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5 11:38:41
导语：在县域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区别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随着全国各地县域经济改革试点工作轰轰烈烈的开展，县域经济的发展模式问题也日益成为探讨热点。本文深刻分析了国内外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比较了国内四种县域经济发展模式下相近规模典型县市的发展历程，对江西丰城市县域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出丰城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关键词：县域经济模式 内生性发展 创新
江西丰城市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
近年来，丰城市工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产业集聚效应逐步呈现，基本形成了一园二区六基地的新兴产业格局，丰城也因此一举步入了全国百强县行列，但其排名仅位列97位，各项经济指标与其它的百强县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丰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和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均远落后于全国百强县平均水平；同时，丰城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17625元，而全国百强县平均值为64070元，丰城仅为全国百强县平均水平的27.5%。由此可见，丰城与发达地区县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要缩短差距，必须更好地学习典型县市的良好经验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
典型县市发展经验分析
（一）丰城与规模相当城市的比较分析
笔者特意选取了七年前与丰城经济规模相当，五年之后GDP翻番（且GDP达500亿以上）的四个县级城市进行比较，并且选择最具有代表性的四个县域经济模式下不同省份的县市。四个参照县域城市研究的时间跨度统一为2004年至2009年或2010年，起始年份的GDP都集中在230-250亿元的区间，至2009年（或2010年）时GDP都达到500亿元（及以上）。
通过表2可以看出，丰城市的现状与四个县市2004年的状况颇为相似。丰城的第一产业的比重远远大于其它几个县域，甚至是个别县市的两倍或三倍；第三产业比重均比其它县市较低；丰城目前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远远低于其它县市当年的水平；且丰城目前的地方财政收入远远大于其它县市的当年水平。
（二）以乡镇企业为特征的苏南模式——丹阳市的发展经验
江苏县域经济规模大，百强县大而强，全国十强县中占有7席，特点是“集体经济+规模经营+资本市场”，区域统筹条件比较突出；是以混合型经济为主体，以规模经济和外向型经济为支撑，以鲜明特色和优势产业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模式。其基本特征主要表现为：一是集体所有制为基础和主体；二是以乡镇经济为主导，对企业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三是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为主；四是以市场为导向，在经营方式上高度参与市场竞争；五是工业化进程迅速推进，并形成了以制造业为主体的产业格局（储东涛，2010）。
江苏省丹阳市是苏南模式中的典型县域城市，位于江苏省南部，地处长江三角洲、上海经济圈腹地，属苏南经济板块。丹阳产业特色鲜明，是一座现代化工贸城市，眼镜、五金工具、汽车零部件、木业、医疗器械等产业规模较大，是“中国眼镜生产基地”，亚洲最大的铝箔、钻头、人造板制造基地。
（三）以开放型经济为特征的广东模式——增城市的发展经验
广东的区域经济发展有其独具特色的模式，数量少，但总体实力雄厚，特点是“三资企业+专业集镇+外贸出口”，是以集体经济转制形成民营经济为主要特征，通过“三资企业”、依托外源型经济发展而带动县域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广东模式的典型特征是借助地理优势和率先开放的政策优势，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和民营经济，并大力推进两头在外的专业化生产方式。其典型特征突出表现在：一是专业镇成为县域经济的生力军；二是民营经济成为县域经济的主导经济，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和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经济支柱（罗必良，2008）。
广东省增城市属于广东开放型经济的典型县市，其位于珠江三角洲东北部、广州市区东部。增城市与丰城市有一个重要的相似点即同属于省会城市的卫星城市。增城市坚决打好“广州牌”，融入珠三角，积极探索都市圈卫星城的科学发展模式。将整个城市划分为南中北三个经济圈形成三大主体功能区，南部定位为重点开发的新型工业集聚区、中部定位为优化开发的生活安居与文化产业区、北部定位为限制工业开发的都市型农业和生态旅游休闲区，南中北三大主体功能区互补互动、协调发展。
（四）以民营经济为特征的浙江模式——余姚市的发展经验
浙江县域经济人口规模小，百强县相对富裕程度高、差别小，特点是“民营经济+产业集群+专业市场”，城乡统筹条件比较突出。浙江模式的典型特征是始终把握市场需求，县域经济率先实现了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轨。浙江通过专业化的民营经济、市场经济和块状经济带动了整个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是民营经济得到高度的发展。二是建立了发达的专业市场和遍布全国、走向世界的市场营销网络。三是区域产业发展从多样化转向特色化，区域特色块状经济成为县域经济增长的支柱。
浙江省余姚市位于浙江省东部，宁波市境西北部，改革开放以来，余姚一直跻身于全国经济综合实力百强县市之列。余姚的工业门类齐全，基础较为扎实，有“塑料王国、模具之乡”之称。
（五）以产业化发展为特征的山东模式——胶南市的发展经验
山东县域经济单位众多，差异性大，百强县突出性不足，特点是“政府主导+经济协作+多种模式”，区域经济协作比较突出。山东模式，即一方面依托毗邻日韩的区域优势实施对外开放，另一方面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其突出特征在于：一是加速培育了一批规模大、科技含量高、市场开拓能力强的龙头企业。二是积极引导龙头企业向优势产业和优势产品区集中。三是积极探索利益联结机制，创新经营机制，增强带动农户的能力（乐菲菲等，2011）。
山东省胶南市是国家最早批准的沿海开放城市之一，是青岛市的卫星城市。2003年胶南市委市政府提出了突破县域经济发展框架模式，融入大青岛、建设新胶南的目标，主动承接大青岛的辐射带动。
（六）典型县域经济发展经验启示
1.转变思想观念与所有制结构。凡是发展比较成功的县域，其管理者的观念转变和体制转变都是比较明显和突出的。从政府角度来看，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政府不去包揽经济活动的一切内容，经济活动的活力不在政府，而在于这个县域范围内，是不是有无数的经营主体、无数的具有创造精神的企业家。
2.积极推动县域“三化”建设。发达县（市）的发展经验表明，积极推动县域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三化”并举，是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工农差距的有效途径，而其中的核心是工业化。
3.借助招商引资和地方民营企业发展县域经济。经济实力较强的县（市）大都是通过同县域内外的经济联合与协作，加快了各种生产要素在县域内的集聚，促进了县域经济超常规跨越式发展。
4.依靠区域特色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特色经济的发展是经济百强县（市）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湾地区的特色产业发展较为迅猛。这些县域的产业基本形成“1+N”或“2+N”的布局，特色经济的专业化、规模化和品牌化程度都较高（张茹，2005）。
江西丰城市县域经济发展模式选择
各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各有特色，既发挥了原有产业的优势，也沿续了原有的体制优势，更加上了各地特色定位和专业集群发展。丰城的现状与各发达地区2003年左右的情况相似，不仅需要学习先行者们的良好做法和经验，更是要区别于其它地区定位而进行特色发展，实行赶超战略，实现弯道超越。
丰城在现有的基础上完全有可能走出自己的发展特色和发展模式，既要经济快速稳步提升，也要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既要以市场为基础，也要以政府为主导，既要快速发展，也要可持续发展。因此，笔者尝试提出丰城的发展模式： “政府引导+特色经济+内生发展”，依靠政府引导下的产业定位和产业政策引导，以招商引资的外地企业与本土特色的乡土企业为主体，大力发展与周边城市（如南昌）错位竞争的特色产业，走新型工业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内生性发展道路（宋效中等，2010）。
县域经济要实现弯道超越，就必须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必须走内生性发展道路。内生性发展道路就是立足现状，以市场为导向，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更加注重资源配置能力和竞争优势，更加注重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更加注重空间布局和城乡统筹，更加注重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更加注重民生幸福，更加注重政府职能转变，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和抗风险能力，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道路。经济学中的内生增长理论强调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而是经济体系的内生动力作用的结果，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加快发展从而走向繁荣富强，决定性的因素是内生动力。内生性发展道路具有自主性、可持续性和抗风险能力，实现异军突起，发展强劲和弯道超车。
参考文献：
1.江西省丰城市统计局.2009，2010年丰城统计年鉴
2.储东涛.长三角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及路径创新[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
3.罗必良.增城模式：县域经济发展的典型经验[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4.乐菲菲，朱孔来，马宗国.山东县域经济的八种典型模式[J].宏观经济管理，2011（7）
5.张茹.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江苏省个案[J].改革，2005（9）
我国城镇化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始于1990中后期，投资和产业在城镇的集中、基础设施的建设等，直接带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城镇化拉动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已毋庸置疑。同时，城市的规模效益一直是研究者讨论的重要内容，颇有分歧，认为大城市的规模效益优于小城镇，大力发展大城市是中国经济的重要增长点;但也认为小城市和镇在地方经济中有重要作用，是提供地方市场、繁荣农村经济、活跃城乡经济活动的集散地和纽带，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重要环节，并可能成为新兴城市群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全国城市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县域城镇化占有重要地位，从全国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看，2000年全国县域城镇人口为20 920 62万人，占全国城镇人口的45. 60% , 2010年全国县域城镇人口为30 288 12万人，占全国城镇人口的45. 21%,在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向大城市情况下，10年问县域城镇人口相对数量仅仅下降了0 39%，绝对数量却增加了9 367. 5万人，由此可见，县域城镇化有着白己的魅力和独特性，是全国城镇化的重要基础，也是全国城镇化进一步升级的推动力量。加快县域城镇化进程是稳定农业基础和增加农民收入的迫切需求，是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必然。
