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1 17:5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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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轨道；物业；开发
1城市轨道交通对沿线土地影响区位理论分析
区位是指某一经济事物或经济活动所占据的空间场所以及该场所与其周围事物之间的经济地理关系。区位理论就是研究自然物质及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其在空间中的相互关系的理论。本文中所指的区位理论主要是研究土地的优化配置使得人类的空间活动取得最佳效果的地点选择，具体指投资者总是选择地租和运输总成本最小而获得机会最大的地方的理论。投资者在做出区位选择时，会从多方面综合考虑，而交通可达性作为其中一个因素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具有良好可达性的地段，即一方面具有良好的投资吸引力和更高的市场价值，另一方面承担的运输成本较低。城市轨道交通提高了沿线区域的交通可达性，使得运输距离缩短，通勤时间减少，出行成本降低，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区位收益。不同土地使用性质的地段对交通因素有着不同的要求，但交通可达性对不同土地利用地区有着相类似的影响。
2研究方案及目标
“轨道＋物业”模式就是在满足站点综合交通功能的前提下，将站点上盖及周边物业实施一体化的综合开发建设后产生的一部分外延效益返还给投资者，用物业收益反哺轨道交通建设投资和运营。该模式在香港地区得到持续多年的运用并取得良好的业绩，香港地铁公司也因此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赢利地铁公司，其核心意义主要表现在如下：（1）创新轨道交通的投融资模式。在政府的主导下，以“地铁+物业”模式的盈利性吸引多元化投资和运营主体，解决轨道交通线网建设的资金需求，形成以轨道交通带动土地开发，以土地开发保障轨道交通发展的良性循环。（2）带动城市新区开发。在轨道交通引导城市发展（TOD）理念（“TOD”理念是一种“以轨道为导向”的开发模式，也就是用公共交通的建设引导城市的发展走向，简单地讲就是“人跟路走”。（3）促进城市的经济发展。轨道交通和沿线物业的协同发展，极大地带动物业增值和人口居住密度的增加，为轨道交通带来稳定增长的客流，实现各个城区组团紧凑型开发的有机协调，进而促进城市经济的繁荣。
基于“轨道+物业”模式的核心意义，在现行的国家政策环境下，提出一个政府认可、市场接受的可行性方案是“轨道+物业”模式落地的关键。由于该模式在香港实施的政策环境与国内有较大的差别，因此，有必要深入开展前期研究工作，稳妥推进该模式的实施。借鉴国内轨道建设模式创新之路上所取得的经验，前期研究的方案以及预期目标如下：（1）以城市设计的理念开展工程可行性研究（工可研）及勘察设计，达到工程可实施的目标。（2）以轨道交通引导城市发展（TOD）理念开展沿线物业综合开发研究，达到新区城市设计的目标。（3）以市场化运作的理念开展投融资模式研究，达到地铁建设与地铁运营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3前期研究的重点
3.1工可研及勘察设计研究重点
“轨道+物业”模式下的工程设计，除了满足政府审批所包括的常规设计内容之外，还须重点深入研究以下内容：（1）整体线路研究。从定性与定量两方面分析研究沿线相关规划，为线路建设的可行性与必要性提供支撑。同时对沿线走廊范围内的土地权属进行调查，重点评估站点周边500～800m米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情况，分析潜力用地分布及规模，为“轨道＋物业”模式提供技术基础。（2）车站设计。轨道交通是全封闭式，仅依靠站点与外界联系，客流的集中和疏散均通过站点完成。站点是轨道交通的核心，其周遍土地开发应结合站点所在区域的功能定位。（3）车辆段、停车场用地评估。从城市规划、用地条件、交通组织、生态环境、空间形态等方面对停车场、车辆段用地进行论证，分析评估停车场、车辆段用地上盖开发所需要满足的前提条件与可行性。
按照岩土勘察规范，轨道交通工程在初步设计阶段、施工图设计阶段才分别进行初勘和详勘工作，由于勘察工作的滞后，工可研阶段的方案及投资估算准确性往往难以保障。为了奠定沿线物业综合开发、投融资模式等后续研究的良好基础，适当提前有关勘测工作。（1）工可研阶段提前开展初勘工作，保证工可研阶段对线站位的稳定达到初勘、初测深度。（2）初步设计阶段提前开展详勘工作，提高投资控制精度，提高初步设计的可实施性。
3.2沿线物业综合开发研究重点
3.2.1土地使用优化及线站位优化
（1）通过对区域城市发展、产业结构分布、人口覆盖规模等研究及预测，确定项目沿线线位、站点的功能定位。
（2）根据站点及周边地区土地资源，优化站点与交通网络、周边功能设施的分布，合理规划调整站点周边800m范围内土地用途，并从轨道交通客流及土地价值等方面对调整后的土地利用方案进行评估。
3.2.2重点地块概念性规划设计和城市设计
（1）通过概念性规划设计方案，明确各重点地块的开发定位、特色价值、开发内容、开发时序等，确保物业开发获得最佳条件。
（2）借助轨道综合体的开发概念，通过城市设计方案和导引，用轨道交通将整个城市连为一体，解决功能布局、土地使用、交通网络、空间特色等问题。
3.2.3房地产市场分析与发展组合策略。调研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房地产市场尤其是轨道沿线地区的房地产现状，分析不同类型物业的业态分布特征、市场存量及市场供需、价格体系等详细数据，提出沿线不同物业类型的发展建议。
3.2.4道路交通规划策略。根据各站点具体的功能定位，对用地性质、开发类型及规模进行分析，确定交通需求总量和方式，从而优化车站交通接驳功能，为沿线打造高效、便捷、绿色、安全的交通系统。
3.2.5基础设施规划策略。以轨道物业的开发强度、建设模式、功能布局、服务人口等相关内容为基础，分析预测给水、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的需求量，以及轨道沿线的分布情况，为市政设施的设置布局提供数据支持和优化依据。
3.2.6环境影响评价及策略。评估轨道交通对沿线物业带来的噪声、振动等环境污染情况，通过相关工作，达到城市生态建设目标及生态区控制的政策要求。
4结语
“轨道+物业”模式具有强劲融资能力以及良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优势，无疑是轨道交通创新建设模式的较好选择。为了提高沿线整体土地利用效率和沿线地区整体空间品质，要从全线（宏观层次）的综合发展定位、各片区（中观层次）的功能发展方向、站点（微观层次）的周边土地规划等3个规划层次进行深入研究，用地规划的优化调整应遵循最新的轨道发展规划和TOD的规划设计原则，为综合开发提供良好的规划层面的支撑。
参考文献：
关键词：城镇建设用地；发展极限规模；预测模型；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 F32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3）18-07-03
《国家可持续发展国土资源战略纲要》中指出，要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加强空间管制，划定城乡建设用地发展边界，增强国土竞争力[1]。城乡建设用地发展边界是城乡建设用地发展的最外边界，该边界划定的关键是正确确定城乡建设用地发展的极限规模[2]。目前，城乡建设用地规模的相关研究多是合理规模的预测[3-6]，对于发展极限规模的研究较少。城镇建设用地扩张是非城镇建设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的过程[7]，伴随着大量耕地的占用。因此，本文尝试通过分析城镇建设用地扩张与耕地占用的趋势，构建城镇建设用地扩张时间停滞模型和极限规模模型，旨在为城镇建设用地发展边界划定提供理论参考和技术支撑。
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地处河南省息县城郊，包括城关镇和城郊乡两个乡镇，总面积10 529.86hm2，辖20个村。该区位于息县西南部，淮河北岸，区位优越，交通便利，是息县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见图1）。基于“中部崛起”和“中原城市群”战略的实施，近年来，息县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县域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同时，作为省级基本农田示范县，其基本农田保护率高，为86.27%[8]。该区域城镇建设用地扩张与耕地保护矛盾突出，故对其进行城镇建设用地发展极限规模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 模型提出与构建
本文引用经济学中的边际理论，以耕地边际占用倾向[9]分析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耕地占用之间的关系。边际是指最后一单位的消费品或产品[10]。因此，耕地边际占用倾向是指每增加单位城镇建设用地所导致的耕地减少量，用耕地面积/城镇建设用地面积表示。该指标是从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扩张演变机制入手，分析城镇建设用地增长对耕地面积的依赖性。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可以认为当边际占用倾向数值趋于零的时候，耕地资源不再被占用，城镇建设用地发展规模不再增加，城镇建设用地发展规模达到极值。故构建如下模型：
（1）城镇建设用地扩张停滞时间模型：以年份为因变量，边际占用倾向为自变量，建立函数：y=f（x）。当x=0时，得到城镇建设用扩张停滞时间；
（2）城镇建设用地发展极限规模模型：以城镇建设用地总规模为因变量，边际占用倾向为自变量，建立函数：y=f（x）。当x=0时，得到城镇建设用地发展极限规模。
3 实证研究
3.1 数据处理 研究数据源于息县2000-2010年土地利用变更数据库，通过GIS叠加和统计分析，计算出研究区2000-2010年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城镇建设用地扩张耕地占用规模（即耕地减少规模），并求得边际占用倾向，具体如表1所示。
从表1可知，息县城镇建设用地增加对耕地资源的边际占用总体上是递减的，即城镇建设用地增加所带来的耕地占用日趋减少，城镇建设用地的增加逐步发展为以存量建设用地转化为主，向节地型方向转变。
3.2 城镇建设用地扩张停滞时间模型模拟 根据模型（1）以年份序号为y，“耕地面积/城镇建设用地面积”（边际倾向）为x，建立城镇建设用地扩张停滞时间模拟函数，结果如图2和公式（1）所示。
城镇建设用地扩张时间停滞边界函数：
[y=63.964x2-97.829x+34.576] （1）
方程的相关系数为[R2=0.872 9]，模拟情况较好。可得到城镇建设用地扩张边际占用耕地倾向为0时的年份是第34年和第35年之间，即在2034和2035年之间，说明耕地占用倾向趋势基本一致的情况下，亦即按照现有供需关系，国家无出台禁止城镇扩张或耕地占用政策的情况下，在2034年到2035年因城镇建设用地扩张而导致的耕地占用停止，城镇建设用地不再向外扩张，发展规模达到极限。
3.3 城镇建设用地发展极限规模模拟函数 根据模型（2）以城镇建设用地规模为y，“耕地面积/城镇建设用地面积”（边际倾向）为x，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发展极限规模模拟函数，结果如图3和公式（2）所示。
城镇建设用地发展极限规模模拟函数为：
方程的相关系数[R2=0.83]，模拟情况较好。当[x=0]时，得到城镇建设用地对耕地资源的边际占用倾向极限规模为5 533.80hm2。即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变化的情况下，当城镇建设用地发展到5 533.80hm2之后，城镇建设用地总量将不再增加，经济发展的建设用地供给将转变成存量建设用地转化的内增模式。
