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0 16:08:46
导语：在货币经营资本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广义货币供应量；经济波动
Analyses the short-term international capital "broad money supply and economic fluctuation
ZhangJinTao nanjing university business school，
Pick to： this paper build up short-term international capital to the entity economy influence theory model， and the short-term international capital， the broadest measure of money supply and GDP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mpirical research. The study found that short-term international capital affect the real economy of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is： in the short term， the short-term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 significant cause the broadest measure of money supply change， generalized changes in the money supply and significant lead to GNP appear fluctuation. This paper further combined with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and variance decomposition short-term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 scale fluctuation rate and economic growth 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cale of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found short-term volatility is economic growth fluctuatesthe single Granger cause， The wave of the economic growth around 20% was due to short-term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 scale fluctuation rate happened caused by different dynamic.
Keywords： short-term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 Broad money supply； Economic fluctuation
1 引言
自2002年以来，随着境外短期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持续涌入，我国国内相继发生了房地产市场泡沫、股市上涨、人民币升值、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引发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金融机构的“去金融杠杠化”趋势强化，外部冲击下的国内经济形势剧烈演变，潜入的短期国际资本又出现逆转势头，与之伴随着的是国内货币政策困境、人民币汇率波动、股指大跌，以及经济增长放缓。因此，从当前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分析短期国际资本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及其传导渠道，科学而前瞻地研究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和经济增长率波动的关系，无疑是理论界和实务部门面临的重要课题，同时也可为妥善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提供重要思路。
2 文献回顾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外比较缺乏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和实体经济关系的专门性研究成果。国外最新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1）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及其多元化资产配置效应。如Edwards［1］，Papaioannou［2］等。（2）资本流入对东道国宏观经济变量所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资本过度流入会导致宏观经济过热，具体表现为：一是引起货币扩张，增大通货膨胀压力［3］；二是导致实际汇率升值，恶化贸易条件［4］；三是影响总需求［5］。
梳理并综合目前国内关于短期国际资本的研究文献，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是研究短期国际资本的估算方法。尹宇明、陶海波使用的计量方法为：短期国际资本规模=国际收支净误差与遗漏+私人非银行部门短期资本流入+以其它名义通过正常渠道流入的短期投机资本［6］。唐旭、梁猛认为，短期国际资本从贸易渠道流入的成本较大，短期国际资本主要是通过外资企业的利润留存、外国直接投资折旧和外资投资企业的外债等三个渠道流入中国［7］。
第二类文献主要分析影响短期国际资本流入我国的影响因素。代表性文献有：王世华、何帆发现，人民币升值预期是中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决定因素，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也会吸引短期国际资本流入［8］。张谊浩、裴平、方先明的研究结论认为大量短期国际资本流入中国大陆除出于“套利”动机外，还出于“套汇”和“套价”动机［9］。
第三类文献主要分析短期国际资本流入对我国资产价格的影响。刘莉亚研究结果表明：短期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显着推动住宅价格尤其是豪华住宅价格指数的上升［10］。张谊浩、沈晓华发现，人民币升值和上证综合指数上涨是短期国际资本流入中国的原因，但短期国际资本流入并不是上证综合指数上涨的原因［11］。
国内外研究成果对本文的实证分析具有重要启示与借鉴意义。但考虑到目前的文献尚缺乏针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与国内实体经济，特别是与经济增长率波动关系的专门成果，这与中国当前经济稳健运行的现实要求极不相符。为此，本文将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实体经济影响机制，以及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等方面展开研究。
3 理论模型
根据货币供给的乘数理论，假设在短期内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为外生变量，货币供应量主要由基础货币供应量（H）与货币乘数（λ）共同决定。假设，短期国际资本对广义货币供应量影响的滞后期及广义货币供应量对产出影响的滞后期分别为a、b。在t期，广义货币供应量表达式如下
由（13）式可知：当短期国际资本流动SCFt-a-b0，若t+1-a-b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高于t-a-b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经济增长率会上升；反之，则经济增长率会下降。值得注意的是，本模型推导过程中隐含着短期国际资本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制，即短期国际资本主要通过直接影响广义货币供应量来影响产出变化。
4 样本选择及其描述
结合近年来国内经济的实际状况，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性，本文选择2000年第一季度到2008年第四季度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广义货币供应量和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本文所涉及的数据均来源于WIND资讯系统。
4.1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广义货币供应量（M2）
本文运用价格指数对国内生产总值进行处理得到不变价格国内生产总值的季度数据。由于不变价格国内生产总值季度数据是一组具有较强季节特征的时间序列数据，这里对其进行季度调整，调整后的数据作为2000～2008年每季度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时，考虑到我国目前利率市场化程度低，参照第二部分理论模型的推导结论，本文选取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作为短期国际资本对GDP进行传导的中间变量。
4.2 短期国际资本流动（SCF）
本文参考并改进张谊浩、沈晓华［11］计量短期国际资本流入规模的方法估算短期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具体测算公式
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外汇储备增量-FDI-正常的贸易顺差
在计算正常的贸易顺差时，本文改用加权移动平均法。在确定权重时，首先算出2000～2004年各季度贸易顺差的估计值，贸易顺差估计值的确定方法为：当期季度贸易顺差的估计值=当期季度前四个季度贸易顺差估计值的移动平均值，例如2000年第一季度贸易顺差估计值为1999年四个季度贸易顺差的均值，2000年第二季度贸易顺差的估计值为2000年第一季度贸易顺差估计值和1999年第二季度到第四季度贸易顺差的均值。然后将各季度实际的贸易顺差除以对应时期的贸易顺差的估计值，将这些比率的均值确定为权重。经计算，权重为1.16。基于2000～2004年我国贸易顺差的变化比较平滑，2004年以后我国的贸易顺差出现较大的波动，本文认为2000～2004年统计的贸易顺差额为正常贸易顺差，2004年以后，统计的贸易顺差中含有大量的短期国际资本。此外，考虑到在人民币升值时，以美元计量的贸易顺差会有所扩大，为消除人民币升值对所估算的正常贸易顺差额的影响，本文采用汇率修正，以人民币计价各季度贸易顺差金额。
4.3 经济增长率（GDP_R）和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SCF_R）
本文中各季度经济增长率（GDP_R）的计算公式是：本期经济增长率=（季度调整后本期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季度调整后上期实际国民生产总值-1）×100。各季度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SCF_R）的计算公式是：本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A×本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上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当本期和上一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都大于零，或者本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小于零且上一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大于零时，则A=1；当本期和上一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都小于零，或者本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大于零且上一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小于零时，A=-1）。经上述方法计算出的我国经济增长率和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走势参见图1。
5 实证检验
表1给出所有相关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由表1可知，对于变量GDP、SCF和M2的水平值序列，ADF检验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这说明三个变量的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同时，对于这三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ADF检验都在1%的显着性水平下拒绝单位根存在的原假设。根据以上检验结果，可认为这三个变量都是单整变量。同时，对于变量GDP_R和SCF_R的水平值序列，ADF检验在1%的显着水平上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该结果说明这两个序列是平稳的。
5.1 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影响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
由单位根检验可知，DGDP、DSCF和DM2三变量均为平稳序列（见表1），可以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根据SC和AIC准则确定滞后期为2，检验结果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量（DSCF）是广义货币供应量变化量（DM2）的Granger原因，但是广义货币供应量变化量（DM2）不是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量（DSCF）的Granger原因；广义货币供应量变化量（DM2）与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变化量（DGDP）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量（DSCF）和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变化量（DGDP）之间不存在显着的Granger因果关系。可以证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不会对国民生产总值产生直接效应，但会通过影响广义货币供应量，进而对国民生产总值产生间接效应。该实证结论部分可以佐证前文理论模型中短期国际资本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制。
5.2 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与经济增长率
5.2.1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在确定短期国际资本净流动波动率（SCF_R）和经济增长率（GDP_R）这两个序列平稳的基础上（参见表1），本文运用2000年第二季度到2008年第四季度的数据，对两个变量的Granger因果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从表3的检验结果可知，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是经济增长率的Granger原因，但是经济增长率不是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的Granger原因。
5.2.2 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
为分析经济增长率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突发性变化的反应，本文利用VAR（2）模型给出经济增长率和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的脉冲响应图形和方差分解图形，分别见图2和图3。
经济增长率和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的交叉响应函数表明（见图2），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的非预期变化将迅速对经济增长率产生正向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直至消失。但是，经济增长率发生变动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影响不显着。
图3结果显示，造成经济增长率发生剧烈波动有20%左右是由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异动引起；同时，经济增长率发生剧烈波动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影响不大。
6 结论
本文构建起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实体经济影响的理论模型，并运用相关统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影响实体经济的渠道是：在短期内，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显着引起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又会显着导致国内生产总值的波动。同时结合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发现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动将引起经济增长率发生波动，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结论。通过方差分解，本文还发现造成经济增长率发生剧烈波动中有约20%是由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发生异动所致。
参 考 文 献：
［1］Edwards S. Capital controls， capital flow contractions， and macroeconomic vulnerability［R］. NBER Working Paper， 2007.
［2］Papaioannou E. What drive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flows？ Politics， institutions and other determinant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9， 88（2）： 269-281.
［3］Filer L H. Large capital inflows to korea： the traditional developing economy story［J］.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04， （15）： 99-110.
［4］Athukorala P C， Rajapatirana S. Capital flows and the real exchange rat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sia and latin america［R］. The World Economy， 2003， 26（4）： 613-637.
［5］Celasun O， Denizer C， He D. Capital flows，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and the financial system： the turkish case， 1889-1897［R］.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1999.
［6］尹宇明，陶海波.热钱规模及影响［J］.财经科学，2005，（6）：131-137.
［7］唐旭，梁猛.中国贸易顺差中是否有热钱， 有多少［J］.金融研究，2007，（9）：1-19.
［8］王世华，何帆.中国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J］.世界经济，2007，（7）：12-19.
［9］张谊浩，裴平，方先明.中国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入及其动机——基于利率、汇率和价格三重套利模型的实证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07，（9）：41-52.
