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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原发性高血压 社区 护理
Doi：10.3969/j.issn.1671-8801.2014.02.401
【中图分类号】R4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8801（2014）02-0275-01
随着我国生活质量的提高一级社会老龄化的趋势，人们对于社区的医疗需求在逐渐增加，其中，原发性高血压是社区中最常见的“富贵病”之一，这与社会的进步相伴而生。原发性高血压是一个有多种因素诱发的不断进展的心血管综合症，会导致心脏及血管的功能恶化结构改变。
原发性高血压的多种诱因与生活习惯息息相关，其中油脂和肉类的大量食用是其中最主要的诱因。改变通过改变心血管的功能和结构最终导致器官的功能衰竭，从而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因此，需要通过社区护理的干预来减少或降低原发性高血压的发生。有数据报道，我国有1.6亿人的高血压患者，其中，有1/4的患者服药，但血药控制在正常范围内的仅有5.9%。从2010年某医院对所在社区的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护理干预，效果明显，报告如下。
1 社区护理
社区护理对于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康复有很大帮助，社区护理主要包括人力护理、药物治疗护理以及并发症护理。
1.1 心理护理。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大部分是年长的人，他们对于任何疾病都有一种心理障碍，加之原发性高血压患者长期服用降压药，但效果又不是很好，这样时间长了，会更加重患者的心理障碍。社区护理首先从心理护理开始，摸清楚社区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心理状况，社区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对社区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精细心理疏导和心理上的治理，通过心理护理，让患者及时了解原发性高血疾病的认识，了解该病的发展及病因以及相应的治理过程，弄清楚原发性高血压的治疗过程。其次，要让患者主动接受治疗，可通过患者的文化水平以及业余爱好等入手，组织文化娱乐活动，让患者的心情愉悦，降低治理的抵触情绪，在有主动接受质量的意愿下，要坚持用药，坚持长期积累的心理压力，有利于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康复。
1.2 药物治理护理。在做好社区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心理护理的同时，要进行药物质量护理，药物质量护理是最有效、最根本的控制原发性高血压的方法。药物质量护理是高血压患者的实质治疗过程，与心理护理不同的是，药物治理护理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社区医护人员要做好临床的用药指导，用药的类别和剂量要科学合理，要更加患者的具体情况而制定服药的流程。在药物治理护理前，要给患者解释药物治理的目的和意义，并指导患者的合理服药。在药物治理过程中如有不良反应等要及时与社区医务人员沟通解决，不能擅自停药或改变以前的治理方案。需要指出的是，社区医务人员要想患者说明长期坚持服药的重要性和服药过程中的可能性。只有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弄清楚该疾病的治理全过程，患者才会积极配合进行药物治理工作。
1.3 并发症的护理。众所周知，原发性高血压会有各种并发症的出现，尤其是老年人或重度高血压患者，常见的情况是高血压患者血压会骤然升高，容易出现高血压脑病和高血压危象，严重的会出现神志模糊、昏厥的现象，此时，社区医务人员应当将患者给予半坐卧姿态，如遇严重者则将加床栏进行保护，并及时观察患者呼吸的变化、意识的变化，测量其心率、呼吸血压的变化情况，10-15分钟测量一次血压，如果患者的情况有向严重发展的趋势应及时联系医院。高血压并发症的护理需要医务人员有专业的素养和及时的反应能力。
1.4 其他护理。社区护理处理上述三种护理外，还应包括对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健康教育、饮食指导、康复运动以及自我检测血压等指导。
社区医务人员要及时向患者宣传发放与高血压有关的健康教育资料，举办高血压的知识讲座，让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对该疾病有个疾病的了解。在饮食方面，社区医护人员应当给予及时的指导，例如，饮食以清淡为主，每日食盐量在3-5克等。康复运动指导，社区医务人员实时指导患者进行康复运动，应该以有氧运动为主，慢跑或步行是最好的运动方式。社区医务人员应对指导患者学习自测血压的技术，让患者及时了解自己病情的发展。
2 结果
通过对2010年某医院对于社区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护理情况调查，发现没有一名患者致死的案例，说明社区原发性高血压护理的工作是有必要的，通过该院的护理结果可以看出，原发性高血压进行社区原护理干预，可极大的提高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生活质量。
3 讨论
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在社区治理、护理中，发现他们对该疾病的认识有限，常常做出错误的治理方法或者干脆不治疗仍其发展。社区医务人员应及时对这部分患者进行该方面的健康教育，是患者对该疾病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对其不良反应的预防、并发症的治理以及及时用药给予及时的指导，以便配合社区医务人员积极治理，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
对于较为严重的原发性高血压患者来说，要具备随时策略血压的条件，随时了解疾病的发展程度。对于长期用药的药物治疗患者，医务人员要定期家访，除做必要的健康教育外，还要对患者的用药行为进行检测和指导，并根据血压的高低定期到医院进行复诊，通过复诊可及时发现并发症的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可大大减少原发性高血压基本的发病率。
原发性高血压患者是社区最常见的疾病之一，社区医务护理对该疾病的发病率控制起到很好的控制作用，也是社区护理工作的重点对象。原发性高血压的控制以社区医务人员的健康教育为起点，进行饮食干预、运动锻炼干预、心理护理干预、用药干预等多方位措施。
参考文献
[1] 周爱惠.依托电子健康档案对社区高血压人群的护理干预对策[J].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11（06）
[2] 章霖，邓云.高血压病患者的社区护理干预效果[J].中国现代医药杂志.2006（11）
关键词：城市治理；新公共管理理论；社区管理；启示
究竟什么是城市治理呢？不同的学者观点是不一样的。第一类认为治理是一种统治方式，其手段是运用权力对社会资源进行整合。第二类强调治理的过程特征。这种治理是“一种综合的全社会过程”，它强调以“协调”为手段，而不是协调和控制。第三类认为城市治理是社会关系的一种体现，包括国家和公民、执法者和守法者、政府与可控性的关系。第四类则认为治理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理想，是为了应对政府自身无法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时的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
新公共管理理论作为城市治理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对城市管理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治理作为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一种手段，它的实施必然要依赖一定的理论，而新公共管理理论就是这样一种理论。城市治理从宏观层面来讲，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运用对于提高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和政府的运作效率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当然，从微观层次上来说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运用对于我国的社区管理和服务同样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
（一）主要思想
新公共管理建立在对传统行政的批判和吸收基础之上，其主要思想有以下几点：
第一，新公共管理强调“顾客”导向，要求政府必须对社会公众作出回应。[1]。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公众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政府是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存在，积极与公众互动，而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管理者。第二，新公共管理消除了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通过引入市场机制，采取企业管理的成功的方法和经验对社会事务进行管理，将一部分职能转移到私人部门，从而实现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的目的。第三，新公共管理改革强调管理者的风险意识和应对变化的能力，即倡导企业型的领导者，从而提高管理的绩效。第四，新公共管理认为授权或分权的方式是政府进行有效管理的方式。政府应当像企业界一样，将权力下放到各部门，实现各部门之间的自我管理和相互合作。第五，新公共管理强调绩效目标的管理和控制，并根据绩效目标对完成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第六，新公共发挥管理重视行政机构和公务员的功能，要求其制定有效的社会政策以促进社会进步。
（二）特征
新公共管理与传统的公共管理不同，具有自身比较明显的几个特征：（1）公共性。这种公共性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新公共管理的对象是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服务。其次，新公共管理过程的公共性，在管理的过程中，，其他公共管理的主体会参与到治理过程中来，因此，政府部门不再是唯一的公共管理者。最后，公共管理总离不开公共权力。公共管理的权共管理的过程具有公共性。力是公民及社会成员赋予的，其运用必须服从公共利益，否则将失去权力的合法性。（2）公平性。新公共管理强调逐步以公平正义与管理效率并重，而不是像传统行政理论那样过分注重效率。（3）合法性。合法性即在管理的过程中要积极遵循宪法和法律。4）效能性。效能目标的确定应该体现公共管理和公共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5）适应性。任何一个公共管理系统都需要与外部环境相适应，新公共管理理论则强调管理主体的多元性和彼此的相互竞争性，从而及时有效地解决公共问题，促进社会的发展。6）回应性。回应性实际上强调的是公共管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良好互动；一方面要求公共管理的主体要积极加强对公民或社会的关注，另一方面要求公众参与到公共管理的决策过程中来；同时要求切实尊重和保护公民的权利。
