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5 11:38:54
导语：在文化经济现象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现代城市，传统文化，祭祀文化，发展观
Modern city landscape with traditional sacrifice cultural of the mismatch phenomenon
Abstract: In the modern city constru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apid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 of each city landscape has been accelerating gradually, at the same time is also showing some urban problems.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he inherita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urban landscape between there is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th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China as ancient civilization has a deep historic background and plentiful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modern city landscape construction in how we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In this paper,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onfucian etiquette, a special sacrifice cultural forms and widespread phenomenon with the urban landscape produce the mismatch of phenomenon, the risk in traditional cul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 landscape construction and perfect. Key words: The modern city,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sacrifices culture, development
1 现代城市景观与传统文化的融合
每一个国家和民族，每一个区域和城市都有其独特的自然环境、传统文化、民俗风情。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形成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形态是我们国家有别于其他国家的骄傲和财富。如诸子百家思想、传统文学、传统节日、传统艺术等等这些传统文化都作为我们精神文化的重要部分。而精神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也是现代城市建设的重点，美国建筑大师沙里宁说过:“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看到它的抱负。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居民在文化上追求什么。”城市景观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传统文化特别是本土文化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1.1城市景观是体现传统文化的载体
城市是一个硕大的容器，包含着诸多事物。城市景观的建设是城市形象提升的重要举措，城市文化是城市品质的象征。具有内涵的城市充分挖掘其历史文化、本土文化以城市景观作为载体使文化物化给人直观感受。西安环城公园以古城墙为主线而形成的城市景观绿化带。护城河环绕，有亭廊、雕塑、诗碑等风格古朴而稳重。这样的现代城市环城公园为古城墙遗迹的价值和魅力表现起到载体作用。
1.2传统文化是城市景观的内涵
城市文化的宏观取向，要体现所在地区的文化精神。传统文化作为现代城市景观建设的宝贵财富，体现在既是作为城市文化的主要依据，又是城市景观有别于其他城市的前提和基础。西安大雁塔作为传统建筑文化，已经成为西安的符号，为其周边城市景观赋予了灵魂和内涵。传统民俗文化对城市景观建设及城市特色的展现也具有重要意义。陕西民俗中很经典的“陕西怪”，把传统文化以现代景观设计手法“物化”出来，使景观具有“活”的生命。
2 传统祭祀文化在现代城市中的存在
2.1祭祀文化的普遍存在
祭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一种精神活动和信仰的表现。“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盛矣，苟非圣人，莫之能知也。圣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荀子・礼论》。从古至今，从君主到百姓都举行着大大小小的表示重视、崇敬的祭祀活动。以达到心灵上的满足并对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得到体悟。①中国古代祭祀是一项隆重而又庄严的仪式，其种类有：祀先代帝王、祀先圣先师、田与享祀先农之礼、亲桑与享祀先蚕之礼、享先医、五祀、高、傩、蜡腊。祭祀对象大致分为：天、地、人、神。这种活动与人们的生活有直接联系，作为民族传统文化被人们逐渐接受和认同为一种价值文化和生命精神。随着现代社会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能够客观的认识世界，但这种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对情感的诉求和精神的寄托，还是需要通过一种行为方式来表达。另外受传统文化和礼制的影响，祭祀活动也得到传承和延续。
2.2现代城市中的祭祀现象及其产生的问题
城市作为一定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等中心，直接影响着市民的文化水平及对待事物的态度和观念。市民相对进步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审美标准，影响其对待封建、迷信等事物有相对客观的评判和进步的思想②，祭祀看似不科学的传统礼俗仪式有着特殊伦理文化，作为人们精神需求能够“物化”的行为方式，在城市中也是普遍存在的。
2.2.1 祭祀作为现代城市中不可或缺的活动
在清明节、寒食节、端午节、中元节等传统节日，城市中祭祀主要表现为公祭和家祭，如尧舜祭祀、公祭轩辕，是民族及民族文化认同、血缘认同的一种方式，端午节中华民族祭祀屈原，是表示对为国为民做出贡献的崇敬。清明节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扫墓，市民在革命公园、烈士陵园等举行扫墓祭祀活动。家祭 ，从古至今是祀祖先或家族守护神的礼仪。包含家祭、庙祭、墓祭、年祭四种形式，主要是在每年的中元节、中秋节和除夕。现代城市中家祭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表达对故人的思慕和祈福，其场地主要分布在十字街头、天桥下、道路口等。城市中的祭祀活动从形式、内容、仪式等方面已被简化但这种文化形态和社会现象依然存在。
2.2.2祭祀文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我们客观地评判祭祀文化对城市的影响，祭祀活动在古代城市中是一项重要活动，其用地占据城市很大一部分。古代城市格局受到祭祀文化一定程度的影响，现代许多城市依然保留其格局和建筑、场所等产物，如北京、西安等。这些物质和非物质文化产物不仅对祭祀文化的延续起到一定作用，同时也为城市文化建设起到点缀作用，进而带动与大众活动相关的，如参观旅游等行为的发生。无论是公祭还是家祭，在现代城市中依然延续烧纸、祭酒、烧香等行为。在祭祀节日晚上，这种行为聚集于街头、路口，产生大量的浓烟、纸灰等，经过的人都很避讳，“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据统计，祭祀节日晚上街上的活动和人数明显低于平日。除此之外，由于不慎对城市公共设施的破坏甚至可能会造成失火等现象。社会愈是进步城市愈是发达，与祭祀行为的矛盾也就更加的突出。
3 发展观下现代城市景观的建设与祭祀文化的延续
现代城市景观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包含形形的文化以及社会现象，建设与完善城市景观根本目的在于为人们营造愉悦的、舒适的、能够尽量满足人们需求的环境。而祭祀文化相对于其他传统文化，在现代城市建设中属于弱势文化，是人们避讳谈到的事物。除了传统祭祀文化产生的传统建筑在城市建设中建筑文化层面的关注外，大众的祭祀活动以及产生的负面影响在城市建设中是被忽视的。季羡林大师说“文化是一个处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的有机体” ③。那么在城市不断发展的进程中，祭祀这一作为伦理观念的行为，也理应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有个适合的方式和场地。
首先，辩证地看待祭祀文化，达到思想观念上的进步。祭祀与生死观是有必然联系的，生死观与丧葬也存在一定关系。远古时期，中国的丧葬意识相对是比较淡薄的。《礼记・檀弓》记载：“古者，墓而不坟。”“墓与平地齐”。春秋时，孔子生前表示不修墓，其弟子以在其墓地上植树来缅怀他。汉晋时，人死后即植冢树以表示纪念。④。现今，城市周边墓园建设速度和范围不断升上，墓地也形成不同级别和价格的服务。无论是对城市用地面积及其发展的冲击，还是祭祀活动对城市形象及环境的影响，总之是生死观念对城市发展起到一定的约束和阻碍作用。