3.4 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表明，到2034和2035年间，研究区城镇建设用地发展规模达到极值，极限规模为5 533.80hm2，约占研究区总面积的52.55%，较2010年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增加4 298.24hm2，同比增长347.87%。该结果基本与当地城镇发展的远期规划一致，但比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划定的城镇建设用地扩张边界规模2 511.50hm2[8]明显偏大。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规划期不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规划远期为2020年，而本文扩张停滞时间为2034和2035年间；另一方面是由于规划体系不一，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自上而下的指标分解，重在外因调控，而本文是基于城镇建设用地内因测算的极限规模。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城镇建设用地扩张对耕地的占用倾向出发，构建了城镇建设用地扩张时间停滞模型和城镇建设用地发展极限规模模型，并以河南省息县县城中心城区为对象进行了实证研究。预测结果较为准确，对划定城镇建设用地发展边界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和推广应用前景。
需要指出的是，该方法为简化和抽象模型，未考虑宏观调控对极限规模预测的影响。当然，政府出台建设用地扩张的相关调控政策势必对极限规模和停滞时间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关注的。
参考文献
[1]《国家可持续发展国土资源战略纲要》印发[EB/OL].http：///xwdt/jrxw/201301/t20130109_1173809. htm. 2013-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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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黄贤金，濮励杰.城市土地利用变化及其响应[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关键词：遥感 城市用地 数字正摄影像图 监测图斑
中图分类号：TP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416（2013）06-0126-01
1 引言
从现代城市土地发挥的作用来说，城市土地很珍贵。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数量急剧增长，导致城市规模的盲目扩大和城市用地的乱占滥用现象，已经产生了种种社会矛盾以及建设与环境的矛盾。因此急需编制科学的城市用地规划和加强城市用地管制工作，而提供城市用地现有规模和扩张面积数据及图件成果是这两项工作最重要的基础资料。本文介绍了如何运用高科技的遥感手段监测城市用地现有规模以及其扩张情况。
2 监测方法
2.1 总体技术流程
制作监测城市市级辖区的数字正摄影像图（简称DOM）作为监测底图，套合土地利用现状图标注的城市建成区界线，室内初步判读城市用地范围，结合外业调查核实城市用地现状，监测城市用地规模的扩展。
2.2 DOM制作
制作DOM的基本方法是：以满足精度要求比例尺的数字栅格地形图（Digital Raster Graphic，简称DRG）、土地利用数字栅格图（Landuse Digital Raster Graphic，简称LUDRG）或土地利用数据库以及高精度外业控制点为控制资料，利用数字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简称DEM）对卫星数据进行正射纠正、配准和融合，叠加图名、图幅号、公里格网、注记、行政境界等制图整饰内容。DOM比例尺要保证遥感数据可以实现的最大比例尺，影像范围包括整个监测城市的市级辖区范围。
2.3 城市用地信息提取
（1）提取旧建成区界线：以基期土地利用现状图为基础资料，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图上标注的城市用地代码或符号，来勾绘旧的建成区界线。对于分片布局的城市应分片勾绘，用紫色边框表示。（2）提取新增城市用地图斑：新增城市用地图斑及开发区界线的提取主要运用人工目视判读的方法来实现。目视判读首先要弄清成像机理与遥感影像的关系，以及遥感过程对影像的影响，再从分析影像的性质入手，区分出不同地物目标，了解或推测地物的形状。
2.4 外业调查并提取开发区界线
通过室内目视判读提取的城市用地信息，需要外业调查的实地核实。在外业调查底图上，所有手工勾绘的新增城市用地图斑按照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顺序编号，逐图斑核实，特别是可疑图斑。
2.5 成果后处理
根据外业调查结果在计算机上重新处理外业前所提取的城市用地图斑层内容。删除非城市用地图斑；修正范围不准确的图斑；补充监测遗漏图斑，特别是在外业前无法提取的城市开发区界线；合并所有邻接图斑，形成新的城市用地图斑层。对于开发区的处理，要坚持开发区独立存在的原则，并在属性表中注明是开发区。当开发区与非开发区城市用地相邻时，不将两者合并；当与非开发区城市用地有重叠部分时，将该部分图斑划为开发区用地；当开发区被包含在非开发区城市用地内，应将开发区抠出。这样可以单独计算出城市开发区面积大小。同样对所有处理后城市用地图斑层建立拓扑关系，生成图斑属性表。
3 监测成果
3.1 制作了城市用地遥感监测图
在城市市级辖区范围内，以监测使用的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为底图，并保证其原始分辨率，其上放置提取的合并后城市用地图斑、开发区界线及相关地理参考信息，使用最大出图比例尺，就制作出了监测城市的城市用地遥感监测图。监测图提供了直观的城市空间信息和城市用地范围，为城市规划工作提供了首需的基础图件资料。
3.2 获取了现有城市用地面积
运用GIS软件提取的城市用地图斑均可自动获取其图斑面积。在监测成果后处理阶段，所有相邻图斑合并形成的新城市用地图斑层中，将处理前的许多琐碎小图斑合并为几个独立的大图斑，这样通过将这些大图斑面积累计即可获取监测城市的现有城市用地面积数据。
3.3 明确了城市空间扩展模式
由于我国城市增长的空间过程主要在于城市蔓延、郊区城市化和卫星城建设，所以空间扩展主要有轴向扩展和外向扩展两种形式，其具体扩展形态特征包括：（1）圈层式。（2）“飞地”式。（3）轴向充填式。
4 结语
为了解决发展经济和城市化需要土地与不宜过多供应土地的矛盾，合理规划、节约和集约化利用土地。这样加强城市用地的遥感监测工作就尤为重要，遥感卫星可以实时地从其高空平台获取观测地点土地利用现状影像数据，同时卫星可以快速且周期性地实现对同一地点的连续观测，所以不但可以为规划工作提供直观、实时的图件资料和准确、翔实的数据资料，而且可以通过对不同时相同一地区的遥感数据进行变化信息的提取，实施动态监测，实时观察城市扩展规模，监测土地节约、集约化利用情况。这样将遥感监测手段很好地运用到土地管理工作中来，运用到城市土地集约化利用上来，促使地方政府将节约使用土地的要求落在实处，把现有城市“宝中之宝”的土地充分利用起来，使土地发挥高深度、高容量、高水平地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
参考文献
关键词：人才培养模式；专业核心课程；多元化；多极化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37-0249-03
应用人才培养是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期的迫切需要，应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是高等学校深化改革、科学发展的重点。构建一套既体现现代教育思想、符合人才成长规律，又适应地方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形成本科院校应用人才培养个性特色，是所有应用型高等学校必须重点思考和着力探索的课题。宜宾学院以“为学生成功奠定基础，为地方发展提供支撑”为办学理念，一方面尊重学生教育个人价值取向，以促进人格成长、激发潜能、发现适应人才成长规律；另一方面服从教育社会价值取向，紧紧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产学结合为途径，以专业核心能力培养为依托，以模拟经济社会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为实验实训手段，着力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应用人才。经过五年多的探索和实践，初步形成了一套基于成长规律和适应地方发展的应用人才培养模式。
一、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体系
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的首要职能，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是实现学校内涵发展的关键突破点。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多元化、国际化的新发展时期，宜宾学院在围绕“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明确了培养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高素质复合型应用人才”的目标；在围绕“怎样培养这样的人”的问题，凝练出具有宜宾学院特色的教育理念，形成了能激发学生潜能、彰显学生个性的“一二三四五”人才培养体系。具体来讲，“一”就是一个培养目标：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应用性人才；“二”就是把握好两大关键环节：建设高水平的课程体系，营造良好的成才环境；“三”就是提升学生三项素养：高度的责任心、持续的进取心、强烈的好奇心；“四”就是增强学生四大基本能力：表达能力、动手能力、创新能力、和谐能力；“五”就是实现五个结合：社会担当与健全人格结合、职业操守与专业能力结合、人文情怀与科学精神结合、历史眼光与全球视野结合、创新精神与批判思维结合。
二、实施专业核心课程制度，完善应用型人才培养课程体系
高等教育越来越呈现出生源的多样性和就业的多维性特征。一方面生源的个性差异、高考学科成绩均衡度、家庭条件等多样性程度增加；另一方面就业行业、职业种类呈多渠道发展趋势，我们通过调查发现，就宜宾学院而言，专业对口就业占大学生就业总人数的35%，就业维度扩大。针对生源的多样性和就业的多维性与人才培养模式单一的矛盾，宜宾学院从2009年开始，实施专业核心课程制度。所谓专业核心课程就是把各专业中最根本、最具原理性和学科代表性的知识点抽取出来，整合成能体现该专业核心价值与基本面貌、符合社会需要与学生发展规律的8～10门核心课程。学生学完这些课程，即可掌握本专业的知识体系，形成具有核心意义的专业素养与基本应用能力，能适应社会对学生专业上的一般要求。所谓专业核心课程制度是针对学校生源的多样性、社会需求的多元性和人才就业的多维性，旨在培养学生成为适应区域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的应用人才的一种教学管理制度。其要义指：“学生在必修所在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的前提下，须根据区域社会及行业对应用人才的需求，并可结合自身的兴趣、特长和发展意愿自主确定所修拓展课程，其拓展课程方向可以是学科纵深的、横向应用的、多学科复合的，还可以是基础厚实的。学生可根据自身条件申请改变课程修读方式和学分取得途径”。专业核心课程制度蕴含“以生为本”和“学生中心”的教育理念，力求改变专业培养目标单一、专业课程选择单一、课程修读方式单一，学生评价标准单一的“一元”人才培养模式。专业核心课程制度既高度凝练了专业核心课程的课程品质，确保了专业培养的规格和质量，回应了区域社会及行业对当今应用人才的基本要求，从而培养出适应区域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环境需要的应用人才。作为实施专业核心课程制度的配套举措，学校突破性地允许学生学习期间有三次自由转专业的机会。学校从加强学生学业和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入手，在全校开展实施专业核心课程制度的意义宣讲和个性化的实践指导，引导学生在认真分析自身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学习目标和发展方向，从而选择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专业及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这既增强了学生专业选择、个性成长与未来规划的自主性，同时也通过制度设计和教师引导，培养了学生对自身和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实施专业核心课程制度不仅使宜宾学院高素质复合型应用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有了基本保障，而且成为决定宜宾学院未来发展的一项根本性制度。实施专业核心课程制度带动了教学思想、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一系列变革，促进了包括拓展课程、应用实践课程等课程模块在内的具有宜宾学院特色的课程体系建设，开启了从课程的“物态”层面向“文化”层面的转变，对于高等教育区域化背景下区域性高校坚持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己任、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具有较强的探索价值和实践意义。
