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4 15:54:47
导语：在股票在微观经济学的知识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 股指期货 风险 风险规避
股指期货的功能通常可以概括为四点：规避系统风险、活跃股票市场、分散投资风险和可进行套期保值。而规避系统风险被排在首要位置，这说明其对股票市场中的风险规避具有重要意义。但作为金融期货的一种，股指期货本身当然也存在风险，而且风险甚至大过股市。
一、股指期货的风险机制分析建模
国外股指期货的交易经验表明，股指期货的流动性明显好于证券市场，高杠杆交易更使得风险被放大，加之与证券市场的联动，交易风险具有多样性、广泛性、复杂性的特点。国内证券投资者缺乏期货投资风险意识，随着期货市场容量的扩大，期货市场的风险规模也客观上被放大了。我国投资者由于缺乏期货交易的常识和风险控制意识，习惯交易现货月合约、习惯满仓交易，这就带来了交割和保证金方面的风险。
1、模型的基本假设
我们先从最简单的模型开始，先假设股指期货投资是一个单赌，那么他的效用只有两种情况，即要么赚要么赔，至于赚或者赔多少我们暂不涉及，如果A为“赚钱”，即买进空头或卖出多头之后都可以相对于原先获得利益，B为“赔钱”，当然任何人都不希望在最后交易日来临之前抛出空头或者多头是亏损的，但是期货公司有强制平仓等权限，迫使投资人不得已必须接受相应的损失，以保证整个期货市场的正常运行。因为期货的交易是一个“T+0”游戏，有人赔必然有人赚，如果大家都赔那么期货公司必然赚，如果大家都赚期货公司自然会赔，所以一般情况下应有：P（A）+P（B）=1。这意味着所有股指期货游戏的参与者只是进行了一个财富再分配的过程。但是这种模型过于简单，不足以体现股指期货的风险性，确切地说，我们要提出一种投资者认清自身风险状况的数学模型。
在微观经济学中，参与游戏的人都有期望效用和实际效用的区别。具体来说，如果将期望效用设为u[E（g）]，把实际效用即通常所说的直接效用设为u（g）（g表示单赌格局，对于股指期货，必然是多种情况），那么值u[E（g）]-u（g）为两种效用之间的差值可正可负可零。当u[E（g）]-u（g）>0时，我们说投资者是规避风险的，当u[E（g）]-u（g）=0时，他是风险中立的，当u[E（g）]-u（g）
在股指期货市场上，前两种人大量存在。第三种人是一种极端的情况，但是我们有时认为所持股票个数不足以对他所从事的股指期货产生影响时，近似地认为他属于第三种情况。
2、对模型的高级微观经济学补充说明
微观经济学认为，一条效用函数的曲线凹度越大，表示投资者越是规避风险；反之，则表示其不大规避风险。但如果是凸的，则表示投资者是喜好风险的。如果将投资收益的效用记为u（r），则我们定义风险规避程度的数学度量为：Ra[u（r）]=■，如果投资者是喜欢风险的，u（·）为凸，则Ra[u（r）]0。
二、利用上述模型对投资者风险规避机制进行分析
下文将对一个在2008年1月1日买进10手多头沪深300指数一月期合约的单向投资行为人进行分析，他预期1个月后，也就是2008年2月1日沪深300收盘时会上涨。如果在他买进多头合约时沪深300指数为2400点，到一个月后最后交易日来临时沪深300涨到2450点，他的仓位仍然不变，那么他将获得10？鄢50？鄢n（元）/10%的收益。这个n是每一点指数所对应的金钱数量，由于尚未明确规定，所以我们暂且这样替代。10%是保证金所占的比例。若他的仓位不变，沪深300下跌到2300点，那么他损失10？鄢100？鄢n（元）/10%的收益，由空头多于多头的投资者和期货公司共同瓜分这笔收益。由于是单向投资未进行风险对冲，所以他的效用函数为线性，这时Ra[u（r）]=0。当然，这里我们未考虑投资者在最后交易日来临前把手中的部分多头换成空头，或者新购置空头的情况，这样问题就复杂化了。为了使复杂的模型尽量简单化以方便分析，这里采取一种1？鄢2模式，即假定股指期货上只有一种金融商品沪深300，股票市场上只有两种股票：一汽轿车和中国石油。
1、一个风险喜好者的股指期货风险规避函数推导
假设投资者A在买进10手多头沪深300指数一月期合约的同时新近购入100万股的一汽轿车，每股价值定为2元。为更接近现实，设他又增购了50万股的中国石油，每股价值3元。那么在1个月后当沪深300上升至2450点时，假如一汽由于受国家对日本进口车的配额限令的影响上涨了5%，中石油基于国际原油价格低靡的诱因下跌10%，那么他在股市上的赢利为：
[1000000？鄢（2+2？鄢5%）-1000000？鄢2]+[500000？鄢（3-3？鄢10%）-500000？鄢3]=-50000（元），
而他在股指期货市场上的赢利为上面提到的10？鄢50？鄢n/10%（元），则他整个的收益为5000n-50000（元），这是一种情形。又假设他先前在期指市场上买进的是5手多头（或抛出5手空头）沪深300一月期合约，他为了两边市场都获利，依然采取在股市上新建多头仓位，但是这次他购进20万股的一汽和8万股的中石油，一个月后大盘的变动是不变的，则此时这个投资者获利（200000？鄢（2+2？鄢5%）-200000？鄢2）+（80000？鄢（3-3？鄢10%）-80000？鄢3）+5？鄢50n/10%=2500n-4000（元）。
在第一种情况下，只有当n>10的时候，他才有可能获利；在第二种情况下，只有当n>1.6的时候，他才会真正获利。而具体的n的值是多少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有一点肯定的是n值每天都在变化。作为投资者来说，他肯定是希望这里的n值尽量大一点，因为当n>10时，n自然也大于1.6。如果我们令n=12，这样第一种情况下投资者A获利为10000元，第二种情况下投资者A获利为26000元；令n=10时，第一种情况下投资者A获利为0元，第二种情况下投资者A获利为21000元；当n=20时，两者分别为50000元和46000元。结论是当n越大时，两种情况获利都越多，但是当n小于某个数时，第一种情况获利小于第二种情况，当n大于这个数时，恰好反过来。我们暂且不计算这个数是多少。也就是说，第一种情况获利的增长率要高于第二种情况，当n很大时，巨额投资资金的优势潜力就出来了。
这里按照投资者A的财富大小来决定他属于何种情况的概率。期货公司会要求投资者出具他的收入证明，以估测他选每种情况的概率各是多少。假定根据大量数据综合分析，若一个人月收入为5000元人民币，则选两种情况的概率就各占50%，那么低于这个收入的投资者就倾向于选第二种，高于它的会选第一种。现在我们的投资者A的月收入为10000元人民币，根据期货公司的保密公式计算，他选第一种情况的概率可能为85%，选第二种情况的概率就为15%。现在求这两种情况的加权平均值，则：
当n=12时，他的收益为：10000？鄢85%+26000？鄢15%=12400（元）（1）
当n=10时，他的收益为：0？鄢85%+21000？鄢15%=3150（元）（2）
当n=20时，他的收益为：50000？鄢85%+46000？鄢15%=49400（元）（3）
我们令R为收益，则可根据R与n之间的关系建立一个二元函数R=an2+bn+c，其中a，b，c均为常数，将上面三组数字代入得到方程R=4625n-43100，这里a=0，说明这是一条直线。如果将n近似等效于收入，而将R近似地等同于效用，则我们可以由n与R的关系式得到直接效用函数：u（w）=4625w-43100，这是一条直线。然而，由于投资者A是风险喜好者，所以当n越大时，他的期望效用会越高，因此这里方程（3）的等式右边会大于49400元，假设为49900元。于是得到：50000？鄢85%+46000？鄢15%+？籽1=49900（元），这里的？籽1=500（元）为风险升水，再把三个式子代入我们就得出：
R=6.25n2+4487.5n-42350（4）
效用函数则为：
u（w）=6.25w2+4487.5w-42350（5）
这便是投资者A的期望效用函数，它是一条向上开口的抛物线。
我们可以看到投资者A的期望效用函数u[E（g）]是小于直接效用函数u（g）的，大于部分我们不考虑。并且根据他的u（E（w））可以求出他的风险规避函数为：
Ra[u（w）]=-■=-■=-■（6）
这就是一个风险喜好者的风险规避函数。
2、风险厌恶者的股指期货风险规避函数
我们再来看一个风险厌恶者的诸情形。为方便对比，我们依然采取前面的1？鄢2模式来进行分析，经过和上面类似的一系列分析，计算得出他的风险规避函数为：
本文分别给出了两种类型投资者的典型例子，并且根据他们可能的行为分别粗略推导出了他们的风险规避函数Ra[u（w）]。风险规避函数是一个反映投资者的理财特性很好的参照，通过它期货公司就可以将自身的风险降到最低，保证金融体制运行在更加健康的良性轨道上。
【参考文献】
[1] 李华、程婧：股指期货推出对股票市场波动性的影响研究——来自日本的实证分析[J].金融与经济，2006（2）.
[2] 肖辉、吴冲锋：股指与股指期货日内互动关系研究[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4（5）.
[3] 何丽君、梁钧：股指期货对A股市场的影响及券商对策[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3）.
亲爱的卧底经济学家，[英]蒂姆・哈福德，中信出版社，2010
一本农卓恩的《用经济学解释我们的生活》，一本蒂姆・哈福德的《亲爱的卧底经济学家》，两本正在同步阅读的经济学随笔，让我想接着《“鸡毛蒜皮”经济学》的话题再说点什么。
大约在一年多以前，我写了那篇文章，核心观点是：当年加里・贝克尔等人闯入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非经济领域激扬文字、指点江山是源于他们对经济学方法路径的充分自信，从而开启了一个“泛经济学研究”的新时代，那么，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今天经济学可以如此鸡毛蒜皮、如此八面玲珑、如此别开生面，甚至如此庸俗八卦――我指的是《你身边的经济学》、《魔鬼经济学》、《鸡尾酒经济学》、《卧底经济学》、《牛奶可乐经济学》、《在小吃店遇见凯恩斯》、《在超市遇见亚当・斯密》、《为什么不向美丽征税》、《谁赚走了你的薪水》、《买房子还是买股票》、《性越多越安全：颠覆传统的反常经济学》、《超级购物经济学》、《在星巴克你要买大杯咖啡!》……没错，这些经济学通俗读物的层出不穷、竟相出版揭示了一个道理：人家贝克尔是在做学问，而我们是在搞普及，所以我们可以很平民、很生活、很娱乐。
如果说这是一种“经济学帝国主义”在出版上的转向的话，那么，今天读到的两本书或许可以说明，在“鸡毛蒜皮经济学”的写作类型中还可以细分两种写法：一种是“解释经济学”，一种是“用经济学解释”，前者如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后者如《用经济学解释我们的生活》和《亲爱的卧底经济学家》。
有啥区别?区别大了。解释经济学，就像它的字面意思那样，用来解释什么是经济学，有哪些经济学基本概念、原则，经济学的各家流派又有哪些，等等。据不完全考证，在华语世界里，写这一类文章最好的当属张五常，他的《经济解释》系列(香港花千树的版本)、《卖桔者言》堪称经典。在他之后，香港《信报》创始人林行止也算个中好手。早年曾读过他的《经济家学》、《经济门楣》和《一脉相承》等系列，都算是不错的经济学入门读物。而在国内，茅于轼、盛洪、王则柯、梁小民、夏业良等大家名角也都出版过一些旨在介绍经济学原理、普及经济学知识的读本。其中，梁小民在这一条道路上走的时间最长，行的路程最远，丰收的成果最多。粗略统计，他的专论结集大大小小共有几十本，如《经济学内外》、《寓言中的经济学》、《经济学是什么》、《写给企业家的经济学》、《读经济学书》、《黑板上的经济学》、《话经济学人》、《我看》、《小民说经济》、《小民谈市场》、《小民经济观察系列》、《宏观经济学纵横谈》、《微观经济学纵横谈》，《在历史与经济之间》、《活学活用经济学》等。这些年来，梁小民写了很多走平民百姓路线的作品，倘若要问彼此有什么本质区别，这着实令人为难(包括梁小民本人)。但除去学术价值不谈，小民的贡献在于让经济学在侃侃而谈、娓娓道来间进入寻常百姓家，读上几本，从此人人都能张嘴成本，闭嘴收益，外带一个理性人假设。
结论或许有些武断，但不得不说“解释经济学”的文本类型已经穷途末路、日薄西山了，要想再写出一个有所超越的作品，真是谈何容易呀。然而，“用经济学解释”这条路从近来的表现看，或许还能呈现出一种千姿百态、百花齐放的盛况来。同样基于有限的阅读经验，在笔者看来这一创作领域中，史蒂芬・列维特和史蒂芬・都伯纳合著的《魔鬼经济学》算得上是集大成之作。在这本书中，两位作者取材日常生活，以经济学的方式来探索日常事物背后的世界，它包括：念书给婴儿听会不会使他日后成为一个好学生；游泳池比枪支还危险；贩毒集团的结构其实和麦当劳的组织很像，而且基层员工和小弟都没赚头，钱都进了总裁和大哥的口袋；父母教养方式的差异对孩子影响不大。是的，你没看错，这些表面看起来与经济学八竿子打不着的事物，在他们眼里都可以用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而且绝对能自圆其说，让你大开眼界。
至于蒂姆・哈福德，他应该称得上在“用经济学解释”领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佼佼者了。他是《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主持的专栏就叫“亲爱的经济学家”。在这一方天地里，蒂姆・哈福德用最新锐的经济学原理解答人们五花八门、疑难棘手的问题，并不时展露出诙谐、幽默，奇思妙想充满智慧的一面。比如，有人写信询问，儿子迷上经济学，越没收经济学书籍，孩子越会从父母的钱包里偷钱去买。这位提问者哀叹道，该如何让孩子过上正常的生活，像别人一样经常去酒吧?
