开放后(1978-2003)，中国经济则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平均经济增长率高达9.4％。是什么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这种高增长率的潜力有多大?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应采取何种政策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这些问题都是中国经济发展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目前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很多，但是这些研究总体上不超出中国经济增长的表现特征、可持续性和潜在路径三方面的范畴，本文将分别从这三方面进行分析。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表现特征
经济特征既是经济研究的出发点又是其归宿，经济研究要从经济现象提炼经济特征，从中找寻规律，提出和验证假设，进行逻辑分析或者数理建模，最后通过研究提出对这种特征进行改进的对策建议。图1反映的是中国实际GDP增长率序列(1978-2004)，大量文献针对这个时间序列的形成原因和表现特征进行过多角度的详细分析，这些分析主要集中在中国经济周期及其特征、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方面。
(一)中国经济周期及其特征
在中国经济的周期划分方面，刘树成利用1953-1995年数据，按照“谷―谷”法，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在此期间经历了九个周期，并对改革前后进行对比，认为改革前波动状态的特点：振幅大、峰位高、谷位深、平均位势低、扩张长度短；而改革后波动状态由“大起大落”型向“高位一平缓”型转变。袁志刚、何樟勇在刘树成的研究基础上指出，从195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经历了十个周期，其中五个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发生的。
从经济周期的表现特征方面，刘树成认为，从建国以来到1992年，我国经济波动表现出在波动幅度上的“大起大落”和在上升、回落期时间长度上的“短起短落”。原因在于适时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控。张军认为，白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继续维持高速增长的难度似乎越来越大，特别是自1994-2000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出现了显著而持续的下降趋势，1995年之前中国经济的高度波动趋势可能已经被1995年之后经济增长率的持续下降趋势所取代。
在研究角度方面，有些文献从产出缺口研究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如郭庆旺、贾俊雪在估算中国潜在产出过程中发现，1978-2002年我国的产出缺口出现波动正负交替的古典周期情形，1995年以前，产出缺口波动比较剧烈而且频繁；1996年特别是1999年以后，产出缺口变化较为平缓；从1999年开始，我国产出缺口扩大的势头明显趋缓，但在2002年出现了一些反转迹象。原因在于自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在遏制经济下滑、治理经济衰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一些考察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的新方法开始出现，黄赜林利用三部门实际经济周期(RBC)模型考察中国经济的周期特征，发现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是技术冲击、劳动供给变动和政府支出冲击综合影响的结果。刘金全研究发现，经济周期波动与价格货币等名义量值波动密切相关，产出波动性降低的主要原因在于投资波动性、政府支出波动性和进出口波动性。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
李善同的研究表明，1978-1997年中国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的贡献接近60％，生产率的贡献为30％，劳动力总量扩张的贡献占10％左右，而生产率提高主要来自于资源配置优化，企业微观效率提高、技术进步、外资和外贸的溢出效应等贡献。王小鲁利用生产函数对1953-1999年的经济增长进行计量分析，认为经济高速增长不能简单归结为“投入带动型经济增长”，主要应是外延型增长。世界银行在《2020年中国》中提到，1978年以后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是由以下四个原因导致：一是高储蓄率，有高储蓄率才有活跃的投资和高的资本积累率；二是产业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既是增长的原因也是增长的结果；三是改革，改革方式很适合中国国情；四是1978年的经济条件易于被改革接受。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反映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长短期的关系，刘霞辉结合中国经济增长的周期特征来研究经济波动，认为中国经济虽保持了整体的高增长速度，但经济的波动幅度较大，原因在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频繁干预，中国经济正是由于人为干预破坏了经济发展的既定路径，使得经济系统出现不正常的过度波动，经济发展已经偏离了经济的常态。
袁志刚、何樟勇从供求关系和增长方式来探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的常态特征，认为在传统体制下，价格体系僵化，“经济粗放式高速增长一短缺一进一步粗放增长”成为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和经济增长的常态，形成这种常态的机制在于政府的经济发展追求规模目标和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饥渴，使得宏观经济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非均衡短缺常态。在经济转轨初期，随着价格体系的逐步放开，经济开始并长期处于“经济扩张冲动一瓶颈制约加剧一通货膨胀一政府暂时的经济调控一宏观经济中瓶颈短缺缓解一新一轮的经济扩张”的宏观经济运行。1997年以后，供给能力相对过剩和需求相对不足转而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的常态。在总需求不足的条件下，通货紧缩趋势持续出现，此时宏观决策层通过持续五年的凯恩斯式的扩张性政策来推动GDP的增长，但是仍未改变这种经济运行的现状。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是中国经济面临的关键性问题。特别是近几年，中国面临着多方面的增长压力，长期高速经济增长能否持久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宏观经济学家研究的中心问题。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和经济增长的现状。
