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6 18:00:58
导语：在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这两方面的研究对象可以概括为传播的文学与文学的传播。从传播学的外延上说,文学传播学则是依照以传播内容划分出的特定传播种类,它是立足传播学立场,运用传播学理论和方法体系对文学传播这一传播内容种类进行考察、描述、说明、归纳和揭示等研究的学科,是传播学学科的分支领域。作为新的学术领域,文学传播学的开创应该是一个比较庞大的学术工程,因为文学本身包含着非常复杂的内容和多层面的构成:仅就文学自身而言,从国别上看,有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从时间上分有古代文学和现代、当代文学;从表达方式上说有口头文学和文本文学;就文学题材说,则有诗歌、散文、戏剧和小说。面对这样复杂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文学传播学的创建工作应该先从哪一方面和角度入手,要有一个科学的选择。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和认识,曹萌选择了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作为其文学传播学建设的奠基和突破点。
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范围内,中国古代文学都堪称典型和范例,因此,在文学传播学尚为空白领域的学术背景上,进行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实具重大意义:既在国内外传播学界开拓出文学传播学这一独特学术领域,又为建设文学传播学学科奠定了基础。同时,还可以通过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具体研究成果,检验和完善一般传播学理论与方法,为探讨人类传播的方式、类型及规律提供更多的途径,从而丰富传播学理论方法体系,拓宽传播学领域。此外,从传播学立场出发,运用传播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现象、思想和发展过程,揭示古代文学传播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极大作用,以及立足传播学立场重估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价值,还能刷新当代人的“古代文学”观念,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创新提供参考和借鉴,进而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提供新途径和新范式。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是从传播学立场出发,以传播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为指导,结合文学史、文献学、社会学、美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主体、传播目的、传播方式、传播思想、传播类型,以及影响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重要因素进行描述和说明。二是开拓与创新。文学传播是经过学术嫁接产生的新学科。对于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带有突出的开拓与创新性。如上所说,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是以传播学的立场和视角对文学进行描述和说明,其主要研究对象是文学作为被传播的信息的传播过程和非文学的信息以文学作为传播方式而被传播。这样的研究方式和研究对象使它超越了既往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因此,就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它又是开拓与创新。
在上述理论思考和学术战略鼓励下,曹萌首先从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入手,展开文学传播学学科的创建,因此,汇编中国古代文学传播资料就成为这一学科开拓工作的先导性着作。在曹萌的主导下,他的研究生们利用传播学的知识方法和理论系统,将中国古代文学传播过程和现象,划分为传播行为、传播方式、传播目的、传播组织与制度、传播类型、传播思想、传播媒介、辅助文学传播的重要因素等类项,然后以这些类项为基本标准,在各类古代文献资料中进行甄别、发掘、钩稽,而后按时间排序加以编纂,就有了以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朝代为断代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文学传播资料汇编,再对所汇编的资料加以特定的评点,便形成了一套四卷本《中国古代文学传播资料汇编与评点》,该书于2006年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继之,曹萌出版了他的文学传播学领域的第一本学术专着《中国古典小说名着传播研究》。该着作选取中国古代几部代表性小说名着进行传播学角度的描述和分析,依据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这些已经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受过反复学术煎炒的作品,实施传播与影响的研究,从而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作品的传播方式、传播特征和扩散范围,以及传播类型给予提炼和概括,成就了一部文学传播学领域的开山之作。
关键词：罗宗强；历史还原；文学思想史；人文关怀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4-0191-04
罗宗强先生强于理论思辨，敢于创新，成为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杰出的领军人物，他开创的文学思想史研究及士人心态研究成就斐然，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的一面旗帜。他的文学思想史的书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注重历史还原。特别是在历史还原时饱含着对古人的悲悯情怀，表达了一位文学史研究者那种高尚的志趣，让读者能隐约感受到一缕淡淡的忧伤。这一点是目前学界很多从事古代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学人所没有注意到的，也是罗先生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几十年孜孜不倦的重要原因，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一、何谓历史还原以及罗先生及其门人对历史还原的运用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很有必要对于历史还原这个词语作一个解析。历史还原亦称为“观复”、“返本”、“复原”或“正本清源”，通俗地讲就是回归历史的本来面目、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真实。大多数人会认为这是一个历史学的概念，其实不然，古来文、史、哲本不分家，而且这样的一个概念今日不论在史学界还是在文学界都得到了充分地阐释和解说，但是在这里我们还是从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视阈来阐释它。
《道德经》云：“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可见此中“观复”就是观察回复万物变化，从中得出其规律，这就是最本初的历史还原。发展到孟子那里就成了知人论世了，如《孟子·万章下》所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而到了南北朝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篇中明确提出了：“沿波讨源，虽幽必显”，这就是文学研究中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还原了。我们认为在文学研究中，特别是在古代文学思想史的研究中，“历史还原”是一项决定成败的基础性工作，没有它根本就无法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文学传统，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思想研究，更无从把握古代文论的建构和理论创新，当然也就无法来发掘古代文学中蕴涵的深邃思想和悠久文化。而罗宗强先生这些年的研究和著作做的就是这样一个工作。