鉴于县域经济和县域城镇化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有关县域城镇化的研究成果日渐丰富。已有研究基本上围绕2条主要线路:一是县域城镇化的区域差异、综合测评及其动力机制，并对县域城镇化类型进行了划分，突出了区域性，这无疑对指导县域城镇化发展有着积极作用，但在县域城镇化的度量上明显不足;二是县域城镇化与县域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认为县域城镇化与县域经济的发展是互动过程，县域经济增长可以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又可以带动县域经济增长，这与一般意义上研究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所得结论没有区别，缺乏“量”的讨论，结论不够独特。本文也将主要围绕上述方向展开，所不同的是，本文依据翔实的普查数据站在县域白身的角度，从“量”的角度评述县域城镇化水平并探讨其与经济发展互动作用力的大小，以期得出符合县域实际并具有典型意义的结论。
观察图1一图4，仅从散点数据看，河北省县域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及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呈线性关系，这与众多的研究成果不吻合。为了从整体上衡量河北省县域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选择2000-2010年的时问序列数据来考察城镇化与县域产业结构及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
1 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影响
以县域城镇化率(%, Y)为因变量，以非农产业的比例(%,Xy、人均G DP(元，Xz)为白变量测算经济发展对城镇化的贡献。首先进行相关系数的测算，县域城镇化率(Y)与非农产业比例(X })、人均GDP( Xz)Pear son相关系数在a of的水平上分别为0. 933,0. 961，呈显著相关，说明选择影响因了有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通过SPSS做多元回归，其中R为0. 972, RZ为0 945，调整Rz为0 929, D- W检验为1. 366，回归效果良好，方程如下:
Y=一9. 201+ 0. 349X ,+0. 645X}
回归方程显示，产业结构的变化和经济增长对河北省县域城镇化均有积极影响，但人均GDP较非农产业结构变化对城镇化的影响大。人均G DP每增长1%可以引起县域城镇化率提高0 645%，非农产业比例每提高1%可引起县域城镇化率提高0 349%。可见，随着非农产业的发展和人均GDP的提高，县域城镇化水平越来越高。它们之问的基本逻辑应该是互动的，即非农产业的发展导致人均G DP的提高，而人均G DP的提高又产生了对非农产业需求的增加，从而一起导致城镇化水平越来越高。
2 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作用
在测算河北省县域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及经济增长的作用时，单独分析城镇化和非农产业及城镇化和人均GDP的关系时，发现并不呈线性规律，因此，需要做曲线估计，以判定系数(Rz)为主要依据选择其中的最优模型进行预测分析。分别把非农产业比例、县域人均GDP作为因变量，县域城镇化率作为白变量来估算城镇化对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SPSS1& 0进行曲线估计，发现判定系数( RZ)最大的曲线均是二次曲线，判定系数分别达0 924,0 952，进而，对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如下:
(1)城镇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把非农产业比例作为因变量(Y)、县域城镇化率(X)为白变量来估算城镇化对优化产业结构的影响大小。二次曲线的回归方程为: Y= 35 578+ 4. 25X一3. 326X=
统计检验各项系数为:丫为0. 924，调整丫为0 902, t统计值为2. 689, D- W检验为1. 066，非农产业比例与县域城镇化率的二次曲线方程模拟较好。观察回归方程，其曲线形态为开口向下的抛物线，意味着县域城镇化对产业结构的积极作用体现在一定的区问上，这恰恰证明了回归方程的正确性。道理在于无论分析多大的区域，鉴于农业的基础地位，其非农产业结构总是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超过极限范围是不合常理的;特别对于河北县域而言，农业仍占有重要地位，县域城镇化对非农产业比例的影响必然控制在合理幅度内，但对非农产业质量的影响是没有限制的。
( 2)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理，把人均GDP作为因变量(Y)、县域城镇化率(X)为白变量来估算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程度。二次曲线的回归方程为:
Y= 2. 402一1.475X+ 2. 442X=
其中，Rz为0 952，调整Rz为0 939, t统计值为0 97 6, D- W检验为1. 35 5，方程回归良好，县域城镇化能促进县域经济增长的假设成立。方程的曲线形式是开口向上的抛物线，虽然在曲线的不同点上表现为人均GDP对城镇化率的敏感性有差异(即弹性不同)，但总体上城镇化对提高人均GDP的贡献在曲线上却没有表现出有范围的限制。可见，县域城镇化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但更重要的却是城镇化导致了县域经济的增长。
通过对上述2个回归方程分析，发现河北省县域城镇化对县域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均有积极影响，通过城镇化可以优化县域产业结构、推动经济增长。但是，县域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是呈明显的线性逻辑，关系较为复杂。这与实际情况也吻合，因为城镇化本身不会推动经济发展，而是通过市政建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投资及运营支出以及消费市场的扩大等环节问接地对县域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本文分析了河北省县域城镇化的水平及与县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得出如下结论:
(1)在对县域城镇化的测度上，发现站在全国和区域比较的视野来评价县域城镇化水平比较合理，县域城镇化发展有白己的内在逻辑。2000- 2010年河北省县域城镇化特点表现为起点水平低、发展速度快，2000年河北省县域城镇化远落后于全国及东部地区水平，但10年内河北省县域城镇化速度较J陕，处于全国前列，由于起始水平太低，2010年县域城镇化率仍然低于全国平均值，整体看，河北省县域城镇化是滞后的。
(2)在对县域城镇化与县域经济发展的分析中，既用人均G DP代表经济增长，也引入了非农产业比例代表产业结构优化。通过做散点图，发现在2000年河北省县域城镇化率与产业结构及经济增长的关系都不是特别密切;到了2010年，县域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经济增长虽没有表现为明显的线性关系，但密切度明显增强。这意味着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在县域城镇化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强，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对提高县域城镇化水平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县域金融；资金外流；激励机制
文章编号：1003―4625(2007)01－0054－02
中图分类号：F832．35
文献标识码：A
县域经济作为城乡统筹发展的纽带，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改革发展中成长的县域经济，提出了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当前金融转型背景下，对县域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仍存在许多不适应县域经济发展的问题，需进一步解决。
一、当前金融转型下县域金融中组织结构失衡和功能缺陷
(一)县域金融机构组织体系失衡，致使金融服务严重缺位。一是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国有商业银行结构性市场退出，纷纷把县域的分支机构撤并或降格，上收信贷发放权限，使其成为一个吸收存款的“吸储机”。业务网点的减少、信贷权限的上收，导致县域金融机构存差持续扩大，严重影响了对县域经济的金融服务。如河南省许昌市2001年-2005年在国有商业银行撤销的机构中，县域机构占71％。其中，长期以来占据县域金融主导地位的农业银行也将其竞争视角转向大中城市，大量撤并县以下机构网点。2001年-2005年，许昌农行共撤并机构77个，其中，县域机构67个，占比87％。二是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我国惟一的政策性农村金融机构，主要负责粮棉油收购、储运等环节的资金提供，在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基本完成后又面临业务严重萎缩的问题，其所经营的政策性贷款业务范围狭窄，调剂功能弱化，支持县域经济发展作用不明显，没有真正起到支持农业开发的作用。三是作为农村金融主体的信用社实力有限，致使其金融服务职能难以充分发挥。由于前几年，农民在市场经济转型期市场意识不强，竞争能力较弱，一些经济果林、种养业未能形成规模，加上大批盲目发展的乡镇企业关停倒闭，使得河南省农村信用社相当部分资产成为呆账；且部分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曾经出现的支付风险，使得农村信用社吸收资金能力下降，这些都使得农村信用社在支持县域经济发展中力不从心。
(二)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体系不适应县域经济的发展特点。一是商业银行对贷款企业实行信用评级制度，将信用评级的结果作为发放贷款的依据，并设置了较高的贷款标准，只有信用等级较高的优质企业即一些龙头骨干企业能够获得贷款。同时，现行信用评级侧重于对企业贷款申请时经营情况的静态分析，不重视对企业发展前景的动态评价，并且对大、中、小企业采用一样的评级标准，这样，只有少数处于成熟期的优质企业能够获得贷款，而县域经济中处于项目投产初期的企业和部分有市场前景的中小及民营企业因信用评级不高不能获得贷款。二是现行的商业银行信贷审批管理不适应中小企业贷款“急、频、小”的特点。目前，商业银行县级支行贷款审批权限非常小，特别是一些不良贷款比例较高的支行贷款审批权全部上收。由于基层行贷款权限小，许多贷款需要二级分行甚至是一级分行审批，环节多，时间长，手续烦琐；而且，目前各商业银行执行的是新增贷款“零”风险，信贷员每发生一笔逾期贷款，就要下岗清收甚至停发工资。在这种情况下，信贷人员没有100％的把握不会放贷，对于风险难以确定的中小及民营企业自然就不愿贷款了。
(三)县域资金外流严重。目前，在县域经济中存在资金外流的诱导机制。据调查，资金外流的主要渠道有两个方面：一是金融机构通过系统内上存将资金上划上级行。目前，国有商业银行普遍采取高额的上存利率，上存资金不仅安全无风险，而且可以增加自身盈利能力。过高的上存资金利率降低了金融机构的贷款积极性。如，2005年河南省县域国有商业银行上存资金1294．6亿元，占其各项存款的64．8％。二是邮政储蓄将存款划转中央银行。近年来，邮政部门将储蓄转存款收入作为其业务收入的主要来源，不断采取各种措施加大揽储力度。据统计，仅2005年，河南省邮政储蓄余额达564亿元，1999年-2005年，河南县域邮政储蓄存款增加了450．5亿元，年平均增长速度25．8％，高于同期国有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存款的增长速度。
(四)部分县域的金融生态环境欠佳，直接影响了金融机构放贷的积极性。近几年，县及县域以下逃废金融债务的现象屡屡发生，一些企业采取种种手段逃废金融债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两年，在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的默许下，部分中小企业借改制之名逃废金融债务，致使大量银行债权被悬空。即使是诉诸法律，由于金融债权执行难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往往是“赢了官司赔了钱”。部分县域信用环境的欠佳，使得金融机构损失了大量信贷资产，同时也将该地区作为高风险地域，对企业贷款产生了畏惧心理，甚至停止了对该地区的信贷投入。
二、金融转型背景下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对策
(一)建立完善与县域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组织体系，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1．国有商业银行在坚持市场化经营的原则下，要充分利用自身资金、信息优势，深入挖掘河南省县域经济的主导产业和龙头企业。资源型或特色型主导产业和龙头企业是县域经济加快发展的基础，也是国有商业银行有效的贷款增长点。因此，国有商业银行要深入挖掘各县域经济的资源优势和特色经济，根据各自优势和经营战略，集中资金支持一批特色经济、主导产业及其龙头企业。选择一批产权明晰、符合当地产业结构调整要求，并有利于发展特色经济的企业作为信贷支持的重点，扶持其发展为龙头企业。要大力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使农业资源优势与农产品深加工能够有效结合起来，推动市场农业、订单农业和高附加值农业发展。
2．重新界定农业发展银行的职能，使农业发展银行在金融服务领域切实发挥政策性金融的职能。农业发展银行是集财政和金融于一体的政策性银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扶持和保护农业的最佳选择。目前，对农村来说，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和技术装备的金融供给基本处于真空状态，迫切需要对此进行相应的金融制度安排，农业发展银行作为目前惟一直接服务于农村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要为农村公共产品的开发提供有效金融供给，为农田水利、水电开发以及公路、通讯、技术推广等农业综合开发提供基本贷款支持，在农村金融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调控和主导作用。因此，加大农村政策性金融制度的健全与落实，拓展其业务范围，改变农业发展银行信贷产品的单一化，把农业发展银行建设成为农村经济提供政策性金融的综合性银行。
