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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在经济学的演变过程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经济史 世界经济史 课程特性
世界经济史是一门反映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活动领域的一门科学，学习这门课程，不仅要了解人类经济活动的知识，更要培养深刻的历史理解力、洞察力和对历史发展趋势的预测力，进而对现实的经济问题有所指导和参考。经济学本科专业开设这门课程，将有助于学生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通过考察经济发展演变的具体过程更好的理解经济学理论和探究经济发展规律，对构建经济学专业学生完整的知识结构有着重要意义。
一、世界经济史的课程特性
经济史是一门伴随经济学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介于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在课程设置上，经济史分为中国经济史与世界经济史两个分支，中国经济史主要以中国经济发展演变过程为研究对象，侧重于探求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而世界经济史则以世界各国、各地区以及全球经济发展演变为研究对象，侧重于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国家与地区人们经济活动的联系与相互影响，从地理范围上看，世界经济史即包括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研究也包括对中国以外其他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过程的研究。所以世界经济史具有和经济史一样的学科特性。
首先，世界经济史是经济学理论的源泉。世界经济史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人们之间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研究经济组织、经济制度和经济部门的发展演变过程，研究经济发展的结构和历史过程，研究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相互关系。而经济学理论恰恰也是以人类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研究个人、组织和社会行为的学科。世界经济史为经济学理论提供了大量历史事实，经济学理论就是从这些历史事实中凝练和抽象出来的。世界经济史通过为经济理论提供大量证实与证伪素材，推动着经济理论不断完善和发展。正如希克思所言：“为了不致使逻辑进程与最明显的事实发生冲突，我们应当回过头来看看历史纪录”。
其次，世界经济史注重时序性与规律性研究。世界经济史与历史学的相似之处更多地体现在研究方法的趋同性，二者的考察对象都是以往经济、社会状况以经济发展轨迹，在叙述方法上都有用“史料说话”的特点，在研究过程中都重视对历史发展过程的描述，从而探索事物发展的规律性，指导当前的人类活动，并对未来发展趋势做出合理预测。但二者的研究任务却不相同，世界经济史的研究任务在于通过对史料的发掘，以证实和证伪的方法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而历史学的研究任务则在于客观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探求事物发展规律。
再次，世界经济史是一种分析方法。熊彼特说过：“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多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法的欠缺倒是次要的”。由此看来，“历史感”和“历史经验”是经济学者研究经济学必备的基础。而所谓的“历史感”和“历史经验”其实就是思考和分析经济问题的历史自觉性，具体而言就是在历史中求解现实经济问题时，做到“以史为鉴”，在运用经济理论工具分析经济问题时，做到“史论结合”，在归纳总结经济问题，探寻经济规律时，做到“论从史出”。
二、世界经济史课程的开设现状
世界经济史在我国高校课程设置中，长期作为历史学专业的必修课。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制度经济学传入中国，国内学者开始有意识地以新经济史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外历史中的制度（变迁）案例，并与中国当前的制度变革进行比较、印证，世界经济史开始成为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中的一个重要领域。目前世界经济史课程的开设情况大致可归纳为三种情况：少数高校将其作为经济学本科专业必修课，部分高校将其纳入经济学专业选修课，还有部分高校并未开设该课程。
通过上述资料显示，在少数重点财经类高校经济学专业，基本都开设世界经济史课程，并多数作为必修课程。在综合类大学的经济学专业基地班，在教学方案设置中，也都开设世界经济史课程，并作为必修课。而在地方财经类院校，将世界经济史作为经济学专业本科必修课程开设的则寥寥无几，世界经济史作为经济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经济学本科专业设置中一度被边缘化了。当然，由于一些高校的专业设置及课程开设情况并未通过网络公开，为此只能通过不完全统计得出上述结论。
三、世界经济史课程未得到充分重视的原因
世界经济史作为经济史的一个重要分支，为何在课程设置中没有受到应有重视，国内多数高校的经济学本科专业为何没有将其列为必修课程，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探求原因。
首先，经济学本科专业人才侧重于理论逻辑培养的理念导致世界经济史课程未得到应有重视。自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发表标志着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几百年间，经济学理论先后演化出古典学派、边际学派、新古典学派、数理经济学、制度学派、福利经济学、凯恩斯学派、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理论基础、芝加哥学派等多个经济学流派，各学派在分析经济问题的方法上各有所长，共同促进了经济学理论的繁荣与发展，与经济学理论的多样性相适应，形成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创新经济学等许多经济学理论课程，而这些课程都是经济学本科专业必须开设的专业课，为此经济学专业本科教学则更侧重于对上述经济学理论课程的传授与学习，使学生掌握各种经济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此外受到总学分和学时的限制，经济学专业课的门数也存在界限。总体而言，在本科生培养过程中各高校更加注重对学生逻辑思维及运用经济学理论方法的培养，世界经济史作为经济理论源泉的作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所以大多数高校并未将世界经济史列入经济学本科专业的必修课程。
其次，对世界经济史的课程定位影响了其作为经济学本科专业必修课程的开设。如前所述世界经济史在我国长期以来作为历史学专业必修课，20世纪80年代以来才逐渐作为经济学专业课来开设，所以提到世界经济史，很多教师和学生并未认识到其在经济学理论学习过程中应发挥的证实与证伪功能，而仅将其列入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不仅如此很多财经类高校将世界经济史作为通识课程，意在扩展学生的知识面，所以仅作为选修课来开设。
再次，世界经济史课程师资培养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世界经济史教学。从教师知识结构上，讲授世界经济史课程要求教师既具备经济学专业素养，同时又具备历史学人文素养，并将二者融会贯通，授课时既能用经济学理论分析经济问题，又能自如发掘经济史素材，让学生逻辑分析经济问题的同时又能以史为鉴，然而同时具备两种知识结构高素质教师队伍人数较少。
此外，世界经济史课程的教学方法也影响其对经济学功能的发挥。就目前来看，世界经济史课程教学多以课堂讲授为主，虽然在教学方法上采用了多媒体授课，但是课件内容以文字和授课大纲为主，视频和音乐运用较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免感觉枯燥、乏味，自然将世界经济史等同于高中时期的历史课程，重视程度也随之减弱。
四、加强世界经济史课程地位的建议
首先，正确定位世界经济史课程，加强对其重视程度。世界经济史不是一门历史课，而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强调历史与经济学理论相统一，培养学生以史的方法和视角，运用经济理论去分析经济问题，通过世界经济史的教学，实现学生对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在头脑中衔接历史与未来，而不是单纯学习各种经济学理论。因此应该重视世界经济史课程在经济学本科专业课程设置中的地位，将对世界经济史的学习作为经济学专业人才知识结构中必备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素养。
其次，培育世界经济史教学队伍，增强教学能力。世界经济史课程对教师专业素质的要求较高，需要教师同时具备经济学专业素养和历史学人文素养，因此要求本科高校重视该课程教师队伍培育，为教师提供多种形式的进修、访学、攻读学位、科研项目及精品课程申报等途径，促进教师队伍成长和成熟。
第三，开展专题教学，选择注重历史与理论和现实相结合的教学内容。目前大多数世界经济史教材均采用编年体例来设计内容，而这种设计与历史教材雷同，使学生感觉乏味，按这种方式编排教学内容，容易疏离世界经济史与经济理论和现实经济问题的联系。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如果以专题形式来讲授世界经济史的相关内容更符合经济学专业本科生的特点，容易吸引学生，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够更好地将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相结构，对能适当对现实经济热点问题进行分析。
第四，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的趣味性。以课堂讲授为主的教学手段，如果偏重于史实的介绍，很容易变成史料堆砌，如果偏重于理论和方法讲授，又容易枯燥乏味，因此有机结合多种教学方法，对于世界经济史教学非常重要。其中全面调动学生视觉、听觉和思考的多媒体教学、对经济热点问题有针对性的研讨式教学以及让学生直接参与的研究型教学是世界经济史教学值得尝试和实践的几种好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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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文.方法与史实的契合：经济史教学多重价值探论.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2.1：120-123
[关键词]语言 语言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31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4）02-0042-01
范学刚（1977-），吉林省吉林市人，东北电力大学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字教学应用研究。
一、语言经济学综述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由于商业经济发展的缓慢，因此语言和经济的关系并未凸显，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自上世纪60年代起，经济学者Jacob Marschak提出了语言和经济的关系问题，引起各国学者对于语言和经济关系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最近三十年是全球经济飞速发展的三十年，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人们对于经济学的研究，同样语言经济学的研究也在国外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起步较晚，因此对于语言经济学的研究，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我国语言专业的学者和经济学者分别从不同专业视角对于语言经济学展开了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重大成果。
二、经济的发展推动了语言的发展
（一）经济影响其他语言区域国家语言政策的设定和语言培养体系的建立