(一)培养目标设置上的缺陷
培养目标是现代教育的定向标准,是选择教学内容,设计课程体系,采用教学方法直至确定教育制度的重要依据。目前我国高校专业指导目录中财务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是:能在工商、金融企业、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从事财务、金融管理以及教学、科研方面工作的工商管理学科高级专门人才。这一目标定位不够明确,人才模式定位也不够准确,存在以下缺陷:1.目标设置过于笼统,不便于分层掌握和操作。2.不利于学生树立合理择业观念。培养目标定位于“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使学生误以为自己经过四年大学学习,就是高级专门人才。选择职业“就高不就低”,使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就业状态不合理。3.将素质教育目标与专业技术目标相混同。大学是一种素质教育、通才教育,而非职业或成人教育。4.不利于教师素质的培养与提高。尽管我国已向市场经济转轨,但培养目标错位,导致教育观念落后,教师素质得不到快速提高。授课内容,不能结合我国企业改革实际,培养出的学生理论水平不高,应用能力更差。
(二)课程体系设计上的缺陷
财务管理工作是一项根据不同环境、条件,寻求有用信息,进行分析、判断进而做出决策的复杂工作,具有较强的应变性。它需要的不仅仅是专业知识和技能,其他知识与能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对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和历史背景、地理与自然状况、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以及某些文学、艺术知识的了解,品德与修养,人际沟通与交往的能力等。涉及上述知识与技能的培训在课程设置上明显不足。
1.重技术教育,轻素质教育,忽视综合素质和综合能力的培养。课程结构不合理,课程比例失调,很少有开设“职业责任”之类的课程。2.主干课程内容交叉重复现象严重,课程设置缺乏整体规划。3.重实务类课程,轻理论类课程。本科教育是奠定基础、培养能力、提高素质的阶段。要求学生掌握财务方面的基本理论和较宽的相关专业知识,而基础课相对薄弱,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4.不同层次教学内容衔接差,教学方法与手段单一,抑制了学生的潜能。高校选用教材未能区别本科生与夜校,与研究生的层次;教学方法上是满堂灌”;教学手段上较少用电子化教学设备。这些都抑制了学生的思考和创新能力。
(三)专业课程间内容交叉重复问题突出
目前高校财务管理专业课程体系中均设置会计课程,恰恰财务管理与某些会计课程如管理会计、成本会计从内容到方法体系存在着边界交叉和内容重复现象。这种局面不利于财务管理学科体系的优化,导致资源浪费,给教学带来困难。降低学生的专业兴趣,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落后
目前高校财务管理专业在培养模式上过于呆板划一,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落后。例如,在教学管理上没有将规定性与选择性有机地结合,学分制只是学时制的翻版;在教学方法上,教学内容与现实经济生活脱节,文理知识互不兼容,启发式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极少采用;在教学手段上,仍是“黑板加粉笔”,计算机辅助教学及电化教学手段的应用十分有限。
高校财务管理专业建设的现状及存在的上述问题,严重制约了该专业的发展,深入系统地研究该专业的改革问题是我们作为财务专业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基于专业特色和社会需求的财务管理课程改革的基本构想
(一)确立科学的财务人才培养目标
高校财务管理本科教育阶段的人才培养目标,应符合国家教育方针、反映本科教育特点、适应新形势对财务管理人才的要求。为此,财务管理本科阶段的人才培养目标应是:培养具有优良品质和素质、广博和精深知识结构及全方位能力结构,能在工商、金融企业、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从事财务、金融管理以及教学、科研方面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这一目标定位应具备三个特点:其一,提倡全面素质教育;其二,在就业导向上提倡实务工作、教学、科研三者兼顾;其三,在人才培养类型上注重培养高级财务管理专门人才。
(二)正确界定财务管理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合理设计财务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
1.财务管理与经济学的关系。财务管理作为一门学科,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表现为财务经济学,属于微观经济学范畴。财务管理是利用价值形式对社会再生产过程客观存在的资本活动和财务关系进行综合性管理。2.财务管理与会计学的关系。财务管理是对企业的筹资、投资、收益分配等财务活动所进行的管理活动,会计是对资金运动为主的经济活动所进行的信息管理。财务管理是一种资本运作活动,会计是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3.财务管理与管理学的关系。财务管理作为一种管理活动,是现代企业管理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财务管理作为一门学科,表现为企业财务管理学,属于管理学的一个分支。财务管理是对企业资本进行配置和利用的资本运作活动。4.财务管理与财政学的关系。财务管理是研究经济活动中的微观价值管理,而财政学是在国家财政体系中研究经济活动中的宏观价值管理,财务管理是价值管理中的基础环节。5.明确界定:初级财务管理、中级财务管理、高级财务管理的内容。财务管理课程是财务管理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将财务管理分为初级财务管理、中级财务管理和高级财务管理三门课,这在各高校基本已形成共识。但是,如何界定这三门课的具体内容,还是没有定论。有关这三门课的教材很少,即使有些学校出了教材,但在内容上也是各式各样。特别是初级财务管理和中级财务管理的内容划分较为模糊,如何既避免相互重复,又要能体现基础课程和后续课程之间的关系,很难把握。笔者认为,这三门课程之间要有承上启下的关系,又要体现财务管理学科的内在逻辑体系,具体表现如下:
(1)初级财务管理是财务管理的入门课,应主要介绍财务管理的一些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让学生对财务管理这门学科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为学习中级财务管理和高级财务管理奠定基础。因此,本课程应包括财务管理方面的基本知识,但不应过于深入和具体,其主要内容包括:
①财务管理概论,阐述财务管理的概念及内容、财务管理目标、财务管理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财务管理的任务和原则、财务管理体制等。②财务管理环境,介绍企业组织类别、金融市场一般原理、有效市场假说与信息对称性问题、企业税收制度等。
③财务管理的价值观念,详细介绍货币时间价值的概念及计算,系统讲解单项资产风险与收益、投资组合的风险与收益、资本资产定价模型。④财务管理的基本方法,主要阐述财务预测、财务预算、财务控制和财务分析等财务管理的基本方法以及这些方法的简单应用。⑤财务管理的基本内容,概括描述财务管理的基本内容,如企业筹资渠道和筹资方式、筹资类型、资金成本、资本结构;投资环境、投资决策的分类、投资决策应考虑的基本因素、现金流量的计算等。
(2)中级财务管理是在初级财务管理基础上,更深入、系统、全面地介绍财务管理的专门知识,为详细地阐述资金运动全过程的管理,即资金筹集管理、资金运用管理、资金分配管理。本课程的内容主要有:①资金筹集管理,详细阐述权益资金筹集、长期负债筹资、租赁筹资、流动负债筹资等各种筹资方式的特征、具体操作过程并对不同筹资方式加以比较和评价。②资产管理,系统介绍现金管理、应收账款管理、存货管理的各种方法。③投资评价,系统讲述长期投资决策的基本方法及案例运用,通过计算证券投资价值对证券投资进行评价。④股份公司盈利分配,主要包括:各种股利形式的比较、股利政策、股份分配理论、股票分割与股票回购等内容。
(3)高级财务管理是在初级财务管理和中级财务管理的基础上开设的较高层次的课程,主要介绍国内外财务管理学科发展的新动态和新成果,并对财务管理的一些专门问题进行研究。开设本课程的目的主要是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开阔学生眼界。同时,使同学们对财务管理中的一些问题有更深的认识。本课程的具体内容应根据形势的需要适时调整和补充,目前情况下,笔者认为高级财务管理应有以下内容:
①资本市场下的财务理论综述,系统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市场条件下的主要财务理论,如有效市场理论、现值分析理论、投资组合理论、资本结构理论、资本资产定价理论、套利定价理论、期权定价理论、学说等;②新形势下财务管理所面临的挑战与对策,针对我国企业所面临的新的理财环境的变化,提出财务管理应采取的对策;③财务管理的特殊问题,着重介绍财务管理中的一些特殊问题,如集团公司财务管理、企业购并财务管理、所有者财务、通货膨胀下的财务管理等。
受新经济的影响，一场涉及财务与会计的变革不可避免，以创新意识沉着对待是理论界、实务界、监管部门的应有姿态和反应。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新经济”一词是由美国人首先提出来的，其含义是区别于过去经常出现的经济周期之传统经济，认为在新的科技条件下，今后的人类社会将免受经济周期之苦。之后，随着新的经济现象的不断出现，人们又基于各自的知识结构和感知，认为新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或与网络等新产业革命，或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等密切相关。尽管迄今为止人们对新经济的提法和特征尚有不同认知，笔者理解，全球化、网络化、高新科技化、知识化，应该是新经济的本质内涵。
种种迹象表明，不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在整个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包括企业的财务与会计，都可以找到信息技术革命等高新科技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所带来的巨大震荡。
从“有效破坏”到规避风险和降低成本
信息技术发展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提升了“有效破坏”的速度，即加快了资本、知识、人才从落后的技术领域向亟待开发的新科技领域转移的进程。这种资源再配置过程的加快，一方面促进了金融创新，而金融创新又有效地降低了资本市场的风险，另一方面又为发展中的企业如何规避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提供了多种途径，为降低经营成本和提升公司价值开辟了新的空间。
在信息技术革命到来之时，企业的任何一项经营决策都面临巨大的风险，其原因是在整个复杂的生产经营体系中，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决策者难以充分了解和掌握客户需求的瞬息变化和原材料的分布与供应情况。因此，企业经营需要加倍投入物资和人力等资源以应付信息匮乏可能带来的风险和损失。为了防范风险，企业的经营成本不得不一再提升，刚性很强，亦即边际成本剧增，而边际效益锐减。例如，在信息不明的情形下，企业只能通过超量储备资金和货物方能防范不测，此种理念在公司理财和财务报告中处处体现。
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企业可以利用信息技术提高预测和规避风险的能力，其决策将更多地依赖最新最快的适时信息，进而提高资金和存货储备的准确性，节约资源和降低经营成本。
对企业来说，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善了其预测和决策的方式，改变了其销体系和模式，缩短了研发(R＆D)周期，这一变化，对企业的成本管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预示着成本管理的一场变革在所难免。例如，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以销定产”的经营方式注入了新的内容，戴尔(Dell)模式证明：1)存货减少了，降低了库存成本；2)与客户直接有效的沟通，避免了不必要的多余的产品功能，缩短了生产周期，降低了制造成本；3)研发周期越来越短，产品的研发与制造几乎同步进行，效率大增，在降低研发成本和制造成本的同时，也减少了研发本身的机会成本；4)借助于信息技术的营销方式的改变与改善，如B2B、B2C等电子商务，不仅大大减少了营销成本，具有深远意义的是这将导致边际成本呈指数级下降，为企业带来递增的边际收益。
经济规模与交易成本
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理论认为，企业规模的扩大与交易成本呈同向变动关系，即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其内部组织和管理成本等也将随之增加，导致交易成本的总体上升。因此，企业规模之边界由交易成本来决定。该理论表明，企业规模之扩张与交易成本之降低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现行的财务管理、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有不少是建立在微观经济学的这一理论基础上的。然而，在新经济中，这种理论遇到了挑战。新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网络技术的运用更新了原有的交易和基础设施概念。网络经济技术的开发和产业化运用，催生出一种新的亚经济形态，即人们所说的网络经济。网络的最大特点是，各种交易突破了由于技术瓶颈所引起的时空限制，交易成本大大下降，交易、生产甚至研发效率迅速提高。网络为经济交易提供了虚拟空间，直接交易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开中介周折；基于网络的电子商务之迅猛发展，使产易的时间大大缩短，交易的空间不受地理或区域的限制，零库存不再是一种纸上谈兵的空想或虚设的理念，交易各方乃至整个社会交易成本的降低也就成为事实。更有意义的是，由于网络技术的影响，MRP、ERP技术的运用，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由垂直状向扁平状转变，在这种情形下，不论企业规模有多大，其内部组织与管理成本在总量上都不会有多少变化，这就又节约了内部交易成本。
可见，经济规模之扩张与交易成本之降低并非互斥。在新经济环境下，受网络技术的影响，企业的存货控制、现金流量管理、财务组织结构、责任中心的界定和责任成本的构成与确认等都会发生较大的变化。
边际效益与订价策略
传统经济学的供求均衡经济理论一直是财务管理和管理会计建立自身理论与方法的基础，如财务管理中的“投资边际效益曲线”，管理会计中的市场基础订价模型和薄利多销订价策略等。
但是，在网络经济时代，令经济学家和财会人员大跌眼镜的是，那种当供求两曲线相交而形成的市场均衡原理，对一些信息技术产业或企业来说，几乎难以适用。因为在网络经济里，往往是既不存在传统的供给曲线，也不存在传统的需求曲线。
由于信息技术等高新科技产品以知识为本，而知识具有可共享、可重复消费、可低代价复制、可提高个人或团队持续发展能力，消费这些信息技术产品就等于消费知识，消费了知识也就掌握了知识；消费者再将这些知识作为资本要素投入，并通过与其他要素的有机配比和使用，提高了投入要素的边际效用。在新经济中，在边际成本不断下降的同时，一方面是传统的订价规律被破坏了，另一方面却是信息技术等高新科技产业的边际效益的递增。因此，研究新经济环境中新兴产业的供求关系、订价策略、边际效益变化动态，将成为管理会计领域的新课题。
无形或虚拟经济与价值评估
1999年6月30日在美国芝加哥安达信全球培训中心举行的“安达信经理研讨会”上，面对来自全球各地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的625位高级经理们，安达信伦敦事务所的管理合伙人理查德·博尔顿在其演讲中指出：无形经济的发展正在对全球经济产生着前所未有的影响。
新经济的另一耐人寻味的特征是，由于高新科技的迅猛发展，导致了一些公司的市场价值与其会计的账面价值大相径庭，当我们将高新科技企业与传统制造业企业进行对比，便会发现这些差异在这些企业之间的表现是完全相反的。1998年，微软公司的账面价值是5亿美元，而其市场价值则有1020亿美元。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力量(或无形之手)正在拉开各企业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距，并使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朝不同的方向变化(或是正向差距，或是反向差距)。可以说，迄今为止，尚无人能够肯定这种差距究竟还会有多大。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新经济导致了无形资产的增加和社会财富的虚拟化。当人们发现传统会计通过确认、计量和报告等所产生的账面价值，不能代表或反映企业所“拥有或者控制”的全部经济资源，尤其是那些高新科技含量高的知识产权，被随意费用化了的与高新科技有关的巨额研发支出，以及掌握了先进知识的人力资源，或者是无法代表或反映企业所“拥有或者控制”资源的真正价值或全部价值，人们对会计的极度失望是可想而知的。1999年8月末，在央行行长会议上，格林斯潘在分析“股票价格在过去5年里出现了异乎寻常的增长”之原因时指出，由于应被视为资本投资的信息技术领域的?蹲手С觯涣腥肓朔延每钅浚佣构纠笤诓莆癖ū砩系氖值陀谑导手怠C娑韵质担嗣遣坏貌涣肀脔杈叮罢夷芄磺∪缙浞趾饬科笠导壑档谋秆》椒ǎ识髦质视π戮没肪骋蟮钠笠导壑灯拦览砟詈头椒ㄒ簿屯延倍觥?nbsp;
企业的市场价值远离或背离于其账面价值，表明了市场参与者并没有视账面价值为企业的真正价值或内在价值。那么，什么是企业的价值呢?企业价值如何度量方显恰当呢?有迹象表明，一些著名的国际咨询公司和国际会计公司正在积极地探索这些问题，并通过实践，摸索出了判断企业价值的一系列方法，如麦肯锡咨询公司提出的通过实体现金流量贴现模式和经济利润模式确定现金流量来度量企业价值的方法，普华会计公司提出的以度量公司价值来确定股东价值的方法，斯图尔特提出的以经济增加值(EVA)为导向的价值评估法。这些方法都有一个较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并没有把价值评估单纯地基于会计利润之上，而是其于现金流量之上，这多少顺应了“现金流量至尊”的新财务理念的要求。但是，这些方法并没有完全满足新经济中对企业价值评估的要求，特别是那些与信息技术产业有关的资源，如网页域名、IT人才资源和不可估量的客户资源，还有那些影视(如好莱乌)、传媒、艺术、体育(如俱乐部和球星)、娱乐(如迪斯尼乐园)等人类文化知识产业及其所派生或衍生出来的大量的资源，其价值究竟如何评估呢?
