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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在民族文化差异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语言；民族文化心理；翻译
引言
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是对民族文化在不同阶段的一种反映。民族文化心理是指一个民族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并以精神文化形式积淀下来的集体性的心理走向和精神状态。它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传统之中，但是由于时代的变更和发展，它也在不断的发展和改变，而且涉及到人生态度、情感方式、伦理道德、思维模式、审美情趣以及价值观念等各个方面。民族文化心理和语言息息相关，语言不可能脱离文化心理而单独存在。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民族的文化和语言。本文将着重分析中西方民族文化心理中情感方式，思维模式以及价值观念的差异来探究其对翻译的影响。
一、情感方式与翻译
在情感方式上，中国人由于长期受到中庸之道的影响，尤其偏重情感上的内敛与含蓄。我们往往注重国家与家庭情感，将个人情感置于次位，就如中国文化中提倡’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奉献精神一样。然而西方人则不然，他们的情感自由奔放，注重个人情感。他们不会自我压抑来成全他人，追求的是个人情感的愉悦与自由。李商隐《无题》中的这两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其中的“丝”字与“思”谐音，体现出的是思念，并将思念之情比作春蚕吐出的丝，无休无止。“蜡炬成灰泪始干”此句中也暗含比喻，将自己无尽的痛苦比作泪流不止的蜡烛。这两句诗句中深深的思念之情并没有直接体现出来，给诗句增添了一种朦胧美。许渊冲先生将这两句诗译为“springsilkwormtillitsdeathspinssilkfromlovesickheart,andcandlesbutwhenburneduphavenotearsshed.”“till”充分体现了对对方的无尽思念之情，而且许先生为了使西方读者更好的理解诗句，特地增加“lovesickheart”一词，直白体现出诗句中的思念之情，虽然诗句失去了本身的朦胧美，但是这种译法却更符合西方人情感的自由奔放，不受压抑。
二、思维模式与翻译
各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差异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民族思维模式不同。思维方式的差异导致中西方语言表达上的差异。中国人偏重螺旋式思维，在语言表达上善于百转千回、迂回盘旋。然西方人偏重直线型思维，语言上注重直白明了、开门见山。在中文中，我们往往将最重要的信息置于句尾，在主要内容之前我们会加上一系列的形容词、副词等来修饰，而在英语中，句子的重心往往在句首，修饰的成分紧随其后。这皆是螺旋式思维和直线型思维的直观体现。例如，这是一位穿红色连衣裙的老太太。在看到穿红色连衣裙的时候，我们心中往往出现的是一个妙龄少女，当看完整句时，才恍然大悟。但是译成英语：Thisisanoldladyinreddress.显而易见，anoldlady就是整个句子的中心，简洁明了。又如，中国民族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Chinaisabigfamilywith56ethnicgroups.英语中直接把中国民族是大家庭做主句，点明句子重心，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置于句后当作修饰成分。
三、价值观念与翻译
价值观是在思维感官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并且需要做出相应的理解或判断。对于人类来说，价值观是他们判断是非曲直的一种依据。从而体现出人、事、物一定的价值。不同的文化必然孕育着不同的价值观。同一词语在不同的文化中可能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如“Aswiseasanowl”，中文就是“像猫头鹰一样聪明”。在中国，常把“猫头鹰”当作“不祥之鸟”，称为逐魂鸟、报丧鸟等，当作厄运和死亡的象征。“aswiseasanowl”中表明在西方，人们把猫头鹰当做智慧的象征。这是由于在希腊神话中，智慧女神雅典娜的爱鸟是一只小鸮（猫头鹰的一种），因而西方人把猫头鹰敬为雅典娜和智慧的象征。但是将其译为“像猴子一样聪明”对我们来说更容易理解，毕竟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猴子象征机灵顽皮，《西游记》中充满灵性的美猴王孙悟空就是猴子的代表。
四、结语
文化是语言的土壤，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对于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了解各种文化心理差异显得尤为重要。通过以上对文化心理中情感方式，思维模式以及价值观念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的分析，文化心理的差异对原文意义，意境的表达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在翻译过程中，文化心理的小小失误可能会导致译文与原文意义大相径庭。对于译者来说，不仅要对源语言和目标语有着熟练的掌握，同时还要了解民族间的不同文化，尤其是文化心理差异，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对原文和目标读者都负责的好译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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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石霞,刘亚飞,李灵芝.浅议中西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J].中国科技教育,2012年.
关键词：亲属称谓；民族文化；差异
一、引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体现着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文化内容折射出民族文化传统的特殊内涵。称谓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亲属称谓系统。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各民族亲属称谓语各有不同。亲属称谓语的研究历来受到民俗学家、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的重视。
亲属称谓语作为一种基本词汇在民族语言中形成一个严密的相对稳定的系统，反映着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文化传统、民族心理等特点。中日英三国称谓反差强烈 ,折射出各自的民族文化。汉语称谓系统严密、分类精细、名目繁多、语义明晰 ,日语相对简单，分类不明，而英语称谓系统则体系简单、分类粗疏、数量贫乏、语义含混。
二、中国亲属称谓的渊远历史
汉民族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富。上古时期就有浓厚宗族和血缘观念，奴隶时期的夏商周三朝就是以血缘及宗族制度而形成的国家 ，封建时期则进一步加深， 人伦规范的两大伦理观念:长幼有序、尊卑不同和亲疏不同、内外有别。《释亲・尔雅》中“父为考母为为妣。父之考为王父，父之妣为王母。 王父之考为曾祖王父，王父之妣为曾祖王母。曾祖王父之考为高祖王父，曾祖王父之妣为高祖王母。 父之世父、叔父为从祖祖父，父之世母、叔母为从祖祖母……”
时至今日，现代中国受到西方的文化影响，许多观念与价值观都已有西化的倾向，但唯一不变的是亲属之间的称谓与浓重的家族文化。
三、英日亲属关系点染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同属东亚儒教文化圈，都具有父权家长制的“宗族”文化传统，而日本的文化主要由中国经朝鲜传入。日本素来有勇于，善于摄取外来文化的民族传统。早在公元7-8世纪，它就吸取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中国隋唐文化，兼取中国儒、法、墨佛学之精华， 1868年明治维新又汲取了西方工业文明,废除了封建幕藩体制,摆脱了殖民地危机 ,建立了近代民族国家，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在日语中，哥哥，姐夫，姐姐，嫂子都统称为兄、兄さん；、さん；公公婆婆，岳父岳母则通称为しゅうと、しゅうとめ；理の父、理の母；伯父，叔父，姑父，姨父，舅父，叔叔 一概称为おじ；伯母，叔母，姑姑，姨娘，舅妈，婶婶一律称为おば；堂兄，堂弟，堂姐，堂妹，表兄，表弟，表姐，表妹一概称为いとこ。
不同于中日，英语属于印欧语系，英语字母是源于拉丁字母，拉丁字母源于希腊字母。其分为古英语，早期英语，现代英语三个阶段。英美人宗族观念比较淡薄,一般对家族以外的人不会用亲属称谓去称呼,甚至连家族以内的人都很少用，他们一般直呼其名。
四、中日的亲属称谓比较
（一）中日亲属称谓差异