经济体通过自身经济实力产生的影响力，影响着其他语言区域国家语言政策的设定和语言培养体系的建立。首先表现在经济贸易交往中，使用不同语言的贸易双方，由于经济实力在贸易双方中占主导地位，从而导致了语言的主导地位。其次，由于经济实力强大，经济贸易的频率高，从而导致使用该语言的频率高，被认知度高于其他语言，从而逐步提升和确立语言的使用地位。在经济贸易活动中，贸易双方处于主导地位的经济体，通过商品的输出过程同时伴随着语言的输出，从经济交往的协商过程到商品的宣传、包装、说明等，整个流程都伴随着语言的应用。在贸易双方处于非主导地位的一方，为了扩大经济利益，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实现经济目标，满足经济需要，必然在语言政策的设定和语言人才的培养上与之相照应。例如，我国在建国初期至上世纪70年代末期培养了大量的俄语人才；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整体经济实力相对较弱，为了吸引外商投资，为了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调整了语言政策，建立了新的语言培养体系，我国开始培养大量的英语人才和日语人才，俄语的主导地位下降。
（二）经济影响着人们对于语言学习的选择
经济体通过自身经济实力产生的影响力，影响着人们对于该语言学习的选择，从而推动该语言的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我国改革开放后，外资的引进，通过经济交流和外来商品的接触，让我们接触英语的频率增加，一时间“英语热”席卷全国。至今，对于英语人才的培养，仍然是我国外语人才培养的主要任务。外资的引进，也增加了更多的需要英语的就业岗位，并且英语的就业岗位在薪金上高于普通岗位，由于好就业、待遇好，因此吸引了大量的学习者主动选择学习英语。同样，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总体经济实力全面提升，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伴随着国家经济影响力的提升，在商品输出的同时，汉语也逐渐为世界所熟悉。经济实力的提升、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购买力的增强、旅游消费的需求增加，也直接导致了语言的传播。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汉语的传播也更为迅速和宽广，各国对于汉语专业人才的培养也更为重视，建立了各自的汉语人才培养体系。到2012年，中国孔子学院已经在100多个国家建立了350多所孔子学院。在2013年1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里顿宣布成立“十万人留学中国”基金会，在韩国、日本等国家在公共场所的广播、标志也在使用本国语言和英语之后开始加入汉语。
语言能力作为劳动能力的一部分，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劳动力市场对劳动者的要求已经从对于母语的口语表达能力和书写阅读能力发展到对于外语的口语表达能力和书写阅读能力。例如我国实施的职称外语等级考试，已经将外语能力作为衡量职业能力的重要标准之一。当人们认识到，学习和掌握外语有利于个人的就业和发展，自主选择影响力相对大的外语进行学习，在这个选择过程中，经济因素是其选择过程中的重要因素。
三、研究意义
语言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意义在于两个层面：其一，通过研究语言对于经济的作用，从而认识语言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掌握其中的规律，推动经济的发展；其二，通过研究经济对于语言的作用，从而更好地制定语言政策，建立语言培养体系和规划和实现语言传播的策略。以语言作为研究的主体，通过探讨经济活动对于语言各方面产生的影响，来认识语言的演变过程和发展规律。本文更加侧重第二个层面的研究，希望可以通过系统地认识经济对于语言的作用，从而增强对于影响语言传播和发展因素的认识，通过对于经济对于语言影响规律的掌握，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语言的发展规律，有利于我们进行语言投资、语言规划和语言的保护，不仅具有理论意义，同时也具有较大的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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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流派；自由放任；政府干预；经济思想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9-0003-03
西方经济学始于重商主义，自重商主义以来，西方经济学界逐渐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没有哪一个学派的理论能够做到让所有学者都认同。虽然诸多学者意见各不相同，但是从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来看，西方经济学说主要分为两大学派：一个是注重以个人欲望满足为归依，分析经济问题建立体系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另外一个就是主张个人欲望某种程度上服从社会利益社会需要的国家干预经济的学说。简而言之，政府干预为国家的行政机关通过采取经济计划和财政金融等手段对经济进行必要而合理的干预；而自由放任则相反，主张尽量的少干预甚至是不干预经济，通过市场自行对经济调节。
纵观整个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史可以发现，政府干预和自由放任经济思想一直都处于此起彼伏、相互交替出现的状态。这种现象与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相关，根据时代的发展所表现出的不同的社会性质以及呈现出的相对应的经济思想，西方经济学说史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一、早期的经济思想（从远古至中世纪中叶）
这一时期是各种经济观念、思想产生和发展时期，此时经济学尚未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较为突出的经济思想便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以前的经济思想处于一种“萌芽”状态，所关注的问题更像“家庭管理”方面的问题，比如治水发展农业、等级和阶级的观点等。直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欧封建社会晚期，国王为了巩固统治地位以及满足王室的大肆挥霍，铸币无法满足王室的需求，于是当时出现了一股以追求金钱为目的的学说——重商主义。重商主义的基本观点是财富就是货币，货币就是财富，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活动统统归结于截取金银。之后蒙克莱田上书路易王朝，极力主张国王积极干预管理国家经济，将重商主义推向了。他认为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使国家获得荣誉和不断致富，因此政府应执行有利于本国商人的政策。蒙克莱田可以说是早期重商主义向晚期重商主义过渡时期的人物，也是较早将政府干预经济思想上升至国家层面的人。到了重商主义晚期，詹姆斯·斯图亚特继承了蒙克莱田的思想，在他看来，政府的每一项措施都是按照人民的精神加以审查，政府已构成人民精神的一个部分，因而依靠政府管理已成为人民的一种习惯，人民离不开政府。
重商主义时期的政府干预思想相对狭隘，此时政府干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进行中央集权以获得金钱来巩固地位，这也是重商主义政府干预的唯一目的。即便蒙克莱田将政府干预上升到了国家层面，也仅仅是为了使国家不断获取金银。这种体现出了当时封建社会特征的“唯利是图”的经济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遭到了后来大批学者的反对。
在詹姆斯·斯图亚特对重商主义经济思想进行总结的时期出现了一批经济学家，他们反对重商主义的政府干预经济思想，主张经济应该遵循自然秩序，这种经济思想被称为早期古典主义。法国的古典经济学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他有着重农的观点和自由放任的双重思想，其中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体现在他认为，由于买卖人都是为自己打算，因此社会经济秩序就需要整顿，这种整顿经济秩序的权利只属于大自然不属于国家政府。作为重农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创立者，魁奈主张经济自由。在他看来，在不妨碍别人的情况下实行经济自由是增加社会财富和私人财富的重要条件，其著作《经济表》描述了一个理想、自由竞争经济的商品与货币的循环流动的过程。此时的自由放任经济思想主要是主张遵循自然秩序，不要人为的打破自然规律。他们还没有认识市场规律，因此，他们所主张的自由放任也是狭隘的。
这一时期的经济思想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体系，不论是主张政府干预的重商主义还是主张经济自由的重农主义，其大部分的经济思想都是围绕奴隶主与奴隶，农田水利等方面，这些理论相对分散而没有融会贯通，此时的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都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府干预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而只能算是“萌芽”。
二、西欧资本主义制度确立时期（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
这一时期是经济自由主义盛行时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亚当·斯密和他的《国富论》。在某种程度上，亚当·斯密受魁奈的影响颇多，重农主义的学说让他觉得耳目一新，但斯密并不是完全赞同重农主义的学说。在理清他与重农主义者争辩时所产生的思想后《国富论》诞生，经济自由主义形成了具有说服性的学说体系。亚当·斯密主张经济自由的思想可以从他的“经济人”假设、 “看不见的手”、政府充当国家经济的“守夜人”这些理论中体现出来。“经济人”假设即认为参与经济生活的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并且参与经济生活的人对自己的经济活动能够做出比其他人更正确的决策。除此之外，斯密认为，社会经济生活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幕后组织管理着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处理及时又有效，因此在经济方面国家的职能非常有限。在他看来，经济根本不需要政府部门来干预，政府只需要保证企业和个人的天赋自由权得到充分实现即可。在斯密看来，国家的作用不过是“守夜人”，个人理智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必然使全社会的福利最大化。
古典经济学在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那里发展到了最高峰。李嘉图批评、继承和发展了斯密的主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主张自由贸易并废除强制干预农作物价格的《谷物法》。李嘉图认为，农产品价格上涨和利润的下降是一种“自然趋势”，人为干扰反而会导致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因此他主张废除《谷物法》。同时他又提出了自己的自由贸易学说——比较成本说，这种理论为自由贸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李嘉图认为，国际分工与国际交换的利益只有在政府不干涉对外贸易、实行自由贸易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作为保护贸易论倡导者，李斯特并不十分赞同古典经济学的观点，他认为古典经济学忽视了各个国家的区别，同时他对自由贸易的经济思想做出了改进。李斯特认为，李嘉图的自由贸易学说太绝对，在比较落后的国家是无法实行自由贸易的，因此实质上李斯特并不是绝对的自由放任经济思想的坚持者。李斯特反对斯密关于政府充当“守夜人”的说法，在李斯特看来，生产力的发展还是要靠国家政府的努力。与李斯特一样，穆勒也是一个折中主义者而非一个彻头彻尾的经济自由主义者。起初他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关于自由放任的基本观点，在《论自由》中他提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个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其他人和社会都不得干涉。但是同时他也看到了市场制度存在的缺陷，因此他认为自由放任不是绝对的，政府干预适当需要，政府干预应以不损害自由市场的效率为限度。
这一时期是古典经济学盛行与发展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他们的理论和研究方向各有侧重点，但是他们的经济思想中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占主导地位，反对重商主义时期的国家干预经济思想。这一时期经济自由主义发展由自然秩序转移到了市场规律，实行经济自由变得更有理可循。
三、西方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
