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1 16:55:27
导语：在封建社会的经济特征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由于中国是带着氏族制的脐带跨入文明社会门槛的，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内在的本质的影响，使其政治结构呈现出与之相适应的构架和特征，“家国同构”是封建政治结构的首要特征。中国社会在进入文明社会时，非但没有清算氏族制，相反还保留了氏族制的残余。文明的发展是由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统治者利用国家政权的强制力量，利用宗法血缘的生理和心理基础，将氏族制发展为宗法制，用宗法血缘的纽带将家和国联结起来。而家庭以至家族就成了联系家和国的中介。同时，在结构上，家庭成了国家的缩影，国家则是家庭的扩大。
在中国古代，家庭是以父家长为核心的。由于皇族的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继承法的存在和在社会组织中的影响，由于宗法观念的内在要求，对家长的“孝”就成为每一家庭成员的必然义务，同时也成为衡量家庭成员善恶与否的价值标准。在国家政权结构中，是以君主为核心的，由中央的三公九卿以至地方的州、郡、县长官构成一套严密的社会组织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对君主的“忠”，是每个臣民应尽的义务，同时也是从政治上衡量个人品质与价值的准则。
就“孝”和“忠”这两个概念所包括的范围、涉及的对象以及功用而言，“孝”属于伦理范畴，它涉及的对象是家庭或宗族中的个人，是晚辈对长辈的恭顺态度。起着维系亲族感情、协调以家庭为本位的伦常关系的作用。“忠”则属于政治范畴，它涉及统属于君主之下的、处于不同政治经济地位的人，是下属对君上极其所代表的国家政权的政治态度，起着维护统治、协调秩序的作用。从现象上看，“忠”、“孝”并不相关，但实际上，二者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联系的桥梁便是纲常教义。封建纲常教义的核心是“三纲”，即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从表面上来看，只有君臣关系是有关政治的，而父子、夫妇关系则是有关家庭的，彼此并无联系。但中国纲常教义的神妙功用就在于用伦理修养来沟通政治关系和家庭关系。而其内在原因，就在于家国同构。“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的格言，便是家庭关系和政治关系间本质联系的集中概括。这种由国到家再到身的训导，其层次是由高到低、由宏观到微观；其设计的主体是君主，强调的是治国必先修身，着眼点在于教化百姓，从整体效应来看待个体修养。这种国――家――身的训导的负面表现，则是“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治，国治而天下平”。这是由身到家再到国，从低层次到高层次，从微观到宏观；其设计的主体是个人，强调的是修身才能治国，着眼点在于加强个体的修养，从个体修养中求得整体效应。家庭和国家的同构，是获得整体效应的通道，由国到家到身和由身到家到国，这两种形式的对应和运动可以称作“双向同构运动”。这种双向同构运动，必然获得同构效应。而这种同构效应的获得，在于伦理政治的作用。因为，按照统治者的设计：“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君。”这就将孝于宗族长辈的家庭宗法伦理情感，转化成了忠于国家朝廷的政治观念，由家而国，完成了情感转移，把各种可能出现的异端思想消弭于无形。伦理政治的作用，就在于利用家国一体的结构，通过家庭这个载体，使个人与国家一致。所以孔子说：“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以为政，奚其为政？”这反映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一方面是家庭政治化，另一方面是国家家族化，伦理政治达到功用就在于此。应当指出，这种伦理政治的目的并非象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为了实行所谓普遍的爱，“视人之家若已之家”，而是用伦理亲情来软化矛盾，以加强“君为臣纲”的统治作用。通过家庭政治化和国家家庭化两个途径，统治者把防止“犯上作乱”的责任，通过家庭以至家族关系，使各个家长、族长、父亲、丈夫去分别承担。这样，政治的功用，通过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父子夫妇关系，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而且，正如著名学者王亚南所指出的：“家族政治有一种连带责任：在有所惩的场合，就是一人犯法，九族株连。其结果，父劝其子，妻励其夫，无非是要大家安于现状，在现状中求‘长进’，求安富尊荣，而天下就因此‘太平’了。”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由父慈、子孝、妇从的伦理观念所建立的家庭关系，正是君惠、臣忠、民顺的国家社会关系的一个缩影。
[关健词] 中国传统犯罪 ；中国传统犯罪特征；研究中国传统犯罪特征意义
一、 中国传统犯罪概念
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是传统社会的上层建筑，竭力为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服务。随着阶级的出现，国家的产生，作为统治手段之一的刑事法律也随之产生。“夏有乱政，而作禹刑”[1]（P.9）。
什么是中国的传统社会？什么是中国传统犯罪？中国传统社会是相对于中国近现代社会而言的。公元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用炮火和军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随后的一个多世纪内，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中国社会的法律并没有随之完全改变，而是一直延续到公元20纪初的清末修律。特别是《大清新刑律》的修订，彻底地完成了中国法律向近现代的转变。所谓中国传统社会，在此，我们把它界定为中国从公元前21 世纪夏朝建立起至公元1840年止的社会形态，包括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谈及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还应包括清末修律之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法律。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征是：经济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政治上实行国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各级统治阶级享有种种特权，被统治阶级处于受奴役、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思想文化上前期（奴隶社会）主要受宗法思想支配，后期（封建社会）主要由儒、法二家思想支配，广大被统治者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文化实行专制主义。中国传统犯罪，主要是由中国传统社会刑法规定的、危害统治阶级利益的、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二、中国传统犯罪的特征
现代刑法学通说认为，犯罪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应受惩罚性。中国传统犯罪同样具有这三个特征，但又具有自己的特点。
（一）传统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
1、传统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通过犯罪对各种社会关系的侵犯而表现出来的。无论在奴隶社会，还是在封建社会，统治者都把各种危害他们利益和统治秩序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进行残酷的镇压，严刑峻罚。刑法保护的范围极其广泛，犯罪种类特别繁多，犯罪化趋势十分明显。
“刑起于兵”，说的是古代法律起源于战争中的军法，相应地，犯罪也起源于战争中危害作战利益的行为。“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意思是说，在战车左边的兵士，如果不好好从左边攻杀敌人，便是你们不奉行命令；在战车右边的兵士，如果不好好从右边攻杀敌人，便是你们不奉行命令；驾驭战车的兵士，如果不好好地掌握驾驭战马的技术，便是您们不奉行命令。努力奉行命令的，便在先祖神位前颁行赏赐；不努力奉行命令的，便在社神的面前给予惩罚。我要把你们这些不奉行命令的人变成奴隶或杀掉[1]（P.10）。随后犯罪涉及范围逐步扩大。奴隶社会的犯罪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反抗奴隶主统治方面的犯罪。有放弑国君罪、违抗王命罪、乱暴力正罪、乱政罪、聚众群饮罪等。危害社会秩序的犯罪。有杀人罪、杀人越货罪、侵夺财物罪、盗窃罪、失农时罪、声、异服、奇技、奇器罪等。破坏宗法制度方面的犯罪。有侵剥众庶罪、功有不当罪、三风十衍罪 [2]（P.51-54） .
春秋时期，诸侯称霸，王室衰微，井田制遭到了破坏，土地兼并频繁，礼崩乐坏。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进行了富国强兵的改革，争相公布成文法。魏国李悝，“撰次诸国法”，作《法经》六篇，其中规定了盗、贼、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侈逾制等犯罪行为。
秦汉两代是封建法制的形成与确立时期。秦法规定的犯罪主要涉及：第一，危害中央集权的犯罪。有谋反罪、以古非今罪、投书罪等。第二，侵犯人身安全的犯罪。有杀人罪、伤害罪、家罪。第三，侵犯私有家庭财产的犯罪。有盗窃、共盗、群盗罪。第四，逃避赋役的犯罪。有违背农时不耕作罪、逃避赋税罪、乏遥罪。第五，妨害婚姻家庭方面的犯罪。有非法婚姻罪，不孝父母罪、罪、通奸罪。第六，诬告方面的犯罪。有告不审、告盗加脏、诬人罪等。汉律规定的犯罪主要涉及：第一，危害君主专制统治的犯罪。有谋反、矫诏、诽谤、不敬、逾制、腹非、阑入宫门、犯跸、阿党附益、非正、出界、事国人过等罪。第二，危害中央集权的经济犯罪。有私营盐铁、盗铸货币罪、擅遥役、抗税等罪。第三，破坏统治秩序和社会安定的犯罪。有杀伤、盗窃、首匿、通行饮食、见知故纵等罪。第四，破坏婚姻家庭方面的犯罪。有不孝罪、 掠人妻、奸等罪。第五，各级官吏的职务犯罪[2]（P.129-142，167-185）。
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时期，是封建法制的发展、成熟时期。在此时期，各朝代律典体例日趋成熟，最终形成了以唐律为蓝本的传统法典。唐律分为十二篇。“名例”篇属于总则性规定，其中规定了定罪量刑的各种原则：“捕亡”、“断狱”两篇着重是关于刑事方面的规定，其余九篇，禁卫 、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则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犯罪作了规定。
宋元明清是封建法制的完备阶段，虽然律典体系有所改变，律典由名例律、吏律、礼律、户律、兵律、刑律和工律共七篇构成，但犯罪种类仍沿袭前代，未有较大的变化。
2、犯罪的危害性主要是指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但思想和言论也可构成犯罪。
现代刑法学，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无论是资产阶级刑法学，还是无产阶级刑法学，都一致认为，犯罪只能有行为构成，思想和单纯言论不能构成犯罪。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斗争的过程中，认识并猛烈的抨击了封建社会的罪刑擅断，践踏人权的危害性。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们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在刑法方面者提出了罪刑法定主义、罪刑相适应、刑罚人道等一系列主张。
中国传统刑法所规定的犯罪与此不同，它是与封建专制、等级特权、罪刑擅断相异的。因此，中国传统犯罪即可有行为构成也不乏思想与言论构成犯罪的实例。
行为构成犯罪，自不待言。历朝历代的犯罪，绝大多数都是行为人实施的各种危害统治利益的行为。封建社会的律学家们依据犯罪和刑罚的关系，将犯罪抽象为“作奸犯科” [4]（P.82-83）。作，有为的意思，为就是实施。奸，恶也，罪也。犯，就是触犯。科，就是法律条文。“作奸”是犯罪的前提，“犯科”是犯罪的后果。“作奸”既有作为，又有不作为。作为是犯罪行为的普遍形式，不作为是犯罪行为的补充形式。
思想言论构成犯罪，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腹非”罪。汉武帝时，把对国家法令有不同看法，口里不说而心怀不满的行为定为腹非罪[5]（P.506）。又如，秦朝对“偶语诗书、百家语”者，进行残酷镇压。再如，宋朝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抗金英雄 岳飞投
入监狱，迫害致死。另外，明清的特务组织任意罗织罪名，清朝的文字冤狱，也涉及到许多思想犯罪。由此可见，思想言论犯罪，一方面便于统治者排除异己，争权夺利，鱼肉百姓，镇压人民，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统治者的唯心史观，以及古人对传统犯罪认识的不够科学，有待于进一步发展。
3、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包含有行为人的主观恶性。
与传统社会的专制集权相适应，统治阶级在定罪量刑时，十分注重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眚灾肆赦，怙终贼刑”。说的是对于过失犯罪，可以赦免；对于故意数次触犯刑法的，坚决处罚。各个朝代无不区分故意、过失，偶犯惯犯，自首等。在我国传统刑法中，还确立了意思责任原则。周公在对康叔的告诫中，明确指出：“人有小罪，非眚惟终……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时乃不可杀。”[6]（P.180）这段话充分体现了“春秋决狱”中的“志善而违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的论心定罪思想。
转贴于 4、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势变则罪异。犯罪有自然犯和法定犯。自然犯又称刑事犯，是指由刑法典或单行刑事法规所规定的犯罪。这种犯罪本身的反道义性和反社会性十分明显 ，无须根据法律规范即可评断，一般人根据道德规范就可知其为犯罪而应受惩罚。法定犯又称行政犯，是指由行政法规中的刑事罚则所规定的犯罪。这种犯罪一般根据道德观念难以评断，须依据法律规范才能认定。中国传统犯罪中也有自然犯和法定犯。自然犯，各个朝代的规定变化不大；法定犯，则随着政治、经济、思想的发展，存在较大的变化。
5、把最严重侵犯统治阶级统治秩序和利益的若干犯罪行为规定为“十恶”。对于“十恶”之罪从重处罚，“十恶不赦”。因此，“十恶”重罪具有最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二）传统犯罪的刑事违法性
前已述及，中国传统社会起初受奴隶制的宗法思想支配，随后受封建社会的儒、法思想来对人们进行束缚，从而达到维护其统治的目的。这些宗法思想、儒家思想，就是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纲常礼教，就是传统社会的礼。礼构成了传统社会法律的实质内容。礼指导着法，象西周的“亲亲”“尊尊”，唐代的“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都是各自朝代的法制指导思想。因此，各朝代所宣布的犯罪行为，在法律上则表现为触犯刑律的行为，违反传统礼教的行为。
传统社会犯罪首先是违反律的行为。律，是经常适用的基本法律形式，即通常所说的“法典”，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适用的普遍性。传统社会各朝代几乎都有自己的法典，主要的犯罪行为都规定在法典之中。传统犯罪其次表现为是触犯其它各种法律形式的行为。传统社会除律外，还有其它法律形式。这些法律形式也规定了少量的犯罪行为，对于这部分犯罪而言，则表现为违反其它法律的行为。
传统犯罪都可以被视为是违反传统礼教的行为。一方面，礼与法存在密切联系。礼和法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都是为其利益服务的。触犯了礼，也就违反了刑，“出礼入刑”。反之亦然。礼的特点在于教化人心，防患于未然，刑之特点在于强制，惩罚已然犯罪，“ 礼之所去，刑之所趋”。礼还是刑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对于刑中没有规定的犯罪行为，除比况类推外，还可依据传统礼教定罪量刑，象“春秋决狱”即是。
有必要指出：传统社会刑法虽然规定了各种犯罪行为，但并不意味传统社会是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相反，传统社会规定了比况类推，规定有“不应得为”罪[5]（P.527-528），实际上把所有统治阶级认为侵犯其利益的行为都纳入到刑法中来，做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有人评价秦法“密于凝脂，繁于秋荼”[1]（P.60），就是对这种情形的写造。再加上皇帝、国王任意立法、言出法随，司法中行政兼理司法，罪刑擅断，刑讯逼供，司法腐败，出入人罪，所以，“法律的运用比法律本身还要不人道的多”[7]（P.703）。
