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7 09:37:36
导语：在银行高管法律培训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随着现代银行监管的发展，如何借鉴国际先进银行的合规风险管理经验，结合我国银行业实际，全面加强我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中的合规建设与监管，已成为亟待研究和实践的课题。本文就合规管理的内涵、我国银行业实施合规管理的必要性以及银行如何实施合规管理作些粗略探索。
一、合规管理的内涵
（一）合规
合规，字面含义是“合乎规范”，英文称COMPLIANCE，意为“服从、遵从”。“合规”一词在银行业的出现，源自1998年9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银行业组织内部控制体系框架》中，将“合法和合规性”列为银行内部控制框架的重要要素之一。2003年10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还就合规问题专门了《银行内部合规部门》的指引性文件，明确合规风险管理是一项日趋重要且独立的风险管理职能。2005年4月29日，又修订了《合规与银行合规职能》指引，其中明确地将合规定义为：银行的活动必须与所适用的法律、监管规定、规则、自律性组织制定的有关准则，以及适用于银行自身业务活动的行为准则（统称“合规法律规则和准则”）相一致。
合规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首先要制定好“规”，这个“规”必须是符合法律并能适应和保障银行健康发展需要的，包括立法机构和监管机构的基本的法律、规则和准则；市场惯例；行业协会制定的行业规则以及适用于银行职员的内部行为准则等。二是研究如何做到“合”，即是银行业都要主动地遵守已制定的“规”，包括确保“规”在建立好后能够被大家持续地遵守，并且保证“规”能够被及时加以修改和完善，进而营造出良好的合规文化。
（二）合规风险
合规风险，国际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定义为：银行因未能遵循法律、监管规定、规则、自律性组织制定的有关准则，以及适用于银行自身业务活动的行为准则而可能遭受法律制裁或监管处罚、重大财务损失或声誉损失的风险。
合规风险与我们比较熟知的银行三大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内源性。合规风险是银行做了不该做的事（违法、违规、违则等）而招致风险或损失，由银行自身行为所引发，而三大风险的产生更要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外部环境因素的刺激作用比较明显。
二是核心性。合规风险是其它三大风险特别是操作风险存在的重要诱因，它们之间通常带有某种因果或递进关系。因此，巴塞尔委员会将合规风险管理视为“银行内部的一项核心风险管理活动”。
三是高层性。合规风险主要发端于银行的制度决策层和各级管理层，带有较强的上层色彩。其它三大风险则主要表现在具体业务部门和人员身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合规风险较三大风险具有更大的危害性。
四是违规性。合规风险的判断标准相对单一，就是根据违反法律规则和准则而确定，而其它三大风险更侧重于从银行资本损失的角度去衡量，风险内涵相对宽泛。如：操作风险就可分为交易风险、技术风险、内部失控风险、外部欺诈风险、盗抢风险等等。
（三）合规管理
合规管理肇始于一些大型跨国金融集团的实践。目前，对于合规管理的认识尚不统一。笔者认为，合规管理是指银行推行和及时完善合规法律、规则和准则，营造合规文化，主动防范和控制合规风险的动态机制。就是说，合规管理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持续推行合规法律规则和准则，确保所有行为达到合规要求，促进建立合规文化；另一方面是针对识别出的合规风险，主动采取各项纠正措施和适当的惩戒措施，有效控制损失。
从风险管理角度讲，合规管理较先前机制是一次里程碑式的创新。其从根本上突破了过去对风险采取事中和事后管理的方式，实现了对风险的事前管理。正所谓“上工治未病”，合规管理开创了真正意义上的风险源头管理，使风险管理从治标走向治本，做到了标本兼治，且重在治本。
二、实施合规管理的必要性分析
（一）合规管理是防范风险的基础
1．合规管理是构建银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基础。违规经营、道德风险始终是诱发银行各种严重风险的主要内因，合规管理使这些风险源得到空前关注。一方面，通过执行系统的合规措施或程序，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违规行为实际发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通过及时判定、评估和监测银行所面临的合规风险，可以提出有针对性的咨询建议和报告。合规管理所具有的预警作用，使之成为银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基石。