古典经济学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后已不再受到人们热烈的追捧，它体系中的一些被多数人认为是错误的理论和思想引起了一批经济学家的反对。这些反对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后爆发了号称“经济学思想变革”的边际革命，同时也意味着古典主义的结束。边际主义者中有三位杰出的代表人物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他们在差不多同一时期各自独立发表著作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们的观点并非一致，也不属于统一体系，但是他们都在继承了古典主义的政府对经济的最小干预的主张后，反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边际效用学派强调消费效用和需求，把研究范围限定在资源的合理使用或最优配置方面。边际主义者捍卫市场配置分配，反对政府干预，谴责社会主义并阻止劳动者工会主义，认为它们是无效的或有害的。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边际效用学派的发展逐渐转变为新古典经济学。它在继承古典经济学经济自由思想的同时，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代替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以需求为核心的分析代替了古典经济学以供给为核心的分析。马歇尔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标志性人物，他将古典经济学、马尔萨斯和萨伊的学说以及其他一些经济学派的理论兼收并蓄，集中了其中的所有精华，在融合了供求理论、生产费用理论、边际效用理论、边际生产力理论等的基础上，建立了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从而建立了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完整体系。直到20世纪30年代以前，新古典经济学一直是西方国家的处于统治地位的经济思想和学说。
新古典经济学还有另一位代表人物——庇古，同时他也是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虽然他是主张经济自由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但是他的福利经济学思想中，政府干预占有一定地位。庇古认为应该通过税收和津贴来克服外部影响所造成的边际私人净产值对边际社会净产值的背离。庇古也主张运用间接控制手段来消除或限制垄断以克服各种形式的垄断对资源配置造成的不利影响。
边际主义出现后，瑞典学派的主要创造人威克赛尔也对经济理论进行了大综合，但是威克赛尔的综合理论体系更偏向于边际分析方法，与之后的凯恩斯经济学有着很多相同之处，但是由于威克赛尔并非英语世界的人，因此他的学说被埋没了。
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奥地利学派也主张经济自由，其中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米塞斯就发表了《自由主义》一书来全面的概括他的观点。他认为，自由主义的纲领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私有制为个人创造了一个不受政府控制的领域，成为个人自由和自治的基础，同时他强调，是资本主义中的自由导致技术进步，而不是技术进步导致资本主义。米塞斯主张自由劳动，自由贸易以及自由迁移。奥地利学派的继承人哈耶克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与米塞斯等经济学家一起反对，也反对主张国家调节经济的凯恩斯主义，竭力鼓吹自由主义，崇拜市场自发势力而诽谤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
自由竞争时期后期，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开始大规模的积累资本和扩大生产规模，垄断自然形成，并逐渐形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受垄断资本主义的影响，这一时期所出现的经济思想不再坚持彻底的自由放任，而是认为适当的国家干预十分必要。可见这一时期虽然继承了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大部分的经济学派也坚持经济自由。但是相比18世纪中叶至19世级中叶，西欧资本主义制度确立时期那种自由主义一边倒的情形，此时经过多数经济学家的补充和发展，政府干预主义开始占有一定地位。
四、当代西方经济思潮（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
以马歇尔和庇古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也影响了这一时期的经济思想，许多经济学家都是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下熏陶成长。但是一场“凯恩斯革命”将新古典主义从西方经济学正统派宝座上拉下，政府干预主义取代自由放任经济思想成为主流。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凯恩斯和凯恩斯经济学。20世纪30年代，严重的西方经济大萧条让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无所适从并逐渐被人诟病，不再居于西方经济学主导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干预的经济思想，凯恩斯经济学的出现正好符合时代背景的要求。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济逐渐衰退。凯恩斯思考了当时社会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例如失业和公共工程等。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表明，单凭私人企业在自由放任的市场条件下的利润驱动已经无法解决这一危机，越来越严重的危机宣告了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交易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终结。凯恩斯在《通论》中体现出来的政府干预经济思想都是针对自由放任的私人企业制度的弊端及其成因所提出的。凯恩斯通论的出版不仅描绘了客观存在着向国家干预型私人企业制度发展的可能趋势，更重要的是它加强了这种可能实现的概率。自此，国家干预不再被认为仅仅是作为临时的危机时课的应急措施，而是以后将长期居于经济思想正统地位。
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大多数西方国家出现严重的滞胀问题，当时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无法解决这一难题，受此影响，凯恩斯主义的正统经济学地位产生动摇。加上当时已经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凯恩斯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没有从根本上解决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问题，而只是将问题延缓了。此时，凯恩斯主义在宏观经济学中不再处于一枝独秀的地位，宏观经济学中出现了很多反对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派，呈现出了群雄并立的局面。其中以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供应学派以及公共选择学派等为代表，主张经济自由的流派不断地对凯恩斯主义提出了挑战。
五、总结
综上所述，整个西方经济学说史可以说是政府干预与自由放任经济思想相互交替的历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了与该时期相适应的经济思想，有些可能是在反对前人的基础上成立的，有些则是继承了前人的经济思想，但是我们无法肯定的说后产生的就要比之前的好，每一种思想都有它的合理性与闪光点。弄清楚这两种经济思想在不同背景时期的发展演变过程可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参考。中国经历过由政府完全掌控经济的计划经济时代，目前正处于倡导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初期，在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对当代西方这两种经济思潮的演变和实践，应该进行理性分析和准确把握。我们应当既要看到西方经济思想中适合中国的长处，借鉴其中的有益成分，又要吸取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经验教训；既要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又要提高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总之，在强调实行国家干预的同时，应充分保护和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在强调实行经济自由的同时，又必须发挥国家的经济调节职能，维护市场经济的公正平等竞争，保证市场机制的有效性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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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管理类博士研究生《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的目标应是使博士生具有更严密、深厚的思维方式、实证分析能力及创新能力。针对实际教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重思想、重方法、重应用”的教学理念，“课堂讲授、实验教学、课程论文”结合的教学方式，以及一级学科建设与学校特色相结合的教学内容体系建设。
关键词：高级计量经济学；教学理念；教学方式；教学内容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50-0090-03
作为经济管理类博士研究生的必修基础课程――《高级计量经济学》是以介绍、研究计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辅以相应的数学证明推导和统计推断结果，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并以此刻画、分析、检验及预测现实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为主要内容。其教学目的在于培养和训练博士研究生对于不确定的、经济现象背后的规律的认识和发现能力，特别是实证分析能力。
国内众多高校都非常重视《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的建设和改革。清华大学李子奈教授就《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体系及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论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2010）[1][2][3]；厦门大学洪永淼教授分析了计量经济学的地位、作用和局限（2007）[4]；中山大学王美今教授等对计量经济学应用研究中的可信性和切适性问题进行了阐释（2012）[5]。南开大学张晓峒教授也多次讨论《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及方式。
而笔者在多年的博士研究生《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实践中发现，博士研究生在学习《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的过程中，由于其理论基础知识、学科专业需求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应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地探索适合学科特点的《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方式。如何合理有效地组织《高级计量经济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切实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增强博士生的科研能力，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因此，本文从笔者自身教学实践情况出发，分析高级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题，提出相应的教学改进思路。
一、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高级计量经济学》是跟随北美研究生教育体系所开设的一门课程，本质上是一门集理论性、方法性和应用性且要求较高的经济学类核心课程。其主要内容是，伴随着重要理论、概念和方法的是众多的统计分析思想和复杂的数学推导证明，因此要求前序课程应具备高等数学、矩阵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初中级计量经济学等课程的基础。
