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2 15:3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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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52.68文献标识码：A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两岸四地经济合作越来越频繁。受益于ECFA（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和CEPA（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两岸四地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经济融合和产业整合不断深化，经贸融合程度也正在加深。因此，深入研究两岸四地经济发展的异同对经济合作效率具有一定紧迫性，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研究两岸四地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差异，以便为四个地区服务贸易的合作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两岸四地服务贸易特征比较分析
根据贸易依存度概念，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服务贸易依存度差别明显，中国大陆服务贸易总额出口占比、旅游服务贸易出口占比、运输服务贸易出口占比和其他服务贸易出口占比呈现显著递增趋势。香港服务贸易出口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总额比例呈现两阶段特征，第一阶段为1982—1996年，期间香港服务贸易出口总额占比、旅游服务贸易占比、运输服务贸易占比呈递增趋势；第二阶段为1997—2009年，期间三者占比都呈下降趋势。香港其他服务贸易占比递增时间稍长一些，从1982年一直持续到2001年，2002年后开始呈下降趋势。澳门旅游服务贸易占比2000年后也呈现快速增长，虽然澳门服务贸易总出口占比基本呈现递增趋势，但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总额比例很小，尤其是运输服务贸易和其他服务贸易出口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比例就更小。
台湾地区服务贸易出口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总额比例情形与香港类似，只是占比增长持续时间稍短一些。台湾地区服务贸易总额出口占比、其他服务贸易出口占比1982—1993年呈增长趋势，1993年后呈下降趋势，运输服务贸易出口占比和旅游服务贸易出口占比分别在1995年和1989年后呈下降趋势。从各地服务贸易出口占比大小看，香港服务贸易出口总量占比在2003年之前都大于中国大陆，2003年后中国大陆服务贸易出口增长迅速，而香港服务贸易出口有下降趋势。台湾地区在1993年前服务贸易出口占比也基本高于中国大陆，但由于中国大陆服务贸易出口增长迅速，1993年后台湾地区服务贸易呈下降趋势使得两地占比大小差距扩大。澳门服务贸易出口总量占比虽然一直呈上升趋势但占比大小在四地中都是最小。各地服务贸易分类出口占比大小的情形与总量占比情形的差异类似。
资料显示中国大陆服务贸易进口总额占比、运输服务贸易进口占比和其他服务贸易占比在1998年后呈快速增长方式，旅游服务贸易进口占比则在1991年后就迅速增长。香港、台湾地区无论是服务贸易进口总量占比还是分类占比都呈现先上升后下降情形，澳门服务贸易进口总量占比和分类占比变化较小，略微有上升趋势。
中国大陆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在1991年出现了分水岭，1991年以前传统运输服务贸易出口都大于旅游和其他服务贸易出口，1991年后服务贸易出口比例一直呈上升趋势。中国大陆运输服务贸易出口比例在1999年以前一直下降，而后又有所上升，旅游服务贸易出口比例从1982年一直上升到2001年后又呈下降趋势。香港和台湾地区情形有些类似，其他服务贸易出口比例基本上都呈上升趋势，运输和旅游服务贸易出口则基本表现为一直呈下降趋势，并且在2000年之后，其他服务贸易出口比例都在50%以上，澳门主要以旅游服务贸易出口为主，其比例一直维持在80%以上。这说明澳门的运输服务贸易出口、金融等其他服务贸易出口量相对来说太小。
中国大陆三类服务贸易进口比例在1994年后比较接近，1994年之前传统运输服务贸易进口比例远大于其他两类服务贸易进口。香港旅游服务进口比例一直都较大，2008年后才与其他两类服务贸易进口比例相接近。澳门1997年后传统运输服务贸易和旅游服务贸易比例一直呈下降趋势，其他服务贸易则呈上升趋势。台湾地区在1984年之后三类服务贸易进口比例呈现明显特点：其他服务贸易一直都呈现上升趋势，而另两类服务贸易进口比例则基本呈现下降情形。
二、研究设计和数据
1.研究设计。为了分析中国两岸四地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差异，本文使用Balassa（1978）提出的出口扩展型总量生产函数模型作为基本模型。Balassa在传统Cobb—Douglas生产函数（简称C—D函数）中引入出口变量，将该函数扩展为适合研究开放经济的出口扩展型总量生产函数形式：Y=F（K，L，X），其中Y为总产出，K，L，X分别为资本、劳动和出口额。随后有不少学者在此基础上对模型的具体形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正。如Taylor（1981）直接在指数形式的C—D函数中引入出口变量，从而使得C—D函数形式变为：Y=AKδLβXγ，A为技术水平。Hine等（1998）假设C—D生产函数形式为：Qit=AγKαitNβit，Q为实际产出，K为资本存量，N为单位有效劳动，A被假设与时间、进口和出口有关，具体形式为：Ait=eδ0TiMδ1itXδ2it。其中M为进口，X为出口。本文根据上述文献思路，将贸易出口、进口变量引入到C—D生产函数中，从而建立包含进出口变量的新的生产函数：
Yt=eλKαtLβtMγtXηt（1）
Y、A、K、L、M、X的含义与前文相同，α为资本产出弹性，β为劳动产出弹性，γ为进口产出弹性，η为出口产出弹性。对（1）式两边取自然对数可以得到包含进出口变量的线性生产函数为：
LnYt=λ+αLnKt+βLnLt+γLnMt+ηLnXt（2）
根据式（2），可以建立两岸四地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回归模型如下：
LnYit=α0+α1LnKit+α2LnLit+α3LnMit+α4LnXit+μit（3）
式（3）中Y为实际产出，K为实际资本投入，L为就业人数，M、X分别为服务贸易实际进口和实际出口，μ为随机干扰项，i=1，2，3，4，分别代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另外，为了比较研究两岸四地分类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差异，本文还建立如（4）式表示的模型分析运输服务贸易、旅游服务贸易和其他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LnYit=α0+α1LnKit+α2LnLit+α3LnMTit+α4LnMTRit+α5LnMELSEit+α6LnXTit+α7LnXTRit+α8LnXELSEit+μit（4）
式（4）中MT、MTR和MELSE分别为运输、旅游和其他服务贸易进口额，XT、XTR和XELSE分别为运输、旅游和其他服务贸易出口额，其他符号含义同式（3）。
2. 数据说明。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产出Y、资本投入K、服务贸易进出口所有变量均为实际值，其中产出Y为本地GDP，资本投入K使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替代。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各变量实际值由名义值除以各地CPI指数（1982年为基期，1982=100）计算得到，香港、澳门各变量实际值由名义值除以GDP平减指数（1982年为基期，1982=100）得到。劳动投入都为年末就业人员数。服务贸易数据均来自WTO网站，澳门数据来源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网站，台湾地区数据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和台湾地区2009年、2010年统计年鉴，香港数据来自香港统计网站，中国大陆数据来自中国经济统计网。
三、实证分析
1. 研究方法确定。表1数据表明两岸四地服务贸易进出口有着较强的相关性。除台湾地区出口和进口与其他三个地区出口和进口相关系数低于0.9外，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服务贸易进出口相关性都非常高，这表明两岸四地之间服务贸易关系紧密。
表1两岸四地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相关性出口进口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中国大陆10.9590.9760.87210.9430.9550.783香港10.9720.92410.9230.896澳门10.85410.679台湾地区11
由于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服务贸易进出口相关性较大，说明两岸四地贸易进出口可能受到共同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共同因素通过贸易变化进一步影响到各地经济增长。所以，单个地区进行OLS估计残差项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为了更有效地估计两岸四地服务贸易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需要使用SUR方法对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构成的面板数据进行估计。在进行SUR估计之前，必须检验四个地区的方程是似无关还是真无关。对面板数据似无关检验的统计量一般有LR、LM和WALD，本文使用LR和LM检验统计量，它们的检验表达式分别为：
LR=T∑Ni=1lnσ2i—ln|∑|
LM=T∑Ni=1∑i—1j=1ρ2ij
其中T为1982—2009年期间样本个数，N为地区数，σ2i为各地区单独进行OLS回归分析时的方差估计值，∑为各地区回归残差协方差矩阵，ρ2ij为各地区进行OLS回归时的残差相关系数。两个统计量都服从自由度为N（N—1）/2的χ2分布，通过计算分别得到LR=1091.87，LM=17.396，置信度为95%，自由度为6的χ2值为12.592，所以两个统计量都拒绝了原假设，这表明四个地区的方程表现为似无关。
为了更有效的估计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需要使用SUR方法对面板数据进行估计。为了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分别对模型进行了OLS回归和SUR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分别如表2和表3所示。从表2和表3中可以看出两种回归方法在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上取得了较为一致的结论，可以认为估计的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但是，由于各地区单独进行OLS回归分析，得到的估计结果可能有偏误，所以最终接受SUR估计结果。因此，以下分析都是针对SUR回归方程进行。
2. 回归结果分析。从表2的模型1回归结果看出两岸四地除香港外，中国大陆、澳门和台湾地区的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都有促进作用。中国大陆劳动投入产出弹性小于资本投入产出弹性，说明中国大陆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相对稀缺而劳动相对过剩的事实。澳门和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相反，两地的劳动产出弹性分别为0.995和2.453，远大于各自的资本产出弹性，说明这两个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相对过剩而劳动力相对稀缺。香港的情形更特殊，回归结果表明香港的资本投入已经过剩。因为资本产出弹性为—0.672，表明资本投入每增加1%，将使经济下降0.672%，相对资本投入来说，香港的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各地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具有明显不同，台湾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不明显，虽然进出口弹性为0.105，但未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服务贸易进出口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显著，系数都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香港服务贸易进出口产出弹性为0.528，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澳门，中国大陆最小。
从表2的模型2分析结果看，服务贸易分类总额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大陆地区运输和旅游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都有促进作用，运输产出弹性为0.085，旅游产出弹性为0.212。香港和澳门只有旅游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两地旅游产出弹性分别为0.483和0.314。台湾地区运输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不但没有促进作用，反而还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运输产出弹性为负值。台湾地区旅游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不明显，虽然旅游产出弹性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台湾地区其他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他服务贸易增长1%，可以促使台湾地区经济增长0.204%。
从表3中模型1回归结果来看，当将两岸四地服务贸易分为进口和出口时，中国大陆劳动投入产出弹性还是小于资本产出弹性，澳门和台湾地区的产出弹性都大于资本产出弹性，香港的资本产出弹性为负值，劳动产出弹性则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两岸四地服务贸易进口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差异明显。中国大陆、澳门和台湾地区的服务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显著，出口产出弹性较接近，但这三地服务贸易进口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都不明显，进口系数都为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香港服务贸易出口对其经济增长作用不显著，出口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服务贸易进口对香港经济增长作用较大，服务贸易进口增长1%，香港经济增长0.442%。由表3中模型2分析结果可知两岸四地服务贸易分类进口和分类出口，对经济增长作用同样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大陆只有旅游和运输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中国大陆服务贸易运输进口对经济增长反而不利。因为运输进口产出弹性为—0.2，中国大陆旅游服务贸易进口，其他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对经济增长作用不明显。香港旅游服务贸易出口、进口对经济增长都有促进作用，其中旅游服务贸易进口对香港经济增长作用更大，旅游进口增长1%，可以促使香港经济增长0.348%。澳门旅游服务贸易出口和其他服务贸易进口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两者产出弹性分别为0.311%和0.050%。台湾地区的其他服务贸易进口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明显，运输服务贸易对台湾地区经济增长反而不利，其他服务贸易对台湾地区经济增长作用都不显著。