2．合规管理是构建银行有效内部控制规范的基础。建立有效的合规管理机制，能够把外部法律、法规要求和银行内部工作需要有机结合起来，有力推动了银行内部规章制度实现系统化、规范化，使得银行内部控制不再是难以触及的，而是实实在在的日常工作。同时，合规管理从高级管理层到基层员工实现了全员覆盖，体现在业务流程的每个环节，因而，在银行日常经营管理中真正处于核心地位。
3．合规管理是构建银行安全稳健运行机制的基础。银行业外部生存和发展环境的不断变化，银行监管法律、法规的不断更新，银行业务产品的不断创新，银行员工的不断流动，都决定了合规管理不是一劳永逸的工作。合规管理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必须始终进行合规机制能否管理最新合规风险的定期检查。合规管理这种顺应时势需要、不断自行调整的动态机制，有效降低了违规机率，保证了银行始终处于合规守法、稳健运营的状态。
（二）合规管理是创造价值的利器
1．合规管理有利于银行实现战略发展规划。合规管理较业务管理、财务管理更侧重于经营管理的安全性，可以有效保证银行妥善履行其对外部利害关系人所承担的责任，如信息披露、公平竞争、保护股东利益、不侵犯第三方权益等。良好的合规管理能够使银行避免合规风险，提高品牌价值，吸引更多优质客户，增强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合规管理维护了银行的长远利益，与银行战略发展规划具有正相关的关系。
2．合规管理有利于银行施行集中统一管理。银行内部统一管理、集中控制能够有效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提升经营的集约化水平。而长期以来，中资银行普遍存在不同经营部门各自为政的积习，导致服务创新、风险防范都受到人为限制，难以形成合力。合规管理正是改变这种现状的一剂良方，其畅通了信息报告、传递和决策渠道，强化了部门间的相互配合和相互制约机制，从而把“部门银行”打造成为“流程银行”。
3．合规管理有利于银行整合优化业务流程。中资银行因沿用传统的思维定式，银行管理规章和操作办法难以达到规范化和标准化，员工激励和约束机制不够明确，可执行性较差。合规管理能够对银行运作实践予以系统化梳理，把银行长期运作中积累的管理经验转化为具有执行力的政策和程序，其过程本身就是对业务和管理流程的整合和优化，为银行业务管理垂直化和组织结构扁平化提供了必要支撑，促进了银行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再造，因此，可增加银行的盈利空间和机会，能为银行带来经济效益。
（三）合规管理是构建和谐的平台
1．合规管理能够体现银行与监管部门的共同需求。从本质意义上讲，银行外部监管和银行内部管理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使银行能够规避风险、创造价值。但是，在过去由于各自工作模式的局限，银行和监管部门更多地表现出对立局面。合规管理的出现，不仅是满足了外部监管的客观需要，同时更是银行自身健康发展的内在需求，成为了银行和监管部门根本目的一致性的有效实现方式，彻底改变了二者之间猫鼠博弈的局面。
2．合规管理能够促进银行与监管部门的整体协作。合规管理体现了外部监管和内部管理在风险防范上的一体性，因而改善了银行与监管部门在风险事中和事后管理上的不协调性，增进了银行与监管部门在风险事前管理上的协作性，为二者之间整合资源去携手应对风险创造了可行性，能够持续增强中资银行的全球竞争力。
3．合规管理能够强化银行与监管部门的有效互动。合规管理使得银行不再去被动应对监管部门的监管要求，而是从自身生存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努力建立内部管理长效机制，这样银行与监管部门之间可以展开更为积极、有效的互动。银行在业务流程中会主动去满足相关监管要求，监管部门则会随之从监管角色自然地转向服务角色，为银行提供更多方便和支持，从而，银行获得了竞争优势，监管部门达到了监管目的，合规管理使二者之间实现了双赢。
三、实施合规管理的建议
合规是监管部门履行“管风险、管法人、管内控”职责的又一重要技术手段，可以使监管重心从过去事无巨细的检查，转向监督和评价银行内部合规管理效能，积极引导和督促银行不断完善自身核心管理机制。
（一）组建合规架构，规范运作机制
1．成立组织机构。合规部门能够填补以往合规风险控制的“盲区”，是构建银行内部合规管理机制的重要一环。合规部门的组织结构主要有两种模式可供选择：一种是集中化的组织结构，即所有负责合规工作的职员都放在一个独立的合规部门体系之中；另一种是分散化的组织结构，即负责合规工作的职员分布在不同业务部门或业务条线。
2．明确报告路线。合规部门可采用的报告路线有两种：一种是矩阵式报告路线，即在向上一级合规主管报告的同时，向合规部门所在分支机构行政主管报告；另一种是条线式报告路线，即只向上一级合规部门主管报告。笔者认为，条线式报告路线更利于提升合规部门在银行内部的地位和增强合规工作的权威性，因此应以条线式报告为主。