(一)纯技术性资本参与平均利润的形成:金融部门利润中的平均利润部分货币经营资本是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中分离出来并为之服务的,是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过程的剂,因而是资本再生产不可或缺的部分,以独立的职能资本形式而存在。“同样很清楚,货币经营者的利润不过是从剩余价值中所作的一种扣除,因为他们的活动只与已经实现(即使只是在债权形式上实现)的价值有关。”[9](359)这种利润和产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的利润一样,属于平均利润。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由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出现,货币经营等纯技术性的业务为之吸收,一方面为整个资本家的货币机制进行集中性的、专业化的服务;另一方面在营业内部又发生细密的分工,形成相互独立的子部门,例如国内和国际货币的收付、外汇保管和经营、贸易差额平衡、来往账目登记等等。执行这些职能的资本需求量主要是由业务规模和技术条件规定的,是生产和流通过程的客观条件决定的。如果把资本运动分为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很显然,只有生产过程才创造出剩余价值,而流通过程只是实现剩余价值。纯技术性功能的资本既不创造剩余价值,也不实现剩余价值,而只是作为它们的辅助。如此,社会总资本的理性分配是,把创造剩余价值以外的资本控制在最低限度内,也把为生产和流通提供技术服务的资本量压缩到最低点。由此可见,金融部门中的一部分资本跟货币经营资本处于同样的位置,并靠这种资本实现平均利润。然而,下面要分析的执行其他功能的金融业资本并不是如此。
(二)借贷资本的利润:平均利润分割出利息转化为金融部门利润金融部门利用它所支配的整个资本(包括自有的和借入的)的一部分来发放贷款、投资股票、购买债券,它们本质上都是债权和债务的形成过程,以获得利息为目的。有价证券的价格和收益也是以平均利息为参考。为了便于分析,本文把它们归为广义的借贷资本。自有资本又称权益资本,企业可以自由支配,没有偿还期或者说偿还期无限延长。借入资本顾名思义,是通过一定的信用方式筹措而形成的资本。与一般企业不同,金融企业尤其是银行机构,借入资本占银行资本的多数,是创造收入的主要来源。金融部门“它们所分别支配、运营的资本规模,与各自的权益资本相比,比率高达十几倍、几十倍,甚至更高,并不罕见。”[7](270)不同的是,借入资本需要支付利息成本。“如果利息=0,用借入资本经营的产业资本家就会和用自有资本经营的资本家处于同等地位。”[9](417)在这一点上金融业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是处于相同的地位。借贷资本不管是金融业资本家自有的还是借入的,在借贷功能上面是没有差别的,本身既可以是货币形式也可以是实物形式(比如金融租赁),在回流的时候收回本来的形式并带着一定的利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任何资本都有获取剩余价值的能力,金融业资本家放弃了生产利润的机会,把资本“生产利润”的使用权让渡给了职能资本家,因此借贷资本家必须取得一定的补偿。如果把“生产利润”当做借贷资本的使用价值,那么,利息率就是这种使用价值的价格形式,受市场价值规律的调节。利息率首先是由借贷资本的一般供求关系决定的,然后受平均利润制约。当利息率高于平均利润率时,生产中的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会抽出并转化为借贷资本,造成供大于求,利息率下降。同时,高额的利息会像高利贷一样摧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而摧毁自己存在的基础。而过低的利息又会使金融业资本家处于不利地位,难以填补借入成本和经营费用,使得借贷资本惜贷,供给减少,竞争的作用迫使职能资本家抬高利息率。所以有利的或者说最优的利息水平是介于借入利息和平均利润之间,贷出利息与借入利息的差额构成了借贷资本的利润。这部分金融业资本家不仅靠自有资本获得利润,也能靠借入资本获得利润。利润水平主要取决于利息水平,而利息水平由市场总借贷规模决定,受平均产业利润限制,但是不参与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因此,这种利润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利润,它的高低不是由平均利润决定的。它也正像其他货币资本家的利润一样,是由利息产生的。”[10](187)希法亭在这里说的“绝对意义上的利润”指的就是产业利润。
(三)而当货币资本家在选择投资产业股和金融股无差异时,它们的预期利润率肯定是一致的。对货币资本家来说,投资于股票资本还是投资于借贷资本,是要进行收益权衡的,需求市场也为争夺有限的货币资本而竞争,结果就会使股票的收益接近于借贷资本的利息,进而获得平均利息,这也说明了股票资本实质也是生息资本。至此,我们注意到了一个问题,由平均利润率决定的产业利润与平均利息之间会有个差额,由产业资本家(或金融业资本家)获得,并形成企业主收入,在资本化的条件下成为了“创业利润”。事实上,创业利润是对资本家创立产业、组织生产、研发和创新的激励方式,以产业资本向虚拟资本的转化为前提,在量上是创造平均利息的资本额与创造平均利润的资本额之间的差额,在质上是参与剩余价值分配的一种形式。希法亭进一步论述到:“创业利润的高低,首先是由平均利润率决定的,其次是由利息率决定的。平均利润减利息决定企业主收入,企业主收入按占统治地位的利息率资本化形成创业利润。”[10](190)创业利润,是资本主义利润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真正来源仍然是剩余价值,而不是表面上显现的那种财产再分配。“创业利润的实质是对创业垄断利润的提前支取,其来源具有二重性,最终来源是创新劳动,实现来源是创业资本虚拟定价方式。”[11]“当然,创业利润通常并不以货币形式由创业者收于囊中,其存在形式是:在没有新投资人入伙企业的情况下,不论创业者的资本收益率多高,都只以超额利润的形式存在,不过超额利润中隐含着成功的创业行为所带来的处于潜在状态的创业利润。”[12]虽然股份公司的产品同样服从市场竞争和价值规律的调节,长期来看随着股份公司的推广,金融股份公司的利润与独资企业的利润要趋于一致。但是在信息技术不断提高的环境下,金融部门产品的低成本生产和研发、易创新等特性,可以使金融部门获得稳定的创业利润,从而形成金融部门的超额利润。
(四)投机利润的掠夺性:金融部门的另一种超额利润金融的发展产生了一种机制来保证货币资本家投资有价证券的安全性和流动性。这种特殊的机制就是证券交易市场,它为货币资本家收回自己的资本提供了可能性。“只有这种市场的形成,才赋予现在对各个人始终都是‘能够实现的’股份资本以完全的货币资本性质。”[10](108)在证券交易市场,除了具有收回投资资本的功能外,还可以低买高卖进行金融投机活动获得投机利润。其他金融市场如利率市场、外汇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等,它们同样在对冲风险的时候,也留出了投机的空间。金融业投机资本的目标是短期利润,只需资产价格波动,于是它们司空见惯的手法是炒作和资产证券化。对不同原始资产的收益风险进行打包和组合,创造出高收益率的证券公开销售,获得第一次资产价差。新的证券购买者,再一次证券化并重新定价,获得第二次价差。如此过程可以反复多次,造成金融市场繁荣的假象。在理论上初始风险经过多次打包、多次分散,可以得到一步步的稀释,但新的金融工具又有新的风险,并且总的系统性风险在累加中。当风险和价格累积到一定程度时,投机资产无人接手,后续投机链断裂,市场将会陷入崩溃状态。此时,资产价格急转直下,下降的速度甚至超过上涨的速度。一方面,投机利润由资产价格的价差产生,投机赢家总是在适当的时候出手获得利润,而投机失败的一方将承担全部的损失;另一方面,市场崩溃之后受冲击的银行等金融储蓄机构无法偿还债权人,这些机构的存款大多数又是来自普通民众。最后一方面,政府对金融机构实施的直接救助,更是直接用纳税人的钱替金融业资本家填补利润。金融投机也通常具有以小搏大的特性,即杠杆化,投机者通过负债进行投机,以较小的自有资本获得高额的收益。由此可见,这些投机利润不是任何金融业资本新创造的剩余价值,而只是收入、资本、利润、地租的转移。一部分来源于已经创造的剩余价值,另一部分是来源于未来的剩余价值。金融业投机资本的利润是完全不同于社会平均利润的一种利润形式,但本质上还是对剩余价值的占有和分割。
金融部门利润与平均利润的实证研究———基于美国经济部门的利润率数据
金融部门利润不同于产业利润,而且绝大部分利润不参与平均利润的形成。但是从理论上来讲,以自有资本来计算的利润形式,又必须等于平均利润,通过利润额与自有资本计算得来的利润率也必须等于平均利润率。如果不是这样,资本的投入情况将会发生改变。低于平均利润率的资本便从金融部门转移,并在市场中寻找到更高的回报;如果高于平均利润率,则相对较低利润率的资本就会流入金融部门。下面以美国1975-2008年经济部门的利润率数据,来考察金融部门利润与平均利润的动态关系。用有限定金融公司的利润(率)代替金融部门的利润(率),以实体经济部门的利润(率)代替平均利润(率)。
关键词：房地产企业；负债经营；风险控制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11月9日
一、房地产企业负债经营的利好
房地产企业在全球逐步一体化以及后金融危机的重创下，企业间的竞争显现出越来越激烈的态势。据有关材料表明，70%以上的负债率在我国中小型房地产企业中相当普遍，选择负债经营这一筹资方式，利好与问题都是不可避免的。房地产企业负债经营的利好方面：
第一，给企业带来杠杆效应。因为债权人的利息是固定费用和独立于企业的利润水平。而企业的总资产收益率变化的每股收益将大幅波动。因为财务管理的杠杆，企业中的资本回报率大于债务利率，企业的收益率将更大程度的增加。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更快的股本回报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二，可以扮演节省税务的角色。在当前政府制度下，债务利息被纳入财务费用并在所得税前被扣除，因此可以节省一些税费。企业的所得税负担也会变轻，相应的资本也就增厚了。由此可见，有债务便会有节约税收的效果并且债务利息越高，节约所得税也就越多。
第三，风险成本相对较低。投资风险与获得的投资报酬一般来说是正比例关系，债务投资相对于股票投资来说，具有相对较为稳定又相对不算高的投资报酬，因此企业的债务成本比投资股票的成本要低。
第四，稳固企业的经营控制权。当企业面对需要融资的状况时往往会有很多选择，选择债务融资便是选择了较低的成本。若公司的股东用向外发行股票等让出权益的融资方法，这样融资的成本会无形中提高，且被分出去的股份极有可能对企业的掌控和经营管理造成不利。
第五，举债效应。当债务经营遇见一段时间的通货膨胀便会产生举债效应。不管是在通胀时期抑或是通缩时期，公司要以债务账面价值的数量为标准，货币的升值抑或贬值对债务没有影响，因此货币在通胀的时候越是贬值，公司从这场业务中越是会取得更高的货币贬值利益。
二、房地产企业负债经营问题的成因
（一）房地产企业负债经营问题的内因
第一，债务利息高低的影响。在债务成本与债务数量不变的情况下，更高的债务利息也就意味着更高的债务风险。公司的内部资本与债务资本的比率不变的时候，内部资本收益率关系可以推出一个论断，越是高的债务利息率那么相应的理想内部资本收益率会变得越低，财务风险在此时就需要警醒。