当然罗宗强先生不是第一位将历史还原应用在古代文学的研究领域中的学者，近现代有许多大师都曾经从事过这样或类似这方面的工作，我们通过阅读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吴梅的《词学通论》、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朱自清的《诗言志辨》、闻一多的《楚辞校补》、朱光潜的《诗论》、钱钟书的《谈艺录》等著作，可以深刻体会到这些大师在研究中对于历史还原的高度重视和巧妙应用，以及在传统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创作中体现出来的智慧和功利。特别是刘师培先生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先辑录胪列有关成说、史料，使人明其轮廓概貌；其次间杂己见……论有所归，无一字无来处”。这种研究方法就是“以史证文”，即“以资料为主，我为客，让资料、史实说话”，这是历史还原的方法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最初尝试。而罗宗强先生则是在这个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研究领域里面应用历史还原之法的集大成者，也是我们后辈学人引以为榜样的在世大师之一。
历史还原是罗宗强先生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思想，他在《文学遗产》1985年第3期上发表重要论文《并存、拓展、打通》，该论文明确提出：要使得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具有历史实感，第一步而且最重要的一步工作表示还原。1986年，罗先生《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出版，该书正是以隋唐五代之文学思想展开了细致入微的考察与分析，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历史原貌，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研究的理论模式。时隔不久，罗先生又在《文学遗产》1989年第4期上发表文章《四十年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指出许多古代文论的理论研究，由于年代久远书籍散逸等客观因素和古今人思维方式差异等主观原因，我们后世人已经无法窥见它的原貌，亟需通过史的研究以推测它的本来面目。罗先生在1991年出版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里面直接倡明了他的原则——“竭己之所能，描述历史的真实面貌”。稍后在1995年《宋代文学思想史·序言》中指出：文学思想史的研究……不论用何种方法，都必须极重视历史的真实面貌；而只有搞清楚了历史的真实面貌，才能更好地复原古代文学思想的面貌；也只有复原了古代文学思想的面貌，才有可能对于文学作品有进一步的分析和评价。这就像是一个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环节一样，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没有做好，都无法展开对于文学的深入考察和研究，那么在未能准确还原的历史基础上所作的一切议论都是毫无意义的。
正因为罗宗强先生的大力提倡和呼吁，特别是他本人在文学思想史研究中的身体力行，使得今日文学研究领域中历史还原蔚成新风。罗先生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提倡把文学创作中所反映的文学观念与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结合起来，特别是应用历史还原来研究古代士人之心态，研究中国古代各个时期文学思想的流变。他主张在大量占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复原历史的真实面貌，从政局、社会思潮、生活方式、生活情趣等方面来研究士人心态的变化，藉以考察文学思想潮流演变的因由，再作理论研究。曾先后出版《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等多种著作，现今阶段正在致力于《明代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和写作。其中《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获得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获得全国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特别是《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和《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被教育部列为高校研究生教材，成为全国高等学校所有研究生的必读书目和研究范例。在罗先生的指导和影响下，师门同仁及学生领悟其学术思想，并按照这样的学术研究方法，写出了一大批相关研究著作。比如张毅先生著《宋代文学思想史》、左东岭先生著《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潮》、张峰屹先生著《先前两汉文学思想史》等等。特别是左东岭先生的《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潮》获得全国首届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其《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获得北京市优秀论著。
二、罗先生文学思想史研究中的历史还原式书写
如前所论，历史还原是罗宗强先生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思想，也是他在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研究中应用得最为成功的书写方式。当然具体来说，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和阐释。
（一）历史还原之时代背景的细致关照
〔关键词〕 民国经济；现代文学研究；民国机制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5－0015－09
当我们凭借“民国经济”来重新思考、观照中国现代文学时，“民国经济”所蕴含的独特所指很显然指引给了我们一种新的方法论。依照这种方法论的烛照，我们毫无疑问会洞见前此未曾注意到的一些事实：中国现代文学整体生成中的经济因素；中国现代作家走上文坛的独特姿态、现代作家社团与流派的形成背后的经济因素；某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之所以如此的经济因素；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生产、流通、传播与大众接受的经济背景之间的关联，等等。这些事实的被发现，无疑有助于敞亮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经济因素的认知，建构经济学视野下的中国现代文学图景。但验诸20世纪的文学研究之路，我们发现，经济学视野的运用并非始自今日，如若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运用“民国经济”这一范畴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很显然我们需要从方法论上做出检讨。换言之，我们需要回答这样相关联的两个问题：一、民国经济视野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无合理性，若有，其依据何在？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民国经济视野与20世纪一度占据主流的政治经济学视野等有无区别，若有，其区别何在？
一、经济与中国文学：历史的考察
事实上，由生活于现世社会的人所创作的文学，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也不可能离开与其现实生存密切相关的经济。
对中国古代文学而言，借助于沈端民先生从1980年代以来对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济问题的研究①，我们发现，一部从先秦到明清的古代文学史，其实就是一部别样的文学经济史。这种对古代文学内容的重新发现，无疑有利于冲破古代文学研究固有的学术框架，但这种从文学内容层面考量并得出文学与经济密切相连的论析，需要辅以对文学外部诸多因素——作家本人的经济状况、文学作品的生产与流通环节、文学受众的经济状况等等——的论析，才会更有冲击力。然而，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中国古代作家是耻于谈钱而乐于谈官的，其写作和重制问世作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没有经济目的，可以说是拒绝进入市场的一群，而出版家既不组织稿源也不组织市场，虽然从隋唐起就有大量重制、出版和公开买卖《四书》、《五经》的行为，但“这种出版和买卖，不是为了文学，而是为了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和科举考试的需要”〔1〕，即是说，古代文学的外部因素中几乎没有狭义市场经济的影子〔2〕。