说明：（1）***，**，*分别表示通过1%，5%，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2）小括号内为标准差。
四、各地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比较
1. 各地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贡献测算。本文使用各类服务贸易产出弹性系数，测算出两岸四地1983—2009年期间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表4显示了两岸四地进出口总额和进口额、出口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需要说明的是回归时如果产出弹性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该项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不明显，在计算贡献时该项都不再予以考虑。各地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
（1）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三地区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贡献，台湾地区进出口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明显，四个地区的服务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都具有积极作用。
说明：实际值计算以1982年为基期。（进出口）总额贡献=进出口额年均增长率×进出口产出弹性，出口贡献=出口额年均增长率×出口产出弹性，进口贡献=进口额年均增长率×进口产出弹性；（贡献）份额=贡献/GDP年均增长率。
（2）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四个地区的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下降，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进出口总额的贡献份额分别由2001—2005年期间的37.17%、85.56%和52.80%，下降为25.65%、49.74%和50.21%。中国大陆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贡献份额由2001—2005年期间的42.48%下降为26.28%。虽然澳门2006—2009年服务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维持在44.29%，比2001—2005年高，但2009年澳门服务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为负27.55%，说明金融危机期间澳门服务贸易出口受到严重打击。由于澳门服务贸易依存度高，服务贸易出口的下降使得澳门GDP增长率由2008年的10.75%下降到2009年的6.09%。台湾地区遭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大，GDP当年增长率为负5.83%，2008年服务贸易出口对GDP的增长作了负贡献。2006—2009年台湾地区因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服务贸易出口对GDP年均增长为负贡献，且年均负贡献份额较大，达到了—74.77%。
（3）香港地区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其他三个地区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进出口总额看，香港在1991—1995年期间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小于中国大陆和澳门，2006—2009年期间贡献略小于澳门，其余年份香港地区都比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大。从服务贸易进口和出口看，香港只有1983—1990年间服务贸易进口贡献小于台湾地区，其余年份服务贸易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要大于中国大陆、澳门和台湾地区。另外，相对来说澳门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要大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4）1983—2009年平均值表明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对经济增长贡献分别为27.32%、42.65%和40.11%，中国大陆、澳门和台湾地区服务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分别为26.85%、36.28%和37.41%，香港服务贸易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60.05%。因此，平均来看中国大陆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低，而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都较高。
说明：实际值计算以1982年为基期，贡献计算方法见表4说明。
从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分类对经济增长贡献来看，两岸四地经济中旅游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来说更显著一些，因为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旅游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都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中国大陆的运输业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台湾地区的运输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值。另外，只有台湾地区的其他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表5中数据表明：（1）中国大陆服务贸易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主要是由运输和旅游服务贸易实现的，香港和澳门服务贸易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主要是由旅游服务贸易实现的，台湾地区则主要是由其他服务贸易实现的。（2）1996—2000年香港旅游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值，说明该期间亚洲金融危机对香港地区的旅游业影响极大。香港旅游贸易这段时期的增长率为—2.29%，远低于其他时期的增长率。澳门1996—2000年旅游服务贸易增长率虽然只有1.53%，但对这段时期经济增长的贡献却很高，达到了80.09%（表中数据为负值，是因为GDP增长率为负值）。
从进口分类、出口分类对经济增长贡献看（见表6），中国大陆服务贸易对经济的贡献主要是因为旅游出口和运输出口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在2000年之前，中国大陆旅游服务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大于运输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2000—2009年中国大陆运输服务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相对来说更大一些，但2009年例外，该年中国大陆运输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53.93%，这与国际金融危机造成中国出口下降有一定的关系。1983—2009期间中国大陆运输服务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为10.80%，而旅游服务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年均贡献为20.62%。中国大陆运输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为负值，说明运输进口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没有促进作用，相反还抑制了经济增长。香港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靠旅游服务，无论是旅游进口还是出口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都很显著。1983—2009年香港旅游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对经济增长年均贡献分别为31.08%和48.25%，说明这段时期旅游进口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作用更大，而香港运输出口、进口和其他服务贸易出口、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不明显。澳门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旅游服务贸易出口和其他服务贸易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旅游服务贸易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值，运输服务贸易出口、进口和其他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均不明显。台湾地区运输服务贸易进口和其他服务贸易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十分明确，有时促进经济增长，有时又抑制经济增长。1996—2000年、2006—2009年期间运输服务贸易进口对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为正，对经济增长起了促进作用，而其他时期年均贡献率都为负值，抑制了经济增长。其他服务贸易进口在2006—2009年对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为负值，其他时期年均贡献率都为正值。台湾地区的旅游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运输服务贸易出口，以及其他服务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都不明显。
说明：实际值计算以1982年为基期，贡献计算方法见表4说明。
2. 各地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差异分析。无论从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出口总额、进口总额，还是从服务贸易总额分类，或是从服务贸易进口分类、出口分类分析，两岸四地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呈现显著的差异性。
（1）从贸易依存度分析，贸易依存度高低明显地影响了各地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般情况是贸易依存度高，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就大，如香港和澳门的服务贸易依存度远远大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与后两者相比，前两者服务贸易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要大。不过并非贸易依存度越高，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越大。如澳门贸易依存度一直很高，尤其是2008年和2009年贸易依存度分别为104.11%和104.60%，并且一直都大于香港，但澳门服务贸易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很多年份都低于香港服务贸易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2）从服务贸易占世界贸易比率分析。服务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与各地服务贸易出口世界占比大小并不直接相关。香港在2003年以前，服务贸易出口世界占比都大于其他三个地区，尽管2003年以后小于中国大陆，远大于台湾地区和澳门，但是香港服务贸易出口总额对经济增长贡献并不明显。
五、结论
本文的目的是旨在研究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差异性，以便为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提供有益的参考。通过使用1982—2009年的面板数据和SUR回归分析研究：（1）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三地区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贡献，台湾地区进出口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明显。（2）2006—2009年期间由于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四个地区的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下降，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进出口总额的贡献份额分别由2001—2005年期间的37.17%、85.56%和52.80%下降为25.65%、49.74%和50.21%。（3）香港地区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上大于其他三个地区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4）1983—2009年平均值表明中国大陆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低，而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都较高。（5）从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分类对经济增长贡献来看，两岸四地经济中旅游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来说更显著一些。（6）从进口分类、出口分类对经济增长贡献看，中国大陆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主要是因为旅游出口和运输出口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香港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靠旅游服务，澳门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旅游服务贸易出口和其他服务贸易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台湾地区的旅游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运输服务贸易出口以及其他服务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都不明显。