3．审定负责人选。合规负责人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直接关系到合规工作的成败。其应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和较强的协调能力，既要善于处理好与外部监管部门的关系，又要妥善处理好本行内部与其他部门、分支机构的关系。合规负责人应为银行的高管，被提名为合规负责人的候选人必须得到监管当局的核准才能被正式任命，以确保合规的人选是适宜和恰当的。
4．开展合规培训。一是银行全员培训。要求银行各业务部门系统了解和熟练掌握需要共同遵守的“规”和部门自身需要遵守的“规”，未经培训和培训不合格的人员一律不能上岗作业。二是合规队伍培训。培养合规员胜任合规工作所必备的素质，使其善于主动识别、评估和监测潜在的合规问题或合规风险，善于提出有针对性的合规建议，善于跟踪事态的发展。监管部门应重点抓好合规员的集中培训，尽快壮大合规职业队伍。
（二）督促银行高层，形成内生行为
1．保证自身行为的示范性和引领性。一方面，银行高层要牢固树立“合规从我做起”的意识，处处以身作则，时时率先示范，在工作中严格恪守各项规定和道德准则，做到慎独、慎微、慎言、慎行，努力成为全行的表率。另一方面，发挥领导行为的辐射作用，自上而下地贯彻落实合规法律、规则和准则，切实传达到每一位员工，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引领和带动全员以实际行为去践行银行的核心价值观，努力促进依法合规经营原则在整个银行体系内的有效落实。
2．保证所定之“规”的合格性和严肃性。一方面，银行高层要核准和制定出合格的“规”，包括合规实务框架、高层责任、合规部门地位和职责、合规风险管理程序、合规文化等要素。可运用“SWOT”分析法，使建立的“规”与银行内部的公司治理、企业文化、组织结构、发展战略、人力资源、目标市场需求等因素和外部市场竞争的客观需要、政策法律法规的要求相匹配，并随着上述因素的不断变化，及时作出动态的修订和调整，确保合规工作有规可循、有据可依。另一方面，通过建立有效的正负激励机制使建立的“规”要在实践中得以贯彻执行，对合规工作做得好或对举报、抵制违规有贡献者给予保护、表扬或奖励；对存在或隐瞒违规问题、造成不良后果者，严格按照规定予以处罚，必要时绳之于法，切实形成奖惩分明、违规必究的工作机制。
3．保证合规工作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一方面，银行高层必须保证银行内部合规工作独立于经营活动，包括独立的调查权力、独立的报告路线、独立于经营业绩的绩效考核等，不得要求合规人员从事与其履行职责相冲突的工作。银行高层还要为合规部门独立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资源支持，并组织其在接受审计的同时与审计部门进行有效协作。另一方面，要对合规工作给予足够的重视和信赖，定期接收合规方案和合规问题的报告，确认被认定的合规薄弱环节得到及时整改，对于合规风险控制评价或监管检查结果不够好的，应由银行主要负责人亲自进行复查，最大限度地发挥合规工作对银行业务政策、操作程序、员工行为的评估和改进作用。
（三）营造合规文化，实现良性循环
1．科学确定合规文化要素。在借鉴吸收国际优秀合规文化的基础上，中资银行合规文化应包括以下内容：一是诚信正直，这是合规活动的最基础支撑。二是人人有责，其中银行高层对合规经营负最终责任，业务部门对合规风险的生成和管理负直接责任，每一位员工对其业务活动的合规负责。三是价值创造，积极鼓励参把合规工作融入内部政策、流程、制度的制订和设计，为新业务、新产品的开发提供合规支持。四是主动合规，包括主动发现合规风险，主动报告合规问题，主动改进操作程序，主动纠正违规事件。五是严格问责，明确风险的有效归属，做到“责任该是谁的就是谁的”，严格实施对应的奖惩措施，强化制度的执行力。
关键词：银行监管成本；执行成本；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830.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0017402
1银行监管成本的含义
银行监管引起的成本可以划分为两大类：(1)静态成本，指监管机构执行过程中所消耗的资源与被监管机构应遵守监管条例而消耗的资源等，包括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两类。固定成本主要是指监管机构的各种设施和设备等不随监管工作频率增加而增加的成本。可变成本是指银行监管机构及被监管机构付出的随着监管工作频率增加而增加的成本，主要包括监管人员工资和监管人员培训费用，以及在监管过程中由于监管人员知识或工作经验不足，造成工作的重复、时间的浪费等引起监管人员“素质成本”；银行监管的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工作形成的“实施成本”以及被监管者因执行监管条例而付出的执行成本。(2)动态成本，指由于监管加强而影响银行业长远发展的成本，它不表现在政府与政府预算支出的增加上，也不表现为监管机构直接负担的成本的加大，但是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却由于这种监管的实施而降低了，尤其整个银行体系的运行效率的下降。①监管过严有可能妨碍银行业务的创新。②监管有可能削弱竞争。③监管措施设计不合理，被监管机构会出现道德风险。④监管可能造成对银行业务人员的激励机制作用下降，对业务的发展有所牵制。
