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4 15:55:02
导语：在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 移动互联网；网络舆情；大数据；舆情引导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5）145-0097-02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报告显示，通过手机上网已经成为网民的主要上网方式。移动互联网是互联网技术发展的重要成果，它的出现不同于传统的媒体，不仅丰富了互联网信息内容，也对传统传播方式形成了较大的冲击。通过自身独特理念、价值、方式及渠道的构建，移动互联网传播对社会有了更加深刻的促进作用。
2015年2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到2014年12月，我国网民数量已经有6.49亿，2014年网民最主要的上网设备是智能手机，使用率为64.1%。其中，截至到2014年12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5.57亿，有43.8% 的网民表示喜欢在互联网上发表评论，非常喜欢的占6.7%，比较喜欢的占37.1%。
1.1 终端平台移动化
用户上网从电脑向平板、手机转移，尤其是4G时代的到来，移动设备的上网速度和观看清晰度明显增强，手机用户的数量处于明显迅速增长，移动互联网为网络信息传播提供更为便利的条件。
移动互联网不同于之前互联网的重要特点是终端移动化，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接入互联网，人人都可以随时随地对自己发现的新闻或者关心的话题事件通过微博微信等自媒体进行或者评论，从而移动互联网时代跨越了官方媒体的审查，提升了信息传播速度，移动互联网实现了传播的跨时空。
移动互联网在突发事件和公共议题的设置环节中以微信、客户端等APP为代表成为新的信源。基于“去中心化”的基本属性，互联网成为新的公民表达各自意见的领域，网络空间成为人们发表言论的重要场所，从而形成了网络舆情的重要渠道。
1.2 舆情传播强关系化
互联网时代传播呈网状，传播者与受众之间多是陌生人之间建立起来的联系。然而在移动互联网中，网络社交多是基于熟人之间建立起来的，我们把它称之为传播的强关系，如微信、腾讯QQ好友，一般移动社交是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同学、同事或者亲人，这种基于熟人信息的传播模式降低了传播过程中的信任成本，使得移动互联网比之前的受众之间有更强的关联程度，传播效果也会相对之前有更强更为迅速的影响力。
以微信为例，微信好友的添加主要以手机通讯录和qq好友为主，朋友圈中“雷达加好友”“面对面群聊”也是半熟人的关系，基于双方同意的熟人间传播容易形成较高的信任度，转发率、可信度以及到达率都明显
增强。
随着手机制造成本的下降，价格的降低，智能手机开始普及，3G和4G网络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手机上网，手机用户的年龄跨度增大，其中低收入低学历的群体也可以使用手机上网来获取信息。移动终端的传播在社会舆论形成流变当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与传统互联网舆论传播共同构建了不同于以往的媒体生态和舆论环境。“一对一”“多对多”的精准传播很容易形成病毒式传播，实现深层次的舆情渗透。
1.3 传播形式碎片化
移动互联网视听化语言更好地增强用户的体验，信息内容与用户的互动性增强，出现了文字、图片、动画、视频短片等形式共存的网络舆论场。人人都是传播者，信息传播的碎片化由此产生，其重要表现为信息来源多样化、分析视角多角度化、文本信息零散性及信息要素缺失性。
信息传播的碎片同时还带来了意见性信息传播的碎片化，及网络意见的异质与分裂。在移动互联网中，有相同情绪的受众很容易形成聚集，这种情绪互相感染，形成同样的舆论。同时“网络水军”的出现和推动，某种程度上也会混淆公共舆论和网络舆论的视听。另一角度来看，信息传播的碎片化对受众来说，反而不利于受众对信息的判断和客观认识。
2 网络舆情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挑战
网络舆情是“通过互联网表达和传播的各种不同情绪、态度和意见交错的总和”。基于移动互联网环境下舆论环境的特性，网络舆论日益凸显出其“双刃剑”的作用。该现象为舆情工作的引导提出的巨大挑战。
2.1 政府部门组织对网络舆情的控制被减弱
网络舆情的控制是当今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群众行使各项重要权利的阵地与途径，网络为群众的提供了越来越便利的诉求表达、沟通交流、建言献策的途径与方式。
但是，进入自媒体时代，媒体格局发生变化，人人都是传播者，政府主导舆论的场面发生变化。移动互联网时代更是强化这一点。网民可以第一时间用手机图片、视频信息。政府部门在移动舆论场中处于劣势，特别是在网络突发事件处置过程中，个别政府部门缺乏处理经验及相关技巧，从而丧失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应对不及时导致失去舆论的引导地位而处于被动
局面。
2.2 线上线下联动增大的发生
移动互联网时代中通信工作使用的便捷，促进了具有相同或相似看法受众的聚集，同时也便于同类受众的相互影响，从而形成较为集中的舆论表达。
移动终端的位置服务大大提升了人们对现实活动的组织能力。通过“查找附近人”可以与一定距离的用户连接沟通。当微信内容真假难辨信息安全性降低的时候，微信舆情就会在民众恐慌中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果监管部门在微信舆情形成扩散的短时间内认识不足应对迟缓风险评估不够，就很有可能演变成为微信舆情危机，并进而转化成为现实中的。
2.3 网络舆情内容的碎片化为舆情研判带来难题
人们越来越习惯于在微博、微信、博客等社交平台上表达诉求，分享观点、意见，由此产生的几百亿甚至几千亿条的超大数据量构成了大数据的重要部分。这些数据在拓展人们视野、激增信息量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令人真假难辨的虚假信息，从而可能引发公众恐慌并导致网络谣言产生。
作为发表意见的渠道，网络舆情常常为负面的，如情绪型言论、诚信危机、语言暴力和媚俗化。自媒体作为“节点共享”的即时信息网络，体现出网上数据无限性和网民关注能力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它的即时交互性使得信息传播更加便捷，每一个用户都可以自行甄别、吸收、评价、传播。同时，个性化的观点更易找到认同的关注者，不断被强化，导致舆论偏激情绪的加剧。
在自媒体社交平台上，每一个用户都既可以是信息者，又同时接受其他用户的信息。他们的信息相互交错，衍生出新的结论，使得突发事件舆情管理的难度越来越大。碎片化的信息在转发的过程中被标题党断章取义，从而影响网络舆情的研判
3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效网络舆情的有效引导
政府应将移动互联网看作汇聚民意、推动政府工作的重要资源，正确客观的应对移动互联网舆情带来的挑战，充分发挥交流互动、提升自身的舆论研判能力，有效引导网络舆情。
3.1 提升政府舆情的分析和研判能力
舆情分析能力和研判能力是引导网络舆情的前提。政府要积极探索移动互联网网络舆情的研究方法。
舆情分析和研判是整个舆情工作的重点和难点，移动互联网时代要在继承传统数据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利用大数据。碎片化的信息为网络舆情资料的收集带来更多的数据源。大数据时代，建立起以微信为代表的移动新媒体的立体化的舆情监测系统。政府可以聘请“第三方”专业数据分析机构为网络舆情进行分析，比如最近几年出现的人民网舆情检测室、新华网舆情在线等信息研究机构。
由于网络舆情的处置往往涉及多个部门，因此实现相关职能部门的联动体系，有效应对舆情，首先应该提升政府人员的新媒体素质，将媒介素养尤其是移动媒体素养纳入到人才建设中。最基本的是能够会用、爱用、善用各类新媒体。
3.2 强化政府的舆论引导能力
议程设置是引导舆论的重要环节。议程设置和舆论引导之间存在信息的关联。通过议程设置，政府的工作和政策成为人民关注的焦点，政府和媒体联合引导舆论实现合力效应。
使用现代化的传播手段进行舆论引导，需要重点打造开放和平民化的交流平台。通过这些平台与民众直接沟通，有利于建立两者之间的信任。
通过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形式中活动设置，积极组织群众就社会热点问题通过网络开展讨论、建议等活动，同时通过合理奖惩机制的运用，保持公民的参政议政热情，优化政民关系。
3.3 建立突发事件预警和处理机制