（三）应受惩罚性
首先，传统社会坚持的是典型的报应刑思想。与此相适应，轻罪重罚，严刑峻罚，株连无辜，死刑执行方法繁多、残酷，刑罚以生命刑、生体刑为主。这一方面是因为传统社会发端于原始社会，受原始社会的复仇观念影响；另方面也表明传统社会矛盾的尖锐对立，统治阶级需要用残酷手段实行统治。
第二，传统社会中，刑罚是实现刑事责任的唯一手段。刑罚不仅使用于犯罪行为，也适用于其他各种违法行为。这是因为传统社会诸法合体，以刑为主，各种违法行为，不管程度轻重，一律予以刑罚处罚。
第三，为贯彻报应刑思想，传统刑法规定了一系列刑罚制度。比较完善定型的是奴隶社会的五刑制和封建社会的五刑制，可以说，它们是传统社会的基本刑罚制度，为主刑。除此之外，还规定了其他各种刑罚，如赎刑，夺爵、籍没等附加刑。所有这些刑罚制度，均以肉刑或体刑为主，是实现惩罚犯罪、镇压人民反抗的重要手段。
第四，随着统治经验的积累，统治者逐渐意识到凭借单纯的惩罚并不能很好的维护统治，于是便采用了若干定罪量刑的原则。如区分故意和过失，偶犯与惯犯，规定老幼笃疾刑责减免，秋冬行刑等所谓的“恤刑”，还规定了“亲亲得相首匿”，“诸犯罪未发而自首者，原其罪”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延缓了苟延残喘的统治。
第五，对各种犯罪的处罚，因人而异，同罪异罚。传统犯罪的刑事责任，往往因为犯罪主体具有一些特殊的身份而不同。良民贱民犯罪，对良民处罚从轻，对贱民从重；尊卑之间相犯伤害之类的犯罪，对尊辈从轻，卑者从重；官民相犯，官员从轻，百姓从重。此外，各级统治阶级中的成员及其一定范围内的亲属若犯了罪，则可以通过“上请”、“议”、“减”、“赎”、“官当”等途径，享有各种法律特权，逃避处罚。但对于“十恶”重罪，统治阶级若触犯时，则不能享有以上特权，相反，而是加重处罚。
三、研究中国传统犯罪特征的意义
（一）有利于了解古代的刑法知识
犯罪与刑罚是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传统犯罪以及有关问题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古代刑法的知识。通过学习研究，我们可以掌握各个朝代的基本法律制度；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哪些规定比较合理，哪些规定需要修改，从而掌握法制发展的基本规律。
（二）有利于指导当今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
今天是历史的继续。我们今天犯罪的有关制度是从传统刑法的有关规定发展而来的。所以了解古代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对于完善现在的刑事立法、加强司法、预防犯罪和保护社会均有重要意义。
（三）有利于促进刑法学理论的研究
没有科学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法学研究同样也需要科学的理论作指导。要想对法学进行有效的研究，前提之一是要了解其发展历史。对中国传统社会犯罪特征的研究，必将丰富刑法学的研究内容，拓展其广度和深度，大大推动刑法学的发展。
注释：
[1]蒲坚。中国法制史[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
[2]张晋藩。中国法制史[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
[3]周密。中国刑法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宁汉林，魏克家。中国刑法简史[M]. 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
[5]马克昌，杨春洗，吕继贵。刑法学全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3.
关键词：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资金；劳动力；市场；雇佣关系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4）01-0128
学生在学习《〈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2002年审查通过必修本）关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产生时，容易出现一种误解，即认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是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继续。而产生这种误解的原因是没有准确理解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近代资本主义间的关系和区别。
资本主义萌芽与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即以商品经济活跃为基础的资本主义萌芽为的产生提供了客观的条件，但并不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基础上逐步成长起来的。二者不能混淆。以下是它们的区别：
一、从概念上看
资本主义萌芽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是指农耕社会中孕育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雏形，是为购买劳动力增值利润而进行的商品生产，并以自由雇佣劳动为特征，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企业和生产关系。而是指殖民地、半殖民地或民族独立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所拥有的资本及民族工业。中国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中土生土长的资本主义，是相对于而言的。
二、从背景来看
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明朝中后期，处于封建社会内部，由于社会分工扩大，使各自的生产品成为商品，而扩大着交换的范围。民营手工业作坊增多，市场比较繁荣，白银流通和货币关系也得到发展。这些都说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部，是在外商企业的刺激，的诱导，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加速了自然经济解体的前提下，直接从外国输入机器、技术创办起来的。
三、从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来看
资本主义萌芽是在明中叶以后产生并缓慢发展，但始终未能成长起来，仍是封建经济的附庸。前缓慢发展着。中西方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间差距不大，但发展的结果却明显不同，欧洲资本主义萌芽自产生后发展迅速，16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兴起，尼德兰革命成功后出现了荷兰共和国――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却发展十分缓慢，从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到清朝前期，经历了两个世纪，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始终还处于萌芽状态。为何发展结果如此不同呢？中世纪的欧洲，封建君主的权力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如，天主教会和教皇对王权的制约、封建贵族领主对王权的制约、一些封建自治城市对王权的制约等，因此，欧洲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形成较，专制力量相对薄弱，资本主义萌芽有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中国自秦始皇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来，历代君主专制不断强化，到了明清时期达到了顶峰，极大地束缚了社会的进步，根本原因是腐朽的封建制度严重的阻碍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从政策上看，西欧主要封建国家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增强国力，对内实行重商主义政策，鼓励发展工商业对外拓展海外贸易，实行殖民扩张，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
特别是明清统治者对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
如，设立众多关卡，对商品征收重税，严格限制手工业生产的规模等，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禁止或限制海外贸易，严重摧残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从资金上看，欧洲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后，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如，英国通过海外贸易、奴隶贸易、圈地运动等方式，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积累了雄厚的资本。而中国的地主和商人将赚来的钱多用来买房置地，很少把资金投入到生产领域，严重影响手工业的扩大再生产，使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缺少必要的资金。主要表现在：农民遭受残酷的封建剥削，极端贫困，无力从市场上购买手工业品；地主和商人将赚来的钱大量买房置地，严重影响手工业的扩大再生产；封建国家设立众多的关卡。
从市场看，在欧洲，政府对内通过一系列措施，积极建立和拓展国内市场，如，英国通过圈地运动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国内市场，对外通过殖民扩张，进一步扩大海外市场，因此，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所需要的国内外市场十分广阔。在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占统治地位，这使得国内市场非常狭窄。封建地租沉重造成农民极端贫困，无力从市场上购买手多关卡，对商品征收重税，并严格限制手工业生产规模；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禁止或限制海外贸易。爆发时，这种萌芽就被侵略者扼杀了。正如同志所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是在19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产生，经历了一个初步展、黄金时期、遭受挫折、日益萎缩、被改造的曲折历程。的发展有不利因素和有利因素两个方面：不利因素：先天不足。缺乏资本的原始积累和人才、技术落后、规模小，市场狭小等；后天畸形。由于其先天的不足和列强的压制与掠夺，造成民族工业在工业结构和地区分布上呈畸形发展，中国民族工业基本上是轻工业，其中有主要是纺织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分布不合理，主要集中沿海大城市，未能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三座大山的压榨。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的压迫和束缚，步履维艰；动荡的政局。近代中国政局长期动荡，使民族工业发展缺乏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因素：列强侵华客观上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思想观念，冲击了中国落后的生产方式和思想观念，瓦解着中国自然经济，客观上为民族工业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条件；清末至民国历届政府都鼓励兴办实业；中国人民反帝运动的高涨，使实业救国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爱国精神是支撑近代民族工业曲折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四、从特点来看
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在江南地区的个别行业（个别部门）如：纺织业、制瓷业等，一般规模小，采用手工操作，其主要特征就是雇佣关系。手工工场的管理者是富裕起来的手工作坊主，即“出资”的机户。劳动者是丧失了任何生产资料，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别无生活保障，他们与作坊主的关系是“机户出资，机工出力”，即生产资料拥有者与出卖劳力的自由雇佣劳动者的有机结合。出现在东南沿海地区，一般规模稍大，其主要特征是采用大机器生产。企业的管理者是一些官僚、地主和商人转化的民族资产阶级。企业的劳动者是工业无产阶级，即来自破产的农民。
五、从影响来看
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表明在封建社会内部已经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生产关系，是封建制度衰落的标志和具体体现之一；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代表了中国社会进步发展的总趋势，但是资本主义萌芽仅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产生，是对雇佣关系的一定发展，在整个商品生产中不起决定作用，在整个城市经济中也无足轻重，而相对于大海般的封建经济，它仅是沧海一粟，对整个社会的进程未发挥什么作用。使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前，中国式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战主导地位。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使封建经济日益解体。中国产生后，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出现了新成分，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进一步瓦解。中国的阶级结构发生变化：诞生并得到发展，无产阶级队伍发展壮大。促使了民主思想的传播和民主革命的发展：在近代工业引进西方自然科学的同时，西方的是科学知识也随之引入。在此基础上，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出现了早期的维新派，他们的主张为以后的奠定了思想基础。随着工业的初步发展，的力量也逐渐成长起来，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力量，并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文章认为，以现在使用的“封建”概念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封建”为由，来否定中国历史上（或秦汉以后）存在过封建社会，是站不住脚的。西欧中心论是应当批判的，但不能由此否定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性，否定所包含的对人类历史发展普遍性的认识。
关键词：封建 feudalism 唯物史观 社会史大论战 封建地主制
引言：问题的提出
本文所要讨论的“封建地主制”（或称“地主经济封建制”）是指封建社会形态中的一种类型，这种类型既区别于中国战国以前的封建领主制（或把战国以前定性为奴隶制），也区别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制。
“封建地主制”理论是与对战国秦汉以后至以前这一历史阶段社会经济性质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战国秦汉至是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个时代，把它放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大潮中看，它显得很有特色，似乎与众不同。对这段历史如何认识，如何定性，颇费历史学家踌躇。早在上一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就有人称之为“中国社会形态发展史中之谜的时代”[1] 。“封建地主制”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学界对该时代诸多定性中的一种，经过长期的研究和讨论，自四五十年代以来，它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同，以至成为中国学术界关于战国以后的社会性质的主流观点。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人们反思以往的研究，对传统经济，尤其是战国以后至以前社会经济性质进行再认识，提出了形形的理论观点。据我的考察和概括，其荦荦大者，除“地主经济论”以外，还有“权力经济论”和“市场经济论”[2] 。近年来，“地主经济论”这一主流观点，一再受到“权力经济论”者和“市场经济论”者的质疑和批评，其中有的是点名与我商榷的[3] 。
