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2 09:48:25
导语：在朱熹道德教育方法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朱熹重视教育对于改变人性的重要作用。他从“理”一元论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出发来解释人性论，提出了人性就是“理”，就是“仁、义、礼、智”封建道德规范的观点。他说：“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禀，故谓之性。”
与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相联，朱熹主张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他说：“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在朱熹看来，要克服“气质之偏”，革尽“物欲之蔽”，以恢复具有的善性，就必须“尽人伦”。所以，他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也明确把上述五伦列为“教之目”，置于首位，指出“学者学此而已”。
从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的思想出发，朱熹严厉抨击了当时以科举为目的的学校教育。
他认为：“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然而，当时的学校教育却反其道而行之，士人“所以求于书，不越乎记诵、训诂、文词之间，以钓声名，干利禄而已”，完全违背了“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的本意。他尖锐地指出：这样的学校，其名“虽或不异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因此，他要求改革科举，整顿学校。朱熹针对当时学校教育忽视伦理道德教育，诱使学生“怀利去义”，争名逐利的现实，以及为了改变“风俗日敝，人材日衰”的状况，重新申述和强调“明人伦”的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朱熹的教育思想在他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并贯穿到他整个的学术活动之中，身体力行。1173年，朱熹作《重修尤溪庙学记》，并为尤溪学宫题写《明伦堂》匾额，也体现了他的这一教育思想。朱熹19岁登第后，除了在地方上当官7年（一说9年），在朝任侍讲46天，四十多年都在致力于讲学传道，著书立说。朱熹一生从事教育，教化民众，可谓桃李满天下。据《紫阳朱氏建安谱》记载，朱子门人可考者有蔡元定、真德秀、彭龟年等321名，不仅具名姓，且附列简历。明人伦的教育思想在他本人的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佐证。同时，他对当时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的批评也是切中时弊的。朱熹提出教育分两个阶段，8至15岁入小学，15岁之后入大学。“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朱熹主张以小学而言，主要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至于发掘和探究事物之理，则是大学教育之任务。“大学是穷其理”，“小学是事亲事长且直理会那事，大学是就上面委曲详究那理，其所以事亲是如何，所以事长是如何”(《朱子语类》卷七)。故若小学能受到很好的教育，“便自养得他心不知不觉自好了，到得渐长更历，通达事物将无所不能”(同上)。朱熹的教育主张，跟他的教育目的论是密不可分的。其教育目的论是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为基础，认为教育目的在于明人伦，所谓“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近思录》卷九注文)同时，他主张学校要培养“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的人才。他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明确指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利禄而已也。”在《玉山讲义》中又说：“故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辑语言、造作文辞、但为科名爵禄之计，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充分表现了朱熹办学的目的，这也是他教育思想的一个主要方面。结合当今的九年义务教育来看，许多十五六岁的学生上完初中就失学了，很让人担忧。我们的教育体制和学校教育是否有值得人们深思的地方呢？
二
道德教育是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朱熹全部教育思想的精华亦集中于此。朱熹十分重视道德教育，主张将道德教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他说：“德行之于人大矣……士诚知用力于此，则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就是说，德行对人有重大意义，不仅可以修身，而且还可以推而广之去治人、治国。因此，古代的教育者都把道德教育置于优先地位。反之，如果缺乏德行而单纯追求知识，人就会像离群的“游骑”，迷失方向，而找不到归宿。
他常以孔子所谓“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这句话来教育学生，且认为“此是古今学者君子小人之分，差之毫厘，缪以千里，切宜审之!”(《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一)他坚决反对“学圣贤之理，为市井之行”的人。当时许多读书人都把做学问看作是中科举，猎取官禄的阶梯和资本，朱熹对此是极为反对的。他提倡所谓“复天理，灭人欲”，实质上是以儒家的道德伦理来教育学生，“使之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得朝廷之用”(《濂洛关闽书》卷十六)。朱熹始终把德育放在领先的地位，把德育与智育融为一体，既教学生以知识，又教他们怎样做人。在他看来，小学教育是基础，是“培根”的工作，故从小向儿童进行道德品质教育尤其重要。
朱熹认为，儿童必须学习和掌握的“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畏隆师之道”方面的伦理道德皆蕴藏于儒家经典之中。“道之在天下，其实原于天命之性，而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其文则出于圣人之手，而存于《易》、《书》、《诗》、《礼》、《乐》、《春秋》孔孟氏之籍”（《朱文公文集》卷十八《徽州婺源县学藏书阁记》），因此，儒家经典乃小学教育的基本内容。
朱熹平生编写的大量著述中，儿童用书占有很大的比重。如《论语训蒙口义》、《易学启蒙》、《小学》、《四书集注》等，都是他亲自编写的儿童读物。特别《小学》和《四书集注》，一直为宋末和元明清三代六七百年间封建统治者作为正统的小学教材。
朱熹编写的这些儿童读物，都把宣扬儒家思想放在首位。如《小学》一书乃博采六经、史传以及孔子后学著作中有关忠君、孝亲、守节、治家等内容的格言、故事、训诫等编写而成，集中反映了儒家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正如朱熹自己所言：“修身大法，小学备矣”、“后生初学，且看《小学》之书”（《朱子语类》卷七），那是做人的样子。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还拟订了许多道德教育规范：“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已。”并强调“学者学此而已”(《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朱熹又在《德业相劝》中说：“德谓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仆，能肃政教，能事长上，能睦亲故，能择交游，能守廉介，能广施惠，能受寄托，能救患难。能导人为善，能规人过失，能为人谋事，能为众集事。能解斗争，能决是非。能兴利除害，能居官举职。”上述列举的这些“能”，要是真能做到，那就成为一个尽善尽美的人了。这虽是朱熹写的《增损吕氏乡约》一文中的条文，但也可以说是朱氏的道德教育观的基本内容。
三
至于德育的方法，在朱熹看来，青少年德育最突出的特点是“先入为主”。他认为青少年思想单纯，最易受社会上各种思想影响，一旦接受了“异端邪说”，再教以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就会遇到抵触。可是，“非礼之端不能禁外之不来，而能禁内之不往”(《续近思录》卷十二)，是故只要我们把“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只要“先入为主”，就可免“扦格不胜之意矣”。(《小学集注·原序》)朱熹强调婴儿坠地之后，乳母之教，尤为重要。长到6岁，要教以数目、方名等浅易知识。8—15岁为小学阶段。“人生8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大学章句》)。朱熹主张家长对青少年必须严格管教，切不可使其娇生惯养。如果“从幼便骄惰坏了，到长亦凶狠”(《小学·嘉言》)。所以家庭教育不可有丝毫放松。为便于教育从幼年抓起，朱熹亲自为儿童编写了一本《童蒙须知》作为教材之用。
朱熹继承了孔子关于“少时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的看法。他认为只要使青少年日常一言一行都能遵循一定的礼仪守则和规范去做，日子久了，自然会形成习惯，长大成人后就能遵守伦理纲常而不违。可见培养青少年良好的道德习惯是儿童道德品质养成的关键所在。
如何能有效地培养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习惯呢?朱熹认为须从具体的日常事务入手，所谓“圣贤千言万语，教人且从近处做去”(《朱子语类辑略》卷二)。为此，他主张培养青少年道德行为习惯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社会伦理具体化和条理化，让青少年遵照履行，为使他们“洒扫应对，入孝出悌，动罔或悖”(《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朱熹在其撰写的《童蒙须知》中，对儿童衣服冠履、言谈举止、待人接物、洒扫应对、读书写字等日常生活习惯和行为准则都按照儒家的标准作了具体规范，比今天的《小学生守则》还要细致，要求青少年遵循不违，诚履笃行，庶几将来“自不失为谨愿之士”，甚而“入于大贤君子之域，无不可者”(《童蒙须知》)。
朱熹虽然强调青少年的“行”，但并不等于说不重视“知”。他认为要形成青少年的良好道德行为习惯还必须同时向他们灌输社会伦理道德观念，这正如他所指出：“为学之实，固有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然欲行而未明于理，则其践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答曹元可》)他形象地以眼睛和脚的关系来比喻行和知二者的关系：“知与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朱子语类》卷九)行与知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四
朱熹关于道德教育的方法，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曰立志。朱熹认为，志是心之所向，对人的成长至为重要。
因此，他要求学者首先应该树立远大的志向。“问为学功夫，以何为先?曰：亦不过如前所说，专在人自立志”。人有了远大的志向，就有了前进的目标，能“一味向前，何患不进”。如果不立志，则目标不明确，前进就没有动力，“直是无著力处”，他说：“所谓志者，不是将意气去盖他人，只是直截要学尧、舜。”又说：“学者大要立志，才学便要做圣人，是也。”
