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1 18:00:06
导语：在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目前,学校的管理者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教育对教师“量”的需求已逐渐转为对“质”的急需。诚然,只有建立一支爱岗敬业、理念先进、技术现代、善于博采众长并具有鲜明个性的高素质教师队伍,才能真正完成基础教育改革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才能保证课程改革工作顺利推进。因此,教师的专业发展问题已经越来越为学校管理者所重视。那么,怎样才能实现教师的专业发展呢?现在普遍的看法是,只有教师把学习作为自己的生存方式,作为工作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才能在“全身心投入”工作的同时,坚持不断地学习,超越自我。现在的问题是,教师“全身心投入”的积极性从何而来?教师专业发展的动力从何而来?本文拟结合自己在学校管理过程中的切身体会,就上面的问题作一些探讨,望能引起同行的关注。
一、追寻理想与内动力的形成
1.“外力”与“内力”
毫无疑问,通过刚性的管理可推动教师的专业发展,但这种“动”是“推”出来的,对于这种“推”,无论是学校管理者还是教师本人,在意识中似乎都是一种“逼迫”,从哲学上讲,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外因。我们知道,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事物变化的决定因素。若完全依赖于外部力量来推进教师队伍的建设,极容易引起教师的职业厌倦感,也不可能使教师有所创新地发展,成为新课改所需的名师。因此,对学校来说,出台一些促进教师队伍专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如果专业发展没有成为教师内在的追求,,那么“教师专业发展”工作的推动就一定会举步维艰的。所以,在教师专业发展问题上,管理者不能仅注重“外力”的作用,还得更应该注重“内力”的形成。
教师专业发展内动力源于何处?主要应来自于教师对理想的追求。一个人内在的追求,其实就是对理想的追寻,对理想的追求属于人的追求中最为重要的追求。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一旦拥有美丽的愿景,就会在从存在状态到愿景状态的过程中形成内动力。由此工作的性质就发生了质的变化。一位教师有了对理想的追求,就会激情四溢,对工作会乐此不疲,自然会享受幸福的到专业成长过程中的的幸福!,就会并不断激起追求理想的“内动力”。
2.激励目标的设置
与新课改同行,立志成为名师。如前所述,对学校管理者来说,给教师提出合适的激励目标,无疑是激发教师专业发展“内动力”的重要策略之一。“与新课改同行,立志成为名师”,肯定是成为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教师的奋斗目标。但是,许多教师对“怎样的教师才称得上是名师?什么教师才是课改需要的名师?怎样才能成为名师?”未必有一个较为明确的看法。因此,结合推进新课程的需要,我们对课改需要的名师作了以下界定:课改需要的名师应有正确的教育观念;应熟悉新课标,了解本学科发展趋势,应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应不断提高自己的教育教学能力和教育科研能力,如扎实的课堂教学能力,开发校本课程资源的能力,应用现代教育技术的能力,设计和组织研究性学习的能力,对学生学法指导与心理健康辅导的能力, 设计并实施教育教学改革和课题研究的能力,与学生、家长、同事和领导沟通和交往的能力等等,并并能逐步形成自己个性化的教学风格。。这样就使教师对自己的奋斗目标有一个宏观上的认识,也便于教师用这个目标对照自己找出差距,并不断缩短与目标的差距,最后实现目标。
目标要明确、清晰。上面的目标确实反映了新课改对教师的专业要求,但实践中对教师激励作用可能并不明显。我们认为:目标要产生激励作用,还应更明确、更清晰、更具有现实性,以便教师比对,更清楚自已在做什么,这样才能使教师产生专业发展的动力。因此,我们的做法是通过各种会议对我校教师的发展方向予以明确的导向,从学校实际工作出发,我们认为应鼓励老师们“在课堂中历练,在研究中成长”,并明确提出:好的教师首先应该是课堂教学优质,即任何一堂家常课受学生欢迎比如任何一堂家常课受学生欢迎,任何一堂研究课能有效的解决课堂教学某一方面的实际问题,任何一堂观摩课能让同行学到经验等,参加赛课能获得专家好评。其次,好的教师教学效果能经得起检验,即你教的班学生成绩能明显提高,你能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及突出的教学风格对学生一生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好的教师应该要有有价值的科研成果,你应该通过论文、论著阐释你的教育思想,说明你取得优质教学业绩的道理,从而带动更多的人成才。
二、职业认同与内动力的保持
职业认同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是个体对所从事的职业的目标、职业的社会价值及其它因素的看法,是人们努力做好本职工作,达成组织目标的心理基础。毫无疑问,而对教师的职业认同感怎样,直接决定教师专业发展内动力的保持度会决定教师专业发展内动力的保持度。怎样提高教师的职业认同感,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入如手:
1.创设教师发展的理想环境
良好的心境。毫无疑问,如果教师在学校管理中发挥了主人翁作用,实现了自身的价值,肯定有助于对自己职业的认同。因此,学校管理者应致力完善“和谐开放”的民主管理制度,即应做到广开言路:以利于广泛听取各方面建议,使学校决策更具科学性;应做到依法治校:使广大教师以一种法定的形式和正常渠道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应做到有效沟通:让广大教师和学生真正成为学校的主人,在教学改革和教学管理中发挥主人翁作用。总之,应让广大教职工参与学校管理规则的制定,努力提高管理者、被管理者共同认可的管理制度执行的力度,能解决的问题大家共同努力使其解决,不能解决的问题能得到广大教职工的理解。
一味“施恩”未必能让教师心境都好,关键是让教师对决定自己心境的因素要有清醒的认识,事实上,提高教师的心理素质也是营造教师良好心境的重要内容。应让老师们充分认识到,市场经济不相信眼泪,大浪淘沙、优胜劣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目前教育体制改革的竞争中,只有正视现实、不断进取,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与时俱进,才能真正拥有心理上的安全感。
发展的氛围。管理者管什么?主要是思想上的管理,特别是在学校这种知识分子高度集中的地方。思想上的管理不是简单的说教所能奏效的,而是要想方设法营造一种民主、科学的文化氛围,我们在思考如何解决教师专业发展中统一要求与个性发展的矛盾时就充分注意了这点,我们认为,只要被称作名师,他的教学风格一定具备鲜明的个性,我们应充分尊重他们的专业自,我们应追求的是教师“自我约束、自主创新”的管理境界。因此,学校除了对基本的规矩统一要求(而且应非常严格的要求)外,硬性规定的事并不多。
发展的时间、空间。只有让教师摆脱时间、空间的束缚,教师才可能实现专业发展;只有创造出宽松向上的环境,教师才愿意积极专业发展。因此,我们把如何保证教师专业发展的空间、时间当成头等大事来抓。
为了还老师时间,我们认真梳理学校所有会议,凡布置任务类的会尽可能以通知形式迅速、准确的通知到相关人、部门。给老师布置工作时,特别是给名优教师布置工作时,必须考虑老师做好这件事需投入的精力,他能投入多少精力,以保证他们有充分的时间思考、总结。
2.教师成长途径指导
教师的专业发展若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是不行的,因为新课程改革需要的是一大批优秀教师,而不是几个名师。但教师在专业发展中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很可能会受到挫折,而屡败屡战是并非人人所愿的,有些教师遭受挫折后可能会降低自己的职业认同感,其专业发展“内动力”可能消失。因此,教师专业成长离不开帮助,即离不开学校管理者具体的指导。如何对教师专业成长给予指导,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自我反思。常省吾身,自成名流,先哲之言道出了“自我反思”在一个人专业发
展中所起的作用。个体反思,源于弗拉维尔的元认知(认知反省)理论,是指认知主体对自我的认知。而研究表明,这种反思的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来源于在目标实现过程中的困惑与问题,也正是这些困惑与问题妨碍着目标的成功实现。而反思的目的则是为了满足“目标实现”的心理需要,目标在相当程度上激发着反思动机,目标对反思的行动起着引发、加强、推动和导向的作用,它驱使行动者将预期目标内化为反思的内在动力,并通过反思内省转变思想观念,调整行动策略,让实践行为趋向预定的目标。基于个体反思的理论认识,我校以“实践新课程,展现新课堂”的教学改革研究为核心,以合理的教学绩效目标和成长目标为导向,激励教师实施教学的反思研究,形成了“研究中反思一实践中反思一反思中实践一实践中创新研究中反思――实践中反思――反思中实践――实践中创新”的教学反思的行动思路,有效促进了课堂教学创新。
课标、教材、课堂。怎样才能成为好的老师,我们要求教师在课堂中历练!主张教师应立足于解决课改中大大小小的各类实际问题,以此为趣、以此为乐、以此为荣,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消除自己的职业疲惫感;“精研课标、深钻教材、脚踏实地走正道。”上出符合新课程念的好课。我们采用层层诱导的方式,阐释了教师提高自己教学艺术的途径:要上好课,就离不开个人反思。教育工作艺术性强,其工作能力的提高需要在实际工作中自省,才能使自己的教学行为逐渐靠近我们要达到的目标。要上好课就必须利用教研组、备课组活动与同行切磋达到同层交流、共同提高的目的。认真备课、认真上课、认真批改作业、认真组织测试、认真辅导、认真讲评等重要的规范条例,对青年教师成长,提高教学成绩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面对新一轮课改,我们要认真反思这些教学常规,在继承的基础上重建更好的校本教研模式。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要上好课,离不开进一步学习,离不开专家指点迷津。经常请专家进校指导,送骨干教师出去培训、考察,让老师们在专家的提携下与时俱进,最终成为名师。
经验提炼。教学工作是一项实践性相当强的工作,我校的教师队伍的主体是全国各地应聘来的骨干教师,很多人都具备丰富的教学经验,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无疑,这些教学经验无论是对他们本人还是对学校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但是个体的经验应用范围窄,其效果与施教者个人素质依赖性强,将这些教学经验整理出来,提炼成易于掌握的教学模式,将其在更多学科、更大范围推广,对教师本人的专业发展无疑会起重要作用。我校的具体作法是:
鼓励有教学经验的老教师学习新课程标准,读一些相关的教育理论著作,以“课例研究”为切入点,将自己成功的教学经验总结成既有理论高度、又有鲜活案例、能直接应用于教学实践的教学模式。
鼓励一些有潜力的年青教师向有突出教学风格的名师有针对性的学习,鼓励年青教师利用自己精力充沛的优势,多读一些理论书籍,多做一些文字工作,协助老教师系统地总结经验,在总结中实现年青教师、老教师、学校共同发展。
3.搭建展示平台
人们的物质需要是最基础的需要, 而高层次的需要则是精神方面的需要。教师不断得到心理的满足,无疑会提升教师的职业认同感,保持其专业发展内动力。学校管理工作者的工作艺术就在于把学校的要求内化为教师自身的需要,并不一定要告诉老师需要学什么、做什么、怎么做。
为了让老师们在专业成长之路上走得更快、更好,我校搭建了多种形式的教师成长及展示自己才华的平台,如开展教师读书活动,组织教师读书演讲比赛,组织读书征文比赛,并在每年一次教改研讨会上对表现突出的部门、个人进行表彰;不定期的编辑、出版教学案例集及教学反思,让老师们通过叙述自己的故事促进自我反思,促进研究成果的交流、转化;对我校课改中急需解决的各类问题采取项目管理办法,成立专项研究工作室,工作室成员主要通过自由组合,毛遂自荐、学校批准立项的方式产生。工作室就是为立志于成为课改领军人物的老师搭建平台;教研组、课题组、学校开设形式多样的学术论坛,让优秀骨干教师展示观摩课、示范课;开展教学经验交流、专题讲演等学术活动;学校每年组织一次学科大比武活动,综合考虑每位教师的课堂教学、学生评价、教学业绩、科研成果,由此评出每年度的“双流中学名师”,让更多的“教坛新秀”脱颖而出。
三、专业精神与内动力品质的提升
许多学校不乏这样的教师,他们确实也追求专业的发展,可是,当他们拥有了各种各样的“荣誉”时,当他们头上罩着各种光环时,可能他们专业发展的内动力就停止了。也有这样的教师,他们一旦拥有荣誉,就会把这些荣誉当成了向学校讨价还价的砝码,甚至作为跳槽的资本。应该说,这些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动力是功利性的,内动力品质不高。这些教师虽然很投入,但他们对教育缺乏真正的情愫,他们没有真正的教育理想。对这类教师,建议学校管理者就应想法对他专业发展内动力的品质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改进或提升。
1.专业精神