危机管理是政府树立良好形象，积极进行舆论导向的重要内容。互联网，特别是新媒体时代，积极稳妥的突发事件预警与处理机制是掌握主动、正向引导舆论的关键。
网络媒体危机事件中，病毒性传播的危机信息特点会导致短期内的强舆论漩涡，并导致不可预知的结果。作为危机处理的主题，政府部门应积极主动的进行网络舆论的议程设置工作，及时准确掌握舆情的前提下预测舆情走势来适时设置议题引导舆论。
信息预警是通过搜集信息运用科学的方法对信息进行检测，使组织能够提前了解警示信号，在危机事件采取预防措施。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网络舆论传播速度之快和后果之大不可预测，当网络舆情出现不良或者不可控的情况是，舆情研判及引导部门应该避免与其对抗的行为及措施，而应该在危机中寻求合适的发力点进行形象修复，以缓解舆情危机，避免更大的不良影响。危机处理中的首要任务就是根据舆情研判的结果进行网络舆情的议题设置，通过该项危机信息机制的举措来逐步掌握网络舆论的引导权。与不良信息的病毒式速度传播的特点相同，危机处理机构进行有效的舆论引导信息如果通过科学合理的方式也会呈现出非常强的传播速度及效果。在此基础上，相关部门仍然需要注重在构建通常的信息传播渠道的基础上，危机相关机构、媒体及NGO等组织之间充分的信息沟通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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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公共卫生事件；舆论引导
1我国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网络舆论现状
自2003年“非典”事件以来，我国对于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十分重视，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和自媒体的不断革新，近年来公共卫生安全事件还是层出不穷。2008三鹿奶粉事件、2010年山西疫苗事件、2012年“毒胶囊”事件、2013年黄浦江漂浮死猪事件、2016年山东非法疫苗事件到2018年问题疫苗事件等等，食品和医疗安全的每一件事情都触目惊心。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与每一个人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在新媒体中的探讨和争论极易放大。
1．1迅速引起网络关注，舆情极易引爆
自媒体时代中，信息的获取趋向于碎片化和自主化，因此信息在传播中非常容易“断章取义”从而引起关注，特别是一些不正规的媒体平台为了赢得大众关注提高自身的影响力，在实施情况中又做了夸大的成分，又因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极易引起大众关注，造成舆情引爆。现如今移动手机的迅速普及，微博、微信、移动新闻app成为人们对于获取信息的优先选择，传统媒体不再对信息有着第一手的掌控权；同时，自媒体的转发评论这些社交功能在舆情面前成为了新闻传播和舆论引爆的条件，在舆情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2舆情演变复杂多样，舆论情绪极端
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是人们日常生活之中非常重要和关心的部分，医疗、食品的不安全是对于基本生活保障的缺失。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一旦引爆，在自媒体这个充满个人情绪的平台上就会充满愤怒、质疑、愤懑等等消极但是非常强烈的情绪。各抒己见的平台使得舆论的情况非常复杂，同时在极端的情绪之中，很容易产生偏颇的情绪和状态，一旦出现受众人数众多的自媒体同时发表了自己的情绪很容易导致舆情进一步的发酵，并会呈现累计式的溯回追问。例如，在2018年假疫苗事件中，有些自媒体不仅提到了此次的疫苗和2016年的疫苗，还追溯到了瘦肉精、地沟油、药品不合格等等一系列发生过与大家生活相关的公共卫生事件，不断戳中大众的伤痛之处。自媒体平台参与人数众多，在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中每一个人对于事故的追责和原因都不会停止，同时因为此类问题的受众群体广，每个人都会将问题归位到自身上，认为此类问题不查明原因并解决会波及自身，大众的恐慌心理可想而知。
2我国公共卫生安全事件舆论引导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近十年，舆论引导的环境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信息时代的发展，给政府反映的时间愈加短暂。从“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大家每天清晨从报纸上获取信息到“2018年假疫苗事件”大家通过手机信息不断刷新最新信息的变化可以发现现在传统的纸媒不再占据舆论的绝对主导权，而自媒体的产生更是给了大家对于事件讨论、评价的平台，更是对政府整合信息，分析事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在现阶段国情，我国公共安全事件频发，公共政府仍更多沿用之前的处理问题方式，致使在公共安全事件中的发言权和公信力不再处于优势地位，舆论引导过程中政府容易陷入“塔西佗陷阱”。纵观现如今的舆论局面，在网络舆情已经成为大家不可避免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同时，我国对于各类的安全事件的处理，特别是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中，虽然在2003年之后国家相继颁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在疫情传播、传染病等等方面应急处理速度有所进步，但是更多着重于事故本身的应急、调查处理等等，而对事故发生时的舆论环境及演变的事态发展、次生舆论情况都较为忽视，致使虽然政府已经快速展开应急的步骤但是舆论环境对其并不友好，网络上的舆情变化非常快，却没有积极主动地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并且，在舆论引导的过程中缺乏和网络舆情需要的信息，特别是在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中没有积极的响应和关怀，导致在舆论引导时步骤机械化，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追根溯源，这些问题都是在应急管理中，忽视了舆论引导的重要性。
2．1舆论引导被动，信息公开延迟不到位
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发生之后，很容易被公众所关注，而现阶段在处理事件时仍是被动地进行舆论的引导，缺乏积极面对事件的态度。如今，自媒体不断地普及，对于政府面对突发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时的反应速度要求越来越高，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一旦在新媒体平台上引发关注，被动参与舆论引导之后导致政府不断地深陷“塔西佗陷阱”。如今，政府的官方微博和公众号等等已经不断在建立，但是在面对事件时仍会抱有侥幸心理或仍有些“官本位”的爱惜羽毛的姿态，认为在大数据的现在有时一些事情从人们眼前划过并不会产生舆论爆点，所以在舆情爆发前，更多的是对信息的删、堵、掩盖此类欲盖弥彰的行为，缺乏了舆情的检测、信息的回馈和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发生时的阐述和信息公开，舆论引爆再弥补，就造成了一次又一次地被动对于事件进行解释引导的现在。在新的网络舆论阵地，很容易先入为主，一旦丧失了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就很难以再取信于民。
2．2舆论引导机械，不善于反馈更新解惑
