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9 18:5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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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政政策和经济增长的内涵及特点
1.1财政政策内涵及特点
财政政策是指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的工具，它是国家制定各种财政分配活动和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当前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够促进就业水平提高，减轻经济波动，推动社会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财政政策主要是由三种构成工具组成。其一，政府支出。政府的购买支出直接影响着国民收入的大小，更是直接关系到社会总需求的增减情况。政府支出对整体经济的影响由两种途径组成:一是政府购买政策;二是政府转移支付政策。这一政策主要是指当前的各种政府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的民生政策。其二，税收政策。税收政策又是政府收入的主要部分。通过税收政策一方面影响社会整体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借助税收政策来影响社会的物品和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从而对社会各行业起到激励作用。
1.2经济增长内涵
经济增长是指在一定时间跨度上，一个国家人均产出水平的持续增长。可以说经济增长率高低直接反映出该国家或该地区在一定时间内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影响经济增长速度的直接因素有投资量、劳动量以及生产率水平。根据统计学和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可知，经济增长率可以用公式:G=Yt/Yt－1来表示。其中，Y为本年度经济总量的增量，Yt－1是上年所实现的经济总量。由此可知，财政政策是通过调整投资量、劳动量的方式，优化配置各种科技技术等来提高生产率水平，最终促进我国经济增长。
2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
2.1财政支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基于上述可知，财政支出中的政府购买行为、转移支付政策等都能够起到进一步满足人们生活需求的作用。根据我国财政支出的实际情况可知，政府支出一般是在经济建设、社会文教两个方面。具体来说，当政府对于经济建设的财政支出占比较大，则该阶段中国民经济总收入的增长水平则较高，两者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近年来，随着现代化城市建设进程的进一步加快，政府的财政支出又倾向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这些公共基础设施能够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一定的保障，起到促进作用，也间接有利于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在社会文教方面，社会民生活动、教育活动都是重要内容。政府在社会文教方面的支出总量提升，则可以明显的提升我国教育水平，提高人才的质量和数量，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2.2税收政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税收是我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能对国家经济发展状况进行调节。例如，制定适宜的税收政策可以重新分配收入情况，缩小社会贫富差距，起到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当前税收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政府组织并且开展相关税收收取，为政府财政筹集到资金，再将这些资金应用到政府的各种支出中。简单来说，良好的税收政策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公共事业稳步发展的关键所在。其二，税收政策还会对个人开展税收行为，这一举动推动经济收入进行多种形式的投资或是储蓄管理，从而起到活跃市场经济的效果。
总而言之，财政支出以及财政税收政策都对经济增长起到正向影响，且财政支出和财政税收政策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影响经济增长。财政预算政策正是表达财政支出以及财政税收政策相互关系的概念。它主要是由财政赤字、财政盈余以及财政收支平衡三种形式组成。它们对国家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贡献，但是这些贡献影响较为隐晦间接，如财政赤字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当国家财政出现明显赤字，则表示财政收入不能够满足支出需求，各种政府的支出行为受到限制，因此对经济增长起到消极的作用。财政赤字还会带来排挤效应，从而促进政府对现有的经济结构进行合理调整，重新配置社会的各种资源，起到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效果。
3发挥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具体手段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财政政策通过财政支出、税收政策以及财政预算对经济增长发挥贡献作用。在我国经济的实际发展过程中，要想充分地发挥财政政策的积极作用，需要合理制定财政政策。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社会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升的当下，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新的时代，经济增长面临着新的问题和矛盾，要想发挥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需要厘清当下的经济发展现状以及未来的趋势情况，才能够对症下药制定科学合理的财政政策。
3.1基于我国经济增长的现状及未来趋势特点制定财政政策