(一)经济增长的国别比较分析
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历程来看，一国在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之后，要经历一个经济减速发展或者调整的过程。江小娟通过国际比较研究得出，在上世纪下半叶，有近50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明显加速，其中韩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三个经济体的年均增长速度在7％以上。在40年的增长过程中，增长较快的国家和地区表现出前高后低的共性：在高速增长持续二、三十年之后，经济会出现较大波动，多数在第三个10年增长速度开始明显下降，到第四个10年，则大多数进入了低于4％的增长时期。李扬、殷剑锋认为，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长期伴随着高储蓄率和高投资
率。对于储蓄率和投资率长期居高甚至不断上升的现象，新古典增长理论对此解释力有限。杨认为这种现象是东亚经济增长的典型特征，而不是世界经济的典型特征，因为在其他经济里，投资和GDP之比是不变或下降的，据此认为，东亚依赖资本投资的外延式增长将会停顿。国内许多经济学者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率仍然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仍然存在经济继续快速发展的空间，如果深化体制改革，调整产业结构，中国经济可以获得持续的快速增长。虽然增长速度会低于过去20年的平均水平，但中国经济在中长期内仍可保持快速增长，供给方面和需求方面都具有很大潜力。
(二)中国经济面临的现实困难和有利条件
杨多贵等较乐观地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具备五大显著特征：第一，经济增长速度进入一个新上升的增长时期；第二，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机制和市场机制正日趋完善；第三，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企业群体、产业构造和地区布局正不断提高竞争力；第四，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影响越来越显著；第五，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发展观念已经确立。
但是，更多的经济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持谨慎态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取得了长达20余年的高速增长，但其增长方式背后蕴涵着高昂的发展成本。当前，我国经济已经在多方面呈现出高增长的潜在困难。李善同认为结构性因素已经造成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主张推行政策以消除促使增长放慢的结构性因素，消除社会投资增长的制约因素。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的潜力，从需求方面，一是要提高居民消费支出能力，变居民的潜在需求为现实需求；二是要消除投资增长的“瓶颈”。从供给方面要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王小鲁认为，外延型经济增长的动力正在减弱，体制缺陷正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障碍，且面临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重大挑战。江小娟进一步扩展了王小鲁和李善同的分析，认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现实难度体现在：一是原有支柱产业难以支撑持续高速增长，需要结构调整升级，而国内资金和技术的供给能力无法满足结构调整升级的要求；二是体制因素抑制经济增长，如社会化的产权保护制度不完善、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大范围的企业重组、收入差距拉大、社会稳定压力大、外资大规模流进流出等。张军从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特征来考察制约了经济增长的因素，认为从90年代中期以来，增长下降趋势主要是由于资本产出比的过快上升。
中国经济从1980年以来，经历了25年的持续高增长，形成高储蓄一高投资一高增长一高储蓄的循环发展模式。研究表明，高投资一高增长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短期内高投资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但如果没有技术进步，带有高额成本的高投资一高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这种增长模式是以高坏帐、高污染和高能耗为代价的。短期内政府决策必须考虑到粗放式经济增长的宏观收益和宏观成本，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在这种增长方式转变方面，“十一五”期间粗放式经济扩张已经走到了尽头，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要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资源节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三、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内涵与计算
对经济增长的探讨旨在研究一国经济增长的本质特征，这种探讨无外乎两个方面的内容，即潜在增长率的大小以及如何才能达到潜在增长率的增长过程。因此，研究潜在增长率的实质是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问题。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在“卡尔多程式化”事实的假定下，默认了潜在增长率的存在性，然后采取各种方法去测度潜在增长率。经济学界为了找寻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对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做过很多估算。
(一)基于定性分析层面的估计
