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6 18: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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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静态向动态，由计量过去到计量未来；
2.由重视企业内部成本向重视内、外部成本并重；
3.计量由简单的加减向综合化和数学方向发展；
4.以货币计量为主向采用多种综合计量手段并存的阶段发展。
【关键词】会计成本；成本概念；传统成本；现代成本
一、会计学中的成本概念
会计学的成本是根据实际成本原则和权责发生制的要求，按照成本计算对象受益的情况汇集和分配所发生的生产费用，所计算出的一定数量产品或劳务的个别劳动耗费的补偿价值。它可以用来计量企业生产经营性资金耗费、计算企业损益、考核企业耗费水平、限定生产经营性耗费补偿的范围和数量等等。会计学上的成本具有以下特点：
（1）围绕企业生产过程进行研究，重点研究生产成本。不涉及企业与外界和企业内部组织之间的费用。
（2）是对历史的反映。只关心实际发生的成本，不关心未来的产出。
（3）能够以货币加以计量。只核算企业成本中可以在货币支出形态上直接反映出来的部分，不包括应计入而不能在货币形态上直接反映出来的成本。
（4）只计量实物资本成本，不计量人力资本成本。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商品作了透彻剖析，揭示了成本概念的经济内涵。
马克思从耗费和补偿两方面对成本进行论述。成本从耗费的角度看，是商品生产中所消耗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中必要的劳动价值，它是成本最基本的经济内涵；成本从补偿的角度看，是指补偿商品生产中资本消耗的价值尺度，即成本价格，它是成本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即成本是已耗费又必须在价值和实物上得以补偿的支出。马克思的企业成本理论揭示了成本的经济内涵。
（1）从成本的经济性质上看，其是生产经营活动中劳动耗费的价值度量，体现了成本的可计量性。
（2）从成本经济内容上看，成本是商品价值中的前两部分。商品价值取决于生产该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而成本是生产该产品的个别劳动耗费，体现了成本的个别性。
（3）从成本经济本质上看，成本是为生产一定数量和质量劳动成果发生劳动耗费的价值补偿，体现了成本的可补偿性。
三、西方经济学中的成本概念
（一）传统经济理论中的成本概念
传统经济理论中的成本理论主要是从厂商的角度出发，分析其在生产经营中如何通过比较各种成本支出方案，最终作出生产决策，即以最小成本支出获得一定利润或以一定成本支出获得最大利润。也就是说，传统成本理论是以企业的生产经营为出发点，主要研究生产成本问题。传统经济理论中主要包括生产成本、边际成本、机会成本等几个概念及核算方法。
1.生产成本。由于生产过程本身是一个投入产出的过程，因此生产过程中所投入和使用生产要素的价格就是生产成本，经济学中关于企业生产成本的分析一般具有如下基本内容：
（1）短期成本。是指在生产者来不及调整某些生产要素的情况下，生产一定的产出数量所花费的成本。短期成本包括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两部分，前者不随产量的变化而变化，后者可随产量变化而变化，呈现递减、不变、递增的态势。短期成本有两个重要概念：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平均成本又可分为平均固定成本、平均可变成本和平均总成本。平均固定成本随产量增加而递减：平均可变成本、平均总成本、边际成本随产量的增加而经历递减、最小、递增三个阶段。
（2）长期成本。是生产者在可以调整所有的生产要素数量的情况下，进行生产所花费的成本。长期成本只包括可变成本，它是短期成本从长期角度看由那些最低值的成本所组成。长期总成本曲线、平均成本曲线分别是短期总成本曲线、平均成本线的包络线。企业可根据长期成本曲线来作出生产规划。
2.边际成本。它是成本计量的一个重要概念。所谓边际成本就是指由于厂商产量每增加一单位所增加的成本费用。
由于边际成本即厂商每增加一单位产量所增加的成本，完全是可变成本增加所引起的，而单位可变成本又存在着先减后增的变化规律，因此作为它变动的结果，边际成本也必然是一条先降后升的u形曲线。边际成本作为一个动态成本的概念，对平均成本的水平及其变动趋势有着重要影响。
另外，边际成本分析，也可用于长期所有生产要素同比例变动时，规模报酬递减的情况。同机会成本一样，边际分析是经济学家系统地考虑各种可替选择成本的关键性概念之一，其重要性甚至高于机会成本。正如斯蒂格利茨在《经济学》中所言，我们最难以做出的决策不是做某事还是不做某事，而是多做还是少做些。
3.机会成本。经济学一般着眼于社会生产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故机会成本在经济学中被定义为“从事某种选择所必须放弃的最有价值的其他选择。”机会成本不是实际的支出，而是对资源配置的一种度量，表达了稀缺与选择之间的基本选择。其具有以下特征：不是实际的支出，不关心已经发生的成本，而关心未来的产出，是对未来活动结果的预见。
把机会成本作为现实的重要因素，其意义在于：
1.有助于决策者全面考虑可能采取的各种行动方法，以便为有限的资源寻求最为有利的使用途径；
2.有助于人们理解货币成本和真实经济成本之间的差异，从而也就解决了资源的使用在会计上是盈利，在经济学上是否有效的问题。
（二）现代经济学理论中几个重要的成本概念
现代成本理论突破了传统成本理论仅仅围绕企业生产过程进行研究的局限，更注重研究企业作为社会活动的一个细胞与外界以及企业内部组织之间发生的成本费用。
1.社会成本。所谓社会成本是指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考察的进行生产的代价，它既包括各项私人成本，又包括各种各样的外在成本，后者是指由于单个厂商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整个社会利益的损失。比如厂商生产经营中排放废气或污水，会引起空气和水资源的被污染，造成整个社会生态环境的恶化，从而引起社会环境治理投资或费用的增加。这一部分投资或费用尽管是由于厂商的生产行为引起的，但它并不或不完全直接由排污厂商承担，而是社会来承担。这种成本就叫外在成本。外在成本和“私人成本”的总和构成社会成本。
2.交易成本。又称交易费用。西方学者对交易成本定义众多，但并无质的差别，只是其侧重点或范围不同而已。科恩认为，交易费用是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所需支付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威廉姆森认为，交易费用可分为两部分：一是事先签约的交易费用；二是签约后的事后费用。最后交易费用概念扩展到包括度量、界定和保护产权的费用、讨价还价的费用等等。阿罗使交易费用的概念，更具一般性；交易费用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成本、信息成本、政治成本都属于交易成本的范畴。
交易成本有以下几个特点：
1.交易成本是发生在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之中人与人之间的离开了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交易活动不可能发生，交易成本也就不可能存在，即交易的社会性。
2.交易成本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领域即交易成本不等于生产成本。
3.在社会中，一切经济活动成本除生产成本之外的资源耗费都是交易成本。
关于交易成本的计算，人们还没有达到像传统成本价格的计算那么精确的程度，但不少新制度经济学家正在完善对交易成本的计算。正如有学者所说：“如果说亚当。斯密时期的经济学家在构造他们的模型时，忽略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所产生的费用的话，那么现代的经济学家再也不能忽略数额巨大的交易费用了。”
四、会计学成本与经济学成本之比较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成本概念，赋予了成本本质的规定性，体现了成本的个别性和可补偿性，揭示了成本的经济性质，它对于研究对比会计学成本和西方经济学成本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2.会计学成本重点研究生产成本，其与传统经济学中的生产成本，边际成本范畴相同。在西方经济学中生产成本和边际成本概念已经比较成熟，其理论也广泛地运用在会计学实践上。
3.会计学成本与机会成本。在传统会计学上，成本只是企业实际发生的，但忽略了机会成本，经济学则关心企业如何作出生产和定价决策，衡量成本时就包含了所有机会成本。在会计学中引入机会成本的概念有助于使传统会计在现有以核算为主的基础上加强参与决策，实施适时控制和开展经济分析等功能。例如，目前有学者提出的资本成本会计，主张计量股权资本成本，将其视为真实成本，纳入会计核算中来。机会成本不是对传统会计成本的否定，而是对传统成本分析的补充，扩展了传统会计成本的内涵。
4.会计学成本与社会成本对比。根据马克思的成本概念，成本的经济实质是价值消费和补偿的有机统一体。为此，人类的劳动消耗需要补偿，自然资源的消耗同样需要补偿。而传统会计所依赖的成本概念是立足于企业微观本身来处置成本补偿。若单个企业的生产行为造成自然资源的无偿占用和污染破坏，而不计入社会成本，就会以牺牲社会环境质量为代价而虚增企业盈利。社会成本概念告诉我们，应从可持续发展实际要求出发，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待成本耗费和补偿问题。为此，众多学者提出将社会责任会计和与之相应的环境会计纳入会计核算体系。在成本中反映企业生产商品对社会资源消耗和损失程度，求得实际成本的真正补偿。
5.会计学成本与交易成本。传统会计学成本重点研究生产成本，但在社会中，一切经济活动除生产成本之外的资源耗费都是交易成本，只要存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就存在交易成本。根据交易成本相关理论，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点，是契约联结的网络。企业不仅与人力资本的提供者（雇员、经理）、实物资本的提供者（股东、债权人等）缔约，也与原料供应者、产品购买者缔约，还与政府缔约政府管制契约，与社会缔结有关社会责任的契约，故形成了人力资本成本、信息成本、政治成本、社会成本等一系列成本范畴，这些成本范围随着各种条件的成熟，会最终进入会计成本的研究范围。
会计从来是服从和适应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经济运行的状态决定着会计运行的方向。传统会计学成本是适应于传统工业经济，在新的经济下，要求会计模式也要进行相应变革，而经济理论恰恰为会计理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指导。通过会计学与经济学成本之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会计学成本的发展方向，从中可窥视出会计未来的发展趋势。
（1）传统会计成本正从单纯计量过去信息，正向能动地运用信息参与决策，提供未来信息的方向发展，即由静态向动态，由计量过去到计量未来。
（2）会计成本由重视企业内部成本向重视内部成本与外部成本并重发展。
【关键词】 产业经济学 案例教学 创新思考
一、现代产业经济课程特征及案例教学方式的实践意义
产业经济学的应用性与实践性较强，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其在国内经济学科中的地位得到了稳固提升。现代产业经济学的课程内容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基本理论，主要包括产业组织理论、产业结构理论以及产业关联理论等；二是理论应用，主要涉及产业政策。其中，基本理论部分以传统的SCP范式（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为基础，主要研究相关产业以及产业内企业间的行为、关系等问题，而理论应用部分则主要针对产业的实际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二者与实际联系紧密。
1、现代产业经济课程特征
（1）理论体系丰富。我国的产业经济学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与日本的产业经济理论体系类似，其理论涵盖了产业组织、产业结构、产业关联、产业布局等众多产业领域，而细化到每个领域其理论体系也十分丰富。其中，就产业组织领域而言，其理论就包括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等在内的众多理论体系；而产业结构理论体系则由库兹涅茨、克拉克、霍夫曼等人的理论成果构成。事实上，产业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较为庞大，若授课过程中仅注重于理论的传授难免有些枯燥，不仅会花费过多的时间在理论的传授上，其教学成效也较低，而且学生掌握相关理论知识的难度也较大，学习积极性不高。