第二，债务融资搭配的影响。短期资本与长期资本在债务中所占有的比率反应了资金组合的状况。借入长期资本需要较高的成本，资金动向较为死板，例如企业在这一债务期限内并不需要这笔款项，款项的利息还是应该按照规定支付给债权人。短期资本有着截然相反的特征，借入短期资本享受较低的债务成本，不需要为没有利用的钱财担负更多资金，却必须承担更大的风险。根据上述特点可以得知，不同的筹资组合所要承担的风险必然是不同的。
第三，未来现金流量的影响。现金流量在企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灵活，在经营中可以填补很多及时需求，缺少了它，即便是经营状况很好的企业也会让资金短缺这个帽子扣到企业头上。所以企业在选择债务融资这一方式时，要充分计划未来现金流量，以预防企业财务风险。
第四，资产变现能力的影响。资产的流动性是资产变现能力的俗称。我们都知道，固定资产的变现能力比流动资产要高很多。若企业拥有的流动资产过多，虽然成本可以降低但企业的变现能力是非常弱的。到达还款截止日期企业也很难用资产变现的方法交还债务以及债务利息。
（二）房地产企业负债经营问题的外因
第一，金融市场的波动。企业的债务融资必须要面对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是非常活跃而多变的。各种汇率、利率、乃至原油价格的波动，都可能在金融市场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向金融市场借款的企业未免要成为被殃及的“池中鱼”。外汇的升高降低，期货的增长下降，都是房地产企业无法掌控的外在财务风险。
第二，企业的利润是变化的。企业的经营环境，建筑原材料的价格，市场的需求以及市场定价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企业的盈利能力难免会受这些外在条件的影响。比如说建筑原料，沙子水泥的价格攀升，企业的生产成本便会大幅增加，企业的利润便会下降。
第三，政府的调控。政府会根据现行经济的需要，对楼市需求进行调控，间接影响楼市价格，例如限购令的出台和撤销。住房公积金和贷款的放宽与收紧，这些无疑对楼市带来巨大的不可避免的影响。
三、房地产企业负债经营风险控制措施
第一，健全投资决策体系。房地产企业若希望使用债务经营的方式较为安全的给企业谋利，就要把握好企业的债务数量，切忌贪心，对于企业自身资产与企业借债的比例必须给予充分关注。企业的负债不可以跟风盲目的加大，以自身能力为本，掌握好度。除此以外，要建立健全经过缜密考察和仔细分析的投资决策体系，把投资后的收益最大化，把企业的市场拓展作为首要任务。
第二，资本构成做到最优化。房地产公司的资本构成比例可以决定该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负债的情况时有发生，但债务所占的量必须把控好，并把它当作重要的议题进行多方位研讨再做决策。要努力使企业的资金源头保持不变，并使构成做到最好。除此以外，企业必须按时有规律的检查内部构成，第一时间对不合理的组合进行重新审视调配，使企业占用的负债经营资本和企业的现实经营条件相匹配，调整好投资与所得应有的和谐。优化风险和报酬之间的关系。
第三，完善企业内部控制。房地产领域与金融融资领域法律之间的衔接，目前在中国还处于不完整的阶段。因此，国家应当承担起这份责任，为规范房产和金融的市场秩序创造出良好的条件。除此以外，内部控制体系必须在企业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聘用优秀的管理者，为企业量身设计一套规范合适的经营管理体系。从金融风险、法律规章等方面，给企业员工尤其是房地产的会计从业人员，做好应有的业务规范。
第四，掌握好风险控制的时机。若要对已经负债经营的房地产企业所面对的风险做到真正的把控，严格检测内外环境的变化情况，危机风险对企业的波及面深度和广度都是企业管理人员和相关负债人需要时时把控的地方。针对检测数据，把握好应对风险的最理想时间，并迅速制定对应的解决方案，按照方案实施具体细则，这样的效果将会非常理想。
主要参考文献：
关键词：公司；资本扩张风险；监管方法
中图分类号：F0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5-0-01
资本扩张对公司而言可以说利害具在，使用得当，可以提高公司利润， 增加股东收益， 反之安排则会欠妥当， 并会加速公司亏损甚至破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经济环境下，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 资本扩张风险是不可避免的。因此， 每个公司在财务监管工作中， 必须重视资本扩张风险的防范工作内容， 以达到有效防范和化解资本扩张风险的目的。
一、公司资本扩张风险的内容
（一）借贷风险
引发公司资本结构不合理，造成公司借贷成本过高或债务危机。倘若出资规模大而筹入资本少，公司就可能失去良好的获利机会，或使已出资在建的项目停工，无法获取预期收益，甚至蒙受重大经济损失。在公司资产总额中自有资本和借入资本比例不当，对公司收益产生负面影响而形成资本扩张风险。我国现在大多数公司的生产经营资本主要是自有资本和银行借入资本。借入资本比例越大，资产负债率越高，财务杠杆利益越大，伴随其产生的资本扩张风险也就越大。
（二）出资风险
公司投入一定资本后，因市场需求变化而影响最终收益与预期收益偏离的风险，可能造成公司盲目扩张或者丧失发展机遇，后续资本链条断裂或者资本使用效率低下。
（三）资本营运风险
现代社会公司间广泛存在着商业信用。如果对往来公司资信评估不够全面而采取信用期限较长的收款政策，就会使大批应收账款长期挂账，若没有切实有效的催收方法，公司就会缺少足够的流动资本进行再出资或到期归还的债务，从而引起公司资本扩张风险。这是指短期负债和长期负债的安排；取得资本和归还负债的时间安排。如果负债的期限结构安排不合理，本应筹集长期资本却采用了短期借款，或者应筹集短期资本却采用了长期借款，都会增加公司的借贷风险。因此，在借债时也要考虑到债务到期的时间安排及借债方式的选择，使公司在债务偿还期不至于因为资金周转出现困难而无法偿还到期债务。在借贷顺序上，要求发行债券必须置于流通股融资之后，并要求注意保持间隔期，如果发行时间、借贷顺序不当，必然会加大借贷风险，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
二、造成公司资本扩张风险的原因
公司资本扩张风险产生的原因很多，既有公司外部原因，也有公司内部原因，而且不同种类的资本扩张风险形成的具体原因也不尽相同。总体看来，公司资本扩张风险成因主要来源于以下方面：
（一）外部原因
1.公司财务监管环境复杂性是形成资本扩张风险的一个外部因素。财务监管环境涉及范围很广， 包括经济环境、法律环境、市场环境、社会文化环境、资源环境等。这些因素对公司财务监管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公司财务决策更多的是适应这些因素的要求和变化。如果公司机构设置、监管人员素质、财务监管制度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造成公司财务监管系统缺乏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反映滞后，方法不利，就会产生资本扩张风险。
2.公司财务活动本身的复杂性。公司的财务活动涉及的问题很多， 遍布于公司运营的全过程， 比如公司借贷中的自有资本与借款的比例以及相关的负债经营问题， 公司投资过程中的多元化出资问题、公司利润分配中的比例问题、公司日常资产监管中的存货监管以及应收账款监管等一系列的问题，而且，伴随着近年来公司资产规模日益扩大，发展速度的加快， 大多数公司的财务活动变得越来越复杂， 这就更加剧了风险产生的可能性。
（二）内部原因
1.公司财务监管人员对资本扩张风险的客观性认识不足。资本扩张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只要有财务活动，就必然存在着资本扩张风险。财务监管人员的资本扩张风险概念狭隘，缺乏正确地市场风险意识，这也是资本扩张风险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2.公司内部监管制度的不完善对公司资本扩张风险的影响。公司内部的财务监管制度不完善是我国公司当前财务工作中的巨大缺陷，公司领导层内部、公司各部门之间以及公司同下级组织机构之间在资金利用，财产处置以及利润分配等多个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权责不明晰的混乱局面，从而降低了公司资本的使用效率，造成公司资本的安全性与完整性难以得到落实。
三、资本扩张风险的监管方法
（一）强化资本扩张风险防范意识，树立正确的资本扩张风险观念。公司的所有部门和员工都要加强风险防范意识，特别是公司监管层和财务部门的员工，并把风险防范的精神贯穿到公司生产经营的每一个环节，并且落到实处。财务人员要具备扎实的财会知识，做好财务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工作，对潜在的资本扩张风险作出预判和评估，并处理和解决好已经发生的扩张风险。
（二）建立健全财务监管制度，监管资本扩张。加强内部财务监管制度的建设，建立健全授权制度、核算制度、不相容职务分离制度、内部报告制度、电子信息监管制度、风险预警制度等一系列财务监监管度，防范和监管诸如担保业务等各种潜在的风险。
（三）加强公司内部财务监管，提高资产使用效率，降低公司经营风险加强公司的内部监管，优化资产结构，减少不合理的资本使用，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具体有以下三个方面：（1）货币监管；（2）应收账款监管；（3）实物资产监管。
许多公司监管者都对资本监管很重视，却忽略了实物资产的监管，于是实物资产监管便成为资本扩张风险监管的软肋。对于现有的存货而言，在满足生产和销售的前提下，还要尽力减少总的存货成本，这就需要财务工作人员根据自身以往的有效经验和实际情况，确定公司最佳的存货量。至于固定资产，一定要建立公司固定资产的核算体系，合理的计算折旧率和相关各项工作准备。
关键词：财政联结 金融风险 防范对策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金融危机的风险时时威胁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在金融风险面前，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金融风险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课题。对此，了解金融风险的表现，采取相应的措施减小风险，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一、金融风险的表现
金融风险大致可分为内部的风险和外部的风险。金融风险在经济繁荣期不容易表现出来，一旦经济萧条，被掩盖的危机就会显露出来。我国的金融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营主体的金融风险
当前我国面临的最大金融风险就是信用风险。银行作为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领域，如果不能控制住信贷风险，不但自身很难正常运营，而且会阻碍国民经济的增长。由于监管工作的缺失，我国有大量的影子银行的存在，这些影子银行的迅猛发展大大提升了金融体系之间的内部联系。因为影子银行涉及多个金融市场，一旦出现风险就会形成蝴蝶效应，引发巨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例如：2013年金融市场的资金利率全面上升，加上光大银行的同业拆借违约事件，整个金融市场陷入恐慌，人们惊呼：钱荒来了。这次的钱荒事件敲响了流动性危机的警钟。
