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2 09:48:23
导语：在乡村振兴的困境及对策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绿色金融；金融支持；农村经济；新兴农业
中国经济正向重视环境质量的方向快速发展，绿色金融自2015年起，在国家支持下绿色金融推动经济健康发展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也逐渐增大。中国的高层领导曾多次明确指出，发展新型绿色金融，是有力推动我国加快实现绿色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2020年，银保监会正式联合《关于做好2020年银行业保险业服务“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的通知》，提出加快优化“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产品等七个关键方面并给予了相应的政策性指导建议。
一、绿色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
绿色金融主要是指为满足国家突出支持全球生态环境改善、应对缓和全球复杂气候变化和促进绿色经济资源合理配置节约高效利用综合合理利用的各类绿色金融服务活动。我们国家有关政府部门近年来十分高度重视和支持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已经出台很多具有指导意义的政策性文件。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在2019年联合提出，要建立健全“三农”的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制度。银保监会又《关于做好2019年银行业保险业服务乡村振兴和助力脱贫攻坚工作的通知》，对于如何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金融支持的思路。实施绿色金融是加快实现我国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障。绿色金融主要是对符合绿色发展理念的新型农户和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持续的资金支持，所以绿色金融能够加快低碳农业等新兴农业快速成长。绿色金融主要向农村生态环保的重点产业发展提供大量资金直接支持，因此是加强推进农村生态环境有效综合治理的资金保障。
二、我国农村绿色金融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商业银行目前开展的农村信贷业务主要集中在城市，在农村地区开展农业绿色金融业务的银行只有三家，即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这三家银行的农村绿色金融信贷业务的数据如下。尽管这三家银行绿色贷款的增长速度较快，但是在所在银行总的贷款中所占比例还较低。※基金项目：（1）本文系广州应用科技学院2020年度科研规划立项项目“绿色1.通过交易所上市融资的涉农上市公司过少。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官网公布，截至2020年5月股票市场统计，我国上市公司数总数是3868家。从行业中的分类角度来看，属于特色农业的主要有蔬菜种植业、林业、养殖业、农产品批发加工以及其他农业生产服务这五类，农业类上市公司共43家，其他涉农上市公司37家，一共80家，占我国上市公司总数的2%，其所占比例比较少，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2.农村金融供需矛盾突出，农村绿色信贷产品有限。我们的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大量的财政和资金支撑，中国社会科学院2018年9月的“三农”产业金融市场蓝皮书表明，中国“三农”金融市场缺口高达3.05万亿元。在中国农村地区开展农业绿色农村金融业务的各类大型涉农绿色金融机构较少，因此对于其他农村的农业资金支持相对不足，能够为农村地区农民提供的绿色金融信贷服务产品有限。3.农村绿色保险产品种类较为缺乏。目前农村大多数险种主要考虑的是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而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等导致的农产品价格贬值保险没有涉及。2019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为672.5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17.4%。虽然参保农户的数量增加了很多，但是农村绿色保险产品种类较为缺乏。
三、优秀绿色金融的案例分析-以浙江省商业银行为例
在我国农村领域开展农业绿色金融较为优秀的银行是浙江省湖州市的农村商业银行，共有35家商业银行金融机构参与开发216只新型农村绿色金融产品。表现最为突出是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农商银行，该银行是浙江省境内第一家专门成立支持绿色金融相关项目的投资事业部，并出台了《绿色信贷行业准入标准》和《关于开展绿色信贷工作的指导意见》。该商业银行发展绿色金融的主要发展路径之一是十分注重各类绿色金融信贷产品的研发设计和应用推广，其开展的各类绿色金融信贷业务产品主要包括环保绿色农林、绿色智慧乡村、绿色节能循环、绿色清洁能源、绿色金融创新、绿色金融科技等六大产品系列。
四、绿色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
1.积极构建绿色金融政策支持体系。各地政府要充分综合合理运用中央财政政策、环保优惠政策等包括政策在内的一系列支持政策，支持我国农村绿色金融的健康发展。一是涉农融资企业贷款进行涉农融资抵押担保的优惠政策；二是制定对于给予当地绿色农业信贷金融产品定向放贷降准的优惠政策；三是制定给予绿色农业债券等信贷产品当中优先用于受偿债权的优惠政策等。2.积极扶持涉农企业的上市和再融资。我国政府从政策上对涉农企业的上市融资和再融资进行了规定。2019年，五部委联合《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提出支持符合条件的涉农企业在主板、创业板、中小板以及新三板等上市并进行挂牌融资，加强再融资监管。各地政府部门可以组织实施一套较为适合其所在省和地区的涉农农业绿色企业的上市公司培育工作机制，筛选培养一批长期收益较为稳定，征信信用记录良好的优质涉农农业绿色企业进行上市公司前的培育。积极引导和鼓励他们在国内外多层次的社会融资平台进行直接融资，拓宽直接上市融资的资金渠道，同时支持已上市的涉农绿色企业进行再融资。3.激发并支持农村金融机构自主创新农村绿色信贷及其服务。鼓励并积极扶持各类金融机构积极自主设计创新绿色农村绿色信贷的相关产品与金融服务，这无疑是当前推动促进我国绿色农村发展绿色信贷金融服务事业健康有序发展最好和最有效的途径。2019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首次提到，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按照其各项金融工作功能职责的实际分工依法切实履职负责鼓励各种类型的商业消费信贷金融机构积极探索引入提供具有高度创新性和高市场流通度的商业消费信贷金融服务和各类产品及其他新型消费信贷金融服务，各金融机构可以参照执行。4.扩大各种社会资金支持农村经济发展。2015-2020年，我国的财政资金规模只满足约15%的绿色金融资金需要，其余85%还是需依靠市场化的手段来获得，社会资金将逐渐成为我国发展绿色金融的主要资金来源。因此也要挖掘各种社会资金支持农村经济发展。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可以为农民或农民专业合作社做第三方绿色担保机构，设立绿色发展基金等手段引导更多的社会资本投资农村经济。也可以引导农村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充分利用绿色债券市场为农村绿色项目争取稳定的现金流。5.利用信息平台加大绿色金融的宣传力度。通过第三方信息服务平台来销售农民所需的生产资料或者农产品已经成为现在的主流，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平台积极向涉农绿色金融各参与主体宣传一些绿色金融行业领域经营绩效突出的金融机构及涉农绿色企业，推动绿色金融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广泛思想共识。同时要加快建立金融机构和农村涉农企业、农民共同支持绿色金融发展的示范点。对绿色金融做得比较好的金融机构的绿色金融产品利用现有的信息交流平台宣传，加大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提高绿色金融示范效应。6.建立有效的绿色金融合作模式。绿色金融在农村的发展有了金融机构的推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农民的关注与支持。农村绿色金融进一步发展，需要建立并宣传有效的绿色金融合作模式。优秀的绿色金融合作模式主要有“三方联动”政银企三方联动的模式，“公司+基地+合作社”等绿色金融的担保模式。这些模式为广大农户提供信贷和担保服务，今后各金融机构还应该加大绿色金融合作模式的创新力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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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露，徐丹丹，黄兵号，古小刚.绿色金融促进江苏农业绿色发展研究金融［J］.北方金融，2019（8）.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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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孙璐璐.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及优化［J］.农业经济，2019（10）.109-110.