二、社区管理
（一）社区管理
社区是人们生活在一定地域内的生活共同体，人们的生活要有序地进行和开展，必然要求对社区内的事务进行管理，也就是所谓的“社区管理”。在我国，社区管理是在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结构、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文化以及行为方式等各方面的变化而提出来的。社区管理是指社区职能部门对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各项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的自我管理。
（二）社区工作和管理的现状、问题
近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的社区管理和服务工作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在加强社区工作人员队伍建设，改善社区工作人员的经济待遇以及改善社区办公环境，积极开展社区服务活动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仍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社区体制的问题，社区资源利用问题，社区建设资金没有保证，社区队伍素质不高，社区服务的服务范围和方式有限，服务效果不显著等问题。社区工作的问题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行政化现象突出。社区作为基层群众的自治组织，其主要职责是宣传教育，办理居民相关的公共事务，协助有关部门做好相关工作，并及时反应居民的意见和建议。然而，实际工作中社区承担的却是随着形势的发展，目前社区居委会实际履行的职能很多都是与党委和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一一对应设置的，其中包括劳动保障、民政优抚、城管创建、计划生育、综合治理、社区党建等六大职能。第二，社区建设工作投资机制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社区建设缺乏计划性，社区建设没有列入政府的发展规划，因此缺乏自身发展的专项基金；二是筹资渠道狭窄，资金来源不足，除了来自政府拨款的专项资金外，社区在建设的过程中，经要自行筹集资金。
第三，社区服务工作弱化。当前社区服务工作还不够完善，除一部分大的社区社区工作开展的比较好外，许多社区存在社区服务基础设施落后，社区服务体系不完备等问题。此外，在社区管理方面，我国仍然存在政企不分，政府行政管理和社区自治管理混为一谈的现象。
三、新公共管理对于社区管理的启示
针对当前我国社区管理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借鉴新公共管理的相关管理理念，我们认为做好当前的社区管理工作，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1）改革社区现行管理体制。社区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其一要实现自己的功能：为居民群众提供服务的功能和完成行政管理工作任务的功能。其二，在协助政府工作方面，政府应赋予社区足够的权力和提供相应的资源来处理问题，并且这个协工作不能是工作任务的转移。总之，做好社区管理工作，各部门之间要做到职责分明，各司其职，同时又要密切合作，充分发挥社区作为基层自治群体的作用，实现社会主义的民主，同时要增强广大居民的参与。
（2）健全社区考核和激励机制。新公共管理认为社区管理应当确立明确的绩效目标，既包括组织的目标又包括个人的目标。对于目标的实现程度，要进行测量和评估。首先，要加强对社区人员的培训和考核，培训主要是培训社区工作人员的政治素质、政策理论等等。与此同时，要让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工作人员的考核过程中来，充分发挥民主。其次，可以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在改善社区工作人员经济待遇的基础上，对工作成绩突出的社区工作人员应当给予提拔和奖励，以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3）实现社区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改进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社区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除了政府的拨款以外，应当吸引其企业、社会组织的资金，以缓解资金不足的状况。
（4）提供多样化的社区服务活动。新公共管理强调顾客取向，社区居民作为顾客，通常会有多种多样的需求，那么社区的管理者就应当给予居民的需求以回应，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四、总结
综上所述，新公共管理理论作为在传统行政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理论，更好地处理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助于社会的发展进步。基于新公共管理的特点，在实际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要注重发挥他们的特性。政府不能调节的问题尽量交给市场，对于市场无法调节的问题，政府也应当充分自身的作用来调节。在回应公众需求方面，政府要坚持顾客导向，公众也应当提升自己管理社会事务的参与度。
总之，新公共管理理论克服了政府传统管理的弱点，充分发挥了市场的作用，有利于提高效率，对于我国的社区工作和社区服务意义重大。在平常的工作和管理过程中，我们应当依据实际情况借鉴和运用，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作者单位：湖南农业大学）
参考文献：
[1]杨明伟，新公共管理理论评述[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5（12）：19-23.
[2唐春丽，新公共管理的主要思想及启示[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7（09）：119-122.
[3]邓智明，新公共管理在环境保护中的运用[J]法制与管理，2002（11）6-9.
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谈到，20世纪六七十年展中国家城乡差距时强调：“政治现代化的源泉在城市，而政治稳定的源泉却在农村”，“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城市不单是动荡的场所，而且也是政府反对派的大本营”。我对亨廷顿的这个观点印象十分深刻。
2010年10月，我到非洲访问，切身感受到了一些非洲国家的“底层治理之痛”。这些国家的上层治理结构正在逐步改善，下层治理结构并未同步改善，而下层治理结构的脆弱极有可能导致上层治理结构的坍塌。这些非洲国家的上层精英大都曾在欧美或南非求学，显得彬彬有礼，有宽阔的视野、远大抱负和政治头脑。但是，这些国家治理的真正问题并不全在上层，而主要在于数量庞大却不能有效组织的底层民众。这些底层民众在传统社会里曾被部族有效控制，而今天这些国家底层社会的组织资源已被频繁的内战、种族屠杀、移民潮、市场经济等破坏，于是底层社会演变为“一盘散沙”，上层治理结构与底层治理结构之间缺乏有机联系，形成上下“两张皮”。由于底层社会不能有效组织，其丰富的资源难以开发、汲取而导致国家贫穷，国家的贫穷加剧了上层治理主体对外部援助的依赖。作为联结上层统治者与底层民众的行政管理人员（政府官员），在得不到政府足够的财源支持和底层民众有效认同的情况下，执行能力低下、腐败成风、裙带主义蔓延以及丧失公务员的理想与精神。这就是今天某些非洲国家的现状，其问题主要在于“一盘散沙”似的民众不能被有效地组织起来，上下之间缺乏连接，这是非洲国家治理的“真正之痛”。
以我访问的非洲某国为例，全国人口6000万，首都人口1000万，其中大部分没有就业，整个首都就像农村的大集市，人来熙熙，人去攘攘，无所事事。国家总统的心病是：一旦有政敌在广大民众中煽动，或一旦出现天灾人祸，首都将立刻陷入混乱之中。所以，总统要搞农村复兴计划，希望通过农村复兴把首都多余的人口吸回农村，减轻首都安全的压力。在缺乏有效政治动员手段的条件下，这位总统只能寄希望于以经济手段解决问题。
总之，无论是非洲，还是亚洲、拉丁美洲，几乎世界上一切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城镇化的挑战。这个挑战就是大量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社区以后需要就业、居住、生活、福利、娱乐、学习等，而且这些人口时刻处于流动之中，如何做好他们的工作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一旦处理不好，将会引发连锁反应。
多年来，我几乎每年坚持回老家，除了看望老家的长辈，也想借此机会以家乡的变化为窗口观察中国乡村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我所在的村有2000多人，我所在的社区有200多人，但近几年每年回家时都会发现人越来越少。2012年春节回家乡，听老人讲，我们村目前人口不足200人，我们社区男女老少不足20人，只相当于20世纪鼎盛时期的1/10。大部分青壮年都外出打工，随着农民工工资的上涨和收入增加，不少村民都在县城买房，条件好的在省城或市里买房，由于小孩在城镇上学，家里50岁以上老人基本居住在城镇，一家几乎不再回到农村。
[关键词]：微观组织；社区；自我整合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正在成为一个全社会所关注的重大问题。新农村建设不可避免地要回答的问题是：新农村建设为谁而建，由谁来建。按照惯常的思维自然是中央出政策，地方出规划，基层来组织。但是，伴随农业税的免除和乡村治理体制改革，相当多数地区的农村基层政府与基层组织由于财政经费的缺乏而处于维持状态，难以承担组织动员农民、整合资源，进行新农村建设的重任。由此需要重新构造农村微观组织体系，大力推动乡村社区民间组织的发育，使之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织载体。本文将结合中国农村基层组织体系状况，以湖北省一个乡镇的农村社区建设经验为例，探讨农村微观组织再造与社区自我整合问题。
一、乡村治理体系中社区民间组织的缺失
在传统中国，乡村治理体制是官治与民治的二元并存结构。除征税征兵以外，国家不直接干预乡村内部事务，处于孤立分散状态的乡村主要依靠民间社会资源进行自我整合。自近代以来，伴随现代国家建设，乡村治理体制开始趋于单轨制。一方面，国家将原来散落在各个村落的权力集中为统一的，形成自上而下的单一行政治理体制；另一方面，国家又要将其意志极力渗透到分散孤立的乡村，促使乡村社会的国家化。近代以来，特别是1949年以来，中国的乡村经过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改造，建立了覆盖全国农村的基层政权组织体系。但同时，原有的内生于乡村内部的组织及其整合机制趋于消失。
自上而下的单一行政治理对于将分散孤立的乡村迅速整合到国家体系中有其积极意义，但这种整合主要是依靠外部性的国家力量所进行的外部性整合，它在将乡村和农民带入国家体系的同时，却中止或者割断了乡村内部农民之间的联系，发轫于乡村内部和农民需求并联结农民的自组织基本不复存在。而外部性国家治理乡村的体制一旦发生变化，乡村内部没有相应的组织来承接和应对大量农村内部公共事务，进行自我整合，由此就会陷于“治理真空”。
