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6 18:01:10
导语：在社会治理对象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一)医疗保险覆盖率所产生的影响
这一保险对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呈现出正相关性，但是通过对医疗保险覆盖率下对人力资本存量所产生的影响分析，其所产生影响的效果并不十分的明显，一般情况下，医保的覆盖率每提高百分之一，人力资本存量所提高的比率不足0.03％，产生这一影响的原因在于：首先，在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得以迅速发展，在此背景下，人们的健康得到了保障，身体素质大幅度提升，而在此种情况下所实施的医保，即使资金投入不断增加，但是效果也并不明显。其次，基于我国社会当前贫富差距的严重性，医保在高低收入人群中所产生的作用被分化，进而无法对人力资本存量产生较大的影响。一方面，高收入人群能够意识到身体素质对于劳动效率的积极促进作用，进而关系到了自身经济收入水平，所以不论有没有医保，这类高收入人群都会注重自身的医疗与保健；而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讲，即使医保在增加，也无法满足其医疗的实际需求，所以这一保险对其影响效果也不明显。
(二)养老保险覆盖率所产生的影响
这一保险对于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较大，当养老保险的覆盖率每提升百分之一，人力资本存量将提升接近0.7％，产生这一影响的原因在于：第一，养老保险的覆盖率会影响到生育率。当养老保险的覆盖率持续增大时，生育率就会随之降低，进而使人均资本量投资随之增加，人力资本存量也就随之提高。第二，养老保险下人们在退休后所获得的保险补助是基于其工作期间所缴纳的比例，比例越高，退休后的工资就越高，因此，养老保险覆盖率的提高能够为实现延迟退休年龄这一政策的落实奠定基础；同时，基于养老保险基金本身存在缺口，国家同样需要通过延迟退休来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增加。而这一政策下就会使人力资本存量随之提升。第三，养老保险覆盖率的提升会对教育资金的投入产生影响，当老年人能够实现老有所依，其就会增大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进而实现人力资本存量的持续增长。
(三)工伤保险覆盖率所产生的影响
工伤保险对于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较弱，所以其覆盖率提升与否所产生的效果也就不明显，原因如下：第一，基于工伤保险的适用范围比较小，所以对整体劳动力的影响并不大，基于此，人力资本存量整体并不会发生较大的变化。第二，基于医疗保险的覆盖率较大，所以不论是否有工伤保险，劳动者都能够通过医疗保险来实现医疗费用的支出，其工伤保险是由企业负责的，所以需要实现对工伤的认定，进而对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就会变弱。
(四)失业保险覆盖率所产生的影响
这一险种对于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呈现出正相关性，且影响的效果十分显著，每当这一险种的覆盖率提升百分之一，那么相应的人力资本存量将随之提升近0.4％。这一影响产生的原因在于：第一，基于失业保险下，劳动者不仅能够获得正常的生活补助，同时还能够通过再就业培训来掌握再就业的技能，进而更好的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因而也就直接增加了人力资本的存量。第二，失业保险的一大作用之一便是能够实现对经济的预警，通过这一反馈信息政府能够实现对经济结构的有效调整，进而根据社会失业人数的比例实现对经济发展方向的宏观调控，这就为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奠定了基础。第三，通过失业保险失业人群能够通过失业再就业培训获得就业的技能，再投入社会生产的过程中，就实现了就业行业的流动，进而实现了人力资本存量的最大化。
(五)生育保险覆盖率所产生的影响
这一险种对于人力资本存量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也就是说当前生育保险覆盖率每提升百分之一，那么人力资本的存量就会随之下降近0.3％，之所以会产生这一影响的原因在于：第一，人力资本本身是依赖于人而存在的，因此，生育率就直接对人力资本存量产生了影响。生育保险这一险种会促使生育率的不断提高，而生育率的提高就会致使因人口的不断增长而导致个体人力资本投入加大，进而降低了人力资本总存量。第二，生育保险的最大受益者是女性群体，在生育保险政策下，女性可以带薪休产假，且不用担心自己岗位的问题。但是这对于相应的企业来讲会导致个体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女性再回到工作岗位后必定会需要一段时间来重新适应工作岗位，这一期间就会导致人力资本存量受损。
二、以社会保险制度来推进人力资本积累不断提升的途径
要想通过社会保险制度作用的发挥来实现人力资本存量的不断增长，并实现对社会经济的宏观调解，确保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稳步前行，就需要做到：第一，进一步加大对社会保险的支出力度，以全面提高社会保险的覆盖率。基于社会保险GDP对人力资本存量积极影响，就需要加大社会保险的覆盖率，加大对社会保险支出的比例，进而逐渐缩小与发达国家所存在的差距，以最终为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奠定基础。第二，要以财政补贴的进一步提升来实现对个人缴纳保险费用的降低。基于当前国家对社会保险财政补贴支出较少的现状，需要为人力资本的形成以及发展来实现投资额度的不断增加，以间接实现对人力资本积累提升的促进作用。第三，进一步缩短区域间社会保险所存在的差距，进而促进人力资源的跨区域流动。基于人力资源跨区域流动能够实现对事业问题的进一步解决，同时还能够通过对贫富差距的调控来实现人力资本积累的进一步提升。第四，要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全面推进以来卫生事业体制改革的进程，进而为百姓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以实现对劳动力资源身体素质的提高，最终提升人力资本的质量，提高人力资本存量。
三、总结
关键词:儒家伦理思想;和谐;价值
每一个民族和国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都会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伦理思想与文化传统。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以其独特的辩证思维和哲理智慧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伦理思想文化。其中，追求和倡导“和谐”便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毋庸置疑，对于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并且一直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来说，无论是从它所阐述的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抑或是从它所追求的个人内在修养，还是从它所倡导的人际交往伦理上来看，都无不渗透着“和谐”思想。因而，“和谐”的人文情怀和伦理追求成为儒家伦理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古代，这一伦理思想对于培育和塑造中华民族精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天，儒家伦理思想的这种追求和实现“和谐”的伦理意蕴对于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同样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儒家伦理所蕴含的和谐思想可以从4个方面来审视，即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
一、人与人的和谐
人与人的和谐即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和谐。实现人与人之间在日常生活交往中的和谐无疑是儒家伦理思想最重要的方面。儒家伦理思想的智慧首先在于它把人看作是处于社会联系中的人，从人与人的不同中求同，从对立中求统一。