在非典事件之后，我国开始意识到了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影响力巨大，所以制定了一系列条例、预案对于突发性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有一个前期的准备。但是，在这十几年中，应对解决事件的速度有所提高，舆论引导的步骤变得极为机械化，事情只报现状不报原因，只重过程不重结果，舆情不断变化爆发时，官方的事情更新也不够及时，群众难以获得自己关切的信息，极易造成态度的偏颇，主观认为事情只是想无限制的拖延，而不是合理地在处理和解决；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事关民生，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信息的空白致使会有很多人被自媒体平台上的谣言所蒙蔽，舆情会更加难以控制。例如芜湖919童馨幼儿园事件中，幼儿园提供的大米生虫、米醋过期变质，在第二天芜湖政府在新闻平台上给出了立案调查、进行幼儿体检、幼儿入园等一系列举措；但是在芜湖多家自媒体平台上没有同步更新人们所关心的调查过程和详细报告，只有＠今日芜湖有详细的跟踪调查各家幼儿园的食品安全状况，但是未能引起关注，致使很多人认为此事不了了之或轻信认为“官官相护”，无人关心儿童健康，更有许多人相信了小朋友因食用了这种大米患癌症等谣言，最终的处理结果也是鲜少有人问津。
2．3舆论引导僵硬，缺乏专业素养和关怀
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能否做到“以人为本”的精神，是掌握舆论的重要举措，而目前的情况是政府缺乏应急处理的专业性人才，尤其是在应对自媒体平台和现今直播的会上，这些需要根据不断变化的舆情做出相应作答的岗位更需要专业的培训才能够应对。现在很多官微缺乏专业的素质，在突发性卫生事件发生时避开关键信息，转发其他无关紧要新闻转移视线，造成民众意见纷纷，舆情难以控制；在回应事情相关信息时，用词生硬、官方、不贴合事件等套话来应付公众，引起公众的反感，如果政府在开始的通报中，减少官本位话语、增多民本位话语，从民众关心角度去报道事件，及时公布最新结果，同时自我检讨并表示加大监管力度，力争与网民产生情感共鸣，获取网民信任，如此也许能控制舆情，不会造成愈演愈烈的舆情事件；同时在现今的应急管理之中，小组都是临时成立的，会上确实专业的人员进行汇报和交流，极易出现问题交代不明确，责任越位和缺位的现象，使得会开完公众再次失望，舆情又展开新一轮的爆发。
3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舆论引导对策
3．1确立主体责任范围，培养主体责任意识
政府应该承担起事件中的舆论引导和处理事件的责任，政府在处理事件和舆论时候应该遵从相应的原则：将公众利益摆在第一位，在事件处理中，如果一直抱有不负责任企图用欺瞒、压制的手法来应对事件，这不仅对人民的不负责任，同时也为舆论的引导带来了更大的困难。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面前，这种做法虽然能暂时的延缓事件的爆发，但是一旦到了无法隐瞒的程度，就会给舆论的引导带来巨大的难度。政府应在自媒体的网络重建政府权威和公信力，对于突发的事件时间要有正确的舆论态度，掌握舆论的信息传播和扩散的规律，做好信息的传播者和扩散者，只有这样才能够在自媒体的复杂环境中采取有依据的引导措施，同时也能够更好的承担起管理的职责，树立其公信力。面对公共卫生事件，依法对民众公开相关信息，提升政府的公信力，缓解民众的不良情绪，事件发生时也应该通过平台信息满足公众对于信息的需求，减少不良谣言的产生，从而引导舆论的方向，控制负面言论的进一步传播。
3．2协调主体合作能力，形成有效舆论机制
政府需善于与媒体协调，加强合作，提高利用自媒体的能力，在如今，媒体的形式日新月异，媒体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信息时代政府要转变传统的媒体观念，遵从尊重、主动、适度等原则，使得媒体与政府之间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使其在事件发生时能够对舆论的引导发挥重要的作用。在意识形态中，主流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引导者社会舆论，政府应尊重群众意见和遵循舆论规律的基础上引导群众，使其在整个社会意识中占据主导地位。李普曼著名的“成见”理论中认为人们已经形成的认知，将会影响人们的意见、态度和对事物的看法。如今，通过个人的信息非常容易形成所谓的成见，如若缺乏意识形态的制约，政府就很容易失去对舆论的引导力。政府也可以通过自媒体平台可以符合社会主流意识和当今公民素质的事例，既能够合理地应用新型媒体又能够加强舆论的建设。这样便可以使得政府、媒体、公民有效地合作，形成在事件发生时，能够正确引导舆论的机制。
网络舆情中误读中国
近来有媒体提起一个意味深长的话题“网络舆情并不完全等同现实民意”。这个判断触及了人们常有的一个认知误区，即容易放大网络舆情，把网络舆情当成全部民意，从而对中国社会作出有很大误差的判断。
生活在网络世界的人，容易把网络声音当成“多数民意”，这是环境所形成的幻觉。人们习惯把自己生活的环境当成整个世界，通过刷微博获取信息，在论坛中与人交流，很容易就把新媒体和社交平台这些虚拟平台想象成中国的舆论场，以为它们代表着中国的“多数民意”了。因为微博上负面情绪比较集中，就误以为中国的基调就是负面的；网络上坏消息处处可见，就以为社会处处都是坏消息；微博上整天群情激愤、充斥着浓烈的仇富仇官情绪，就以为这个社会已经分裂和混乱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这是典型的环境造成的错觉。中国有10多亿人，上网的人毕竟不是多数，而且，多数上网的人其实也并不发言，因此网络舆情的代表性是很有限的。
由于网络传播的特点，极端声音更易得到传播，温和理性的声音反而被淹没；极端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情绪化声音更易得到传播，建设性的声音反而成为沉默的螺旋；对抗性的声音和对立性的观点得到最大程度的呈现，沟通性的声音反被弱化；负面的声音集中呈现，正面的声音只是虚弱地存在。因为网络舆论场的过于亢奋和强势，非常容易形成主导性的舆论。别在被放大的网络舆情中误读中国，这对于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非常关键。 （曹林/《中国青年报》）
新闻业投入
移动大潮的五点建议
1、主动拥抱移动潮流――不要坐等实现盈利。
2、通过移动扩大接触。移动让用户更便捷、更频繁地来接触媒体，是给新闻媒体打开了又一扇窗，而不是关上一扇门。媒体公司在艰难地寻找盈利之路，但还是要先积累用户。
3、不妨考虑做APP，特别是手机上的APP。移动上网时，用户在各种APP上所花费的时间超过了八成，而页面浏览不足两成。消费者对功能具体的APP更感兴趣，而不是品牌门户网站。新闻业应考虑开发多个APP，适应不同需求。
4、必须提供适应不同平台特点的内容。移动设计中普遍采用了“自动调适（responsive）”功能，即相同的内容会根据移动端屏幕尺寸自动进行调整，与之适应。这给新闻机构提了个醒，别把相同的内容一成不变地放在不同设备上。应用与内容都要与用户使用需求相吻合。
5、本地新闻出版部门要帮助本地零售商。本地零售商所面临的挑战给本地新闻出版者带来了机遇。后者熟知本地消费者的习惯，是否可以推出价格比较机制、本地商品打折或其他服务？这样做也可以防止受众弃新闻出版者而去，转投其他非新闻部门。（《人民网研究院》）
传统媒体危机源于自身
近年来，“自媒体”如雨后春笋，再次向传统媒体发起冲击，“纸媒必死”的观点继续强化。
这不是传统媒体第一次遇到挑战，PC时代除了门户网站外，过去曾风光一时的电子杂志、博客已经沉寂，微博、APP、微信等成为新宠。因此，有人认为自媒体时代来临。但是，这只是新媒体技术与平台的改变。事实上，技术和平台的变革，并不能改变“内容为王”的原则。
中国传统媒体遭遇的挑战并不主要是新媒体，首先，传统媒体经营面临的冲击一部分来自宏观经济变化，企业盈利减少影响了广告投入；传统媒体也不是一个高度竞争性的行业，自身能力与水平较低，放大了新媒体的冲击；而新媒体对一些纸媒的冲击除了受众争夺之外，大量成熟媒体人流失到互联网行业，造成传统媒体从业者的素质降低，无法积累人才；另外，部分传统记者过度依赖网络提供信息，也让他们所在的传统媒体失去话题设置的权力与能力，影响内容品质。
（张立伟/《21世纪经济报道》）
改进文风改什么
首先，要改“文”。改进文风，顾名思义，必须改进讲话和写文，从开会、讲话、文件和新闻报道的文风抓起。就是要针对“长、空、假”的不良文风，认真落实“短、实、新”的要求。
其次，要改“人”。说话、写文都是人来做的，改进文风离不开人自身的改造。2010年，人民日报和人民网联合推出“改进文风”的调查。在“你认为文风不正主要原因是什么”的调查中，选择“腹中无物，只有照搬照抄”和“追求平稳，回避真话实话”的都超过了1/3。而在“改进文风的关键是什么”的调查中，认为应“领导带头，形成良好风气”的占43.8%。这说明，改文风，更重要的是改变人，尤其是当领导的要带头改变。
摘 要：微博问政正成为草根网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新途径。微博问政搭建起“政府—公民”互动沟通新渠道，培养了公众积极参与社会管理的现代公民精神，敦促政府不断与时俱进，转变社会管理理念，对提升社会管理中的公民参与具有积极影响。微博问政也折射出当前中国社会管理中的不足。针对存在问题，要转变政府职能，在社会管理创新与完善微博问政良性互动中扩大公众参与，实行政府信息公开，构建政府与公众的互信，引导网络舆情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微博问政；社会管理；公众参与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2）06-0082-03