在多年的博士研究生的《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高级计量经济学》对于培养和训练经济管理类不同专业的博士生，运用数量方法和工具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增强科研能力等方面的确起到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现实教学实践中的实际情况是，多数博士生并不满足真正意义上《高级计量经济学》学习的基本要求，其学习的基础、专业背景和要求均不一致。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本科或硕士阶段学过计量经济学的知识，但在深度、广度和学习要求等方面有所不同；另一类是根本没有接触过计量经济学，或者本科或硕士的专业不是经济类或管理类。面对这种情况，《高级计量经济学》教学实践中，关于一些计量经济学基本问题的处理，如果教师点到即止，不加以深化，对于已有计量经济学基础的博士生而言，学习没有新鲜感；如果讲解中偏重于方法性质的推导和证明，对于毫无计量经济学基础的博士生来说，认为课程教学内容过于理论化，感觉压力很大，不知道如何应对。最终这两类博士生，都对高级计量经济学失去兴趣，教学效果不佳。
毋庸置疑，无论初级、中级和高级计量经济学都是从国外引进的课程。对于高级计量经济学而言，对数学和数理统计学理论与方法的要求，在深度和广度方面均有较高的要求，数学化的教学内容，大幅度的数理方法证明推导；重理论体系，轻实际应用；重方法介绍，轻能力素质培养，使经济管理类各专业博士研究生学习有一定困难，感到与经济学课程有相当距离，对如何分析解决实际经济问题感到茫然。究其原因，主要是计量经济学教学过于强调数学化的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存在问题。
二、教学改革思路探索
应当说，《高级计量经济学》在经济管理类博士学历教育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现代经济学对计量经济学又提出了高标准的要求，博士研究生知识结构与基础的较大差异性，对博士研究生高级计量经济学的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这些挑战，笔者以为，其教学改革，应在授课对象实际背景的基础上，从一级学科的理念切入，分别从课程的教学理念、教学方式、教学内容体系几个方面进行，以到达深化课程教学改革之目的。
（一）教学理念
笔者认为，适合于经济类各专业博士生教学实际的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理念依然是“重思想、重方法、重应用，着力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证分析能力”。不同层次的计量经济学均是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课程，要从教育思想和博士研究生教学目标去明确高级计量经济学的教学理念。应当强调是，计量经济方法是为解决经济问题服务的工具，方法手段要服从经济活动的本质特征，这是与数学根本不同之处。计量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数量规律，当然离不开数学和统计学方法，但是，如果离开了计量方法所提出的经济背景、离开了计量方法本身的经济学解释、离开了计量方法应用的经济对象，计量经济学只不过是一些无用的数字和符号。因此，计量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经济学课程。因此要树立“重思想、重方法、重应用，着力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证分析能力”的教学理念。
“重思想”是指重计量经济分析的基本思想，注重问题提出的经济背景、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和基本思路，注重计量分析结果的经济学解读。对于高级计量经济的理论方法，重要的是提出问题的基本思想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尽管《高级计量经济学》中，数学推导证明过程是博士生教学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学生着重掌握的应该是思路，详尽的数学过程可以通过自学搞清楚，而思路则要通过教师的引导才能掌握；更重要的是，思路是反映理论方法产生和发展的精髓，掌握思路才是最重要的素质和能力所在，才可能有所发展和创新。能否把握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是博士研究生能力素质的具体体现，这正是我们《高级计量经济学》教学的根本目的所在。
“重方法”是指重在用于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不同方法（即“具体怎么去做”），重在各种计量方法怎样通过在计算机上的具体实现。《高级计量经济学》在不同数据类型、各类设定、估计、检验方法等方面，已形成了庞大、复杂的方法论内容体系，而且新的方法论正在不断地出现。重方法就是要重各类方法的发展沿革与演变过程，关注其各种方法的前提条件和适应性的不断进化过程，并在重思想理念下予以明晰。
“重应用”是指能正确选择和使用各类计量经济方法，借助计算机技术去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各类方法的计算机软件实现是重方法的重要要素。现有的计量经济学软件（如Eviews、Stata、R软件等），也在不断地吸取计量经济学方法论发展前沿的成果，充实其内容。对于多数经济学类专业的博士研究生而言，应当能够正确使用分析软件，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对部分有特殊要求的博士生，应在编程方面有所训练，以实现其在方法论方面的探索需求。
（二）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实验教学、课程论文”三结合，从多方面提高博士生计量经济方法的应用能力和创新意识，应是高级计量经济学的教学方式或范式。
“高级”是相对于中级和初级而言的，因此在课堂讲授环节就应突出“高级”特色。“高级”的特色与教学内容密切相关。但是，笔者以为，无论高级、中级还是初级，教学方式应存在共性。这就是要求教师在不同章节的讲授过程中，应当注重问题导向型的讲授方式，即从实际经济背景出发，从实际应用角度出发，从方法论体系发展沿革出发，讨论研究问题的经济学背景和计量经济学特征，从各类计量经济方法的前提条件、适用性等方面提出将要讨论的主要问题，避免从概念到概念，从公式到公式，尽量用鲜活的经济事例说明问题的原由，使抽象的高级计量经济理论和方法具体化。通过实际经济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体验计量经济学方法实际应用中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的途径。即，问题导向，工具驱动。
实验教学是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应用能力的重要环节，其主要目的是培养博士研究生驾驭各种计量经济软件解决各类实际问题的能力。实验教学在过程控制和目标管理双重约束下，提供对教学理念和课堂讲授教学的有力支持。各类算法的计算机实现，在有助于对方法论的理解和感悟、激发出新想法新思路。
课程论文也是实现教学改革的重要路径之一。目前，一些高校在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采用了课程论文并答辩的教学方式。应当说，在多年的教学实践过程中，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也应在博士研究生高级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实施。这是因为，尽管经济管理类各专业博士研究生在其专业理论知识的训练方面，从深度和广度方面看，远远高于非博士研究生学历教育各个层次的学生，但是，在定量分析或数量关系分析方面，仍需要与其专业理论知识训练相匹配水平的训练。因此，通过自己选择研究题目、自己设计研究路线、自己收集数据资料、自己解决所遇到的问题、自己撰写课程论文等多个要素层面的训练，应当达到充分理解和掌握高级计量经济学方法论，作为博士学位论文或学术论文前期工作基础等多种目的。
（三）教学内容体系设计
一级学科建设与学校特色相结合是精选《高级计量经济学》教学内容的基本定位。目前，国内外关于高级计量经济学教学内容有其不同的组成。就其内容体系看，在不同的分类标志下，有着不同内容的名称称谓。例如，理论与应用计量经济学、经典与现代计量经济学、宏观与微观计量经济学等。同时，现代计量经济学又有不同的各类分支。如何选择适合于经济管理类各专业博士生《高级计量经济学》教学的内容体系，是实现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改革的基础。笔者认为，在《高级计量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设计过程，应遵循以下原则：
1.一级学科和学校特色相结合原则。从高等教育长期发展角度看，笔者认同按照不同门类一级学科建设的思路来设计《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内容体系。就目前而言，高级计量经济学的授课对象主体是经济学和管理学门类下的不同一级学科属性下的各专业博士研究生。这些博士生中，除数量经济学和统计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外，多数专业博士研究生的基本需求是在自己专业中应用高级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同时，考虑到高级计量经济学具有经济学的基本特征，以及管理学中各一级学科与应用经济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高级计量经济学教学内容的设计，应基本从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建设的角度出发进行取舍。不同学校应用经济学科有其不同的研究特色，因此，在高级计量经济学内容体系设计时，应凸显自身应用经济学方面特色。例如，以金融为特色的应用经济学，应在现代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微观计量经济学等内容方面有所显现。
2.确保高级计量经济学的“高级”原则。高级计量经济学中“高级”特色，主要是指中级和初级计量经济学教学中，或是没有涉及，或是涉及了但仍需加深深度的计量经济学的内容，应突出其发展前沿，使之成为名副其实“高级”计量经济学。基于这种认识，笔者以为，高级计量经济学的内容应主要在现代（或非经典）计量经济学中进行取舍。基本内容应覆盖金融时间序列分析、微观计量经济分析、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非参数计量经济学、空间计量经济学以及这些分支间的交叉发展方面等的内容。另外，专门的估计方法，非线性估计、广义矩估计、贝叶斯估计以及分位数回归估计等方法可作为这些内容的基础，也将涵盖其中。将本科、硕士、博士三个不同学历教育层次中的计量经济学内容体系通盘考虑，在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建设前提下，进行高级计量经济学中“高级”部分教学内容体系的建设。
3.“山峰”与“平原”结合的原则。高级计量经济学教学热萆杓乒程中，“山峰与平原”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问题。这里的“山峰”，主要是指现代计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前沿，“平原”主要是指成熟的经典计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需要指出的是，经典计量经济学中相关部分的内容，正是现代计量经济学发展的起源，现代计量经济学也是经典计量经济学在深度和广度方面的延续。例如，沃尔德（Wald）、拉格朗日乘数（LM）和似然比（LR）检验，应属于经典计量经济学中的内容，但这些内容在不同数据类型、不同的现代计量经济学分支中，有其内涵和外延的扩充与发展，形成具有不同用途的新型检验统计量和统计方法，成为现代高级计量经济学的新内容。因此，“山峰”和“平原”两部分的内容，在不同授课对象中，依据其教学目标，统筹安排合适的教学比例和讲授方式。
三、结语
博士研究生《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一方面是以建立及应用计量经济模型为主要内容，强调应用模型的经济学和统计学基础，侧重于建立及应用模型过程中实际问题的处理；另一方面则应讨论计量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一定程度上探究理论与方法的数理逻辑关系及证明推导。《高级计量经济学》不仅要使博士生具备扎实的基本知识，而且要使学生掌握计量经济分析的核心――实证分析方法，更重要的是拥有进行实证分析的思维，培养具有应用实证分析方法的创新能力。对于《高级计量经济学》的教学，如果学生能够明白所讲授的内容，仅仅是成功的一半。如果学生能够对所讲授内容中没有讲到的内容产生更多的问题，才是《高级计量经济学》教学最大的成功。《高级计量经济学》的教学目的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启发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提出问题的能力以及应对挑战及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1]李子奈，齐良书.关于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的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2010，（2）：69-83.