中国文学与经济日渐复杂的扭结，始于1872年4月30日《申报》的创刊。据鲁湘元先生考察，1872-1897年是中国市场经济文学的初创时期；1897-1910年是中国市场经济文学的第二期；1911-1925年是市场经济文学向全方位的深层次方向发展的时期；1925年五卅运动后，中国文学的狭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健全；1937年以后至1950年前，虽没有脱离市场经济文学的体制，但更多的是战时机制；从1950年代起文学的生产和销售也采用了计划经济体制。〔3〕可见，“狭义的作为社会经济形态而存在的市场经济，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生产者——作家和出版家——赖以存在的基础，也是读者赖以读到各种各样作品的客观条件。”他由此得出结论说：“没有狭义的市场经济，就没有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大部分。”〔4〕并认为应该建立一种“从经济形态、商品和价值，即主要从作品的交换价值，去了解文学的发展和变化，了解作品和作家的文学观，也就是马克思说的以市民社会史、商业史和工业史为基础的‘世俗’文学观”即“市场文学学”。〔5〕
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我们重新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场域，就会发现经济对世界、作家、作品、读者这文学四要素的全面渗透，就会发现经济变革怎样部分地左右了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选择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面貌，就会发现中国现代的现实主义作家们，尤其是1930年代前后的左翼作家们，在其作品中如此深刻地通过文学传达了他们的经济关怀，就会发现中国现代读者的状况如何部分左右了张恨水等等作家对小说人物形象、故事结构的创构……
各个学科都有其学科探讨的基本方法，这个方法我们统称之为“一”，古代文学的“一”在先秦文学里有很好的揭示。《道德经》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四十二章）这里的“一”，泛指自然而言，指混沌一团的初始状态，这种状态喻示天地之初不无确切，形容人类社会原始形态也可，降落至婴孩的天真之貌亦行的通。因《老子》一书原本综合天地人三格，故各家看法各行其道，“一”也就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又第三十九章云：“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这里的“一”似乎更为明确些，似乎是抛却了一切外在的干扰，复归于最初的虚静，是一切规律之上的总规律，是心灵的纯粹统摄者，换而言之，此“一”即为“道”。但“一”并不是肤浅不变固定之“道”，它因时弗错，体物察流，得“一”者即得事物运动本然之“道”。因此，天得此“一”惠风和畅，天朗气清；地得此“一”各得其所，品类咸宁；神得此“一”善识巧慧，驱之若灵；谷得此“一”虚怀以待，故呈丰盈；万物得“一”芸芸变幻，动之徐生；侯王得“一”天下不治自正。进而，若能把握住学习古代文学之“一”，即学习古代文学的根本方法规律，因顺文学之道，创作之道，则可在此学科中如鱼得水，自由畅达，然而，如今真正能够体道者又有几人？沈从文应算是得“一”者之一，于现代都市文明的浮华里，秉持着湘西故土的那片灵性，将自然原始之情感倾注于文字之间，带着滴滴晶莹的珠光净化钢筋水泥的浑浊。他以特有的文学天分打败了无数熟知文法的莘莘青年，在文学的史册上留下了传奇的一笔。萧红应算是得“一”者之一，其文采斐然，回忆家乡亲友之作动人心弦，深得鲁迅赏识，然而造化弄人，命运坎坷，如花的年月却如名字般开得萧索而红烈，孤独而悲壮……能得文学之“一”是勤学苦练所不一定达到的，文学之“一”需要的是明净纯澈的心境，是如婴孩般透亮的双眸，直击内心最柔软的地方，给人以震撼，这种把持本身便是如“一”般看似最容易却又最难做到，最简单却又及其复杂的，然而从中化生万物的力量却让人嗟叹，甚至老子也不能得其真传，只能感叹“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二、文学问题“四位”探讨法
文学再难把握，也有路径可循，基于文学原典阅读之上的研究方法便一直是研究文学者探究文学殿堂的捷径之一。因循此路，将很容易品到文学研究的乐趣。文学问题“四位”探究法，便是这样一种起着框架、脉络作用的提示线。所谓文学问题研究之“四位”，是指文学创作的社会背景，文化思潮环境，文人心态以及这些映射入作品之中的体现。任何一部作品的产生都有它存在的必然性，从大的方面讲，其作者生活的社会环境便是其作品的底蕴所在，一切情感的产生无不与最基本的衣食住行及国家兴亡息息相关。因此，治国之世如盛唐，诗人们便意气风发，志向高昂，承袭建安风骨，以挺拔的身姿屹立于文坛。乱世之音哀且靡，便有了“彼黍离离，彼稷之苗”的黍离之悲，有了“犹唱遗曲”的家国之痛。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是文化孕育的温床，不论达者之歌还是穷者之不平，都是时代的最强音。从这背后再往深掘，文化思潮对文学作品产生的指导作用便得以凸显。俗话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亦可谓有一代之文学理论，也许并不直接体现于作品创作之中，却在文字的背后支撑起整个经典的深刻内涵。往上追溯，中国自汉代独尊儒术以来，统治者所在的社会高层便一直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主线，但各代儒释道之间的兼容拉锯暗流却从没有停息，换句话说，也正是有了这三教之间的互搏，才得以使中国的文人士子有了多重心灵慰藉的选择，使得儒释道可以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扶持着蹒跚的身影，使中国古代文学得以如此异彩纷呈：陶渊明的自然天成是道家思想的观照，柳永词调的革新是处世矛盾的体现，苏轼的旷达通脱是三教互补的乐章，辛弃疾壮怀激烈是儒家悲天悯人情怀的放射……文化思潮对作家的影响可谓是深入骨髓的。当然，文学师学、家学及文学自身发展对作品最终形成的作用亦不可小觑。这种深植于中国传统之中的学习文化，使得文学精华得以不断延续、丰富和发展，使得心传的不仅仅是文字本身，更是精神内涵。由此，文采因人而异，文字因时因地不同，然而这种变幻之后是不变的社会、文化、信仰对文人心灵的敲击，付之于形态，便是几千年来呈百花争艳之态的文学繁荣。而这种繁荣，又为文学研究方法提供了无数反观检验的力证。
三、原典精读法
中国有很多国学大师，亦可以说习染“四书五经”长大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大都可称之为国学大师。何以有此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对国学经典的熟悉，尤其是先秦文献知识的积淀，已达到了今人望尘莫及的程度。俗话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在当今这种“孰能浊以静之徐清”的年代里，能守住内心的虚静，重返智慧的原本，窥探经典的原貌，才能披荆斩棘找到自我灵魂的真正体验，才能有机会踏进学术研究的大门。因此，对于原典的阅读，在结合训诂学的前提下抛开他人的见解而形成自我内心体认，成了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原典精读法首先需要扎实的古代汉语能力。诘屈聱牙的文字密码并不是游戏，而是正确理解先人思想意识的敲门砖。如若望文生义，只能说你读到的是自我再创作后的二手资料。例如《老子》第八章中，“夫唯不争，故无尤。”“尤”字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忧”，以为是内心的一种情感，实则此字经考证应通“訧”，罪也，怨咎之意，是外在对主体的责难，一字谬千里，不得不谨之又谨。其次，它需要耐得住寂寞的精神。古代文献尤其是先秦文献大多不似现代各种主义的小说那样引人入胜，往往只在文字上就破灭了你一切的兴趣，让人不愿卒读。战胜这种困难最好的方法就是逐句抄写，在抽丝剥茧的过程中一点点扫清障碍。再次，原典精读要学会形成自我见解。大师的解读固然完美，但那只是一家之言，不同的经历造就的人生会有不同的体悟，用这点再去关照文本便会形成自我独特的心灵感触。古代文学终究是人学，不求会治国平天下，至少能做到修身齐家已足矣。因此，在原典阅读的过程中，要抛开他人的注译，以心灵的修行为目的，仔细体悟先哲的智慧，陶冶自我情操。这样往往就会找到意想不到的创新点。再以《道德经》为例，第四章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传统意义上对这章的评价是打破了“神造说”原始崇拜，此点固然重要，但结合当今社会，我们不难想到，相对于那些束缚了人们生活的宗教教条，传统儒道思想中强调当下生命体验的思想，不得不说是具有很强的“人性本位”思想的，而这便是创新的火花擦生的本基，是原典阅读最大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四、总结