一、重庆市农村公共卫生管理存在的问题
重庆市8.2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是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总面积的2倍多，人口3200多万，却有2/3的人口在农村，40个区县中有近一半为贫困县，直辖之初的农村贫困人口高达366万。这是重庆大城市、大农村并存，二元经济结构突出的真实写照。
西部大开发和重庆直辖以来，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但由于重庆是地处西部大城市与大农村的结合体，农村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发展基数低，与东部沿海发达省市相比差距较大，突出表现在工业化滞后、城市化滞后、农村发展滞后。重庆市农村公共卫生管理现状表明，农村卫生工作起点低、难度大，存在着就医难、买药难、医疗水平较低，服务设施落后等系列问题。
1、公共卫生环境脏乱差，威胁农民健康
农民健康知识差，预防、保健措施不力，加上医疗费用上涨过快过猛，致使部分农民因病致贫、返贫。在重庆市的部分郊县农村，特别是三峡库区周边农村，饮用水不清洁，厕所简陋，污水横流，老鼠、苍蝇、蚊子很多，公共卫生环境很差，给各种细菌、病毒的滋生和疾病的传播制造了条件，对农民的身体健康造成很大的威胁和隐患。
2、农村卫生技术人员学历较低，专业人才严重缺乏
据对主城区之一，沙坪坝区西部七镇卫生院调查，七镇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共119人，大专学历5人（占4.2%），中专学历57人（占47.9%）,中专以下学历和无学历57人（占47.9%）；中级专业技术职称3人（占2.5%），初级专业技术职称96人（占80.7%），无职称20人（占16.8%）；临床医生共计57人，配置数为0.37人/千人，护士16人，配置数为0.1人/千人，远低于医护人员最低配置标准1.73人/千人。全区乡村医生118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9名（占7.6%），大专学历3人（占2.5%），中专学历58人（占49.2%），中专水平及以下学历57人（占48.3%）。
按照镇卫生院医生、护士配置最低标准1.73人/千人计算，仅沙坪坝区西部七镇卫生院就差临床医生194人，护士235人。目前沙坪坝区农村有的镇卫生院人员严重老化，有的镇卫生院无一名护士，还有一些镇卫生院非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仍在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农村卫生队伍整体素质低，从而导致医疗质量较差。
3、镇卫生院医疗装备差，履行农村卫生机构职能难度大
目前，重庆市农村卫生机构医疗设备相当陈旧落后且缺乏必备设备，部分镇卫生院设备未达到规范化镇卫生院装备标准。由于装备差，镇、村卫生机构无法履行公共卫生职能和完成突发事件医疗救治任务，不能满足当地群众医疗、保健需求。又以沙坪坝区西部七镇卫生院为例，沙区农村卫生机构医疗设备相当陈旧落后且缺乏必备设备，没有一所镇卫生院设备达到重庆市规范化镇卫生院装备标准。沙区七镇卫生院无一台10万元以上医疗设备，只有2家设有急诊室，3家设有急诊病房，无一家设有妇产科，未配置一辆救护车。
4、镇卫生院亏损面大，生存与发展面临严峻考验
再以沙坪坝区为例，截止2003年末，沙区西部七镇卫生院连续4年亏损的就有5个，占总数的71.2%，2002年西部七镇卫生院全部亏损，镇卫生院亏损严重，发展举步维艰，甚至濒临倒闭。西部两个中心医院和各镇卫生院普遍存在危房，危房面积共达3000多平方米，且无资金加以改造，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离退休人员负担重，绝大多数镇卫生院靠政府财政拨款勉强能够维持生存，但无力发展。
5、三级防保网不健全，农村公共卫生管理工作薄弱
镇卫生院的职能是向农民提供基本医疗，同时承担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委托的公共卫生管理职能，向农村居民提供疾病预防、控制、保健等服务。村卫生站的职能是在上级业务部门指导下，承担预防保健任务，普及疾病预防和心理健康知识，帮助农民建立良好的卫生习惯，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由于体制转换加速了农村卫生医疗投入的减少，使农村三级卫生保健网正出现全面危机。近年来，国家严重投入不足，三级防保网不健全、不牢固，突出体现在农村地区的镇卫生院和村卫生站，其中又以村卫生站这层网底组织最为薄弱。农村税费改革往往切掉了正常的农村卫生事业发展费，大部分地区乡镇片面强调有偿服务，使公共卫生事业私人化、有偿化。随着政府卫生投入的日益减少、乡镇企业改组改制，消解了昔日“以工补农”、“以工助医”的投资机制，原来承担农村卫生保健责任的乡镇卫生院终于走上改组转制之路，许多职能难以继续有效履行。特别是相当一部分农村干部的思想认识上存在着偏差，片面地认为发展生产是大事，卫生工作是小事，对卫生工作认识不足，导致农村的公共卫生工作长期处于少人管、甚至无人管的局面。
二、提高重庆市农村公共卫生管理水平的对策建议
在我国，农村公共卫生是预防疾病、保证不同社会群体均等享有健康基本保障的基础性工程。加强镇卫生院和村卫生站建设，健全农村预防保健网络，对发展农村卫生事业，提高农民健康保障水平，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1、理论创新，加强公共卫生领域建设
公共卫生是关系社会群体身体健康的卫生服务，无论是关系到重庆市2300多万农民健康安全的重要性，还是从公共卫生服务的需求及成本效益等方面看，都应作为重点领域加强。
所谓理论创新，就是根据农村公共卫生的外部效应性和公平性原则，政府应当在理论上、观念上纠正认识上的两大误区，对应地创新和完善两大理论――公共卫生产品服务的“外部效应性论”和“卫生正义论”，借以确立政府在配置公共卫生资源中的主要渠道、主要杠杆和主要尺度的地位，强化政府的投资责任、管理责任和监督责任。农民相对而言是一个在抵御疾病时承受能力低，因病置于困境的脆弱性高的群体，又缺乏支付获取公共卫生服务自筹部分经费的能力，健康教育水平远低于其它人群。农民的健康问题可以直接或间接地阻碍农村奔小康、走向现代化整体进程，而且会因人口流动而波及周边、影响全省甚至全国。政府对公共卫生投资的主渠道责任来自于公共卫生服务产品本身的“外部经济特性”。
政府是对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产品进行公共财政投入的主要杠杆。一是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性，农民不主动参与生产和消费公共卫生产品；二是公共卫生服务产品具有外部性，难以通过市场来确定其价格；三是公共卫生产品生产需要高成本、高技术和生产规模大的要求，需要有足够的生产技术、生产资金的投入，这需要公共部门的介入，用积极财政手段来加以投入。要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强化政府行为，加大投入，重点加强农村县、乡两级卫生机构建设单位。增加对计划免疫、妇幼保健、传染病和地方病控制、健康教育和基本医疗服务的定额补助经费，保证离退休人员费用和农村卫生监督执法经费。从根本上改善农村卫生机构基础设施、设备差的状况，确保各项农村卫生工作能够正常开展。
2、正视现实，适当控制医疗服务规模
如果对农村医疗服务规模，尤其是乡村医疗服务规模不加以适当控制，效率继续下降，医疗成本继续加大，看病贵的问题将会继续加重。因大量卫生投资用于医疗机构扩大规模建设，也不可能实现加强公共卫生和提高服务质量及卫生扶贫的资源结构调整。一是严格控制新增医疗机构，撤除并不合理的重叠机构；二是按照重庆市区县人口的医疗服务需求量与短期内可转化的潜在需求量，确定区县医疗服务总床位及人员的规模控制指标；三是按县、乡、村三级卫生机构的服务人口和相关因素，确定政府举办医疗机构的床位及人员规模。为此，要进一步明确乡镇卫生院以搞好预防保健为主，提供常见病和多发病等基本医疗诊治和承担一定卫生事业管理的综合服务功能，尤其是一般乡镇卫生院应成为本乡镇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能向医院发展。为促进乡村卫生机构按综合服务功能做好各项工作，建议对基层卫生组织按公共卫生的经济政策实行补助。
3、重视专业培训，加强农村卫生队伍建设
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加强对乡村医生业务知识和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服务观念、职业道德和全科医学知识水平，充分利用好现有人才。实施农村全科医生培养计划，鼓励现有乡村医生接受学历教育。严把农村卫生人员准入关，新进农村卫生人员必须是大专及以上学历，并具有执业资格。到2007年力争10%以上的乡村医生具有医学大专及以上学历，90%以上的乡村医生具有医学中专学历，2010年前100%乡村医生必须具备执业助理医师以上资格。大力引进实用型卫生技术人才和高素质管理人才，改善农村卫生人员队伍现状。
4、深化卫生改革，促进农村卫生事业健康发展
（1）推进农村卫生机构干部人事制度、分配制度和内部运行机制改革。建立激励、竞争和约束机制，增强农村卫生机构活力和自我发展能力。乡镇卫生院的院长要在全县（市）或更大的范围内采取公开招聘、竞争上岗的办法选拔，并加强对其的培训、管理和监督。改革后的乡镇卫生院的职能要以开展公共卫生服务为主，综合提供预防、保健和基本医疗等服务，重点做好疾病控制和预防保健工作，决不能本末倒置。
（2）抓好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强化农村医疗卫生市场监管。继续加强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推进镇村卫生组织一体化管理改革；加大农村卫生执法力度，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市场监管，加强预防保健和疾病控制工作，切实履行农村卫生机构公共卫生职能；加强农村卫生人员业务培训工作，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提升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针对农民弱势群体实行医疗救助，目的是解决少部份人群大病负担过重的问题。通过建立“大病风险/救助基金”，对因患重大疾病而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特困农户给予资金救助。
5、利用公共传媒，加大对农民的卫生健康教育的宣传力度
[关键词] 县乡财政 成因 对策
县乡财政是我国财政体系中的基础环节，也是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对我们整个国家财政收支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县乡财政困难较大，已经成为妨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隐患。县乡财政能否走出困境，关系到我国公共财政的振兴和国家政权的稳定，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快速健康发展，关系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能否如期实现。
一、县乡财政困难的成因分析
（一）县乡财权和事权不一致
从1994年开始，我国实行了以分税制为主要内容的财政体制改革，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尽管如此，分税制还是很不完善。省以下政府层层向上集中资金，基本权却有所下降，特别是县、乡两级政府，履行事权需财力与其可用财力严重不一致。
县乡财政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向上集中。中央集中了各地的增值税、消费税；省和地市级政府在集中了县乡增值税、消费税的基础上又集中了一部分共享收入和专项收入。县乡财权残缺，财力大量被集中，大大削弱了县乡的财政实力。在县乡财政资金被集中的同时，基本的事权却在不断下移。县乡政府要提供农业发展、义务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卫生医疗保健、行政管理、社会保障等资金需求。而在很多国家，通常由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负责教育和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福利几乎常常由中央政府提供。由此出现了财权和事权的严重不一致现象，而这种不一致正不断加大目前我国县乡两级财政的困难。
（二）县乡财政收入趋紧，并且地区贫富差距很大