[2]李子奈，刘亚清.现代计量经济学模型体系解析[J].经济学动态，2010，（5）：22-31.
[3]李子奈，齐良书.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功能与局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9）：133-146.
关键词：区域空间经济学；空间计量经济学；空间自相关
区域空间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科学，如今随着空间计量模型的广泛运用，尤其在应用经济学方面的应用十分广泛。但是，国内的文献检索中发现国内学者对于空间计量模型的研究仍然是比较薄弱。随着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和计量工具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地理学者和区域经济学者开始将注意力放到宏观尺度的空间集聚现象研究上，他们为了给区域经济的增长以及空间集聚产生的效应做出相对合理且详尽的分析，借助了空间计量方法以及一定的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并且在此过程中构建了空间结构模型的构建，分析集聚产生的机制以及经济成效，并将此应用于具体地区的实证研究。
一、 空间计量经济学的产生和主要概念
空间计量经济学作为一个确定的研究领域出现时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是为了满足区域计量经济学中处理区域经济数据的需要而出现的。1974年的荷兰统计协会年会上，J.Pealinck在其对大会的演讲中第一次提出了"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概念。
Paelinck和Klaassen（1979）没有定义空间计量经济学本身，而是初步确定了五个重要原则，用来指导空间经济计量模型。这五个规则包括：（一）空间相互依存的作用；（二）空间关系的不对称性；（三）位于其他空间解释性因素的重要性；（四）分化事后和事前互动；（五）明确建模空间模型中的空间模拟。
有趣的是，这些规则强调一个现实的表达空间直观变量在计量模型规范中的重要性，如潜在措施，距离衰退功能和空间的安排。他们同时指出，空间系列和时间系列的根本区别是由于空间相互作用相对于时间序列的反馈。
空间计量经济学系统研究后得出的结论由Anselin（1988a）提出：对总的空间统计分析特殊性所造成的空间科学模型进行处理。换句话说，空间计量经济学研究，明确考虑空间的影响，包括空间自相关，空间滞后和空间不均匀误差的方法。Anselin在定义中提到的将区域，位置和空间的相互合成作用，及对他们的估计参考地理数据模型，数据可能来自空间中的一个点，也可能是从一个区域。
二、空间计量经济学研究的国内外发展状况
（一）国外研究状况
国外学者运用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和空间计量经济方法在分析区域经济增长的方面已经做了不少的工作。如Rey等（1999）首次运用空间数据分析方法研究美国各州1929～1994年人均收入的收敛性，通过Moran's I指数测试验证了证明空间相关性在统计上非显著性，并根据LM检验选择了空间误差模型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结果比较。Baumont等（2003）运用空间数据分析方法辨识1980～1995年欧共体的空间俱乐部，发现南北两区分属于不同的俱乐部，并选择空间误差模型对南方和北方的俱乐部空间趋同性做了研究。
（二）国内研究状况
国内已经出现了许多研究空间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成果，研究对象很多都延伸到了县级单位，但是研究方法和实证检验仍有待进一步的充实和丰富。纯粹从理论层面来讲，大多数研究人员在解释研究成果时，对于省级尺度的研究成果更具有说服力，但是由于数据规模较大，而导致选择的参考意义和现实意义不强。吴玉鸣（2000）在分析时运用到了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对中国的31个省市进行了集聚增长因素的分析；陈晓玲等（2006） 采用了我国1978～2004 年30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省级数据，考察了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联性。一些学者在引鉴国外研究时，保持了相对谨慎的态度，以地市或县域为基本分析单元，尽管总体上这类研究较少，但研究者开始关注县域尺度的研究，一些研究结论的解释的参考性和实践意义得到加强。如李小建等（2006）以县域为基本空间单元，以人均GDP为衡量指标，分析河南省经济空间结构演变过程。
三、空间计量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空间计量经济学主要包含的内容包括：主要包含了的空间相关为主的，辅之以空间差异性，涉及空间相邻，空间相邻矩阵等概念。
（一）空间相关
对于空间的相关性，空间自相关常常是其核心内容，空间自相关（spatial autocorrelation）是指一些变量在同一个分布区内的观测数据之间潜在的相互依赖性。
空间自相关的计算方法有许多种，但是为人常知的并且为学者所常用的方法有：Moran's I、Join count、Getis、Geary's C等。然而，这些方法都有其功能，但是在其范围和局限性方面，当然也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在一般情况下，该方法的功能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为全域型，另一种是区域模型。
全域型是为了确定是否存在这种现象在空间聚集行为，但它并不表明到底在哪些领域聚集。如果全域型不同的间距（空间滞后）顺序排列的空间自相关统计时，可以进一步作出空间自相关系数图，这种现象表明在空间分析上是否是一个层次的分布。根据Anselin（1995年）提出的LISA（本地空间关联指标）方法声明，区域聚集能推断（空间热点）范围的方法主要有两个：首先，通过显着性检验方法，表征收集空间单元相对整体研究范围，如果检测值是大的，表明空间自相关是显著的，也就是说，这是这一现象的空间聚集的领域，如：G系数和Ord（1992）开发的G系数的统计方法；其次，它度量空间单元对整个的研究空间自相关的影响程度，影响范围往往是一个大面积的"特殊情况"（离群值），这意味着这些"特殊情况"点往往是一个聚集点的空间现象，如：Anselin的莫兰散点图。
（二）空间差异性
空间差异性是空间相关的目标缺乏均匀性的区域，如发达地区和落后的区域，中央区域和区域等。例如，中国的中部和西部地区，中国沿海地区相对其经济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空间差异的研究中，只要空间单元的特性考虑，大部分都可以使用经典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来解决。然而，当存在交叉的空间差异和空间相关性存在，则经典的计量方法不再适用。
本文研究空间模型的主要区别有以下两种：E.Casetti（1972）提出了空间扩展模型和回归分析模型参数漂移。空间差异主要体现在模型中参数的空间相对位置的变化，空间单元的位置信息作为辅助变量。
（三）时空数据空间模型
该模型是在设计中考虑到了时间维，从而增加了描述的复杂。在经典计量经济学模型，这是一个考虑全面的时间安排的情形，部分数据属于时间序列的情况，在实际工作中是非常有用的。同样，数据被划分成与空间有关的空间相关性的存在和缺乏。如果数据不存在空间相关性，可用于面板数据模型的。
四、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局限性及发展方向
在目前的研究中，由于其他单位系统单元内存在空间的位置影响到其他的位置，系统的单元位置受到相邻的单元格之外的边界位置的影响，以及如何影响模型仍然是一个问题并且值得研究的。
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并不是由距离的远近来决定的，单用地理上的距离在如今看来显得太为狭隘，因此，在研究这些问题，如何进行交易，并且将资金，人才流动以及贸易，充分体现在空间权重矩阵去，仍然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除此之外，在许多经济问题中需要研究的问题并非只是一维的而是多维的，如何在空间矩阵中建立一系列的空间模型也尚待进一步研究。在此类问题中，整个模型的描述可能会因为数据级的变化而产生变化，不同的变化对模型变化也还未知，如何能采用一个统一的模式对系统进行描述仍然尚待研究。
随着我国遥感技术的逐渐发达以、统计资料的不断累积以及众多学者对空间计量经济分析方法运用的日趋熟练，根据时间以及对空间的排列数据越来越多，从而对数据的空间分析更为快捷。
参考文献：
[1] Paelinck， J. and L. Klaassen. 1979. Spatial Econometrics. Saxon House， Farnborough.