中国传统的文学教育，历代有不同的特点。先秦诸子的学术传授中蕴涵着文学教育的成分。两汉时期，太学的教学中文学教育作为经学教育的附属物而存在。魏晋六朝，文学教育存在于贵族文学团体内部以及家族成员的创作、品赏、评论中，文学的审美教育功能受到重视。唐宋时期，科举制度促进了文学的兴盛，文学教育得以发展。元明清时期，不管是各级官学、书院，还是民间的义学、私塾，文学教育大都服从科举考试的需要。虽然中央与地方、都邑与乡村、庙堂与民间各有不同，地域的发展也具有不均衡性。但是，从总体上看，政治伦理色彩与大的文化教育理念、教学内容上的经学中心与广义的文学观念相关联，是传统文学教育的主要特色。
到了清代，科举制度的弊端越来越凸显。王士祯曾记载进士不读《史记》的怪事:某一前辈老甲科见一孩童读《史记》，问知作者是司马迁，竟问“渠是某科进士”。事或夸大，但是也能说明问题。科举考试讲求以八股文体作文章，文章题目从四书中来，因此文学教育的功利色彩极强，一些读书人甚至缺乏基本的文化常识。清末，从开始，经历运动、第二次、、、、八国联军侵华，可谓内忧外患。面临这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有识之士进行了、等寻找出路的努力，促成了教育方面的变革。为培养操办实际事务所需要的人才，洋务派开办了新式学堂，特别注重外语、军事和专业技能教育。1862年创办的，主要开设外语、天文、科技等课程。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对八股取士制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1898年梁启超草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这一章程初步建立了分科教学的体系。1901年，清政府颁布诏书，鼓励各地设立学堂。1902年由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颁布，对学堂的目标、年限、课程设置等制定了规范。1903年，张之洞、上书，提出废除科举制。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等人，在壬寅学制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形成《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这一学制得到光绪皇帝批准并在全国推行。随着各地学堂的开办，1905年清政府最终废除了科举制。
二、古代文学教育的转型
(一)古代文学教育地位的变化
癸卯学制对学堂的招生、课程设置、考试等都进行了详尽的规定，将教育分为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三类，又按程度高低将整个教育过程分为三段七级:一是初等教育(含蒙养院、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二是中等教育(中学堂)，三是高等教育(高等学堂、分科大学及大学选科、通儒院)。蒙养院教学内容中的“歌谣”一条，初等小学堂教授科目中的“中国文字”，高等小学堂、中学堂及高等学堂教授科目中的“中国文学”，均与文学教育有关。高等学堂按照学生日后预备入学的方向，将学科分为三类，中国文学属于三类共有的必修内容。大学堂中，文学科大学分为9门，其中“中国文学门”的主课有理论性质的“文学研究法”，还有“说文学”“音韵学”等专门学问，另有“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相当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课程，还有“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传记杂史周秦诸子补助课”“四库集部提要”，以及中国及西方的历史、外国科学史、外语等相关内容。“研究文学之要义”共41则，对授课内容作出了细致规定。由于中国古代传统中没有纯文学的观念，文学教育往往附属于经学、史学等，明清时期更成为科举考试的工具。癸卯学制第一次从制度上将“中国文学”与“读经讲经”并列，作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中一门独立的学科，大学文学科还设立了“中国文学门”，这是我国中小学开设“国语”“国文”“语文”课、大学开设“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开端。然而，古代文学教育获得地位并非顺理成章，而是来之不易的。癸卯学制的主要起草者张之洞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本就以提倡实学著称。加上清末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迫切的富国强民愿望弥漫朝野，在这种救亡压倒一切的语境下，出于经世致用的需求，科学被赋予崇高的地位，文学则无容身之处。但是癸卯学制参照日本学制，而日本又是学习西方的，不管西方还是日本，学制中都存在文学这一学科。
也许正是基于此，中国文学终于挤进了新教育体系中。在这种功利主义的倾向下，传统文学教育必须证明自己“有用”，才能被社会接纳。癸卯学制的纲领性文件《学务纲要》中专门有一条指导意见:“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煞费苦心地为中国文辞找出了存在的合理性。首先，中国的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如果不读经书，那么就失去立国之本，“安有富强之望乎?”这样的解释巧妙地将儒家经典与外国的宗教比较，又将读经与民众追求国家富强的诉求联系在一起，赋予了读经令人信服的意义。这样一来，学习中国文辞自然也就有了价值与意义。按照“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的精神，“读经讲经”一科在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的课时设置中，分别占周课时的五分之二、三分之一、四分之三。其次，中国文辞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作用，那就是写奏议、书札等实用文章。与之相应，在各级学堂具体的授课内容中，也一再强调学习中国文辞“以备应世达意之用”“适于实用”。这里并没有提到对科举的作用，应该是废除科举制酝酿已久，因为第二年也就是1905年就正式下诏实施了。这样古代文学教育实际上陷入了某种尴尬的处境中。文学被正式立为一科，第二年科举制又被废除了，摆脱了桎梏的文学教育本该获得自由。但其赖以论证自身存在合理性的理由，恰恰是对经学的助益。也就是说，古代文学教育以丧失独立性为代价，得到了独立的地位。而废除科举制，固然打碎了文学教育的桎梏，却也部分消除了文学教育存在的依据。实用的文体，虽然是传统文学教育的一部分，但是往往缺乏文学性。一味追求实用，文学教育将走向偏狭。等到十余年后文化精英大力推行言文一致的白话文，连“奏议、公牍、书札、记事”也开始使用现代汉语，慢慢和古代文学脱离了关系。这时候连实用性的理由也变得不能服人了。再后来“人格教育”“美育”等教育思想兴起，由于古代文学被视为旧思想的载体，这些任务自然又落在了白话新文学上了。概言之，中国文学自癸卯学制以来，固然得以被专门列为一门学科，但是中国古代文学教育由于长期受制于实用主义的功利化思想，教育的审美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这一问题一直延续至今。
(二)古代文学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式的根本变革
培养写作者是传统文学教育训练的主要目的之一，也就是说训练的内容除了阅读，还有实践性创作。授受的双方一般都参与文学的创作，所以文学是动态的，作品是不断累积的，既包括过去的文学，也包括现在的文学。癸卯学制中虽然有写作一项，但是已经不再那么强调了。大学堂的课上也不进行传统的诗赋训练，中小学堂更是有“学堂内万不宜作诗，以免多占时刻”的规定。1905年为保证学堂的发展而废除科举制后，以文言文或古白话为创作语言的传统写作方式失去地位，随着白话文运动兴起，逐渐被现代白话文写作取代。这意味着，古代文学教育不再是从古至今的文学教育，而是“古代的文学”的教育。“现代文学教育”“当代文学教育”等也先后从文学教育中分离出来，成为与古代文学教育并立的门类。古代文学教育的目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培养写作者已不再是主要目的，培养学术研究者以及提升普通接受者的文学素养成为最重要的任务。这样一来，授受双方往往缺乏相关的写作经验，并且随着古今语言文字的演变，普通民众与古代文学作品之间的隔阂越来越严重。因此，古代文学研究和教育也面临脱离现实需求、成为少数研究者群体内部的话语游戏的危险。