县乡财政的来源主要有工商税、向农民收取的各项税费以及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村经济欠发达，市场化程度不高，农产品加工业尚处于发展阶段，难以形成高附加值、高税利的农产品生产、加工系列，乡镇企业规模小、技术含量低、发展缓慢并困难重重，这些都使得县乡政府难以有充足的工商税源。农村费改税之后，取消了乡统筹等面向农民征收的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取消了农村教育集资等涉及农民的政府性集资，取消了屠宰税，调整了特产税等，这些政策的实施都会造成乡镇财政的大幅减少，进而影响到县级财政。我国目前正加紧农业税的改革，农业税下调直至取消后，县乡财政的缺口必将更大。另外，转移支付制度也存在一定缺陷。
（三）原有债务负担难以消化
一般情况下，县乡财政债务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欠上级财政部门的债务，主要包括国债转贷资金、世界银行及外国政府贷款和周转金；二是粮食企业的亏损挂帐；三是欠银行、企业和个人的债务，主要包括为解决农村合作基金会、农村信用合作社等金融风险问题由财政兜底的中央银行的再贷款，以及为兴办企业、发放工资、完成财政收入任务等向金融系统和企业、个人的借款。县乡财政原有债务的不断累积迭加使得本来已困难重重的财政更加雪上加霜。
二、县乡财政困难的化解对策
（一）确定县乡财政的职能，促进财权和事权的统一
明确县乡财政的职能。县乡财政职能主要包括生产发展职能、收支管理职能、财务管理与监督职能、公共需要职能、国有资产管理职能等。其中公共需要的职能包括行政管理、国家和社会安全、稳定、科技教育、公益文化、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根据公共财政理论，应该将涉及省级资源配置和区域范围受益的公共产品，如地区通、基础教育、城建等等划归省级政府，并根据省、市、县、乡的分级体制，实行层级管理。上级政府在核定财政体制时，在财力上要给予县乡政府最基本的财政需要。凡有利于县乡政府职能完善和基层政权建设的事权应下放给县乡，与此相适应，将适宜于县乡征收和管理的税种划归县乡，保证县乡有自己的主体税种，确保县乡财政收入稳定增长。
（二）发展县乡经济，增加税源
大力扶植和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农业税源。一是要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投入，并合理调整投资结构，注重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改造，走农业高产、优质、高效的路子;二是充分利用各类土地资源，大力发展种植、养殖等农、林、水、牧产品，发展多种经营，努力增加农业特产收入，发展以农特产品加工为主的乡村私营股份合作企业和个体经营，并建立一定规模的农贸市场体系，把农产品推向市场，努力增加财源。
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在调整产业结构、产业布局方面对适合县乡发展的工业、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考虑建在县城或县乡中心城镇，通过发展县域经济带动乡镇经济的发展。积极开拓市场，提供较完善的交通设施、商业设施，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鼓励民营资本、外资资本的进入，促进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充分利用县乡各种有利资源，发展特色经济，扩大税源。引导乡镇企业深化改革，使乡镇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通过建立乡镇发展基金、发展乡镇财政信用等形式，解决乡镇企业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
（三）精简县乡政府机构
在转换政府职能、由县级财政统筹预算收支的基础上，强化县乡机构编制管理，合理确定县乡组织机构数量和人员编制彻底改革县乡机构用人制度，全部实行竞争上岗。对一些职能弱化、重叠设置的部门和机构要进行撤并；对从事经营性和竞争性行业的部门单位要使之与行政脱钩。实施政务公开，财务公开，强化监督，提高行政工作的透明度。
（四）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强化中央及省级政府对教育、卫生的投入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要以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为转移支付制度的目标，以中西部及广大贫困落后农村地区为转移支付制度的方向，增加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对现行专项贷款进行合理分配；同时增加省级财政对贫困县乡的转移支付力度。县级财政部门要建立统一规范、公正透明的补助办法，对自身财力无法保证基本支出需要的贫困乡镇，进行必要的调节，逐步缩小财力差异。建立中央财政对经济困难地区义务教育的专项转移支付制度和具有导向性的专项工程制度，确保农村中小学职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确保农村中小学正常运转经费的到位，确保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等所需资金。明确中央、省、地市、县各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财政承担责任和比例，使义务教育经费投入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确保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有稳定来源。对于卫生医疗事业补助等支出，也应相应纳入政府预算支出范围，由各级政府统筹安排。中央政府应当在对贫困家庭和贫困地区的卫生保健支出的筹资中起更加直接的作用。
（作者单位：上海京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论文摘要： 本研究通过对仫佬族地区中小学舞蹈教育现状的调查，分析舞蹈教育传承仫佬族民间舞蹈文化的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利用当地中小学舞蹈教育传承仫佬族舞蹈文化的策略，旨在加强仫佬族舞蹈教育和促进仫佬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并借此激发学生增强自主学习民族文化的意识。
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在为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及其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提供广阔空间的同时，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由于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各民族文化的差异逐渐缩小，本民族特有的主体文化特性也不断被削弱，尤其是弱势文化面临着被强势文化同化的危机。仫佬族优秀的民族文化也收受冲击。因此，必须对仫佬族的民族文化加以保护和传承。
学校教育是传承文化的主力军，利用教育手段传承民族文化的观念正在普及:在我国新一轮的课程标准改革中，强调教育的“文化传承价值”，把弘扬民族文化作为一个基本理念纳入《中小学课程标准》;2002年教育部颁发的《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以下简称《规程》)，要求通过艺术教育使学生了解我国优秀的民族艺术文化。因此，在仫佬族地区的中小学教育中进行本土舞蹈文化教育有积极意义，传承仫佬族民族文化也应成为当地教育工作者迫切研究的课题。本文以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中小学的舞蹈教育为例，对此作初步研究。
一、 舞蹈教育与仫佬族舞蹈文化
中小学教育是传承民族文化的基石。舞蹈和教育都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们同存于人类文化这个机体之中，不同的是教育还起着传承和保护文化的作用。因此，在中小学中进行仫佬族舞蹈文化的教育具有积极意义。
首先，舞蹈教育具有保护和传承仫佬族舞蹈文化的作用。仫佬族民间舞蹈是仫佬族民间文化世界里的一颗璀璨明珠。这些传统舞蹈作为仫佬族文化遗产精华部分被传承下来，但是目前这些文化遗产正濒临消亡的边缘。仫佬族的依饭节于2006年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依饭节是仫佬族特有的节日，它不仅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还凝聚仫佬族人民的伦理情感、宗教信仰、音乐舞蹈文学等艺术文化。同时通过节日的祭祀仪式的举行还能进行宣传教育、文化传承、娱乐审美等。依饭舞是依饭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动态文化，变化的因素很多，传承也因此带有很大的阻力。在学校里传承依饭节舞蹈，扩大这些文化的传承面，对保仫佬族文化遗产具有积极意义。
其次，舞蹈教育具有促进仫佬族舞蹈文化发展的作用。纵观历史，任何民族艺术都处于一个发展的状态之中，仫佬族民间舞蹈亦如此。因为人在特定的环境中会有特定的审美观念，如果仫佬族舞蹈依然保持着原始的状态，与现代仫佬族人民的思想格格不入，那么它就很容易为仫佬族人民所摈弃，也不可能还流传到今天。因此，仫佬族人民取其民间舞蹈的精华部分，结合现代人的审美情趣、社会环境等，使仫佬族优秀的舞蹈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仫佬族民间舞蹈是仫佬族历史文化的特有载体，在传承仫佬族民间文化的同时，还丰富仫佬族人民的精神娱乐生活，使他们的精神信仰在这个动态文化当中得以牢固加深，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仫佬族的群体性格，对振兴仫佬族的民族精神具有积极的作用，因此，舞蹈教育对传承仫佬族民间舞蹈文化具有重要作用。
二、 仫佬族地区舞蹈教育传承本土舞蹈文化的困境
在中小学舞蹈教育中进行舞蹈文化知识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一系列的问题导致当地的舞蹈教育发展滞后，难以实现在舞蹈教育中传承舞蹈文化。
(一) 对舞蹈基础教育的偏见
各个学科都已经出台了相关的课程标准，但舞蹈学科由于各方面原因还没有自己的学科课标，只能在音乐课堂中穿行，由此导致许多人对舞蹈教育的认识不足。《规程》规定:“学校艺术教育工作包括:艺术类课程教学，课外、校外艺术教育活动，校园文化艺术环境建设。”《规程》规定艺术教育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一种思维定势，认为非课堂的教育不能称为艺术教育，因此罗城当地很多的学校和教师由于课堂上无法实现舞蹈基础教育而对其全盘否定，而且忽略其他两项内容，尤其是校园文化建设这一方面。当地教育部门也按规定举行三年一届的中小学的艺术展演活动，但是由于大家忽略其中的教育意义，因而各学校对待这个活动只是应付式的参与，并没有达到教育目的。
(二) 缺乏师资力量
罗城的中小学舞蹈教学是穿插在音乐课堂中的，但是当地学校音乐教师绝大多数是兼职教师，他们兼职音乐课、美术课，甚至有些老师既上音乐课，又上文化课。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老师的教学重点放在文化课的教学上，而非艺术教学。更重要的是，兼职老师没有音乐舞蹈专业的能力去选择、整理和发展仫佬族的音乐文化、舞蹈文化，因而也无法进行相关仫佬族民间舞蹈文化的教学。这直接导致学生在学校教育中就缺乏这一方面的知识。
(三) 学生对本土舞蹈文化的价值认识缺失
在罗城的中小学里，仫佬族学生占了大部分。但是他们都不太了解，甚至有些学生从未了解和接触过本民族的民间文化。忽视民族文化往往导致学生缺乏民族文化修养，缺失对仫佬族舞蹈文化价值的认识。中小学生将来应成为传承自己的民族文化的主力军，但是对本土民族舞蹈文化价值认识的缺失将使仫佬族舞蹈随着老一辈的逝去面临着灭绝的危险。
三、 对策建议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是我国唯一的仫佬族自治县，其位于桂西北大石山区，由于历史、地理环境等原因，该县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教育也相对受影响。长期以来，当地舞蹈教育面临经费不足、设备简陋、师资紧缺等诸多因素的困扰，因此不能按大纲要求实施，要改变现状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因此，在当地实施舞蹈教育以传承仫佬族舞蹈文化时，可以灵活多变。在学生主体核心地位不变、师资队伍和设备不变的情况下，探索一个适合本地民间舞蹈文化传承的方式，实现本土舞蹈文化的传承。