3．可以考虑成立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适应县域金融多样化的需求。通过整合现有金融机构，以农村信用社为主，组建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着眼于发放小额贷款，增加对私营企业的融资，适应县域经济主体小型化、个性化和特色化的特点，满足县域经济微观主体多层次、多样化金融需求。同时，邮政储蓄可以
将从乡镇、农村吸收的存款按一定比例以协议存款的方式存人能够发放贷款的县域金融机构(如农村信用社)，支持县域经济的发展。
(二)建立完善适合县域经济发展的信贷管理体系，加大信贷投入。
1．商业银行要适当下放贷款审批权限。在坚持按程序办事的前提下，适当扩大授权权限，增加授权品种。对基层自主经营的贷款可实行事前报备制。降低上存利率，控制国有商业银行县域分支机构的资金上存。对授信企业贷款超过二级分行权限的，可采取特别转授权。
2．积极探索适合县域经济的信贷激励和约束机制。在强化责任约束的同时，合理设计业绩考评办法。对于营销成绩显著的信贷人员，在收回贷款本息后，应按利息额的一定比例给予奖励。在不良资产管理上，应废除那些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规定和做法，如新增贷款不良率零增长等。增加免责条款，强化奖励机制，对于认真执行信贷政策的人要制订和落实相应的奖励条款。
3．完善改进信用评级制度。可以考虑适当降低中部欠发达地区的项目信用评级标准和条件，特别是对新开户企业和经济效益好转的企业要酌情予以评级；对当前产品确实有市场、有效益的企业，因历史遗留问题导致的资产负债率偏高、资产结构不合理而造成信用评级过低的状况，在评定信用等级时应划分段，着眼未来，区别对待。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企业方面的问题。
一是融资渠道单一。某县本土无上市企业，企业规模整体偏小，但数量多达3000多个，资金需求总量大，由于向社会募资扩股的条件难以具备，招商引资又只能解决少部分具有发展潜力企业的融资“瓶颈”问题，所以大部分的融资仅限于社会集资、民间借贷、银行借款三条渠道。考虑到融资成本和政府以及银行业监管机构严厉打击金融“三乱”等因素，企业筹资的主要渠道仍是依靠银行贷款。但经济发展过渡依赖银行的高投入，难以弥补企业资金缺口。
二是企业素质较低难以获得银行的青睐。首先，就县域企业本身而言，确实存在经营规模小、技术工艺落后、管理体制不完善、财务制度不健全、资产质量低下等问题，部分企业停留在家族式管理模式，部分企业的技术工艺停留在手工作坊的水平，部分企业连正规的财务会计报表都没有，银行无法监测其还本付息能力。其次，就银行的信贷准入条件而言，某县内95%以上企业受自身资产、信用等因素的限制，资信等级达不到aa级，这是商业银行信贷集中经营体制下的信贷市场准入门槛。再次，由于资产质量差，目前暂无第三方提供抵押担保的机制，无法提供银行满意的抵押担保，如某县内4个工业集中区的企业，由于土地是租用和准划拨性质（特指政府已征用而未划拨给企业），既无划拨土地使用证，更无出让土地使用证，无法落实抵押担保手续，因而无法与银行业机构建立信贷关系。
（二）银行方面的问题。
一是缺乏放贷动力，银行激励约束机制扭曲。首先，银行信贷管理权限上收。由于县域经济金融运行的信用环境薄弱，商业银行的上级行对县级银行一般不给予信贷转授权，所有贷款准入一律需要层层上报审批，且准入门槛和企业资信等级评价标准一致，不体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致使县域银行通过层层上报上去的信贷审批项目在市里、全省范围内不具可比优势，从而很少能获得批准。县级银行真正可自主运用的信贷权限仅限于小额个人消费贷款、个人住房、门市按揭贷款、存单质押贷款等。其次，各银行制定了新增贷款零风险的控制目标，执行了严厉的信贷责任终身追究制度，近年来某县已先后有4家银行业的高管为此受到不同程度的纪律处分和责任追究，有一家银行业单位领导层被集体“亮黄牌”警告。由于县域中小企业贷款质量历年来较差，致使银行对小企业产生“畏贷”心理。再次，缺乏正向激励。因为“贷款经营好了，效益是大家的；贷款经营坏了，责任是自己的”这样的机制使得责任追究的约束与效益分配的激励不对称，制约了信贷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贷款实际操作中由谨慎变为到苛刻，“贷得多，责任多；贷得少，责任少；不贷款，无责任”的思想占了上风，进一步降低了中小企业获得贷款的可能性。还有，基层银行不放贷款，靠上存资金利差和中间业务收入依然能维持运作，也是银行在拓展信贷业务上“不作为”的原因之一。
二是经济政策制肘，银行承担的税费较重。此类情况体现在银行从贷款准入到退出的全过程：首先是在办理贷款时，需要交纳国土评估、房产评估、保险、公证等费用，据某行某县支行测算，办理1年期10万元贷款的费用加总近1万元，贷款金额越小，承担的费用相对更多。其次是在清收和处置抵押资产过程中，需要交纳营业税、各种增值税和印花税、各类评估费和登记费以及资产过户费，涉及诉讼时除律师服务费外还要交纳申请执行费和申请保全费，各类税费负担总计一般要超过抵押资产抵入值的10%。再次是银行在清收和处置抵押物时重复收费现象严重。由于税务及有关部门将银行发放贷款时抵押物品抵入和贷款退出时将抵押物处置变现作为一般商品交易行为视同发生两次交易，分别要交纳相应的税费，如契税、交易手续费、营业税、权属调查登记费、变更转移权属登记费、国土收益金、国土交易管理费、土地增值税、测绘费等均要两次交纳。
（三）地方政府方面。
一是尚未正确认识和处理“招引外资”与“撬动内资”的关系（本文中的“撬动内资”专指获得银行贷款）。首先，对资金的成本而言，内资低于外资。政府为招商引资是不惜血本，国有土地低价出租出让、税收优惠、行政审批开设绿色通道，政府资金投入“三通一平”（即“通路、通电、通水、拆迁平整”），而“撬动内资”不需要耗费上述成本，政府只需要坚持打造信用环境、维护金融债权、督促企业健康发展，适当地减免土地和房产等资产在评估、登记、过户等环节的税费。其次，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比较，内资优于外资。按某县辖内4个工业集中区的管理部门的说法，如今是“栽下梧桐树，凤凰不长住”，因为招商引资的部分企业特别是投产成
本较低的企业，在3年的政策优惠期享受完毕之后，又选择另一地继续享受招商优惠政策，可持续发展状况不如贷款扶植的企业。再次，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而言，内资大于外资。按3年政策优惠期的统计数据计算，平均每新增100元招商引资创造的gdp为90.26元，创造的财政收入为3.17元，而平均每新增100元贷款创造的gdp达92.18元，创造财政收入达5.68元。
二是政府公信不高，影响银行债权落实。首先，县政府对银行的直接负债质量不高。调查数据表明，县政府对银行的直接负债中，不良负债率为39.05%，部分撤并乡镇对银行负债的债务承接问题至今仍未完全落实。其次，县政府对银行的间接负债质量较差。如修建国道213线某段的“某公路建设有限公司”，是某县交通局隶属公司，经某县人民政府以x府函[20__]__号批准由“某县公路工程建设处”更名成立，在辖内工行、农行、农村信用社多头贷款__万元（不含以其名义为县政府贷款__万元），已全部是不良贷款，在部份金融机构大量以贷收贷、以贷收息违规操作的情况下，仍拖欠利息__万元，几家债权银行多次与某县交通局交涉，贷款本金仍得不到保障。再次，政府对制裁企业逃废债的行为缺乏实际行动上的举措，甚至有的官员、部门还扮演着帮助个别企业创造条件逃废银行债务的角色，助长部分企业的不诚信行为；特别是以稳定为由直接干扰司法程序，影响银行债权落实，部分企业破产时，债权人大会、清算组和法院均认可债权银行的抵押，依法不纳入破产财产清算而由债权银行优先受偿，但县政府以维护稳定为由，收回抵押给银行的资产另行处置，用于安抚职工和支付其他债务，置银行的优先受偿权于不顾，使银行债权的实际受偿率太低甚至得不到受偿，极大地挫伤了银行对县城经济投入的积极性。
三是社会信用环境建设薄弱，经济金融运行环境较差。首先，逃废银行债务现象时有发生。据某县农信社统计，截至200x年末，县内共有微小企业和自然人共5440个恶意逃废信用社债权__x万元。其次，司法支持金融维权软弱化。整体上看，案件诉讼程序繁琐，对债权银行而言是耗时废力，且金融胜诉案件执行率低，20__年末全县金融胜诉案件执行率为16.67%，诉讼费垫付同比增长8.36万元，银行赢了官司输了钱的现象依然存在。再次，债权债务双方关系扭曲。债权人正是利用银行不愿意打官司，百般刁难银行。某行某县支行反映，银行客户经理和管户信贷员要催收本息，必须按贷款企业的要求办，若电话随叫未到、喝酒未陪等，企业就故意拖欠本息，直接影响银行经营的考核指标和有关人员的效益工资，所以银行有关人员不得不从，县内其他银行业机构也有类似情况。
二、对策建议
地方政府方面：
（一）优化经济结构调整，提升县域经济竞争力。要想使县域经济获得银行信贷支持，政府及各有关经济主管部门从以下几个方面创造条件：一是贯彻执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改变粗放经济增长模式，减少短期经济行为，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二是引导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规范经营管理，起码应编制基本的财务会计报表，主动接受银行的资金监管。三是引导中小企业加大技改力度，努力实施技术和工艺创新，支持其向“小而精”、“小而专”、“小而特”方向发展，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技术升级。四是加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的管理，努力使其担保实力达到与银行合作的条件，并确保其有效运行，解决企业贷款不能提供有效抵押担保或抵押担保不足的问题。
（二）加强诚信环境建设，提高县域经济诚信度。笔者认为：吸引银行贷款最大限度投入是“招商引资”四字中最大的引资，为此，各级政府应从以下几方面强化领导和采取强有力的举措让银行业充满可持续的信贷投入的信心。一是打击金融犯罪和恶意逃废金融债权行为。加强金融法制特别是建立诚信社会的宣传和教育，通过电视、报刊、广告等媒体曝光恶意逃废金融债权行为，采取行政手段给予政策制裁，涉及违法的，应支持债权银行诉诸法律，维护金融合法债权。对逃费银行债务的借款人及其新办企业在税务、工商不准予登记、年审，并对逃废银行债务的借款人通过媒体爆光。二是协调司法部门确保金融胜诉案件得到有效执行。县级政府应协调地方司法部门，将“确保金融胜诉案件得到有效执行”纳入提高执政能力的范畴并对社会各界公开承诺，避免出现各类阻挠司法执行并企图逃债行为的发生。三是减轻银行税费负担。要加强对有关中介收费的管理，规范和统一其收费行为，避免乱收费；要规范向银行征收各类税费的行为，避免重复征收税费；要调低、减少、取缔属于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有权调整的税费，如各类过户费、登记费、手续费、测绘费等；建议地方政府协调司法部门，减轻金融部门涉诉案件的诉讼费、申请执行费、申请保全费。四是提高县级政府的公信力。要清理政府对银行的负债，特别是不良负债，落实还款计划并监督有效执行；要改善政府对金融的领导方式，规范政府行为，切实做到政企分开，变向银行下达贷款投放考核指标为积极向银行推荐项目；
要在企业破产时综合考虑维护和社会稳定和维护金融合法债权的关系，摒弃一味地用牺牲银行债权来确保社会稳定的做法，杜绝用行政手段打破法律上的偿还程序的行为，确保银行债权的优先受偿。
（三）争取国家政策扶植，贯彻政策应体现地区差异。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法规政策没有具体考虑区域经济差异，所以地方政府应向上级政府呼吁，对西部欠发达区域中小企业的政策扶植，主要包括在投资核准、融资服务、财税政策、土地使用、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应明显优于沿海发达地区的要求，还应考虑对中小企业贷款给予减税、贴息等优惠政策，鼓励银行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
银行业监管方面：
（四）强化政策窗口指导，运用金融政策来强化和改善金融对县域经济的信贷支持。督促各银行认真贯彻执行银监会《银行开展小企业贷款业务指导意见》，根据小企业贷款的风险水平、筹资成本、管理成本、收益目标以及当地利率市场水平等因素，建立适应小企业贷款业务特点的信用评级、业务流程、风险控制、内部控制，推出符合不同小企业需求的多样化信贷产品。银行监管当局应按年考核和通报各银行的进展情况，并与银行的市场准入、现场检查、强制性监管措施挂钩。
（五）健全银行机构，完善县域经济金融服务体系。一是督促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按照国家金融改革既定的方针，将信贷支持始终定位在为农业、农村、农户提供金融服务上。二是围绕县域经济发展现状，进一步调整完善银行业机构体系，设立由现有银行业机构发起、各种经济成份参与、专为县域经济融资服务的微小型银行业机构，如贷款公司、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社等，并督促其规范发展。
银行业机构准入方面：
（六）改进信贷管理机制，强化对县域经济的金融服务。一是要正确区别市场风险与道德风险，摒弃信贷投放“零风险”的管理要求，对中小企业特别是中小个体私营企业，只要法人代表信誉良好，企业产品有潜在市场，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就要积极予以支持；二是各商业银行上级行要结合县域经济实际制定适合中小企业特点的授信评级标准，既防范信贷风险，又有利于中小企业快捷获得贷款支持，尤其注意重视和培育中小企业，在全面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区别不同类型的企业，制定相应的信贷准入条件，开发满足其需要的新的贷款品种，主动地发掘、选择、培育和支持有效信贷需求，积极开拓适应中小企业和县域经济特点的信贷品种，扩大对县域经济信贷支持；三是商业银行要树立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转变观念，把支持县域经济发展作为自身重要职责，应考虑县域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因地制宜，进一步提高信贷政策的区域针对性、行业针对性，加大对县域经济和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摒弃“畏贷”意识，牢固树立向小企业要效益的理念。