其次，利用景观手法合情合理地传承传统祭祀文化。景观是处理“天、地、人、神”之间关系的有效手法，也就是说以“景观”作为载体处理好自然与人的关系，达到儒家思想的“天人合一”。祭祀作为人精神层面的需求，是可以通过景观在城市中存在的⑤。以丧葬中的一个例子说明生态伦理与生态美学：“在瑞典已施行的一种“低温法”：不对尸体火化，因为那会释放大量有害物质，而是先将尸体浸入零下196摄氏度的液态氮中，待遗体冻脆后轻微摇晃，使其变成粉末，然后将粉末进行干燥处理，最后把干粉装进由泥炭或淀粉制成的骨灰盒埋入地下。6个月后，它们就变成了肥沃的土壤，亲属可以在地上种上植物。现在，每个瑞典人都可以在遗嘱中写明，他想变成哪一种植物。”目前，许多人也接受并提倡网络祭祀，以网络作为载体，在虚拟空间进行献花、烧纸等等活动，来表达对故人的怀念和祝福。以此看来，祭祀也是可以通过既不违背伦理要求也不破坏自然生态的手法在城市中存在。而城市景观作为城市中生态建设的承载体和先行者，应该有解决城市建设与祭祀文化矛盾的方法和能力，城市景观可以提供人们更加生态的、合理的、容易接受的祭祀方法。
4 结论
中国传统文化是现代城市建设中的财富，我们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合情合理地对其进行传承和发展。祭祀文化作为传统文化中人们避讳提及的文化，某些祭祀活动在现代城市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集聚性，对城市形象和城市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在生态伦理观念下，以城市景观作为载体，以景观设计作为手法，解决现代城市景观与祭祀文化呈现的失谐现象及矛盾，构建文化的、健康的、和谐的现代城市景观。
参考文献
[1]林浩，丧葬祭奠：何时“祭”向文明[N].河南省三门峡日报社，2005-04-05（3）
[2]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113-120
[3]季羡林.东西文化议论集[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417-423
[4]蒙培元，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85-288
[5]章海荣，生态伦理与生态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35-138 301-306
文章标题：刍议现代城市景观与传统祭祀文化的失谐现象
作者介绍：
张 斌 男 生于1985年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景观设计
王葆华男 生于1968年 西安建筑科技学环境艺术系主任 副教授
（中央财经大学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国北京100081）
【摘要】中国古代体育与希腊古代体育存在的区别和其对体育文化的影响，目前我国田径运动的发展情况以及与其他运动的比较，结合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借鉴国外普及运动的方法提出切实可行的适合大众的田径训练方法，从刘翔夺冠到受伤引发的田径文化缺乏个性化，人们缺少对田径文化思考的担。
关键词 田径；专业训练；马拉松；举国体制；田径文化个性化
1“立法体育”与“非法体育”
李力研研究员指出，希腊体育都是“立法”体育，就是说所有的体育比赛都有仲裁方式。这一点，非常重要。好多人研究体育看不到这一点，老以为希腊人有体育，我们中国人也有体育，于是就开始比较，比较来比较去，结果差不多，你有的我都有，你有跑跳投，我有大力士；你有田径，我有杂耍。所以我在体育问题上也就无需“言必称希腊”了，可以理直气壮地坚持民族传统。殊不知，还是没有看到问题的本相。一切东西方体育的比较，差别就在这一点，东方体育属于“不立法体育”，“没有立法的体育”或简称为“非法体育”，一切希腊体育则都是“立法体育”，“法则体系下的体育”或“仲裁体育”。中国体育因为没有“立法”，所以比赛的结果不可能公平，不公平的体育和所有的不公平事物一样，不可能长寿。要想有些生命，只好借助于道德或其他力量。中国的武术最为典型，从不立法，不能交往，门户之见，门阀等级，师徒父子，不可逾越，道德谱系，森严壁垒。一部中国武术史，几乎就是一部不团结史，就是一部相互拆台，谁也瞧不起谁的历史。武术的本身是有差别的，是可以分出高低来的，但又因为附加上去的各种说法，特别是族内族外的道德力量，从而使它成了说不清也道不白的一种文化。这种所谓国术还怎能进行比赛？打架斗殴时可能真还会派上用场，但在“形式化的”文化游戏中，则一直不能自觉上升为体育比赛活动。
希腊体育所以这么热闹，与全社会的普遍立法现象大有关系。社会立法了，体育自然也会立法。体育是社会文化的一个缩影。中国社会不能说完全没有法则，有，但这种法则不是“人权法”而是“习惯法”，甚至是血缘机制下的“刑法”，都是策杖法，是打屁股的法。每个人到底有多大的权利，法则中从不讲解，倒是什么不能干，说得一清二楚，一干就要策杖打屁股。说白了，中国的刑律不是平等法则，而是不平等法则。“刑不上大夫”最为突出。所以，中国即使有体育的萌芽，王子与平民，皇上与百姓，也决没有法权上的平等，自然他们不可能在一条起跑线上平等赛跑。小老百姓万一把皇上比倒了，皇上的脸面往哪儿搁呢？这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一个特征。
2田径在国内的发展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展趋势
田径，顾名思义，是田赛、径赛和全能比赛的统称。田径运动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逐步产生和发展而成。远在上古时代，人们为了生存，需要与大自然及野兽搏斗，经常走动于崇山峻岭、沼泽平原、横跨溪流、飞越障碍、投掷石块、木棒和各种捕猎工具等。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不断重复和改进这些动作，逐步形成了走、跑、跳和掷等各种生活劳动的技能，并把这些技能一代代地传授下去。田赛主要是以高度和距离长度计算成绩的跳跃、投掷项目，径赛是以时间计算成绩的竞走和跑的项目。而当人们逐渐将这些“维持生活、延续生命而不断累积的生存本领”转而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娱乐并进行有奖竞技时，这些本领被人们本能地抽象为“更高、更快、更强”的精神诉求。古代奥运会从公元前776年开始，最初的竞技项目主要是田径。而如今在现代奥林匹克竞赛中，田径项目享有奥运会最多的金牌数，可见田径在体育中举足轻重。
田径，是人类与速度与长度的较量，而泱泱大国我们却很难在生活中看到如此竞赛的存在，人们恐惧运动，从来都是把运动当作是生活中被附加进来的一节体育课，或者是自己头脑不清醒时为自己买的一张健身卡。确实，并不是每一个人每天的生活中必须要备有一个铅球，或者每个星期都找到附近的一处沙坑去跳远，但是我想，如果一个人一生连铅球都没摸过，也不知道跳远的感觉是什么，或者能用手指数清楚他一年跑步的次数，那应该算是我国田径的悲哀吧。也难怪，2004年雅典奥运会刘翔获得男子110米栏冠军的时候电视台反复播放甚至没有插入广告，是啊，中国人太久没有获得田径的金牌了。反观国球乒乓球，中国队几乎包揽冠军，人们试图解释黄种人在田径方面天赋的缺失。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田径赛道上，几乎98%都是黑人和白人，这似乎成为人们之间的共识，亚洲人本来就不属于这个跑道。但我觉得这个结论对于我们国家至少是不公平的，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田径在人们生活中的普及便妄下结论，以专业运动员的水平代表整个国家运动水平的最长板。并不是否定专业运动员的努力以及他们的成绩，只是我想田径竞技更多靠的是专业的训练方法，如果每个人都能有机会去体验专业训练方法带来的或是轻松或是成功的感觉的话，人们很可能就不会那么厌倦田径运动，而将它纳入一种试探自身极限的娱乐活动，将它视为与自己的身体的对话。
运动，特别是田径类的运动，一定要是从小就培养兴趣的，若从小运动就是你的习惯，那长大了也很难割舍。从国情出发，我们国家的田径运动开发可以从无数个小范围的市民马拉松开始，并配备有展业人员在赛前以及比赛中的专业指挥，人员配备可以从高考机制中入手，鼓励学生学习运动专业知识，并以此作为其就业的基础。在这样的体制下，人们可以更方便地接触到运动方面的专业知识，也能更多地加强小范围内人群运动心得的交流。
中国缺的或许只是几个这样类似的机构，或是一些服务于大众的专业人群，又或许是宣传力度。今年举办的北京马拉松和上海马拉松都是人们比较耳熟能详的，但人们或许不知道，我国今年共举办了31个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赛事。分金牌赛事、银牌赛事和铜牌赛事三等。能举办得起来也说明人们对于跑步的热爱有所提升，但是各马拉松大赛还需提升自身的知名度与商业价值，最方便有效的方法是从大学生参加马拉松开始。这样不但有利于提升品牌知名度，更能多多少少让人对于运动产生好感。其实运动可以被简单地认为是一种放松身心的方式，田径文化是一种健康的文化，是人类与身体对话的精髓。
3我国的田径文化发展缺乏个性化
在举国体制下，运动员失去了其主观能动性，在唯金牌论的指引下，运动员变成了拿金牌的机器，所以即便是代表着国家形象的专业运动员也很难道出田径的文化所在。田径有时候只是他们工作赚钱的方式，别无他选。刘翔脚踝受伤备受质疑，是啊，都是个案，刘翔夺冠备受关注，刘翔受伤备受质疑。人们对于田径方面的任何变化都显得特别敏感，我们没有个性、长久的文化积淀，于是我们不会有分析其中问题的原因。或许很少有人去关注刘翔的受伤是否与他8变7的步伐调整有关，相比于了解田径知识来分析问题，人们显得更擅长于凭借其世故的经验来推测其利益关系。人们习惯性地将体育作为一种国家的工具而冷眼看待，这种文化是很难长久的。国家任重而道远，提出属于我们独特的训练技术，运动员选材与培养的调整，将是走个性化道路的起步。
参考文献
［1］李力研.奥林匹克精神与体育文化:一种东西方文化比较的哲学文化学视角[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2,17(2).
