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6 09:36:52
导语：在民俗文化的重要性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民俗文化；幼儿园；开发；融入；园本课程
一、问题的提出
民俗文化是一种生活化的教育资源，与幼儿的现实生活有着很大的联系。为了了解目前民俗文化有无走进幼儿园，有无纳入幼儿园课程资源范畴，在幼儿园中的运用方式与程度以及对幼儿的教育价值是否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实现的情况，我们策划了此次调研活动。
二、研究方法
此次研究方法为文献法和调查问卷法。
在查阅大量文献后，用自己设计编写的调查问卷进行调查。问卷内容从幼儿园民俗文化资源运用方面入手，设计了有关民俗文化的价值、民俗文化的活动、民俗文化与园本课程的开发与融合等问题，较为全面地去了解嘉兴市民俗文化资源在幼儿园运用的现状，经由指导老师审核后确认发放。问卷分为纸质问卷和电子问卷。
其中，在研究对象样本选择上，电子问卷主要发放给网络上嘉兴地区幼儿园的教师进行填写，纸质问卷主要发放给随机发放附近一些幼儿园的教师，并询问一些关于民俗文化资源运用的一些看法。
本小组共发放纸质问卷80份，回收74份，回收率为92.5%，同时共收到了68份电子问卷，总数为142份。所有问卷经核实均真实有效，且数量达到一定要求，可作为数据进行参考。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我们调研小组将调研结果分为基本信息、运用现状和内在原因三个方面进行了一定的讨论与分析。
（一）基本信息
我们总共收到了142份调查问卷。其中就职于公办幼儿园的被调查者为95.1%，就职于民办幼儿园的被调查者只有4.9%，说明我们这次调查的数据针对公办幼儿园是较为科学的，但是对民办幼儿园的了解并不全面。在之后的调研活动中，我们要尽量避免这种不平衡的情况出现。
我们同样调查了就职幼儿园的性质和等级，被调查者就职的幼儿园以城镇幼儿园、一级幼儿园为主，但总体来讲，我们在调查中显示出的幼儿园结构较合理，有一定代表性。
另外，由表 2可知在教龄方面，被调查者为0～5年，5～10年，10～15年及以上的比例分别为43%：26%：31%，专科与本科的被调查者的比例约为4：3，任教班级小班、中班、大班的比例约为1：1：1，年龄结构分布合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调查中我们的发现，超过90%的被调查者了解当地的民俗文化，但只有6%的被调查者非常熟悉当地的民俗文化。同时也有5%被调查者表示对当地的民俗文化基本上不太了解甚至一点也不熟悉。这表明大部分教师缺乏对当地民俗文化的了解。因此，在各地民俗文化的普及上，还需要更加深入和广泛。
（二）运用现状
由表 3可知，在认为开发利用民俗文化有哪些价值方面，增强儿童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最高的因素，其中促进家园社区交流、培养儿童的个性品质等选项也有较高的选择率。而且几乎所有的被调查者都认为孩子会喜欢民俗文化相关活动，说明民俗文化资源在幼儿园中的运用是被大多数人认可的，有一定的应用基础及可行性。
由此可见，教师们对民俗文化有着较高的认可度，认为开发利用民俗文化有一定对社会和对幼儿发展的价值。但是从中也可发现，并非所有教师都能够准确认识到民俗文化的对幼儿的教育价值。
根据表 4我们可以看到，有77%的教师常在课程开展中渗透民俗文化，其中只有28.5%的被调查者会依据儿童的发展水平、经验和需要对民俗文化进行调整，其他被调查者表示对民俗的变动性不大。也有23%的被调查者表示很少在课程中渗透民俗文化的内容。
由表 5可见，有90%被调查者表示会去探究如何将当地民俗文化更科学地融入到园本课程中，但是大部分教师都只是偶尔进行探究，常或总是会的只占16%，不会的占10%。这数据表明大部分教师对运用民俗文化资源的方式方法还不够正确，缺乏对当地民俗文化融入课程资源开展教学的研究，开发意识较为淡薄，能力有所欠缺。
根据表 6可知，民间文学、民间游戏、民间综合艺术被应用地较多，而民间美术和民间音乐被应用地较少。说明教师在开展课程中，有意识地对民俗文化资源进行了选择，使之更符合教学实际。但是总体来说，民俗文化在幼儿园中的运用并不广泛，就目前情况来说，教师们在开展课程时，对民俗文化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还没有很深的把握，开发的积极性并不是很强，利用民俗文化开展教学活动的方式和内容上较为单一。
四、探讨
窥一斑而知全貌，据我们调查发现，目前嘉兴市民俗文化资源在幼儿园课程开发与利用的过程中受到了教师们的重视，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大部分教师了解当地的民俗文化，对民俗文化的重要性有一定的认识，且在园本课程中有一定运用。说明教师对民俗文化的重要性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部分教师在课程上也对嘉兴民俗文化资源多种不同形式加以实践运用，已经初步有了一些效果。
但同时我们也发现了民俗文化资源在幼儿园开发与利用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大部分教师在园本课程中渗透民俗文化时只是照搬原有的形式与内容，课程开发意识和创新意识较薄弱；部分教师对嘉兴市民俗文化资源、民俗文化资源的价值理解不透彻，不能很好的依据幼儿身心发展特点进行改编，可能会导致在教学活动的效果上并不尽如人意。另外，在民俗文化资源的利用频率较低，种类较为单一。
对于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本小组成员进行了讨论和分析。
首先，教育主管部门在开发民俗文化的教育价值上虽有一定重视，但更倾向于与中小学课程的融合。由于对民俗文化与幼儿园课程开发之间的联系认识不够，在两者融合过程中，教育主管部门并未对幼儿园提出具体明确的要求。因此，民俗文化在园本课程中并没有发挥其独到的教育价值。
其次，教师对民俗文化资源的重要性了解不足，而且只会按照自己的教学内容进行选择，不会主动去学习尝试，对于一些较难融入课程的民俗文化资源没有进行探索分析，且缺乏园本课程开发的意识和能力。另外有一些教师的创新意识欠缺，没有很好的民俗文化资源运用方式，导致有些时候资源堆砌，没有有效的运用。
那么对于嘉兴市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如何才能得到更好的开发与利用，更好的融入幼儿园课程中去呢？
（一）增强教育主管部门的对民俗文化资源进幼儿园的重视
教育主管部门应增强对民俗文化资源在现代教育价值方面的认识，增加对于民俗文化资源融入幼儿园的重视，推动幼儿园开发与利用嘉兴市民俗文化。重视幼儿园园本课程中民俗文化运用情况，进行鼓励与扶持。同时，建议部门加大对民俗文化的宣传，促进社会形成重视民俗文化的氛围。
（二）促进民俗文化在幼儿园特色建设中的运用
幼儿园特色建设是教育改革的系统工程，幼儿园要办出特色，必须从整体着眼，从重点着手，选准“突破口”。幼儿园可以以“民俗文化”为突破口，充分开发与利用嘉兴市民俗文化资源，将其融入幼儿园课程中，对课程设置、教育形式等进行探讨和改革，推动民俗文化特色教育的开展。
（三）推动幼儿教师的专业发展
加强幼儿教师对嘉兴市民俗文化资源的了解，更准确深刻地明白民俗文化的精髓，以便在教学活动中灵活地运用。
将提高教师的科学与文化素质的、发挥积极性与创造性，视为发展的动力之源：教师要加强研究民俗文化资源在园本课程中运用的途径，不断尝试、运用和开发，特别是对比较薄弱的民间音乐和美术方面，克服畏难心理，不断产生新想法，使民俗文化资源能够更好融入课程。教师要提高园本课程开发的意识和能力，组建团队进行开发。
教们可以对民俗文化资源的运用进行交流改进，定期分享自己的想法与做法，一起探讨，研究民俗文化资源融入幼儿园课程更好的途径。幼儿园可组织教师们互相观摩学习，吸收借鉴优秀的教育教学的活动内容与方式。
参考文献：
[1]王春燕.浙江民间文化与幼儿园课程 浙江民间文化幼儿园课程资源开发的研究，2011.
[2]张卫民等.基于民俗文化传承的幼儿园环境创设[J].学前教育研究， 2011（6）： 57-61.