（七）完善激励约束机制，保护合理的信贷扩张。一是建议上级银行在制定信贷管理政策和实行授权授信管理过程中，要区别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在授权授信和比例管理上灵活掌握，适当下放权限，鼓励基层行扩展信贷业务，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二是建立约束和激励相对称的科学管理机制，达到信贷风险约束与增效的双重目的。既要加大贷款营销考核和奖励，又要做好尽职免责工作，刺激、调动、保护信贷人员的营销积极性，约束其尽职尽责地经营管理贷款。
（八）创新金融服务方式，多渠道增加对县域经济的支持。商业银行在降低对中小企业的授信标准，大幅度扩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支持的同时，应考虑充分利用票据业务手段，要通过签发银行承兑汇票、办理贴现等票据市场业务，缓解中小企业流动资金不足的困难，在签发银行承兑汇票上，要适当降低抵押保证金的比例，并制定出较低的贴现利率，既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服务，又注重减轻企业利息负担。
企业方面：
基金项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软科学项目，项目编号：2012BB033。
摘要：本文从时间层面和地理空间集聚角度，运用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法，探讨了县域产业结构调整差异化的问题。结果表明：如果忽略县域差异性，新疆“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抑制作用，“产业结构高度化”提高将会在短期内对经济产生较强的正向影响；新疆县域经济空间相关性较弱、空间聚集不显著，仅有乌鲁木齐和克拉玛依是区域性经济中心，同质化的调整模式反而会使县域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产业结构调整需考虑地域差异性，核心是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宜采取适合当地的调整模式提高经济系统的升级能力。
关键词：产业结构调整；脉冲响应；空间自相关
中图分类号：F1213；C81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种累积性的、双向循环式的作用机制，产业结构调整作为外生介入手段和内生作用中介对经济增长有着较强的影响，是实现经济增长质和量的提高的一个有效突破点。产业结构调整不仅是一种适应性调整，更是一种升级性、超前性调整，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产业结构调整是“战略性”决策，为经济长期发展奠定基调，众多学者从不同方面对产业调整问题进行了探讨。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1841）主张保护幼稚产业，首次系统的提出采用国家宏观调控，以产业结构调整为手段实现经济发展。筱原三代平（1957）提出在规划未来产业结构时应遵循“收入弹性原则”和“比较生产率上升率原则”。赤松要（1935）提出产业发展的“雁行形态理论”，主张本国的产业发展要与国际市场紧密结合起来，使产业结构国际化。我国学者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主导产业选择、产业结构变动规律、产业结构与就业的关系等。一般认为，根据转变方式主导力量不同，可以分为市场自发演进型和政府主导强制型两类[1]；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在短期和长期内均有明显作用[2]；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进程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它们的影响机制却截然不同[3]。多数研究都是从宏观角度出发，微观层面涉足较少，偏重于国家，省、自治区的分析，忽视市、县的分析，并且没有考虑地理空间对产业结构调整实用性的影响。空间统计学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水文、环境以及地理等领域，将其用于区域经济的空间分析，可以度量空间相关程度和地域差异[4]。本文以新疆地区为研究对象，将脉冲响应分析和空间统计结合起来，从产业结构合理化、高度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和县域经济的空间相关性着手，考量产业结构调整的县域差异化问题，从而为产业结构调整选择提供借鉴。
二、数据与指标选择
（一）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2012年新疆统计年鉴》和中国测绘网基础地理数据。研究对象包括自治区85个县/市和4个兵团辖市。在研究期间内米泉市在2007年划归乌鲁木齐市，为保持一致性将其与乌鲁木齐市进行合并计算，北屯市（2011年底建市）还未从阿勒泰市划出，铁门关市（2012年底建市）还未从库尔勒市划出，其数据合并在原行政区划内。在ArcGIS100环境下将新疆县市级行政区划进行矢量化，使用GeoDa进行数据的可视化处理和空间自相关分析。
（二）产业结构合理化测度方法
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指在现有发展水平下，通过要素流动使不同产业之间的比例结构组合达到动态的平衡的过程[5]。经济学家钱纳里（1986）根据其“发展型式”理论提出，借助一个合适的参照结构，将被分析的产业结构与参照结构进行比较，借此来评价产业间比例的合理化程度，该评价标准称为“国际标准结构”[6]。它将不同国民生产总值与不同产业结构对应起来，将人均GDP由低到高划分为8个档次（见表1）。地区产业结构越接近标准结果，该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计算值就越高。计算公式为：
式中sdi与sri （i=1，2，3）分别代表三次产业的产值比例与钱纳里产业结构标准模式中各产业的产值比例。
（三）产业结构高度化测度方法
产业结构高度化又称高级化，是由低水平向高水平状态发展，产业素质结构（生产要素质量、结合效益、产业间联系方式）提高的过程。为了掌握产业结构高度变化，必须对其进行合理的测度。西方学者主要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运用统计计量的方法对研究产业结构进行研究、从产业结构演进的角度研究产业结构高度化。我国学者付凌晖（2010）提出用三次产业比重向量与其极限分布之间夹角大小来测量产业结构的高度化[7]。该方法是将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作为空间向量中的一个分量，从而构成一组3维向量X0=（x1，0，x2，0，x3，0）。然后分别计算X0与产业由低层次到高层次排列的向量X1=（1，0，0），X2=（0，1，0），X3=（0，0，1）的夹角θ1，θ2，θ3。定义产业结构高度化值W的公式：GDH=∑[DD（]3[]k=1[DD）]∑[DD（]3[]j=1[DD）]θj。W越大，表明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越高。计算三维夹角的公式如下：
三、时间纬度分析
VAR模型是Sims（1980）首先提出的动态计量经济模型，研究各个变量之间关系的非结构建模方法。通常用来预测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及分析随机扰动项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影响。脉冲响应函数描述了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前提下，被解释变量以及随机扰动项对一次冲击的响应过程，能够全面地反映各个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
（一）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是区别真实回归和虚假回归的有效方法，建立VAR模型首先要确保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使用单位根（ADF）法对经济增长率（ZZL）、产业结构合理化（HLH）和高度化（GDH）三个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的结果如表2所示。
通过单位根检验发现原序列不平稳，但一阶差分之后都满足平稳条件，即都服从I（1），因此可以进行协整检验。基于单位根检验结果，对各变量组采用Johansen似然比检验的方法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高度化分别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即变量之间存在着至少2个协整关系。
（二）模型建立和诊断
VAR模型中各等式的系数只反映了一个局部的关系，并不能捕捉全面复杂的动态过程，所以建立的模型主要用于脉冲响应研究变量之间的动态变化过程。使用非限制性向量自回归模型（Unrestricted VAR），根据滞后长度准则的多数原则确定最优滞后期为1，建立VAR模型。
经过检验残差是服从正态分布的且不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从估计的结果可知，所有根的模的倒数都小于1，即所建立的VAR模型满足系统稳定性条件，进行脉冲响应分析是稳定的。经过以上检验之后有足够的理由认为，VAR模型的设定是不存在偏差的，可以用于脉冲响应分析。
（三）脉冲响应
脉冲响应函数表示令其他误差项任何时期都不变的条件下，当第j个变量yjt对应的误差项在t期受到一个单位的冲击后，对第i个内生变量yjt在t+s期造成的影响。为了进一步分析变量之间的动态特征，运用上面建立的模型，对其进行脉冲响应分析。经济增长率的脉冲响应结果如图1所示。
从整体上看，如果忽略县域差异性，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抑制作用，产业结构高度化提高将会在短期内有正向影响。脉冲响应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受到自身一个标准差信息的冲击后，产生强烈的正向效应，立即增加20。此后至第三期一直为正向影响，但影响效应迅速衰减。该影响效应在第四期转向为负，连续三期负影响较为明显，此后影响逐渐减小；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影响，且在第七期才恢复到原来水平，周期较长。一个单位的合理化冲击对经济增长第二、三期影响最大（-082），虽然随着时间延长负向影响逐渐减弱，但是整体负影响未发生改变；产业结构高度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冲击后没有立即产生，而是从0开始逐渐增大，在滞后4期内正向效应很显著。在第二期和第三期都在03左右，甚至超过经济增长本身的影响，之后该正影响逐渐减弱。第五期的时候影响作用由正转负，但负向影响始终较为微弱。
四、空间纬度分析
空间自相关分为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全局空间自相关研究的是区域内属性的平均相关程度，局部空间自相关研究相关区域的具体分布状况[8]。
（一）全局空间自相关
Moran系数反映的是空间邻接或空间邻近的区域单元属性值的相似程度[9]。该指数取值范围为（-11），大于0为正相关，小于0为负相关。值越大表示空间分布的相关性越大，即空间的集聚现象越明显。可以通过散点图的形式定性的区分每个地区与周边地区产业经济间的相互关系[8]。全局空间自相关Moran’I指数公式为：
其中，n为研究区域数，x各地市GDP，Wij为空间权重矩阵，应用最广泛的是二值邻接矩阵，其定义是两个区域相邻且边界长度非零时，矩阵相应位置元素为1，对角线元素和其他元素为0。
新疆县域经济空间相关性较弱、空间聚集不显著。图2为2011年新疆县域生产总值的Moran’s I散点图。将数据标准化后划分为四个区域，落入HH区域的观察值占1011%，表示这些县市与其相邻县市有较高的集聚性。尽管落入该象限的观察值个数不多，但它们向四周扩散的程度很大。这意味着县域生产总值呈现高-高集聚的县（市）比例不高，但它们之间差距明显，并且对整个地区经济的平均趋势产生很大影响。而落入H-L和L-H区域的观察值占到总体的2247%，分别表明某地观察值较高（低），而周边区域却较低（高），说明相邻县市的经济发展存在差异。落入第三象限（LL）的观察值占整体比例高达6742%，而且它们差距较小在图中几乎相互重叠，表示低-低集聚的县域占新疆显示的大部分且它们的经济发展程度差异不大。
（二）局部空间自相关
通过局部Moran’s I统计量，可以得到每个县（市）与其周边县市经济聚集程度的估计值。局部空间自相关本质上是将Moran’s I分解到各区域，绝对值越大，区域与周边区域的空间关联度越高。其表达式为：
新疆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仅有乌鲁木齐和克拉玛依是区域性经济中心。通过运用ArcGIS100和GeoDa软件的空间展示功能，显示Moran’s I统计值在研究区域上的地理分布（见图3）。在置信水平99%的条件下，LISA聚类图在空间上显示了空间相关关系的变化特点[10]。第一，天山北坡经济带中段地区，从乌鲁木齐到克拉玛依之间的范围经济集聚水平较高，成为新疆仅有的两个“热点区”（HH）。这两个区域都是紧邻经济发达地区，依靠其溢出效应获得较好的发展。其中乌昌一体化的快速推进，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该区域经济集聚，克拉玛依作为著名的是石油城，石油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发展。第二，低-高集聚主要位于天山北坡经济带南北两侧呈带状分布，这部分县市距离经济中心较远受其辐射带动效应不明显。第三，阿克苏市作为天山南坡的核心城市，在极化效应的作用下其发展水平远远超出周边地区，形成了以阿克苏为中心的高-低类型的聚集区。第四，低-低分布集中于南疆三地州和阿勒泰地区。这些县市地理区位相对较差，经济发展基础薄弱在区域发展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陷入了发展能力弱化、边缘化的困境。第五，沿边等地区例如巴州地区和哈密地区经济集聚效果不明显。