学校管理者应该给教师渗透这样的观念:教师不仅是学校具体教学任务的执行者,而且还是学生心灵的塑造者;只要我们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我们就应通过自己每天点点滴滴的工作集中体现时代的精神和理想;我们必须不断追求更高的治学境界、道德境界,追求做更高层的教师,即我们追求的最高境界,“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教师专业发展内动力不仅来自教师对于自身职业价值的认识和追求,同时来自于面对课程改革的挑战而产生的责任感。因此笔者认为:学校管理者应让教师认识到自己在推进新课程中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面对课改,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主动投入、更新观念、转换自己的角色,改变自己教学行为;在课改实践中不断更新、丰富、完善自己的专业知识结构,自觉追求专业发展,否则,我们自己也会落伍,也会被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所淘汰。
2.教师生涯设计
根据自身情况确定自我发展规划是提升教师专业发展内动力品质的重策略之一。具体的,学校管理者可将“生涯设计”思想应用于教师专业发展中,帮助教师将一天天普通繁杂的工作联成一段段完整的“教师生涯规划”,让教师在一天天接近目标中产生崇高的荣誉感,实现“内动力”品质的提升。考虑到教师的个体差异,学校甚至要为每个教师量身定做,打造个性化培养目标,确立每个人的专业发展目标和要求,以其让每个教师的潜能得到最优发展。
3.评价导向
从“行政力量决定论”到“发展性教师评价”是教师专业发展理论上的一大进步。文明评价宗旨是:了解人、关怀人、造就人,而不是给人贴上等级的标签,因此,,“发展性教师评价”把评价的基本意义定位于“为被评价者服务”是人类评价活动从蛮蒙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充分运用“发展性教师评价”的激励、调控、导向和诊断等功能,引导教师把自我认识、自我诊断、自我调控的内在需要作为第一需要,可达提升教师专业发展内动力品质的功效。
近年来,我们应用“发展性教师评价”的观点,逐步建立了“以教师自评为主,校长、教师、学生、家长共同参与的促进教师不断提高的评价制度和促进学校课程不断发展的机制”,力图通过评价帮助教师全面了解自己,明确自己所处的成长阶段和奋斗目标,努力使评价过程成为引导教师学会反思,学会自我总结的过程。,如我校的《“双中名师”评定及考核方案》对“双中名师”评定就有明确要求:“必须模范执行《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做好全校教师的表率。专业知识功底雄厚,为本学科教师排疑解难能力居学科教师之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思想和风格,并为大家所佩服。了解、掌握本学科最新教育教学理论、教学改革成果并及时向本学科教师举办讲座进行介绍;经常向全校教师提供体现先进教学思想和个人风格的研究课。个人资料库丰富充实;共享区资料受到同行、学生欢迎。”
上述要求旨在明确我们所认为的人才的标准,应德、才、识、学俱佳,但德居其首。同时,自身专业发展还要不断进步,做到一个“勤”字,保证“个人资料库不陈旧,丰富充实”。当然同时,既然是名师,还应带领同行们共同进步。
总之,只要学校管理者能充分认识到教师中大多数都有强烈的事业心,帮助教师确立自我发展的目标和未来专业发展方向,引导教师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融为一体,促进教师心态和学校氛围的融合,促进教师的现实表现和未来发展的融合, 他们就会保持高品质的专业发展内动力使其保持高品质的专业发展内动力,以极大的创造力改进自己的教学, 在自身专业使自己在专业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快、越走越好,实现教师、学校的同步发展。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
论文提要：城市化是一个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诸方面全面转变的动态过程,是乡村分散的人口、劳动力和非农业经济活动不断向城市集聚,城市文明不断向乡村扩散,城市成长为经济发展主要动力的过程。本文从城市化的涵义出发,简要分析建国以来西部地区城市化动力机制的演变过程。本文认为可以从宏观、中观、微观以及制度创新四个维度对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动力机制进行培育和重构。
一、城市化及其动力机制
城市化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社会经济现象和趋势,是一个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诸方面全面转变的动态过程,是乡村分散的人口、劳动力和非农业经济活动不断向城市集聚,城市文明不断向乡村扩散,城市成长为经济发展主要动力的过程。它是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焦点问题。对于西部地区来讲,城市化更是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缩小区域间和区域内差距、统筹城乡发展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出路。
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是指推动城市化发生和发展所必需的动力的产生机理,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作用机理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所构成的综合系统的总和。在一般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的吸引力与乡村的扩张力或称推力与拉力是构成城市化持续推进的动力机制。在推力与拉力的相互作用下,发达国家城市化道路走过了一条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内生化道路。然而,与城市化的一般规律截然不同,我国西部地区城市化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二、西部地区城市化动力机制演变
由于城市化的复杂性及动态变化性,不同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化动力机制是不同的,改革开放前后推动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第一阶段:中央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外生型城市化阶段(1949～1978年)。这一阶段西部地区城市化服从于当时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和特殊的社会背景,完全依靠外部力量拉动而成。建国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确立拉开了西部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序幕,后来的“三线建设”加速了这一进程。但是,从本质上讲,这一时期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的动力中经济因素仍未能代替政治因素,这种依托国家投资建立起的以资源开发为重点的重化工业以及军工制造业,属于一种移植和嵌入模式,工业化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缺乏联系,违背了城市化的一般规律,最终形成了在广大的小农经济社会中镶嵌着“孤岛”状分布的几大中心城市和资源型中小城市的城市格局,工业化和城市化都存在着严重的扭曲。
第二阶段:多元力量推动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推动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动力机制也发了根本性变化,呈现出政府“自上”的动力和其他外部力量拉动与区域内市场力量“自下”推动的多元格局。首先,政府“自上”的动力仍然在推动本地区城市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国家加大了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为西部地区城市化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同时,地方政府成为推动地区城市化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财政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作为一级利益主体,在赶超的压力和区域利益最大化的诱导下,各地区都加大了工业化、城镇化的步伐;其次,“自外”力量对本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加大。尽管由于区位限制,西部地区不可能像东部地区一样靠引进外资来推动城市化进程。但是,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出于全局和自身利益的考虑,越来越多的东部省份以及东部地区的企业以向西部投资、提供先进技术等方式支持本地区开发。这些,都相应地推动了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第三,推动城市化“自下”力量开始形成,两支新兴市场力量逐渐显示出对城市化的驱动力:一是以非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小企业迅速兴起,成为拉动城市化的一支十分活跃的力量;二是农民在市场力量诱导下自发地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进城打工、兴办乡镇企业、从事非农产业等,都极大地推动了城市化进程。
三、西部地区城市化动力机制的培育与重构
城市化作为一项涉及社会经济生活诸方面的系统工程,不是由单个或几个因素推动的,其动力机制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既包括微观、中观,也包括宏观动力,既有内力作用也有外力作用,既有自然因素也有社会经济因素,既有市场作用也有政府推动作用。针对西部地区经济基础差、区位条件受限制的现实状况,可以从以下方面对其动力机制进行培育和重构:
1、充分利用外部力量,构建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宏观动力。发展经济学认为,外部力量是打破区域低水平循环陷阱的关键因素。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内生力量比较弱小,加快城市化能力建设需要外部力量的拉动力,即中央政府的支持和外部要素的流入。国家的投资和优惠政策的倾斜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影响西部地区城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西部地区应充分利用中央政府的政策、资金支持以及借助西部开发过程中国家级大型工程项目的刺激辐射作用,由点及面,推动本地区城市化进程。同时,西部地区应该通过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国内分工、扩大开放,吸引外部要素流入,与区域内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结合,形成本地区城市化新的外部拉动力。
2、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与非农产业发展,培育西部地区城市化的中观动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换这一中观动力在城市化动力系统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通过产业转换来实现;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实质上是要素在各产业间的流动。结合西部地区各产业发展状况,为推动其城市化进程,当前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发展特色农业。农业是城市化发展的基础动力,西部地区工业化水平还比较低,农业承担着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品贡献、资本贡献、市场贡献甚至外汇贡献的任务。但是,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农业发展面临较大困难。因此,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调整现有农业布局,结合生态环境特点,发展具有区域比较优势的特色农业,增加农业剩余,是推进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必然选择。
其次,发挥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业。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而生态环境脆弱,因此发展工业具有了可能性和必要性。结合各自的资源禀赋状况,西部地区应该因地制宜地发展一些有优势、有市场、有特色的加工工业和劳动密集型工业,实现资源开发和产品深加工并举,一方面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增加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扩大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在发展中实现资源禀赋结构的提升。同时,改造传统工业,提高技术水平和加工增值水平,更好地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