儒家“人和”思想由来已久，它把“和”视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准则。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也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基本精神。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儒家文化重视建立融通的人际交往及和谐的人际关系，提倡成己及人、宽和处世等贵和尚中的和谐友爱精神。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把“仁”作为自己哲学的核心范畴，“‘仁’学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他的伦理学说的根本。在《论语》中，谈到‘仁’的有58章，‘仁’字出现105个”。“仁”的本意就是指人与人之的相互关系，因而儒家的“仁学”就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学说。儒家把“仁”解释为“爱人”，孟子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阐明了对他人的关爱与尊重的意义，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人际和谐。对于以“仁”为核心处理人际关系，孔子提出了两条基本原则，一条是“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最基本的要求，即是说不能把自己的要求强加于人，更不能把不希望加之于自己的要求加之于别人;另一条是“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进一步要求，即是说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要求发挥人的善性，要“善群”、“利群”、“乐群”，也就是要成己及人。从“忠恕之道”出发，儒家伦理思想又进一步提出了需要协调的5种人际关系，即父子关系、君臣关系、夫妇关系、长幼关系等，即所谓“五伦”，强调要以仁、义、礼、智、信、宽、勇、忠、恕、孝等伦理规范来实现人际关系和谐。儒家正是以“忠恕”之道为途径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从而实现人际和谐的。
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交往会愈加频繁，人际关系也更加重要，要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就必须借助于良好的人际关系。然而，在现代社会，伴随着人们个性化意识的觉醒和对物质利益的过度追求趋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现出冷漠和淡化的境况。人际关系的冷漠、甚至某种程度的紧张，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人的全面发展，破坏了自身存在的人际交往生态，破坏了社会的和谐。而儒家强调“和”、“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己及人的思想，倡导仁爱、谅解和宽容，这对于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形成良性互动的和谐人际关系、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氛围非常有益。因此，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宝贵财富，这些思想并不因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而失去生命力和合理性，其内涵与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所追求的新型人际关系有着一致之处。
【关键词】 社会网络；印象管理；横断面研究；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C912.68、B8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07)07-00464-05
Influence of Individual's Impression Management on Social Network Quality
ZHENG Xiao-Tao, SHI Jin-Tao, ZHENG Xing-Shan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Shanghai200233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individual's impression management on social network quality.Methods:46 college students were tested with a Social Network Survey and College Students Impression Management Questionnaire. Results: There was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impression construction and strong relations of friendship network (β=-1.04,P
【Key words】 social network; impression management; cross-sectional study; university students
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 IM）是个体试图控制他人对己印象的过程［1］，Goffman认为，每个人都在向他人表演自己的问题，每个人总是试图在社会情境下保持适当的印象，以求得到肯定的评价［2］。印象管理是调整人际关系的重要手段之一，好的印象管理策略能够人际关系，使人们的交往顺畅进行。许多理论阐述和实证研究也支持了印象管理在人际互动方面的优势，例如，Borman 和Brush认为，良好的印象管理策略有利于领导者和上下级以及同事之间建立并保持一种顺畅而有效的工作关系，因此有利于其工作绩效的提高［3］；Kacmar的研究表明自我宣传有利于面试得到较好的评估［4］。但是早期的实验社会心理学家则将印象管理理论称为“操纵者比喻”（metaphor of manipulator），并将印象管理视为控制他人、欺骗大众的方法。那么印象管理是否有利于提高个体的社会网络质量是本文关注的焦点。Granovetter认为弱联系相对强联系更可能作为两个独立社会边界的桥梁，因而更有利于获得异质的资源和信息［5］，并提出弱联系的优势。而Bian根据在天津的调查研究指出在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社会网络不再是信息桥，而是人情网［6］，并依此提出“强联系假设”。本文基于Bian的研究成果，将个体社会网络中强联系的数量和联系人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作为衡量社会网络质量的重要指标，即个体社会网络中强联系越多、网络紧密性越强则认为社会网络质量越高。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由于本研究中社会网络调查部分填答过程繁琐，为保证数据的完整和正确有效，需要研究对象极高的配合意愿；考虑到以有界网络为研究对象，并且需要网络内成员互评关系强度，因此网络规模不宜过大。因此本文通过私人关系选定上海某高校一个三年级班级实施调研，班级人数为51人，告知本研究的需求，并提供奖品以征求学生配合意愿，共有47人参加调研，学生年龄20~22岁，有效问卷46份，女生30人（65％），男生16人（35％）。
1.2 方法 考虑到自我中心网络搜集的最普通方法-定名法（name-generator）所带来的遗忘偏误［7］和夸大亲密程度的偏误［8］，本研究的数据搜集采用社会网络调查法，其特性为一封闭网络内的每个成员，必须以所有其他成员的状况为填答内容，从而避免回忆偏误。例如本研究网络中成员有47名，每位同学需填答和其他46名同学的关系程度。首先根据学生名单制作班级所有成员的代码表，每个填答者搭配同学代码表来填写其社会网络问卷。
主要测量两个网络-朋友网和沟通网，具体问题为“最近一个学期以来，他（她）和我的亲密程度如何？”；“最近一个学期以来，他（她）和我私下的沟通频率如何？”。亲密程度1－5级分别为根本不亲密、不太亲密、一般亲密、比较亲密和非常亲密；沟通频率1－5级分别为从不说话、几乎不说话、说的不多、较多交流和经常交流。参考Seibert和Kraimer的研究［9］，将填答者自评的亲密程度和沟通频率的4－5级作为强联系，并定为1，而1－3级作为弱联系，并定为0，从而形成两个46×46数值为0和1的朋友网和沟通网矩阵。