五、结论和建议
第一，如果忽略县域差异性，“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产业结构高度化”提高短期内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长期影响转变成微弱的负值。新疆作为西部省份，经济发展受地理区位的限制明显。同质化的调整模式，反而会使县域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提高经济系统的自我调节升级能力，核心是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才能实现其跨越式发展的目标。为了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需要政府的合理产业政策调控，引导产业结构从低端型走向较高级型结构的转变。
第二，产业结构调整需考虑地域差异性，采取适合当地的差异化的调整模式。新疆地区差异较大，形成了不同类型的经济集聚区。高-高集聚区位于天山北坡经济带，在其是低-高集聚区，这部分县市距离经济中心较远辐射带动效应不明显。以阿克苏为中心形成了小范围的高-低类型的聚集。低-低集聚区主要位于南疆三地州，这些县市地理区位相对较差，经济发展基础薄弱在区域发展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经济发展不平衡，基础条件差异巨大，要求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要因地制宜，采取适应地方需求的差异化的策略。
第三，新疆县域经济空间相关性较弱、空间聚集不显著。乌鲁木齐和克拉玛依是新疆仅有的区域性经济中心，在其周边形成了两个经济发展“热点区”。应创造有利的空间环境，促进新的优势经济集聚区的形成，发掘规模经济效益，尤其是在南疆地区急需建立有影响力的经济增长极，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以高速公路与铁路为轴对区域格局重组，提高城镇之间、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参考文献：
[1]薛白.基于产业结构优化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作用机理及其测度[J].管理世界，2009（5）：112-120.
[2]郑若谷，干春晖，余典范.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和制度效应——基于一个随机前沿模型的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0（2）：58-67.
[3]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5）：4-16.
[4]葛莹，姚士谋，蒲英霞.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集聚经济类型的地理格局[J].人文地理，2005（3）：21-25.
[5]丁焕峰，孙泼泼.中国产业升级测度与策略分析[J].商业研究，2010（5）：97-100.
[6]王兆华，武春友，张米尔.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城市国际竞争力提升[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4）.
[7]付凌晖.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2010（8）：79-81.
[8]Anselin L.Exploring Spatial Data with GeoDaTM： A Workbook[M].Spatial Analysis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Illinois，2005：105-119.
【关键词】 财源建设； 园区建设； 县域经济； 地方财源
中图分类号：F8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5）22-0085-06
财源即指财政的经济源泉，按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的财源。如从范围上可分为广义、狭义和规范的财源，从作用上可分为支柱、主体和一般的财源，从时间上可分为现实、梯度、新兴和后续的财源，从形式上可分为显性和隐性的财源，从区域上可分为集约型和分散型的财源。地方财源建设是增强地方政府财力的基础，只有财源充裕、财力充足，政府运行方有保障，政策才能稳定，从而健全地方公共财政职能。哈尔滨市制定的新战略和新目标，决定了财源建设新的路径与机制，而深入、系统研究其财源建设的问题及对策，旨在为有效发挥财政功效、培育地方经济、促进区域发展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哈尔滨市财政收入的基本分析
自2001年以来，哈尔滨市一般预算总收入持续增长，其“十一五”年均增长19.96%，相比“十五”年均增长（14.36%）高出5.6个百分点。2009―2013年哈尔滨市GDP及财政收入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一）财政收入总量分析
从表1看：2009―2013年哈尔滨市GDP从3 175.5亿元上升至5 017.0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2.30%；一般预算总收入从338.4亿元上升至632.4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7.77%；地方财政预算收入从193.36亿元上升至402.28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9.74%，分别高于5.47和5.04个百分点，但其与全国同类城市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以2013年为例，哈尔滨市地方财政预算收入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相比排名倒数第2位，仅高于长春市（381.8亿元），与第1位的深圳市1 731.3亿元相比少1 329.02亿元，相差2.3倍。①
从哈尔滨市经济发展与财政收入的关系看，哈尔滨市财政预算收入与地区生产总值（GDP）同向增长，但其增幅远高于GDP的增长。如2009―2013年哈尔滨市一般预算总收入和地方财政预算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分别高于GDP增长率5.47和7.44个百分点，使哈尔滨市的经济实力与财政能力得到明显提高；哈尔滨市一般预算总收入、地方财政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分别从10.66%升至12.61%（年均比重11.81%）、6.09%升至8.02%（年均比重7.10%），分别提高了1.95（年均0.390）和1.93个百分点（年均0.386）。
（二）财政收入构成分析
哈尔滨市地方财政预算收入由地方税收收入和地方非税收入构成，其中地方税收收入是地方财政预算收入的主要支柱。如表1所示，2009―2013年地方税收收入稳步增长，即从150.49亿元上升至317.66亿元，年均增长率为23.17%，但其增长率呈逐步下降趋势，即从33.53%降至14.50%；其占地方财政预算收入的比重相对稳定，即由2009年的77.83%微增至2013年的78.96%，年均比重78.79%；其占GDP的比重稳步增长，即由2009年的4.74%升至2013年的6.33%，年均比重5.59%。而地方非税收入总体规模逐步增加，即由2009年的42.87亿元上升为2013年的84.62亿元，总体增长97.38%；其占地方财政预算收入的比重逐步降低，总体与税收收入比重增速呈相反的走势，即由2009年的22.17%降至2013年的21.04%，年均比重21.21%。
从哈尔滨市地方税收收入构成看，其收入包括营业税、增值税（地方分享）、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车船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烟叶税和其他税收。2009―2013年营业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3税总收入占税收收入比重分别为65.82%、64.78%和63.21%（均超63%），比重平均值分别为38.77%、12.34%和13.12%。从2013年地方税收收入构成数据看，3个主体税种是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分别占税收总额的39.53%、12.67%和10.67%；5个次主体税种是契税、土地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个人所得税和房产税，分别占税收总额的8.13%、7.47%、5.78%、4.31%和3.45%。上述8种税的税收收入2009年占税收总额的94.17%，2013年占税收总额的92.01%。
从2009―2013年哈尔滨市地方非税收入构成情况看，其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最高，占非税收入比重最大，2009年该比重为23.09%、2011年最高为41.40%、2013年降为30.85%，国有资本经营等收入规模不够稳定。从2013年非税收入构成看，按比重排序为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罚没收入、专项收入和其他收入，其比重分别为30.85%、18.86%、23.55%、13.75%、12.36%和0.62%。
二、哈尔滨市财源建设的问题分析
（一）财源建设管理的状况
1.财源建设管理的重点
哈尔滨市始终重视与探索财源建设管理工作，其重点主要包括：全市及各区（县、市）大力支持产业园区发展，将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作为财源建设的重点，加大工作推进和政策资金的扶持力度，为项目入驻园区积极创造条件；大力推进重点产业项目建设，特别是高质量的产业项目，加大重点财源项目的推进力度，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大力支持和推进招商引资工作，各部门、单位全力落实激励与责任机制；按照省级财政部门的有关标准与要求，积极争取财源建设的政策和资金扶持；完善财源建设管理制度，加强绩效考核和作风廉政建设，以确保财政收入的稳步增长。
2.财源建设的激励机制
哈尔滨市财源建设的激励机制主要包括：制定与完善全市及区（县、市）财源建设的考核评比实施细则，加强对区级财源建设的考核评比，对财源建设效果显著的给予奖励；对市区共享的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增幅超过全市税收收入平均增幅的，市级财政所得的超收部分按照超收幅度及比例奖励给各区，以调动区级财源建设的主动性；为充分调动各区培植财源、增加财政收入的积极性，调整市对区的财政体制，即市与区共享税的分成比例由6：4调整为5：5，同时将部分市级企业税收下放到企业所在区，以加大对各区财源建设的政策激励力度。
3.财源建设资金的管理
为推进哈尔滨市区县（市）财源建设工作，市财政局制定了《财源建设资金管理办法》。其主要内容包括：财源建设资金使用坚持宏观导向性、经济效益优先、适当集中重点投放、国民待遇的原则；财源建设资金主要用于贷款贴息和招商引资费用支出补助，以及经济欠发达或边远县市项目补助；财源建设项目贷款贴息采取“总量控制、比例贴息、据实核拨”的原则；招商引资费用支出补助必须在招商引资项目资金到位后给予补助；对财源建设资金实行项目管理办法，由市和区县（市）财源办负责财源建设资金使用监督管理工作。
（二）财源建设的现实问题
哈尔滨市在园区建设、招商引资和挖掘新财源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保证了地方财政收入稳定增长，但其问题和困境也同时并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工业园区产业集中度不高
哈尔滨市规划建设8个工业集中区，包括城区东部、城区南部、动力之乡、城区西部、城区中部、松北区、呼兰区和阿城区，其工业园区规模不断发展壮大。至2012年8月底，全市共有工业园区26个（其中国家级开发区4个、省重点产业园区3个），已入区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422户，占全市规模以上企业总数的46%。其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园区缺乏科学规划，数量多布局乱
目前，哈尔滨市规划建设的工业园区多达60余个，有的区、县（市）设立多个工业园区、有的工业园区相互交叉重叠、有的工业园区规模很小，从而导致园区多但较乱。
（2）园区产业集中度低，同构问题突出
全市多数园区是以区县为单位设立的，由各级政府单独规划，自行开发建设，大多从区县局部利益出发，导致园区产业集中度低，多数县域园区规模以上产值不足10亿元。
（3）园区建设投入不足，集聚效应较差
各园区产业发展基础薄弱，产业层次普遍较低。大多数园区除了靠本级财政有限的投入外，主要靠负债或招商引资投入，导致园区建设成本高、水平低、进展慢，难以形成吸引力和产业集聚效应。
（4）园区管理体制不协调，政策不统一
工业园区的属地管理体制带来行政区域的分割，生产要素大多在本级政府范围内调配使用，缺少开放与流动，园区间缺乏有效协调，降低了基础设施利用率，导致社会资源配置扭曲和浪费。
2.招商引资项目结构不合理
（1）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滞后
哈尔滨市招商引资政策大部分是2002年以前制定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国家有关政策的调整，有些政策已不适用，而有些政策在实际工作中没有落实到位。总体上看，哈尔滨市对招商引资者的激励力度和外来资本的优惠程度远不如长春、沈阳和大庆等城市，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哈尔滨市对外来资本的吸引力。