一曰居敬。朱熹强调“居敬”。他说：“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还说：“敬之一字，圣学之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为小学者不由乎此，固无以涵养本原，而谨夫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与夫六艺之教。为大学者不由乎此，亦无以开发聪明，进德修业，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由此可见，“居敬”是朱熹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
一曰存养。所谓“存养”就是“存心养性”的简称。朱熹认为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善性，但同时又有气质之偏和物欲之蔽。因此，需要用“存养”的功夫，来发扬善性，发明本心。他说：“如今要下工夫，且须端庄存养，独观昭旷之原。”从另一方面来说，“存养”又是为了不使本心丧失。“圣贤千言万语，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心若不存，一身便无主宰”。同时，从道德教育的根本任务来说，“存养”是为了收敛人心，将其安顿在义理上。
一曰省察。“省”是反省，“察”是检察。“省察”即是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和检查的意思。朱熹认为一个人要搞好自身道德修养，就应当“无时不省察”。在他看来“凡人之心，不存则亡，而无不存不亡之时。故一息之倾，不加提省之力，则沦于亡而不自觉。天下之事，不是则非，而无不是不非之处。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则陷于恶而不自知”。因此，为了使人心不“沦于亡”，做事不“陷于恶”，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和检查，是必不可少的。朱熹的这一见解，表明他在道德教育中既强调防微杜渐，同时又重视纠失于后。
一曰力行。朱熹十分重视“力行”。“夫学问岂以他求，不过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故圣贤教人，必以穷理为先，而力行以终之”。他所说的“力行”，是要求将学到的伦理道德知识付之于自己的实际行动，转化为道德行为。朱熹的这些见解，已经触及到道德认识转化为道德行动，道德行动接受道德认识的指导，并检验道德认识的正确与否等这样一些道德教育的基本问题。
朱熹的上述见解，反映了道德教育中某些带规律性的东西，至今仍有可供借鉴之处。
总之，朱熹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个大教育家。他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大大地丰富和充实了我国古代教育宝库，对于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教育的发展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因此，认真研究朱熹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不仅是研究宋朝教育的重点，而且也有助于了解元、明、清时期教育的发展。朱熹逝世50多年后，宋理宗为其幼年读书处赐额御题“南溪书院”，悬挂大门上方。元至正年间，中书省理问爱卨题颂“闽中尼山”、“海滨邹鲁”匾额，将朱熹誉为福建的孔夫子。清康熙帝也御赐“文山毓哲”匾额。历代对朱熹的赞誉不胜枚举。说明朱熹的包括教育思想在内的理学是多么的深入人心，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后半期，甚至到了今天还有其积极的意义。
五
教育思想的实施，必须有好的教育方法为依托。朱熹主张学习之法应当“循序渐进”。有的人读书性子急，一打开书就匆匆忙忙朝前赶。朱熹批评他们像饿汉走进饭店，见满桌大盘小碟，饥不择食，狼吞虎咽，食而不知其味。究竟怎样读书呢？朱熹的方法是：“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其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忘乎彼，如是循序渐进，则意志理明，而无疏易凌躐之患矣。”也就是说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弄明白它们的涵义，一句话一句话地搞清楚它们的道理。前面还没搞懂，就不要急着看后面的。这样就不会有疏漏错误了。他还说：“学者观书，病在只要向前，不肯退步，看愈抽前愈看得不分晓，不若退步，却看得审。”就是说，读书要扎扎实实，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有时还要频频回顾，以暂进的退步求得扎实的学问。
朱熹说：“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守而致精。”就是说，读书要有个先后顺序，读通一书，再读一书。他认为有些人读书收效不大，是由于在“熟”和“精”二字上下功夫不够。他强调读书要耐心“涵泳”，就是要反复咀嚼，深刻体会此中的旨趣。除外，还需切已体察。朱熹主张“读书穷理，当体之于身”。什么叫“体之于身”？就是要心领神会，身体力行。
朱熹强调读书要着紧用力。这里面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时间上要抓紧，要“饥忘食，渴忘饮，始得”；二是指精神上要振作，要“如撑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缓”。
朱熹认为只要是有价值的书籍，都是能给人以思想、睿智的。对今天的读书人来说，则应倡导创造性的阅读。爱默生说：“当心灵被劳动与创造所激励时，则无论阅读何书，每一页都会变得熠熠闪光，意蕴无穷，每一句话都意义倍增。……我们觉得作者的见识有如天地一般宽广无边。”
[关键词]书院；人文教育；学规；科举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大学将进入社会的中心，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运作，这使得大学的功利趋向愈来愈明显，直接影响到大学人文教育的实施，甚至因过分强调科学教育，使得大学沦为职业培训机构，这既不利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也不符合大学自身的发展逻辑。人文教育是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主要特点，并形成了实施人文教育的较为完备的制度，挖掘古代书院人文教育的理论是构建当代大学人文教育理论的重要基础。本文主要从探讨儒家人文精神出发，对书院人文教育进行分析，力图管窥书院人文教育的一斑，以为当代大学人文教育理论建设提供些许借鉴。
一
北宋以降，书院逐渐发展成为传承、创新和普及儒家学说的重要机构，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发展中担当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可以说，书院是儒家文化传播、创新和普及最有力的推动者，也是儒家精神的有力践履者。
儒学是以人为本位的学说，主要表现为在对人的价值和人格肯定的同时，也强调人应该具备社会责任心，并认为这二者之间存在前后依存的关系，即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内圣外王之道”，通过“正心”、“诚意”、“修身”、“格物”、“致知”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达到“内圣”的境界。在此基础上，儒家学者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即所谓的“外王”。这种由内圣走向外王的思想，即是儒家人文精神的主要内涵。换言之，儒家人文精神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其一，士人通过忠实践履儒家的道德规范，并将其内化为自身人格、价值的追求方面，使个体道德达到完善的境界。其二，儒家人文精神的理想在于将儒家的道德要求付诸实践，最终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儒家将这种人文精神渗透到教育的各个环节，使中国古代教育呈现出典型的人文特色。书院教育不仅将以道德养成为核心的人文教育摆在首要位置，而且按照儒家的理想来设计人才培养模式，使其人文精神得到贯彻落实。
作为宋代儒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一生创建、修复并讲学于多所书院，在长期的书院教学生涯中，朱熹将培养书院生徒的道德品质作为首要任务，他在《白鹿书院揭示》中指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在朱熹的设想中，道德养成被视为人才模式的核心，他说：“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则皆因其天赋之秉彝而为之品节，以开导而劝勉之，使其明诸心，修诸身，行于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而推之以达乎君臣上下、人民事务之际，必无不尽其分焉者。”他的这一人才模式的基本内涵与儒家道德所信奉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是完全吻合的，道德培养被提高到首要地位。
不惟朱熹如此，几乎所有的书院大师都强调儒家人文精神在教育活动中的绝对地位。长期主讲南宋长沙岳麓、城南二书院的著名学者张拭则认为书院应该“传道而济斯民”，将以儒家道德为核心的“道”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王阳明的为学之路虽然与朱、张二人明显不同，但在书院人才培养模式的选择上，却是与二人一致的，对书院人才培养的首要标准也是“明人伦”。在(增修万松书院记)中他指出：“今书院之设……士之来集于此者……而进取之心，自吾所汲汲，非有待于人从而趋之也。是必有进于是者矣。是固期我以古圣贤之学也。”而“古圣贤之学明伦而已。”所谓“明伦”就是要精通儒家的伦理道德，并将其内化为信念，进而外化为行为准则。此外，王阳明还将书院的道德教育与自己的学术主张结合起来，认为书院教育应启发良知、培养圣人，即所谓的“致良知”。
尽管明清代大多数书院是以培养科举人才为主要任务，但书院仍然重视人文精神的灌输，强调良好的道德素养和扎实的儒学功底是科举应试的前提条件。道光中叶，主讲庐州泾川书院的著名汉学家胡培晕认为：“国家设立书院造就人才，原欲其讲明修己治人之道，备他日任使，非徒以膏火月廪周其空乏，亦并非望其博取科第为一身之荣已也。”许完寅认为当时书院教学的主要弊端是“聚诸生课文词，为科举而已”。尽管他也承认“当今之世，士之起于乡也以科举，势不得不专于文词”，但他还是认为片面追求科举文词会妨碍道德水平的提高，他说：“然而循习之深，则得于心者亦不自知其所至，其有道德而能文词者如彼也，其文词当于理而进于道者又如此也。夫何有今昔之异哉?”因此，他要求桐乡书院的生徒通过潜心学习儒家经典，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他说：“吾愿吾乡之士，讲习于其中，无诱乎功名名利而存苟简之心，相与究孔孟之遗，为修己治人之大，勇于自立，而以积久持之，待其学之成履之为德性，发之为文章，举而用之为丰功伟业，斯所谓人材于此出，斯所谓造士于此始矣。”嵩阳书院的执掌者耿介也认为从事举业的生徒要重视“有本之学”的学习，他说：“今日论学，不必烦为之辞，即于举业加一行字，使修其辞为有德之言见诸用，为有本之学。”
虽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书院对人文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尽相同，甚至沦为科举附庸的书院对人文教育相当不重视，但人文教育贯穿于书院千余年的发展始终，成为其区别于中国古代其他教育机构的显著特征。
二
由于人文教育在要求生徒掌握儒家经典知识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将儒家人文精神内化为道德品格，因此不但要求书院重视教学环节的人文精神培养，而且将人文教育渗透到其活动的每一个环节之中，既体现在学规之类的制度化文件中，也从书院内部环境的创设、祭祀等方面鲜明地体现出来。