关键词：文化建设 品牌管理
世界上百年长盛不衰的所有企业的发展都证明：
一、中小企业文化建设和品牌管理现状
虽然近几年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经济发展不景气，但是中国企业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获得较好的发展际遇，中小企业发展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不过总体发展相对历史而言是获得了长足进展。相关先进管理理论被有效引进和实践运用，提升企业竞争力和促进企业可持续增长与发展。品牌管理和企业文化管理在中小企业管理领域也获得充足运用和较可程度认可，但其管理现状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各个方面。
（一）曲解本质，认识不足
虽然品牌理论和企业文化理论引进多年，有的企业甚至进行专题学习和培训，但实际现象是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并没有真正理解和掌握品牌内涵与企业文化本质。认为多做广告来提高知名度、加大终端推广力度和产品展示等就是有效的品牌管理；认为制定企业宣传口号、印制宣传标语、多开展文艺活动就是进行企业文化建设。正由于中小企业认识存在误区，导致基于企业文化建设和品牌管理塑造企业竞争优势力度远远不够。
（二）经营理念落后，品牌管理缺乏核心价值观。
由于片面理解企业文化，企业行为和企业口号严重脱离，致使“号不符实”。偷工减料、制假售假、质量和价格欺诈等缺失诚信商业道德的经营行为诸见媒体报道，员工在此情况下，更是加大对企业所谓的“企业文化”失望感。若再由此引致市场萎缩，企业降低员工待遇，更是直接抑制员工工作积极性。而品牌的实质是对顾客的价值承诺，而核心价值观缺失的企业肯定不能向市场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企业自然而然没有竞争力，也失去发展的灵魂和方向。
（三）重视不足，组织机构协同乏力
很多中小企业普遍存在企业文化建设与品牌管理工作的割裂，甚至对立。在企业核心价值链的最关键环节——市场营销系统，将企业文化建设简单理解成企业文化管理部门一个部门的工作，对企业文化以及其重要意义的认识存在误区，片面地认为企业文化建设没有实际效用，影响正常营销工作。正因为两部门认识重视程度不够，工作难以协同。实际上，企业文化建设是涉及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的一项系统工程，品牌管理同样是个长期的、科学的过程，两者的管理融合恰恰需要组织部门工作高度协同。
二、企业文化建设和品牌管理融合内涵
企业文化是指企业长期生产、经营、建设、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核心价值观、制度作风、行为规范的总称，对企业成员有感召力和凝聚力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统一，是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创造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精神财富的总和，具有导向、规范、凝聚、激励功能。企业文化作为一种当代企业管理理论，大量成功企业的事实证明，先进的企业文化给企业注入强大生命力，成为企业竞争力的源头，成为企业品牌管理的精神驱动器和推动经营业绩增长的战略武器。具体来看，中小企业文化建设驱动下的品牌管理效应体现为：首先，两者都是为了塑造良好的社会形象和企业口碑；第二，在企业核心价值观指引下，能够有效规范企业营销行为，规范品牌管理，彰显品牌价值，促进品牌可持续性发展；第三，企业文化建设融合到品牌管理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和实施全过程，则可丰富品牌管理活动的形式和提升品牌管理内涵；第四，能够有效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能在一线市场提高工作质量，赢得客户认可和提高满意度、消费忠诚度，扩大市场份额，巩固市场地位。因此，企业文化建设下的品牌管理能够创造企业独特竞争优势和不可模仿性，对企业的品牌竞争优势和长期经营业绩有着重大的实效价值。同时，企业文化建设和品牌管理价值观念一致，内涵融合，品牌管理则拥有强力保障，企业文化建设能够落地生根，两者拥有一致的发展方向和共同创造可持续发展之路。
三、中小企业文化建设和品牌管理融合思路及路径
中小企业在现实经营管理现状下，企业文化建设和品牌管理相对落后，品牌力薄弱是中小企业客观存在的核心问题。事实证明，企业品牌力强大和成功营销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品牌文化和企业文化有机融合、协同发展。虽然，中小企业难以有大型企业的发展资源和实施条件，但品牌管理是企业创造竞争优势重要领域和实现企业经营目标的核心途径，经营者则更应把企业文化建设融合到品牌管理过程中，使二者成为一个可操作的管理运行系统。
（一）理念吻合，彰显企业核心价值观
品牌价值观必须与企业文化理念吻合一致，方能形成自身特色和塑造企业管理优势。企业文化的理念体系中，核心是企业价值观。而在品牌管理过程中必须以企业使命为出发点、以企业价值观为宗旨、以企业精神为动力、以企业伦理规范行为、以经营理念为行动方针，形成企业文化建设在品牌管理领域的落地和价值创造。在中小企业面临各种发展困境情况下，员工是最宝贵资源，以企业核心价值观指明企业发展方向和员工成长方向与奋斗目标，描绘出企业与个人共同发展愿景，提高了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品牌体现着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因此，在品牌管理过程中，执行者才能够主动适应市场变化，在产品质量、安全、环保、服务、市场研发等方面作出及时响应，真正实现顾客价值，真实地反映企业核心价值观，从而能向一流企业那样把品牌做大、做强、做久。
对话，是现下非常流行的一个词语，大到解决国际争端，小到处理家庭关系，无不提倡使用“对话”的方式进行。正如《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指出的：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教材、编者、文本之间的多重对话。
二、课堂提问的意义
那么如何实现师生之间、生本之间的有效对话呢？笔者认为，课堂当中师生间的提问是践行对话教育理论的最重要手段。一个好的问题，可以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品质、激发学生探索未知的兴趣，让学生飞得更高、走得更远。
1.激趣功能
所谓激趣，即激发学生兴趣。在中职语文课堂当中，教师可以通过设计一些问题，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课堂对话的有效性。
2.思维功能
课堂提问能够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当然，这一功能很大程度上要依赖语文课堂对话来实现。
3.提醒注意功能
中职学生在语文课堂会时常出现走神的现象，这样的情况下适时地穿插一些问题，能够起到提醒学生注意课堂内容的作用。
4.表达功能
课堂提问，不仅是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同时也能很好地锻炼学生的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
三、课堂提问的现状
记得不久前，笔者在一次中职语文优质课评比听课过程当中听到教师问了一个问题：“同学们，你们觉得这篇文章在写作方面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啊？”学生当中，应者寥寥。不能怪我们的学生对话不积极，而是教师设计的问题让学生很难回答。这样的问题大而不当，再加上中职学生知识基础薄弱，在他们的认知能力没有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提出这些深奥的问题，不仅会让学生失去对话的兴趣，更会挫伤他们学习语文的积极性，这样的对话，是无效的对话。
四、课堂提问的有效策略
有效的课堂提问，应该突出中职语文的课程意义，凸显问题的教学价值以及情境的意义，结合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心理特点，精心设疑，有效发问。笔者依据现代对话教学理论，在中职语文课堂教学提问环节做了一些尝试性的设计，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1.建立民主、和谐的课堂对话氛围
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中师生之间的关系往往带有一种不平等的功利关系，总是摆脱不了教师讲、学生记的套路，学生也已经习惯了以教师所讲即为标准答案，不敢稍有疑问。这样的课堂氛围，何谈对话。正如保罗・弗莱曼所说：“没有平等，就成了教训与被教训、灌输与被灌输，就好像水遇到了油，谈不到对话和交流，也撞不出美丽的火花。”所以，在中职语文课堂中，应该以对话精神为指导，在教师、学生、文本、教学情境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信任和互相尊重的民主、平等的氛围，通过交流、沟通、分享、反思等多种对话方式，促进师生、生生、生本之间的双边甚至是多边的对话。
2.精心设计问题，让提问成为帮助学生成长的“翅膀”
（1）问题要促成学生与文本之间的深层对话
笔者认为，教师课堂提问是否有效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看问题有没有促成学生与文本之间的对话，有没有在不经意间为学生走进文本世界打开一扇“小门”。例如，有位教师在上《情真意切释猜嫌》时就设计了这样几个问题：
①“猜嫌”在文中具体指什么？“猜嫌”从何而来？
②宝钗怎样做才能释“猜嫌”？
③如何“情真意切”？
④从文中哪些地方看出“嫌”已“释”？
几个问题都围绕课堂教学的主题设计，学生在解决几个问题之后已经将文本完整解读，形成了自己对文本的最本真的体验，很好地实现了有效对话，提升了课堂的效率。
（2）问题要“适度”
所谓“适度”，就是要控制问题的大小和数量。中职学生语文基础比较薄弱，学习语文的积极性也不高，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所以，笔者在设计问题的时候，就考虑到学生这些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提问。一是注意问题的难度，让学生既能解决，又不能轻易解决，而是够一够，摘到桃子，让学生既体会到成功的喜悦，又能感受成功的不易。记得于漪老师在教《孔乙己》一文时问了学生这样一个问题“孔乙己姓甚名谁”。这样简单的问题，很多语文教师在课堂中可能不屑提出，但深思之后发现于老师这个简单的发问竟有诸多妙处：难度不大，激发学生阅读文本找寻答案的兴趣；能够使学生认识到了孔乙己没有名字的深刻意义。只有提出这种能让双方产生互动的问题，我们的中职语文课堂才能真正实现有效的对话。二是根据教学内容来分解问题，化大为小。比如，在上《我有一个梦想》时，笔者设计了几个问题：马丁・路德金有怎样的梦想？为何会有这样的梦想？他如何实现自己的梦想？这样一组问题，让基础差异较大的学生在各自的“最近发展区”获得最大的提高。又如，笔者在上《南州六月荔枝丹》时，为了激起学生的兴趣，笔者让学生去观察并品尝荔枝，然后介绍荔枝与其他水果的与众不同之处。学生通过观察，都能讲出很多东西，不必完全依赖原先知识的积累，不仅回答积极，而且也对文章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3）问题的“广度”