此外，更令评估师、分析师束手无策的是互联网企业的价值定位问题。如果说麦肯锡、普华、斯图尔特的价值评估理论和方法尚能适用于传统产业，但对于网络产业而言，它们就很难走运。事实证明，大多数互联网公司在创建初期、甚至连续几年并无盈利，但是，投资者为何还是对其抱有一定的信心呢?因为人们看好其未来巨大的、传统产业所无法比拟的盈利空间，这样的盈利空间也就成了在证券市场上人们斟酌其公司价值的基础。那么这样的盈利空间又是被如何估计出来的呢?事实是，互联网公司上市之目的首先是利用证券市场印证其市场价值，然后再利用这种价值获取更多的经济资源，扩大规模及市场占有率，吸收大量的客户资源和其他经济资源，实现巨额盈利。这正如哈格尔指出的，互联网不仅以更快捷、更低成本的技术手段创造价值，最重要的是力图发掘出其蕴涵的丰硕的创造价值的机会。简言之，互联网公司价值定位之关键是其预期价值的大小，而这将由网站访问次数、注册用户量和现金流量等众多的无形综合因素所决定。
无形经济中的价值评估确实是一个大难题。人们至少有理由对传统的财务与会计提出这样的问题：企业的价值何在?企业的价值动因有哪些?
无形经济中所存在的种种现实问题，也值得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认真对待与思考。笔者认为，我们的CPA回避不了这些问题：CPA为其客户(企业)提供的服务哪些是物有所值，对提高企业的市场价值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新经济提出的挑战，CPA是固守传统审计业务阵地，还是抓住机遇开拓与无形经济密切相关的咨询业务?随着新经济的发展，CPA行业是否也会出现相应的变革?我们能否接受这样的事实：在CPA业务中，传统的审计等鉴证业务正在成为“夕阳产业”，而新近涌现出来的大量的咨询业务正在成为“朝阳产业”?
信息经济学的假设前提还存在吗?
信息经济学理论的两个基本假设条件是：交易双方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这种不对称又有获取信息时间不对称和信息内容不对称两种；人们所得到的信息都是不完全的。这种假设在传统经济环境下是成立的，故受经济理论的影响，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研究中，有不少成果和政策源自于此。一般认为，能否全面、准确地得到信息，是人们进行正确决策之关键，同时也决定了博弈双方在对阵中所处的地位和优势。在新经济中，这种假定和现实性受到了挑战。因为信息的专有性和独占性受到了冲击，新经济创造了大量的与信息有关的产业和从业机会，形成了专门从事信息开发、交易、咨询等新型市场；信息被作为商品开发、采集、筛选和处理，并借助于网络技术，以几乎实时之速度，快捷而又全面地传达给其消费者。人们获悉信息不再受时空的限制，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性大大减少了，诸如信号传递模型、隐蔽行为的道德风险模型、逆向选择模型和信息甄别模型等理论模型的解释不再那么充分或有说服力了，以往这些模型所描述的经济学现象正在逐渐被新现象所替代。总之，强大的信息网络和信息技术产业，弱化了信息经济学的原有假定。
例如，在互联网环境下，由于与企业有关的税收、海关、银行、工商、统计、社会保障等信息，均受到了实时监控，并可在网络中及时获悉与共享，企业的行为不再向过去那样神秘，人们对企业价值的判断不用非得基于帐面价值，而可以通过大量的信息来源，借助于信息技术手段更合理更科学地加以完成。因此，有关信息(特别是针对帐面价值的信息)的鉴证意义也不如以往显得那么重要了。
知识财富与激励机制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人们在讨论经理人认股权计划(股票期权)的财务与会计问题时，往往忽略了产生股票期权的深刻的历史背景。股票期权源于1973年石油危机以后美国对经济结构调整而出现在硅谷的新经济。以知识要素为驱动力的新经济，必然要求对企业制度加以创新。事实表明，一方面，知识需要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才能获得，另一方面知识又具有外溢性。为了稳定那些掌握了知识的企业技术与管理人员，防止知识的外溢，仅仅付给工资报酬是不够的，因此，一些高新科技企业普遍采用激励型认股权计划，给予的对象主要是公司CEO或掌握核心技术与知识的员工，使其收入有两部分构成：一是工资，二是股票期权和红利。由于企业员工既有工资收入，又有股权与红利收入，新兴产业就可以在这种激励计划的制度安排下，采取降低工资成本、增加股权及利润分红的办法来达到以下一些目的：第一，通过降低工资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而达到扩大市场份额、增加企业利润的目的；其二，只要股权与红利收入的增加足以补偿工资的下降，并能导致总收入的增加，那么企业就可以通过增加员工的股权与红利来调动其生产积极性与创造力；其三，采用以上方法，企业不仅可以达到提高生产效率的目的，而且可以达到保护知识产权、防止知?锻庖缰康摹H肥担?0年代始自美国的这一激励制度，“栓住”了一大批科技与管理精英。另外，实践表明，推行股票期权计划，对于降低成本，解决问题具有一定的正面作用。发展至今，以股票期权为核心的认股权计划已形成了以下几种类型：
1999年以来，京、津、沪、武汉、穗等地的一些高新科技上市公司也相继进行了股票期权之试点。
可见，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以及出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管理人才队伍的稳定，问题的处理等需要，引发了股票期权的创新，也带来了新的财务与会计问题。所以，有关股票期权的设计、规划、管理和核算等，已经成为公司理财与会计核算需要解决的新问题。
科技进步与金融创新
金融创新对财务与会计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笔者以为，主要的影响是有别于传统产业融投资方式的风险资本的融投资运作机制与方式，以及所引起的价值评估问题。对财务管理而言，人们首先要弄明白的是风险资本市场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究竟何在?如何度量和防范之?在该市场中进行融投资的特殊性有那些?与传统资本市场相比，风险资本市场不同阶段的资本供求关系与结构有何不同?融投资过程中，相应的资金成本和投资效益如何加以确认和计量?风险公司的问题怎样处理?相应的财务监控和激励机制如何建立?
对会计处理而言，投资支出资本化，风险公司的边际效益，风险公司及风险资本市场的财务报告披露等，都是亟待研究的问题。
e－商务环境下的管理变革
尽管何谓e－商务环境迄今尚未定论，但实务中一般以为，在互联网中从事商业、管理和组织运作活动，则是其实质。前面在讨论信息技术发展对经济规模与交易成本的影响时已经指出，由于网络技术的影响，MRP、ERP技术的运作，企业与外界的交易方式、内部的组织结构与管理过程均已发生了巨变。对传统产业的影响甚至更大，从而导致了这些产业里的企业发生了激烈的变革。对此，杰克·韦尔奇(通用电器的CEO)、约翰·钱伯斯(思科的CEO)、卡利·菲尔林纳(惠普的CEO)、杰夫瑞·斯基林(沃尔玛网络公司的CEO)等传统企业的巨头都有切身的体会。这些变革包括：
电子商务改变了首席执行官(CEO)和首席财务官(CFO)的管理职能。
用全球互联网技术手段将传统的财务管理和会计系统改造为一流的财务支持系统，同时也降低了大量的成本，如美国一家著名的从事互联网硬件和软件开发工具的制造商“太阳微电子系统公司”开展了电子商务之后，取得了以下一些成果：节约了：50％的采购费用，30％的账务处理成本，75％的差旅和费用处理成本，38％的全球性的单证处理成本，30％的工薪成本。
更重要的是，各管理部门利用互联网提高了工作效率，变得更加精干了，从而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进行业务分析，将财务工作之重心由数字加工转向协助CEO制定战略目标。
财务走向集中式管理，会计信息实时动态化；财务、会计与业务协同处理，管理信息全面集成。
由于互联网的技术支撑，建立与全球经营一体化目标相吻合的财务支持系统不再是一个难题。
受电子商务环境之影响，企业在依赖互联网与其供应商和客户进行交易，改变了其传统的交易方式的同时，企业内部的财务组织结构和功能划分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交易的实时监控及其信息的实时记录和传递，价值和物资的高度同步流转，改变了传统的财务组织结构和企业内部的管理结构。从决策制定和预算规划，到业务审批和授权执行，再至内部控制和内部审计，在网络化管理理念和技术环境下，使财务与会计的适应性和控制性达到了最大化和最优化。业务记录和会计信息在相关的管理层面充分地得到了共享，即时监控和及时决策不再有时间的隔阂，财务管理与会计核算在企业管理中不再是“孤独的旅行者。，在MRP、ERP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技术支持下，它们融入到企业管理的大家庭中，天地一新，效率更高，乃至改变了CFO的命运和地位。
会计规范将何去何从?