2我国银行监管成本的构成及表现
（1）直接成本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监管机构的设施、设备配备成本。我国金融监管的主体有主要监管单位和其他监管单位，而且其机构设置一般是从中央到省市，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更是设到县，对于这么庞大的一个系统，仅从办公场所、监管部门所必备的办公设备就是一笔巨大的成本投入。②监管活动的组织实施及运作，即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工作成本。我国每年都要进行现场检查，每一次的现场检查尤其是全国性的现场检查，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③监管的人力资源配备及培养成本。金融监管为了能适应金融业务的日益发展和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不断涌现，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就必须要使金融监管人员的知识层次和业务能力、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在金融全球化的新形势下，为同国际金融监管接轨，就更需要配备高素质的人才，这必然会加大培训成本。④被监管者的守法成本。被监管者为遵守监管法规需要建立新的制度、提供培训、花费时间和资金等，这也是一笔巨大的成本。据有关资料实证分析，2004～2006年我国银行监管的直接成本在600亿～800亿元人民币左右,并且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而且监管过程中由于一些原因导致出现一些违法乱纪的行为，这一方面对监管主体产生一定的工作压力，无形中增加了监管主体的工作量，增加了监管的无形成本，而且不良金融道德行为的发生也反映了隐性效率的损失，也是变相的监管成本的一部分。
（2）间接成本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我国近几年为了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金融监管部门制定了不良贷款责任终身追究制度，这使得对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激励机制作用下降。②监管对金融机构业务发展有所牵制。1993年以来，中央银行制定了比以前更为严格的规章制度，并加大了处罚力度，这会使金融业务不能得到有效运营。③我国金融监管信息系统不完善，没有解决监管信息共享的矛盾，增加了各监管部门之间的磨擦成本。④金融监管对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有所遏制。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实行无所不包的金融管制，这严重遏制了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降低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在银行监管的间接成本方面,由于监管机构对资本充足率的硬性要求,使得银行过于寻求补充资本金的途径,一方面导致银行的融资成本加大,提高了经营风险；另一方面也造成银行激励机制下降,贷款发放集中于某些行业,而忽视挖掘中小企业客户。另外,由于中国商业银行的市场定位大体相同,银行业整体创新能力和水平较低,也是与银行监管分不开的。
3我国银行监管成本存在的问题
（1）我国银行监管机构设备尚不完整。我国银监会的机构现设有银行监管五个部门，每个部门分别对不同性质的银行进行监管，如果各部都设立相应所属银行的网络银行业务管理机构，那将对银行设备和人员造成很大的浪费。由于我国尚未建立网络化的监管信息系统，没有可供监管人员随时调阅和分析监管数据的监管信息处理平台，从而导致非现场监管信息滞后，按季、半年和年度生成的《非现场监管统计报表》不能满足监管部门对银行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进行持续监控的需要。同时由于现有的固定格式报表不能完全满足监管分析需要，监管人员需花费大量时间精力重新收集、核对和加工处理数据，加重了商业银行的工作负担。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和网络技术普及，银行业务也从支持简单的网络电子交易发展到网络银行，并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网络银行必然成为一种银行主流业务。这都给我国银行监管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2）执行成本不合理。①现场检查和监管合力不足，造成资源浪费。主要表现在监管机构庞大，人数众多，人力成本较高；监管手段比较落后，大规模的跨地区的现场检查成本高，效果差；现有的现场检查缺乏连续性，大量的现场检查项目是临时性安排的，与非现场监管和以前现场检查结果之间缺乏有机联系。