（2）应用难度高。产业经济的众多理论研究均以定量分析为主，并以图表的形式加以呈现，通过图表等的展现能让抽象的理论具体化，但图表本身往往比较复杂，尤其是在实际的分析过程中其掌握难度偏高。另外，数学知识在产业经济学中的运用也十分广泛，在企业定价、市场结构及公司结构决定因素等的分析过程中，数学推导以及统计模型的运用十分普遍，鉴于此，产业经济理论的应用难度普遍较高。
2、案例教学方式的实践意义
产业经济学具有理论体系丰富、应用难度高等特点，过多的理论抑或单纯的模型传授略显枯燥，学生掌握起来也比较困难，但若将国内外的热点案例引入到教学过程中，无疑会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培养他们的案例分析能力，强化其对基本理论知识的掌握。具体而言，伴随着绿色GDP核算的大力推进，国家对资源环境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近年来政府对煤矿等重污染产业的整顿力度也不断加强，故在讲授企业兼并重组、行业市场集中度等知识点的同时可适当融入相应案例，更具体地向学生传授相应知识，在保障学生对时事有充分认知的同时，提高其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实际案例的融入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弱统计模型的理解难度，提升教学效果。
产业经济学作为应用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其与不断出现的实际问题紧密相关，可以说，产业经济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实践的推动，实践在产业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凸显了将案例融入到教学过程中的重要性。由上文的分析不难发现，案例教学必将成为产业经济学教学的核心手段。
二、推行案例教学方式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产业经济理论于20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近十年来该学科的发展成效十分显著，推行案例教学方式是进一步发展这一学科的主要途径。然而，由于我国产业经济的发展相对滞后，所以在现阶段，案例教学这一教学方法的推行还存在着一定的困难。
1、缺乏案例教学规范教材
规范的教材往往是学科质量赖以提升的重要前提。尽管产业经济学的学科体系近年来得到了大幅完善，但由于我国产业经济发展滞后，所以学科相应教材缺乏一定的规范性与科学性。鉴于产业经济学的实践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其产业组织、产业结构等理论的基础之上的，所以现有的教材更倾向于理论的介绍而忽视了将理论与实际案例结合的重要性，另外，即便部分教材融入了相应案例，但国内案例占比相对较少，故在对我国各行业进行实际分析时，相应产业政策的针对性以及实用性不强。
2、案例教学水平偏低
案例教学是提高产业经济学教学质量的核心方法，其作用在于让学生在对案例进行独立思考以及集体讨论的过程中逐步提升自己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伴随着产业经济学地位的提升，案例教学较以往有了很大改善，但其整体水平仍然偏低。一方面，现阶段产业经济学缺乏案例教学的规范教材，这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产业经济案例教学水平偏低的现状，另一方面，案例教学水平的高低与教师的授课水平直接相关，鉴于现代产业经济学案例教学的灵活性与开放性日益突出，对授课老师的要求也日益严苛，进一步加大了提高产业经济学案例教学水平的难度。具体而言，产业经济学的案例教学要求教师在具备较强理论基础的同时，还需具备一定的应变能力以及组织能力，以合理科学地解决学生不断提出的新问题。此外，由于我国的产业经济学发展起步较晚，所以满足以上要求的教师相对缺乏，产业经济师资队伍的建设力度亟待加强。
3、案例教学设施落后
伴随着高新信息技术的普及，互联网、投影仪等工具在教学中的应用率大幅增长，多媒体的引入也显著提升了相应课程的教学效果。现阶段，大多数高校的产业经济课程都采用了多媒体的教学方式，但各校并未很好地将案例教学与多媒体教学结合在一起，多媒体更多的只是起到了替代黑板的作用，其教学的效用并未达到最大化。实际上，案例教学对实验室及实验设备的要求较高，国外相应的实验室大都具备模拟经济运作的功能，而我国大多数实验室只是单纯的计算机房，缺乏完备的实验设备，无论是在软件上还是硬件上都落后于国际水平。相较于硬件，产业经济学的实验对软件的要求更高，而投资建设这一实验室的成本十分高昂，这也是各高校推行现代产业经济学案例教学的最大阻碍。
一、成本概念的研究现状及评述
中西方关于成本理论的研究中，有关成本概念的探讨一直不曾中断。西方(主要指美国)对成本概念的研究集中在20－70年代，以美国会计学会(AAA)成本概念委员会以及美国会计师协会(AICPA)名词委员会的报告成果为代表；我国对成本相关理论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但自50年代至今有关成本概念的讨论也一直存在。本文拟将与成本概念研究现状相关的内容，分为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回顾和总结。
(一)“成本”的定义一是美国会计学会(AAA)成本概念委员会关于成本的定义。1951年，美国会计学会(AAA)成本概念与标准委员在《成本概念与标准委员会的报告》第二部分“成本概念”(Cost Concepts)中，将成本定义为：“成本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而付出(或可能要付出的)、用货币测定的价值牺牲”。该定义强调对“多年来成本会计人员在其工作中所使用的多种成本概念进行总结”，从而使成本概念具有广泛的包容性。笔者认为，报告中对成本定义所作的解释和限定，对理解和使用成本概念更为重要。报告在定义之后进一步解释：“成本”是一个一般性(generic)的概念，在具体使用成本时，必须将其与成本对象(costobject)相联系。同时，成本概念在使用中也蕴涵着这样的事实，成本总是特定成本主体所发生的成本。从该报告对成本概念的解释中可以看到，成本概念进行研究必须要限定成本的主体和成本的对象，否则成本研究将没有意义。1955年，成本概念委员会又了《基于管理目的的基本成本概念暂行报告》，该报告中提出了服务于管理的计划和控制目的的基本成本概念，在第三部分“企业成本的本质”中，将成本定义为：“成本通常是指为了取得或创造有形或无形资源而有意放弃或将予放弃的一定量的价值”。其后的“基本框架”(Basic Framework)的报告中指出，理解成本的本质需要理解以下三个问题：成本概念的目的性；企业风险与成本的关系；计量所放弃价值的方法。对于成本概念的目的性，报告中进一步说明：作为一项成本，为管理目标的实现而取得或创造的经济资源的成本应该只包括那些为了实现这一特定的管理目标所必须放弃的价值。但由于管理目标的多层次性以及管理行为的多样性，成本报告中所列示的放弃价值(成本)会因企业和特定管理目标的不同而不同，因此，从广义上来讲，任何事物的成本都取决于决定成本的目的。 二是美国会计师协会(AICPA)等关于成本的定义。1957年，美国会计师协会(AICPA)的《第4号会计名词公报》对成本的定义为：“成本系指为获取财货或劳务而支付的现金或转移其他资产、发行股票、提供劳物、或发生负债，而以货币衡量的数额。成本可以分为未耗和已耗，未耗成本可由未来的收入负担；已耗成本不能由未来的收入负担，应列为当期收入的减项，或借记保留盈余。70年代美国会计师协会(AICPA)所属会计原则委员会将成本定义为经济活动中所蒙受的牺牲、放弃或抛弃。80年代，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FB)《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中对成本的定义为：“经济活动中发生的价值牺牲，即为了消费、储蓄、交换、生产等所作的放弃”。三是我国关于成本的定义。我国《企业会计制度》(2001)将成本定义为“企业为生产产品、提供劳务而发生的各种耗费”。除引用西方关于成本的定义之外，从我国学者对成本概念的研究成果来考察，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定义有：“(企业)成本是为实现一定的经济目的而耗费的本钱。……成者，完成、实现之意；本者，资本之本，本钱之本”(中国会计学会核工业专业委员会，1996)；成本是“特定的会计主体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而发生的可以用货币计量的代价”(葛家澍等，1999)；“成本是为实现特定经济目的(不包括偿还债务、退还投资)而发生或将要发生的合理、必要的支出。其中，支出是一个主体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出，流出的时间既可能是现在，也可能在过去，还可能在未来；流出的形式既可能是支付现金，也可能是消耗或转让除现金以外的资产，还可能是提供劳务、承担债务，甚至是发行股票等，其结果既可能导致资产、所有者权益的减少，也可导致负债的增加”(张敦力，2004)。四是对中、西方成本定义的评述。中西方对成本定义的不同表述，体现出中西方在基本概念规范化上的差异。西方对成本的定义，在不同的时期，基于不同的定义和使用目的，其概念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但西方关于成本概念定义的落脚点多为价值的牺牲或放弃，作为货币计量结果和表现的“价值”在成本定义中居于核心地位，“价值牺牲”作为成本本质内涵的表述也是相当抽象的；而我国对成本的理解长期以来受马克思《资本论》中有关成本价格论述的影响，对成本本质内涵的理解倾向于具体化。尽管如此，中西方在成本概念的认识上，还是共识居多的，如对成本目的性的认识、对成本主体的认识、对货币计量的认识等。
(二)成本的本质对成本所下的定义在很大程度上隐含着对成本本质的理解。中西方在关于成本本质的研究中，也体现出“放弃”和“耗费”的不同倾向。一是西方关于成本本质的价值放弃论。Norton M.Bedford在成本概念与标准委员会1955年的暂行报告之后对企业成本的本质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将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等研究文献中出现的多种成本概念(如沉没成本、付现成本、真实成本、机会成本、可控成本、可变成本等)统归至企业成本的概念之下，并试图寻找各个概念背后所共有的相同因素，即企业成本的本质。Noaon M.Bedford对企业成本本质的分析思路为：现金支出_÷现金牺牲一现金放弃一价值放弃。将企业成本的本质最终归结为价值放弃，是因为这一概念本身具有不确定性，然而正是由于这种不确定的广义性，使得成本计量的多种方法成为可能，从而保证了不同计量方法下成本概念的准确性。以价值放弃作为企业成本的核心本质，允许以多种货币金额来计量不同的成本，企业成本的全部本质就更清晰地体现在对成本计量方法的考察中。企业成本概念的多样性表现为以下四个特征：企业成本因企业所履行功能的不同而不同；企业成本因其被使用的特定目的不同而
不同；企业成本因其预期被计量的范围的不同而不同；企业成本因为取得或创造经济资源而有目的放弃的价值所包含内容的不同而不同。西方关于成本本质的研究方法是抽象式的，类似于数学中的交集，使成本本质包含于所有可能出现的企业成本内容之中，与此同时，又不限制不同企业成本各自的计量需要。而我国理论界对成本本质的理解则在对西方吸收借鉴的同时，也赋予了自己的解释。
二是我国关于成本本质的耗费论。成本本质的“价值放弃”论在西方是较有代表性的，它高度抽象出了不同领域、多种成本概念中所包含的共同因素，我国理论界也对此观点多数持赞成意见，所不同的是，我国学者认为，价值计量的事物(对象)才是成本的本质，从而将成本本质具体化为资源的耗费(戴新民，2003)，或资本、本金的耗费(中国会计学会核工业委员会，1996)。还有观点认为成本本质上表现为资源配置的效率(阳昌云，2000)。随着成本概念的发展，成本本质的“资源”观逐渐建立起来，如米切尔，马赫在《成本会计一为管理创造价值》一书中提出：“成本是资源的一种损失”；霍恩格伦在《成本会计学一以管理为重心》中指出：“成本是为了达到某―个特定目标所失去或放弃的一项资源”。
三是对中、西方成本本质的评述。无论是西方的放弃论还是我国的耗费论，在成本所放弃或耗费的内容即价值的表现对象上，即资源，中、西方的认识是共同的。所不同的是，西方认为成本是资源的放弃，而我国认为成本是资源的耗费，放弃和耗费有何不同，该点在明确了下一个问题“关于成本与费用”之后会变得较为明晰。放弃(melease)中包含牺牲(forgone)和支出(outlay)两种含义，也就是说放弃既表明资源的转化，又表明资源的使用，而耗费则表示资源的使用和消退。在西方的概念中，定义费用时使用耗用，而定义成本时多使用牺牲。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成本和费用的不同。本文认为，对于成本的本质，西方的放弃论较我国的耗费论更为科学、全面、合理。