历史表明，会计演进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与科技发展密切相关。
20世纪之后，当会计人员将算盘、会计计算器等计算工具送进历史博物馆时，呈现在其工作平台上的是取代传统信息处理工具的一台台性能正在得到不断更新的电脑。电子计算机的运用，不仅仅导致了会计记录和数据处理上的效率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因为信息技术产业和互联网的发展，会计工作本身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因互联网的强大技术支持，以财务报告为核心内容的会计信息披露，其及时性或时效性大大提高了，但是信息传递、转换过程中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因网上作业之缘故受到了新的挑战。首先，会计信息载体不再是一成不变的了，而变得形式多样。其次，信息技术产业的兴起，使传统信息中介机构的业务内容和作业方式发生了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如CPA的审计和税务签证，财务分析师的财务分析，证券分析师的证券基本面分析等，网上鉴证和网上分析的业务量将大增。再次，导致了大量的信息再加工产业的涌现。一些企业，将第一手(初始或原始)的信息作为资源投入，经再加工或再处理，转换成为信息消费者更加能够接受或更受欢迎的信息。经这样消化了的会计信息其本来面目将变得更加模糊，指导、劝导、诱导、误导将在网络世界同时出现，会计?畔⑴都喙懿棵沤跹Χ阅?我国从2000年开始在互联网上为上市公司开辟了定期报告披露的通道，使信息披露环境大为改观，但同时也存在网络化披露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问题。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财务管理目标；综合效益最大化
可持续发展是指不断提高人群生活质量和环境承载力的、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满足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人群需求又不损害别的地区或别的国家的人群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它是一种特别从环境和自然资源角度提出的关于人类长期发展的战略和模式。它要求在发展的同时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环境的有效保护，它从理论上结束了把环境保护和资源永续利用同经济发展对立的错误观点，揭示了其间相互联系、互为因果的关系，为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战略基础，其核心思想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制定社会和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是指企业在一定期间内，通过组织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所要达到的目的。从根本上说，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取决于企业目标，取决于特定的社会经济模式。本文拟就在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导下，建立切合客观实际、促进社会—环境—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企业财务管理目标进行讨论。
一、 现存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局限性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财务管理理论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其中对于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为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等三种，它们虽然分别从一定层面上揭示了企业财务管理的本质，反映了企业经营管理的特征和要求，每一观点都有其合理之处，并在实践中有一定的运用，但笔者认为这些单纯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的的财务管理目标，有悖于可持续发展战略。
（一） 关于“利润最大化”的观点
利润最大化观点是西方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是我国流行甚广的一种观点，尤其对实务界影响最大。一般来讲，无论是何种类型的企业，都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生产经营活动的组织，追求最大利益是每一个在市场经济中角逐的企业的现实目标，它被许多企业作为理财目标有其可取之处。首先，它与企业管理的目标之一——获利挂钩，直接切入企业经营的主题；其次，利润的计算有确定的方法，直观性强，它不仅可以直接评价企业经营者的业绩，而且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经济效益的高低和对社会贡献的大小；最后，利润还是企业补充资本，扩大经营规模的源泉。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现代企业投资主体呈现多元化，企业规模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如果单纯以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就会出现以下一些偏差：（1）利润最大化中的利润是一定时期内实现的利润，没有考虑企业规模、资金时间价值和现金流量，而且也没有有效地反映风险问题，可能导致企业不顾风险大小而一味地追求最大的利润；（2）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往往导致企业只关心当前利润，忽视在环境保护、产品开发、人力开发、生产安全、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下功夫，导致企业短期行为，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3）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有时还会恶化企业的财务关系，如惟利是图，侵犯员工、债权人、消费者和国家的利益等等。
（二） 关于“股东财富最大化”的观点
股东财富最大化是指企业通过合理经营，采取科学的财务管理策略，在考虑资金时间价值和风险价值的前提下，为股东带来最多的财富。在股份制为主体的经济中，股东财富由其所拥有的股票数量和股票市价共同决定，当股票数量一定，股票市价越大，其股东财富就越大，从而股东财富最大化又演变为股票价格最大化。在股份制企业把股东财富最大化作为财务管理目标，有利于克服企业在追求利润上的短期行为，但是以此为目标也存在一些实际障碍：（1）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刚处于起步阶段，证券交易不很规范，股票价格难以反映企业的真实价值；（2）上市公司的比例偏低。对于非上市公司，如何衡量股东财富，缺乏统一标准；（3）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只考虑了股东的利益，而没有考虑其他产权主体对于企业的作用，特别是破坏了自然环境引起的环保负债，淡化了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三） 关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观点
企业价值最大化是指企业全部资产的市场价值最大化。市场在对企业评价时，看重的不是企业已经获得的利润水平，而是企业潜在的获利能力。因此企业价值不是账面资产的总价值，而是企业全部资产的市场价值，它反映了企业潜在或预期的获利能力。投资者在评价企业价值时，是以投资者预期投资时间为起点，并将未来收入按预期投资时间的同一口径进行折现，未来收入的多少按可能实现的概率进行计算。企业所得的收益越多，实现收益的时间越短，应得的报酬越稳定，则企业的价值越大。与股东财富最大化相比，此观点同样考虑了不确定性风险和资金的时间价值，强调了风险和报酬的均衡，并且避免了我国证券市场发育不完善时期，股票价格受外界和人为因素大于企业内部经营情况的影响，是一种相对比较客观的评价方法。但它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1）企业价值最大化是一个非常抽象而很难具体确定的目标。对于非上市企业而言，其未来价值只能通过资产评估来确定，这种评估要受到评估标准或方法的影响，因而很难准确确定；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其价值虽然可以通过股票价格的变动来反映，但由于股票价格的变动不是公司业绩的唯一反映，而是诸多因素影响的综合结果，因而股票价格的高低不可能反映上市公司价值的大小；（2）企业价值最大化在实践中可能导致企业所有者与其他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企业是所有制的企业，其价值最终归所有者所有，所以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是企业所有者的利益目标，它不能满足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意愿，比如不能满足经营者的利润观，不能满足债权人的风险观，不能满足企业的社会责任观等等。
二、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转变——综合效益最大化目标的提出
上述各项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提出，包括（1）利润最大化，（2）股东财富最大化，（3）企业价值最大化，无一不是以考虑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它们都忽视了可能导致的企业可持续能力的丧失。然而，在现代社会，企业的任何一个行为都不再是个体行为，各项经营活动都可能对社会、对整体经济产生影响。环境与一切个体的利益相关。一切个体的活动受环境的制约，也同时对环境产生影响。环境的日益恶化使人们对企业与环境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将企业与环境看成是对立的，政府采用命令和控制的手段强制企业进行排污处理。90年代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则使人们认识到解决环境问题离不开企业的合作。当社会不再把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作为社会进步的目标，而是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时，对企业进行可持续经营的要求也就大大提高了。企业的存在在于满足社会的需求，并以获得利润作为回报。如果企业的目标违背了社会的需求，从长远看将无法获得回报。故而，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必须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老路上解放出来，转而在追求经济利益、为利益相关者创造财富的同时，承担社会责任，确保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笔者认为从企业长远发展来看，以“综合效益最大化”替代现存的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具有现实战略意义。
所谓“综合效益最大化”是指企业在承担环境保护等社会责任的前提下，通过合理经营，采用最优的财务策略和政策，谋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其宗旨是把保护环境放在首位，着重强调必须正确处理各种财务关系，最大限度地兼顾企业各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以谋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把“综合效益最大化”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其实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深化。什么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必须超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强调再生产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关注，强调对消费者、对环境、对社会的贡献。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企业与社会的联系更为广泛和深入，社会目标在企业中逐渐得到重视和提高，社会要求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也越来越多，如：保护生态平衡、防止公害污染等等。这就对企业的财务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企业通过财务管理活动致力于履行社会责任，从而树立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这样不仅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而且可以改善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环境，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论文摘要:薪酬管理制度对人力资源竞争的影响乃至对企业经营发展的重要作用不容质疑。作为企业核心人物一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如何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及留住他们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本文从薪酬方面吸引、留住和激励优秀的医药行业高层管理人员进行探讨。
1前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当前中国市场医药已完全放开，竞争愈来愈激烈，医药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随着加入WTO，国际上最大的25家医药企业已经有20家直接或间接通过独资、合资、合作以及收购兼并等方式进入中国医药市场，这些国际医药大企业凭借雄厚的资本实力、先进的销售理念、技术研发、管理方法长驱直人、抢占市场，并逐步扩大市场份额;另一方面，我国医药行业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目前拥有医药企业近3500家，竞争非常激烈。医药企业要走出目前的困境，面临着两种重要资源的竞争:一是自身技术装备、资金实力的竞争;二是人力资源的竞争，尤其是高层管理人员(以下简称高管人员)的竞争。
薪酬管理制度对人力资源竞争的影响乃至对企业经营发展的重要作用不容质疑。作为企业核心人物—企业高管人员，如何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及留住他们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很多跨国公司已经把目光对准了中国。在这“春雨欲来风满楼”的季节，中国医药业已切切实实的感受到了寒意。
落后的销售理念、薄弱的资本实力、外资公司的业务抢夺和精英人才的纷纷“外流”，使中国医药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特别是近两年来，中国企业界高管人员又不断出现震荡，使笔者对中国企业现有的高管人员激励机制产生反思。如何利用薪酬杠杆，吸引、留住和激励优秀的高管人员是薪酬管理的重要目标，也是目前中国医药企业面临的重大问题。
2医药行业高管人员薪酬现状与分析
《中国企业家》杂志在2005年对中央企业负责人的薪酬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目前中央企业负责人平均年收人36万元，平均薪酬最高的是医药业。平均年收人超过50万元的行业有5个，依次为:医药68.6万;电力64.7万;汽车61.9万;冶金57.8万和地产57万。这五大行业也是近两年景气度颇高的行业。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行业的前景都比较好，由于薪酬水平与所在行业景气状况的相互关联性，中央企业的老总薪酬也随之提高。
调查还显示，大部分行业的央企负责人平均薪酬水平比员工都高出10倍左右。医药企业负责人平均薪酬最高，其员工的平均薪酬更是遥遥领先，达16.5万。相应地，其高管与员工的收人差距亦排在倒数第二位，为4.2倍一。
《中国企业家))还对对100家上市公司(随机抽取行业龙头企业和2004年新上市的公司)2004年高管平均薪酬水平进行了分析，医药行业以其良好的稳定性排名第四。
从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我国现在的大环境下，医药行业由于其较高的销售利润率和成本利润率，高管人员薪酬水平总体较高。但高管人员和普通员工的收人差距较小。这种较小差距的收人很难达到企业的内部公平和外部公平。判断高管人员收人的公平性主要根据收人的“外部市场竞争力”和“内部差距。在医药行业，央企高管人员薪酬平均水平和跨国公司(中国区)以及民营企业相比，还是比较少的，这是缺乏外部公平;另外，医药行业的央企内部高管人员和普通员工收人差距仅为4.2倍，这与国外企业的最高层和普通员工的固定薪酬收人差距是20-30倍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内部公平很难保证，高管人员的个人绩效和对企业的贡献难以充分体现。
此外，对所披露的薪酬数据，没有区分“固定薪酬”和“变动薪酬”。这在一点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企业对高管人员长期激励的忽视，一方面说明我们高管人员薪酬在宏观上缺乏政策的支持，比如股票期权的限制和证券市场的治理等，另一方面，企业内部的薪酬也缺乏有效的管理，比如高管人员的绩效评价、公司治理的完善和薪酬制度的合理制定等。
要解决这些问题，不但要总结以往的管理经验和教训，充分认清现状，还要从战略的高度出发，着眼于长远的目标，制定合理的高管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3影响医药行业高管人员薪酬的因素分析
影响医药行业高管人员薪酬的因素很多，这里主要讨论以下因素。
3.1医药行业特点首先，医药行业是属于营利性组织，高管人员的薪酬一般是按照会计计量的绩效来确定;根据不同的企业类型(国有、外资和民营企业)，每个企业的薪酬水平也会有所差异，一般是外资企业最高，民营企业次之，最后是国有企业。其次，由于医药行业发展潜力巨大，行业的景气度较高，因此，给予高管人员长期激励(股票和股票期权)以留住企业的关键人才对企业的发展很重要。
3.2医药行业高管人员供求状况根据微观经济学的供求理论，一种商品如果供不应求，它的价格就会上升，反之，则下降。由于高管人员是特殊的职业阶层，这种人力资本的形成需要先天的自然察赋加上大量的后天教育、培训和实践的投资，因而决定了市场供给的有限性。但市场对高管人员的需求却在不断增长。虽然医药行业的人才结构是以销售为主要阵营的行业，但管理人才的缺乏也给医药行业参与国际竞争造成了阻碍，也促进了高管人员身价的提高。如果一个行业的职业经理人市场达到了市场均衡，那么职业经理人的市场价格也会趋于稳定，企业在制定职业经理人薪酬时会考虑同行业的平均薪酬水平，以实现薪酬的外部公平，增加薪酬的市场的竞争力。
3,3证券市场的有效性法玛(Fama)提出的证券市场效率理论认为，一个富有效率的证券市场，证券的价格会对任何能影响它的信息做出及时、快速的反应，股票价格既充分地表现了股票的预期收益，也反映了股票的基本因素和风险因素，所以任何人想通过这些有关信息买卖股票以获得超额收益是不可能的;3。高管人员薪酬体系中的长期激励效果都与股票市场效率存在很密切的关系。如果股票价格不能反映了全部与公司有关的信息，高管人员在获得股票期权奖励后可能得不到应有的收益。在健康的股票市场中，股票价格的波动，在客观上可以起到对公司进行评价的作用，也能反映高管人员的经营业绩。这样，企业在进行高管人员薪酬设计时，可以依据高管人员的努力所反映的实际业绩制定合理的薪酬水平。