而造成单一的行政化治理体制不断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又在于这一治理体制所赖以存在的财政体制。体制是单一的行政化治理达到极致的体制。这一体制存续的基础就是“政社合一”，即政权组织和经济组织合为一体。上千万农村干部（包括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是由公社集体经济供养的准国家干部，农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办理主要依靠集体经济的支持。国家依靠这一体制，既实现了国家意志的渗透，又节省了大量的行政成本。当然，它的代价是由农民支付着本应由国家承担的治理成本，其后果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逐渐降低和农民对国家的高度依附。正是基于此，农村改革后，分户经营体制取代了体制。分户经营体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自主性，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构造了乡村治理体制，即实行“政社分开”，农村基层实行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是在体制解体并出现“治理真空”时产生的，是农村微观组织体制的重构。作为村民自治组织载体的村民委员会是村民群众自治组织。但是，村民委员会及其下属的村民小组仍然属于国家管理农村居民的基层组织，仍然属于一种外部性的制度安排，由此使村和组（大多由公社时期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改名而生）具有天然的行政地域属性和服从国家的公共管理功能（从国家的行政管理看，村民委员会又被视之为“行政村”）。在宏观的单一制下，法定的自治组织与实际的基层行政组织合为一体，并大量承载着自上而下的行政功能，由此使村民委员会及其下属的村民小组更多地具有行政化的色彩，即它们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完成政府交办的各种任务，而不是基于本社区内部需要的公共事务。与公社体制相同的是，改革后的农村基层治理的经费仍然主要来源于农民。由于包括政府任务在内的公共事务的迅速增多和人员的增加，以各种税费为主要内容的农民负担日益沉重，以致达到农民不得不离开土地而“抛荒”和“民怨沸腾”的程度。为此，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央政府决定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并免除农业税。在这一过程中，还开展了以合并村组、合并乡镇、“减人减事减支”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治理体制改革。
税费改革和乡村治理体制改革是围绕减轻农民负担而展开的。这一改革同公社体制改革之初一样，又面临着农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无钱办、无人管的问题，即外部性治理体制一旦变动，没有内生的社区组织来承接原由行政化组织所承担的事务，农村迅速重新陷入一盘散沙的“治理真空”境地。一是村组干部人数大量减少。在中部地区的村，如有2000—3000人，一般规定配村干部5人左右，许多村民小组的组长由村干部兼任。二是免除农业税费以后，村组基本没有公用财力，也没有了从内部获取资源的体制性渠道。三是村组干部减少后，村组干部更缺乏精力和时间处理本村公共事务。另外，村组干部的报酬由县一级财政支付，具有“工资化”的倾向，从而更强化了村组干部对上级政府的依赖。所以，农村税费改革的一个预想不到的后果是行政化治理进一步向村组渗透，而大量基于乡村社区内部，需要以自治的方式加以处理的公共事务却陷于无组织依托办理的困境。这实际也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中的一个共同性问题，即一旦外部性的行政（党政）整合机制发生变化或者链条中断后，没有内生的自组织加以替代，缺乏自我整合的机制。要解决这一“治理真空”问题，必须重新构造微观组织体系，特别是注重内生的社区民间组织的发育。湖北省杨林桥镇在农村税费改革中产生的农村社区建设经验为我们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提供了经验性范例。
二、杨林桥镇社区建设的动因及自我整合机制
湖北省秭归县位于长江三峡大坝坝址所在地，是典型的山区，还是国家级贫困县。杨林桥镇位于该县西南部的高寒山区，自然条件差，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近年，该镇利用兴建三峡大坝的机遇，经济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农村贫困状况得到很大改善。特别是交通状况的改善，将长期封闭的山区农民与山外的大市场紧密联系起来，经济社会发展对村庄外部的依存度愈来愈高，人们对当地社会公益事业的需求也愈来愈强。但是，该镇兴办农村公益事业的物质基础很薄弱，特别是在税费改革后遇到了新的问题，无法满足农民对兴办农村公益事业的需求。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维护农村稳定，杨林桥镇贯彻中央的税费改革政策，从!""&年下半年开始，取消了统一规定的积累工和义务工等筹劳项目以及以资代劳和道路、教育等集资项目，同时进行乡村机构配套改革。然而杨林桥镇和全国其他农业地区一样，农村水利工程、乡村道路建设、校舍改造等公益事业的办理出现了新的“空壳化”现象。
首先是无钱办事，发展农村公益事业的投入严重不足，并且正在成为发展投入的一个“盲区”。一方面，取消和减免各种税费后，加剧了乡镇财政的收支矛盾，过去主要依靠向农民收费来维系的农村公益事业发展，现在只能按照“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政策规定来办，由于标准低、数额少，与解决农村公益事业发展问题的实际需要相距甚远。另一方面，统筹城乡发展的公共财政体制尚未建立，上级财政转移支付数额有限，杨林桥镇各个村转移支付只有20000多元，支付村组干部的工资后，所剩无几，根本没钱办理乡村的公益事业项目。其次是无人理事，农村公益事业发展出现了无组织机构管理协调的“治理真空”局面。杨林桥镇进行乡镇机构配套改革，裁减和辞退富余人员，机关工作人员只保留30人左右，撤销和合并了各种事业单位，这些单位的一些职能被转并到了乡镇和县直其他单位，但人手、经费都不足，公共服务职能严重弱化。同时从2001年下半年开始，为适应税费改革的要求，杨林桥镇将36个村304个村民小组合并成14个村84个村民小组，平均每村1800多人，600多户，一个小组97户，一个村的村干部不过三五人，平均一人管150多户。乡镇财政既要保吃饭，又要还债务，发展农村公益事业成了出力不讨好的事，因而乡村基层政府和组织缺乏积极性。特别是乡镇干部人数大大减少，主要精力只能用于贯彻和完成上级政府布置的任务，根本无力和无暇顾及本地公益事业。
“危机孕育着生机”。当外部性整合“缺位”时，基于乡村内部和农民需要的自组织力量也有可能产生，并填补“治理真空”。正当当地干部和村民面对“治理真空”一筹莫展时，农民自己组织起来解决自身面临的公共性问题的活动得以出现，其初始动因便是道路修建。
杨林桥镇是典型的山区，离秭归县城有60多公里，道路沿高山盘绕九曲十八弯，平均海拔1000多米，农户大多分散居住在山区，原先县乡道路没打通时，许多人一辈子没有出过大山，农村的道路建设确实困扰了山区里许多代人的出行问题。修路可以说是山区人最为迫切的公共需要。该镇凤凰岭村4组，有个叫铁炉冲的小自然村，有11户42名村民，三面环山一面临崖，仅有一条悬崖上开凿的小道与外界联系。两人相遇，得侧着身子才能通过。眼看山下的农民依靠种蔬菜、种烤烟脱贫致富，铁炉冲的村民却连喂养的猪都卖不出去。有胆大的请几个人下山卖猪，可连续有7头猪滚下悬崖，村民们心都凉了半截。以前由于对国家的依附而产生依赖思想，总是希望上级能拨付经费并组织修建道路。2002年，村组合并后，为数不多的村干部很少光顾该地，更无钱投入，该村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失去依赖的村民只好自发地组织起来，推举袁学商领头，连开五次会，最后一次用稿纸写下修路计划，各户签名盖章，共同举手宣誓：依靠自己的力量修路，一年不成两年，总有一天要修通。22个劳动力，靠卖猪、鸡蛋凑起2万余元，连续3个冬春闲月，投工5600多个，1037天，终于在悬崖上开凿出一条2公里的山区公路。村民种的烤烟、野菜能运出去了。2004年人均收入达到了3000多元。
受到铁炉冲依靠村民自己办理自己最需要的公益事业的启发，2003年5月，镇党委和政府引入当时正流行于城市的“社区建设”的理念，并首先在白鹤洞村进行农村社区建设试点。试点成功后便在全镇统一推行。2003年7月1日，杨林桥镇正式开始撤销运行多年的村民小组建制，组建农村社区。按照“地域相近、产业趋同、利益共享、规模适度、群众自愿”的原则，全镇14个村成立社区306个，互助组1034个。每个社区30个左右农户，设理事长1人，理事2—3人，共“海选”出理事会成员1028人，建立了“村委会—社区理事会—互助组—基本农户”的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组织机构。社区理事会在村党总支和村委会的领导下，以议事恳谈会为主要形式，广泛听取社区农户的意见和建议，形成决议，再付诸实施，行使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职责，“要办什么，不办什么，先办什么，后办什么”完全由农民群众自己说了算，实现了真正的群众当家作主。
从表1可以看出，村民小组延续了时期生产队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行政色彩较浓厚。农村税费改革和合村并组以后，村民小组无法满足新时期农村公益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农村社区与村民小组从服务户数、事务范围、产生方式、工作方式、责任指向和报酬的有无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杨林桥镇杨林桥村村支书王太富说：“以前当组长，是村委指派的，上头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现在当理事长，是海选的，每件事都是老百姓自己坐下来协商好，干的都是农民想干的。”“以前的村干部就是处乱子（解决民事纠纷）、收款子（收农业税）、刮娃子（抓计划生育），根本没有精力想发展。现在从小事中解放出来，能考虑大事了。”
表1：杨林镇农村社区与村民小组的区别
数量87个306个
户数97户/组30户/社区
产生方式村委会指派村民投票选举
报酬由村提留提取无报酬或项目奖励
工作方式行政命令方式协商肯谈方式
事务范围上级任务为主本社区事务
责任指向向上级负责对村民负责
村民自治的主体是村民。但是，长期以来，自治的组织载体单一，主要是依靠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而村和组的行政功能较强，村民广泛参与公共事务缺乏必要的组织载体。杨林桥镇通过农民自组织农村社区这一载体，重新构造农村微观组织，深化了村民自治的内涵，突出农民参与，建立起“大家的事情大家办、大家的事情大家议”的活动机制。白鹤洞村25社区于!2004年6月10日就农网改造问题共同讨论并定出的一套方案是：（1）每户集资15元，选一人负责经营（师傅吃饭每人一天一顿5元的标准，由集资中开支，烟在外，给师傅烟时，必须要有证人）。（2）不交钱的献出杆子一根（7米长、粗一尺二，大叶春木不要）。（3）不够用的钱大家补，用不完的退到农户，做到不存不挂。不上工的付多做工的每天20元。社区理事会根据村民的需求开展社区服务活动，如民事调解、举办科技培训活动、提供经济信息等，自发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使过去很多不通公路的地方打通了道路，农家生产的无公害蔬菜和粮食可以运出山外，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和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杨林桥镇各社区2004年兴办基础设施25个，集资12496元，投工51155个，维修公路492公里，新修公路49.8公里，同时也减少了投入成本。响水洞村13社区王太成说，他们自发在海拔800米的山上修路0.5公里，集资和投工共花费1600元左右，而政府按照这个标准修路则至少需要5000元。近年，社区的饮水、供电、通讯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小农户与大市场有机地连接起来了。