最后,在农业和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以吸收西部地区“无限供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城市化进程。超级秘书网
3、合理发展乡镇企业,培育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微观动力。推进城市化光靠政府还不够,还要靠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市场发挥作用的条件是要有真正的市场主体——产权清晰、投资理性、独立承担市场的收益和风险的企业。因此,为推动地区城市化,西部地区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同时应该注意合理规划,杜绝东部地区发展乡镇企业形成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农村病”。
4、加快制度创新,推动西部地区城市化。以科思和道格拉斯·C·诺思为代表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通过制度创新(变迁)同样可以大大促进经济发展。城市化作为伴随社会经济增长和结构变迁而出现的社会现象,同样与制度安排及其变迁密切相关。
为推进我国西部地区今后的城市化过程,必须进一步加大各项制度的创新力度。主要包括: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城市的户籍管理,取消对外来落户人口的种种歧视性政策和规定,调整城镇户口迁移政策;改革城镇住房制度,加大土地制度创新,使农民真正进入城市并留在城市。同时,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创新,加快建立以养老、失业和医疗为主体,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担,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覆盖城乡的统一社会保障体系。此外,应重视观念、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的创新,减少其对西部地区城市化的负面影响。
主要参考文献:
[关键词] 中原经济区 因素 动力机制 模型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2）02-0098-0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CJY04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10YJ000009）。
[作者简介] 徐君（1975-），女，河南开封人，河南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中国社科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企业管理和系统工程。
中原经济区的核心任务是探索一条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发展的道路。经济区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推动，是多种动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由于每个经济区的发展条件和发展阶段不同，影响其发展的主要推动因素也会有所不同。据此，本文从内部、外部和耦合作用三个方面解析了影响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发展的动力因素和相应的动力机制。
一、中原经济区内生动力机制分析
1. 资源供给水平。任何地区经济的发展都要依赖于基本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土地、资本、自然资源、劳动力与基础设施等，其中自然资源是最受客观条件制约的。自然资源的数量关系到经济区生产发展的规模；自然资源的质量及开发利用条件影响经济区生产活动的经济效益；自然资源的地域组合会影响到经济区的产业结构。中原经济区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资源开发引致了一些城市的兴起与发展，如焦作、荥阳、巩义、平顶山等。但自然资源不可再生，而中原经济区正处于工业化初期的起飞阶段，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这种资源优势将逐渐变为劣势。
2. 人力资源水平。人力资源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贡献，远比实物资本、货币等硬资本具有更大的增值空间。当今人力资源作为具有创新性、创造性的“活资本”，有着更大的增值潜力。中原经济区拥有丰富的劳动力，非常有利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从长远来看，中原经济区面临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巨大，因此要通过各种途径将庞大的劳动力数量优势转化为真正的人才优势。
3. 工业化水平。目前，中原经济区还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并且是中期水平的初期阶段。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产业结构层次低，工业初级化明显，竞争力和带动能力不强；工业内部以重工业为主，第三产业发展缓慢；企业规模小，产业集中度不高；产业结构效益差，工业的吸纳就业能力低；资源消耗严重；城镇化水平明显落后于工业化水平。
4. 城镇化水平。作为第一人口大省和农业大省，河南城镇化水平一直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全国的排名也比较靠后；城乡发展不均衡，城乡差距呈现拉大趋势；城市发展方式比较粗放，特别是土地利用的集约化程度较低；体制机制与城镇化发展需求不适应，农民进城门槛较高，就业和社保等民生方面仍然是城乡分治，这些问题都制约了中原经济区的城镇化进程。
5. 农业现代化水平。河南背负着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农业在河南的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而河南农业发展落后是制约中原经济区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关键问题之一。河南的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比重明显偏高，并且农产品以原粮和农作物初步加工产品等低端产品为主，经济效益差。另外，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滞后，对农业的发展没有起到良好的支撑作用，导致农业基础设施落后，农业化机械化程度低，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率低下。
6. 三化协调发展的瓶颈――土地。工业化要求占用大量土地。据测算，河南工业发展每年需要80万亩土地，由于不能突破耕地红线，国土资源部门划批的工业用地相当有限，严重制约工业化发展。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小规模农业经营造成了较低的土地利用率，土地效用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而且较低的城镇化水平和农民进城的高门槛，导致人口不能在城镇集聚，因此农村的土地资源得不到释放。城镇化进程中，也需要大量的土地来容纳新增人口的居住和生活。显然，土地问题成为了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发展的瓶颈。
7. 自主创新。中原经济区要后来居上，就必须成为创新要素的集聚区，才能又好又快地推动中原经济区的发展。综合发达经济区的实践经验来看，加快自主创新体系建设、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鼓励创新创造、增强发展活力的重大举措，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根本途径，是培育新经济形态、占领未来发展制高点的重要基础，是提高区域竞争力、实现跨越发展的有力支撑。
集聚是经济区发展的根本动力，其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说明。从时间维度来看表现为经济增长，从空间维度来看表现为空间结构的演化，从经济区的交互作用来看表现为区际辐射与扩散。
在流入效应的作用下，中原经济区内部的农业化、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等主导因素决定了分工与专业化的内容和发展方向。分工与专业化导致集聚的产生，集聚提升又促进经济区的分工和专业化，两者是互动的关系。最终，在集聚的作用的根本动力下实现中原经济区持续不断发展。
二、中原经济区外部动力机制分析
1. 政府作用。中原经济区中的各级政府是进行宏观调控的官方主体，要充分发挥好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促进经济区内部各地区的组织、管理与协调工作，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为其全面建设和发展提供保障。中原经济区需根据自身发展条件，制定合理的政策选择目标。参照海西经济区和东部经济区的做法，向中央提出批准特定的改革发展优先权，拿到先行先试的权利，并建立相应的政策扶持机制。
2. 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的直接结果是生产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经济发展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技术进步对增强经济区竞争力的影响越来越大，作用越来越明显。技术进步主要是通过是技术创新、技术模仿和技术扩散来实现的。中原经济区尤其要重视和加强技术进步，积极承接国内和国际的技术扩散，不断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积累技术进步的必备条件。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将是实现中原经济区持续、快速发展的现实选择。
3. 制度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经济体制改革步伐较快，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但仍需要进一步加强体制创新，重点加大对金融体制、土地制度、城乡分治制度等体制机制的改革力度。
4. 国家资金支持。中原经济区的建设，“钱从哪里来”是制约其发展的四难之一，解决严峻的“三农”问题、城镇化落后问题和实现产业转型跨越式发展，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而这些资金若没有国家投资的支持将成为一纸空谈。
5. 市场需求。中原经济区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阶段，投资和需求规模空前，这将给中原经济区的发展带来重大的机遇。据有关估计，未来10年，中原经济区大概有3000万人口从农村进入城镇，仅就城镇化这一项就可以新增投资需求3万亿元，拉动消费需求3.6万亿元。同时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中原经济区巨大的内需能量将逐步得到释放。由此看来，中原经济区面对着不可估量的内部与外部市场需求，经济发展潜力巨大。
6. 文化因素。文化的对经济区发展的推动力量在于它缓慢的渗透性，它始终潜移默化地影响经济区发展。中原地区的河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文化，赋予了河南丰富的根文化资源，成为海内外华夏儿女魂牵梦绕的寻根谒祖圣地，海外华人来河南寻根祭祖的热潮，也促进了河南的经济社会发展。不过中原经济区还存在着文化资源开发层次低，附加值低的问题。如果得到合理开发，丰富的文化内涵也将成为河南省发展的潜力所在。
中原经济区的动力机制由核心推动力和辅助推动力共同构成。技术进步、资金支持和制度创新三个因素共同作用构成了核心推动力系统；政府作用、市场需求和文化因素相互影响形成了辅助推动力系统。
三、中原经济区耦合动力机制分析
1. 构建协调联动机制，形成合作共赢局面。我国目前的行政管理体制，酿成了地方利益保护的局面，给国内经济区发展造成了阻力。至今尚缺乏一套有效的跨行政区联动机制和统一的经济区协调机构，致使经济区内部和外部的协调性和整合度较差。这就需要经济区充分发挥政府协调作用，不断进行体制机制创新，主要利用市场机制，以利益共享原则来调动经济区内各地合作的积极性，充分发挥经济区优势，增强经济区实力。区域之间的合作主要有两种，其一是互利合作，对存在共同利益的次区域进行开发建设，另一种形式是互补式协作。中原经济区应建立经济区协调领导小组，通过建立联动机制，选择合理的合作方式，做好与周边经济区的沟通和协调工作，进行资源与要素、基础设施、环境保护、产业及企业政策等方面的合作与共享，实现经济区外部规模经济，逐步形成群龙共舞、合作共赢的发展格局。