1． 词义差异。从亲属称谓照表中可以看出：曾祖父、曾祖母、祖父、祖母、父、母、兄、弟、妹、叔父、伯父、兄弟、弟妹、外甥、夫、舅、姑、主人、伯母、婶母，等等。在不同文化历史背景的熏陶下，日语中的这些词语，所指范围已经和汉语的有所不同。比如兄弟：汉语中的“兄弟”仅指哥哥和弟弟，兄弟还可用于平辈之间，可以用在比自己年龄小的，更可以用于对众人讲话时的谦称，此时无辈分之分。而日语的“兄弟”不仅指哥哥和弟弟，还指姐姐和妹妹。
2． 分类法差异。汉语亲属称谓语复杂多样，日语则相对简单。在汉语亲属称谓语中需要区分直系旁系，血亲姻亲，宗族关源，还有父系母系，长幼辈分等等。而日语亲属称谓袭用的是分类法，即不标明父系母系，直系旁系等阶次分明的地位，只标明尊卑辈分。
3． 敬语用法差异。中国人家庭成员或亲戚之间的面称，没有敬，谦之分，而在日本人家庭成员或亲戚之间的面称，则有敬、谦之分。
4． 词缀使用差异。汉日亲属称谓语在实际使用中，为表达特定情感（如亲昵、厌恶），会在亲属称谓语上加上词缀。汉语词缀丰富，在现在的汉语中，可在称谓语的基础上加接尾词“儿”或接头词“老”“阿”“我”“咱”“小”等修饰语，如老爸、阿妈、咱妹、我祖父，小弟，小妹等。而在日语中，则使用接尾词“ちゃん”。
（二）差异形成原因
1． 家族继承制度的不同。中国的家族构造是横向扩大的包含旁系血统的大家族，而日本是纵向发展的以继承人为中心直系血统的家族构造。从历史上来看，中国传统社会是采取“均分制继承”。 “父系血缘”是获得财产继承权的惟一的充分必要条件。而日本的家族继承制是以“长子单独继承制”为中心的。嫡系长子在家族中的地位远远高于其他诸子，旁系血缘遭到极大的轻视。
2． 宗族等级观念的不同。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和亲属意识很重，汉语中繁杂众多的亲属称谓词语说明汉民族是一个崇尚“大家庭”的民族，这种传统的宗族关系、亲属关系及家庭观念和意识共同构成一种社会关系网，在社会生活及交际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在日语文化中，日本人崇尚集体协作精神，主张个人服从集体，个人依靠集体才能生存，集体或集团意识非常强。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家庭观念和亲属意识相对较淡薄，传统的三代同居的家庭在现代不断减少，核心家庭不断地增加。日本人的血缘观念淡薄，且不太重视旁系亲属。
五、中英亲属称谓的比较
（一）英汉亲属称谓的差异
1． 复杂程度差异。汉语亲属称谓复杂，英语简单。在汉语亲属称谓语中需要区分直系旁系，血亲姻亲，宗族关源，还有父系母系，长幼辈分等等，而英语的亲属称谓就显得简单得多，仅用几个词就能全部涵盖，如 grandparent（爷爷，外公，奶奶，外婆），brother（哥哥，弟弟），sister（姐姐，妹妹），uncle（伯父，叔父，姨父，舅舅，姑父），在西方国家,亲属关系的涵盖和延伸范围远没有中国那么广阔。
2． 表达清楚性差异。汉语亲属称谓所表达的关系清楚明了，英语笼统模糊。究其原因，中国主张孔孟之道，历来遵循严格繁琐的纲常伦理。而在西方文化中对纲常伦理的定义和概念与中国文化有着较大的出入。
3． 对长辈称呼的差异。汉语亲属称谓注重辈分,英语中则辈分淡化。中国文化讲究人际关系,而人际关系的核心就是有序；西方社会组织结构不以等级身份为核心，提倡人人平等，这与他们信奉的宗教有关吧。
（二）差异形成原因
1． 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为了维护和适应这种层次森严、内外有别的封建家族体系和封建伦理道德,汉民族经历漫长的封建社会,形成了既有血缘关系又有经济联系的由大家庭组成的庞大的宗族性的社会组织,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家族,而不是个人,个人要受家族权利的支配。
英国的个人主义精神影响了西方社会的称呼语,称谓语相对贫乏。在这种家庭中,人际关系非常随便、开放,以个人主义观念为核心的自我意识非常明显。而封建社会在整个欧洲存在的时间较短,而资本主义制度较早地代替了封建制度,对欧洲各国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另一方面英美国家的文化主要来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
2． 中国是文明之国,礼仪之邦,炎黄子孙既重家庭伦理,又讲社交礼仪。数千年的儒家思想和封建礼教使中国人都尊崇齐家治国平天下。古往今来,三纲五常影响至深,家庭伦理至关重要。而英美人由于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崇尚个人价值,强调表现自我,讲天堂,说地狱,而宗法关系远不及中国那么严密,家庭观念也较之中国淡薄,亲属称谓之简略概括,不求精确。
3． 价值观念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和客观现象进行是非判断和优劣判断的尺度，他决定人们的价值取向，指导人们的行为方式。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压抑的自我价值出发。西方人崇尚的是个人主义，提倡自我表现和自我肯定，注重个人权益，争取平等的自由竞争思想意识比较强。
4． 家庭要遵守长幼有序,长尊幼卑的宗法秩序,年龄大小、辈份高低是极为重要而严谨的区分依据。英语中的亲属称谓不区分长幼辈分高低也不太讲究,所以称谓词笼统概括。
六、结语
在跨文化交际中, 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冲突也是必然存在的。对文化差异表现宽容,以便于更好地促进文化的交流。中日英三国文化的差异造成在称谓语上的巨大差异，有其根深蒂固的文化内在，所以，在不同的历史文化影响下的国家，在语言的传播与研究上应给予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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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敏支系；差异；原因；主客位
[作者]陆潇玲，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桂林，541006。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1)02－0117－006
引言
关于“黑衣壮”这个称谓在学术界中的正式提法，较早应见于《黑衣壮的人类学考察》(1998年第一版)一书中。当然，“黑衣壮”纯属他称，当地人自称“敏人”，因而笔者在本文中均以“敏人”称呼该族群。“以歌为媒”，“族内通婚”，“不落夫家”，“至今黑衣壮老少均着自织自染的黑衣服”等现象是部分学术文章对“敏人”传统习俗已有的描述，顾名思义，这使得这个族群显得亦加神秘、特殊、另类。在全球化背景下，“敏人”文化、习俗果真如以上所述的以原汁原味形式呈现，“敏人”是否如此神秘、封闭、落伍，其村寨是否如宣传片中所展示的“世外桃源”，这是本文主要探讨的话题。
一、他者视野中的“敏人”文化
1、“敏人”婚俗
族内通婚和早婚制度。在诸多论述“敏人”婚礼习俗的学术文章、新闻报道或旅游专刊中，都频繁出现“族内通婚”、“女子不外嫁，男子不外娶”，“禁止近亲结婚”等传奇描述，“就说他们的婚姻习俗，二三百年来都只有在黑衣壮内部通婚，一直没有与别的壮族群或汉族、瑶族联姻”，以此为出发点来解读“敏人”的精神信仰、仪礼习惯，“黑衣壮至今一直实行严格的族内婚制，即只有双方都是黑衣壮的男女才能通婚，这种具有强制性的通婚习俗既是祖辈传统的沿袭，也是保持‘黑’之传统的举措……”这位学者认为，“敏人”之所以能保持以黑为美的审美情趣，尊黑爱黑的传统观念，乃得益于其至今还实行的族内通婚制，“黑衣壮人不管是初婚或是再婚，只有双方都是黑衣壮的男女才能通婚，不能与黑衣壮以外的其他壮族族群或别的民族通婚，而且规定族群内直系血亲和七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何毛堂也认同该族群族内通婚的观点，他认为“敏人”不仅保持族内婚制习俗，还有意识禁止近亲结婚，但一贯的同村婚、同籍婚不利于黑衣壮人后代的优化，从而衍生出顺从、阴郁、内向的性格。“他们恪守族规，只与族内人通婚。直至现在，哪怕是已在外打天下，走到天涯海角也要找个黑衣壮伴侣来同甘共苦”，这位学者把“敏人”的族内婚说法投射一种信息：非本族人不娶不嫁。
婚后生活。对婚后生活的考察，学者们还有一项重大“发现”，就是婚后的“敏人”女性不落夫家，“婚礼之后，新娘即回娘家，只有逢年过节或农忙时节，夫家派人来请时，才能到夫家住几天，直到怀孕生下孩子，才到夫家定居”。“至午夜鸡叫头遍时，新娘必须悄悄地和伴娘返回娘家(无论路途多远)。此后，每个月，由男方的妹妹或姐姐到女方家接新娘去男方家帮工二至三日，小住二三日后，新娘又返回娘家与父母兄弟共同生活。”这里把“敏人”的不落夫家习俗写得生动有趣、神秘传奇，认为婚后的女性仍与父兄同住是必然的，少则两三年，多则五六年，媳妇未生育孩子，就没有长住夫家的资格。
2、“敏人”服饰
在“敏人”服饰介绍中，很多学者认为“敏人”至今还着黑衣、穿布鞋、戴银饰。在《探访神秘的黑衣壮》一文中，作者提到了“敏人”的织染手工技术和现今的服饰打扮，“时至今日那坡黑衣壮仍保存着传统的蓝靛染织工艺，其文化内涵非常丰富，黑衣壮自种、自织、自染、自穿，是地地道道的民族文化”，谈及日常衣着时，该作者还把他们的服饰和传说相联系，认为该族群的传说“决定了黑衣壮服饰的形成和延续”，他们时至今日还保留着爱黑穿黑色的传统，主要是因为“以黑为美的审美观深入人心”。因此这些学者认为，即使是在全球化日益演进、现代化加快的今天，“敏人”仍然尊黑爱黑，以黑为美，使用黑布制成衣，缝布鞋。
3、歌舞文化
有人认为，所谓“敏人”原生态山歌就是影片中播放的“尼的呀”调子，如第三届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上年轻歌手演唱的《山歌年年唱春光》，有的学者还把“敏”山歌分为捶布歌、伐木歌、劳动歌、婚丧歌、相亲访友歌、祝寿歌、敬酒歌等。