两个个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又可以分为对称（symmetric）和不对称关系（asymmetric）。所谓对称，即两个个体具有互惠或互动关系（reciprocal relation），例如A选B作为自己的强联系，而B也选A作为自己的强联系；而不对称关系则代表仅有单方面行为存在，例如A选B作为自己的强联系，而B并未选A作为自己的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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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强联系的互惠和信任的特性［10］，若双方彼此认为是强联系，则该强联系成立，此时可信度较高，而将不对称的强联系定为弱联系，可以避免自我报告带来的夸大偏误，并且使得输出后的社会网络图易于判读。因此，形成两个46×46的对称关系的朋友网和沟通网矩阵。并依据该两个网络数据通过UCINET6计算强联系数量和网络的紧密性（即网络约束（constraint））。本文对个体网络约束值的计算方式采用Burt的研究成果［12］，认为个体的网络约束为C=∑nj=1cif，其中i为个体，n为个体网络内联系人数量，j为其中一个联系人，cij=(Pij+∑qpiqpqi)2 ，q≠i ，j,pij为个体i投资在j上的关系比率，piq为i投资在q上的关系比率，pqj为q投资在j上的关系比率。整体的网络约束即为个体i与j的直接和间接的联系。网络约束值越大，说明个体社会网络的紧密性越高。
1.3 工具 大学生印象管理能力问卷［11］ 问卷共分两个维度，其中印象动机是个体建立印象的程度，而印象建构则是个体为了建立特定印象所采取的行为［1］。本研究中印象动机、印象建构和印象管理总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71、0.70和0.72。使用Lisrel8.30对印象管理的二维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其中χ2/df为2.04，CFI和GFI都大于0.90，基本满足量表的效度要求。考虑到研究样本为在校大学生，没有采用普通的印象管理或自我监控问卷。
1.4 统计方法 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相关分析及多元回归分析等。
2结果
2.1 社会网络的描述性统计
根据调查所得46×46的朋友网和沟通网对称关系矩阵，通过UCINET6作出该班级的朋友网和沟通网的网络关系图（图1、图2）。每个图中都有46个节点，每个节点用代码标出，分别代表整体社会网络中的46位同学。从图1和图2可以发现，网络中46名成员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联结，每个联结代表对称关系的存在，而朋友网中两位同学（1和2号）没有双方都认可的朋友，故未与任何人联结，被孤立在外。
根据朋友网和沟通网的对称关系矩阵可以计算个体在网络中的强联系数量（即联系人数量）和网络约束的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见表1）。
2.2 男女大学生社会网络变量和印象管理得分差异比较
表2显示男性在朋友网和沟通网中的强联系数量
都要强于女生，而网络约束和印象管理方面则没有显著差异。
2.3 网络属性指标和印象管理的关系
计算研究相关变量如印象管理动机、印象管理建构、印象管理总分、强联系数量、网络约束之间的相关系数（如表3所示）。结果表明，印象建构和强联系人数量间有显著性相关。
分别以朋友网和沟通网的强联系人数量和网络约束为因变量，以印象管理动机和印象管理建构为自变量，使用Enter方法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由于自变量间具有适度的相关，为了考察回归分析中的多重共线性影响，增加了VIF诊断，发现所有模型的自变量VIF值均小于1.1，大大小于临界值10。模型1中可以发现印象管理建构负相关于朋友网强联系人数量，说明大学生印象管理建构能力越强，强联系的朋友越少；模型2同样表明，大学生印象管理建构越强，强联系的朋友越少。而模型3和4则表明印象管理并不影响个体社会网络的紧密性。
3讨论
3.1 性别在社会网络和印象管理能力上的差异性
本研究结果表明男性在朋友网和沟通网中的强联系数量都要显著高于女性，这和唐为民的研究结果不同［12］，唐为民使用山西大学的二年级学生样本发现在人际关系数量上性别并没有显著差异。以往关于社会支持的研究大都认为女性大学生要比男性大学生所获得社会支持水平高。原因可能与性别特点有关，女性喜欢结伴，喜欢倾诉，而男性更独立，喜欢靠自己解决问题。由于本研究中只是计算个体在班级内的强联系，和其他类似研究略有不同，因此研究结果并无可比性。检验还发现男性和女性在网络紧密性方面也没有显著差异。造成这种不一致的原因可能和调查对象的性质有关。由于大学生一般都为住宿生，所以学生一般都以寝室为单位进行活动，彼此更多是以寝室作为建立自己班级社会关系的基础。研究同时发现男性和女性在印象动机、印象建构和印象管理能力总分方面并没有显著差异。一般来说，女性比男性对社会性刺激更加敏感，更关心自我表现。但是，Conroy等的研究并没有发现印象管理的性别差异［13］，本研究支持了这个观点。
3.2 印象管理与社会网络质量的影响
回归分析表明印象管理建构负相关于强联系人数量，说明大学生印象建构能力越强，反而网络质量不高，表现在强联系越少。而印象动机和强联系人数量间并没有相关性。以往的大多数研究都表明好的印象管理策略能够人际关系，使人们的交往顺畅的进行，有利于进行良好的人际沟通和交流。这与本研究结果不一致。造成这种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基于Paulhus的观点［14］，印象管理含有伪造自我、迎合他人，甚至欺骗他人等负面成分。例如Judge和Bretz的部分研究结果［15］就和本文类似，即自我宣传与职业成功负相关。而本文采用大学生为样本有其特殊性，大学生可能缺乏良好的印象管理策略，缺乏恰当和适当的自我表现或自我表露方法，因此，印象管理的负面成分更容易凸现，印象建构越高，反而适得其反；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以往大多研究对象间的人际关系为短期或暂时，比如应聘者和面试考官间只有在面试进行时才发生接触关系；同事间虽相处时间较长，但由于工作性质、要求及环境的限制，彼此间的沟通可能更集中在工作方面；Rush的实证研究表明印象管理和总的工作绩效相关为0.39［16］，但其采用的样本是只需短时间人际交往的销售员。本研究的对象是大学三年级学生，他们彼此已有三年的共同学习生活的时间，彼此朝夕相处，在生活、学习，为人、处事等各方面都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对于同学印象管理的负面成分如自我拔高和他人欺骗也已经不再容易被其蒙蔽，可能对那些行为和实际并不相符的同学感到一种虚伪性和被欺骗感，反而污染了人际关系，最终导致其社会网络质量不高。提示印象管理对短时间人际交往更有益处，需要长时间人际交往时，个体采用印象管理反而不利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3.3 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选用大学生为样本，来探讨个体印象管理对其社会网络质量的影响，由于研究样本的特殊性，据此提出的研究结论可能缺少一般性，还需要以其他样本来验证。另外，本文的结论只是指出印象建构不利于社会网络的建设，并推断原因在于印象管理不利于长期人际关系建立，这个结果需要以后的研究者对长期互动的网络和短期互动网络进行进一步的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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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Burt RS.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12 Neter J, Kutner MH, Nachtsheim CJ, et al. Applied Linear Regression Models. Chicago. IL: Irwin, 1998.
13 唐为民.大学生人际关系的特点及转换的印象知觉对其影响的研究.心理科学，2001,（1）：108－109.
14 Conroy DE, Motl RW, Hall EG. Process toward construct validation of the self-presentation in exercise questionnaire (SPEQ). J Sport Exerc Psychol, 2000, 22: 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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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Judge TA, Bretz RD. Political influence behavior and career success. J Manage, 1994 , 20: 43-65.