作为一个“地主经济论”的信奉者，我觉得有必要、有责任回答这些质疑和批评，同时根据学科研究的新进展，对“封建地主制”的理论做出某些修正和补充。
现在，封建地主制理论又遇到更为根本性的挑战。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出现一股似乎越来越大声浪，否定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封建社会，尤其是不承认战国秦汉以后的中国为封建社会。他们说，西欧的封建（feudalism）和中国古代的“封建”是根本不同的，认定中国古代存在西欧式的封建社会，是把社会形态的学说（五阶段论）硬套到中国历史上的结果；这是中国古史研究中最大的“荒谬”和“尴尬”，云云。如果连封建社会都不存在，封建地主制就更是无从谈起。
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对中国封建地主制的讨论，不能不从在中国历史研究中使用“封建”、“封建社会”、“封建制度”的概念是否科学谈起。本文着重于学术史的回顾。首先分析“封建”概念的古今演变，然后评述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秦以后是否封建社会之争，疏理“封建地主制”理论形成的过程，最后回答质疑者提出的部分问题。至于应该如何认识地主经济体系及其运行机制，在新的形势下应对封建地主制理论作些什么补充和修正，只好留待另文阐述了。
一、 从古代“封建”到近世“feudalism”概念的引入
（一）中国古代的“封建”
中国古代“封建”的原始意义是封土建制、封邦建国，大规模“封建”的事实发生在西周建国初年。
甲骨文中已有“封”字，是在土堆上种树的象形，它是土地疆界的一种标志。帝王要在其统治范围内或势力范围内建立诸侯国，首先要确定它的疆界，设置“封”作为标志，并建立某种法规，这就是所谓“封建”，也可以单称“封”或“建”[4] 。或谓殷代已有“封建”，根据尚嫌不足[5] ，且殷代没有出现需要普遍实行“封建”的客观情势。盖周族以僻处西陲的蕞尔小国灭掉“大邑商”，如何统治这幅员广阔的土地，成为十分棘手的问题，分封制度由此应运而生。分封的用意，是让亲戚子弟率领族人到各地建立武装的据点，以此为依托控制各个地区，并从而形成拱卫宗周的态势。《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讲的就是这一事实。诸侯从周天子那里取得土地和人民，即拥有相对独立的土地领有权和政治统治权，同时要向周王室提供贡赋，形成某种统属关系。诸侯又对其统属下的亲戚子弟进行分封。所谓“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左传·桓公二年》）。从周天子到诸侯卿大夫士，形成以宗法制维系的等级体系，君临广大被占领地区人民之上。大规模的“封建”完成于西周成、康之世，以后只有零星实行者，但“封建”所形成的一整套制度延续到春秋以至战国。
封建制度春秋战国之际开始逐步瓦解，秦统一全面实行郡县制，取代了西周以来的封建制。
“封建”的事实虽然发生在西周，但明确用“封建”一词表述它则是春秋时代的事情[6] 。实际上，终先秦之世，“封建”一词是很少使用的。倒是秦汉以后，有了郡县制作为它的对立物，“封建”的特点才更加突显出来，该词出现的频率也增加了。关于封建制和郡县制孰优孰劣的争论，从秦汉到明清迄未停止。在这一争论中，来源于西周的“封邦建国”的“封建”这一概念，已经发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它的内涵被拓宽了。就拿柳宗元著名的《封建论》来说，虽然也谈到西周“裂土田而瓜分之”的事实，但柳宗元心目中的“封建”，主要是指人类原初时代为了消弭共同体内部纷争、以应对外部自然界威胁而自然形成的君长权力[7] 。古圣王只是不得已而承认这种现实。所以他说：“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他把“封建”的出现看成是客观情势所使然，而不是圣人主观意志的产物，就这一点来说，是一种唯物的观点；但他所理解的“封建”与西周自上而下的“封建”，显然是有区别的[8] 。
柳宗元的这种观念，并非凭空产生。战国秦汉时代的人们追溯和考察远古历史的时候，往往按照离他们比较近的西周春秋的历史模式去理解它，从而把当时存在的某种“联盟”的关系视为西周那样的统一“王朝”，把作为联盟首领的“共主”当作“王朝”的“君主”，把星罗棋布的部落方国比附成西周春秋时代分封的“诸侯”。例如，司马迁就说“黄帝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黄帝打败蚩尤以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于是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史记·五帝本纪》）；“禹……即天子位……封皋陶之后于英六”（《史记·夏本纪》）；等等。西周的“封建”造就了许多国中之国，而有些“诸侯”又确实是原有方国部落的归顺者。远古时代松散联盟和方国林立的状态在某些方面与西周相似，在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下，把它与“封建”挂钩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9] 。
魏晋以降，封爵而不治民的制度也开始沿用“封建”之名。如《三国志》卷20《魏书·武文世王公传》：“魏氏王公，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南朝宋裴松之注引《袁子》（按，指晋人袁准所著《正论》）)曰：“魏兴，承大乱之后，民人损减，不可则以古（始）[治]。于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无其实。” 东晋孙盛也说：“异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术，违敦穆之风，背维城之义。”[10] 《晋书》卷23《乐志下》谓改古乐曲《有所思》为《惟庸蜀》系“言文帝既平万乘之蜀，封建万国，复五等之爵也”。
宋元时代，李昉等辑《太平御览》设“封建部”五卷。继之，马端临写《文献通考》设“封建考”十八卷，一方面把“封建”从西周追溯到黄帝时代，另一方面又把秦汉至唐宋封爵而不治民（或曰“封”而不“建”）的制度也囊括其中。马端临开创的这一体例为《续文献通考》、《清文献通考》、《续清文献通考》所继承。在《通考》的这个系统中，先秦的“封建”可称为狭义的“封建”，它虽然包括了西周的“封建”，而且是在西周“封建”的基础上推衍出来的，但两者毕竟不同；广义的“封建”则包括先秦的“封建”和秦汉以后的“封建”。马端临等人并没有把秦汉以后的分封王侯等同于先秦的“封建”，但他们确实把中国古代“封建”的概念拓宽了。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封建”虽然起源于西周的“爵土建制”，并以此为基础，但这一概念的内涵是历史地发展变化着的。黄帝、唐虞、三代的“封建”已经与西周的“封建”有所不同，更遑论《通考》系统那种广义的“封建”了！不过，不管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封建”，它们指的都是一种政治制度。
（二）西欧的feudalism和“封建”与feudalism的对译
“封建”一词内涵之变化，至近代而益显。中国近代以来流行的“封建”概念，虽与古代的“封建”虽存在某种渊源关系，但内涵已大不一样，它基本上是来自西欧“feudalism”的意译，并在这个基础上发展的。
在西欧，后来被译为“封建”的“feudalism”这一概念，也是历史地变化着的。它原来是用以指称西欧中世纪的某种制度，但它并非流行于中世纪，而是西方近代学者所使用的概念。在中世纪欧洲，“feudalism”所指的内容实际上只是某些地区零碎存在，且都集中在早期。从16世纪开始，欧洲法学家对它进行研究，其着眼点主要是一种封土之律（LiAri Feudorum ）及其所反映的国王和封臣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直到18世纪的西方学者仍视封建为一种法律制度。19世纪，西方学术界从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角度对封建的各个方面如封君封臣关系、封土制度、庄园农奴、农村公社、封建城市等，进行了研究，做出了许多概括，并以feudalism一词指称封建制度。这样，feudalism就不光是指一种法律制度，其含义已扩展为一种社会制度或社会形态；不过，当时史学家们对封建主义、封建制度仍多从政治、法律方面认识和讨论。到19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封建”是人类历史上依次递嬗的几种社会形态之一。他们把封建社会理解为一种生产方式、理解为特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并着重从经济基础、所有制、生产关系来把握其特征。这些理论不断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并有所发展。20世纪30年代末马克·布洛克写的集当时研究之大成的《封建社会》一书，就深受唯物史观的影响。正如马克垚教授指出的，西方“封建”概念的内涵经历了由法律政治制度到社会或社会形态的变化[11] 。当“封建”用以指称某种社会的时候，这个概念已经具备了某种普遍的品性，可以用它来研究世界各地类似的社会和类似的历史，而不光局限在西欧一地，于是有东欧的封建社会、亚洲的封建社会、非洲的封建社会等等。当然，西方学术界的认识也并不是统一的，把封建理解为中世纪西欧的一种特殊的政治法律制度的仍大有人在。
总之，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欧洲学者feudalism （“封建”）这一概念，的“封建”观是在继承以往学界积极的认识成果基础上的创新。其实，即使是的“封建”观也是历史地发展着的。[12] 欧洲的这种“封建”概念和理论传到中国后，不能不引起了中国固有的“封建”概念的巨大变化。
以前的中国是封闭的，以自我为中心，人们观察历史时只是把当今与往古比较，而且往往着眼于政治制度。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开始正视外部强大的西方世界，开始拿中国历史与西方比较，开始吸收西方的历史观念。西方“feudalism”的概念就是在这种比较中引进的，从而给中国古老的词汇——“封建”赋予全新的内涵。
最先提出中国和西方都经历“封建时代”的是新史学的先驱者梁启超。1899年，梁启超提出中国与欧洲的国体都依次经历了家族时代、酋长时代和封建时代；中国周代和欧洲希腊的国体相同点最多，都是封建时代与贵族政治、列国分立[13] 。梁氏这里所说的“封建”仍然是中国古代（西周）的“封建”，而不是西欧中世纪的“feudalism”；但这里的“封建”已经不是单纯的政治制度，而是作为时代标志的“国体”，在认识上包含了某种突破的意义。
据现在掌握的资料，最早把西欧“feudalism”译为“封建”的是日本学者，而最早运用“feudalism—封建”这一概念分析中国社会的则是严复。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译名为《原富》），译feudalism为“拂特之制”，这是音译。1903年底翻译出版爱德华詹克斯《政治制度史》（译名为《社会通诠》），则进一步把feudalism译为“封建”。严复是否沿用日本人的翻译或受其影响，不得而知，但他采用这一译名经过了自己的认真分析，则是显而易见的[14] 。他认为人类的进化，都要经过图腾社会、宗法社会而进入国家社会（或曰“军国社会”），而“封建社会”则是宗法社会与国家社会之间的过渡，“二者之间，其相受而蜕化者以封建”。“此其为序之信，若天之四时，人之童少壮老，期有迟速，而不可或少紊者也。”也就是说，“封建”是人类社会必经的历史阶段。在中国，“由唐虞以讫于周，中间二千余年，皆封建之时代”。西欧“其趾封建，略当中国唐宋间”[15] 。可见，严复是拿中国的历史与西欧作比较，认为中国古代的“封建”与西欧中世纪的“feudalism”相类，从而把“feudalism”翻译为“封建”的[16] 。
严复引入feudalism 概念分析中国历史并以“封建”对译时，不是把它当作单纯的政治法律制度，而是理解为一种社会形态或社会发展阶段，从而大大超越了中国古代学者仅仅把“封建”理解为一种政治制度的认识。他虽然还不可能像者那样从生产关系、所有制和经济基础去把握“封建社会”；但他已经意识到封建社会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类型基础之上的。他指出图腾社会建立在渔猎生产的基础上，宗法和封建社会建立在耕稼生产的基础上，国家社会建立在农、工、商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从图腾向宗法过渡的社会，则建立在游牧生产基础上[17] 。严复的这种认识并非孤立的。在严复翻译出版《社会通诠》前后，夏曾佑撰写《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认为人类总是由渔猎社会进入游牧社会，再由游牧社会进入耕稼社会；进入耕稼社会以后，“前此栉甚风沐甚雨，不惶宁处者，至此皆可殖田园，长子孙，有安土重迁之乐，于是更有暇日，以扩其思想界。且以画地而耕，其生也有界，其死也有传，而井田、宗法、世禄、封建之制生焉，天下万国，其进化之级，莫不由此。”也就是说，井田、宗法、世禄、封建这一套相互联系的制度是建立在农业生产基础之上的。这种认识与严复的“封建”观显然是吻合的。[18]
从严复开始，中国学者一般都把“封建”看作一种社会 ，这说明严复的翻译和理解已被中国学者所普遍接受。
还应指出的是，中国古义的西周“封建”虽然是一种政治制度，但它本质上是对土地和人民权力的一种分配，从而涉及生产关系的核心部分（生产资料与生产者结合的方式）。因此，把“封建”与“feudalism”对译，作为表示某种社会形态的概念，与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并不矛盾，而是相通的 。
总之，二十世纪初以严复等人为代表的思想界的先驱们突破了就中国论中国的狭隘眼界，进行中西比较，以进化论指导历史研究，承认人类历史发展存在某种普遍性和规律性，不是仅仅把“封建”看作一种政治制度，而是把它看作以一定生产类型为基础的社会形态或人类社会发展阶段。这比起中国古代学者对“封建”的认识和对历史的理念无疑是一次飞跃。
从1903年到2003年，整整一百年过去了，先哲们阐发过的理念仿佛又成了问题，真令人感慨万千。二十一世纪的人们哟，我们认识水平总不应倒退到严复以前吧！
注释
[1] 王礼锡：《中国社会形态发展史中之谜的时代》，《读书杂志·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一辑。
[2] 拙文：《中国封建经济史若干理论观点的逻辑关系及其得失浅议》，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
[3] 例如，最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刊登美籍华裔学者赵冈《试论地主的主导力》一文，就是指名和我的文章作为批评的靶子商榷的。
[4] 《周礼·封人》：“掌诏王之社壝，为畿封而树之。凡封国，设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说文》：“封，爵诸侯之土也。”《一切经音义》卷23引《声类》：“建国以土地曰封。”“建”，《说文》谓“立朝律也”，即建立法规，也意味着某种国家政权的建立。按：《鲁颂·閟宫》：“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这里的“建”就是建立侯国的意思。
[5] 胡厚宣：《殷代封建制度考》，载《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之一，1944年出版。陈中凡在《殷商社会史之商榷——读胡著质疑》（《新中华》（复刊号），1946年3月）一文中对胡氏的观点提出了批评。
[6] 上引《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春秋时人富辰语。又，《诗经·商颂·殷武》：“命于下国，封建厥福。”“封”训“大”。这里的“封建”不同于作为一种制度的“封建”。
[7] 柳氏《封建论》说：人类之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
[8] 西周的“封建”是自上而下地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给原来没有土地的亲戚臣属，所以《礼记·乐记》注说：“封谓故无土地者也。”《公羊传·隐公元年》注说：“无土建国曰封。”这与原来就管辖一定的土地和人民的方国部落显然是不同的。
[9] 侯外庐认为“ ‘封国’非封建制度”。“封建亲戚以蕃王室的说法，是战国时代造作出来的。……在战国末年儒家改编《国语》所凑成的《左传》才把周代封建的制度有源有本地描画出来，到了汉代，儒家更把封建制度造作到三代，一直推到黄帝。”（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第139—14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从诗书等文献看，西周时已有“封建”的事实不应怀疑，但侯外庐认为汉代“儒家更把封建制度造作到三代，一直推到黄帝”，则基本上是事实。
[10] 《三国志》卷19《魏书·陈思王植传》注。
[11] 马克垚《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导言》，学林出版社，1997年。