在一些研究者的眼中，“敏人”舞蹈可谓丰富多彩，在《广西黑衣壮舞蹈的发掘和继承》一文中，该作者把“敏人”舞蹈分为三类，一是“祝寿舞”、“贺对舞”和“团结(棕榈)舞”，传达“敏人”人生的美好愿望；二是“黑枪舞”、“花鞭舞”、“自卫舞”、“战阵舞”，意在表达“敏人”保卫家园，打击入侵者的决心；三是“献红舞”、“捶布舞”，重在映射日常生活场景。
4、亲属称谓
何毛堂等人认为“敏人”亲属称谓属夏威夷类型，即同性别的同代亲属用同一称呼，“按当地习俗，孩子们不仅称亲生的父母为‘爹’、‘姆(妈)’而且把父亲的兄弟(含表兄弟)和母亲的姐妹(含表姐妹)都称作爹妈”，在《千山万弄中的黑衣壮》一文中也提及“敏人”的亲属称谓，“黑衣壮不仅把亲生的父亲称父亲即‘爹’、并把父亲的所有兄弟(包括从表兄弟、再从表兄弟)都称作爹，而且把凡是有了孩子的成年男子都称作‘爹’；黑衣壮不仅把亲生母亲称作‘姆’即妈，并把母亲的所有姐妹(包括从表姐妹、再从表姐妹)称作‘姆’，而且把凡是有了孩子的成年女子都称作‘姆”’。这里又在原来同称的基础上添上从表兄弟(姐妹)、再从表兄弟(姐妹)及所有有了孩子的成年男子和女子，把“敏人”的亲属称谓进一步具体化、细致化。
二、当地真实与他者幻想的辩证：我眼中的“敏人”文化
在某个特定历史阶段，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但随着人们的生存模式、思维方式以及其他社会因素的变迁，它也随之变化，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背景下，其传统文化、风俗礼仪并非如以上学者所说的，能够抵制外来文化的干扰，一如既往地坚守本民族传统的民俗民风；“敏人”也不像一些考察者所描述的那样，至今还保持“族内通婚”制，历史发展进程中，他们的语言称谓、婚姻观念、服饰文化、生活禁忌等业已发生变化。
近年来，由那坡县委县政府牵线搭桥，与广州、深圳等发达地区建立了劳务输出基地，该族群的中青年有机会前往广东、福建等地打工，这为他们的恋爱对象、择偶范围提供了广阔平台，就恋爱对象而言，外出打工的“敏人”男子喜欢追求外地姑娘，而女子也乐意与其他族群男子交往。恋爱、求偶的范围由本地扩大到如四川、安徽等省市，总之，有“引进来”也有“走出去”。在弄公屯(龙华村的一个自然屯)，外出打工18人，其中青年男性11人，女性7人，与族外人结婚6人，占总比例30％。如弄莫屯许小飞(化名)，前几年去广东打工与一位河南姑娘相恋，趁过节之时带女友回家，并未举办结婚仪式，现在夫妇俩已有孩子，而这位河南姑娘会讲“敏”方言，能
干繁重农活，公婆及亲戚们都相当欣赏这位外来媳妇。有“引进来”自然就有“走出去”，但后者更占优势，在弄公屯，1985年后出生的女孩共9人，其中就有5人外嫁(跨省婚)。
当前，“敏人”支系内也有新结合的夫妇，不过已成婚期大大缩短，一般情况下订婚半年或一年后就举行婚礼。当然也有这样的情况：一些思想较为开放的青年男女认为，要经过恋爱、定亲、订婚、结婚四个阶段过于繁琐，便实行“四合一”，即定亲、订婚、结婚，满月酒四仪合一。
择偶范围、恋爱对象范围扩大，婚期缩短，逐渐形成“现代版”的婚礼，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聘金逐年增多，嫁妆愈加多样化。“敏人”传统订婚的聘金为120银圆，现在最少为2000元人民币，多则5000、6000、7000元不等。而女子嫁妆在过去的锅碗瓢盆、土布被子、蚊帐和木箱的基础之上添加衣橱、洗衣机、摩托车、电冰箱、席梦思、毛毯等，跟聘金成正比，但其实嫁妆的费用远超于聘金，当地人有句话正是反映了这种现象：“宁愿娶个媳妇，也不愿嫁个女儿”。
二是新娘嫁衣的逐步“改装”。传统的嫁衣穿戴繁缛、配饰复杂。改装后的“敏”姑娘嫁衣，上衣仿唐装式样而制，形制宽大，简单精美，用“西华”头巾，不穿裙子，只穿黑裤子，不穿翘头绣花鞋，穿平地绣花鞋，这还是1980年至2000年间的穿戴形式，近几年来的新娘索性不穿本民族嫁衣，而选择市场上的时装。曾有这样一个例子，弄公屯黄姓青年结婚当天，有专人前来采风，摄影师为了增加作品原创性，要求迎接新娘的两位姑娘穿上传统服饰，姑娘们听凭摄影师指挥，按部就班，但出乎大家意料，新娘并不乐意配合，当晚着时装以示“抗议”。婚礼上尚且如此，日常生活中的“敏人”更不会穿传统服装了。现在，在该族群村落，随处可看到着时装衣饰、穿牛仔裤、染黄发的青年。他们认为，传统服装是古板、守旧、落后的标志，想要融人大众，必须远离这种“土气”，而中老年“敏人”虽没有如此厌弃传统服装，却也心照不宣穿市集上买来的“唐装”，而在一些学术文章或部分宣传资料中，认为“敏人”男女老少至今还着黑衣、穿布鞋、佩戴银饰的说法，不管是考察尚未到位或为了宣传“敏人”文化，打造“敏人”品牌也好，其实都是一种片面的说法。
三是歌舞失去原有功能。过去的“敏人”山歌(本文只要指“伦”)是青年男女实现自由恋爱的一种工具，在婚礼上作一种娱乐消遣，但目前在婚礼中山歌逐渐退出酒席饭桌，基本上失去了它原有的功能，而不像一些人所说的，
“敏人”至今还常在田头地里、婚育场合唱山歌。再者，“敏人”山歌本无伴奏，有词作者，无作曲人，在劳作或娱乐中即兴而唱、随性而编，多为七言两句或五言两句，而近几年来出现的“敏人”“原生态山歌”则有词曲作者，有七言四句，八言四句不等，还添上了“尼的呀”、“贝呀侬”等起头语，分男女高音、男女低音等多声部，如《柳敏盖柳》(黑衣壮的酒，郭庆宣词，林海东曲)；有男女独唱，伴唱，如《挑着好日子山过山》(蓝怀唱词，傅磐曲)，不论是歌词选用，演唱方式还是伴奏，与“敏人”的山歌相差甚远，但这些与“敏人”山歌大相径庭的新歌却被部分人误为原生态“敏人”山歌，显然是对原生态歌曲定义的误解。所谓原生态歌曲，就是“在农业社会中产生和世代流传的，由未受过现代学校教育的当地人(主要是农民，兼及其他从业者)运用当地的方言土调所演唱的口头歌曲”，但“敏人”新歌的词曲作者多为文化部门工作人员或民间文化人，受过现代学校教育，在政府部门工作，这显然不符合原生态歌曲定义中的首要条件；第二，原生态歌曲用方言土调演唱，“敏人”新歌演唱者确实采用土语演唱，但据笔者二十几年的耳闻目睹，其调子并非“敏人”山歌调子，“敏人”山歌一般情况下是男女各自两句连环对唱，以句子为单位，而“新歌”则以一首为单位。另外是“敏人”的舞蹈，有人把“敏人”舞蹈分为祝寿舞、贺对舞、团结舞、黑枪舞、花鞭舞、自卫舞、战阵舞、献红舞、捶布舞等九种之多，声称这些舞蹈常见于“敏人”各种仪式和日常生活中。但据笔者考察，“敏人”只在仪式中有舞蹈，如丧礼中的围棺舞，婚礼中的贺对舞，捶布舞则不能当做真正意义上的舞蹈，只是过去“敏人”妇女加工布料的一道工序，而这位学者把捶布这项劳动视作舞蹈，显然是赋予捶布艺术性了。至于团结舞、黑枪舞、花鞭舞、自卫舞、战阵舞等这几种舞蹈，笔者曾在“黑衣壮风情园”见过年轻演员群舞，但应是民俗旅游开发后文化部门或其他人士对“敏人”歌舞的“浓缩”或“改编”。
四是从不落夫家到渐落夫家。传统的“敏人”姑娘婚后不落夫家，除非是农忙时节或过年过节时夫家派人来接才“勉为其难”跟着去，加之对的过分掩盖和隐藏，导致夫妇早婚晚育，不过几年来不落夫家之俗逐渐消失，姑娘恋爱时可常到夫家，甚至婚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夫家度过，与传统新嫁娘不同，年轻“敏人”姑娘们大胆、干练、乐观，尤其是常往沿海地区打工的“敏人”姑娘，她们也用现代通讯工具，上网聊天，买时装，挂耳环，去KTV，而不像有些学者所说的，“敏人”是愚昧、顺从、阴郁、内向的。
五是亲属称谓语的变化。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默多克把亲属称谓分为六种，分别是爱斯基摩亲属称谓、夏威夷亲属称谓、易洛魁亲属称谓、奥马哈亲属称谓、克劳亲属称谓和苏丹式亲属称谓，这是默多克对人类学的一大贡献。何毛堂等人认为“敏人”的亲属称谓属夏威夷类型，其实不然。“敏人”称父母为“爹”，“蔑”，叫爷爷奶奶“公”、“娅”，外公外婆为“缺大”、“娅代”(母亲的哥嫂也用此称)，父亲兄弟为“爷”(伯)、“搜”(叔)，称父亲和母亲的姐姐为“八”(姑妈)、父亲妹为“阿”(姑)。统称母亲的弟、妹为“娜”(舅，姨)，舅娘为“娜罗”，夫妻间不管面称或背称都以“蔑”和“确”后加子女名。姻亲称谓与血亲称谓稍不同，夫妻二人对岳父母或公婆的面称要随对方称，互称对方父母“爹”，“蔑”，称自己为“儿”，不能称“我”，否则视为无礼，生育孩子后可随子称。但从2000年后，亲属称谓的礼节性减弱，只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敏人”非常重视称谓的礼节特征，女婿、儿媳在岳父母前或公婆面前称自称“儿”，“70后”的“敏人”则不以为然，大胆以“我”自称，其礼貌性大大减弱。从类别来看，“敏人”并非把父亲及其兄弟都称作“父亲”，而是各个亲属都有自己的称呼，除了父亲和母亲的姐姐，母亲的弟妹用同称谓，交表、平表的兄弟姐妹与同胞兄弟姐妹同称谓外，因此“敏人”亲属称谓不属夏威夷型，亦不属于六种亲属称谓中的任何一种，只能说有部分与苏丹式或易洛魁式相似。
三、他者对“敏人”文化产生误解的原因
笔者认为，“敏人”的世界并非学者、游客所想象的与世隔绝，他们也非保守、内向、阴郁，人们忽视了“敏人”在社会现代潮流中所经受的欢乐和苦难，疏忽“敏人”文化作为全球文化因子的变异性质。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学者、专家、政府部门不惜笔墨和大量的投资把“敏人”神秘化、理想化呢?以下就从不同的角色进行探讨。
第一、开拓学术领域，提升研究价值的需要。现代田野作业理论认为，田野作业是“在反殖
民主义、反文化霸权的世界潮流中，所兴起的一种关注非主流人类群体的文化耐心，一种不同于以往学术圈内活动的圈外事业，一种有别于书斋研究的遐想学风和一种冲破学者想象力的认知体系”。在中国，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学科也先后掀起了对边缘群体关注的热潮，学者们摈弃书斋，重田野调查，寻求标新立异的东西，以填补学术界的空白，这种“发现”要获得认可，需要证据的支撑，象征物的支持，为此学者们不断为自己的新发现注入新鲜血液，寻找象征物来维持它的生命力。时至今日，“敏”文化的研究已有10余年，旅游开发也已有10年，其中以“黑衣壮”为研究主题的“发现”数不胜数，以上提到的“族内通婚”、“不落夫家”等就是例证，这些例证给人神秘的美感，但从学术研究上讲，缺乏历史维度，欠缺流动思维。