一个好的问题，不仅要有针对性，也要有迁移性。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说：“教是为了不教。”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学生探索和创新的精神，才能改变以往被动学习的状态。相反，如果将学生的思维限定在一个“方框”当中，剪掉越出“方框”的“出墙红杏”，学生怎能产生新的思维火花？
一个有思维广度的问题，要杜绝“是不是”“对不对”等压迫式的提问方式，取而代之的应该是“除此之外，还有哪些？”“……还有什么新的见解？”“如果……那么会怎样？”等极具引导性、发散式的提问方式，旨在启发学生从各个角度、层面进行思维训练，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
（4）抓住“课眼”提问，有效展开教学对话
正如文章的文眼，每一堂课都有一个“课眼”，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抓住这个“课眼”并以之作为话题展开互动交流，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促进课堂对话集中、有效地开展。如，笔者在上《石缝间的生命》一课时，围绕“倔强”这一话题，设计了“什么是倔强”“为什么说这些生命是倔强的”“作者对‘倔强’的态度如何”“面对生活的‘石缝’，你也能如此‘倔强’吗”等一系列问题，阐释了文章的主旨，并将话题由花草树木向人延伸。
3.对学生提问的引导
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提出问题是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所以鼓励学生在课堂当中提问，不仅能够反馈课堂教学效果，也会使学生对已有的知识产生新的价值认识。中职学生可能在刚开始并没有很好的提问习惯，教师应该引导学生针对文本标题、关键句、主旨句、矛盾处等地方质疑，提出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当然，这一习惯的养成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也要耗费巨大的精力，但这种能力一旦形成，对学生的未来发展将有莫大的帮助。
4.善于倾听，收集反馈，有效评价
（1）认真倾听
倾听学生的回答，不仅能够让学生体会到自身思维的价值，也让教师收集到更多学生对问题的反馈。学生懂了没有？对文本的解读是不是存在偏差？这样的提问方式是否有效？……这些都是教师最为关心的东西。这些信息从何而来？绝大部分是要从学生的回答中总结概括。这些反馈回来的信息，能够有效地帮助教师调整教学思路，促进与学生更有效的对话交流。这样的倾听，也是衡量一次教学活动是否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的关键所在。
（2）有效的评价
①激励性评价
法国教育家第斯多惠曾说过：“教学艺术的本质不在于传授，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当一个学生对学习产生热情时，对他最好的褒奖就是真诚的赞美。学生在教师的鼓励下，将会从内心里产生对学习的热爱之情，这种热爱，是任何神奇的教学手段都不能替代的。所以，在课堂教学对话中，教师针对学生的回答做出评价时，要注意激励性原则，当学生的回答方向正确时，千万不要吝啬自己的赞美；即使学生的回答没有合乎标准要求，也请你指出学生值得赞扬的地方，哪怕是很小的一个优点！这些小小的赞扬能让学生真正体验到成功之乐，特别是对学习有困难的中职学生，更应该如此。
②评价的方式
在对学生的回答进行评价的时候，不应该只是简单的呈现答案，这种机械的方式不仅对学生理解问题无益，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伤害学生与教师对话的热情。所以，在评价方式上，教师要注意多样性，同时也应该以委婉的口吻指出学生回答中哪些地方是不合理的，鼓励学生再进行思考、回答。
古人云：疑是思之始、学之端，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中职语文课堂提问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问题设计、评价的有效性。从这一层面意义上说，课堂提问不仅是一种教学手段，更是一种教学的综合艺术。善教者，必善问。在这里，我们向语文教师呼吁：精心设计，认真评价，让有效的课堂提问促成师生、生本之间的深层对话，让课堂提问成为帮助学生飞向成功的青天之翼！
参考文献：
[1]保罗・弗莱曼.被压迫者教育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摘 要： 文化在英语口语教学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语言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只有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以至生活细节，才能正确理解和准确地使用这一语言。因此，英语口语教学不应只是简单的语言知识传授，它必须与其所承载的文相结合，在这种结合中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从而在大学英语口语课堂上实现跨文化交际的理想境界。
关键词： 英语口语教学，跨文化交际，口语课堂
1.跨文化交际
跨文化交际这门学科是一门新兴学科，跨文化交际的总体理论简单来说可以由有三部分来表述，即形象感知，背景透察和视域融合。形象感知是跨文化传通的初级阶段，是交际双方相对而视和初步的交往过程， 是具有感知和想象的过程。背景透察是跨文化传通的深入阶段，并伴有语言和非语言的交流过程。视域融合不仅指交际双方的内外视域的反复沟通，融会贯通和繁复交融，而且是两个交互主体在语言的中介作用中和双向的意识交流中，从各自的交际场出发向着共感场无限逼近的过程，从而达到融合。交际者双方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都要考虑到思维的转换。从某种程度来说，语言与思维方式二者是交互作用的。在使用非本族语时要注意到思维方式的转换。否则在表达上就会产生混乱，遭到误解，影响交际效果。 交际者双方所处的文化背景更是语言运用误区产生的主要来源。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文化。而且文化与语言也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文化的特点有时也会反映到语言上。所以如果只懂得语言而不知晓文化那么同样会让跨文化交际失败。
2.大学英语口语课堂教学现状
随着整个世界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国际交往日益频繁，英语交流的作用显得愈发重要。而我们的大学英语教学需要解决 这一问题。但是我国英语教学长期采用的教学模式是传统模式，虽然强调听、说、读、写、译，但主要的教学重心都放在了读与写，大学里的学生就有一种情况，每当教师布置口语任务时，大多数学生一定会拿出纸和笔，把想要说的英语先写出来。不写就没有思路，然后把写出来的东西念给大家听。这就是传统英语英语教学最大的弊端之一，这导致了学生不会真正的英语口语表达，更别提应付自如的流畅口语交流了。除了交际技能本身培养的匮乏，忽视文化背景知识及语用能力的培养也是大学英语口语要面临的迫切解决任务之一。学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对口语表达能力的培养在思想上重视不够。随着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深入。现在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普遍采用了以培养学生听说能力为重心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学会表达，勇于表达，而不再是哑巴英语。许多英语教学工作者都对英语教学进行了探索，但是英语口语教学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因此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行之有效的大学英语口语教学方式方法。
3.大学英语口语教学中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策略能力
首先，教师需要培养学生使用英语的语言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对跨文化交际有很大的影响。由于中西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不I司，在交际过程中常常出现一些困惑，影响交际效果，甚至造成一些误解。如中国人初次相识时，会向对方打听“在哪里工作”、“工资多少”、“今年多大了”等问题，以表示对对方的关心。而英美人认为这些问题会侵犯他们的隐私权。英美国家的人初次相识时，往往谈论大气、球赛等与个人无关、不会引起麻烦的话题。因此在口语教学中，让学生了解文化背景知识，培养学生认识并接受外国人的思维方式是非常必要的。它是跨文化交际中学会准确、得体交际的前提，是培养学生语用能力的关键所在。
其次，教师要创造语言环境，营造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交际场景。教师应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让课堂成为学售语言实践的场所，将语言知识的学习融于语占使用的活动中，使语言能力和语用能力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首先要改变以往口语课仅仅以句型背诵及机械模仿的方式来训练学生口语的方式，在课堂内加入大量的以学生为主导的练习方式，如对话、角色表演、小组讨论、辩论等多种形式，为他们提供能够开口说话的机会。如通过角色扮演，创造模拟场景，使学生身临其境，掌握如何打电话、看病、购物等语言表达功能。这种场景教学不仅能使学生对所学内容记忆深刻，而且一旦在生活中碰到类似语境，学生能从容应对。另外，充分利用第二课堂，开展英语角活动，以加强学生实际运用的操练。如利用外籍教师的优势定期举办有关文化方面的讲座，开设扩大学生文化视野的选修课，如“英美概况”、“英美文化”等。让学生在较为自由的环境中运用语言，学生是信息的主动接受者和反应者，有充分的自由来选择自己所感兴趣的活动，更近距离地体验文化差异。
另外，教师还需充分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多媒体教学具有语言、画面、音响三结合的特点，能使声音和形象相结合，语言和情景相结合，视觉冲击力和听觉感染力相结合，可以把社会带进课堂，学生既可以看到形象的动作、姿态、表情，又能听到纯正的现场语言交际，有身临其境之感，仿佛置身于外语环境之中，能轻松地进入语言活动的现实情景，而这种真情实感又是语言使用者所必需的，这样就很巧妙地体现了“跨文化交际”的特点，让学生置身于这样的语言环境之中，接触大量活的交际语言，无疑为学生提供了大量的语言信息。通过参与复述、问答、专题讨论等实际语言交际活动，一定会提高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以及根据情景运用得体的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学生还可以通过互联网阅读一些介绍英美文化的文章，观看英语原版电影等，以促进文化知识更新，丰富其语言背景知识，适应新的交际需要。