(一) 灵活进行舞蹈教育
按《规程》的精神，在学校实现舞蹈教育有三种途径，除了在音乐课堂中穿插仫佬族舞蹈文化的知识外，学校还可以从课外活动和校园文化建设两个方面进行。如可以在课外活动或第二课堂中进行仫佬族舞蹈文化的教育，组织学生观看一些相关舞蹈的视频，编排一些简单的舞蹈并以集体舞或是体操的形式给学生排练，让他们真正参与仫佬族民间舞蹈。在校园文化方面应加大宣传力度，可以以海报、黑板报、广播等形式进行，学校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灵活安排教育手段。
(二) 探寻适合的教学模式
探寻一个适合仫佬族中小学音乐舞蹈教育的教学模式，使其在传承仫佬族本土舞蹈文化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这要分三个步骤:
第一步，界定“四位一体”的教学模式。四位是指教师、家长、民间艺人、仫佬族民间舞蹈文化，一体是指学生。这是在仫佬族地区中小学传承本土舞蹈文化的最有效的教学模式。在这个模式里，应严格遵守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教师是主导，家长、民间艺人是合作伙伴，多方面互动，实现并依据学生所处的特定文化氛围，研究本土舞蹈文化教育传承对学生的价值和意义。
第二步，实施教学模式。该教学模式以学生为核心，进行多方面互动。那么，如何让民族地区的学生与本土舞蹈文化互动起来呢?首先教师鼓励和引导学生进行调查。在节假日期间，鼓励学生对其较熟悉的、周边的社区、乡村进行田野调查，收集仫佬族舞蹈文化。与此同时，民间艺人应积极与他们交流和沟通，家长也主动配合学生的收集活动。通过对家乡的文化、民族特色、民间舞蹈的形式、民间传说、民俗活动等这一系列民族文化资料的发现和收集，让学生感觉到仫佬族民间舞蹈近在咫尺。其次，探究本土舞蹈文化。对学生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鼓励学生与教师、家长和民间艺人进行互动交流，并一同探讨一些关于本土民间舞蹈的问题，让学生以虔诚的态度去看待祖先留下的优秀文化遗产。通过对民间舞蹈的本源追溯，了解自身村寨和本民族的舞蹈特点，引起学生对本土民间舞蹈文化的关注。
第三步，体验舞蹈文化。本环节是激活学生对民间舞蹈文化的感悟力，以体验的方式认识本土舞蹈文化。教学的过程是一个生命体验的过程，应鼓励学生展现收集的舞蹈文化，在全体学生面前表演，并带动其他学生参与。通过探索和实践，亲身体验仫佬族民间舞蹈文化，使学生与仫佬族舞蹈文化“对话”，实现学生和文化传承有机结合。
参考文献
[1]杨仲华，温立伟.舞蹈艺术教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资华筠，刘青弋.舞蹈美育原理及教程[Z].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6
有关经济危机论文范文一：经济危机经济学论文
一、经济学危机的表现
我们知道，经济危机的出现给各个国家的发展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即使是经济异常发达的一部分西方国家也不能抵挡经济危机带来的危害。经济危机的来势异常猛烈，即使是一些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也没有预测到经济危机的发生时间以及它所带来的损失。当经济危机首次出现时留给部分发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并且许多国家并没有找到应对经济危机的有效措施。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密切，经济危机渐渐的蔓延到了其他国家，并且严重地阻碍了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经济危机的出现不仅仅影响了市场的发展、大大的提高了各国的失业率，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较大的压力。
二、应对危机的经济学的措施
(一)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
随着我国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进步，我国相关政府渐渐的开始轻视实体经济的发展，这也是经济学出现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知道实体经济是一个国家经济的主要来源，实体经济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速度和综合国力。为了尽快的消除经济危机，减少国家经济的损失，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然后制定一套合理有效的实体经济发展策略。但是，在制定策略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并且还应该预测我国未来几年的经济发展情况，最后还应该借鉴国外部分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发展策略。另外，相关政府还应该颁布一些与实体经济发展有关的政策，并且要将这些政策应用到实际中。
(二)国民经济收入分配应该适当的向城乡居民倾斜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贫富差距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比较明显，在我国一部分地区，人们甚至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也无法解决，这是经济危机发生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我国，大部分的国民经济收入都用在了工业的发展方面，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发展方面，尽管近几年来，我国大部分城乡的经济收入也在大幅度的提升，但是与工业方面的经济收入相比，城乡的经济收入就显得特别微薄了。为了尽快的消除经济危机，我们必须要合理分配国民经济收入，将国民经济收入适当的向城乡居民倾斜，从而大大的减少我国的贫富差距，提高我国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进而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以及综合国力，最终极大的降低经济危机发生的概率。
(三)相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而我们知道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最大的成就就是制定了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正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的经济才可以发展的如此迅猛，因此，我们必须要始终相信市场，相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为了尽快的消除经济危机，恢复我国的综合国力，我国相关政府必须要认识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不断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加大市场的监督力度，不断规范市场的秩序，从而更好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另外我们还应该充分利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优势。
三、小结
经济危机的出现给各个国家带来了较大的损失，极大的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水平，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进程。但是，经济危机的出现也迫使各个国家审视自己国家经济发展的现状，并且认识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然后根据实际问题采取相对应的解决对策，从而促进经济更好的发展。众所周知的是，经济危机是国家走向富强的必经之路，如果我们可以正确对待经济危机，并且根据自己国家发展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对应得解决对策，那么我们不仅可以消除经济危机，而且还可以促进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进步。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正确的认识经济危机，并且采取相对应的解决对策，那么我们不但不能解决经济危机而且会使得国家的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
有关经济危机论文范文二：经济危机背景下公共产品供给问题
一、关于世界经济危机下对我国经济问题的几种看法
自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以来，次贷危机迅速变成了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全球范围内众多的基金公司、投资银行、商业银行纷纷倒闭，全球经济进入严冬。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中央出台了4万亿救市的计划，制定了十大产业振兴计划，采取多种措施鼓励消费、刺激内需。各地方也积极配合政府的号召，各种刺激内需的方法纷纷出台。然而中国经济问题是否只是单一的内需不足问题，这种内需不足是否只通过简单的刺激就可以解决?关于如何看待经济危机背景下我国经济发生的问题，目前有几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是，目前中国经济的问题是由世界或美国的经济危机引起的，持这种观点的人数是最多的。第二种看法是，在美国经济危机发生前，中国经济就已经存在问题了。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就持这种看法。在他看来，由于中国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旧发展方式中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因此，即使没有这场经济危机，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会出现问题。第三种看法是，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的问题与世界经济危机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关系，造成目前出口困难的原因与其说是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不如说是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提高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社会学界的孙立平教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第四种看法，即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的问题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外因即经济危机导致的世界经济整体下滑，外部需求减少，出口困难;内因则是我国处于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过程，而这个转型却迟迟转不过去，由此造成在外部需求萎缩的情况下，国内市场消化不了如此多的产能，整个中国经济进入严冬时期[1]17。我个人基本同意孙立平教授关于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论述，但认为，这种内因更是城乡二元结构这一结构性硬伤造成的畸形的国内需求市场。从这样一个角度看目前中国经济出现的问题，可以得出：尽管我们目前的问题是由美国的经济危机引起的，但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其实更类似于传统经济危机中的问题。故中国目前发展遭遇的困境，与其说是经济问题，不如说是社会结构问题，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体制造成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位以致农村市场需求发育不足的问题。