参考文献：
[1]韩振国，王玲利.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1985—2006 年时序数据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9（3）.
[2]陈恩，黄桂良.金融服务贸易对香港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J].广东社会科学，2010（2）：78—83.
[3]孙茂辉.服务贸易对澳门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5（1）：67—71.
[4]杨凤美，肖红.香港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10（12）：35—40.
[5]Balassa B. Exports and economic growth：Further evidence[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78，5（2）：181—189.
[6]Hine R. C. and Wright P. W. Trade with Low Wage Economies， Employment and Productivity in UK Manufacturing[J].The Economic Journal，1998，108（450）：1500—1510.
[7]Hausman， J.A. and Taylor， W.E.Panel data and unobservable individual effects[J].Econometrica， 1981，49（6）：1377—1398.
Services Trade and Economic Growth on Four Districts of Cross—Straits
LIU Lan—feng1， YUAN Shen—guo2
（1. South China Business Colleg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545， China；2. School of Management，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006， China）
关键词：国际服务贸易统计；BOP统计；FATS统计
中图分类号：F71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4－0143－03
当今世界服务贸易迅速发展，全球经济竞争的重点正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全球信息技术革命的不断发展增强了服务活动及其过程的可贸易性，通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会计、咨询等新兴服务行业不断扩张。同时，与近年来出现的大型呼叫中心、数据库服务、远程财务处理等一样，新的服务贸易业务也将逐渐衍生出来。商业存在成为服务贸易的主要方式。
随着国际服务贸易的快速扩张，服务贸易的定义也趋向开放，更是对服务贸易统计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服务贸易总协定关于服务贸易的定义引发出统计口径问题，许多专家学者对服务贸易统计制度和方法开展了相应的研究。笔者对这些研究活动及其成果进行了回顾，归纳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主要观点。
一、国际服务贸易统计的特殊性
国际服务贸易统计的特殊性源于服务贸易概念界定的特殊性。服务贸易概念有狭义论与广义论之说。发展中国家仅将居民与非居民所从事的跨国服务视为国际服务贸易，即狭义论。发达国家则将所有涉及不同国民或不同国土的服务交易都列入国际服务贸易范畴，即广义论。服务贸易的这两种代表性定义主要有三个区别[1]：（1）两种定义观察国际服务贸易的立足点不同，前者立足于交易者的常住性，后者立足于生产要素所有权――即属地与属权之别。（2）两种定义下国际服务贸易的范围不同，集中体现在对以商业存在形式提供服务的处理方式不同。（3）两种定义产生的背景不同，所发挥的功能不同。货物的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互为替代，而在服务领域发生的直接投资从本质上讲是跨境服务贸易的一种变形。
在GATS（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简称GATS）中，国际服务贸易被定义为四种供应模式：（1）跨境供应（Cross－border supply）。（2）境外消费（Consumption abroad）。（3）商业存在（Commercial presence）。（4）自然人流动（Movement of personnel）。谢启南等认为国际服务贸易统计应当遵循以下的原则[2]：第一，贸易原则。即国际服务贸易统计仅统计有偿服务，而不统计无偿服务。第二，服务原则。即国际服务贸易统计仅统计服务贸易，而不统计货物贸易。因此，必须正确划分服务与货物的界线，防止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重复统计。第三，国别原则。即国际服务贸易统计仅统计本国（地区）与其他国家（地区）之间所发生的交易，而不统计本国（本地区）居民和机构单位之间在国内（地区内）所发生的服务交易。
二、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方法现状
国际收支是世界各国国际经济交往的产物，是用来记录、分析、解释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交往中的规模、结构的统计数据。国际收支统计是一个国家实行宏观经济目标的需要。宏观经济目标通常由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组成。因此，国际收支统计是一个国家对本国国际收支状况做出评价和判断的基础，是国家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依据。全球统一的国际收支制度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后着手建立完善的（见表1）。
《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和《国际收支手册》第四版的区别主要有：第一，扩大了国际收支统计概念框架的范围，使其不但包括国际收支流量的统计，而且包括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存量的统计；第二，明确区分了经常账户账户内的服务和收益，收益又分为职工报酬和投资收入，重新定义了经常账户，将无偿转让分为经常转移和资本转移。前者计入经常账户，后者计入资本账户；第三，对第四版的资本账户进行了重新定义，改称为资本和金融账户，使各类投资方式下的投资工具、部门期限的划分更为明确。
1996年，OECD（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欧盟统计局与IMF（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协商，制订了比《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的居民与非居民之间国际服务贸易的分类更详细的分类，将《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的若干服务项目进一步分类，即《扩大的国际收支服务分类》（Extended Balance of Payments Services，简称EBOPS）。它不仅包含了与BPM5的11个主要标准部分①相一致的主要目录，而且增加了许多与BPM5（fifth edition of the IMF Balance of Payments Manual，简称BPM5）原则相一致的更细化的内容，基于鉴定和申报目的，EBOPS编码标准化体系与BPM5的编码体系完全协调融合。
传统的BOP（Balance of Payments，简称BOP）统计方法是有缺陷的，按照 IMF的BPM5的规定，国际收支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经济交易的系统记录。国际收支平衡表包括经常账户、资本与金融账户、错误与遗漏账户。服务贸易被列入经常账户项下，是指一国居民与非居民之间服务的输出入。居民与非居民的划分不是以国籍为标准，而是以交易者的经济利益中心所在地为依据，即从事生产、消费等经济活动和交易达一年以上的所在地。IMF规定，企业、非营利机构和政府等法人以及自然人，不论其来自何国，只要他们在所在国从事一年以上的经济活动与交易，就是所在国的居民。另外，与GATS的分类不同，BOP包括政府服务。
由此导致了对国际服务贸易范围的界定不同，尤其体现在对以商业存在形式提供的服务的处理方式不同。如果A国的服务提供者在B国从事经济活动（设立商业机构）在一年以上，则不属于国际服务贸易。
BOP统计偏重考察不同国家服务产品的流向及随后的资金流向，不像GATS方法偏重考察各国服务业的开放程度，全面反映一国围绕服务交易，通过包括贸易与投资在内的各种途径所获得的全部收益。
BOP统计和FATS（Foreign Affiliates Trade in Services，简称FATS）统计体系可以互为补充。FDI统计涵盖货物和服务贸易，因此，FATS统计的数据很多可以从中获得。FATS服务贸易分为内向FATS和外向FATS。别国附属机构在东道国的服务交易称为“内向FATS”，东道国附属机构在别国的服务交易称为“外向FATS”。FATS统计包括外国附属机构在东道国的全部服务交易情况――包括与投资母国之间的交易与东道国居民之间的交易以及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交易，但其核心是非跨境交易，即与东道国居民之间的交易。因此，FATS统计可以提供全部的商业存在和一部分自然人流动的统计数据（见表2）。
作为长远努力目标，FATS应尽可能地在与EBOPS相一致的基础上，按照适用于货物贸易的“商品列名与编码协调制度”进行分类，以便与按此方法分类的居民与非居民贸易进行比较。
虽然GATS与BOP＋FATS统计没有达到完美的契合，尚有超出现有统计框架的领域存在，但已经为国际间服务贸易统计数据的可比与交换走出了重要一步。
三、FATS统计操作中的难点
1．FATS统计的所有权标准。按照GATS定义，外国直接投资企业通常有“所有权”、“控制”和“联营”等几个概念。在统计准则中BPM5、BD3和1993 SNA中都有关于所有权的规则。所有这些规定都采用了10％的普通股或表决权（就法人企业而言）或等值权益（对非法人企业而言）的标准作为直接投资的下限，但是，它们也规定了与GATS中的所有权和控制概念更加一致的规则。所有这三个经协调一致的标准都把“附属机构”界定为直接投资者拥有50％以上股权的企业，“联营公司”为直接投资者拥有10％至50％股权的企业，而“分公司”为单独或联合拥有的非法人企业。在1993 SNA中，附属机构和分公司都被认为是“外国控制的企业”；个别国家可按照它们对外国控制的质量评价，把联营公司包括在这一类别之内或排除在这一类之外。
《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采纳了欧统和OECD多数所有权的标准，即以“直接投资者拥有直接投资企业中50％以上表决权”作为划定国外附属机构的范围的标准。《手册》认为，尽管低于50％股权仍可达到对所投资企业的控制目的，似应将之列入国外附属机构的范围，但这有可能因为投资国和东道国的编报人员对控股的不同评估标准造成双边统计数据的不对称。
2．FATS统计指标。FATS统计指标在《手册》中被称为“FATS的经济变量”，对变量的选择主要是根据它们在GATS的执行中和经济全球化现象的分析中的可利用性和可获性。《手册》提出了两组变量。第一组为基本变量，包括FATS的销售额（营业额）和／或产出、雇员人数、增加值、货物和服务的进出口额和企业的数量。它们被用来采集有关服务贸易的基本信息。第二组为补充变量，可用于作相关的对比分析，包括资产、员工报酬、净值、固定资本积累总额、所得税、研究和开发支出。外国附属机构是外国投资企业中的一种，这些指标可以在现行机制中由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统计中获得。
3．FATS的国别归属。国际直接投资的投资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关系可能仅一环，也可能是多个环节所形成的投资关系链，在后一种情况下，究竟如何处理FATS的国别归属，作为内向FATS可以有两种考虑，一个是直接投资国，另一个是最终受益国。前者以第一阶外国母公司所在国家为内向FATS的国别，后者以最终受益的所有者（Ultimate Benefited Owner，简称UBO）所在国家为内向FATS的国别。通常情况下，第一阶外国母公司和最终受益的所有者是同一家公司，但也有可能两者不是同一家公司。《手册》建议把最终受益所有者作为确定FATS的国别归属的第一选择，并作为详细编制估算数的依据，但也鼓励各国提供按第一阶母公司作为国别归属准则的数据。
在编报外向FATS时，《手册》的精神是外伸到编报国直接投资者有商业存在的国家，既统计数据所跟踪的诸如销售、就业等各种活动发生的国家。
下列实例（见下图1）情况下如何确定这些实体。在每个例子中，所有权链从上至下排列，处于底部的公司为其所有权问题待解决的外国拥有的分支机构。
实例一，公司A既是外国母公司也是公司B的最后受益所有人。
实例二，公司D是公司E的外国母公司，由于公司C依次对公司D拥有多数股权，公司C是公司E的最终受益所有人；它的国家被认为是FATS统计中公司E的所有权所属国。
实例三，按照实例二中的相同推理，公司G是公司H的外国母公司，而公司F是其最终受益所有人。注意公司F在公司H中间接拥有的所有权仅为42％――它占公司G70％的份额和公司G占公司H中60％的份额的结果。但公司H作为外国拥有的分支机构被包括在FATS统计中，因为多数所有权标准与第一外国母公司（它是直接投资者）的所有权权益，而不是与最终受益所有人的所有权权益有关。尽管公司F缺少多数所有权，但可以认为它控制着公司H因为处在多数所有权链上的每个实体都可控制处在它下边的实体，包括该实体对其依次向下的实体采取的行动。
实例四，公司J是公司K的外国母公司和最终受益所有人，公司I不是最终受益所有人，因为它不是公司J的多数所有权人。
实例五，公司M是公司N的外国母公司，由于公司L依次对公司M拥有多数所有权，公司L是公司N的最终受益所有人。然而公司N不包括在FATS统计内，因为外国母公司对它不拥有多数股权。
实例六，公司O是公司P的外国母公司和最终受益所有人。公司P不包括在FATS统计数字内，因为外国母公司对它不拥有多数股权，但它仍然代表了可认为对GATS或全球化分析有重要意义的一个实例。因此，编制国可能希望以补充的办法显示公司P（及其他有关实例）的数据。
参考文献：
[1] 李静萍．国际服务贸易统计体系的比较研究[J]．统计研究，2002，（8）：32－35．