第一，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根据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可知，自2000年至今，我国的经济增长存在周期性，一共经历了5个主要的经济增长周期，每一个经济增长周期的时长在35～40个月。在2017年第三季度之后，经济增长趋势开始走弱，但是之后会进入到新一轮的增长周期。因此在该阶段中，需要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转变增长动能。此时就需要通过调整财政政策的方式来达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目的。
第二，我国经济增长的未来趋势。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经济结构发展势头的下行，这些数据特征都显示未来的一个时期内我国经济增长将呈现出放缓的趋势。在该阶段中需要实现对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全面解析，从而制定与之相关的财政政策，才可以有效地获得经济发展增率。如经济发展中的消费、投资和生产率三个动能都处于疲态。以投资为例，我国现有的投资结构效率正在下降，在未来投资总量的增长空间不大，但是可以通过持续提升投资效率、改善投资结构的方式来有效地激发投资潜力。因此在未来，我国需要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使得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持续不断的增长。
3.2提升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上文的分析可知，我国当下以及未来的经济增长都将呈现出稳定且缓慢的发展趋势，当下仍旧可以通过各种相关政策的制定，辅助财政政策来提升经济增长率。
其一，通过积极的针对性较强的财政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未来，我国经济只有走高质量发展的道路，才能够让经济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要求能够形成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现代经济体系，转变传统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朝着集约型方向发展成为当务之急。其二，通过精细化的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形成。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主要是依靠投资和出口作为动能所在，国家财政政策也是倾向于如何提高投资总量、提升出口量为重点。而当下这种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探索新的增长动能成为核心所在。当下根据全球社会的发展趋势，可以增强消费增长的动能，逐步提升消费占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当前需要通过出台各种精细的、多样的财政政策措施，促进消费的个性化、差异化和多样化发展，由此来反作用于产业的创新发展，推动我国经济形成一系列新的增长点。如在财政支出政策上，可以提升其在社会文教层面上的支出水平，让更多的文化消费、绿色低碳消费成为消费重点。其三，实现各项政策的统筹规划，加快打造创新型国家。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当下更是要求国家的相关政策都能够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目标，在此要求下制定各种前瞻性、系统性的政策制度。如财政政策的制定中，要能出台相应的政策，提升我国国际性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的培养力度。在财政支出上加大对各大高校的科学研究基地的支出水平，为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提供一个实践实验基地，提供一个科技孵化基地。其四，实现财政政策优化完善，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合理。基于调查数据可知，我国现阶段的基尼系数处于0.46以上，这一状态直接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因此在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努力缩小收入差距，使其达到合理水平。对此则可以通过我国财政政策中的详细内容，如通过完善按劳分配的机制体系方式，促进收入分配更加合理;还可以通过完善我国现有的税收制度的方式，有效地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行为。
4结语
地区结构调整、城乡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收入结构调整顺利进行，须先进行思想结构调整，破除GDP增长的迷信。过去60年，中国从制度结构上实现了土地公有制度和土地公有制度下的经济改革，实现了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是建立在投资与出口为导向的模式上的，其增长动力在金融危机之后国际上反自由贸易的汹涌暗潮下，已不可持续或者无法高效率持续。因此，通过让利于民、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为核心的社会体制改革，已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社会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公平，通过在公平制度下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从而激发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中国社会体制改革，主要以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保医保为特色，这一改革正在启动，有可能激发出特别高效的经济效益。富士康事件是中国制造业工人收入增长的历史性事件，也可能是新的劳动法规落到实处的历史性事件。中国低层收入者的工薪收入如果出现可控而可持续增长，如果经济保持适度增长但失业率不升的话，加上正在建立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体系，将改变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因为在上述条件下，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将改变，原来资产可能因为工资收入的增长而改善，原来的或然负债(支出)可能因为失业救济、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而减轻。这种资产负债迅速改善，对于年收入3―6万元的中低收入居民消费的边际效应比高收入者更大，因此，中国将出现由中低收入者推动消费扩容的现象，特别是如果再提高征税起点的话，百姓就会更乐于消费。如果建立社会保障、减税和提高工资三者齐头并进，居民的消费激情就可能出现井喷。如果细分中高档收入者对于享受、尊严、自我教育与自我实现的消费需要的话，中国有可能在消费扩容的同时实现消费升级，新品牌、新消费、新行业将会持续出现。