刘迎秋从经济增长阶段论探讨潜在增长率的存在区间，认为东亚和中国的经济起飞大体符合罗斯托的起飞标准，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实现起飞后从自我持续增长向成熟推进的阶段，并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上限为9％，下限为6％。左大培估计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9％左右。刘国光根据20世纪80-90年代的实际平均增长率10％，过渡到1998-2001年7―8％的事实，估计2000-2010年的实际增长率应该在7-8％之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8-10％之间。王诚指出，3―4％以内的通货膨胀率是经济中的正常现象，5％的失业率为自然失业率，9―10％的经济增长率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而程晓农则认为，8％为无利润增长点，如果经济增长率低于8％，经济就会陷入高失业率和大面积亏损的两难窘境。
胡祖六对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前景表示乐观。认为中国经济具备保持长期较快增长的一些基本要素，如目前人均GDP与发达国家相比具有很大的追赶空间；经济增长主要靠内需拉动，而且高投资率有高储蓄率作后盾，在长期内投资快于消费增长的状况将得到扭转；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低廉；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向型经济特征有利于资源配置的优化和生产力的提高。郑斯林等预测，如果国内外经济运行环境能够处于常态，今后5-10年中国经济潜在的增长率应是8―10％。
(二)基于定量分析层面的计算
中国社科院经研所宏观经济课题组研究表明，中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上是一致的，国有投资的波动则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直接原因。根据对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中期国有和非国有投资作用的分析发现，当经济增长率超过9％时，非国有投资增长率高于国有投资增长率；当经济增长率低于9％时，非国有投资增长率就要低于国有投资增长率。因此9％的经济增长率可以作为经济景气的判断值，也就是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李善同等通过开发动态递推CGE模型DRCCGE分析，发现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源泉依次为资本积累、劳动力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预测中国“十一五”期间将保持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为8％左右，2010-2020年年均增长率下降到7％左右，在此期间增长的首要动力仍为资本积累。
近年来很多新方法也相继引入潜在增长率的估算中。如陈玉宇、谭松涛从产品市场价格出发，解释经济增长影响通货膨胀的原因，验证稳态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率(SIRG)在中国的适用性，并测算出我国的SIRG在9.8％左右。刘金全、佟新华检测了中国经济增长自然率水平，得出充分就业条件下自然率为8.7％，宏观调控和谐有效条件下自然率为8.6％，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条件下自然率为8.1％。张鸿武在对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估计方法进行归纳的基础上，对1992-2004年的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进行估计，得出我国1992-2004年间季度GDP的潜在增长率为2.25％，折合年均潜在经济增长率约为9％，并认为9％的经济增长率可以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标准。
四、中国经济增长研究小结及简评
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从供给短缺到有效需求不足，再到现在的资源瓶颈和有效需求不足并存的局面。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涉及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角度也很多，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主
要是寻找、验证和解释经济增长的表现特征，并为今后的经济发展提供借鉴。通过对上文的分析，笔者有以下见解：
第一，中国经济周期的十周期划分法及对于“大起大落、短起短落”到快速平稳发展态势的分析是很科学的，但是对于其时间分割来说，笔者认为选取1994年较之刘树成所选取的1992年要更为合理，因为在1992年，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在保持回落态势，但是它并没有回落到后期经济增长的平稳路径，这个增长的平稳路径应该是从1994年才开始的，所以，选择1994年作为这两个阶段之间时间分割点更为合理。
第二，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是从生产供给的角度分析，力图在既定资源条件下实现产量和产值最大化。但是，当今世界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常态，而经济增长中考虑需求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来看，当前总需求不足的宏观经济环境下，应着重研究总需求不足如何影响经济发展，什么是促进经济供求平衡的机制，力求谋求经济的协调发展。
第三，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分析缺乏福利性分析。经济增长并非经济发展的目标，只是改善人们生活的中间目标而已，最终目标仍然还是追求人们的福利最大化。因此，有必要进行经济增长的福利性评估。因为经济增长和福利增长并非同一，为了最大化社会福利，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最大化不一定会是经济发展的最优选择。探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我们制定未来经济发展战略的必要条件。
第四，与前述各观点不同，笔者认为，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最大难度在于进一步利用制度创造价值的空间日益受到限制。在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过程的分析中，很多学者有意或者无意地回避了对于中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制度创造价值方面的分析，通过市场化改革，一方面使得改革之前的无价值或者少价值的产品投入市场进行交易，另一方面还创造了大量的金融虚拟资产，这些都对中国的GDP增长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随着政府和金融机构创造价值的能力日益下降，制度创造价值的空间将不断减小，中国的经济增长的难度将会不断加大。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