3.4高管人员绩效评价高管人员的评价标准有会计标准和市场标准，市场基准原则具有较强的激励与监督作用，使经理人所追求的利益能够与所有权人的利益更趋于一致(Finkelstein&Hambrick,1989)。但是，研究显示高管人员较偏好采用会计标准原则，而所有权人较偏好采用市场标准原则(Gomez-Mejia&I3alkin,1992)`5。会计基准原则下，高管人员能够进行内部会计报表上的操作，提升其绩效表现;市场标准则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经济因素的影响，对于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所有权人而言，市场基准原则相对而言更有助于他们监督控制经理人的行为表现。另外，非财务性指标虽难以衡量，却更能反映公司的经营绩效，也在高管人员绩效评价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此外，经理自身的能力、努力程度、创新、客户满意度等指标在多因素绩效评价模型中也起着重要的平衡作用，可以弥补财务性指标的缺陷。绩效评价的过程的科学性，专业的考核人员和规范的考核制度也影响高管人员薪酬的制定。
4构建医药行业高管人员薪酬制度的建议
根据医药行业高管人员薪酬现状及其分析，考虑到影响医药行业高管人员薪酬的因素，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以构建中国化的医药行业高管人员薪酬制度。
4.1增加基本工资在总薪酬中的比例，合理引入长期激励机制由于医药行业是一个相对稳定的行业，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如果没有发生大的危机，企业的业绩会处于一个平稳阶段，因此，股票期权的存在价值也就没有了，可以增加基本工资在总薪酬中的比重以满足高管人员的需要。但对于处于发展阶段的医药企业来说，长期激励机制是留住关键人才的重要手段。股票期权能使高管人员成为企业剩余的分享者，把企业经营成果在所有者与高管人员之间进行最优的分配，并由双方共同承担经营风险，从而诱使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理人做出符合所有者目标的行为选择，使经理人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与所有者效用最大化目标相一致，即实现二者间的激励相容。
4.2加快医药行业高管人才市场的建设一个有效的医药行业人才市场对高管有很强的激励约束效应。市场竞争和制度约束不但使得经理人的行为得到有效的控制，还促使高管人员努力实现自身素质的提高，包括医药专业知识、管理知识和道德素养等，通过市场的监督和制约，高管人员的目标函数也与企业的经营目标趋于一致，并自觉地维护自己的声誉，提升自己的市场价值，减少短期行为。这样，企业也具有了追求利润的经济理性。
医药行业人才的匾乏并不是短期现象。长期以来医药商业属于国家垄断行业，在制药行业大量涌人外企之后，医药分销业仍然没有开放。7年前中国刚刚开始对内开放医药商业，正式的对外开放是从2003年开始。封闭的环境使得医药商业长期停留在指定批发和门店销售阶段，自然不能吸引人才。要加快医药行业高管人员(包括生产管理人员、销售管理人员等高级管理层)人才市场的建设，必须完善相应的机制，比如人才测评机制、人才流动机制、信息流动机制和市场约束机制等。人才测评机制可以保证职业经理人人力资本价值的正确评价;人才流动机制可以促进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信息流动机制可以增加市场交易的透明度和公平性;市场约束机制可以减少人的非规范行为，从而减少成本。其中，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是内在统一的，缺一不可。约束机制强调的是内在的约束，而不是外在的约束。比如，具有激励性约束效用的股票和股票期权就是一种内在的约束，而那些制度或者契约都是外在约束，不能从根本上起到约束作用。
4.3加强信息披露程度公平性，提高证券市场效率信息披露的公平性对于上市公司就是所披露的会计信息应具有充分性，并且其披露的内容对所有信息使用者来说是公平的。它应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公司的会计信息必须充分、真实、及时地披露;二是此信息必须公平地披露给所有信息使用者。假设在有效的证券市场中，某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能公平地在信息使用者之间进行披露，则每个投资参与者从该信息中获取的超额预期回报为零，在这种状态下我们认为会计信息的披露相对于投资者是公平的;反之某会计信息事先被少数人掌握，则他们就会利用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来操纵证券价格，谋取暴利而使另一些人蒙受损失，我们认为是不公平的。
证券市场的低效率主要来自于我国制度的缺陷，当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之时，制度建设的步伐却没有赶上来。作为制度建设的主体，政府有必要加大市场制度建设，增大市场容量，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力图缩减起步较晚的证券市场与发达国家的成熟证券市场之间的差距。市场自身发展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政府是主要的推动力量，作为制度安排的主导力量，为了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的效率，必然要推进证券市场制度变迁，矫正证券市场的制度缺陷，推动证券市场向市场化方向发展。
4.4科学评估高管人员绩效要对医药行业高管人员进行有效的制度监督和约束，首先要建立一套高管人员绩效评估体系。由于企业的高管人员有较大的控制权和较高程度的自由决策权，科学的评估体系将成为高管人员管理工作绩效的重要标准。我们可以借鉴国外企业成熟的、系统的绩效评估体系，以提高我国绩效评估的科学性。首先是根据医药行业的经营特点明确高管人员的角色和责任。不同的行业，高管人员的关键责任会有所不同，对医药行业来说，除了营利外，更多的是社会责任。其次是确定业绩目标、评估方法和评估标准。业绩目标应与企业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相结合，评估标准也尽量客观、公正，评估方法的选择可以根据高管人员职位的不同来确定。最后，评估程序的公正也很重要，因为这将决定被评估者对绩效评价的认可和评价以后自身修正的努力程度。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分工论;义利论;善因论;价格规律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的不朽著作《史记》不仅是一部空前绝后的史书和卓越的文学作品，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背后，它对经济学方面也有着相当精辟的描述和开创性的见解，其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平准书》和《货殖列传》二篇中，尤其是《货殖列传》，记载了诸多有价值经商案例，充分表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经济史观和卓越的市场经济思想。这是我国第一部记载经济问题的专门著作，开史书记载经济活动的先河。故梁启超说，“其全篇宗旨，盖认经济事项，在人类生活中含绝大意义，一切政教，皆以此为基础”。钱钟书也称赞其写了“民生日用”，“与新史学不啻手辟鸿蒙矣。”由此可见一斑。
司马迁生活在封建经济繁荣的汉武帝时期，当时正处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时代，统治者极力推崇中央集权，大力倡导儒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世俗主流观念是“农本工商末”的重农轻商思想以及对道义的崇尚和对功利的鄙视。而司马迁的主张正好与此相反，他突破了先秦以来的“重本抑末”的传统思维，主张发展工商业，推崇个人致富以满足求利的天性。不但在当时独树一帜，极具前瞻性，并且对当今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将从分工论、义利论、善因论和价格规律四个部分分别阐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着重分析其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真知灼见，并对它们的现实意义做简短的评述。
1 分工论
在司马迁的《货殖列传》中，他针对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实际情况，描述了两种不同分工形式，即区域分工和社会分工。
司马迁是这样描述了西汉王朝的区域经济，他认为中国地大物博，“是夫山西饶材、竹、毂、泸、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锌、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并且这些资源物产“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他认识到不同地域出产不同物产，在地理上可以尽地力生产特色产业 ，满足当地人民发展需要。因地制宜，而不应受政策影响，这就是区域分工。区域分工可以丰富物品品种，提高产量，发挥区域优势。这和我们当今推崇比较优势，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发展区域特色产业的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次，他又引用《周书》说道，“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农虞工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各自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人民衣食住行的根本保障，是缺一不可的，此所谓社会分工。他主张四业并举，不可偏废，互相联合，才能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有效地统一起来，从而形成一个系统完整的生产再生产体系。
司马迁认为分工是自然形成的，强调农虞工商之分工，“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并且社会经济生活还同时受自然规律支配，由于社会分工，人们之间的互通有无的行为“若水之趋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耶?这里的“道”“自然”无疑是指市场上的经济规律。经济规律通过协调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们的行为，使经济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普遍认为农业才能创造财富，交换不能创造财富，因而商业只能造出不劳而获的人，而这些人被看作是对整个经济社会有害无益的“蠹虫”。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司马迁却看到了农虞工商四业作为人类经济生活的基本结构，都具有创造财富的积极作用，并且不遗余力地强调商业是经济结构中最活跃的环节。而区域分工和社会分工的自然形成必然导致商业这一流通枢纽的出现，从而充分肯定了商业在调剂余缺，沟通有无，货币流通和积累财富方面的重要价值。这些真知灼见在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建树上，应该说是很大的贡献。
2 义利论
在中国悠久的封建社会里，“利”即物质财富在很长时间那被统治阶级及其为之辩护的道德家所鄙视和唾弃。他们认为“义”是君子们所必须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而“利”则是小人之举。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罕言利”，足见他们对求利之心的抵牾之深。司马迁在这个问题上不仅否定了他们的观点，并且认为求利是人们的天性，而天性是必须引导的，盲目地抑制只能适得其反。在《货殖列传》中，他说“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所以，享受安逸，追求名利是人们的本性，即“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无论是“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的达官贵人，“守性死节，隐居岩穴”的清雅之士，“攻城先登，临阵却敌”的军士，“攻標椎埋，掘冢铸币”的闾巷少年，“走死地如骛”的侠士，“不择老少”的歌伎，“饰冠剑，连车骑”的游闲公子，“不避猛虎”的猎者，“博戏驰逐”的赌徒，“舞文弄法”的吏士，以及医农工商等等百工之人，无一不在追求财富。只有揭开统治阶级温情脉脉的面纱，才能还原人性本来面目。求利之心不是可耻之事，是符合实情和人性的，只有以这种求利之心作为动力，产生了提高生活水平的欲求，经济生活才能活跃起来，社会才会发展。在改革开放前，我国曾走进了重“义”轻“利”的误区，片面强调道德伦理，忽视人们的求利欲望，这是必须深思和反省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必须满足社会中每个人对物质利益的需求，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是统一的，只有实现了个人利益，社会利益的实现才有保障。
司马迁还把“义”和“利”统一起来，并且阐明了“义利”之间的关系。他继承了管仲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观念，提出了“礼生于有而废于无”“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人富而仁义附焉”。一个社会，人们的思想素质取决于社会富裕的程度。社会贫穷，人们缺乏礼让，铤而走险，社会不安。社会富裕，人们讲求礼节，安居乐业，热心公益。所以“利”是“义”的前提和基础，“义”是人们得“利”以后的必然追求。其实这里的“义”和“利”无异于当今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断进步，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才有充分的条件可能去培养自己的道德水平与实现自己的精神价值。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才能促进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健康发展。
3 善因论肯定了人们的“求利”之心后，针对当时盛行的“轻重论”，司马迁提出，“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最下者与之争。”这就是司马迁的“善因论”。面对人们求富的心理，为政者应该如何应对呢?董仲舒说:“夫民之从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提防之，不能止也”。董仲舒认为人们的求利之心是可怕的，必须用教育的手段来阻止提防。司马迁的观点与此不同，对于人们普遍的“求利之心”他认为挨门逐户去说教，也是“终不能化也”，还不如因利势导，顺应自然。他认为国家最好不要干预经济发展，听任私人进行贸易，生产等活动，最差的就是与民争利。这与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思想是十分契合的。司马迁的“善因论”吸取了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认为只有听任经济自由发展，就能够使“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而外在的对主体施加这样那样的影响，或多或少会限制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自然规律的作用。所以“善因”顺应了人的天性以及各种自然规律，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自身优势以创造财富。
司马迁的“善因论”折射到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也同样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善者因之”就是大力发展市场经济，让市场成为调节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而“利导”“教诲”“整齐”则相当于政府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这三大手段构成了国家宏观调控。只有把市场经济与国家宏观调控结合起来，以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力量，辅之于政府宏观调控以弥补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这样才能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
4 价格规律说
我们再细究一下《货殖列传》中的这么一句，“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月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自然之验耶?”意思是价格过低就有上升的趋势，过高就有下降的趋势。司马迁实际上是以水之流下，表征市场经济中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它使价格在一定的范围内波动。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不能悟出变动的中心是什么。同时他引用计然的话阐述了价格变化的诱因:“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这里讲的 “有余”和“不足”其实就是“供过于求”和“供不应求”。这句话精炼地阐明了供求关系对价格的影响:当某种产品供不应求时，价格上涨，有利可图，就会刺激生产，增加供给，供给一多，这种产品就供过于求了，价格反而下降了，反之亦然。司马迁还运用了供求关系的原理提出了商人致富的方法。如“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就是告诫人们不要盲目于价格表象，要善于观察价格涨落的规律，把握住这个周期，准确地预知商品价格“贱反贵”“贵反贱”地关键时刻及时买入卖出就可以赚钱。当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时，要像丢弃粪土一样立刻抛掉，因为价格上涨，必然导致供过于求，价格必然下降，当价格滑到谷底时，就要像珍惜珍珠一样尽快买入，因为价格下降，生产者无利可图，必将退出市场，价格肯定会上涨。白圭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讲的也正是这个道理。这个原理对当今股票交易和楼盘交易等也具有深刻的意义。
尽管只有短短的5000个字，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却可谓是字字珠玑，他不仅仅阐述了一些看似平常普通的经济学原理，还介绍了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情况，如何行之有效的进行商业贸易。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介绍了许多古代著名的商业家，他们用他们的敏锐的商业头脑和丰富的商业知识来寻求利益，把人们求利的本性和求利的技巧刻画地淋漓尽致。司马迁不仅在历史地理方面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封建社会的经济轮廓图，而且他还从经济发展的基本分工，价格规律，善因论和义利论等一系列经济学基本原理方面为我们阐明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但是，由于时代局限性，统治阶级不可能采用他的经济主张，也就不能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学说，这也是令人遗憾的事了。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M].长沙:岳麓书社，2004.
[2]聂翔雁.从《史记》看司马迁思想的进步性[J].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04，(3).
[3]赵凌云.中国古代经济理论的辉煌与衰落[J].寻根，1999，(1).
[4]宋承先.现代西方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
[5]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57.