从内容看，古代文学教育也有重大变化。癸卯学制中大学堂“中国文学门”的“中国文学研究法”称“务当于有关今日实用之文学加意考求”，对“历代文章流别”指出以仿照日本的《中国文学史》，编纂讲义授课。1904年，时任京师大学堂国文教习的林传甲，将为授课需要而编写的讲义以“中国文学史”为题刊行，这是“第一本中国文学史”。林传甲在卷首题记中表示“将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又说“查《大学堂章程》中国文学专门科目所列研究文学众义，大端毕备，即取以为讲义目次”。可见，此书一则受国外文学史编写的启发，二则忠实贯彻了癸卯学制的要求。林著文学史分16篇，目次与癸卯学制的“研究文学之要义”的前16条完全一致。此后出现的一系列文学史教材，大抵也都是基于高等学府中的教学需要而编写。这意味着从传统的文学选本到系统的文学史著作，教材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以前强调实践的教学方法不同，新的教学方法似乎更侧重知识的系统传授，这也适合现代学校的课堂教学。虽然初等和高等教育不以系统的文学史为授课内容，而是选择“雅正铿锵”“有益风化”的诗歌等。但是，癸卯学制规定中小学堂教学方法“以讲解为最要”，特别提出对记性太差无法背诵的学生，“若强责背诵，必伤脑力，不可不慎”，又规定中小学堂读古诗歌“遇闲暇放学时，即令其吟诵，以养其性情，且舒其肺气”。这实际上也就规定了课堂教学以讲解为主的方式，明显不同于传统官学和书院“执经叩问”的发问答疑式、私塾的诵读玩味式、家庭教育的互相启发式这些非系统性的教学方式。
三、癸卯学制对古代文学教育的影响
(一)古代文学教育的西化与现代性问题
癸卯学制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中体西用色彩，是中国儒家思想和外国教育制度的结合体。这一学制是学习日本的结果。日本学习西学大有成就，其文化又与中国接近，加上路途不远，往来相对容易，所以考察日本成为当时的潮流。张百熙拟定壬寅学制前曾派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前往日本考察，张之洞也在1901年12月派罗振玉等人去日本考察。这些人的调查访问及对日本学制相关资料的编译，为后来癸卯学制的拟定打下了基础。日本学习西方思想的同时能保存自己的思想传统，这一点正符合中体西用的观念，是理想的学习对象。学习的结果是癸卯学制以儒家思想为不可变的根本，其中又特别重视宋儒理学。另外，只设外国文学，不设外国哲学。王国维1906年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中对此提出批评:“其根本之误何在?曰在缺哲学一科而已。”他主张从哲学意义上而非仅从道德伦理方面研究理学，指出哲学、美学与文学的关联，并且主张开设印度哲学和西洋哲学课程。癸卯学制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对自己本民族文化作何处理的问题。无疑，制定者对于西方思想带有某种疑虑，竭力维护传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但是从学习西方的技术，到学习西方的制度，再到利用西方的思想否定自我的传统，近现代文化史上的这一出戏已经拉开序幕。对于中西文化的争辩及文化认同的问题，余英时在《越过文化认同的危机》中指出，现代西方已经成为“普遍的现代性”的象征，于是现代化往往也就意味着西化。在古代文学教育中，采用的教材、使用的研究理论，乃至教学方法都曾有过西化的倾向。
时至今日，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和教育中，如何做到既吸纳其他民族优秀文化又不失落本民族文化传统，仍旧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与中西学术思想冲突问题同时浮现的还有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思想冲突的问题，只不过在癸卯学制颁布之时，还没有发展到后来尖锐对立的程度。所以这一学制规定仅限于“习通行之官话”，练习写作时“愿习散体、骈体，可听其自便”，不过“不宜太数”，诗赋“听学者自为之，学堂勿庸课习”。当然，这里的写作指的是文言文写作。后来，随着白话文运动兴起，中国文学科目中，文言文和现代文的冲突日益激烈。以1906年筹建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即后来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为例，一开始的中国文学课是按照癸卯学制的要求。1915年，校长经亨颐实行改革，推行白话文教育，编写国文课本，收入大量时文，以白话文承载现代社会伦理与经世致用之说，以贯彻他的“人格教育”理论。这种现象是普遍的。文学教育的内部，现在我们称之为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两部分力量的消长，以及古代文学教育内部，传统思维和现代思维之间的冲突，也一直都存在。
(二)古代文学教育的均衡发展问题
传统的文学教育中，资源的配置相对均衡。特别是科举制度完善以后，从蒙学到太学，讲授的内容是相通的。乡村的社学、义学、私塾起着辅助各级官学的作用。在士大夫家庭内部互相切磋的文学活动中，文学的审美教育得以进行。像《红楼梦》中所写的结诗社的情形，以及香菱学诗的经历，是有现实基础的。这样，各个层次的文学教育形成稳定的结构，缔造了一个延续不断的文学教育传统。癸卯学制的颁布以及继而废科举的举措，打破了这种相对均衡的状态。首先，新式学堂虽然大量涌现，但是这些新式学堂往往在都市，加上学费昂贵，乡村的大批寒门弟子实际上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文学教育在乡村自然也面临着这样的断层，诗书传家的家庭教育传统，以及苦读诗书博取功名的文学教育模式，都在新的历史时期难以为继。其次，癸卯学制对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中的“中国文学”一科的教学，有较明确的分工规定。这开启了后世语言、文学分科的论争，也开启了“工具性”和“人文性”之争。癸卯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堂教授科目有8种，第三种为“中国文字”。“中国文字”一科的“教育要义”是识字以利于读书，能够用“俗语”表达自己的意思，能够写“日用简短书信”，其最终指向是“供谋生应世之要需”。而高等小学堂的“中国文学”一科内容是“读古文，使以俗话翻文话”“习楷书”“习官话”。对照可知，这其实是“中国文字”科的延续。中学堂虽也有讲授“文章流别、文风盛衰之要略”的要求，但仅仅是出于作文的需要，重点还在于识字、写字等语言文字的训练。从癸卯学制对中小学堂“中国文学”的学科描述来看，显然是侧重语言知识。
这样一来，语文就变成了实用的工具，其人文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对大学的古代文学教育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大学可以通过语言和文学的分学科教学，使两者各司其责。实际上中学也曾经做过类似的尝试。20世纪50年代，关于语言与文学关系的讨论成为语文教育的热点问题。讨论的结果是模仿苏联教育，实行汉语和文学分科。1956年4月2日，教育部发出通知，将中学、中等师范学校的语文分汉语、文学两科教学，于1957年秋季统一实施。然而仅仅半年后，1958年3月，中央宣传部宣布取消分科教学，将汉语、文学合并，成为语文科。这样一来，语文就必须要面临语言与文学两方面的问题。语言教学侧重于工具性，文学教学侧重于人文性。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学语文教学界进行了激烈的人文性与工具性之争，其开端其实在于癸卯学制最初的分工，是50年代分科讨论的进一步深化。这一论争的结果是，教育部于2001年出版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规定:“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延续了这一说法。对比1986年版《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中“语文是从事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的说法，“人文性”显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1.地方文化资源的调查
地方文化资源是个广义的概念，有着丰富的内容，在实践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做有针对性的调查活动，选择适宜古代文学教学的内容进行调查。地域文化丰富多彩，地方文化古迹则是其中重要的内容。文化古迹是一座城市、一个地区的名片，也是古代文人足迹留存之地，许多诗词作品都和文化古迹分不开，有些诗词成就了一方名胜古迹，而文化古迹又孕育了诗词。考察这些文化古迹，让学生身临其境感受环境与氛围，不再停留于书本文字之间。此种实践教学一是可以集体活动的方式由老师组织学生去本地有名的文化古迹考察，二则可布置学生在寒暑假等节假日在自己家乡或者旅游地进行实地考察，考察的内容可以包含了解这些文化古迹的历史文化背景，搜集整理与其相关的诗词，探讨历朝历代往来文人足迹，分析积淀下来的文化蕴含，并进而结合考察的亲身感受来鉴赏与之相关的诗词，从而感受与文本分析不一样的诗词魅力。其次，地方特色文化也是调查不可或缺的内容。一方山水养一方人，在自然山水和历史文化积淀共同的孕育下每个地方会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这些文化会显现在城市的各个方面。如湖南衡阳的大雁文化、南岳文化；广东肇庆的端砚文化、龙母文化，这些地域文化现在往往成为一个城市的宣传名片，成为特色旅游品牌文化，从而具有当代特色。古代文学实践教学中，让学生调查了解这些特色文化，查找相关资料，调查其在城市各处之运用，让学生感受地方文化的同时，也了解和探寻了古代文学作品在今天之运用和古代文化在当今之显现。如可组织学生调查了解城市街道命名、楼盘命名、小学校名等等有什么地域特色，学生在调查研究中不但可以进一步了解当地地方文化，也可以接触到古代诗词在今天之运用。再次，地方民间传说、传统戏曲也是古代文学实践教学不可忽视的内容。地方民间传说有着浓厚的地域风情，与地方风物、特产、古迹联系在一起，往往成为传奇、小说的母题，折射当地民间信仰。对他们的搜集宜采取田野调查，故而在实践教学中多布置给学生在寒暑假以自由组织的形式对自己所在地方的民间传说进行搜集整理。地方戏曲是以艺术形式流传地方传统文化，现在面临发展传播的困境，让学生参与到地方戏曲的了解、传播中去，既培养了学生对家乡传统文艺的认同，又从表演层面让他们体会到古代戏曲的魅力，这是对书本戏曲文本的有力补充。并且也有利于地方戏曲的保护和传承。最后，地方节庆风俗也是古代文学实践教学可以开展的内容。节庆风俗，有着显著的时间性特点，每到端午、重阳、中秋等传统佳节，则可布置学生搜集家乡相关节庆风俗，就不同地区的差异可探讨原因，同时查找有关节俗的民谣民歌，比较其与传统节庆诗词的异同。