将民俗文化和旅游业结合到一起，能够有效刺激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在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这方面，由于一些旅游地区的政府过分追求经济利润的增长，去大量的破坏传统，追求商业化的效应，这种做法导致了很多民俗文化的资源遭到很严重的破坏，不再展现出其原有的原始性特征2。现如今的经济水平不断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深化，世界上的国家都紧密相连，形成一个经济共同体。在经济的变革之下，世界文化也互相渗透，潜移默化当中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在不断变化的思想观念影响下，对我国民俗文化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冲击，一些民俗文化发生了改变，再也不复当年的味道。同时还要注意一点，民俗文化是一个地区特有的精神产物，具有神秘性的特点，目前有的地区完全照搬其他地区的民俗文化，对神秘性的特点形成了一定的破坏。在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方面，由于民俗文化旅游是在近些年中刚刚兴起的旅游方式，很多人对其认识度不够，在开发过程中便体现出一定的问题。比如产品的形式过于单一化，缺少创新性。除了小部分的少数民族地区之外，大多数民俗文化旅游地区无法将民俗文化全部为游客提供出来。除此之外，民俗文化旅游还缺少一定的市场营销战略，没有推出精品的产业，让自己在激烈的竞争中失去了代表性的意义。另外，民俗文化旅游中存在的问题体现在民俗文化的保护方面。将民俗文化应用在旅游产业中，也是一项艺术，需要在整个过程中处理好民俗文化的保护工作。但是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有一些旅游地区过分追求经济利益，而不考虑对于民俗文化的保护，反而让传统的民俗文化体现出商业化的特点。甚至有些游客反映，曾经引以为傲的传统，如今也沦为庸俗的产物。另外，也没有了解清楚民俗文化的保护与开发主体的关系问题，完全忽视了民俗文化的“知识产权”，所有旅游地区的民俗文化大同小异，没有独特性3。
二、基于文化生态视角的民俗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思路
民俗文化旅游属于层次比较高的生态文化旅游，需要全力去开发和发展。在今后推进民俗文化旅游的过程中，要全面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眼光，以此来实现我国民俗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一）在文化生态的视角下规划民俗文化旅游建设目标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需要提前进行规划，规划是发展的基础保证。在推进我国民俗文化资源的规划上，要遵循以下几方面的内容：首先是要处理好自然环境以及民俗文化之间的关系，让其全面、协调的发展。民俗文化的旅游要想规划完善，就要保证民俗文化的多样性和完整性，在保证民俗文化生态资源完整的同时还要促进自然环境的发展。其次，还要处理好旅游资源的开发问题，让当地居民得到利益上的平衡4。从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者这个角度上来看，既要考虑到开发旅游资源的利益性，也要充分考虑到当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通过市场经济的体制来促进旅游资源的合理分配，在对自然资源的合理控制下有效维护好民俗文化的完整。第三，还要在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中注意到生态教育的问题，通过民俗文化旅游来开发文化资源，平衡好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让我国的每个人都能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提升对文化生态平衡的保护力度。
（二）在文化生态视角下设计民俗文化的旅游产品旅游业除了能带动当地经济效益之外，还能带动其周边产业的发展，文化旅游产品就是周边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好民俗文化的旅游产品，就要分析好区域中的特点，基于文化生态的视角参与到民俗文化产品的开发中。针对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设计，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点，即使要开发旅游产品，也要加强对原生态景观的保护，不能只注重经济效益，不管生态环境的效益；第二点，开发民俗文化的旅游产品也要注意到民俗文化中带有趣味性和观赏性的某个方面，努力营造出鲜明的民族气息氛围，让游客在这种鲜明的氛围中加强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第三点，对民俗文化旅游活动的开发，要结合每一个游客的思想意识，以便于能让每一个游客参与其中，强调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5。比如说在民俗文化旅游的活动中，可以增加一些民间的节日习俗，让游客感受到旅游地区和其生活的地方有着哪些差异性。旅游活动离不开衣食住行，其中吃是最重要的活动之一，针对餐饮文化，也要给食物赋予鲜明的民族特点，比如在饮食过程中加入一些禁忌和礼仪等，在能表现民族的饮食文化的同时，还能加强对民间传统文化的教育。民俗旅游的开发者还应该加强对于民间的文艺活动的开发，如剪纸、戏曲和歌舞等，既体现出民族文化的意义，又丰富了旅游活动的内涵。
三、结论
民俗，是依附人民的生活、习惯、情感与信仰而产生的文化。民俗文化是民间约定俗成并传承于世的风俗习惯，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的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
一、我市民俗文化保护的现状
招远市地处山东半岛西北部，全市总面积1433.18平方公里，我市的民俗文化历史悠久，比如我市的面塑、剪纸等手工艺术散见于民间，每年的秧歌节、黄金节备受市民的欢迎，现在我市又着力打造打造古村落开发，传承悠久的历史文化，再现具有地域特色的胶东文化，悠远的胶东民俗沉淀出的底蕴形成了招远风格独特的乡村民俗风情。在市委市府的高度重视下，各个部门齐联动，采取有力措施保护民俗文化，避免一些具有地域特色民俗文化的流失。
二、我市民俗文化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保护民俗文化的意识有待加强
根据了解到的情况，现在我市的市民对民俗文化的具有一定的保护观念，但是具体怎么做，怎么样保护，没有具体的定位，甚至于不知道从哪入手。而年轻的一代接受现代文化的洗礼比较崇尚潮流的东西，时尚、新颖、时髦，是他们追求的目标。近几年，外国的一些节日在中国广受追捧，如圣诞节、情人节等，参与的人数之多，大有取代中国传统节日之势。而且，现代的教育对民俗文化涉及的也比较少，年轻人对于悠久的民俗文化，知道的比较少，甚至认为民俗文化与现代文化相比，具有一定的落后性，没有延续和保护的必要。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之下，我市的民俗文化保护面临严峻的挑战。
（二）民俗文化的传承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由于传承体系不完善，代表性传承人濒临失传。随着老艺人的相继去世，民间技艺传承后继乏人，会剪纸艺术的人越来越少，至今仍健在的，那些为数不多的民间艺人也因年迈、体弱、多病、等原因，很少在亲自操作了。再加上保护措施不力，代表性传承人尚未得到有效保护，民间技艺传承人同样后继乏人，面临失传的危险；一些技艺和绝活遗失，则导致青黄不接和人才断层，一些珍贵实物资料难以得到妥善保护。
（三）专业研究人员与专业队伍有待增强
如舞龙、舞狮、面塑艺术、剪纸艺术等一些民间艺术，由群众自己编创，缺乏专业人士的指导，在艺术价值和艺术层次上局限于自娱自乐型，水平难以提高，故无法形成产业，做不到适度的开发，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缺乏人员相对稳定的专业技术队伍，快节奏的生活使的年轻人没有时间、没有兴致参与这些民间艺术，缺乏年轻人的广泛参与就会缺乏朝气与灵性，直接影响了这些民俗文化的艺术性和观赏性。
（四）政府部门在保护民俗文化方面的举措有待完善
政府在保护民俗文化方面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政府具有社会文化管理的职能，这种职能就决定了政府部门应当成为民俗文化保护的中坚力量。由于民俗文化保护的财政支出非常有限，在相关人才培养和配置上也重视不够，致使我市民俗文化保护工作处于一种疲软乏力状态，很难集中力量开展保护工作。同时，掌握传统技艺的艺人大多年过花甲，一旦这些艺人离去，传统的技艺也将消失。政府部门对这些传统技艺的传承没有给与足够的重视，致使一部分的传统技艺消失。
在民俗文化的保护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政府过度参与的现实情况，在开发民俗文化的过程中，注重追求经济效益，往往忽视了地方民俗文化的特色是否被完整的保留和展现出来，结果一些特色民俗文化被曲解，损失也无法估量。
三、对保护民俗文化提出的改进措施
我市在对保护民俗文化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笔者针对这一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一）树立正确的民俗文化保护观念
对民俗文化的保护要从观念入手，要加强对我市民俗文化的认识和了解，要让全市人民都了解民俗文化的重要性，民俗文化一旦流失或者或者遭到破坏，损失将是无法估量的。所以要增强全体市民对民俗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从而使他们自觉的接受和传承我市的优秀民俗文化。
（二）要对被保护的民俗文化进行系统科学的管理
对具体的民俗文化要确定它的可靠的传承人，要保持民俗文化原型和技能的传承，达到资源管理和政策保护具体可行。在被保护地域之内，争取所在地民众的积极参与。不应该将保护的民俗文化与民众隔绝开来，使他们变成局外人。那样就失去了民俗文化保护的意义。
（三）传承民俗文化要有专业人才参与
这些专业人才能把民俗文化的价值和意义用浅显的方式将给民众，使他们懂得被保护的民俗文化究竟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同时可以帮助制定一系列的保护办法和措施。民俗文化的保护少不了后来的继承者，要形成一种制度，有意识地培养年轻的民俗文化保护者，每一项活动都应该吸收青少年参与。
关键词：传统民俗文化；动画创作
中国传统民俗文化，是广大普通劳动人民所创造并继承的一种民间艺术文化，是在相同的区域、共同的生活习性下形成的优良的文化传统。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艺术发展中，形成了各自独具特点的、优秀的民俗文化传统。中国传统民俗通过描写普通的民间活动，揭示民俗现象，反映民族的感情与心理特点。例如民族服饰、生活习性、民间歌曲、音乐舞蹈等等，这些都对中国传统动画艺术的创作具有深远的影响。二者互相联系，相互转化。相辅相承，而且也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交流、相互渗透融合、相互促进发展的过程。动画作为一门新兴的艺术，在创作上要求具备对生活较强的洞察力，而民俗文化是在普通劳动者中长期形成的。能直接反映民间的各种生活习惯，因此是动画创作的灵感和源泉，能为艺术创作增添无穷韵昧与色彩，同时民俗文化也可以借助动画艺术向世界更加广泛的传播。