三、彰显人才培养模式的多样化多极化特征
学校针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下多样化的人才需求，主动适应宜宾作为长江上游川滇黔结合部的经济强市和人口大市的主要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对应用人才的迫切需要，主动适应川南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对应用人才综合素质越来越高的迫切要求，积极推进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体的人才培养模式多样化的改革探索，初步显示出学校应用性人才培养模式的多元化、多极化特征。人才培养模式的多元化，即是基于学生差异化发展需要和不同兴趣爱好，针对学生个体价值取向所构建的不同培养模式。宜宾学院现已形成了以个性彰显为特征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是针对高校中应试能力较弱而致高考录取分数相对较低的大学生群体，在大学一年级集通识教育和发现专业兴趣以彰显学习个性，将学生四年应修的通识课程前移到一年级集中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尝试“确立”自己的专业，通过试听试学专业课程以发现自己的专业兴趣特长，在一年级结束时才最终“确认”自己的专业；在大学二年级到四年级在修完专业核心课程后，其余课程完全根据学生个性进行设计，集中力量发展专业特长。励志人才培养模式是针对高考成绩相对较高且应试能力较强的学生，在完成专业核心课程学习后，再增加一轮专业提升课程学习。卓越人才培养模式是以学生所选专业为依托，以社会（行业）需求特别是学生需求为导向，培养既具有一定理论素养，又凸显较强的行业（职业）适应能力和岗位胜任能力的卓越应用型人才。人才培养模式的多极化，即是在以追求卓越为核心的应用性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中，紧扣产业结构和人才市场需求，从多个方向培养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建设急需的高层次技能人才，使学校人才培养的方向优势与区域经济社会主体行业职业形成支撑和共鸣，该模式主要针对社会价值取向而设置。学校现已逐步形成了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三个专业群。
1.面向区域经济支柱产业（行业）发展的专业群。学校立足服务宜宾地方的食品化工、电子信息、新兴产业等支柱产业，搭建校企合作平台，构建了分类定向的“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例如，化学与化工学院充分依托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规划来谋划发展，按照区域内行业、产业和企业所需的技术和技能进行学科知识重组，结合现代企业人才的需求灵活地制定和修改专业设置及课程体，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技术人才。应用化学专业主要围绕地方产业，在氯碱化工、盐化工、天然气化工、磷化工、化工新材料的开发应用、绿色化工产品及其先进装备应用技术、化工过程集成及系统工程等方面形成明显特色。再如，电子信息工程专业针对电子行业技术更新快，加强实实践教学，与宜宾电信、移动、联通等建立了实验教学、实习教育及就业合作基地，大四学生可提前进入基地进行顶岗实习，实现岗位就业零距离。同时还建立了宜宾机械电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为满足机械电子工程专业本科生培养提供了保障。
2.面向地方社会发展的专业群。学校借助校地战略合作联盟，构建了服务地方市政建设和区域文化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例如，社会工作专业以宜宾学院社会工作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与综合改革为契机，借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的“东风”，以“宜宾市戎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及其他服务项目为学生初次专业实习提供平台，以四川省内外的一线社工机构为毕业实习平台，将已经进行了初次专业实习的学生按照各机构的不同需求送往机构完成毕业实习，形成了稳定的制度模式。
3.面向教师教育的专业群。学校依托区域地方已有的教师教育资源，构建了教师教育“2.5+1.5”人才培养模式。目前教师教育已成为宜宾学院服务区域社会基础教育的一个特色和优势。在构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人才培养体系中，我们已形成以应用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以产学结合为途径、以行业技术创新为特色、以创新创业项目为载体的教学组织方式。这一教学组织方式不仅增强了学校应用人才培养目标、层次和规格的达成度，而且增强了学校教学改革持续深化、教育质量不断提高的保障度，充分体现出高等教育大众化新阶段学校应用人才培养的“应用型”和“地方性”的鲜明特点。
四、加强专业内涵建设，紧密对接社会经济发展需要
学校以培养适应和服务区域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人才为目标，以推进专业综合改革为重点，强化专业内涵建设，形成了一批对接区域经济社会及行业发展的有较强优势的特色专业群，并提出了专业建设基本要求，明确了专业建设具体目标、专业建设评价内涵和工作思路，基本形成了适应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及应用人才市场变化的专业申报、建设、改革、评估与退出的良性机制。
1.根据地方建议和要求，发挥自身资源优势，积极满足地方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大力发展优势明显的地方特色专业，积极打造具有特色专业的示范二级学院，以此带动全校专业及专业群的改革与发展。2011年开办农学专业、采矿工程专业，并组建了矿业与安全工程学院；2010年开办物流管理和音乐表演专业；2009年开办广播电视新闻学、2012年开办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并相继成立了“文学与新闻学院”、“音乐与表演艺术学院”、“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针对互联网及电信专业，2009年开办数字媒体技术专业、2013年开办软件工程专业；针对化工、机械、生态环境等专业，2009年开办制药工程专业、2012年开办机械电子工程专业、2013年开办生态环境专业。
2.主动面向地方经济建设主战场，对接地方产业群，构建专业群，强力推进产学研结合。
3.大力引导和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地方行业企业的技术改革和创新，通过教师带领学生参与行业企业重要科研项目的研发，加强了教学、科研与生产的紧密结合，在增强学校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对行业企业渗透力的同时，有力推进了专业综合改革和教育教学改革，促成了科研成果在应用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过程中的转化，既有效解决了应用人才培养中创新意识缺乏、实践能力不足等问题，也加强了学生对行业企业的了解度，增强了学生对行业企业的适应度，激发了学生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培养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宜宾学院在促进本科教学内涵发展的实践中，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精神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核心，以实施专业核心课程制度为特色，全面推进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的学校内涵发展。近几年，我们虽进行了一些有价值的探索，但也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我们将进一步在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与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适应度、教师和教学资源条件的保障度、教学和质量保障体系运行的有效度、学生和社会用人单位的满意度等方面做出深入的思考和积极的探索，切实的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高素质的应用人才，真正实现学校内涵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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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异质性个体；最优城市规模；经济效率损失；区域差异
一、引言
从世界范围来看，在国家收入提高的过程中，劳动力会从低就业、低产出的农业活动转向充分就业、高产出的城市制造活动。那么，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过程中，也同样出现了劳动力就业的变化，即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进而逐渐导致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200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36.22%。2010年年末进行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的城市化率为49.68%，2011年内地的城市化率已经突破50%，达到51.27%。根据Northam的S型曲线，目前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处于中期高速增长阶段，中国已经进入城市化发展的关键时期。
虽然城市化率增长很快，但在这个过程中各个城市的发展有所差异，于是形成城市层级，即不同的城市规模。近年来，对于集中在东部的大城市而言，“大城市病”给城市居民带来了一系列的困扰，严重阻碍城市规模的扩张。而政府对城市发展的方针也发生了一定转变，从1980年早期的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到1990年《城市规划法》中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城市；最后转变为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提到的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建立和完善跨区域城市发展机制，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
关于城市发展政策的转变，学术界对此也存在一定的争议。城市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聚集的产物，它的基本规模是由聚集收益和城市成本之间的权衡决定的。那么目前中国城市规模究竟是过大还是过小？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大城市规模过大，聚集了大量的要素禀赋，尤其是社会资源，大城市的吸附作用过强导致中小城市的聚集效应不能充分发挥，甚至会造成附近的中小城市衰落。但是有些学者通过位序-规模法则研究发现，中国的特大城市发展不到位，首位城市发展不足，中小城市过多，应该继续鼓励大城市的发展。与国际大城市相比，城市化发展不足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制约已经越来越突出，中国的大城市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因此，本文要探讨的就是中国的城市规模相对于最优规模而言是过大还是过小，以及这种差异给城市居民所带来的经济效率损失。通过比较这种经济损失，进而得出中国是否应该鼓励大城市的发展。