2.地方文学文献整理
古代文学有着多元并存的地域性特色，古代文学的地域性特色研究也成为学界的热点，那么与之对应的地域文学文献的搜集整理，则是区域文学史的编写与研究之基础。而这自然也应成为古代文学实践教学的重要内容。地域文学留存的方式有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以及碑刻文献，传世文献中的地域文学文献搜集，主要让学生到地方图书馆查阅地方志，找出相关地方文学资料，同时让学生利用文献查找知识，使用文学电子软件，用地方特色词汇搜索出地域文学作品。出土文献的地方特色文献搜集，主要是搜罗整理地方近年来出土文献以及文物古迹、碑刻等留存下来的文学作品。主要的文体有楹联、诗歌、碑刻、墓志等。搜集工作可以与文化资源调查共同进行，如组织学生在考察文化古迹、调查地方特色文化与调查地方民间传说、戏曲等时同时进行搜集文学资料，把参观走访时看到的听到的随手记录下来。在搜集工作完成后，让学生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所搜集的文学作品汇总，分文体、分内容整理。这些搜集与整理锻炼了学生动手查找资料的能力，也培养了他们发现的眼睛，让他们感觉到学以致用的成就感。
3.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
古代文学实践教学也要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就是基于这样的教学目标，让学生参与到地域文化与文学的研究中来，培养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为毕业论文的写作打下基础。学生在对地方文化进行课外考察和文献搜集整理中遇到问题，发现问题，教师鼓励学生以此作一个选题，几位同学组成兴趣小组，把相关问题探讨清楚，弄清来龙去脉。如学生在调查某个古迹时发现在此题咏的古代文人有不少，教师据此鼓励学生探讨古代曾经到过此地的共有多少文人，因何而过此，在此题咏的诗词主题有哪些等等。这类学习研究无论选题大小，都为地域文化与文学的研究提供相关参考，也让古代文学实践教学从学习深入到研究的领域。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选题是学生在课外实践中自己发生疑问而产生的，对学生而言有研究兴趣和动力，故而在完成一些研究后可鼓励学生将大家共同的研究成果汇总，继而可以向开发地方文化研究资料数据库等方向进一步深入。
4.地域文化的宣传与承继
培养学生文化传承和保护意识，加强和提升其人文底蕴，这也是古代文学实践教学目标之一。课外考察对地域文化的了解，本身就是对地域文化的承继，青年学子必将成为地方文化建设的参与者与见证者，那么在了解的基础上，让他们运用所学知识对地域文化进行宣传，一方面固然提升其人文知识底蕴，另外也在宣传活动中加强其对地域文化的热爱与保护意识，同时也将古典文学知识运用到宣传写作中。在具体实践教学中，可组织学生课外考察的时候以地域文化为主题进行诗歌创作、古文游记写作等。同时鼓励学生以此为基础，参加一些社会宣传和服务活动。
二、地域文化与实践教学方式
1.课外考察
课外考察是了解、利用、开发地方文化的重要途径。可以从多方面展开：一是组织参观地方文化古迹，这类考察可以事先做好相关知识准备，如布置学生查阅文物古迹的历史地理资料，检索与此相关的古代文学作品，让学生在外出参观的时候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感受其历史人文环境，了解当地的文化背景和人文精神，故而可以在参观完后鼓励学生创作相关的诗词作品。二是调查搜集地方特色文化，这类活动可以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观察当地地域特色，从建筑、街道、饮食各个方面留心其地方特色之所在，在观察与积累中让学生相互沟通交流，共同探讨当地特色文化。三是走访民间艺人、文化名人，搜集整理地方民间传说、传统戏曲，记录那些还存留在口头的故事、戏曲，对一些演出以图片、录像等形式拍摄记录下来。总之，课外考察是古代文学实践教学开展的基本方式，是学生了解和感受地域文化的基础，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可以培养学生搜集整理资料的能力和掌握调查、走访的研究方法。
2．科技创新项目的实施
现今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已成为我国高校发展最快、潜力最大的一项学生活动，许多高校以学生项目申报、立项和完成的方式来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对于许多大一学生而言，在还没有形成系统专业知识的前提下，他们往往选择关注地方社会、地域文化做完选题，因此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的调查了解转化为一个个具体的项目来实施，也不失为一个有效的途径。笔者就曾在这一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学生以三四人为一组，以当地文化的现状调查和历史考察为主题，选择一个具体的方面来做调查研究。学生通过从撰写申请书到实地调查项目内容及至完成结题报告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既锻炼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积累和加深了他们对地域文化的了解和认识。
3.实践基地的平台建设
高校社会实践基地的建设往往依托于当地社会资源，因此在学校周边地区建立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成为深化高校与地方合作的重要途径。而这样一个合作平台，也同样可成为古代文学实践教学的重要基地，而地域文化则为合作奠定基础，让传统文化与社会实践联姻。一是可在地方图书馆建立文献整理实践基地，让学生搜集整理地域文人著作、地方楹联、地方戏曲文本、地方历史文献、地理方志、当地出土的碑志拓片等；二是可把地方文化馆等作为学生文化实践基地，调研地方谣谚、地方风俗、地域特色文化等，并在调研基础上分析探讨与古代文学之关系。笔者曾让学生以实践基地为依托，调研本地街、巷、路等名称由来，并由此分析与地方历史和古代诗词作品之关联。
4.社团活动的开展
学生社团也是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组织形式，而高校学生社团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类别，就是地域文化类社团，这种地域文化类社团是以对地域文化共同的兴趣而集结在一起的不同专业、不同系别的学生，其活动形式也更为自由轻松。因此可以利用这样一个平台，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承与宣传。一方面是将地域文化引入校园生活，进行宣传介绍，这类介绍可以社团刊物为载体，刊载一些介绍地域文化的文章或相关诗词，或者开展地域文化的专题讨论，举办一些以地域文化为主题的古典诗词吟诵比赛，邀请当地艺人进入校园进行传统戏曲的表演。另外一方面鼓励学生走出校园，加强对地方文化的了解和宣传，如以社团活动的方式组织社员搜集整理一些本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制作一些地域文化的宣传资料，组织学生到市区一些地方进行宣讲、传发。或者撰写相关作品在校报、地方媒体、网络进行刊发宣传。这些社团活动在丰富学生课余活动的同时，也让学生文学、人文素养得到了提升。
5.学生学术沙龙
今天的大学生已是自主独立、个性张扬的一代，学生学术沙龙已在高校普遍开展，这种把个人自学与集体讨论、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结合起来的交流方式让学生的探索和讨论更为自由、自主。学术沙龙大多以专题讨论的形式开展，而地域文学、地域文化易成为这种专题讨论的重要选题，故学术沙龙也成为古代文学实践教学的有效途径，以地域性视角来探讨古代文学的选题，结合了古代文学的学习，同时又观照了本地特色，让讨论者更容易找到共同兴趣。因此以学生学术沙龙方式开展古代文学实践教学，在开放、轻松的学术交流氛围中培养学生对地域文化的关注，对有地域性特色的古代文学作品的喜爱。
[关键词]高师院校 古代文学 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4）04-0119-02