还有，大量的现场检查在检查报告完成后，对被查机构的整改情况和相关责任人员的处理情况缺乏有效的后续跟踪检查，并且检查结果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和深入挖掘，重复检查现象较为突出。②目前监管手段方面非现场监管力度明显不够，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数据的真实性问题。二是数据范围问题，信息还不够全面和完整。三是分析工具问题。从监管人员撰写的银行监管报告看，大量的分析停留在非现场稽核报告书列出指标的增减分析上，非现场分析的深入性不足，非现场监管的有效性没有得到发挥，难以通过非现场监管体系及早发现银行存在的问题，影响了非现场监管体系功能的发挥。而西方发达国家借助计算机系统，建立对银行信息的历史和分组分析体系，通过对银行指标的纵向和横向分析发现问题，并进一步通过建立模型工具，进行银行损失或倒闭的可能性预测，极大地提高了非现场监管体系的效率。
（3）监管人员素质不高。我国银行业监管水平及人员素质与发达国家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在基层监管部门，大部分监管人员没有经过正规高等财经教育，缺乏系统的金融理论基础，对国际金融知识知之甚少，加上缺少高水平的管理、法律、会计、审计、计算机和外语等相关专业人才，基层监管很难跟上银行发展步伐。我国银行中存在的众多违规违法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与基层监管人员不能敏锐察觉其经营违规性，或察觉后未能依法采取措施，及时加以制止有关系。尤其是现阶段，外资银行大量涌入的情况下更体现了监管人员能力及素质与监管要求的差距。在监管高层，虽然拥有高学历文凭的各相关专业的监管人员占有较大比重，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熟悉或掌握本专业知识和技能，综合素质高的人才十分匮乏，尤其是既精通监管业务又具有较强监管领导能力的人才更是凤毛麟角。
（4）银行监管外部运行环境不容乐观。2003年4月银监会成立，将使中央银行和银监会以更细的分工专司其职，迅速提升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的专业化水平，从而加快金融改革与发展的进程。但是，我国目前的分业监管由于缺乏一套监管协调机制，金融监管支持系统薄弱，存在一些问题。①各监管机构之间缺乏协调，造成监管真空或重复监管；②监管主体和被监管对象之间缺乏协调，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缺乏科学、规范的评价体系，这不仅使金融机构在应对监管当局时有机可乘，而且由于对金融机构的风险识别严重滞后，可能形成风险的蔓延和滞后；③监管部门内部缺乏横向协调；④银行开放条件下，缺乏与国外银行监管合作与沟通，这不仅形成对监管理念的滞后性，也造成了跨国银行的监管信息损失。
4合理控制我国银行监管成本的政策建议
合理控制和降低银行监管成本不仅能提高监管的效率，而且有利于经济金融的稳定。(1)要加强监管组织体系和银行业机构内控制度建设。合理设置监管机构, 健全完善监管制度, 优化配备监管人员是降低监管成本的最直接、最见效的手段。而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和完善的银行机构自我约束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金融机构的效益和防范风险的发生，而且相应地可以减少银行监管的成本投入。(2)要强化查处力度, 依法进行行政处罚，同时加强对高管人员的道德培训，建立银行监管的激励和惩罚双重机制，确保杜绝金融风险和降低监管成本。再次，要积极转变监管理念、增强成本意识和加强监管队伍建设、提高监管队伍综合素质。在金融发展全球化的趋势下, 我们必须在转变监管理念的同时, 教育监管人员不断增强成本监管意识，吸取国际上先进的监管理念和模式。同时要努力通过多种途径把精通金融、法律、电脑等高水平的人员充实到监管队伍中去，要有针对性地对现有的监管人员进行金融经济理论、法律、计算机等方面的培训，以提高其在评价金融机构经营业绩、操作管理的基础上迅速判断金融机构风险大小的能力。(3)要把握宏观经济形势，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应及时、充分地了解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信息，把握金融经济走向，科学制定相应的监管规划。同时要建立监管系统内部的信息交流机制，既要有纵向的信息共享、沟通体系, 还要强调相关监管机构之间的横向信息共享沟通，提高监管决策的正确性。(4)要创新监管手段，实施有效监管。①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预警体系，把金融风险消灭在萌芽之中，以达到此时所需花费的监管成本远远低于风险产生以后所需的化解成本的目的。②将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有机结合起来。③加快银行监管信息系统建设的步伐，充分运用现代网路通讯手段来改善信息传递方式和速度，增加信息的透明度和准确性，及时对症下药实施监管，以减少因信息不畅通而耗费监管成本。