当然，要真正启动以农民工为基础的低收入者的消费，不仅要改善他们的收入支出结构，改变他们的资产负债表，还得设法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社会身份，让他们也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农民工们能否获得与城镇居民同样的社会福利，将是社会体制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志。当前，农民工仍然承担着相当的上学、就业、医疗等社会负债巨额成本，农民的手脚因此被捆住。由此，笔者以为，户口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政府能否补助农民，让农民享受与城镇居民同样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失业保障等，以换取农民消费乘数的扩大，由消费扩大而推动经济增长，由经济增长而保障税收增长，政府再通过税收增长弥补国库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
与户口对称的是农村土地，如果农民享受了政府补贴下的城镇居民的福利，就得交换出或者失去原来的农村土地承包权。土地承包权转移到城镇并由城市统一调配资源，是当前土地流转过程中的难点，但这可以弥补地方政府对于农民工转变成居民的巨额成本，如果相关的农村建设用地改变性质用作工业或者商业用地，政府就可以获得巨额的土地增值收益。如果地方政府不能交换到农业用地实现土地增值的补偿，那就得另想办法。由于农民工是在全国范围内流动，无法与具体城市作固化对称的统计，而一个城市也无法承担“无量”农民工的福利。一个城市承担了农民工就业，支付了相关福利，国家在税收上就得有相应的减免，吸纳农民工就业越多，承担和支付的福利越多，对称减免的税收或者地方留成越大。
应该说，这种政策定位大体发挥了预期作用，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态势，为经济结构调整和供给侧改革赢得了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既定的政策功能也出现了边际效益递减的趋势，甚至出现了弊大于利的苗头。
具体而言，偏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弥补投资缺口的同时，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也不断凸显。考虑到我国就业主要集中在民营经济部门，长此以往对三驾马车中的消费引擎也会产生不利影响。
虽然祭出了定向降准精准投贷等法宝，但由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依然没有完全理顺，货币投放总体而言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大水漫灌之势，反而在继续推高资产价格泡沫。在实体经济回报率偏低的情势下，无疑更加剧了经济脱实向虚的趋势，并提升了金融系统性风险水平，进而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前景。
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这些新情况提醒人们需要对财政货币政策进行动态调整，通过进一步厘清政策的目标和定位来厘定下一阶段财政货币政策的功能和角色。
谈到财政货币政策的目标和定位，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无疑是重中之重。不过近年来的实践也表明，增长不等于发展。与具体的GDP数字的增长相比，人们更关注就业和收入的增长。
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入进行，人们也日益意识到旧有的以GDP增长倒推就业的估算模型与现实已不再若合符节。因此，适当增加GDP增长目标弹性，把财政货币政策的重点从保GDP进而隔山打牛保就业，直接转移到促进就业和提升收入水平上来。
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是创造更能让市场发挥作用的稳定的宏观大环境。近年来的事实一再证明，市场无疑比计划更能发挥令人意想不到的稳增长保就业的作用。比如若没有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和其他移动互联商业新模式的出现，中国的消费增长引擎不可能如此强劲，也不能容纳如此多的就业。而如果没有这个大前提，在沿海世界工厂地带迎来阶段性倒闭潮，民间投资持续低迷的局面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水平的维持必将面临严峻压力。
电子商务和移动互联等新引擎的出现，并不是政府刻意规划的结果，无论产业政策、财政投入，还是银行贷款，相关产业都没有享受优惠倾斜政策。事实上，这些产业领域的从业者们从各级资本市场进行融资的渠道相当畅通。
当然，之前各级政府对各种IT和电信以及高速公路、港口码头、仓储物流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对这些产业的勃兴功不可没。这也充分表明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应该如何发挥协同效应。
事实证明，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作用的前提恰恰是政府之手不能越俎代庖，如果政府干预市场运行，两只手作用的发挥都会大打折扣，还会相互抵消，甚至会进入互害模式。包括东北地区在内的一些地方的增长出现断崖式下滑，充分表明为保增长实行过于积极的财政政策所导致的恶果，而大水漫灌式的宽松货币政策通过推高资产价格泡沫进一步降低了人们投资实体经济的意欲。
近年来财政货币政策实践给人们最大的启示就是保持政策定力非常重要。过于追求保增长有时会用力过猛，不仅矫枉过正，还会透支未来发展潜力。而有时也会为短痛放弃长痛，为当下的苟安放弃必须的痛苦的结构性改革。
未来一段时间的财政货币政策，应以为发挥市场作用留出充分空间为主基调，在稳住经济大局，避免发生颠覆性失误的前提下，保持定力咬紧牙关，通过市场竞争发挥优胜劣汰出清泡沫的功能，实现调整结构和觅得增长新引擎新动能的目标。
2015年稳中有进
从第一季度的7%温和回调至第四季度的6.8%，全年经济增长6.9%，实现了“7%左右”的年度增长预期目标；就业、消费、居民收入等主要指标“稳”字当头，均运行在合理区间；服务业占据“半壁江山”，消费作为稳增长主要力量的地位更加巩固……2016年1月19日公布的中国经济主要数据，勾勒出2015年中国经济运行图景。