学规是规定书院的办学宗旨、办学目的、教学内容及其学习方法等方面内容的制度性文件，书院的人文教育也在学规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朱熹所制定的《白鹿书院揭示》是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书院学规，不仅为历代书院所采用，而且还成为南宋中后期以来官办教育机构的规范性文件之一。《白鹿书院揭示》将儒家的道德规范作为书院办学指导方针，首先就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获得这些道德规范，《揭示》认为掌握儒家经书是关键，朱熹说：“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而问辨之。”为此，他提出了“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从这个“为学之序”来看，朱熹要求生徒学习儒家经典的最终落脚点就在于笃行上，即将道德规范转化为行为实践。在朱熹看来，行为实践更多地会表现在日常行为中，他说：“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为此，《白鹿书院揭示》对生徒的日常行为规范也有相当严格的规定，在修身方面，要求生徒“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在处事方面，要求“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在接物方面，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为达到学规中的各项要求，朱熹强调自我主观努力的作用，他说：“则夫规矩禁防，岂待他人设之后有持循哉?”与此同时，他认为学规还有警示作用，对于生徒的道德教育必须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指示生徒严格遵守这一学规，“诸君其相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其有不然，而或出于禁防之外，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白鹿书院揭示》不但规定了人文教育在书院教育中的地位，而且还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办法。
与《白鹿书院揭示》强调主观自觉性不同，在同为南宋著名学者的吕祖谦为丽泽书院制定的《规约》中，则强调外部力量的强制性在人文教育实施过程中的作用。在道德教育方面，《规约》主张建立书院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将社会舆论作为人文教育的重要手段。他认为生徒违反道德准则之后，要先对其进行劝勉。如果劝勉无效，则要对其进行严厉的谴责。如果谴责仍然无效，则需要公之于众，借助社会舆论的力量来促使其悔过。对于那些屡教不改的生徒，书院应当开除其学籍。为使人文教育落到实处，《规约》要求生徒使用日记簿，将每天所学的内容和疑问记录下来，“肄业当常有，日纪所习于簿，多寡随意。如遇有干辍业，亦书于簿”。等到生徒聚会探讨学术时，各自提出自己有关于经书的疑问，互相商榷。对懒惰不愿意写日记的生徒，应当“共摈之”。我们认为朱熹和吕祖谦的学规在开展人文教育方面，各有特点，朱熹重视生徒的道德自觉性的培养，而吕祖谦则重视舆论的监督与强制作用。
尽管实施人文教育的方式不尽相同，但书院利用学规开展以儒家道德伦理为核心的人文教育的传统为后世所继承，只是在不同的时候和不同的书院根据实际情况补充一些大同小异的条目而已，使书院的人文教育在强调道德自觉和舆论强制方面走了调和的路线。
清代岳麓书院山长王文清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制定的《岳麓书院学规》，现仍刊在岳麓书院讲堂东墙之上。这一学规延续了书院重视人文教育的传统，从孝、忠、庄、俭、和、悌、义等方面对生徒作出了严格的要求，学规的前半部分为：“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气习各矫偏处，举止整齐严肃；服食宜从俭素，外事毫不可干；行坐必依齿序，痛戒讦短毁长；损友必须拒绝，不可闲谈废时。”不但保持了历代学规对儒家伦理道德进行严格要求的传统，它还将儒家道德伦理规范贯穿于日常行为中，力图使生徒养成良好的素养和人格形象。因此，这一学规使书院的人文教育更加易于落实，也使得书院人文教育效果更易于考核。
除学规之外，书院人文教育实施的方式还有很多，如书院内部环节的创设与祭祀是最为典型的。书院建筑的总体布局是遵循儒家纲常伦理的，内部环境的布置也时刻彰显出道德教育的重要性，采取类似潜在课程的方式实施人文教育。如岳麓书院讲堂的布置就十分具有代表性，讲堂东、西两墙上嵌有朱熹手书的“忠、孝、廉、节”和清代山长欧阳正焕手书的“整、齐、严、肃”八个大字，集中体现了岳麓书院的院风和人文教育传统。这种布置使书院生徒置身于浓厚的儒家伦理道德氛围之中，时刻警醒他们保持对儒家伦理道德的体悟和追求。
书院祭祀也是实施人文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书院祭祀是中国古代庙学体制的延伸，并结合书院的需要形成了自身的特点。除与官学同样将孔子等先圣、先师、先贤作为祭祀对象之外，书院还供奉本院学派的创始人或代表人物以及与本院息息相关的人物，其目的在于一方面彰显本院的学派学风和旨趣，另一方面意在将这些人树立为本院生徒，甚至成为书院所在地的道德和学术的榜样。通过开展祭祀礼仪，向生徒与地方民众传达书院的道德与学术追求，使生徒与地方民众受到儒家人文精神的浸染。
这些实施人文教化的方式多是重在对于人文教育的第一个层面——完善自我道德修养的要求，而对于第二个层面——治国、平天下的方面则显得相对忽略。这与儒家认为道德修养是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的思想是一致的，加之书院作为教育机构，强调个体道德教育亦在情理之中。
三
尽管如此，书院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对生徒参与社会政治的实际运作也是相当重视的，这使得书院人文教育的内涵进一步拓展。书院不是修道院，不以培养清心寡欲的儒学教徒为目标；书院亦不是纯粹的文官训练营，不以培养追名逐利为终生目标的势利之徒为任务。书院教育应该通过完善生徒道德，进而实现全社会道德的完善，以此充分体现出儒家所要求的人文精神。
为此，书院学者们往往将这种人文追求与社会政治、日常人伦结合在一起。而在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下，科举是几乎将儒家经典知识权力化的唯一制度，也是士人将文化话语权转化为政治话语权的必经之途，书院与社会政治的结合往往表现为对科举仕进的追求。因而，为实现个体道德完善与“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大多数书院都将道德教育与应试教育统一起来，目的在于培养“德业”与“举业”并重的人才。书院大师们认为士人必须在研习儒家经典的基础上，将儒家思想内化为良好的道德修养和崇高的品格，而不是片面追求科举之学，即所谓立志。朱熹说：“若高见远识之士，读圣贤之书，据吾所见而为文以应之，得失利害之度外，虽日日应举，亦不累也。”明代王阳明的高足王畿亦持基本相同的观点，认为“举业”与“德业”并不是对立的双方，二者是相互促进的，他说：“是非举业能累人，人自累于举业耳。举业、德业原非两事……其于举业不惟无妨，且位有助；不惟有助，即举业为德业，不离日用证圣功，合一之道也。”
此外，不少书院的创建者或修复者则进一步认为生徒努力学习“有本之学”，不仅能提高自身素质，而且还能提高科举及第的机率。广西洛江书院要求生徒全面研习《易》、《书》、《诗》、《礼》、《春秋》等儒家经典，将学习心得付诸实践。这样不但自然会形成观察社会的独特视角，而且还能在场屋竞争中稳操胜券。饶拱辰创建巴东信陵书院以后，反对书院生徒“惟是习文艺、取科第为富贵资”，注重在讲明义理和提高自身修养上下工夫，使自己成为学问淹通、修身慎行的君子，这样能使“其文艺必能卓然自树立于流俗之外”，在科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机率自然也更大，即使“不得科第，亦能为乡党所倚赖而矜式”。
书院教育的这种转变，使得科举应试知识与人文教育结合在一起，成为实施人文教育的主要资源了。乾隆五年(1740年)制定的台湾(海东书院学规)云：“‘六经’为学问根源。士不通经，则不明理。而史以记事。历代兴衰治乱之迹柢，亦胥在焉。舍经史而不务，虽诵时文千百篇，不足济事。”以科举考试所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与人文教育结合起来，将人文教育寓于科举应试教育之中，应该说这是书院科举化背景下，书院人文教育的一种自我调适，以适应生徒普遍读书应举的要求。
“致良知”是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深层理论基础。他关于道德教育的实质、道德教育的过程、道德教育的原则等思想对当前高校德育工作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王阳明；高校；道德教育
王阳明早年笃信程朱，又曾游心于释老之学。“龙场悟道”后，他提出“心即理”，阳明“心学”由此发端。这里试以“致良知”为视角，对他的道德教育思想进行分析，并简论其对高校德育的启示。
一、“致良知”与道德教育实质
王阳明从“心即理”出发，认为道德教育实质就是“致良知”。他反对朱熹的“道问学”，向事物中寻求道理，认为这是舍本逐末，烦琐而不得要领。他的弟子徐爱向他质问“：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传习录•徐爱记》，以下引自《传习录》者，皆只注篇名。）他回答说“：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徐爱记》）由此，他提出道德教育“不假外求”，而在于“尊德性”，在于“致良知”：“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而必曰穷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为未足，而必外求于天下之广，以裨补增益之，是犹析心与理为二也。夫学问思辨行之功，虽其困勉至于人一己百，而扩充之极至于尽性知天，亦不过致吾心之良知而已。”（《答顾东桥书》）虽然他的“致良知”不外乎是“存天理，灭人欲”，但是他通过强调“致吾心之良知”，则突出了道德主体在道德教育中的能动作用。
二、“知行合一”与道德教育过程“知行合一”
反映王阳明道德教育过程的思想。“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而是道德认知和道德践履的关系。首先，“知行合一”是针对朱熹的“知先行后”而发的。朱熹提出过“知行相须”的观点，认为知和行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但是他又说：“论先后，知为先。”因此，在“为学次第”上，他主张先“读书而明理”，把《中庸》里的“学问思辨行”分为“知”和“行”两截功夫。这容易使人知而不行，造成知行脱节。所以阳明批评说“：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所以“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在胸中。”（《黄修易记》）他反对知行脱节，认为“行”应当包含在“为学”和“穷理”之中，“知不行之不可以为学，则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则知知行合一并进，而不可以分为两节事矣”（《答顾东桥书》）。其次，他从“致良知”出发，认为“知行原来只是一个工夫”。他认为“良知之说，只说得个心即理，即知即行”（《寄邹谦之》）。“知行分作两件”，实质上是“被私欲间断，不是知行本体”（《徐爱记》）。“知行本体”是知中有行，行中有知，“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若行而不能明觉精察，便是冥行，便是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说个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必须说个行。原来只是一个工夫”（《答友人问》）。因此，他认为，知行合一之教就在于“要复那本体”（《徐爱记》）。可见，他提出“知行合一”，目的在于“补偏救弊”，克服学者“冥行妄作”或者是“悬空思索，揣摩影响”（《徐爱记》）的弊病。这在道德教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从道德教育上看，道德认知离不开道德行为，道德行为离不开道德认知，知行在某种程度上确是合一的。他提出“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这样的见解，无疑是很深刻的。但是他的“知行合一”在理论上同样是有缺陷的。虽然他看到了行的重要性，但是却犯了“以知为行，知决定行，销行以为知”的错误[1]。他混淆了知和行的区别，以至于把意念和情感也当作行，如他说“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