参考文献
［1］张强,汪东山.提高金融监管效率的成本收益分析［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4,(4).
关键词：金融；衍生；市场；监管；研究
目前，国际性的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蔓延，金融衍生品的交易成为了金融危机扩散的直接途径。金融衍生品具有不确定性、虚拟性、杠杆性和复杂性，结合金融衍生品的特征不难看出金融衍生品交易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很容造成金融危机。而我国金融危机的频发爆发，说明我国的金融衍生市场的监管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深刻的认识到金融衍生市场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对于促进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有效的控制金融风险成为了金融衍生市场监管的关键。
一、金融衍生品的特征
1.不确定性
进行金融衍生品交易主要结合目前基础工具，分析未来可能产生经济效益的结果所产生的交易。金融衍生品的交易具有不确定性，是对未来预测的交易，交易可能产生的结果只有在未来才能得到准确的结果。
2.虚拟性
金融衍生品具有相对独立的特性，由于它本身没有实际的价值，因此还有一定的虚拟性，独立存在于资产运作以外的范围，虽然能给持有者带来经济收入，但是在虚拟的交易环境中金融衍生品的市场规模不易控制，很可能超出或脱离基础工具市场范围。
3.杠杆性
金融衍生品的保证金交易，只需要持有者支付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就能快速实现全额的交易，根本不用进行本金的实际转移。除了以实物进行交割的方式需要交足货款之外，合约的结算方式通常采用补交现金差价。因此，交易双方的信誉度成为了杠杆式交易的前提和基础，也由于金融衍生品的杠杆效应，导致了金融衍生品的高风险性。
4.复杂性
金融工程师通常将远期合约、期货合约、期权合约、互换合约当作基本工具，通过对其进行指数化、证券化、组合、分解和剥离等，衍生出不同的金融产品，并且具有独特的风险收益。金融衍生品具有一定的复杂性，由于缺乏深入的特性了解，导致金融衍生品具有很高的操作风险。除此之外，金融衍生品可以根据不同客户的需求，进行合约风险级别、金额、杠杆比率等参数设计，充分发挥保值避险的作用。
二、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的理论依据
1.保护公众的信心
我国的金融体系主要的建立基础就是保护公众的信心，设立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衍生品进行监管才能保证公众的信息，一旦公众对金融衍生品失去信心，金融体系就会面临崩溃，最终导致金融机构的破产。因此，维护公众信心才能确保金融机构的正常运行，从而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金融监管成为了维护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是构成金融市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金融权力的制衡
金融监管对金融权力具有很强的制衡作用，由于保险、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具有调节和分配社会资源的职能，因此会存在一些金融权力因素。进行金融衍生品交易过程中同样存在金融权力，强化对金融权力的监管，能够有效的防止金融权力的滥用，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实施科学有效的金融监管能够制衡金融的权力，避免金融机构进行市场垄断，使金融市场能够稳定的发展。
3.金融机构的垄断地位
金融机构具有一定的垄断地位，逐渐成为现代化市场经济的核心。通常情况下，金融机构需要通过政府的审批，才能获得特许权，使金融机构在市场竞争中具有一定的优势。对金融机构进行金融监管，主要为了避免获取特许权的金融机构滥用权力垄断市场，保护相对不占优势的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
三、金融衍生市场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
1.金融衍生品的分业监管模式不够完善