社区在为农民参与提供组织平台的同时，也建立起相应的行为规则，从而形成社区自我整合的机制。这一机制的基础是利益共享。农村社区发轫于当地居民最迫切的修路需求，正是道路修建后社区成员可以共同受益，才促使社区成员自愿投资投劳，没有感到这是额外的“负担”。社区自我整合机制的活动原则是商议共识和公共舆论。社区要办的事由社区成员共同讨论，对于讨论通过的事，虽然允许有少数人不同意或不愿参与这种情况出现，但这些“反对者”也面临着利益和道德的双重压力。响水洞村13社区王太成说，他们自发在海拔800米的山上修路，当时讨论集资，规定“摩托车10元，拖拉机50元，自行车5元，人均3元”，集资方案拿出来以后，80%-的人同意，只有20%-的人不同意。但是村社区是熟人共同体，20%-的人面临公众舆论压力，别人在修路，自己不修路，以后走在别人费钱费力修的路上怎能心安理得呢？王太成说，后来这部分人也参与到集资建路中来，或者以其他方式为自己的“过失”进行补偿。
民间性的社区组织还为整合各种资源提供了开放性平台。现阶段的农村处于大流动和大变动之中，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大量农村精英外流，但这并不意味农村组织资源完全枯竭。关键在于开发和利用。由公社体制沿袭下来的村组体制是与户籍制、土地承包制相伴随的。行政化的村组体制只是将村组干部作为领导者和组织者，其他民间精英往往被排斥在外。传统的村组体制打破后，实行社区体制，则有助于将各种民间精英吸纳到社区组织中来，丰富农村组织资源。一是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各种“致富能人”得以进入社区理事会，成为主事者和社区致富的带头人。杨林桥社区理事会的会长有相当一部分是近年跑运输，种蔬菜、魔芋、烤烟的能人。以往，他们只是考虑自己的利益，但当他们进入社区组织中心以后，道德荣誉感促使他们考虑社区共同富裕的问题。他们通过传授技术，带动社区成员种植经济作物，带来更大效益，实现社区整体“共赢”。二是由城镇返乡居住的人得以进入社区理事会。这部分人在村组体制下根本没有进入社区组织中心的可能。实行社区体制以后，他们以居住者的身份参与社区活动，并以其特有的见识、权威和资源在社区内发挥主导性作用。
三、杨林桥镇社区自我整合的效能与启示
杨林桥镇以民间性的社区组织建设，重新构造农村微观组织体制，解决农村公益事业办理难的问题，填补了外部整合“缺位”和“治理真空”，取得了初步成效。与传统的村组体制相比，其成效及其对当前新农村建设的启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要变动员式参与为主动性参与。20世纪以来，伴随国家政权建设和外部性整合，成为唯一整合力量的是对农民的外部性动员。这种动员式参与的直接后果是培育了农村社区和农民对外部力量的依从性和依赖性。一旦外部整合发生变化，农村社区内部就有可能无所适从。这种“等、靠、要”的思想已深深浸润在广大农村干部与村民之中，在新农村建设中也处处可见。如新农村建设本来是为农民而建，但许多农民却无动于衷，认为只是政府行为或者“政府政绩”。杨林桥社区建设的突出功能是将“政府要”变成“我自己要干”。社区事务来自农民需求，社区治理由农民讨论，农民通过社区组织平台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第二，要开发农村内部的组织资源。在20世纪的外部性整合过程中，乡村组织基本上都是由国家自上而下建构和延伸的，这一组织体制是适应于国家对乡村资源的汲取和社会改造的。而在当前的新农村建设中，国家由向农村汲取资源转为支持农村发展，大量的资源将输入农村。但是，自上而下的输入不可能穷尽农村所有事务，更不可能由政府包办一切。如在道路建设中，中央、省、市、县财政主要用于主干道的建设，而农户与主干道连接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关键的一公里”，却得由农村自我负责。在新农村建设中，会产生大量农村内部事务。这些事务需要相应的组织加以处理，传统的县、乡、村、组的行政一体化组织体制显然已不适应这一要求。杨林桥社区建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也为新农村建设中开发农村内部的组织资源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第三，要节省乡村治理成本。20世纪以来，乡村治理体制之所以不断发生变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外部性整合的治理成本过高。这一治理成本是多方面的，包括财政成本、行政成本和心理成本。单一的行政治理并不都是为了从农村汲取资源，有的的确是为农村发展谋取利益，但是，单向度的行政吸纳资源的方式将被吸纳者排斥在外，使他们将无论何种政府行为都视之为外在于自己的“负担”或者与自己无关的“公事”。杨林桥社区建设的重要经验是在构造农村微观组织的同时，重新构造着农民的治理成本意识。大家的事大家办，大家的财大家管，调动了农民投资投劳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尽管为修路，他们的集资集劳早已超出政府设定的限制，但是农民并没有感到这是不可忍受的“额外负担”。因为投资投劳是为自己谋求福利，并直接接受投资投劳者对全过程的监督。
社区的概念原本就来自乡村，其核心精神是形成具有共同的认同和归属感的生活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基础是共同体成员的公共需求，并主要依靠社区自身的力量进行整合。但长时间以来，由于单一的行政化治理，社区的理念未能进入乡村。杨林桥镇率先将社区的理念引入乡村治理中，并以社区体制重新构造农村微观组织体系，对于构建乡村自我整合机制具有重要启示性意义。
〔关键词〕 草根社区自治组织；公民治理意识；公民精神；Logistic回归
〔中图分类号〕D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2－0032－0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地方政府生态管理与绿色社区志愿者组织成长的互动关系研究” （7117309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层政府信任与社区志愿者组织成长的内在关联性研究”（70903002）；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江苏绿色社区志愿服务研究” （11SHC00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地方政府社会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研究”（09YJC810022）；2011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
〔作者简介〕梁莹，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博士，江苏南京 210093。
巴伯曾说过：“民主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民主是一项持续性的实验，而不是一系列固定的准则。” 〔1〕民主的理念在当代社会很少被公开质疑，然而无可否认的是，民主仍是社会科学领域中最具争议的议题之一。〔2〕在迈向人类民主化的治理宏图中，政治理论家与实务者都将民主作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旅途中的至高使命。古代雅典、罗马的民主印象成为政治学者挥之不去的美好期待，有过挫折、有过喜悦，政治民主化总是在这种交替与缠绕中缓缓前行。作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历史的见证者，公民担负着回归政治本身的切实责任。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公民治理意识、公民精神将会燃起公民追逐逝去梦想的热情，催促人类开创民主治理的新境界。
一、公民治理意识、公民精神之理论回眸与意涵解读
人类的智者从柏拉图到托克维尔都认为由于西方国家的权力获取需要得到公民的支持，因此对于统治者来说，理性地说服人们就非常关键，只有让公民从理性方面获得认同，才能有利于权力的稳固。〔3〕19世纪30年代，当托克维尔初次踏入美国大陆时，深深表达了如下感受：“不论老幼、不论贫富、不论性格差异，美国人总是在不停地结社。” 〔4〕由此可见早年托克维尔非常欣赏美国公民的自治精神对美国民主政治的推动作用。Adam则进一步深入指出自治的原初含义是任何人对于合法的秩序都有统一的偏好，然而由于不同的价值、利益与标准的冲突，这一假设受到挑战。但是自治的固有逻辑却未发生变化，自治强调如果决策执行代表了集体的偏好，一个集体或者共同体将对于个体公民进行管理。〔5〕“公民治理”很接近于早年托克维尔笔下的美国传统的公民自治精神和Adam所言的公民自治的深层意涵――公民直接参与各类公共事务的合作治理，而不是通过政府这个中介；或者直接与政府进行良好的合作互动，使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最大限度地体现自己的美好诉求，最终达到公民治理公共事务的理想目标。
早在1976年，Higgins和Richardson就曾预言：“更大程度的参与与协商已经成为所有层次、所有组织决策的一个必要因素，促使这种参与运动的动力如今没有看到消失的迹象，而且在不久的将来这种趋势定会更加明显”。〔6〕学者们似乎对于将来的更为广泛的公民参与性治理充满着无限的憧憬与期待，然而不少学者也批判性地注意到未来的更为深刻性的公民参与急需一种载体，如果缺失了这种承载公民参与的物质基础，那么所有的公民参与性设想只能付诸于空想。在Clarke 和Newman看来，我们应该更多地发掘社区的潜力，重新发现社区，将社区作为提升公共领域的一种重要途径。〔7〕 通过公民直接控制与通过社区论坛与社区议会等形式，给予公民参与的权力，从而决定影响社区发展的议题，〔8〕而这种理念的发展被后来的学者视为一种走向公民治理的路径选择。“公民治理”在公共管理领域并不是最为前沿的词汇，公民治理的倡导者理查德•C •博克斯的《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一书在几年前就已经做为译著出版了，但是公民治理的确是我国社区草根民主成长的未来方向。在公民治理模型中，社区居民是他们自己社区的“提供者”，所以，他们应该做出必要的决定以确定应该提供什么样的公共服务以及如何运营这些公共服务。选取代议者以及公共服务职业者在社区公共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他们的角色应该是提供帮助和支持，而不是成为公民的上级，他们应该和公民一起，这才能形成为一个社区。〔9〕