[12] 晁福林在《论封建》（《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中指出：“就理论本身来说，关于封建主义的理论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上个世纪，西方学者关于“封建”的概念主要指一种政治、法律制度，核心是指封君与臣属的人身依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受了这种观点的影响，所以在他们关于“封建”的理论中有许多是在强调这种属于政治的法律的人身依附关系，但是又在许多地方，从经济学的角度强调封建的生产关系、封建的土地关系，这是我们在研究关于封建问题时所应当注意的。”
[13] 梁启超《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载《清议报》的第17册（6月8日）和第26册（9月5日）。参见何怀宏《世袭社会》。
[14] 日知在《“封建主义”问题（论feudlism百年来的误译）》一文（载《世界历史》1991年第6期）中说严复是最早把feudlism翻译为“封建”的，黄仁宇在《大历史》自序的注中，则说是日本人首先把feudlism翻译成“封建”。外来词词典记述来自日本的外来词中确实列有“封建”一词。日本何时以“封建”对译“feudlism”尚待查考，但1903年初马君武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中即提到“欧洲封建分立之制”，这里的“封建”显然是“feudlism”的对译，可能是沿用了日本的译文。这时《社会通诠》还没有出版。所以不能排除严复采取日本译名的可能性。
[15] [英]甄克思著、严复译《社会通诠》序，此据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16] 参阅马克垚《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导言》。
[17] [英]甄克思著、严复译《社会通诠》序，此据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18] 夏曾佑与严复过从甚密，同为天津《国闻报》（1897创刊）的创始人。《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为《中国古代史》）是1902年夏氏为其母守孝时开始写作的。1903年11月夏氏曾为严译《社会通诠》作序，认为宗法社会为人类社会所必历，中国自黄帝至今为宗法社会，又以秦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并试图从政治与“宗教”的相互关系解释为什么中国进入宗法社会甚早，而迟迟未能脱离宗法社会的原因。这和严氏定唐虞三代为封建社会（也就是典型的宗法社会），入秦以后为向军国社会过渡的宗法社会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可见，夏曾佑也接受了“图腾—宗法—封建—军国”的社会进化图式，“渔猎—游牧—耕稼”只是这种进化图式从另一个角度的表述。
一、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自给自足还是自给性生产？
经君健同志的《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联系》一文［①a］，撇开以往经济史研究中相沿已久的说法，试图从一个新的思路解决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统治与商品经济发达这种理论上的“矛盾”。他认为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是西欧中世纪早期以庄园制为主要内容的领主经济的主要特点，至于以地主制经济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封建制度，则与商品经济有本质的联系，从总体上说来不存在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的特点。应该说，经君健同志的这篇文章是有新意的。以往有的学者虽然也认为战国秦汉以后自然经济不占统治地位，但他们大都是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的甚至认为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引起自然经济的瓦解来论述这个问题的。经君健同志认为，封建地主制经济根本不可能自给自足，因而也就不具备实现自然经济的条件。在他看来，中国商品经济很早就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一直未能促进资本主义关系产生、发展，就是因为这里的商品经济与地主经济相适应。
认为地主制经济不具备实现自然经济的条件，当然也就取消了我们一开头所说的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统治与商品经济发达的理论上的矛盾。但这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因为它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难以解释的困惑。首先，既然地主制经济从一开始就与商品经济有本质联系，而与自然经济没有必然的关系，那么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类型是不是就应定性为商品经济？既然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完全适应，为什么秦汉以后历代的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要一再提出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的思想和主张？其次，倘若说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从总体上说属于商品经济而不是自然经济，为什么这种与地主经济相适应的商品经济一直未能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再有，既然自然经济从中国地主制封建社会一开始就不占统治（或主要）地位，1840年以后，阻碍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内部经济因素，究竟是自然经济还是商品经济？这些问题，从理论上显然都是不容易得到合理解释的。
经君健同志的论文，用意是要破除按照欧洲中世纪的经济模式来套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实际的教条主义。从方法论上说，这无疑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他对“自然经济”范畴的界定，却完全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欧洲中世纪早期经济生活某些特点的论述来加以概括，而没有考虑这些特点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否也同样存在，这就不免削弱了他立论的用意。经君健同志承认，马克思并不曾给“自然经济”范畴下过定义。他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把自然经济的内容归纳为三点：一、经济条件的全部或绝大部分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二、赖以建立的生产方式的条件，是要有作为农业副业的家庭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三、产品根本不进入或只有少部分进入流通过程，甚至代表土地所有者收入的那部分也只有比较小的部分进入流通过程。在经君健同志看来，“‘自给自足’是这种独立的封闭的经济个体最基本的特征，其他各点都是由此派生的”。也就是说，只有经济单位的生产与消费在使用价值形态上保持平衡时，自然经济才得以实现。他把这称为“自然经济平衡律”。
按照经君健同志所论述的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和必要条件来衡量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生活，当然得不出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的结论。但问题是，从马克思的有关论述看来，能不能说“自给自足”是“自然经济”最基本的特征？经君健同志在分析自然经济必须具备的五个条件时，是以西欧中世纪早期的领主庄园为考察对象的。但我们知道，即使在西欧中世纪早期，完全自给自足的领主庄园为数也不多，更不用说中期和晚期了。在领主庄园之外，欧洲中世纪还有许多分散的依附农民和自由农民，他们更不可能具备经君健同志所说的自然经济的五个条件。这就是说，如果用经君健同志所说的“自然经济平衡律”作为衡量的标准，则不仅中国地主制封建社会，就连西欧领主制封建社会恐怕也很难说是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事实上，如果我们全面地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自然经济的论述，就不难发现，他们更多地是强调经济单位的生产或者是“为了生产者本身的直接消费”，或者是为了“封建领主的直接消费”［①b］。应该说，自给性生产才是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自给性的生产而后者是商品性的生产。我们可以认为自给自足是自然经济表现得最完整和纯粹的形态，但不能把自然经济归结为自给自足。同样是自给性生产的经济单位，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以什么形式满足本单位生活消费和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需要，可能表现出具体的差异，但这并不改变自然经济的本质。
方行同志在《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一文中，认为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多层次结构，亦即有自给型、半自给型和交换型等不同生产类型的农户。这个思路是正确的。但他一方面说：“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的自给性生产，超过或大大超过其商品性生产，自然经济就仍然是其主要的质，商品经济仅是其次要的质。”另方面又承认“物质生产的自给自足”是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②b］这就不免使自己的理论前提陷入矛盾而难于自圆其说，因为“自给性生产”和“自给自足”毕竟是两回事。
自给自足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经济单位可以独立实现本单位所需要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生产。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在中国古代是存在过的。《盐铁论·水旱》说：“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农民不离畦亩，而足乎田器。”《淮南子·主术训》说古代人君“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殖桑麻，肥墝高下，各因其宜。邱陵阪险不生五谷者，经树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瓜，秋畜疏食，冬伐薪蒸，以为民资。是故生无乏用，死无转尸”。上述材料虽说都带有理想化的成份，但在春秋战国以前，生活在家族公社和农村公社中的农民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而与市场很少发生联系，大致是事实。
春秋战国时代，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动。原先作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家庭公社和农村公社瓦解了，各诸侯国普遍形成以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的个体小农农村。铁农具的推广和牛耕的使用是个体小农经济形成的物质基础，而这些生产资料却是大多数个体农民家庭无法自给自足的。许行及其门徒号称自食其力，“必种粟而后食”。但是他们却做不到“织布而后衣”，而且做饭的锅甑和耕田的铁农具都需要用粟去交换。原因很简单，“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①c］从战国到秦汉，无论是农民家庭或地主田庄，与市场都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它们的生产和生活消费，都需要通过市场得到补偿和调剂。但是经济生活的这种变化，并没有改变大多数经济单位仍然从事自给性生产的性质，因而也就没有改变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基本特点。在本文往后的叙述中，我们对此将作具体的说明。
“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都是反映经济生活运行机制的特定范畴。在经济史的研究中，需要应用经济学的一些范畴、模式和原理来说明问题，因为只有通过这种理论的抽象，才能深刻阐明经济现象的本质。但是我们又要注意历史现象是非常复杂的，不能简单地用一些范畴、模式和原理来剪裁历史。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②c］按照这种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统一，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理解不能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欧洲中世纪历史的一些论述出发，而应该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自给性生产是自然经济的本质，它并不排斥与市场的一定联系，而是以后者为自己的补充，这就是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基本认识。转贴于 二、“男耕女织”：封建自然经济的特色
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我们通常所说的封建自然经济，主要也是就小农经济而言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小农的生产能力并非一成不变，相互之间也不是完全没有差别的。有条件生产较多剩余劳动产品的农民家庭，也就有可能从事部分的商品性生产。但对于大多数的小农来说，基本上都是从事自给性生产。在封建社会前期，尤其如此。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③c］能够达到温饱的小农家庭并不多，而即使是这样的家庭，也仍然属于自给性生产的类型。
小农的自给性生产，具体表现为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亦即“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这是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特色。历史文献谈到小农的生计时，经常耕织并提。《淮南子·主术训》：“人之情不能无衣食，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万民之所公见也”。《盐铁论·园池》：“夫男耕女织，天下之大业也。”农民男耕女织的劳动生产物，除供自己家庭消费之外，还要向封建国家缴纳赋税。有的农民家庭，由于男子在外做事，或要专心读书，妇女也有从事田间劳动的。如刘邦为亭长时，“常告归之田”，而平时锄草一类的劳动则由吕后承担。［①d］东汉高凤“少为书生，家以农亩为业，而专精诵读，昼夜不息。妻尝之田，曝麦于庭，令凤护鸡”［②d］。但一般说来，男子总是农民家庭田间耕作的主要劳动力。还有的农民家庭由于某种特殊原因（如父家长死亡而子女幼小，或丈夫外出游学），妇女不得不单独承担维持家庭生计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妇女所从事的家庭手工业的产品，可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要拿到市场上出售，用以换取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如乐羊子外出游学，思家返归，其妻引刀以裂织相劝，“羊子感其言，复还终业，遂七年不反。妻常躬勤养姑，又远馈羊子。”［③d］乐羊子之妻所以能够独力奉养婆母，还“远馈羊子”，显然靠出售家庭手工业产品维持一家生计。但这个例子对于广大小农家庭来说，毕竟没有代表性。相反，孟光嫁给梁鸿，“求作布衣、麻屦，织作筐缉绩之具”。其后夫妻“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④d］，倒是反映了当时一般农民家庭男耕女织以自给的实际情况。