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内的“镇馆之宝”。一幅巨大的电子动画版《清明上河图》，就是根据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长卷风俗画《清明上河图》为题材，《清明上河图》被放大30倍，高6.3米、长130多米，图中以大量的笔墨描绘数以百计的人民民俗活动与商业活动场景，从普通的民俗生活现象中提取素材。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北宋王朝都城开封的繁华和丰富的社会生活民俗风情；商人、小贩、屠户、官宦、船夫、游者、铁匠、脚夫等等，凡是当时社会存在的各行各业的人皆被描绘出来，还有骡马、箩筐挑担、茶楼摊点等等都被刻画得细致人微。整个动画以4分钟为一个循环，当你驻足观看时，整个连续的画面呈现了当时东京汴梁的繁华街景，令人惊叹不已。文学版的梁祝在民间流传已一千四百六十多年，被誉为爱情的千古绝唱，是中国民间四大传说故事之一。动画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取材于此，是民俗文化与动画艺术良好结合的一个典型，片中人物的衣食住行都可看出中国传统民俗的特点。
剪纸动画片是借鉴南宋流传至今的皮影戏和民间剪纸等传统民俗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美术电影片种。民间剪纸是民俗文化的载体，也是一种民间传承的文化活动，它大部分都是以民俗为基础，与民俗活动有紧密的联系。1958年中国动画电影创始人之一的万古蟾在美影试制成功了中国第一部剪纸片《猪八戒吃西瓜》。此后，艺术家采用各种绘画和造型手段，形成了画像砖风格、装饰画风格和水墨拉毛风格等不同艺术风格的剪纸片，如《猪八戒吃西瓜》《渔童》《猴子捞月》《人参娃娃》《金色的海螺》《狐狸打猎人》《火童》等。
泥塑艺术是中国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它以泥土为原料，以手工捏制或磕模捺泥方法成形，或素或彩，以人物、动物为主。如江苏惠山的手捏戏文、河南淮阳的泥泥狗、泥玩具中的耍货阿福、凤翔泥塑、北京兔儿爷等都是典型的泥塑艺术作品。天津、江苏无锡惠山、广东大吴、陕西风翔、河南浚县、淮阳及北京等地仍是传统泥塑的重要产地。它们与民俗关系密切，泥塑艺术的创作题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表现的是民众的信仰、习俗和戏曲、传说、民间文学等内容。它的造型、色彩和结构随意、主观，具有原始文化和乡土艺术的特点，反映了中国的传统审美观念和民俗艺术特点。木偶动画片《神笔马良》就是受到中国泥塑艺术的影响。
动画片背景设计、人物设计与道具设计等都离不开民俗艺术的影响，都与中国传统民俗息息相关，特别是在房屋的建造过程中，人们会依照当地的民间民俗进行建筑活动，同时人们对建造好的房屋也会依照当地的风俗习惯来进行装饰。动画片《哪吒闹海》《大闹天宫》《骄傲的将军》中的楼台亭榭，就利用了中国传统建筑的样式。
传统民俗文化是我国艺术宝库里一块绚丽的瑰宝，民俗文化对动画艺术创作的重要性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善于运用民俗元素，继承和发扬了优秀的传统民俗文化，勇于尝试和探索，采用电脑高科技的手段展现中华民族传统民俗风情及民间文化。让动画与民俗结合，与民风交响，创造出富有时代精神、创新精神和民族特色、中国气派的民族动画。
[参考文献]
[1]张士闪耿波编著，中国艺术民俗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
[2]孙立军张宇编著，世界动画艺术史，海洋出版社。2007
1．一些学校观念滞后。《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的实施，增加了地方和学校的课程决策权，从而改变了过去课程过分强调学科体系、脱离时代和社会发展以及学生实际的状况。但改革将是一个较长的过程。［2］因此，在很长时间内，有些学校依然迷信统一的国家课程，面对融入民俗文化的乡土教材时，会显得手足无措。虽然素质教育提倡多年，但是在新课程改革并未深入的情况下，有些学校依然会疯狂追求“分数”和“升学率”，而忽视“以学生为本”，因此，有些学校领导片面地认为融入民俗文化的乡土教材课程，只是为了追求教育时尚或者是应付领导检查，因而不愿也不必在乡土教材上投入较大的物力、财力、人力。还有些学校简单地认为搜集民俗文化的一些片段，拼凑在一起，再署上自己学校的名字，这就是乡土教材。就可以开展融入民俗文化的乡土教育了，这种认识忽视了开展乡土教材的复杂性和系统性研究，在乡土课程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盲目实施，不仅是幼稚的、不科学的，而且是有害的。以薛城中学①的校本教材《乡土》为例，在编写过程中，校长任主编，由薛城中学政治、历史、地理教师负责编著各自所属政治、地理、历史的部分。编写小组都是学校的领导和教师，缺失了教师和家长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教师与课程专家之间、教师与社会人士之间的交流。因此，我们在总体肯定的前提下，也看出了很多问题，诸如着重呈现藏羌民族文化和忽视其他类型文化;教材的呈现方式单一;缺乏对本土文化的反思;价值观单一等问题。［3］17这些观念和认识严重阻碍了民俗文化融入乡土课程的进程。2．具体做法失当。新课程改革虽然开始多年，但在很长时间内，应试教育依然盛行，不少学校的领导为腾出更多时间开设必修课，对本来课时就十分紧张的乡土教材的课程，除进一步压缩课程内容外，他们还认为，开设乡土教材课程白白浪费时间，不如在高考科目上多加一些课。［3］现阶段的乡土教材只是国家课程的重要补充，并且乡土课程在总课时中所占的比例是非常有限的，例如有些学校虽然也开发了融入民俗文化的乡土教材，但是在课程计划、课程标准上，却没有进行系统性的规划和有力的贯彻，存在一些学校设置的课时过少，对乡土教材的教学内容进行压缩的现象，或者是课时安排了，却被施以“偷梁换柱”，本来是乡土课程的课时，却被一些高考科目所代替，甚至有些学校干脆把乡土教材当做课外读本，学校和老师发给学生后，便不再过问等情况。这些做法都不利于民俗文化融入乡土课程。
二、教师对民俗文化融入乡土教材态度消极
1．教师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与肯定。民俗文化融入乡土教材需要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但是在很长时期内，这受到很多方面的限制。首先，民俗文化融入乡土教材要求教师对本地区的民俗文化具有深入的了解，才能够胜任民俗文化融入乡土教材的课程的开发、教材的编写工作，现在随着人才的自由流动，一个学校的老师可能来自全国各地，这给民俗文化融入乡土教材带来很大的困难。其次，乡土教材的内容多为一个地区的乡土文化，与国家课程的关联性较小，融入乡土教材的乡土课程对学校的教学成绩的影响微乎其微，因而，很多教师在潜意识里，还存在将国家课程与地方课程、乡土课程对立的观念，并在教学工作中，很自然的把教师划分等级，教授国家课程的教师为一个等级，教授地方课程和乡土课程的教师为次一等级，使这些教师被赋予教学工作中“打酱油”的角色，使他们得不到和教授国家课程教师同样的地位和尊重。再次，教师讲授乡土教材的方法单一，不能采用多种手段、多种媒介调动学生对融入民俗文化的乡土课程的积极性、主动性，这使学生对待融入民俗文化的乡土课程时，难以产生很大兴趣。这不仅给老师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而且还感到未必能获得应有的回报，因此使一些从事这门课程教学的教师产生不被尊重感，也容易使他们消极对待，甚至抵制民俗文化融入乡土教材的种种尝试。［4］2．教师现有的综合素养和专业技能不足。教师是民俗文化融入乡土教材最重要的课程资源，并且把优秀的民俗文化带进乡土教材，给学生提供优质的教学。但是，目前教师队伍在专业知识和技能方面存在许多问题，诸如缺乏先进的现代教育理念和教育理论知识;知识结构陈旧难以适应素质教育的需要;运用现代化教育手段的能力差，综合素养欠缺等，制约民俗文化融入乡土课程的进程。［4］其次，我们很多教师还没有转变角色，习惯于讲授国家颁布的课程，还不善于编写和开发民俗文化乡土课程资源;教师习惯根据根据国家课程开展教学，还不具备开发民俗文化融入乡土教材的理论和技能;教师习惯于以教师讲、学生听为主，还不习惯于“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再次，教师的工作负担沉重，限制了教师对融入民俗文化的乡土课程的积极性。一方面，融入民俗文化的乡土教材大多来源于现实生活，其内涵和外延是不断扩大的，这增加了教师工作难度和负担;另一方面，教师囿于自身的能力和素养，很难发现教学工作的实际问题，即使发现问题，由于没有专业的、系统的知识和能力，也无法解决，迫使他们放弃了对民俗文化融入乡土教材的努力。
三、学生在观念和行为上对民俗文化融入乡土教材认识模糊
1．学生对民俗文化融入乡土教材的意义认知模糊。许多学生对于民俗文化融入乡土教材的意义何在，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带给自己期望的利益持怀疑态度。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利益和价值观念也日益多元化，日益冲击着人们对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坚守，他们片面地认为这些民俗文化教育的开展会造成他们脱离时代，不能适应现实社会的发展。很多学生认为，乡土教材与国家课程的共同平衡相悖，乡土教材与接受国家统一考核的国家课程关联度不大，在学校中开设融入民俗文化的乡土课程势必挤占学生学习国家课程的时间，从而影响学生这些课程的成绩。学生更愿意将精力花在国家课程考试的科目之上，因此学生对融入民俗文化的乡土教材兴趣不是很大。2．学生对民俗文化融入乡土教材的质量存在质疑。民俗文化融入乡土教材需要大批具有专业精神和专业知识的老师，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还需要各种图书资料、设备以及各方面的支持。因此这使学校面临一定的财政压力。［5］这就使一些学校不愿在看不到现实利益回报的情况下耗费人力、物力、财力，因而，不经过系统的调查研究、反复推敲的低成本的乡土教材对民俗文化的真实性、全面性、系统性无法保障。就拿薛城中学校本教材《乡土》为例，浅层次的问题是目录不够精细、内容不够详细、设计比较粗糙，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着重呈现藏羌民族文化而忽视其他类型文化;教材的呈现方式单一;缺乏对本土文化的反思;价值观单一等。甚至还出现知识性错误(第38页在叙述薛城名称变迁的时候，出现了“乾隆元年”即758年，此处应为“乾元元年”即758年)。这就误导学生，让人产生“清朝的乾隆皇帝怎么跑到唐朝去了”的错觉，导致学生对乡土教材的质量产生不信任感，从而学生的积极性不高，更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
四、加快民俗文化融入乡土教材的建议和对策
(一)需要教育部门改变整体的教育环境
1．需要教育行政部门改变传统的教育政策和教育教学评价机制。民俗文化融入乡土教材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多方协调和合作，才能保证民俗文化融入乡土教材得以顺利的进行。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政府、教育管理部门、学校、社会等形成良好的互动和交流，并达成共识和相互配合。首先，教育管理部门要改变应试教育的种种惯性。在以往，“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习惯于自上而下的对课程决策权，这种制度与思维与乡土教材课程的现实需求之间存在极大的反差，将对乡土教材的开发和利用带来观念和制度的强大阻力。”［6］所以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一方面要适当地放权，增加地方和学校的课程决策权;另一方面要发挥“监学督教”功能，“强化学校对乡土课程的计划执行意识，落实课程计划，保质保量的开足课程”［7］。只有这样才能为民俗文化融入乡土教材提供空间和机遇。其次，需要教育管理部门发挥教育的导向功能，在中考和高考试题中体现民俗文化融入乡土课程的成果，让融入民俗文化的乡土课程的地位有所上升，让国家传统中考和高考科目的权重适当降低，稀释学校对“升学率”和“分数”的狂热。政府也可以开展一些贴近人民生活的民俗文化的活动，比如，开展关于民俗文化的知识竞赛，民俗文化在我家有什么表现的访谈等各种活动，增强社会对民俗文化重要性的认同。再次，民俗文化融入乡土课程是基础教育的重要部分，也是新课程改革重要组成部分，教育管理部门应该重视，并给予足够的支持，创设宽松的教育环境，以鼓励创新。2．建立完善的评价体系。“民俗文化融入乡土教材要真正得到实施，建立完善的评价体系是不可或缺的。”评价体系的着眼点不仅是升学，更重要的是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评价体系建立的基础也应该是国家课程教育标准框架，同时兼顾地方需求和实际特色。建立的评价标准应做到知识体系、实践技能、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平衡。在整个评价体系中，既要有终结性评价，更要有过程评价;既要有量的评价，更要有质的评价;既要有他人的评价，更要有自我评价。总之，评价主体要积极主动，评价标准要准确科学，评价形式要灵活多样，评价结果要客观公正。［8］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学校对融入了民俗文化的乡土教育的主观能动性。继而使学生和教师对乡土教材和民俗文化的看法有所改观，最终加快民俗文化融入乡土教材的进程。