【关键词】社会保障 经济增长 理论
收入水平及收入分配是影响消费需求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功能的弱化是制约消费需求增长和需求结构升级的主要瓶颈。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强化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功能，对于改变我国社会收入分配结构、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进而提升消费需求增长率和优化消费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应对金融危机、消除消费梗阻、支撑我国新一轮经济快速增长和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战略举措。
有效消费需求的增加主要取决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和边际消费倾向的提高。在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强化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功能的基础上，改善广大居民的未来收支预期、通过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是未来引导合理消费和实现消费升级的关键。
中国30年的转型历程与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财政政策尤其是财政支出政策在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财政支出在地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而社会保障支出作为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一、国外研究现状
早期关于社会保障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讨论，主要源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结论。即一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取决于一国储蓄水平的高低，因此讨论社会保障制度是降低还是提高一国储蓄率是研究两者关系的关键。由于社会保障的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的差异，这对人们储蓄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最终结论是现收现付的社会保障对国民储蓄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降低了国民储蓄率妨碍了经济增长。而基金制可以提高国民储蓄率促进经济增长。以弗里德曼（1957）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减少个人退休后的后顾之忧，也会显著减少人们在就业时期的储蓄需求。Barro（1974）认为人们储蓄目的不仅是保障退休生活，还想为子女留下遗产以提高其福利水平（遗产动机）。其结论是社会保障制度不会影响人们的消费和储蓄行为，对私人储蓄和社会财富积累的作用是中性的。Lainter（1987）在Barro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证明，如果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大于父母给予子女的财产时，社会保障制度更有利于私人储蓄和物质资本的积累。
20世纪80年代的新增长理论认为物质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经济学家们从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分析在社会保障的引入下，个人预算约束是如何影响人们对人力资本水平的选择，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根本性影响的。在探讨不同社会保障制度对人力资本积累影响时经济学家大都偏向现收现付模式，即人力资本的积累有着很强的正外部性，现收现付制可以达到社会帕累托最优的一种手段。老年人获得的养老金是由年轻人缴纳的社会保障税作为支持的，即现收现付
制下的养老金是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教育投资的回报。这种联系鼓励了父母对子女的人力资本的投资，而基金制缺乏鼓励人们积累人力资本的激励无法达到这种效果。以Sala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人力资本与生产能力直接挂钩，讨论社会保障如何通过对当期的人力资本水平发挥作用。Becker、Muphy（1988）认为教育和养老金福利是存在于两代人之间的“社会契约”，即上一代人向下一代人投资―――教育、食物、时间等，同时下一代人在现收现付制度中为上一代人养老供款。kennitz、wigger（2000）认为个人增加教育投资不仅可以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也会提高下一代的人力资本水平。
Casey B. Mulligan（2003）认为社会保障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政府公共政策的支持。关于社会保障支出是否要纳入财政预算，国外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PeterA.Diamond，Peter R.Orszag（2004）认为政府预算的财务不应该被社会保障收支扭曲，社会保障收支应该放在联合预算管理中。但是Martin S.Feldstein（2005）认为收入分配并不是社会保险的特定目的，并且提倡不要将社会保障收支纳入政府的联合预算中。
二、国内研究现状
一、ERP的概念及内涵简介
ERP是企业资源计划的简称，开始出现并且应用在计算机企业中，在根据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企业对于供应链管理的要求，预测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发展状况而提出的。ERP是对于物资资源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资源管理以及信息资源管理所集成化的管理软件，它包含了服务结构、用户接口以及系统制作等，不仅具有一般标准的功能，还具有过程运作管理等内容。对于杂志社来说，随着ERP的出现，对于杂志社的管理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空间。根据ERP的应用和实践的现状可以看到，ERP能够从多个角度提高杂志社运行的效率，最终促进杂志社的发展。随着市场的竞争的日益激烈，杂志社在经营的过程中对于内部相关要素整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ERP的出现则能够有效地满足杂志社财务管理的需要。ERP对于杂志社的财务管理来说，能够有效地整合杂志社的资源，能够实现对杂志社各种业务的有效追踪和整合，从而实现对杂志社信息流、资金流等工作的统一。随着信息时代的快速发展，对于杂志社经营带来了比较大的影响，可以借助ERP使杂志社的财务管理更加地全面，能够提前帮助杂志社做好未来的决策，从而使杂志社能够跟随市场发展的步伐，获得长远的发展。
二、ERP对杂志社会计管理的影响探究
1.能够实现对财务信息的有效追踪
对于企业财务管理人员来说，在工作的过程中需要接触并且掌握大量的财务信息，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做好财务管理工作。在市场经济中，各种信息都处于不断地变化过程中，对于杂志社来说需要及时地追踪和掌握市场上的各种信息，需要做好信息的收集和分析工作。对于杂志社来说，需要了解到消费者群体的阅读变化情况，了解阅读者的兴趣和爱好，只有这样才能展开针对性的工作。传统的信息追踪分析已经难以满足信息时代的发展要求，对于杂志社来说，需要应用效率更高的信息采集方法。ERP 是一种高效的对信息资源和财务资源进行管理的方式。杂志社经营的好坏与市场具有密切的关系，ERP具有比较好的信息收集和管理能力，能够帮助杂志社及时而且全面地收集到市场中的各种信息，从而使杂志社能够根据这些信息来对市场做出正确的判断，帮助杂志社了解到市场的动态，从而使杂志社能够及时地调整经营方式，及时地避规经营中的风险。同时杂志社的财务管理也与信息的更新速度具有密切的关系，ERP的出现提高了财务信息的整合能力，能够提高财务管理的效率。通过ERP来掌握企业财务管理方面的信息，能够使企业适应市场竞争的要求，同时推动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进步。ERP的出现和应用能够帮助企业避免了财务方面的风险，能够使财务管理工作充满预警性和可预见性，最终实现对风险的有效管控。
2.能够进一步地完善财务管理工作
ERP的应用，能够使杂志社的财务管理工作更加地完善，能够使杂志社重视对财务管理结构、市场供应链之间关系的思考，能够使财务管理工作与杂志社的其它工作结合起来，从而使财务管理工作更加地完善。例如能够使杂志社的财务管理工作与杂志社的业务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会计工作的优化。ERP 本身是一种具有比较强的计划性的财务管理模式，它能够改进杂志社的会计财务管理工作，最终推动杂志社会计财务管理工作的进步。对于杂志社内部管理来说，当某个项目需要预算和资金支持时，就需要按照财务管理的相关要求，提出标准化的申请，只有这样杂志社管理人员才能根据会计财务管理的要求来决定资金的使用方向，它使杂志社的资金应用效率更高，更有效。对于杂志社来说，在信息时代，需要更加有效的内部管理，需要标准化的会计财务管理模式，而ERP 能够实现杂志社财务管理的优化。ERP的应用能够帮助杂志社及时地了解到资金的动态变化过程，能够为杂志社管理者提供真实有效的财务数据，从而能够使管理人员根据杂志社的资金流、信息流等变化情况及时地做出相关的决策，减少了杂志社的经济损失，对于提高会计财务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帮助。会计财务管理工作是ERP系统的核心部分，能够实现财务管理系统与其它子系统之间的有效结合，最终能够为管理人员提供有效的财务信息，对于提高杂志社的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通过合理地应用ERP，能够有效地降低杂志社在运行过程中的成本，最终提高内部管理的效率，提高杂志社资源的利用效率。
3.能够促进杂志社的不断进步
会计财务管理工作在杂志社管理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它是杂志社能够生存发展和进步的基础，是杂志社发展的根本。特别是在市场化的背景下，财务工作是杂志社实力的重要体现。对于杂志社的发展来说，会计财务管理工作也是其发展壮大的重要动力。通过在会计财务管理工作中合理地应用ERP，能够推动财务管理工作的进步，最终推动了杂志社的进步。ERP的应用也为财务管理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和能量，能够减少财务管理工作的复杂性和重复性，对于财务信息的共享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ERP的应用降低了会计财务管理工作的负担，能够使财务管理工作人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精细化管理工作中，从而促进杂志社的发展。对于杂志社来说，要想获得长远发展，就需要重视管理工作的创新，ERP作为比较先进的财务管理体系和方式，是杂志社获得发展的重要方式。ERP能够帮助杂志社做好财务数据的处理工作，能够提高杂志社的会计财务数据处理能力，最终解决杂志社经营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使杂志社能够获得新的发展动力。
【关键词】 自我概念；社会支持；适应，心理学；精神卫生；学生；贫困
【中图分类号】 R 395.6 B 8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10)11-1330-02
Effect of Self-esteem, Social Support, Coping Style on the Resilience of Impoverished Undergraduates/TEN Qin*, ZHANG Ning. * The Hospital of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210037),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effect of self-esteem, social support, coping style on the resilience of impoverished undergraduates, an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es for them to improve resilience. MethodsBy using Connor-Davi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 Self-Esteem Scale,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78 impoverished undergraduates were measure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level of resilience with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path analysis. ResultsCoping style, self-esteem level had a marked effect of reunification to the resilience of impoverished undergraduates. There were three marked paths:self-esteem coping styles resilience; deal with social support coping styles resilience; self-esteem resilience. ConclusionCoping style and self-esteem level have directly effect on the resilience of impoverished undergraduates, and self-esteem level has indirectly effect on the resilience through coping styles. Social support has indirectly effect on the resilience through coping styles.