第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对政府而言，如何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实现脱贫致富，是一项重大任务。在国家“旅游做媒，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政策倡导下，在各地少数民族地区民俗旅游发展势头良好的前提下，那坡县政府尝试将“敏人”的民俗文化转为经济资源优势，把经济资源和旅游产业相结合，提高第三产业的经济效益。因此，在“黑衣壮风情园”的开发策划、硬件设施、舞场布置和传统干栏建筑的保护中，政府始终非常重视，其中用自治区旅游局拨款的20万元，南车集团帮扶82万，完成了舞场、歌哨、展厅等设施建设，并要求旅游、宣传、文体等部门通力合作，编写“敏人”新歌、改编“敏人”舞蹈、宣传其传统文化。从这个角度出发，政府的做法是合情合理的，但过分加大对“敏”文化神秘性、独特性的渲染，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第三、寻找白云深处“桃花园”，满足怀旧情绪。自上个世纪伊始，民俗文化不再被视为保守、蒙昧、迷信的象征物，而是作为一种难能可贵的旅游资源，旅游资源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就形成了旅游文化，进一步提升了乡村旅游的文化内涵，这种新兴的、具有后现代意味的人文旅游类型被称为“后旅游”。“后旅游”反映了人们对全球化带来的农业丧失、工业化带来的都市喧嚣和商业化带来的嘈杂的一种回避，对安宁静谧、视野旷达、夜不闭户“田园牧野”生活的向往。在这种文化心态笼罩下，“黑衣壮风情园”的问世给苦苦追寻现代版“桃花园”的人们增添了许多遐想，抑或“黑衣壮风情园”就是他们心中的“桃花园”，这也是诱惑游客一个因素。
第四、刻板印象的延续。“敏人”的“发现”，既有官方的识别和打造、学术界的介入和调研，也有旅游部门以及摄影家们的因素，可以说是各方沟通合作、汇融共赢的硕果。然而有部分人却在原有意识景观上添砖加瓦，使得原本神秘的“田园牧野”式生活愈加神秘，“敏人”质朴无华的外衣经过书本、电视的宣传和报道，美丽的传说不断重复编织、描绘，久而久之，人们便相信这种文化特质是亘古不变的，从此，刻板印象已形成，难以磨灭，即便它是个美丽的错误。
四、结论
关键词:文化差异;俗语;翻译策略
人类文化具有一定的共性，如共同的思维形式、思维规律和哲学理念，以及各民族对真善美的肯定和追求等。而各民族因所处地域和历史沿革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风俗习俗、思维方式和语言结构，即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产生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翻译活动体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同时也揭示了文化的差异存在可译性。为了两个民族之间思想的沟通，必须了解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1］。
一、文化差异对俗语互译活动的影响
(一)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既有差异又存在相同或相似之处，表现在不同民族的语言结构存在不完全的对应，即部分对应。这一点在欧美国家的各民族之间表现尤为突出，如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对欧美各国各民族的影响，英国和法国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文化对欧美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影响等。总体上说，欧美各国之间民族文化的差异较小、语际转换的障碍较少。另一类是不同民族之间各自独特的文化形成的巨大差异，即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在另一个民族中空缺，表现为不同民族的语言结构中存在的完全不对应的现象。这主要反映在东西方文化传统和语言结构的巨大差异上，中俄两国的文化差异应该属于这一类型。这种巨大差异往往在语际转换中出现“文化休克”和“词语空缺”，甚至造成文化冲突［2］。
(二)文化差异对俗语互译活动的影响
俗语包含着大量的文化、历史、社会、地缘等信息，而且大多是约定俗成的，其中的许多含义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内涵的形象、寓意以及词语结构都有相当大的差异。而且翻译中存在许多非对应的关系，存在不同的语言表述形式、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不同的文化背景造成的缺项。这种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给互译活动带来了很大的障碍。众所周知，翻译的内容绝不仅仅是语言符号本身，而是语言符号所承载的文化，俗语更是一个民族文化和习俗的浓缩体。俗语互译时要求译者要有深厚的双语文化素养和综合思维能力。在有些俗语中，中俄两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几乎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有文化的对等性。而很多情况下，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中国人都非常熟悉“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句俗语的含义，是指几个平常人的智慧加起来也可以顶上一个聪明的人。如果逐字直译为“ТривонючихсапожникасоставляютодногоЧжугэЛяна”，那么俄罗斯人将无法理解其中的含义，因为他们当中很少有人知晓诸葛亮是什么样的人。其实这里就有一个中国文化的内涵意义在里面［3］。在大量的翻译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差异是随时随地存在的，熟悉和重视文化的差异使提高俗语翻译质量的关键，目的语的读者能够理解原文的文化内涵才是两种语言的成功对接。
二、俗语互译的翻译策略
文化的差异性是客观存在，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基于民族文化平等的立场来传播文化，传递信息。语际转换中存在的文化差异方面的障碍是可以突破的，俗语互译关键是要有正确的策略和科学的方法。
(一)文化差异的处理原则
无论是处理文化差异的文化调适的方法和手段，还是处理文化冲突的大刀阔斧的增删、改写和重组，都应该遵循翻译的三原则，即传意性、可接受性和相似性原则。互译活动不能不考虑译文读者的可接性，否则就失去了语际转换的根本意义。传统翻译理论中有一种旧观点，认为译者只需对原语作品、作者负责，而忽视了目的语读者的可接性，因而出现了死译、曲译等现象。必须指出的是:语际转换中的可接受性是其社会功能和社会价值的客观要求。汉俄分属汉藏、印欧两大语系，语际转换是不可能完全求对等的，甚至有时求对应、求相似都有障碍。因此，成语类短语互译活动中有时要采用引申、增补、省略、重构以及阐释或注释等多种手段，才能使译语读者理解、接受原作者的作品。
(二)俗语的翻译策略
俗语包括成语、谚语、熟语等惯用语。它是意义上完整、结构上定型的习用语。俗语的翻译主要包括原义和寓意的处理。处理俗语的翻译问题，从翻译方法上可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选用直译或意译、音译或意译、直译兼意译或者音译兼意译，以及直译加注释或音译加注释等常用方法，也可根据实际需要选用加词或减词、增补或省略、调序或重组、还原或替代、词类转换或成分转移、句式转换或句型转换，以及词义引申或句义引申等变通手段。在俄汉翻译活动中，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这种差异也体现在俗语的翻译中，针对不同的文化差异可以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
1．原语和目的语中的文化概念不相对应中俄两国民族中有一些文化概念不对应的俗语词语，例如:хлебисоль—面包和食盐。在俄罗斯民族文化中，面包不仅仅是食品，还是友谊、好客的象征和欢迎客人的标志;盐也被看成是很珍贵的物品，按照俄罗斯古老习俗常常有一位手捧面包和食盐的姑娘迎接客人。时至今日，在正式礼仪上，也有用面包和食盐迎接贵宾的仪式。中国人常说:“丢了西瓜，捡了芝麻”，比喻做事因小失大，得不偿失。在俄罗斯民族的文化中西瓜与芝麻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当然也无法理解这句俗语的真正含义。这类短语在翻译时大多采用意译或意译加注释的方法。可译为:Семечкикунжутасобрали，аарбузпотеряли．然后加入注释:Излишнезаботитьсяомелочах，забываяоглавном．这种情况下译者就要放弃等值的翻译方法，需要加入大量的对文化概念的解释。
2．原语和目的语中的对应词意义不同俄语中有一个俗语:Двамедведяводнойберлотенеживут．(两只熊不能住在一个洞穴里)在俄罗斯民族的文化概念中，熊是强大、勇猛的象征。但是在中华民族的文化意义中熊并没有这种特定的含义，汉语中与之相近的动物是老虎，所以这句俗语可以翻译为:“一山不容二虎”，比喻一个地方容不下两个强者［4］。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说: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而俄语中与之相似的俗语是:Набезрыбьеирак–рыба．(弄不到鱼的时候，虾也当鱼)翻译这类俗语的时候，要求译者要有深厚的双语文化素养和综合的知识功底，充分理解和消化原文中的文化信息，并能够在目的语中找到相应的信息对应。翻译方法可以采用还原或代替等变通手段，尽量使目的语读者在本族文化中找到基本对应的词语，做到两国文化的互相兼容。