(二)民俗文化融入乡土教材需要营建良好有利的校园环境
1．学校要更新教育理念和完善教学管理。民俗文化融入乡土教材需要良好的学校内部环境。首先，要求学校管理者要不断地更新教育观念，以“学生为本”，改变应试教育的种种传统思维，而且能依据实际情况制定政策，并有权力实行这些政策。其次，学校要明确民俗文化融入乡土教材的重大意义，认清时展的潮流和趋势，树立课程多元意识和乡土意识，大力发掘本地区的民俗文化。再次，充分认识民俗文化融入乡土课程不是权益之计，是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素质教育的内在要求，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潮流，所以学校必须坚定决心和信心，完善对乡土课程的管理机制，使乡土课程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2．校方必须完善管理培训机制和评价机制。民俗文化融入乡土课程的顺利开展，必须调动教师的积极性。首先，学校应针对一些教师综合素养和技能不足的状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和培训，并有意识地定期组织教师间和校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持续营造教师成长的氛围，并能主动召集各个学科教师进行探讨和协商，在交流和探讨中解决教学问题，学到今后的教学技能。如有可能，还可以为教师提供与一些课程专家、教育专家、民俗专家近距离接触和交流的机会，如课程改革论坛，经验交流会之类。使他们在面对当地的学生群体时，能够知道怎么做才能达到最好的教育效果。其次，校方要响应新课程改革的号召，加强对融入民俗文化的乡土课程的课程计划的执行意识，切实落实课程设置和规划，高质量地开足全课程。再次，学校要改变对教师和学生的评价方式，建立和完善对乡土课程的评价机制。学校要改变以往以“分数”为主要标准来评价教师和学生的做法，采用多种方式和多种标准进行综合考评，通过对教师和学生及乡土课程评价机制的调整和完善，调动教师和学生对融入了民俗文化的乡土教育的主观能动性，继而使学生和教师对融入民俗文化的乡土课程的看法有所改观。
(三)民俗文化融入乡土教材需要教师改变教学中的观念和行为
1．教师要不断地更新教育和学习观念。首先，教师要加强自身的学习能力，培养自己多方面的兴趣和爱好，打破原有的学科界限，向不同科目的教师进行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素质和基本功。其次，教师要确立现代化的教育理念，把握新课改发展的要求和趋势，端正教育教学态度，明确课程意识和责任，树立教师平等观念，祛除学科不平等的想法和意识，真正投入融入民俗文化的乡土教材的开发和课程研究中去。再次，教师要不断地更新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了解融入民俗文化的乡土教材的课程规划和课程设置，明确教材的教学重点、难点、教学目标，熟练掌握各种先进教学媒体的技术，注重教师和学生的教学方式、学习方式的改变和学生主体地位的体现，关注学生长期性、发展性的需求。2．教师要不断地完善自身综合素养和专业技能。首先，教师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及人格方面的素养，包括建立现代意识和树立时代精神的素养、科学文化素养、职业道德素养、能力素养、良好的心理素质［9］，只有这样，才能应付民俗文化融入乡土教材中遇到的各种新的问题和挑战。其次，我们要转变教学思路，改变以往的“教师讲，学生听”的模式，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理念，主动积极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激发学生对融入民俗文化乡土课程的热情，使他们广泛参与。再次，教师一方面要积极地向不同学科、学校的教师学习，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参与教学交流活动，到外校学习参观访问，汲取他人成功的经验，转化自身的财富;另一方面要积极钻研融入民俗文化的乡土教材，不断加强理论修养，以实践检验理论，以理论指导实践，还可以多方咨询民俗专家、课程专家，向他们请教在教学实践中发现的问题。
(四)民俗文化融入乡土教材必须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1．学生必须改变应试教育下的学习观念。在当今素质教育日益深入的背景下，教育的终极目的不再仅仅是“分数”和“升学率”，而是培养具有健全人格、全面综合素养、适应社会发展的人。这就需要学生掌握多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要实现这个目标仅仅靠学习国家统一课程还不足够，还需要学生学习乡土课程，以及走向社会所需的知识和能力，因此，学生要更新学习的观念。首先，学生不仅仅是一个课程知识的受众，更是课程知识的开发者、参与者、研究者和受益者。所以，学生要更加注重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索学习等反思式学习。其次，学生关注的不仅仅是国家课程考试的分数，而应更注重在学习期间掌握了哪些适合自身长期发展的技能。学生需要改变只重视国家统一课程的学习、轻视乡土课程的观念。在学习标准上，不再是以国家是否统一考试为依据，而以是否有利于自身长远的发展为依据;在学习形式上应该灵活多样，不仅包括包括课堂学习，还要有贴近社会生活实践的探究性和实践性的学习;在学习内容上，不仅要注重国家课程的学习，更要注重地方课程、乡土课程的学习，以及社会性知识等各个方面的学习。民俗文化和学生生活的体验、元知识联系紧密，贴近生活实际，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在快乐中增长知识，提高能力，陶冶性情。融入民俗文化的乡土教材是其他教科书所无法取代的。
【关键词】功能翻译理论；民俗外宣翻译；翻译原则；翻译策略；翻译方法
【Abstract】Folklore embodies the profound cultural heritage and historical connotation of a nation， and the translation of folklore publicity materials is a major difficulty of the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difficulties. German functionalist translation theory， arguing that the purpose or function of translation determines the choice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methods， provides a new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translation of folklore publicity material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ranslation examples， the principles， strategies and methods of Chinese - English translation of folklore publicity materials were explor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functionalist translation theory.
【Key words】Functionalist translation theory； The translation of folklore publicity materials； Translation principles； Translation strategies；Translation methods
0 引言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通过文化交流开展对外宣传容易攻破意识形态壁垒，达到理想的宣传效果。其中，借助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开展外宣工作更是展示一个国家和地区形象的重要手段。
民俗文化是民众的生活文化，包括一个民族长期形成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民间工艺以及包含神话、传说故事等在内的口头传承文学。民俗文化体现着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与民众所处的特定自然、人文环境紧密相关，承载着无数难以言表的文化底蕴和历史内涵。由于东、西方语言文化的悬殊差异，在民俗外宣翻译中做到民俗文化的“全真传真”，可以说是语际翻译中的难中之难。
如何翻译民俗外宣资料从而更好地传播和弘扬中华文化，成为值得翻译工作人员关注和研究的课题。本文以德国功能翻译理论为依据， 在分析民俗文化外宣文案的基础上，从凸显翻译宣传效果的角度探讨民俗外宣翻译的原则、策略和方法。
1 功能翻译理论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起源20世纪70年代，以1971年凯瑟琳娜・莱斯的《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一书的出版为标志。莱斯在书中首先提出要把“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特殊目的”作为翻译批评的新模式，即从原文和译文的两者功能之间的关系评价译文[1]。莱斯的学生弗米尔在莱斯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翻译目的论”， 强调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必须由译文预期目的或功能决定：“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参照系不应是‘对等’翻译理论所注重的原文及其功能， 而应是译文在译语文化环境中所预期达到的一种或1几种交际功能”[2]。 20世纪90年代初， 德国学者诺德又进一步拓展了译文功能理论， 提出“功能+ 忠实”这样一个概念，指出翻译是创作使其发挥某种功能的译语文本，它与其原语文本保持的联系是由译文预期或所要求达到的功能确定的， 这种联系也为翻译策略和方法的选择提供了标准[3]。
功能翻译理论注重的不是译文与原文是否对等或译文是否完美， 而是强调译文应该在分析原文的基础上根据翻译的功能和目的采取相应的翻译原则、策略和方法。因此，与主张以原语文本为中心推崇等值论的传统翻译理论相比，功能翻译理论表现出较高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对翻译实践具有更现实的指导意义。
2 民俗文化外宣资料的文本类型和译文功能