【Key words】 Self concept;Social support;Adaptation,psychological;Mental health;Students;Poverty
复原力着重关注个体对逆境“反弹能力”，是积极心理学的主要观点之一［1］。高校贫困生是带有转型期特征的中国社会特色问题。有研究表明，贫困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主要表现为：心理健康水平偏低［2］；在行为(社会功能)方面，贫困生相比普通学生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存在更多的人际关系困扰［3］；主观幸福感和自尊水平明显低于普通学生［4］；在应对困难和挫折方面，贫困生较少“求助”，更多选择“幻想”的应对方式(自责、幻想、退避)，不常与他人交流或从同学、朋友处寻求支持和安慰，不善于缓解内心的紧张与压力，其情绪和行为均缺乏稳定性［5］；在复原力方面低于非贫困生［6］。本研究尝试用多元回归分析与路径分析方法,系统地探讨自尊、社会支持、应付方式与贫困大学生复原力的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整群抽取南京林业大学大一、大二在校学生416人，其中贫困生78名，占18.75%。贫困生为具有生源所在地乡镇以上民政部门的贫困证明，且在学校建立了贫困生档案并获得助学救济的学生。
1.2 测量工具
1.2.1 Connor-Davison韧性量表(CD-RISC)［7］ 共25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方式，总分越高表示复原力水平越高。本研究采用修订后的CD-RISC量表考察被测学生的复原力水平。
1.2.2 自尊量表(SES) 该量表用以评定自我价值和自我接纳的总体感受［8］。
1.2.3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 采用由Zimet等编制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分别测定个体领悟到的来自家庭、朋友和其他人的支持程度，同时以总分反应个体感受到的社会支持总程度［9］。
1.2.4 应对方式问卷［8］ 包含6个分量表：退避、幻想、自责、求助、合理化和解决问题。应对方式得分为与复原力正相关［6］的应对方式分(解决问题、求助、合理化)减去与复原力负相关［6］的应对方式分(自责、幻想、退避)，分数越高表示个体的应对方式越能提升复原力。
1.3 施测方法 以团体测试方式进行，施测前由主试向被试说明问卷的目的和回答方式。主试由从事心理学教学与咨询的大学教师担任。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14.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使用的方法有多元回归分析和路径分析。
2 结果
2.1 贫困大学生复原力与自尊、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的多元回归分析 采用强迫进入法(Enter)，分别以贫困大学生复原力、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为因变量，以应对方式、社会支持、自尊水平为预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应对方式、自尊水平对贫困大学生复原力有显著的回归效应，Bate值分别为0.366和0.234，而社会支持的Bate值不显著，3个因素共同解释复原力34.2%的变异；社会支持和自尊水平对应对方式都有显著影响，Bate值分别为0.270和0.339，共同可解释应对方式22.3%的变异；自尊对社会支持的影响不显著，Bate值为0.193，只能解释社会支持3.7%的变异。见表1。
2.2 贫困大学生复原力与自尊、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的路径分析 根据表1回归分析得到的标准回归系数(即路径系数)，建立路径模型如图1。
由图1中的路径系数可以看出，在对贫困大学生复原力影响的路径中，有3条显著路径：自尊应对方式复原力；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复原力；自尊复原力。其中社会支持对复原力的影响，是经由应对方式，再间接影响复原力，因而社会支持对复原力的影响是间接的；应对方式直接显著影响复原力，这条路径是直接的。而自尊对复原力影响，一条是直接路径，一条是经应对方式的间接路径。
3 讨论
复原力本质上是个体在困难情景下的应对能力，且内涵着积极的适应结果。复原力的建构和发展是个体与环境交互的连续的动态过程，个体在每个不同的生长阶段遇到新的危机，发展出新的应对能力，这些新的能力又再次成为复原力的重要元素，如此这样，一直不断地建构才发展出复原力［10］。乐观进取的人格特质、积极成熟的应对方式与社会适应技能包括自尊、自我价值、自我认同等在内的自我观念及个体从外界获得的社会支持与帮助是复原力重要的保护因子［11］。
有研究表明，贫困大学生复原力与“解决问题-求助”的应对模式、社会支持存在着高度的正相关，与自责、幻想的应对方式存在着高度的负相关［6］。研究结果显示，自尊水平、应对方式对贫困大学生复原力有直接的影响，同时，自尊水平还通过影响应对方式间接影响复原力，社会支持主要是通过应对方式间接影响贫困大学生复原力。提示在贫困大学生复原力建构和发展过程中，应对方式可能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
自尊是一种个体能意识到的自我评价及其情感体验，是个体适应社会环境的产物。作为一种适应性结果，反过来又会影响个体对环境的适应从而表现出适应［12］。即社会适应过程，也就是维持和获得自尊的过程。大学时期是一个人“自我统合”的关键时期，其自尊、自我价值感是在与他人的相互作用与比较过程中，来明确和确立自己在各种社会关系结构中的地位和角色的。高自尊者因其正向的、好的自我评价以及自我悦纳感，会更多地采用问题解决和求助的方式，会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因而具有较高的复原力。
社会支持是贫困大学生复原力的重要保护因子。从性质上可分为2类，一类是客观可见的支持，另一类是主观体验到的情感上的支持。获得主观支持的过程，也就是运用“解决问题-求助”应对方式的过程。因为虽然被感受到的支持并不是客观现实，但是被感知到的现实却是心理的现实，并能“作为实际的(中介)变量影响人的行为和发展”［13］，多数学者认为，主观支持比客观支持更有意义。
积极成熟的应对方式也是复原力的一个重要保护因子，“解决问题-求助”的应对方式是贫困大学生获得社会支持的一个重要途径。面对应激事件时，选择勇敢地面对压力、积极应对还是选择逃避退缩，决定了心理的适应是积极的或是消极的。且每一次面对危机，问题的解决，必定发展出新的应对能力。另一方面，高复原力者，在遇到危机应激时会更多选择积极的应对方式去面对问题。合理化为混合型的应对模式，作为复原力保护因子，不是直接降低危机因子的数量及累积性，而是协助贫困大学生转化对危机因子的观点及想法，从而间接降低危机因子的威胁。
研究结果提示，自尊及应对方式是影响贫困大学生复原力的重要因素，且应对方式是影响复原力的中介变量。着重发展大学生的应对方式、提升自尊水平，有可能提高复原力，改善心理健康。
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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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9-193-02
在政府不断放权的过程中，综合执法权的下沉是满足于社会发展的一个标志性的行政举措，在促进社会形态稳定，保证社会经济发展，切实为百姓解决生活难题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综合执法权的下沉，也是权力下移的过程，基层的行政机构及部门有着更大的执行权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强了社会综合的管理职能，伴随着近年来我市权力下沉的试点区域不断取得的政绩，我们就综合执法权力下沉前社会存在的问题进行相应的分析，同时就权力下沉后对社会综合管理职能的改善展开研究，通过对比分析权力下移对社会管理职能造成的影响，综合评述权力下移给政府行政工作的开展、百姓问题的解决带来的好处。
一、综合执法权力下移给社会带来的积极作用