利率和汇率的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在银行的资金运用上，可能会受到利率和期限不匹配的影响，从而造成经济损失。同时因为国家的的体系管制导致利率的风险是不可控制的。汇率主要体现在与外汇的交易活动中，汇率的变化也会导致经济受到损失。对于因为汇率变动而导致的风险需要提高防范。
（二）宏观层面的金融风险
信用体制不健全，导致众多国有企业不愿偿还银行的钱，企业和居民的风险意识淡薄。根据国际金融的格局，我国在银行融资时困难重重，既要重视居民的储蓄分流又要防范挤兑风险。除此之外，我国的企业过分依赖银行的信贷，同时因为没有相应的承担风险的资本，把风险全部转嫁给银行，最终面临金融风险。
二、金融风险和财政联结的关系
在宏观调控下，我国的金融和财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者分工不同，却能密切合作。例如：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国家财政通过金融体系来发放国债，最终发放了4万亿来缓和危机。同时，如果没有财政的支持，金融危机也将进一步扩大，最终演化为经济危机。
财政和银行都以资金为载体，一旦一方的资金发生变化，另一方便会受到影响。两者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出现风险的转化。当出现财政赤字和税收等风险时，银行迫于压力大量发行货币，导致通货膨胀，引发金融危机。随着金融产品越来越明显的具有公共属性，金融为财政分担成本的过程中极易由金融风险转化为财政风险。只有二者共同完成调节的过程才能维持货币的稳定。
三、金融风险的防范对策
（一）调整财政政策
国家通过财政投资，兴建一些基础设施，为百姓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缓解就业压力。加大财政支出，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财政把支持的对象转向一些高精尖的产业，引导产业不断创新，适应市场需求，同时对那些收益小且对环境污染大的企业进行限制，引导投资者合理分配资本，保证国家所扶持的产业稳定发展。
国家财政还可以通过减小税率的方式，给中小型企业一个提高经营效率的机会。中小型企业缺少资金支持，减少税率能够让企业增加经营资本、扩大规模，使中小型企业在危机中能平稳度过。此外，通过降低关税，促进了外贸经济的发展，同时鼓励人民进行消费，扩大内需。
（二）增加市场货币供给
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为小型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促进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通过认真调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对中小型企业放宽货币政策，提供资金支持，对国家重点关注的企业可以特事特办，特殊对待。
积极引进国外资金，建设引导资金制度鼓励各个企业积极进行融资，通过融资来获得企业运营的资金，同时鼓励企业积极向国家寻求帮助，财政通过发放补贴，增加企业的资金。
通过调整利率，刺激人民的消费，增加市场的货币量，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同时调整利率也能够让中小型企业顺利贷到款项，能够让企业健康良性的发展。当然货币政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进行调整。
（三）加强企业管理增强防御能力
企业要积极培养优秀的管理人才，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使管理者能够有长远的目光，具备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此外，企业要合理利用资金，优化资金结构。在选择投资对象时不仅仅局限在国内，对于国外信誉良好的企业，也可以作为投资伙伴。国家在财政支持时，要兼顾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使之受到平等的待遇，保证金融市场的公平性。最后建立有效的风险防御体系，在投资之前对企业的信誉度和收益情况进行详尽的调查，对于偿还能力差、信誉度低的企业进行排除，确保资金投放后能够有所收益。
（四）加大对银行的监管力度
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加大对银行的业务监管力度能够降低风险。一方面，在加大管理力度的基础上进行鼓励引导，使得银行同业业务也能得到发展，多层次完善金融市场，使金融市场能够完成从以银行为主导到以市场为主导的转型。另一方面，提高银行管理制度的透明性，通过标准和透明的信息减小风险。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金融风险的了解和认识，结合金融风险与财政的密切关联，通过一些防范措施能够有效减小风险对我国的影响，为今后应对风险也起到了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商瑾.金融风险及防范对策研究[D].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2012
[2]薛绯.基于财务风险防范的战略预算管理评价与优化研究[D].东华大学，2013
[3]肖璐璐.由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看我国金融风险的防范措施[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4
根据现有资料,对于财务管理目标的表述主要有以下几种。
1.利润最大化
即假定在企业的投资预期收益确定的情况下,财务管理行为将朝着有利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方向发展。这一目标是从19世纪初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渊源是亚当?斯密的企业利润最大化理论。以利润最大化作为财务管理目标有其合理性。一方面,利润是企业积累的源泉,利润最大化使企业经营资本有了可靠的来源;另一方面,利润最大化在满足业主增加私人财富的同时,也使社会财富达到最大化。但是利润最大化目标在实践中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它的目标概念的含义是模糊的,没有考虑资金时间价值,也没有考虑风险,有可能导致企业短期行为如忽视产品开发、人才开发、生活福利设施等。
2.净现值最大化
20世纪40年代末,西方财务界开始关注资本在企业内部的有效分配,以及企业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随着1951年乔尔•迪安的《资本预算》的出版,财务界开始讨论如何在各类资产间分配财物资源,以提高现金流动的净现值。如果一个企业所有各投资项目的净现值最大,企业的净收益就会最大。资本才能真正得以最大化增值。因此净现值最大化被视为当时的企业财务管理目标,这一目标考虑了时间价值对资本增值效果的影响,显然优于利润最大化目标,但并为从根本上克服利润最大化目标的缺陷。
3.每股收益最大化
20世纪60年代,随着资本市场的逐渐完善,股份制企业的不断发展,每股收益最大化逐渐成为西方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这一目标在科学上更进了一步,因为这里的“收益额”有时间概念,且“每股”又有投入资本概念,它是一定时间内单位投入资本所获收益额,充分体现了资本投入与资本增值之间的比例关系,但这一目标,一是未能体现资本投入所面临的风险。二是没有考虑企业股利方针对股票市价的影响。如果企业的目标只是为了每股收益最大,企业就决不会支付股利。
4.股东财富最大化
这是近几年西方财务管理中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股东财富最大化是用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来计量的,它考虑了风险因素。因为,风险的高低,会对股票价格产生重要影响;也考虑了货币时间价值,一定程度上能够克服企业在追求利润上的短期行为。因为不管是目前利润还是预期未来的利润对股票价格都会产生重要影响。通过财务上的合理经营,为股东带来最多的财富。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股东创办企业的目的是扩大财富。他们是企业的所有者,其投资的价值在于它能给所有者带来未来报酬,包括取得股利和出售股权换取现金。在股份经济条件下,股东财富由其所拥有的股票数量和股票市场价格两方面来决定,因此股东财富最大化也最终体现为股票价格。
5.企业价值最大化
所谓企业价值就是企业资产的市场价值,取决于企业潜在和未来的获利能力。企业价值最大化充分考虑了资金的时间价值、风险价值和通货膨胀价值对企业资产的影响,克服了企业在追求利润上的短期行为。这一目标反映了对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要求,有利于克服管理上的片面性和短期行为,有利于社会资源合理配置,社会资金通常流向企业价值最大化或股东财富最大化的企业或行业,有利于实现社会效益最大。
6.所有者财富最大化
该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应表述为所有者财富最大化”。在我国国有经济改革中,所有者的概念已为众人接纳,对股份制企业来说,股东即为企业的所有者,对非股份制企业来说,企业的投资者即为企业的所有者。所有者对企业评价的标准主要是自身财富能否得以最大限度增值,因此所有者财富最大化必然成为财务管理的目标。它不仅符合非所有者之外的企业经济当事人的利益,而且也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
7.资金运动合理化
该观点认为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应是实现企业资金运动合理化。资金运动合理化就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出发点,通过对企业的筹资、投资、耗费、收入、分配等各环节的控制和企业各种资产形态的有效管理,使资金运动达到一个相对适应和合理的状态。它的基本内容是实现企业资金流动性、安全性和赢利性的科学统一和协调。该观点的缺陷在于:一是目标本身不能直接量化,例如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企业价值最大化等目标的表达都是量化的财务管理目标,资金运动最优化目标很难具体量化。二是资金运动是企业筹资、投资、分配等一系列行为过程,资金运动最优化就是企业财务过程的最优化,仍没有回答财务管理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8.EVA最大化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应当具有系统性、相关性、操作性和效率性,同时提出了满足以上四个财务管理目标特征的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最优选择—企业经济增加值最大化。企业经济增加值最大化目标模式,是指企业通过财务上的合理经营,采用最优化的财务政策,充分考虑资金时间价值和风险与报酬的关系,在保证企业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上,追求一定时间内所创造的经济增加值与投入资本之比的最大化。EVA考虑了企业所有投入资本的成本,有利于经营者千方百计提高资金营运效果,并授予经营者更大的灵活机动权;EVA最大化的实质是企业的经济利润最大化,也是权衡了经营者利益下的股东财富最大化。但是,该观点的不足之处是:过分注重EVA易使企业忽视与其他契约关系的主体利益以及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关键词】汇率风险;影响;措施