目前，金融行业实行分业经营，在这样的背景环境中，种类不同的金融机构之间很少有业务往来，监管部门通过分业监管模式进行金融机构的管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分业监管模式已经无法适应金融机构的混业发展趋势，我国传统的金融监管模式已经无法发挥出监管的作用，致使不同的监管机构之间存在不同的监管原则，监管主体存在差异性等问题。除此之外，我国分业监管模式不够完善还体现在监管体制的管理上，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金融衍生品的创新，部分金融机构采用业务审批的模式进行金融衍生品的管理，具有交叉特性的创新型金融衍生品推出时，协调工作需要经过多个监管部分的审批才能通过，不仅浪费了宝贵的时间，使金融衍生品失去了优势性，一定程度上还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2.金融衍生品的市场监管法律法规不够完善
我国金融衍生品业务监管依靠的法律法规为《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在法律法规不够系统的背景下，金融机构进行衍生品业务交易的方式和方法，来源于金融监管的管理规定，比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金融衍生品管理方法等。由于的管理规定还没有形成系统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导致的法律法规不具备科学性、系统性和严密性，与权威性的法律法规相比而言，的管理规定对于金融衍生品业务交易还过于简单，缺乏系统的法律监管条例以及相关的细则。在进行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实践过程中，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不够系统和完善，就会导致金融监管缺乏理论依据和操作依据，造成金融衍生品业务操作的随意性，不仅不利于金融机构实施有效的金融衍生品风险管理，还不利于金融监管部门进行金融衍生品的市场监管，造成国家经济的损失。
3.金融的监管理念没有重视监管的效率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的首要任务是降低、防范以及化解金融衍生品交易带来的金融风险。从目前的形势上看，金融监管的主要指导思想是“限制竞争，保障安全”，控制金融风险的手段为“控制业务资金的价格、范围以及市场准入标准”，虽然确保了金融机构能够稳定的运行，但是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金融机构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发展，导致我国金融衍生品业务交易的效率明显下降。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造成金融机构的市场竞争力下降，制约了金融机构的发展规模。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国内外的金融竞争越来越激烈，不提高金融的效率和竞争力不利于维持金融机构的长久发展。
4.金融监管在方式方法方面存在缺陷
传统的金融监管重视金融机构的合规性，通常实施现场监管，随着金融衍生品的不断增多，金融市场的风险不可控性也在增长，依赖于传统的监管方法进行金融风险的防范，很难维护金融机构的安全以及正常运行。因此，金融监管需要创新监管的方式，使金融监管具备合规性、风险可控性，利用现场监管和非现场监管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现代化的金融监管。随着我国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金融的监管手段应该适应金融网络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势。
5.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存在缺乏协调性的问题
随着金融市场竞争的日渐激烈，金融监管部门“一行三会”协调明显有所欠缺，其中“三会”主要通过联席会议进行相互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然而目前出现的问题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会议的时间间隔较长，没有充分发挥协调的作用。针对需要解决的问题缺乏会议的主导者，对于问题的解决策略等问题，存在监管上的分歧，缺乏执行和相关的操作依据和理论依据，导致协调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另一方面，金融领域的企业债券发行、企业短期融资券发行、私人股权投资等业务服务的管理涉及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委员会、财政部门等，并不属于“三会”的监管范围。因此，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需要得到足够的重视，否则难以解决实际的金融监管问题。
6.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控制制度需要加强