正因为男耕女织是小农经济的基本支柱，所以封建国家维护和扶植小农经济的政策，着眼点往往也是加强和巩固小农的耕织结合。商鞅变法奖励“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⑤d］。秦始皇碣石刻石夸耀统一的秦帝国“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⑥d］而秦帝国的崩溃，恰恰是由于“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⑦d］，亦即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被拖入绝境的结果。西汉一些政论家在谈到秦朝灭亡的原因时，大都要指出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⑧d］汉代皇帝屡次下诏劝课农桑，甚至亲耕籍田以供宗庙粢盛，皇后则亲自蚕织以奉祭服，作为编户齐民男耕女织的表率。当时的一些“循吏”，也都把劝课农桑当作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例如黄霸为颍川太守，“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⑨d］。龚遂为渤海太守，“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木畦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⑩d］。王景为庐江太守，”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又训令蚕织，为作法制，皆著于乡亭”［①①d］。茨充为桂阳太守，“教民种植桑柘麻紵之属，劝令养蚕织屦，民得利益焉”。［①②d］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和壁画，常见有男子扶犁和妇女采桑的图像。山东、江苏、四川等地的画像石，还有普通的织机的图像。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这些材料，都说明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在封建经济结构中的重要地位。
我们说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这并不等于说当时所有农民家庭的衣着都由家庭纺绩业得到替换和补充。《汉书·食货志》载李悝计算魏国农民的收入和支出，其中衣着费用是以货币计算的。可见早在战国时代有些农民家庭已从市场购置衣服。秦汉时代当亦如此。农民衣着不可能全靠家庭生产自给，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桑麻的种植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纺绩技术的推广则与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前引《后汉书·循吏列传》，茨充为桂阳太守“教民种植桑麻紵之属，劝令养蚕织屦。”说明在此之前，桂阳地区尚不知桑麻种植和纺织技术。同书《崔实列传》载：“〔实〕出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织绩，民冬月无衣，积细草而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实至官，斥卖储峙，为作纺绩、织絍、綀缊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可见五原到东汉后期家庭纺绩业才得以推广。大体说来，关中、关东和巴蜀这三个基本农业区，家庭纺绩业比较普遍，因而历史文献经常谈到这些地区“农桑衣食之本甚备”，“颇有桑麻之业”，“女工之业，覆衣天下”，等等。［①e］《后汉书·廉范列传》载，“成都民物丰盛，邑宇逼侧，旧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灾，而更相隐蔽，烧者日属。范乃毁削先令，但严使储水而已。百姓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裤。”说明成都家庭纺绩业覆盖面很广。但即使在一些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区，也并非所有农民家庭都存在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东汉初年禁民二业，刘般上疏说：“今滨江湖郡率少蚕桑，民资渔采以助口实。”［②e］可见家庭纺绩业不能不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但上述这些情况，都不能否定男耕女织在全国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意义。汉武帝时，一岁之中，“诸均输帛五百万匹”。武帝东封泰山，巡海上，“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③e］这样大量的丝织品，都是广大农民家庭手工业的产品。东汉末年，曹操平定冀州后，下令“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④e］。如果说这还只是限于曹魏统治地区的话，那么西晋平吴实现全国统一之后，“制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⑤e］，就足以说明从东汉后期到三国，家庭纺织业已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推广，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也结合得更为紧密了。 三、小农的经济状况及其与市场的联系
说小农经济具有自给性质，并不意味着农民的劳动生产物在维持简单再生产和全家生活消费之后就不可能有剩余了。小农的生产条件不同，经济状况和生活消费的水平也会有差别。西汉初年封建国家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不少农民家庭不但可以过上温饱的生活，而且多少有些积蓄。《史记·平准书》说：“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禀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盐铁论·结和》也说，汉武帝即位之前，“上求寡而易赡，民安乐而无事。耕田而食，桑麻而衣。家有数年之蓄，县官余货财，闾里耆老或及其泽”。但是农民经济状况的改善，并没有改变他们自给性生产的性质。汉武帝即位以前，农民和市场的联系一般说来是比较少的。《史记·律书》说：“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又《盐铁论·国疾》载贤良曰：“窃所以闻闾里长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温暖而不靡，器质朴牢而致用。衣足以蔽体，器足以便事，马足以易步，车足以自载，酒足以合欢而不湛，乐足以理心而不，入无宴乐之闻，出无佚游之观。行即负羸，止作锄耘。用约而财饶，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华，养生适而不奢。”贤良所谓“往者”，即指武帝之前。他所说的“常民”，除了地主豪富之外，也包括一些比较殷实的农民。这一幅生活图景，正是与市场较少联系而自给程度较高的小农经济的写照。
汉武帝时期是西汉社会经济由盛转衰的时期。这个时期一方面由于社会财富的增长，出现了商品经济繁荣的局面；另一方面随着贫富分化的加深和封建国家赋税徭役的加重，出现了大批农民破产外出流亡。有的学者从农民的“背本趋末”，得出了自然经济已经解体的结论。我们很难同意这样的观点。因为所谓农民“背本趋末”，并不能理解为农民都去从事商业活动，更不能认为他们已经从自给性生产转为商品性生产。昭帝始元四年诏曰：“比岁不登，民匮於食，流庸未尽还，往时令民共出马，其止勿出。”师古注：“流庸，谓去其本乡而行为人庸作。”［①f］说明离乡外出的农民，很多是从事暂时性的雇佣劳动。恩格斯在谈到古代的雇佣劳动时说：“那时雇佣劳动是一种例外，一种副业，一种救急办法，一种暂时措施。不时出去打短工的农业劳动者，都有自己的只能借以糊口的几亩土地。”［②f］汉代许多外出庸作的农民，也具有这种性质。他们所从事的雇佣劳动，只是弥补生计不足的一种“暂时措施”和“副业”。一般说来，过一段时间以后还是要回乡务农的。即使有些人从事只需少量资本的贩运性商业，也都带有暂时性和季节性的特点。他们并没有完全脱离农业劳动，与其说他们是“背本趋末”，不如说是“以末补本”。有些从事贩运性商业的农民，其实也是雇佣劳动者。居延汉简所载“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③f］，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例子。寇恩原是颍川昆阳市南里人，寄居居延，简文称他为“客民”。甲渠令史华商、尉史周育本当为鄣候粟君载鱼去觻得出售，他们因故不能去，雇用寇恩与粟君的妻子同去，约定“载鱼五千头”，“卖鱼沽出时行钱*[原字廿加廿]万”。但是到了觻得之后，卖鱼所得不足四十万。寇恩把原来谈好给他作为僦值的一头黑公牛卖了，凑成*[原字廿加廿]二万给了粟君妻子，尚欠八万。回来后，寇恩以粟君雇他儿子捕鱼应得的庸值相抵，认为粟君还应给他儿子庸值余谷六石一斗五升。可是粟君不给，反而向居延县廷告寇恩负债。寇恩为粟君去觻得卖鱼，带有包销的性质。但他并没有能够获利，反而是把自己和儿子的工钱都赔了进去。这个事例，有助于我们了解汉代那些所谓“背本趋末”的农民的实际情况。
商品生产的基础是社会分工。秦汉时代专门从事园圃业和畜牧业的农民基本上属于商品性生产，因为他们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交换。秦汉之际的召平，“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④f］。像召平这样的种瓜专业户，当然就属于商品性生产的农户。但是从事谷物种植业（这是农业生产的主体）的农民，情况就不一样，他们生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交换，而是为了养家糊口。以种植谷物为生的广大农民家庭，并不具备从事商品性生产的条件。即使有些农民家庭有可能把剩余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我们也不能把这些农民家庭列入从事商品性生产的经济单位，因为他们出售的剩余产品不但是很有限的，而且这种交换行为是不经常和非预定的。晁错在谈到农民生活的困苦时说：“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①g］农民为了应付水旱之灾和封建赋敛，有时不得不把有限的剩余产品乃至一部分必要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他们的这种交换行为并非经常和预定的性质是十分明显的。
秦汉时代广大农民之所以只能从事自给性生产，而不能从事商品性生产，这是小农经济低下的生产能力所决定的。战国秦汉时代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由于土地丰度不同，加之当时亩制和量制都有大小之别，史书记载出入较大，要得出精确的估算有一定困难。以汉代而言，大致说来，平均一小亩可产粟2石，一大亩可产粟3石。［②g］耕种百亩（小亩）土地的农家，每年可收获粮食200石左右。这个收入维持全家的生活是否还有剩余呢？不同经济状况的家庭，消费水平会有差别，但各个时代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生存消费，大体上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标准。晁错说：“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③g］从文献记载和汉简的有关材料，我们可以推算出汉代普通农民家庭为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所必需的消费。《盐铁论·散不足》说：“十五斗粟，当丁男半月之食。”《汜胜之书》说：丁男丁女“岁食三十六石”粟。王充《论衡·祀义》说：“中人之体七八尺，身大四五围，食斗食，歠斗羹，乃能饱足，多者三四斗。”崔实《政论》说，长吏及其奴从二人每月“食粟六斛”。这些记载都说明汉代成年劳力每月口粮大致需要谷三石。汉简所载边塞吏卒的廪食，每月基本上是粟“三石三斗三升少”［④g］，比上引一般劳力的口粮略高，这大概是因为边塞吏卒劳动条件比较艰苦的缘故。汉简还载有吏卒家庭成员每月的廪食标准，大女和子使男“二石一斗六升大”，子使女和子未使男“一石六斗六升大”，子未使女“一石一斗六升大”。边塞戍卒在服役之前，基本上都是农民，封建国家供给戍卒家庭的食粮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普通农民家庭为保证生存和繁衍后代所必需的食粮消费量。根据上述材料，我们可以推算出汉代不同规模和结构的农民家庭为维持全家生活所必需的粮食月消费量和年消费量。一个父母妻子型的五口之家，如果有两个大男，两个大女，一个使男，其粮食月消费量为12．48石，年消费量为149．76石；如果有三个大男，两个大女，其粮食月消费为13．32石，年消费量为159．84石。一个夫妻子型的四口之家，如果有两个大男，两个大女，其粮食月消费量为10．32石，年消费量为123．84石；如果有一个大男，两个大女，一个使男，其粮食月消费量为9．48石，年消费量为113．76石。汉代农民家庭的饮食非常简单，通常是“饼饵麦饭甘豆羹”，“园菜果蓏助米粮”。在估算农民家庭最低限度的饮食消费时，我们甚至可以不考虑菜蔬，但食盐的费用则是不可缺少的。汉简所载官府供应边塞吏卒及其家属的食盐，基本上是每人每月三升。据此估算，四口之家每月需要食盐12升，全年144升；五口之家每月食盐15升，全年180升。农家食盐要从市场购买。汉简有关于粟价和盐价的记载，假定盐价每斗30钱，粟价每石100钱，四口之家全年用盐折粮4．32石，五口之家全年用盐折粮5．4石。至于衣服费用，这是一个比较难于估算的项目，因为南方和北方需要的服装不同，各种衣服耐穿的程度也不一样。有手工业的家庭可以自己解决全部或部分家庭成员衣服的替换，而另外一些家庭的衣服则需要全部或部分从市场上购买。如果按照《汉书·食货志》所载李悝估算战国时代农民家庭全年衣食费用约为1∶1．8的比例来测算，汉代五口之家一年的衣服费用相当于82石粮食，四口之家相当于68石粮食。这样，我们大体上可以估算出汉代普通农民家庭所需最低限度的生活消费：有两个大男的五口之家全年约需口粮149石，食盐折粮5．4石，衣服费用折粮82石，共需236．4石。有一个大男的四口之家，全年约需口粮114石，食盐折粮4．32石，衣服费用折粮68石，共需186．32石。有了这样一些参照数字，我们对于汉代小农家庭的生产能力究竟能有多少剩余产品用于交换，就可以作出比较接近实际的估计。每年收获200石谷物的四口或五口之家，如果只计算口粮和食盐消费，应有富余；但如果加上衣服费用，则只有很少剩余或入不敷出。而这还没有扣除种子、农具等生产费用和封建国家赋税的支出。可以想像，农民怎么可能经常有剩余产品投入市场出售呢？贡禹有田百三十亩，自称“年老贫穷，家赀不满万钱，妻子糠豆不赡，裋褐不完。”元帝征召他为谏大夫，他不得不“卖田百亩以供车马”。［①h］像贡禹这样有130亩土地的农家，尚且不能保证全家温饱，土地不满百亩的农民就更可想而知了。事实上，汉代农民占有土地不足百亩的很多。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郑里廪簿竹简记载的25户农民，占有土地的状况多数是二、三十亩，最少的才八亩。其中占地最多的一家，是“户人胜能田三人口五人”，也只有“田五十四亩”。［②h］以他家的情况来看，如果只靠土地收获，没有别的谋生之路，显然也是无法度日的。
农业的副业是农民家庭的一项重要收入。农民种植谷物入不敷出，其生计有很大一部分是靠副业来弥补的。这就决定了副业的性质基本上也是自给性生产。纺绩业主要是为了供给家庭成员的衣着和向封建国家缴纳赋税，果蔬种植和牲畜饲养也是为了生活和生产消费的需要。黄霸、龚遂、茨充、崔实等人在郡太守任内劝民畜养鸡豚、种植果蔬和养蚕纺绩等，都属于在农民中推广自给性副业生产的性质，而谈不到是商品生产。崔实《四民月令》说：八月“趣织缣帛，染彩色。擘丝治絮，制新浣故。及韦履贱，好豫买，以备冬寒。”反映了当时一般农民家庭手工业基本上是为了满足自身衣着替换的需要。
我们说秦汉时代绝大多数农民的生产具有自给性质，而没有从事商品生产，这并不排斥他们和市场保持着程度不同的联系。把农民与市场有联系，在市场上出售部分农副产品，与商品生产混为一谈，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农民和市场之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联系，不外乎是由于如下的一些原因。
第一，小农家庭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并不完全具备维持再生产和满足自身消费的必要生产条件。铁农具和食盐是农民家庭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但这两项皆“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③h］。即使是衣着之类的消费品，如前所说，也并不是所有农民家庭都能自行生产的。
第二，封建国家的赋税并不完全征收实物，汉代的算赋、口钱和更赋都需要用货币支付。农民为了缴纳赋税，不得不把农副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换取货币。汉武帝置均输官，对农民“释其所有，责其所无”，也迫使农民不得不“贱卖货物以便上求”［①i］。
第三，无地少地和生计艰难的贫苦农民，为了谋生，不得不长年或在农闲季节外出从事雇佣劳动。这部分靠庸作增加收入的农民家庭，大都要从市场上补充大部分或一部分生活资料。
总之，秦汉小农和市场的联系，不论是出售商品或购进商品，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出之生产和生活需要的一种不得已的交换，并不是为了牟利的目的而采取的经常的交换。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使用价值的交换，而不是价值的交换。价值规律对农民投入市场的产品虽然也要起一定的作用（如“谷贱伤农”），但农民的生产品种和耕种面积并不会因此而有所变动。小农经济的资源配置不受价值规律支配，说明农民和市场的联系并没有改变小农经济的自然经济属性。 四、大土地所有者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