三、“动、静皆有事”与道德教育原则
（一）静处体悟
程朱理学在道德修养上重视“主敬”，朱熹说：“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朱子语类》卷十一）这是要求个体时刻以封建道德规范约束自身。王阳明强调“循理之谓静”（《答伦彦式》），这与朱熹很类似。但他是从多方面说明“静”的含义的，并且渗透了他的良知学说。首先，根据良知学说，良知有体有用“，其静也者，以言其体也；其动也者，以言其用也”（《答伦彦式》）。其次“，有事无事可以言动静”“，动静者，所遇之时也”（《答陆原静》）。这里的“动”与“静”是相对于具体的时空环境来说的。最后，他的“主静”明显受到佛教禅宗的影响，掺杂了禅宗成分。他虽然不承认自己的“静”是“坐禅入定”，但是从他反复强调“所谓动亦定，静亦定，体用一原者也”（《答伦彦式》）来看，不能不说是受禅宗的影响。从一般意义来说，王阳明的“静处体悟”，是要求个体时时以“吾心之良知”进行自我观照，无论是静坐时也好，有事无事时也好，都要收敛身心，以“理”进行自我约束。具体说来“，静处体悟”指的是静坐、宁静以收敛身心等这类静修功夫。他在中年的时候十分重视静修的功夫，他说：“吾昔居滁时，见诸生多务知解，无益于得，姑教之静坐，一时窥见光景，颇收近效。”（《钱德洪记》）他提倡静修，本意是避免使人心为外物引诱，并不是将修养的功夫一归于静“，盖因吾辈为事物纷拏，未知为己，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功夫耳”（《与辰中诸生》）。
（二）事上磨炼
与“静处体悟”相对，王阳明更加重视“事上磨炼”。他发现静修虽然必要，但是静修也有局限性，就是有“喜静厌动流入枯槁之病”“，若靠著宁静，不惟有喜静厌动之弊，中间许多病痛只是潜伏在，终不能绝去，遇事依旧滋长”（《陆澄记》）。他的弟子也多有这样的困惑，有的感到“静时亦觉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陆澄记》），有的感到“静坐用功，颇觉此心收敛，遇事又断了，旋起个念头去事上省察，事过又寻旧功，觉内外打不成一片”（《陈九川记》）。为此，他以“体用一原”的良知说为根据，主张良知展开于日常的践履之中，进行“事上磨炼”。他说：“良知明白，随你静处体悟也好，随你事上磨炼也好，良知本体原是无动无静的，此便是学问头脑。”（《钱德洪记》）他还主张以“动”为主，辅之以“静”，以动济静，“须在事磨炼工夫得力。若只好静，遇事便乱，那静时工夫亦差，似收敛而实放溺也”（《陈九川记》）。可见，阳明将“动”与“静”都视为“致良知”功夫，“动、静皆有事”是他道德教育的重要原则。他用孟子的“必有事焉”“、集义”把这二者统一起来。他说：“我此间讲学，却只说个必有事焉”，“动静皆有事”，“必有事焉者，只是时时去集义”，“所谓时时去集义，只是致良知”《与聂文蔚》）。据此，他以“致良知”为头脑，主张随时随地开展做学问的功夫。“大抵学问工夫，只要注意头脑得当；若主意头脑专以致良知为事，则凡多见多闻，莫非致良知之功。盖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答欧阳崇一》）例如虽然他对科举不满，认为科举使人心放溺，但是他并不反对科举，“举业不患妨功，惟患夺志”，“循循为之，亦自两无相碍”（《与辰中诸生》）。对于读书也是一样，虽然他批评朱熹那种支离的读书方法是“”，但是他也不反对读书，“且如读书时，知得强记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夸多斗靡之心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终日与圣贤印对，是个纯乎天理之心，任他读书，亦只是调摄此心而已。”（《黄修易记》）儿童的日常生活，也不能等闲视之，所谓“洒扫应对，便是精义入神也”（《与辰中诸生》）。总之，他认为“钱谷兵甲，搬柴运水，何往而非实学”（《与陆原静》）。
（三）省察克治
从“致良知”出发，王守仁把“省察克治”作为“存理去欲”的重要原则。在《传习录》中他说：“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逐一追究搜索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省察克治是使自己的内心时时保持警觉，不让私欲、私念有一点的存在余地。他又把“省察克治”等同于《中庸》的“戒慎恐惧”，并以此为“致良知”的重要功夫。所以他说“：戒慎恐惧者是良知”（《答陆原静》），“戒慎恐惧之功无时或间，则天理常存，而其昭明灵觉之本体无所亏蔽，无所牵扰”（《与舒国用》）。“昭明灵觉之本体”，指的就是“良知”。
（四）刮磨
针对一般人的“良知”容易受到蒙蔽这一点，王阳明提出“刮磨”的道德教育方法。他说：“圣人之心，纤翳自无所容，自不消刮磨。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驳杂之镜，须痛加刮磨一番，尽去其驳蚀，然后纤尘即见，才拂便去，亦自不消费力，到此已是识得仁体矣。若不加刮磨，驳杂未去，其间固自有一点灵明处，尘埃之落，固亦见得，亦才拂便去，至于堆积于驳蚀之上，终弗之能见也。”（《与黄宗贤》）“刮磨”首先是去除物欲的障蔽，以恢复本心“自有一点灵明”，“识得仁体”。另外，“刮磨”还有通过不断的缜密思考，锻炼思维能力，以使“良知之用”不断呈露的意思，所谓“聪明日开”，“良知愈思愈精明”（《钱德洪记》）。
四、对高校德育的启示
高校大学生正处在风华正茂的青春期，各方面发展正趋于成熟。王阳明的道德教育思想对当前德育工作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第一，它有助于启发大学生在德育过程中的良知与自觉。“良知人人同具”，因而要使其树立发展的自信心，变“他律”为“自律”。第二，立足德育，使大学生全面、正确地看待知行关系。王阳明的知行论不是简单的哲学认识论。从德育的角度，其“知行合一”的思想具有很多的合理内核。第三，他关于德育原则的论述对于指导大学生的自我修养也极富启示意义。
作者：常国良 封玮 单位：黑龙江大学
长期的教育实践
朱熹十九岁进士及第，二十岁时从福建崇安回老家徽州婺源便开始了教育生涯，而真正从事教育活动，是他二十四岁受命出任泉州同安县主簿时，至其生命终结（年龄七十一岁），其间有近五十年的时间，主要是从事著述与讲学活动，即便是在同安县四年、南康军二年多、浙东一年多、漳州一年多、长沙三个月、御前一个月多的为宦期间，也少不了讲学活动，故曰朱熹是长期从事教育实践活动。
崇高的敬业精神
朱熹曾言：敬业者，专心致志以事其业者也。作为教育者，朱熹自身具有诚挚的敬业精神。朱熹以书院为阵地，授受相传，传播儒家思想，确立了学统。朱熹登第后五十年，入仕而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六日，至其生命的终结之前，讲学不辍，居家则五夫纳徒、寒泉谈经、武夷授课、沧州讲学，外任则白鹿书院、漳州府学、岳麓书院，随政兴学，受教者众，门徒遍布天下。在教学工作中，朱熹诲人不倦，“讲论经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辩，则脱然沉疴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黄《勉斋集》，四库本）可见其具有崇高的敬业精神，由此产生感召力，吸引来闽、浙、赣、皖、湘、川、广等地的众多学者。
众多的校舍建设
朱熹在任同安主簿期间，亲自参与同安县学的建设（束景南《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129―130）。在奉祠期间，还亲手创建有寒泉精舍、晦庵草堂、武夷精舍和沧州精舍。在任南康军期间修复白鹿洞书院，在知长沙期间修复岳麓书院（方彦寿《朱熹书院与门人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8）。这些校舍建设的成功之举，也是两宋时期其他教育家所不能比拟的。尽管在当时财政凋敝的情况下所建校舍是多么的简陋，但为学子提供了就学的场所，并有许许多多的学子在精舍、书院里聆听教导、得到，其功之高，也非诸人可比。
缜密的教育制度
两宋时期，著名的教育家有胡瑗、范仲淹、王安石、程颢、程颐、张、吕祖谦、陆九渊、朱熹等数人，在这些人当中，独陆九渊不以制度为然。吕祖谦所定的规章，很受朱熹重视，但相比而言，唯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影响最大、最久远。加上朱熹晚年对门人董铢、程端蒙二人的小学《学则》作跋给予充分肯定和大力推广（朱熹《朱子全书》卷八十二P3879），便有了从小学到大学两个阶段的教育规章制度。
朱熹的教育思想之核心就是道德教育，他把《大学》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平天下”的思想和《中庸》中“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教学理论的基本指导思想，写入学规中，贯彻于教学活动中，贯彻于整个教育体系之中。这对拯救南宋衰世的人心沉沦，无疑起了巨大的作用。
若将两宋官办学校的规章制度与朱熹制定的书院规章制度进行比较，不难发现朱熹的高明在于引导加约束，做到宽中有严，远非官方所订的规章制度偏于对学子的惩罚所能比拟。朱熹强调格物致知，践履力行，知行并举，事物不分大小，有理存焉皆宜究，大到广袤无垠的宇宙，小到洒扫应对，皆有学问，不当随意错过。故朱熹的教育，是人生教育与知识教育不相脱离的综合素质之教育。
完善的教育体系
朱熹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既强调小学教育，也重视大学教育，还对学前教育、女子教育、特长教育给予关注。既重视文化知识的授受，也强调对个人道德与社会伦理的重视；既重视对儒家经典著作的探讨，也重视对自然学科知识的钻研、掌握及应用。
朱熹在《小学・序》中说“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小学教育，注重在事，大学教育则注重在理，事理分明，便能明辨是非，才能有所作为。
实际上，在朱熹的书院教育过程中，许多人进士及第，走上仕途，中途又回到朱熹的身旁不断求教，还有一些年纪已经不小的人，还偕同子孙向朱熹问学，这些表明，朱熹的教育已确立为终生教育的模式。朱熹的大学教育，就是年龄在十五岁以上的人所接受的教育。朱熹始终提倡实学济世，反对学校培养出来的人仅仅只是对功名利禄的追求。朱熹的教育内容，几乎涉及当时南宋社会所存在的社会各个领域，如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农业、商业、医学等等。
灵活的教学原则
我们说朱熹是个通才是不为过的，从黎靖德所编的《朱子语类》中可以看出朱熹所讲授的范围之广、内容之多、程度之深，也可以看出朱子门人之多、兴趣之异、问答之别。以这些受学者所录内容分析来看，朱熹能掌握和应用灵活的教学原则来培养学生。有人总结得出朱熹的主要教学原则有四条，即启发诱导原则、因材施教原则、温故知新原则、学思结合原则（王玉生《中国教育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94―99）。
启发诱导原则：教师是施教者，学生是受学者，始终存在授受的关系，在教育的早期阶段，主动与被动的关系特别突出。在授受过程中，如何改变这种被动的关系，调动学生的主动学习与进取精神，优秀的教育者，各有自己的高招，朱熹则采取启发诱导的教学原则。朱熹对学生说：“某此间讲说时少，践履时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个引路底人，做个证明底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朱子语类》卷十三），在《朱子语类》论学之中，记载有大量的启发诱导式的教学法的内容，体现了朱熹在书院教育过程中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因材施教原则：来自各地的学者先后向朱熹问学，他们年龄不同，原先的知识面不同，掌握的知识程度不同，个人的禀赋、兴趣、爱好也有差异，为此，朱熹能根据学生的各自条件和实际需要进行指导，即根据“人品之高下”“材质之大小”而成就之，疏于基础知识的、或偏于史学者、天文学者、经学者、律吕学者，等等，皆采取因材施教的原则进行教学，而不是等量齐观，要求所有的学生多领域齐驱并进，故其弟子的终身成就各有不同。