城市综合执法管理是社会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的一个执法管理增长点，在我国的城市流动性的社会问题的综合管理都处于相对落后的管理水平之上。所以我国的城市流动性的综合执法管理还需要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一定的经验，扩展国内的规划定位层次，制定标准的管理制度。在与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基础上，鼓励更多的地区投入到集中性的综合执法权下移的建设之中，可以促进社会综合执法权力的集中生成。在代表中国的城市综合执法管理趋势和中国的城市管理技术情况上狠下功夫，抓住重点树立管理的发展目标。于此同时，推动我国城市综合执法权力下沉的区域网络形成，不仅可以带动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还有利于我国城市管理水平的快速进步。在一定的程度下，推动城市综合管理职能的快速发展可以带动更多的资本投入到本行业的规划之中，扩充行业领域的资金来源，减少国家财政压力，推动行业规划的快速落实。城市综合管理是城市管理的一种代表形式，尤其是在推动城市形态的快速建立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不乏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亟待解决。通过对现阶段城市执法情况的总结和预估可以窥见其发展劣势，帮助其找寻一条“适合之路”。研究城市执法管理过程中的问题及对策也是促进其平衡发展的有力措施。打造立体性的城市管理体系的核心是运用规划及政策支持增强基层部门的执法意识，提高其发展意识，进而打造一流性的综合管理体系。
二、当前城市综合执法权力未下移，社会综合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结合城市综合执法管理的特点和笔者的实际调查，笔者认为，能够对当前城市综合执法管理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当前社会个体商业流动的综合管理体系未完整建立
当前随着我国社会不断地发展，城市流动性的商业的发展模式也趋于一体化。但是在一体化建立的背后显露出的是城市综合管理服务体系的不完整，具体表现在体系的覆盖的区域有限，城管的管理效率低下，人为的执法操作方式的不健全以及个体商业缺少规范性的服务制度，并且在以中央商务区为城市经济发展主体联合运营公司开创的商业模式也缺乏相应的规范引导。在流动性商业个体自主模式的前提下，建立相应的认证管理模式是推动城市综合管理体系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是，我国商业发展受经济发展模式和政治体制的双重限制，导致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制度很难确立起来，同时在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下，综合管理体系的不完整也是导致城市流动性商业管理体系难以健全的主要因素。
（二）执法部门协调工作及管理主体沟通的效率低下
在我国综合管理规范化制度还不是完善的情况下，执法部门为了追求省事便捷，对个自身运营效率的规范性要求不断降低，而且粗糙化的服务模式也是不断地涌现。在工作沟通方面，城管部门人员的服务态度不够端正，专业技术水平较低，对管理运营效率无法进行准确性的分析，导致在工作中不断地出现纰漏，因此出现了各种暴力及社会丑陋事件，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造成与商户流动个体的关系紧张，冲突增加，给城市商业流动的工作管理造成了严重的阻碍。许多城市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的范围都经过多次调整，表现出较大的随意性。在一些城市，综合行政执法的范围实际上是“领导说了算”。同时，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一般集中的是那些专业性技术性不强的事项，专业性技术性强的事项并未集中，但专业性技术性与非专业性技术性的界限并不清晰，如何界定也大多是人为决定，这也造成了另一个层面的执法边界不清晰。
（三）城市工作管理方式的不系统，缺少以民为本的服务态度
在城市的综合流动管理过程中，执法者未做好相应的执法管理的意识宣传工作，导致执法人员缺少相应的被管理意识，时常发生冲突。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城管或者其他的执法者没有相应的人性化的管理工作方式，总是以令人难以接受的态度面对个体，对个体存在严重的歧视，导致二者关系紧张。在相应的工作落实的过程中，总是以暴力和威胁的手段处理和恫吓个体商户，给个体流动性的商户留下了极差的执法印象，造成个体流动性的商户严重的抗拒执法，形成了执法与被执法严重混乱的局面，给具体的工作落实带来了相当大的阻碍。近年来，城管执法队伍与执法对象之间发生暴力冲突的事件多有发生，实际上只有其中的极小一部分由于造成人员死亡而成为舆论的热点话题，这样的执法行为和执法态度会给社会管理和社会的公共安全带来巨大的隐患。
三、权力下移后给社会综合管理带来的积极作用
针对以上的社会综合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推行了全市的综合执法权力下沉的政策改变方针后，为社会的综合执法管理带来了新气象，具体的表现形式有下面几点：
（一）综合执法部门树立多元化全方位的综合管理目标
在城市综合管理的过程中，管理目标是多元化工作步骤的集中表现，同时，管理目标立足于层次化，具体化是保证针对不同能力的社会群体进行相应管理的基本前提。管理目标的制定是整体管理过程的向性规划，对整体的任务有着引导功能，其具体的定位设计决定着全方位的管理工作能否顺利实施。针对综合管理模式转变受传统制度制约这种状况， 完善目标的转变，现在的综合执法采取以下方法进行了工作目标的转变：1.要把目标与规划工作进行统一，以便更好地对进度进行控制和管理，而且管理和执法者要深入了解市场运转状态及发展态势，制定出符合社会管理需要的管理方案，进行人性化管理从而提高对管理目的具体性认识，做出相应的规划安排。2.在相应的管理进度安排下，管理者运用目标选择对管理方案进行优化，同时保持其进度不变的情况下继续深入工作开展。并且在设计管理方案时，需要不断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安排，并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理变更。3.由于社会的发展趋势的不断变化，在具体工作过程中还要把握好整体效果，顾及好管理现状，协调多方面积极因素进行配合，实现对管理过程的整体把握，有利于对管理进度的更好掌控。
（二）综合执法过程中建立了流动性商业管理中的人性化管理方式
在具体的商业执法管理过程中，城管队员要对流动性的个体商户赋予同情，因为他们是社会的底层人士，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生存下去。在工作落实的过程中，要以人性化的沟通和劝说对商户进行引导，消除商户的敌对情绪，及时沟通，及时协助，以恰当的眼光看待他们，及时处理好与他们的管理，在劝说的过程中，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增强他们服从管理的意识，对他们进行相应的管理执法教育，让他们理解城市管理的重要性，相互之间积极协调，工作积极配合，消除敌对的状态。
（三）综合执法过程中加强了执法思想、方式的深刻转变
在基层工作环节中要把法治思维贯穿到依法行政的管理工作环节中。在日常的工作环节中要做到人性化工作方式，是把人性道德思想融入到工作领域中去。在充分行使职能的同时，更好地发挥工作在促进社会和谐中的作用。端正自我工作执法态度，努力开展相应的工作，注意社会效应问题影响。通过深化改革创新，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整合资源，突破传统检查模式的束缚，有效排除行政干扰，大幅提升应对外部环境的能力。坚持法定职责行为的必须坚守的准则，努力改变自身的工作行政方式。要适应经济新常态下的工作方式的转变，注重法治思维的培养。学会运用法治思维、依法行政手段，解决在工作和生活方面的问题。结合自身实际能力水平，坚决做好一切城市管理工作，顺应新形势的前提下，要严格的部署日常行政管理，落实好建设所要求的重要责任。对己，严格要求，对人，严格管理。严肃纠正“习以为常，不以为然”的想法，以法律、制度为准绳，做到工作行为、个人工作开展，合法有据，无法其行不可为，坚决限制和严格控制工作中的违法乱纪行为，保证工作的正常有效健康持续发展。
四、权力下沉对社会管理职能增强的积极意义
按照法律的角度来说，高度的权力集中型不利于社会法律的建设，也不利于促进社会管理职能的发展，只有从高度集中型向地方分散型进行权力过度，给基层政府充分的行使权力，才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城市管理职能的加强，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大多数的城市都采取了权力下沉这种新型的城市管理策略，充分发挥基层和地方性政府的组织及领导能力，完成行政管理工作方式的转变，加强社会的管理，社会的主要矛盾来源于社会基层的矛盾，只有给予基层充分的自主的权力，才能切实解决好社会的普遍性矛盾及基层发展中的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的正常发展，增强基层单位的行政能力，这也是政府进行权力下移的根本意义所在。