二、以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构筑走出经济危机的坚实基础
一直以来我国的主要目标就是建构一个现代国家所必需的现代工业体系。为实现这一国家目标，大量从农村汲取资源，通过农业税、剪刀差等形式将大量的农业积累转为工业积累，并采取城乡分治的管理体制，即以户籍制度为核心在城市和农村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和体制，实施城乡不同、工农有别的国民收入和利益分配格局，从而形成了迄今为止还存在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这种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仅仅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上，更反映在政府提供的公共医疗、义务教育、最低保障等基本的公共产品上。例如，多年以前城市就已经普及的医疗保障，农民居民却只是最近两年才享受到农村合作医疗的照顾，并且还没有普及。另外，农村居民收入中的一项重大支出就是教育，义务教育经费的不足，使农村居民自己承担大部分的教育费用。这种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失衡，使农村居民、尤其是农村贫困群体难以获得基本的公共服务，由此严重限制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的提高。这种由于畸形的社会结构导致的内需不足，需要通过社会改造、社会改革、社会进步才能有所改变，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我们国家的今天就是要通过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来完善社会结构、构筑走出经济危机的坚实基础。
第一，利用经济危机的机会加大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力度。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是与农业生产过程直接相关的各类生产性消费，农业生产严重依赖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保障。另外，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还可以有效地提高私人产品的边际投资产出，农民可将节省的资金投入到其他生产经营活动中以增加收入，从而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扩大市场的有效需求，进而刺激和拉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据测算，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对农业总产值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产出弹性系数为0.643，即每增加1元的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农业总产值将增加0.64元。并且，这个贡献具有长期边际收入效应[2]59。但是，我国在这一方面的投入却严重不足，就拿对农业生产最基本、最重要的水利设施来说，改革开放30年来几乎没有进展。据水利部统计，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相继建设各类水库827座。而数据显示，从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间，我国共建成大、中、小(10万立方米以上)型水库8.6万座。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大中小型水库87085座。827对比87085，30年来我国农田水利一直处于吃老本的状态[3]256。且这些水利设施多数年久失修，几乎不能使用，每年数千万亩的耕地受旱就充分反映了这一情况。现在农村居民大多数都要自己打井、自己购买水泵、水管、电缆等设备，这一套下来要花掉两千元左右，使种地的成本大大提高，不少地区出现抛荒现象。这不仅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影响了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大大降低了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加大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力度，短期就可见到的效益就是可以解决大量返乡农民工的就业问题，避免失业危机，并使其保持一定的消费能力。金融危机发生之初，农业部调查给出的失业民工人数为2000万。如此大数量的人群重新返回那因为不能满足他们的生活而使他们被迫离开的乡村，如果再没有工作，就更恶化了他们的生活。如果利用这支庞大坚实的劳动力队伍大力进行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但可以为农村以后的发展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还可以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另外，他们通过建设工作获得收入，也可以保持一定的消费能力。有了工作，人们就可以对未来有一个稳定的预期，这客观上也促进了社会和经济的平稳恢复。
第二，利用经济危机的机会加大农村社会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力度。农村社会性公共产品供给主要包括义务教育、文化、卫生、医疗、体育等社会事业、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以及计划生育、行政法律等。与生产性公共产品相比，农村居民享受到的社会性公共产品供给更是少之又少。可怜的九年义务教育到了农村地区也大打折扣，不仅教育条件差，而且农民自己承担了绝大部分的教育费用。其它的文化、卫生、体育、社会福利更是没有。其次，在其它国家都是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我国却只有城市居民才能享受到，8亿农民只能自己攒钱自己保障。几十年来农村居民一直怀着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的忐忑心理，生活在小病靠挨，大病等死的处境里，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别有病，否则一人有病、全家致贫。另外，大多数农民没有可以依靠的社会养老体系，老年人的生活主要依靠土地上的劳作和子女的供养。农村居民惧怕变老，惧怕生病。上学、医疗、养老成了农村居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使他们不敢花钱，也没有钱可花。这不仅使农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更严重制约了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在出口严重受阻，内需尤其是广大农村市场的需求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支撑的情况下，建立惠及广大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成为下一步经济发展的关键。通常我们都会以为，社会保障要花钱，必须等到经济繁荣、政府财政收入比较多的时候才有能力进行社会保障，这也是我们在社会保障领域经常听到的声音。然而，在30年代大萧条中，美国的经济状况也很糟糕，政府财政收入状况也不好，然而却坚定的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结果社会矛盾不但没有激化，反倒为走出大萧条和美国之后的迅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什么会这样?其直接原因是穷人借此度过了经济危机，人们建立起了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人们可以花钱了，这就解决了生产过剩和产品积压的问题，而这恰恰是传统经济危机的重要问题。这同样也是目前我国经济危机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农村社区；利益和谐；双重利益模式；平台困境：模式回应
中图分类号：D66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7)06－0063－06
农村社区的建设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进行的。和谐是农村社区建设的题中之义，而利益和谐是和谐社会的最基本要求。当前，农村社区在制度、市场、文化和组织等维度的利益非和谐现象凸现，严重制约着农村社区建设的进行，这种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现行的制度安排扭曲了利益机制作用的结果。因此，在制度的框架下运用利益机制实现利益和谐无疑是治本之策。在农村社区建设中，法律能够有效地规制公平竞争、缩小贫富差距、保护弱势群体、实现社会利益的和谐分配，形成良性利益机制，最终实现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为此，在法律框架下导入利益与利益机制原理，建构良性利益机制，对于解决农村社区建设中农村的利益和谐问题意义重大。
一、利益与利益机制的理性考量――和谐农村社区的一种理论视角
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利益是“人们通过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不同的需要”。人们的一切行动都根源于利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说到底就是利益关系。从哲学上讲，利益是利益主体对客体价值的肯定，它反映客体所满足主体的某种需要。利益理论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首先必须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用，满足人们的物质要求，即满足人们的物质利益要求。利益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前提和动力因素。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需要和利益是社会生产不断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因。任何社会变革归根到底都必须重新调整人们的利益关系，以促进和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以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的利益需要。从本质上来讲，利益是社会主体的需要在一定条件下的具体转化形式，它表现了社会主体对客体的一种主动关系，构成人们行为的内在动力。由此可见，利益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人们追求的一切都与利益相关，人类活动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利益。