二、文献综述
城市规模一直以来都是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经典问题。截至目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1）城市最优规模是如何确定的。首先由Alonso（1964），Muth（1969）和Mills（1974）提出并由后人逐渐完善的单中心城市增长理论解释了城市的空间结构及其对城市人口规模的影响。然后Alonso（1971）的城市城市成本一收益模型认为，城市的最优规模是由城市的边际成本曲线和边际收益曲线的交点决定的。这种分析思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王小鲁和夏小林（1999）通过城市规模收益和外部成本分析发现中国最佳城市规模大致在50万一400万人之间，净收益的峰值在100万～200万人之间。但是在如何准确衡量城市成本和城市收益的问题上存在一定的争议。有学者在计量模型中引入城市规模的二次项来探究城市的最优规模。孙浦阳和武立超（2010）通过宜居性的角度探究城市的最优发展规模，发现城镇人口规模和宜居性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约在人口达到216万人处达到最优规模。而张应武（2009）通过经济发展的角度来探究城市最优规模，发现中国城市发展的最优规模为500万人左右，其中最优规模效应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2）城市规模的分布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应用最为广泛的模型是由Auerbach（1913）提出的位序一规模法则。Anderson和Ge（2005）通过研究发现，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同，城市规模分布更适合于对数正态分布，而不是帕累托分布。而张应武（2009）发现，中国的城市规模基本符合帕累托分布，但是与位序-规模法则理想状态相比还存在高位城市缺失的问题。（3）重点研究城市规模与某一因素的关系。Anderson和Ce（2005）对中国城市的规模分布研究发现，改革开放和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的城市规模分布产生了显著的结构变化，在改革前城市规模分布保持稳定，在改革后却出现了显著的收敛增长模式。Au和Henderson（2006）使用中国的数据发现，城市规模和人均实际产出之间呈现倒“U”型的关系，因此在给定产业组成的条件下，人们从小城市迁移至大城市会得到很高的生产率收益，所以中国的限制性迁移的政策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席强敏（2012）发现，目前中国城市的综合效率与城市规模呈正相关，城市规模效率随城市规模的扩大呈现倒“U”型变化，即特大城市的规模效率偏低，大中型城市的规模效率接近于最优水平。陈旭和陶小马（2013）以城市劳动力的实际工资率为衡量指标，建立城市最优规模的理论模型发现两者也存在倒“U”型的稳健关系。
但是在以上研究最优城市规模时往往把城市人口视为同质的，难以反映人口结构变化对结论的影响。因此，有学者开始尝试异质性个体的研究，主要考虑的是个体在能力方面的不同对城市规模的影响。Glaeser和Resseger（2010）发现，高能力城市的聚集效应更强，城市规模更大；一方面是因为城市中高才能的个体相互学习的能力更强，另一方面是因为城市中技术更新换代的速度更快。有学者又进一步探究高能力城市是如何形成的，Combes et al址（2012）在研究法国的分类、地方工资和技能分布时，发现就业密集区的工人比就业稀疏区的工人技能更高；在长期中工人在区域间的迁移只能解释两个区域技能差异的一小部分，而更多的是由职业群体间的差异决定的。这表明城市间能力异质性个体的分类对城市规模的重要性。Behrens et al（2010）充分考虑了异质性个体在城市层级中的空间分类问题，并构建相应的均衡框架解决了这个问题。
另外，城市均衡规模和最优规模存在一定的差异。Henderson（1974）在研究包括生产和消费在内的经济体的一般均衡时，重点探讨了均衡规模和最优规模之间的差异。其中，最优规模是使得经济体中的参与者达到潜在福利最大化，而均衡规模是由劳动者的区位决策和资本所有者的投资决策决定的，两者决策的依据是最大化自身已知的福利。
三、理论模型
本文借鉴Behrens et al.（2012）建立的城市内生性模型的均衡框架，主要整合了异质性个体的分类、选择和聚集经济三方面，重点研究异质性个体在城市层级中的空间分类问题。下面对模型的重点做一个简要的回顾：
首先，模型假设在一个经济体中存在大量连续性个体，每个个体都会选择居住区位和自身的职位，个体的异质性表现在生产率方面，而生产率是由自身的能力t和城市赋予的机遇s的乘积决定的，在其他方面个体是同质的。此外，个体会根据自身的能力选择相应的城市定居；为了收入最大化，个体在城市定居后会依据自身的生产率在企业家和工人之间选择相应的职位。城市的数量、人口规模和组成部分都是内生的。假定每个城市的人口规模为L，支付θLγ作为居住在城市的成本，则城市成本的弹性为了。假定城市的总产出为Y，经过推导得到总产出和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为：
其中，入为个人选择职位的生产率分界点，即此时个人作为企业家获得的利润和作为工人获得的效率工资相同。φ甲为生产率，F（φ）生产率的分布函数。从该式中可以看出聚集经济的弹性为C。
在个人得到城市赋予的机遇s之前，能力为t的个体居住在城市中所获得的间接效用为：
至此，通过模型可以得到式（11）和式（13），对比两式后可以发现未引入能力变量时，人口规模的系数为城市成本弹性；引入能力变量时，人口规模的系数为城市聚集弹性。这是本文实证模型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第四部分将通过相应的数据得到γ和ε的估计值，即为城市成本弹性和城市聚集收益弹性的估计值，再将其代入式（8）和式（9）可以检验中国的城市规模与最优规模之间的差异，并衡量相应的经济损失。
四、实证检验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根据Bchren et al（2010）的模型，被解释变量为城市的人均产出，本文选择城市的人均GDP（gdpper）来表示，单位为元/人。最重要的解释变量为人口规模，本文采用城市的年均人口数（avepop）和年末人口数（pop）两种指标进行回归分析，以保证结果的稳健性，单位为万人。另外一个控制变量为能力，这种变量很难直接度量，一般研究采用的是不同等级学校的在校生的数量占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因此，本文采用的是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数占城市人口的比重来作为能力的标量。另外，为了探讨中国四大板块之间的差异，本文引入地区的虚拟变量（area）。经检验，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相关系数均在0.4以下，方差的膨胀因子VIF为1.02，远远小于10。
另外，对于城市数据的统计口径有两种，本文选择的是市辖区的数据，这类数据相比于包括城市下属辖区的大口径统计数据更能反映城市自身的发展状况。最后，本文采用的是中国27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限于能力替代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数据起始时期为2009年，截止于2012年，数据均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中的城市年度库。
（二）基准回归
虽然本文采用的是面板数据的结构，但是由于本文采用的是结构模型，如果采用固定效应（随机效应）估计会改变模型，进而导致估计的系数存在较大偏差，故本文主要采用OLS估计方法。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更换了人口规模的指标进行估计，结果如表1中的（Ⅰ）（Ⅱ）所示。首先，从更换指标前后对比发现系数的显著性和大小变化均不大，这表明估计结果相对稳健。由于年平均人口规模相对而言更能反映城市的人口规模，故本文将主要分析年平均人口规模的系数。根据第三部分理论模型的结果，全国的城市成本弹性为0.198，城市聚集收益弹性为0.155，且城市成本弹性和城市聚集弹性之间的差异很小，这就使得理论推导中城市均衡规模存在的二阶条件成立。
回归结果表明，城市的聚集收益弹性小于聚集成本弹性。一方面，聚集经济对城市的发展发挥促进作用。因为城市中聚集着大量的要素，要素的共享和匹配机制使企业更容易获得相应资源，提升资源的利用率，进而降低城市企业的生产成本；并且知识溢出机制能够促进城市中创新的形成，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动力；最后，城市的文化氛围和竞争环境也对于资金、劳动力和人力资本产生吸引作用。另一方面，要素的大量聚集对于交通、环境和就业等问题同时也产生巨大压力，城市规模过大而管理不善会产生负外部性，降低城市的运行效率。由此产生的城市成本作为城市的分散力制约着城市规模的扩张。城市成本弹性大于城市聚集弹性保证了全国城市的规模不会得到无限制的扩张。
（三）稳健性检验
1.稳健性回归
为检验上述回归结果对计量方法的稳健性，本文分别采用了分位数回归、FGLS和GMM三种回归方式，并对比回归结果，结果如表2所示。首先，考虑不同产出水平的城市可能具有不同的城市成本弹性与城市聚集收益弹性，由于之前的OLS回归很难反映不同产出水平城市整体的性质，且容易受到极端值的影响。因此，本文采取分位数回归的方法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城市成本弹性在[0.128，0.255]之间，城市聚集收益弹性处于[0.100，0.226]之间，显著性较高，且位于中间分位的显著性高于位于两端分位的。其次，从城市产出与各系数的关系上看，城市规模过大或过小城市的成本弹性与聚集收益弹性均没有产于位于中间水平的城市大。对比OLS和分位数回归结果发现，OLS的回归结果落在分位数回归结果的区间之中，且差异性不大，这表明OLS的结果稳健性较好。
另外，由于城市管理效率问题可能会对于城市的产出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城市人口规模越大，其城市管理效率的差异可能会更大，所以需要考虑到模型中可能存在异方差问题。因为本文采用的面板较短，可以忽略时间序列的相关性，只考虑组内异方差问题进行FGLS回归，并检验OLS回归的稳健性。FGLS的回归结果表明城市成本弹性为0.216，城市的聚集收益弹性为0.166，显著性较高，且与OLS回归结果差异不大。同样地，由于在模型存在异方差时，GMM方法是稳健且有效的，因此，本文利用滞后一期的解释变量为工具变量，利用迭代GMM方法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城市成本弹性为0.186，城市的聚集收益弹性为0.149，显著性很好，且与OLS的回归结果十分接近。
2.分区域回归和大城市回归
首先，中国城市发展规模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为了探究不同区域的城市成本和城市聚集收益，本文引入东部、中部和东北三个虚拟变量与城市人口规模的交互项，且以西部地区的城市作为基准，则area2表示中部地区，area3表示东北地区，area4表示东部地区。
估计结果如表3中的（1）所示。首先，从估计结果上来看西部地区城市成本弹性的估计值为0.081，城市聚集收益弹性的估计值为0.056。中部地区城市成本弹性的显著估计值为0.104，城市聚集收益弹性的估计值为0.051，但聚集收益的弹性不显著。其次，从中西部对比来看，中部地区的城市成本比西部地区高，虽然城市聚集弹性不显著，但中部城市聚集收益相对要低。这表明与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的城市更具有扩张的潜力。东北地区城市成本弹性的估计值为0.151，城市聚集收益弹性的估计值为0.128。与西部地区相比，东北地区的城市成本弹性和聚集弹性都高，这表明东北地区的城市相对而言比西部地区的城市要发展得更好，这一点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对比中更加明显。东部地区城市成本弹性的估计值为0.185，城市聚集收益弹性的估计值为0.142。这表明东部地区城市发展得更好。但是与西部地区相比，其城市成本弹性的增加幅度大于城市聚集弹性的增加幅度，这表明与西部地区相比，在东部地区增加相同比例的人口要付出更高的成本。