2. 加大经济开放度，提升经济发展活力。世界经济发展史证明，以发展出口贸易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在促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具有内向型经济所不可比拟的优势。河南由于地处内陆，受外贸依存度低、引进外资项目数量少和层次不高等因素影响，其经济开放程度依然很低。因此，河南省应从加强政策和体制创新，不断提高经济开放度，改善中原经济区的投资环境，加强招商引资工作，吸引更多的外来资本和项目在此安营落户，提升经济发展活力。
中原经济区的耦合关系包括中原经济区内部和外部两层，内部耦合动力机制指中原经济区主体河南省18个市通过涓滴效应带动周边城市的发展，而周边城市则通过回流效应促进河南全省的发展。外部动力机制则指中原经济区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改善投资环境，提升中原经济区的影响力，加强招商引资力度，以利益共享机制加强与周边地区的联动与合作，促进各地区经济繁荣发展。
综上所述，内生性动力机制，是中原经济区腾飞的决定性因素，是中原经济区发展的根本动力；外生性动力机制，对中原经济区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耦合动力机制，是上下联动、内外合作、市场与行政手段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中原经济区的发展也具有强有力的促进作用。中原经济区这三项动力机制是一个有机整体，具有完整的立体结构和紧密的内部联系，只有多管齐下，才能对促进中原经济区的“三化”协调发展产生几何增长效应。
[参考文献]
[1] Gormüs, Sakir. Are economic crises and government changes related? A descriptive statistic analysis[J].Proceedings of World Academy of Science, 2010 (67) 223-228
[2] Jianping, Wei. Evaluative research on AHP-based blue economic zone human resource plan dynamic capability[C].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Business and E-Government, 2011
[3] 周惠来,郭蕊.中国城市群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7,26(5):P55-60
[4] 谷建全.加快构建中原经济区自主创新支撑体系[J].中州学刊,2011.3
[5] 王建廷.区域经济发展动力与动力机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38-140
[6] 张薇.中部地区城市群建设的运行机制[J].企业家天地,2009: 34-36
[7] 邓宏兵.区域经济学[M].科学出版社,2008.4
[8]倪鹏飞.关于中原经济区的几个问题[J].区域经济,2010(12):38-40
On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Central Plains Areas Economic Coordination
Xu Ju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Jiaozuo 454000)
【关键词】协调发展 二元结构 动力机制
城乡二元体制延缓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导致了城乡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环境等方面的不协调。改变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格局，促进城市和乡村的协调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战略任务。如何正确地认识城乡协调发展的科学内涵，准确把握城乡协调发展的精神实质，对于更好地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城乡真正意义上的协调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将总结国内城乡协调发展的理论研究成果，结合现阶段城乡关系的实际，客观认识各种理论的创新观点和不足之处，从而科学地运用各种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一、城乡协调发展制约因素
国内学者对城乡协调发展制约因素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1、城乡二元结构。以陆学艺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城乡发展不协调的根源在于城乡二元体制。它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该体制人为的为城乡均衡发展设置许多政策障碍，如城市和工业的倾斜政策、不合理的农产品价格政策、户籍管理制度等，严重制约了城乡关系的演进。
2、城市化滞后。城市化滞后导致城乡发展不协调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缺少科学的、合理的城镇体系规划；二是城市体系发育不协调；三是认为中心城市功能的扭曲；四是认为小城镇发展与建设具有一定盲目性。
3、从三农的角度来看。城乡发展不协调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民素质普遍较低或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导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大；农业基础不稳固、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不同步，农村中的乡镇企业布局不合理，缺乏对乡镇企业的宏观管理，农村工业水平低等导致城乡难以协调发展；思想观念上存在忽视农业的倾向，文化上传统的农业社会结构、传统工业发展模式等都阻滞城乡协调发展。
4、经济发展滞后。某一区域城乡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破坏；城乡资金投放上存在偏差；市场发育不健全；市场发育水平低，城乡商品流通不畅等因素也都延缓城乡协调发展的实现。
二、城乡协调发展的动力机制
大多数学者认为城乡协调发展的动力因素的最基本模式是：自下而上型和自上而下型。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种：一是20世纪80年代末许学强在研究沿海开放地区时认为城乡协调的动力因素有计划经济体制(自上而下型)、乡镇企业(自下而上型)和外向型经济；二是内部动力和外部动力两种；三是大城市的向心力和离心力；四是制度创新；五是自“下”的机制；六是崔功豪在肯定了小城镇为主体的农村城市化的作用下，探讨了这种自下而上的城市化过程和它的运行机制；七是薛凤旋和杨春认为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化是外资影响下的城市化，并称之为“外向型城市化”；八是宁越敏的多元城市化动力；九是刘君德将郊区作为研究区域并分析了其动力机制，刘秉镰和郑立波提出我国城市郊区化的动力机制的“四动”；十是张安录和曹广忠归纳城乡相互作用的动力学机制为：自上而下的扩散力机制、自下而上的集聚力机制、外资注入的驱动力、自然生态动力或自上、自下、外引、内联动力机制等。
三、城乡协调发展的模式
我国大致从两个角度对城乡协调发展模式进行研究。
1、从全国范围的角度来研究。吴楚材等建议我国应采取城乡结合、上下结合、大中小结合的多途径综合模式；田明认为大、特大城市周围的扩展型模式、农村地域的集聚型模式、外资引起的外向型模式以及西部模式；南京农经学会从解决城乡关系问题入手，认为有先城市后农村模式、城乡分割优先发展城市工业模式、城乡开通协调发展模式；刘英群从小城镇角度提出了小城镇向大城市区域集中的模式等。
2、从区域范围的角度来研究。广东的“非农产业起步型”和“农业发展型”；广东的大、中、小城市融合、协调发展的模式；江苏的“苏南模式”和“苏北模式”以及上海郊区的近郊扩展型和小城镇型及一般城镇发展型模式等。
四、城乡发展的对策
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以陆学艺、蔡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要通过取消户籍制度、推进城乡体制改革、协调城乡社会关系、实现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但是沈孔忠认为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在短期内完全消除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制度创新与完善才是现实途径。
2、完善城镇体系。费洪平、陈烈等学者建议走多元化城市的发展道路，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既充分发挥了大城市的优势，又积极发展了小城镇；叶文虎特别强调小城镇规划；纪晓岚和周志坚特别提出建设农民城的设想等。
3、制度的完善与创新。多数学者建议从行政制度、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劳动力流动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深化改革以协调城乡发展。
4、产业的协调发展。冯雷、叶忱等认为通过合理布局城乡产业、优化城乡产业结构来实现城乡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纪晓岚、周志坚等认为从乡镇企业的角度通过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规范乡镇企业、深化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等来探讨实现产业协调；孙自铎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业，认为城乡经济协调的关键在于农村经济的振兴和增加农村教育投入。
5、建设功能齐全的区域基础设施和公益服务设施。陈烈、石忆邵等认为共建城乡一体的商品流通网络、交通运输网络、教育科技网络、经济信息网络和资金融通网络有助于加快城乡协调发展的实现。
6、要加强环境保护和城乡生态设施建设。
7、从人口和劳动力方面来保障城乡协调发展的实现。陈烈等学者通过研究特别强调要提高人口素质，从思想观念上消除城乡对立的倾向，切实保障农民应有的国民待遇。
8、从耕地保护的角度来保障城乡协调发展的实现。
9、加大国家对农业的保护力度。农业是弱势产业，特别是面对国际农产品的竞争，我国应对农业实行“绿箱”政策。韩俊认为我国现阶段应加大对农业科研、科技推广、防病虫害研究的投入，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农产品储备设施建设的投入，以及切实落实退耕还林补贴政策等。
五、对我国城乡发展研究的评价
综上所述，近年来，我国大多数学者对城乡协调发展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顺应了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需求。这些研究将城市与乡村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对加快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理论上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实践上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将城市与乡村纳入整个系统来研究，强调区域的整体性，为研究城市问题、乡村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多学科共同参与研究城乡协调发展课题，既加深了研究的深度，又促进学科间的交流和发展；因为地区差异，全国城乡协调发展的程度不一，引发了对各种城乡协调发展模式的探讨。
但是，学者们对城乡协调发展的研究也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有关城乡协调发展研究的内容涉及面广，从目标、动力机制到各种城乡协调的模式及限制因素、对策措施，既有从政治上的协调进行研究，又有研究经济上、文化上、基础设施上以及景观上的协调，涵盖了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有的研究停留在表面，研究深度不够；城乡协调发展的研究虽多，但大多散落于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乡村城市化、城市化的研究之中，专门的、系统的研究甚少，还没有形成相对完整的城乡协调发展研究体系；虽然城乡协调发展的措施对策研究较多，但实践上具有操作意义的较少。尤其是对特定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的研究较少并且缺少可操作模式。
（基金项目：2007年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项目编号：2007BJJ015）《河南新农村建设优化配置问题研究》中的部分研究成果；平顶山学院重点学科《区域经济学》资助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蔡：城乡收入差距与制度变革的临界点[J].中国社会科学，2003.