秦汉大土地所有者的地产有两种经营方式，一种是把土地出租，另一种是自营田庄。这两种经营方式既有自给性的生产，也有商品性的生产。从事商品性生产的地主田庄，是秦汉时代农业中商品生产主要的经济单位。
租佃制地主经济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经济单位。地主把土地出租之后，一般只管收租，并不干预租佃农民的生产过程。因此，租佃制地主经济实际上包含了地主家庭和农民家庭两个经济单位。就租佃农民来说，他们交纳的地租虽然是自己的剩余产品（有时也包括一部分必要产品），但他们生产这些产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出售，而是为了租种土地这一必要的生产资料，因而这些产品并不具有商品的性质。租佃制的农民经济，应该说和自耕农经济一样，基本上也属于自然经济类型。至于租佃制的地主经济，情况就比较复杂一些。按照“见税什五”的地租率，一个拥有200亩（小亩）土地的地主，在把土地出租之后，其地租收入只能相当于有100亩土地的自耕农家的全年收获。假定这个地主每年地租收入有200石左右谷物，如果他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这个地主家庭的生活消费只能相当于有100亩土地的自耕农家庭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多少剩余产品可以投入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地租只不过是从农民自给性生产的剩余产品转变为地主家庭必要的生活消费品，租佃地主经济显然具有自然经济的性质而非商品经济。但是，地主地租收入的多少，取决于他出租土地的数量。汉代有些地主，占有的土地多达数百顷，甚至千顷以上。如有名的酷吏宁成，因犯法抵罪髡钳，他回到家乡后，“乃贳贷买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②i］仲长统《昌言·损益》篇指出，“豪人货殖，馆舍布於于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这些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把土地出租之后，其地租收入就非常可观了。一个拥有1000亩土地的地主，按照“见税什五”的地租率，每年可收租谷1000—1500石左右。如果拥有100顷土地，则地租量可增加10倍。这样大量的租谷，地主家庭当然不可能全部自己消费，而会投放市场换取巨额的货币，以便过上豪奢的生活，并且进一步扩大土地的占有。宁成把土地出租之后，几年之间“致产数千金”［①j］。马援在陇汉间役属宾客田牧，“至有牛马数千头，谷数万斛”［②j］。《昌言·理乱》篇说：“汉兴以来，相与同为编户齐民，而以财力相君长者，世无数马。……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於四方；废居积贮，满於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这些身兼地主和商人的“豪人”，他们投入市场流通的商品，有许多本来就是从租佃农民那里榨取来的剩余产品。这样，地租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当地租量在满足地主家庭的必要消费之后还有富余时，以谷物为主要形态的实物地租对于地主来说，已经不再只是具有使用价值，它还代表着一种交换价值。因此，租佃制的地主经济也就不能再简单归结为自然经济，而是在一定意义上带有商品经济的性质了。正是地租的这种商品经济性质，诱使大土地所有者不断扩大土地兼并和租佃制的经营。土地越多，意味着可以用来交换的地租量越大。这也是为什么汉代一些权家豪民热衷于从封建国家那里假得大量公田，再转手出租给贫民的原因。《盐铁论·园池》篇中的文学曾指出：“今县官之多张苑囿，公田池泽，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归权家。”
秦汉大土地所有者的自营田庄，有的属于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经济单位。如秦汉之际的宣曲任氏“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③j］。又如西汉末年的南阳著姓樊重，其田庄“波陂灌注，竹本成林，六畜放牧，鱼蠃梨果，檀棘桑麻，闭门成市”［④］j］。不但规模很大，而且农、林、牧、副、渔生产俱备。《后汉书·樊宏列传》说：
〔樊重〕世善农稼，好货殖。……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赀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闾。
樊家田庄不但“闭门成市”，“有求必给”，而且连制作日用器物所需的梓树和漆树，都在田庄之内种植。像这样高度自给自足的田庄，比之欧洲中世纪一些自给自足的领主庄园可以说毫不逊色。但是樊重又是一位货殖家，他不但从事商品生产，还兼营商业和放高利贷。秦汉时代像樊重那样高度自给自足的地主田庄是很少的，但在不同程度上实行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地主田庄却不少。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另一特色。它说明，不能把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理解成完全对立和相互排斥的两种经济类型，它们在实际生活中可以在同一经济单位中并存，并且相互补充。
秦汉时代完全从事商品性生产的地主田庄，大多生产地区性的土特产。《史记·货殖列传》说：“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qiū①③；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谷物和姜韭不属于土特产，但也必须土地肥沃又靠近城市，生产才有利可图。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到谈到上述这些从事商品生产的大土地所有者时，说他们是“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可见这些大土地所有者自己并不经营商业，其产品是由专门从事贩运贸易的商人收购而投放市场的。而这也就意味着上述大土地所有者所经营的商品生产的规模及其获得的利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商人对他们的产品收购的数量。由于多数农副产品容易腐坏和不易贮存，在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它们大多只能在地方小市场或附近的都市销售，这不能不使得农副产品的商品生产受到很大限制。《史记·货殖列传》在谈到“通邑大都”的商人每年出售的商品数量时，列举了“千石”、“千钟”、“千钧”、“千足”、“千皮”等等。论者或据此认为当时商品的营业额很大，说明市场广阔。其实，《货殖列传》的这段材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说明汉代市场的历史实际，是很值得研究的。商品形态各种各样，司马迁一概以“千”计算其销售量，这不过是形容其多而已。即使我们相信司马迁的话有一定可信性，也需要再具体分析。就以《货殖列传》所说的“贩谷粜千钟”而论，一钟六斛（石）四斗，千钟6400石。大都市的商人一岁之中可出售如此数量的谷物，这个营业额可以说不小。但按照当时一般人每月需要口粮3石计算，6400石只相当于供应178人全年的口粮。这样的供应量对于大都市的商人来说，就不见得很大。又《货殖列传》说，拥有“带郭千亩亩钟之田”的素封之家，其收入“与千户侯等”。如此看来，大都市商人全年销售的千钟谷物，相当于一个素封之家千亩良田一年的粮食收入。有了上述这两个参照数字，我们对于“贩谷粜千钟”所反映的商品销售规模，就有可能作出比较实事求是的估计。其他一些商品的销售，也有类似的情况。如一岁之中出售“鲐鮆千斤”，乍一看来数量也不少。但如对照前引居延汉简所载寇恩一次长途贩运卖鱼5000头，则大都市中的商人一年卖鱼千斤，这个营业额也就不足称道了。总之，对《货殖列传》上述材料所反映的市场规模，不能望文生义而作过高的估计。 五、民间手工业与官府手工业的商品生产
与农桑并举的家庭手工业不同，独立的民间手工业的产品基本上是为了出售。不论是个体手工业者的手工作坊或是豪强大家的手工工场，都属于商品生产的经济单位。
与编户齐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手工业，主要是酿造、纺织、煮盐、冶铁、铸钱、制陶等业。其中，盐铁关系民生尤其重大。在封建国家实行垄断经营之前，盐铁生产主要掌握在豪强大家手中。有些豪强的手工工场“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①k］，生产规模相当可观。这些盐铁工场主大都兼营商品生产和销售，亦即成为盐铁商。他们“公擅山川铜铁鱼盐市井之人，运其筹策，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②k］，因而皆致巨富。但是盐铁商“决市闾巷，高下在口吻，贵贱无常”［③k］，却反映市场机制很不健全。《盐铁论·水旱》说：“民得占租鼓铸煮盐之时，盐与五谷同贾。”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更说明价值规律的作用有限。个体手工业者的生产规模很小，其产品只能在地方小市场出售。《盐铁论·水旱》说，有些生产铁农具的个体手工业者“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务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农事急，转运衍之阡陌之间。民相与市贾，得以财货五谷新弊易货，或时贳民，不弃作业”。这种在田间以货易货的交换方式，则显然带有自然经济的痕迹。
西汉中叶以后，“公卿大夫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亡限”［①l］。消费观念的变化，刺激了某些手工业商品生产的繁荣。以衣着而言，过去高级丝织品民间是很少服用的，而到了武帝、昭帝时期，“富者缛罗纨，中者素绨冰锦，常民而被后妃之服，亵人而居婚烟之饰”［②l］。由于消费需求扩大，锦绣冰纨这类高级丝织品的生产有了较大发展。齐地、蜀郡和陈留郡的襄邑都以高级丝织品的生产而驰名。《论衡·程材》篇说：“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汉书·地理志》说，齐地“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左思《蜀都赋》描写成都织锦生产的情况说：“圜圚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其他供统治阶级和富人享受的奢侈品生产也很发达。但这类奢侈品生产的增加，并不足以反映整个社会商品生产的发展水平，因为它们毕竟不是广大农民所能享用的。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在抨击“女极纤微，工极技巧”的侈靡风气时，就指出“夫纨素之贾倍缣，缣之用倍纨。”［③l］。民间需要量最大的纺织品是缣布，而缣布的主要来源是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
官手工业的产品大致有三类：一是供皇室和贵族享受的奢侈品，如东西织室和齐三服官生产的高级丝织品，各地工官生产的高级漆器、玉器、金银器和铜器等。这类产品基本上不是为出售而生产的商品。二是军国之用需要的产品，如钱币、士兵的武器和装备、水利工程和皇家建筑工程和用品等。这类产品也不是为出售而生产的商品。三是与人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如食盐、铁农具、舟车、日用漆器和铜器、陶器等。这类产品是为出售而生产的商品。由于封建国家实行垄断，官手工业的盐铁生产获得巨大的发展。我们应该承认盐铁官营在某种程度上有保障人民供给的作用，但是这种体制也存在许多弊病。《盐铁论·水旱》载贤良说：“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县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卒徒烦而力作不尽”。“今总其原，壹其贾，器多坚*[原字石加坚]，善恶无所择”。“盐铁贾贵，百姓不便。”“铁官卖器不售，或颇赋与民，卒徒作不中呈，时命助之。发征无限，更繇以均剧，故百姓疾苦之”。贤良所说的这些弊病，在官营手工业中带有普遍性。封建国家经营商品生产，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只要有利可图，根本不考虑维护商品生产的经济条件。官手工业的劳动者主要是征发来的农民。他们的劳动带有封建劳役制的性质。由于被征发的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负责管理的官吏又不负责任，只求产品数量达到上面规定的指标，不考虑质量，因此成本很高而质量很差。产品卖不出去，官吏就强行配卖。凡此种种，都给人民带来了许多不便和痛苦。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上，虽然贤良文学反对盐铁官营的主张未被当政者采纳，但王莽末年终于被迫废除包括盐铁官营的六管之禁。东汉初年曾一度恢复盐铁官营的政策，而自和帝之后，就实行私营而由国家征税了。盐铁官营这种商品生产之所以不能长期维持下去，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它完全违反价值规律。也可以说，它其实还带有很深的自然经济的烙印。
六、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看封建经济的特点
在讨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问题时，不应当把某些经济单位的经济类型和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经济类型混为一谈。
我们可以确认封建社会中有些经济单位具备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但不能据此就推论整个社会经济结构都具有商品经济的性质。同样，肯定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自然经济性质，也不必否定有些经济单位具备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作绝对化和公式化的理解，因而不免在总体判断上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
一般说来，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商品生产建立在对劳动者的超经济强制的基础上，因而不论某些生产部门商品经济有多大发展，总免不了要带有自然经济的痕迹。马克思曾经指出：
自然经济在任何一种依附农制（包括农奴制）的基础上都占优势，在带有或多或少原始性的公社（不管是否掺杂着依附农制关系或奴隶制关系）的基础上，更是占优势。
他还以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为例说：
奴隶制度，只要它在农业、制造业、航运业等等方面是生产劳动的统治形式（就像在希腊各发达国家和罗马那样），也保存着一个自然经济的要素。奴隶市场本身是靠战争、海上掠夺等等才不断得到劳动力这一商品的，而这种掠夺又不是以流通过程作为媒介，而是要通过直接的肉体强制，对别人的劳动力实行实物占有。［①m］
秦汉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虽然不同于古代希腊罗马，但是剩余劳动的占有不是以交换为中介，而是以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和超经济剥削为基础则是一样的。如上所述，秦汉官手工业（并非全部）和私营手工业是从事商品生产的部门，大土地所有者的自营田庄通常也从事商品生产。但是它们的直接生产者主要是奴隶、有人身依附关系的雇佣劳动者和被征发来的农民，因而这种商品生产同样也保存着自然经济的要素。更重要的是，农业是古代社会决定性的生产部门，秦汉农业中从事自给性生产的经济单位（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以及一部分租佃制的地主经济）占绝大多数，这就决定了自然经济在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占有统治地位。只不过这种自然经济不但不排斥商品经济，反而是和商品经济结为一体。