与全国城市样本得到的结果相似的是：通过各个区域之间的比较，发现城市成本弹性和城市聚集收益弹性之间的差异很小，这就使得能力同质性城市均衡规模存在的二阶条件得以满足。另外，城市成本弹性比城市聚集收益弹性更高，这保证了各个地区城市的规模是有限的，城市不会进行无限制扩张。
另外，本文重点探讨的一个问题是对于中国的大城市而言，其规模是否超过最优规模。故本文直接从城市人口规模的角度出发，采用人口规模大的城市作为大城市的样本。在2010年的《中小城市绿皮书》中对界定大中小城市提出如下标准：市区常住人口50万人以下的为小城市，50万～100万人的为中等城市，100万～300万人的为大城市，300万～1000万人的为特大城市，1000万人以上的为巨大型城市。故本文选择在2009―2012年市区常住人口规模在100万以上的124个城市作为大城市的样本进行分析。得到的结果如表4中的（Ⅱ）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人口大城市的城市成本弹性为0.255，城市聚集收益弹性为0.246。这表明在人口大城市增加人口所带来的城市成本会大于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城市聚集收益。
（四）城市规模差异及经济效率损失
通过上述回归分别得到全国城市、东部城市、西部城市、东北地区城市、人口大城市等不同样本的城市聚集收益弹性和城市成本弹性。通过式（8）和式（9）可以得到各类型城市的均衡规模和最优规模的差异以及相应的经济损失的表达式：
通过式（14）得到如表4所示的各类型城市的最优规模和均衡规模的差异以及相应的经济损失。首先，就整体而言，所有城市的均衡规模都超过了其最优规模，这背后可能的推动力是城市的聚集经济，它使得城市扩张的边际社会收益大于边际社会成本。其次，就全国而言，全国城市均衡规模超过最优规模的比例较小，但是给城市居民带来的经济损失较大，达到1.502%。再次，从分区域对比的角度来看，西部地区城市均衡规模超过最优规模的比例最大，但是这给城市居民带来的经济损失很小，仅为0.207%；而东部地区城市的均衡规模超过最优规模的比例不大，但给城市居民带来的经济损失相对较大，为1.067%。最后，在大城市样本中分析，发现人口城市规模差异给城市居民带来的经济损失最大。
综上分析，对于全国城市、东部城市、西部城市、东部城市和人口城市而言，虽然其城市成本弹性大于聚集收益弹性，但这只表明就目前而言，城市发展是有限规模的，不能无限制扩张。并且实际上城市规模的扩大带来的经济损失很小，为了获得聚集经济收益，这些城市还是可以继续扩张规模的。
五、主要结论
中国的城市发展政策从早期的“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转变为“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这种政策转变引发了学术界热烈的讨论。针对该问题，本文结合最新的包含异质性个体的城市内生[生理论，重点分析中国城市的规模能否继续扩张，以及扩张所带来的经济损失。通过相应的实证分析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首先，就全国城市而言，城市成本弹性大于城市聚集收益弹性，这意味着城市规模不能无限制扩张。从城市规模差异角度来看，我国城市的均衡规模超过了其最优规模，虽然均衡规模超过最优规模的比例很小，但是给城市居民带来的经济损失相对较大。同样的，本文在人口城市中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关键词：城镇体系；位序-规模分布；首位度；重庆市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1年11月23日
一、重庆市城镇体系规模等级结构现状分析
1、重庆市全市面积8.24万平方公里，到2010年底，总人口3，303.45万人（户籍统计），非农业人口1，107.00万人，共辖40个行政区县（自治县），有19个区、21个县、587个镇，其中渝中区、大渡口区、江北区、九龙坡区、沙坪坝区、南岸区、渝北区、北碚区、巴南区九个行政区构成了重庆市都市区。城镇体系在职能等级结构上初步形成了“市域中心城市-区县域中心城市-建制镇的结构体系。（表1）
2、根据我国《城市规划法》第四条的规定，非农业人口在200万以上为超大城市，100万～200万为特大城市，50万～100万为大城市，20万～50万为中等城市，20万以下为小城市。重庆市城镇形成了超大城市1个，大城市3个，中等城市11个，小城市17个，如表2所示，空间分布见图1。从表2、图1中可以直观地看出重庆市城镇体系分布的不均衡性。城镇体系在规模等级结构上，形成了“超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小城镇”的等级结构。（表2、图1）
二、重庆市城镇体系规模等级结构经济分析
城镇体系规模结构是指区域内城镇群体中规模等级大小的组合关系。事实上，区域城镇群体规模等级结构的层次比例、内部结构差距往往能够映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发展趋势及与区域外经济联系的密切程度和比较优势，本文以2010年重庆市非农业人口作为衡量城镇规模的指标，并根据《重庆市统计年鉴2011》，整理计算出重庆市城镇非农业人口规模位序表，如表3所示。（表3）
1、首位度分析。根据马克・杰弗逊（M.Jefferson）的城市首位律，由表3可以计算出重庆市城市首位指数。一般情况下，城市首位指数应该包括2城市指数、4城市指数和11城市指数，（用“S”表示城市指数，P1，P2…，P11为城镇体系中按人口规模从大到小排序后，某位次城市的人口规模）
S2=P1/P2=7.68
S4=P1/（P2+P3+P4）=3.16
S11=2P1/（P2+P3+…+P11）=2.27
按照位序－规模的原理，所谓正常的4城市指数和11城市指数都应该是1，而城市首位度两城市指数应该为2。可见，重庆市的城市首位度指标均高于这个标准，属于典型的首位分布，都市区在整个城镇体系中比重过大，其作为重庆市城市的核心区，2010年全区非农业人口占全市非农业人口的38.46%，其他10个区21个县的非农业人口占61.54%，高出都市区23.08%，全市生产总值79，255，800万元，都市区34，908，300万元，占全市生产总值的44.05%，贡献率明显较高，在整个城镇体系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城镇体系规模结构极不平衡。以城镇人口规模的位序为横坐标，非农业人口为纵坐标，作出重庆市城镇规模分布图，如图2所示。从图2中可以看出，除主城区外，其他的城镇大部分都是呈直线分布，小城镇数量多，规模相差不大；缺乏特大城市和中等城市，造成城镇体系等级规模结构出现断层现象。这说明首位城市垄断功能强，城镇体系发育不完善。（图2）
2、豪斯道夫（Hausdorff）维数和位序-规模法则分析。确定分维的方法中最基本、最常用的是豪斯道夫维数，其定义为：对于一个客体，我们用尺度r去度量其容积大小，测量结果则为与r有关的数值N（r），尺度r越小，则测量结果N（r）越大，反之，尺度r越大，则测量的结果N（r）越小，表达式为：
N（r）∝C・r-D （1）
式中r为人口尺度，N（r）则为区域内城镇数目；D为维数（豪斯道夫维数），C为常数。
位序-规模法则是从城市的规模和城市规模位序的关系来考察一个城市体系的规模分布，1913年由奥尔巴克（F.Auerbach）提出。1949年捷夫（G.K.Zipf）提出在经济发达的国家里，一体化城市体系的城市规模分布可用简单的公式表达：
Pr=P1/R （2）
式中，Pr是第R位城市的人口；P1是最大城市人口；R是Pr城市的位序。现在被广泛使用的公式实际上是罗特卡模式的一般化：
Pi=P1/Riq （3）
式中，Pi是第i位城市的人口；P1是规模最大的城市人口；Ri是第i位城市的位序；q是常数。捷夫模式是q=1的特例，对公式2取对数得：
LgPi=lgP1-qlgRi （4）
通过对比豪斯道夫维数公式和位序-规模法则公式中各字母所代表的意义来看，这两种模型实质是一样的，D实际上是位序-规模分布q的倒数，即D=1/q。当D=q=1时，说明这个区域的第二位城市人口是最大城市人口的1/2，第三位城市是最大城市人口的1/3。依此类推，当D1时，说明城市规模分布比较集中，大城市很突出，中间城市位序城镇较少，首位度较高，城镇体系不完善；当D>1，即q
LgPi=5.97-1.24lgRi R2=0.7902
其中，决定系数R2=0.7902说明重庆市的城镇体系分布符合位序-规模法则，q=1.24>1；显然分维值D=1/q=0.806
三、形成重庆市城镇体系等级规模分布特征的原因
1、自然条件原因。重庆市的主城九区、万州区、江津区等自然条件相对优良，且地理位置也优越，使得其超前发展，其他低位序的城镇由于生态脆弱，地形条件差等的影响，发展缓慢。
2、历史原因。建国后，重庆市的地位曾大起大落，行政区划也经过较大的调整，过频的变迁不利于城镇体系的规划和完善，不利于城镇和区域经济的发展。
3、人口原因。主城九区、万州区、江津区以及合川区的非农业人口就占全市的52.75%。这种人口分布状况导致人口向这些城市积聚，从而促进其城市的发展，影响了低位序城镇的发展。而47.25%的非农业人口分布在其他地区，成为制约其城市发展的因素之一。
4、经济原因。2010年重庆市GDP为79，255，800亿元，单主城九区就高达34，908，300亿元，占全市的44.05%。低位序城镇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基础较差，城镇化发展缓慢。
5、工业结构原因。“一五”时期和“三线”建设时期发展的工业集中在基础较好的大城市，且产业关联度低，对周边地区的带动作用不强。工业体系中军工企业、原材料加工工业比重大，国有企业比重高，企业效率低，无力支撑所在城镇发展，造成城镇自我发展能力低，发展缓慢。
四、城镇体系发展对策
1、与我国其他直辖市相比，重庆市具有“大城市、大农村”和“都市定位、省域架构”的特点，单靠都市区是不能有效地组织起覆盖整个市域的人口和产业经济活动系统的，因此必须大力发展次级中心城市和中小城市，把区位优势较明显、经济基础较好以及基础设施健全、发展潜力大的万州区、江津区、合川区、涪陵区、永川区、南川区、长寿区等城市作为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培育对象，加大对其投资和建设力度，使其成为区域的重要一极，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并积极推进形成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配置比较合理的规模等级结构，使不同级别城市之间的产业、技术、文化、信息等通畅地流动，从而使城镇体系完善，城乡协调发展。
2、重庆市城镇体系的断层现象、首位分布，使同级小城镇为了发展而激烈竞争，加大了区域内城镇之间的内耗，影响了区域内城镇体系的合理发展。因此，各地区应该因地制宜，结合全市的产业结构调整，合理吸纳从主城区退下来的“二”，避免盲目竞争，选择适合自身城镇化的道路和发展模式。比如，石柱县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建设辣椒、黄连的种植和长毛兔的养殖基地；武隆旅游资源丰富，可以走旅游城镇化的道路等。形成各地优势互补、分工协作、和谐发展的局面。对于重庆市小城镇数量多，质量不高的现实，采取区别对待的方法，一方面控制质量不高的小城镇数量；另一面加大对发展条件好的小城镇的建设和投资力度。
3、实现城市化与产业化协调发展，避免城镇发展产业支撑不足。把城市体系的发展与产业规划尤其是优势产业结合起来，以优势产业的规划为基础来促进城市体系的发展，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同步，与经济发展协调。例如，主城区的现代服务业、信息咨询业和商贸中心，永川区的物流业、加工制造业，南川市的铝工业、机械化工和纺织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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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规划设计；建筑体系；创新构建
前言：随着现代化发展，人们的关注点从注重生活必需物转移到了着重对精神层面的设计理念。同样，城市结构的升级也意味着城市规划设计的大变革，城市规划设计工作者必须结合城市发展的新形势，制定城市社会发展目标，统筹城镇县各体系的发展途径，合理地运用新生技术及现有资源进行创新设计，借以突出各具风格的城市特色，体现不同地域的特有文化特点，最终展现城市规划设计的实际价值。
一、城市规划发展及发展中存在的不足
当前，我国城市建设以极快速度发展前进，在不断为我国经济建设注入新活力的同时，不同层面的矛盾纠纷也逐渐呈现，造成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损失，影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规划建设中的发展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城市的毒瘤“城中村”，即为了适应城市的高速发展，将农民的土地征用，将他们缩小居住在原来的村庄，游离在城市规划管理之外，脏乱差人龙混杂，与城市格格不入，大大破坏了城市的形象和发展。加上实行市场经济、住房体制改革、允许土地拍卖等制度漏各种腐败现象滋生，利益勾结，使正常的土地规划无法合理实现。