关键词：知识；经济价值形态；资源；资本；生产要素；知识经济
中图分类号：F06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7-0045-04
现时代，关于知识的经济意义已不容忽视，知识的经济价值地位彰显。然而，由于知识的不确定、不精确和不全面等特性，使得人们往往难以准确把握知识的价值量及知识的效用价值。在认识生产活动中知识的高附加值和高回报率的价值现象时，更是难以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莫在他提出的经济增长的四要素理论中，将知识分解为两个可量度的要素。这一认识无疑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思路：解决经济学中的知识悖论、价值冲突的问题，首先应从知识的确定性与依附性入手，才能寻找到解决问题的线索。英国学者马克斯·H·博伊索特认为，“知识远远不是一种同质的存在物；随着时间推移，它会经历重要的形态变化。”[1]可见，知识在一定的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下，会呈现具有不同规定性的经济形态。本文将从这一观点出发，考察知识形态产生和存在的前提条件，探索知识因素确切的经济价值形态，通过探讨经济活动中知识要素的稳定性和独立性，把握知识的价值质量及量化形式，进而阐释知识价值形态相互之间的关系及其在社会生产活动中的经济效用等，为准确理解、全面把握和精准分析知识产业的经济活动提供一些参考。
一、社会化大生产推动下的知识的资源形态
通常，知识资源可以有两重解释：一是人类历史积聚的知识储藏，一是社会经济活动需求并被重新认知、再塑和积累的知识储备以及人类知识活动的创新成果。经济学所认为的知识资源是“进入经济运行系统的人类知识，这些知识可以用来促进物质生产，从而产生市场价值，也可以用来直接作为精神消费对象”。[2]世界上一切无形或有形的物品和文明产物，不是随意没有任何条件就能成为经济资源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可以称为知识资产，知识储藏却并不必然是资产形式的知识资源，而知识储藏到知识资源的转化，只有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环境与条件下才得以成为现实。由此推断，经济学认可的经济资源只能是知识储备与知识创新成果。
工业文明以前的经济时代，知识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未在人类的经济活动中尤其是农业经济自给自足生产状态中被纳入资源体系。只是在工业经济时代，知识的资源地位才获得公认。蒸汽机的出现，不仅意味着机械力代替人力和兽力，机器工业的社会化大生产在抛弃手工生产方式的同时，还扬弃了手工业匠人们的手艺秘诀。基于手工业生产的、个人具体的手艺知识已难以满足社会化大生产的高度集中和专业分工对于知识的需求，社会化大生产所需求的标准化、精确化、大众化的创新性技术工艺知识，开始成为工业经济时代人们自觉关注、积极寻求的资源要素。每一个社会历史的经济形态都有自己特有的资源范围。文艺复兴运动伊始形成的人文精神资源的丰富和优化成为工业革命的先导，科技资源的创新和积累成为工业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大支撑，科技首次发挥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在工业化、信息化的推动下，知识经济的资源范围包括知识积累、学校学科积淀、教育资源、与知识经济密切相关的信息技术及网络基础等。实际上，在工业化、信息化的推动下，适应社会分工和专业化要求，现实当中的知识资源形态不断随着经济发展而变化，进而对社会经济形态、经济活动与运行过程、社会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的演变进化产生巨大影响。如人力资源方面，长期起主要作用的体力资源逐渐隐退，智力资源开始成为改造社会的强大力量。
社会化大生产还持续不断赋予作为资产的知识资源在工业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形式各异的资产形态。工业化初期，知识只是生产要素中的外生变量，没有获得独立形态，也不为人们所认识，实际上作为公共知识被免费使用。工业化发展时期，知识作为生产要素全面融于经济生活当中，知识要素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知识资产已发展成为比自然资源更为重要的经济资源。而在信息化时代，知识活动发生重大变化，知识生产的规模化使其在社会分工中获得独立形态的地位，知识产业成为产业结构中新的产业，随着工业发展由从属地位向主导地位发展，智力资源正逐渐开始主导社会经济。美国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说，“现在，信息和自动化却要代替人的思想（部分脑力劳动）。‘智能’将在各个领域代替人劳动或工作。” [3]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形式还直接推动着知识发展的最高形态——科学知识不断创新发展，从而进一步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新动力源泉。科学探索、科学发现、技术创新等知识活动已经不再是实践活动的附庸，知识获取、传播、创新成为社会分工体系中某些人的职业性活动，独立从事知识探索和传播的组织对于知识创新具有更重要的意义，社会化大生产中的知识活动与经济活动呈现出愈来愈密切的关系，对现代社会生产活动更是具有重要影响。
从知识生产的角度分析，知识的事实和效用如影随形般依附于有形的实物载体，决不能离开物质载体而独立存在，否则便难以谈及其效用和价值的发挥。一般而言，我们总是依据经济资源的效用和稀缺性、知识的生产性和知识的无形与物质依附性，从知识的内容体系、构成要素、表达形式、载体形态、表达技术方法和工具手段等入手对知识资源形态的质量形式进行深度认识。知识资源按照存在状态可分为存量知识和流量知识，存量知识是指有人类历史以来所积累起来的知识，流量知识是指当前所创新的知识。尽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了一套测度知识的指标体系，这套体系提出了测度知识投入、测度知识存量与流量、测度知识产出、测度知识网络、测度知识的学习五个基本概念，但是，对于知识资源的全面测度还是比较困难，目前还没有公认的、行之有效的测定方法。以人力资源为例，人力资源管理认为，人力资源是一种数量化概念，人力资源可以量化（可以直接以人头计算），但不能直接反映出个体的素质差异（要反映必须对其构成要素进行细致分析）。然而，含有不同层次和不同专业的学科知识与专业技能对于人力资源个体来讲又极为重要，因为没有专业知识，人力资源也就无法在相应的岗位上从事专业工作了。显而易见，对人力资源价值的计量不仅要采用货币性计量方法，而且要采用非货币性计量方法，两者缺一不可，任何单一的计量方法都会导致对人力资源价值的不准确估值。非货币性计量方法是按照主观预测和经济上的估计进行计量的方法，其核心在于以人力资源的才干和运用知识的能力来决定其在组织中的价值。影响人力资源非货币计量价值的因素主要有员工的文化程度、技术职称或职务、技术工种、实际工龄与年龄、健康状况等。货币性计量方法是指将人力资源价值资本化进行计量的方法，计算对象包括个人价值和群体价值。主要有收益法、未来工资报酬折现法、未来收益折现法、非购入商誉法、边际分析法等。由此可见，无论知识资源的测度是否完整、准确与可靠，随着机器工业的产生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化大生产中的知识活动与经济活动呈现出密切的正相关关系，知识要素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知识资产已发展成为比自然资源更为重要的经济资源。
二、现代产权制度激励保障的知识的资本形态
现代工业越来越依靠知识资本的运用，那么，如何避免知识效用的共享与知识的资本化之间的严重冲突，亦即如何在发挥知识效用的同时保障知识所有者的权益，也就成为知识资本化形成和实现的重要前提。理想的做法，知识资本应该能够按照市场的价格自愿地以货币形式进行交换从而实现其市场价值。可现实却难尽人意，知识资本的交易很难完全依照“看不见的手”的原则顺利进行，时常存在着根本不发生经济支付的经济交易，尤其对于大量投资于研究与开发的经济活动而言。市场失灵必然招致政府的介入，由政府主导的现代产权制度应运而生，为知识资本化的实现提供了最为基础的制度条件。
现代产权制度包括企业产权制度与知识产权制度。知识资本分为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资本两类，人力资本是企业知识资本的基础，表现为企业员工所具有的各种技能和知识，它是以隐含的方式存在着，难以进行编码；知识产权资本是显性化的或明示的知识资本，包括各种发明、专利、论文、著作、商标、管理制度、作品、企业声望、市场美誉、顾客关系、企业的品牌等诸多物化或明示的知识。学者们普遍认为，知识产权赋予知识成果的人身与财产权利。在知识创新的自然垄断以外，知识产权制度是保护私人领域投资于知识的最有效和最重要的制度。建立知识产权制度的原因在于，仅有知识创新的自然垄断不足以实现知识生产的成本补偿，不利于创新者获得足够的创新利益。如果这种利益不能实现，社会的创新动力就会枯竭，知识生产和再生产循环就难以进行。而对于人的劳动力，萨缪尔森这样论述，“最有价值的经济资源，即劳动，不能像私人财产那样成为可以买卖的商品。自从废除奴隶制以来，将人的赚钱能力视为一种其他的资本财产，这是违法的。你并不能自由地卖出你自己；你必须在某个工资价位将自己租借出去。”[4]实际上，学者们对知识资本化的界定涉及劳动力、人力资源、智力、人才、知识产权、信誉等广泛范畴，人力资本并非抽象的劳动，而是通过对人的投资形成和积累的人的知识存量和知识水平，表现为人从事知识性、创造性活动的能力。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教育投资、医疗卫生保健投资、劳动者迁徙投资、信息投资等；所有具有创新知识的劳动者都是人力资本的拥有者，尤以企业家、科学家、工程师等知识创新劳动者为代表。新近，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文件有关“允许和鼓励品牌、创意等参与收入分配”的决定，就是对人力资本最好的诠释。当然，不是所有知识都可以转化为资本，只有生产应用性知识才能资本化，科学发现和基础知识都需要经过研究开发转化成可以为生产所应用的技术知识后才能实现资本化。实现知识的资本化需要满足知识本身的资本性要件、经济发展水平要件、完善的法律制度要件、发达的金融环境要件等四个条件。其中，法律的严格保护是知识资本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世界各国都制定并实施各种政策和法律保护知识产权，甚至扩大知识产权的定义范围。如信息产权立法、对无创造性数据库保护的设想等，正因为法律对知识产权提供越来越严密的保护，推动高科技企业将知识产权作为存量资本持有，且成为企业持续增量的战略需求。
知识资本化的内容主要指参与投资和分享收益。在知识经济的主导产业即高新技术产业整体分配体系中，知识要素与其他传统的资本形式和一般劳动资源相比，通常具有更高的报酬率。根据依附载体不同，知识分为以人为载体的隐性知识和以专利、发明创造和特殊技术等形式存在的显性知识。隐性知识资本化表现为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权益化、证券化，其关键是要明确人力资本所有者，即知识劳动者对人力资本所拥有的所有权，赋予其享有人力资本所有权权益，通过人力资本股权化和证券化来实现资本化，通常以持有股票或股票期权方式来实现。显性知识资本化表现为专利、技术等知识产权资本化，就是要将研发和技术投入成本予以资本化，明确和保护创新知识与技术的知识产权，使专利、发明、专有技术等知识所有者享有资本收益权。一是在技术市场通过知识产权交易，以资本品交易形式实现知识资本化，知识产品的购买者往往将其作为类似机器设备等资本品来购买和使用，如引进技术；二是通过知识产权和技术入股形式，实现知识产权资本化，将知识产权或特殊技术知识评估作价后投资入股，享有投资者权益。
从投资活动的角度看，资本与流量核算相联系；而作为投资活动的沉淀或者累计结果，资本又与存量核算相联系。美国学者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国家和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量越大，人力资本质量（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科技文化水平和生产能力）越高，经济增长能力也就越强，这是因为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资本与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更进一步证实，知识资本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第一投入要素，是一个国家、地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价值创造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驱动因素。
三、蕴含着智能信息技术的知识的商品形态
知识的商品形态是指人类脑力劳动产物的商品价值属性。知识的商品形态通常表现为产品和服务，作为生产结果的知识可以分为投资产品、消费产品或者用于生产其他产品的中间产品。服务主要指信息服务，按照知识产业的规定，信息服务又具体分类为法律、工程、会计审计、医疗等职业性知识服务，金融、保险、证券、房地产及财务等信息服务，政府立法行政的管理服务等。无论与有形物品结合的知识还是纯粹形态或者观念形态的知识，只要不被认为是社会生产过程的产物，就难以进入经济学研究领域，主要是这种形态的知识很难进行交易，多是单向传授或者通过溢出效应发挥作用，原创者或传授者基本不通过传授活动获取收益。到了后工业时代，当知识生产越来越多地呈现商品生产特点、越来越多地与交换经济形态结合起来时，知识也必然获得商品属性，成为交易客体，产品本身只不过是一种知识的载体。
所谓商品交换，不过是知识交易的特定形式；作为方法和手段存在的劳务和服务，其生产和交换也可视为知识生产和交易。“不管是劳务、服务还是有形产品，它们作为特定的知识赋存形式，以其本身的特性，为知识生产和交易提供了可控性，是知识生产商品化最普遍、最原始的形式。”[5]与以往商品不同的是，电子信息技术渗透于学习与教育、研究与开发、出版与传媒等知识生产的环节中，深刻影响了知识的生产方式，产生出截然不一样的商品价值。比如，植入智能信息技术的知识商品克服时空局限、延伸人脑的功能、开拓新的消费领域、拓宽知识服务应用的范围和规模，不仅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生产知识的能力，而且颠覆性地改变了人类劳动的方式。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的广泛廉价的应用使得艰难的知识传播扩散、信息服务交流、数据加工处理变得轻而易举，使更多的人享受到知识消费的益处。知识的商品化与智能信息技术进步几乎相伴而生并不断深入提升知识的效用、价值和福利，具有人工智能控制的机器体系替代的不仅是人的体力劳动，还在逐渐替代人的脑力劳动，用最小的功耗完成复杂思维的知识探索工作，电子信息技术加速信息资源替换物质资源的过程也为大规模多领域信息服务和知识消费创设了可能。知识产品和服务依赖信息技术的创新竞争谋求知识成果高附加值最大化收益的实现，依靠廉价智能产品的大范围推广普及最大限度扩展市场容量并不断改善社会福利。
知识的生产活动可以区分为公共知识生产和私有知识生产。公共知识生产包括科学研究、重大工程项目、高等教育、国民基础教育、科学普及、公共图书馆、技能传递和知识传承等多种情况，私有知识生产也包括教育培训、组织中的学习、默会知识的传播、研究开发、组织设计、经营管理方案策划、计算机软件、出版专利等诸多种类。公共知识生产的生产和交易的可控性很差，私有知识生产一般是那些解决特殊问题、满足人们需要、生产和交易过程可以控制的知识生产。这两种生产的结果并不全部具有商品价值形态。价值是对交换活动的计量，不参与交换的知识活动和知识，不具有价值。智力劳动是否创造价值，以是否形成生产和交换可控制的新知识为条件。公共知识产品显然不具有商品形态，私有知识产品可以表现为也可以不表现为商品生产过程和交换经济形态。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人们把知识特别是技术性知识作为稀有的商品进行买卖是一种常见现象。进入工业社会以来，知识日益成为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的必需产品，人们更是将专利使用权、商标使用权、技术秘密或诀窍使用权进行买卖、转让，并视作为与经济发展有直接关系的重要资本。许多国家从国外引进技术，就是为了节约研究、试制新产品的投资和赢利时间去占有市场。