过去的一年，世界经济仍处深度调整之中，呈现出低增长、不平衡、宽震荡、多风险的特征，进而波及中国经济。国内进入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关键阶段，潜在增长率趋势性回落与长期结构性、短期周期性问题叠加，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认为，2015年外需收缩等超出预期，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顶住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得益于统筹采取了一系列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政策措施，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不断创新宏观调控，坚持推进深化改革，避免了经济大起大落。
统计显示，2015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上升至50.5%，高于第二产业10个百分点，税收贡献增大，经济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加快转变；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6.4%，比上年大幅提高15.4个百分点，需求结构进一步改善；中、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均快于东部地区，区域结构协调性增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全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0.2%，比工业快4.1个百分点。
2015年是“十二五”的收官之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朴民表示，对照“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预计经济社会发展24项主要指标基本都能完成，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又上了一个大台阶，为“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2016年保持平稳增长
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专家认为，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但国内外发展环境依然错综复杂，经济运行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不断显现，下行压力依然不小。
从国际上看，由于全球范围内产出能力过剩、自由贸易进程放缓、全要素生产率下滑等因素叠加，今年世界经济仍将艰难复苏，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任重道远。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认为，美国由量化宽松周期转向升息周期，国际油价不断跌破新的价位等因素，都加剧了全球经济走向的不确定性。
从国内观察，随着经济增速持续放缓，一些长期以来积累的问题和风险点会“水落石出”，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衔接还存在多重制约。例如，截至去年底，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在近四年的时间里连续下降，部分企业承受较大经营压力，其中钢铁、煤炭行业尤为突出。
王保安坦言，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推进的过程中，部分行业可能还会延续下行状态。但应该看到，电子商务、新能源汽车等新产业、新业态、新动力正加快孕育成长。“综合这些因素，我们认为2016年中国经济仍将平稳增长。我们对此是有信心的。”
张立群说，经济政策有一定的滞后影响，此前采取的宏观调控政策和改革举措2016年将继续发挥稳增长作用。从最新数据观察，“三驾马车”中，消费将继续稳健发力，外贸显现低位走稳苗头，在楼市回暖、投融资制度改革吸引社会资本加入等多重因素影响下，投资有望降中转稳、稳中逐步回升。“今年中国经济有望平稳开局。”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去产能可能对近期经济带来一定冲击，但将促进中长期经济持续增长。2016年经济增长仍有下行压力。随着前期大量稳增长政策逐渐释放效力，配合当前政策加力增效，全年经济增长很可能前低后稳。
推进结构性改革
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中国经济走势引人瞩目。
“在经济向新常态转换过程中，不能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必须探索经济管理新的路径。”曾培炎表示，针对“三去一降一补”的五大任务，要衔接好供给侧和需求侧，准确识别、预判、化解风险，创新完善政策工具箱。
他建议，建立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相平衡的调控模式，扭转结构性过剩与短板共存的状况；通过要素市场改革降低劳动力、资金、土地、能源和物流成本，选准补短板突破口，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动力和环境；从现有基础设施“硬投资”中，拨出相当比例投向创新研发、人力资本等“软投资”。
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庄健认为，促进中国经济提质增效，一方面要推进供给侧改革，更加注重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由过去主要通过要素投入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另一方面也要推进需求侧改革，例如通过推进新型城镇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等扩大内需、刺激消费。
“去产能”被列为2016年五大结构性改革任务之首。经济学家刘世锦认为，结构性改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促进要素的流动、重组与优化组合，纠正要素资源的扭曲配置，全面提高整个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益。由于目前我国钢铁、煤炭等工业领域产能过剩问题突出，而这些部门国有企业占的比重较大，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会上介绍，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6.8%，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1.0个百分点，比上年全年加快0.8个百分点。