3．历史文化背景和表达方式不同例如之前提到的“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如果直译的话一般会出现文化空缺。因此可以采取意译加注释的翻译方法:ТрисапожникапосвоеймудростиравнывыдающемусяумуЧжугэЛяна．ЧжугэЛян—знаменитыйдревнийкитайскийполководец．通过对诸葛亮这个历史人物的简单注释，使目的语读者能够初步理解这句俗语的真实含义。
三、结语
俗语的特点是形象鲜明，寓意深远，用语凝练［5］。翻译俗语应力求准确表达其思想内容，并尽可能保持其形象比喻。如果译文语言中没有相应的词语，则可采用直译的方法，并尽可能保持原文的色彩，或意译，淡化原语色彩，用目的语的一般词汇表达原文中的俗语的含义。无论是直译，还是意译，都需要通过逻辑分析来明确原文俗语的概念、选用适当的词语来表达。但是正如许钧所说，翻译不可能有定本，即不可能有内容上与原作完全等值，形式上与原作媲美的尽善尽美的定本，没有可以超越时间的定而不变的译本。对同一部原作，不同译者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表达，因此翻译也不可能有“理想的范本”。［6］我们需要的是不断地探索和发展翻译理论，不断总结翻译实践，在俗语互译中，使译文趋于完美和准确。
参考文献:
［1］许钧，穆雷．翻译学概论［M］．北京:译林出版社，2009．
［2］刘淼．翻译中文本意义的阐释［J］．吉林化工学院学报，2015(5):44-45．
［3］孙文方．汉俄语言对比与方略［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6．
［4］汪景民．汉语和俄语中的问候语对比［J］．吉林化工学院学报，2015(7):26-30．
［5］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关键词】蒙汉翻译 文化交流 作用
语言与文化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民族发展，因此，在各民族交往过程中，对语言的理解将成为推动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伴随着国家间经济、政治等活动的日趋频繁，不同民族与国家的文化渗透与交流得益于翻译。翻译作为不同语言相互转换的重要手段，在民族交往与国家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文化背景以及用语习惯的不同，要求翻译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因此，在翻译中，对于文化差异的正确理解和认知将决定翻译的水准。蒙汉翻译同样需要尊重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因此，两种语言的相互转换实现了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
一、蒙汉翻译的民族文化特色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民俗，民风以及民情，构成了一个特有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地被和建立，在未形成稳固的生活区域之前，与历史演变相携。伴随着民族与国家的发展，民族文化的日趋完善，为了互通有无，形成了贸易往来，在此过程中，语言的不通促使翻译的出现。在跨文化翻译中，注重民族文化特点，深入挖掘其内在的文化底蕴，对于文化交流以及经济、政治等社会活动往来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我国的成语故事《掩耳盗铃》，故事讲述了一个偷盗的人看中了一家人门上的铃铛，想将它偷取过来，可铃铛在碰触下会发出声音，容易被人发现，于是，这个偷盗的人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掩住自己的耳朵，就不会听到声音了，可想而知，偷盗的人很快就被人抓住了。这个故事的告知，不要做愚蠢而自欺欺人的人。如果对历史文化了解不够深入，那么，很难得出故事背后深刻的寓意。在蒙汉翻译中，译者对于两个不同民族的历史典故、朝代更迭、生活习惯等的了解，将决定着译文的欣赏性和研究价值。
二、蒙汉跨文化翻译的意义
蒙汉跨文化翻译在解决语言障碍的同时，也促使了不同民族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在人类语言形成之初，语言就与文化相互依存，这意味着语言的流通也将促使文化的交流。对于不同语言的翻译，在增进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使得不同文化间产生的碰撞，这种碰撞容易激发人们对不同文化的深入研究，由此引发文化交流的日渐频繁。在蒙汉文化交流中，翻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文化交流的意义上看，翻译对不同语言的构成以及使用条件有了一个全面的阐述，在思维层次上向人们揭示了文化的差异性，同时内在的文化信息又向人们阐释了一个民族的发展历史以及深远的民族文化，从而实现了文化的互通。在蒙汉翻译中，对于语义的表述以及语法构成的研究，将决定译文的表述是否符合限定的文化背景。例如：对于语法，从宏观的角度出发，译者要从主语和主题两个方面考虑译文的组合。汉语对于动作的发出者或实施者赋予了决定的权利，所以，具有强烈的主导作用，因此，在蒙汉翻译中，确定主语或主题，对于有效完成译文翻译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蒙汉翻译的文化传播功能
在各民族与国家交往中，语言上的交流让人们了解了彼此的生活习惯，文化背景以及风俗习惯等，从而使不同民族的文化得到了交流，在相互学习的过程中，促进了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蒙汉两个民族很久以来就建立了友好的往来，在蒙汉交流的过程中，两个民族语言上的互通对于社会活动的友好进行创造了条件。蒙古广阔的草原赋予了那里的人们不畏艰难、积极进取、生态伦理的思想和民族精神，而汉族则以农耕为主，他们在耕作中收获希望和幸福，对赋予他们生命的土地极其热爱。在汉耕文化中，大儒思想让人们懂得了顺应农节耕作，才能有所收获，这也体现出了顺应自然发展规律的思想。在蒙汉翻译的过程中，两种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促使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等发生了改变，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民族间的交流更为顺畅，为建立良好的民族关系创造了条件。蒙汉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上的交流，同时也是两个不同民族文化上的交流，对于文化差异的认知，将决定翻译的好坏，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坚持“文化传真”的原则，以构建良好的文化传播桥梁，使蒙汉文化能够相互影响，共同为民族发展贡献力量。
（1）文化的凝聚功能。在不同的文化领域，文化的凝聚功能使得不同的文化具有了相同的文化传播主旨，通过对文化的凝聚使得民族间形成了和谐的发展氛围，对维护民族稳定以及社会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民族间文化的传播，使得文化不断吸纳新的事物，实现了文化的创新和丰富，在这一过程中，翻译作为重要的交流工具，将推动文化传播向着更为深远的方向发展。从某种角度上看，翻译不仅是语言的相互转换，更是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传真”，所以说，翻译也是文化翻译，也只有这样，翻译才算完成了真正的使命。
蒙汉两个不同民族在社会发展与人类进步的过程中，建立了良好的民族关系，在社会活动交往过程中，翻译有效地避免了两民族文化差异造成的审美以及理解上的误区，进而突破了交流的瓶颈，使社会活动更为活跃。蒙汉翻译将文化交流变得顺畅，实现了不同民族在某以方面思想上的共通，所以，翻译的凝聚功能对民族核心文化的交流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
（2）文化教化功能。文化传播的受众者在对文化的感知中逐渐理解并接受不同文化的核心内容，从而自觉遵守该文化的要求，这就是文化教化功能的作用。在跨文化交流中，翻译的目的不仅是让人们理解彼此的语言表述，同时也要让人们对彼此的文化能够认同，进而能够自觉地将该文化带入到自己的生活范围中影响他人，从而使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传播，这也是翻译要达到的最高目标。在蒙汉文化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要关注受众者的感知情况，并尽量让其接受文化熏陶，从而达到影响的目的。一般来说，译者要有强烈的文化意识，重视文化差异，才能发挥出蒙汉两种文化的教化功能。