[2] Anselin， L.1988a. Lagrange multiplier test diagnostics for spatial dependence and spatial heterogeneity. Geographical Analysis 20
[3]Rey， S. J.， and B. D. Montouri. 1999. U.S. regional income convergence： A spatial econometric perspective. Regional Studies 33
[4]陈斐，区域空间经济关联模式分析：理论与实证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4
[5]吴玉鸣. 我国31个省市区第三产业综合发展水平的最新评估[J]，《中国软科学》，2000（10）
[6]陈晓玲， 我国地区经济收敛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分析[J]，《经济科学》，2006（05）
城市聚集效应是研究城市发展问题过程中的重要切入点，而基于产业经济学视角展开的分析论述，能够实现对城市聚集效应问题的完整清晰认识。本文基于产业经济学角度，针对城市聚集效应，选取两个具体方面展开了简要的分析论述。
关键词：
城市聚集效应;产业经济学;研究
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市规划术语》官方文件中列示的定义，城市化的基本内涵，是人类群体的基本生产生活实践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不断转化，并在此过程中逐步促进我国农村人口向着城市人口发方向转化。城市化建设事业的基本内涵，不仅仅局限于城乡之间在基础性人口结构方面的转化，其更为主要的表现方面，事实上更为鲜明地展现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在基础性产业结构和空间分布格局层面的深刻转化，是基础性生活实践方式和劳动实践方式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发展转化的具体过程。有鉴于此，本文将会基于产业经济学角度，针对城市聚集效应展开阐释分析。
一、城市聚集效应的基本内涵分析
聚集（Agglomeration）是现代城市经济在具体的发展演化过程中所展现的突出特征。从具体化的存在形态角度展开分析，聚集的基本内涵不仅在于系统内部涉及的各类型组成要素之间的特征化结构关系，更在于系统整体特征性经历的进化演变实践过程。在常规性系统进化分析理论的阐释视角之下，通常倾向于将上述的进化演变实践过程描述为会聚（Convergence），而且会聚的基本内涵，实质上指涉的是数量规模在两个，或者是在两个以上的独立系统之间趋向于发生的相互联锁关系，在逐步突破和超越原有系统内部组织结构层次的功能优化复杂性极点（Optima）限制标准条件下，逐步建构形成处于更高表现层级的系统形态，并且在制定形成科学合理的系统运行状态管理控制体系条件下，选择性地针对较低层级系统中的运行动态细节要素实施忽略处理。所谓聚集效应（AgglomerationEffect）。有时也被部分研究人员称作聚集经济，或者是称作聚集经济效应，通常泛指因企业组织，或者是独立存在的人类个体之间，因发生基于空间要素限制条件之下的相互集中效应而引致的经济收益获取，以及成本要素节约。在产业经济学的研究背景之下，聚集的基本内涵，通常可以被理解为不同的经济性资源要素，以及多种多样的经济性社会实践活动在空间性存在形式方面所展现的相对密集状态，并且通常认为其本身与经济资源要素，以及社会化经济活动在空间性考量层面的密集型配置结构状态和组织形态具备直接相关性。从动态性学理分析的角度展开阐释，聚集的基本意义，在于促使各种具体表现类型的经济资源要素和社会化经济实践活动，实现基于数量层面和规模层面的不间断集中变化，确保在经济性资源要素的集中度水平不断提升背景之下，促进一定具体表现类型的社会化经济活动能够逐步呈现出同步化和关联化的实践演变过程。
二、城市聚集与产业发展的理论属性分析
城市化建设事业的本质，在于多种多样经济性资源要素基于地理空间性考量层面实现的逐渐集聚，是在现代世界工业化实践发展演进背景之下而具体形成的，人类群体各类型社会化经济活动基于特定化地理空间区位而实现的大规模集聚，在基础经济资源要素实现大规模有效集聚的实践背景下，我国城市实体经济事业将会获取到稳定充分发展优化，获取较为可观的预期收益。从整体性分析视角阐释分析，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实际获取的效能水平，与城市内部基础性产业结构的存在形态和演进趋势具备密切的天然相关性。在城市聚集效应的早期性形成演化阶段，现代重工业通常能够获取到较为稳定且相对充分的发展扩张基于，同时能够确保城市化率指标测定数值与工业化率指标测定数值之间处于相等状态。而在现代重工业的实际发展演进过程中，重点环节事实上集中展示在针对基础性生产资源要素的制造和对外供给。在城市聚集效应的中期性形成演化阶段，各种类型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和配备支持规模将会不断扩展，直接导致我国现有工业企业的综合性经营发展水平，会伴随着基础设施建设事业实践进程的不断改善，而相应性地获取到一定表现程度的改善提升。
三、结束语
针对城市聚集效应的产业经济学研究论题，本文选取城市聚集效应的基本内涵分析，以及城市聚集与产业发展的理论属性分析，两个具体方面展开了简要的分析论述，旨意为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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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意姜.大城市:净聚集效益最高的产业空间——高雪莲博士《超大城市产业空间形态的生成与发展研究》评介[J].国有资产管理,2008(9):14
[4]贾晓华.强化中小城市的产业支撑实现城镇与产业的融合发展[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40-45
【关键词】制度新制度经济学诺思制度变迁理论
一、引言
“新制度经济学”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意见高度统一的学派,而是一个“植根于现实经济理论的特定共识集合”,其中以华盛顿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诺思为代表的制度变迁理论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有多种评论和争议。本文认为,通过了解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演进过程,并将它与其它相关理论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这一理论鲜明的开放性特征。
“开放性”一词涵义可以作多种解释。在本文中,“开放性”指制度变迁理论倾向于不断将更多的因素特别是制度等社会因素纳入经济思考范畴这种“扩大”的范式特征。
二、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演进
诺思有关制度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史观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体系。早在1973年,诺思与托马斯(North and Thomas,1973)合著著作的核心观点就是制度决定经济绩效,而相对价格变化则是制度变迁的根源。其中,诺思主要围绕效率展开讨论,认为相对价格的变化之所以能够产生制度变迁,是因为它产生了构建更有效率的激励制度。在这部书中,诺思提出,历史上无效率制度之所以能够保留,是因为统治者目光短浅,使个人激励与社会福利发生了背离,但这个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
在著作《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North,1981)中,诺思抛弃了以效率考查制度的角度,认为大量产权的设计来源于统治者的自身利益需要,而交易费用则使得无效率产权普遍存在。诺思在本书中构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经济史框架,以人类经济从原始社会到现今上万年的发展,印证了他的观点。诺思认为,“制度是人和资本存量之间以及资本存量、商品劳务的产量和收入分配之间的过滤器”。知识存量的积累、意识形态,特别是产权的明晰是其中关键的因素。然而,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为什么竞争不能淘汰无效率的制度?如何解释长期经济绩效之间的显著差异?