【关键词】文化 服务贸易 国际竞争力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目前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这一论断高度概括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局势下，文化已经超越单纯的意识形态属性，与政治、经济互相交融，成为衡量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在这一背景下，大力提升我国文化产业的服务贸易出口水平，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一、文化服务贸易的内涵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对文化产业缺乏科学、统一的分类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根据近期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的定义，文化产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主要内容包括新闻服务、出版发行和版权服务、广播，电视，电影服务、文化艺术服务、网络文化服务、文化休闲娱乐服务等。
与此对应的是，我国文化产业服务贸易统计也有待完善。这既有我国文化产业长期界定模糊的原因，也有其他因素致使我国整体上仍未形成较为规范和完善的服务贸易统计制度。
尽管对于文化贸易的统计难做到精确，但根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编制扩大后的国际收支服务分类（EBOPS），这可以从很大程度上说明一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状况。EBOPS项下文化娱乐类服务贸易是“大文化”服务贸易的概念，除涵盖了联合国《中心产品分类系统》（CPC）分类中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的项目之外，还涉及了CPC中商业服务、通信服务、保健和社会服务、教育服务等多项内容。尽管我国定义的文化服务产业与EBOPS定义的文化娱乐产业不完全相同，但两者内涵基本一致，内容也大多重合。因此，本文所讨论的文化服务贸易内容和引用的相关数据均借用EBOPS的分类概念。
二、我国文化产业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新闻出版服务、演出服务、娱乐性体育、电影音像是我国文化产业的核心内容，也是EBOPS所界定的文化娱乐产业的主体内容。在此，我们对主要文化部门的服务贸易特别是出口情况作了一个初步描述。
1、新闻出版服务贸易
中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在新闻出版方面不断加强国际合作，使得市场优势和文化资源优势在合作中得到了较好开发。目前，我国新闻出版行业参与国际服务贸易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版权贸易，即引进或输出双方感兴趣的选题；二是出版项目合作，共同策划编辑出版中外文图书；三是对外直接投资以商业存在的模式实现；四是人员交流，即派人到境外新闻出版集团及其分支机构工作。
为增强我国新闻出版服务贸易业的出口能力，支持中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相关部门做了大量的促进工作。如近年来新闻出版署着力从八个方面支持中国图书“走出去”的政策等。
2、演出服务贸易
就演出服务出口的类别来看，我国演出产品出口以杂技、武术类项目为主，约占中国演出产品出口的70%，其他的歌舞、器乐、戏剧类项目约占30%左右。出口地区包括美国、日本、俄罗斯、韩国、加拿大、欧洲、东南亚、南美少数国家以及我国的港澳地区，其中主要市场还是在美国、日本和西欧等地。据文化部外联局相关资料统计，近年来经文化部审批的赴美演出项目每年都有数十起，其中多数是有偿演出或商业演出。
从演出服务贸易的运行模式上看，主要是以自然人移动和商业存在为主。自然人移动有两种实现方式，第一种方式类似于合作方式，即由外商出资，我方提供文化劳务输出，从中获取劳务费。这种方式我方风险较小，收益也较少，大部分收益被外方拿走，是目前我国演出服务项目实现出口的主要方式。第二种方式类似于合资方式，即我方主要以提供人员为主，但也提供少量资金，大部分资金由外方提供，并负责市场营销。如女子十二乐坊与日本唱片公司合作的方式。从商业存在的模式看，我国演出行业的出口主要采取境外投资的模式，即我国演出团体在海外直接投资，注册成立演艺公司，如上海魔术团2002年8月在美国注册成立“恒创”公司等。
为引导和鼓励国内外个人和表演团体“引进来”和“走出去”，近年来有关部门相继制定和了《关于促进商业演出展览文化产品出口的通知》、《国家商业演出展览文化产品出口指导目录》和《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是我国演出类服务贸易进一步发展的体制和政策保障。
3、体育服务贸易
当今体育产业已成为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行业之一。体育服务贸易作为新兴行业，已成为各国发展文化服务贸易重点关注的内容。我国体育服务贸易的实现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跨境交付，如我国的CCTV向美国的电视媒体提供国内的奥运赛事报道节目。二是境外消费，如奥运期间外国运动队员来华训练和比赛。三是商业存在，如全球著名的体育中介公司国际管理集团（IMG）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四是自然人流动，如我国的教练员到另一国执教， 或我国的运动员加盟另一国的球队等。
从整体来看，我国体育服务贸易中跨境支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以及自然人移动都还处于起步阶段。随着我国体育事业改革的不断推进、体育市场的不断发展完善，后奥运时代各项大型比赛项目的推动，我国体育服务贸易发展存在巨大的潜力。
4、电影音像服务贸易
在文化产业中，电影、音像产业作为最是国际化的媒介产业，其发展状况将直接决定我国在国际文化市场上所占的地位和影响力。近年来，我国的电影、音像服务贸易出口增速较快，2007年出口额占我国全部服务贸易出口额的0.26%，而2000年的这一数字为0.18%。广电总局有关资料显示，2007年我国共有78部影片销售到47个国家和地区，先后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等33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了68次中国电影展，展出国产影片605部次。
三、我国文化服务贸易出口国际竞争力评估
近年来，我国文化服务贸易出口总体上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势头。在2000至2006年间，连续六年保持增长，年均出口增长率达到51.65%，2006年出口额达到1.37亿美元，而同期文化服务贸易进口额仅保持21.68%的进口增长率，近年还出现了进口的负增长，2006年进口额为1.21亿美元。
尽管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的出口增长明显，但用衡量某行业的贸易竞争优势指数来测算，我国的贸易竞争指数还体现在波动中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从整体来看，多数年份中我国文化产业的贸易竞争力优势指数呈负值，这说明我国的文化产业还不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显性竞争优势（RCA）指数的计算也表明，我国文化产业本身不具备较强的竞争力，而相对与我国其它一些服务产业的贸易出口，竞争力也显得较弱。从各服务行业的情况看，我国文化行业同通讯、保险、金融、特许使用行业一样，都属于我国国际竞争力比较优势最弱的行业，其产业竞争力远小于建筑、旅游、其他商务服务、运输、计算机等服务产业。与用TC指数分析的结果一样，尽管我国文化娱乐产业整体上还没有呈现出较强竞争力，但近年来其出口能力的快速提升值得关注。2006年我国文化产业RCA指数是2000年的400%，出口的提升远大于其它服务行业，体现出了我国文化服务出口发展的巨大潜力。
总的来看，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自我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出口水平也得到了较快提高。但相对于文化产业属于我国新型朝阳产业的定位，以及绵延数千年中华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巨大包容性、开放性和影响力来说，我国文化产业仍然还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需要我们进行更为深入地挖掘和开发。
四、提升我国文化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的建议
要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必须大力推进我国文化服务的出口，在积极参与国际文化竞争，争夺国际文化市场份额的过程中，不断提升我国文化全球影响力。
1、提升我国文化产业出口竞争力的体制与政策保障
要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处理好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定位关系；加紧文化产业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改、废”工作，建立并完善以WTO相关规则为主要依据的文化出口政策法规体系；充分利用UNESCO对“文化多样性”的倡导提议，在避免和减缓外部环境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冲击同时，进一步增强我国文化出口话语权；相关部门可根据需要，出台“企业投资海外文化产业优惠办法”等相关政策引导和推动企业到境外进行文化产业投资；要建立完善的文化贸易统计指标体系。
2、提升我国文化产业出口竞争力的营销战略
文化产品要有与众不同的特点，就必须灵活、积极地运用各种营销策略。要着力打造一批世界知名的文化企业，利用这些企业的文化样式和品牌效应来培养海外观众，为扩大我国文化影响力服务；也可鼓励我国文化企业大力发展海外俱乐部会员或加入海外相关协会；还可利用一些特殊的途径，吸引海外知名影星、导演及其他文化知名人士参与到我国文化产品的制作之中，走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路子，增强我国文化产品的全球影响力。
论文关键词：教育服务贸易，GATS，在线学习
教育服务作为一种新兴产业，已成为一些发达国家的主要经济增长点。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出国留学。这种贸易形式已存在多年，但目前比较新的发展趋势是，学生在不出国的情况下，另一个国家的教育服务提供者提供广泛的课程设置和资格认证，此外，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为这种贸易的繁荣提供了可能。
一．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和趋势
（一）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
GATS把国际服务贸易分成四种方式：（1）跨境交付，指教育服务本身跨越国界；( 2) 境外消费，指一位自然人到其他国家去学习，即留学；( 3) 商业存在，指教育服务的提供者到国外设立营利性分支机构；( 4) 自然人流动，指一个自然人临时性地到其他国家提供教育服务等。
对于教育服务贸易的水平，目前的数据很少，也很难进行评估。Kurt Larsen， John P. Martin 和Rosemary Morris根据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际教育服务数据库和OECD的教育体制指标（INES）提供的有关出国接受高等教育的留学生的数据，对教育服务贸易的大致情况进行了粗略估计。不过，由于现有的数据来源存在很多问题，要想得出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可靠规模，很难。这三位学者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教育服务贸易的统计数据根据几个标题被分类，而且往往与其他活动混在一起，因此，运用服务贸易的标准统计数据去识别“教育服务贸易”是很不容易的，有时是不可能做到的。
根据OECD/Eurosat分类，教育服务贸易被算在了下面两个标题之下：
1.242 个人旅行，与教育有关的费用；
2.936 其他商业、专业和技术服务。
第一类包括留学生支付给教育机构的学费及生活费。这与世贸组织对跨境提供商品和服务的方式进行分类的第2种方式（境外消费）是对应的。从留学生学习的国家看来，留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是服务“出口”，而在学生的母国看来，这些费用被视为服务“进口”。
第二类包括教育和培训服务贸易，这种贸易发生的条件是依据合同或者所支付的费用来提供服务。这与世贸组织分类的第1种方式（跨境交付）是对应的。这一类包括外国企业或者机构提供的员工培训或者教育考试服务，也包括国外客户为了交付、维修或者安装商品或服务而购买的生产商提供的培训服务，而且还包括企业或者教育机构提供的跨境在线学习活动。
就目前的国际贸易统计数据而言，不可能把收入与另一个国家提供培训服务的大学、其他教育机构和企业分开。这些外国机构的销售额没有包括在国际贸易统计数据里，只有他们的所得作为“收入”而不是“服务”被记在国际交易的项目里。这种情况与WTO分类的第3种方式（商业存在）相对应。
此外，也应该注意到，对于WTO分类的第4种方式（自然人流动），除非这种活动的所得被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否则也没被纳到服务贸易统计数据中。这些所得是以“员工的补偿费”的名义记在贸易统计数据中的。
由此可见，很难得出准确的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规模。
（二）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
在OECD(经合组织)和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数据库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报告了“个人旅行，与教育有关的活动”数据，其中有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希腊、意大利、墨西哥、新西兰、波兰、英国、美国和委内瑞拉。这些国家包括教育服务贸易的五大“出口国”，也就是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英国和美国。其中，美国是这11个国家里最大的教育服务“出口国”，而澳大利亚是1970-2000年间教育服务贸易增长最快的国家。在4种服务贸易的提供方式中GATS，第2种方式也就是境外消费仍是教育服务最主要的提供方式，而这个指标也因此常常被用来估计教育服务贸易的总体水平。不过，由于教育服务贸易的其他形式如在线学习和企业培训等形式增长迅速，未来，境外消费这个指标会越来越不准确。
随着电子商务和在线学习的不断发展，教育提供者也越来越青睐新的信息和通讯技术，传统上与第2、3种方式相联系的纯粹的跨境教育服务贸易（第1种方式，即跨境交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跨境在线学习活动的增长速度有可能超过留学生数量的增加速度。同样，教育机构、出版商以及信息、通讯技术企业正通力合作，设计并传送各类在线学习课程。此外，跨国企业为了提高员工的技能使之与时俱进，也在开发教育和培训课程。对于第3种方式商业存在，随着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越来越在海外寻求创立分校和教学设施，与投资或创办相关的教育贸易也会在未来进一步发展。
在留学目的国方面，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澳大利亚吸引了超过75%的在经合组织成员国学习的留学生。对于留学生来源国，根据2006年的数据，来自经合组织26个富裕国家的亚洲和欧洲学生，在外国留学生中占大多数。其中，日本学生所占比例为2.8%，韩国学生4.3%，接下来是法国和德国学生，各占2.6%。不过，中国是最大的留学生出口国，占留学生总数的15.2%，印度次之，占5.7%，但中国不是经合组织的成员国。此外，接受高等教育的留学生占绝大多数。
二．GATS与教育服务贸易