总之，蒙汉翻译作为两个不同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在翻译的过程中需要对文化差异有足够的认知，这不仅能使翻译完成基本的作用，同时也能促使两个不同文化相互渗透和影响，从而使接受者能够受其影响并能够自觉接受这一文化的熏陶，成为文化传播的载体，以推动不同的相互交流，为实现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促进贡献力量。蒙汉翻译是凝聚蒙h两个民族的重要纽带，为促进民族间的友好发展，文化的相互交流有着积极的意义。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并购浪潮正在席卷全球。许多优秀的中国企业纷纷投身于并购浪潮之中,然而,由于异地民族文化差异,由文化差异带来的文化冲突,严重影响并购整合过程。因而,跨国并购后实现有效的跨文化整合已成为中国企业的当务之急,企业跨文化经营管理的有效性命题被提上议程。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跨国企业纷纷运用跨国并购来实现全球资源配置,掀起跨国并购狂潮。从奔驰与克莱斯勒的合并,惠普与康柏的组合,到埃克森和美孚石油的强强联合,跨国公司搭上并购顺风车,整合各自优势,提高其国际竞争力。近年来,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全球并购,TCL收购了法国汤姆逊公司的彩电业务,随后又收购了阿尔卡特的手机部门;联想以17.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美国IBM公司的PC分部;上汽集团购买了韩国双龙汽车50.91%的股份等等。虽然这些并购案金额巨大,涉及世界顶级商业巨头,曾为业内人士看好,但是我们发现几乎所有企业都出现跨国并购的通病——忽视跨文化整合,而就是文化整合决定了并购企业的成败。
跨国并购的出发点是实现并购双方的经营协同效应,实现优势互补,完成并购方的预期商业价值。然而,从全球并购结果来看,部分跨国兼并没有实现1+1>2的协同效应,反而在并购后因双方企业管理,经营理念及企业文化的差异导致并购以失败告终,背离预期结果。“据实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显示,1/3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存在亏损,即使在全球范围内也有65%的跨国合作是以失败而告终,其中有85%的CEO承认管理风格和公司文化差异是造成购并失败的主要原因。”“世界着名商业论坛机构ConferenceBoard对财富500强企业中147位CEO和负责并购的副总进行调查,90%的调查者认为:实现企业并购后的成功,文化因素至少和财务因素一样重要。”可见,客观存在与并购企业与目标企业之间的文化差异是影响并购后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及发展趋势的重要因素,如不妥善处理,将导致文化冲突的产生,最终导致并购失败。而并购要想成功,关键是进行文化整合。
中国企业要想在并购浪潮中做大做强,一个现实问题就是要理解文化差异,懂得如何应对文化冲突,实现并购企业与目标企业之间的文化整合,激发双方优势互补。本文对明基与西门子之间的“闪婚”背后文化差异与冲突进行分析,以跨文化视角阐述明基西门子跨国并购在文化整合方面存在的三大弊病,并由此提出跨文化整合的建议,对积极投身于跨国并购的中国企业有现实指导意义。
二、明基西门子“闪婚”之跨文化剖析
2005年6月7日,明基正式宣布收购西门子公司的手机业务,西门子填补5亿欧元债务,并向明基提供2.5亿欧元的现金与服务,以5000万欧元购入明基股份,同时明基保证2006年底使公司扭转亏损局面实现赢利,并购使明基迅速成为国际第四大手机生产商。然而,并购以来明基移动连续亏损,自2005年10月以来,明基已向其公司注入了8.4亿欧元资金,并形成了6亿欧元账面亏损,最终明基宣布停止向德国子公司注资,申请破产保护。西门子与明基之间的差异,在并购刚刚宣布时被视为“优势互补”,为何中西合璧最终以“闪婚”宣告结束?“闪婚”的背后是否与文化差异有直接的关系?本文以跨文化视角进行剖析,将“闪婚”症结归结为三种原因,以便深入理解跨国并购与跨文化能力之间的紧密关系。
(一)前收购期准备不充分
根据庄恩平的分析,“合并或合资分为两个阶段,即前期阶段和后期阶段。前期阶段犹如恋爱阶段,后期阶段犹如婚后阶段。在前期阶段,双方选择合作伙伴一般都有一定的要求,有权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也可以共同考虑产品开发、产品定位、技术引进与开发、股份比例、管理机构设置和人事安排等事宜。”明基之所以并购西门子手机部门,首先看中的是其品牌,希望借西门子百年品牌打造高端手机品牌,提升明基的国际知名度,开拓更大的市场,实现产业价值。然而真实情况是,西门子手机在收购前已经沦为欧洲低价手机的代名词,不断出现质量问题,以致声誉受损,这与明基的期望恰好相反,显示出明基并购前期的准备工作不够充分,这就导致并购之后双方出现矛盾,由于这一矛盾在并购之后无法调和,也就成为并购失败的另一导火线。此外,在明基与西门子签订收购协议时,双方对联合品牌明基—西门子(BenQ-Siemens)的使用权限也没有进行详细说明,只是笼统地规定明基可在5年内使用明基—西门子(BenQ-Siemens)这个双品牌,这也就导致了双方“闪婚”后在双品牌使用问题上的纠纷:明基坚决声称,明基停止投资后,与西门子签订的协议仍然有效,因此仍将使用“明基—西门子”品牌,而西门子方面则表示将对明基是否有权继续使用西门子品牌进行评估,该品牌只会允许长期合作伙伴使用。明基与西门子争执的根源在于合并前期阶段谈判中所达成的条件。外方是以合同内容与条款作为与中方合作的准则,在谈判中,中方往往忽略细节,在合同中仅确定几条原则,而未注明详细的条款,或仅在口头上达成共识,所有这些都是日后产生冲突的源头。明基在并购前的产品定位上就走错了一步,偏离其既定高端目标,之后又在并购合同问题上忽视了细节,这一切都为并购后整合期的矛盾留下隐患,可谓一着不慎,全盘皆输。
(二)忽视中德文化差异
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特征,这一文化特征决定了人们不同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及解决问题的方式。通过分析文化差异,我们可以窥见并预测不同文化国家的认识如何沟通、如何思维、如何解决问题的。中国属于感性的东方文化,德国属于理性的西方文化,二者截然不同的民族文化差异反映在西门子的企业文化中就是其独特的管理制度,经营制度及强势的工会文化。
首先,德国企业管理制度上强调依法治理,注重制度、规范。根据庄恩平“对民族文化、企业文化的分析,只有通过分析该企业的民族文化才能真正理解是该国的民族文化决定了该企业的企业文化。”德企的管理制度是有其固执、坚守而又理性的民族文化决定的。因而,“德企注重法治,按照国家法律依法经营,雇主和员工都极其重视法律和契约。”明基无法理解当中国的研发人员为抢市场为一个产品研发加班加点的时候,德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却在享受圣诞温馨。因为按照中国的管理制度,一切工作强调人伦化,按照上级指示,这是由中国中庸、注重人际关系的民族文化决定的。因而,明基要求工人加班时,员工不打折扣地服从安排。
其次,德企在经营理念上注重质量,认为质量是成功的核心。明基CEO曾表示,“德国的系统倾向于做出来就是做完美,但花很长时间准备。可手机业容不得我们这样去等。想得很清楚才做,商机就丧失了。”显然,明基对“德国速度”表示不满。在中国企业看来,灵活适应市场才是企业经营理理念。然而,对于具有稳重扎实、谨慎周密德国文化底蕴的西门子而言,其企业文化已深深打上民族文化的烙印。典型的经营理念“以新取胜,以质取胜”规定其必须慢工出精品。明基作为收购方并没有事先对被收购企业文化进行调查了解,足以见得尊重与学习异国文化的重要性。
再次,德国的强势工会举世闻名。“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中肯地评价工会:没有工会富有责任感的、以全体人民福利为目标的态度,我们国家今天就不可能这么好地屹立在世界上;没有工会富有批评的、向前看的合作,我们大家就不可能生活在社会经济、特别是政治方面普遍稳定的德国之中。德国战后经济上的繁荣和成就,其中就凝聚着德国工人阶级及其组织~一工会的巨大努力和卓越贡献。”显然,德国工会的地位和作用与中国工会是截然不同的。德国模式是通过工会参与经济决策,实施经济民主,为工人谋福利,提高其经济地位。德国模式同样存在于西门子手机部门。完成并购后,明基随即意识到西门子有3000名员工在德国工作,劳动力成本有3亿欧元之巨;研发人员冗员过多导致成本开销过大,便想到将工厂转移向工资较低的非德国地区,想到裁员减薪来降低成本,这一切却遭到德国当地工会的强烈抵制,使其领略到德国强势工会享有的发言权,“明基当初的调查了解显然不够充分。”结果,整合过程受到了当地文化和法律的影响,而文化与体制冲突风险加大了整合成本。
(三)忽视文化认同程度差异已错过文化整合最佳期
Olie和Bastin&Ven指出,大多数公司在合并初期就出现了合并后综合症,由此可见,文化整合是跨国并购完成后的首要任务,而此时即为文化整合的最佳时期。根据刘宗明和石文慧的观点,“并购之前需要对并购双方进行文化差异调查,分析包括双方的国家文化和企业文化、战略和其他商务等方面的差异,以及文化方面能否相互融合。”明基在并购西门子手机部门时,并没有进行文化差异调查,忽视与西门子在文化认同程度上的差异,明基是全球第五大及台湾最大的手机生产商,西门子是世界最大的电气和电子公司之一,有着158年的历史。明基作为国内业界的佼佼者,在过去十几年经营中取得显着成绩,形成相对稳定的企业文化,其高管通常将自己定位于民族文化的精英,这种定位决定了他们对民族文化非常执着,从而不愿在文化整合中做出任何有损民族文化的决策,同时容易倾向于将过去在国内经营成功所采取的管理模式运用到被并购企业。而对于西门子这样的成熟型企业,对于自己的企业文化、经营管理模式具有极高的认同感,具有极强的民族优越感,而对于中国的明基新生代认同程度低。
德员工欢度圣诞拒绝加班,与明基“公司成功才有个人成就”不相容;明基追求速度,也与西门子“以质取胜”的百年理念背离。东方的感性文化遇上了西方的理性文化,双方互不妥协,文化差异导致的文化冲突难以避免。正是由于并购前期准备工作没有做好,后期文化整合陷入僵局,双方错过文化整合最佳期。可见,在并购后的文化整合过程中,中国企业应该主动出击,吸收目标企业文化中先进的成分,同时适当放弃原有企业文化中无法为目标企业认同的文化因素,从而推进文化整合过程。