温故知新原则：这一原则是对孔子的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挥。对于温故知新，孔子认为首先要掌握知识的系统性，要处理好新旧知识间的联系问题。孔子的弟子子夏说“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论语・子张篇》）。而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对“温故知新”又作了阐述与发挥，并将此原则应用于实际的教学活动中。
学思结合原则：朱熹教人读书，特别强调既要熟读，又要精思。他继承孔子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思想，认为“学是学其事，如读书便是学。”“思只是思所学的事。”（《朱子语类》卷二十四）朱熹又说：“读便是学……学便是读，读了又思，思了又读，自然有意。若读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读，自家使唤。若读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与理一，永远不忘。”（《朱子语类辑略》卷二）读与思，是读书学习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两个不同侧面，只读不思，必是死读，即使背得，仍不是自己的东西，更不可能结合实际而得以应用。朱熹强调：“学与思须相连，才学这事，须使思量这事合如何。”又说：“思与学字相对说，学这事便思这事，人说这事合恁地做，自家不曾思量这道理是合如何，则罔然而已。”（《朱子语类》卷二十四）
多样的教学方法
朱熹认为，教学过程就是一个学生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通过格物而达到致知。格物与致知，是教学过程的两个阶段。无论是阅读前人的著作，还是谈论前人的观点，都是获得知识的重要途径。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朱熹确实采取了多样的教学方法，促成学生的进步。
课堂讲授。这是常规的教学，按规定开设的科目和课程进行。讲课是教学过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是概括地理解教材，对所研究对象形成初步概念的阶段。后人未能亲临现场听朱熹的讲授，只能通过《朱子语类》的记载内容去揣摩当时的情景。
学术讨论。实际上，在同安县学、寒泉精舍、鹅湖寺、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武夷精舍、沧州精舍等处所，都有学术交流，特别是朱熹在进行学术创作时，遇到问题，经常召集门徒或学友进行探讨，以期解决疑难问题。
书信答疑。朱熹生平与人书信往来甚多，除日常的问候外，就是对学术问题、现实问题的提问或回答，有的简短，有的繁复，不一而足。在古代交通与通讯不是太便利的情形下，可以说是远程教育。
山野唱和。朱熹反对科举考试中将作诗填词列为单科考试内容而引诱许多人终身搜奇猎艳、不务实学由此博取功名的做法，但他不反对游历华夏山川的放怀歌唱，且常常偕同友人、门生走出书斋，把大自然当作课堂，游山玩水，作诗吟唱，以此来提高学生的文学水平，陶冶学生的性情，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谐。
实用的教学教材
朱熹亲自编著教材，其中有儿童启蒙教材《小学》六卷、《童蒙须知》一卷、《训蒙绝句》五卷。将这些教材作为塾馆课徒之用，三本书实际上构成了朱熹的小学教材体系（束景南《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765）。而《近思录》、《四书集注》等书，则是作为精舍讲学之用，而朱熹的《经筵讲义》，顾名思义则是给皇帝讲授时所用的教材。朱熹的著作甚多，虽然不是作为教学教材之用，但可以将它们视为教学参考书之属。
城乡接合部学校的学生存在一些显著的问题。具体表现为：第一，行为习惯差。果皮纸屑乱扔乱丢，见到垃圾也不捡。第二，学习习惯差。学习缺乏自觉性，上课不认真听讲，经常不完成作业。第三，家长不配合。家长的口头禅就是“教师我什么也不懂，你帮我管管他，靠你了”，缺乏责任心。
二、城乡接合部学校学生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第一，地理环境的原因。城乡接合部地区外来流动人口较多，人员混杂，素质参差不齐，对于未成年学生影响很大。他们年龄较小，没有辨别好坏的能力，容易产生很多不好的行为。第二，家庭环境的影响。这些地区的学生家长大部分没有受到过高等教育，他们将重心放在挣钱上，忽略了对于孩子的家庭教育。第三，学校教育重智轻德的观念依然存在。
三、我校思想道德教育的方法
1.开发校本资源
东区小学处于笔岗社区，是朱熹后代所在地。基于此，我校2014年11月申报并开展了“运用朱子文化创建德育特色学校”的课题研究。全校上下一心，师生全体动员，围绕“朱子文化”中关于学习、卫生、礼仪习惯等内容进行宣传、学习，让学生通过游戏、活动规范自身行为，提高学生的修养，从而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处事态度。
2.发挥文化的教育作用，注重文化渗透
学校在建设校园文化的过程应注重文化渗透。如：我校为了提高学生的道德素质，注重通过名人标语和图画的形式展现道德教育，让学生更加乐于接受。除此之外，教师还与学生一起创作黑板报，定期开展道德教育的班会，由此培养学生的道德素质。我校还以朱熹的名言命名4栋教学楼，分别为“日省楼“”问渠楼“”极理楼“”道心楼”。
3.监督导行
为了加强监督，东区小学专门成立了学校“红领巾礼仪小队”，由礼仪小队的成员与值日教师对每一个班集体的表现进行检查和评分，记录各个班的情况，然后在每周的学校升旗仪式后对优秀班集体提出表扬，对成绩较差的班集体进行教育。学期末，学校把这一学期每个班集体的成绩进行整理，作为对教师评审的基本条件。
4.开展专项教育活动
东区小学根据学校的具体情况定期举办教专项育活动，如针对教师节的“我心中的好教师”感恩教育，针对学生的“做最好的自己”心理健康教育，此外还开展了“珍惜粮食我做到”“开展有益的课间游戏”“夸夸身边的小雷锋”“我的好妈妈”“参观消防中队”等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活动，通过自身的实际经历，认识自身的不足，并且加以改正，从而形成良好的习惯，拥有较高的道德素质。
5.树立模范
榜样模范作用自古以来就是一种激励。如我校在升旗仪式结束之后，将每周班级的卫生、道德等多方面的情况进行综合评比，并且给优秀的班级颁发旗帜，加以表扬。在学校的德育教育评比上，为其颁发“文明之星”的旗帜，对班级中学生所做的好人好事进行表扬。除此之外，每个班还需要定期对表现优秀的学生进行表扬。
6.拓宽教育的途径
东区小学每学期初、学期末都会请法制校长（派出所的警官）对学生进行安全知识讲座。东区片的消防中队也常常会在学校进行演习。这一行动培养了学生安全自救的能力，使学生掌握了很多安全教育知识。
7.成立“家委会”
我们在每班选出5位家委会委员，成立“家长委员会”。成立家长委员会的目的，在于增强教师与学生家长之间的沟通。这种做法改变了家长不正确的教育思想，提高了学生的德育水平。除此之外，学校还定期召开家长会，与家长沟通学生的情况，让家长对学生的教育问题提高重视，从而更好地配合学校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
8.德育教育与学科教育相结合
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学是德性伦理学。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和孔盂的伦理思想来看，德性是一切美好品质的概括，它包括状态、性情和习惯等。在西方传统里，它分为勇敢、慷慨、谦逊、节制、大方、大度、温和、公正等条目;在中国传统里，它则分为恭、宽、信、敏、惠、忠、孝、礼、智、义等条目。
一、孔子的德性伦理思想——仁爱、忠恕、修己
儒家德性论的基础是人性论。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孟子主张性善论。孟子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闭儒家德性论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是“天人合德”。认为人类社会伦理道德本原在天，是天的本质属性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因而。第一，作为人类社会基本秩序和行为规范的道德纲常。是天经地义的。第二。人类的社会生活和一切行为都是以天为最根本的法则的。第三。人类社会道德效法天的自然之道，体现天的“生生之德”，因而维持社会最和谐、最稳定的秩序。总之.儒家德性思想植根于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模式之中.又全面渗透于中国传统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孔子是儒家德性理论的创始人。他的德性思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提出了德性的总括——“仁”
“仁”是孔子德性思想的核心内容。孔子对“仁”的用法极其灵活.每次针对不同的学生的不同问题从不同的方面对“仁”做出解答，赋予其不同的意义。“仁”的根本含义即“爱人”。“樊迟问仁。子日：‘爱人’。”“仁”是以对人的真诚之爱为基础。爱人的基础是真诚的情感的培养.孔子深刻地批判一切假仁假义的行为。“巧言令色。鲜矣仁”用。“刚、毅、木、讷近仁”。“仁”是人心的自然流露。非“直”无以为“仁”。“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欤。”血缘之爱.生而具有，情深意切，这种深刻的爱护之情才是为仁的根本。但这还不是仁爱本身，仁爱并不仅仅局限在血缘家庭之中.必须扩充出去。“泛爱众而亲仁”以至于达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甚至进展到“民胞物与”.把整个世界都当作是其自己的生命内在构成。“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君子成人之美”。仁的根本目标是“立人，达人”。“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这样，仁爱之心，就不再是软弱的情感.它有着深刻的正义感.有着宽宏的力量。
其二.概括了德性的内在规定——“忠恕”
子日：“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日：“唯。”子出，门人问日：“何谓也?”曾子日：“夫子之道，忠恕而己矣。”㈣(《论语·里仁》)“忠”是尽其在我.对人要尽自己的一切能力.孔子提倡“与人忠”旧，反对“为人谋而不忠”;恕是推己及人，人己统一，孔子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恕”是为人处世，实现“仁”的美德。“忠恕”的具体内容就是五德：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日：“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日：“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孔子认为，能做到这五个方面：庄重，宽厚，诚实，勤敏，慈惠，就是有了仁德。
其三.指出了德性的层次——圣德、仁德、凡人之德
在孔子看来，德性是有层次的：子贡日：“如有博施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日：“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也要使别人站得住：自己要事事行碍通.同时也要使别人事事行得通。能够就眼下的事实选择例子一步一步的去做，可以说是实践仁德的方法了。
德性的第二个层次是仁德，这是君子所具有的德性君子应具有宽恕的德性：“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旧君子应具有中庸之德。君子应群而不党。“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如此等等，做到这些才算是个君子。圣人之德是德性理想，君子之德是现实德性。