最后，教师还需关注和改善学生的心理素质，激活学生学习口语的态度自卑、缺乏自信、怕出错、焦虑是影响学生口语表达的消极情绪。教师要鼓励学生不怕出错、不怕出丑；要采用轻松、多样的教学方式组织课堂教学，营造宽松、愉快的课堂气氛；教学内容安排要循序渐进，使学生有进步感和成就感。此外，教师要敏锐地观察学生的情感状态，注意纠错的艺术和策略，在针对学生的语言表现给予客观的评价性信息的同时，要给予他们情感上的支持和鼓励，要提供一个宽松的课堂环境。教师和蔼可亲的态度，诚挚的关怀和帮助，适时的表扬和鼓励，善意的纠错，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口语的内部动机。
4.小结
语言的表达是直接的，明了的。在从现象学入手的跨文化传通学中的形象感知，背景透察和视域融合三个阶段里面我们了解到语言作为交流的中介，所起到的作用是其他方式所无法替代的，因此语言的运用是贯穿于跨文化交际之始终的。作为交际者双方都要从自身入手，加强语言的修为，提高语言的运用，同时掌握与语言相关的文化，及时地转换自己的思维方式，注意一定的谈话技巧，这样我们就能够实现愉悦的理想的跨文化交际。 （作者单位：河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1] 杨静林，论英语口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4（5）
“经济文化”一词，最近二三十年才在国内出现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大力发展后，人们开始更多的关注经济活动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更多注重利用文化学得张力，促使经济活动规范化、制度化、扩大化。但“经济文化”理论提出，西方比我们早了几百年。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就曾指出利己主义是推动市场竞争的精神动力，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也指出新教伦理中所提倡“天职论”“禁欲主义”等宗教文化观念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原因。二战之后，全球经济有了新的发展，而“经济文化”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经济文化的界定
我国对于经济文化的定义是：经济文化是指经济行为主体或群体的经济利益关系和经济行为规律在人们思想观念中的反映，并指导该经济行为主体或群体的经济行为的价值观念体系及其表现形式。简言之，经济文化是从文化学的角度去分析人类的经济活动，其研究视角为文化，研究对象为经济，研究目的是规范、指导、促进人类的经济活动。
在经济文化这一概念基础上，人们在大文化的背景下，将经济文化细化为广义、狭义的两种观念文化体系，或者说成是宏观经济文化和微观经济文化。
宏观经济文化是指导经济活动的理论依据、战略决策等文化内涵，也就是以社会总体发展为立足点，在鼓励经济增长、优化配置、节约资源、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更要注重制度、道德、观念等文化方面的建设，最终使经济发展走向可持续性发展的道路。
微观经济文化是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所表现的文化现象。诸如生产文化、消费文化、分配文化、企业文化、商业金融文化、科学技术文化、人际交往文化等等具体的文化范畴。
经济文化的性质
“经济文化”概念提出后，人们对经济文化的性质却有不同看法，人们争论的焦点更多的是经济文化与经济学、文化学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学科间的简单整合和有机的结合，经济文化到底是一个交叉学科还是新型学科？目前，经济学术界对此有三种主流观点：
第一种观点：经济文化是经济、文化基础理论内涵的有机结合，更多体现的是经济与文化的融合。过去几年中，有不少学者认为经济文化，就是经济与文化范畴的总和，并孤立地去研究其中所蕴涵的经济现象或文化现象。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人们对“经济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这种简单的将文化学与经济学相加的理论，基本上得以颠覆。经济文化不是单一的文化问题或是经济问题，它更多体现的是经济活动中的文化现象、文化内涵，或是在经济活动中起决定作用的文化因素。
第二种观点：经济文化并非涵盖了整个经济活动和文化现象，它所涉及的仅是经济范畴与文化范畴的部分内容。也就是说包括在经济活动中能体现文化现象的一部分内容或是说文化内涵中有经济价值的那一部分内容。经济文化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创造利润，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而人类创造出的文化只有一部分具有经济价值，而这一部分价值，在强化“文化”的作用后，使其赋予了更鲜活的生命力,从而创造了更多的经济利益。此种观点较前者来说，进一步细化了经济文化的研究范畴，阐明了经济文化的性质，同时也提出了经济文化研究对象等问题。
第三种观点：认为经济文化是一门新兴学科，并非是简单的学科交叉。经济文化更多强调的是将经济学原理、经济规律、经济现象与文化学相结合形成一套新的理论体系，用于解释社会经济问题。其内涵就是利用经济理论、现象等手段，研究历史文化、制度文化、习俗文化、宗教文化等文化现象对经济发展及政策的制定的影响；以及从文化学的角度分析和探讨经济问题，强化文化在经济活动的“张力”作用，从而进一步影响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模式。
经济文化与文化经济的关系
经济文化与文化经济，一直以来是两个极易混淆的概念。这两个概念在表述上有一定差异，在实际含义上也不尽相同。搞清这两个概念的差别，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的理解经济文化的内涵。
经济文化，是指在经济中所表现出的文化现象。而文化经济则强调以文化资源为轴心，在文化学中蕴含着经济现象。“经济文化”、“文化经济”从概念上看，虽然都体现了经济学与文化学的相互交叉与有机融合，但二者所强调的内容不同，因此研究的对象、研究范围及研究角度也有所不同。经济文化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及研究文化的价值；文化经济是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经济价值。
经济文化学研究的对象是经济活动中所体现出的文化现象、价值观等内容。其研究目的就是发挥文化学的内在的特有的潜力，并反作用于经济，使经济活动能创造更多价值。其研究范围更多的是那些蕴含文化价值、价值观等的经济活动。
制度安排属于社会规范的范畴，取决于法律、政治、经济等的需要和行为准则，并受科技水平的影响和制约［1］。我们把文化产业制度安排的影响因素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经济规律。文化产业属于一项经济活动，其产生、发展和变化过程必须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和经济管理制度。二是文化规律。文化产业是以文化为内容的产业，所以文化产业的发展和变化过程还必须符合文化的发展规律，遵循符合文化规律的管理制度。三是科技等环境因素。科技进步对文化产业的制度安排的影响，在整个影响体系中处于比较靠后的地位。这种现象在科技与文化结合不紧密的早期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不过，近几十年来随着文化科技的发展，文化与科技之间结合得越来越紧密，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尤其是在现代文化产业之中，不少新兴文化业态已经突破了原有的文化、经济层次，转而依托科技手段和科技载体。随着文化与科技的融合越来越紧密，文化科技的不断发展变化，必然对文化产业制度安排的要求越来越高。在上述文化产业管理制度的影响因素中，科技的地位将会越来越高，甚至成为决定性的考虑因素［2］。为了便于讨论科技创新与文化产业管理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用“匹配程度”一词来衡量两者间的契合关系。从文化产业出现至今的发展进程来看，科技创新与文化产业制度安排之间是匹配的。文化产业管理制度与科技发展水平的匹配程度，反应了科技与制度之间的互动。首先，科技进步突破了原有的管理形式和模式，对文化产业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的管理制度必然产生以适应科技发展的需要。管理制度要适应科技发展，是因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体现。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无论是文化、文化产业，还是文化产业制度，都必须尽量与文化科技发展程度相匹配。其次，科技进步创造了新的生产和管理技术。这些生产和管理技术涉及文化产业化生产过程中的管理环节、运行环节、制造环节等等。这些新的技术为创新管理制度创造了技术和硬件上的可能。比如:网络技术的出现，为规范网络行为创造了条件;数字版权的出现，为制定数字版权保护提供了条件。
如上述所说，科技创新促进文化产业的管理制度安排，两者间匹配程度还在不断增强。但是两者间的匹配程度却呈现出波动现象。这种现象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文化企业的组织形态发生了深刻变革，出现了两极化趋势。一方面，由于不同媒体的相互融合，不同生产方式间的相互嫁接，加上全球文化市场的形成，使文化企业规模迅速扩张，文化企业总体数量不断增加，还出现了一些巨型企业;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类型文化生产关联度增加，延长了产业链，极大地刺激了文化服务业的需求，带来中小企业大量涌现。二是文化管理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由原来侧重分业管理转变为综合管理。在现代科技推动下，各种文化产品生产越来越呈现出相互融合的趋势，包括通信、网络、广播电视、图书出版等越来越相互融合、相互依赖，各种技术行业之间密不可分。这就要求文化管理体制要适应文化产品生产、传播、消费等环节相互融合的需要，从原来注重分业管理，转变为综合管理。上述两点说明，近几十年来，科技与文化产业制度之间的匹配程度呈现出向上波动的趋势。不过，科技创新与文化产业管理制度之间匹配程度只能得到一般的经验性结论。通过考察一百年来科技发展水平与产业管理制度化建构之间的匹配关系，可以发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至20世纪90年代，科技的发展速度开始超过了产业管理制度的建构速度。只是这仅仅体现着一种质的趋势，而不是量的变化。之所以难以进行量的考察，就在于对重大科技发展的衡量标准很难确定，而对每一阶段内的科技创新数量就更难以确定了。另外，从整个世界范围内来说，文化产业的兴起也只不过是上世纪中期之后的事情。正是因为其成长、发展历程较短，考察两者之间的数量关系缺乏数据支持。如果抛开文化产业管理制度的建构，而对其他产业管理制度进行统计则模糊了科技与文化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总之，对科技发展水平和文化产业制度建构的数据来源和统计方法难以确定，这就导致了两者之间的匹配关系难以用精确的数量关系进行准确表示。这也是研究这一问题并不适用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原因。
二、文化产业管理制度总是围绕科技创新波动前进