首季亮丽的不仅是宏观数据，微观层面也明显可以感受到腾腾热气。
3月，国家铁路货物发送量达到2.54亿吨，同比大增16.3%；船运、公路也传出“回暖”之声；汽车、空调等大件商品销售增速仍超预期；高端白酒生产商的股票逼近数年来新高；工程机械在经历了长达六年的“冰霜时节”后，受基建开工率提升和新开工项目提前到来的刺激，从挖掘机销售的融融暖意渐渐向混凝土机械、起重机、搅拌车等相关行业扩散。春江水暖鸭先知，这些衡量中国经济的先行指标渐次呈现出繁盛景气。
近两年外界对中国经济下滑或引发债务危机的阴霾一时间似乎散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曾表示，国内外经济运行均出现与前几年不同的新变化，2017年中国经济有望开启相对平稳的中高速增长阶段，L型增长态势有望从“一竖”过渡到相对平稳的“一横”，中国经济L型已经走过拐点。一些学者做出了“中国经济已开启增长新周期”的判断，认为从2008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至今将近十年，中国经济已从危机的泥潭里走出来，2017年是个拐点，经济有望进入繁盛景气期。
然而，悲观派学者则从3月数据明显出现的分化中感受到下滑压力：地产、汽车销售增速3月出现下滑；发电量增速走弱；3月份PPI环比上涨0.3%，较2月份回落0.3个百分点，涨幅连续三个月出现回落；煤炭开采和洗选、石油加工、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价格环比由升转降，分别下降0.6%、0.6%和0.1%；中上游生产资料价格好坏参半。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斌告诉记者，“从今年一季度不同的指标看，中国经济现在走入山峰右侧的上半部，一些经济指标的高点已过。如果用四季来形容，夏天即将过去，正待进入秋天。不过，入秋也是好时节，日子并不难过。2018年年初或中期，经济可能呈现下跌态势。”
看来，学界的预测仍存较大分歧。一季度经济数据究竟显示中国经济“轻舟已过万重山”正步入新的增长季，还是经济尚属在探底过程中的小周期反弹？ 2017年一季度是否是中国经济的繁盛之顶？尽管花团锦簇、热气腾腾，但将逐渐趋于下降通道？企业是否需要做好“盛夏已过，入秋防霜”的准备？
“拐点”已现
繁盛景气似乎已徐徐开启。乐观者认为现在进入“长周期的拐点，新周期的起点”。如果经济景气延续回升势头，今年有可能扭转过去6年GDP增速逐年探底的趋势，可能逼近增速换挡的拐点。
一些实物量指标和先导指标次第回升。一季度全社会用电量约1.45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3月份制造业PMI为51.8%，连续六个月保持在51%以上；国家铁路货物发送量达到2.54亿吨，同比大增16.3%。
同时，随着去产能和行业整合逐渐深入带来供需结构的转化，生产资料价格回升刺激了投资的扩张。去年三季度始，工业投资增速大幅下滑之势逆转，出现企稳反弹。联讯证券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研究员李奇霖表示，今年前两个月，基建投资增速大超预期，从去年全年的15.7%跃升至21.3%。基建投资春节即提前开工。一季度国家发改委共审批核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56个，涉及总投资2409亿元，同时13大类重大工程包截至今年2月已累计完成投资88806亿元，开工56个专项、593个项目，这些大工程包悉数发力。随着投资的拉动以及去产能带来的企业利润回升，也促使民间投资扭转了下滑趋势。
一边压产能一边基建投资扩大，供需缺口导致原材料价格总体上升，从库存周期的角度来分析，价格上行也催生了经济增速的回升。
随着全球经济整体复苏明朗，中国一季度进出口数据强劲靓丽。2017年一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达6.2万亿元，同比增长21.8%；进出口连续三个季度实现同比正增长，其中，出口3.33万亿元，增长14.8%；进口2.87万亿元，增长31.1%。与此同时，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经济景气持续复苏，带来新的外贸增长空间， 4月初中美两国达成了100天行动计划，旨在解决两国存在的经贸分歧，中美“百日计划”有望暂时消弭中美发生贸易战的忧患。
消费升级也为经济“拐点”提供了动力。中国消费对一季度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7.2%，房地产、汽车等享受型服务消费增速明显较快，占比继续提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介绍，3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4.2%，比上月提高1.0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月提高1.1个百分点，景气度持续较高。其中，零售业、航空运输业、邮政业、互联网及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货币金融服务、资本市场服务和保险业等商务活动指数均位于55.0%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加上11个自贸区的新设以及粤港澳大湾区、雄安新区等“深度开放”的新概念刺激，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正在孕育。
从2016年下半年以来，随着经济企稳回升，一些列宏观经济指标超预期好转，经济“拐点”逐渐被官学两界确认，周期复苏的提法逐渐增加。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也认为，“中国经济已经步入增速换挡期‘经济L型’的那一横，正站在‘新周期’的起点上。”
多家机构预测，如果经济景气延续回升势头，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将正式走过“拐点”。
上周（8月1日～8月5日），沪深两市继续呈现震荡格局，整体技术面体现出的仍然是偏弱格局，周振幅为2.04%，收盘基本持平。
消息面上，8月3日，时值期指交易冻结一周年，市场传言中金所考虑放宽对股指期货交易的有关限制，或涉及多方面规定的放宽。不少业界人士也借此时点发声，希望监管层逐步收回此前采取的非常措施。对此，有接近中金所人士表示，目前交易所完全没有时间表。股指期货放松一方面对于市场整体的活跃度肯定有益；但另一方面可能加大市场的做空动能。不放松有呵护市场之意，但也间接限制了市场的活跃度。
对于下半年市场行情走势，基金们给出了不同建议，广发基金表示，宏观经济继续呈现L型走势，经济L型已经被市场充分预期。如果8月市场没有发生较大的超预期风险事件刺激，市场或将延续震荡格局。对于网上流传的理财新规，广发基金的判断是整体利空股市，但短期来看更多是情绪方面的影响。市场担忧的主要是理财新规可能导致流入股市的增量资金减少。但目前来看，首先理财资金配置在权益资产的比例并不大。其次，理财新规实施如果实行新老划断，则最后实际产生的资金流出规模则比较有限。从基本面来看，经济没有突变的迹象，全球经济低迷的境况不变。政治层面不确定因素增加，英国退欧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总体而言，未来一个季度可以淡化宏观经济影响。而股市层面，目前还是一个熊市中的反弹、结构性的震荡行情。毕竟去年牛市才结束，今年可能难有大的增量资金进场，维持结构性机会的平衡市概率更大。