关键词：南宁城市发展；城市空间自组织规律；动力机制；规划干预；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千年古邑南宁在新世纪面临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展加快、北部湾（广西）经济区开放开发、泛北部湾经济合作推进加快以及中国-东盟博览会长期落户等一系列重大机遇。为应对和把握这些机遇，南宁城市发展面临重大结构性转折，对城市规划提出更高要求。“城市空间发展过程实质上是一种自组织发展和外力干预的过程，两者的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城市空间发展的动因”。此时南宁的城市规划更要顺应城市发展自身规律，这对于规划方案最终能否有效调控城市发展具有实质性意义。
1、南宁城市规划与空间发展回顾
根据南宁市改革开放以来GDP增速的变化特征（图1），结合建成区用地扩展的空间肌理，城市中心区空间发展按1988年、1993年、1999年三个时间节点，大致可划分成四个阶段。其中以1999年为重大转变期，以前南宁城市空间拓展十分缓慢，经济增长波动较大；之后经济增长稳步上升，城市空间拓展迅速。
图11978－2007年南宁市GDP及其增速变化（数据来源：2008年南宁市统计年鉴）
2、南宁城市发展动力特征
南宁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经历了从“单中心－边缘工业区”到“双中心－新产业区”的发展过程：1999年前，南宁城市空间主要是基于原来的中心，通过城市工业区和郊区工业区的建设，实现空间扩展；1999年后南宁城市空间发展迅速，这主要是通过生活区扩展和新产业空间的形成而实现的（图2）。
图2各阶段南宁市城市空间演变简化图（图片来源：作者自绘，2004年以前南宁市市区范围不包括邕宁，2004年行政区划后，市区包括邕宁）
联系1978-2007年间城市发展的空间结构分析，对该期间城市财政收入与工业、建筑业、房地产业的产值和投资额的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进行相关分析后发现，工业和房地产发展与城市财政收入密切相关，房地产业对财政收入的拉动作用逐年增强（图3）。这说明南宁城市空间发展的动力机制是建立在一种依赖房地产开发的“土地财政”和工业区建设“招商经济”基础上的。
图31978－2007年财政收入与工业、建筑业和房地产业产值相关程度变化（数据来源：南宁市统计年鉴，2000年后的数据为行政区划调整后南宁市市区口径的数据，其余年份为原南宁市区口径的数据。数据处理运用SPSS软件进行相关分析得出相关系数）
南宁城市空间发展动力可以从市场、政府、个人三个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考察（图4）：
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城市化和市民追求改善生活环境是房地产开发的两大动力。南宁作为自治区首府城市，拥有全区最好的城市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经济的快速发展又积聚了大量就业机会，因此成为广西区内移民的主要目的地。
开发商和企业家群体为代表的“市场”方通过房地产开发和工业项目投资，将城市土地资源转化为产业资本，推动了市场要素的积聚和地方经济发展，因此“政府—市场”之间的合作关系成为城市政府制定政策是的首要考虑因素，政府的规划需要市场认同，只有市场资金跟进后，公共财政投入才不会落空。
城市政府通过制定城市规划和相应配套政策对城市空间发展进行引导，以市场化的土地经营和土地开发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手段，结果必然体现为城市生活区和产业区的大规模拓展。城市规模的扩张既是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的结果，也是经济发展的手段。1987年开始的“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使得城市土地的价值逐步显现出来，土地使用权转让成为我国城市重要的收入来源。“以土地换资金，以空间换发展”，城市土地的经营是城市在城市快速发展中积累建设资金，滚动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增量土地开发的基本模式。城市政府用城市规划工具培育城市土地价值，大量市郊土地被划入开发区、城市发展区，大量城市新区孕育而生，南宁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说明城市政府获得了提供市政服务与收益之间的正反馈和财政的平衡点，因此城市政府是空间拓展的最为重要的动力主体。
图4南宁市空间演变的动力机制和空间特征分析（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3、南宁城市空间演进探究
现有城市空间发展表现为高度的向心性，琅东作为新的城市中心已逐渐从旧的中心分离出来（图5（a）），南宁已经成为一个双中心的城市。
在没有规划干预的情况下，一方面各种要素进一步向琅东聚集，琅东将成为一个新的城市中心(图5（b）)，另一方面，和南宁房地产开发的现状趋势一致，新的城市空间和产业空间将进一步向东拓展，形成大凤岭组团；
但《南宁市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却准备在五象新区“再造一个南宁”，凤岭新区由于绿心控制范围过大而无法形成独立的城市组团 (图5(c))，规划人工培育新的“增长极”违背了城市自组织发展的规律，有“拔苗助长”之嫌。
目前南宁城市空间发展的动力机制是建立在土地经济和招商财政上，市场是空间拓展动力的最重要主体，难以为实现这种空间愿景提供坚实的支撑。
因此，规划建议应该顺应城市空间发展的趋势，做好东翼，促进凤岭的发展；同时强化南岸的工业园区，进行规模化经营；通过江南，琅东，凤岭和邕宁启动和支撑五象新区的建设，从而实现“整体向东，远景向南”的战略转变(图5(d))。
南宁要在空间上达到“区域性国际性城市”目标，一是通过国际性产业空间的
构建，使南宁成为区域性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各种“流”的交汇点。二是在完善“绿城”建设思路的同时，进一步营造城市空间特色，顺应都市区空间从“南湖时代”走向“邕江时代”，城市空间应该突现邕江“一江两岸”的特征，打造国际化滨水商务区。
城市规划是一个动态过程而非对终极目标追求，上级领导部门以及规划工作者在确定城市发展目标时，应充分考虑城市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并根据空间的演变及时对规划政策进行调控，才能使城市空间自身实现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勇强.城市空间发展自组织与城市规划[M].第一版.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1-16,146-155.
[2]石菘.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动力机制分析[J].城市规划汇刊,2004, 149(1): 50-52.
[3]丁成日.增长_结构和效率_兼评中国城市空间发展模式[J].规划师,2008,24(12):35-39.
[4]孙施文,王喆.城市滨水区发展与城市竞争力关系研究[J].规划师,2004,20(8):5-9.
[5]刘君德.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480-510
[7]陈彦光.中国城市发展的自组织特征与判据—为什么说所有城市都是自组织的[J].城市规划,2006,30(8):24-30.
[8]石崧.城市空间他组织—一个城市政策与规划的分析框架[J].规划师,2007,(11):28-30.
[9]胡浩.温长生.城市空间扩展与房地产业开发关系研究—以南宁市为例[J].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34(6):732-734.
[10]李莉,张佳华.基于卫星数据提取南宁城市扩张信息及驱动力研究分析[J].气象研究与应用,2008,29(3):25-29.
[11]陈立宏,陈琪,周云新.生态城市是城市规划与建设的目标—论南宁市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J].四川环境,2000,19(1):64-67.
[12]牛雄.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南宁特大城市空间结构研究[D].北京:清华大学,2005.
[13]权击戈.南宁1980年以来城市用地演变研究[D]. 北京:清华大学,2005.
作者信息：
一、柴达木盆地城镇化现状与特点
柴达木盆地位于青海省西北部，总面积25.66万平方公里，该区域是青海省经济发展速度最快、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也是国家级循环经济试验区。截至2013年底，柴达木盆地有2座城市，21个建制镇，常住人口达50.13万人，人均GDP达到12.16万元，城镇化率达70.06%，被青海省确定为统筹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柴达木盆地是典型的资源型区域，其城镇化发展具有一般资源型区域城镇化的共性特点：
（一）依托资源开发，推动城镇化
柴达木盆地以其特有的矿产资源优势决定了其战略地位，随着盆地内资源的开发逐步形成了一些资源型城镇，如“石油城”――冷湖、“石棉城”――茫崖、“化工城”――大柴旦、“盐湖城”――察尔汗、“汽车城”――格尔木等。近年来，通过改善交通基础设施，柴达木地区实施了优势资源转换战略，对资源的综合开发和加工进一步促进了当地城镇化发展。
（二）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发展
柴达木地区凭借特殊的资源优势，工业发展迅速。2013年地区GDP达到609.7亿元，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3.6：80.5：15.9，通过工业化发展，柴达木地区产业结构进入“二三一”发展阶段，工业化为区域城镇化奠定了物质基础。
（三）城镇化进程中区域经济综合实力不断提升
一是随着经济发展，柴达木地区地方财政收入从1999年的1.7亿元达到2013年的119亿元，15年增长了70倍。二是养老保险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截至2013年，柴达木地区城镇和农村养老保险覆盖人数分别比2005年增长2.15倍和97.7倍，社会保障水平逐步提高。三是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2013年柴达木地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比2000年增长4.49倍和3.93倍。随着区域经济发展，城乡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城乡统筹发展成效明显。
二、柴达木盆地城镇化动力机制的阶段性分析
（一）改革开放以前柴达木盆地城镇化动力机制分析
1954-1978年，是柴达木盆地城镇化快速起步时期。该阶段柴达木地区经济和人口规模快速增长，城镇化率由1954年的11.25%上升到1978年的51.84%。以行政建制为重要推动力，结合农牧场的开拓，香日德、德令哈、希里沟、茶卡镇等盆地东部城镇迅速发展。随后，在资源开发、工矿业发展促动下，西部城镇迅速崛起，至20世纪70年代，柴达木盆地城镇格局基本形成。但是由于盆地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加之经济区位不佳，因此1978年以前地城市影响范围小。总体来看，该阶段柴达木盆地城镇化发展的推力主要是人口增加和农牧业发展;城镇化的拉力包括行政建制改变、交通条件改善和资源开发推动;自然条件与生态环境制约和相对不利的经济区位构成城镇化的阻力。
（二）1979-1999年柴达木盆地城镇化动力机制分析
这一时期是柴达木盆地城镇化稳定发展期，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51.84%上升到1999年的63.95%，年均增长0.19%。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柴达木地区工业经济质量明显提高，经济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化，1999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7.6：58.0：34.4，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转移至城镇就业。在城镇建制方面，格尔木撤县设市、德令哈撤镇设市，成为盆地新的政治、文化、教育中心。与此同时，城镇的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逐步改善，空间布局逐步趋向合理。但是至1999年，盆地境内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仍然落后，加之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并没有得到改善，城镇对人口集聚的吸引力不大。总体来看，在此发展阶段，柴达木盆地城镇化的推力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工业和农牧业发展;拉力主要包括行政区划变动和城镇基础设施水平提高;城镇化的阻力则是来自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和比较落后的区域交通基础设施。
（三）西部大开发10年柴达木盆地城镇化动力机制分析
2000-2010年，是柴达木盆地城镇化多元化跨越发展时期，城镇化率稳定在63.12%-67%之间。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柴达木盆地扩大开放，招商引资。2005年底，柴达木盆地批准为全国第一批循环经济试验区，大大加速了工业化进程。与此同时，柴达木盆地城镇发展速度加快，小城镇由1999年的9座增加到2010年的18座。在经济区划上形成以格尔木为中心的西部工矿经济区和以德令哈为中心的东部农牧经济区。但是2010年柴达木盆地森林面积为549519.9公顷，比1999年减少9%。另外，盆地内人口密度小，而且人口素质比较低，人才流失也比较严重。区域第三产业发展缓慢，不能有效地吸收劳动力就业。总体来看，在此发展阶段，城镇化的推力包括西部大开发政策和区域资本合作推动;拉力主要是城镇基础设施改善;而城镇化的阻力则包括生态环境破坏、第三产业发展规模小和来自人口方面的制约因素。
（四）柴达木盆地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分析