(四)反思
明基与西门子的“联姻”最终以“闪婚”宣告结束,明基宣告停止向德国子公司注资并申请破产保护,而西门子CEO克莱恩菲尔德也表示,“我们会研究对明基采取法律行动”。一场被众人看好的婚姻不欢而散。谈及失败元原因,明基董事长施振荣总结到,“首先是没有考虑到跨国文化的冲击”。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分析文化差异,提高管理者的跨文化意识和能力,通过有效沟通消除文化障碍,实现文化整合是当务之急。
三、跨文化整合建议
梁燕君、张会刚认为,“跨文化整合就是在两个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两个企业之间找到‘公约数’,实现统一的人事安排、酬薪设计、行为规范、企业理念及文化设计。”庄恩平提出“以跨文化交际理论与观点解决跨国公司管理中的文化冲突,文化整合是第三文化理念的具体体现,而共同价值观念则是文化整合的核心与内涵,并以此进行跨文化管理,这样才能创造1+1>2的管理效应。”跨文化整合具体要做到:
(一)新公司CEO的跨文化能力是并购后文化整合成功的决定因素
并购时应建立文化整合领导小组,CEO必须是负责人,展开双方文化整合工作。成功的方法是并购运作之时就应启动文化整合领导小组工作,这样在并购之时就可以将文化整合建立企业文化之中。
(二)建立第三文化理念,确立核心价值观,作为员工的行为规范
在新公司组建之时应同时建立以共同价值观为双方共事和合作原则的第三文化管理理念,它可以确定人的行为模式、交往准则,以及何以判别是非、好坏的规范。同时它还能发挥两种文化的优势,提高员工的凝聚力、向心力,这样我们就能消除民族优越感,就能尊重和理解对方的文化,以平等的态度进行合作与共事。
【论文关键词】：文化差异；文化内涵；商标翻译
1.引言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商标是刻在或印在一种商品的表面或包装上的标志、记号(图画、图案形文字等)，使这种商品和同类的其他商品有所区别。商品的商标如同人的名字,是产品形象的代表和产品质量的象征。好的商标能带给人美的享受，激发消费者购买欲望，为商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商标是语言文字和民族文化的统一体，具有典型的文化属性，承载着一定的文化涵义，故其翻译必然进入跨文化交际的领域，成为跨文化交际的一面镜子。
2.商标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文化是一个蕴含丰富的概念。萨默尔在其著作《跨文化交际》中对文化作了比较全面的定义：文化是通过个人或者群体世代努力所获得一切沉积物，包括知识、经验、信仰、价值观、行为、态度、意义、等级制度、宗教、时间概念、角度、空间关系、宇宙观以及制造物等。[1]在与文化相关联的众多因素中，语言与之关系甚为密切。语言不仅是思维和交际的工具，同时也是社会文化的反映。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文化又在某种程度上决定语言的使用。[2]商标词来源于一定的语言，因而必然打上该语言所属文化的烙印。各种类型的文化由于其发展历史途径、地理位置环境等不同而形成具有各自特点的文化，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已鲜明地反映在商标词中。
3.文化差异对商标翻译的影响
商标翻译与文化差异密不可分。在社会生活中，文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人们在商品商标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消费观念和价值观等方面也必然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不同之处。因此，商标译名者就必须从跨文化交际这一视角出发，在商标翻译中充分考虑到文化差异的影响。
3.1思维方式差异对商标翻译的影响
由于世界各国有着地理位置、政治制度、种族制度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背景的差异，处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往往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在西方国家，人们往往习惯于抽象的思维方式，而中国人则习惯于形象思维。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的本质区别在于思维加工时所使用的基本单元不同，抽象思维的基本单元是概念，而形象思维的基本单元是感性形象。[3]在把这样的品牌名称翻译成汉语品牌时，就要注意从抽象思维到形象思维的转换。因此，许多表达较为抽象的英文商标被翻译为中文时都进行了形象化具体化。例如，商标名PepsiCola，CocaCola，Colgate，Rejoice在翻译为中文时分别为百事可乐，可口可乐，高露洁，飘柔，不仅具体形象，而且能带给人美的享受。这种翻译方式无疑考虑到了不同文化之间人们思维方式的不同，并为商家带来了巨大的收益。
3.2社会价值观差异对商标翻译的影响
每个社会和文化都有其自身的社会价值观。作为文化体系的核心，社会价值观是指社会中的人对他周围事物的评价以及由此而采取的行为取向，它是人们行为的方向和动力，因此，社会价值观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消费行为。众所周知，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最重要的不同点就在于人们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态度。西方文化中人们强烈地崇尚个人主义。他们崇尚个人奋斗，进取和创新。因此西方品牌常常以与商品相关的人物的姓名作为品牌名称。然而，在中国，集体主义被人们所尊崇，发挥着主导作用。这种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对商标翻译起着重要的影响。例如，Budweiser被翻译为百威，GOME被翻译为国美，Aiwa被翻译为爱华等。
3.3民族心理差异对商标翻译的影响
民族心理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衍变过程中由民族文化积淀而成的心理特征。由于各民族生态环境、衍变历史、、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各民族心理特征也必然不同，从而产生千姿百态的联想意义和消费心理。[4]转华夏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求吉祈福的民族文化心理，尤其是对事物命名时，在心理上更愿意选取喜庆吉利的字眼或通过谐音、词义联想等手段把事物的名称与美好的愿望联系起来。商标翻译的过程也是一个重新命名的过程，因此趋吉避凶、求吉求福的心理在这一过程中也起着重要作用。翻译商标时，中国人会尽量选择代表美好事物的词语而避免使用代表邪恶事物的词语，如著名法国香水Poison，用一个极具刺激意味的词反映出该香水的非凡之处，这是符合西方人审美观和求异心理的，但是，该香水进入中国时，人们则按照Poison的谐音将其取名为百爱神，寓意美好，能引起人们美好的心理感觉。
3.4词汇文化内涵的差异对商标翻译的影响
在跨文化交际中，除了概念意义外，很多词还有其联想意义或文化内涵。作为语言的一部分，商标也不例外。商标在一种文化中可能具有极好的联想含义，但在另一种文化中却可能暗示极糟的文化内涵。因此在商标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过程中，应该考虑到民族心理因素，格外重视所选词语的所产生的联想意义。例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和凤代表着高贵，有着很好的文化内涵，人们总喜欢用类似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语句来表达他们对年轻人的美好期望。因此，在中国，许多著名的商标都和龙凤有关，如中国著名自行车品牌凤凰。然而，尽管凤凰牌自行车在外形和性能上都很无可挑剔，但进入西方市场时却销路平平，这主要是因为在英美国家，人们在心理上对龙和凤有着完全不同的认识和情感。在西方文化中，龙是十分凶残的动物，而凤凰是一种生活在沙漠的动物，在西方文化中意味着逃生[5]。
3.5的差异对商标翻译的影响
宗教是一种对社群所认知的主宰的崇拜和文化风俗的教化,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世界上主要有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人们通常有着不同的，相应的也有着不同的宗教禁忌。了解这些禁忌对商标翻译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因为人们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消费观念和行为，所以在翻译商标过程应尽力避免与人们的尤其是宗教禁忌产生抵触，否则，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该商品的市场型和销量。
4.结论
商标是语言文字和民族文化的统一体。作为语言的组成部分，商标同文化紧密相连。商标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跨文化交际方式，必须考虑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异同。[6]商标译者必须站在跨文化交际的高度上准确把握原语和译入语的文化，并且充分考虑到文化差异，使目的语符合本国文化语境中受众的表达习惯，迎合其审美心理，才能使商标实现其刺激消费的功效。