由于利益是关系到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问题，由此形成在追求利益这一基本动因驱动下的人类进行社会活动的利益机制。因为社会发展是一个由无数的社会个体以及利益群体不断博弈的过程。高速发展总是要伴随着新的利益分化与组合，旧的博弈均衡会不断被打破，新的均衡会逐步建立。整个过程呈现出一个由均衡到非均衡再到均衡的动态的博弈进化过程。对一个社会而言，规则的改进就是制度的创新和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因此制度创新和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是实现和谐社会的现实途径。有学者指出，我国逐步形成的利益关系，特别是重大利益关系已经构成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与此同时，也构成了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社会危机的基础。原有的利益关系均衡被打破，利益群体的形态由隐变显，利益冲突由暗变明，利益差距和矛盾更加明朗，利益群体的利益观逐渐变强，利益冲突亦日益突出。笔者认为，利益机制是社会主体在一定制度条件下追求自我利益，并以利益为动力从事相关社会、经济活动，改造社会经济活动的对象，创造物质财富的各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在利益机制作用的过程中，如何实现利益的和谐成为建设和谐农村社区的关键点。
制度作为社会的规范系统，对调整利益秩序、协调利益冲突、减少利益分配的不确定性等方面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正如美国法学家庞德指出的，法律制度的根本任务就在于“尽其可能保护所有社会利益，并维持这些利益之间的、与保护所有利益相一致的某种平衡或协调。”由此可见，利益机制作用需要借助于法律等规范性制度中介得以实现。利益机制作用的实现就是在有效制度的框架下，社会成员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人们在制度对逐利行为的鼓励作用下，并在制度所建立的行为规制体系中，达到个人利益之间、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协调发展，减少社会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最终促进社会的发展。而在现阶段的我国，社会利益主体在利益关系上发生了重大调整，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利益机制被扭曲了，导致社会利益主体之间的距离拉大，出现不平等非均衡发展的现象，再加上利益结构分化的弱质性、不平衡性以及利益整合机制的缺乏，利益表达机制的软弱，造成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之间呈现出矛盾和冲突的态势。这种利益矛盾不仅表现在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之间，即使在同一利益群体内部也存在着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进而导致大量的非和谐因素的出现。
利益和谐是指在制度的安排下，利益的产生、分配、表达及保障等环节和谐有序，使各利益主体的需求得到有效供给。利益和谐是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是社会能够整合且能全面发展的关键。人类社会就是在利益和谐一利益非和谐一利益和谐中发展和进步的。因此，要在利益调整中找到新的利益平衡点，在利益机制作用下，进行合作博弈，达到利益和谐，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制度创新，构建良性利益机制。具体到农村社区建设中，就是必须协调好各个利益主体的关系，减少或避免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的矛盾冲突，加快建立和完善相关的利益机制，让一切有利于农村社区建设的资源都充分发挥作用。
二、利益非和谐因素的现实提炼――建设和谐农村社区的实然困境
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农村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农业得到了高速的发展，农民社会地位也有了很大提高。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在我国社会不断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农村社会的各种利益冲突日益凸现，农民社会地位边缘化，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最大的“社会弱势群体”(social-vulnerablegroups)，农村社会的利益不和谐现象越来越突出。究其原因，我们可以寻根到影响人类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四个基本度――制度、市场、文化和组织。
(一)制度失调：城乡二元体制扭曲化
从严格意义上讲，城乡二元体制是一个多向度中性的社会经济现象。在经济层面，表现为城镇与乡村在所有制及其在交换、分配、就业、税赋等方面存在的政策差异；在社会层面，则表现为城镇与乡村居民在教育、医疗、劳动、社会保障、养老、福利等方面适用不同的政策。长期以来。城乡二元体制被赋予了多种不合理的价值倾向和利益因素而被扭曲化。具体来说，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不合理利益倾向突出表现为我国农民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在社会、经济、法律
等方面享有不对等的待遇和权益。这种城乡不平等的现状具体表现为：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剥夺了农民迁徙和居住的自由；农民承受着不该由他们承担的重负；长期存在的“剪刀差”损害了农民的利益；社会保障制度只面向城市居民，而农民则被长期排斥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在城市建设用地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城市剥夺农村的现象。
城乡二元体制被扭曲化的存在具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经济根源和具体制度的根源。在建国初期，这种二元治理模式是符合当时国家的利益取向――赶超型的现代化经济发展，是在当时工业优先发展的利益机制下一种较为合理的制度安排。世界各国经验表明，工业化初期都要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农业、剥夺农业，用农业剩余来支持实现工业化。根据当时的具体国情，我国选择了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发展战略，这就需要在初期动员一切财力、物力作为重工业启动资金，农业自然首当其冲。然而，在我国持续发生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制度变迁过程中，这种城乡二元体制得以沉淀、延续，乃至进一步被扭曲化，必然使得资金、农产品等农业生产要素和农村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工业和城市。这种短期性的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实施，只能维持工业化暂时的快速发展。从长远来看，它不但不能支持工业和城市，反而制约了工业、城市、农村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快速发展，使得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自然资源遭到极大浪费和破坏，农业资金积累不足，农业技术进步缓慢，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农民的利益遭到严重损害，从而造成了农村社会种种利益不和谐的现象。因此，农村社区建设中要实现农村的利益和谐，必须要通过制度创新，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逐步建构有利于促进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制度体系。
(二)市场失灵：发展资源配置非和谐
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能使资源流向效率较高的部门，从而实现“帕累托最优”。市场是资源配置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农村要发展，农村的市场化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村社区建设就是一个农村市场化的过程。而目前，我国农村市场尚不成熟，农村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市场体制不完善的问题，如农村交通不发达，市场数量少，基础设施落后，层次低，农产品卖难的问题突出；市场制度不健全，垄断经营，强买强卖现象严重；政府对市场的不规则干预过多，使市场机制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依然存在，农民在市场交易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农村要素市场发育缓慢，生产要素市场欠发达，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科技市场远未形成，以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尚未完全确立，还不能有效配置农村资源。此外，我国农民一般采取独立、分散的小规模经营模式，农户之间缺乏横向联系，面对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时往往缺乏保护自身利益的能力。再者，由于受传统农业思维和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分散农户的商品交换、交易方式落后，商品竞争意识和市场风险意识总体上不强，在与组织化、专业化程度较高、竞争意识强的其他市场主体的利益博弈中往往处于劣势，利益被剥夺、流失的现象严重，农民增收困难，农业的发展缓慢。
另外，由于农业的弱质性以及农业的部门利润较之其他生产部门低，市场的介入将会使农村优质资源在利益的作用下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的其他高利润部门，从而进一步制约着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进步。
(三)文化乏力：技术迟滞与精英流失
文化是一个复合性、综合性的概念，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因素之一。文化只有存在于适应的社会中，社会文化中的价值因素通过一定的方式传输给社会成员、促进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的演进和改变，从而激发人们身上所蕴含的潜能，以致在现实中焕发生机勃勃的生命力。农村社区建设需要形成一种崇尚科学文化，以先进文化为正驱动力的动力体系。文化的一个突出的动力作用就是孕育社会精英，从而间接推动社会的进步。
农村社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内发的性质，而这种内发发展的原发性力量就是农民，农民的代表就是农村社会精英。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农村精英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他们在农业科技现代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主体性积极影响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利益分配的积极推动等方面。而我国长期以来的对城乡二元体制的扭曲使得国家对于农村的教育、科技等文化领域的投入十分有限，使得农村的技术迟滞，造成了农村文化发展的制度性屏障，无法形成农业的技术化经营和产业化的规模。可以说，在中国现行的制度框架下，由于制度和市场的双重剥夺导致了农村科技文化发展的严重滞后。科技文化土壤的缺失，不仅使农村精英的产生受到了本源性的障碍，也造成了农民思维意识的封闭，大大降低了农村社会本身塑造精英的可能性，进而导致农民的发展权不断丧失。另外，在市场的利益导向作用下，农民作为理性的社会人，个人价值取向发生了扭曲，他们对于现行体制的适应变成了“民工潮”现象。由此导致大量的农村精英流入城市，进而加剧了农村的技术落后，加大了农村社区建设的难度。因此，从根本上说农村精英流失与缺位是在现有制度安排下利益机制作用的负面影响。