德性还有第三个层次是凡人之德.那就是一般人可以具备的德性。孔子虽深受弟子爱戴，但孔子认为自己是一个凡人。还不具备君子的德性。他说：“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从这也说明，一般人不做君子.也应该具有一定的德性
二、盂子的德性伦理思想——仁、义、礼、智四位一体
在儒家思想史上.孟子第一次以“仁义礼智”四德并提。他从人之深层细微的心理情感活动寻求仁爱之心的内在根据.所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他提出仁宅义路、居仁由义，从内在与外在、基础和行为的统一确立了“仁义”道德的根本内核和道德人生的基本取向
孟子从孔子那丰富庞杂的概念群中将仁、义、礼、智提取出来，重新规定，称之为四德，以此作为伦理哲学概念内核。标识道德之善。孟子从人性善的角度探讨四德的根源.认为四德是人的本性，“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噬就是说，“仁义礼智”四德是人内心所固有的.它发端于人之善。他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四德的基础，认为四德来自人们的四种心理状态：“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他从人自然内在地具备“四心”的意义上认为.人之为人在于人之有仁义礼智四德：“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旧他又言：“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他是以仁义礼智道德作为人的本质规定之所在。他从相互补充、相互制约的角度探讨四德之l'n-J的联系：“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仁义札智四德是他的伦理哲学中最重要的四个范畴.以四德为骨架而建立起来的逻辑结构就是他的伦理学的整个体系。
孟子认为.仁和义作为德性.其表现形态和层次是不一样的。仁是人的心，义是人的路。仁是内在的，深层次的，义是外在的，浅层次的。他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求知。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强调我们要深刻认识仁义礼智四德在人生中的地位和作用。“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闭。“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当人的生命和幸福与道德理想、原则发生冲突时：应该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的幸福和生命去扞卫仁义道德。所渭“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嗍此即“以身殉道”。这是孟子伦理思想中光彩夺目的一页。也是孟子精神最具感染力的地方。
此外，孟子还提出了存心养性、反身内省的德性修养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_捌由于修养之道在于从“心”内求，因此，在道德实践上，孟子主张“反求诸己”。他说：“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罚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
三、朱熹的德性伦理思想——居敬、穷理、省察
朱熹的德性伦理思想是建立在“理”的基础之上的.他提倡德性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和谐与美好的社会秩序。
朱熹首先对“理”作了三方面的规定：一是物之“所以然之故”或物之“所以为是物者”，是物之规律;二是物之“所当然之则”，是人应当遵循的行为规范：三是物之必然即“自不容已”者.“非人之所能为也”。朱熹认为，“所以然之故”和“所当然之则”，都是“非人之所能为也”的必然。他说：“天道流行。造化发育。凡有声色象貌而盈于天地之间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则其所以为是物者，莫不各有其当然之则而自不容已，是皆得于天之所赋。而非人之所能为。”pt他认为德性的目的就是维护社会的稳定.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达到一种和谐的境地。他把“理”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德性。他说：“未有天地之前.先有此理”.理是先于天地、先于人类丽存在，这种超时空、超感觉的“理”是字宙的主宰。一切伦理道德准则都是由它派生出来的。“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为天，地得之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问者.又各得之而为性。其张之为三纲，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明。他说：“理是个极好至善底道理，……是天地万物至好底表德。”嘲“其中含具万理。而纲理之大者有四。故名之日仁、义、礼、智。”这就是说，“理”不仅是诸种事物的根源，是根本的理，同时又是最高的道德准则，其中最主要的德性原则是仁、义、礼、智。要达到“理”的德性境界.必须做到“居敬穷理”。“居敬”就是做事专心致志。谨慎小心，不受的干扰，不丧失心中的“天理”;“穷理”就是“格物致知”，即接触事物，研究掌握其道理。他认为将君、臣、父、兄、弟、夫、妇、事师长、交朋友等不同的角色。规范在仁、忠、慈、孝、友、恭、和、柔、礼、信等方面，这种规范是先天的，符合“天理”的。每一个角色都应当严格遵守。“未有君臣，先有君臣之理。”只有恪守这种一一对应的伦理规范.整个社会就能顺应天理.因而也就能达到一种和谐。社会就得以健康稳定的发展。
朱熹主张重德轻欲，认为人欲是罪恶的，而天理才是崇高的。“夫人只是这个人。道只是这个道。岂有三代汉唐之别?但以儒者之学不传.而尧、舜、禹、汤、文、武以来转相授受之心不明于天下.故汉唐之君虽或不能无暗合之时，而其全体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尧舜三代自尧舜三代，汉祖唐宗自汉祖唐宗。终不能合而为一也。”这就是说，尧、舜、禹三代帝王心术是天理流行，社会上所有的现象都是至善的、光明的：而三代以后的帝王，心术都是人欲之私.社会的一切现象也都是混乱、黑暗的。而治世的目标就是铲除三代后的人欲、恢复三代的天理。他强调天理并不是要消灭人欲，而是要使人欲服从天理，人正当的欲望是与天理相符合的.只有不正当的欲望才与天理相违背，这时只要统治者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只要把握好一种尺度.就能达到一种和谐的境地.这样.世界就将处于一种美好的境界。
在治国德性上他提倡“仁者爱人”。他认为，求仁是人的道德修养的目的.只有战胜了人欲，恢复了天理，便叫做仁。“仁是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门之教，所以必使学者汲汲于求仁也”阅。他认为只有实行德治，统治者才能使天下归心，才能以静制动。也才能“以寡而服众”。
朱熹还特别重视道德修养。认为“私欲净尽，天理流行”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是圣人。人们应当以圣人作为修养的模范、标准。他认为加强道德修养应该积极促使青年实践、立志、坚毅、用敬、求知、践实。他说：“学者大要立志。”对于立志.朱熹认为“为学须先立得个大腔当了。却旋去里面修治壁落教绵密。”闻“凡人须以圣贤为己任”闻。立志是朱熹求知进学的出发点.因为志既立则学问可次第着力。“识得道理原头.便是地盘。”嗍不然.则无从下手。道德修养贯穿于人的始终。而学校之道德教育对于一个人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完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朱熹将学校划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小学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将“忠”、“孝”、“悌”、“信”等一般的道德伦理规范“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大学阶段就要在此基础之上“明其理”，即按照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步骤.使其“明明德”，最后达到“止于至善”的目的。
同时.朱熹在道德修养方面继承了孔盂的观点.认为修养要着力于三个方面。即“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己所不欲，勿施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朱熹认为我们能够尽自己的心。尽自己的力.来实现道德上的至善.这就是忠。他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我们能够推已及人，在积极方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消极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叫做恕。“忠是无一毫自欺处，恕是称物平施处。”他解释说：“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尝不同，则道之不远，于人者可见!故己之所不欲，则勿以施之于人”。忠恕相互联系，“‘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诸人’，非忠者不能也.故日：‘无忠，做恕不出来’。”人们真正做到了“忠恕”就到达了“仁”的道德境界，“合忠恕，正是仁”闷。信者诚也。所谓诚，朱熹认为“诚者。天之道，诚是实理自然，不假修为者也。诚之者.人之道，是实其实理，则是勉而为之者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之道也。”
[关 键 词] 古代德育;辅导员;德育方法
[作者简介] 孙小金,同济大学学院,副教授,博士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高校辅导员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然而,辅导员大多刚从大学毕业,一般都没有系统学过心理学基本知识和教育学知识,也未深入研究学生心理发展的规律,加上辅导员之间多数情况下合作与交流较少,很多事情都是凭借自己的一些“经验”来处理,这对于解决学生中较深层次的问题来说还远远不够。那么,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辅导员?笔者认为,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教育思想和方法,可以为辅导员工作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古代德育方法
中国古代文化所追求的是通过道德修养和锤炼使人成为圣贤。围绕如何才能教育人、引导人,培养出时代需要的人才这个问题,古代哲人和教育家的一些教育思想和理论至今仍很有借鉴意义。
首先,开启人学视角,坚信人是可被成功教化的。春秋战国时期, 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虽然争鸣的范围极其广泛, 但都离不开对人本性的探讨。而先秦学者对人本性问题的研究, 则根源于社会教育的需要。他们认识到, 要消除社会的动乱, 稳定社会的秩序, 创造一个安定的社会生活环境, 必须加强社会的教育, 必须解决教育的主体――“人”的问题, 这就无法回避对人本性的研究和探索。
关于人本性的问题, 当时的学者往往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 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这奠定了传统人性论的基础。此后中国人性论的发展,经历了先秦、汉唐、宋元、明清和近代五个理论阶段。据民国学者江恒源统计,从孟子至晚清章炳麟有约30家之多的人性论学说。而提出这些人性论,以及落实这些人性论主张的建议,都体现了古人对于人可以被教化的信念。这既是中国古人的结论,也是一切教育工作者的逻辑起点。