经济学认为，市场中的产品和服务都有价格，即商品的货币价值。价格还是一种信号，反映着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决策的协调和平衡。对于知识商品而言，其价格不仅遵循经济学的一般规律，还因知识生产的成本特征和需求状况，形成知识商品的独特的价格机制。总体而言，知识商品的价格呈现非均衡动态持续下降的变化趋势，与传统经济学的市场均衡理论有显著区别。知识商品特有的价格机制表现为对同一知识商品在不同的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价格，各自市场的价格会出现连续下降的趋势。知识商品的价格下降反映市场扩张、市场需求、市场消费群体状况、市场效率、知识商品的交易等情况。知识商品正是通过价格变动在满足社会全部需求的同时把生产的社会福利利益推到极致。知识商品具有满足所有出价高于边际成本的需求的性质，这一点也清晰说明了知识生产、知识商品的高投入、高风险、高附加值、高收益的特征。
四、高度专业化分工的知识的产业形态
依据知识的社会存在和自然状态来看，知识存在状态的高级形式是依存于社会组织的知识，由组织提供的多专业、多学科知识的特定有机结构在经济活动和发展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产业是社会经济中的重要组织形式，产业形态突出表现了知识活动的经济价值，反映着知识的生产水平和发展状况，现代社会经济中的创新都离不开以组织为基础的知识及其创新。产业形态之所以能够表现知识的经济价值是和知识的生产息息相关。当知识生产只是结合在物质产品或者劳务、服务生产中进行，没有获得独立形态，即使知识过程已经开始成为社会生产的组成部分，也通常被看作经济活动中的外生知识、公共知识、免费知识，这时的知识在经济活动和产业发展中的价值地位很难为人们所认识和承认。如果把社会生产看作创新及其扩散的知识生产，可以获得对产业概念的新理解。产业概念基于具有相同技术或者满足同一类需求的企业群，共同的广义技术基础是产业概念的核心。
亚当·斯密在工业革命之初就指出，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导致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两个世纪以后，经济的迅速增长主要依靠的是个人和企业的专业化分工，专业化分工提高了资源的生产率，增加了消费品的范围和数量，提高了每个人的生活水平。知识的产业形态与知识活动的社会历史过程、知识生产的发展本质密切相关。人类文明之初，知识活动与生产活动的分离，已表明知识活动的内容与形式根本就源于劳动的分工：在实验科学和工业文明的推动下，现代知识已经不再是实践活动的附庸，而是作为高度独立的人类活动，知识的获取、传播、创新成为社会分工体系中某些人的职业性活动，基于知识分化与融合的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又为现代社会专门从事知识探索和传播的组织的存在奠定了基础。分工和专业化的过程，就是产业形成的过程。后工业时代，高度专业化分工进一步推动知识生产的创新和传播以产业化的形式发挥规模化经济效应。知识生产的产业化和物质生产的产业化有联系又有所不同，物质生产是以体力劳动和简单知识为导向的社会劳动分工，知识生产是以脑力劳动和复杂知识为导向的社会专业分工活动。源于创新的知识生产是以产业化的形式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最终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知识经济产业体系，以此来实现知识经济的经济效益与社会价值，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知识经济产业体系就是表现知识价值的产业化形态之一。
从系统的观点分析，产业体系呈现为纵向系统的产业链与横向系统的产业结构。比如，高技术产业化是指从高技术产品或工艺的研究开发到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商业化应用，通过技术扩散实现规模化生产的全过程。这一过程可以看成是一个从科学研究、试验发展、产品开发、生产制造、市场营销、成果扩散直至规模化大生产各环节组成的系统。高技术产业链实质上是一个纵向链条，环环相扣，由前至后，顺序运作；任何一个链环衔接不畅，均会引起该纵向系统的功能障碍。高技术产业经济学认为，高技术产业结构是指高技术产业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方式，高技术产业是相对于传统产业而言的，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发展的概念，并没绝对意义上的高技术产业。今天的高技术产业，随着技术的进步，未来可能就变成了传统产业。因此，对高技术产业的划分需随产品技术集约程度的变化，定期进行测算和调整。产业经济学一般从产业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从产业的发展过程、构成要素、要素配置、动力因素以及产业链的完整性、层次性、空间分布等了解和分析知识产业的创新竞争优势、生产效率及规模效益，事实上，实践也证明了高技术化、高集约化、高附加值特征是国民经济知识产业结构高级形态的表现。
五、结语
综上所述，知识的经济价值形态是多样的，主要表现为资源形态、资本形态、商品形态及产业形态，各个形态的价值属性受其所处社会经济环境和生产技术条件影响发挥不同的经济效用，知识的效用反映着经济发展规律的内在规定性。各具特性知识形态的产生形成是知识活动过程的结果。如果说知识活动是知识的生产，那么这一过程也就是消除知识的不确定性及降低知识复杂性的过程。无论知识的资源、资本、商品与产业的经济形态的效用存在多少差异，知识的诸多形态都可依据载体形式归类为人脑、实物、组织等形态。正是由于知识对有形载体的依附性为知识的生产和交易提供了可控性，而知识成果的稳定存在与简单易用又为知识的量化测度、分配和消费创设了可行条件，知识及知识活动必然进入了经济学领域研究的视野，经济学认为所有物品和劳务都应按照市场价格自愿地以货币形式进行交换。从知识生产的角度观察知识经济价值及其形态表现，我们就能更好地明白知识活动与经济活动之间正相关关系的重要意义，就能深入认识作为要素的知识的各种赋存状态相互匹配关系的经济价值，就能清晰了解这些各具内涵的知识形态在社会生产活动、企业组织、产业分工和发展中呈现的地位、作用和影响。遗憾的是，知识资产并非都能精确计量，其计量既有货币性方法又有非货币性方法。
参考文献：
[1][英]马克斯·H·博伊索特.知识资产——在信息经济中赢得竞争优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51.
[2]陈洪澜.知识分类与知识资源认识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91.
[3]美国信息研究所.知识经济：21世纪的信息本质[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9.
近年来，这一领域的理论和实践也日益引起中国的经济学家、金融学者的兴趣和关注。尤其是即将走过三年历程的中国银监会，在以勇气和智慧开启中国银行业监管新局面的过程中，已经基本完成了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制度框架的构建工作，其探索和创新更为中国银行监管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为了进一步推动当代银行监管理论与本土实践的结合，加快中国银行监管理论的建设和总结，本期《理论前沿》周刊专门邀请两位专家从不同角度撰文对银行监管理论进行介绍。
阎庆民博士曾任中国银监会银行监管一部主任，出版过《中国银行业监管问题研究》、《中国银行业风险评估及预警系统研究》等多部专著。他认为：总体来看，现代金融理论研究呈现出既分化又综合的发展趋势，这一点在银行监管问题研究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方面，银行监管研究的对象越来越精细，研究范围从最初的防止银行挤提，到后来的金融管制直至目前的银行风险监管。发展到现在，银行监管问题已分化为并表监管、功能监管、跨境监管以及弹性监管等众多的研究领域。但另一方面，银行监管问题并没有像其他经济学领域（如经济增长理论、通货膨胀理论、汇率理论、利率理论、市场失灵理论等）一样形成独立、完整的理论体系，大量理论性的观点、方法和思路均是散布在各类文献中，为阐述特定问题而出现。在此情况下，银行监管研究与其他经济领域出现了综合、交叉和渗透现象，社会利益论、乔治·J·斯蒂格勒管制理论、佩茨曼价格决定模型、波斯纳管理理论、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凯恩的管制辩证法理论等许多新兴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被移植于银行监管问题研究，一些其他经济管制部门（如电信、铁路）的研究方法和案例也被引入到银行监管研究中，20世纪60年代以来风行西方经济学界的博弈论、线性规划和计量经济学更是对银行业监管研究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正是根据上述研究方法，理论界对银行监管的经济学原因进行了研究。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许多监管理论，有的是从监管的原因出发，有的是从监管的实际效果出发，有的是从监管的机制出发，不同的侧重点形成了金融市场失灵论、金融社会崩溃市场论、政府掠夺论、特殊利益论和多元利益论等理论解释。阎庆民博士通过《当代银行监管理论的发展》一文为我们阐释了这些代表性理论的精华所在。
潘文波博士来自银行监管一线，对中国银行监管工作探索规范化、专业化和国际化的努力有着切实体会，他通过《中国银行监管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一文展示了中国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致力进行监管制度、方式和手段创新的有效尝试。
新春伊始，我们推出本组文章，希望在中国银监会成立三周年前夕，有更多的学者和实践工作者能够加入银行监管理论的研究行列。相信借助国际视野与本土资源的双重优势，针对中国银行监管的理论探讨也能成为最前沿的金融学术研究。
当代银行监管理论的发展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银行是企业获得外部融资最重要的渠道。格利和肖强调指出，银行把借款人需要的长期信贷组合转变为短期的存款组合，降低了交易费用。为此，各国政府对银行监管给予高度重视。但对于为什么要进行银行监管，监管的效果是怎样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许多监管理论。
一、金融市场失灵理论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管制”的解释为：管制是政府为控制企业的价格、销售和生产决策而采取的各种行动，政府公开宣布这些行动是要努力制止不充分重视社会利益的私人决策。经济学家将经济管制理论应用于金融监管，认为在不存在信息成本或者交易成本很低的前提下，政府对银行强有力的监管能够提高银行的公司治理水平，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使社会福利水平最大化，实现帕累托最优。这一理论被称为公共利益理论，或者称为官方监管观点，其政策含义是，私人部门一般缺少相应的信息、动力和能力去监控企业和银行机构，因此，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机构对银行进行监管。
（一）市场失灵
暗含在公共利益理论背后的经济学现象是金融市场失灵。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信息不对称是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因信息缺乏而在金融制度上造成的问题可能发生在两个阶段：交易之前和交易之后，分别导致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逆向选择是在交易之前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问题。金融市场上的逆向选择指的是：那些最可能造成不利（逆向）结果即造成信贷风险的借款者，常常就是那些寻找贷款最积极，因而是最可能得到贷款的人。例如，风险企业或诈骗者往往最积极地寻求得到贷款。逆向选择使得贷款可能招致信贷风险，贷款者可能决定不发放任何贷款，即使市场上有信贷风险很小的选择。道德风险是在交易之后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问题。金融市场上的道德风险指的是：借款者可能从事从贷款者的观点来看不希望其从事的风险活动，因为这些活动很可能使这些贷款不能归还。例如，由于使用的是别人的钱，借款者可能将原本用于生产的贷款投资于高风险的股票市场以获取高收益。由于道德风险降低了贷款归还的可能性，贷款者可能决定宁愿不做贷款。
（二）银行危机的外部性
银行危机的外部效应也是需要政府监管银行一个重要原因。外部效应的最主要特征是存在着人们关注但又不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微观经济学已经证明，外部效应的存在使得社会资源的配置不能达到最优化，影响到经济运行的效率。信息不对称也可能导致金融机构的广泛倒闭，产生金融恐慌。由于向金融机构提供资金的广大储户不可能清楚金融机构的经营是否稳健，因此，一旦对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发生怀疑，就会出现“传染效应”和“羊群效应”，单个银行的风险问题或者倒闭很容易产生连锁反应而导致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好的银行和坏的银行概莫能外，由此而使公众蒙受巨大损失，并对整个经济造成严重打击。在现代金融体系中，金融机构财务的高杠杆特性，也使得这种外部效应更为明显。
（三）法律的不完备性
现实社会是变化的，而法律具有稳定性，当初制定的法律并不能完全反映后来的变化，即存在时间的不一致性。因此，法律具有不完备性，不可能达到最优。而如果人们知道法律的局限，就会钻法律的空子，法律就失去了最优的阻吓作用。由于法庭必须是中立的，不可以成为主动执法者，因为主动执法意味着执法者必须介入案件，要有自己的立场。因此，需要有一个与法庭相分离的机构，即“监管者”。从功能上来说，法庭与监管者的不同在于，法庭的执法方式是被动的，执法只有在上诉后才进行，监管是一种主动的执法方式，可以在有害后果或事件发生之前监督、调查、甚至要求停止某一行为。因此，在法律不完备时引入监管机构的主动式执法就可以改进执法效果。监管是政府行为，不同于法庭。
（四）科斯定理
根据科斯定理，如果没有交易成本，只要有法庭来执行合同，根本不需要另外的机构——政府、监管者，等等。科斯定理所依赖的最关键假设是有效依法履行复杂合同的可能性。法官必须能够、更重要的是愿意去阅读这些复杂的合同，核实特殊条款的约定事实是否真正发生，以及解释笼统、含糊的语言。法官要依法适用法律，就更需要做到这些，对法规细则的解释和适用甚至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事实上，许多国家的法庭资金匮乏，法官缺乏动力，不懂得如何适用法律，不熟悉经济问题，甚至还发生腐败行为。