1.汇率风险的概述
汇率风险又称外汇风险，指经济主体持有或运用外汇的经济活动中，因汇率变动而蒙受损失的可能性。由于国际分工的存在，国与国之间贸易和金融往来便成为必然，并且成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外汇汇率的波动，会给从事国际贸易者和投资者带来巨大的风险。汇率风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分别是交易风险、折算风险、经济风险。交易汇率风险，是运用外币进行计价收付的交易中， 经济主体因外汇汇率的变动而蒙受损失的可能性。折算汇率风险，又称会计风险，指经济主体对资产负债表的会计处理中，将功能货币转换成记账货币时，因汇率变动而导致账面损失的可能性。经济汇率风险，又称经营风险，指意料之外的汇率变动通过影响企业的生产销售数量、价格、成本，引起企业未来一定期间收益或现金流量减少的一种潜在损失。
2.汇率风险对外贸企业的影响
2.1价格风险与结算风险
从事对外贸易的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要常常向合作伙伴报价，就面临一个选择货币的问题：什么货币来作为投标报价货币以及以后用于贸易价款的结算和支付问题。招标文件一般会规定投标者可以用某一国际通货来进行投标报价。但在某些行业的招标文件中业主直接规定了投标者的投标报价只能以业主所在国的本币来表示或者用2种货币表示。如果在货币选择的过程中，由于不能适当把握汇率变动而在投标报价中选用了趋降的币种，一旦中标，就可能承担合同价格贬值的风险。对于分期分批来结算的企业，如果遇到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由汇率变动造成的货币价值波动，将使企业在兑换货币时蒙受损失。
2.2企业汇兑风险
在进出口贸易中，订立合同、开立信用证、审证改证再到装船发货，以及之后的议付，每一个过程都必将经历一段时间，在这样一段较长的时间内，如果汇率发生变动，企业将可能承受汇兑损失。当外汇汇率上涨时，如果进口货物，支付既定的外汇需更多的本币，进口商将遭受经济损失；当外汇汇率下跌时，如果出口货物，收入既定的外汇结汇后获得更少的本币，出口商会蒙受损失。
2.3企业折算风险
我国对外贸易企业账面资产一般由人民币资产和外币资产共同构成，但综合财务报表上的资产和负债则必须统一用人民币表示。而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则会相应的影响资产负债表中部分项目的价值改变。目前我国规定的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日波动幅度远远小于兑换非美元货币汇率的日波动幅度，在这一规定的影响下，对于最终财务成果以人民币结算的我国企业来说， 如果他们使用非美元货币计价结算，则其面对的汇率风险要远远高于用美元计价结算。
2.4影响企业利润，导致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下降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对外贸易十分常见，更有许多企业是依赖外贸生存的。汇率的变动对国际贸易相关企业的营业状况和企业利润影响颇深。当人民币升值时，意味着以同样的外币能够购买的我国出口商品的数量减少，我国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上升，那么，外国企业对我国产品的进口额度将会下降，我国企业出口的产品出口数量就会锐减，进而导致出口企业丧失市场份额，收益下降。而当人民币贬值时，对于依赖于原料进口的加工企业来讲，从国外进口的原料等产品的相对价格上涨，生产成本将会增加，对企业的稳定发展亦十分不利。
3.应对汇率风险的策略和措施
3.1企业要树立汇率风险防范意识，建立汇率风险管理的工作机制
国际金融环境风云变幻，企业必须充分认识到汇率变动对企业经营带来的影响， 只有熟练掌握规避汇率风险的方法，对汇价变动的基本因素进行全面科学的分析才能将外汇风险对企业的影响降到最低。从事对外贸易的企业有必要把外汇风险管理列为公司日常工作的一项重要日程，建立完善的外汇风险管理体系，加强对于外汇风险的识别、风险限额的设定，加强对汇率变化的检测和预测，尽快适应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
3.2正确选择计价货币
如前文所说，正确选择计价货币对规避汇率风险十分重要。计价的货币及其金额将直接成为风险的弥补对象，因此进出口商品用何种货币计价是弥补外汇风险的关键。企业在签订合同时，资金的收付可以参考以下原则：争取出口合同以硬货币计值，进口合同以软货币计值；对外借款选择将来还本付息时趋软的货币，对外投资选择将来收取本息时趋硬的货币，一般来说，外贸企业在出口商品、劳务或对资产业务计价时，要争取使用汇价趋于上浮的货币，在进口商品或对外负债业务计价时，争取用汇价趋于下浮的货币。
3.3选择恰当的合同价格和结算方式，适当分散交易风险
针对汇率的不稳定性和国际贸易过程中的时间性，进出口企业应根据汇率变动的趋势和大的国际经济背景选择合适的合同价格、结算方式，合理地分散交易风险。我国出口企业在与外商订立合同的过程中， 如果结算货币呈现贬值趋势，可适当提高出口价格，或与进口商约定按一定比例分担汇率损失；如果结算货币可能升值，我国进口企业可要求境外出口商降低进口商品价格。外贸企业还可通过提前或推迟结算时间来规避汇率风险。企业可以根据结算货币的汇率走向选择提前或推迟结算， 如果预测结算货币相对于本币贬值，我国进口企业可推迟进口或要求延期付款，而出口企业可及早签订出口合同收取货款，反之，进口企业可提前进口或支付货款，出口企业可推迟交货或允许进口商延期付款。
3.4有效利用贸易融资工具规避风险
3.4.1出口信贷。出口信贷是一种国际信贷方式，它是一国政府为支持和扩大本国大型设备等产品的出口，增强国际竞争力，对出口产品给予利息补贴、提供出口信用保险及信贷担保，鼓励本国的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对本国的出口商或外国的进口商提供利率较低的贷款，对于处于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的出口企业可考虑采用此种办法规避汇率风险。
3.4.2福费廷。包买商从出口商那里无追索地购买已经承兑的、并通常由进口商所在地银行担保的远期汇票或本票的业务就叫做包买票据，音译为福费廷，又称票据买断。通常用于成套设备、船舶、基建物资等资本货物及大型项目交易，融资期限一般在1-5年。出口企业将汇票卖给银行后，可将所得外币兑换成本币以规避汇率风险。对于经营资本货物和大型项目交易的外贸企业来说，不失为一种规避汇率风险的方法。
3.4.3出口押汇。出口押汇是指信用证受益人在向银行提交信用证项下单据议付时，议付行根据企业的申请，凭企业提交的全套单证相符的单据作为质押进行审核， 审核无误后，参照票面金额将款项垫付给企业， 然后向开证行寄单索汇，并向企业收取押汇利息和银行费用并保留追索权的一种短期出口融资业务。
3.4.4保付
简称保理，指银行从出口商手中购进以发票表示的对进口商的应收账款， 并负责向出口商提供进口商资信、 货款催收、 坏账担保及资金融通等项目的综合性金融服务，适用于赊销方式的国际结算。出口商将应收账款转让给出口保理商后，可提前得到大部分货款，从而规避了汇率风险。
3.5使用金融衍生工具防范汇率风险
当企业既有外币收入又有外币支出，既有外币债权又有外币负债时，要使用衍生金融工具进行套期保值，尽可能地规避风险。 [科]
关键词：综合经营；金融风险；风险预警系统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03-0078-04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随着我国金融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各金融机构纷纷开发出了形式各样的交叉性金融工具，银行、证券和保险机构之间的业务联系日趋密切，从而使各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竞争能力和金融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同时，一些金融控股公司也应运而生，金融业的综合经营趋势日益明显。在这种背景下，研究有关跨市场、跨行业的金融风险防范问题显得至关重要。
一、跨市场、跨行业金融风险的表现形式
(一)易产生跨市场、跨行业金融风险的主要金融商品和金融组织形式
就目前金融业发展情况看，交叉性金融工具、金融衍生产品、金融控股集团和单一法人的全能银行等四种金融组织形式容易产生跨市场、跨行业金融风险。
1、交叉性金融工具
目前对交叉性金融工具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明确的定义，我们认为交叉性金融工具是指在分业经营条件下银行、证券、保险机构通过协议约定，实现不同功能的金融服务之间融合而提供的金融商品，这是一种属于金融综合经营初期金融同业之间简单的分工型业务合作。一般交叉性金融工具的开发都是为了绕开政策和法规的约束，加之开发时间都比较短，在技术支持、操作过程控制等方面还不成熟，因而极易发生法律政策风险、市场风险、行业风险、技术风险和道德风险。
2、金融衍生产品
金融衍生产品是指根据货币利率或债务工具的价格、外汇汇率、股票价格或股票指数、商品期货价格等金融资产的价格走势的预期而定值，并从这些金融产品的价值中派生出自身价值的金融产品。由于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脱离了原生商品而虚拟存在，并且具有极强的杠杆效应，因此在信用、市场、法律、流动性和运作方面存在极大的风险。
3、金融控股公司
金融控股集团是金融业实现综合经营的一种主要经营模式，实行“多个法人，多个执照、多种业务”经营，综合经营只存在于总公司范围内，下属的各个金融子公司分别经营不同的金融业务，实施分业经营管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一方面金融控股公司内部各子公司可以获得业务互补，具有资本扩展余地大，资金调整空间大等优势，但另一方面如果内部防火墙建设不完善，或存在暗箱操作，就极易出现资金在各子公司间的非法流动，放大和传递不同市场之间的风险，引起链条式的金融风险。
4、全能银行
全能银行实行的是“一个法人，多个执照，多种业务”经营，通常是在银行内部设置不同的业务部门，全面经营银行、证券、保险等业务，这些部门的组织结构、财务体系等都由所属的银行来管理，本身只作为一个部门，不具有法人地位。银行作为惟一的法人对其开展的各项业务负责。在全能银行制下，已经完全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金融业综合经营，银行成为各个金融市场风险的最终承受者。
(二)我国跨市场、跨行业金融风险的表现形式
我国金融发展情况比较特殊，并实行的是严格的分业经营、分业管理，可能产生的跨市场、跨行业金融风险主要集中于交叉性金融工具和金融控股公司两种形式。