(三)成本与费用费用概念以及成本与费用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成本概念研究过程中必不可免的话题。事实证明，理论界对成本与费用概念的规范和使用并未达成共识。西方关于费用的研究资料中，对费用的理解也是不尽相同，例如，费用有时被作为成本的同义词使用，认为如果没有其他词语的限定，费用就是一个没有技术含义的一般概念；而多数情况下，费用指服务成本(与有形的产品成本概念相对立)或者专指与销售、管理、财务等活动有关的服务成本；Paton，Littleton，Greer，Porter及多数权益派学者将费用作为是总收入的减项，利润的决定因素，总体看来，西方围绕费用概念而产生的争议并不少见。在我国，对成本与费用概念及其关系的讨论，其观点也不尽相同：有观点认为，成本与费用是两个并行的概念，尽管它们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但实际上其间有本质的区别。成本与企业特定资产或劳务相关，而费用则与特定期间相关；成本是企业为取得某种资产或劳务所付出代价的量度，而费用则是为取得收入而发生的资源耗费金额；成本不能抵减收入，只能以资产的形式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中，而费用则必须冲减当期的收入，反映在利润表中；类似的观点还有，“成本”和“费用”概念是两个相互联系又存在重大区别的概念。从概念体系的科学性上讲，需要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用来说明企业资产形态变化过程中的计量标准；一个用来说明经济资源的消退；有学者将成本和费用的关系图示为：成本性费用资产成本损益性费用；也有不同的观点认为，成本与费用本质上是相同的，均是指某主体为一定目的而发生的耗费。成本适用于“主体目的已达成”的场合，费用适用于“主体目的执行中”的场合。 笔者认为，成本与费用关系的研究适宜在两个层面上进行，即财务会计层面的成本与费用以及管理会计层面的成本与费用。目前，我国学者的研究多集中于财务会计领域的财务成本与费用的关系研究，因而得出将成本与费用概念严格区分使用的结论，这是合理的与必要的。在财务会计层面上可以使用小成本、小费用的观念，严格区分成本和费用，从而规范概念的定义和使用。从我国《企业会计准则》(2006)对费用的定义中，可以看到费用概念的狭义化趋势。与此相对应，本文认为对成本的定义适宜采用1957年美国会计师协会(AICPA)的定义，即：“成本系指为获取财货或财务而支付的现金或转移其他资产、发行股票、提供劳物、或发生负债，而以货币衡量的数额”。狭义的成本(小成本)表示资源的转化，狭义的费用(小费用)表示资源的耗用。如此界定、规范之后，财务会计层面成本与费用的关系如图1所示。在管理会计层面，可以使用大成本、大费用观念，即将成本和费用均视作主体为实现某一特定的目的而放弃或耗费的资源，将成本和费用作为本质上相同的两个概念而不加以严格的区分，这将有利于在大成本观下不断和完善成本管理的相关理论与实践。
二、成本概念研究的不同视角
有观点认为，会计学是应用经济学的一个方面，而成本概念在会计学及经济学中均占据着非常重要地位，会计学应在多大程度上并以何种方式与经济学家的理论相关联，佩顿(W.A.Paton)认为：“在某一领域中完全有效的概念或术语无法移植到另一领域”。他指出，“至少，在没有严格限定的情况下，会计人员必须意识到，会计则和概念从计量的角度上来与经济理论中的概念明显不同。只有对基本原理的深入训练才是对会计人员真正有益的，而对经济学的一知半解或者只是对经济学家所陈列概念的表面理解可能会使会计人员陷入迷惑，而不是有助于其在合理的理论基础之上展开会计程序”。经济学中的短期成本、长期成本、边际成本、交易成本、信息成本等概念本身的含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理清经济学与会计学对成本概念研究的不同视角，并由此对经济学和会计学中的成本概念进行正确认识。为此，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对会计学与经济学中成本概念研究的不同视角进行阐述。
(一)研究基本范式不同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S.Kuhn)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并阐释了“范式”(Paradigm)的概念。所谓范式，就是指科学家之间围绕假设、方法论原则、技术、事例等形成的一致看法，以及最终形成的一种学术思想和学术概念体系。范式是作为一种学科探讨基础的思想、技术和方法论的“模子”，其实质是一种语言方式。经济学与会计学的基本研究范式是不同的。经济学的范式一般是以经济效率为中心以分工、交易和合作为内容，以供求均衡分析、边际替代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为方法而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会计理论的基本研究范式则是会计的确认、记录、计量和报告。在经济学中，从亚当・斯密古典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建立到新古典经济学对范式的发展，再到新制度经济学对范式的革命，成本收益分析都是经济学的看家本领，它是经济学范式区别于其他科学范式的重
要方面，根据对成本收益工具的运用程度以及成本理论的发展，经济学中的成本理论可分为传统成本理论和现代成本理论。其中，传统成本理论中的代表概念为：短期成本、长期成本、平均成本、边际成本、机会成本等，现代成本理论中的典型概念为：交易成本、成本、信息成本。这些不同的成本都是经济学用以进行效率分析的工具。从研究范式的意义上讲，成本是会计计量的一种重要属性(基础)，它决定着会计报告的结果。虽然成本在经济学和会计学各自的领域中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作为“成本效率”分析工具的成本，与作为“计量属性”的成本，其内在含义是不同的，这也决定了对成本定义的方式和内容存在差异。
(二)研究的出发点不同 经济学家将成本称为经济成本(economic costs)，根据C.E.Cox的定义，“经济成本是生产产品的过程中因努力和节约所遭受的痛苦”(C.E.Cox，1930)，这种痛苦成本是主观的。经济学家对成本问题的研究采纳的是社会的观点，其出发点是整个社会而不是单个的生产者，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全社会的生产结构而不是单个生产者的具体问题。与经济成本不同，会计人员关注企业成本(business costs)，即企业将其产品投入市场所必须作出的支付。会计学对成本研究的出发点是单个的企业或个体，关注个体所有者的回报(盈利)能力。因此，概括来看，会计学中的成本是微观的、具体的、方法层面的；而经济学研究的成本则是社会的、抽象的、本质的。经济学家将生产者看作一类人，而会计工作者必须从个体(业主或企业)的角度计量现实成本的发生。
(三)研究目的不同经济学有时被定义为一门基于价格研究现象的科学。因此，经济学家对成本的关注源于价格，其成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究成本如何影响价格、以何种方式决定价格、以及成本对价格的决定程度。在这个意义上，对经济学成本的理解如图2所示。会计的功能主要表现为在复杂的生产和销售过程中对成本进行追溯(反映职能)。在会计学的分析中，基于会计假设(会计主体、会计分期、持续经营、货币计量)尤其是“会计分期”假设而将全部支出区分为“成本”与“费用”的分析方式，其目的是为了更科学地确定每期的收益及资产价值。由此看来，经济学与会计学对成本研究的目的以及由此决定的研究方法均存在差异，经济学家的研究关心企业如何作出生产和定价决策，因此，他们在衡量成本时就包含了所有机会成本。与此相比，会计学家的工作是研究如何记录流入和流出企业的货币。他们衡量企业实际发生的成本，但忽略了部分机会成本(曼昆,1999)。因此，经济学中的成本概念是无法直接应用于会计学领域的，研究视角的不同，使经济学和会计学对同一客体进行研究时所限定的范围，所使用的方法，所关心的结论均有所不同。在成本研究方面，经济学成本理论为会计学成本理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指导，而会计学的成本理论则是经济学成本理论的具体运用。
三、成本概念的解释性框架构建
作为一般性概念的“成本”，在其核心本质的约束下，其内涵和外延日益呈现出广义化的趋势。对于成本信息的提供者和使用者，要想在特定的条件下正确理解和使用不同的成本概念，从而提供或获取确当的成本信息，双方都需要对与一般性成本概念相关的必要因素进行明确和限定。本文提供了一种理解和使用成本概念的方法，即构建成本概念的解释性框架。将这一框架的构建在两个层面上进行：首先进行关系构建，即构建成本概念中所体现的成本主体、成本客体以及成本对象之间的关系；其次针对各种关系要素的具体化，进行特定条件下理解和使用成本概念的内容和程序构建，称之为解释性构建。
[关键词] 经济增长 流派
自经济学成为独立学科以来,许多经济学家经济增长阶段进行了研究。新古典经济学发展以后,新经济学研究方法和新经济学理论不断出现,对经济增长阶段的研究也是如此。笔者对这些理论进行梳理,并对它们进行平价和综合。
一、早期增长理论
早期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他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劳动分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分工取决于市场容量;技术进步引起收益递增;资本积累促进分工和技术进步。斯密认为,个人的正当动机是启动和维持经济增长过程的最重要的因素,让人民追求自身的利益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他还强调只有在稳定的法律体制下,无形的手才能发挥作用。在他看来,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现象,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这些因素包括劳动、资本、土地、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制度等。后来的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斯和库兹涅茨发展了这一理论,运用统计分析方法,按照对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小,对各种因素进行了重新排序和界定。
二、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阶段理论
罗默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生产要素应包括四个方面:资本、非技术劳动、人力资本。四个要素中以特殊的知识即新思想最为重要,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罗默认为,一般知识可产生外在经济效应,使全社会都能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专业化知识产生内在效应，使个别厂商获得垄断利润，而垄断利润又能使个别厂商有能力研究开发新产品。产出中的内在和外在效应表明,作为经济增长中的一个独立的知识积累过程从一种产品的生产过程来看，不仅它本身收益是递增的,而且可以带动劳动和资本投入的收益递增,给厂商和全社会带来递增收益,从而知识积累使总产出的规模收益产生递增,为长期稳定增长提供保证。
罗斯托依据现代经济理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用历史的、动态的方法研究了各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过程、阶段和问题,提出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要经过六个阶段的理论。依次为：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群众性高消费时代，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经济起飞阶段是一个国家摆脱贫困和落后的关键和核心,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最困难、最重要的阶段。欠发达国家只有实现了经济起飞,才能实现工业化,进入发达社会,实现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罗斯托认为,跳出“贫困的恶性循环”,越过“低水平均衡陷阱”的过程,其实就是发展中国家突破收人低、资本短缺困境的过程。收入低,资本短缺,这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也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罗斯托对经济增长阶段的划分对于如何理解一个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没有量化指标,缺乏实证分析,其应用范围受到限制。因此,罗斯托的理论应与钱纳里等人的相关理论相结合,这样更具有解释力。