1990年,诺思完成了又一部著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在这本书中,诺思首先对“制度”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一点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接下来,诺思探讨了制度研究的方法基础和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并着重分析了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诺思关注制度变迁的路径问题,是想以此来回答“什么决定了社会、政治或经济的演化的不同模式?我们应该如何解释那些持续性差的经济体的长期存在”。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提出了“路径依赖”的观点,认为“发展路径一旦被设定在一个特定的进程上,网络外部性、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得自于历史的主观模型,就将强化这一进程”。诺思还给出了大量的经济史事实和论述来印证这样的观点,即制度在社会中具有比人们之前所认为的更加基础性的作用,甚至是“决定长期绩效的根本因素”。更进一步地,制度是联系两对关系的核心:一是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二是他们的相互关系对经济变动(包括经济的增长和停滞、倒退)的作用关系。这部著作用不大的篇幅对人类社会的制度方面和制度的变迁过程作出了系统性的分析,并且有大量的、可靠的经济史资料作为印证,因此它成为制度经济学的经典著作之一。
然而,诺思的研究并没有到此停止,他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又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并给予了自己的回答。这些问题主要着眼于社会中制度的形成缘由。首先,诺思在研究中提出,是什么导致了交易费用水平的变动呢?答案是“非人际关系化交换”的市场制度、政府保护和实施产权的信念以及现代科技革命带来的收益增长。诺思还对欧洲历史上近代市场秩序的自发性构成过程做了研究,致力于解释在没有国家干预时,一些有利于现代竞争市场运行的规则是如何自发形成的。基于此项研究,诺思还进一步探讨了经济增长和政治体制变革之间的相互作用。
进入21世纪,诺思的思想又有了新的进展,他于2005年出版了著作《理解经济变迁过程》,在这本书中,他探讨了民主制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必须有效约束政府,才能确保市场的良好运行。在2007年,诺思与学者沃里斯、温加斯特合作了《诠释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在这篇文章中,诺思又提出了新的观点,他认为,经济学的理论和政治学的理论必须有效地整合在一个分析框架之中,才能够对历史作出有效的解释。他们还创造了“有限进入的社会秩序”和“开放进入的社会秩序”两个概念,认为作为有限准入秩序社会代表的自然政府是人类社会的自然形式,它通过操纵经济产生租金,并用这些租金获得政治上的稳定;而开放准入秩序则激发了竞争,竞争又维护了社会秩序。经济发展的进程则正是由有限准入秩序走向开放的准入秩序,而这个过程是没有内在必然性的,诺思等人对于这个“转型过程”也没有给出确定的解释,而是将其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对象。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作为一个二十世纪后半叶兴起的社会经济理论,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而始终是一个探索性的框架;同时,这个框架是不断开放的,不断对制度的形成、变化、作用做出新的探讨。因此,我们在理解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时,不应将其当作一个封闭的逻辑体系来看待,而应当将其当作一种开放性的理解社会进程的思路。
三、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与之前理论的比较
1、诺思与新古典理论
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诺思对新古典理论的“工具理性”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新古典理论假设人拥有必要的信息并且能够做出理性的选择,但是忽视了这个假设必须以高度发达的市场制度为前提,而新古典理论往往将制度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忽视了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的存在。
本文认为,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既是对新古典理论一定程度上的继承,也是在方法论上的重要变革,并体现出了比新古典理论更强的开放性。新古典理论是一个高度概括的模型,通过用“理性人假设”和“边际效用理论”将社会经济现象囊括在一个抽象的框架之中,而诺思所引入的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不仅是对新古典模型的一种补充,更是对新古典模型试图以单一因素解释经济活动的挑战。
2、诺思与传统经济史学家
传统的经济史观点认为,工业革命和技术的进步是导致人类社会进步的关键。但是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却从多个方面质疑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虽然对技术的强调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技术本身无法解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未能实现技术潜在收益的现实,也无法解释“在大部分技术人皆可得的情况下,富国与穷国之间还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
诺思对传统经济史观点的反驳,体现出更强的开放性特征。首先,诺思否定以单一因素诠释历史的看法,认为虽然技术起着不可否认的关键作用,但是不能将其作为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本文认为,技术是一种非人格化的因素,一种技术如果要对社会经济的变化发生作用,就必须作用于人的因素或者被人格的因素所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技术不可能是决定性的因素,至少不可能是一种充分条件。诺思正是以此说明一个合理的框架绝不能用技术说明一切,应该探讨技术背后更深层的原因。
四、诺思制度变迁理论开放性的进一步探讨
很多学者认为诺思使得对经济史的分析变成了一个“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无限循环。诺思强调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又同时认为技术等因素不可忽视,在90年代的著作中,他还特别注意研究制度与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在《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中,更是将“心智”和“理解力”等概念引入研究,因此被认为降低了理论的解释力。同时,国内学者还认为,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有两个问题,一是他在用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观点解释问题遇到困难时,引入了意识形态理论,认为人们因认识的约束而从事道德的、纪律的、利他的行为活动;二是他在解释为什么一些制度未受挑战和为什么一些变迁按旧体制固有的方式进行时,提出了“保守原理”――现存制度所起的保守影响。路径依赖的“保守原理”在实质上也是一种特地安排的补充。以上两个问题都在于将不同的理论前提纳入了同一个框架中,而它们之间是无法相容的(蒋雅文,2000)。
下面,本文将从诺思制度变迁理论中的几点进行切入,探讨其开放性的特征和意义。
1、诺思制度变迁理论中制度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所体现的开放性
本文认为,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谁先谁后”的因果关系来考量诺思对于政治经济关系的看法。虽然诺斯多次对“制度的来源”进行探索,但他的着眼点并不在于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何者为先、何者为其他一切的原因这类问题。
诺思概括道,“特定的制度约束格局有特定的经济(和政治)模型”,这里着重指出这类模型通常对制度的变化有很高的敏感性。同时还认为,“政治与经济之间极为复杂的内在联系,是我们理解任何一种经济绩效时都要考虑的”,因此宏观经济模型和微观经济模型都应当纳入制度的因素。诺思在几部著作中,都通过分析荷兰与英国两个国家的成功经历,证明了制度以及与制度紧密联系的政治活动对经济的至关重要的影响。
近期的研究中,诺思更进一步扩大了“制度”概念的范畴,并且更加鲜明地将政治和经济融为一体。他认为,应该建立一个将政治学和经济学融为一体的框架,不能再坚持那种“将政治视为完全外生的经济理论”或者“将经济视为完全外生的政治理论”。诺思所要建立的这个框架从根本上说是开放的。
应当说,诺思对制度的定义是包括科斯、杨、哈耶克在内的众多对制度、社会秩序等概念有研究的经济学家中最宽泛并具有开放性的。他所指的“institutions”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定义,而是较为开放地包括了社会习俗等非正式约束。在经济活动中,这些因素往往对人的行为产生了很强的影响,甚至对于政治等“显性”制度的实施效能起着十分关键、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是不可忽视的。新古典经济学和其他一些经济学流派正是因为忽视了这些因素,造成体系的封闭性,而使得其经济理论机械化,在一些问题上失去解释力。
2、诺思制度变迁理论中意识形态观念所体现的开放性
诺思认为意识形态概念对于解决白搭车问题必不可少,并且对于说明那些非市场资源配置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必须的。另外,诺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和他借用的新古典理性人前提之间有补充的关系,却并没有本质的对立性。因为意识形态并不是“非理性”的,而是人的理性在特定社会经济环境下的必然产物,因此是“社会中”的理性,这种理性的人追求一定社会习惯、传统中的利益最大化。本文认为这是诺思对新古典“理性人假设”的开放性解读。
3、开放性是否减弱了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解释力
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既基于新古典的一些理论,又纳入了制度这一核心要素,还包括意识形态、个人的心智构建等因素,并且从发展趋势看,诺思的理论仍然持一种开放的态度。那么,这种开放性是否会削弱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解释能力呢?本文认为问题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之所以认为对各种因素开放会减弱一种理论的解释力,是因为我们希望将社会发展归于某一种或几种确定的原因。这种希望使我们总是倾向于建立一个简单的、封闭的框架来解释问题,而诺思的理论恰恰纠正了这个错误。现今社会中,不仅左右经济活动的因素十分多样,人们看待历史的角度也比过去更加多元化。显然,那种希望用一个因素或者单一理论框架来解释一切人类行为的尝试,必然面临失败。这种必然趋势,启示我们放弃这种单一的、封闭的理论范式,而是采取一种更加开放的框架。诺思的理论将政治、社会和文化习俗融为一体,虽然在“给出确切答案和简化的分析”方面能力有限,但是却为历史研究、社会研究和经济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其进步之处正在于这个开放性的框架――作为一个研究范式的“内核”和“保护带”――能够不断容纳更多的新问题,从而不断增强解释力并强化这一范式本身。
五、结论
道格拉斯・诺思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其制度变迁理论备受争议,但是本文认为,其开放性和包容性不仅不是弱点,而恰恰是进步之处。它从制度、意识形态等角度为我们分析历史、社会、经济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框架和思维范式。
【参考文献】
[1] 道格拉斯・诺思著,杭行译,韦森校: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格致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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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道格拉斯・诺思、托马斯著,厉以平、蔡磊译:西方世界的兴起[M].华夏出版社,1999.
[5] 道格拉斯・诺思、约翰・沃里斯、巴里・温加斯特:诠释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C].中信出版社,2007.
[6] 蒋雅文: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评析[J].经济科学,2000(5).
Abstract：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evolution of corporate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thinks the enterprise culture is an ongoing "genetic-variation-choice-keep" spiral process， enterprise culture evolution and enterprise structure， technological evolution， objectives are in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 From this conclusion， combined with many influence factors in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enterprise， and makes some suggestions to the corporate culture construction.