一、微博问政成为草根网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新途径
微博，即微博客（MicroBlog）的简称，是一个基于用户关系的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平台，用户可以通过WEB、WAP以及各种客户端组建个人社区，以140字左右的文字更新信息，并实现即时分享。2009年底，微博这一“自媒体”开始被引入中国，到2011年呈井喷状发展。截至2011年12月，只用了短短两年时间，用户就由6311万增长到2.5亿，每日的信息量已近2亿条。基于微博高效便捷的信息传播，及时公开的双向沟通等特性，微博迅猛发展，个体网民的话语权得到放大，广大网民在社会事务上热心参与，网民的问政信息通过微博实时化、碎片化、关系链式传播产生巨大社会影响，于是微博问政俨然成为当下最主要的问政渠道。所谓“微博问政”，是指各级党委、政府以及领导干部通过微博与网民交流，收集民意、汇集民智，进而对民意作出回应的过程。
微博的出现，开启了“人人都能发声，人人都可能被关注”的时代。微博碎片式的信息，看似不起眼，但通过一键式的“转发+评论”的方式，在关注者手中不断被转发，其能量也在一次次的评论转发中不断集聚，最终会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的《中国社会舆情应对能力评估分析报告》中指出，微博作为传播新渠道，在舆论应对中体现出一定影响力，正在成为企业和个人信息的有效渠道。微博中碎片化的文本私语化强，民意表达更加自由与多元，它打破了传统媒体对舆论的控制，是一个人人可及的交往平台，很容易成为舆论形成、、传播的热门领域，成为草根网民参与社会事务的问政途径。从郭美美事件到动车事件，再到高晓松醉驾案、药家鑫案，乃至近来的李双江之子无照驾车打人，一系列重大的公共舆论事件，都是在微博上首先被曝光，继而引起全国、全民关注的。而从普通网民提供信息，公安部门、媒体多方联动，以至解救乞讨儿童引发的微博打拐潮，在微博上平息抢盐风波，也反映出微博已经在发挥积极的问政作用。
二、微博问政对提升社会管理中的公众参与的积极影响
微博问政搭建起“政府—公民”互动沟通新渠道，有效保障公民对社会事务管理的参与权，提升了民众政治参与的能力，培育了现代公民精神。以往公众自由表达意见、参与问政的传统渠道有限，且障碍很多。微博的出现为公众参与社会事务管理提供了一个同政府对话的平台，不同利益诉求的民众集聚在微博中，对政府的政策制定、社会公共问题表达自己的观点建议。大量政务微博和政府官员微博开通了“政府—公民”互动的渠道。政府在进行科学决策的过程中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让公众与政府直接双向沟通，这就排除了传统问政渠道中的信息传递的障碍和失真问题，使公民能够更为直接有效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代议制民主下，民众只有选举代表的权利，但对涉及他们自身重大利益的事务没有参与讨论决策的权利，这种通过代表参政的间接民主，不能保障普通民众对社会管理的参与权。微博的出现为民众的政治表达提供了最直接、最及时、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政治参与渠道。在微博中，公众可以自由表达，可以延伸自己的话语权，公众参与权得到有力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微博问政契合了“广场政治”的某些要素，它增强了公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兴趣，提高了民众政治参与的能力，同时，也培养了公众的自立性，增强了公众的民主意识，进而塑造了积极的公民精神，促进了公民社会的构建。
微博问政将敦促政府不断与时俱进，转变社会管理理念。微博问政的出现给政府创新执政方式带来了挑战，正在考验政府的执政智慧。网络化时代，信息的传递速度惊人，体现在微博上更是如此。面对微博信息的迅速传播及其能量的不断聚合，面对由此形成的舆论风暴，政府需要与时俱进，转变观念。如果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步伐，惧怕网络，一味用“封、盖、堵”的方法压制公众自由表达权，最终民意将会爆发，酿成公共事件。微博问政敦促政府积极转变传统思维模式，顺应网络时代的变化，要求政府主动融入与公众的直接互动。微博这一新载体的出现，将有力推动政府更新社会管理理念，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大量政务微博的开通，涵盖了政府职能的各个方面，通过微博这一载体，政府行政将会向社会开放。政府可以运用政务微博把握网络舆论动态，了解公众诉求，解答公众疑问，督促相关部门及时解决社会问题，微博问政具有民主性，对于实现决策科学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微博问政折射出当前中国社会管理中的不足
政府信息公开渠道不畅通。由于网络的匿名性、交互性和开放性，微博是一把双刃剑，在对社会管理起到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成为某些不负责任的网民宣泄个人情绪、煽动社会对立情绪的工具，成为一系列微博谣言蔓延的场所。在微博谣言事件中，政府往往不能在第一时间公布权威准确消息，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遏制流言传播，这暴露出政府信息公开不足的软肋。有些政府机构随大流开通了政务微博，但长期“打酱油”不使用，没有及时维护和更新，甚至只留下了一段开场白就没有下文，根本谈不上对群众的建议和意见进行有效回应。
政府与公众间缺乏有效沟通渠道，公信力缺失。长期以来，公众反映利益诉求的渠道有限且存在障碍。传统的沟通渠道如，公众参与成本高昂，困难重重。在中国制度化障碍下，很难将普通民众最直接的呼声传递到上层，以致现在公众俨然将网络当成了救命稻草，有“上访不如上网，上网不如发微博”之说。在公众热衷微博问政的今天，民众对政府仍有不信任感，其原因在于当政者往往不能正确面对民众利益表达和质询，一有风吹草动，就以维护社会稳定作为借口，封锁消息，采取关闭论坛、删贴等不正当方式，剥夺公众的知情权。网络是公众情感的宣泄窗口，如果一味用传统的维稳观点去应对“全民围观”的微博时代，那么最终会丧失政府的立身之本。提升地方政府公信力，让民众重拾信心，这是合法执政、依法行政的基础，对此政府必须有所作为。
部分官员在思想行为上还未适应网络虚拟社会的发展。目前，部分政府官员还不适应网络时展带来的执政方式和理念上的变化，对于网络有一种惧怕的心理，害怕网络上曝光负面新闻。网络特别是微博的出现，已把我们带入了“人人都是记者”的时代，政府及其官员的一言一行都在公众的监督之下。不敢将自己放在公众的眼球底下接受审视，采取老一套办法遮掩问题和错误，强行压制公众知情权，必会导致事态恶化，甚至酿成。有些官员对网络缺乏研究，不会运用微博这一新兴“自媒体”，更谈不上以微博为工具，服务社会和公众，他们跟不上时展。 引导网络舆情的良性发展机制不健全。网络舆情是民众通过互联网对政府管理以及现实社会中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政治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的总和。目前，我国对虚拟网络社会的管理还处在粗放式阶段，管理水平不高，政府网络执政能力不强，引导舆情的良性发展机制也不健全。有些事件原本是小事，但由于管理缺失、引导不及时，因而不能控制微博的传播放大，产生裂变效应，最终形成舆论风波，变得不可收拾。这些由网络引发的舆论事件，无不在考验我国政府及官员引导网络舆情健康良性发展的执政能力。
四、在社会管理创新与完善微博问政良性互动中扩大公众参与
形成政府信息公开机制。一是设立官方认证的政务微博。政府要开通政务微博，以专业化的团队进行微博运营和管理；要运用好这一崭新平台，及时准确权威政务信息，第一时间引导舆论走向，遏制谣言，保障公众知情权，保障政务公开、透明，保障与民众双向沟通。二是构建舆情一体化信息体系。政府应重视微博这一新兴的“政府——公众”间对话平台，同时也要重视其他传统媒体的作用，构建微博与其他媒体相互协调配合的舆情一体化信息体系。