（2）引进的资金及项目较少
哈尔滨市直接使用外资逐步降低，如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从2011年的77户降为2013年的52户，合同外资从6.54亿美元降为6.43亿美元，新增合同外资从2.79亿美元降为2.54亿美元。2013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2.6亿美元，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排倒数第3位，与排第1名的大连市（136.0美元）相差4.02倍。
（3）投资行业和方式不合理
近年来哈尔滨市外商投资的行业主要是房地产、商业流通、住宿餐饮、汽车制造、医药、食品等，其中前3项比重较大，而电子、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所占比重很小。除直接投资新建项目外，投资额较大的项目是并购项目，该引资方式虽然盘活了存量资产，但收回的资金多不再投入建设，没有形成新的增量财源。
（4）招商引资成本支出较大
现行财政体制和对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机制，使招商引资工作在各区县之间形成了区域割据，各地为吸引外地资本纷纷出台优惠政策。由于各地政策的优惠程度不同，导致各区县之间在招商引资上的不公平竞争。特别是在市区内，有的企业在开发区注册而在其他区经营，导致纳税秩序混乱和各区之间利益分配的不合理。
3.固定资产投资拉动力较低
近年来哈尔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如投资总额由2009年的1 892.1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4 940.0亿元，增长0.61倍，年均增长12.22%。但从规模上看，与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排前两位的成都市（6 501.1亿元）和大连市（6 478.1亿元）相比差距较大，如2013年哈尔滨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成都市相差1 561.1亿元、相差0.32倍，与大连市相差1 538.1亿元、相差0.31倍。
从投资结构上看，房地产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创税能力较强的项目。2013年哈尔滨市房地产投资849.7亿元，占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的17.2%，同比降低2.3个百分点。与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排前两位的沈阳市（2 184.0亿元）和成都市（2 110.3亿元）相比，比前者少1 334.3亿元、相差0.57倍、比重少17.0个百分点，比后者少1 260.6亿元、相差0.48倍、比重少15.3个百分点。可见，哈尔滨市房地产的投资额及比重都远低于沈阳和成都两个城市。
由此可见，哈尔滨市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规模小、增速慢，且结构也不尽合理，这也是哈尔滨市财源弱化、财力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
4.资金与税收政策支持力不足
（1）缺少外部资金支持
在政府投入上，哈尔滨市本级和各区财政基本上是“吃饭”财政，能用于财源建设的资金有限；在招商引资上，投资商要求条件高，招商引资难度越来越大，且地方财政受益较少，如2013年实际直接利用外资仅22.6亿美元，与大连市的136.0亿美元和成都市的87.6亿美元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在银行融资上，企业银行项目贷款难、新项目受制于资金约束；在土地使用上，国家严控政策导致项目用地不足，尤其是道外、道里、南岗等中心城区用地难和费用较高，发展工业财源项目受到空间的限制。
（2）税收政策因素制约
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较少，因缺乏地方性税收优惠政策，且以直接减免为主的税收优惠方式易导致投机行为的发生，影响哈尔滨市工业园区和招商引资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业税收优惠政策滞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税收优惠导向机制尚不健全，有碍产业结构优化；税收优惠政策对节能减排、环保推动不足，影响低碳经济的发展，此外，税收调控政策缺少其他政策的配合支持，不利于投资在不同区域的合理流动。
三、加快哈尔滨市财源建设的对策
2012年哈尔滨市实施了《区县（市）重点产业发展及布局规划（2012―2016）》，其目标是加快发展优势产业、战略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构建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4+6+1”现代产业体系，至2016年全市实现工业总产值10 000亿元，年均增长16%；服务业实现增加值3 900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3%。结合该规划和哈尔滨市实际，本文提出加快哈尔滨市财源建设的对策，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一）改造传统产业，拓展支柱财源
装备制造、食品、医药、石化产业作为哈尔滨市的支柱产业，是构成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因而应将其作为改造和提升的重点。
1.改造传统产业，加快技术革新进程
引导企业研发其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拓展产学研结合范围，提高与国内外知名企业的合作平台，加快高新技术的引进、吸收、转化与创新。如以哈飞、哈轴、阿钢、哈量等装备制造龙头企业为重点，提高技术革新水平，增强市场竞争力；以秋林、裕昌食品等食品行业巨头为核心，大力发展地方特色食品行业；以哈药集团为重点培育对象，保持医药产业现有规模优势和市场竞争力。
2.整合企业资产，推进国有资本调整
通过促进资金、技术、设备、人才等向优势企业和名优产品聚集或重组，全面提升其整体实力，打造哈尔滨市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优势企业和名牌产品；从进一步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带动力出发，继续推进国有资本布局调整，加快国有资本向主导产业、大型企业、企业主业及产业链的关键环节、价值链的高端环节集中，实现“资本调优、规模调大、主业调精、整体调强”的效能。
3.实施品牌战略，提高产品竞争能力
通过实施质量流程化考核体系，加强产品质量可追溯性管理，实现优质品牌带动优势产业的快速发展；针对市场需求层次研发品牌特色产品和技术型产品，提升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加快形成品牌化和系列化，对市场增长率较低、占有率较高的产品加快升级再造；树立产品形象，真正依托品牌、依靠质量、依赖信誉赢得市场，赢得需求者，稳定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二）发展新兴产业，汲取财力财源
在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加快新兴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既有利于保障哈尔滨市地方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也符合优化产业结构的要求。
1.积极支持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
新兴产业是财源建设着力推进的重点，哈尔滨市应积极研究与探索提高工业增加值，特别是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有效措施，在财税政策等方面推进新能源、新材料、新型环保、生物、信息、现代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以及水泥、水轮发电机组、电站锅炉、发电设备、发电、卷烟、啤酒、软饮料、乳制品、原油加工、铅酸蓄电池、生铁、铝材、钢材、汽车、家具和化学药品原药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发展。
2.增强市中心区域辐射力的效能
围绕哈尔滨市委、市政府实施的新发展战略，发挥中心城区人才、技术和大企业的优势，把南岗、道里、香坊等中心城区的财源做大做强，扩大市区对县域经济发展的辐射力度；支持城区大中型企业帮带县乡企业，通过到县乡建厂、合资联营、产品扩散、技术协作、设备转让和人才支援等多种形式的密切合作，积极吸收当地劳动力，充分利用县乡资源，推进县域经济的健康发展。
3.实施跨区域的多层级发展战略
依托哈尔滨市装备制造业的资源和市场优势大力发展生产业，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联度和融合性；充分挖掘各县（市）的特色服务资源，拓展现代服务业产业集中地；加大旅游（冰雪）、金融、物流等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吸引境外资金注入；引导企业进行强强联合、上市融资等经营模式，支持企业与省内外知名企业进行密切合作，推动产业升级和增加财政收入。
（三）加快园区建设，挖掘潜力财源
目前哈尔滨市园区提供的税收收入已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园区经济是推动工业化进程和实现工业强市的战略举措，也是财源建设当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1.支持优势企业向园区集聚
对确定为全市各产业园区的优势主导产业、重点龙头企业和符合园区定位的项目，开辟专属“绿色通道”，以形成相互关联、前后延伸、优势互补的产业链条，充分发挥产业集群效应和集聚优势；各区（县、市）按照产业布局规划，对符合园区产业发展定位、技术先进、竞争力强、成长性好的特色和优势企业，加大政策、资金扶持力度和配套服务能力，助推主导产业快速扩张，带动中小企业集聚发展。
2.加强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全市及各区（县、市）应将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作为财源建设的重点，广开渠道筹措建设资金。当前应加快工业园区基础设施硬件和投资环境软件的建设，以及标准化厂房、水电、通讯、路网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为项目引进创造良好的氛围。在国家及黑龙江省财税优惠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下，多层次设立财政专项资金，优先提供贷款融资担保，加强园区建设，充分调动发展园区经济的积极性，以形成新的财源增长点。
3.提高园区用地集约化水平
在目前哈尔滨市工业用地十分紧张的前提下，提高园区用地集约化水平是非常必要的。其措施主要包括：科学规划园区公共设施、住宅和二、三产业等项目用地，严禁将园区规划的工业用地用于商品房建设；按照企业规模和投资额度划拨土地面积，及时收回划拨后未及时建设、形成经济效益的土地等；进一步完善园区开发建设跟踪推进机制，财源建设管理机构应强化园区建设与监管的力度。
（四）规范招商引资，争取政策财源
哈尔滨市应抓住新一轮产业转移和经济布局调整机遇，利用区位和资源优势，积极开展招商引资，促进地方经济快速发展。
1.积极推进招商引资工作
改变以政府主导的招商模式，全面推进招商引资工作专业化和市场化，增强外来资本对现代产业发展的助推力；积极探索适宜本市实际的招商引资方式，完善招商机制，优化招商环境，改进招商服务，加大引资力度，实现招商引资工作的新突破；在拓展利用外资方式上，由传统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办厂向境外上市及企业并购、重组、特许经营权转让和服务外包等多种方式进行转变。
2.积极争取政策资金支持
认真研究、准确把握国家及省级财政部门对招商引资的政策精神，力争省级财政对市级财源建设的政策、资金扶持。措施主要包括：认真筛选财源项目上报，争取省级支持；做好省市共建园区与财源建设示范园区的建设工作，并做好跟踪推进与监管工作；积极争取省级招商引资奖励，各区（县、市）应准确掌握本地引进符合省级奖励条件的项目情况，并严格按照要求及时向省级财政部门办理报批手续。
3.强化招商引资监管工作
哈尔滨市政府及财政部门应对全市、区（县、市）及各部门和单位招商引资进行严格考核，继续对市区域外引进的财源项目、资金到位、符合补助条件的给予费用补助；市级财政部门应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落实招商引资项目流转费用补偿、收益分配和重大财源项目奖励等激励政策，规范和推进招商引资工作，保证全市各区（县、市）招商引资政策的统一性，避免因政策不一而造成招商引资不公平竞争的问题。
（五）壮大县域经济，夯实地方财源
近年来，哈尔滨市县域财政增长势头较好，除巴彦外的其他8个县（市）平均增长率高于9个市属区近2个百分点，但财政基数小也不能忽略，因而壮大县域经济、增加县域财政仍是财源建设应加强的重点工作。
1.扩展农业产业链条，涵养基础财源
充分发挥哈尔滨市农业资源比较优势，结合本地农副产品资源丰富的实际，按照企业标准化、加工规模化和流通品牌化的思路，建成一批具有较大规模和区域特色的农产品基地；将传统农业生产的简单数量增减转向提高质量效益上来，在优质、特色、绿色、无公害等方面下功夫，如进一步打造五常精品大米品牌、推广通河县“黑土稻场”有机大米等，是发展地方特色农业的典型。
2.注重开发旅游资源，挖掘资源财源
旅游产业在吸纳剩余劳动力、提高产业关联性等方面具有先天优势，但目前哈尔滨市县域旅游财政收入的比重低，且县域旅游除冰雪天然资源外较为欠缺，因而可将农家乐、采摘园、特色农产品作为游乐资源吸引异地游客，并积极完善住宿、餐饮、交通及文娱等配套设施，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与条件，形成辐射广、关联强的旅游综合产业，为县域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增加注入新活力。