民族和国家的振兴，没有大多数人的积极主动参与是不可能成功的。而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70％左右的人口集中在农村，我们的农村社区建设没有农民的参与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要赋予农民应有的文化权益，实现其文化利益，改变现阶段的技术迟滞和精英缺位问题。
(四)组织缺位：利益和谐的平台困境
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组织建构体系中，对农村中间层组织的培养、发展和规范被置于重要地位。美国在政府支持和《农业调整法》不断修订和完善的背景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进行持续的兼并使其规模不断扩大。日本在《农业基本法》中规定了农业团体的地位，并制定配套法律――《农业协同组织法》。作为一种改变单个农业生产者和大市场之间进行不对等交易状况的制度安排，农村中间层组织正发挥着一种独特组织形式的巨大作用，应该成为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村稳定和农业发展的重要主体力量，成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组织载体。在我国，农民的生产经营一般是个体性、分散性的小规模经营模式，农户之间、农户与市场之间缺乏紧密联系，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对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的评估和防御能力比较弱，对于自身利益的保护不足，出现构建利益和谐的平台困境。我国农民应在组织化和专业化程度上进行提高，进而增强竞争意识，提高与其他市场主体的利益博弈能力，使农民利益免受剥夺，实现农民增收、农村稳定、农业发展。可见，我国农民要改变自身的弱势地位，保护自己的权益，必须提高自身的组织化程度，建构能代表和保护自己利益的利益组织体――农村中间层组织，作为实现农村社区建设中利益和谐的平台。
我们在对农村中间层发展与规范的研究中发现，
农村中间层组织涉及到许多与外部行为主体的关系，包括与政府的关系，与城市强势市场主体的关系，与其他市场主体的关系等，应寻求他们之间一个利益联结点，保证他们之间关系和谐、共同发展。另外，应对农村中间层组织设立的基本原则进行构建，对农村中间层组织的内部资本制度、产权制度、组织制度、分配制度、责任制度等制度体系进行完善，改善其外部制度环境。在农村中间层组织发展与规范中要发挥各方力量，做到政府力量的适当控制、市场力量的合理发挥、社会中间层力量的积极调动，作出三者之间权利配置、力量整合、责任明晰、利益和谐的制度安排。
三、利益机制的多向度良性建构――建设和谐农村社区的模式回应
对农村利益非和谐因素实然分析可以看出，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利益和谐问题，是一个庞大的社会性、系统性工程，仅从某一个方面进行对策性研究，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社会各阶层之间关系的调整，实际上是利益关系的调整，而建立和谐的利益关系，对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各利益主体，将会起到积极的引导、协调和保障作用。我们应发挥以普遍化和标准化为特征的制度优势，特别是法律在保护农民利益时所产生的利益机制作用，从而最终实现和谐的利益关系。因此，必须着眼于农村社会的实际，多向度进行探讨，在法律的框架下从双重利益模式和谐互促、利益聚合到利益和谐的转变和农民个体利益的实现等层面进行多元利益机制的架构，深入研究利益机制对农村社区建设的影响和作用，促进农村社区建设的顺利进行。
(一)双重利益模式和谐互促：利益机制的协调与良性互动之宏观视野
根据米格戴尔提出的“国家的社会嵌入与互动论”分析范式，国家嵌入于社会当中，并与社会发生互动，而且两者处于一种相互转换过程之中。根据这一理论，在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双重作用下，政府会采取某种选择，而这种选择以政府的相关政策或行为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对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的能动作用是巨大的。这种双重利益模式正是在利益机制中应加以恰当利用的互促形式。
第一，在社会公共利益层面。社会公共利益反映的是社会与其环境中对其牛存和发展具有一定意义的各种事物和现象之间的关系。一定社会的需要一旦具体化为社会公共利益，就会成为政府活动的基点与归宿，以实现其社会公共利益的安排。其中法律在这一层面的本质特征最为鲜明，这是法的独特价值之所在。政府在现代的经济活动中是一种主导型主体，是一种领导性、管理性力量。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为了达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优化，政府被赋予了宏观调控权和其他的经济职权，而恰当的行使这些职权，是政府对于社会公共利益最优化的追求，由此形成社会公共利益对于政府的利益作用。从另一个角度考察，政府作用的发挥是通过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参与，政府对施动对象的决策对于其他的利益主体具有巨大的驱动作用，甚至可以对社会的发展方向产生重要影响。
第二，在个体利益层面。在农村社区建设中，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利己心必然会使人去选择优越的有利的事业。在农业受到保护时，就没有一种职业能和农业一样可以保证获得确实的利得。因此，农业可以由那些把必要的财富拿来投资的人而获得复兴。”可见，在农村社区建设中，个体利益(主要是农民利益)会对政府的相关决策发生作用，其通过对市场的参与行为，以其参与信息和利益实现状况对政府的决策进行现实反馈。而政府作为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动者和主导性力量，其职权的恰当行使对于个体利益的实现与社会公共利益的最优化具有促进、强化和协调作用。
在农村社区建设中，我们应从利益的产生和分配方面建立政府宏观层面的利益机制。政策着力点应在充分考虑农业、农村和农民现状的基础上，进行恰当的利益引导，政府应从以下几方面人手进行合理的利益引导：首先，坚持非均衡发展的原则，实现政策的差别，因为现在的城乡差别已经不是发展速度问题，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实现利益的实际均衡必须给予农村发展建设的加速度；第二，冲破制度坚冰，改革户籍制度，将户籍制度中所附加的不合理利益因素及价值倾向从该项制度中剥离，还农民以“国民待遇”，给予农民最基本的平等权与发展权；第三，完善农村投入制度，特别是加大对于教育与科技的投入力度，培育农村精英，实现对于农村的实质意义上的政策倾斜，并逐步形成制度化投入机制；第四，实现基层政府的综合性职能转变，明确其在农村社区建设中的经济协调者、生产服务者、市场培育者等方面的定位。
(二)从利益聚合到利益和谐：农村社会中间层的促生完善之中观视域
马克思的利益理论论证了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根本动因是对利益的追求；处于社会利益结构体系中的个人只有成为利益集团成员才能维持其社会、经济地位和保证其根本利益。David B.Thman认为，利益集团是指一种在其成员所持的共同态度的基础上，对社会E其他集团提出某种要求的集团。当前我国城乡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十分悬殊，农民处于弱势地位已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由于农业生产在经济上具有弱质性，因而更加需要合作，以联合起来的集体力量共同抵抗各种利益侵害。否则农民在中国社会利益博弈中，其所表达的利益始终不能形成对决策的有效参与和影响，不能通过组织化形式和集体的力量来争取自己的正当利益。正是在这种聚合利益的作用下促生了农民组织化利益表达的机构的诞生――农村中间层组织。有学者指出，组建中国的农业利益集团，通过在法律的框架内就“三农”问题进行利益表达与矛盾疏导，不仅可以逐步恢复农业的造血再生功能，而且可以避免基层矛盾的极端式触发，在政府、社会各利益集团和农民之间构筑起缓冲与调和的通道，有着巨大的政治与经济意义。而法律对于社会中间层有着特别的关怀。社会中间层主体是指独立于国家经济管理主体与市场活动主题，为政府干预市场，市场影响政府及市场主体之间相互联系起中介作用的主体。基于对社会中间层的促生，就需要农村社区建设中，在利益的协调与表达层面建构中观的利益机制――农村中间层组织。我们认为可以通过以下措施对农村中间层组织加以完善。
首先，弥补农村中间层组织法律主体缺位问题，进一步明确农村中间层组织的法律地位，形成有效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目前我国农村中间层组织主体的法律地位模糊，没有完全独立的法律地位，在很多事务上受行政机关很大的制约。而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农村中间层组织的主体作用将进一步发挥，将成为农村社区建设利益分配过程中的协调主体，所以要大力发展农村中间层主体，赋予其明确而独立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人格，政府也要把具体的利益协调机能赋予农村中间层主体，使他们拥有相应权限，保障其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对于农民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及文化利益组织化争取；其次，完善农村中间层组织体系，加强农村专业性经济合作组织建设。农村中间层组织是
农村社区建设的主体之一，要实现其在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利益协调作用，必须建立完整的组织体系，即建立各种农村专业性经济合作组织对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各种利益参与协调与分配，各种组织相互独立，相互配合，实现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的利益和谐。最后，要建立农村中间层组织的利益联动，农村社会中间层本质是在农民的聚合利益机制下建立的，是利用农民集体力量来对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利益进行协调，即以农村中间层组织具体运作为平台，实现对农民利益的表达与协调。
(三)实现利益和谐终端突破：农民个体利益的导向与保护之微观视角
经济学的理论表明，农民也是具有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农民是中国各利益群体中的现实主义者，农民与其他社会个体一样要追求自身利益。对自身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追求，形成了在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原发性力量――对个体利益实现的追求。作为农村社区建设的主力军，农民能够发挥出巨大的内发性力量，而内发性力量是农村社区建设的根本动力，左右着农村社区建设的成败。因此对于农民的利益导向与保护至关重要。没有农民利益的保护，就会影响社会的安定，影响国家的稳定、繁荣和发展。农民利益是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经济利益是农民最基础的利益。现阶段，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农民利益的矛盾与冲突问题日益突出。各社会主体作为“经济人”展开对社会利益的争夺，这就需要对利益争夺中处于弱势的农民及其利益进行特殊保护。实现利益机制作用的最主要方式是制度，因此在以制度实现对农民利益的导向与保护具有当然性。法律对农民利益的导向与保护体现在对农民市场交易过程中利益实现的关注，我们需要在法律的框架下，架构利益的实现与保障层面的微观意义上的利益机制。