构建政府与公众的互信。一是改变以往“单边”行动，向“双向”互动转变。要改变过去忽视广大公众的利益诉求，由政府单边决策的做法，通过微博问政的方式，让更多的公众参与到政策的制定中来，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广泛听取民意。二是政府要以开放的态度，公开信息，接受民众监督。由于网络时代的来临，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方式受到了公众前所未有的关注，政府公信力要建立在政务信息的透明基础上，政府应以此为契机，以开放的态度，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接受公众监督。三是以民众利益诉求为出发点，多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政府应该以民众的利益诉求为出发点，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执政为民，多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与人民群众保持良性关系，形成互信。
引导网络舆情的健康发展。社会管理创新中一个重要部分是加强和改善信息网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因此，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要在“政府——公众”微博问政的良性互动中，引导网络舆情的健康发展。一是建立网络舆情监测体系，通过舆情监测体系，及时了解网络舆论动态，掌握网络舆论动向。对于重大的舆情事件，要在第一时间发现苗头，及时处理，将事态发展牢牢控制住。二是主动参与其中，及时准确权威消息。要引导网络舆情的健康发展，政府须主动参与其中，积极同广大网民互动，及时准确权威消息，止谣言于萌芽状态。
转变政府职能，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转变政府职能。微博问政扩大了公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引导政府转变职能，可以有力促进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在微博问政中，公众最为关注的利益诉求直接摆在荧幕前，政府要及时收集、处理、反馈网上民情，解决网民提出的问题。因此，必须扩大公民参与，加强“政府—公民”互动，必须相应强化政府信息功能、公共服务功能和社会协调功能，在体制上实现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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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络宣传；舆情监管；工作思考
0 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网络技术在大多数国家得到迅速普及。在这种强势的信息交流技术的冲击中，网络宣传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改变了人的生产状态、交往空间以及发展条件，也形成了一种新的时代网络环境。人们在经过对网络的新奇、狂热以及迷茫之后，开始重新思考网络宣传和网络舆论本身引起的混乱，本文以此为根据，展开讨论。
1 网络宣传和网络舆情爆发的特点
1.1 可控性和自由性
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传输信息的方式日渐多样化。网络渠道的畅通，使人们之间的交流日渐顺畅。网络给予了人们前所未有的自由，但是，网络也身处在社会中，网络也有自身的游戏规则，并非不受制度、纪律和条例的制约。可见，网络的控制性和自由性是相伴而生的。
1.2 及时性和互动性
网络宣传的最大特点就是实现了信息的交互式宣传。在这种多渠道的途径表达中，人们是大众信息的传播者，信息得以交互式的传播。网络宣传在实现信息海量传播的基础上，还实现了信息的交互式交流，实现了网民和网络之间的互动[1]。
1.3 多元性和丰富性
网络宣传的多元性指的是网络的舆情信息包含社会中的各种问题，再加上传播途径的多元化，实现了社会意识的自由流转。这种多元分散的状态打破了地域的限制，使得不同的文化思想和政治制度得到碰撞。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抵制不良网络宣传带来的问题，是新时代下加强网络舆情信息管理的重大挑战。
1.4 外显性和隐匿性
外显性指的是网络宣传的过程中，使用的不是人的真实信息，在情绪和信息的表达过程中。人们在交往过程中，能够将心中真实的情感表达出来。与外显性相对的是，是网络宣传的隐匿性，人们通过隐匿自己的性别、年龄以及职业，能够起到一定隐匿作用。有人就曾经说过：“在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
2 加强网络宣传和舆情监管工作的必要性
网络舆情的爆发式形成是社会公共事务在一定刺激下形成的。在网络舆情形成后，人们的情绪不断高涨，形成一定量度和强度的网络舆情。网络舆情的爆发式大范围内的人们群众不同意见和观点的碰撞。网络舆情主要是通过网络平台进行传播，网络宣传的上述特点预示着在新时代下加强网络舆情监管具有必要性。
2.1 政府管理机制不健全
世界上没有绝对自由的社会，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通过多样化的渠道进行自我意识的表达，是处于信息社会下人们进行信息表达的主要途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建立了健全的网络舆情信息管理机制，但就目前而言，对于网络等媒体的政府管理机制还是存在着不足。首先，网络媒体的政府管理机制众多，在权限的交叉中，出现了权责不明的情况。同时，地方政府设置的政府网站没有很好地实现舆论引导工作，网站的设置形同虚设。
2.2 网络舆论管理手段落后
就网络宣传的管理手段而言，网络技术的控制指的是利用网络技术保护进行网络信息系统和网站信息资源的管理。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网络舆情的引导要利用防火墙技术和数据加密技术，利用这些正当的技术合理全面而长远地保障网络安全。因为信息技术本身是两面性的东西。新阶段，就网络舆情的监管而言，存在着众多的管理问题，而这些问题存在，是实现网络舆情合理引导的重大障碍[2]。
2.3 网络用户自律性不强
网络宣传在运行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自律监管不周的情况。网络用户的自律是加强网络舆情管理的重要措施，在缺乏执行手段和保障手段的工作中，难以实现有效的自律监管。
比如，网络环境中，敌人自律组织代表着强大的利益集团意志，网络宣传中出现了大量的灌水帖和删帖。为了争取一定的人气和知名度，非法经营网络宣传。个人在进行言论的传播中，没有良好的道德意识规范，使得网络舆论的整体水平不高。
2.4 网络立法不足
信息立法工作在我国一直得到重视，从我国的立法质量和立法内容上可见一斑。但是，现有的网络法律存在着立法层级低和主体缺陷的问题，没有一部基本的网络立法保障网络工程的实施。另外，网络立法还存在和兼容性不强，网络空间是日益开放化的信息化工程，兼容性的缺乏严重阻碍我国网络工程和世界网络的接轨。最后，网络立法在内容上存在着缺陷，如网络知识产权和网络广告行为等问题，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3 加强网络宣传工作和舆情监管工作的对策
舆情是社会的晴雨表。随着网络媒体的高度发展，做好网络舆情的引导工作，能够保证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沟通渠道的顺畅。网络舆情引导的客体是社会公众，主要是指新闻受众。牢牢把握舆情工作的主动权，能够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的稳定。
3.1 建立完善的网络宣传和舆情监管体系
加强网络舆情的监管，首先要对网络舆情进行及时的研究和分析。对网络舆情动态的掌控中，实现舆情信息管理。海量的舆情信息中，通过分析热点和敏感话题，能够有效提升网络舆情的管理与领导能力。“网络舆情监测系统”是利用先进的搜索引擎与信息挖掘技术，通过网页的自动采集与管理、敏感词的过滤，实现相关单位的舆情监督管理。在一系列的分析管理中，确保大众互联网舆论导向的正确性。
3.2 推进网络建设的法制化管理进程
依靠技术手段解决网络技术问题，无法从根本上保证网络的安全。防范技术的加强甚至会引起某些人的猎奇心态，进行网络犯罪。通过借鉴国外的网络建设管理法律，能实现我国网络发展建设的有效推进。首先，加强非法舆论的监控，设置网络警察进行相关内容的监管。在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的同时，明确我国立法的目的，完善相关网络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在制定基本法律的过程中，注意法律的兼容性问题。另外，通过建立配套的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完善基本法律的可操作性，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3]。