公民治理理论汲取了传统政治学与行政学中的三种价值理念，即地方控制、小而回应性的政府以及作为顾问的公共服务职业者，并试图建构一种公民型政府，这种公民型政府主要由公民、选任代议者和公共服务职业者相互协作而形成。博克斯认为公共组织的发展将经历四个阶段：精英控制(Elite control)阶段、民主(Democracy)阶段、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阶段、公民治理(citizen governance)阶段。〔10〕同时，为了应对政治合法性的危机与社会的不信任危机，公民与政府的合作治理理念已经成为政治学者研究的热点，学者们普遍认为广泛性的公民参与和合作治理能够挽救传统民主治理的危机。〔11〕而另一位公民治理理论支持者巴伯认为现代社会普遍采用的代议民主制最多只能是趋近于民主，称为“弱势民主”。据此，他提出了“强势民主”的概念，在看到传统代议制的弊端之后，巴伯对于强势民主推崇有加，他认为：“强势民主不仅仅要追求选票，而且要求好的理由；强势民主不仅仅追求观点，而且也重视理性的辩论”。〔12〕
肇始于美国的公民治理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以解决代议制代表性不足为目标，以顺应并推动公民自治意识和公民精神为宗旨，促进公民对于各类社区事务的直接参与。公民治理不仅仅是要实现效率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实现一个公民自己设想与自己执行的社区愿景。〔13〕而对于实现真实的公民治理图景而言，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是最为重要的内源性基础。公民治理意识顾名思义即为公民治理活动中所体现出的公民自治意识、民主意识、自由意识、平等意识与参与意识等各种现代公民意识。
“公民精神”可谓是公共管理学科发展历程中始终形影不离的词汇。早年新公共行政学就极为倡导公民精神的复兴。作为“新公共行政”的代表人物，乔治•弗雷德里克森教授提出经济和效率虽然是公共行政的价值和追求的目标之一，但决不是其核心价值。罗伯特•登哈特等人也同样认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发展带来了诸多理论的更新，建立在民主公民身份理论、公民社会理论与话语理论基础之上的新公共服务、公民精神复苏等理念成为公共行政的重要价值诉求。 〔14〕后现代公共行政语境中的话语民主理论与盛行于当代中西方行政学界的“善治”理论，都被视为是复兴了新公共行政学派的对于公民精神的价值追求。Grindle认为，善治呼唤公共部门所有方面的改进，不仅仅要求改进政治与经济互动的规则，改进公共议程设置的决策机构，改进公共部门资源配置方式从而有效回应公民需求，而且善治也低于社会共同价值的实现提出的新的要求。 〔15〕而除了“善治”理论之外，“政策网络”、“多中心治理”等公共管理领域盛行的诸多理论，也是将很多注意力集中于关注公民参与意识、公民自治意识、公民美德与现代公民精神等等。
与公共行政的精神一脉相承，参与精神、民主精神、权利意识、平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等成为公民精神的重要体现。在我国，由于长期深受臣民意识与臣民文化的深入影响，很多公民极为缺乏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缺乏参与公共事务与社会政策的治理，缺乏维护公共利益的意识。犹如帕特南描述的社会资本，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可以看成是一种典型的社会资本，任何社会的发展与运作都依赖于此种社会资本，因此实现社会良好治理需要持续地挖掘与利用这种社会资本。在1996年时，提出公民治理弥补政府中公民参与的缺失，在美国的83237个政府机构中，没有一个政府是纯粹意义上的公民治理。〔16〕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极为强调草根社区自治组织与公民个人在草根民主中所获得的真实发展空间，很难想像在一个缺乏积极、信任、合作、真实、自治的场景中能够催生出真正的民主图景。
二、自下而上孕生的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研究问题与研究概况
当今的世界发展使公共参与的范围急剧扩展，公民为中心的合作型公共治理越来越成为新时代的主要治理议题。〔17〕Melucci认为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全球治理背景下的政府所面临的不再是实现一种合理完美的制度，对于公民的文化教育与素质培育也将被提至重要议程。〔18〕现代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的发展与培育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与之发展程度相对应的公民治理与草根民主的逐步形成与最终建构。
公民治理意识、公民精神所具有的这些核心价值理念，从理论层面而言与我国当前城乡社区田野之间的草根社区自治组织与草根民主的成长历程有着某种契合和共性。社区自治组织在我国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依靠政府行政力量自上而下推动发展起来的社区自治组织，这类社区自治组织出现比较早且带有“官方化”的特征；另一类则主要依赖于社会民间内生力量的不断壮大，进而自下而上地推动而形成的社区自治组织，这类社区自治组织具有“纯民间性”的特点。本文主要研究和考察的社区自治组织归属于纯民间性类型，也就是草根社区自治组织。我国诸如“社区邻里互助中心”之类的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的成长，都在推动中国草根公民社会的发展。但是资金、资源等有限及其他种种制约条件也使得它们还不能在整体上成长为独立发展的巨大动力。如依据2006年在南京市展开的关于草根NGO的相关实证调查中的数据统计结果，笔者通过《社区公民参与草根NGO：现状与阻滞因素分析――基于对南京市的实证调查》（2007）等论文中基于对南京市城乡若干社区的实证调查，对南京市城乡社区草根NGO成长的现状进行了深入解析，通过研究结果可以发现城市社区居民对草根NGO的参与程度并不理想。在调查结果中可见过半的社区居民表示从未参与任何形式的草根组织；从草根NGO整体参与来看，其中公益服务类NGO的参与情况呈现出非常低的状况，相对而言政治领导类NGO的参与程度却相对偏高。〔19〕
我国是一个历来就缺乏民主氛围的国度，城市社区中草根性的治理意识、公共精神的成长仍然较为孱弱，而孱弱的公民精神、淡泊的公民治理意识对于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的成长而言，是否存在着较大的影响呢？本文将通过对长三角地区的三个城市南京、杭州和苏州的实证调查，深入考察真实世界中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成长之现状，在此基础上更加深入地进行分析与研究，进一步揭示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重点分析与研究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对草根社区自治组织良性发展的深刻影响，深入探究培育社区公民公共精神的发展渠道与推进草根社区自治组织与草根民主成长的美好展望。本次调查的数据资料来源于2009年在长三角地区的三个城市南京、杭州和苏州所作的实证调查。调查对象为参加过社区自治组织的社区居民。调查过程中主要采用多阶段抽样法，多阶段抽样过程中又结合简单随机抽样法、分层抽样法、系统抽样法、定额抽样法、判断抽样法等多种抽样方法。在抽样框中，根据已有的资料和研究，考虑了总体的性别构成、年龄构成、职业分布、地区分布等多种因素，整个调查均采用较为简短清晰的结构式调查问卷，此次调查共派发1200份问卷，收回982份，回收率为818%；采用幅度检查和逻辑检查对初始问卷进行严格筛选，除去16份无效问卷，保留966份，最后有效回收率为805%。本文期望能够对我国其他地区城市公民治理、公民精神与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的实践模式提供借鉴与参考价值。
三、公民治理意识、公民精神与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的成长
尽管目前我国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民主化改革，但是传统的臣民文化依然不可避免地束缚和制约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例如中国比较突出和典型的传统臣民文化――“官本位”、“权威崇拜”和“与世无争”等政治心理，发展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惯性地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这极大地抑制了社会公共空间和公民的主体地位。由于我国与西方的民主、法律等多种文化价值系统存在较大的差异，公民的民主与法治等公民精神与公民意识至今仍难以深入我国的民主法律文化土壤。
调查中，对于“我参与的社区自治组织对社区社会政策的决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我必须在平时多参与社区自治组织，这样能够有效监督社区社会政策的执行”、“参与社区自治组织的收获在于可以使我了解并参与社区问题的改良，使社区生活更加美好”、“通过参与社区自治组织让我对社区更有信赖感和归属感”、“参与社区自治组织越积极，越有益于推动草根民主的发展”这些说法，均只有半数左右的被调查公民表示比较赞同，而相当一部分公民对于这些说法是表示不认可的。通过数据调查统计发现，部分公民对社区自治组织的自治型参与比较缺乏。 〔20〕而从中也折射出被调查公民的公民治理意识和公民精神相对较为淡泊和孱弱。
公民治理意识、公民精神的发展与成长直接为草根社区自治组织和草根民主的成长与发展提供鲜活的动力和源泉，其内在关联性在于公民治理意识、公民精神的成长本身是草根社区自治组织和草根民主发展的重要表征，还体现在公民治理意识、公民精神的成长对于草根社区自治组织和草根民主的成长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下文即对公民治理意识、公民精神对草根社区自治组织成长之影响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本研究中通过公民对于“我参与的社区自治组织对社区社会政策的决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我参与社区自治组织越积极，越有益于推动草根民主的发展”等客观论述的看法来测量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这里将测量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的指标转化为虚拟变量，比如对“每个人都应积极参与社区自治组织，为社区尽一份力”这一观点，公民选择 “很不同意或不太同意”设定为0，选择“无所谓”或“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则设定为1。而因变量“事实上，您是否经常参与社区自治组织”则将公民选择“不经常参加”设定为0，选择“经常参加”设定为1，通过Logistic回归进行分析，其结果如下：
表1 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Ⅰ
Variables in the Equation
BSEWalddfSigExp(B)
Q1我参与的社区自治组织对社区社会政策的决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a2585420000
无所谓002203570004109511022
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109703569473100022995
Q2为了有效监督社区社会政策的执行，我必须在平时多参与社区自治组织b3056320000
无所谓1946042520970100006997
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24490446301061000011577
Constant-2837031481598100000059