三、内生规模收益递增论
罗默等一批经济学家扬弃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体现时代特征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或新增长理论，认为内生的知识技术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新增长理论经历两个发展阶段。起初是在完全竞争的假设条件下说明经济增长的决定。这里主要有两条研究思路。其一主要反映在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1986)。该类增长模型认为以知识积累、人力资本积累等形式表现出来的技术进步存在重要的宏观溢出效应,技术溢出的存在使经济呈现规模收益递增,从而推动经济实现持续的内生增长。其二是以琼思、雷贝洛为代表提出的研究思路。
新增长理论的第二个发展阶段是在垄断竞争假设下说明经济增长各种类型与决定因素。这里主要有二类增长模型。其一是罗默(1990)、等人提出产品品种增加型增长模型。该类增长模型假定技术进步表现为新型产品不断增加,并认为生产知识的研究开发部门是新经济的核心部门。其二是塞格斯特和罗姆(1990, 1991)、等人提出的产品质量升级型内生增长模型，该类增长模型假定技术进步表现为各类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是由于新一代产品的出现导致生产成本降低、规模收益递增和经济持续增长。
四、制度创新决定论
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开始着手制度创新经济增长理论。该模式的基本命题是:一种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产权制度是促使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其中,产权制度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在于通过定义和保护产权降低交易成本和交易中的不确定性来加以实施,但在现有技术和组织制约下,产权的创立、裁定和行使代价极为高昂。此时,国家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安排,一方面,具有巨大的规模经济效益,是保护个人权利最有效的工具;另一方面,一旦介入产权安排和产权交易,又是对个人权利的最大限制和侵害。可见,国家对经济发展起促进还是阻碍作用主要是通过影响产权结构的效率来进行。
制度可以理解为关于如何协调分工中的人们的知识载体。由于制度所物化的知识共享于同一制度中分工与协调的人们，使每个人事先就知道其他人对他的行为的反应，从而大大减少个人决策中的不确定性。所以，制度最基本的功能是降低交易成本，制度的变迁就是人们不断降低交易成本所做的努力。
五、结论
本文简要评述了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多个学派。面对这么多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型,我们认为，简单的经济增长模型能够建立起来以充当这个角色,使单个的经济学家得以在他的脑子里把所考察的变量的相互联系给予分类,这就可能较容易地把自己的观点与别人交流。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国外管理会计学者在研究中大量引入经济学理论。1986年,Watts和Zimmerman在《实证会计理论》中指出:“本书旨在介绍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上的经验性会计文献的重要理论和方法论。”该书介绍了有效市场假说、资本资产计价模型、市场失灵、公共产品、信息不对称、企业理论、公共选择、管制理论及契约理论等在会计理论研究中的应用。齐默尔曼(2000)以机会成本概念和组织理论作为管理会计研究的基本框架,写出《决策与控制会计》。
在管理会计研究中,经济学相关概念的使用比例非常高(50%),经济学成为解释会计现象的一种工具,或是用会计数据来验证经济理论的一种手段。同时,许多经济学家也认识到会计学的重要作用。科斯(1990)认为,会计理论是企业理论的一部分,在经济研究中,应很好地利用会计数据,因为会计数据能够让经济理论定量化,所以经济学家应学习会计学,理解会计数字的含义。国内管理会计学者除了对纯会计理论进行探讨外,也做了很多基于经济学理论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会计理论研究中所应用的经济学理论几乎都是经济学,尤为著名的是“过程的控制与观念的总结”。这一时期,会计学界也引入了西方的一些会计理论,但侧重于从会计角度进行规范论述,并没有涉及过多的经济理论。此时对管理理论、组织行为学理论等却引入较多,如“会计管理”的创立以及会计行为学的研究。笔者认为,《会计研究》1992年第6期发表的《科斯定理与会计准则》(刘峰、黄少安,1992),标志着我国会计学者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开始。此后,有会计学者介绍了实证研究方法,瓦茨、齐默尔曼的《实证会计理论》有了中文译本。《经济研究》刊载的相当一部分会计论文也是实证会计研究的文章,主要是利用国外成熟的模型对中国市场进行检验,其中所用的经济学理论大都来自于国外实证会计文献。会计学者对企业理论、产权理论、理论和管制理论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了一些富有创见的成果。
近年来,公司治理理论成为会计学者应用的主要理论,在会计论文中出现的频率很高。我国的《会计研究》杂志是一本具有较大影响的学术刊物,该刊自1981年以来,已刊载一定数量的管理会计方面的论文。我们选取1981～2000年《会计研究》上中与管理会计(包括成本会计、成本管理和业绩评价等)有关的363篇论文,进行有关涉及基础理论研究的描述性统计,剔除管理会计与其他理论结合的199个样本,表2表明,经济学在国内管理会计研究中出现的次数最多,应用频率最高。
二、借鉴经济学的精度、广度与深度
(一)借鉴经济学的精度———以研究方法为例
会计的研究方法根源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规范与实证会计研究像经济学研究一样,把规范法和实证法引入会计研究中。下面我们将对经济学研究方法以及规范会计研究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与实证会计研究的逻辑推演进行简单的回顾。最早区分规范经济学与实证经济学的是西尼尔,而对实证经济分析与规范经济分析做出更严格区分的是大卫•休谟,他提出所谓的“休谟判别法”:从事实性、陈述性的说明不能推导出规范性、伦理性的说明,亦即不能从“是”中推导出“应当”。休谟提出了实证经济分析与规范经济分析的判别标准,即实证经济分析研究“是”与“不是”的问题,规范经济分析研究“应当”与“不应当”的问题。同样,规范会计研究着重于说明会计“应当是什么”,而不限于说明会计“是什么”,因而规范会计研究不满足于现有的会计惯例,而是从逻辑性方面概括说明怎样才是良好的会计实务。规范会计理论的主要研究方法有演绎推理法和归纳推理法两种。
(1)演绎推理法
它是从一定的会计基本概念出发,推导出研究对象的逻辑性结构。演绎法的推导程序为:大前提—推导结论—验证—具体问题。其主要步骤为:确定财务会计的基本假设或目标;说明会计基本假设或目标对财务会计的指导作用;根据既定会计假设和目标,推导相关的会计基本原则和会计基本概念;以会计基本原则或会计基本概念来指导会计实务,规定会计的具体处理程序。演绎法的优点是,可以保持相关会计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使会计理论的构建具有逻辑严密性。其缺点是,推理的正确性取决于假设前提,如果假设前提错误,则整个推理得出的理论结构将是错误的。
(2)归纳推理法
其特点是,通过对大量现象进行观察,然后加以分类,从中概括出有关概念的内在联系,再把它们组织或表述为理论。归纳法的推导程序为:观察—分类—概括—验证。归纳法的优点在于,它不受预定的模式束缚,把理论概念或结论建立在大量现象的基础之上。但是,该方法的正确性取决于观察对象的代表性。由于选择观察对象的范围和代表性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一定准确。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西方会计理论研究主要是以会计假设为前提,推导出会计原则、会计准则以及会计处理程序。70年代以后,随着新技术革命、决策理论及行为科学等新兴学科向会计领域的渗透,会计理论研究主要以会计为前提,推导出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会计要素、会计确认、会计计量与会计报告的标准。实证会计研究作为一个与传统规范会计研究特点迥异的研究学派,其目的不在于提出会计“应当做什么”,而在于解释会计“是什么”、“为何是这样”,并据以预测未来的会计行为及其影响(罗勇、贾鸿,1998),它是根据实际效用或现实因果关系来选择会计概念、原则、准则和各种程序。实证会计研究的基本步骤为:(1)提出理论假说和有关假设条件;(2)建立理论模型并得出主要结论;(3)对理论假设模型进行经验验证;(4)解释和预测会计实务。提倡在会计理论中引入实证研究的是美国会计学家M.C.Jensen,他在1976年发表的《关于会计研究和会计管制现状的反映》中指出:“由于规范的理论占优势,会计研究是不科学的。”实证会计研究能解释已存在的会计现实“为什么会是这样”,以及为什么会计人员要从事这样的工作。自1968年鲍尔和布朗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发表之后,实证研究成为西方会计研究的主流,也使得管理会计的实证研究成为可能。管理会计的实证研究可以表述为:实证研究认为会计理论的目标是解释和预测会计实务,而这也是经济学大部分以经验研究为依据的研究的基础;以对假设的实证检验代替研究人员的价值判断,对预先提出的理论性假设不是进行一般性的推演,而是采用可观察、可检验的实际证据来进行检验和说明;实证会计研究以定量分析为主,广泛采用精准的计量和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分析实际数据,对假设进行检验,这使管理会计研究的结论具有较高的准确性。
(二)借鉴经济学的广度———以理论为例
人是行为人,而委托人是行为影响的一方。人根据契约为委托人做事,委托人依据契约对人给予奖励。企业的股票持有者与企业经理的角色是不同的,后者是经营(run)企业并做出决策,而前者是在契约签订生效后拥有(own)企业,对企业有剩余拥有权(residualclaimant)。剩余拥有权会产生剩余控制权(residualcontrol),这是一种可以后发制人的机动权(Berle&Means,1932)。理论说明,委托人和人有不同偏好,并且都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人具有机会主义行为,这将导致道德风险(Moralhazard)、成本(包括签约成本、监督成本、保证成本和剩余损失)的产生。1976年,Jensen和Meckling首次提出成本概念,认为成本是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决定因素,缘于管理人员不是企业的完全所有者这一事实。标准的委托—理论建立在两个基本的假设之上:一是委托人对随机的产出没有直接的贡献(即在一个参数化模型中,对产生的分布函数不起作用);二是人的行为不易直接被委托人观察到(虽然有一些间接的信号可以利用)。在这两个假设下,有两个基本命题:(1)在任何满足人参与约束及激励相容约束而使委托人预期效用最大化的激励合约中,人都必须承担部分风险;(2)如果人是一个风险中性者,那么就可以通过使人承担完全风险(即使他成为惟一的剩余权益者)的办法来达到最优结果。委托问题的产生有四个原因,即授权和控制权分离、不确定性和分散投资风险、科层组织结构中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有限理性和个人能力的约束(向荣、贾生化,2001)。委托人需要一种控制系统来使人按委托人的目标来行事,这种控制系统包括三个部分:决策权的分配(谁负责做决策)、业绩计量与评价(向谁报告何种信息)、奖励与惩罚(收集到的信息与人报酬之间的关系)。契约和决策的形成需要以信息为基础,而会计和审计正是与这种信息的收集和传播有关,因此,理论可以用于会计和审计研究中,以分析不同管理会计、财务会计和审计程序的效率特点(ChatfieldM、RVangermerch,1996)。对会计领域问题的研究最有影响的学者有:Holmstrom(1979,1982)、Jensen和Meckling(1976)、Watts和Zimmerman(1978,1983)等。理论可以深入到会计学研究的各个领域(JensenMC,1986),其对管理会计的贡献在业绩评价方面更为显著。例如,在业绩评价指标的选择中,用理论来解释会让我们更深地理解会计基础与市场基础、财务基础与非财务基础、相对基础与绝对基础等矛盾。