首先，农民作为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得到应有确认。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体制下，户籍制度中的不合理的利益因素与价值倾向实际上制造和巩固着城乡居民之间的实质不平等，而在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农民作为原发性力量的社会角色及其待遇应得到法律的明确承认，这就要求在法律面前推动市场主体地位的平等，进而实现在文化利益上的平等，实现人才回流，精英归位。其次，切实保障农民在市场交易和分配中的公平待遇，需要通过合同制度、价格制度和竞争制度等相关法律制度的有机组合，并在此组合中实现对农民利益的保障。再次，确保农民参与市场运作的权利实化。因为农民的合法权益的实现是客观上推动政府决策的终极力量。最后，使农民行为得到恰当引导。正如前文所述，农民也要追求自身利益，在利益机制下，要求我们用利益来引导农民的行为，政府可以利用税收、信贷、金融、投资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运用经济手段来引导农业的健康发展。
一、冷静分析所引发的教育思考
2008年，学校新班子上任以后，首要的任务是开展调研。通过对教师进修学校内部与外部的走访、座谈和查阅档案资料，我们发现了很多问题。经过认真梳理我们认为，给我们工作带来困惑、制约学校发展的大问题不外乎是以下三个问题。
问题一：教师进修学校的内部问题。长期以来，教师进修学校的教研、科研和培训部门几乎都是相对独立的，总体上说是各行其是。长此以往，产生了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教研跟着感觉走，科研高高在上头，培训就像大帮哄，实效不强缺真功”。基层学校不欢迎、学校老师不满意。随着这些问题的产生，教师进修学校的作用就会逐渐减弱，以至于有些时候出现了教师进修学校可有可无的局面。
问题二：城乡教育的反差问题。林甸是一个半农半牧的县份，近几年来，县委、县政府带领全县人民只争朝夕、奋发图强，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发展，教育也呈现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可是由于经济还比较脆弱，发展不可能齐头并进，城乡差距逐渐凸显。城乡教育的差别、城乡教师的差别随之显现，如何缩小城乡差别，实现教育均衡发展是我们必须面临的一个问题。
问题三：全县教育的整体问题。长期以来，林甸县一直是国贫县，林甸县的“普六”工作、“普九”工作都是全省最后一个通过验收的县份。这无疑是教育基础薄弱，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不高，教学水平与教育质量相对较低的原因所致。如何使林甸教育摆脱这个困境，走出低谷，缩小与周边县份的差别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大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如何采取对策，是我们必须认真冷静思考的重要课题。
二、科学应对所产生的积极变化
针对问题一，我们认真研究了问题出现的原因。从教科研工作来看，教研活动因学科间、领域间知识、思维、方法存在的差异较大，上级业务部门很难做出整齐划一的硬性规定，因此教研工作各自为政的现象比较严重。科研工作往往是上面常提、领导常说、下面很少做；从培训工作来看，上级培训部门要求的硬性任务较多，按照国家规定动作三五年来一遍，由于培训部门人力较少，对学科的针对性照顾不够，导致表面文章多、实际效果差。正基于此，我们通过整合学校内部资源，提出了“研（教研、科研）训（师训、干训）一体化，开展教师专业化培训系列活动”的主张。我们以基层学校为载体，在县第二小学、县第二中学、黎明小学和红旗中学相继开展了“科学利用每一天”、“关注成长 关注成才”、“用心经营，和谐高效”和“强化管理，争先创优”为活动主题的系列活动。每次活动我们都让培训部门牵头，中教、初教、艺体、信息、电教、科研和学会等多个部门科学分工，密切配合。做到活动之初有周密计划，活动之前有科学指导，活动之中有精彩互动，活动之后有认真总结。上述活动内容丰富、参与广泛、交流踊跃，注重以人为本、全面发展，诠释了新课程的核心理念。大庆市教师进修学院、林甸县教育局的领导参加了活动，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些活动是教师专业化培训的成功范例。
研培一体应该有两个内涵：一是研培队伍的一体化，二是研培内容的一体化。上面的活动属于前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学研究是教师培训工作的一个重要实践环节，教师培训也能更好地促进教师参加教学研究。因此可以说教研既培训，培训为了更好的教研。我们的培训工作还有许多值得一提的内容，但是每项培训内容，我们都不是因培训而培训，而是融入了深化教学研究的内容，可以说达到了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可谓既风风火火、又扎扎实实，既有上级的规定动作，又有我们自身的自选动作。
几年来，全县的教师培训工作每年一个重点，一步一个台阶。相继进行了教师通识培训、教师专业培训和教师提高培训，东北师大教师教育创新林甸实验区校长高级研修班在东北师大隆重开班，创立了小学语文“慧智名师工作室”和初中语文“阳光名师工作室”，实施了“名师打造”工程，举办了“校长论坛”、“名师论坛”和“教师教育创新论坛”。除此之外，我们还上下总动员，实施了“国培”“计划”；稳扎稳打，完成了校本培训；把握入口，进行了新教师岗前培训；针对形势，开展了特岗教师培训；把握机遇，迎来了英特尔未来教育培训；提高水平，进行了学历提高培训等等。研培一体的培训开阔了校长、教师们的眼界，丰富了专业知识，增强了自身素质，提高了实践能力。
针对问题二，我们分析到，农村学校规模小、师资少，许多地方同一所学校同学科只有一个人，甚至几个学科只有一个人教，缺少研究场所、没有研究氛围。因此，教师的水平提高慢、学生的成绩比较低，城乡的教育质量差距逐渐拉大。怎么办？建立一种机制，把他们绑在一起。于是我们采取了“城乡中小学划片 开展联片教研”的活动方式。我们把城内4所小学分别穿插到农村8个乡镇，分成4个区域进行联片教研活动。全县9所初中，分成3个区域进行联片教研活动。为了能够及时分享优质资源，产生更好的效果，中小学的划片并不固定，隔几个学期就进行一次重新组合。联片教研活动以校际合作、区域联动、优势互补为行动策略，以教师发展为根本，以有效教学为主题，以高效课堂为突破口，深受基层学校的欢迎和好评。截至目前，中小学共展示教研课402节。联片教研活动的开展，拓展了教研领域，优化了教研力量，极大地促进了教师的专业成长。这种“城乡联动――示范引领――整体推进”的联片教研方法，促进了学科交流，提高了教学质量，推动了教育的均衡发展。
有效开展教育科研工作也是缩小城乡差别的重要手段。几年来，由于我们重视科研工作，并为科研工作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因此我们县的科研工作势头一直很好。我们圆满完成了“十一五”课题的全部研究工作，没有一个课题因故中断，流失率为0。52个各级各类课题均通过审查验收达到百分之百结题。“十二五”开局，我们教科所、教育学会的各级立项课题就多达80几个，我们教师进修学校提出了《提高中小学教师专业素质的实践研究》课题，这是一个能够统领全局工作的重大课题，并确定了五个一级子课题与七个二级子课题。2011年该课题被确定为大庆市“十二五”期间攻关课题，2012年该课题又被批准为黑龙江省教育科学重点课题。目前，这个课题进展良好，将对我们的研培工作和教师进修学校的整体工作起到积极推进作用。
针对问题三，我们认为教师整体素质的提高既要练内功，又要借外力。练内功就要肯于专研，同行之间就要多研究、多探讨；借外力就要走出去，请进来。都走出去学习培训不现实，人力不足、时间不够、经济不允许。有没有人在家中不走也能达到与走出去同样效果的办法呢？经过研究，我们选定了突破口――开展网络教研。我们的中小学网络教研工作经历了探索、尝试、实践到逐步完善的过程。总体上突出了六个字：一是高度重视、强化意识，在网络教研认识上突出一个“高”字；二是指导培训、健全制度，在网络教研管理上突出一个“严”字；三是面向实践、学以致用，在网络教研平台上突出一个“宽”字；四是细心研究、不断深化，在网络教研探索上突出一个“钻”字；五是全力组建、发挥作用，在网络教研团队上突出一个“优”字；六是促进提升、推动发展，在网络教研效果上突出一个“好”字。如今网络教研在林甸教学这片沃土上已遍地开花，全县已有6名教师被评为省级网络教研先进人个， 2所学校被评为省级网络教研先进学校。
对于借外力，我们县还有一个偏得的天赐良机。2008年，林甸县有幸成为东北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创新实验区，东北师大的宝贵资源可以为我所用，使得我们充分借助外力的思考变成可能。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就会对前面我们产生困惑的三个问题获得不同程度的破解。我们通过“雁过拔毛”即：东北师大来的领导和教师必须留下讲座、“追雁拔毛”即：派领导和教师去东北师大学习和“引雁拔毛”即：请东北师大专家到林甸讲学的方式，不断挖掘东北师大的宝贵资源。《教育的本质就是为了生活》、《生命教育与教师的专业发展》、《像教育家一样思考和实践》、《有效教学与高效课堂》等一大批精品讲座为林甸教师的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各位专家站在教育的前沿，用一个个浅显易懂的生动实例，阐述了一个个经典深奥的道理；用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诠释了有效教学与高效课堂、素质教育与新课程改革。五年的时间，东北师大为林甸县培训教师近万人次，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力度，专题片《直挂云帆济沧海》就是教师教育创新工作的全面展示。
三、持续发展所带来的可喜收获
重温我们的研培一体、教师发展轨迹，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迷茫困惑、探索出路为第一阶段；振奋精神、积极行动为第二阶段；初具特色、创新发展为第三阶段。
值得高兴的是，在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同时，我们的名师群体逐渐凸显。如：小学英语教研员张迎春老师精心培养的英语名师韩伟，让第一小学成为英语特色学校，让小学英语走出了林甸，成为广西南宁“绿城之秋”的一个知名品牌；小学数学教研员王金玉老师指导的第二小学数学教师孙艳艳，被《北师大数学工作室》聘为“新世纪小学数学网络指导教师”，成为四川成都“第十二届全国新世纪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系列研讨会”的一个精品；幼教部王金玉、李娜老师的倾情打造，让旭日幼儿园的教师各个优秀，使旭日幼儿园成为林甸县乡村幼儿园的一座丰碑；师训部王芳老师的指导的第四中学教师孔令琴、实验小学教师谷丽娟，带领着“阳光名师工作室”和“慧智名师工作室”使之成为中小学语文学科教学与研究的高端阵地；五年来，全县教师队伍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教师们的教育观念得到了更新，教学方法得到了改革，教学成绩得到了提高。在全省各项教学比赛、教学竞赛活动中，仅获得省级一等奖以上的获奖者就多达38人次，这是历史的突破。目前，全县教师重学术、谋发展的氛围浓厚，一个学习型、研究型教师团队正在形成，必将成为林甸教育振兴发展的中流砥柱。
研培一体化活动的开展，彰显了教师队伍建设的新特色，让培训者培训有了实践的舞台，让教师专业发展有了精品的展示。2009年3月，东北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创新实验区工作会议在林甸召开，教育部、东北师范大学与东北三省教育厅及实验区的领导参加了会议，林甸的教师教育创新工作经验得以大面积推广；2010年《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第10期发表林甸教育的文章“研训一体 开创教师教育工作新篇章” ；2011年，黑龙江省教师进修学校校长联谊会在林甸召开，校长代表林甸县教师进修学校做了题为“科学完善自身功能 不断实现自身价值”的经验介绍。文章被收入《中国名校成功之路》；2012年，承蒙东北师范大学推荐，江西师范大学邀请，校长在江西师范大学做了题为《合作双赢之路》的报告。报告就几年来林甸县与东北师范大学开展“教师教育创新”工作进行了回顾和展望。“积极主动、高度负责、科学规划、整体安排、整合资源、不断创新”的林甸模式得到了大家的高度评价和积极肯定。2013年，大庆市基础教育研培工作在林甸召开现场会，林甸县教师进修学校分别做了题为《创新培训工作，全面造就高素质教师队伍》和《同历网研艰辛，共享成长快乐》的研培工作汇报。校长做了《整合资源 研培一体 开辟教师特色发展之路》的经验介绍。林甸的研培工作经验得到了区域性的推广。2014年，大庆市教师进修学院举办基础教育首届研培文化周活动，九个区县六项比赛，林甸县教师进修学校取得了团体总分第二名的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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