其次,尊重教育规律,唤醒学生内在动力,使学生致力于自学和进步。古人认识到,强迫学生学习不会有好的效果,要教出好的学生,就不能像驱赶牛羊那样来对待学生,而是要唤醒学生的内在动力。这一教育思想,既包含了对学生的爱护与人格的尊重,又包含了教育自身的引导作用。在这个方法中,教师要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使其具有强烈的进取愿望和行为。《学记》开宗明义就强调,教者先尽职,学者“先立志”。宋代教育家朱熹说,“学者大要立志。所谓志者,不道将这些意气去盖他人,只是直截要学尧舜。……学者立志,须教勇猛,自当有进。志不足以有为,此学者之大病。”“立志要如饥渴之于饮食,才有悠悠,便是志不立。”[1]帮助学生立志, 要树立远大的目标, 只有“学者大要立志”,追求的目标远大,才能像饥思食、渴思饮那样产生进取的强烈欲望,才能“勇猛”而“有进”。明末思想家、教育家王夫之认为,帮助学生立志是育人之根本,他说:“志立则学思从之”、“志之笃,则气从其志,必不倦而日新”[2]。孔子要求学生要“志于道”,指出:“耻恶衣食者,未足与议也”[3]。一个学生总以吃穿不好为耻,把心思都放在追求物质生活方面,很难谈得上树立远大的理想。
那么古人如何来立志呢?中国哲学认为,天地生育人类及万物,天地间的万物皆“统”之于天,人类及万物是天地生养的,因此服从天地的规律。因此,天决定了人的生存,也决定了人的特性。对于没有达到天的要求的普通人来说,他追求的方向就是实现“天人合一”,回复到天的规定性那里去。这个过程通过“诚”来完成。做到了“诚”,人就做到了天人一体。至此,人找到了自身的依据,中国哲学的天人一体这个圆圈才走完。正如《中庸》所言,“天命之谓性”,天命构成人性,人性以天为支柱,那么如何贯通天人呢?《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4]《中庸》以“诚”为贯通天人的通道,“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也。”[5]人通过“诚”这个环节,从“天”那里获得自身的规定性。这样古人就通过经典规定了人的努力方向,那就是以“诚”实现天命。由于古代哲学中“天”的独特作用,古人也就无可逃避地获得了自己的志向,接受“天”赋予的使命,专注于在“天”的命令下完善自己。因此只要接受了古代哲学的天命观,普通人就找到了自己的志向和使命,进取努力就是天命所在。
第三,尊重个体情况,实现因材施教。古人教育并不是原始落后的,他们要通过有效的方法来实现教育目的。《学记》中说:“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6]善教的教师,总是使学生愿意跟他学,愿意按他们所指引的方向努力。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个性,在能力、志向、爱好、品德上都有所不同,成为“善教者”的方法就是要实施因材施教,从实际出发,对不同能力、志向、品德的人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墨子•大取》说要“深其深,浅其浅,益其益,尊其尊。”孔子也倡导“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当孟懿子问“孝”时,孔子答曰:“无违”,即不要违背礼。对父母要“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而当子游问“孝”时,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7] 同样是问“孝”,但孔子却针对问者的不同情况作了不同的回答。孟子继承和发展孔子的这一教育主张,针对不同类型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8]对不同的人施于不同的教育,扬长避短,因材施教,使每一个学生都能获得最大的发展机会。
因材施教在道德培养中非常难得,我们经常看到居高临下的“大话”、“官话”、“政治语言”,这些话在理论层面上绝对没有问题,但是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却难以形成有效的教育效果,原因就是忽视了“因材施教”这个原则。
第四,杜绝空谈教化,在实践中完善道德修养。立德修身的目的是要在生活中发挥作用,立德就要在日常中不断积累功德,古人的道德实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克己,对自己进行约束,要“克己”、“节欲”、“自省”、“慎独”、“知耻”和“改过”等内容。其次是“力行”,亲身实践道德,道德理论见之于道德实践。“道虽弥,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9]。朱熹认为德育“若不用躬行,只是说得便了,则七十子之从孔子,只用两日说便尽,何用许多年随着孔子不去。”[10]
那么怎么付诸实施呢?落实在平常日用当中。王阳明说:“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11]古人选择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来实践道德,做一个修养完美的人,怎样对待父母、兄弟、妻子、君长、朋友、他人和自己,一一得到落实。在“力行”当中,孔子要求人能够正视自己的过失,有改过迁善的勇气。他说:“过则勿惮改”[12],“过而不改是谓过矣”[13]。他所重视的不是人不犯过,而是有了过错之后能否改正,并且不重复自己的过失,即“不二过”。这样才能达到道德的完善。
综上,古人坚信人可以被成功教化,在道德教育过程中要做到唤醒学生立志于学,因材施教,付诸实践。这是中国古代的一整套德育方法,其系统性和完整性保障了它在实施当中的实效性,并以此维护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道德传统。这些德育方法,既是我们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进行道德教育和开展学生工作的文化资源。
二、 对辅导员的启示
《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明确规定,“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辅导员应当努力成为大学生的人生导师和健康成长的知心朋友。”《规定》给辅导员做出了三重角色定位:一是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的工作者、组织者和指导者。二是大学生的人生指导老师。三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知心朋友。一个辅导员往往扮演着教育者、管理者、服务者、“学生保姆”、知心朋友、师兄师姐、朋友等多重角色。从学生的角度来说,大学生在大学期间接触最多的莫过于辅导员。辅导员正确的人生态度、崇高的思想品质、丰富的工作经验,对大学生的成长将产生巨大的推动力。
古人的德育方法可以给我们以下启示:
第一,知难而进,坚信学生是可以被教育好的。要搞好人的教育, 必须了解人的本性。无论从性善论出发还是从性恶论出发,其目的和归宿,都是为了教育人。因此,无论我们如何来定位人的本性,都要相信人的可教化性。对于辅导员,特别是年轻的辅导员来说,这也是他们工作的出发点。对于正在面临工作期间的困难,以及某些在工作中存在疑问的辅导员来说,古人的德育信念都是很好的工作基础,不要对工作失去信心,不要对某些不服管束的学生失望,而要坚信,人是可以被教化的,关键是找到突破口。只有建立这样的信念,才能有坚定的工作信心,并找到自己的工作价值,并积极投入到工作当中去。
对于年轻辅导员来说,要把对工作的信心转变成对工作、对学生的责任意识,不能对学生或者对工作感到厌烦和疏远,而要有为学生负责、为工作负责的责任意识,这是做好工作的落脚点。肖川教授在《教育的使命与责任》一书中说:“没有使命感的教育是盲目的,没有责任担当的教育是轻薄的。真正的教育不仅应该具有效率和效益,更重要的是要具有灵魂,具有坚定而明确的价值追求。使命与责任赋予教育以高度和灵魂。”[14]一名辅导员,他的责任无处不在,如果没有责任意识,就不会明白自己的职守,不会明确自己肩负的教育使命。因此,我们必须知责任、明责任、负责任、尽责任,做好辅导员工作。
第二,激发学生主动和热情,避免师生“一头热”、“两层皮”的教育困境。古人的德育方法告诉我们,没有学生参与的德育是无效的。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就是激发学生的热情,唤醒他们内心的活力和动力,这样才能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对于广大辅导员来说,工作中要激发出学生积极向上的主动性,依靠学生,让学生主动参与,工作既省力又效果好,这就需要辅导员能够理解古人德育方法,营造恰当的工作环境,以贴近学生感受的方式来工作,让学生有所收获,有所实践,有所成长。应当充分借助这些方法,把辅导员工作巧妙地融汇到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手段当中,在实践中培养出学生真实的道德感受和收获。
第三,把握实践,避免以简单说教、发号施令的教育方式面对学生。当代大学生思想意识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大学生的自我意识增强,这使得大学生处处希望显示自己的能力,独立处理自己的事情,并产生了摆脱成人对他们约束和干涉的强烈愿望。大部分同学都乐于观察、喜欢思考,其注意力、观察力、想象力、思维力、记忆力等等这些能力都随其生理心理发育的日渐成熟和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而得到明显增强。正是这一切,使得大学生能够从不同的基点、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方法观察社会。他们不再轻信盲从,而是着手进行大胆执著的探索。
目前,高校辅导员工作最忌发号施令或者简单说教,疏于实践。这样做工作,结果就会永远是老师做老师的工作,学生被动接受老师的工作,老师做完了工作下班,而学生做了规定动作又回到原来的自己,这样的教育也注定是表面文章,没有成效的。因此,辅导员工作要面向实践,把工作实践和学生的生活实践结合起来,让学生在实践中得到教育和提高。“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广大辅导员需要把这个“事”挖出来,让大学生身体力行地参与社会实践,在实践中有意识地锻炼和升华自我。
第四,创新工作方法,切忌按部就班。古代德育方法告诉我们,只有因材施教,才能得到更好的教育效果,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教育者不断挖掘不同的教育方法。由于社会对大学生素质要求的不断提高,使学生工作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也对辅导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教育者,辅导员必须是博学多才,为人师表,成为大学生成才道路上的良师,同时,辅导员不能单一地用某种方法来应对所有学生的问题,必须对学生细心体察,因材施教,实现工作方法的创新。这就要求辅导员要将哲学、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各方面的知识上升成有效的专门工作技能,摒弃经验摸索式的工作模式,代之以学科化、研究型、学术式的工作理念,让学生工作成为一个系统的专业,这是每一个辅导员必须面对的任务。
总之,对于年轻的辅导员来说,可以把当代大学生的培养,与古代培养圣贤的方法结合起来,从古人培养人的理论和实践中总结出适合今天辅导员工作的思想方法和操作技巧,更好地做好每项工作,从而成为一名对学生成长有益的、充满智慧的教育工作者。
参考文献:
[1]朱熹.《朱子语类》卷八
[2] 王夫之.《思问录•俟解》[M] . 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3] 孔子.《论语•里仁》
[4] 《中庸》第二十二章
[5] 《中庸》第二十章
[6] 刘震.《学记》释义[M]. 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3
[7] 孔子.《论语•为政》
[8] 孟子.《孟子•尽心上》
[9] 荀子.《荀子•修身》