诸多同行专家们针对高校古代文学教学改革已经提出了许多建议，有教材方面的，有教法方面的，有教学模式方面的，其中不少建议付诸实践后，广大师生受益良多。笔者深感对高校古代文学教学改革进行探讨的必要性，并且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对某些问题进行了思考。
比如，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的其中一个弊端就是使用统一的教材，高校普遍使用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和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就是那么几种。从统一的教材出发，科目考试又会有标准答案，这么一来，很明显，学生的思维会受到限制。而老师呢，既然有了合适的教材，上课更加省事，就照着教材上好了，何乐而不为呢？老师的思维也受到了限制。这么做，是用理科的思维来套文学了，理科公式是固定的，但是对文学现象的讨论却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教材的出现是有原因的，学生需要教材，需要参考书，通过对指定书籍的学习他们才有可能考上他们理想的高等学府去进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说到底，是功利化的思想驱使的。这种现象是普遍的，也是有它的必然性的，这里不再多谈，只是说出一点浅见而已。
古代文学是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而大多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毕业后会从事高中语文教学。本文从培养优秀的高中语文教师师资的目的出发，谈谈高等师范院校古代文学教学在课程设置、教师修养、教学方法三个方面的问题，认为课程设置应该进行改革，从教的教师要加强自身修养，并且不断改进和丰富教学方法，可以采用让学生试教的办法。
一、课程设置
目前国内大多数院校的古代文学课程设置都是相似的，古代文学是必修课程，文学史和文学作品是结合起来上的，一般会按照文学史发展的顺序分成四段或者三段来讲授，时间分配上相应分为四个学期或者三个学期。这些院校当中也包含高师院校。换句话说，高师院校并没有多大的不同。我们应该突出师范院校古代文学课程的特点，应立足于文学本位，重视文学作品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特点和它的审美价值，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做。
首先，要注重文学作品的讲授。虽然我们强调文学史的讲授应该与作家作品分析结合起来，以文学史为主线，以作品来贯穿，将宏观的审视角度与微观的例子结合起来。但是，在课时量被压缩的情况下，老师们往往是梳理一遍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就占去了大部分的教学时间，作家作品只能是稍稍提及，学生们对古代文学作品的记忆还仅仅停留在名家名篇上。因此，笔者认为一定要注重作品，从作品出发，注重作品的解读，让学生掌握鉴赏作品的能力，这一点很重要。那么，教师们要做的是转变教学观念，牢记作品的重要性。
我们也可以通过实际的课程设置来做到这一点，那就是先作品后文史。广西师范大学国家文科基地班的古代文学教学就是在三段式的文学史讲授课程之前安排为期两个学期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精读课程，教学效果是比较显著的，学生们在有一定文学作品知识的积累之后再来把握文学史的发展历程，就比较容易和轻松了，掌握的知识也更加牢固。
其次，开设选修课程。在古代文学必修课开展正常规范的教学基础之上，开设相关选修课，使必修课与选修课互补融合，形成完整课程体系。当然选修课的教学内容必须具有一定的示范性、启发性，又要具有培养学生能力和兴趣爱好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依然用广西师范大学来做例子。广西师范大学办学历史悠久，尤其是文学院的古代文学专业，教学成果显著而在全国享有良好声誉。
广西师大的古代文学课程一直是以综合性系列选修课来夯实学生的传统文化基础的，其选修课分为五个系列：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欣赏系列（开设课程有：古诗欣赏、戏曲欣赏、书画欣赏、乐舞欣赏）、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系列（开设课程有：儒释道三教与文学、岁时节令与文学、礼俗与文学、民俗与文学）、分体文学研究系列（开设课程有：诗歌研究、宋词研究、散文研究、戏曲研究、小说研究）、作家作品系列（开设课程有：屈原研究、庄子研究、诗经研究、先秦诸子研究、三曹研究、《文选》、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周邦彦、辛弃疾、冯梦龙、《红楼梦》）、其他系列（开设课程有：诗词格律与写作、古代文学文献学基础知识、中学文言文课程教学）。
这五个系列的选修课，有的着重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创新精神和写作水平，有的着重培养学生坚实的国学基础、厚实的传统文化功底和丰富的古代文学知识，有的为将来学生走上讲台后引导中学教学奠定坚实的基础，如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莫道才教授主讲的《中学文言文课程教学》。这一成功的实践经验表明，高师院校开设相关选修课程也是培养优秀中学语文师资的有力措施。
二、加强教师修养
首先，应加强教师的职业道德修养。教师，为人师表，教师的言教和身教都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加强教师职业道德修养至关重要，我们应该弘扬长期以来在师德建设中形成的好传统。在这个方面，我特别强调教师要有爱心。缺乏爱的教育是违背了教育的意义的，教师要爱学生、爱教育事业，这是最基本的一条，是每一位老师都应该牢记的。尤其是古代文学教师，如果自身不能汲取古代文学家、教育家诸如孔子、孟子、韩愈等的优秀品质，又怎么能教好学生呢？
其次，加强专业素养。比如有的老师在讲解诗词的时候，不能告诉学生这首诗好在哪里，不能让学生去理解感受，仅仅是说这首诗好，要么是缺乏对教育规律的认识，要么就是专业修养差。这个现象，也正如戴建业教授在《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现状与反思》中所讲，现在学生对古代文学“读不进去”，其根源在于教师“讲不进去”。因此，加强自身的专业知识，加强自身的学识是很有必要的。
再次，加强教学能力。加强我们的教学基本功，改进教学方法，同时为学生起到好的示范作用，运用先进的教学技术，如当前应用广泛的多媒体教学技术，结合教学内容搜集相关的图片、音频、视频材料，更好地服务教学。
另外，还需加强教育理论素养。作为教师要懂得教育规律，要有一定的教育学理念。要接受和贯彻新的教学观念，把培养学生能力作为重点。
当然，还有一点也是不可忽视的，作为高校教师，我们应该注重教学和科研两方面的结合，二者不可偏废。做好了上述诸条，我们各方面的修养加强了，我们的教学才能做得更好。
三、以学生为本的参与式教学
我们不仅要讲授文学作品和文学史，还应该贯彻引导、传授方法，启发学生，让学生参与教学，尽量做到以学生为本。美国教育学家帕克・帕尔默说：“真正好的教学不能降低至技术层面。”教师不仅是教育者，还应该是引导者和管理者。我们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去实践，从而让学生了解学习的途径，做到“授人以渔”。
笔者认为可以在教学中穿插一些由学生来试教的环节。教学相长是原则，角色互换可作为实践方案。教师讲授作品的解读知识之后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走上讲台去分析和讲解一首诗词。笔者任教的基地班同学在学期初会领到这样的任务，轮流上讲台讲五到十分钟不等。万事开头难，但是只要开了头，后面就容易了，到一学期结束的时候，每个人都胜利完成了任务，他们也觉得收获不少，不仅仅是古代文学知识方面的，还有角色调换之后带来的感受。这样的话，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参与了学生的教学，可以说是教师带领学生超越自我的过程。同时，由于文学作品的解读隐藏着巨大的可能性，一位同学讲解分析的时候，其他同学可以参与讨论，这样在交流中获得理解和进步。
当然也要注意节奏和频率，学生试教只是教学过程中的某些闪光点，并不是教学的主体内容。而且，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试教，并不是说教师可以借此清闲一点儿，恰恰相反，教师事先需要做更多的准备工作，在知识储备、学科理论、教学方法等方面。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引导、传授方法，可以通过学生试教等方法来突出高师院校培养高中语文师资的特点，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字表述能力，注重解读能力的培养。
[ 参 考 文 献 ]
[1] 戴建业.买椟还珠――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现状与反思[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3，（4）.