秦汉时代商人资本活跃，这是人们容易得出自然经济已经被商品经济所取代的结论的重要根据。历史文献对于秦汉商人的活动确实有许多生动的描写，如“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②m］；“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③m］；等等。我们从这些材料诚然可以看到当时商人资本的活跃，但又不能完全相信其中的夸张之词。试设想一下，如果真是“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社会生产还有可能维持下去吗？有的学者认为秦汉时代已形成全国性的统一市场，这种说法很难成立。《史记·货殖列传》说，“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可见即使像洛阳、邯郸这样的都市，也只是区域性市场的中心。《盐铁论·通有》云：“今吴、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胜用，而曹、卫、梁、宋，采棺转尸；江湖之鱼，莱、黄之鲐，不可胜食，而邹、鲁、周、韩，藜藿蔬食。”说明各地的土特产流通范围有限。当时的民谚：“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④m］也反映了农副产品交换没有越出区域性市场之外。汉武帝通西南夷，“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亿万计”［①n］。实行均输法之前，各地所输赋物运至京师时，“或不偿其僦费”［②n］。为了供应京师官员和官奴婢的口粮，“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③n］。上述事实说明当时许多地区交通很不便利，甚至连封建国家需要的物资供应都遇到很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谈得到已经形成了全国性的统一市场呢？至于司马迁所说的“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④n］，能不能说是形成了平均利润率，也是值得商榷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商业主要是建立在贱买贵卖和欺诈性买卖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基于价值规律的正常利润率的基础上。秦汉时代的市场机制不健全，价值规律作用的范围有限，前文已经有所论及。有的学者指出，《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的谚语，恰恰说明当时没有形成支配整个社会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价值规律也不可能负担起调节社会总劳动合理分配的任务，这个观点是很有见地的。［⑤n］
商品生产不发达，商品交换的范围有限，市场机制发育不成熟，归根到底是由自然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占统治地位所决定的。这种情况与商人资本的活跃并不矛盾，因为“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是与社会的一般经济发展成反比例的”［⑥n］。商品经济包含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几个环节。一般说来，商品生产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商品经济的正常繁荣必须建立在商品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而在秦汉时代，由于商人资本的活跃，却带动了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马克思曾经指出，在商人资本得到独立而优先发展的条件下，“正是商业使产品发展为商品，而不是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⑦n］他还说：“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能够对组织极不相同、按其内部结构主要仍然是从事使用价值生产的那些生产部门起中介作用。”［⑧n］秦汉社会的情况就是如此。如前所述，秦汉小农和一部分租佃地主的经济本来都属于自给性质，但是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以及向封建国家缴纳赋税的需要，他们不得不把一部分产品投入市场换取货币。从一个农民家庭或一个地主家庭来说，这些产品的数量是很有限的，但在市场上集中起来，经过商人转手出售的商品数量却是相当可观的。于是我们看到，尽管从事商品性生产的经济单位数量并不多，但是活跃的商人资本却源源不断地把众多的产品转化为商品。众多的商品在市场上流通，就形成了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
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而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结合不是一种简单的并存关系，它不仅表现为封建经济既有自给性生产的单位，也有商品性生产的单位，而且表现为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这两种经济运行形式能够互补和互相制约。无论是地主经济或农民经济，在自然经济中都包含着商品经济的成份；而在商品经济中，又都带有自然经济的因素。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是不完全的自然经济，而其商品经济则是不发达的商品经济。之所以说自然经济不完全，因为它与市场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之所以说商品经济不发达，因为商品生产不发达，市场发育不健全，价值规律所起的作用有很大局限。
了解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结合的这种特点，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某些现象就不难作出合理的解释。由于封建经济既有自给性生产的单位，也有商品性生产的单位，而自给性生产的单位又与市场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因而中国封建社会从一开始商品交换就比较发达，不像欧洲早期中世纪那样，产品很少进入流通过程。但是，尽管中国封建社会从一开始商人资本就非常活跃，商业也相当繁荣，由于商品生产并没有相应的发展，是商业使产品变成商品，而不是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并没有瓦解自然经济，反而是延长了自然经济和封建生产方式的寿命。因为作为封建生产方式广阔基础的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可以通过农副产品和家庭手工业产品的交换，弥补生计不足，从而使男耕女织的自给性生产继续维持下去。广大农民的消费能力低下，对市场的需求有限，又无从刺激商品生产的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生产率得不到扩大和提高。这样，封建经济结构就得以长期延续下来。由于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土地在中国封建社会始终被视为最重要的财富，“以末致财，用本守之”成为人们治生的信条。商人的货币财富往往不是用于增加商品生产，而是用于扩大土地占有。农民因为对市场有所依赖，不得不在受地主和封建国家和剥削之外，再受商人的一层剥削。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维持再生产的能力特别脆弱，与他们受三层剥削有关。还应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封建生产方式与商品经济有天然的联系，这就为封建国家掌握大量财富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封建国家征收的赋税既有实物，又有货币。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与市场的联系，保证了货币的征收得以实现。封建国家把征收的实物投入市场，又可以换取大量货币。不仅如此，封建国家通过垄断盐、铁、酒等与民生有密切关系的日用品的生产和销售，又大大扩充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这就为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转（庞大的官僚队伍的俸禄、士兵的给养等等）以及它内外职能的发挥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这些现象，都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的封建经济结构有密切关系。 ①a 《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①b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9、430页；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58页。
②b 《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
①c 《孟子·滕文公上》。
②c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5页。
③c 《孟子·梁惠王上》。
①d 《史记·高祖本纪》。
②d 《后汉书·逸民列传》。
③d 《后汉书·列女传》。
④d 《后汉书·逸民列传》。
⑤d 《史记·商君列传》。
⑥d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⑦d 《汉书·食货志》。
⑧d 参看《汉书》《严助传》、《主父偃传》、《严安传》、《伍被传》。
⑨d 《汉书·循吏传》。
⑩d 《汉书·循吏传》。
①①d 《后汉书·循吏列传》。
①②d 《后汉书·循吏列传》。
①e 参见《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
②e 《后汉书·刘般列传》。
③e 《汉书·食货志》。
④e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裴注引《魏书》。
⑤e 《晋书·食货志》。
①f 《汉书·昭帝纪》。
②f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1页。
③f 释文见《文物》1978年第1期。
④f 《史记·萧相国世家》。
①g 《汉书·食货志》。
②g 参看宁可：《有关汉代农业生产的几个数字》，《北京师院学报》1980年第3期；又林甘泉主编：《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1卷第2编第4章。
③g 《汉书·食货志》。
④g 汉简所载吏卒的廪食，有每月粟“三石三斗三升少”、“三石二斗二升少”、“三石”，以及“二石”、“一石九斗三升少”等不同记载，而以“三石三斗三升少”记载最多，陈直先生曾指出“三石三斗三升少”是小石，“二石”是大石，见《居延汉简研究》第23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
①h 《汉书·贡禹传》。
②h 参看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7期。
③h 《汉书·食货志》。
①i 《盐铁论·本议》。
②i 《史记·酷吏列传》。
①j 《史记·酷吏列传》。
②j 《后汉书·马援列传》。
③j 《史记·货殖列传》。
④j 《水经注》卷29《泚水注》。
①k 《盐铁论·复古》。
②k 《汉书·货殖传》。
③k 《盐铁论·禁耕》。
①l 《汉书·食货志》。
②l 《盐铁论·散不足》。
③l 《盐铁论·散不足》。
①m 《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539页。
②m 《史记·货殖列传》。
③m 王符：《潜夫论·浮侈篇》。
④m 《史记·货殖列传》。
①n 《汉书·司马相如传》。
②n 《汉书·食货志》。
③n 《汉书·食货志》。
④n 《史记·货殖列传》。
⑤n 参看叶茂：《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研究述评·封建地主制前期（以战国秦汉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⑥n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66页。
关键词：古代婚姻制度，封建礼法，封建制度。
中国古代婚姻制度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确立而不断趋于成熟，历经千年，其和封建社会制度一起束缚着中华儿女和阻碍着社会发展进程，其附属于封建制度，成为封建统治者治理社会和维护其利益的工具。它不仅摧残了很多无辜的女性，而且很多男性也深受其害。
一、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特点。
中国古代婚姻制度其实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在中国封建社会，妇女没有社会地位，夫为妻纲，妇女的一切只能服从和依赖其丈夫，从一而终。一个男人一般只有一个正妻，却有多个妾，同时男人娶几个女人都不受法律和道德的约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其基本特征，父母有很大的主动权。正因为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不但没有带给中国古代男女感情生活的幸福，而成了束缚中国古代男女追求婚姻自由的沉重枷锁。
二、一夫一妻多妾制的缺陷。
一夫一妻多妾制，在古代主要是为了传承香火和传宗接代，而不是男女双方的感情结合。按照宗法制度的要求，嫡妻只能有一个，嫡妻所生，是为“嫡系”，其他妾所出，是为“庶出”。这就造成了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在同一个家庭中嫡妻及其子女，与妾媵及所生子女，就有着明显地位的差距。
一方面，这种制度使得一大部分妇女在男权主义社会里更加没有地位和权力。妾是中国传统宗法制度下的畸形产物，她们担当的角色只是为了传宗接代，在封建社会是很没有地位的。同时，大部分女子是由于生活所迫和外界施压才从妾的，并非自愿。
另一方面，为了维系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阶级统治，封建统治者在政治实践中推行从上至下的嫡长子继承制，“庶出”虽和“嫡系”同父异母，但他们在家族中的地位却是天壤之别，这只是因为他们的母亲的不同。无论是财产的分配还是官爵的继承都轮不到庶出，他们一出生就带上了低人一等的不公的命运烙印。
这可以说是封建制度等级的森严，但未尝不是一夫一妻多妾制的毒害。
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不良后果。
中国传统婚姻的目的是以生育为第一位，以经济为第二位，而男女感情置于末位，其最终目的是传宗接代，生儿育女。在宗法制下，婚姻大事必须父母主持，再加媒人撮合，才算循礼、合法，才能被宗族和社会所承认。“父母之命”封建包办婚姻是古代婚姻的基本特征之一，尊亲长掌握卑幼的主婚权是法律明文规定。
男女恋爱婚姻，本是青年男女追求自身终身幸福的权利。但这一主动权却握在了父母的手中，儿女没有主动权，只能在被动地去接受。男女双方的结合都是靠父母和媒人的撮合，而男女双方没有接触和了解，就结合在了一起，这种不带感情的婚姻对男女之间和家庭生活的和谐是非常不利的，最终酿造了太多的悲剧。
同时，这种“以父母之命”的婚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包办婚姻、买卖姻、交换婚姻、赘婿婚姻、童养媳婚姻的盛行。
四、“门当户对”及妻、妾婚姻程序上的差异。
“门当户对”为古代婚姻的重要习俗，后来这一制度演变发展为了“良贱不婚”。“良贱不婚”是指在封建等级社会，身家清白的良民不与从事贱业或户籍上被编为“贱籍”的人通婚的。这只是指“娶妻”，而非指“纳妾”。
古代婚姻制度承认妻的地位，必须经过“六礼”的程序娶进门的才为妻，所以叫做“娶妻”，纳妾的形式等同于买卖交易。所谓“六礼”是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至此，婚礼始告完成，婚姻也最终成立。
无论是“门当户对”也好，还是结婚的程序的进行，都有明显的等级之分，这样就很大一部分约束了男女双方的自由结合，同时也让社会停滞不前。
五、婚姻解除的决定权的归属。
中国古代婚姻关系的本质精髓所在，即为“伦理”。它是作为一种社会风气习俗以及道德观念而存在。在讲究妇女得从一而终的封建社会里，婚姻解除主要是男方单方面的，即为“出妻”。
丈夫离婚要求离婚是指其妻犯了“七出”。“七出”的条件的提出可以是男方，也可以是男方的父母，执行“七出”也不需经过官府的判决。相反，妻妾却没有单方面解除婚姻的权利。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妇女在婚姻中是没有自、没有追求婚姻自由的权利，只能顺从这种婚姻制度的摆布。而且所谓的“七出”条件也是很容易满足的，这样就给了男方抛弃女方开了方便之门。而在唐朝，还有法律的明文规定即为唐律，妻妾“背夫擅行，有还他志”，处徒二年；“因擅去而即改嫁者，徒三年”。所以从中可以看出封建妇女在古代婚姻中是被动者，受害者。
六、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婚姻制度在封建社会里，这一制度不但没有给男女双方带来结婚的幸福，而是成了剥夺他们追求自身解放和人格独立的枷锁。这种婚姻制度依托于封建道德伦理和礼法，附属于封建体制，所以到清末特别是后，随着男女思想的解放和封建体制的倒塌，很多中国青年男女从中解脱出来，特别是中国妇女，在男女平等的时代背景之下，她们有了追求婚姻自由的权利。中国古代婚姻制度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婚姻家庭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虽然它已远去，但我们仍能从这一制度中窥探古代风俗习惯、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通过历史的反思，可以让我们对现在中国特有的婚姻现象找到历史的痕迹。
参考文献：
［1］陈顾远。中国古代婚姻史。商务印书馆。1929.