3.3 用社会主义思想引导网络舆情建设
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是政治工作开展的重要依据。重视网络信息的宣传工作，是实现现代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网络宣传和舆论工作在不断加强的同时，要和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提升网络宣传教育的战斗力和感召力。首先。构建网络思想的道德教育工作，首先网上和网下的结合，加快政府“声音”的传播，以高度的责任感加强网络舆论工作建设。其次，提升网络的思想工作水平，强化网络建设的思想工作队伍，提升网络宣传和舆论工作者的形象。
4 结语
网络宣传的力量巨大，重视网络宣传和网络舆情的监管，能够全面掌握社情民意。通过对网络宣传和网络舆情的监管，能够有效实现思想工作的宣传。加强网络舆情监管是顺应时展的大趋势。通过严格的网络舆情监管，实现政府和民众的桥梁纽带作用，畅通人们群众的利益诉求渠道，发挥网络舆论对人们的正面影响。
【参考文献】
[1]王来华.论网络舆情与舆情转换的影响[J].社会科学，2010，4（16）：17-19.
在新媒体时代，如何加强网络“舆论池塘”的生态治理，对于正确引导网络舆论，创新社会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地方政府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
舆论“水葫芦”现象的成因
社会矛盾尖锐化。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类社会矛盾错综交织，有的特别尖锐，俗语比喻为“临产阵痛期”。例如，环境破坏、资源短缺、职业道德缺乏、腐败蔓延及贫富差距悬殊等，都是长期积累的社会“顽疾”，这是舆论“水葫芦”生长的种子资源。民众在表达各类诉求与意愿的同时，会在舆论场中寻找共鸣，不断冲击网民的理性思维，从而使个人表达转化为一定范围的群体表达。“水葫芦”现象恶化舆情生态，进一步加深了公众的极端感受和表达焦虑，使得对个别现象、个别案例的关注，变成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讨论。
网民表达情绪化。在恒定的舆论场中，不良情绪一旦泛滥开来，就会左右舆论的基本走向和发展周期。由于社会诉求的表达渠道不畅，导致网络对负面信息的偏好和放大，各类舆情事件在网络发酵蔓延，以极快的速度形成情绪化的主导性意见，从而壅塞舆论场，形成“水葫芦”现象。网民快意群哄的围观心理和不满现实的负面情绪相结合，就会产生强烈的“社会共振”，从而把地区性、局部性和带有某种偶然性的问题变成“暴力围观”的公共话题，把道德失范的个案视为社会的普遍状态。
传播形态复杂化。网络时代改变了传统媒体单向线性的传播形式，互联网高度开放、互联互动、共享共用等特征，使得网上信息呈几何级的速度裂变传播。随着新媒体的兴起，舆论的聚合效应愈发明显。在舆情演变的具体过程中，各种价值理念、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快速无序传播，不仅造成舆论溯源困难，还导致网络事件的变异。从传播形态来看，网络舆论往往呈现出间接相关、不稳定和多向度发展等“水葫芦”特征，常常由小及大、由点及面，从议题本身所涉及的领域迅速向其他领域蔓延，增加了信息传播中的变量因素。
舆情处置简单化。网络在给人们提供海量信息的同时，不免泥沙俱下，公众从庞杂信息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越来越难。当铺天盖地的舆论与情绪相融合，尤其是那些极端、非理性的信息在网络空间快速度、大范围、高强度地扩散，对相关部门来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事件处置是舆情处置之本，相关部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在忙于应对的同时尽显“疲态”，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一套“标本兼治”的处置机制。
舆论“水葫芦”现象的特点
第一，负面信息，传播过度。互联网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传统媒体格局，还削平了传播“门槛”，使信息的变得非常容易。网络时代，信息传播呈现高频、快速、多向等趋势，与此同时，信息的生产、传播、接收和处理，也超过了人们的实际需求和辨析能力。“水葫芦”现象不仅形成单一的、失衡的、传播过度的舆论环境，还带来信息污染和信息障碍等问题，使得受众在面对信息海洋时变得焦虑不安，很难以比较经济的时间成本得到有用的信息，最终导致负面舆论压倒正面舆论，主流声音变成支流。
第二，水军泛滥，易纵。舆情的主体是公众，舆论的质量关键在于公众的理性程度。“水葫芦”现象阻断了正常的互动沟通，加剧了官民对立情绪，还越来越呈现出易纵的特点。不同利益群体雇佣“水军”在网络中操纵“民意”，那些极端、非理性的信息在网络空间快速度、大范围、高强度地扩散，在很多时候是难以辨识出真实民意的。而且，“水葫芦”现象不仅改变了舆论形成和演变的正常轨迹，还恶化了网民观感，导致公众集体性的认知失真、反应过度，甚至催生线下行动。
第三，极端表达，撩拨情绪。目前，我国正处在转型期，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多元化，社会情绪浮躁，网络暴力和网络舆论的异化倾向日益严重。网络为民众宣泄情绪提供了最佳渠道，“水葫芦”现象导致网民中的“群体极化”倾向更加突出，如认为“无官不贪，无商不奸”等。网民在这种群体认同感的裹挟下走向极端，表现出较弱的推理和判断能力，从而在公共言论广场上出现“事实不决定是非，是非不决定立场”的现象，甚至引发“网络暴力”。
第四，焦点多变，传播变异。尽管舆情事件自身性质左右着舆论的讨论范畴和话题热度，但网络舆论的扩散是多层次、多侧面的，公众的参与使得舆论生成点日趋宽泛、呈现出群体极化和网络群哄的趋势。舆论传播过程中的“水葫芦”现象，不仅导致焦点多变议题的衍生，还加速了负面情绪的蔓延，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一呼百应，由多点开花到点面结合，最后形成强烈的社会舆论冲击。
“水葫芦”现象的影响和应对
与传统媒介生态下的舆论监督不同，网络舆论生态因“水葫芦”现象而使地方政府的“公关管控”存在巨大的风险。突发事件因危及到民众切身利益普遍会带来舆论的负面反馈，“水葫芦”现象阻碍地方政府与涉事民众沟通，误导公众对地方政府作出不合作乃至对抗性的解读，给社会管理带来极大的困扰。
舆论“水葫芦”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流价值观的主导作用。反映到社会心理层面，就是人们排斥和怀疑正统思想观念和主流意识形态，表现出反传统、反主流、反权威的价值取向，在网络上表现为真善美销声匿迹，假恶丑大行其道，一些有违社会公德的人和事，在网上不仅很少受到抵制，反而受到追捧。
关键词：自媒体时代；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影响；应对策略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艺术类专业人才培养中占有重要地位。同志在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会议强调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推动思想政治工作的时代感和吸引力。自媒体时代的到来给传统的学习方式带来了冲击和挑战，而大学生作为自媒体时代的主要参与者，其学习途径较传统学习方式更为多样，尤其对于艺术类大学生而言，群体影响更为深刻。笔者通过分析艺术类大学生思想的特殊性，梳理分析自媒体时代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可以为我们找出应对策略提供思考的方向，给教育工作者们提供一定的启发。
1艺术类大学生思想的特殊性
1.1专业突出，文化素养较低艺术类学生大多从小学习各项艺术专业，同时绝大部分课余时间均被专业技能的训练所占用，虽有艺术特长但普遍不重视文化素质培养，知识面相对狭窄；另有部分学生因文化课成绩不理想，为跨过高考的“独木桥”半路转学艺术。由于文化课素养的不足，文化基础较为薄弱，此类学生往往更重视专业课程而相对轻视其他文化课程的学习，尤其对于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等方面的课程，更加不感兴趣。