莱斯（1984）从译文功能的角度将源语文本分为“信息型文本”、“表情型文本、”感染型文本”和”以声音为媒介的文本”，建议根据文本类型和译文功能采用特定的翻译方法：信息型文本用于传递事实， 翻译时首要目的是保证信息准确；表情型文本重形式和美学效果，译文关注原文的美学和艺术形式；感染型文本关注引发接受者行为反应，呼吁或说服文本接受者采取某种行动，译文应在目标语接受者身上产生预期的反应[2]。此外，赖斯也指出绝大部分语篇不是绝对的属于一种类型， 而是具有语篇类型的多重性。
民俗外宣不仅要向读者介绍民俗文化的信息，展现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更要召唤世界读者融入深刻的中华民俗文化内涵。所以总的说来，民俗外宣材料是信息型文本、表情型文本和感染型文本的结合体，其预期功能就是跨越文化障碍，在目标语文化中再现其信息功能、表情功能及劝诱功能。
3 民俗外宣翻译的标准、策略和方法
按照功能翻译理论，民俗外宣翻译中，应根据民俗文化外宣资料的译文文本类型和译文功能把握翻译标准，谨慎选择翻译策略，灵活采用翻译方法。
3.1 挖掘文化内涵， 选用补偿策略， 充分运用解释性翻译方法
功能翻译理论坚持“功能+忠实”的标准，因此在翻译时不仅要做到准确、忠实， 更要注重其实际效果在中外交流中所起到的作用。在民俗文化的英译过程中，译者不能完全被“忠实”的翻译思想所左右，而要积极挖掘民俗文化的深层涵义，选用变通补偿策略，运用解释性翻译方法，实现跨文化交际。
所谓补偿策略，是借助译入语特有的语言表现手段， 尽力弥补译文语言效果方面的缺损， 以使译文达到与原文大体相同的效果。马先生（2003）认为只要释义或变通是为了再现原文语言效果及传达言外之意， 均可归于补偿[4]。本文中补偿是指为了再现民俗文化内涵而采取的各种释义或变通策略，包括阐释、意译、改写等解释性翻译方法。
China Daily的一个“元宵节”译例，充分说明民俗外宣翻译中选用补偿策略运用解释性翻译的重要性： the lantern festival， which falls on February 26 this year， the 15th day of the first month of the lunar calendar. The festival traditionally features big fireworks display， mass performance of yangkou folk dances， land boat stilt walking， lion dances and dragon dances. Other main activities are to appreciate the bright nightscape highlighted by colored lanterns， or to enjoy yuan xiao or glutinous flout balls with sweet or meat fillings. 文中“元宵节”的解释性翻译不惜笔墨，用了三个长句近七十个单词，详细、完整、准确地挖掘并传递了这一节日内在的文化内涵。
中国菜名的翻译更是体现了了民俗外宣翻译中的补偿策略的运用。作为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饮食文化丰富多彩。 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菜肴赞不绝口，但有些菜名如“全家福”、“玉扳禅师”如果直译却容易让他们如坠五里雾中。对于这样的“写意”型菜肴名，要采取意译法译出菜肴的烹调法、主料和配料，将“全家福”、“玉扳禅师”译为“stewed assorted meat”， “stewed potatoes with mushrooms”。更多中餐菜名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充满着民俗情趣和地方风味。素有闽菜之首的美誉的佛跳墙， 如果按中国菜名直译为“buddha jumping over the wall”，会让外国读者不知所云。所以，要加简单解释，将“佛跳墙”翻译为“Futiaoqiang―the Buddha jumped the wall for being lured by its smell of assorted meat and vegetables cooked in embers”。挖掘菜名的文化内涵，运用解释性翻译展现其中的民俗情趣，不仅使外国读者容易理解，而且吸引更多的外国读者体验中国丰富的饮食文化。
3.2 保持民俗特色，最大限度地选用异化策略，恰当采用音译（或加注）＼ 直译（或加注）等方法
功能翻译理论指出：翻译策略受翻译目的制约。民俗文化英译的目的在于促进华夏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为了使民俗文化特色在翻译中得以再现，翻译中应尽量保留原语中的语言和文化信息，最大限度地选用异化翻译的策略，恰当采用音译＼音译加注＼ 直译、或直译加注等方法。
按照Schuttleworth和Cowie （1997）编写的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中给出的定义，异化指刻意打破目的语的行文规范而保留原文的某些异域特色的翻译策略[5]。民俗外宣的目的是为了传播中华民族文化，在翻译民俗文化外宣资料时应尽可能选择异化策略，正如葛校琴（2002）指出，在从由弱势文化译入强势文化时，选择异化策略，有助于传播民族文化抑制文化霸权[6]。
汉语中有很多语义空缺的民俗词语，如“馄饨”、“旗袍”、“太极拳”等，如果借用英文的近义词翻译为：“dumpling”， “a kind of grown worn by Chinese women”， “shadow boxing”，西方读者便无法领略到独特的中华民俗文化色彩。所以，翻译这些民族色彩很浓的专有名词时，前辈们大胆选择异化策略，采用音译或音译加注的方法把汉语的词语借过去，分别翻译为“wenton： a kind of dumpling made with thin wrappers， usu. served in soup”；“cheongsam：body-hugging woman’s dress originating from Manchus”；“taijiquan， school of popular traditional martial art marked for slow and graceful movements that are designed to attack or counterattack， keep fit， prevent and treat diseases”。于是产生了西方读者最初感到陌生但逐渐接受的英语新词：“wenton”，“cheongsam”， “taijiquan”。这种异化翻译凸显了华夏文化身份的清晰度，引领中华民族文化走向世界。
另外，汉语中还有一些具有民俗色彩的谚语、俚语，也宜采用异化策略， 运用直译或直译加注的方法，保留俚语俗语的中国民俗特色。“有钱能使鬼推磨”是富有中国民俗特色的俚语。 如果借用英语谚语对应的表达法翻译为： “Money makes the mare go”，表达了原文的意思，使读者一目了然， 但平淡无奇、索然无味。不如异化直译为“Money makes the devil turn your mill”， 保留原文中“鬼”、“推磨”的形象，以其陌生的文化内涵吸引外国读者的注意， 帮助外国读者在感受独特的华夏民俗中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
3.3 再现民俗韵味， 把握文体翻译策略，灵活采用多种翻译方法
目前翻译界不少人倾向于把翻译研究的视点扩大到文体，也就是要求译者对原文语篇的文体特征了如指掌，并作为构建译语语篇的重要参数。民俗文化除具有文化的共性外，还具有其独特的文体特征。如蒋红红（2007）指出，民俗具有两个鲜明的个性：民俗是通俗的民间文化，又是说话的文化[7]。所以，民俗文化口语化特征较为明显。翻译民俗文化时，要尊重原文语体风格，注意使用口语体，采取一切可用的翻译手法，再现原文的浅显易懂、幽默风趣、富有美感等民俗韵味，最大限度地促进中国民俗文化的传播。
方言俚语的翻译充分显示了民俗文化翻译中文体翻译策略的把握。方言俚语带有口头语体的色彩，是一个地域的名片，每一句无不浓浓地散发出养育她那片土地的风土民俗。如青岛人把傻子称为“膘子”，而北京人却将之称为“二百五”。翻译时如果直译为fool， stupid 就会失去其原有的方言俚语的民俗特征。不如套用英语的俚语blockhead or dumbbell，与原文在风格上比较接近，无疑会使语言更加通俗地道。同样，汉语中的 “老爷子”、 “小菜一碟”、 “歇个脚”、 “没着了”等口语， 翻译中也尽量借用英语中口语化的表达“pop”， “a piece of cake”， “get a load off one’s feet”， “be at the end of one’s tether”，以保留原文生动诙谐、口语化的文体风格。
另外，民俗文化生动鲜活，口语化地娓娓道来，读起来朗朗上口，翻译时也要注意语言的娓娓动听，尽量避免冗长、复杂的句构，从词语选择、句式等方面保持译文与原文的文体风格对等。例如，民间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一段：英台突然建议他俩应即时就在草桥结拜为兄弟。两人立刻写好名帖，盟誓他俩应像亲兄弟那样互相忠贞不渝。山伯十九岁为兄，英台十七为弟。银心在香炉上点好了香放在地上，目睹两人换帖成为结拜兄弟。译文为：It was Yingtai’s sudden suggestion that they should become sworn brothers then and there. The two wrote out name cards at once， testifying their faithfulness to each other as blood brothers. Liang Shanbo aged 19， was elder brother， Zhu Yingtai aged 17， younger brother. Yinxin lighted joss sticks in the incense burner place on the ground， witnessing the two become sworn brothers as they exchange the cards. 结拜兄弟、香炉上点香和名帖、换帖展示了中国古代兄弟结拜仪式，这些词语富有古文化色彩和生活气息，其语体风格在译文中通过运用直译、意译等翻译方法得到了较好的再现。同时译文也注意了民间故事的语篇范围和语体色彩，多采用英语的松散句、平衡句和长短句相间，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文的口语体风格。在朗朗上口的地道英语口语中，西方读者欣赏到弥漫着浓厚古文化气息的中国民间文学。
4 结语
功能翻译理论将翻译看作有目的的交际行为，将译文的预期目的置于翻译的首要位置，为民俗外宣资料的英译 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民俗外宣翻译中，译者应突破传统翻译观念，把握译文预期目的和功能，遵循挖掘文化内涵、保持民俗文化特色、再现民俗韵味的翻译标准，恰当选用补偿、异化、文体等翻译策略，充分运用音译、直译、意译、解释性翻译等多种翻译方法，争取使译文与原文在功能上保持“最近距离”，从而实现译文传播中华民俗文化成果的预期功能， 推动中国文化的国际化进程。
【参考文献】
[1]Reiss， Katharina. Translation Criticism： Potentials and Limitations[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2]Reiss Katharina，. & Vermeer Hannks J. General Foundations of Translation Theory[M]. Tubingen：Niemeyer， 1984.
[3]Nord， Christine.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4]马.翻译补偿手段的分类与应用[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10）.
[5]Shuttleworth， M. & M.， Cowie.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7.