郭英德教授的思辨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历史的总结,二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行为的思考,三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理论的探索｡这三个层面的思辨,体现出郭英德教授对古典文学研究的意义和学术品格的关注｡他精辟地指出:“古典文学研究的目的有三个层次:客观认知､审美阐释､评价思辨｡”“古典文学研究的意义以时间而言,具有历史性､当代性和永恒性｡以空间而言,具有社会性､学术性和个人性｡”文学史研究的目的是要揭示以文学文本结构的演变为载体的人类审美心理和精神状态演变｡古典文学研究当更多地做意义阐释,提供意义,惟有如此,才能介入当代文化｡
郭英德教授论析古典文学研究的“私人化”倾向和文学史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是对研究主体的思考和质疑｡他提出明清小说史的写作当“悬置名著”,是对学人因袭旧有的研究模式的反思和批评｡种种令人不能满意的研究现象､研究行为,究其源,无不与意义的缺失､模糊有关｡因此,《建构与反思》一书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目的意义的解说与倡导,便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性｡
郭英德教授对诸多人们习用的研究惯例进行了深层的追问｡如关于作家的仕宦经历,郭英德教授指出:“问题不在于作家的仕宦经历能否研究,而是在于作家的仕宦经历如何进入文学研究的领域,我们必须从政治与文学的双向互动关系中,深入考察作家的仕宦经历,不仅仅考察作家做了什么,还要考察他怎么做和为什么这么做｡”类似的精警追问在书中俯拾即是｡在这一步步的追问与解答中,郭英德教授引领着我们走向更加宏阔的学术世界｡
郭英德教授对学术品格的建构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理论品格､现代品格和主体性品格｡郭英德教授指出:学术研究的理论品格是内蕴于具体研究对象的认知､阐释和评价之中的,理论的出发点应是历史上存在的具体文学现象｡研究者当沉潜于文学史料,将其思考上升到理论高度｡他提倡“走向具体”､“小题大做”和“实事求是”｡这一提法,针对20年古典文学研究中的种种非理论､准理论和伪理论等不良现象而发,对提高学术理论品位无疑是一剂良药｡
1.积极引导，加强学生对课程重要性的认识。在中国历史上，许多文学家往往兼具政治家、思想家的身分，往往具有较高的音乐、美术、书法等艺术修养，他们留存至今的作品，也因此具有较高的思想与文化价值，为后世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宝贵的经验。当今文学作品表现的主题、使用的文学手段，大多可以在古代文学中找到源头。因此，学好中国古代文学，读懂各历史阶段重要的文学作品，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发生、发展、嬗变的历史，对传承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意义重大。此外，文学作品所展现的丰富多样的精神世界、思想内蕴、感情意象可以使学生在怡悦精神和情感满足的艺术享受中增益自身的心灵美和情操美。如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光明幸福的憧憬可以培养他们的崇高理想；仁人志士报国济时、视死如归、持节不渝的忠诚可以激发他们献身国家的浩然正气；哲人学者己饥己溺、民胞物与的博襟可以培养他们忧国忧民的情怀；清流贤达反势利、反庸俗的磊落气度和冰清玉洁涅而不缁的高尚品质可以培养他们良好的道德风范；自然风光、人文胜迹的讴歌可以培养他们对祖国山水的自豪与热爱之情。而且中华民族文学独有的样式和特色，可以使青年学生了解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了解祖国优秀的思想道德传统，更能够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深刻理解理想信念、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真正做到用人类创造的财富和知识，丰富武装自己的头脑。可以说，古代文学是我们祖先创造和留传下来的珍贵财富，而古代文学教学，是这一珍贵财富继承和发扬的重要途径。通过学习，学生可以了解丰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培养扎实过硬的专业基础、提高个人综合素质。对课程的这些重要性，教师有必要在课前和课中对学生进行相关讲解和引导教育。有了这样的思想动员，学生可能不会再存在“有用无用”的顾虑，而是去想方设法完成好学习任务。
2.优化教学内容，适应课程改革需要。从时间跨度上看，古代文学教学的内容从先秦到近代，纵贯三千年，涉及的作家作品浩如烟海；从涉及学科上看，它是文献学、文化学、哲学、美学、史学等多种学科的综合，因此，它知识覆盖面广、内容难度大。与庞大的教学内容相比，几乎所有的高校在古代文学教学中都存在教学容量大而教学时数少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使学生通过该课程的学习，既获得开阔的知识视野，又能获得审美直觉能力与对经典作品的感悟能力，这就需要对该课程内容进行大胆改革。一直以来，教师授课都遵循着以文学史为纲的基本线索，以作品阅读分析为辅助，以选修课为补充，力求全方位打好学生古代文学知识基础这样一种思路，笔者认为这是不应改变的。教师需要的是对具体教学内容的深度认知及如何科学地传授等问题的思考，这是改革的关键。文学史的基本知识、发展线索、文学流派、作家风格等，属于基本知识积累的层面；文学发生原因的深层追寻，文学发展嬗变的逻辑归纳，以及对经典作家作品的深层体悟等，属于思维训练与能力培养层面。两个层面怎样才能进行科学的结合，笔者认为关键是课程设置及处理好基础必修课和选修课之间的关系。基础课强调基础知识的积累，选修课则强调研究性与前瞻性。两者相互补充，不仅可以使学生建立起系统的知识结构，而且也有利于思维训练，能力培养，并使知识结构趋于优化。
为了提高教学效率，节约教学时间，针对文学史和作品阅读与分析的不同特点，应采取不同方式。文学史以点带面，其基本知识、发展线索等以教为主，文学流派、作家风格等则以自学为主。作品阅读与分析点面结合，经典性作品以教为主，一般性作品可以以讨论的方式进行。这样在知识优化的同时，又进行了思维训练，培养了审美直觉能力和作品感悟能力。古代文学在教学内容的改革上还应做到与相关学科的整合。应该强调与文字、音韵、训诂学的近缘整合，这对打牢基础、充实底气、克服浮躁学风都是必须的；还应强调关于与中国古代史、文化史、哲学史等近邻学科的整合，目的是为古代文学教学提供多维视角和众多参照系;还要强调与中国古代文献学的整合，这是古典文学研究和教学自身的需要，因为对教师来说，若不收集完备的资料则根本没有发言权；同时要强调与文艺学、现当代文学乃至音乐、美术等学科的整合，使教学在新世纪体现与时俱进的特色，并对“古典文学”进行真正的“文学”还原，对她的艺术魅力进行深入分析探索。教学中还应注重当代意识与古典领域的交融，注重古今贯通，引导学生从民族精神文化底蕴，及历史变化角度理解古代作品。努力发掘古代文学史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所具的人文价值，启发学生思辨能力，拓展其人文思维的深度和广度。
3.改革教学方法与手段。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手段单调，教学形式单一，以“填鸭式”、“满堂灌”为主，师生之间沟通不够，相互启发、促进不够。然而，作为教师如果想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的话，就应该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待教育教学工作，努力改革教学方法，找到一个良好渠道与学生进行沟通。改革教学方法，应加强教学设计，提倡在采用传统讲解法的同时，采用讨论法教学，推行畅所欲言式教学方式。这种方法能引导学生关注学术热点，特别有利于打开学生的思路，引发学生的学术兴趣，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把专业知识的传授和学生智力的开发与创新意识的培养结合起来，从而师生形成对话格局。关于讨论的问题，可以布置一些热点话题，也可以布置课堂讲授的一般性问题，要求学生阅读、收集材料，形成自己的基本观点，然后在课堂上评述各家观点，有根有据地表述自己的看法，加深学生对问题进一步理解。学生课外查阅资料，动手动脑，更容易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推行教学手段的现代化改革，充分利用现代化教育技术已成为提高教学效能的新途径。将现代化多媒体手段引入古代文学教学，以声光画综合形式感染学生，使学生自然亲近古代文学，可以提高古代文学教学效率和质量。文学作品是作家通过艺术体验和艺术想象营造的“幻象”世界。在古代诗词教学中，有些诗歌的“幻象”就比较朦胧含蓄，甚至难以言传，运用多媒体转化为画面的形式，能化朦胧为清晰，化含蓄为直观，可以启发想象。古代文学的许多名诗词、名小说、名戏曲都已经谱成歌曲、拍成电影电视，我们在讲授这些内容时都可以利用，以便寓教于乐，使学生在形象生动的愉悦中受到古代文学的熏陶和影响。
在介绍作家、引证材料、相关比较等方面，都涉及大量的文字板书，运用课件形式直接提供给学生，只须辅之以简单叙述，这也能节约有限的教学时间。为了适应多媒体教学手段的需要，教师应该大量收集准备音像资料，制作成多媒体课件。运用多媒体教学，要注意发挥多媒体技术的优势，加大信息量、增强讲授的直观性、形象性、引发学生兴趣，也要注意教师与学生的双向交流和启发学生思考问题、回答问题，活跃课堂气氛。此外，根据古代文学课程的内容和特点，文献检索和搜集学术信息非常重要，通过课件，把图书馆电子检索手段与传统的古文学文献查阅结合起来，丰富了教学内容，也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使他们获取了更多学术信息，为古代文学学习打下了厚实基础，也调动了学生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积极性。总而言之，虽然在新的历史环境中，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只要我们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创新意识，发扬扎实苦干的精神，锐意改革，加强学生对课程重要性认识方面的引导，优化教学内容，革新教学方法和手段，努力提高课堂效率，那么，目前所面临的困境是容易克服的。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