科技与文化产业制度之间的匹配程度越来越高，但是却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是完全匹配或完全同步的。事实上，两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时滞。这里存在着两种可能:一是文化产业管理制度超前于科技发展水平;二是文化产业管理制度滞后于科技发展水平。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第一种现象比较普遍。在这一阶段里，科技发展速度相对缓慢，从人们意识到技术的重要性，到技术与文化相结合，再到技术本身再次发展之间的时间间隔较长，人们有足够的时间和能力制定出完善且有预见性的文化产业管理制度。从上世纪末，尤其是本世纪初之后，则出现了与之完全相反的现象。一方面，科技发展大大加速，科技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人们制定相关产业管理制度的速度;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文化与文化科技相结合的产业，其兴起时间不长，结合程度不够，人们在面对科技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正反面影响时，还没有太多的应对经验。从近20年来文化产业制度的事实来看，确实如此。上世纪90年代即出现了数字影视技术，但是我国到2002年才实施《数字电影管理暂行规定》。我国于1992年首接入互联网，网络成了新兴文化业态的主要阵地之一。但是，我国到2000年才出台《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至今仍无专门立法来规范网络行为，而其他关于互联网文学产权、网游管理等方面的制度尚未出台。同样是1992年出现了世界上第一条手机短信，而我国却在2008年才出台关于手机短信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而且该制度在实践中还极不完善。上述事例说明，我国文化产业管理制度基本上都滞后于技术出现之后约10年左右的时间。在对单个国家的技术成熟程度、管理制度的试运行时间等因素进行纠偏和平均之后，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科技创新与文化产业制度安排之间仍然存在有大约三至五年的时滞。
科技创新与文化产业管理制度间存在时滞现象并不完全是负面事情。相反，时滞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这种现象是一种客观必然。正是因为这种现象的存在，才造成了科技创新与文化产业管理制度间发展不同步，这也正是文化产业管理制度围绕科技创新波动前进的前提。科学技术的兴起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各种内因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各种因素的作用效果不可能始终一致，也不可能同时一致，这也就造成了科技发展的时快时慢、时大时小。某项科学技术本身需要经历谋划、提出、产生、发展、完善等阶段。所有这些科学技术个体的叠加，最终就会形成技术繁荣、衰退、萧条、复苏的周期性发展模式。除了科技是周期性发展之外，文化产业管理制度也是波动前进的。按照经济波动理论，经济发展是周期性波动的。文化产业管理制度的发展变化同时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发展水平的影响，自然也会出现波动前进的现象。科学技术和管理制度两者各自都是周期性地波动前进，而两种波动之间也会发生影响，相互干扰。由于时滞现象的存在，在同一时间周期里，两种波动相互叠加的时候，必然的结果就是不同步。也就是说，两者之间叠加的结果仍然会出现波动现象，只不过叠加后的波动周期和波动范围不再具有直观的规律性。文化产业管理制度总是围绕科技创新而不断波动前进。科技具有工具属性，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种使用工具，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这种推动力作用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一定的管理制度来加以保障。对于文化产业来说，文化产业管理制度就是维护科技推动其发展的保障。科技和制度不可能处于同样重要的位置，前者必然起主导作用，而后者永远处于从属地位。当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走向成熟和完善的时候，就会对文化产业发展产生明显的作用。这个时候，就需要与之配套的管理制度才能保证科技之于文化产业作用的正向效益最大化。比如，当互联网技术成熟之后，文化信息中的加密、传播技术盛行，就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管理制度加以保障，才能保证这类技术给文化传播、消费甚至是文化发展带来最大的正向效益。否则，如果失去了管理制度的制约，就可能会导致互联网领域文化服务质量和内容的混乱。再比如，当印刷技术普及之后，成册的文字宣传已经平民化，就需要相应的印刷行业管理制度，否则印刷产品就会无节制发展，落后愚昧文化的产品就会泛滥。随着文化与科技结合得越来越紧密，科技除了能够给主导文化产业管理制度的发展之外，还为制订文化管理制度提供了可能条件。而科技的进步，将不断促使着这一可能条件的改变，并进而要求出现与新条件相符合的制度。所以，文化管理制度只能根据科技的变化而变化，根据科技的完善而完善。当科技创新过程存在波动时，文化产业管理制度也必然随之而产生波动。同时，由于时滞现象的存在，这种波动还不可能是同步的。
三、保证科技之于文化产业正向效益最大化的途径选择
关键词：话语置换；话语回归；文化；唯物史观
中图分类号：B03 G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0)03－0161－05
一
在当今时代，文化对于任何国家和地区而言皆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意义。对外而言，文化是一个民族对人类文明丰富与发展的独特贡献，是一个国家在世界民族之林所特有的身份“标识”，也是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内容；对内而言，文化既是一个国家发展的精神动力，是民族内聚力与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同时，它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日益发挥着强大的经济功能。
文化在人类生产和生活中角色的变迁与地位的凸显，带来了文化理论研究的繁荣。自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19世纪70年代出版第一部文化学专著、留下第一个明确的文化定义以来，短短一百余年之间，关于文化的论著汗牛充栋，关于文化的定义竟达数百种之多。学者们从多学科、多层次、多视角切入，形成了诸多不同的理论流派与观点。21世纪初，伴随着文化在社会发展中地位作用的进一步凸显以及全球范围内文化交融与交锋的日益增强，学界关于文化问题的研究更是呈现一种前所未有的发散性与多元性趋势。关于文化的各式各样的新名词与新“话语”层出不穷，着实令人眼花缭乱，文化理论研究已经被淹没在形形的西方“话语”或当代“话语”之中。
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著名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在冷战后时代，国际冲突将主要不再是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的摩擦与对峙，而更多地表现为具有不同文化传统尤其是不’同宗教传统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冲突。文化将成为未来国际冲突的根源。他还将文化视为导致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根源，主张“从文化的角度理解各种社会，分析它们之间的差别，解释它们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状况”…。亨廷顿所主张的显然是一种文化决定论，更早一些的斯宾格勒、汤因比等人也持此类观点，把人类历史归结为文化史，把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动因归结为文化，其错谬之处是显见的，因而亨廷顿等人的观点早已招致学界的广泛批评。在当今的文化理论研究中，如此露骨而直接的文化决定论实不多见，但各种隐蔽或委婉的类似观点却依然层出不穷。如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等等，便属此列。
就当前国内学界来看，文化研究的“去唯物史观”倾向较为集中地体现在两种观点上，一是“大文化观”，二是人本主义文化观，这两种观点又往往相互交织渗透着。
有学者着眼于从人类社会这个“总体”出发来界定文化，强调文化的“总体性”特征，把和凡与自然物相区别的、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社会现象、社会过程和社会事物都看成文化，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所取得的全部成果。自泰勒开创了“大文化观”之先河后，西方大多数文化人类学家都延续这一思路，从广义上来理解文化。对文化的此种理解在国内学界也较普遍。如梁漱溟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
对文化的这种理解是不合理的，必然导致理论与实践的困惑。从理论研究的角度而言，“大文化观”将“文化”等同于“社会”或“人化自然”，按照这一思路，那么人类社会的起源与发展也就是文化的起源与发展，“人类历史”或“社会历史”也就等同于“文化史”。很显然，这一观点模糊和混淆了文化与经济、政治等其他社会现象之间质的区别，偏离了马克思所开创的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来说明历史及其规律的理论路向。从实践的角度而言，“大文化观”根本不具有现实指导性和可操作性。例如我们说“先进文化建设”，这里的“先进文化”自然是与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政治制度相区别的；再如我们将文化称为“软实力”，自然也是相对经济或军事等“硬实力”而言的。如果把“文化”等同于“社会”，我们的文化理论研究将失去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价值，失去现实针对性与可操作性。有学者曾撰文指出，在当前对文化问题的研究中，存在着一种矛盾现象，即概念上的“大文化”与研究中的“小文化”现象。研究者们常常在著作或论文的开头对文化做出一个包罗万象的宽泛定义，可一进入到对文化的某些具体层面、具体问题、尤其是文化建设实践问题的探讨时，要么事先声明自己在这里所讲的是狭义上的文化，要么就直接将广义文化概念偷换成狭义文化概念。这种现象的存在，恰恰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大文化观”所包含的悖论。
另一种具有“去唯物史观”倾向的观点是人本主义文化观。这类观点从人与自然或其他动物相区别的角度来理解文化，认为文化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或自然存在物的根本特征，文化表征着人的主体性、创造性与自由性。文化就是人化，文化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