最早的乡村旅游源于19世纪的西欧国家，目前在德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乡村旅游已具有相当大的规模，走上了规范化的发展道路。我国的乡村旅游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30多年的发展使大陆地区的乡村旅游形成了田园农业、民俗风情、农家乐、古村落等典型的旅游发展模式，近些年火爆的乡村民俗文化旅游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民俗又称民间文化，是指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群体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世代相传、较为稳定的文化事项，可以简单概括为民间流行的风尚、习俗。以地方性或民族性的乡村民俗、风土人情为核心内容的乡村民俗文化旅游，因其独具特色的异域或异族文化吸引着大量的旅游者进行民俗文化消费，成为我国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
民俗文化中藏有丰富的档案资源，历代的档案资料中也有不少有关民风民俗的记载，关注乡村民俗文化是档案部门作为国家文化事业单位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档案部门参与新农村建设和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重要举措。档案宣传是提高档案工作知名度，增强社会档案意识的重要途径，是档案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档案宣传工作融入到乡村民俗文化旅游的发展中去，是新时期档案部门扩大社会影响力的创新之举。
一、乡村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的意义
以纯净自然的生态环境、淳朴原生的民风民俗为依托的乡村民俗文化旅游，不仅对我国的旅游产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对于民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乡村记忆的唤醒与缅怀同样意义非凡。
（一）满足精神需求
旅游休闲，对现代人来说已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消费内容，长期生活在钢筋丛林中的都市人面对着每况愈下的生活环境，不断攀升的生活压力，更是向往亲近自然、返璞归真的休闲生活方式。清新的乡野环境，朴实的乡风民俗，闲适的乡村生活是乡村资源最大的吸引力，其中的文化资源，尤其是丰富多彩的乡村民俗文化更是乡村旅游的灵魂和核心。
“文化体验是乡村旅游需求中最高和最深层的愿望，这种愿望集中表现在旅游者的文化动机和文化倾向上。”乡村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价值，承载着民族认同感，乡村民俗中充满情趣的乡土文化艺术，独具一格的乡村民居建筑，富有特色的农事节庆活动等，不仅能够满足旅游者体验农家生活，享受自然风光的休闲度假需求，同时能够满足现代人日益增长“求新，求异，求知”的精神文化需求。乡村民俗文化旅游将乡村旅游与乡村民俗紧密结合起来，使游客在欣赏美丽田园风光的同时感受到浓郁的风土人情，让游客亲身体验和寻觅古老的乡村文化与习俗，享受一席原生态的文化盛宴。
（二）发展农村经济
发展乡村旅游，可以充分利用农村的自然、历史、人文资源，调整优化农村产业结构，促进农村经济多元化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加速新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乡村旅游中那些具有可参与性、可体验性的民俗文化容易引发旅游者的兴趣和爱好，这也是开发乡村民俗文化旅游的原始动因。
乡村中独具特色、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是历史的积淀，是文化的传承，开发利用这些民俗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是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方式，增加农民经济收入的重要途径。例如，北京密云县大力发展民俗村旅游，从事民俗旅游的商户2300多户，综合收入1.4亿元，人均收入为开展旅游前的8-10倍；昌平区麻峪房子村在开发民俗旅游前，人均收入不足800元，通过发展民俗旅游，人均收入可达到6000元，农民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陕西关中地区的袁家村，利用物化民俗中的代表产品，如饮食、服饰、住宅、特产及生产交通工具，打造了一条青砖灰瓦的仿古街道，突出展示关中民间生活形态和传统特色作坊：油坊、布坊、醋坊、茶坊、面坊等，通过几年的发展，袁家村在关中乡村旅游的影响力开始逐渐体现，如今已成为陕西乡土旅游的主要名片之一，不仅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也使当地民众多了一条致富路。
（三）传承民俗文化
中华民族几千年创造和传承的民俗文化浩如烟海，如婚丧嫁娶、泥人、皮影、剪纸、祭祀、年节习俗、礼仪等，它们就像一颗颗明星，闪耀在东方文化的璀璨夜空里。由V大人民群众创造的各类民俗文化，在各个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大和演变，这样一种来自于人民，传承于人民，又深藏在人民的行为、语言和心理中的基本力量，推动着中华文明不断取得辉煌。藏于民间丰富多彩的优秀民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传承弘扬优秀民俗文化，是每个炎黄子孙应担负的责任。“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些宝贵的民间民俗文化遗产逐渐被淡忘、被忽略、被毁坏，有的甚至已经灭绝了。老艺人人衰艺绝、老作坊推倒碾碎、老工艺失传掺假，即便是幸存的年画、皮影、剪纸等经典民间民俗文化艺术，也已日渐衰落。”
以民俗文化为核心的乡村旅游，保持和突出了乡村民俗文化韵味，是一种将旅游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民俗文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的旅游发展模式，让各地区各民族迥异又精深的民俗文化在每位游客的心里留下深深的印记。
（四）唤醒乡村记忆
梁漱溟先生曾说：“原来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和主体的，所有的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莫不如是。”记忆中的乡村有欢天喜地的节庆表演，有热闹非凡的庙会集市，有身怀绝技的民间艺人，有不能打破的禁忌规矩，然而，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这些曾经融于血脉的影像却越来越模糊。2014年，山东省正式启动“乡村记忆工程”，通过因地制宜收集和展览富有地域特色、活态文化特色和群体记忆的文化遗产，彰显山东民俗文化魅力。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发乡村民俗文化旅游，是紧跟国家政策，顺应时展的必要之举。乡村民俗文化旅游中“吃农家饭、住农家院、干农家活”的民俗风情项目，整修或者仿建的原始民居建筑，富有地域特色的民间工艺等，无不唤起游客“回归乡里、落叶归根”的乡土情结。当过往的场景真实的在眼前重现，当遗忘的记忆被唤醒，那么旅游的意义已不仅仅止于休闲娱乐，更多了一份心灵的触动与慰藉。
二、档案部门参与乡村民俗文化旅游发展的重要性
2003年作家冯骥才在著作《紧急呼救》里呐喊“每一分钟，我们的田野里、山坳里、深邃的民间里，都有一些民间文化及其遗产死去，都有一些风情独异的古村落转眼不复存在。如果我们不动手去抢救，再过二十年，至少有一半民间文化会化为乌有”。面对着逐渐消亡的民族文化、民俗风情，档案部门作为历史原始记录的保管者和开发者，有义务也有责任抢救乡村民俗中具有档案性质的部分，为国家保留优秀的传统文化。历代档案机构保存的资料中，也有很多有关民风民俗的记载，对开发乡村民俗旅游资源具有重要的参考和指导价值。
（一）有利于形成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
古代档案是历史发展轨迹的真实记录，是我国几千年文明传承积淀的硕果，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乡村民俗文化旅游的开发离不开原始的乡村历史资料，而古籍档案中多种多样有关各民族习惯风俗的记载，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民俗资料。如：宋朝孟元老所撰《东京梦华录》，该书详细记载了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的风俗及各种典礼仪式；1920年出版《瑷辉县志》中有边瑾未定稿的《鄂伦春纪事三十韵》，全诗记载了鄂伦春族婚嫁、殡葬、育儿等民俗，是极其难得的了解鄂伦春族的史料；清末民初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沈兆裎为官北方时，创作了很多记叙吉林民俗的诗歌，其中一首描写了东北农村一种名叫“嘎拉哈”的游戏“投壶遗制戏罗丹，兽腕盈堆掷中难。偃仰侧横分胜负，一声帕格众人看”。这些珍贵的档案史料，记载了很多原始的风俗习惯，有一些经过不断的演化流传下来，有一些已经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挖掘并利用相关档案，不仅能重新找回流失在历史长河中的民俗资源，而且提高了乡村旅游中民俗文化来源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这种原生态且具有历史可考性的文化是吸引旅游者的重要因素。
（二）有利于开发保存珍贵的民俗档案
那些浩如星辰的民俗文化，若得不到完整的记录与保存，将很快在现实中消逝，保护珍贵的民俗档案，是每一个档案人应有的觉悟。“民俗档案是记录和反映民俗文化及民俗文化保护相关工作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类文献资料，主要内容包括：民俗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材料；民俗的留存状态材料；民俗的标志性物质载体和表现方式材料；民俗文化保护工作的全景式记录及各阶段成果材料等。”乡村民俗文化旅游的选址一般都是较有地方特色的区域，民俗文化相对集中，开发者及村民对于民风民俗的挖掘比较完整，为档案部门宣传和保护乡村民俗文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例如，云南红河州“箐口民俗村”，以被纳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红河哈尼梯田为核心资源，实现对遗产的整体和动态保护，民俗村里的资料中心保留着大量哈尼族特色的民俗文化原始资料，而整个“民俗村”本就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展馆，记录和展示着哈尼族自身的档案。
（三）有利于提高普通民众的档案意识