“十二五”以来，柴达木盆地进入城镇化的稳定成熟阶段。城市人口规模基本稳定，城镇服务功能开始增强，并且向“集约、智能、低碳、绿色”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逐步转型。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战略给柴达木盆地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盆地基础设施条件不断改善。信息化方面，2010-2013年，地区固定电话用户数从10.2万户增加到11.5万户，互联网用户数由4.18万户增加到8.6万户。农业现代化方面，通过发展特色农牧业，形成牛羊肉、无公害果蔬、高原冷水养殖等特色农产品基地。但是，2013年盆地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超过80%，就业比重则仅为31%，而且盆地内资源密集型工业转型难度大。此外，预测显示，未来格尔木市与德令哈市都将出现不同程度用水紧张。可以看出，在新的发展阶段，盆地新型城镇化的推力主要是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牧业现代化;拉力则是新的发展战略机遇和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但是传统资源型工业结构、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保护和技术创新不足成为主要制约因素。
三、柴达木盆地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加快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发展
柴达木盆地自然资源丰富，具有较强的后发优势。首先，应坚持新型工业化发展，推动产业向园区集聚，延伸产业链，通过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提高企业竞争力，发展循环经济，提高盆地工业化质量和效益。其次，加大对农牧业的投入和政策扶持，以市场为导向，提升产业化水平，促进农牧业的现代化发展。柴达木盆地地理位置偏僻，应重视信息化建设，鼓励区域经济主体参与信息平台建设，为区域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提供服务，推动区域现代化发展，使新型城镇化有强大的产业支撑。
（二）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产业技术水平
经济发展离不开技术进步，柴达木盆地的产业结构升级要以主导产业高级化为着力点，重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以技术进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加大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政策投入，为技术成果产业化创造条件。要处理好技术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关系，促进资源密集型产业的改造升级。重视现代服务业，不仅要把新的技术动力注入商贸、餐饮等传统服务业，而且要为金融保险业、文化体育和旅游业等现代服务业提供技术支持。通过发展智慧城市，提升产业技术水平，为新型城镇化提供持续动力。
（三）提高人口素质，统筹城乡发展
随着柴达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对人口素质和就业能力会有更高的要求。新型城镇化的实质是人的城镇化，柴达木盆地农牧业就业比重较高，城乡居民社会保障、教育条件等方面的差距仍然存在。因此，要加快发展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提高教育质量，不断提高盆地人口素质。注重农牧民市民化过程中的技能培训，增强农牧区人口转移就业能力。创造优良发展条件，引进专业技术人才，为柴达木盆地建设和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四）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
为了柴达木地区经济健康持续发展，要综合考虑人口资源环境承载力水平，统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要坚持生态环境保护优先原则，控制人口增长，对耗水较多的工业行业限制发展;重视发展循环经济，提高工业以及生活用水的重复率。增加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投资，积极推进低碳经济、绿色产业发展，支持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对一些污染重、高能耗、低产出的产业进行改造升级。不仅重视工业园区循环经济发展，更要探索柴达木盆地“农牧业―工业―城镇第三产业”之间形成大的循环经济圈，形成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循环经济模式，这样才能使柴达木盆地在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实现绿色新型城镇化。
（五）实施产城一体化发展
柴达木盆地区域空间辽阔，人口和经济活动比较分散，这种状态不利于城镇规模经济形成、集聚经济发展。同时，柴达木盆地是典型的资源型区域，资源耗竭容易造成城镇发展陷入衰退。应当重视空间规划，合理布局，实施产城一体化发展。即将柴达木盆地的各产业园区的建设与城镇化发展相结合，把园区建设成产业化的平台与城镇化的载体，园区既能够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也能够成为居民休闲娱乐、学习生活的场所，成为真正意义的城市。为此，要重视和加强园区软环境和硬环境建设，通过良好的内外部环境吸引更多优质投资项目入园。此外，还要以农业园区为基础，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业综合效益，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关键词] 江西；低碳旅游；动力机制
[作者简介]胡婷婷（1982—），女，东华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旅游管理。（江西抚州 344000）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旅游碳减排途径研究》（12YJCZH308）、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二五”（2011年）规划项目《江西低碳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及对策研究》（11YJ49）、东华理工大学地质资源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开放基金《基于低碳旅游视角的江西旅游资源开发研究》（12GL12）的阶段性成果。
低碳旅游是在全球气候问题及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背景下旅游业发展的新方式，它倡导旅游过程中尽量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江西是在全国最早倡议低碳经济的省份，江西低碳经济发展纲要中强调旅游业要低碳化发展。因此探讨江西低碳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问题，对江西转变旅游发展方式，实现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较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旅游动力的大小不仅与驱动力的大小相关，与阻力的大小也存在必然联系，彼此力量的增减直接影响着旅游发展的进程。目前旅游动力机制主要从推力和拉力这两个角度进行研究，均是研究驱动力，而忽视了旅游动力机制中的阻力。本文引入“推—拉—阻”旅游动力机制，从推力、拉力、阻力三方面对江西低碳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为后期有针对性地开展增加动力或减少阻力的工作提供基础。
一、江西低碳旅游发展的推力
（一）旅游者低碳消费方式驱动
市场对低碳旅游的需求是低碳旅游发展的最原始动力，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的旅游品味逐渐提高。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一项调查显示，55.6%的人有过低碳旅游的经历，89.9%的人表示自己在旅游时会注意低碳环保，相对于其他旅游方式，85.8%的人表示更愿意选择低碳旅游。2011年江西旅游接待人数为1.6亿人次，比上年增长47.8%，增幅位居全国首位，旅游总收入1106亿元，比上年增长35.15%，增幅居全国第四。旅游者的低碳消费倾向与江西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使江西低碳旅游的发展具有巨大潜力。
（二）旅游经济增长方式驱动
江西旅游业的发展曾一度以资源消耗和浪费为代价，这种旅游经济增长方式造成许多旅游资源的破坏，为了旅游经济目的而盲目开发或过度开发，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旅游经济急需摒弃重开发、轻保护，重经济、轻环境的增长方式，转变为资源和效益并重的增长方式。低碳旅游要求旅游发展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要节约资源，降低污染，减少能源消耗，在旅游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过程中无疑能发挥重要作用，也是江西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体现。
（三）旅游业可持续发展驱动
江西旅游产业大规模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能耗过高、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鄱阳湖水位和水质在下降，候鸟数量减少，周边城市干旱危机逐步呈现，加之游客的到来及其活动，导致了空气品质下降、植被破坏和环境卫生污染，江西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受到威胁。低碳旅游将低碳经济模式融入到旅游产业中，要求降低旅游活动中的碳排放，减少旅游活动对气候和环境的影响，是实现可持续旅游的一种形式，低碳旅游的发展符合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江西低碳旅游发展的拉力
（一）生态旅游资源驱动
江西的生态环境在全国一直属于前列，其森林覆盖率为63%，生态效益价值达8233亿元。生态旅游资源也是最具优势的旅游资源，其中以山、江、湖最有特色。庐山、井冈山、三清山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庐山以“匡庐奇秀甲天下”享誉中外，龙虎山丹霞地貌风景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全国风景名胜中独占风采。鄱阳湖湖水清澈，湿地连绵，候鸟珍禽长栖于此，水生植物种类繁多，形成全国独一无二的旅游奇观。目前，江西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自然保护区网络，这为江西低碳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同时低碳旅游的发展也是旅游资源得以保护的保障。
（二）旅游业竞争压力驱动
总体来说江西旅游业的发展在全国还属落后，在旅游产品开发和旅游合作方面仍显弱势。面对激烈的旅游竞争，如果缺乏地方特色和旅游品牌，是难以获得长足发展的。江西旅游最优势的资源在于生态旅游资源，但这种优势并没有很好体现，市场的吸引力不够大。鉴于此，发展低碳旅游不仅可以充分挖掘现有旅游资源的潜力，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旅游形式，丰富旅游产品，同时可以在全国率先树立低碳旅游品牌，形成相比其他省份的竞争优势，增强对客源市场的吸引力。低碳旅游对江西而言，是缓解旅游业竞争压力，形成新的旅游经济增长点的大好机会。
（三）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契机驱动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是江西第一个被列为国家战略发规划的区域，立足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将构建以鄱阳湖为中心的大旅游网络，以期成为国内著名的红色旅游目的地、国际知名的生态旅游和观光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建设期间，国家和江西政府在政策、资金等方面会采取一系列扶持性措施，各级政府都将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的力度，为低碳旅游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三、江西低碳旅游发展的阻力
（一）游客环保意识不高
笔者曾对江西游客进行问卷调查，其中涉及游客环保意识和行为问题，调查结果为60%的游客存在破坏环境的行为，如乱扔垃圾、浪费食物和水资源等，对他人破坏环境的行为会立即进行制止的人数不到三成，这说明游客的环保意识仍然较弱，破坏环境则会带来大量的能耗和碳排放。
（二）碳减排技术门槛高
低碳技术是实现碳减排目标和产业低碳化的必要条件，而碳减排技术正是阻碍江西低碳旅游发展的关键因素。2011年江西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为0.651吨标准煤，江苏、浙江、广东分别为0.6、0.59、0.563吨标准煤，说明江西能源利用效率还有待提高。江西旅游景区、旅游交通、酒店、宾馆的运营仍然以传统能源为主，象核电技术、风能技术、太阳能技术、地热能技术、海洋能技术、生物质能技术等并未掌握，碳减排技术的利用和推广明显不足，致使江西欠缺低碳旅游产品的开发能力。
（三）资金压力大
低碳旅游的初始投资比较大，低碳技术的开发与引进、节能环保材料的使用和日常维护的成本，都需要强大的资金支持。据专家预测，“十二五”期间中国节能减排和发展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年均投资需求至少在5000亿至10000亿元以上，且建筑、交通和居民生活领域节能改造的投资有一定比例是无回报或回报期较长的。江西经济欠发达，政府在资金方面的投入有限，旅游经营者碍于风险和回报率问题也是谨慎投资，资金构成对低碳旅游发展的瓶颈。
（四）低碳旅游政策法规不健全
低碳旅游在我国还是个新鲜事物，从全国来看，目前国家还没有专门针对低碳旅游的法律法规，低碳旅游活动和行为无法可依。从江西来看，也尚未出台低碳旅游相关的政策法规或行业标准，象旅行社、景区、交通、住宿、餐饮等均没有明确的生态、能耗及排放指标，也没有将这些指标纳入业绩考核体系中，更没有相应的等级评定及奖惩措施。尽管政府和社会一直强调和鼓励低碳旅游，但由于政策法规的不健全，缺少法律约束和激励机制，低碳旅游则可能流于形式。
四、总结
本文从推力、拉力和阻力三方面对江西低碳旅游动力机制进行了构建，推力、拉力和阻力均是低碳旅游发展中的影响因素，彼此会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发生转化，在实际经营管理中需密切注意这些因素的发展趋势，以制定相应的旅游发展策略。
[参考文献]
[1]年四锋，李东和，杨洋.我国低碳旅游发展动力机制研究[J].生态经济，2011，（4）.