1.2、盲目追求洋化或套用大城市发展规模，城市规模设计没有按照自身发展特点，盲目追求国际化，高楼大厦，中心商务区，高层建筑。盲目地拔高地区定位，使得本土特色流失，并且这种不合理的发展模式对盲目发展的小城镇造成一定的经济负担。
1.3、城市建设局面混乱，没有统筹全面规模，详细性规划，及其他专业知识的覆盖率均不大，因此缺乏有力地指导与政策，如：各大城市排水设施不完善，排水效率极低，严重时城市交通系统瘫痪，小雨成湖，大雨成海。地下管路建设无规划，有需求便无节制地挖通，注重短期利益，无长远目光。
1.4、各城市古旧建筑保护不力，为个人利益审批建筑规划，拆除古建筑，破坏了当地的生态资源，也有为了促进旅游效益，拆毁新建建筑模拟建造古着建筑，与城市相邻区域的现代化建筑显得格格不入，城市的整体观感混乱。
因此，衡量城市标准设计要以先进的目光，自然生态的视角和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念，错误的模式只会诱导各种为了私人利益破坏城市规模设计的行为，根据城市规划发展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以下思路及目标。
二、新思路，新目标及解决途径
针对不同的发展误区，究其本因，城市规划若仅仅限于理想模式的探讨，必然还会发生一些换汤不换药的发展障碍。城市规模设计与发展需要注重实际，从我国的特有国情出发，及时调整思路，加强实践理论的研究，合理解决城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而注重于规划需解决的重点问题，调整路线，要做到以下步骤：
2.1、正确定位城市标准，结合城市特有的发展新形势与规律，制定城市发展目标，规划出全面的未来城市的布局格式，并结合好各个专业知识，调整城市用地的结构布局，交通基础设施以及突况的后备机能，做到能确保城市的高效运转，以保障经济稳定，各行业协调发展
2.2、建立健全完善的规模体系，加强规划的前线工作，投入较大比例的人力与物力，积极展开各种针对性的课题研究，以科学的态度认识到城市发展建设中存在的不足，才有可能引导出完善的城市规模设计方案，后期需要各行专业人才的协调互助，统筹全方位发展目标及趋势，结合数据建立城市规模设计的蓝图。
2.3、合理的指导思想，要重视对现场勘测及实验数据的分析，应用宏观及微观结合的现代科技，对基础设施状况进行客观评估，以此奠定扎实的观测基础并以城市规划科学为主体，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为辅导思想，进行综合论证，以具体思想进行指引和改造。
2.4、以严谨的态度，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念，细致地进行定量分析，从不同情况着手，实现城市规模合理化的建设方案，建立核心的共享机构体系，从理论到实际纵观分析，尽心为城市规模建设的设计设定好管理机制。
“城市规划中规划研究是基础，规划技术是保证，规划实施是关键。”牢牢把握好城市规划的空间与尺度，以研究，技术，实施的三方逐步结合，逐步推进，进行的统筹规划才能做到协调统一，达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的综合统一。
三、城市规模设计的原则性
宏观分析城市建设中的障碍，统筹好各方面的专业规划，发展趋势及新建目标。规划建设需要的三大原则：人性化原则，生态化原则，科学化原则，通过探究三大原则的实践性和必要性，突出城市规模平台设计与构建探究的意义。
3.1空间设计感成为了城市人性化的重要展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居住模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空间的改变也引发了情感的变化，从热情互助到人情冷淡交流匮乏，强烈对比出规模合理化带来的作用，只要将尺度掌握好，便有合适的心里暗示效果，从环境里潜移默化，提高文明行为，使设计效果得到最大展示。
3.2城市更新要坚持生态化原则，追求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坚持以人为本思想理念，合理地配置自然资源，在这一进程中，既要保留住城市特有的文化性和历史感，即保留古旧遗迹，也要结合时展需求，以客观的角度，合理运用现代技术，才能提高城市的丰富性和延展性，建设一个生态型的城市。
3.3城市规模设计中通过建筑的构建设计可以体现许多物理学方面的应用知识，如附加筋的使用，钢柱支撑点等，科学化的城市规模建设提高了资源的配置率，以力学的特点进行使用建设改造，在最大限度下提高了资源的使用效益。合理配置资源是科学化规模建设中的一大要点，分析数据，全面结合实践行为，做到科学发展建设，使城市规划建设平台更富科学性。
结语：
根据资料记载：“城市规划是城市空间布局、建设城市的技术手段，旨在合理地、有效地创造出良好的生活与活动环境。”实际上，城市规划与更新的目的，不单单是安排好城市的基本设施，重要的在于实现社会与经济和谐统一，着重对不同专业人才的培养，加强信息管理，实现城市规划平台的构建，整合，共享，达到人文为主，设计共享的理念。通过对城市规划设计的问题推出及探讨也体现出城市规划建设不仅是一门科学、更是一种艺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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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建. 关于现代城市规划设计的几点思考[J].科技创新导报.20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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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数据包络分析 城市经济 发展效率 政策建议
一、引言
城市经济是一个多投入、多产出的复杂经济系统，其经济发展效率涉及的指标众多。数据包络分析（DEA）是由著名的运筹学家A.Charnes等学者提出，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根据多指标投入和产出对相同类型的城市进行相对有效性或效益评价的一种新的系统分析方法。冯振环、赵国杰运用DEA对中国区域经济投资的有效性进行了评价，据此将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划分为几个有效的等级不同的区域。A.Charnes等人用DEA评价了中国28个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樊宏等和余景亮等对我国14个样本省（自治区）和长三角城市的经济发展效率分别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DEA可以用于评价城市发展；Macmillan将DEA模型应用于区域经济研究，指出了DEA模型结果可以用于评价区域经济研究，推出了DEA模型结果可以用于评价区域生产行为。因此，将DEA用于评估区域经济发展效率是科学和可行的。
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中部崛起政策的有力施行，使得中部地区的经济有了显著的增长，也使得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在中国经济的整体增长中逐渐显现出日益重要的地位。但是由于地理位置、经济基础等因素的影响，中部一些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困难，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结构也存在一定差异，要提高中部崛起的质量与速度，首要任务就是对中部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现状、异同、发展特点及其规律进行实时的绩效评价，并从中找出差距，从而在一定的高度上把握发展方向。本文通过对中部六省省会城市研究，从投入产出角度出发，对2012年的经济发展指标进行分析，找出制约各城市经济发展因素，提出改进各城市发展的效率的政策建议。
二、研究方法——DEA模型
为了对中部六省省会城市经济发展效率作出客观合理的分析，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从定量角度分析其城市经济发展效率。
（一）C2R模型的建立。
三、实证分析
（一） 研究区指标的选取。
本文评价中部六省省会城市包括郑州、武汉、合肥、太原、长沙、南昌六个城市经济发展效率，目的是从宏观层面中部六省省会城市在其发展历程中，其投入与产出的合理性，是否带来了相应的效益，是否很好的带动经济的发展，从而使我们根据定量分析的评价结果做出相应的政策。本文根据实际情况，选取了能够客观真实反映城市经济发展的五个主要指标。其中投入的指标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地区工业投资（亿元）；产出的指标包括：生产总值（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亿元）、出口总额（亿美元）。
本文数据主要采集于中部六省省会城市的2012 年的统计年鉴， 整理数据如表1所示：
表1 中部六省省会城市的经济发展的投入、产出相关数据
1.效率分析
技术效率可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从纯技术效率看，中部六省省会城市的总体纯技术效率呈现良好发展态势，表明中部六省的城市管理水平较高。从规模效率看，DEA有效的郑州、太原、长沙3个城市均处于规模收益不变阶段，均为规模有效，投入产出比已达最优。在非DEA有效的武汉、合肥、南昌3个城市中，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的有合肥、安阳。这些城市具有较强的经济发展潜力，尚处于经济发育成长阶段，如能适当地加大投入，必能促进城市经济的较大发展。处于规模收益递减阶段的为武汉，说明其投资规模过大，应适当压缩资本投入规模，以使规模收益回归有效水平。
2.模型的投影分析
表3 非DEA有效的城市的生产前沿面投影分析
对中部省会3个非DEA有效的城市进行计算，可对原有的投入和产出向量进行调整，使其成为DEA有效，经过调整后的投入和产出向量即为各城市在生产前沿面上的投影（表3）。针对具体城市而言，可从表3 中分析出造成各个城市经济发展效率低下的原因，并得改进方向和程度。
从表2、表3可以看出，武汉市没有出现产出不足和投入冗余的现象。武汉市的纯技术效率为1，而规模效率小于1时，这说明武汉市本身的技术效率而言没有投入需要减少、没有产出需要增加；而综合效率没有达到有效，是因为其规模和投入、产出不相匹配，需要增加规模或减少规模。说明武汉本身的优势是明显的，各个指标的投入也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但是产出却没有达到要求，说明武汉的经济水平也许是依赖于政策的倾向以及地理区位等优势造成的，这是高投入下的低产出，走的是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对于九省通衢的武汉必须采取相应的方法和措施改变这一经济低效率的局面。
同样对于南昌市、合肥市而言，根据表3分析可知，存在投入冗余或者产出不足，需要通过压缩投入以提高产出效率，或是通过技术改造，将强管理等途径使得各项指标提高，而通过具体表3中的产出不足和投入冗余的数值定量的表示了出来。对于投入而言，南昌和合肥在科学支出方面，周科技支出利用率较低，原因在于其产业结构层次较低，高科技产业较少，对科技支出的投入需求不大。资本投入规模过大，使用效率过低，资本投入没有完全被产出吸收和反映。就产出而言，南昌和合肥说明其产业发展的附加值较低，企业盈利能力较差，应注重主导产业的培育以及高新技术的引进吸收，逐步形成区域性的产业集聚式发展。使得经济总量还未达到理想值，导致了经济发展的效率低下。
四、结论
本文运用DEA模型对中部六省省会城市经济发展效率进行了比较分析， 所得结论与目前城市经济发展状况基本吻合。结果表明，郑州、太原、长沙经济发展效率相对较高，而武汉、合肥、南昌的城市经济发展效率相对较低；造成中部六省省会各城市经济发展效率差异的主要原因为各城市资源配置的不均衡性和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合理性。
本文通过本研究采用的DEA 模型评价的是中部六省省会城市之间的相对有效性，DEA 相对有效的城市仅在此集合中相对有效。我们将数理经济的研究方法运用到城市发展中，得到城市经济发展效率的数值以及不足，对于中部的崛起和中部的发展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冯振环，赵国杰.运用DEA方法对中国区域投资的分级有效性评价[J].当代财经，2004，（1）.