1.2个性突出，集体观念缺乏一方面，艺术专业的特性要求艺术类大学生张扬个性，他们不愿受制度观念的束缚，多追求特立独行，有较大的随意性，集体观念较差。另一方面，由于艺术类大学生有别于其他学生的高考选拔模式，艺术类学生多数表现为做事圆滑、爱耍小聪明、重视感情，这导致学生仅关注感兴趣的事物，对思想政治教育一类课程则漠不关心。
1.3思想活跃，理想信念淡薄由于专业的特殊性，艺术类大学生创造性思维普遍活跃，具有较为丰富的想象力。同时，艺术类学生经常参加社会实践或商业演出，有较多的机会去接触社会，感受过社会竞争的激烈以及金钱的诱惑，易受社会上不良风气的影响，从而导致生活现实化、看问题主观化、理想信念淡化。
1.4追求新颖，易受新事物影响在当前的自媒体环境下，各类智能手机、网络游戏、交友软件、软件客户端等“抢夺”了绝大部分学生，网络中纷繁复杂的垃圾信息和消极舆论，给一味追求新颖的艺术类大学生的健康成长造成不利影响。
2自媒体对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2.1自媒体给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机遇2.1.1学习途径的开放性，提高了艺术类大学生综合素质面对面的填鸭式课堂教学在传统思想教育中占据主导地位，在此教学模式下学生对于知识或信息的获取选择性相对较低。艺术类大学生个性突出，文化基础相对较差，对思想政治教育类课程更是不感兴趣，长期处于被动接受的学习状态，不仅严重打击了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还极大地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进而影响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和提升。而自媒体作为一种零准入门槛的媒体，为艺术类学生提供了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更宽松、更自由的学习交流环境，能让学生针对自身的情况进行有选择的、有效的学习，在遇到不同的价值理念和价值形式时，可以通过论坛交流、辩论等多种方式展开积极主动的思想交流，在交流中转变自我意识，从而形成更加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同时，网络上的互相激励、查漏补缺，有利于学生弥补自身不足，提高综合素质。
2.1.2沟通渠道的多元化，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艺术类大学生较其他学生个性张扬，乐于表达自我，喜欢通过自媒体关于自身的大事小情和与外界联系，因此，通过自媒体互动，让老师尤其是思想教育工作者更容易了解学生的思想动向，并进行及时的鼓励、支持、引导和帮助。同时，借助手机短信、博客、论坛等自媒体虚拟互动，能够减少艺术类大学生的思想顾虑和心理负担，更容易敞开心扉说实话，自由发表意见、观点，有利于思想教育工作者了解当前学生的真实想法，因材施教地制定教学方案，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成效。
2.1.3虚拟与现实互补性，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和内容艺术类大学生追求新颖，排斥刻板化教条化的教学模式，而丰富的网络信息资源为开展形式多样、图文并茂、音视一体的教学方式提供了内容支撑，给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利用自媒体互动虚拟化的特征让学生更平等更自由地畅谈自己的观点，实现教学的实时解答互动和反馈；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利用自媒体将文字、声音、图像等多种形式结合为一体，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具直观性和形象性，让学生有身临其境之感，从而激发和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2.2自媒体给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挑战
2.2.1信息交流的开放性，削弱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和效果传统的课堂教学是学生获得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渠道。课堂的面对面教学，有利于政府、高校等主体控制着信息传播的主导权，保证思想教育工作的实效性。艺术类大学生较其他学生更易受新事物的影响，而自媒体中纷繁复杂的信息和舆论打破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信息垄断，各种垃圾信息和消极舆论容易使价值观尚未完全形成的艺术类学生逐渐对当下思想政治教育产生质疑甚至心理对抗，理想信念逐步淡化。同时，网络自媒体信息传播的开放和自由，严重威胁政府、高校等主要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地位。学生可以实时通过微信或微博等自媒体表达心中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不满，极大地削弱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
2.2.2传播主体的多元化，降低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权威随着社会的发展，艺术类大学生对新事物的认同感和接受能力越来越强，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自媒体信息的丰富和多样性能迅速抢占艺术类大学生的注意力，而相对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由于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弱、自身知识储备不足、思想观念较为落后等原因，与学生在信息的接受和中处于不对等的劣势地位，无法做到及时有效地与学生进行信息的沟通与交流。同时，学生可以利用自媒体自己“动手”，方便快捷地寻找到自己所需的各类知识，绕过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信息媒介的作用，极大降低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教育主体与教育主导者的权威性。
2.2.3信息传播高速性，加大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难度经过政府、高校自觉过滤删除网络中的各种不良信息和不当言论，在传统的面对面交流模式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通过积极引导，启发学生加强思想道德学习，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帮助学生树立理想信念和社会责任感。艺术类学生对新舆论、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较高于其他学生，更容易受新事物的影响。各种非主流的声音、政治的或社会的谣言，甚至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随着自媒体在网上网下进行流传，流传速度之快之广，无法进行控制，给艺术类大学生群体造成十分消极的影响，加大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难度。
3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对自媒体大发展的对策
3.1紧抓艺术类大学生特点，更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教育理念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活跃，较其他学生易于接受新鲜事物的同时更容易受网上不良信息的影响，对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认清自媒体获取信息的平等性，树立开放的思想政治教育观念和“双主体”的互动理念。一方面要加强自身素质和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要在教育中，善于利用自媒体的开放性和交互性，改变传统教育中“单主体”灌输的教学形式，鼓励学生充分自由地表达自我并在遇到分歧时进行沟通、对话，在增强学生的主体意识的同时，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