从近期的经济数据来看，二季度GDP增速虽然稳定在6.7%，但其中波动最大的投资部分的同比增速则较上月明显放缓，而民间投资同比增速进一步下滑落入负增长区间，显示投资主体依然对经济前景信心不足，招商基金认为，未来经济仍有下行压力，预计未来稳增长政策将更多引导资金“脱虚向实”，不利资本市场投机资金。未来若银行理财监管终被证实，且进一步超出市场预期，其将对股市短期资金面和情绪继续造成负面影响，加上券商通道业务的收缩，可能是近日股市快速下跌的直接动因，从中长期看，上述举措是抑制股市中的杠杆资金，降低股市系统性风险，是创造股市合理环境的基石，但短期会影响风险偏好，市场操作将继续保持谨慎。
对于债市，博时基金表示，从节奏来看，监管升级，游资炒作模式受到打压，可能迫使部分资金转为价值投资。长期来看，经济下行趋势难改，且处于高债务水平的债务周期内，债券市场利率存在下行空间，接下来的债市并不悲观。但短期来看，长端利率的进一步下行，需要阶段性的风险暴露和资金利率的下行。从全球的角度看，中国的债券收益还不错，国内债券需求还是很大，预计三季度的收益率依然会下行。长期来看，经济潜在增速下行，通缩压力加大，央行货币宽松不会缺席，未来货币政策的想象空间也将带来债市的机会。
泰达宏利基金表示，对于下半年A股的展望，依然维持震荡市的判断。全年市场不会有太明显的上涨或下跌趋势。今年的重点是分化，不同的板块、个股的差异性会比较大。
对于8月的投资机会，不同基金给予了不同的投资建议。广发基金认为，经过一轮牛熊洗礼后，市场震荡的结构型格局凸显，下半年要回避热门的白酒、电子股，转向配置涨价股和大消费股。A股未来将继续呈现结构分化的走势，题材炒作、高估值股票的股价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市场可能会被引导向高分红、高股息、低估值、高安全边际的投资标的。推荐配置大消费中的受益于消费升级趋势的医药、家电、食品饮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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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在增长放缓、系统性风险犹存的背景下，从中央到地方更加突出调结构和创新驱动。
全面深化改革关键之年，地方如何通过改革谋发展，推动转型升级？2015年地方两会，是落实中央决策，谋划发展大计的重要窗口。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梳理31个省区市的政府工作报告及两会报道发现，各地均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了重要位置。
但在外部环境总体复苏疲弱、经济运行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的背景下，如何抢抓机遇，对各省市区来说都是严峻的挑战。
预期增速普降
2014年中国经济增速为7.4%，经济增长从高速度转向中高速，被认为是新常态的典型特征之一。
考虑到目前的基本面，一些地方政府已经调降了当地今年的增长预期。在31个省区市中，有29个下调了预期增速，仅与去年持平，上海则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取消了GDP目标。
与2014年相比，GDP预期目标降幅最高达到3%左右，包括山西、甘肃和辽宁三省;而黑龙江、青海、贵州、云南也下调了2.5%。在各地普遍选择“降速”的2014年，黑龙江和海南还曾逆势上调经济增长目标，但这种势头如今已不复存在。
普遍下调预期的背后，则是2014年的经济目标，各省区市基本都未完成。仅以12%的增速排名全国第一，勉强完成预期目标。
没有完成增长预期的省份中，有18个省份的差距超过0.5%。其中，煤炭大省山西差距最大，设定目标为9%左右，仅完成4.9%;而辽宁、黑龙江、云南的GDP实际增速与预期目标的差距，也分别达到了3.2%、2.9%、2.9%，这三省今年设定的增速目标，则略高于2014年的实际增长。
对于未完成预期目标，普遍认为既有整个经济形势下行全国经济放缓的影响，又有经济总量基数扩大增长难度加大的因素，同时还是调结构化解过剩产能的必然。其中，投资下行是最主要最直接的压力，房地产、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投资在整体投资比例中占80%。但2014年以来，制造业投资下滑幅度大，基础设施投资小幅回落，房地产正经历调整期，导致整体投资形势不利。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表示，新常态逐步定型恐怕需要5?10年，“在这种形势和背景下，我国的发展动力也将转换为：世界新一轮的科技和产业革命，‘新四化’以及全面的创新驱动。”
基建稳增长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梳理地方政府工作报告发现，扩大投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仍是多地稳增长的关键举措。比如，河北提出推进一批重大交通、水利、能源、生态、城市管网、农业农村设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等领域项目。湖南要求不断扩大有效投资，力争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6万亿元，实施50个重大工程，推进1000个重大项目。
云南则明确，稳增长就是要更好地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多管齐下扩大有效投资，力争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以上，着力加快路网、航空网、能源网、水网、互联网“五网”建设。
2014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5年要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这也成为相关各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不过，地方政府在抢抓三大战略机遇时，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仍是各省谋划的首要切入点。
比如，云南省要立足于云南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对南亚、东南亚的辐射，加快连接周边国家的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新疆则明确，2015年将加快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切实抓好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和储备”;宁夏拟将实施开放通道拓展计划，组织铁路、公路建设攻坚战。