GATS（《服务贸易总协定》）是乌拉圭回合谈判“一揽子”多边协议的一部分，所以，所有世贸组织成员国都受到GATS规则的制约。它有三个核心部分，即：制定一般义务的原则框架（如透明度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特殊部门的附录（电讯、金融服务等）以及成员国提交的兑现承诺的时间表。
（一）目前世贸组织成员国对GATS做出的承诺
教育服务涵盖在GATS分类系统的第五章。它分为五个分部门，即（A）初等教育服务；（B）中等教育服务；（C）高等教育服务；(D) 成人教育服务；（E）其他。教育与能源、视听部门一样，是世贸组织成员国最少承诺的部门之一。截至2002年，世界贸易组织144个成员国中只有42个（欧盟12国算作一个整体）至少对其中的一个部门做出了承诺。
国家政策目标往往涉及到特定部门，GATS允许成员国调整自己的承诺以适应那些目标。世贸组织成员国可以对整个部门不做承诺，也可以选择特定部门给予市场准入并设置限制。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原则只适用于这个国家做出承诺的部门。然而，像透明度原则这样的一般原则适用于GATS涵盖的所有服务，不管自由化承诺是否有时间表。通过谈判回合，成员国可以选择时间表包括的部门和服务贸易方式，也可以对市场准入及国民待遇原则设置限制。
对于GATS协定下的教育服务承诺，一份调查显示，42个做出承诺的成员国中有25个国家对5个教育部门至少承诺了4个。其中，在经合组织中，2/3的国家对4个部门做出了承诺，只有5个国家对服务贸易没有做出任何承诺。此外，总的情况是，世贸组织成员国对服务贸易第3、4种方式设置的限制比第1、2种方式多，而且对初等和中等教育设置的限制比对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多。
（二）GATS后续谈判涉及的问题
对于服务领域，乌拉圭回合谈判的主要目标是建立起法律框架，通过此框架，后续谈判回合可以实现自由化论文服务。但由于大多数成员国做出的承诺都以保持现状为主，所以那时几乎没有实现真正的自由化。故此，在每个回合的谈判中，都希望成员国通过拓展和加深自由化承诺，对服务贸易的自由化进程进行磋商。
教育和医疗及其他社会服务一样，对多边贸易谈判来说，都是政治上比较敏感的部门。几乎所有国家都把教育视为社会服务，所以，对于教育服务自由化，普遍存在如下两个关注点：
1.公私立教育服务共存，使得公共服务的地位受到质疑。
按照GATS第一条第三款（b）的规定，此协定适用于“包括任何部门的任何服务，但在行使政府职权时提供的服务除外”；第三款 (c) 规定“行使政府职权时提供的服务”指“既不依据商业基础提供，也不与一个或多个服务提供者竞争的任何服务。”提出质疑的成员国认为，在混合教育体制里，私立教育部门与公立部门存在“竞争”。实际上，像医疗和教育这样的社会服务领域，公私提供者共存的现象是很普遍的。但这种共存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们跟真正的服务一样，而且也不一定存在竞争，因此不必自动把公共服务纳入GATS的权限里。比如说，一些政府服务可能会收费，如入学报名费，这种情况就不能自动被视为“在商业基础之上”提供的服务。
一些成员国建议，在当前的GATS谈判中，要对教育服务贸易实行进一步自由化。事实上，GATS条款认可政府在教育部门为实现国内目标而拥有的管理权利。
2. GATS威胁了政府管理和追求社会政策目标的自主权。
其实，这种忧虑是不必要的，因为GATS在序文中明确认可了各国政府为实现国家政策目标应该行使的权利。GATS在序文中写到：“成员国为实现国家政策目标，在本土内有权对服务的提供进行管理，制定新的规章制度。鉴于各国在制定服务领域的规章制度方面存在不平衡的现象，发展中国家尤其需要行使这个权利”。此外，这种担心也忽视了GATS的灵活性，因为GATS赋予了成员国选择的充分自由，他们不仅可以选择愿意做出市场准入承诺的部门和方式，也完全有自由确定承诺的内容和限制的范围。
三．教育服务贸易出现的政策问题
这里主要涉及到四个主要问题。
（一）缺乏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和认证的国际体系。至今还没有一个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质量认证体系。因此，留学生对他们所受高等教育的质量没有信心，也不能确定他们获得的学历资格在劳动力市场上是否有价值。对于建立这样一种体系GATS，人们也曾做过几次尝试，但迄今为止，只达成了几个范围相当有限的区域性协议，用于定义高等教育提供者的国际标准，同时保护消费者(学生) 利益。
目前，在OECD成员国里，中等教育后的质量保障和认证体系千差万别。几乎所有质量保障模式都仅限于国内。随着新型教育提供者的加入，提供课程的新方式（如在线学习）的出现，留学生流动性的加大，确实需要一个国际性的质量保障体系来更好地保护消费者，提高教育市场的透明度。
（二）在线学习的提供者对现有的高等教育市场的影响
毋容置疑，在线学习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但实际上，要想提供能够吸引大量学生并为提供者带来效益的高质量的在线学习课程，很难，费用也很高。然而，不管怎么说，跨境的在线学习市场快速增长的潜力是确确实实存在的。
在线学习凸显了高等教育机构所普遍面临的问题，也就是如何能及时传送课程。不过，在线学习远没有严重威胁到校园教育。
但是，在线学习可能对教育服务贸易的未来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第一，它极有可能增加学习国外课程、但至少把部分时间仍留在国内的学生的数量。第二，它凸显了质量保证的必要性，因为新的跨国网上教学机构在许多国家只有学生，却没有实体， 所以很难服从于当地的质量认证体制。第三，如果那些著名的大学决定大力投资网上教学，它们在劳动力市场上能得到更多的优势。最后，网上教学可以降低国际间学生流动的增长率。
（三）对国外中等后教育的管理
很多政府希望通过教育实现某些国内目标。它们认为，来自国外提供者的竞争会削弱自己这方面的能力。在国际通用的中等后教育和培训服务的质量认证体系还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国内对如何管理国外中等后教育提供者肯定会有一些担心。日益增长的跨境在线学习活动最有可能加重这种担忧。然而，对于外国提供者的管理又会引发“与国内提供者同等待遇”的问题。不过，要注意到，GATS 明确认可各国政府对教育服务实施管理以达到国家政策目标的主权。此外，该协议本身的灵活性不但允许成员国选择他们希望给予市场准入的部门和服务提供方式，还允许它们决定市场准入的条件，如果待遇不同，还可提出给予国民待遇所需的条件。
（四）学习材料的知识产权
随着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国际间竞争也日趋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各大学都试图通过知识产权来保护自己的知识、学习材料和名誉。但也有相反的例子。近来，哈佛、麻省理工、耶鲁和斯坦福大学的公开课走红网络。不过，免费的知识并不等同于免费的学习。将课程资料在网上公开并不能使世界各地的网上学习者得到那些大学在校生所获取的知识——一门课程的学习摘要丰富得多。
四．结语
高等教育服务贸易近些年来取得了长足发展。借助竞争优势的力量，OECD国家成为教育服务贸易的净出口国。以在线学习为标志的技术创新可能会对未来的教育服务贸易产生重大影响。但与此同时，很多国家担心教育服务贸易自由化对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和民族传统产生潜在威胁。所以，教育服务贸易多边自由化不太可能涉及到公共初等和中等教育，而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和培训的服务贸易自由化之路也可谓漫漫兮。
参考文献
[1]靳希斌.国际贸易服务研究[M]. 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
（一）实行以非现场监测为主导的外汇管理
目前日常服务贸易业务完全交由银行按规定办理，外汇局主要实施非现场监测。基层外汇局对非现场监测核查的相关工作内容、方法、流程、内部管理等方面制定相关内控制度。
（二）服务贸易外汇监测系统功能日益完备
该系统数据主要来源于国际收支申报和外汇账户等系统，增设了大量预警监测指标、趋势变化图表和灵敏分析等功能，涵盖了货物贸易、资本和金融项目涉外收支数据，实现了非现场监测数据全口径采集和分析，可通过单笔大额、高频累计、异常波动、交易种类异常凸现等预警指标进行数据筛查，对筛查出的企业进行重点监测核查，预警监测能力和信息共享程度大幅度提高。
（三）非现场监测和现场核查相结合查处违规问题
目前基层外汇局非现场检查基本能够做到实时监测，对当期超过预警值的全部跨境收支业务进行非现场核查，要求各外汇指定银行提交相关业务材料，外汇局对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严格审查，并与外汇指定银行进行逐一核对，以及时发现及查处违规问题。
二、服务贸易非现场监测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服务贸易系统非现场监测指标有待完善
一是服务贸易监测指标阈值设置欠灵活。目前服务贸易监测指标阈值由省分局统一设置，而各地涉外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涉外收支规模存在较大差异，统一的筛选标准未能充分体现地区差异；另外由于不同服务贸易行业的企业外汇收支存在较大差异，譬如无形资产与艺术品拍卖个体金额差距较大，如果大额交易预警指标阈值设置过大，则筛选出的结果往往集中在少数大企业；如果阈值设置过小，则筛选出的结果过多，失去了预警的意义，同时给业务监管带来了困难。二是缺乏分拆交易预警指标。目前等值5万美元以下的服务贸易外汇收支业务原则上可不审单，部分企业通过分拆将大额资金混入服务贸易渠道，对此缺乏相关的监测预警指标。三是缺乏纵向和横向比对指标。服务贸易种类多、定价灵活，现行的服务贸易非现场监测系统主要有监测预警指标、趋势预警指标和主题分析指标，缺乏如服务贸易与外汇账户收支、货物贸易和资本项目收付汇等动态比对预警指标，服务贸易本外币比较、与海关和商务部门服务贸易的比较等横向指标和分拆校验、关联交易核对等纵向指标。
（二）服务贸易非现场监测预警能力偏弱
一是违规定价转移难以监测，主要包括无形资产和劳务定价转移等。由于无形资产既无可比对象，又无市场标准价做参考，且收费标准高低不同，境内外关联企业易通过抬高或降低管理费、专利和商标使用费等方式调整跨境资金流出入；对于劳务定价，境内外关联公司可通过提供背离市场价格的劳务进行跨境资金转移。二是部分交易合规性难以判定。如违约赔偿金流出入，现行货物贸易政策只涉及货物贸易赔偿中的退汇部分，而对于货款未转移或超出转移货款部分发生的违约赔偿存在管理空白，企业可利用服务贸易项下违约赔偿证明材料缺乏统一要求、发生真实原因难以认定等特点实现变通解决。三是借艺术品拍卖转移资金行为难以监测。艺术品出入境尽管涉及货物流，符合货物贸易特性，但部分拍卖品的体积和数量较小，达不到报关标准，加之艺术品价格真实性难以判定，难以从非现场监测分析中发现违规问题。
（三）非现场监测岗位设置和工作流程有待规范
一是缺乏职责清晰、程序规范、控制有效的非现场监管工作制度。按业务种类设置岗位的模式，如服务贸易管理岗、货物贸易管理岗和资本项目管理岗等岗位，不利于对同一交易主体的非现场综合监管，加之监管重点主要依照个人经验确定，监管效果依赖监管人员素质和责任意识，且非现场监管缺乏有效的控制和评价机制，不利于非现场监测工作效率的提高。二是缺乏非现场延伸监管流程。服务贸易项下利润汇出等项目与直接投资项下数据可交叉印证，以此判断服务贸易交易的真实性。但目前未实现与其他外汇业务系统数据的关联，对预警信息和可疑交易延伸检查往往较少，对企业服务贸易外汇收支的合理性和真实性核查深度不够。三是外汇业务系统综合利用程度较低。目前外汇业务系统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资本项目监测系统等不同系统，由于每个工作人员授权不同，往往不能同时使用上述系统，且人员转型不足，无法实现数据综合利用，工作效率有待提高。
（四）部门间信息共享程度有待提升
一是缺乏服务贸易本外币联合监管有效机制。目前外汇局与人民银行尚未实现数据共享，实际工作中针对某些重点企业的服务贸易非现场核查需查询征信、反洗钱等人民银行部门管理信息系统数据，但由于相关信息在部门之间未共享，导致查询流程烦琐，无法形成监管合力。二是外汇局与海关、税务、商务等部门业务系统信息共享有限。如服务贸易改革后，税务机关当场无须对纳税事项进行审核，只需在《备案表》上盖章，而《备案表》中并不体现有关纳税事项的内容，这样虽然保证了企业的对外付汇效率，但客观上造成相关部门间信息和政策沟通弱化，为不法分子骗汇、逃税等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
（五）异地主体本地外汇交易监管难度较大
随着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及金融机构的业务拓展，不少企业因业务需要在异地办理服务贸易外汇收支，故存在异地主体服务贸易收支交易本地化和本地企业服务贸易收支交易异地化的情况。尤其是异地主体在本地金融机构发生服务贸易异常或违规交易后，由于异地主体流动性较强，服务贸易违规调查取证等核查环节都存在较大难度，对违规主体无法有效监管。
三、服务贸易非现场监测体系构建
（一）总体思路
按照“五个转变”的工作思路，将现有的服务贸易非现场监测系统定位为综合监管系统。按照主体监管和均衡监管理念对系统进行优化和完善，通过增加监测指标、制定企业交易异常类标准、改进监测分析方法、提高全口径预警监测和风险防控能力、完善工作流程、加快人员转型等途径提升非现场监管效能，构建贸易便利化和风险管理相结合的新型监测分析体系。
（二）建立科学合理的多层次监测指标体系
遵循科学性、可比性和实用性原则，依托现有服务贸易非现场监测系统，将非现场监测指标扩充为“总量类”、“样本类”和“个体类”3大类7小类指标（见表1）。
（三）建立全面系统的统计分析方法
一是完善服务贸易真实性审核和审价体系。充分利用各部门统计数据，建立不同模式的服务贸易样本审价指标，进行时间序列与交叉比对审价预警提示，对借服务贸易进行定价转移、阴阳合同和虚高报价等行为进行早期预警，同时对超过一定金额或企业信息等级较差的服务贸易收入，要求企业提供其他材料进行引证。二是建立外汇局定期统计分析报表制度。定期从总体上分析服务贸易各项目外汇收支的变动情况，同时对行业中影响较大的企业采用问卷调查等方式不定期了解其服务贸易外汇收支以及生产经营情况，从点和面上对服务贸易收支进行监测。三是建立整体趋势和典型案例分析相结合的制度，根据外汇收支形势和监管目标，对外汇业务和资金流动状况进行综合分析和风险研判，加强趋势性预测，开展延伸监测，并实施有针对性的监督和差异化管理的分类监管模式。四是建立科学的核查方法。主要包括：（1）对比分析核查法。主要是外汇局各系统数据相互核对，外汇业务与企业财务数据相互核对。（2）趋势分析核查法。主要根据行业与个体一定时间段内跨境收支走势发现异常情况。（3）关联信息核查法。主要是利用海关、商务、税务等部门监管信息佐证服务贸易真实性和异常情况。
（四）建立规范有效的监测工作流程
一是建立职责清晰、程序规范、控制有效的监管工作制度，明确服务贸易外汇监测管理的工作职责、日常监测管理内容及目标、工作方法、程序及考核管理等，使基层外汇局服务贸易非现场监测核查工作有据可依。二是建立重点企业定期走访制度。通过定期走访对外汇收支状况有重要影响且内部管理较为完善的大型企业和各行业龙头企业，及时掌握其生产经营变动情况，预测分析服务贸易外汇收支总体运行形势，为非现场监管建立起一个连续的、有规律的监测数据库。三是建立集体审议制度，对指标设置、样本组建立、非现场和现场核查名单确定及形成现场核查结论等重点工作进行集体审议。
（五）优化岗位设置，加快人员转型
一是依据主体监管理念核定岗位人员职数，每个岗位人员可对全部外汇业务进行非现场监管。二是明确监管人员工作职责和主要工作内容，建立分级授权的内控制度，明晰各级监管责任，实行监管责任追究制度。三是加大对外汇人员的业务培训，强化非现场监测核查方法的研究交流，尽快培养一批专家型、研究型外汇人才。
（六）加快信息共享，形成监测合力
一是通过账户信息采集一体化满足本币管理与外币管理相结合的监管要求。通过构建本外币一体化非现场监测平台，将现有外汇和人民币管理信息系统进行整合，从分散于结算、征信、反洗钱等各部门的系统中提取人民币明细交易，并以交易主体为索引，与外汇结汇数据进行关联，增强本外币一体化监测分析能力。二是与关联政府部门建立信息共享制度。加大与商务、海关、税务等其他服务贸易监管部门的协调力度，建立企业分类管理信息交换机制，通过数据交换与监管合作发挥协同效应。
大家好！
承蒙大家对我的支持与厚爱，选举我为公司贸易部经理。首先在这里我要对大家表示感谢，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我将会用最好的工作态度来帮助公司发展下去。在我不长的工作时间里，我的工作能力在公司得到了巨大的提高，我也感谢公司对我的培养。现在我也不能说什么，只能用嘴努力和工作和最好的工作业绩回报大家对我的信任。我将认真履行职责，求真务实，开拓进取，切实做好本部门工作，努力让自己的工作与总公司同步协调发展。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会做到：