[2]张前，田红.山东省低碳旅游发展对策研究[J].对外经贸，2012，（2）.
[3]朱海英，张琰飞.低碳旅游发展路径研究[J].旅游论坛，2012，（2）.
[4]沈中印.低碳旅游发展模式与政策研究—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J].经济视角（下），2011，（11）.
论文关键词：大都市区,形成机制,发展措施,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迅速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有了很大发展，经济实力和辐射扩散能力不断增强，地域范围日益扩展，与周边地区县(市)的社会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出现了类似西方国家大都市区的现象，大都市区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和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地域空间形式。
基于我国城市化的政府主导作用和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大都市区也将是我国采取区域城市化道路的必然选择。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有条件的区域，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龙头，通过统筹规划，形成若干用地少、就业多、要素集聚能力强、人口分布合理的新城市群。
中国大都市区的形成机制：
（Ⅰ）理论机制分析
（一）集聚与扩散（二）循环因果累积机制（三）新经济地理学对空间结构理论的研究
还有像李小建把跨国公司区位规律与区域空间结构结合的研究、袁家冬界定了城市的行政地域、功能地域与景观地域概念，强调大都市圈功能地域划分需从居民主体的日常生活行为的不同范围着手，并强调微观尺度的实证研究的重要性、白光润进行了城市商业企业区位研究，指出企业主的经济利益追求、社会动机与行为方式对城市商业区形成的作用等等。总的来看，我国学者在区域空间结构理论研究上成果丰富，卓有创见，并始终与实践领域紧密结合。但区域空间结构研究在规划实践应用中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将为区域规划及城市规划服务，作为区域空间结构研究的目的，是其共同的内核。
（Ⅱ）动力机制分析
关于大都市区空间扩展的动力机制，姚士谋等指出，北京大都市空间扩展因素有：城市发展政策因素、工业化与交通因素。同时提出了上海大都市用地扩展的三个动力因素：生产力发展引起工业布局地域不断向外扩展、交通因素、城市经济的口益增长。王兴平等认为高新技术发展带来的新的产业空间的出现、新概念房地产开发带来的郊区住宅区的发展等是促进城市热点空间形成的直接动力。宁越敏从城市化的资本来源着手分析中国城市化动力，认为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城市化是以政府、企业、个人联合推动的新城市化过程。大都市区是城市区域化的结果，受各种宏微观动力的作用，现作如下分析：
（一）从宏观方面分析，有以下原因：
（1）城市用地不断扩张，郊区化现象开始显现；（2）城市土地使用、户籍管理和住房制度改革；（3）开发区建设与城市空间演变；（4）乡村城市化的作用；（5）行政区划调整的影响；(6)产业结构整合化的大都市区用地空间变化。
（二）从微观方面分析，有如下原因：
（1）企业的空间行为；（2）开发商导向型；（3）交通引导型(TOD)；（4）交通与公用设施双重引导型(TOD与SOD)。
由于我国城市居民在土地一级市场不具备买方资格，目前居民仍处于各种开发模式动力链的末端。他们主要作为房地产市场的需求方、商业服务业的需求方、企业的就业者、公共服务的对象群体发挥作用。尚未形成居民主导的城市空间扩展模式。但是它通过关联效应对各种模式的演化与调控结果发生着影响。
总之，在各种宏微观动力的作用下，我国很多大城市迅速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进入1990年代后，伴随郊区化更多大城市开始向大都市区转型，大都市区成为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而随着大都市区的快速发展，在沿海城镇密集地区，都市连绵区等新的城市空间形式开始出现，以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为代表的大都市区密集地区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发动机，它们在带动中国经济发展和应对全球化国际竞争中正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Dependent Variable: Y
Method: Least Squares
Date: 04/19/09 Time: 19:36
Sample: 1 41
Included observations: 41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C
791869.3
243545.7
3.251420
0.0024
X
1402.696
98.84950
14.19021
0.0000
R-squared
0.837745
Mean dependent var
3255188.
Adjusted R-squared
0.833584
S.D. dependent var
2681255.
S.E. of regression
1093793.
Akaike info criterion
30.69575
Sum squared resid
4.67E+13
Schwarz criterion
30.77934
Log likelihood
-627.2629
F-statistic
201.3622
Durbin-Watson stat
2.156177
【关键词】浙江省；县域经济；城市经济；转型；动力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新世纪以后，浙江“产业层次低、企业规模小、空间布局分散”（低、小、散）的县域经济正在经历“成长的烦恼”，面临转型升级路径锁定的困境，给浙江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滞缓、高端要素短缺、公共服务能力薄弱等。因此，浙江县域经济亟须转型升级。2014年，浙江人均GDP为72967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为11878美元），跨越10000美元，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这一发展阶段对浙江经济形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城市经济以集约集群集聚与高端高质高效的优势无疑成为理想的经济形态。因此，我们很有必要研究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的动力机制。
二、浙江县域经济转型升级新趋势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市场化、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推进，浙江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呈现新趋势。主要体现在：一是城市经济发展效率超越县域经济；二是县域经济融入都市区发展；三是发达县（市）进入城市经济快速发展期。这些表明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已成必然趋势。
（一）城市经济高效发展，成为驱动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主导性力量
随着城市化重心从小城镇向大中城市转移，各类生产要素和产业不断向城市集聚，城市经济快速、高效发展。2012年①，11个设区市GDP达16479.67亿元，占全省的47.74%，人口仅占31.77%，而58个县（市）②GDP达18038.49亿元，占全省的52.26%，人口却占了68.23%。11个设区市的经济发展效率远远高于58个县（市）。而且11个设区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财政总收入分别占全省的52.74%、56.34%，占据了半壁江山。随着新型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以城市群和都市区为载体的城市经济将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主导性力量。2013年杭甬温三大中心城市市区集聚了全省17.18%的人口，却创造了33.35%的地区生产总值。
（二）都市区和城市群逐渐形成，县域经济融入都市区发展成为新趋势
都市区和城市群的形成增强了县（市）与中心城市的经济联系，促使县域经济从支撑城市经济发展为主向接受城市经济辐射为主转变，促使区域空间结构网络化发展。目前，环杭州湾、温台沿海、浙中三大城市群和杭州、宁波、温州、金华-义乌四大都市区逐渐成形，将近50%的县（市）已被纳入网络化城市体系中。杭州都市区吸纳了临安、富阳、德清、桐乡、海宁和绍兴等6个县（市）；宁波都市区吸纳了余姚、慈溪、奉化、宁海和象山等5个县（市）；温州都市区吸纳了瑞安、永嘉、乐清、洞头、文成、平阳和苍南7等个县（市）；金华-义乌都市区吸纳了东阳、浦江、兰溪、武义和永康等5个县（市）。这意味着这些县（市）必将受到城市经济的辐射，县（市）与中心城市融合发展将成为趋势。城市经济正在一步步“吞噬”县域经济。
（三）发达县（市）进入城市经济快速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不断增强
“四换三名”①、“退二进三”等一系列产业转型升级措施促使各种城市经济业态不断涌现，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或生产业转型，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不断增强，县（市）服务功能不断提升。2013年，绍兴县、义乌市、慈溪市、嘉善县等22个县（市）人均生产总值跨越10000美元（见表1），迎来城市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商贸服务业、金融业、物流业、信息产业等产业快速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和就业人数比重持续上升。以义乌市为例，从2000—2013年，义乌市第三产业占生产总值比重从43.5%持续增长至57.05%。发达的商贸服务业提高了义乌市服务其他县（市）的能力。此外，部分县（市）以“智慧城市”为抓手促进“生产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带动了信息产业等相关生产业的发展，提高了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
三、分工视角下的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动力机制
浙江县域经济呈现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并非偶然。因此，我们很有必要研究其转型的动力机制。如此，一来可以更好地推动浙江县域经济转型；二来可以为全国其他县域经济提供发展的参考。
（一）概念界定
县域经济是农村市场化取向改革的成果，本质上是农村工业化与以小城镇（建制镇）为重心的城镇化在县域空间上融合互动促使县域产业分工所产生的特征鲜明的经济形态。特征主要体现在：一是以传统产业为主导产业，县域功能以生产为主；二是县域城市化水平不高，空间集聚度低，产业布局分散，城乡二元结构明显；三是县级行政区划为经济发展的空间依托，县城与中心镇往往是县域经济增长极；四是区域分工水平比较低，以部门间分工或区域产品分工为主，缺少产业链层面分工。城市经济伴随城市化进程而发展，本质上是集聚经济，是分工与集聚在地理空间上互动所产生的具有较强集聚效应与扩散效应的经济形态。呈现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基本推动力，农业现代化是重要的支撑力；二是在集聚与分工的互动中，生产业从第三产业中脱颖而出成为主导产业，城市以服务功能为主；三是城市人口以非农人口为主，城市化水平比较高，中心城市集聚、辐射能力比较强；四是产业链分工水平高，城市之间分工明确、错位发展，都市圈经济是其演化发展的高级形态。由上可见，从分工角度来看，县域经济是一种以部门分工为主的经济形态，而城市经济是一种以产业链分工为主的经济形态。因此，从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可以理解为分工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也就是说，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是经济形态的转变，分工水平的提高，使得城市经济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主动力，而不是行政区划的调整②，更不是县域经济的“消灭”。