Model Chi-square=263344，df=4，Sig= 0000
-2 Log likelihood=1063334，Cox & Snell R Square=0240，Nagelkerke R Square=0320
Correctly Predicted Percentage =719%
a参照变量：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Q1中的说法
b参照变量：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Q2中的说法
如表1所示，模型卡方值(Model Chi-square)为263344，P=0000
从Exp(B) 值即发生比率OR值可以看出，居民对Q1中的这种说法表示 “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则经常参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发生比是“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公民的2995倍。接着，公民对Q2中的这种说法表示“无所谓”与 “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其经常参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发生比分别是“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居民的6997倍与11577倍。以上的Logistic回归分析说明公民精神与公民治理意识越强，公民经常参与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的比例也就越高。
进一步对公民治理意识、公民精神与草根社区自治组织成长之影响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依然是将测量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的指标转化为虚拟变量，例如对于“参与社区自治组织可以使我了解并参与社区问题的改良，使社区生活更加美好”这种说法，居民回答 “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的编码为0，回答“无所谓”或“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则编码为1。而因变量“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您是否愿意经常参与社区自治组织？”将“很不愿意或不太愿意”的编码为0，“比较愿意或很愿意”的编码为1，Logistic回归的分析结果如下：
表2 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Ⅱ
BSEWalddfSigExp(B)
Q1参与社区自治组织可以使我了解并参与社区问题的改良，使社区生活更加美好a3071720000
无所谓124704437940100053480
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2153043924069100008609
Q2参与社区自治组织可以增强我对社区的信赖感和归属感b3262120000
无所谓104903588600100032856
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1899035328878100006681
Q3我参与社区自治组织越积极，越有益于推动草根民主的发展c3830720000
无所谓1548040514609100004702
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23350397346551000010332
Constant-4513049184404100000011
Model Chi-square=277623，df=22，Sig= 0000
-2 Log likelihood=889178，Cox & Snell R Square=0254，Nagelkerke R Square=0359
Correctly Predicted Percentage =773%
a参照变量：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Q1中的说法
b参照变量：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Q2中的说法
c参照变量：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Q3中的说法
表2中的回归模型的卡方检验具有统计学意义。而由Nagelkerke R2可知，全部自变量可以解释因变量的245%。这进一步表明公民治理意识、公民精神对于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的成长有较大的影响。 从Exp(B) 值即发生比率OR值可以看出，公民对Q1中的这种说法表示“无所谓”与 “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的公民，其愿意经常参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发生比是“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公民的348倍与8609倍。接着，对Q2中的这种说法表示“无所谓”与 “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的公民，其愿意经常参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发生比是“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公民的2856倍与6681倍。 最后，对Q3中的这种说法表示“无所谓”与 “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的公民，其愿意经常参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发生比是“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公民的4702倍与10332倍。这说明公共精神与公民治理意识越强，公民愿意经常参与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程度也越高。
Pollettta认为参与式民主具有两层含义：一种指代政治形式，另一种指代特定的政策制定规则。〔21〕社群主义的主要代表者之一戴维•米勒则认为，社群主义的主旨就是将集体的尊严与价值内化为全体成员的意志。前文的分析很大程度上向我们昭示，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是草根社区自治组织与草根民主形成之精髓，进一步解析发现我国城乡社区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的发展现状比较孱弱，并成为草根社区自治组织与草根民主成长较为缓慢的最为重要之因素。
四、公民精神与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的孕育生长：漫长而遥远的历程
在人类社会正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在人类社会治理方式正在跨入全球化治理时代，公民治理代表着人类对未来社会中治理关系最美好的价值追求。如巴伯所言，“强势民主并不对个人管理自身的能力抱有无穷无尽的信心，但是它同意马基雅维里所认为的大众从整体上讲是和君主一样的或者比君主更有智慧的，它也同意西奥多•罗斯福德观点，即‘忙忙碌碌的大多数平民管理自身所犯的错误比任何想要管理人民的小机构的官僚所犯的错误更少’”。〔22〕21世纪，就在公民越来越深入地参与社区事务，要求公共服务的职业者承担更多公共责任的过程中，公民也许更明确地意识到，他们需要选择优化的，适宜他们的制度结构，以创造社区的政府。
面对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衰弱与公共空间的急剧缩小，西方的学者曾为此深感忧虑，阿伦特等人认为没有公众参与的政治生活将是缺乏生命力的，而且，Nanz和Steffek等人的研究发现，有组织的公民社会将会产生新的公共空间，公众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将极大提升公共领域。〔23〕而本次调查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成长之现状距离公民治理所要求的现代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似乎还有很遥远的距离。对于“我参与的社区自治组织对社区社会政策的决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为了有效监督社区社会政策的执行，我必须在平时多参与社区自治组织”、“参与社区自治组织可以增强我对社区的信赖感和归属感”等说法，均只有半数左右的被调查居民表示比较赞同，而相当一部分居民对于这些说法是表示不认可的。接着对公民治理意识、公民精神与草根社区自治组织成长之影响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后，则可以发现公民治理意识、公民精神对草根社区自治组织成长有着较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而综合前文的分析，可以发现被调查社区中公民美德、公民精神与公民治理意识的心理体认和民主实践还存在着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有些问题不仅对于草根民主的成长与发展具有消极作用，更为严重的是对国家的民主体制建设具有潜在的负面影响。深入分析草根社区自治组织与草根民主成长迟缓的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努力培育积极的公民资格、公民精神与公民治理意识，为公民治理创造坚实的草根社会基础，是草根社区自治组织与草根民主成长的漫长而遥远的历程之中亟待完成的必要而艰巨的任务。
社群主义者如今更多地从社群之中寻求问题的解决，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仅要考虑私人化与新自由主义的策略，公平与正义等理念也需要在社群的道德规范中得以体现。社群主义的发展与公民身份密切联系，公民的志愿服务成为公民身份发展的道德源泉。 〔24〕政治学者在探索民主这一议题时，都给予民主不同的定义。虽然意见纷杂，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民主不是一整套固定的规则，也不是形式上的、直接性公众的直接参与，民主没有特定的形式，而且民主也是一个不断发展与变化的漫长历程。在人类民主化发展的遥远道路中，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就显得弥足珍贵。通过本研究的分析，被调查公民的治理意识正在伴随民主化的进程不断演进，我们不能不切实际地希望公民的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跨越式地发展，更不能对于现阶段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淡薄而感到绝望。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的前行也将是漫长的、艰辛的过程，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已经证明。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政治理论家将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公民政治赋权的重要手段，“自由民主社会中的政治教育不仅仅限制在政治社会化与道德教育，政治教育还应教会如何获取政治权力、如何应对政治权力等议题。” 〔25〕