需要说明的是,股东虽然可以通过审计者加强对经营者的监督,内部审计、民间审计都对审查会计信息、降低信息风险承担重要责任,但在现实中,由于内部审计组织不够健全,地位尚不独立,民间审计会受到审计委托、审计费用和市场竞争等因素的影响,难以或不愿审查虚假会计信息,甚至出现审计师与企业合谋的问题(陈关亭,2001)。
(三)借鉴经济学的深度———以产权理论为例
我们首先对产权、交易等概念的历史演进及重要性做一个简要回顾,然后阐述管理会计借鉴制度经济学的必要性。完全竞争模型被构建出来,该模型的基本前提假设,如理、公司的规模不经济等,都是非常著名的。其假定还有一个与产权相关的隐含假定是支撑完全竞争模型的基础:商品的供给与需求是决定价格的市场条件,对它们的利用反映了私人产权的制度安排;要实现完全竞争,所有的稀缺资源必须是私有的、明确的,并被有保障地拥有。这是从完全竞争模型或者近似完全竞争的模型中推导出的结果,也是由私人分散控制资源而引起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产权制度隐含在完美的假定中,在对与价格具有同样作用的因素的研究中,对产权安排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1934年,康芒斯在《制度经济学》中提出交易的范畴。他认为,“使法律、经济学和伦理学有相互联系的单位必须本身含有冲突、依存和秩序这三项原则”,“这个相互的单位便是交易”,“一次交易,是制度经济学的最小单位”,交易“不是实际交货那种意义的物品交易,它们是个人与个人之间对物质的未来所有权的让渡与取得,一切决定于社会集体的业务规则”,“交易是所有权的转移”。1937年,罗纳德•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第一次提出交易成本。之后,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提出著名的“科斯定理”,即“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将等于社会成本”。后来有学者将其扩展、引申为:如果市场交易费用为零,不管权利初始安排如何,当事人之间的谈判将使资源配置实现最优;如果交易费用不为零,不同的产权安排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可以通过明确的产权之间的自愿交换来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佳效率。
为了优化资源配置,制度对产权的初始安排和重新安排是必要的。科斯定理说明,通过改善企业内部组织制度和企业产权制度,可以不断地降低企业内外部交易成本,提高企业效益。然而,交易、契约、产权的关系如何?哪些类型的交易适合于企业合约安排?哪些类型的交易适合于市场合约安排?威廉姆森(1985)从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三个方面区分了交易类型,认为涉及高度专用性资产且经常重复发生的交易,适合于在企业内部进行。显然,资产专用性对于为何通过企业配置资源给予了很好的解释,但它不能解释威廉姆森提到的作为“卖者”的企业为何存在。
借鉴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与逻辑演进,管理会计的现代应用必须渗透到制度经济学提及的众多理论(如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和制度安排等),否则,“如果没有产权的界定、划分、保护、监督等规则,没有产权制度,产权的交易就难以进行,产权制度的供给是人们进行交易、优化资源配置的前提”。
三、经济学对管理会计的启示
(一)实证研究(计量经济学)的精度———对现代管理会计研究的启示
无论管理会计(作业成本会计与作业成本管理、综合记分卡、KAIZEN成本计算、产品生命周期成本计算、行为会计、环境和战略管理会计、智力资本管理会计等)的发展趋势如何(余绪缨,2001),无论管理会计研究的内容由内深化与向外扩展如何并举,无论管理会计的选择指标从滞后性向前导性怎样转变,无论管理会计的货币性与非货币性分析怎样结合,现代管理会计的特点、重点及难点研究,都需要计量经济学的背景支持与后台支撑。计量是会计的一种属性,也是其最基本的特征。
(二)理论(信息经济学)的广度———对现代管理会计的诠释
传统的管理会计都假定信息是无成本的,或者至少不存在因信息而导致的成本差异。但是,信息经济学理论表明,任何信息都有其特定的成本,信息成本因具体情况而异,信息系统只能根据具体情况来加以选择。理论在信息经济学的基础上,从委托人与人获取信息的角度,结合人的行为因素,在管理会计中得到应用。
1.有助于管理会计人员在备选决策方案中做出正确选择
在理论体系中,管理会计信息可以为两种不同性质的目标服务:(1)用于优化委托人或人将采用的决策的环境进行事前评估,即修正信息;(2)用于评价决策执行的结果,以便在委托人或人之间按照契约的规定来分享上述成果,即业绩评价。决策前信息和决策后信息的作用以及对委托人和人利益的影响,有助于管理会计人员在备选决策方案中做出正确的选择。例如,业绩评价与激励人的最优努力相关,而人的努力不能被直接监督,如果没有建立业绩与报酬相联系的、能够反映绩效的管理会计信息系统,就不能激励人为委托人而努力工作。
2.对管理会计理论与实践出现偏差的原因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管理会计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应用都面临现代企业存在的一系列委托关系:董事会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关系、股东与董事会之间的委托关系、企业经营者与会计部门之间的委托关系、股东与审计者之间的委托关系等。从委托的机制来看,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决定着管理会计理论与实践出现偏差的可能性与原因。
(1)委托人与人的目标、利益、风险不同
由于所有权与控制权彼此分离,现代企业存在着一系列关系。委托人和人因各自利益、目标不同,所承担的风险也各异,在某些情况下,一方追求效用最大化时,会损害另一方的效用最大化。
(2)契约的不完备与信息的不对称
会计实务的变化难以预料,这不可避免地使会计法规、会计准则的制定存在滞后性。这些法规、准则不可能把会计实务中所有的情况都包括在内,只能对会计的总体目标、总体原则以及不同的会计处理方式做出规定,而对会计处理程序和方法的规定则相对灵活,这使人在进行会计信息披露时有很大的变通余地。契约的不完备再加上信息的不对称,使得人可以利用占有会计信息的优势和契约的缺口,选择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会计程序及会计处理方法,对会计信息进行“加工”,对自身的业绩进行夸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会计信息的质量。
(三)产权理论(制度经济学)的深度———对现代管理会计的提示
1.从交易费用的定性到定量分析
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深度已经渗透到管理会计研究层面能够涉及的深度,如产权理论涉及的交易成本概念就属于制度经济学的内容。在交易成本理论中,交易成本包括外部交易成本与内部交易成本,涵盖了监督成本、信息取得成本、组织制度成本以及不确定性原因引起的成本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机会成本,即选择不同制度形式的生产或消费所损失的机会成本。在成本管理会计理论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机会成本理论,这里的机会成本是指选择最优方案而舍弃次优方案所丧失的收入,其实质是选择不同企业组织形式、生产要素配置与管理方式的问题,它贯穿于投资决策、生产组织和产品销售等过程,是既定制度约束条件下的机会成本。对企业交易费用、机会成本在定性基础之上进行定量研究,已成为管理会计的核算分析内容。制度经济学研究正在更为深入地展开,将会为管理会计的领域开辟新的研究空间。
2.以资产的流动性划分资产到从专用性角度划分资产
资产的分类一般都遵循一个原则:以资产的流动性为标准,对资产进行分类和管理。按流动性划分资产存在的一个很大问题是,信息使用者既不能获得关于无形资产的准确价值计量信息,也不能获得有价值的评估信息。其原因是:(1)存在不能独立存在的无形资产,这些无形资产与企业的有形资产相结合无法分离,而能够分离的无形资产价值又往往是在企业经营有形资产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所以人们难以清晰地界定其范围;(2)流动性划分与无形资产的相关程度很低,按照流动性进行划分的资产虽有利于描述有形资产的特性,但不能有效地描述无形资产的特征,也就是说,流动性与无形资产的相关程度很低,信息使用者如果仅利用现有的财务报告信息,是很难评价无形资产价值的。资产专用性并不是为描述无形资产而提出的,但从会计的角度看,专用性对资产进行另一种分类,能够从财务报表中挖掘更多信息。我们可以对资产的专用性进行一下回顾。
1985年,威廉姆森将描述交易的主要维度分为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次数。资产专用性,是指为支持某项特殊交易而进行的耐久性投资。专用性资产一旦被用于某种交易,它就无法在不发生巨大损失的前提下转移到其他交易中。由此可见,资产专用性表明资产有专门用途,其收益依赖于它所支持的专门交易。资产专用性包括地点专用性、实物资产专用性、人力资产专用性、完全为特定协议服务的资产专用性以及名牌商标资产的专用性。交易的不确定性,是指由于交易双方的协议不可能完全,在交易过程中就可能因为一方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出现一些预料不到的情况。在双方进行了专用性投资的情况下,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双方的交易关系更加复杂化,进而出了对契约关系进行调整的要求,并因此对组织与交易的匹配关系产生影响。交易发生频率,是指交易双方进行交易的经常性或重复程度。采用垂直一体化方式,能够提高契约关系的稳定性和调整性能,但垂直一体化会增加组织管理费用。因此,只有对较高频率的交易实行纵向一体化,在经济上才是合理的。需要补充的是,考量交易的另一主要维度应涉及交易效率,交易效率对分工水平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它随合约自、合约结构的优化、产权保护程度和城市化程度的提高而提高。
四、结语
关键词:法律经济学;理论基础
一、法律经济学的产生背景
古典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学的研究涉及很多社会制度的问题，所以经济学研究也一直做着法律的研究。从早期古典经济学一直到美国制度学派，都在经济学研究当研究者法律制度的作用［1］。但是，在20世纪20－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成为了经济学研究的主导，社会制度被作为资源配置的前提，所以对法律问题的研究开始减弱。但是，经济学当中仍然在研究反垄断法律和公共事业管制的问题，因为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对当时社会的冲击很大。进入20世纪70年代，是法律经济学的成长期，这个阶段多数的经济学家并没有直接参与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波斯纳等法学家最开始进入了法律经济学这个领域，主要是以经济学的视角对法律进行评估。波斯纳使用经济学的方法，对所有法律可能涉及的领域进行了分析，完成了对法律经济学的初步构建，从而让法律经济学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学派［2］。虽然波斯纳的最初目的使用经济学的角度进行法律的研究，以及使用经济学概念来研究法律，但是很多经济学家看到这种方式表明了经济学在法律当中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开始，法律经济学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随着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基础逐渐完善，法律经济学也有了全新的面貌，这也使得法律经济学作为一种思潮，开始进入欧美意外的国家，并且受到了国际的认同。很多政府机构和公共团体都接受了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在美国，很多政府规章都会经过成本－收益的评价才能被确立。很多经济学家都参与了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工作，还有的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合作，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法律经济学开始进行模型化地对法律规则进行研究，使用数学分析理论分析对法律法规进行研究，研究的成果和数量在不断增加。而且，为了适应教学的需要，《法和经济学》等教材相继出版，更推动了法律经济学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法律经济学的逐渐被确立，也开始逐渐分化。法律经济学是多个流派并存的，在个时代，开始向权利、正义、效率等方面有更多的研究，让法学、经济学和哲学相结合，建立了全新的经济法哲学观点，拓展了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并改善了研究方法。其中麦乐怡就努力突破波斯纳的框架，并且将意识形态的内容也纳入到了法律经济学的领域当中。