关键词：国家形象 社会认同感 消费者 创新抵制理论
1.研究目的与方法
继Rogers在1962年提出创新采用理论之后，创新决策相关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随后Ram于1987年提出了创新抵制理论，认为在创新的生命周期中创新采用与抵制可能是同时并存的，即可能一部分人采用创新，另一部分人拒绝采用创新。因此探讨消费者为何不采用创新也是相当重要的议题。此外，Bagozzi和Lee(1999, 2002)对消费者抵抗和社会认同感的关系做过理论研究，但国家形象和社会认同感共同对消费者抵抗的实证研究还处在空白阶段。许多国家产品的竞争场所中，中国市场越来越得到关注,在消费者购买新产品的过程中国家形象这一要因值得重视的同时，也可以对社会认同感做出共同的推测。
因此本研究是带着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的：
首先，对于高科技产品的营销现象中出现在的创新抵制,Moriarty和 Kosnik（1989）曾指出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技术的不确定性，在高科技领域中这两种不确定性的指数很高，这也就是和传统营销的差别之处。这也就造成了消费者心中的恐惧，不确定和怀疑（Fear, Uncertainty, Doubt:FUD），进而对新产品产生抵制的情绪。
其次，本文从一个全球化营销的角度，阐述了国家形象在某个特定的国家中消费者在选择购买产品时产生的影响。在中国市场充斥了各个国家的高科技产品以智能手机为例，如美国，韩国及一些欧洲国家，这时国家形象的好坏对消费者的抵制心理必定会有一些影响。
第三，在消费者行为的研究中，Hawkint和 Mothersbaugh（2010)指出消费者的自我概念（self-concept）对消费者的行为意图产生影响。自我概念包括个人的自我和社会的自我，社会的自我的研究可以和社会认同感相联系，本研究从社会心理学中发展出的社会认同感这一概念出发，对社会认同感和消费者抵制心理之间关系做出探讨。
2.理论考察
2.1消费者革新采用和抵制的现有研究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一部分来源于Rogers（1995）的《创新扩散理论》，所谓的创新扩散是指：“一项新事物透过特定管道，经过一段时间，传播至社会体系成员当中的过程” （Rogers,1995），对于创新抵制，开始学者们都认为是消费者被强加创新时的反应（Osgood&Tannenbaum, 1955; Heider, 1958），随后Gerald and Melanie Wallendorf等人在1983年提出创新抵制为“抗拒改变，是用于保持现状，尤其是当感受到有压力去改变现状时”。接着Ram于1985年提出“创新抵制是一个连续性的，由正向抵制或者习惯性抵制，一直到采取主动抵制，在同年又提出“创新抵制乃是消费者对于因为创新所导致的改变所做出的一种自然性回应”。最后Ram在1987年提出了“创新抵制是消费者所提供的一种对于创新的抵制，可能因为创新所千万的改变现状，或者因为和信念结构互相冲突”，这一定义一直较广泛的被研究创新抵制的学者所采用。
2.2 与国家形象相关的研究
国家形象是指商业人士和消费者对于某一个国家产品的印象、声誉和刻板印象。Bilkey和Nes将国家形象定义为消费者对某个国家的总括印象所衍生出来的对于该国的产品的一般认知。Roth和Romeo则认为国家形象是指消费者基于他们对某国产品和营销优势和劣势的知觉而对来自于该国产品的整体知觉。
2.3 社会认同感的相关理论
社会认同理论由Tajfel于1986年提出，后由Tunner加以完善，是群体关系研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它说明了个体所获得的对所在的群体成员身份的认识，影响个体的社会知觉、社会态度以及社会行为。它还认为社会认同是一个自我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会影响到他们的社会态度和行为。Makus & Kitayama(1991)提出了“独立我”（independent self）和“互依我” （interdependent self）两种不同的自我构念，分别用来解释北美和东亚人的文化心理。所以像中国这样的互依我意识比较强的国家，我们可以推测社会认同感也会随之而强。
3.定性研究
由于现在大学生是智能手机消费的主导力量，本研究对安徽省合肥市的五所大学的学生进行了open-ended方式的面谈。定性研究首先在2012年5月-6月1个月中进行了面谈调查活动。在事先同面谈者约定好的场所，对每一位参加此次调查活动的面谈对象充分说明了本次研究的目的之后，采用自由对话的方法，对与面谈对象生活方式特性有关的人口统计学数据，衣食住行生活方式特点，经济情况，成长背景，价值观，对人关系，消费特点等情况，以及与智能手机消费活动有关的抵制动机，产品知识，产品情报取得方法，相关产品比较等相关内容进行了收集。之后为保证面谈内容的准确性与全面性还进行了个别的补充面谈调查。 定性研究的最终结果是根据对事前得到面谈对象同意，在面谈过程中获取的面谈录音以及笔记资料的整理所取得的。通过对面谈资料的整理，推断出国家形象及社会认同感共同影响了大学生消费群体在智能手机消费过程的抵制意识决定过程。根据定性研究和理论部分的考察，本研究提出以下的假想：
前提1：国家形象对智能手机的抵制意图起消极（-）的影响。
前提2：社会认同感对智能手机的抵制意图起消极（-）的影响。
【关键词】 贵州；少数民族大学生；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症状自评量表
Relationship between SSRS、TCSQ、SCL-90 of the Guizhou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Liu Yao, Zhang Yonglei, Qiao Yu, et al.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Guiyang Chinese Medical College, Guizhou 550002, P.R.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research and analyse the different level of SSRS、TCSQ、Symptom checklist 90 (SCL-90) and that three Correlations of the Guizhou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Every 1000 of the Guizhou Minority and the Han Nationality college students were assessed with Symptom checklist 90 (SCL-90)、SSRS、TCSQ through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Results SCL-90 factor and SSRS scores of the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were higher than the Han Nationality while TCSQ scores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etween them. I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different sex、sources、economy conditions with the Han Nationality college students, ther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etween the girl students、rural students、bad economy conditions students. Conclusion More attentions should be paied to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Guizhou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Founding the scientific basis for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intervention measures.