关键词： 演化经济学；企业文化；创新
Key words： evolutionary economics；corporate culture；innovation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01-0121-02
0 引言
企业文化是企业巨大的内在资源，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基础和组成部分。从管理学角度来讲，企业文化是被企业成员广泛认同、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准则等群体意识的总称。企业文化、组织学习是企业在快速变化的行业和竞争环境下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是企业技术创新的基础和重要影响因素。本文将从演化经济学视角分析企业文化演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并针对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
1 演化经济学基本概念及其理论概述
演化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经济学，它是利用生物学隐喻和演化思想从动态方面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演变规律的学科，是一门研究生成的学科。演化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分析框架及认识论和方法论与主流经济学有着本质的不同。第一，演化经济学以达尔文主义为理论基础，以达尔文进化论的三种机制（遗传、变异和选择）为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把生物学中的遗传、变异以及自然选择机制运用到经济学当中，认为在经济学中，旧的模式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被复制遗传下来，也会根据环境的变化发生不断地变异，不能适应环境的旧模式将会被淘汰，新模式不断产生。第二，演化经济学强调惯例和创新在经济演化中的作用。其中，创新是核心，新奇是人类创造性的产物，新奇一旦被人们所发现和采纳，就被称为创新，创新被不断地学习和模仿，形成知识的外溢，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并促使新的创新的形成。企业是以日常惯例为基础的，每个企业的惯例都是企业知识和经验的载体，这些惯例的差异性成为企业之间相互区别的特征，企业的惯例在一定时期内会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同时会随着环境的改变发生变异。第三，遵循满意原则，强调时间、历史等在经济演化中的地位，认为经济演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演化经济学接受满意假说，对新奇的搜索遵循满意原则。并认为新奇随时间的流逝产生和到来，历史对社会经济具有重要作用。
2 演化经济学视角下的企业文化的演化分析
2．1 企业文化演化的动力 从演化经济学角度来说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不断累积自发形成的一种价值观体系，企业文化演化的动力来自于企业文化的创新。创新对经济体系的内生变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经济体系不断前进的动力，创新的产生来自于新奇。
新奇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会产生？首先，演化经济学家认为新奇的源泉是个人创造性的心智，个体的经历和已有的知识对新奇的产生发挥着重要作用，个体的创造性技能和习得的文化模式也对新奇的创造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创造的动机与两个假设有关，一是满意假设，当主体的抱负水平可变时，他会对现状感到不满，进而会搜寻新的、未知的选择，最后使得新的选择和抱负水平能够相适应。二是假定人们能正面的评价新奇的感受，假若社会环境是赞成和鼓励创新的，将会刺激新奇的产生，使创新变得活跃，即新奇的产生及实施与文化环境的选择相关。这两个假设是互补的。企业文化演化的动力来自于企业内部不断地学习和积累，及企业内部对新奇的搜寻，从而使得企业文化不断向前演化。
2．2 企业文化的遗传、变异和选择 在进化生物学中，基因能够在微观层次上保持相对稳定，能够实现代际传递，又具有变异功能，它是生物进化的基础。在经济体系中找到“基因”隐喻的对等物，对演化经济学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企业文化的复制也就是企业文化随着时间的进展能够传播和保持连续性。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企业文化是伴随着企业的发展、内外环境的改变过程中累积和自发形成的企业员工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念体系。它受到其所处的文化时代背景、地域、行业特点及企业家的价值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在企业中主要表现为一些惯例、默认规则、默会知识等一些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观念。如果企业按照这些观念运转能够获得满意的收益，它们就会像生物学中的基因，随着组织的发展被不断的复制和保留下来。
企业文化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复制，它还会随着企业的发展不断的发生变革，从而更好的生存和发展下去，也就是演化经济学所谓的变异。这些变异的动因主要来自创新的产生、企业所处环境的变化、自身发展的需要。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新奇的成功成为创新，创新对企业文化的发展往往是更有利的，进而使得企业文化发生变异。遵循演化经济学满意的原则，当企业文化所处的环境发生变化时，可能会使得企业的期望抱负与现有水平不相适应，企业就会对创新进行搜寻，直到找到满意的创新，企业文化发生变异，并且可以认为这些变异是拉马克式的。企业文化变异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阻力。
企业文化遗传和变异的过程也是企业文化被选择的过程，最后能够被企业传承的企业文化是内外环境选择的结果。企业文化所面临的外部选择主要有市场环境、人们对现有企业文化及变异的评价，是企业变异不断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内部的选择大多在于企业自身价值观念体系、企业家价值观指导、企业结构与目标等对企业文化变异的选择。在这一选择过程中，遵循着类似生物界的自然选择，优胜劣汰，只有能够为企业创造更多利益，适应市场竞争、被企业员工所接受的企业文化变异才能够被选择保留下来。
2．3 企业文化与企业结构、技术、目标的协同演化 企业在演化过程中并不是孤立发展和演化的，而是和企业结构、技术、目标协同演化的。企业组织结构的变革往往会导致企业文化的变革，相对应地，企业文化发生变革时也往往需要企业组织结构随之发生调整，两者之间互相影响，协同演化。企业文化的变异具有路径依赖，企业在技术上的突破是一种创新，对企业文化变异具有重要影响，同时企业文化变异有利于企业技术的进步。当企业目标发生改变时，会要求企业文化相应的做出调整以有利于企业目标的实现，企业文化的变革也对企业目标提出新的挑战，使得企业目标不断向新的更高层次的目标前进。企业在演化过程中，企业文化与企业结构、企业的技术、企业目标的协同演化，使得企业不断壮大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
3 结论与建议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企业文化的演化过程是一个不断“遗传——变异——选择——保留”的螺旋上升的动态演化过程，同时在这一演化过程中受到诸多企业内外因素的影响，并且企业文化的演化与企业结构、技术、目标演化存在协同关系，最终实现企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在此，针对企业文化建设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3.1 建立良好的鼓励企业文化建设的经济政策环境，提高企业对企业文化及其重要性的认识，准确地对企业文化进行定位 企业能否在经济政策上得到认可和鼓励对企业文化建设非常重要，国家可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和认可企业文化建设，对进行企业文化建设的企业给予更多的鼓励和支持。另外，企业在进行企业文化建设时，要准确定位企业文化，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共同的价值观念体系，并非只是一些表面的礼仪、培训等组织形式。同时注意和企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企业文化建设也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文化基础之上的，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做保障，这也是为什么企业文化在中小企业中建设难的重要原因，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上切勿好高骛远。
3.2 企业应注意向学习型组织发展 企业演化的动力是创新，创新来自于企业中个体的主观创造性的产物，个人心智模型是创新的重要源泉，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创新都与学习相关。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知识是最主要的战略性资源，学习是最重要的过程。企业的学习过程不仅仅是一种适应性学习过程，企业更应该成为学习型组织，以应对除经济体系之外而来自社会环境的变化。学习型组织的学习包括个体的学习、团体的学习和组织的学习三个方面。在学习型组织中，普遍的学习过程，一方面，在企业中具有学习能力的个人在与非人力资本结合的过程中，持续的通过学习企业的默会知识同时与其原来的专业知识、技能相结合，从而有利于创造和发现知识间的新联系，形成新的默会知识，进而有利于企业文化的产生及变异；另一方面，个人将新的默会知识融入到企业惯例当中，促使企业惯例产生新奇要素。在学习型组织中，强调开放、创新和应变，鼓励个人的学习和自我超越，有利于建设共同的愿景和团队的学习，这些对组织文化的建设和变异都是十分有利的，所以说企业要注重学习型组织的建设。
3.3 积极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继承优秀传统文化
国内外不乏有企业文化建设成功的经验，这些对国内企业文化建设是非常具有借鉴意义的，只是在模仿借鉴时，要注意和企业的实际相结合，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建设具有本企业特色合适组企业发展的企业文化。
3.4 从动态方面注重企业文化的形成和建设，重视企业结构变革、技术更新、目标更新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的结果，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企业文化建设切忌急功近利，要注重长期的积累和建设。企业的生命周期及内外环境的不断变化也要求企业文化不断的更新，与时俱进。另外企业文化与企业结构、技术、目标是协同演化的，注重这些方面的发展，会使得企业文化变异步伐的加快。
3.5 企业应注重不断引进新鲜的血液，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和人本管理 同一组织中的人们（尤其是企业文化厚重的企业员工）往往具有类似的思维方式，从而使得变异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从企业经理人市场组织引进新的优秀人才，有利于新鲜血液的输入，进而有利于组织创新。员工是企业创新的来源，也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主体，做好人员配备，注重人本的管理对于企业的创新及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
3.6 要注重企业文化的传播与保持 企业文化是经济时代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文化具有整合、适应和导向功能，好的企业文化会使得企业具有一定的凝聚力、号召力，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改造性，使其自身能够更好的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并能够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成为其他企业学习和模仿的榜样。所以说好的企业文化应该得到更好的传播，能够更好的保持和流传下来。
参考文献：
[1]陈劲，王焕祥.演化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2）.
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末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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