对文化的这种理解思路可以追溯到18世纪启蒙思想家，如维柯、赫尔德、伏尔泰、康德等。20世纪以来，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文化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意义，从人的主体创造性与主体自由的角度来理解文化的思路与倾向进一步增强。如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把人定义为一个“符号的动物”，而所谓“符号”实际上就是指人类所创造的各种文化形式。哲学人类学家蓝德曼也提出了“人是文化的创造物”的命题。在中国学界，对“文化”持这种理解的学者也不鲜见。如《中国文化论争》中关于“文化”的界定：“从过程的意义上看，文化不仅是一种在人本身自然和身外自然的基础上不断创造的过程，而且是一种对人本身的自然和身外自然不断加以改造，使人不断从动物状态中提升出来的过程”。当今的文化哲学研究者也大多从这一角度来理解文化本质。
这种观点注重从人与文化关系的视角来理解文化，强调人在文化创造中的主体地位与作用，重视文化对人生存与发展的价值意义，其理论的深刻性是值得肯定的。但在他们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中，往往抬高人的文化属性，而忽视或降低人的社会关系本质；同时，他们赋予“文化”以将人类从动物世界中提升出来并加以规定的“提升者”和“规定者”的地位与角色，文化的起源与人类的起源是同一过程，没有文化就没有人类，是文化的差异使得一个民族不同于另一民族，一个时代区别于另一时代。这无疑隐含着主张文化对人类及其历史的决定性意义的倾向，无论在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上或是对文化本质的理解上，都偏离了唯物史观，并最终在文化与人的关系、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等一系列关键性问题上陷入自相矛盾。 经济、政治与文化进行区分既是徒劳的，也是错误的；二是认为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或干脆将文化等同于人类社会，如前述观点)，倘若从经济与文化相互关系的角度来理解文化，就必然导致对文化及其作用的贬低或忽视。
稍加推敲便可发现，上述反对理由中存在两个理论误区：一是混淆了经济、政治和文化三者之间理论上的可区分与经验上的不可区分之间的关系。在社会有机体中，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领域，或日三类事物，从经验的层面而言，的确是不可截然分开的。在现实中，它们从来都是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文化深深渗透于人类社会的每个领域和角落，只要有人类活动的地方便有文化的痕迹。我们并不否认文化无所不在。但经验上和现实中的不可区分并不等于理论上的不可区分。从理论上区分经济、政治与文化，并不意味着否认三者在经验上的不可区分。我们进行理论研究的目的，正在于从相互交织、纷繁芜杂的社会现象中，根据事物各自所包含的矛盾的特殊性，将事物区分开来，进一步探究每一类事物的本质与规律。因此，从理论的层面，对经济、政治与文化各自的理论边界做出相对清晰的划分，是可能的，亦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厘清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复杂的内在关系，才能从这种复杂关系中最终把握人类历史的总体逻辑。
第二个误区在于，这种观点实际上曲解了唯物史观关于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关系的原理。唯物史观将文化界定为社会有机体内部的组成部分之一，以区别于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政治结构，并指明：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社会文化结构是由社会经济结构及相应的社会政治结构所决定的。经济结构是一切文化现象的基础和根源；文化是派生的，是以前者为条件并建立在前者基础之上的。经济结构的性质和水平最终影响文化的发展，经济结构的本质变化或快或慢但却是不可避免地导致文化的变化。然而，强调经济因素的最终决定作用，并不等于说文化与经济之间是一种机械的对应关系，并不意味着经济因素的变化会立即、直接地体现于文化结构之中。唯物史观从不否认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相反，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历代者的著作中，反复强调过文化的相对独立性问题，认为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二者的互动要经过许多中间环节和间接因素。文化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并不完全同步。
因此，强调考察文化现象的唯物史观视野与方法，并非贬低或忽略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功能。在当今时代，文化对于国际交流与国际竞争、生产力的提高、产业结构的调整、社会生活的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民主政治制度的维护与完善、人们精神生活的丰富乃至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等等，皆有着不容置疑、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唯物史观从未否认这一事实。但是，文化的作用越是重要，我们对于文化起作用的性质、方式、程度与范围就越是需要作出一种恰如其分、合理科学的界定与说明。唯如此，在社会建设与发展中，才能够始终清醒地洞察各种文化矛盾与文化危机的深层根源，才能真正有效利用和充分发挥文化的作用，才能够找到促进文化发展与繁荣的真正有效的途径与方式。
强调考察文化的唯物史观视野与方法，并非排斥其他视野与方法。文化人类学的、哲学人类学的、一文化形态学的、文化批判的、符号学的、生态学的，等等，各种视野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与意义，都从某些侧面揭示了文化的特性、功能、规律或本质。唯物史观不仅不排斥这些视野，而且以这些视野以及由这些视野出发所得出的理论成果作为可资借鉴的重要资源。其中许多有价值的观点与方法，可以在批判、过滤之后被汲取和包含在唯物史观话语体系之中。在一些具体文化现象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有选择地采纳或借鉴除唯物史观之外的其他研究视野与方法。但这样做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研究者必须对自己所采用的视野与方法有明确的批判反思意识，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采纳的视野与方法的前提与合法性限度。
境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丰富的民族传统体育资源可能形成其点源型发展类型，并导致发展失衡甚至全面
崩溃；发展过程中的“挤出效应”导致其缺乏创新，逐渐僵化；因利益关系而出现寻租和腐败现象，从而致使
民族传统体育的制度弱化。要破除“资源诅咒”现象，需要在文化自觉基础上进行自我更新、加强制度建设并
提供民族传统体育展示与交流的机会和平台。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资源诅咒；发展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808（2012）06-0017-04
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
汉族在内的56个民族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创造了丰
富多样的民族传统体育形式和内容。研究表明：我国
专家、学者们迄今已收集到汉族传统体育项目300多
条，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670条，如此丰富的
体育资源，本应使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在世界体育文化
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实际上，在西方体育文化冲
击下，“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面对强势文化，受到严峻
的考验，长期处于被压抑的状态，步履维艰”，甚
至“在西方强势体育的冲击下，继承发展了几千年传
统文化的庞大民族传统体育体系逐渐分崩离析。”
学者认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困境除受西方体育
文化冲击的原因外，还是“民族传统体育赖以生存的
社会基础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变迁中逐渐消蚀”
的结果。而本研究感兴趣的是：民族传统体育自身的
丰富性是否也是导致其困境的原因之一？经济学中的
“资源诅咒”理论是否可以合理解释民族传统体育发
展中的困境？
1 资源诅咒理论及其基本观点
资源诅咒作为现展经济学的概念之一，是美
国经济学家奥蒂（Auty）于1993年首次正式提出的。
传统观念认为：自然资源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
要基础，自然资源应对经济增长起积极的促进作用。
但白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大量的实证研究，部
分经济学家发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现象：许多资源充
裕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和绩效却远不如资源匮乏
的国家。此即“资源诅咒”现象。
学者对“资源诅咒”现象主要有如下解释：（1）“中
心――”论。该理论认为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占据
世界贸易体系的中心，与处于的发展中国家进行
不平等交换，以国家为代价来获得中心国家的发
展；（2）经济类型论。认为资源的经济类型有点源
型经济与发散性经济之分。前者指国家经济发展依赖
某几类资源，而后者则强调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前者
导致了经济发展受阻；（3）挤出效应。由于拥有了
丰富的资源，教育投入的产出效果不明显，从而使接
受教育、基础创新及资本投资的意愿降低，从而使人
力资源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影响经济的长期发展；（4）
制度机制。认为自然资源通过寻租、引发腐败等对本
国的制度质量产生侵蚀，而使经济发展遭遇阻力。
资源诅咒理论不仅可以用来分析自然资源，同样
也可以分析民族传统体育这种文化资源。我们尝试分
别从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模式（点源型或发散型）、挤
出效应和制度原因三个方面来分析中国民族传统体育
所遭遇的困境。
2 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中的“资源诅咒”现象
2.1 点源型发展模式
“点源型经济”是经济学家Murshed提出的概念，
他认为资源诅咒的本质不在资源丰裕度本身，而在于
资源的经济类型。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将其经济发