1、交叉性金融工具风险。目前，我国开展的交叉性金融业务主要有：银行卡买卖股票、银行基金、银行保险、银政转账等。存在的金融风险主要有：一是法律政策风险。交叉性金融工具往往借助监管机构的“善意默许”，打政策和法规的球，因此业务开展稳定性差，而且一旦出现问题，责任很难明确。二是技术风险。在使用交叉性金融工具的各金融机构之间，没有统一的金融技术平台支持，存在技术支持相互分割、互不兼容问题，容易在资金的相互划转中出现风险。三是市场风险。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交叉性金融工具往往容易被利用为货币市场资金流入资本市场的手段。比如借助于证券回购业务，由银行机构与证券公司签订证券回购协议，由证券公司出具国债代保管单(多数情况下证券公司并没有相当数量的国债，甚至于根本没有国债)，银行机构给付货币资金，证券回购的价差为双方协商的利率。这种做法实质上是经营货币资金为主的银行机构将所持资金贷放给经营资本业务的证券公司。另外，委托理财和股票质押贷款也是资金非法流动常借用的手段。
2、金融控股公司风险。目前，我国的金融控股公司主要有中信集团、光大集团、平安集团等。就我国这些金融控股公司而言，由于受现行法律法规的约束，虽然在构架上形成了金融控股集团，但在业务开展上还基本处于战略合作阶段。从金融业发展的趋势看，金融控股公司风险是可能引起跨市场、跨行业金融风险的最大风险。可能产生的风险：一是单一机构参与多个市场或行业带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金融控股公司能够同时经营两种以上的金融业务，并可以同时在各个市场进行融资和投资活动，可以说任何一个市场上引发的风险都可能会影响到金融控股公司整体的流动性，并通过金融控股公司再向其他市场进行传递，最终引起整个金融系统的金融危机。二是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金融控股公司可能会利用金融获得其实业发展的便利。可能发生的情况是：(1)关联企业将从银行贷款获得的信贷资本，投人证券二级市场进行证券投资操作；(2)关联企业将自有资本投入资本市场，用于证券交易活动，而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需要的营运资金(包括长期资金和流动资金)完全依靠银行贷款；(3)证券公司借助于自身注册的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然后将其投入证券市场；(4)证券公司以抵押担保者的身份为企业提供担保，获取银行贷款，并将其投向证券市场。
二、外国对跨市场、跨行业金融风险的监管模式选择及启示
随着金融业综合经营趋势的不断加强，世界各国纷纷加强了对跨市场、跨行业金融风险的监管，但由于各国实际情况不同，采取的监管模式也不尽相同。
(一)美国的监管模式
美国对跨市场、跨行业的监管实行伞形监管机构与职能监管机构合作的模式。由伞形监管机构即联邦储备委员会对所有银行控股集团，包括作为金融控股集团而运营的银行控股公司的主管和负责机构进行审慎性监管，而由各职能监管机构对金融控股集团下每个子公司或连属公司进行功能监管。在有关的制度安排中，一是通过法律形式明确了有关金融监管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财政部和司法部之间数据共享的具体内容和程序，而且要求联邦储备委员会应尽可能从直接监管当局获得监管数据，避
免重复工作。二是建立联邦储备理事会和财政部长之间的协商制度，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由联邦储备理事会与财政部长之间进行协调。
(二)英国的监管模式
英国采取的是综合监管模式，由金融服务局(FSA)作为所有金融服务的共同监管机构，并作为各种监管机构的协调人。英格兰银行负责货币领域的稳定，财政部负责金融监管组织架构的确定和金融监管立法。相关的制度安排主要有1997年形成的《财政部、英格兰银行和金融服务局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明确了三个部门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和防范金融风险的职责，并确定了增加监管透明度、相互交换信息及避免交叉监管的几大原则。
(三)欧盟的监管模式
欧盟采取的是牵头监管模式，即为每个金融控股集团委任一家监管机构，担任其协调人。同时，通过《金融混业企业指令》定义了协调人的角色，明确了指导协调人与相关监管机构之间合作的基本原则，并对需要与相关监管机构进行合作的具体事宜进行了规定。
(四)国外监管模式优缺点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
由于各个国家金融业经营方式和发展水平不尽相同，而且社会人文环境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监管模式的选择上也各有侧重，对比而言并不存在最优监管模式。例如综合监管模式在实现规模经济、控制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问题以及全面、系统地掌握信息方面具有优势，但存在过渡期内及更长远的时间内监管效力降低、权力过度集中和无法实现监管一致性等问题。伞形监管模式能为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协调提供更加正式的基础，并有利于培养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精神，实现在将来某个时间的顺利统一，而其缺点在于监管和执行方面权力差异导致的效率问题。
启示一：监管模式的选择要结合本国实际情况，以有利于促进本国金融体系的有效和高效监管为标准。
启示二：要有专门针对金融业综合经营和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框架的法律安排。比如，美国的《联邦储备法》、《金融服务现代化法》，英国的《英格兰银行法》、《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案》等，都对涉及综合经营的金融企业的监管问题进行了专门的法律规定。可以说通过法律形式对有关金融业综合经营的监管问题进行明确是实现有效和高效监管的重要保障。
启示三：要建立起一系列保障监管效率的制度安排。如英国的《财政部、英格兰银行和金融服务局之间的谅解备忘录》等。
启示四：在涉及金融控股公司等综合经营机构的监管框架设计上，明确牵头人原则更被世界各国认同，这说明明确了主监管责任的监管体系比简单的机构监管体系更具效率。
三、我国对跨市场、跨行业金融风险监管现状及模式选择
目前我国对跨市场、跨行业金融风险的金融监管实行的是谁主管谁主控的平行监管模式，按照业务性质实施分业监管。但这一监管模式存有较大不足：一是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缺乏明确的法定监管主体。仅有三家监管机构签订的《备忘录》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作出了相应安排，其他金融法律都未对这一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二是存在对以实业为主的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缺失。三是由于对业务中跨领域的中间区域界定不清，尤其对一些交叉性的金融业务不能有效监管，存在监管真空。四是不同监管机构在监管目标、监管原则和管理意向方面的差异容易产生较高的协调成本，会降低有效监管效率。
对我国如何加强和完善对跨市场、跨行业金融风险的监管，我们认为借鉴美国伞形监管机构与职能监管机构合作的模式，更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更有利于提供有效率的监管。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模式见下图。
选择人民银行作为伞形监管机构主要出于以下考虑：
一是新《中国人民银行法》赋予了人民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从法律赋予的职能上看，人民银行是伞形监管机构的最佳选择。二是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具有其他机构无法可比的权威性，协调效率会更高。三是人民银行的信息系统建设已经非常完备，能够全面、连续、有效的监控金融风险。四是人民银行依旧承担着“最后贷款人”的角色，由人民银行作为伞形监管机构，更有利于防范由于个别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危机而引起的全社会挤兑风险。
由于选择人民银行作为跨市场、跨行业金融风险的伞形监管者，所以在金融风险预警机制的框架构成上，我们一方面考虑了我国人民银行在管理体制上设有大区分行的现状，另一方面考虑到我国的金融风险监测缺乏总体规划，区域监测系统建设发展不平衡，数据分散且规范性差，信息公开透明度低，分析方法和手段不科学等问题，最终认为建立由人民银行总行牵头的国家宏观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和由各大区分行牵头的区域金融风险评测系统组成的二级金融风险预警机制更符合我国国情，也更利于对金融风险的全面监控。二级金融风险预警机制的框架设计如上图。
(二)关于宏观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建设
宏观金融风险预警系统的建立旨在监测整个金融业风险暴露情况，一方面防止和降低国外金融危机的传染和冲击，另一方面维护国内整个金融体系的平衡和稳定。
1、制度安排。涉及两方面内容，一是配套的法律法规安排。首先，对类似金融控股公司等易产生跨市场、跨行业金融风险的机构要规定单独法规来实现监管的规范性。法律规定内容要包括金融控股公司的认定标准和管理办法，要对涉及牵头监管部门、各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内部防火墙建设、信息披露、信息共享等一系列问题作出安排，同时要明确主监管机关有权对实业型金融控股公司下的非金融性经营子公司进行经营情况和会计账表检查，以防止内部关联交易产生的风险。其次，要制定专门针对金融风险预警系统的法规，内容应包括金融风险预警系统的目的、形式、领导、组织、信息管理、报告制度和监督机制等。二是组织框架安排。为保证系统的有效运行，应把每个环节的具体工作落实到具体的机构。我们认为，主框架应以人民银行为中心，在人民银行内部成立金融风险预警办公室，专门负责金融风险预警系统的建设和管理工作。在总行层面上，除了建立起与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之间密切配合的组织网络外，还要加强同财政部、发改委、统计局等政府部门的合作，建立起部级联席会议制度，加强相互之间情况的沟通，并就重大问题进行协商和交流。
2、预警方法。在预警方法选择上，根据AndrewBerg和Catherine Pattilo在1998年对几种流行预警方法预测能力的实证分析结果，我们建议选择预警效果最好的KLR信号分析法，预警模型选择第四个合成指标h4=∑St/wi，其中St为危机信号指标(当某预警指标Xt超出临界值时，对应的St取1，反之则取0)，wi为第i个预警指标的干扰一信号比率。
3、预警指标。结合IMF高级研究员戈德斯坦提出的实际汇率升值趋势；股价指数；货币乘数；实际利率；出口；广义货币余额对国际储备的比率和真实GDP增长率等7个以货币风险为主要预警对象的基本指标，我们认为还应加入考核金融业风险的预警指标，尤其要突出跨市场、跨行业金融风险的监测。可考虑的指标有银行体系整体资本充足率、金融控股公司并表资本充足率、关联交易情况、信息披露情况、企业资产负债率、不良贷款率、通货膨胀率等。