Nancy Fraser认为在当今社会中，社会公平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对于社会公平的讨论也逐渐主要分为两个重要的阵营，一种主流观点认为实现社会公平是政府的重要使命之一，因此，通过一种补偿性的资源流动形式，来实现不同地区的同等发展；另一种观点认为如今社会处于一种身份政治时代，要实现社会公平，就必须要保证社会中少数人的观点、信仰为他人所熟知，得到他人的认同。〔26〕而政府与草根社区自治组织在良好合作的过程中更应遵循公平合作的原则。例如对于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的发展而言，政府还应进一步健全草根社区自治组织发展的注册登记制度，尤其是完善电脑注册系统。另一方面，还应建立科学的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绩效评估计量体系，加强对草根社区自治组织成员的培训与教育，建立草根社区自治组织共同治理的资源共享的信息平台。然而受政府对社会控制的减弱的深刻影响，蕴涵着现代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的草根社区自治组织自身要有足够的能力来帮助社会实行自我治理。草根社区自治组织自身充当网络治理中的桥梁作用，维护和捍卫各种特殊群体的利益，支持社区的网络治理的多元格局。概而言之，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的培育是一个漫长而遥远的过程，是一个随着法治与民主制度的逐步健全、公民自身素质提高而不断成长与发展的冗长历程，也期望本研究可以为当代中国城乡社区草根民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尽其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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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力度不断深化，房屋的所有权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公有住房逐渐转变成个人所有。原来的公房管理者与住户之间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也逐渐演变为物业管理企业与房屋所有权人之间服务与被服务关系。
在住房制度改革和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物业管理这一新兴行业应运而生。全国物业管理企业飞速增加。同时，业主的维权意识也在加强，业主成立业主大会，聘用专业的物业管理公司已经成为新的模式。
为适应上述情况，作为物业公司，应该怎么生存，并壮大提上了议事日程。一个成熟的物业管理公司是企业性质，需体现出其专业化，一体化。物业公司要以社会效益为首位，但作为企业，还要顾及经济利益。在这两者中间找个平衡点，才能使物业公司既赢得口碑，又能发展壮大，从而提高自己的人才队伍和硬件设施，为业主提供更好、更周到的服务。
物业管理作为一种市场化的社区管理模式，打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房产管理单位一直奉行的行政型、福利性、封闭式的房产管理模式。开放式的物业管理模式利用市场自身的力量以及社区民主参与的形式，开启了我国社区治理过程中市场、政府、社区居民三方有效合作的新时代。
物业管理专业化是今后我国物业管理的发展趋势，也是必然趋势。因此，物业管理专业化是物业公司可期望的发展方向。
规范专业化操作操作，操作规范是物业管理专业化实施的重要条件，物业管理建立的各项制度应经得起客观的检验和评议。与许多行业不同，物业管理专业化操作要求关注细节管理。如事事严格按照公司规范流程操作，遇到紧急情况及时汇报处理，不等、不靠。与业主交流时态度良好，语气缓和，虚心听取业主委员会的意见，保证工作做到位。楼道、大厅、空置房门开掩闭合方式合格，消防泵制阀开启状态规范等，强电、弱电表示明显，于细微处见精神。物业管理者的心思、特质、高招、体贴往往通过许多看似细小实则重要的环节告诉业主，这是形象语言，只需感受、不用口说。细节管理表现鲜明的专业化意识。
加强主业管理。[1]当麦当劳开办到第800家时，创始人在回答记者提问为什么不搞房地产投资时，说：“我现在有八千家麦当劳，就有八千个厕所，我要等到这八千个厕所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时候才去从事其他行业”。麦当劳每年送员工到大学去培训，每天参加培训的就有两千人，住在五星级宾馆，有人问麦当劳为什么不自己开一家宾馆，肥水不流外人田嘛，？他回答：“我并不是不能办，但我办不到他那个水平，因此我不做，我就专心搞我的麦当劳，这就叫专业化分工。”由此，我们知道专业化就是要把自己的专业做到极致。当前物业管理公司应自己清理门户，集中优势发展物业，弱化其他副业（不反对发展多种经营但要分清主次），有些力所不能及的项目可以“放小”，甚至完全脱手，承包给专业公司，如此扬长避短，方能使物业管理长足发展。因为，对自己做不好的事情早早加以淘汰会比将来丢掉它所付出的成本要低得多。兢兢业业地把物业管理做到极致，就是在积蓄专业化管理的优势。公司以电力公司有经验的老员工为依托，对于安全管理、工程管理，包括消防安全、水、电安全、工程设备的安全运行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对于财务管理、环境管理等，可以外包给其他专业的物业公司，促使公司形成专业化、一体化的服务体系，为公司的横向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同时，物业公司能否和业主委员会、事业单位上的管理者协同合作也是很关键的一方面。[2]随着中国进入住房商品化的时代，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成为拥有私有产权的业主，从而导致了我国在社区治理结构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体现为社区中的治理主体由单位、居委会和作为政府派出机构的街道办构成的三大机构转变为由居委会、街道办、业主、业委会和物业管理公司构成的五大治理主体。在这五大治理主体中，业委会自出现起便受到人们的格外关注，因为它寄托了人们对“公民自治”的美好期望。作为新兴事物的业主组织因其所处的体制边缘的性质特质，导致其法律地位和组织特征稍显模糊，但在和谐社会的建构过程中，业主委员会组织的发展和健全对推动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具有特殊的意义。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区的过程中，只有通过健全社区业主自治组织体制与管理制度，才能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提供制度途径。通过培育居民自发性的小社团，构建社区参与网络，提高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增强社区信任和合作，增加居民对社区发自内心的认同与共识，扩大社区治理的合法性基础，从而促进社区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未来的物业将是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各种文化和谐相处的场所。当今的物业管理要不断协调人、物业、环境之间的关系，21世纪物业管理的目标已经不再局限于单纯的物业、设施的管理，而将是以人为中心，以提高人类的工作、生活、环境质量，提高物业价值及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通过提升自身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来不断满足业主日益增长的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需求，做到服务全方位、周到更贴心。
综上，作为一个成熟的物业公司，要在联合国“改善居住环境、提高生活品质”的宗旨下，既抓好自己的主业，形成专业化、一体化的运营体系，同时还要依托原有房管单位上的力量，借助业委会的协同合作，为业主们提供高品质的服务，为构建和谐社区、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聚焦群众所需所盼提升群众幸福感
二七区以打造“三个二七”为切入点，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统筹抓好提升城市品质、强化社会保障、加强基层治理等工作，确保服务意识越来越强、党群关系越来越密、群众幸福感越来越高。
聚焦“中优典范”，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家门口的显著变化。坚持把新发展理念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城市规划、设计、建设、管理的全过程，让城市品质优起来、靓起来、强起来。一是以二七商圈有机更新引领老城区城市复兴。围绕产业、形态、文化等方面，统筹推进7大类38项重点工作，对1.23平方公里区域内的每平方米都精雕细琢。七一前，实现以“千秋二七”陈列布展为引领的二七纪念堂保护提升工程建成亮相，周边6条道路实现有机更新；2022年底前城市复兴基本完成。二是以核心板块构建城市骨架。高强度、大投入加快推进25个重点项目，把健康产业板块打造成为“医、护、康、养、住、游”为一体的南部医疗康养中心，凤湖智能新区打造成为西南部“文化水岸、智慧新城”，华侨城文旅板块打造成为历史文脉、时尚创意、地域风貌和人文魅力于一体的文旅融合新标杆。三是以三项工程、一项管理重塑高质量发展空间。提升“三路一园”“路院同治”等工作成效，6月底前完成道路综合改造三期工程，年底前完成17条区管道路改造、打通14条断头路。高标准推进486个老旧小区改造，高品质提升3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四是以“美丽乡村”带动乡村振兴。抓好樱桃沟社区、申河等4个市级精品村建设，带动10个示范村规范村建设，实现村点出彩、沿线美丽、面上洁净、全域景区化。将产业发展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加快推进樱桃古寨、长安古寨、樱桃沟奇幻王国等项目建设。
聚焦“一老一小”，让每个小家感受到“大家”的温暖。实施“温暖二七”新三年行动，启动养老助老、美好教育、等民生项目，加快建设110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提升53个老年中央配餐中心服务品质，让老人收获稳稳的幸福。增加优质学位4.76万个。推进“名校+薄弱校”“名校+乡村校”“名校+新建校”模式，打造陇西小学等19个教育集团，实现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做优中小学午餐供应、课后延时服务，确保孩子健康成长。
聚焦社会治理，让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精准对接群众利益诉求和所想所盼，把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作为重点攻坚工作，深化“一领四单、五联共治”模式，建立联席会议、民主协商、联系群众等制度，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职业化体系建设，推动职能委局、综治巡防、城管执法等力量下沉社区；常态开展“千人大走访、服务树形象”“五员进社区、为民办实事”等行动，做到志愿服务向楼院延伸、矛盾化解向社区延伸、政务服务向街区延伸，打造全国社区治理服务创新实验区。