二、法律经济学的研究现状
(一)芝加哥学派
法律经济学的产生主要来自于芝加哥法学院，芝加哥法学院可以认为是法律经济学的源头［3］。目前芝加哥学派在法律经济学处于主流地位，并且无人能撼动，科斯和波斯纳都是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芝加哥学派坚持芝加哥大学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传统，对法律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在于财富最大化、效率最大化，并且坚持市场观念。以新古典主义的边际分析、均衡分析、成本效益分析作为主要的分析方法。芝加哥学派的理论主要来自于三个基本命题:1．波斯纳定理:市场的交易成本如果过高就会一直交易，财产权利要赋予珍视财产的人2．斯密定理:自愿交换对个人是互利的3．科斯定理:交易费用为零和产权界定充分的情况下，外部因素并不会影响到自愿的配置，此时消费者或者生产者受到市场里互惠互利的思想引导交易谈判。芝加哥学派主张法律需要具有可行性、公开性、程序性、效益目标性，并且法律条文之间也要有合理的结构，尤其是法的效益，需要处于整个结构的核心。在进行法律的效益的评估中，波斯纳不再使用帕累托优势标准，遵循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标准，用效率取代了正义这个在法律当中并不明确的而内容［4］。但是这种方式也受到了主流的哲学家和法学家的反对。
(二)公共选择学派
法律从指定到实施，都和政治决策密切相关，所以需要有关于政府的时政经济理论，以便能够研究政府政策的偏好，对于国家和社会种不同的利益团队所产生的影响。公共选择学派所研究的就是这类问题，以布坎南、尼斯坎南、图洛克、罗尔斯为代表，研究当中对先发的选择和改革、法律程序、公证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法律经济学家施密德也将公共选择理论引进了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完善了法律经济学的市场本位。在布坎南的研究当中，对科斯定理进行了主观契约注意的重构，用主观契约注意中的一致同意去检验波斯纳和科斯所研究的效率。布坎南等公共选择学派学者认为宪法是所有规则中最高层次的规则，不仅直接对经济产生作用，也会影响到其他的法律制定和执行，并且能够对政府的权力作出限制，保护社会中的各种规则。政治哲学家和公共选择学派学者罗尔斯认为，在“无知之幕”下作出选择的才能是足够公正并且是富有效率的。同时，公共选择人学派还认为，利益集团的游说、贿赂也会影响立法和司法制度的变迁，这会导致法律制度的中性和无偏性在外界利益的影响下难以保证。公共选择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打破了过去对政治、司法、立法过于理想化的分析，更看重法律在运行过程中的成本，使得法律经济学的研究不再只是在产权－市场－效率这个循环中进行循环论证，而是能够更对规范意义上的政策进行研究。
(三)制度分析学派
制度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高阔塞缪尔斯、施密德和威廉姆森，在研究当中，制度分析学派不再像芝加哥学派过于强调效益最大化，也不会进行极端分权市场进行讨论。法律在制度分析学派看来是一个可供选择的过程，通过对法律经济学的现象进行制度分析，并且会研究其中的交易费用，从而在多种制度方案当中，研究出费用最低的制度。产权理论的德姆塞茨、巴尔泽也是制度分析学派的学者，是虽然这些人并没有对法律制度进行经济分析，但是法律经济学也受到了他们的影响得到了全新的分析视角，或者使用了不同的理论技术进行分析。一定程度上来说，这种现象反映了法律经济学正在和制度经济学相融合，而且也说明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在寻找法律制度和经济系统之间的关联。
三、法律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法律经济学的发展变得比较平缓，无论是全新的领军人物还是新的是论著都没有出现。但是，法律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一直在扩大，并且展现出了两种不同的学术倾向。
(一)对法律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突破
为了能够寻求研究上的突破，学者开始反思法律经济学的定位。麦乐怡认为，“法与经济学”、“法律的经济分析”虽然有联系，但是仍然有很大程度的不同，所以二者应该是有所区分的。同时，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还需要寻找全新的思维和方法，于是批判主义法学、自由主义法学、自由意志法学、新的研究都收到了法律经济学研究者的重视。
(二)系统反思和综合性的研究
一些学者认为，发个经济学虽然有着结合，但是并不是一致的，这就导致一些研究虽然能够互补，却也有一些研究存在着竞争性。这也导致了制度主义、公共选择学派等学派的成立。为此，需要将法律经济学的理念记性综合，辨别出哪些才是法律经济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结束语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经济学而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关键不取决于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与旧制度主义者一样，新制度主义者也是从批判流行经济理论“过于抽象”人手，但降低抽象程度意味着要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放弃建立在确定性和无限理性基础之上的古典和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设。放弃这一基本假设的方法论无论是从整体上还是局部上说都是意义巨大的。本文首先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关系，进而讨论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特点，最后对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学方法论进行比较。
一、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关系
诺思指出：“我们应注意不断地把传统正规新古典价格理论与我们的制度理论结合起来。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试图去替代新古典理论，我们的目的是使制度经济学成为对人类更有用的理论。这就意味着新古典理论中对我们有用的部分——特别是作为一套强有力分析工具的价格理论应与我们正在构建的制度理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但这种批判并非全盘的否定，而是在批判的基础上加以继承、发展和扬弃。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是一些有关理性和信息的苛刻假设，它隐含地假设制度是既定的，更多地关注经济的效率而忽略经济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思拉恩·埃格特森指出被新古典经济学忽略的三个问题：(1)各种可供选用的社会法规和经济组织如何影响经济行为、资源配置和均衡结果。(2)在同样的法律制度下，经济组织的形式为什么会使经济行为发生变化。(3)控制生产与交换的基本社会与政治规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它们是如何变化的。而这些问题恰恰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威廉姆森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本质上说和微观经济学是一致的。新制度经济学在一些方面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继承，但新制度经济学的“新”也表明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1)新制度经济学给出了充分假设，即制度有深刻的效率因素。(2)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技术本质，也在于其独特的管理方式和结构。后者带来了不同组织类型中信息传递和激励的区别。(3)新制度经济学使用的比较方法是两种可行形式之间的比较，而不是将可行形式与抽象无摩擦形式进行比较。总之，新制度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的关系可表述为：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把制度作为内生变量的条件下，用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去分析制度问题，是对古典经济学关于制度变量假设部分的进一步发展。
二、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特点
新制度经济学流派在研究和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制度分析的路径和传统。新制度经济学更注重从生活的实际问题出发，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详细考察，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表现出鲜明的特点：第一，重视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以经济制度的产生、变迁及其作用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交易费用的存在必然会对制度结构及人们具体的经济选择行为产生影响。显然制度的产生和使用需要投入真实的资源，这里就不可避免地涉及交易费用，然而这样显而易见的问题却经历了很长时间才被认识到。不仅是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即使是他们的批评者也都想当然地把这些制度和交易费用看成黑箱或无摩擦状态。这与他们在经济研究过程中舍弃制度变量紧密相关。第二，试图从文化、心理、历史、法律的角度寻找制度产生的原因和存在的基础。制度的一种产生方式是通过人类的长期经验形成的。当一种经验或习俗被足够多的人采用时，这种规则就会逐渐变成一种传统并被长期地保持下去，锁定为一种行为方式或传统习俗。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规则多数是在社会中通过一种渐进式反馈和调整的演化过程发展起来的。并且，多种制度的特有内容都将渐进地沿着一条稳定的路径演变。学者称这样的规则为“内在制度”。凡勃仑把制度形成的基础归于思想和习惯，“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联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思想习惯又是从人类本能产生的。加尔布雷思则认为，现实的“经济制度”(私有制、货币、商业、利润等)只不过是心理现象(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的反映和体现，起决定作用的是法律关系、人们的心理及其他非经济因素。注重对包括习惯、思想在内的内在制度的研究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鲜明特点。第三，新制度经济学一个重要特点是经验和案例的研究。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案例研究非常普遍。案例研究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同时，对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问题的研究，必须注意这样的事实，即小概率事件可能使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发生改变。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非常关注“微观”问题，同时将个案研究提升到“一般化”的层次。阿尔斯通指出：“借助关于制度的理论知识和现有成果，案例研究方法常常是推动我们积累关于制度变革理论知识的唯一方法。”