（二）动力机制分工
从县域与区域两个层面作用于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县域层面，分工深化提高个人或企业专业化水平，引起市场规模扩张与分工网络扩展，推动人口集聚、产业集中，提高县域空间集聚度，促进服务业大发展，进而推动产业转型，带动县域空间结构与功能的转变。区域层面，分工深化使得中心城市经济能级提升，使得城际之间分工协作、经济联系密切，增强了县域与中心城市的融合互动，促进都市圈形成与发展，基于明确的城市等级体系与密切的城际经济联系，县域经济受城市经济辐射而转型。因此，转型的关键是利用促进分工演进的机制。基于贝克尔和墨菲（BeckerandMurphy，1992）[1]，杨格（Young，1928）[2]与杨小凯（1998）[3]等人的研究，分工受到交易成本、市场范围、社会知识水平与协调成本的影响。因此，本文认为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与信息化是县域经济转型的促进机制。市场化有助于明确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消除市场壁垒，推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建立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扩大资源配置范围，促进区域分工。城镇化推动人口、产业等资源向城市集聚，提高空间邻近程度，加快知识、信息、技术等要素的传播与分享，提高社会知识积累水平，降低生产活动的协调成本。工业化推动制造业发展，为服务业发展奠定物质基础，为城市化提供基本动力。信息化释放空间与时间对资源配置的约束，扩展了市场空间与容量。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正是在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与城市化的作用下，浙江县域经济呈现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
1.动力机制Ⅰ：市场规模扩张与分工网络扩展。亚当?斯密最早提出“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观点即“斯密定理”。阿林?杨格（Young，1928）充分肯定“斯密定理”，并深化了这一观点，认为“分工一般的取决于分工本身”，即分工与市场规模之间是相互影响和决定的一种网络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说：市场化深化县域分工，推动分工网络形成与扩展；分工深化提高市场化程度，扩大市场规模。市场化从广度与深度两个层次提高分工水平。在广度层面，市场化促进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扩大了资源优化配置的空间范围,直接推动市场规模扩大和区域分工深化；在深度层面，市场化明确政府与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消除市场准入限制、行业垄断等各种市场壁垒，改善了经济活动所需环境。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是一个市场化深化的过程，是一个市场规模扩张与分工网络扩展互促互进的必然结果。20世纪80年代，浙江率先实施农村工业化，开始市场化取向改革。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市场化进程，推进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农村工业化与市场化的互动开启了县域经济支撑城市经济发展之路。随着市场化的推进，浙江经济呈现出两个发展特征。一是各类商品和要素市场规模迅速扩大，相应的商品与要素市场逐步建立，区域市场体系逐渐形成，区域贸易流量大大提高，典型地表现为各类专业市场的快速崛起、扩张与国内外贸易量上升。二是在地方政府产业政策引导下，县域根据自身资源禀赋条件，依托区域市场体系，融入区域产业分工，建立自身的产业体系，这不仅推动了浙江区域产业结构的形成，也固化了区域产业分工体系。进入新世纪，信息化以其强大的渗透力、影响力融入经济活动的每个环节，提升提速市场化进程。各类专业市场在信息化的作用下，无论是规模还是功能都得到极大地提升，分工网络进一步扩展，县域产业结构得到优化。目前，随着义乌小商品城、余姚中国塑料城等专业市场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商贸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现代物流业等生产业大发展。
2.动力机制Ⅱ：人口集聚、产业集中与县域空间集聚度提高。县域空间集聚度的提高能深化县域层面分工，推动产业转型，进而带动县域空间结构与功能的转变。钱学锋、梁琦（2007）[4]认为分工与集聚之间的内在联系乃是通过报酬递增作为媒介而实现的。也就是企业为获得递增的报酬必然会集聚。贝克尔和墨菲（BeckerandMurphy，1992）[5]在《劳动分工、协调成本和知识》一文中指出分工不仅受市场容量的限制，更受到协调分工的成本以及社会知识水平的限制。只有在不存在协调成本或者协调成本相对较低而市场又相对较小的情况下,分工才会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人口与产业的集聚或者说城市化的推进加速知识积累，缩短空间距离，方便经济主体之间信息交流，大大降低了生产活动的协调成本。综上所述，人口集聚、产业集中即县域空间集聚度提高的过程就是县域层面分工深化的过程，就是县域产业转型的过程。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是以建制镇为重心的城镇化向以县城与中心镇为重心的城市化演进的过程，表现为人口、产业等资源从向建制镇集聚到向县城与中心镇集聚。工业化为城市化提供物质基础，推进城市化；城市化则为工业化提供空间依托。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中，人口、资金、技术、产业等各类经济资源向县（市）地理空间集聚，城镇就业人数不断增长，产业种类也不断增加。县域空间集聚程度的提高使得需求多样化，引起中间产品需求扩张，进而深化了县域层面分工，推动生产业、消费业等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使得县域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不断增强。20世纪80年代，浙江以小城镇为重心的城市化与农村工业化的互动推进乡镇企业快速发展。乡镇企业与专业市场的融合互动导致产业集群发展，形成特色鲜明的“块状经济”。在该城镇化战略的指引下，浙江经济出现“弱市强县”与“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象。90年代，浙江省政府不失时机地提出以中小城市为重心的城市化战略。中心城市开始快速发展，城市经济崛起。县域经济进入自身产业结构调整期，开始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但对城市经济的支撑作用并没有减弱。2006年开始，浙江率先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乡互促共进”的新型城市化道路。自此，县域经济与城市经济的互动得到加强，使得县域经济受城市经济辐射效应越来越强。
3.动力机制Ⅲ：都市圈的集聚效应与扩散效应。都市圈具备以下几个特征：一是都市圈以集聚能力强、辐射能力强的中心城市为核心；二是具有发达完善的交通、信息基础设施，周边城市与中心城市之间交通通达性高、信息交流通畅；三是圈内城市之间产业分工明确、职能互补；四是圈内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商品与劳务自由贸易，区域一体化发展趋势强。可见，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是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与信息化在区域空间互动发展的结果。这是因为：市场化消除市场壁垒，推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商品劳务自由贸易，是都市圈形成与发展的前提与保障；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高级要素与高端产业向中心城市集聚，增强中心城市的集聚与辐射能力；信息化统筹提升工业化、市场化与城市化，促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缩短城市之间空间距离，扩大了市场规模，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而且加速了知识积累，进一步深化分工，最终推动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成熟都市圈由强大的中心城市、紧密的城际联系与清晰的城市等级体系的构成。新型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在空间上的融合互动，促使环杭州湾、温台沿海、浙中三大城市群与杭州、宁波、温州和金华-义乌都市区形成。随着“七线两枢纽”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推进，城市化的集群化、网络化发展趋势日渐明显。“十二五”时期，浙江四大都市区、三大城市群的中心城市积极推动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大力提升中心城市能级和功能，提高中心城市与周边县（市）之间的产业梯度，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县（市）则主动承接中心城市产业转移，因地制宜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现代物流、商务、金融等生产业，积极发展旅游、商贸等生活性、消费业；中心城市与县（市）之间以交通、信息通道等基础设施为依托实现链接。这些规划都将促进中心城市与周边县（市）的融合互动，最终实现中心城市拉动县域经济转型。
四、启示
在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与市场化的影响下，区域分工水平不断提高，县（市）与中心城市之间经济联系不断加强，一体化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未来，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应坚持“强县战略”与“都市圈战略”双轮驱动转型。在“强县战略”指导下，深化县域内部分工，加快推动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转型，大力发展生产业，以产业转换推动县域经济转型；在“都市圈战略”指导下，深化区域层面分工，城市化重心从中小城镇向大城市倾向，促进高级要素、高端产业等资源向中心城市集聚，提高中心城市集聚与辐射能力，将县（市）纳入都市区发展。深化县域内部分工关键在于以城市化与信息化优化工业化，重点在于发展生产业，主动力在于县（市）城市化的推动作用；政府作用则在于营造良好发展环境，针对性地实施“招商选资”，延长产业链。具体表现为：一是加快推进县（市）城市化，提高县域空间集聚度，合理发展服务业，重点发展现代物流业与信息产业等生产业，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二是以“智慧城市”、“数字城市”建设为着力点，努力提高企业、产业发展平台与社会领域信息化水平，加快实现企业产品、研发、生产过程与管理、营销等环节的信息化；三是提高经济开放水平，积极参与区域甚至全球分工，围绕主导产业承接中心城市或国际转移产业，采取“补链式”招商引资，提高生产迂回度，提高中间产品生产量，促进生产业发展。深化区域分工关键在于深化市场化改革，推进新型城市化与信息化融合互动，重点在于明确县（市）区域地位，主动力在于新型城市化的引领作用；政府作用则在于扩大区域合作范围，加深区域合作深度，努力消除区域壁垒，实现地方政府共赢。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完善县域经济发展的“硬环境”与“软环境”，促进生产业发展；二是创新区域经济管理体制，构建区域协调机构，消除行政区划与体制机制对都市圈发展的限制；三是加快推进新型城市化，构建“分工明确，功能互补”的城市等级体系，同时要重点提高中心城市经济能级，发挥中心城市带动作用，以城市经济反哺县域经济。
【参考文献】
[3]杨小凯.经济学原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