关键字：传统文化；基石；积极；负面
一、引言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最为主要的文化，同时也是我们先辈们经过长期的生活经历积累下来的历史遗产。其不仅仅记录下了中华民族文明以及文化演化的历史，同时世代相传下来的还有思维方式、道德观念、行为规范、风俗习惯，其有良好的遗传性，一直影响着中国人行为方式和思维观念，为当前中国的各类文化提供了大量的历史基础和客观依据，其对于中国社会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的积极影响
2.1增强民族自信心
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而存在，它同时也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中华民族的形象与精神标志。因此，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尤其是青年一代应当树立起尊重传统文化的理念，不仅要学习传统文化知识，还要懂得中华传统的民俗与习惯，对民族的历史及现实有所了解，对民族的精神利益与精神实质有所了解。只有有效而科学的继承与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才能够更好推动民族发展。
2.2构建良好民族心理
通常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与社会理想以及王朝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任何一部老书、一部文学经典都能够将历史与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启示人们的生活、验证人们的为人处世经验、抚慰心灵、开拓眼界、提升品位，对良好民族心理构造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2.3提升国家综合实力
构成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软实力的核心因素就是文化，它是民族凝聚力及创造力的关键，一个国家的复兴离不开文化的支撑，而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基础与血脉，在漫长的成长与发展过程中形成符合时代特点的中华文化，并成为了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基础与首要资源。通过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华传统文化能够与时代、国家以及人民生活相联系、相适应，实现了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是当前提升综合国力不可缺少的重要精神资源。
2.4建设现代文明社会
中国古代儒家文化形成了一整套的准则，影响了世世代代中华儿女的生活与行为，其在人格追求上也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儒家修身理论在思想与教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一系列的儒家思想与精神激励了无数政治家、思想家以及科学家的奋勇前进，正因为如此才有社会的不断发展与前进。时至今日，它的现实意义依然不可忽视，需要我们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充分挖掘，使当代德育理论得到丰富，在不断推陈出新的基础上使国家持续昌盛，为现代文明社会建设提供好支撑的基本条件。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的消极影响
3.1“尊官贵长”传统的负面影响
我国由于长期受到封建的影响，使得相应的封建专制思想对于人民个性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压抑与束缚。同时，家长制带来的尊官贵长观念严重阻碍了人们向民主生活迈进的步伐，是封建专制主义权威传统的重要表现。只要有人当了官或做了长，那么不管其政绩怎样都会受到尊重，时至今日，一些地方及单位，个别的乡村干部仍然存在这样的思想观念，严重影响干部群众关系以及党与政府的形象，因此，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法治化与民主化的改造。
3.2人治传统的负面影响
人治传统是我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的，该观念认为政治好坏完全在于为政之人的品格与道德，所以当时大多把希望寄托于人而非制度之上，并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在当今生活中，这种价值观念仍然存在，诸如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等现象都是其的具体反映，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传统价值观念才能将法制制度从根本上实施起来。
3.3重农抑商的负面影响
重农抑商政策在漫长的农业社会演进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影响也十分深远，但今天我们是以工业文明为特征的商品经济，求利和竞争方是社会发展的源动力，与传统重农抑商价值观念相对立，因此，该观念的深远影响严重阻碍了当前商品经济和现代化发展的脚步。
3.4因循守旧传统的负面影响
几千年封闭的小农经济形成了一种因遁守旧、不思进取的习惯，这与当前不断创造与革新的时代精神相对立，与当前创立创新型国家的形式与要求相冲突。所以，应当批判的接受传统文化，扬弃局限、合理改造，实现民族文化的新发展。
关键词：中国；传统；人本观
中图分类号：B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6-0235-02
所谓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强调发展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应当说，作为否定神本主义的一种理念，以人为本由来已久，一直指导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然而，人是以个体、群体和类的形式存在的，在以什么样的以人为本和如何以人为本的问题上，不同民族、不同社会有不同的看法，形成多种多样的人本观。中国传统的人本观是把人放在一定的伦理政治关系中来考察，把个人价值的实现、个体道德境界的提升，寄托于整体关系的良性互动。它注重人伦关系，强调社会整体价值至上。中国传统的人本观，在人类人本思想发展中具有独特价值，对人类文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中国传统的人本观是中华文明发展的产物。西周以后，人本主义始终处于中国文化的主导地位，强调“人为万物之灵”（《书・泰誓上》）、“天地之性人为贵”（《汉书・董仲舒传》）“人者，天地之心也” （《礼记，礼运》）、“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春秋繁露》）。中国传统文化主体内容的嬗变，中国古代各种哲学派别、文化思潮关注的焦点以及整个中国文化的政治主题和价值主题，始终围绕着人生价值目标的揭示、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展开。儒家学说的核心是“人”，道家讲“道”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人”。在以人为本的问题上，儒道的区别只是在于：前者侧重于社会关系中的“人”，后者侧重于自然关系中的“人”。两者的共同之处是把人的生命价值的实现放在现实和今世，而不是置于彼岸和来生。道家求超脱的人生哲学，具有出世的隐者情怀，从异于儒家的那个方面补充、巩固了中国文化那种没有宗教色彩的、在现实中实现人生价值的生活态度，使得中国文化建构的人生理想，能够满足人们精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多样和变异的要求。儒家最注重社会人生问题，具有明显的入世情怀。孔子虽然承认天命，但对鬼神却采取存疑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1]。儒家的人本思想在后世得到了广泛认同和创造性发展，特别是宋明理学极力倡导并躬行人本主义。宋明理学三个主要派别，即以张载为代表的气本论、以朱熹为代表的理本论、以陆九渊和王阳明为代表的心本论，尽管有种种不同，但都反对灵魂不灭论，否认鬼神的存在，高扬人的主体性，肯定精神生活的价值，强调道德理性对个人境界提升和社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当然，儒家的人本主义是以伦常宗法为本位，将每个人置于五伦和宗法政治关系网络中，强调每个人都要依据与这个“网络”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在社会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履行一定的义务，彼此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转，实现各自的人生价值目标。这种伦理性的人本观一直处于中国文化的主导地位，指导着中国数千年发展的实践。
第二，中国传统的人本观是中国封建社会关系本质特征的反映。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是封建地主所有制，而封建地主所有制的基础则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是一种以个体自主劳动经营和生产资料个体私人占有为基础的、生产经营规模狭小的、分散的生产方式。小生产者力量弱小、孤立分散，无力抵御天灾人祸。他们渴望有一种超越每个个体小农之上的社会整合力量来将众多分散的小农组织、聚合起来，兴修水利以抵御自然灾害；建立军事防卫体系以抵御外敌入侵；平均不均的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调适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为农民小生产者的生存和安全提供保护机制，赐给小农以温饱 [1]。这种对社会群体的依赖，必然使家庭、家族、国家等社会群体的价值远远高于个体价值。而伦常关系则是维系社会群体的最重要因素，这就使得伦理主义得到社会成员的广泛认同。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结构是宗法等级制。宗法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人伦关系，是建立在伦理基础上通过人们的情感信念来处理的关系。伦理主义人本观是宗法社会政治结构的必然要求。中国是在血缘纽带解体不充分的情况下步入阶级社会的，从而形成独特的宗法制。西周时期开始“行封建，立宗法”，此后，宗法制一直是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社会政治基础。与宗法制相联系，血亲意识，即“六亲”（父子、兄弟、夫妇）、“九族”（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的观念构成社会意识的轴心，而且其形态愈益精密化。经过历代统治者和士人的加工改造，宗法制度下的血亲意识有的转化为法律条文，更多的是形成宗法式的伦理道德，长久地左右人们的社会心理和行为规范。社会心理方面，中国人对血缘关系格外注重，怀有浓烈的“孝亲情感”，孝道被视为一切道德规范的核心和母体，忠君、敬长、尊上等等，都是孝道的延伸。重人伦是宗法制的基本要求，伦理性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因此，中国文化所讲的“人”，主要是伦理关系中的人，特别重视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个人的权利则显得不那么重要。伦理主义人本观反映了宗法制的要求，也符合君主专制的要求。君主专制是君主主宰一切，拥有无限权力，臣民只能绝对服从，没有个人的民利。伦理主义强调个人责任和义务，有利于君主实施统治。简言之，中国传统的人本观是中国封建社会关系本质特征的反映。
第三，中国传统的人本观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但也具有历史局限性和消极影响。中国传统的人本观的历史作用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推动中华道德文明的发展。伦理主义人本观重视人伦关系，中华道德文明正是对人伦关系构筑的成果。《尚书・皋陶谟》把人的美德概括为九项：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孔子建构起第一个完整的道德规范体系。他以知、仁、勇为三达德，提出礼、孝、悌、忠、恕、恭、宽、信、敏、惠、温、良、俭、让、诚、敬、慈、刚、毅、直等一系列德目。孟子以仁、义、礼、智为四基德，将它扩展为“五伦十教”，即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友有信。管仲提出礼、义、廉、耻。董仲舒以后，“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成为不可动摇的金科玉律。这种完备的道德规范体系，是其他民族所没有的，是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的独特贡献。二是纲常伦理观念如同一具庞大的、严密的“思考滤清器”，阻挡、淡化了宗教精神对国民意识的渗透，使得多数炎黄子孙不致成为“六亲不认”、“无君无父”的宗教狂徒。它以道德教育代替，用道德自觉抵制宗教强制，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三是它锻造出的中华传统美德，即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知报、精忠爱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正、笃实宽厚、勇毅力行，在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统一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它在价值意义上形成了中华民族道德人格的精魂。四是伦理性所产生的亲和力，至大至强至深。这种亲和力是文化心理的自我认同感和超越地域、国界的文化群体归属感，使中国文化显示出明显的情感性。这种亲和力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纽带，是炎黄子孙保持文化认同的基础。五是强调社会群体价值至上，对培养中国人的大局意识、整体观念，特别是爱国主义精神有重大作用。爱国是爱亲爱家爱家乡情感的升华。宗法制下的伦理主义将家国联为一体，爱亲爱家爱家乡的情感必然发展成为一种捍卫民族尊严、维护祖国利益的崇高品德。在中国，爱祖国、爱民族历来被看做是“大节”。当国家和民族处于危亡之际，各族人民都起来“保家卫国”，不惜以身殉国。中华民族之所以多次面临危机而不亡国，与这种爱国主义有直接关系。以上五个方面是伦理主义人本观在指导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中发挥出的历史作用。
中国传统的人本观中的许多思想具有超越中国封建社会局限性的永恒价值，对当代中国发展仍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如中华传统美德，是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极为重要的源头活水。当然，中国传统的人本观的历史局限性和消极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一方面，当中国封建社会处于没落时期，它起到了维护封建制的作用，延缓了历史发展。另一方面，它重人伦轻自然、重群体轻个体，片面强调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忽视个人权利，严重压抑了个性，否定了个体独立价值，限制了人的独创性和自我奋斗精神。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人本观所重视的“整体”，只能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整体，人民群众的权利是得不到保障的。
在新石器时代，人类一个划时代的发明就是彩陶，它的出现与使用使人类的生活丰富多彩起来。先民们将他们对自然界和世界的观察、爱好和心理活动等作为装饰纹样运用到彩陶中，充分显示了他们对美的向往和智慧。新石器时代的纹样以简洁、概括、充满活力为特征，总体来说，彩陶纹样多以动物纹、人物纹、植物纹、旋涡纹、几何纹为代表。我们从现有资料上习见的动物纹主要有鱼纹、蛙纹、乌纹。这一时期的纹样与当时人们农业劳动生活和渔猎生活有紧密的联系。有许多动物纹样是彩陶上的主要纹样，也有少数是辅助纹样。植物纹样以写实手法无骨法构成，随意刻画，有的像树叶，有的像小草，还有的像花瓣。人物纹样动态优美，形象概括。几何纹样既是早期陶器中编织物纹印以及渔网、水涡、树叶等图案的延续和变化，也是原始人内心音乐涌动和对视觉美感的精神文化追求的表现。原始社会的人们把自然中的日月星辰、山川河流等可视对象表现在陶器上面或者刻画在山岩上面，形成了新石器时代庄重大方、自然协调的传统纹样。
二、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装饰纹样
夏商周时期，又被称为青铜器时期。夏商周时期的传统纹样主要表现在青铜器上面，并以商周青铜艺术作为中国古代青铜艺术的代表。商周青铜器艺术是继新石器时代彩陶艺术之后美术史上出现的第二个，这一时期的装饰纹样不再是新石器时代那种淳朴、快乐的风格，而是走向了具有宗教性质和神话色彩的世界，变得恐怖凶猛、威严肃穆。青铜器时期的纹样内容以动物纹样和几何纹样较为常见。这段时间通过人们对自然界中一些动物的认识和主观加工，产生了一种神秘的、幻想的、恐怖的动物纹样。其中青铜器比较典型的装饰纹样有饕餮纹、夔龙纹、凤鸟纹。几何纹样比较典型的有方格纹、雷纹、云纹、旋涡纹。在早期，这些装饰纹样和图案显示出一种神秘、肃穆、威严的气氛，凸显和映射出这一时代的精神面貌与文化背景，反映了这一时期古人对图腾的崇拜与信仰。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装饰纹样
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交替时期，奴隶体制已日趋瓦解，人文思想活跃，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社会思潮与文化也达到了空前繁荣的地步。政治体制的变更带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手工业分工越来越细，工艺制作、器物造型、装饰造型等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生活方式也随之得到了改进。这个时期的装饰纹样不再像夏商周青铜器装饰纹样那样具有神秘色彩和宗教性质，不再具有恐怖凶猛、威严肃穆的艺术风格，装饰风格日渐活跃起来；装饰内容不再是凶狠、神秘的怪兽，从描写“神”转向人，反映现实生活场景，越来越亲近自然和生活，并且把自然中的动物和生活中的场景运用于不同的装饰中，开始将叙事画作为装饰；构图方式也改变了原来严肃对称的结构，变得活泼。
四、秦汉时期的装饰纹样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统一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制度逐步完善，生产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国家逐渐强大起来。秦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佛教是对中国影响很大的外来宗教，其提倡今生忍受痛苦，虔诚信佛，转生来世得到幸福。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其以“道”为最高信仰，主张修身养性，以求得道成仙。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使得传统纹样的运用范围越来越广。传统纹样的应用不局限于青铜器、建筑上面，在画像石、画像砖、瓦当、壁画中也有大量的纹样，丰富的吉祥纹样也在此时开始出现。这一时期建筑装饰业也大大地发展了．出现了许多新的面貌，如画像石、画像砖、瓦当，其装饰内容有纺织、耕作、宴乐、狩猎、杂技等，其造型、布局、工艺制作都是空前的，形成了汉代浑厚、宏大的装饰风格，代表了这一时期的艺术水平。
五、魏晋南北朝的装饰纹样
东汉末年，三国鼎立，这一时期政治动乱不堪，常年的战争使得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农业的发展都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文化发展也处于一个四分五裂的状态。南北朝时期，佛教被统治者接纳并尊崇，长期成为中国的主流宗教。佛教的兴盛促进了文化、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使得艺术领域的发展也有了新的力量。此外，佛教还大大促进了古代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交融。古代印度、中亚的雕刻技术、绘画风格、建筑艺术传入我国，使得我国的石窟、佛像、壁画、建筑、雕塑都有了空前的发展。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的浮雕彩绘等装饰纹样，其造型有飞天、仙女、祥禽瑞兽；植物纹样也有了新的发展，莲花纹、忍冬纹开始发展和盛行，成为佛教艺术的主流装饰题材。莲花作为佛教的标志，是净土、纯洁的象征。忍冬冬天不凋谢，也被广泛用在佛教上，比喻灵魂的永生和轮回。
六、唐代的装饰纹样
唐代各个民族相互融合，中外文化相互交流，是封建社会大发展、大一统的时期，人民安居乐业，经济快速发展，文化异常活跃。频繁的国际交流对我国当时的装饰内容、风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人们从历代装饰纹样的积累中也获得了丰富的经验。由于思想解放、博采众长，唐代的装饰艺术更加丰富、富丽、华贵。在装饰题材方面，以各种花草为主的植物纹样和祥禽瑞兽纹样是主要装饰内容。在唐代，植物纹样开始发挥主体装饰作人文研究ARTEDUCA下1oNRESEARCH用。唐代的花卉装饰纹样类型多样，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唐三彩及宝相花、折枝花、卷草及团花纹样。乌兽等动物在装饰中成为辅助形象，隐藏在植物中作为辅助纹样，或者植物纹样和动物纹样穿插组合，开创了唐代丰富、肥硕、浓郁、艳丽、富贵的艺术风格。
七、宋元时期的装饰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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