3.完善县域公共服务，发展潜在财源
哈尔滨市应加大县域公共产品投入，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通过发展农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构建城乡统一的教育体系；提高农村医疗保险覆盖面，完善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推进农村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农民后顾之忧。提升县域公共服务水平可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助于引导农民和社会资金的消费导向，从而培育出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
4.加大县域投入力度，发展后续财源
哈尔滨市可通过加大农业投入、加强农村基础服务、改善基层金融和通讯条件等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各县（市）应充分利用好市财政部门扶持经济发展的专项资金，对财源建设基础薄弱特别是延寿等基本没有地方工业项目后续财源支撑的县域，可通过加快县乡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来实现“以财兴业、以工聚财”的良性循环，实现财源建设的新突破。
（六）创新财政机制，实现持续财源
哈尔滨市应创新财政机制、强化财政收支管理，既要管好存量财源、挖掘潜力财源，也要科学规范、严格监管财源，进而实现财源的可持续增长。
1.分类规范管理，优化财源配置
在制定加快财源建设的政策方面，应有所区别，抓两头、带中间，对部分经济落后的县（市）区给予政策激励使其加快发展；改进与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特别是基层转移支付办法；减少财政管理体制层级，继续扩大“乡财县管”的范围，逐步建立以县（区）为中心的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在财源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为市级及区县等各级政府财力提供可靠的保障，以促进全市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2.加强税源管理，优化服务机制
哈尔滨市税源监管可全面推广和应用专业软件，实现重点税源监管、税务报表等相关管控软件的全覆盖；强化对现有存量税源的管理，加大对重点产业、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征管力度；积极挖掘潜在税源，有针对性地强化对具有季节性、流动性、不确定性的行业和企业的税收征管；及时堵塞流失税源，保证税收收入及时入库；完善税务机关纳税服务网络平台，科学、规范服务方式，提高办税效率。
3.强化预算管理，提高监管水平
加强预算编制与执行管理，严格按照预算计划、预算级次、规定用途和事业进度予以拨款；严格按照《预算法》等法规，加强对地方债务举债规模、期限和用途的监督管理，并如实进行信息披露；加快财政管理信息化建设，通过建立本级财政资金从申报、拨付到使用全程的有效监控机制，强化对财政资金分配、使用、效果的跟踪及监管力度；继续精简机构和人员编制，压缩非生产性财政支出。
【参考文献】
[1] 于国安.用财源建设引导转方式调结构[J].中国财政，2010（20）：34-36.
[2] 王佳.财源建设相关问题研究[J].财政监督，2011（14）：56-58.
西部大开发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却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薛健分析认为，当前西部大开发面临的问题主要集中表现在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差距逐渐拉大；产业发展层次低，配套不完善；人民生活水平有待提高等。
薛健说，10年来，尽管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很快，而且年增长率也远远高于中东部地区，但却与全国的绝对差距依然在扩大，而且内部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与此同时，西部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的绝对差距也呈不断扩大趋势。如1999年，西部地区A均GDP最高的为新疆(6470元／人)，最低的为贵州(2475元／人)，两者的差距为3995元／人；2008年，西部地区人均GDP最高的为内蒙古(32214元／人)，最低的依然为贵州(8824元／人)，两者的差距为23390元／人。
产业的支撑问题。当前，西部工业化的推进仍然是相对比较缓慢的，有些产业正在衰退。如2007年，西部地区高技术产业增加值仅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5.6％，比东部地区低7.8个百分点。西部的生产业发展滞后，产业配套不完善。以陕西为例，2008年，全省一、二、三产业比重为11.0:56.1:32.9，第二产业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7.5个百分点，资源型和投资拉动型经济特征明显，第三产业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7.2个百分点，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
另外，西部地区高税行业多。增值税比重高，所得税比重低，国家对西部的税收优惠主要是企业所得税，导致西部地区税收负担较重。
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仍然偏低。10年来，尽管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生活水平、享有的公共服务有了显著的提高，但和全国平均值和东部地区比较，还有不小的差距。如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西部前3位的内蒙古、重庆和广西都达到14000元左右，接近全国平均值，陕西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则高达近3000元，新疆和甘肃的差距则更大。
农民人均纯收入居西部首位的内蒙古为4656.2元，仅比全国平均值低2个百分点，陕西的差距达到1625元，低34个百分点，贵州、甘肃则比全国平均值低40多个百分点，差距达到2000多元。
县域经济的实力普遍不强。从陕西当前的实际来看，2008年全省县域经济所占比重为51.2％，低于全国水平7.8个百分点，低于中、东部省份20～30个百分点。
薛健说，这些困难和问题既有历史上积累的老问题，也有改革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也有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的问题，而且也不是短时期内所能解决的。薛健表示，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为今后进一步全面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因此，西部大开发下一个10年还应在继续完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的基础上，重点做好以下几个工作：
一是继续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政策支持。一方面加大当前财税等的优惠政策支持力度，比如税收优惠等，除延长现有优惠时限外，还可以增加一些更为优惠的措施，另外在投资、产业、土地等一系列的政策上，希望在下一个10年有更大的优惠力度。另一方面，针对以前实施的多是国债、转移支付和国家财政投资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种政策的最初效应是明显的。随着进一步实施西部大开发，已实施的政策倾斜效应是逐步递减的，需要进行政策调整，更多地在战略性产业结构布局、长期供给的产业政策等倾斜，并和短期需求的财政、货币政策以及人力政策的协调配合。
二是加强自身发展能力。当前，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领域中存在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只有通过发展、在发展进程中加以解决。西部大开发前10年重点是基础设施的建设，后10年应把重点转移到自身发展能力上来。一方面要进一步大力推进各地的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加快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大力推进旅游、现代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发展，培育发展新兴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培育产业链经济，延长产业链条，提高加工深度和综合利用程度，促进特色优势产业向规模化、集群化和现代化方向发展，为西部大开发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另一方面要大力推进空间布局优化。在继续抓好关中一天水、成渝、北部湾经济区建设的基础上，加强重点地区与省会(自治区首府)城市圈的率先发展，资源富集地区的集约开发，积极培育一批新的增长极，统筹兼顾少数民族聚居区、三峡库区、资源枯竭矿区以及各类县域经济发展，促进人口与产业向城镇特别是城市群地区协同集聚，推进实施生态脆弱地区生态移民工程，使西部地区人口分布、产业布局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协调，壮大自主发展能力。
关键词：转移支付收入；经济增长；回归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转移支付收入对县（市）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新疆2009年75个县（市）数据分析
收录日期：2013年1月5日
一、前言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协调，以东西部最为显著，而西部各省中由于新疆特殊的战略地位，使得新疆的发展备受关注。实际上，新疆内部各地、州、市、县（市）之间的经济发展也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本文用实证的方法，以新疆75个县（市）为研究对象，分析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影响，并提出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效率与公平的选择上，通常是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原则，而如何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一直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历史上，我国的做法是把资金、人力、物力政策向效益高的地方转移，待这些地方发展起来以后，再来带动其他较落后地区的发展。从优先发展东南沿海的政策到西部大开发、对口支援政策，就是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支援、带动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具体到地方，例如新疆是不是也可以采用相同的思路，可以把地理位置、经济环境、资源条件较好的县（市）先发展起来，然后这些发展起来的县（市）再来帮助支援发展落后的县（市）。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本文单就转移支付收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通过对2009年新疆75个县（市）财政数据分析发现，75个县（市）中其转移支付收入占财政预算收入的比重都非常大，大于0.5的县（市）有68个，占总数的91%，大于1的县（市）有61个，占总数的81%。可见，财政转移支付规模的大小对受援（市）的财力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对县域经济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的转移性收入主要包括：税收返还、财力性转移支付收入、专项转移支付收入、政府性基金转移收入、预算外转移收入等，这些转移性收入通过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基本建设支出、各部门的事业费等形式影响受援县（市）的消费（C）、投资（I）、政府购买性支出（G）、进出口（NX）等，进而影响地区的经济增长（GDP）。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逐渐形成，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数量明显增加，特别是对新疆的转移支付，2010年达到1，125亿元，年增长30%，转移支付的规模不断扩大。那么地方如何使用其所获得的财政转移支付收入，使得既有效率又体现公平。
二、实证分析