展单纯依赖少数资源的生产和出口，那么其经济模式
就是点源型经济模式。由于依赖，该国或地区资本、
技术和人力都向该资源倾斜和集中，从而使其他产业
部门由于得不到各种支持而衰减、弱化。在该资源本
身处于繁荣阶段时，其负面影响往往不被发现，但当
资源的繁荣有朝一日因各种原因而逝去，必将使该国
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遭到致命打击。
按照这种思路去思考中国传统体育的发展模式，
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有意或无
意地在执行着点源型发展模式。在众多的民族传统体
育项目中，最受重视的是武术、气功及舞龙舞狮、龙
舟等少数几个项口，尤其是少林武术、气功和太极拳，
而多数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则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由
于在技击、健身和娱乐方面具有其特殊功能，看重某
个或某几个体育项目本身没什么问题，问题是“过多
依赖”和项目的“单一类型”。过多倚重某个或某些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会使资金投入、技术手段和人力
资源过多流入这些项目领域，从而使其他体育项目被
边缘化，导致其市场萎缩甚至消失，这不是危言耸听，
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同时，所倚重的现有项目假如
因为各种必然或偶然原因而失去其繁荣的一面，将会
对整个民族传统体育产生致命影响。
2.2 发展中的挤出效应
由于自然资源的丰裕，并不需要过多的后期人为
努力，可能会使人漠视甚至挤出某些刺激经济发展的
重要因素（如教育、投资和创新等），从而使该国家
或地区的长期经济发展失去持续动力。这种情况同样
会在民族传统体育身上发生。
如前所述，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成百上千种，甚至
可能更多，加上其中不同的流派、玩法和不同时代的
注解、说明，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不可谓不丰富。不
少民族传统体育的锻炼和学习在习练者很小的时候就
进行了，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文化知识和该项目以外的
知识技能的学习。且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民族
传统体育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学习较少，甚至在个别民
族传统体育（如武术）中曾还存有门户之见，不同流
派可能会相互防范和攻击，更别说交流提高了。
项目的多样性、形式和方法的固有化，使民族传
统体育的练习者只需要听师傅的话，认真练习，在通
过师傅考核后如能到的师傅的真传，他就可以真正掌
握这门传统体育技艺。这种情况下，外来的文化知识
的教育便是多余的。加上不少民族传统体育本身主要
在农村地区流传，练习者接受文化知识教育的机会和
动机就更小。
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到一定阶段，就需要传承人
和练习者不断突破项目发展过程中的各个瓶颈，通过
理论和技术创新，使民族传统体育能够不断适应新
时代的需要，甚至创造出新的民族传统体育内容来。
如现代武学大师王芗斋初学形意拳，得其师郭云深亲
传。后来感于当时花式武术的积重难返，创立大成拳；
台湾地区民间艺人将传统和现代衔接，创造出深受台
湾青少年喜爱的“雷音三太子”这样的体育项目来，
并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现场进行表演。但是，
总体来看，在长期传承过程中，民族传统体育逐渐模
式化，创新严重不足。加上部分传承人和练习者对知
识教育的忽视，缺乏创新动力与能力，甚至将创新看
作是“背叛师门”、“背经离道”，从而使民族传统
体育越来越僵化，缺乏活力。
民族传统体育的丰裕性不仅通过忽视教育和创新
而挤出人力资源的投资，而且会挤出不受重视的民族
传统体育项目。在部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如前面所
提及的武术、气功等）风光无限的同时，部分项目（如
一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日渐消亡，这种两极
分化现象最终将使民族传统体育本身失去生机和活
力。
2.3 发展中的制度弱化
在对资源诅咒问题的近期研究中，制度机制越来
越受到重视。该观点认为：丰裕的自然资源由于其利
润空间的吸引，会导致腐败和寻租等行为，从而弱化
制度质量，阻碍经济、社会发展。
民族传统体育中的寻租类似于亲情寻租：即利用
自身的特殊身份（如血缘或师门关系），影响民族传
统体育传承人（掌门人）的权力行使，或直接寻求在
该项目发展过程中的某种控制权。这样或者造成决策
者的决策行为受到外在因素干扰而失误，或者造成其
他行为人的办事效率下降。因为利益关系的影响，会
在民族传统体育的项口传承人周围产生不同的利益群
体，各自凭借其特殊的师门或血缘关系去谋求权力和
利益。这样就造成体育项口运行成本增高，出现资源
诅咒现象。由于关系的复杂性和多个利益集团的存在，
可能造成圈子中关系稍远的项目运行具体责任人对一
些非正常现象漠然视之、明哲保身，从而使民族传统
体育的发展受阻。
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传承人”个人利益、获
得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推广权对项口本身的利益具有
巨大作用，加上评定“传承人”、授权项目推广的过
程可能出现不规范行为，“寻租”和腐败就会产生。
由于民族传统体育社团发展缓慢，力量较弱且较分散，
不能形成有效合力以实现共同目标，长期形成的体育
社团官民二重性和政府机关存在的效率低下和人情世
故，使民族传统体育的社会关系可能呈现不透明甚至
不可信的特点，使社会制度较差，影响了民族传统体
育的社会形象。
3 破除民族传统体育“资源诅咒”的思考
“资源诅咒”并非不可避免，这在经济领域已得
到证明。民族传统体育要避免和破除“资源诅咒”现象，
需要在认真审视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建设，
通过扩大民族传统体育之间的交流来促进共同繁荣。
3.1 经过文化自觉，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改造
文化自觉是指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不
仅了解她的不足，还要清楚她的价值。任何文化都有
其特定的生存环境，都是长期历史选择的结果，也都
需要随着历史和社会发展进行变革和转型。但这种变
革和转型不是跟着感觉走，更不是被西方牵着鼻子走。
在文化领域没有绝对的普适价值，对强势体育文化的
刻意模仿，等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自杀。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民族传统体育项口过多，
分类过细，容易出现“资源诅咒”现象。江户时代末
期，日本柔术流派多达179种，庞杂的流派和体系并
未带来其繁荣，“资源诅咒”反而造成其推行困难。
现代柔术之父嘉纳治五郎经过总结原理、删繁就简，
使改造后的日本柔术重新获得社会承认并最终进入奥
运会。时至今日，民族传统体育的内外环境已经发
生了重要变化，“我们不应渴求历史上创造出的民族
传统体育能适应不同社会的需要，而应针对不同社会
需求而对民族体育文化做出调整。”如台湾民间对
传统阵头“太子爷”的改造，使充满宗教色彩的“傩
舞”变成充满现代摇滚色彩的“电音三太子”，得到
广大青少年的喜爱并曾荣登上中央电视台的舞台，实
现了其宗教功能到健身娱乐功能的转变。这种对民族
传统体育的改造，体现出文化自觉基础上的文化自信：
我们有能力、有智慧使民族传统体育的“神”和“魂”
传承下去。
3.2 加强民族传统体育的制度建设
经济学界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民主制度相对较差
的国家，自然资源倾向于诱发腐败，从而拖累经济增
长。为避免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中的腐败和寻租现象，
就有必要建立严谨的管理制度和开放的交流政策，从
而消除资源的负面效应。
同时，通过制度建设，鼓励民族传统体育中的教
育和创新投入，加强民族传统体育中的人力资源建设，
消除“挤出效应”的消极作用。鼓励民族传统体育的
全面发展，避免对某个或某几类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
过多依赖，使民族传统体育能得到整体进步。
3.3 提供民族传统体育交流与展示的真正机会和平台
多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缺少的就是展示自身魅力
的机会和平台。正是由于缺少展示的机会和自身封闭
性，许多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随着观众的渐行渐远，在
类似神枪沙子龙“不传，不传”的拒绝声中，正逐渐
淡出人们的视野。还有少数项目沦落到为地方政府增
加旅游收入而进行“街头卖艺”的工具。表面上看似
乎得到了展示机会，可在商业利益驱动下，所表演的
民族传统体育项口早失去了其应有的韵味和“精、气、
神”。因此，提供一个专门的能让各民族传统体育展
示和交流的机会和平台十分重要。
项目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是展示和交流的前提，中
国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不仅创造出富于地方和民族色
彩的体育项目，而且创造了很多形式相近、方法类似
的项目。以最简单的儿童游戏为例：和我国南北各地
汉族儿童喜爱的“老鹰捉小鸡”相似，新疆柯尔克孜
族有“老鹰吃仙鹤”的游戏，广西仫佬族有“凤凰护
蛋”游戏，类似的还有山东的“马虎叼羊”、台湾的“围
虎陷”等。相似性提供了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比较、
借鉴的基础，而差异性则丰富了民族传统体育展示和
交流的内容。举办民族传统体育交流和展示活动一方
面需要体育和文化管理部门的积极策划，另一方面也
需要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自身的配合和支持。民族传
统体育之间的交流和展示，不应以决出“胜负强弱”
的某某运动会面目出现，而应是一视同仁，平等参与，
各展风采，通过“美人所美”和“各美其美”，达到“美
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民族传统体育共同繁荣的目的。
4 结语
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目前所遇到的问题是多种原因
造成的，我们不能一味抱怨外在的“体育全球化”的
冲击，而是要积极从自身找问题。“周虽旧邦，其命
维新”，民族传统体育在新时期要获得进一步发展，
必须通过不断创新来破除“资源诅咒”现象。这种创
新不仅体现在动作技能本身的改造上，还体现在制度
建设上，也体现在传播方式的改革中。我们相信，有
着数千年文化积淀的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将经过
创新而在新时期重新焕发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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