2014年下半年以来，大部分省份经济增长出现企稳回升态势，也是源于稳增长力度加大，而一系列基建大项目的加速上马正是其中的主要推动力。这种趋势如今仍在继续，比如国家发改委在1月26?27日就连续批复了投资额达571.25亿元的5个大型基建项目。
与以前偏向重工业和房地产行业投资不同，这轮投资逐渐转向基建项目，被寄望于帮助化解过剩产能，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发展，协调区域平衡发展。
王军认为，稳增长要从推动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出发，探寻和激发中国经济中长期持续健康增长的全新动力，营造持久动能。
调结构重任
在增长放缓、系统性风险犹存的背景下，从中央到地方更加突出调结构和创新驱动。比如，北京提出要着力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并将其作为适应新常态、落实新定位、迈向新目标的“核心任务”;中部省份湖北把调结构转方式作为稳增长的“主攻方向”;而西部省份宁夏则表示，调结构、转方式是今后发展的“根本出路”。
其中东南沿海等发达省份，更加注重形成以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打造经济升级版。如浙江省就将2015年视为强化创新驱动以适应发展变化的“关键时刻”，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经济作为重中之重，加快培育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产业。
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14年已经在上述领域发力，仅电子商务交易额增长25%，突破2万亿元。
相对来说，中西部省份转型压力较大，其传统产业比重较大，新兴产业发展相对不足，升级任务普遍较为艰巨。中部湖北2015年的调结构包括投资结构、消费结构、区域结构、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等，并将重点实施轨道交通装备、高端船舶、工业机器人等新增长点的培育工程。而西部的四川也计划，2015年支持和组建20家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新增高新技术企业300家，力争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突破1.5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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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化腾等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作者简介：马化腾
腾讯主要创办人之一、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2017 年全国两会提交建议案《关于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推进网络强国战略的建议》。
随着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的蓬勃发展，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互联互通得以实现，数据量呈爆发式增长。庞大的数据量及其处理和应用需求催生了大数据概念，数据日益成为重要的战略资产。数据资源将是企业的核心实力，谁掌握了数据，谁就具备了优势。对国家也是如此。美国政府认为，大数据是“未来的新石油”、数字经济中的“货币”，是“陆权、海权、空权之外的另一种国家核心资产”。数据，已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
数字经济已经占到中国GDP 30.6%的比重，带来280万新增就业人数，占中国年新增就业人数的21%。毋庸置疑，数字经济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领域。2017年，数字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被视为撬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新动力。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初步成果向全球呈现了科技引领的跨越式成长的巨大潜能与魅力。中国通过短短几年的时间普及了移动支付，跨越了已构建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信用卡时代。在一二线城市，已经可以做到无须依赖POS机（销售点情报管理系统），一部手机就可以解决日常交易的绝大部分需求。
数字经济在民生领域的应用以中国速度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取得了务实又璀璨的成果。人们用手机挂号看病、缴付水电费、处理交通事故，在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下，全民通过手机共同参与险情上报与预警。数字信息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形成了良性循环。
“互联网+”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手段。过去两年，“互联网+”在中国落地生根。在金融、医疗、教育、交通、O2O（线上到线下）等领域中直接贴近消费者的环节，“互联网+”已经成为工具，或是改变着和用户的交互方式，或是催生出新的商业模式，或是用信息的交互带来效率的提升。可以肯定的是，目前“互联网+”带来的各行业的改变只是开始。就像“互联网+医疗”，绝不仅限于用手机挂号、打通医保支付这么简单。未来，数字经济的发展会重塑各个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数字经济的发展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观念和思维模式。数字经济推动了共享经济在更多领域的融入。物品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通过数字交互完成分离。共享单车、共享租车，甚至共享房屋，让拥有不再是必需。租用带来的便利使得整体的社会资源得到最佳利用和最大节约。
数字经济也在用科技构建凝聚社会的基础要素――信任。数字时代以前所未有的低成本、可记录、实时可查询等优势为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构建数字信用。得益于数字信用，我们可以采购远在千里之外的各种物品，放心地搭乘陌生人的顺风车，方便快捷地得到金融借贷服务。