档案意识是档案客观现象在人脑中的反映，使人们对那些具有考察利用价值的资料加以保护和开发的意识，社会档案意识的高低影响着档案事业的发展。从古至今，我国政府官方保管利用档案的意识并不薄弱，但对于普通民众尤其是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乡村居民来说，档案是高高在上与自身无关的事物。乡村生活中有大量的档案资料被忽视，那些珍贵的民俗档案仅仅依靠档案人员来保护是远不够的，民俗文化的传承需要每个人的参与和守护。乡村旅游因其大的拉动地区经济功能，使得民众具有较高的支持度和强烈的参与意识，因此，在发展民俗文化旅游的背景下，档案部门进行民俗档案、村级档案等的宣传工作更易得到村民接受和认同。同时，系统、完善的档案工作也是促进乡村旅游的强大推力，譬如浙江省天台县九遮村开展的乡村记忆示范基地，结合九遮村的历史原貌和民俗特色，建设了亚父庙、古民生器具馆、乡贤先贤馆等具有地方特色的展示厅，为九遮村的旅游增添了人文气息，游客通过参观，不仅对该地的风土人情有了全面了解，对档案及档案工作也产生了新的认识。
（四）有利于增强档案部门的社会影响
档案部门是社会生活的服务部门，档案工作要想真正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更好的发挥服务群众价值，就必须要贴近老百姓的实际生活，融入乡村民俗文化旅游开发与建设，是档案部门增强自身影响力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湖州市逐渐形成了“景区+农家”、“生态+文化”、“农庄+游购”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东衡村的赵孟\专馆和历史文化综合馆，荻港村的荻港名人馆、渔乡风俗馆和农产品展示区，高禹村的室内文化展示馆等，都已成为当地乡村旅游发展的主打产品，呈现出良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双重效益。绍兴县的“越地记忆”档案文化建设工程，充分挖掘各村落的宗族历史、民俗风情，将记忆文化与乡村经济有效对接，推动当地经济快速发展。这些成效充分证明了档案部门参与甚至主导乡村文化旅游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不论对于乡村民俗文化旅游的发展，还是档案事业的推进，都将是有益的尝试。
三、借力乡村民俗文化旅游加强档案宣传
档案宣传工作是是公众获取档案信息、加深档案认知的重要方式，是增强全社会档案意识的重要途径，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档案事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当今社会信息数量急剧增长，信息传播手段日益多样便捷，档案宣传应突破传统模式，拓展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增强宣传效果，将档案宣传工作融入乡村民俗文化旅游这样的经济项目中，是档案部门树立文化事业单位良好形象的亲民工程，也是档案部门响应国家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号召的必要举措。
（一）建设乡村记忆基地
乡村记忆是民族的记忆，建设乡村记忆基地是扩大档案宣传力度的重要工程，开展“乡村记忆示范基地”建设能够“展示古往今来，感受发展之美；拾掇历史碎片，留存人文之美；构建心灵家园，共享精神之美”。如浙江省平湖市龙萌村“乡村记忆馆”展出了许多从村民手中收集来的实物、照片和文字等具有档案性质的资料，展现了该村旅游节庆、民间技艺、地方民间戏曲等特色，大力弘扬当地优秀历史文化；临安市上田村借助创建乡村记忆示范基地，大力发展文化旅游，着力宣传特色记忆文化和村落民俗；德清县“和美乡风馆”依托行政村原有的村史、村落文化因素，充分挖掘特色民俗文化，传承民风民俗。
乡村民俗文化旅游的开发，为档案部门建设乡村记忆基地创造了良好的环境。首先，开发地是该地区特色民俗文化的集中区域，为乡村记忆基地的建设提供了许多优秀资源。其次，乡村旅游会吸引大量游客，以真实的历史素材展现当地民风民俗、人文资源的乡村记忆基地是游客了解村落文化的必游之地。
（二）加强传统媒体建设
档案宣传工作的传统媒体阵地主要指广播、电视、报刊、出版文献等，新媒体的发展使宣传档案的方式有了更多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媒介的消失，我们在关注新媒体的同时还要加强传统媒体阵地的建设，在新时代给予传统宣传手段新的活力。
乡村民俗文化旅游的建设发展，离不开大量的宣传工作，档案部门可以借机联合开发商制作相关宣传片，以真实可靠的档案资源为核心，展现本地区本民族曾经遗忘和得到传承的特色的民俗文化、民间工艺、节庆活动等，既使旅游景区得到全方位展示，又能扩大档案的宣传范围。在旅游区内，可以向游客散发当地民俗资源指南、民俗档案知识手册等简易又有趣的小宣传品，使游客对该地区的风土人情及丰富的文化资源有更为直观的了解，同时加深对档案及档案工作的认识。还可以依据历史档案资料，编纂与该地区、民族特色有关的刊物，如浙江省磐安县档案局以口述档案的形式，编辑出版了以林宅村历代流传的“大话”为主的故事集――《状元故里的传说》，有效保护了濒临消亡的民间记忆。
（三）利用新型网络媒介
互联网、电脑、手机等新媒体的出现，突破了传统媒体宣传影响范围小、形式单一的局面，借助高速准确的网络传播，公众可以及时了解新的档案信息，新媒体的普及便于大众参与交流，增强了人们获取信息的主动性和参与性，拓展了档案宣传的途径，提升了档案宣传的效果。
档案网站是宣传档案及档案工作的有效工具，档案部门可以在门户网站上推送参与建设民俗文化旅游的内容，既可以让民众通过丰富的档案史料了解地方特色、民族文化，又可以促进当地旅游业发展，让更多人进入实体档案展厅如“乡村记忆基地”参观学习，对档案产生更加直观清晰的认识。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具有形式简短、方式随意、随时共享的特c，充分利用社交网络是扩大档案宣传的重要途径，如陕西省渭南市档案局自开通“双微”平台以来，转发关注量数以万计，得到了市民群众的热烈反响。档案部门可以结合乡村民俗文化旅游，开通专门的微博微信平台，及时旅游区民俗文化、人文资源的挖掘、整理情况，还可以设置如：依据档案描述快速找到某处原始遗迹、民俗档案知识小考等趣味性、参与性强的小游戏，使游客在娱乐过程中增加对档案的理解。
（四）微电影里的大世界
“微电影是高科技和互联网发展的产物，由‘碎片化’信息接收方式衍生而来，是专门在各种新媒体平台上播放，在移动和短时休闲状态下观看，得到完善的策划和制作体系支持，具有完整故事情节的短片。”档案部门紧跟时代步伐，也尝试利用微电影的形式进行档案宣传，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寻找逝去的记忆》是全国档案系统中的首部微电影，由真实故事改编而成，揭示了档案在传承历史、维护记忆方面的特殊作用，得到了拍摄人员和观众的诸多好评。
乡村民俗文化中有许多富有趣味的档案素材，如具有地域特色的族谱家谱、少数民族服饰制作记录、乡贤名人的生平档案等。档案部门可以协同开发商、旅游局、文化局等相关部门，以真实档案信息为依托，制作以宣传当地文化特色、展现地区风土人情为核心的精品微电影，并及时通过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跟进拍摄过程，加强与媒体部门的合作，做到实时宣传。
一、莫言作品中的乡土乡情的民俗文化体现
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了一部文学作品，不但创造被读者评为“我最喜爱的作品”第一名的神话，甚至超越了中国以往其他的文学作品，不仅如此，由于是“真刀、真枪、真性情”的大胆进攻性语言，使得在作品刚刚发表不久，就已被各大发行商抢购。为什么在如此挑剔的发行商、文评人面前，《红高粱》还依然能受到盛赞一片呢?刨除掉作品构思的巧妙、人物塑造的生动认真这些外在因素外，更让国内外读者叹为观止的是由“民俗文化”所传达出来的东方文化内涵，这才是最为关键的所在。在这里我们强调的是“乡土乡情”，民俗文化美的丰富性，跟体现一定审美心理的“乡土乡情”有关，认为这是民俗之所以为美的根本属性。民俗的丰富性，物化形态中体现为“乡土乡情”的不同。就以莫言作品中的《红高粱》为例，姑娘出嫁要坐花轿，这是中国民俗文化的特有体现，于是小说中开篇就出现了余占鳌做轿夫，率众杀了一个想劫花轿的土匪，让后将女人劫走，进了高粱地……“花轿”是传统中式婚礼上使用的特殊轿子，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了。正所谓，“上错花轿，嫁错郎”，说的就是忠于礼俗，忠于民俗。将轿子运用到娶亲上，最早见于宋代，它诠释出了中华传统民俗文化中的喜庆、富贵和吉祥的含义。在利益相争的社会乱世中，更为显得难能可贵。作品《红高粱》表现了抬轿这一乡土乡情，而作品《红高粱》酿酒、饮酒则表现出来的同样是民俗文化中的“乡土乡情”。作品中的余占鳌本是血气方刚的青壮年，心里有着对“新时代”“新思想”的追求，憧憬并向往着无拘无束的生活，这也是作品最初给他形象上的定位。于是他喜欢大碗喝酒。正如莫言所说:“酒在中国人心中带有某种非常传奇的色彩，读者会觉得他以一敌百、力压群敌的拼命气势似乎就因为与喝酒有关。《红高粱》中强调酒的重要性，就是要读者从作品中感受到中华民俗文化的传统味道，和它的文化内涵性。无论你武功多强大，在困难面前你都可能很难去面对，但只要有了酒，即便你是拼了性命也会勇敢去面对。我想这也是《红高粱》一文几度让人落泪的原因。正是因为《红高粱》中对酒文化的深刻描述，才让这部作品有了独特的政治色彩和民俗色彩，才让它更有了时代的色彩。
二、实作品中的礼仪的民俗文化体现
一部文学作品要传递某种价值观或是要摒弃某种价值观，就无法割舍下特有的礼仪性。实的《白鹿原》是其一部最具民俗文化底蕴的代表作，作品对于“礼仪民俗”给予了充分的描绘和定位。尤其是长子白孝文和长女白灵的诞生礼更是“礼入三分”的深入描写，将礼仪之道最为突显。实作品中集中体现了作为“有礼志士”的博大情怀以及由其“礼仪”所引申出来的民族气节。如在写到白赵氏的葬礼，白嘉轩本想隆重地埋葬这位劳苦功高的母亲，可乱世的岁月不容他尽这份孝心，于是，他在灵前对母亲祷告说:“过三年时世太平了，儿再给你唱戏”，在这里他就体现出中国自汉代以来就有的“厚葬”习俗。“万事礼当先”，这是中华民众遵循的公共规则。而“礼”作为中国文化的内涵，中国治国安邦的根本就在于“礼”。实在作品中强调了这个“礼”，他用这个“礼”字也诠释了对生命和生死的看法。“礼制”“礼貌”“礼节”“礼让”，可以说实作品是“礼”的典范，从热烈而隆重的诞生礼到众多人的葬礼，“礼仪习俗”贯穿整部作品始终，也正因于此，此作品被海外推崇为最具有中国味道的文学作品。
三、莫言作品忠、勇、毅精神的民俗文化体现
作为社会统一体的维护，必须要有一个统一体的精神，这个精神就像是一种记忆，又像是一种历史使命，不容违背，这就是一种精神。在莫言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寻求到这样一种精神，或者我们更确切地归类为中国人的精神。其实，这种精神的所指，并不仅仅局限于对国人的描述，描述他们的性格或是特征。而在于挖掘出中国人所赖以生存之物，这个“物”指的是中华民族固有的心态、性情和情操。如果将这些词语灌输到莫言的作品中去，并从中去寻找，我们会发现，莫言的作品中几乎都有十分强烈的视觉感官效果，但这样的感官刺激的背后，又隐藏着一个既不明了又必须明了的内涵性，这个内涵性或许早已渗透到读者的思想意识中，像是一股无形的力量和感召力，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东方精神，或者说的具有民俗文化体现的一种精神性。这是中华儿女们在内心深处隐藏的一种集中感应方式，也可以说是一种无意识的思想的传承，是一种文化意识。而恰恰是这种文化意识，形成了无数中华儿女的一种思维方式和价值尺度，这也是一种民族的心理状态。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心理状态，才让这“民俗文化精神”更加丰富，更加坚毅。《红高粱》这部作品是一部让国人警醒的励志作品，也是体现出中国特有精神面貌的作品，是忠、勇、毅民族精神的写照。也是部体现“民俗文化精神”的作品，通过讲述青年余占鳌的成长历程，展现出他的日渐成熟。然而这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影片通过余占鳌的成长历练揭示了一个道理，一个关于“忠、勇、毅”的道理，一片关于赤子的心。