（一）建立模型并回归。为了确定转移支付收入与经济增长两变量关系的函数形式，用Eviews5.0软件对2009年新疆75个县（市）的截面数据作散点图，用国内生产总值GDP表示经济增长，用TPR表示转移支付收入，可以看出，转移支付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大体呈线性关系。基于本文重点是研究分权财政体制下转移支付收入对县（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假定转移支付收入是影响县（市）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因此我们建立的计量模型为如下线性模型：GDPi=？琢+？茁TPRi+ui（i=1、2、3……75），其中GDPi是被解释变量，TPRi是解释变量，ui是随机误差项，ui～N（0，1），α，β是待估系数。
由于样本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新疆2009年的75个县（市）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数据来源于《2009年新疆省财政年鉴》、《2009年新疆统计年鉴》，新疆各县（市）的转移支付收入大体为其一般预算支出与一般预算之差，文中的转移支付收入就是由此根据《2009年新疆统计年鉴》计算得来。假定所建模型及随机扰动项满足古典假设，运用普通最小二乘估计法（OLS）得出样本回归方程为：
G■Pi=-407260+34.7804TPRi
（-6.32） （18.25）
括号内的数值为该系数的t统计值。决定系数R2=0.6782，修正R2=0.6746。说明所建模型整体上对样本数据拟合较好，F=24.17552，F、t值较高，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转移支付收入净额对GDP有显著影响。
（二）模型检验。进行自相关一阶检验。自相关是经济模型中，随机扰动项之间的相互关系。自相关会使模型参数的方差偏离实际方差，严重影响模型的精度。根据检验结果，Obs*R-squared后面的P值大于0.05，说明不存在一阶自相关。
进行异方差检验。同样用后面的P值与0.05比较，大于0.05就表明接受同方差的假设，反之则表明存在异方差。现在的结果是0.74764，大于0.05，说明不存在异方差。
通过正态性检验，Jarque-berade伴随概率p值与显著水平0.05相比较，如果大于0.05就表明随机扰动项是正态性假设成立，否则表明正态性假设不成立。现在结果显示大于0.05，说明随机扰动项是正态的。
（三）对模型进一步扩展。在选取的新疆75个县（市）中，考虑到石河子、哈密、昌吉、阿勒泰、阿克苏、伊宁、吐鲁番、库尔勒、伊宁、博勒等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较好，为区别于其他各县（市），称为中心城市，所以加入虚拟变量ZXCS，模型变为：GDPi=？琢+？茁TPRi+？酌ZXCSi+ui（i=1、2、3……75），α，β，γ是待估系数。其中，ZXCS={1，中心城市；0，其他}，回归分析结果为：
G■Pi=-628620+36.2374TPRi+12.6554ZXCS
（-16586）（5.2657）（2.2404）
R2=0.6754，修正R2=0.7836，DW=1.4819，方程拟合的较好。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本文运用两变量线性回归方法，分析转移支付收入对于县（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分析发现：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转移支付收入与地区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转移支付收入每净增加1万元，促进地区GDP增加34.7804万元；在扩展的模型中，转移支付收入对于中心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比非中心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转移支付收入每净增加1万元，促进中心城市GDP增加48.8928万元，对非中心城市GDP则增加36.2374万元。究其原因，中心城市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比非中心城市高。
（二）适当加大对县（市）的转移支付水平。特别是经济状况较好的中心城市的支付，待这些城市发展得更好时就可以适当对这些城市转移支付水平，这些城市还可以援助落后地区的发展，最终有助于促进县（市）经济的增长，实现各县（市）的财力均等，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三）促进新疆城市化进程。区域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城市化引起的外部性经济可以驱动经济的发展。而新疆的城市化水平明显滞后其本身就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新疆的城市都还是各自独立的发展，并没有对周边起到辐射和带动作用。因此，加快新疆的城市化进程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作用和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1]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佩吉·B·马斯格雷夫.财政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2]曾军平.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财政平衡效益研究[J].经济研究，2000.6.
[3]胡德仁，刘亮.中国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8.5.
【关键词】循环经济 资源型老工业城市 发展
本人通过对资源型老工业城市经济发展情况的调查研究深刻认识到，只有确立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树立人与自然和谐观、经济与生态的兼容观、生产与经营的节约观、经济与社会效益的统一观，由外延式、粗放式的发展转变为以内涵扩张为主的科学发展路子，才能突破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瓶颈，实现经济协调持续的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雄厚的物资基础。
一、循环经济和传统经济的区别
循环经济(Cyclical Economy)，是对物质闭环流动型(ClosingMaterialsCycle)经济的简称。它是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重构经济系统，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建立起的一种新形态的经济。循环经济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生态经济，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是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指导下，按照清洁生产的方式，对能源及其废弃物实行综合利用的生产活动过程。
传统经济对资源的利用常常是粗放的和一次性的，通过把资源持续不断地变成废物来实现经济的数量型增长，导致了许多自然资源的短缺和枯竭，并酿成了灾难性的环境污染后果。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的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模式，组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过程，使得整个经济系统以及生产和消费的过程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只产生很少的废弃物，从根本上消解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
二、资源型老工业城市存在的主要问题
1、城市主导产业衰落，综合竞争能力急剧下降。这些城市的产业结构单一，以资源性产业为主导，并形成了一条关联度高、依赖性强的产业链。资源型老工业城市普遍存在着劳动生产率低，能源消耗偏高，技术创新力量不强的问题，大部分工业企业没有建立自己的技术开发机构。部分资源型企业管理粗放，劳动生产率非常低。
2、区域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矛盾突出。生产功能和人居功能的矛盾日趋突出，环境容量和生态空间急剧缩小，环保与发展的矛盾突出，资源性加工业比重大，人均环境空间减少。由于工矿业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特别是煤炭开采、铁矿及有色金属的开采与加工等，对城市自然景观的破坏、对大气、水体、生物及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的影响都十分严重。大量未经处理的废水排入江河之中，污染严重；煤、煤矸石、尾矿、自然粉尘、扬尘和一些易挥发的气体，形成了大量有害物质，直接影响到附近居民的生活质量甚至生命财产的安全。
3、融资环境恶劣，缺乏资金支持。资源型城市已经完全失去了金融支撑。资源型城市的资金来源主要集中在国家投资、财政补贴和基本经营活动收入三个部分。长期以来，资源型城市中的资源型企业效益低下、亏损严重，自我发展能力较差。另外，由于多年的过量采伐，资源结构破坏严重，使得国家、民间和外商的资金不太愿意投向这些行业，造成资源型城市投资、融资受阻。
三、循环经济在老工业城市经济发展中的实践和探讨
1、构建新的产业发展模式。树立人与自然的和谐观，通过对农业资源的高效利用，构建以工业化带动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模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也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发展循环经济的首要目标。在我国，虽然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但人均资源占有量却非常低。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资源消耗的增速远远超过GDP的增速，而且资源利用效率远低于国际先进水平，巨量的原材料需求已经难以支撑未来的经济增长，尤其是那些依矿建市、依矿立市的资源型城市，经过多年的挖掘开采，矿产资源日益减少甚至趋于枯竭，使整个城市经济的持续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面对严峻的现实，应该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品结构，在发掘和提升工矿资源优势的基础上，大力培植食品、饮料、医药以及植物为原料的新型产业，通过对农副产品以及其他再生资源的深加工或再利用，解决矿产资源匮乏对经济增长的严重制约问题，逐步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依靠本地区的资源优势，积极加大农副产品深加工企业招商引资力度，扩大规模，加快发展，特别是重点帮助有能力的企业争取国家级农副产品深加工项目。在不同产业、不同生产主体之间构建一个新资源共生互补的循环发展体系，通过推进工业化带动农业产业化，通过发展农业产业化促进工业化，使老工业城市摆脱资源束缚、实现可持续发展。
2、坚持走以内涵扩张为主的发展道路。根据循环经济的内涵和衡量标准，发展经济不仅要节约资源，还要保护环境。但是，从有关资料来看，我国废弃物排放水平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每增加单位GDP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多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比发达国家多10倍，每年大气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占GDP的3%-7%。作为一个以矿产开采加工为主的老工业城市，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只有牢固树立经济与生态相互兼顾、相互包容、相互促进的新理念，把经济系统纳入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才能保证社会的持久生存和城市经济的和谐发展。与此同时，还要按照循环经济的内在要求，鼓励和引导现有企业延长和拓宽生产技术链或产业链，通过技术创新将生物资源或废弃物进行循环利用，培植一批高科技、高效益、少污染的环保型企业和产业，坚持走以内涵扩张为主的科学发展之路。
3、树立生产经营的集约观。应通过生产要素的聚集使用，构建资源节约型经济发展体系。按照循环经济理论的说法，在城市功能布局、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要充分考虑产业之间的衔接和环境容量的大小，尽可能地使土地及水、电气等生产要素能够集中有效使用，以较低的经济投入和较少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由于受历史原因和旧城布局的影响，资源枯竭型城市一方面城市区域内土地资源十分紧缺，很多民营优势企业和优势项目难以找到低成本扩张的空间；另一方面，一批停产、半停产的传统老企业大量的厂房设施长期闲置，成为制约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个瓶颈。
要坚持把科技创新与园区建设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创办都市工业园区，集约利用土地资源；坚持把项目建设与企业改制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实施市内企业的土地置换，盘活存量土地；结合旧城改造，通过市场化运作，盘活城市闲置土地。通过整合城市土地存量构建都市工业园，集约使用土地资源和生产要素，减少企业扩张的重复投入，节省经济运行的社会成本，是发展循环经济的有效平台，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有效途径。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