数字经济造就了中国互联网企业发展的最好时代。中国互联网企业生于草莽、长于丛林，成就了和西方发达国家不尽相同的生态。去中心化的发展让数字连接下沉为基础设施，进而使得生态体系中的各个主体得以自发式高速成长。以内容产业为例，中国引领了全球数字内容变现的新趋势。从内容产业版权缺乏保护，到自创内容全球最高价格的变现，再到音频、直播、自媒体、文学等多种内容，问答、打赏等多样化变现途径，内容产业在野蛮生长的丛林中独辟蹊径，俨然已经步入内容创作与收益齐头并进的高增长时代。穿越丛林，将是一片更为广阔的发展天地。
数字经济接下来最值得期待的是与制造业的融合。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也是经济增长的脊梁。数字经济在贴近用户侧采用轻量级、小步快跑、高速迭代的发展模式，但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的融合，应当有更加系统的规划、从顶层设计开始改变，由需求引发供给，通过云、大数据、柔性制造，让生产资料得到效率最佳的配置，真正让数据提升效率、爆发力量。
数字经济是全球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数字经济不仅仅能提高不发达地区的经济产出，更重要的是能为不发达地区的人们带来种种改变的可能。数字连接之下，即便是最偏远地区的人，也能够无差异、无区别地得到和一线城市人们同样的优质内容。不发达地区的人们能以最低的数字成本，获得教育、医疗、交易等最必需的信息，以更合理的价格卖出他们的农产品。数字经济为如何触达那些真正贫穷、急需帮助的人群提供了路径，有助于实现精准扶贫。这一点，对全球不发达国家很有启示。
论文摘要摘要：结合人力资本理论和证券化理论提出人力资本证券化的概念，进一步揭示出人力资本证券化实质上是一个终身的跨期最优消费-投资决策新问题。这一新型证券化品种的提出符合金融产品创新的内在需求，同时能够为劳动者个人一生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做最平滑的布置。
1新问题的提出
人力资本，顾名思义是通过对人力投资而形成的资本。通常认为，它是经过一定的教育、培训等手段形成的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正如《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给出的定义摘要：“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因此，人力资本是蕴涵于劳动者中的一种能力，而劳动者则是这种能力的载体。回顾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80年代，人力资本理论得到主流经济学的承认和重视，人力资本理论体系得以形成和发展。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探究是沿着宏观和微观两条思路展开的。宏观思路主要探索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影响等新问题。另一种思路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微观探究思路，这一思路通过建立收益率函数，对个人及家庭的收入及其职业选择等行为进行微观层面的分析。主要有如下的三条线索摘要：（1）TheodoreW.Schultz结合经济增长新问题的分析，明确提出了人力资本概念并阐述了人力资本的内容及其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功能；（2）JacobMincer在对有关收入分配和劳动市场行为等新问题进行探究的过程中所开创的人力资本方法；（3）GaryS.Becker从其有关人力行为的一切方面均可以诉诸经济学分析的一贯方法论出发，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工具应用于人力投资分析，提出了一套较为系统的人力资本理论框架。
2人力资本证券化摘要：概念和特征
作为经济增长基本要素的人力资源连同它的各种表现是天生附着在个人身上的资产，个人实际上控制着人力资产的发挥和生产性供给。和货币、土地和厂房等非人力资本相比，人力资本和其所有者具有不可分的特性。周其仁（1996）的探究表明，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中，人力资本和其所有者不可分离的状况都是无法改变的，不仅在罗森（Rosen，1985）所说的“自由社会”里，而且在巴泽尔（Barzel，1971）所考证的奴隶社会里人力资本只属于个人的命题仍然成立。从资本的一般意义上理解，根据fisher（1930）的观点资本是现在和将来收入流的源泉，因此，凡是可能产生未来收入的资源都是资产——这其中当然包括人的劳动能力和知识存量，而资本不过是资产的市场价值。资本作为资产动态的、价值化的表现形式可以在资本市场上被出售、收购、兼并，并相应地增值或贬值。人力资本同样是一个具有价值的存量，能够以存在于人体之中的知识、技能、健康等带来现在和未来的产出和收益。人力资本和其他实物形态或价值形态的非人力资本不同，是难以用得到普遍认可的标准来进行度量的。而且在人力资本市场上，类似学历证书、职业证书等人力资本价值显示信号信息是残缺的，难以直观量化。因此，人力资本不像非人力资本那样易于流动，存在承担风险的可能性。
证券化作为目前国际金融市场上最具潜力的金融创新之一，其最大的功能就是提高资产的流动性。人力资本的证券化是基于把人力资本看作是个人所拥有的能够在未来带来一系列收入的知识和技能资产化，为更好地理解这个概念，我们首先对资产证券化从一般意义上做一个描述。资产证券化是将缺乏流动性但能够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通过一定的金融结构布置，对资产中的风险和收益进行组合从而转换成可以出售和流通的有固定收入的证券的过程。资产证券化是在资本市场上进行直接融资的一种方式，和发行其他金融产品（例如债券及股票）类似，资产证券化发行人在资本市场交易中是通过向投资者发行资产支持证券进行融资。不同之处在于，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还款来源是一系列未来可回收的现金流，产生这些现金流的资产可以作为基础抵押资产对资产证券化产品起到支持功能。因此，资产证券化的核心原理是以可预期的现金流进行融资。现在，几乎任何金融资产——只要具有可猜测和可回收的未来现金流，都可被用做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因此，作为可带来预期现金流的人力资产也可被用做证券化的基础资产。人力资本证券化的中心思想是以可预期的收入为当前的消费融资。人力资本证券化新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终身的跨期最优消费-投资决策新问题，利用金融工具把个人一辈子的消费和收入做一个更加平滑的、互相补充的布置，使得个人不至于在年轻、最需要钱的时候没钱花，年纪大了有了钱，却没有时间、精力去享受。而“人力资本”的价值就在于劳动力潜在薪水的价值。
3人力资本报酬的证券化摘要：金融产品创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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