一、双河社区唐河站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目前，唐河站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综合治理中，基地各单位协调有待进一步完善。二是突发性事件预防机制不够健全和协调。三是部分职工对法律意识和文明素质有待于提高。四是综合治理硬件措施不能到位，以及设备落后。五是人员严重不足和待遇不协调等制约着工作的开展。
二、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措施
一是健全综治机构。
综合治理工作是长期任重而道远的工作，它具有区域的复杂性和地域管理性，针对唐河基地处在城乡结合部，各类人群和环境变化相对复杂，唐河站针对当前情况和基地小区所处地理位置，首先不断完善和健全各种网络机构，由党总支书记挂帅，各基层队成立治保小组，在年初与各基层队党政负责人签订治安综合治理责任承包书，基层成立治安联络信息员机制，在基地区域建立多个治安耳目，把治安防范工作纳入正规化管理。
二是充分发挥各基层治保组织的作用。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是一项长期的艰巨工作，唐河站在人员少，生产、经营、服务重，点多、面广的情况下，充分利用基层治保组织和治安耳目的作用。认真落实油田综治委和部署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四制”工作，以及社区综治办，保卫科安排的综治工作，年初站领导和基层单位签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维稳目标责任保证书》、《安全管理责任书》，和全体员工签订《缉枪治暴专项安全责任书》，根据现有的情况和实际工作中的要求，我们健全了组织、完善了措施、强化了目标责任制的落实，做到综治工作有部署、有考核、有总结，建立24小时值班制，为了有效开展基地小区治安防范工作，密切联系各基层治保组织，依托唐采派出所、社区保卫科强大力量，在小区开展了春季和夏秋两季大的治安综合治理，根据季节又开展了4次小规模的基地交通秩序和农贸市场，以及夏收在基地道路打粮、晒麦子、水电的综合治理。针对地方在基地小区上幼儿园和小学的人员及车辆，站抽调保卫和相关人员进行管理规范；针对小区的复杂环境，安排保卫和保安人员24小时不间断的进行巡逻，从人防、物防、技防上加强管理，确保基地小区良好的治安环境、从而使基地区域治安环境得到良性循环。
三、做好治理、防范与打击相结合
在小区进行治理中做到防中有打、打中有防、以防为主、打防结合。针对基地的特点，制定了唐河基地（矿区）营运机动车辆管理规定，修订了唐河基地农贸市场管理规定。特别是对农贸市场个别人无视国家法律，为所欲为，欺行霸市，强买、强卖，使职工家属对此感到非常气愤，敢怒不敢言，我们结合唐采派出所，针对地霸行为集中时间进行打击和整洁，并采取经营户书写申请、保证书等形式，强化整顿。对机动车辆进行逐个申请登记，并保证承诺不违章。对基地小区门口接送学生车辆进行规范管理，确保小区居民进出安全。对附近村民强行装卸、路霸、偷水、偷电行为进行打击。从而有效遏制了黑恶势力的嚣张气焰。在内部防范中，主要实行人防、物防和技防相结合，对节假日和休息日贵重物品有专人看管值班，重点部位加装防盗门，财务重地安装防盗器。
四、强化综合治理和防范工作，保持基地小区的长治久安
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坚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原则，倾听职工家属对小区治安热点和难点问题，寻找引发各类民事纠纷和各类案事件的源头。对很小的纠纷和潜在的治安隐患，作为重点工作来抓、管，把邻里间的矛盾化干戈为玉帛，把各类民事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
加强法律宣传和教育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主要工作，利用法制宣传橱窗、黑板报、横幅、标语等多种形式向职工家属以及村民进行深入的法律教育，及时并妥善调解职工家属之间，职工家属与附近村民之间的矛盾。通过法律宣传教育，有力地推进了综治工作中的顺利开展。
清理内部不留死角，优化小区良好环境。坚持做到每月一次的综治会议，每周一次的治安动态分析，根据不同季节、不同天气，进行设防布控，结合季节，针对农村人员农闲的特点，做好重点要害部位防范和布控。通过各项工作的开展有效的减少了各类事件的发生。
河南油田双河社区唐河站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方针，进一步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群众上访，以及预防案件落实，坚持不懈地强化对基地区域治安环境治理，广泛扎实有效的开展文明小区的创建活动，创建了基地小区文明、环境优美的生活环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并首次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从而为开启一个社会治理的新时代树立了风向标。
由于特殊的国情，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是“全能型国家管理”和“总体性社会治理”的重叠并行，致使社会严重依附于国家，社会治理与国家管理高度一体化和政治化。基于此而建构的“国家―单位―个人”的一元主体、单线条的社会治理格局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有效地维控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基本秩序和稳定局势，但也同时窒息了应有的社会活力。改革开放后30多年由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和利益群体的深度分化，我国社会结构已由“总体性社会”演变成了“多元化社会”，并在阶层结构方面表现出了某种“分化”与“断裂”的特征。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再次构建起较为有效的社会管理新格局，更新管理理念、改进治理方式、拓宽公共服务领域，对我国当前及未来的社会建设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从社会管理实践向社会治理创新的转变既表明了国家治理的有效性积累，也体现了国家治理的策略性、阶段性与能动性。通过回溯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治理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在单位制社会时期，虽然国家也非常注重各个发展阶段的社会管理问题，但从总体上来看，国家并未针对社会领域的新变化而做出重大的管理布局，最终导致一直沿用旧有的思维框架来处理社会领域的新问题成为各项管理工作的“惯习”。而即使是在利益分化的单位制社会解体时期，由于诸种因素的羁绊，国家也未能建构起较为系统而高效的社会治理体系，国家与社会的同构性在某种意义上导致了社会治理实际上被长期淹没在国家管理体系之中，因此对许多社会问题的治理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新时期，党和政府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宗旨在于：试图通过有效的制度供给，实现社会治理从“总体-支配型”的管制模式向“技术-治理型”共治模式的转变，以实现治理效能和服务效果的显著提升。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将以往突出强调的“社会管理”改为了“社会治理”，虽只有一字之差，但表明了党和政府社会管理理念和方式的一种变化。“社会治理”不同于传统的“社会管理”：（1）从主体构成上来看，传统的“社会管理”主体主要是政府和国家，一般带有强制性，而“社会治理”除了国家和政府之外还特别强调社会组织、企业、公民个体等社会力量的参与；（2）从方式上来看，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一般都以带有行政性的管制方式为主，而“社会治理”的方式除了行政方式以外还强调法律、市场、社会自助互助、思想道德建设等多种方式和手段的运用，强调各主体之间的协商合作，倡导公开、透明、法治化的管理活动；（3）从方向来看，传统的“社会管理”一般是单向式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比较多，而“社会治理”强调的是双向的多元主体间的平等互动；（4）从内容来看，“社会管理”多以行政管控的内容为主，而“社会治理”则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共同为社会成员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的安定有序；（5）从目的来看，“社会管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维稳”几乎成了其最终归宿和最高要求，而“社会治理”则是为了培育更大范围的公民社会和提供更广泛的社会参与渠道；（6）从权利配置来看，传统的“社会管理”多是以政府的集权式管理为主，以单纯的强制性秩序维持为核心目标，而“社会治理”则强调政府管理要多给社会放权，并为公民的增权提供机会和便利。针对社会治理的这些特征，笔者认为，其相关的策略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实现“为民服务”思维向“与民服务”理念的转变。社会治理创新需要从自身的优势视角出发来进行思考。以基层社区为例，可尝试改变以往的“社区需求或社区缺失”为取向的“需求模式”，而替代以社区优势或社区强项为取向的“优势模式”，强调应该用一种“优势视角”或“能力镜片”去了解基层居民的实际需求。
二是寻求社会治理方式的柔性化转变。社会稳定的“刚性”思维必定会导致“刚性社会管理”，这种管理的缺陷在于无法发挥社会治理主体的能动性，甚至会导致社会矛盾的积聚。而柔性社会治理则是“以人为本”的治理方式。它采用的是以理解和把握社会治理客体的心理与行为规律而施以的、非强制性的治理手段，其主题是“规律、非强制、潜在以及自觉”，即治理依据是心理和行为的规律、方式方法是非强制性的、对人的影响是潜在的以及最终目标是让民众自觉行动。
三是以“协同政府论”促进社会治理体制的优化。基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运用“协同政府论”，至少可以达成四种目标：一是综合考虑消除治理体制内部的矛盾和张力，提升治理系统的整体效能；二是通过消除不同治理项目方案的重复与冲突来更科学地使用各种资源；三是在相关治理部门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加强合作和传递优秀理念，从而形成一种“协同性”或更加明智的治理方式；四是从服务民众的角度出发，提供一套更为完整或“无缝隙”的服务方式。
四是努力提高广大居民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投入度。相关经验研究表明：参与相关决策过程能够赋予参与者对自己的生活方向和周围环境一定程度的控制权，有助于参与者成为负责任的行动者，并产生强烈的荣誉感和归属感。就当前我国社会建设而言，社会治理多依靠政府的宣传与推动，并通过行政手段来动员社会组织和居民群众的参与，社会参与始终处于浅层化的初级阶段。对此，必须予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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