1、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开辟新的国内外贸易市场。公司实施“走出去”战略，更多更好地吸收外资；加快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建设，大力推广电子商务、网上招商等新型贸易和招商方式；利用俄罗斯市场和国内市场发展的有利时机，开辟俄罗斯装饰建材市场、农产品市场等，向俄罗斯出口各类产品。综合运用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等多种方式，全面发展与俄罗斯多边、双边和区域经济合作，使公司的贸易逐步发展壮大。同时规避风险。贸易回报和风险是核心问题，为了规避公司的经营风险，主要措施是双方实施零风险，与合作伙伴共同分析项目的可行性，可行的投资环境分析、投资预算、回报分析，保证民主决策的正确性，将风险规避为零。
2、储备发展后劲。公司将要大量进口废钢船，由于富锦市北方拆船公司人手少，所以贸易部应首当其冲，组织人员协助公司管理拆船工作。根据今年的拆船经验，在废船进口前，做好市场调查，把握市场价格。在拆船中严格管理，分类切割、摆放，分类销售，建立“一条龙”管理营运体系；发挥目前的客户网络，合理定价，扩大效益。在拆船中严格管理，分类切割、摆放，分类销售。在做好各项工作的同时向相关产业触伸，储备发展后劲。
3、全面协调，规范服务。协调、管理掌握各贸易公司的经济运行态势，调节经济日常运行，规范经营活动，为各个贸易公司提供在哈尔滨的全面优质服务。实施最佳运行方案，最优资源配置，增加销售渠道，减少不必要的流通环节，打开地域限制，使货物直接销售到用户手中，缩短流通周期，加速资金周转，降低流通费，节约运行成本。
4、加强贸易信息管理建设。信息是贸易是否盈利的关键，做到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信息管理交流平台、外代的公司网络搜集各方面的信息，尤其是贸易方面的信息，对其进行整理、汇集和分析，及时掌握国家进出口贸易政策、市场动态、价格变化、商业信息等，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协调解决经济运行中的重大问题，并向公司领导提出建议和意见，做出正确的信息决策。
5、优化资金运营。资金是贸易的血脉，在贸易工作中充分利用资金，加速周转，确保资金安全运营是非常重要的，要加强对资金运行情况的监控，预防损失，创造资金的最大价值。
6、加强整体协作发展。增进各贸易分公司整体互补合作，做到互相交流，携手合作，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发展。以市场为中心，以扩销为目的，建立紧密的互助合作关系；共建信息通畅、产销协调、服务完善的经营贸易体系；互通信息、共商对策，做到质量与价格相符，优惠与诚信统一，承诺与兑现一致，开拓市场与规范市场并举，建立和谐、高效、文明的整体合作关系，实现公司共同发展。
关键词：生产贸易；发展现状；国际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F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6）09-0010-04
一、引言
生产业是指那些主要为满足中间需求、向外部企业和其他组织的生产活动提供中间投入服务，用于进行商业运作和更进一步的生产而非主要用于满足最直接消费和个人需要的行业（李江帆、毕斗斗，2004）。它具有较强的中间投入性和产业关联性，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同时，随着技术进步和交易效率的提升，国际分工不断深化，表现为同一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分布，构成了全球生产网络。生产作为跨国生产链的中间投入，成为全球生产网络的重要纽带，因而生产贸易也就成为服务贸易的主体内容。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生产贸易迅速发展，其规模不断扩大，尤其进入新世纪后发展势头更为迅猛。生产贸易进出口总额从1997年的177.2亿美元增加至2013年的2256亿美元，在服务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也由1997年的34%上升至2013年的42%，超过四成的比例让生产贸易成为服务贸易的主要方向和趋势（徐曼，2015）。浙江作为我国沿海省份，其生产贸易近年来发展较快，在全国生产贸易领域较为领先，但国际竞争力仍较弱，贸易总额增长与结构失衡的矛盾十分突出。因此有必要对浙江生产贸易结构和国际竞争力状况进入深入分析，以期找到促进浙江生产贸易发展的对策。
二、浙江生产贸易现状分析
（一）生产贸易的界定与数据选取
国外学者的研究大多把生产贸易看成生产所需的中间投入要素贸易（余道先、刘海云，2010）。关于生产贸易的分类，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标准，研究者大多数从自身研究目的出发，对生产贸易包含种类的界定也有所不同。部分学者把生产贸易界定为运输、通讯、保险、金融、计算机与信息、专有权利使用费与特许费、建筑（马瑞，2015）。也有部分学者界定为运输、通讯、建筑、保险、金融、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广告宣传、专有权使用费和特许费（李彩丽，2014）。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根据《浙江商务年鉴》和《浙江国际服务贸易发展报告》关于服务贸易的统计分类，本文将生产贸易界定为运输服务、保险服务、通信服务、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其他商业服务七个大类。
（二）浙江生产贸易发展规模
近年来，浙江生产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增速较快。浙江生产贸易进出口总额从2009年的797983万美元增长到2014年2058495万美元，六年间增长了1.5倍。浙江生产贸易进出口总额年增长率波动较大，2012年呈现负增长，主要原因在于2009-2014年间进口额的变化较不稳定，其中2011年进口额最大达到442525万美元，比2009年增长了近1倍，2012年锐减后又逐年递增；出口额则逐年平稳增长。2009-2014年，浙江生产贸易总额占全省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均超过50%，从2009年的51.13%增至2011年的59.14%，2011年占比达到最高后出现回落现象。
在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浙江生产贸易呈现持续的贸易顺差，且顺差额逐年扩大。其中，运输服务、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长期保持顺差，成为浙江生产贸易总体顺差的主要原因。金融服务则一直呈现逆差，且逆差不断扩大，从2009年的805万美元增加到1561万美元。贸易差额结构反映出浙江生产贸易内部各部门间发展不均衡，有必要对贸易结构作进一步分析。
（三）浙江生产贸易结构分析
1.浙江生产贸易进口结构分析
从表3浙江生产贸易各部门进口额构成来看，运输服务、其他商业服务是主要进口部门。2009-2014年运输服务进口额从72257万美元增加到163580万美元，其中2012年占当年浙江生产服务贸易进口总额的比重高达76.32%；其他商业服务进口额102333万美元增加到133201万美元，2011年占当年全省生产贸易进口总额的65.86%。
金融服务、保险服务进口额一直较小，2014年金融服务进口额仅为1989万美元，保险服务进口额为l849万美元。每年两者的进口额均未达到当年浙江生产贸易进口总额的1%。
2.浙江生产贸易出口结构分析
从表4浙江生产贸易各部门出口额构成可以看出，运输服务、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是浙江生产贸易的主要出口部门，三者出口总额占当年服生产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持续上升，尤其在2014年到达96.24%，这三个部门具有优势性。2009-2014年运输服务出口额从103993万美元增加到546700万美元；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出口额从287745万美元增长到533900万美元，2009年其出口额占当年全省生产贸易出口总额的50.67%；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额从123300万美元增长到564500万美元，2013年占全省生产贸易出口总额的34.83%。而金融服务、保险服务的出口额比较小，与进口额相同二者的出口额均没有超过当年浙江生产贸易出口总额的1%，这两者的发展暂不具备优势。
三、浙江生产贸易竞争力分析
国内外学者大都采用贸易竞争力指数（TC）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等工具衡量生产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本文则选用贸易竞争力指数（TC）和Niehaely波动指数（MI）进行分析，主要是因为它们能够准确描述生产贸易内部各部门的国际竞争力，能够将结构发展的不平衡性更加清晰地体现出来。
（一）TC指数
TC指数（Trade Competitive Index）指数即竞争优势指数，也叫贸易竞争力指数，是指一国进出口贸易的差额占其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用TC表示产品的贸易竞争优势指数，Xij为i国j产品的出口，Mij为i国j产品的进口，Xij-Mij为i国净出口，Xij+Mij为i国j产品的进出口总额。计算公式为：TC=（Xij-Mij）/（Xij+Mij）。
TC指数的测算标准：TC指数取值范围为（-1，1）。如果TC指数大于零，表明该类商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越接近于1，竞争力越强；TC指数小于零，则表明该类商品不具国际竞争力，越接近于-1，竞争力越弱；指数为零，表明此类商品为产业内贸易，竞争力与国际水平相当。
从表5可知，计算机及信息服务TC指数远大于0，且较接近1，几乎都在0.95以上，其国际竞争力最强；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紧随其后，TC指数也在0.8以上，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金融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的竞争力较弱。金融服务TC指数一直在0以下，并且都在0.6以下，其国际竞争力有待加强；其他商业服务TC指数除了2012年是正数之-外，其他年限均在-0.3左右，国际竞争力也不强。通信服务经过几年的发展从负数一直上升为正数，它的发展非常值得关注。运输服务的竞争力逐渐增强，TC指数从2009年0.18平稳的增长到2014年0.593。
总的来说，浙江生产贸易国际竞争力逐年增强，贸易总值TC指数都是正数，特别是在2011年之后，TC指数都在0.6以上。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未来几年浙江生产贸易各部门的国际竞争力还会持续增强。
（二）MI指数
MI指数（Michaely Index）又称“Michaely波动指数”，主要功能在于衡量经济变数每年变动平均程度的大小，其衡量的值代表波动的大小，亦即经济变数稳定程度。也是衡量一国对外贸易产业竞争力的常用指标之一。计算公式为：MI=（Xij/∑Xi）-（Mij/∑Mi）。
其中Xij和Mij分别表示第i国j种商品的出口额和进口额，∑Xi和∑Mi分别表示i国的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不同于TC指数，MI指数考虑了进出口份额的大小，所以能够更加综合地展现某种产品的竞争力，也能够更加清晰地反映生产贸易各部门竞争力发展的不均衡性。
MI指数更能反映浙江生产贸易内部各部门的发展状况，从表6可知，各部门间MI指数值相差比较大，各部门发展不均衡，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和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的MI指数长期是正数，二者国际竞争力比较强。保险服务、金融服务、其他商业服务的MI指数各年均在0以下，国际竞争力有待加强。运输服务的TC指数表明其国际竞争力有所增强，但其MI指数为负，则表明其近年来的发展波动较大。
浙江生产贸易总额的MI指数都是正数，且有不断增大的趋势，整体上浙江生产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在不断增强。
四、结论与启示
关键词:国际旅游 贸易 竞争力 对策
中图分类号:F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7(b)-0215-02
旅游服务贸易是指一国(地区)旅游从业人员向其它国家(地区)的旅游服务消费者提供旅游服务并获得报酬的活动,既包括外国旅游者的入境游,即国际收入游,又包括本国旅游者的出境游,即国际支出游。按WTO服务贸易理事会国际服务贸易分类表,旅游及相关服务包括:宾馆与饭店、旅行社及旅游经纪人服务社、导游服务以及其它。
1 我国旅游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概况
1.1 世界旅游服务贸易的现状
旅游业是当今世界服务业中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生活质量提升而获得持续增长的产业;同时,旅游业的发展也带来其国际交换范围和程度的扩展,旅游服务贸易增长势头迅猛,在国际服务贸易中占有愈益重要的份额。据统计,2007年世界旅游服务贸易出口总额为8620亿美元,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为26.5％,比2006年下降1.3个百分点。旅游服务出口增长率为14％。旅游收入增长呈现停滞,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亚洲地区出口方面有所增长,但在进口方面,旅游支出的增长要低于运输和其他商业服务。在北美洲地区,由于受美国经济减速影响,刺激了加拿大人在美国的旅游支出。中南美洲地区,2007年服务进口增速快于出口,出现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该地区的旅游支出约增长了25％,是旅游收入增长的2倍。
据世界旅游组织的预测显示,在未来几年里国际旅游服务贸易任将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2010年全球国际旅游人次将达到10亿人次,2015年12亿人次,2020年16亿人次,2020年全球国际旅游消费收入将达2万亿美元,届时国际旅游人口将占世界总人口的3.5％,旅游服务贸易将在全球经济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
1.2 我国旅游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
2007年我国旅游业总收入为10957亿元。其中,我国入境旅游人数达13187.33万人次,比上年增长5.5％。国际旅游(外汇)收入达419.1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5％。旅游服务贸易为我国的创汇增收做出了很大贡献。与此同时,我国公民出境人数达到4095.40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8.6％。旅游花费约约372.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9.7％,增速放缓,是服务贸易出口增长最慢的行业,但仍为我国服务出口的第一大行业。
1.3 我国旅游服务贸易竞争力的研究
旅游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定义为:通过利用现有的旅游资源资产条件,不断创新出更好的资产转换过程,从而创选出更多的附加价值,为一国积累更多财富的能力。