参考文献
[1]LarryA.Samovar＆RichardE.Porter.跨文化交际[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各民族的文化既有共性， 又有个性。共性来自人类（包括各个不同的民族） 共有一个客观的大自然 ， 对事物及其本质规律的认识基本相同。因此， 语言中必定也存在许多相似之处。然而，不管两种语言多么相似，我们都不能认为他们代表相同的社会现实。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结构的差异和两种文化传统的不同，成语的形成过程主要受地理环境、历史背景、风俗习惯以及等各方面的影响。
（一） 地理环境因素
人们土生土长的自然环境是影响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最基本的因素。英汉两个民族在这一点上有着明显的差别。英国是一个岛国，因此，与海水有关的词water， sea 和fish 就会迅速被人们联想到。在英语当中也就自然而然地生成了许多相关的成语。如as weak as water （弱不禁风） ， drink like a fish （豪饮） ， to miss the boat （错失良机）。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 土地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因此， 在人们的生产实践中，许许多多与农业和土地有关的成语应运而生。如“面如土色”、“风调雨顺”、“斩草除根”等。
（二） 历史背景因素
一个民族的历史背景对该民族语言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在英汉成语当中，相当一部分成语都可以找到与之相关的真实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
其实汉语成语也是一样。许多成语都是来自历史事件、寓言故事或民间传说， 有的本身就包含某个特定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如“三顾茅庐”、“亡羊补牢”、“狗咬吕洞宾， 不识好人心”等。
（三） 风俗习惯因素
日常生活中，人们谈论最多的可能就是各地不同的风俗习惯。风俗习惯的差异也是英汉文化差异的一个显著方面。反映到成语中，主要是表现在动物形象和颜色上。
二、英汉成语翻译的主要方法
由于英汉两种文化具有很大差异，所以翻译就是文化之间的转换。这就像兰博（Lambert） 和雷恩（Robyns） 所认为的： 与其把翻译视为一种双语之间的转换活动， 不如把翻译看成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活动。因此， 成语翻译一方面要尽量将原文的意思用“最贴切、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出来”， 具体到成语翻译方面， 不管用那种翻译方法，都要确保在最大程度上将原文所包含的文化信息呈现在译文读者面前。
（一） 直译法
所谓直译法， 是指在不违背译文语言规范以及不引起错误联想的条件下， 在译文中保留原成语的比喻、形象和民族、地方色彩的方法。此方法适用于凭字面意义和人们的生活经验就可以理解的成语，这些成语往往不涉及强烈的民族文化色彩。如a gentleman's agreement （君子协定） ， armed to the teeth （武装到牙齿） ， 竹篮打水一场空（draw water in a bamboo basket）。
（二） 意译法
意译法指翻译时仅保留原文的意思而不保留原文表达形式的方法。达洛特认为成语跟暗喻的翻译一样，要在译语中找到等值的对应语是不可能的，因为比喻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是一种全新的使用方法。因此，显然不可能找到等值语。这时就可以采用意译法，结合上下文灵活传达原意。当由于文化差异而无法直译， 又无同义成语可以借用时， 就得用意译法。如a skeleton in the cupboard （家丑） ， 逼上梁山（be forced to do something）等。
（三） 直译加解释法
为保留原文所包含的文化信息， 人们更多地采用直译而非意译， 但由于语言根植于不同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中，彼此之间有文化差异的存在，采用直译很可能产生歧义和模糊不清的意义，在交流时让人费解。在这种情况下， 最好采用直译加解释法。比如a Don Juan （唐璜，意为风流浪子） ，to carry coals to Newcastle （运煤到纽卡索， 指多此一举， 纽卡索-- 英国一产煤中心） ， 班门弄斧（ show off one's proficiency with axe before Lu Ban， the master carpenter） ， 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The wit of three cobblers combined surpasses that of Zhuge Liang， the master mind）。这些成语往往带有很强的民族文化色彩。
语言和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文化中的语言是个重要的系统，作用重大。文化影响语言的发展，而文化也通过语言反映出来。语言能够反映包括文化背景、历史、习俗、生活方式等民族特点。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及民族之间的融合促使了语言和文化的融合，也为文化传播提供了途径。所以，在跨文化翻译实践中，应该要重视文化渗透的基础上科学的移植文化特点。
中西文化之间必然有差异，对于译者来说，文化交流障碍并不能阻止他们对翻译实践的探索。译者在文化差异中面对挑战，他们不但要懂得两种语言文化，还要对两种文明文化有较深的理解，才可以有效的在翻译实践中避免出现翻译失误的情况。
一、民族文化的象征性
随着民族文化的不断融合演变，那些具有象征色彩文化因素在民族中有着明显的意义。一些东方国家，特别是在我国，“龙“是一种象征意义很强烈的民族文化形象，象征着帝王、强盛、辉煌、吉祥等意思。例如“龙凤吉祥（Prosperitybroughtaboutbythedragonandthephoenix）“。“龙“还可以当做中国的象征，例如“龙的传人（descendantsofthedragon）“。但是，“龙“在西方的民族文化中代表邪恶，基督教书籍将其作为恶魔形象与撒旦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民族象征文化的定型。在中西文化中“龙“的象征及文化价值定位完成相反，因而不能将“龙“这种文化象征简单的移植，不然就不能真正反映原来的民族文化特性。
二、民族文化的宗教性
民族文化中的宗教是个重要的组成因素，深刻的影响着每个民族的心理意识。在不少民族中宗教观念和意识深深的影响着他们。佛儒道是中国的三大主要宗教，对汉族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诸如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观念已经深入民族文化意识中。中国著名的三个和尚的典故在基督教英语国家是比较陌生的，他们很难理解关于和尚的典故，所以要将这种比较特殊的民族文化形象翻译到其他国家去，就需要做到形意兼顾。从传意的角度来看，可以翻译成
“Oneboy’saboy，twoboysarehalfaboy；threeboysarenoboy“。从重形式的角度来看，可以直译为“Onemonk，twobuckets；twomonks，onebucket；threemonks，nobucket，nowater――――morehands，lesswork“。译者会因为宗教文化的差异而形成理解上的盲点，这也是阻碍语际民族文化移植的不利因素。译者应该在翻译实践中懂得变通。
三、民族文化的习俗性
在民族文化中，习俗文化也是重要的一方面。在漫长的民族史进程中，那些有着相同世界形象的事物，要利用好具体事物的相关经验来形成独有的认知风格和审美情趣。以具有民族文化色彩的“dog“一次来看，中西方民族都习惯养狗，不过对这种动物的认识概念却充分反映了双方的文化内涵冲突。以英国为例，狗既用来看门打猎，也被看做是宠物伴侣，他们十分爱狗，大不列颠民族对狗的赞美是一些东方国家难以理解的。有很多作品中都以狗喻人，例如莎士比亚在《求里斯・凯撒》一剧中这样写道：lhadratherbeadogandbaythemoonthansuchaRoman.中文大意是：我宁愿做一头向月亮狂吠的狗，也不愿做这样一个罗马人。英国人不介意以狗喻人，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则会是一种挑衅和侮辱。中国人中有不少人把狗当中是卑贱的代名词，以狗喻人是骂人的话，例如“狗仗人势“，凡是带有狗子的词语都是贬义词，例如“走狗“、“狗尾续貂“等等。因而狗成了坏的代名词，诸如“狼心狗肺“、“猪狗不如“等等，所以中国人听到“狗“字就心里不舒服。汉民族和英语中的关于狗的形象的对比，反映了两种民族的巨大文化差异。两种文化习俗的差异为译者的翻译工作带来了不少的阻力。如果译者将“打落水狗“译成beatadoginthewater.把“丧家之犬“译成ahomelessorstraydog，要是没有前后文的阐述，不但不能将汉民族的习俗文化移植到英语民族中，还可能引起英语读者的误解。所以，译者要充分了解民族习俗，这样才有助于民族文化的交流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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