少年轻狂，放荡不羁，为解一时之快，做了很多傻事。他个性张扬，充满野性，在外闯荡多年后回归，却发现万事已是面目全非。唯有国人身份未变，面对民族遭受的侮辱和欺凌，余占鳌充分地意识到，什么都可以丢，但民族气节不可丢。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生命线，中国文化的主脉络，也是中国人民质朴的情感和品格。影片作品中的余占鳌就是沿着这条“主线”，凭借着这份“忠、勇、毅”的心，投身于民族革命战争之中，为了胜利，更是为了证明，证明一份胸怀，一份精神，爱国的情感。即便最终走向了消亡，他也赢得了尊重，赢得了民族的尊严。是这份爱国的“忠”让他在这场善与恶的悲剧性较量中，毫无疑问地取得了胜利。《红高粱》描写余占鳌用他那精湛的武学，坚毅的眼神，将对日寇的痛恨与愤慨之情，描写为“灵”与“肉”的结合，他是复活了那些游荡在红高粱地中的冤魂们，将悲壮、永恒成为这部作品中的里程碑。余占鳌和日寇搏斗，他用他的勇气和机智打退了众多敌人，在如此艰难的环境里，他凭借着“勇”和“毅”一步一步走下去，化险为夷，自强不息，不断地前进，诠释出了誓死反抗日本侵略者，保卫家园的英雄人物形象。
四、结语
（一）理论层面二者对接的可能性民俗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根基和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事象。北京大学高丙中教授就认为“民俗是各种群体的基本文化构成，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基本文化成其为民俗，不在于它是民间文化，最基本的在于它是生活文化。……民俗是人们的基本活动的文化模式，人们基本的生活内容就是把生命投入到约定俗成的活动方式中去。”卜湘玲等人在对民俗的教育意义进行系统研究后进一步指出“民俗是一种动态性的社会生活文化事象，是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它兼具生活属性和文化属性，是二者的复合体，这种特性对于社会秩序有着控制和规范功能，对培养人们的社会公德和道德情操也有重要作用。所以，这样的一种教育资源是对学校教育有力的补充，让学生在民俗教育中开阔了历史与文化的视野，有利于形成健康的价值判断，生成情感道德的需求，培育创新精神及对社会的责任心与使命感等。”而作为现代课程论所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隐性课程则是一个与显性课程相对的概念。其最早由美国教育家杰克逊于1968年在《班级生活》中提出。“一般来说，显性课程是学校有目的、有计划设置的，通过课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正式课程。对显性课程以外的学生所能接触到的一切教育因素加以整合、设计，便形成隐性课程。它不通过课表反映出来，不通过教师有计划的正式教学进行。隐性课程主要包括校园建筑、文化教育设施、文化生活、绿化美化和校风教风、学风班风，人际关系、心理气氛等方面的内容。其主要特点就是潜在性、广域性和非预期性，对学生的知识、情感、意志和信念等方面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能促进或干扰教育目的的实现。”由此可见，从理论层面来看，民俗文化的教育意蕴与隐形课程具有内在的精神契合，二者在理论上有着对接的巨大可能性。
（二）现实层面二者对接的可能性民俗文化和隐形课程的对接，不仅在理论上有很大的可能性，同时在实践上也有。从具体实践上来看，民俗文化和隐形课程对接的可能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多元的民族文化空间为二者的对接提供了基础平台。在多民族国家，民族构成的多样性不仅仅具有数量、规模上的人口统计学意义，而且还深刻地影响到多民族国家社会纽带的建立及凝聚力来源。通常情况下，在排斥性思维观念指导下，建立在单一语言、宗教、文化等基础之上的社会纽带，无疑只能导致对处于弱势地位少数民族权益的忽视和侵犯。而民族预科教育则是在包容性思维观念指导下，建立更具有包容性的社会纽带的一种合理选择。从南昌工学院等民族预科院校的实际情况来看，民族预科教育的学生都是少数民族。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域和民族，各自拥有着独特民俗文化，进而构成了一个跨文化交流的大舞台和一个多民族认同共存的文化空间。在这个大环境中，不同的民族文化彼此进行着碰触或交融。这就从客观上为民俗文化与隐形课程实现对接提供了一个基础的平台。第二，民族预科院校的具体文化活动为二者对接提供了保障。为了促使本校的民族预科生能够在社会背景、地区差异、文化基础、语言环境等方面有着巨大差异的情况下，正确认识、尊重和理解彼此的民族文化，目前南昌工学院等民族院校都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总体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形式：一是拟筹建少数民族风情馆，通过宣传各个民族的民俗风情，对学生进行无形的教育，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他们和谐相处。二是建立并完善民族政策宣传馆。在全面介绍各个时期国家民族政策的同时，也以一些具体的民族团结的实例对民族预科生们进行教育，并以榜样的力量来激励他们。三是开展民族团结教育系列活动。除了开设民族理论与民族政治课程之外，还开展一些民族团结教育系列活动。四是开展以介绍民族民俗文化为主题的知识讲座，宣扬传承少数民族民俗文化以及维护民族大团结局面的重要性。总之，民俗文化与民族预科教育的对接在理论与现实层面都有着巨大的可能性。作为预科教育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因素通过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将各族的民俗文化变成了一种隐性课程。它在引导学生在更深入、全面地认识自己的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对其它民族的文化形成一种理解和宽容，进而不断与其它民族的预科生进行交流与互动，增加彼此之间的了解与尊重，从文化认同逐步走向文化自觉，自觉传承该民族的优秀文化。
二、学校语境中民俗文化与隐性课程对接的实践
高等院校是人们获取科学知识以及其它一些信息的重要中介和落实民族预科教育政策的重要机构。从民族预科教育的实践来看，民俗文化往往借助或渗透于学校教师和学生的言行，并逐步具体化为校园和课堂中的语言、仪式和规范习惯等，进而隐于日常的教学、生活当中，并把这种影响和结果逐步辐射到社会上。而整体上来看，在民族预科教育实践中，民俗文化和隐性课程的对接主要包含校园文化和课堂文化两个方面，其中课堂文化则是主要表现为：教师依靠其自身的民俗文化底蕴对学生产生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和谐校园文化的创建民族预科院校“多民族、多层次、多地域”的生源特点，决定了其文化的多元性。学校作为一个育人的摇篮，既能保持优秀传统文化的代际传递，又能促进异地、异域文化间的不断交流。而和谐校园则是“一个符合人性规律与教育规律构筑的生态系统，是一种以和衷共济、内和外顺，协调发展为核心的素质教育模式，是以校园为纽带的各种教育要素的全面、自由、协调、整体优化的育人氛围。”例如江西的南昌工学院，该校已成为一个对多民族文化进行有效整合的场域。为了对民族预科生进行全面教育，其十分注重校园文化的隐性课程意蕴，并积极开展多项工作。目前取得的成就主要包括：第一，设计具有民族文化意蕴、承载民族文化内涵的的校园物质环境。为了能够保证清真饮食习惯学生的用餐问题，学校投入1000万元兴建了面积为6700平方米，可容纳3000余名学生同时就餐的高标准清真食堂，并且在该食堂全部聘用维族的红、白案厨师。第二，巧妙设计学校的精神环境，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如学校在图书馆，教学楼建立了展示该校多民族文化的文化长廊，并组织预科生们进行集中学习。第三，创造良好的校风和班风，形成和谐的文化气氛。第四，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注重学生的个性化教育。第五，营造多姿多彩的活动氛围，在校内外开展有益的文化娱乐活动。著名社会学家布劳认为“各群体之间的隔离阻碍他们之间的交往，而缺乏社会交往的机会会妨碍社会关系的建立；群际之间的交往，即使不是亲密的交往，也能够促进人们相互之间的理解，促进宽容精神的发扬；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里，个人和群体的社会整合更主要取决于群际间的交往以及由于这种交往构成的广泛网络所给予的各个方面的支持。”因此从整体上看，这样的校园氛围为民族预科生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必备的教育基础资源。预科生借助于学校提供的交流平台，了解和学习不同民族的文化，增进对异民族和异文化的认同和包容，进而增进彼此之间的情感交流。因此，民族预科生个体与集体中的其他成员之间由于共享某种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评价和判断标准，就会在外在象征符号与实践行为中表现出与其他成员的同一性，这种共享的成分又成为集体凝聚力和社会纽带建立的来源。
（二）教师对民俗文化教育的实践“在传统与现代社会中，每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民俗文化的教化和熏陶。从孩提时代到成人，人们从民俗文化中学得一系列知识、技能和道德，甚至是祖先留下的成见。这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潜在能力，一切教化都在潜移默化中进行，使你不知不觉地在民俗传承过程中获得知识和能力”[7]而教师作为社会个体的成长经历，也必然要从民俗文化中学得一系列知识、技能或者道德，从而在知识传授过程中承担“文化性知识掮客”角色。在理想状态下，教师的这种不曾见诸于教学文本的知识、技能或者道德，具有民俗文化底蕴的课程意义，进而逐步成为一种隐性的课程。具体到民族预科教育教学实践中，由于其教育的特殊性，民族预科的教师作为一种从事社会性教育职业的劳动者，其依靠自身的民俗文化底蕴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教化更是非同寻常的。教师在向学生传播教学信息的时候，除了传授知识、技能之外，对其产生影响的还有一些以特定方式呈现的非语言因素，其包括感情、情绪、表情、手势以及习以为常的腔调、仪态等文化序列，从而在具体的教学语境中实现了民俗文化与隐性课程的对接。因此为了能够更好地发挥教师的重要作用，南昌工学院在抓好常规教学的同时，立足于民族预科教育的“民族性”特色，逐步推进师资队伍的建设：第一，为满足预科生特殊教育的要求，该校每年在引进师资时都注重面向全国引进少数民族教师，目前仅民族教育学院就有30多名少数民族教师；第二，组织教师集中学习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使他们在提高自身民俗文化底蕴的同时，逐步意识到教学对象的特殊性，从而在尊重、关爱学生的基础上，采用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第三，鼓励教师处理好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之间的关系，合理引导学生的价值观，使民族预科生这个特殊的教育层次变得不再特殊。目前，南昌工学院已逐步培养了一批热爱民族教育事业、民族教育专业理论知识扎实、学历层次较高的教学骨干，使他们能够施展才华，更好地为民族预科教育服务。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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