无论是从盈利能力角度还是从市场占有率角度来看,进出口情况都是反映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文章将以旅游服务贸易进出口数据为基础,选取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力指数、显示性优势指数三个指标对我国旅游服务贸易竞争力进行测评。
我国旅游服务贸易的竞争力的评价指标有以下几方面。
(1)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标。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标是指一国出口总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例。反映一国出口的整体竞争力,即:出口市场占有率=出口总额/世界出口总额。将该指标应用于旅游服务贸易产业,即一国旅游服务出口总额与世界旅游服务出口总额之比,反映该国旅游服务贸易出口占世界市场的比例。比例高说明出口竞争力强,也可以直接反映旅游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现实状态,以及各国竞争力或竞争地位的变化,经济分析意义明显。
从2000年至2006年,美国占据了大约世界15％左右的市场,其市场能力不容小觑,目前是最有绝对竞争优势的国家。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的市场占有率均在5％以上,从中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在旅游市场上占有优势地位。
(2)贸易竞争指数。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即TC指数,也称为贸易专业化系数,表示一国进出口贸易的差额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TC指数又称比较优势指数或可比净出口指数,是行业结构国际竞争力分析的一种有力工具,总体上能够反映出计算对象的比较优势状况。因为它是一个剔除了各国通货膨胀等宏观总量方面波动的影响,也排除了因国家大小不同而使得国际间数据的不可比较性,因此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之间比较优势指数具有相当的可比性。
其公式为TC指数=(出口-进口)/(出口+进口)。它的取值范围是[-1,l],当指数越接近0时,说明竞争优势接均水平,如果指数越接近1时就说明竞争优势大,反之则说明行业竞争力小。
摘要：国外使用引力模型研究服务贸易始于2002年，国内研究则起步稍晚，至2009年方有学者致力于此类研究。从使用数据和实证模型两方面看，现有研究都有可进一步拓展的潜力。本文基于引力模型对服务贸易的决定因素进行识别与测算。本文在实证部分采用了基本引力模型，使用4种计量方法。结果显示：贸易双方经济规模、经济发展水平、物理距离和自由贸易区对总服务贸易额和分部门贸易额的影响表现出不同的显著性。
关键词：引力模型；服务贸易；贸易潜力；决定因素
中图分类号：f7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12）04-0060-15
服务业是在全球经济中占据比重最大的部门，并且可以预计将持续增长。根据wto的统计数字，服务业约占世界gdp的2/3左右；在工业化国家中，一半以上的就业来自于服务业。基于服务业的服务贸易，是将一个国家所具有的服务品生产能力转变为可贸易的“无形商品”或“无形资产”，转变为贸易的价值形态，以获得增值价值的贸易形式，是占用较少资源实现更多财富的贸易途径。
然而，国际贸易中服务贸易的比重明显滞后。wto估计，服务仅占全球贸易流量的20%左右。尽管因为以下原因——和货物贸易的有形性相比以及考虑到服务与fdi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服务贸易的无形性使得其贸易流量测算具有难度，这个数字可能被低估，但是，与货物贸易之间的差额，仍然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服务业在国际贸易中逐步增长的重要性，导致了1995年《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产生，gats规定了wto成员国在服务贸易领域具有的权利和义务。持续十年之久的多哈回合谈判正被期望进一步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谈判中的若干目标直接指向减少限制服务贸易的壁垒。
国内使用引力模型对贸易流量的研究主要是货物贸易方面，服务贸易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现有成果总结如表1。2009年开始，国内有学者开始使用引力模型研究服务贸易。从以上可以看出，研究对象的采集还是偏重截面数据，从理论角度来说，这一数据样本显得片面，非观测效应在此情况下可能相当显著；其次，使用的方法也以最小二乘法居多，当然，受制于数据来源，使用这一回归方法并无不妥，但为使结果更加可靠，应当使用更为完善的数据和计量模型。本文在以上所述两方面，较之现有研究均有所创新。在其后对模型结果的拓展应用和分析方面时，本文与已有研究虽目标相似，方法和角度均有不同。
一、服务贸易影响因素及中国服务贸易现状
关于服务贸易的研究大多使用定性方法，本文也从这一点开始着手，阐述服务贸易中的壁垒及影响因素，随后从若干角度对我国服务贸易进行比较分析，分别是进出口及行业比较、国别比较、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对比，为进一步定性分析寻找立足点。
（一）服务贸易影响因素
近年来，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在货物贸易的促进中作用显著，许多货物得以自由贸易，但鲜有提及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于自由贸易区和服务贸易之间的相关性将在后文阐述。在向wto通报的自由贸易区中，欧盟在2000年便明确提出制定减少服务贸易壁垒的政策，截至2010年，服务业已占其全部经济活动70%（european，2010），其在服务贸易自由化前进中的步伐显著。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直接考量存在于欧盟内部的服务贸易壁垒更具有效性。
欧盟委员会在2002年调查了欧盟内部市场中服务贸易壁垒（2002），结果显示，立法约束已替代物质和技术成为欧盟内部服务贸易的最大障碍。除了文化和语言障碍在特定国家间的障碍，立法约束在欧盟15国（2002年）间非常普遍：建立障碍（资格审查或要求）、输入使用限制（对工人的雇佣和设备的使用）、服务推广障碍（商业通信控制）、销售障碍（立法约束和价格管控）和售后服务要求。看上去这些限制大部分对应于hoekman和braga的4种分类。在大多数行业或者国家中，服务供应商面对来自无论进口国或出口国的监管时，“原产地规则”（rule of origin）或者“目的地规则”并不管用。总之，欧盟认为目前在对待服务供应商时存在强烈的国别偏见，对于贸易壁垒的进一步削减仍然任重道远。
（二）中国服务贸易现状
1.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对比 2009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2884.96亿元，比上年下降5.73%，这主要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当年全球贸易均有下滑。具体到进出口额我们发现，造成这一下降的全部原因在于出口下滑，进口额反而有所上升。这一变化也恰好造成了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差额在2009年飞速上升，总体而言，此前10年进出口差额稳中有升，大致保持平稳。
将造成2009年服务贸易巨大逆差的原因深入至分部门层次探讨，发现传统和新兴服务贸易部门在2009年表现显著不同。对比2008年和2009年数据，两个传统服务贸易部门运输和旅游逆差扩大或由顺差转为逆差。而在其他服务贸易部门，虽然总体也呈现贸易逆差，但是较2008年逆差额甚至由43.2亿美元降至214.8亿美元。可见，金融危机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影响主要在出口方面，且传统部门受影响尤其大，而新兴服务贸易部门则表现出了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2.服务贸易主要经济体国别比较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服务贸易水平进入世界前列。根据世界贸易组织2009年的数据，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排名分别为第四、第五位，占比分别为5.0%、3.8%。但是对比我国2009年货物贸易进口第二、出口第一不难发现，服务贸易显然滞后。世界服务贸易的85%以上集中在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美国、德国和英国是排名前三的服务贸易经济体。与货物贸易类似，服务贸易中也存在传统部门和高技术、高投入的部门，但不同的是服务贸易中的新兴部门包含更多的附加值，并且其生产具有环保、高效、可再生等特点，发达国家对其非常重视。
无论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都是一国外向经济能力的重要指标，从表3世界主要经济体贸易结构来看，我国服务贸易仅占11.5%，货物贸易达到88.5%，对外经济中对货物贸易依赖程度最大。
3.我国货物和服务贸易对比 对货物贸易的过度依赖值得深思。我国货物贸易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飞速发展，服务贸易虽然也于大致相当的时间内进入高速发展，但两者差额却在越拉越大。1994年之前，我国服务贸易相对货物贸易而言增长更快，这一形势在随后迅速转变；1995年，货物贸易出口额1281.1亿美元，服务贸易出口191.3亿美元，两者比值6.69，而到2009年这一比值已扩大到9.29，最高曾在2006年达到10.54。进口方面这一比值同样由5.78升至6.00，最高达7.49。
从图2～图5进出口增长率对比发现，除最近3年，货物贸易增长率一般高于服务贸易增长率。服务贸易在1995～2005年之间的滞后发展，导致和货物贸易差额的急速扩大，使得我国对外经济中货物贸易依赖程度过高。如
前所述，服务贸易中的高附加值和高技术更有利于一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模型与数据说明
引力方程用于货物贸易估算已无异议，而当服务贸易采用与货物贸易类似的统计口径时，模型应当是有效的，并有坚固的理论基础。鉴于服务贸易的特殊性质，设置若干解释变量，使方程更加适用。对于可能产生的非观测效应的处理，采用若干种回归模型比对分析，以尽量减少此类影响。找出最优模型后，将进一步应用于分行业统计。
因变量mijt代表j国从i国在时间t时进口的服务流量，其来源为oecd数据库，包含34个oecd国家及其贸易伙伴，总共60个国家12年间（1999-2010）的服务贸易流量数据。引力模型在5个方面进行了估计，分别是总服务贸易流量、运输服务、旅行服务、政府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
解释变量共8个，包含5个连续变量和3个假设变量。在关于引力模型的研究中，一般把gdp、人均gdp、人口作为描述国家特性的变量。显然，此3个变量由于多重共线性的原因，不会同时出现。本文选取的是后两者——人均gdp和人口。当一国较富裕时，自然倾向于消费更多的服务，而较之于gdp，人均gdp更加与此相关。选择人口而非gdp同样有助于模型结果的解释。
5个连续变量中的前两个分别是出口国和进口国在时间t的人均gdp，系数b1和b2预期为正。如前所述，较富裕的进口国很有可能显示对服务的更多需求，无论相应的供给来自国内或进口，而较富裕的国家同样被认为有能力生产更多的服务以供出口。
出口国和进口国在时间t时人口解释变量的系数，预期正负皆有可能。在关于货物贸易的研究中，出口国或许因为人口规模变大而减少出口，也或者因为达到规模经济，在人口增长时出口更多的货物。对于进口国同样可能有如此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一般对于货物贸易来讲，距离作为解释变量时其前的系数为负，但距离对于服务贸易的影响可能并不如此。不同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商品未必需要从一国运输至另一国，当然在某些时候需要人员的流动，但在其他时候可能仅需要通讯联系。所以，距离在引力模型中的作用可能降低，甚至不显著。
本文所使用的距离度量方法，为引力模型中的标准法，即测算两国首都之间的距离，这存在几个明显的问题：一是它假设海运、陆运或空运无差别；二是首都未必是一国的经济中心或者某些国家可能有数个经济中心。为克服以上问题，度量距离的其他方法已被运用于研究中，如贸易加权距离法（trade-weighted distances）和相对于所有贸易伙伴的距离测量法。但是，考虑到距离和服务贸易流量未必相关，本文依然使用标准距离法。
最后3个虚拟变量，分别用于描述进口国和出口国之间是否有共同国界、是否使用同一种语言、是否同为欧盟成员国。此三变量前的系数均预期为正。此外，θ1作为年份变量用来控制任何时间趋势对数据的影响。
在货物贸易中，语言就被认为是影响贸易流量的变量，对于服务贸易，预期语言的影响会更加重要，毕竟共同语言下交换服务变得很容易。共同的语言还应当被认为包含了国家之间相似的文化或体制等方面特征。
最后一个变量用于描述两国是否同为欧盟成员国。在研究货物贸易的引力模型中，这一变量往往用两国是否为自由贸易区替代，但如前所述，此情况可能并不适用于本文。大多数自由贸易区致力于减少货物贸易壁垒，而对服务贸易鲜有提及。本文中仅考虑的自由贸易区为欧盟，但即使在欧盟内部，服务贸易自由化依然阻力巨大。
2.数据来源
（1）服务贸易进口额。本文搜集自经合组织（oecd）数据库——international trade and balance of payments—trade in services。该库提供了34个oecd成员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服务贸易进出口额。
在原始数据库中有上万个体（进口一出口国家对），但与非经合组织国家间的贸易数据大量缺失或者时常间断。由于已记录2010年。贸易数据的个体覆盖面不足1/3，且部分数据明显异常（根据预估所得），所以本文截取时间跨度为2002年至2009年。剔除重复及丢失数据后，选取包含69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数据，共915个个体，综合8年共7 321个观测值。
（2）分类别服务贸易数据来自wto的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数据库。
（3）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及人口。人均gdp以美元计，来自世界银行的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
（4）距离。收集相应国家间首都的距离，以公里计，使用distance calculator between cities（http：//maperow.info/）。
（5）虚拟变量。边界虚拟变量以1表示两国之间有共同边界，其余计为0，共有60个国家相邻。欧盟虚拟变量以某年度两国均为欧盟成员国时作为1，其余为0。语言虚拟变量对于使用官方语言中含相同语言的个体设为1，其余为0，共有65个个体此参数为1。
解释变量的综合统计情况见表4。
为检验模型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spearman秩相关系数检验结果见表5。
结果显示除距离及欧盟虚拟变量相关系数在0.54（考虑到数据中经合组织国家及欧洲国家为主要统计对象，这一点应算作正常），其余最大相关系数不超过0.34，可以认为无证明多重共线性存在的证据。
三、回归方法与结果
1.回归方法 本文使用数种计量模型，对于总服务贸易流量的计量方法，如表格所示。最初，由于所用的数据是8年混合数据，第一个采用的方法是混合最小二乘法（pooled ols）。但是，若模型中遗漏了某些解释变量，这些未被观测到的解释变量又对服务贸易流量有重要影响，该影响就被包含在随机误差项中，使得随机误差的方差变动呈现异方差性，从而导致参数估计量不是有效估计量。