3.2抢占自媒体教育阵地，建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自媒体平台随着自媒体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传统媒体、政府机构、社会组织纷纷开设各种自媒体平台（如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等）“抢夺”大学生，而高校作为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阵地，更不应在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自媒体平台上失语。转变教育思路，转移教育阵地，通过建立高校官方自媒体平台，多形式、多角度地与学生进行沟通和交流，有利于对学生进行网络正面教育，逐步缓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因媒介变革而导致话语权丧失的局面，进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3.3健全媒介素养教育体系，加强艺术类大学生的自媒体素养教育艺术类大学生价值观尚未完成，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在自媒体环境汹涌澎湃的信息浪潮的冲击下，对媒介信息的选择和评估的能力不足，在网络世界中进行自媒体素养教育，培养学生的合作共享的理念和强烈的责任意识显得尤为重要。高校要开设媒介素养教育的必修课或选修课，逐步地、分层次地将媒介素养课程纳入到教育体系当中，同时为一线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如辅导员）开展媒介素养理论的培训课程。通过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媒介素养的“同步”提升，形成新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阵地和文化阵地。
3.4加大网络舆情监控机制，降低自媒体不良信息对学生的侵蚀高校网络舆情能直接或间接反映艺术类学生可能关注或正在关注的热点问题，对这些舆情进行监控，能有效引导学生舆论方向，防止混乱状况的发生。高校网络舆情主要产生于或流传在各种自媒体平台（如校园网络、论坛、微博和微信等），因此高校应完善网络舆情监控制度，同时通过加大投入和培训力度，提高校园网络技术人员的专业技能，打造一支高素质的网络监管队伍，对校园网络进行必要的监控，及时避免网络突发事件和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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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媒体；善行河北；现实价值；网络传播
一、“善行河北”主题道德实践活动的提出
燕赵大地自古就有守信重诺、行侠仗义、团结友爱、奋勇争先的传统。历史上著名的一言九鼎、桃园三结义、药王摘匾、毛遂自荐、荆轲刺秦、完璧归赵、负荆请罪等历史典故均出自这里，崇信、重义、尚和、争先的人文精神成为河北精神生活的写照。这些深厚的文化底蕴熏陶了河北人的道德品行，也早已融入河北人的心灵深处。走进现代，在石家庄周围如西柏坡、保定等地又传承演绎出可歌可泣的革命正气。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家飞速发展，社会长足进步，物质文明提升很快，人的精神食粮略显匮乏，一些道德失范现象屡屡出现。公共交往中的见难不助、职业活动中的失信缺信、家庭生活中的孝老敬老问题，引发了人们颇多忧虑。种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失德现象一度让人们担心道德滑坡会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社会的和谐稳定和老百姓的“幸福指数”。
2012年2月24日，在河北省委八届二次全会上，“善行河北”主题道德实践活动正式启动，河北省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角正式吹响。“善行河北”主题道德实践活动实施过程中受到了省委的高度重视，要求全省要扎实开展“善行河北”主题道德实践活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河北落地生根。
何谓“善行河北”？河北省文明委解释了“善行河北”主题道德实践活动名称的涵义：“善”就是引导人们讲道德，大力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和新时代的雷锋精神，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厚德重义的燕赵风骨；“行”就是实践，引导人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平凡事做起。为此，将活动主题拟定为“善行河北”。“善行河北”主题道德实践活动号召每位燕赵儿女，做一个乐于助人的河北人、做一个诚实守信的河北人、做一个孝老敬老的河北人，在社会上树立助人为乐光荣、见难不助可耻，知恩图报光荣、以怨报德可耻，惠民利民光荣、坑民害民可耻，信守承诺光荣、坑蒙拐骗可耻，孝敬长辈光荣、虐待遗弃老人可耻的导向。[1]
其实当代的河北并不缺乏善行，也不缺乏好人，在这片热土上一直活跃着30年来义务赡养孤寡老人的全国助人为乐道德模范林秀贞，50年来先后拿出40万元的积蓄扶贫济困、两次受到主席接见的“雷锋奶奶”谢清洁，还有20多年如一日为170多名孤残老人养老送终的大孝女周汝珍，更有投资建设福利院赡养老军人、建设孤儿村收养社会孤儿，被总书记称赞为“功臣的好女儿，孤儿们的好妈妈”常玉珍。最近，还涌现出了保定公媳接力义务搭鹊桥26年撮合良缘千余对的“超级月老”郑力华，在昌黎火车站英勇救人的“90后最美学警”李博亚，在武安勒住脱缰货车而牺牲的“最美农民工”王俊旺和在邯郸大雨中救人的农民工于利超、银行员工李劲松，等等。正是这些知名和许多尚不为人所知的“身边好人”，体现了河北社会主体的良好形象，代表了社会主流的价值追求，所释放出的道德正能量再一次鼓起人们的道德勇气，延续着我们这个社会向善的希望。开展“善行河北”主题道德实践活动、开展“河北好人”宣传评选活动，围绕“宣传河北好人、帮助河北好人、寻找河北好人、争做河北好人”，广泛宣传各类河北好人的先进事迹，大力推行行善之风，势在必行。
二、新媒体环境对舆情传播的影响
（一）何谓“新媒体环境”
新媒体是近年来蓬勃发展的新事物，美国网络新闻学创始人丹·吉尔默认为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可以称为旧媒体（Old media），以网络为基础的传播媒介称为新媒体（New media）。新媒体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它是以计算机信息技术为支撑平台的媒体形态，依托于数字化、网络化的信息处理技术和通信网络向海量用户群大规模提供交互式信息和娱乐服务以获取经济利益的各种新型传播媒介的总称，如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数字电视、数字电影、移动电视、网络、手机移动媒体等。这种相对于传统媒体所形成的新的大众传播的环境称为新媒体环境。
（二）新媒体环境对舆情传播的影响
新媒体出现后，传统的“点对面”广播式传播方式转变成了“点对点”交互式传播方式，受众由被动变为主动。再加上新媒体较少受地理环境、文化程度、年龄条件的制约，凭借着自身方便、快捷、大众化、互动性、平等性等优势迅速成为人们学习知识、认识世界、传递信息、娱乐身心、拓展人际关系的主阵地。新媒体具有匿名性、自发性、即时性，传播速度块，传播范围广、指向随机性等特点，它对舆情传播带来了深远影响。特别是以QQ、微博、博客为代表的全新网络媒介出现后，改变了只有传统媒体拥有信息和信息传播能力的局面，普通网民不但可以自由地信息，使得信息的传播从原来的单向变成双向。再加上这些新媒体不仅在电脑上，也可以在手机、掌上电脑（例如ipad）等移动设备上使用，使用新媒体的人数大大增加，使用时间大大延长，舆情传播的群体不断壮大。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11年底，我国微博用户数量达到2.5亿，网民人数已经达到4亿，到2015年，中国网民人数将突破7.5亿[2]。在新媒体环境下，网络舆情传播已经形成一种巨大的力量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三、新媒体环境下“善行河北”主题活动的现实价值及网络传播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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