(三)关于区域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建设
区域金融风险预警系统侧重于机构风险监测，尤其突出对金融控股公司在本辖区内的子公司的风险监测，旨在通过对各类金融机构风险进行测量并做出风险评估的基础上，及时向有关机构和整个系统发出早期风险预警信号。
1、组织网络。由人民银行各分行作为区域金融风险预警系统的主要负责人，成员单位包括区域内银监局、证监会、保监会以及各金融机构的内控职能部门。
2、预警方法。数学模型为：
N=al(xcomb)+a2(xmanage)+a3f(xentironment)
+a4f(xinner)
关键词：票号，存放款，汇兑，公司法，金融法，内部和外部管理制度
票号，又称为票庄或汇兑庄，是旧中国的一种信用机构。“票”即用作凭证的票帖文书。明朝顾起元《客座赘语·辩讹》载：“今官府有所分付句取于下，其札曰票。”后引申为一种纸张凭证。“号”即名称、称谓。《国语·楚语下》载：“能知山川之号。”韦昭注：“号，名位也”。后来，国家之名、商行之名都可称 “号”。
票号就是起源于承办埠间会票的汇兑业务，后发展为经营存款、放款和汇兑三大业务的金融业机构。山西票号之所以被称为“票号”，而不称为银行，就在于中国封建时代的习惯，即以一种事物的内容命名，如“镖局”因为为商旅保镖而得名。山西票号是我国封建社会末期出现的重要信用机构，它同钱庄一样，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金融业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它产生以前，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在借贷领域，除高利贷资本外，还产生了借贷资本，因此出现了主要从事工商存放款业务的“账局”。“账”即帐目，《正字通·巾部》载：“帐，今俗会计事物之数曰帐。”后引申为债权债务。“局”即店铺。账局亦称账庄，成为从事工商业存、放款业务的旧式金融机构，是中国银行业的雏形。帐局最早见于史书是在乾隆年间，“汾、平两郡，多以贸易为主，富人携赀入郡，开设帐局。”但是，由于帐局采用起镖运现的结算放式，所以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对资金融通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采用汇兑方式结算的票号就应运而生了。它作为账局的延续和发展，把银行业推入了初步发展的阶段。
在前，票号的经营者几乎全是山西商人。其中，1816年，全国 14家票号全部为山西商人所开；1883年全国票号30家，有27家为山西商人所开；1893年，全国共28家票号，有25家为山西商人所开；到1911 年，全国尚存26家，有24家为山西商人所开。[1]所以，经营票号也就成为晋商的一大特点。晋商就是通过这种遍布全国的票号，能在当时傲视金融界。
票号的组织结构、经营方式兼具有今日的合伙及公司的特点，而其管理规章又带有金融法规的特色。笔者就其起源、发展、外部经营制度和内部管理制度等方面做以下阐述，分析其制度的成败，以期对今天的经济发展能提供一点借鉴。
一 票号的产生与发展
关于票号的产生年代，过去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明末清初时，山西票号已产生；另一种说法认为山西票号成立于道光初年，其依据则为山西票号的内部文献和票号从业人员的口碑[2].近年来，有些从事票号史研究的学者通过实地调查，并结合有关史料进行分析、研究，大体上形成了山西票号产生于19世纪道光初年的通说。从历史上看，山西票号的产生从组织上源于账局；而从经营方式上看，则是在继承账局业务基础上融合了会票制度。
（一）票号在组织、业务上对账局的继承和发展
票号产生以前，中国有一些商业组织兼营汇兑。当时，在我国北方，已出现了一种与商业组织发生借贷关系的组织——账局，它对票号的产生间接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成为其组织渊源。
在16世纪初即明朝中叶，中国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它标志着封建社会趋于瓦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建立。此时，中国的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均有所发展， 工农业也开始了生产商品化的进程，使得商品货币关系有很大发展。此时期，在国内，“凡舟车商贾所达，西北及于天山外裔，东南及于闽粤重洋”[3].国际贸易上，自康熙后期“开海”以后，“诸国咸来互市，粤、闽、浙商亦以茶叶、瓷器、色纸往市”。[4]这种情况下，江浙的丝织业、以景德镇为代表的陶瓷业、矿业、盐业、糖业等手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5]然而，金融业却开始出现了滞后现象。就国内贸易而言，在此以前，商人主要依靠自有资本从事经营，而此时却已经不能适应扩大了的商品生产、交换，这就产生了借贷的需要；另一方面，国际贸易又加大了商人资本的不足，要求社会为其提供信用就成为一种必然。在这种社会形势下，从事借贷业务的账局就应运而生了。就现有资料表明，最早设立的一家账局为“祥发永”，设在张家口，是1736年（乾隆元年）由山西汾阳商人王庭荣出资4万两白银开设的。[6]在雍正乾隆之交，账局发展十分迅速，主要分布在京、津、张家口、太原、多伦等北方商业城市。而经营账局的，基本上都是山西商人。1853年（咸丰三年）清政府令京城商铺捐炮助饷的档案中，有账局商人捐款的名单。京城账局二百六十八家，其中二百一十家是山西商人开设的。[6]之所以会出现此种情况，主要是由北方地区是当时晋商的主要活动区域以及从事长途贩运贸易或者转口贸易活动需要大量的借贷资本所决定的。清朝时，晋商的经营活动范围已经遍布天下，但张家口和京师一带是其商贸活动的大本营。这还与山西商人于雍正、乾隆年间从事中俄贸易活动有关。雍正五年（1790年），中俄签订了《恰克图互市贸易条约》，恰克图成为两国间贸易的中心。雍正七年（1729年）清政府在中俄边界恰克图设立市集以后，中俄贸易有了长足发展，而张家口是恰克图贸易的进出口要冲。所以从事对俄贸易的商人中，晋商占很大比重。由于长途贩运，商品流转周期较长，使商人产生了社会信贷融通的需要。因此，由山西商人设立的账局较早出现在太原、汾州、天津和张家口等北方商业城市就有了一种必然性。
帐局的业务以工商业者存放资金为主，同时设在北京的帐局还兼营对候选官吏发放贷款。它通过办理存款和放款业务，集中和分配资本，在借者与贷者之间起着信用中介的作用。所以，账局向工商铺户发放贷款， 虽然还处于封建社会，但与近代货币资本家的性质是一样的。而账局对北京候选官员贷款，纯属高利贷盘剥。这样，就逐渐发展出了一种信用制度，而这种信用制度，正是以后山西票号得以产生的基础，也是业务开展的主要内容。
但是，账局有其本身的局限性。在当时，账局只设立于一域一地，没有分支机构，于是，埠际间的货币清算依旧沿袭着“起镖运现”的方式。而商业的发展要求解决不同地区间收解现金和清算债务的实际问题。这样，这种“起镖运现”的方式便不能适应商品流通区域日益扩大这一客观情况了，就需要迅速开展汇兑业务。而账局由于没有实行总分号制，也就无法承担起这一任务。于是，其他有分号的商铺就借鉴账局的经验，开始使汇兑与账局的其他业务结合起来，产生了票号。
（二）票号在经营上对会票的发展
汇兑业务起源于唐宪宗元和初年的“飞钱”。[7]它是全国各地商人到京城后，将铸币交给各道进奏院，由各道进奏院向其地方当局签发支付命令书，商人持之回原籍向地方当局领钱的拨兑制度。但由于它只是地方政府在“禁钱出境”的命令下解交饷款的权宜之计，因此，没能发展成一种系统的汇兑制度，但其汇兑方法，对后代产生了影响。宋朝因国库财政收入匮乏，便借鉴了“飞钱”的方法，实行了“便钱”制度。[8]即由在京城的商人代其所在地政府先交纳税款，待回乡后，再由地方政府兑付其已垫之款。然而，“飞钱”和“便钱”的使用与流通，是建立在中央政府的信誉与王朝统治的稳定的基础上的，没有这两个条件保证，这种汇兑制度就无法实行。到明清之际，随着商业活动的日益频繁和贸易规模愈加扩大，民间出现了使用会票的零星记载。明清之际陆世仪称：“今人家多有移重赀到京师者， 以道路不便，分钱于京师富商之家，取票至京师取值，谓之会票。”[9]会票尽管是稀疏地存在，但在商业兼营过程中，却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基本内容、种类和兑期、兑付使用的平砝（即天平砝码）和商号自立的平砝、会票银两兑付方法均是票号专营汇兑的最好的借鉴。
但由于会票是商人兼营的，所以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其服务对象主要限于乡里亲朋之间，通汇地区限于两地之间，且受承付能力的限制，不论即票或期票往往不能按时兑付。在这样的情况下，专营汇兑的票号的产生，就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需要。于是，山西一些资本拥有者就使账局与会票的长处相互结合，创立了山西票号。
二 从近代以来的金融法的视角看票号的外部经营制度
票号的外部经营制度存放款、汇兑、贴现业务为后来银行提供了经验。后起的银行章程都对这些具体的业务做了详细的规定。而且，清末为规整银行而颁布的《银行通行则例》也对银行业务的开展做出了规定。所以，票号的这些外部经营制度具有明显的金融法的性质。
山西票号是在结合帐局和会票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主要经营范围是存款、放款和汇兑。在进行三种业务的过程中，山西票号形成了一系列的对外经营制度，如联号制与总分号制相结合、汇票兑付制度、白银与制钱平行的货币制度、存放款制度以及无限责任制度等。其中联号制与总分号制具有金融组织法的性质，货币制度、存放款制度、汇票兑付及贴现制度具有金融法的性质。
（一）联号制与总分号制
山西票号之所以比帐局更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就在于它能够满足商人汇兑的需要。而这种功能的实现，是以票号实行联号制为基础的。所谓联号制，就是由一个财东独资或几个股东合资对所经营的分布在各地的不同行业的商号以总分号形式实行管理、开展业务活动的一种经营模式。这与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的子公司形式有些类似，它标志着晋商集团性的加强。
在平遥帮“十大票号”中，介休侯氏就占了五家，即蔚泰厚、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和天成亨，这五家票号组成了赫赫有名的“蔚字五联号”，构成了侯氏金融集团的主体。这五家票号在业务资金上相互融通，相互依赖，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共同体，为汇兑业务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同时票号与钱庄、银号关系密切，钱庄和银号因票号业务的需要，承担着为票号经理银两出纳的技术性职能。双方是相互联系、分工协作、互为利益、密不可分的。同时，各个票号均实行总分号制。三大帮的票号将总号分设地平遥、祁县、太谷三县，然后在全国各地设立分号，将营业触角伸向全国各个商业城市。一开始， 它们主要集中在直隶、奉天、山东等地，然后开始向南方发展。据有关资料记载，日昌、蔚泰厚和日新中三家票号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就已经有35处分号，分布在23个商业城市。包括了京师、张家口、苏州、汉口、广州、长沙、常德、汴梁、济南、西安、成都、重庆、扬州、清江浦、河口、三原、天津、芜湖、张家口、沌溪、南京、沙市、盛京等南北大城市（据蔚泰厚、日昌、日新中三票号总结账及信件记载）。其中日号1850年前18家分布号，1856年到达 19家，1867年增至22家，1886年实有23家。蔚泰厚1850年为6家，1855年为7家，1879年增13家。蔚丰厚1859年为8家分号， 1879年增至14家。[1]（第200～201页）正是这种联号制与总分号制，促进了社会资金的顺利、方便的融通。