使用面板数据处理方法可以有效控制存在于残差中的遗漏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最常用的两种面板模型是固定效应模型（fixed effects model）和随机效应模型（randomeffects model）。传统认为，若截距项为各个截面或个体（本文中体现为进口-出口国家对）所特有的固定参数，并且不随时间变化，则模型为fem；如果截距随机分布则视为rem。然而这一定义并不十分严谨，而且一个非常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地方是似乎固定效应模型中的非观测效应（因遗漏解释变量产生）是随时间不变的，是固定的，而随机效应模型中的非观测效应则不是固定的，而是随时间变化的。
一个逻辑上比较一致和严谨，并且越来越为大家所接受的假设是mundlak（1978）提出的：不论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都是随机的，都是概括了那些没有观测到的、不随时间而变化的、但影响被解释变量的因素。非观测效应究竟应假设为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关键看这部分不随时间变化的非观测效应对应的因素是否与模型中控制的观测到的解释变量相关，如果这个效应与可观测的解释变量不相关，则这个效应成为随机效应。这也正是hausman检验所需要检验的假说。
但是，本文中使用fem会有一个问题。因为存在时不变变量（距离、共同语言、欧盟），它们在使用fem估计时会被舍弃。一个解决办法是增加一个辅助方程，将时不变变量包含到使用fem模型估计所得截距项中并进行ols回归。
以上介绍的3种模型均在本文中使用并进行比较。首先，breusch-pagan检验被用于比较rem和pooled ols估计。结果显示，零假设被拒绝，表明rem优于ols。其次，考虑到rem和ols都可能受异方差性和外生解释变量的影响，还需比较rem和fem的有效性，为此使用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检验系数为5.21，与4自由度下的0.2667水平的卡方临界值5.207相当，所以接受零假设，即随机效应较固定效应效果更优。
egger（2002）提出用hausman-yaylormodel（htm）作为rem和fem的替代模型。htm使用了工具变量法，可以仅从模型内部的数据来消除rem中可能存在的非观测效应和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htm作为引力模型中的估计方法，已经越来越多地被货物贸易领域使用，而在服务贸易领域仍然鲜有所闻。
htm中选为外生的工具变量的是时不变变量，包括距离、共同语言和边界。这些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相关并作为其辅助。此外，时不变变量还可以直接在模型中得出结果，这也是优于fem的所在。
为检验htm的有效性，过度识别检验（over-identification）被用于比较rem和htm。检验系数为3.49，小于6自由度下1%水平的卡方分布临界值。所以接受零假设——非观测效应与其余解释变量具有相关性——表明htm更加有效。所有测试的结果均和预期相符，即htm不仅是货物贸易时测算引力方程时最恰当的模型，也适用于服务贸易。这一结论对于总服务贸易流量和分类别服务贸易流量同样适用，所以分类别服务贸易的模型重点将集中在htm上。
在对计量结果进行说明之前，有必要对运用htm使得系数相对于ols估计发生的变化做一尝试性解释。在ols估计中，出门国人均gdp前的系数很有可能因为某些非观测因素和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而被高估，如技术原因或资金存量。同样地，共同边界和共用语言在ols估计中有较高的显著性水平，很有可能是因为在区域内国家的贸易便利所致（欧洲地区相对范围较小及语言相通性较高）。距离因素在ols估计中被认为具有明显的负相关性，而使用htm控制非观测效应后则变为不相关，这可能是由于很多国家的不同体制所致。
2.结果：总服务贸易 结果如表6所列，当采用pooled ols回归时，所有变量均显著相关，并且它们的系数正负均如通过货物贸易标准引力模型预期的那样。进口国和出口国的人均gdp、共同语言、边界、同为欧盟成员国均正面影响贸易流量，而人口变量则显示越大的国家生产更多的服务产品，同时对服务的进口需求也越多，距离是唯一一个与贸易流量负相关的变量。
在htm中，仍然显著有意义的变量是进出口围的人均gdp、进口国人口以及同为欧盟成员国。如上文所述，htm是所有统计方法中最适合引力方程的模型，其结果表明服务贸易中若干有趣的结论。
首先，人口在进口国比人均gdp更决定其需要消费的服务，1%的人口增长伴随着2%的服务进口增加，同时1%的人均gdp增长导致1.1%的服务进口增加。这可以被理解为规模越大的国家消费更多的服务，同时其国民更富裕时也需要更多的进口服务。但在出口国这一情况并不完全一样，富裕的国家有能力生产更多的服务并且出口，但是它的规模并不影响其出口，表明规模经济在服务贸易出口中未必有效。这一结论显然与强调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的古典贸易理论并不兼容。虽然如此，但引力模型中考虑的若干因素，的确可以有力解释古典贸易理论中一些与服务贸易现实不符的现象，这为服务贸易理论研究提供新的切入点，比如，能否将古典贸易理论与引力模型结合研究经济规模大的国家之间贸易互补性是否更强？
第二，同为欧盟成员国是除此之外唯一显著相关的变量。这表明欧盟在致力于内部服务贸易自由化方面已取得若干成效？正如大部分货物贸易研究中自由贸易区的积极作用。但遗憾的是如前所述，这一结论难以推广至其余自由贸易区。
第三，距离和共同边界变量在htm中并不非常显著。尽管如此，在10%显著性水平上，空间距离的阻隔作用依然存在，影响系数为-0.4，较ols和rem有所减弱。使用引力模型对货物贸易的研究中，这一系数一般在-0.953和-0.76之间，通常的解释是，空间距离代表运输成本、信息交流和文化差异，从而距离越大越限制贸易往来。而通过本文的研究表明，这一强烈的约束因素对于服务贸易可能的影响较小，货物是因为服务产品的本性使其对于物理距离或者实际边界的要求较小，和预期相符。
最后，共同语言和服务贸易流量并不表示出相关性。这可能是由于全球化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掌握其他国家的语言。特别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语言和文化的交流一向和经济交流同步发展，而服务贸易往往注定要依赖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这也表明文化或者相关因素对服务贸易的阻碍作用没有预期强烈，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服务在贸易中的比重有上升的空间并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
3.分行业计量 不仅在我国，世界范围内，传统服务贸易（运输和旅游）占比有下降趋势，而新兴服务部门比重逐渐上升。21世纪的服务贸易早已不同于以往，虽同为服务贸易，贸易方式各有特点，影响因素也必然不同。因此，本小节采用上述模型，将服务贸易分为3类进行回归统计，分别为运输业、旅游业和其他所有商业服务。数据采用自wto数据库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2007～2009），样本数分别为56、66、72个，包括2006～2008年三年间贸易流量数据。其余数据来源同上一小节，并去除同为欧盟成员国这一虚拟变量（因该数据库将欧盟算作一整体）。所用计量模型均为htm。
（1）运输业。结果如表7第一列所示，进出口国家的人均gdp和人口规模和贸易流量正相关，其余变量未发现有显著相关关系。
在货物贸易领域，普遍被认为显著影响货物贸易的因素之一就是运输距离，而在对于运输业的估算中，发现距离对于运输行业贸易流量并无显著影响，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当距离增大时，运输货物的成本上升，产生的成本在服务中恰好计为贸易往来。这表明货物贸易随距离上升而减小，服务贸易并不被此显著影响。鉴于此，应鼓励有能力的运输企业形成规模效应，着力发展远洋或远程国际运输市场。远洋能力自古以来便是一国经济实力之象征，这一情况在今天也未曾改变。
（2）旅游业。结果如表7第二列所示，进口国人均gdp和人口有显著影响，同时语言也是一影响因素。
共同语言对旅游业贸易的影响系数为正这一点符合预期。进口国的人均gdp和人口系数为正（人均gdp显著为正，1%的人口规模扩大伴随7%的进口额增加），表明富裕或人口规模大的国家总是有更多的旅游者，并且消费更多的旅游服务（旅游者至旅游目的国消费的产品和服务计入该国旅游服务出口额，旅游者本国为进口国）。因此，我国致力发展旅游业的地方经济有能力的话应当扩大国际宣传
，努力开拓发达国家旅游市场，并加强地方配套服务，如提供相应语言的标识或翻译服务。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出口国的人均gdp和人口对贸易没有显著影响，但从模型结果来看，和总服务贸易不同的是，这一系数明显为负（总服务贸易中出口国人口系数也为负，但绝对值在0.1之内），这可能表明贫穷和人口密度高的国家对外国旅游者的吸引力相对较弱，人口密度稀的国家（地区）或许更受欢迎（如斐济、马耳他）。
（3）其他商业服务。结果如表7第三列所示，进出口同的人均gdp和出口国人口和贸易流量有正相关关系。
相比其他服务行业而言，这一类商业服务和财富的关系更加接近（包括金融、保险、教育等），人均gdp的正相关系数符合预期。此外，出口国的人口因素可以作以下解释：该类服务和出口国投资环境关系密切。从当今世界局势来看，除非洲地区外，人口规模大的国家往往有更好的投资环境，因此人口（并联系人均gdp）代表了良好的出口环境。研究还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比如在模型中加入表征经济自由或制度的变量，更加全面考察一国该类商业服务的出口能力。
基于以上判断，笔者认为，实行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加强制度建设、改善投资环境等一些列减少贸易壁垒的政策将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非常有利。
四、中国服务贸易潜力：实证分析
本节专门研究我国服务贸易，对上一节模型所得结果进行拓展，在出口和进口两方面，实证了中国对25个主要服务贸易伙伴的出口潜力和进口潜力。
1.出口潜力 对出口贸易潜力的估算，是运用引力模型模拟“理论”或“自然”状态下的潜在出口额，然后将中国的实际出口水平与该模拟值进行比较。若实际值低于模拟值，就称之为“贸易不足”，相反则属于“贸易过度”。
为了考察中国对贸易伙伴的出口潜力，借助于以上构建的引力模型，估算中国对各国的出口量，并考察中国对贸易伙伴国的实际出口量（按2009年数据）与根据模型测算的出口量之间的比值，如果该比值在1左右，说明该模型拟合较好，该比值越小说明贸易潜力越大，反之则说明贸易潜力较小。把中国与25个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数据带入模型，可以算出中国对这25个国家出口贸易量的预测值，然后再用实际值除以预测值，计算结果如表8。
总体而言，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属于“过度贸易”状况，实际值与模拟值的比率的期望值为1.07。对25个国家的出口潜力（实际值/理论值）的排名中，最高为丹麦（2.40），其次为捷克（2.26），最低为挪威（0.08）。
2.进口潜力 与出口潜力估算方法类似，当把中国作为进口国时，可测算中国服务贸易进口潜力，结果如表9。
本文使用2009年数据计算中国服务贸易进口潜力，因为在当年全球贸易下滑严重的背景下中国进口额反而增加，会使所得数据偏大。总体而言，实际值与模拟值的比率的期望值为2.55。进口潜力的排名中，最高为爱尔兰（9.42），其次为丹麦（6.20），最低为斯洛伐克（0.04）（考虑到对进口能力的描述，使用进口潜力这一指标反映现实——进口往往根据需求产生——具有局限，本文关于中国服务贸易进口的讨论侧重关于国别的相对分析。所以采用2009年数据研究进口潜力进行国别比较时并无不妥）。
我们注意到，美国进口潜力比值在4.27，排名第四。如前所述，美国作为高端服务业的代表同家，和中国在服务领域的密切经济关系说明我同对于高端技术的需求非常大（法国和英国分别排第五和第六）。同时，与日本的潜力比值也上升至进口排名的第十四，但仍为1.15，表明进口自日本的服务仍有很大潜力。
五、结语与建议
将实际出口额与预测出口额相比较，再依据两者的吻合程度把2009年中国与25位贸易伙伴分为3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潜力再造型。实际值与预测值的比例大于1.20则属于此种类型，这类贸易伙伴与之扩大贸易规模的潜力，按模型分析已经用完。与该类贸易伙伴进一步发展贸易关系的主要思路是在保持现有积极因素的同时，改善出口商品的结构并发展培育其他促进贸易发展的因素。属于这种类型的贸易伙伴有丹麦、捷克、芬兰、韩国和荷兰共计5个国家，巩固这些市场对我国的外贸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如果作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与这类型中的某些贸易伙伴还有与之扩大贸易规模的可能，比如芬兰，虽然实际出口是预测出口额的1.86倍，但与贸易条件类似的丹麦（2.40）相比，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这也说明芬兰是一个具有潜力的市场。我国服务出口潜力最大的贸易伙伴前3名中有两个是北欧国家，而排名最后的挪威也是北欧国家，这一差异值得引起重视，探究其原因可能是日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第二种类型是潜力开拓型，以实际值与预测值比例在1.20到0.80之间。中国对这些贸易伙伴出口贸易的潜力尚未充分发挥，还有一定的扩大出口贸易的空间。与该类贸易伙伴进一步发展贸易关系的思路主要是借鉴处理与第一类贸易伙伴关系的做法，同时注意开拓促进出口贸易发展的因素。属于此类的贸易伙伴有法国、瑞典、爱沙尼亚、希腊、匈牙利、爱尔兰、西班牙和美国8个国家
通过比较发现，美国也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美国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作为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从事的第三产业主要是高新技术和创意产业，而我国在劳动密集型的服务行业占有比较优势，因此我国与美国的贸易结构存在很大互补性，应该更容易开展对外贸易。但通过测算可知，我国与美国的实际值与预测值的比例仅为0.81，其中原因值得深思。
第三种类型是潜力巨大型，实际值与预测值小于或等于0.80。按模型分析，这种贸易伙伴与之扩大贸易规模的现有潜力非常大，有英国、意大利、日本等12个国家。其中，中国与挪威的贸易水平是25个贸易伙伴中最低的一个，实际出口额只有预测出口额的0.08。中国与这类贸易伙伴之间一般存在较严重的贸易壁垒，与之进一步发展贸易关系的主要思路在于尽快排除贸易发展的障碍。
同时注意到，日本作为贸易伙伴也在第三类中，日本是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又是我国在东亚地区的近邻，它与我国的经济关系应当不亚于我国与美国的经济关系，但是测算比例仅为0.56，潜力巨大。
在进口方面，美国进口潜力比值在4.27，排名第四。美国作为高端服务业的代表国家，和中国在服务领域的密切经济关系说明我国对于高端技术的需求非常大（法国和英国分别排第五和第六）；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出口水平排名靠前的地区也同时是世界主要旅游国，这与我国境外旅游、消费和教育需求近几年不断增长有关，同时部分解释了我国进口水平高于出口水平，且未明显受金融危机影响这一情况。此外，与日本的潜力比值由出口排名的第十九也上升至进口排名的第十四，表明我国对日本的进口比对其出口扮演更重要角色。
综上所述，我国服务贸易的主要对象集中于美国、日本、韩国、欧盟等。进出日市场的过度集中会给出口贸易的健康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出口市场的过度集中还是我国对外贸易持续顺差的重要原因，长时间的贸易顺差会恶化我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关系进而引发贸易摩擦和争端。因此，为了促进我国出口贸易的健康发展，必须有针对性地改善贸易国别的构成，加强与某些国家或地区的协调配合与经贸合作，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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