[2]Charnes A，Cooper W W，Li S.Using DEA to evaluate relative efficiencies in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Chinese cities [R].Socio-Economic Planning Sciences，1989，（23）.
关键词：城市宜居规模 长三角地区 因子分析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8-219-04
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一）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城市规模正在不断扩大。然而，城市病频繁爆发，居民生活质量日益下降。欧洲太空总署公布的卫星数据显示，北京汽车废气污染一度较为严重，拥堵使北京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废气污染沉积中心”。深圳市在建市不到30年的时间，人口总数已经从几十万迅速增长到2009年底的1200多万(其中流动人口占85%)，迅速步入全球超大城市的行列，人口密度位居全球第五、全国第一。与此同时多条河流已经被严重污染，土地资源严重紧张,城市生活垃圾以每年约10%的速度增长，一度出现“垃圾围城”现象。糟糕的空气质量、拥堵的交通状况、令人头痛的住房问题，还有日益紧张的生活节奏，城市规模的不断膨胀带来的似乎是人们生活质量的日益下降。如何应对城市病频发的困境，分析影响城市宜居状况的主要因素，找到城市宜居规模是一个我们急需破解的难题。
城市科学发展的前提是以人为本，因而城市的宜居性是影响城市规模的极为重要的属性。在研究城市宜居规模前，首先要明确城市规模的概念，城市规模是指城市地域空间内聚集的人口、物质、经济要素在数量和层次上的差异，是用以衡量城市大小的数量概念，包括城市人口规模、城市用地规模、经济规模三种指标。其中人口规模指城市人口的数量，是最常用的指标，一般用市区非农人口数量表示。依据经济学的基本假定，经济理性人会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不论高端人才还是体力劳动者，都更倾向于选择宜居效用最大的城市生活，会在环境优美、交通便利、安全卫生、商业繁荣、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集聚，这些吸引力带来人口的流动将会极大的改变这些城市的规模，最后形成的这个适宜人民居住的城市规模就是宜居规模。
如何衡量城市的宜居性，WHO提出了安全性（safety）、健康性（health）、便利性（convenience）、舒适性（amenity）的居住环境基本理念，这也成为宜居城市评价的重要依据。2007年，由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等单位牵头完成的《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通过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验收。根据该标准，可从社会文明度、经济富裕度、环境优美度、资源承载度、生活便宜度、公共安全度和综合评价七大项来评价一个城市的宜居程度，综合宜居指数在80以上，就可称之为“宜居城市”。
为了考察宜居和城市规模的关系，本文选取我国长三角地区的16个城市作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和研究。试图通过分析回答以下实际问题：什么样的城市规模最适宜人居？如何改善一个地区的宜居水平，提高一个城市的宜居规模？本文希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为我国，特别是长三角地区下阶段的城市化进程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建议。
（二）文献综述
对宜居和城市规模问题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Howard（1902）提出的田园都市理论，他提出的最小成本理论被认为是早期最佳的城市规模的理论之一。该理论认为最佳城市规模是成本的函数，而实证中心城市的最优规模是5.8万人，而的“田园城市”的人口最优规模是3.2万人。后来，以米尔斯（1967）、阿隆索（1970）为代表城市规模研究主要的基于集聚和规模经济的城市成本―收益分析逐渐成为研究城市规模问题最普遍的一种方法。Henderson（2005）以中国200多个城市为样本，建模估计了城市集聚的净效益。研究发现中国的城市集聚效应非常高，中小城市的规模只要上升一点，城市工人的实际收入就会明显的增加；即使城市规模到达顶点时，集聚的净效益才会缓慢的下降。
但成本收益角度的研究并不是唯一视角，因为这些研究只以城市为主体，并没有考虑到居民对于城市宜居的感受和城市运行的效率。当然，外国也有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York（1986）通过对中国城市化及城市规模的研究，分析了中国各城市规模与经济发展和宜居性的关系。他指出，外向型的大中沿海城市具有较高的经济水平发展，但并非拥有更好的生活质量即宜居性。但他的研究只是描述性的，并没有深入。国内的研究也很有限，李文宇（2011）对我国26个省会城市规模与宜居程度关系进行分析，得出结论：我国中心城市的规模扩张是以宜居程度下降为代价的，同时也产生了拥挤效应。李虹颖，张安明（2010）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从重庆市主城九区的城市经济水平、城市环境状况、城市居住状况、城市保障状况以及生活便捷程度等方面对其宜居性进行评价与分析, 认为重庆市城市宜居性主要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城市规模与城市宜居性的关系。孙浦阳（2010）从“城市宜居最优化”的角度来分析城市最优规模问题，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教育、通讯，交通、环境等9个方面的因素进行评估，得出我国城镇人口增加将增加城市的宜居水平。
二、指标选取
（一）宜居因素
参考前文对宜居的定义和指标设置，本文认为对长三角地区的城市而言，交通状况、环境状况、经济富裕状况和科教文卫事业的水平都是影响城市宜居规模的重要因素。
1.交通状况。现代城市的发展和经济运行越来越依赖于城市内外的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和发达程度。交通状况的好坏决定了城市以物流、人流、信息流为主要标志的内外部市场容量和市场结构，城市的内外部市场容量和结构又决定其要素和产业的聚集，从而决定着城市的规模。我们发现许多特大城市都存在着极高的拥堵成本，即便耗费巨资拓宽街道，修筑地铁和轻轨等轨道交通设施，甚至使用车辆限行和限购等行政措施，但城市交通始终无法得到改善，其原因在于，城市人口超过一定规模，边际城市交通渠道投资对城市交通通达性呈递减趋势。
2.环境状况。一方面，优美的环境本身对任何人都是一个无法抗拒的吸引力，人们更倾向于在环境优美，气候宜人的地方定居。风景名胜也将吸引成千上万游客的到来，这将给城市的消费和经济带来巨大的帮助，创造许多就业岗位，从而为城市规模增长提供了支持。另一方面，城市环境容量限制着城市规模发展，当达到城市环境所能容纳的污染物最大负荷量，即城市自然环境对污染物的净化能力的极限时，污染物排放就会造成城市生态系统的恶化。因而需要一个合理的城市规模保障城市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3.经济富裕状况。经济富裕状况是一个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性指标，包括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就业岗位数，人均住宅面积等指标。有些地方GDP很高，但是居民并不富裕，因为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并不高，这样的富裕就不是宜居意义上的富裕。居民富裕状况更多的取决于人均收入状况，例如长三角地区的物价水平接近，居民的收入水平越高，他们的生活满足感和幸福度也就相对更高。此外，产业结构对一个地方的经济模式和居民生活方式拥有极其重要的影响，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居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
4.科教文卫状况。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有科技优势或科技水平发展迅速的城市可以吸引高素质人才的集聚，居民也会在科技的应用中得到快乐和方便。教育则是当下家长们最为关注的问题，调查显示，在家庭的意愿支出中，排第一位的就是子女教育支出，可见家庭对教育的重视。文化事业涵盖的领域很广，包括新闻媒体，图书馆、博物馆、剧院、电影院等公共设施，随着人们水平的提高，市民们对文化产品的需求不断提升，影响到注重生活品位的市民宜居感的重要因素。随着我国人口总量的持续增长，老龄化进程加快，卫生服务需求不断提高。一个城市是否拥有适应人民健康需求、比较完善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是否能满足当地的医疗卫生需求，成为影响城市宜居性的一大因素。总之，科教文卫体事业的发展不仅关系到人民福祉和国家未来，也是一个城市是否有吸引力，是否宜居的重要指标。
（二）宜居影响因子
基于科学性、全面性、可操作性的原则，依据2.1中的分析，结合长三角地区的实际，从宜居视角出发，本文选取了影响长三角地区城市宜居规模10个指标，编号及对应指标设置如下表1：
三、宜居城市的因子分析
（一）数据来源和方法
虽然采取多指标评价体系能够较为全面的反映长三角各城市的宜居水平，克服单一指标的局限性，但是多个指标之间可能存在高度相关及信息重复。而因子分析法可以使用较少的因子综合反映和描述多个指标之间的联系，它将相关性较高的指标转化成一个因子，通过较少的因子就能反映原始数据的大部分信息，同时能掌握影响因子得分的主要因素。因此，本文将通过构建因子得分模型，综合分析和评价长三角16个城市的宜居水平。
本文通过SPSS17.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和处理，数据来自中经网数据库和2009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由于数据量纲不一致，所以首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进而求得数据相关系数矩阵（表2）。
（二）因子选取
由相关系数矩阵可知，部分指标之间存在一定相关性，同时进行KMO检验发现，KMO=0.86>0.8，适合采用因子分析。进而可求得因子特征值和贡献度表，以及因子载荷矩阵表。由于初始载荷矩阵结构较复杂，各因子的代表变量不明显，导致因子难以命名和解释，所以本文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以简化因子载荷结构，使之易于分析。结果见表3：
由表3可知，前3个因子的累计贡献率达到84.44%＞80%，这说明这三个公因子可以基本反映样本的大部分信息，因此可以用这3个因子代替原来的10个指标进行分析，这使得对城市宜居性的综合评价得以简化。对上表进行旋转之后，得表4：
由表4可知，第一个因子中人均绿地面积（X2）、煤气天然气用户比（X4）、职工平均工资（X5）、第三产业占GDP比重（X10）的载荷较大，而这些指标主要反映了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第一个公共因子可以命名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而第二个因子中人均教育经费支出（X1）、人均医院床位数（X6）、互联网用户数占比（X7）的载荷较大，而这些指标主要反映了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因此第二个公共因子可以命名为“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第三个公共因子中人均铺装道路面积（X3）、人均房地产投资额（X9）的载荷较大，而这两个指标主要反映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因此第三主成分可以命名为“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状况”。即公共因子1、2、3分别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状况”