（二）汇兑、贴现制度
营业范围上，票号与帐局之间重大的不同就在于票号实行了汇票兑付制度。票号成立后，吸收商业兼营会票的经验，首先开办了汇兑业务。在山西票号的汇兑业务中，分为票汇和信汇两种。票汇即用汇票形式办理汇款的汇兑方式，因为汇款双方收交汇款以汇票为惟一的凭据，所以叫做票汇。它又分为即票和期票两种，即票就是见票即付的汇兑，期票就是约定将来付款的汇兑。票汇中，汇票的内容与格式均有极为严格的要求，且形成了汇票无因性的惯性，即“认票不认人”。只要汇票没有瑕疵，谁持汇票提款在所不问。信汇则一般适用于票号交往较多、汇兑款项较大的工商和个人，分为顺汇和逆汇两种。顺汇就是通常的汇兑方式，即甲地票号先收款，签发汇票后，由乙地联号据汇票付款；而逆汇则是汇兑同存放款相结合的一种汇兑方法。其中顺汇是主要方式。后来，票号还开展了贴现业务。汇票贴现是在期票基础上新开展的一种业务，那时叫做“认利预兑”。其一般做法是工商业者委托甲地票号向乙地票号签发期票后，在未到兑付期以前需要现银利用，可以向乙地票号贴现提前兑款。
这种汇兑和贴现制度，均被后起地银行借鉴，成为银行的主要业务之一。
（三）存放款制度
票号在经营汇兑的具体活动中，也将账局存放款的业务继承下来，并经常使汇兑与存放款相结合。
票号在开展汇兑过程中，经常遇到商号因资金短缺要求票号先为垫付，双方议定票号在一定时间后再收回所垫款项的情况。而商号在交还垫款的同时，还要交付一定数量的利息。这在实际上无异于票号的放款。另一种情况是票号收下商号交汇的款项后，设定延迟一定日期后向受款者交付汇款，票号则免收汇费，或给予一定数额的补贴。这种汇款实际上无异于票号的存款。而这种存放款和汇兑相结合的情况，在票号的业务经营中，就是上文所说的“逆汇”。它在1844年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到后来，票号经营存放款，已经成为其经营性业务了。
山西票号的存款对象有富户及官绅等，到后来巨额官款的存放则占了很大部分。而放款则主要以信誉好的工商业商号为对象，甚至有时官府因急需也向票号进行借贷。北方商号存款多于放款，南方则放贷高于存款。根据“酌盈济虚”的原则，票号在此项业务上，北方分号多重于放款，而南方则侧重于吸收存款，从而使各个票号的业务达到一种平衡。总号则进行全局统筹。此间的存放利差，就成为山西票号的一大收入。
（四）票号的货币制度
票号在业务经营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货币制度。这种情况之所以产生，与当时清朝的币制有关系。在清朝法律中，对有关的货币政策做出了规定。《大清律例·户部·钱法》载：“凡钱法，设立宝源、宝泉等局，鼓铸制钱，内外俱要遵照户部议定数目，一体通性。其民间金银、米麦、布帛诸物价钱，并依时值，听从民便。”所以，清朝法律只是对于私铸钱币严格限制，但是对于钱币的流通却几乎没有规定。清朝时，实行银两与制钱平行的货币制度。白银是称量货币，制钱是计数货币。票号汇兑中，均以白银为收支工具。这样，就产生了票号的“本平”、“估色”制度。而其“本平”，则构成了山西票号存放款利差外的另一大收入。
白银是称量货币，但是官方称量白银的天平砝码即平砝大小在全国各地甚至在同一个城市里都是多种多样的。票号为了比较测算各地平砝的大小，都制定了本号的天平砝码，即本平。然后，将各自的平砝与各城镇周行的平码作比较，弄清各地平砝比本平是大是小，大多少小多少，并以此作为收交银两的准绳，借以维护主客双方的经济利益。从这一意义上讲，票号本平起着统一城市平码的作用，是其对外开展业务、对内会计核算的首要条件。票号本平制度的建立，对其开展汇兑和存放款业务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票号本平是各自为政的，所以它仍克服不了封建度量衡不统一的情况，这样，本平也给票号带来了超经济收入——余平。余平是票号在收交银两时，通过零收整付和本平与各地平砝折算中长余出来的数额。余平有两种，零进整出余平是正常的，不是超经济利益，而本平与各地平码折算中长余出来的数额，则是超经济收入。正是由于有本平这个中介，不管如何汇兑，票商都可以得到余平。
同时，由于中国各地使用的白银种类、成色各不相同，其折算比例也就有所不同， 票号中人必须掌握“估色”的技能。只有熟悉各地白银成色间的关系，才可以正确换算。在清代，一些商埠设立了“白银公估局”，其他地方则自行估色。票号收银时总是低估其成色，付银时又高估，于是，中间差额即成为票号获利。这一收益在汇兑及存放款业务中均存在，其利润比余平收益还要高。
到了清朝末年，清政府实行改革，发行纸币。但是，由于清末各种金融机构包括票号都或多或少的发行钱票，度支部认识到滥发纸币的危害后，借鉴东西方各国的经验，试图集纸币发行于政府，逐渐控制纸币发行权，并且规定了分别种类、责成担保、限制数目、严定准备金、保信用、固银根等政策。
（五）票号的无限责任制
山西票号，无论是独资的还是数家合资的，同账局一样，实行无限责任制。这种制度也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商业所固有的。一个票号，无论其资本是几万两还是几十万两，在资不抵债，发生倒闭时，出资者要对票号的全部债务负责任。这一点正是其类似于合伙的地方。在出现这种情况时，如果票号收回的放款不足以支付商号的存款，要由出资者重新拿出现银来支付。假如出资者拿不出钱来，就要牵连到出资者的其他财产和企业，这些财产和企业就以破产的方法来处理。中国的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部分企业和银行才实行有限股份公司的形式。这种无限责任制一般资本不多，一家票号最初只有几万两或十数万两，以后在经营中，通过分红等途径，逐渐增加资本，到19世纪末也不过二三十万两。但已比账局平均资本大十倍以上。[6]（第41～42页）
后来，在上海、广东等沿海外国银行兴起后，中国也出现了官办和官商合办的银行。鉴于票号无限责任的局限，借鉴外国银行的经验，这些银行也实行了有限责任制。这种情况进一步削弱了票号的竞争力，加速了票号的衰落。
三 具有公司法性质的内部管理制度
山西票号在完善外部经营规则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内部的制度建设，表现出很强的数字化管理气息和人本特色，与近现代的公司制十分相似。正是这种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才使得山西票号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具体而言，票号实行了俸股制、经理负责制、学徒制以及严格的号规制度。这些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公司法的性质。
（一）俸股制
俸股制即是股份制，它是在明朝贷金制、伙计制基础上对其加以革新而发展起来的。 [10]票号资本“股”一般在票号合约中称为“俸”，一俸即一股，不足一股者，以十进位计，称“厘”。与西方股份公司有所不同而体现山西票号独特特色的是它将股份分为两大类，即财股与顶身股。
财股即将股东投资按其出资多少折成股份。财股的作用在于吸收资金、扩大经营资本。财股在性质上，与今天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相似。股份是股份有限公司资本的基本构成单位，公司的股份总数乘以每股金额，即构成公司股本总额；同时，股东以其所持股份数来确立其在公司中权利义务的大小，所以股份又是股东权或股东地位的表现形式。票号的财股采用十进位制，以“厘”和“俸”来表示股东的投资；在决策时，股东之间一般也是依所投资金的多少决定权利的大小。财股的这些特征正是其与股份相通之处。
顶身股却是西方公司制所没有的一种独特的制度，它又称身股，俗称“顶生意”。获得顶身股的办法是，如果票号员工在票号做事多年，十分能干，能出力对票号业务经营有功，就开始奖励股份，这种股份就是顶身股。获得顶身股后，按其劳绩，一般是逢账期增加的，从一厘到一股为满额。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山西票号认为，一个票号的经营业绩是与票号中全部员工的服务密切相关的。如果票号员工的工作不与其收益挂钩，员工的积极性就会降低。于是，票号资本家就用顶身股的办法，将一部分利润让渡出来给员工，将员工的切身利益与票号利润直挂钩，从而刺激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在劳资之间建立起“荣辱与共”的关系，从而有利于票号的发展。从长远利益看，也更利于增加票号资本家的收入。同时，在顶身股的给予上存在较大的差别，工资相同的职工所获得的顶身股数额差距很大，更在员工之间产生了争股的影响。而且，这种制度对大部分未获顶身股的员工更具吸引力，刺激他们守规矩，努力提高业务水平，等待着顶身股的实现。而且，享有顶身股的职工死后，按生前所顶股数，还可以分两到八年的红利，称为“故身股”。除此之外，顶身股还是各个票号之间争夺人才的有利工具。
从性质上看，顶身股不同于合伙中的人力股，具有自己的特点。合伙中的人力股是以劳力作为投资的一种方式，而顶身股却是员工在入号后因为工作出色所获得的奖励，不是一种出资形式。
顶身股同现代公司在实践中实行的股票期权激励机制则有相通之处。股票期权是指经股东大会或董事会批准，经营者以约定价格取得或奖励所得企业一定比例的股份，并在规定的期限内逐步兑现的一种激励方式。[11]（第217页）实行股票期权的目的同顶身股是一样的，就是要使经营者与企业荣辱与共。股票期权的主要激励对象是企业的董事长、总裁、总经理等。但是期权股票也只是一种权利，并非现实的股份。而且与顶身股不同的是它的获得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可以在一定期限内用现金以约定的价格购买股份，也可以用赊账、贴息或者低息贷款方式；购买者还可以获得岗位干股、特殊奖励股。
顶身股与另外一种现代公司激励机制职工持股制度相比较，在目的与范围上更加接近于顶身股。职工持股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律师路易斯·凯尔索首先提出，1974年美国通过《职工退休收入保障法》将它固定下来。此后，德国、法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也相继采用。它的目的就在于将一般员工的利益与公司利益相结合；其范围包括了企业所有的员工。但在具体做法上，也不同于顶身股。加入持股计划的员工，自与所服务的公司和信托公司订约时起，每月向信托公司交付储存一定数额的购股储存金，由信托公司从二级市场购买本公司的股票或认购本公司发行的新股票。员工通过参与持股计划，可以以公司股东的身分而不仅仅是以劳动者的身分影响公司的经营行为，在股东大会上表达自己的意见。[11]（第193～194页）
由此可见，顶身股兼具了合伙的人力股、股票期权、员工持股的一些优点，具有很大的潜力和优势，这些都应该为现代的企业所借鉴。
财股与顶身股并存的股俸制度是山西票号的一大创造，它一方面体现了其内部经营管理中的数字化经营系统，另一方面又体现了儒家以人为本的思想，使物质资源与人力资源得到了紧密的结合，为山西票号雄居全国金融中心之地位而经久不衰提供了有利的前提条件。它虽然不是完美无缺的，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不失为一项成功的经验，对后人也有着很大的借鉴作用。
（二）经理负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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