三、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准和理论工具
新制度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基准就是科斯定理。科斯定理是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的名字命名的，其核心思想是交易成本。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罗伯特·D·库特对“科斯定理”做出如下解释：“从强调交易成本解释的角度说，科斯定理可描述如下：只要交易成本等于零，法定权利(即产权)的初始配置并不影响效率。”科斯定理是认识产权功能的理论基准。科斯定理说明，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下，就所有制来说，无论它是国有或非国有，谁拥有财产对效益并不相关。而在现实生活中，产权的所有是同效益密切相关的。科斯定理的力量在于，它指出寻找答案的路径：究竟是现实生活中的什么因素与科斯定理的前提假设恰恰相反，导致产权与效益无关。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工具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现代产权理论大厦的基础。1937年，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首次提出交易费用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由于存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不确定性与小数目等条件，使得市场交易费用高昂，为节约交易费用，企业作为代替市场的新型交易形式应运而生。交易费用决定了企业的存在，企业采取不同的组织方式的最终目的也是为节约交易费用。他指出，市场和企业都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和分工的方式(即两种不同的“交易”方式)，企业产生的原因是企业组织劳动和分工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组织劳动和分工的费用。一方面，企业作为一种交易形式，可把若干个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和产品的所有者组成一个单位参加市场交易，从而减少交易者的数目和交易中的摩擦，因而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了，伴随着市场交易的复杂结构被企业家所替代，企业家指挥生产，因此，企业替代了市场。由此可见，无论是企业内部交易还是市场交易，都存在着不同的交易费用。而企业替代市场是因为通过企业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费用比通过市场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费用低。所谓交易费用是指企业用于寻找交易对象、订立合同、执行交易、洽谈交易、监督交易等方面的费用与支出，主要由搜索成本、谈判成本、签约成本与监督成本等构成。企业运用收购、兼并、重组等资本运营方式，可将市场内部化，消除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从而降低交易费用。科斯这一思想为产权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科斯的思想在很长时间内一直被理论界所忽视，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引起经济学家们的广泛重视。尽管交易费用理论还很不完善，存在很多需改进之处，但交易费用这一思想的提出，改变了经济学的传统面目，给呆板的经济学增添了新活力。它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建立在虚假假设之上的完美经济学体系的一统天下，为经济学研究开辟了新的分析视角和新的研究领域。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使经济学更加完善，而且这一思想的提出，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正如科斯本人所说：“认为《企业的性质》的发表对经济学的最重要后果就是引起人们重视企业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作用那就错了。在我看来，人们极有可能产生这种想法。我认为这篇文章在后来会被视为重要贡献的是将交易成本明确地引入了经济分析。”也许，该理论目前应用于现实生活中还有距离，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对经济理论的巨大创新意义。四、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学方法论的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区别在于：前者采用微观、个体主义的研究方法；后者采用宏观、整体主义的研究方法。前者以科斯定理和交易费用为理论基准，后者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参照系。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以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主。个人主义的方法论意味着所有的经济绩效最后必须由个人行为来解释。新制度经济学派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的假定予以继承，而不同意其理性人的假定，在现实世界中由于人所处的经济制度环境的复杂性及人自身能力的限制性，信息是稀缺的资源，因此总有意识地想把事情做得最好的人可能会导致：想达到理性意识，但又是有限的。所以经济人行为的有限理性就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二个基本假定。在其基本假定之后，他们仍继承了古典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同时就不可避免地使用与这一方法论相一致的经济学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如，效用、效率、边际、成本收益分析、均衡等概念。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和人所面对环境的理想化假定做出了更加切合现实的修正，并借助交易费用概念论证了在存在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里，产权制度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相关性，得出了经济人活动其中的市场制度有改进的必要而不能被理想化和永恒化的结论。其对市场现实分析得出的产权理论，成为支撑其整个制度变迁理论大厦的基石。但其整个学说仍是建立在斯密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等经济人命题之上的，其研究方法本质上仍是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的制度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论，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成是一个自然发展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它既阐明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变迁，揭示了制度的动态性、历史性及其演变规律，又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阐释了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既分析了微观层面的制度，又分析了宏观层面的制度及其相互关系，体现了宏观与微观、抽象与具体的辩证统一。在理论分析中，坚持了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演绎分析方法。在理论和史实的分析中，坚持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分析方法。马克思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背景是他的社会历史哲学观。马克思的社会系统观、结构观、发展观、动力观和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化观，为其制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哲学工具，使其制度经济学形成了一个系统的、动态的、宏观的理论体系。
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学方法论相似处在于：第一，都注重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都对制度进行了系统的结构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曾说过：“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强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产权的重要性，以及在现有的产权制度与新技术的生产力之间产生的不适应性。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贡献。”新制度经济学明显地受到经济学基本方法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作为分析对象，分析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变迁，提出制度的动态性和历史性，这是借鉴经济学对人类社会经济制度产生、演变规律的分析。第二，都强调制度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定义的“制度”即经济关系与竖立其上的上层建筑，它的变更不是人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而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它有自身的运动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制度对生产力有反作用，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能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与社会进步，反之则阻碍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则认为制度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起决定作用。在1971年发表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一文中，诺思明确提出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十分重要的观点。他说“制度安排的发展才是主要的改善生产效率和要素市场的历史原因。”在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进一步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也就是说，新制度经济学更强调制度的决定性作用。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各种因素都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它们不过是由制度创新所引起的某些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最终推动经济增长的表现而已，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只有制度因素。
五、结论
〔中图分类号〕 G720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004—0463（2012）