【Key words】 Guizhou;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SSRS; TCSQ; SCL-90
近几年，国内外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逐步重视起来，对其影响因素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认识到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因素是复杂而多样的，除生物性因素如个体遗传特征，以及生理特点所致的神经-内分泌变化直接影响外，国内外研究均表明社会心理因素与大学生心理健康之间有密切联系[1,2]。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作为应激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国内外不少学者从多个角度探讨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表明社会支持与应激事件引起的心身反应呈负相关，并建立了缓冲作用假说和独立作用假说[3]。应对方式有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不同的应对方式会引发不等的应激反应水平[4]。良好的应对方式可以缓解工作压力，增强适应能力，改善心身症状，应对不当则会加重压力或增加新的压力，加重应激反应[5]。而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作为心理应激的重要中介因素，也必将与贵州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研究贵州少数民族大学生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相关性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取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贵州大学、贵阳医学院、贵阳中医学院、贵州师大、贵州民族学院、遵义医学院、毕节学院、安顺师专、铜仁师专、黔南师专等少数民族和汉族大学生做SCL-90自评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应对方式量表的测试，获少数民族大学生有效问卷978人，男生482人、女生496人；经济状况较好者368人、较差者610人；来自城市的学生233人、农村学生745人；一年级学生354人、二、三年级320人、四年级304人；年龄19.8±1.20岁。获汉族大学生有效问卷964人，男生512人、女生452人；经济较好者421人、较差者543人；城市学生396人、农村学生568人；年龄19.6±1.30岁。调查对象均为自愿参加活动，排除人格障碍及严重躯体疾病者。
1.2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方法现场调查，测试前心理调查人员对协调人员进行培训，在专业心理调查人员的指导下采用统一指导语，进行团体测试，要求学生独立作答，完成后当场收回。分别将有效问卷输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测试软件系统，计算其数据。
1.3 统计学方法 对以上数据进行检查检错后输入SPSS 11.0系统进行统计分析，采用描述性分析、正态检验、方差齐性检验、u检验等统计处理。
1.4 调查工具 一般资料包括年龄、性别、民族、年级、来自城市/农村、经济情况、文/理。①症状自评量表(SCL-90)由Derogatis，L.R编制，共有90个条目，包括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偏执、精神病性等9个因子。量表采用5级评分(1分=无、2分=轻度、3分=中度、4分=偏重、5分=严重)。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②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该量表共设10个条目，包括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3个维度。③特质应对方式量表(TCSQ)分积极应对(PC)和消极应对(NC)量表分，用以评估个体在生活中对各种条件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应对策略。
2 结 果
2.1 少数民族大学生与汉族大学生比较 SCL-90得分除人际关系敏感、忧郁以外，其它各因子分均高于汉族学生(P＜0.05)，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者无显著性差异。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支持总分有统计学意义(P＜0.01)，客观支持无显著性差异。见表1。不同性别间的比较：少数民族男生在敌对、恐惧、偏执、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支持总分上高于汉族男生，有统计学意义。少数民族女生除了人际关系敏感、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客观支持，其它均显著高于汉族女生，有统计学意义。见表2。不同来源间的比较：少数民族城市学生在恐惧、支持利用度、总分上高于汉族城市学生，而在人际关系敏感、消极应对上却低于汉族的城市学生。少数民族的农村学生除了人际关系敏感、积极应对、客观支持以外，其它均高于汉族的农村学生。见表3。不同经济条件间的比较：经济状况较好的少数民族学生在恐惧、消极应对、支持利用度高于经济好的汉族学生，而在人际关系敏感、忧郁、焦虑、敌对上却低于汉族学生，显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经济状况较差的两者之间的比较客观支持无显著差异，除消极应对得分低于汉族经济差的学生以外，其它各项得分均高于汉族学生，有统计学意义。见表4。
2.2 SCL-90各因子与消极应对呈正相关，与其它各项呈负相关。见表5。
3 讨 论
贵州少数民族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我们一系列的研究中发现，贵州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全国常模，在此次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少数民族大学生在与汉族大学生的比较中除了人际关系敏感、忧郁以外SCL-90各项得分均有显著性差异，在主观支持、利用度、支持总分上亦高于汉族学生，但在应对方式上无显著性差异。这说明在与同样大多来自本省的汉族学生相比，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仍低，而生活的单调似乎更能让少数民族学生主观上体验到来自亲戚、同学的支持，利用也比汉族学生好，这对心理健康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少数民族女生远离熟悉的环境，来到一个充满竞争、挫折、陌生的环境时，可能体验到更多的内心不安、焦虑和躯体不适等，而少数民族男生与汉族学生相比差异就相对较小，而少数民族学生更多的利用社会支持，也许这是他们缓解压力、有效利用的方法之一。同样，来自农村的少数民族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更低，也许这是无助、对现实的无奈压抑于内心，而后转化成各种症状表现出来所导致的，也许正是他们在消极应对上得分高的原因，他们的主观支持、利用度、总分也要高于汉族的农村学生。同样来自城市的少数民族和汉族学生比较时，只有恐惧、精神病性较汉族城市学生得分高，而人际关系敏感得分却低于汉族城市学生，这就看出同样来自城市的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差异不大，可能是由于他们之间的生活环境、教育条件上差别不大的原因。而在消极应对得分上汉族的城市学生得分更高，可能是少数民族学生体验到的优势更大、对问题解决更积极。然而，经济条件上的好坏更反应在了心理健康水平上，少数民族经济差的学生各项得分明显较汉族学生高，但是在消极应对上的得分却低。也许正是他们不怕困难、勇敢面对的态度才让他们考上大学，以致这种态度延续至今。在经济条件好的少数民族和汉族学生间的比较中，汉族学生有更多的项目得分较少数民族学生高，可能正如前面提到的经济好的少数民族学生在同其他少数民族学生的比较中可能体验到更多的优越感，同时更依赖于他人，更多的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在少数民族大学生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和心理健康的相关性研究上和其他研究的结果基本一致，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积极应对呈负相关，与消极应对呈正相关。总之，少数民族大学女生、来自农村、经济条件差的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更不乐观，为此我们应该加强健康教育，增加来自学校、家庭、社会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各方面支持，提供好的学习、生活环境，从而提高贵州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素质。
4 参考文献
［1］戴梅竟,王培,刘新军,等.大学生健康危险因素分析.中国学校卫生,1995,16(4):281
［2］Takai A, Vemalsu M, Kaiya H, et al. Coping style to basic disorders among schizophrenics. Acta psychiater scand, 1990,82:289
［3］姜乾金主编.医学心理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189
［4］Folkmans LR, Dunkel-schetter, et al. Dynamics of a stressful: cog-nitive appravisal, coping and encounter outcomes. T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psychology, 1986,50(50):992-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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