（三）因子评分
下面将计算各主因子得分，并以各自贡献率为权数进行加权平均，得到各城市的工业经济效益综合得分及排名。根据表3，得到因子得分模型：
Fj=αiXi+εi,i=1……14（1）
同时可得综合得分函数：
F=0.45*F1+0.36*F2+0.19*F3（2）
依据综合得分函数，对长三角16市的三个主成分进行因子评分，并计算总得分排名，结果表略。
由有关数据可知：1.长三角16个城市中，宜居水平最高的是上海，其次分别是南京、苏州、无锡与杭州。上海作为宜居城市的主要优势是其发达的经济水平，包括较高的城市职工平均工资、良好的能源消费结构、良好的三次产业结构、较高的人均城市绿地面积。此外，上海的城市公共服务水平也非常优秀，仅次于杭州与苏州，其原因在于上海的人均医院床位数、人均教育经费支出和互联网用户数占比都是16个城市中最好的。而上海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状况并不好，显示上海在人均铺装道路、人均住宅投资方面并不突出，这也说明上海有限的“硬件设施”成为了限制上海宜居水平或人口进一步增加的主要因素。南京城市宜居水平较高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其较高的职工平均工资、良好的产业结构，苏州和无锡则主要依赖于良好的城市公共服务以及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杭州的最大优势也在于城市公共服务。
2.长三角16个城市中，宜居水平最低的是南通，其次是台州、湖州、扬州和泰州等。虽然南通在第二公共因子“城市公共服务水平”表现尚可，但是其在第一、第三因子得分都最为落后，这显示限制南通宜居水平提升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且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不完备。而台州、湖州这两个浙江城市宜居水平的主要短板在于城市公共服务水平落后，扬州和泰州则表现出与南通类似的特征，这也显示了浙江与江苏两省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特征，浙江更加注重民间与资本的力量，而江苏则更多体现了政府的推动力。
3.分项来看，在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优势较为明显的城市包括上海、南京、无锡、舟山等；在城市公共服务方面优势明显的城市包括杭州、苏州、上海和宁波；而在城市基础设施方面，排名靠前的城市则是苏州、无锡、南京和绍兴。而保持这些优势，补足自身短板是城市宜居规模发展的必由之路。
四、综合评价分析
1.城市宜居规模和效率分析。为探究不同规模城市的规模效率如何，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的使用效率如何,本文选择了7个指标来反映不同规模的城市资本、土地、劳动力的利用情况,进而体现出城市宜居规模。反映投入产出效率的指标有：人均GDP，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产出；反映土地利用状况的指标有人均建成区土地面积和土地产出效率；反映劳动力利用状况的是就业人口比重和职工平均工资。人口规模根据长三角地区实际，划分为四个等级，即0~100万人，100~200万人，200~300万人，300万人以上。各指标的计算结果表略。
由有关数据可知：在人均GDP方面，大规模城市产出水平相对较高，其中人口在200~300万的城市人均GDP最高。投入产出的效率方面，规模越大城市一般单位投资的产出更高，这可能是由于大城市的集聚效应更强造成的。在就业方面，人口规模大于300万的大城市的就业人口比重最大，职工的平均工资也最高，大于100万的三个等级的城市出现了约1000元的收入差，说明在规模越大的城市，收入水平越高，这也是人们涌入大城市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在土地产出效率方面的差别却很大，规模大于300万和规模在200~300万的城市的效率分别是200万以下城市的三倍和两倍，说明大于200万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更高。
结合3因子评分的结果，我们发现，长三角16个城市中，宜居水平最高的是上海，其次分别是南京、苏州、无锡与杭州。这五个宜居水平最高的城市，恰好是城市规模相对较大的城市，除上海外，其余四个城市的人口水平介于200~500万之间。这样的城市规模能够支持较高的产出水平，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就业与工资，在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方面也有一定优势。同时，宜居水平相对较低的南通、台州、湖州、扬州和泰州等城市，人口规模主要集中在100~200万人之间。限制这些城市宜居水平提升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不完备及城市公共服务水平落后，各种资源的利用效率较低，导致现有的城市规模无法最有效的支持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需要，宜居性有待提高。
综合而言，我们发现200万人是长三角效率提升的一个门槛人口，大于200万人口的城市一般具有较高的投入产出效率和土地利用效率，宜居性也更强，人民生活的舒适度满意度高。因而在实践中，要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努力迈上200万人这一门槛，以便进入高效发展的快车道，提升宜居水平，寻找到适合城市最有发展的宜居规模。
2.综合评价。本文将影响城市规模的因素分成了三个方面，并通过因子得分模型对宜居规模因素进行了重点分析。总体而言，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在其现有规模的宜居性方面，各有优劣。综合分析结果表明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和杭州等城市的宜居水平较高，说明在现有条件下，这些城市的规模基本符合居民的宜居需要。本章分析结果和其他一些机构的研究虽然选取指标的角度不同，但结果基本相近。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选出的2009年十大宜居城市中，苏州排名第二，宁波排名第五名，且两地在该会的评选中连续多年名列前茅。而中国社会科学院住房绿皮书《中国住房发展报告（2009-2010）》综合各地的经济情况、房地产发展情况以及具体地理位置，得出了居住环境前10名城市中，上海、杭州也榜上有名。
虽然我们找出了这一地区基于现有规模的宜居城市，但要指出的是，这些宜居城市在某个主成分方面仍存在一定短板。例如上海由于人口规模较大，导致其公共基础设施的发展无法满足人们的要求，虽然在收入和公共服务方面的优势增加了居民的宜居感，但仍面临着一定的人口规模过大而导致的公共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从更纯粹意义上的宜居看，城市公共服务和城市基础设施状况是与城市规模相关更为紧密的主成分，也更贴近居民的生活感受。在一定时期内，道路、医院、图书馆、学校等的数量不会急剧变化，而人口的快速增加则会降低人均拥有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这两项仅有苏州和无锡的得分均为正值，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在现有的条件下，他们的规模最为符合长三角地区的宜居规模，巧合的是，苏州和无锡的市辖区非农人口数均在230~240万人这个区间，这个区间应该就是除去上海这个中心城市外，同类城市宜居规模的一个标准值。
如果一个城市提高了其公共服务提供水平，改善了基础设施状况，他们就能拥有一个更大的宜居规模。而且如苏州这样的城市，仍需要在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上面下功夫，提高城市居民的整体宜居感。这个评价只代表当前的状况，随着时间的变化，评价的结果也将有所变化。但从宜居的视角寻找合理的城市规模，分析其中影响要素，却为现有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一个贴近民生的新思路。
五、政策含义
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本文的研究发现，城市宜居性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运行效率密切相关。如何在宜居的前提下提高小城市规模，这需要加快长三角地区产业的转型升级，积极促进生产业、新能源产业、生物医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的发展，提高第三产业在沿海发达地区的比重。在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减轻居民的生活和工作压力，使城市成为一个高效宜居的场所。
2.控制城市蔓延，实现精明增长。随着长三角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规模的扩展似乎也无法避免，如何达到或保持宜居规模，关键在于城市规模如何增长。要改变城市规模的粗放式增长，防止城市范围的不断扩大，就要确立城市精明增长的概念，严格控制城市蔓延，合理引导城市增长。所谓精明增长，就是在节约土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成本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城市存量空间，加强对现有社区的重建，对废弃和污染的工业用地重新开发，密集组团，尽量拉近生活和就业单元距离。要实现精明增长，就要提高土地使用效率，通过科学的规划平衡资源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设置城市成长边界，对绿地，农田和敏感区域保护。
3.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要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一方面要提高公共设施的人均占有量，另一方面，还要提高公共设施的可达性，促进公交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不仅要满足当前城市规模的需要，还要在科学预测的基础上有一定的超前性。要注意不同城市间基础设施的衔接与合作，还要加强长三角与其周边区域重要交通通道的衔接。科教文卫事业一直是城市政府公共服务的主业，城市政府要重视这些与民生相关的行业，促进其和谐发展，改变对城市GDP的过分追求，合理分配财力，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此外，长三角地区的城市，政府也需要实现职能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着力将长三角地区造成文化底蕴深厚、国际化环境较好的世界宜居区域。
4.疏堵结合，补足短板是大城市病的药方。如何解决本文绪论中提到的城市病问题，一方面要解决城市自身存在的问题，例如上海要努力补足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短板，改善城市交通和住房状况，提高城市的宜居属性。另一方面，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要构建政府规划、市场调控、信息共享的外来人口管理体系，减少人口盲目流动对城市经济和稳定带来的冲击。通过合理规划进行疏导，通过发展超大城市周围次一级城市，建设卫星城和开发区有效疏导城市中心区的人流，从而减轻超大城市的压力。只有解决城市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多个合理城市群体系，才能有效减轻个别超大城市的膨胀压力。
[注：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产出=GDP/固定资产投资，土地产出效率=GDP/土地面积。资料来源：中经网数据库和2009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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