14—0050—02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就业制度、住房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等改革相继推出，个人必须为自己的未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与普招学生相比，成人学生多已参加工作，且年龄较大，其已是市场经济、家庭、社会的有效参与者，而是否具备良好的经济素养则决定了其是否能够适应社会的变革，承担起现代公民的责任。具有良好经济素养的成人学生能合理地规划人生，从容、理性地面对金钱和金融问题；一位具有良好经济素养的成人学生也是一个有见识的消费者，知道如何通过储蓄来实现自身的目标，并明智地使用信用卡，为不可预测的未来做准备，从而避免陷入财务危机。提高成人学生的经济素养符合成人教育更重视目的性、应用性这一教育特点。
说到经济学，狭义的是指西方经济学，它是一门研究稀缺资源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的科学，具体包括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其具有一套独特的研究方法、工具及可与自然科学相媲美的理论结构。经济学教学有助于培养和锻炼学生的经济思维和经济素养，但西方经济学是一种舶来品，在针对成人学生的教学实践中，教师该如何结合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自身的特殊性，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培养成人学生的经济素养，则成为经济学教学成败的关键所在。
一、在经济学教学中培养成人学生经济素养的原则
经济素养是一种个人能力，是用经济学的立场、态度、观点和方法去处理个人生活、经济管理中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能力。在传统的经济学教学中，教师通常偏重于理论知识的讲授，却忽略了经济活动的全过程，很少或没有关注思维方法在提高学生经济素养方面所具有的巨大作用。一些照本宣科的教师往往将经济学教学置于枯燥的结构演绎、呆板的数学推理之中，这不仅使学生感到枯燥乏味，影响了他们学习经济学的兴趣，而且扼制了学生经济潜能的发展。就成人学生经济素养的培养这一经济学教学关键而言，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着重把握以下原则：
1.发展性原则。经济学教学不仅要重视学生经济理论知识的掌握，而且更要重视其经济思维、经济感觉的形成与发展，教师应秉持素质教育的理念，注重成人学生个体发展的全面性、和谐性和可持续性。要为成人学生财商、经济素养的发展创设良好的教学氛围，让他们在学习与实践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进而成为能独当一面的人才。
2.主体性原则。素质教育本质上是主体教育观念的体现。教师若想提高成人学生的经济素养，在经济学教学活动中就应遵循主体性原则。所谓主体性原则，就是指学生是学习活动的承担者，是学习的主体，发展的主体，认识的主体。作为学习活动的主体，成人学生必须自觉地、主动地并创造性地参与学习活动的全过程，成为学习的主人。
3.开放性原则。经济素养方面的教育内容涉及面广，要求相应的广阔的教育空间和多样化的教育方法与之相适应。特别是经济素养所包含的经济思维、经济感觉具有抽象性，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将经济学的效率意识、风险意识贯穿始终，并训练学生从微观与宏观、东西方文化、历史与现实的角度去分析案例、积极思维，使其养成动脑、动口、动手的习惯，在开放的环境中培养成人学生的经济素养。
二、在经济学教学中培养成人学生经济素养的途径
经济素养的培养并非是抽象的。在经济学教学中，它是具体的、系统的、动态的。而有效地培养成人学生的经济素养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调整经济学教学思路，构建经济素养培养内容的目标体系。传统经济学教学目标，是让学生掌握教材所涵盖的基本经济理论以及基本经济分析方法。为有效地培养成人学生的经济素养，教师应在发展性原则的指导下，调整经济学教学思路，优化经济学教学目标，要在传统教学目标的基础上构建经济素养培养内容的目标体系。其主要包括：一是树立经济学以成本收益法、机会成本、交易成本为中心的效率观念以及不确定性为主的风险意识。二是掌握基本的经济理论与原理知识，如，均衡的概念、供求论、消费理论、成本论、市场结构理论、收入论、市场失灵及宏观经济的基本理论等，为培养成人学生日常生活、经济管理工作中所需的经济素养打下良好的知识基础。三是能熟练运用基本经济学分析方法分析、认识、解决生活与工作中遇到的微观和宏观的经济问题，不断提高自身经济素养。在教学中，教师应以创新的教学意识，主动地引入一些与当前市场经济改革、日常生活和科技发展密切相关的经济学应用实例，提高讲课的实用性和趣味性，使成人学生能够养成理论联系实际的具有创新思维的经济素养。
2.转变单一讲授方式，变“注入式”教学方式为“互动式”教学方式。在经济学教学中，由于教学内容多，课时有限（成教学院普遍一学期开54个课时），为了完成教学内容，大部分教师采用了传统的“注入式”教学方式。这种方式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处于被动接受地位。而互动式教学方式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与学生处于双向互动地位。“互动式”教学方式强调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要求学生提前预习教材，大胆提出问题，研讨问题，自主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其是培养学生经济素养的有效途径。要采用这种方式，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要创设宽松的教学环境，活跃课堂气氛，引导学生养成课下自学的习惯，讲课要少而精，尽量多留出时间让学生思考和讨论。不要只重视“我讲了多少”，更要关注学生“学了多少”，不能一味进行知识的灌输，更要注重围绕如何有效提高学生经济素养这一宗旨适时改进与创新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加强对经济学的学习及训练，从易到难，逐步推进。教师在“互动式”学习活动中要起到组织引导作用。对于教学内容中的重点、难点，教师可以设计成具体问题，让学生自行解决。而学生可在课后查阅资料、相互讨论的基础上，在课堂上阐述自己的见解，教师则予以必要的补充和纠正。
3.组织多种形式的学习活动，多渠道拓展教学资源。成人学生大多数已参加工作，但以前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其之所以接受成人教育，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更出色地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这决定了成人学生的学部分是本着学以致用的目的。经济学教师可利用成人学生的这一学习特点，开办与他们工作、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政策、经济热点问题的讲座，培养他们的经济素养和经济思维。此外，还可举办创业设计大赛等活动，以培养成人学生的创业意识、经济意识与开拓能力，也可组织成人学生实地参观、考察知名工商企业，使其了解现代企业运营流程，感受企业管理和文化；引导成人学生浏览相关视频，如，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精彩节目，让成人学生获得有关创业、投资理财、企业运作等方面的信息与方法，激发他们提高自身经济素养的积极性。
林毅夫1952年10月出生于台湾宜兰县。1971肄业于台湾大学农业工程系,1978在台湾政治大学获企业管理硕士学位。1982年在北京大学获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学位之后,他远渡重洋,来到现代经济学的大本营――美国芝加哥大学,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学习农业经济,1986年获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教授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随后,他又在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博士后研究工作。
1987年,林毅夫回到中国,成为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位从西方学成归来的经济学博士。回国后,他历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与城乡协调发展研究部副部长。1994年至2008年,一直担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如今,该中心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大本营。从1994年开始,他参与了国家几乎所有重大经济决策的讨论,尤其对农村经济和国企改革等领域的政策,极具影响力。
林毅夫是中国经济学界“海归”派的代表人物,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推动者之一,是用西方主流经济学规范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学较为成功的学者之一。他努力推进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并强调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规范化和一致性,以及用实证方法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市场化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他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作出了严谨的经济学模型。他主张中国充分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用较低的成本引进先进技术,加快技术变迁,加速资本积累,实现中国的产业升级。他还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是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改革国有企业才能够给民营经济提供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林毅夫一直以来都对中国经济保持乐观,认为在拥有和平稳定发展机会的环境下,到2030年,中国有望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是林毅夫在研究了20世纪后半叶世界经济,尤其是东亚经济的基础上建立的,已为世界经济学界推崇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是中国经济学家对世界的贡献。
林毅夫是从研究中国农业问题开始走上经济学研究之路的,并以此奠定了他在国际经济学界的学术地位。1990年,他关于1959～1961年中国的论文《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在国际顶级经济学杂志之一的《政治经济学期刊》上发表,引起了强烈反响。1992年,他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中国的农村改革及农业增长》一文,成为一段时间发表于国际经济学界刊物上被同行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之一,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为其颁发了经典引文奖。此外,他的主要著作《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1993年还荣获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一些欧美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视其为中国农业经济与社会问题的权威,屡次邀请他出国访问研究。对于当前的“三农”问题,林毅夫认为城乡差距的问题将长期存在,只有依靠长期的经济发展,不断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在城市里的就业机会和条件,才能逐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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