[10] 朱熹.《朱子语类》卷十三
[11]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上》卷一
[12] 孔子.《论语•学而》
关键词： 财经法规； 会计职业道德； 课程； 改革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3）03-0076-01
一、明确自主学习教学要求
《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是会计专业的必修课程之一，也是会计从业人员资格考试的必考科目之一。为了让学生既能够顺利通过国家举办的会计人员从业资格考试，又能接受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的规范性教育，我们采用课程教学与职业资格证书考核相结合的模式。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会计核算和监督的依据、手段和过程，了解对会计机构与人员的要求、会计从业人员从业资格管理和继续教育管理规定，掌握支付结算法规，税收征收管理的相关规定、会计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等内容，使学生具备会计从业资格必需的财经法规和会计职业道德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较强的工作岗位适应能力、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创新意识和职业道德意识。
二、自主学习课程教学方法改革
《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由于课程内容政策性强，要求理解的知识点多，内容涵盖范围广，包括会计法律制度，支付结算制度，税收征收管理制度，会计职业道德等，显得比较庞杂，而且章节之间没有系统性，学生较难掌握。另一方面《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多是法律规章的条条框框，理论性很强，比较枯燥乏味，很难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而本课程在实际工作中又是一门非常实用的课程，关系执业能力的好差。所以学生单纯地死记硬背有关条文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理解财经法规的有关理论，在此基础上才能将掌握的具体知识灵活运用。因此，《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教学，决不能简单的停留在法律知识灌输的层面，而应该采用课程教学与职业资格证书考核相结合的模式，引入各种教学方法手段，丰富课堂形式，使枯燥乏味的内容更加生动有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学习兴趣，使课程学习的有效性达到最大化。笔者通过多年的实践教学工作，探索出情景模拟法、比较教学法、顺口溜引导等教学方法。
1.情景模拟法。情景模拟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为学生提供一个真实、完整的问题背景，以此为支撑启动教学，并通过启发讲授，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在强烈的求知欲中获取知识的一种教学方法。情景模拟法包括实物展示、案例演示、环境模拟等。实物展示是指教师对教学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结算凭证、票据、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中级会计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等进行有形的展示，以此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加强记忆。案例演示，是把教材中的某一知识点通过人物或动作演绎出来。例如在学习支票的填写时，可以先展示一张仿真的空支票，然后根据实际的一笔经济业务填写支票。这样，既能生动活泼地展示支票签发的规范性与专业性，又能在文字书写方面给学生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环境模拟，是指根据社会中实际工作岗位的具体流程设计实验环境，模拟工作环境中所涉及的因素。如在讲解会计工作岗位的设置及回避制度问题时，可以把会计、出纳、会计机构负责人等主要的、最常见的岗位所要做的工作模拟出来，由不同学生扮演角色，从而让学生能较清晰地理解各个岗位的含义、工作职责及为什么要实行岗位回避。
2.比较教学法。比较教学法就是把彼此之间具有某种联系的教学内容放在一起加以对比分析，以确定异同关系。例如，在讲授银行跨行转账结算收手续费的问题时，一般人们都想省点转账的手续费，可如何做到呢，可以把这个问题留给学生课后解决，让他们到各银行营业网点看公示板上的收费标准，各行之间进行比较，让同学觉得，结算法律制度和规定在实际工作中的作用，以此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使学生在知识的记忆过程中事半功倍。
3.顺口溜引导教学法。顺口溜引导教学法是利用汉字同音、谐音或编顺口溜的方式将所要记忆的内容浓缩成一两句话，变复杂为简单，变枯燥为有趣，大大地提高了教学效率。如：会计职业道德的八个基本规范：爱廉诚公，技则理强。短短两句话，囊括逐项内容32个字，言简意赅，通俗易懂，方便记忆。
三、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自主学习课程评价体系改革
关键词：古代蒙学 高职学生 道德养成
中国传统蒙学教育以立志做人为首要目标，以日常生活为进路入口，以伦理教化为类型特征。尤其在教育方法上，力求切合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强调榜样示范作用，注重良好习惯养成，讲求知行合一，按照循序渐进原则，实行因材施教，编写符合儿童特点的教材等。探讨传统蒙学教育方法的现代意蕴，继承优秀教育传统，为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寻找“内源性”思想路径。
一、古代蒙学读物的特点
在今天这个传统与现代大碰撞的年代，探寻传统蒙学教育理论与现代道德教育的契合点，将是教育学界一件极为迫切而又重要的工作。反顾古代蒙学教育，将其教育实践特点加以梳理研究，借鉴其富有成效的教育经验，对我们更好地开展现阶段道德教育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千字文》是我国古代蒙学教材中成书最早、流行时间最长的一种，作者为南朝梁时周兴嗣。作为最早的蒙学读物，千字文开创了蒙学教育传统的先河，初步形成了蒙学教育和蒙学读物编写的体系，为蒙学教育中伦理道德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后世蒙学教育的影响十分深远。后来的《三字经》、《弟子规》、《童蒙须知》等蒙学读物无疑从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通过对《千字文》伦理道德教育特色的研究，可以为当今思想政治理论课中伦理道德教育提供有益的启示。
古代蒙学教育思想主要仍以传统儒学为主，同时提倡学习，反对不学无术；认为学习应以读书为主，又要注意积累工农商贾等方面的知识；主张“学贵能行”，反对空谈高论，不务实际等。颜之推经历南北两朝，思想深受朱熹圣人“明哲保身”的影响，所以《颜氏家训》也带有很强烈的保守意识。《颜氏家训》开后世“家训”的先河，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典范教材，被后人誉为家教典范，对后世影响很大。
二、学习古代蒙学的优点
伦理道德教育不是脱离其他知识而进行的单纯说教，而是与知识教育融和，按照一定的道德理想塑造学生心灵，培养学生美好的品德，达到敦人伦、美教化、淳风俗的教育目的。家族宗法血缘关系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人伦关系，所以人伦关系在蒙学教育中是最重要的。《千字文》乃至其后的蒙学特别注重别尊卑，序长幼的伦常关系教育，劝孝、向善是其主旨，这与儒家的传统美德是一脉相承的。“恭惟鞠养，岂敢毁伤”讲的是孝亲；“上和下睦，夫唱妇随”则谈夫妇人伦；“孔怀兄弟，同气连枝”说兄弟和睦；“交友投分，切磨箴规”是朋友之谊；“资父事君，曰严与敬”是忠孝之心。凡此种种，总是力图构建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理想。，从而有利于高职学生道德的养成。
把伦理道德教育与其他知识的学习紧密结合起来，植根于深厚的中国文化土壤之中，这正是今天的道德教育所缺失的意义与内容。我们今天在实施伦理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如果能够更多地关注来自学生方面的信息，关注学生道德范畴中的“先前经验”，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正确而有效地引导，充分发挥学生自身的作用，使他们具有伦理道德学习与实践的主动性，德育工作就会事半功倍。
三、学习古代蒙学对高职学生道德养成的现实意义
1、道德教育。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古代历来重视幼儿的道德教育，可以说，它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教育的主线。在当今道德底线模糊的社会，我觉得我们很有必要重新拾起那些精简但寓意深刻的古代蒙学教材，作为经典文化向幼儿诵读，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从幼儿时期开始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如黄香温席、孔融让梨等等，我觉得这也是幼儿们喜闻乐见的故事。
2、博文广志。像《幼学琼林》、《蒙求》等书内容囊括了天文地理、人文世故、自然景象、教育等非常全面的内容，可以使幼儿在快乐阅读时收获各种各样的知识，比起现在一些单调，华而不实的书来说是个更好的选择。
四、学习古代蒙学读物对培养高职学生道德养成的可操作性
伦理道德教育具体实用可操作性强 。《千字文》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道德教育要求具体、明确，不作空洞的说理，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便于实施。《千字文》对蒙童进行教育，具体到了人的音容笑貌、言辞、着装、饮食等细节，“容止若思，言辞安定”，要求人的言行要神定气闲；“俯仰廊庙，束带矜庄”，朝礼着装要整洁端庄；“稽颡再拜，悚惧恐慌”，祭祀行礼须神情惊悚恐惧。短短千字，竟然能细化到这样的程度，令人惊叹。
五、总结
传统伦理道德教育思想是现代伦理道德建构的文化渊源，道德类蒙学教材作为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一种世俗化形式，是古代私人设学和私家聘请教师时教授学生所采用的道德类读本，是一种侧重于向童蒙传授伦理道德知识及培养童蒙的封建道德观念和封建社会里修身处事的态度的蒙学教材。宋代是蒙学教材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甚至可以说它是我国蒙学教材发展的高峰时期，在宋代出现了系统化的道德类蒙学教材体系，中国古代尤其是宋代正是通过向学生讲授蒙学教材特别是专门的道德类蒙学教材这种方式使道德观念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深入青少年的骨髓，左右着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所以深入研究宋代道德类蒙学教材的特点，拓宽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现代价值研究空间，将会为现代高职生道德建设提供一定的思想理论上的支持，对现代学校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谈儒强，中国传统蒙学教育方法的现代意蕴[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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