由法官实施法律的一种替代策略是由监管者执法。法官和监管者的关键区别在于后者较容易有惩罚违规者的激励。由于转轨国家的司法制度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效率低下而且落后，核实特定案件情况和解释法律规则的成本很高，法官也许没有足够的激励去执法。监管者执法则有强大的激励和倾向性，或许可以更有效地保护产权。当利益集团还没有充分组织起来，而且政策制定者独立性强、非常关注公众利益，监管者就能实行审慎监管，这种情况下监管执法就更为强有力。因此，就解决市场失灵而言，政府规制成为低效的司法程序的替代方式。
（五）金融约束
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等人从“金融约束”的角度就政府对银行的市场准入控制等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两个重要目标是提高金融部门的稳定性，建立激励机制以使高质量的金融机构得以发展。限制银行业的竞争，保持银行业的效益性从而维护其“特许权价值”（即营业执照的价值），就可以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这对整个经济具有重要的正外部效应。为了规制银行业的竞争行为，政府需要控制向银行业的进入。太多的进入会妨碍大多数竞争者达到一个有效的规模，从而减弱它们长期投资的能力和意愿，恶化银行的整体质量。
当然，除了限制市场准入之外，金融约束的相关政策是要防止现有银行机构的过度竞争，过度竞争或无效竞争只会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导致银行“特许权价值”的降低和银行体系安全性的下降。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金融约束政策是限制资产替代性的政策，即限制居民将银行体系中的存款转化为其他资产。否则，就会导致银行体系资金的减少，效益性的下降。这涉及资本市场的发展问题。
二、金融社会崩溃市场论
该理论认为由于银行业的特殊性，银行在金融市场中所面临的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对称、垄断、公共品、规模经济递增以及外部性等问题不仅仅会导致局部“市场失灵”，而且会导致社会性的“经济崩溃”，金融系统具有强烈的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这些因素使它具有强烈的不稳定性，从而通过干扰国家的货币供给机制和信贷形成机制，对实体经济产生强烈的冲击，并且由于金融系统的放大作用，将使这些冲击具有毁灭性的副作用。因此，国家应当对银行业进行全面的管制。
金融市场失灵论和金融社会崩溃市场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强调了金融监管的合理性方面，基本上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中来构建的理论，并假定了国家和其他监管主体具有监管的能力，且它们的目标是与社会利益一致的。因此，这两大理论构成了主流经济学家银行监管理论的基础。在瓦尔拉的理想世界中，所有的金融制度都能达到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的最佳状态。
三、政府掠夺论
“政治/监管俘获理论”是与公共利益理论相反的另一种监管理论，从实证的角度探讨了公共利益理论的现实性。该理论认为金融监管机构的政治家（监管者）在监管工作中并不是将整个社会的福利最大化，而是将其个人的福利最大化。这样，政治家（监管者）经常将银行的资金转移到与政治相关的企业，而不是一般的社会企业；或者实力较大的银行将会“俘获”政治家（监管者），诱导银行监管人员从银行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以社会的最佳利益为出发点进行监管。这一观点也得到了许多实证研究的支持。实证研究表明，从实际效果上看，对银行进行官方监管的结果是降低了银行配置社会资源的效率，特别地，如果一家政府监管机构的权力过大，甚至会影响到一般社会公众和企业获得信贷资金的能力。也就是说，市场失灵是政府监管存在的必要性，但是“政治/监管俘获理论”却强调了政府失灵的可能性。
为此，经济学家在探索市场失灵（这是政府干预的借口）和政府失灵（这意味着政府监管并不必然能够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同时存在的机制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有人提出，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建立一种科学的机制，既能避免政府监管的“掠夺之手”，同时又能够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也就是利用政府的“扶持之手”。我们可以将之称为“权衡理论”。有人提出，在适当的激励机制下，设立一个独立的银行监管机构可能是解决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方法。该机构不仅独立于政府，而且应独立于银行，既能克服信息不对称，又避免被银行所俘获。
四、特殊利益论和多元利益论
近年来，经济学家提出应进一步强化私人（债权人）对银行的监督权，因为私人（债权人）数量众多，与单一的政府监管机构相比，很难被银行或者政府部门俘获。该理论的政策意义是，银行监管的战略应是通过强化银行的信息披露要求，降低私人（债权人）获得信息、处理信息的成本，提高其监督银行的动机和能力；与此同时，限制政府监管机构的权力，以防止其利用银行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经济学家也观察到，借助私人机构（债权人）对银行进行监督，必须注意设立科学的存款保险制度，如果一国政府建立的存款保险制度过于慷慨，则会大大降低私人（债权人）对银行监督的动机。除此之外，由于现实中广泛存在着“搭便车”现象，利用存款人来监督银行的设想很难达到理论上希望达到的实际效果。
在强调私人监管方面，有人认为可以由银行代表储蓄者从私人保险公司（而不是像美国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购买存款保险，他们认为私人保险公司比政府的存款保险公司更有动力去精确地衡量银行的风险并据此收保费。当然，私人保险公司的提倡者并不是主张完全摒除公共监管。但反对这一观点的人认为，主张私人存款保险公司的观点忽视了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由于银行危机的外部效应，在宏观经济的冲击下，即使是资本充足的银行也会失去清偿能力。最后，政府不得不出面作为最后贷款人，向银行业注入大量公共资金。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银行的大多数债权人，对银行的经营状况了解确实比较少，特别是广大储户、缺乏银行专业知识的非金融企业，使这些债权人暴露在风险之下，在没有存款保险制度的条件下，更容易出现银行挤提现象。因此，建立或明或暗的存款保险制度是一个相对较好的制度安排。当然，并不排斥其他大额债权人对银行的监督，如次级债券持有人对银行的监督。
对银行监管尽管有上述的争论，但典型的银行监管还是通过公共部门来进行的。公共监管有两大途径：相机监管和非相机监管。相机监管是指当银行的清偿能力降低到某一临界点时，监管机构拥有相机性的权力去控制这家银行。非相机监管是指当监管机构获得银行的控制权后，监管机构可以出售银行或者将银行清算。同时，如果银行的股东愿意增加股本投资，则股东可以重新获得对银行的控制权。一般来说，银行清偿能力越低，股东保留控制权的代价就越高，管理层受到干预的可能性就越大。
总的来说，银行监管理论是现代经济学的前沿理论之一。经济学家对监管问题的研究日益重视，但到今天也没有形成统一、完整的理论体系。随着人们对监管问题的重视，相信会有更多的研究成果问世。
中国银行监管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
现代金融学理论认为：“银行业监管无非是一般公共监管理论在现代银行业的具体应用”。中国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作为政府的代表，肩负着银行监管的重任。三年来，银监会系统致力进行监管制度、方式和手段创新,有力推动了银行监管理论和实践新的发展。
一、资本约束监管
从风险监管的角度看，资本是一个缓冲器，资本高低直接关系着银行承担风险和抵御非预期损失的能力，对银行自身安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所谓监管资本，即指监管当局规定银行必须持有的最低资本，包括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两部分。监管当局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制定并采取的一系列监管标准、方法和行动称为资本监管。资本监管成为当今对银行业实施审慎监管的核心内容之一。
我国从1996年开始也实行了资本监管，但在不少方面与国际标准差距较大，导致资本充足率明显高估，此外，对资本充足率偏低的银行，也没有规定明确的监管措施。在全面借鉴巴塞尔新、旧资本协议的前提下，2004年初，银监会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标志着我国银行业资本监管有了新的突破。
两年来，该办法确定的资本约束机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银行的资本约束意识明显增强，纷纷采取“分子”和“分母”对策，通过敦促股东注资，调整资产结构，改善经营状况，引进合格战略投资者，发行长期次级债券、可转债，上市或增资扩股等多种方式补充资本。另一方面，银监会加强了对资本充足的监管检查。到2005年末，资本充足率达到8%的银行已达40家，达标行资产占比约达73%。从我国实际出发，银监会今后把我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的基本策略确定为“两步走”和“双轨制”，积极鼓励国内大型银行加快内部评级体系建设，提升风险管理水平。
二、风险为本监管
纵观国际银行业监管模式的演进，可以清楚地归纳出这样一条发展轨迹：一是合规性监管阶段。即监管银行是否执行有关金融规定，监管主要是基于对资金价格、业务范围、市场准入等的直接控制。合规性监管主要是一种事后查处，这种方法市场敏感度较低，不能及时全面反映银行风险，相应的监管措施也滞后于市场发展。二是资本为本监管阶段。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强调银行须持有足够的资本抵御风险。但是在复杂的经营环境下，仅有简单的关于资本的定量比率是不够的。三是风险为本监管阶段。以香港为例，风险为本的内涵为：先确定和衡量银行营运时所面对的各种风险，进而敦促银行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防范和化解风险。其基本特征有：必须建立在对银行风险的识别与计量之上；将风险划分为潜在风险数量和风险管控质量两部分，分别进行分析评价；风险评估须通过标准化的方式进行，风险分类及评估方法应符合国际惯例和最新要求；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尽可能地将监管资源集中在银行机构所面对的最大风险环节；风险为本监管是一个持续监管的循环过程。风险为本的监管模式，渗透和充斥着更多的数据收集以及分析与预测，标志着银行监管迈上了更高层次。
银监会适时顺应和升华了国际银行业监管实践的变迁，在成立之初就启动了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管信息系统建设工程——“1104工程”。逐步确立了风险为本监管的基本框架，实行现场检查与非现场监管的分离，建立非现场监管与现场检查相互衔接，相互配合的有效协作机制，逐步向风险为本监管方式过渡。“1104工程”的实施，是实现风险为本监管体系的重大举措，是我国银行业监管方式的一次革命。
三、法人公司治理监管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银行问题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银行的公司治理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1999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了《加强银行的公司治理》，使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成为了全球性的课题，也有助于监管当局对银行公司治理质量进行评估。近年来，关于银行公司治理的重要性和特殊性的研究日益深入。在我国，公司治理已经由一个起初的学术概念演变为当前银行改革实践的核心内容。2005年，银监会刘明康主席多次对良好银行公司治理的核心内容进行了全面阐述。“从监管的角度看，公司治理就是董事会和高管层为领导和管理银行运作而设定的科学架构和制度。广义的公司治理还包括：银行内部各个组织机构清晰的职责边界，独立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风险调整后的回报率基础上的考核机制，科学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先进的管理信息系统等五个方面，这也是良好银行公司治理的五个特征……”
从2002年开始，人民银行就开始制定法人银行公司治理的相关规定，陆续颁布了《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银监会在负责公司治理改革的指导和监督工作中，相继了《关于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治理改革与监管指引》和《股份制商业银行董事会尽职指引》（试行）等，致力引导商业银行以国际先进银行为标杆，对治理架构、经营管理体制和内部流程进行再造。
四、激励相容监管
激励相容监管是激励理论在规制经济学中的应用。在对银行业的监管中，监管当局渴望获得可靠的信息，使监管结论更为科学、合理，且具有警示作用。而银行机构作为行为主体的另一方，往往出于利己考虑或其他原因，总是千方百计提供虚假信息，或隐瞒不利信息，使监管结论偏差或失效。监管当局要想获取银行的真实信息，或者说保证银行作出对监管目标有利的举措，就必须设计和建立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正是由于认识到了这一点，”激励相容“这一概念才被用以概括银行监管的发展方向。
所谓激励相容监管，强调的是银行监管不能仅仅从监管的目标出发设置监管措施，而应当参照银行机构的经营目标，将银行机构的内部管理和市场约束纳入监管的范畴，引导这两种力量来支持监管目标的实现。
激励相容监管目前还没有非常完善的、得到广泛推广的机制。国际银行界对激励相容规制的实践与理论研究始于1995～1996年前后，以《巴塞尔资本协议市场风险修正案》的推出和“预先承诺制”（PCA）理论为标志。
激励相容监管的理念，在银监会成立后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和应用，主要就是在监管中强调融合银行的内部管理目标。如，对银行实行分类监管，按银行的不同风险程度，实行差别监管。还如，在资本管理中，突出了激励与约束相互协调的原则。在加强对商业银行资本约束的同时，为商业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提供激励。鼓励资本充足率高的银行优先发展，扩大信贷规模。对资本不足的银行则实施纠正和制裁措施。上述措施，充分激励和促进银行朝着监管者要求的目标和方向发展，实现了监管收益最大化的目标。
五、银行监管的链接
公共监管理论认为，银行业是外部效应和信息不对称性均十分突出的公共行业，因而需要政府管制。以监管当局为代表的外部监管正是一种使公共利益不受侵害的强制性制度安排。但是这种监管的核心作用也是有限度和边界的，诸如监管法规的滞后性、监管弹性不足等，从而使有效监管受到限制。与此同时，社会中介、行业自律、内部控制、市场约束也具有一定的监管优势，成为防范银行经营风险的重要防线。从而在银行监管和上述各主体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整合、有机链接的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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