根据国际监管的经验能够表明，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能够有效的控制金融风险、化解金融危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的完善性、系统性、科学性是维护金融机构稳定发展的基础。目前，我国的金融机构实行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监管效果不够明显，没有充分发挥出监管的作用。除此之外，金融机构行业的自我管理意识需要加强，结合官方的金融监管制度共同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定发展，已经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无论是官方金融监管制度还是行业自律方面都有待加强和完善。
7.金融监管相关的人才培养需要加强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相关人员的理论知识不足以承担金融监管的严峻任务，缺乏对金融机构各项指标深层次的研究和分析，致使金融监管的现场监管和非现场监管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距离监管的目标还存在很大的差距。符合金融监管需求的综合性创新人才非常匮乏，通常金融监管需要监管人员具备经济、金融、英语、法律、计算机等方面的理论知识以及技能，面对金融市场多变、复杂的环境，金融衍生品的风险性很大，具有综合素质较高的监管人员才能有效的降低金融衍生品业务的风险。
四、完善金融衍生市场监管的策略
1.创新金融衍生品的监管理念
随着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不断发展，金融改革也逐步深入，面对不断发展和变化的金融业经营模式。我国金融的监管理念应该不断的创新，做进一步的完善和调整。金融监管应该改变传统的事后处置监管模式，将被动监管变为主动监管，做好金融的风险预警防范措施，有效的控制金融风险，防患于未然。同时，金融监管应该符合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充分发挥金融监管的作用，强化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管理、强化金融行业的自律性、强化政府监管的力度、强化社会的舆论监督效力，树立正确的金融风险管理理念，明确金融风险的控制思路，确保金融机构的稳定发展，与此同时，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和竞争力。
2.完善金融衍生品监管的法规
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如果不够完善，就会影响我国金融衍生品业务的发展，因此，完善金融衍生品市场交易的法律法规，及时对法律法规进行补充、修改和完善，使金融衍生品业务进行交易时，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我国在金融监管法律法规方面，通常跟不上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应该借鉴国内外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国情，制定出合理、科学、有效的法律法规，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定发展。
3.完善监管的方式，规范对金融机构的监管
我国金融监管的方式应该具备合规性和风险可控性，结合现场监管和非现场监管的方法，定期进行随机检查，通过动、静态相结合的监管手段提高监管的效率，充分发挥金融监管的效果，有效的控制、预防和化解金融的风险。首先，结合金融衍生品的特点，改革金融机构的会计制度，披露金融衍生品业务的资产负债情况。结合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建立一套科学完整的非现场监管系统，通过计算机先进技术，将金融机构的衍生品信息输送到相关的金融监管部门，确保监管部门能够及时、准确的掌握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实现金融监管与金融机构之间的数据同步，规范对金融机构的管理。
4.采用统一监管的模式，发挥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能
随着我国金融衍生市场的飞速发展，尤其是当跨国银行的进入，加快了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传统的分业式管理已经无法适应金融市场发展的变化，采用统一监管的模式成为了发展的主要趋势。金融监管的模式首先应该考虑监管机构之间的职能划分，增加监管机构彼此之间的联系，定期进行协商，指定某个金融机构作为牵头机构，落实协调个机构之间的金融监管行为，组织成立联席会议，统一监管的目标，逐步实施统一监管模式。随着监管范围的不断扩大，监管部门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需要不断的完善和加强金融行业的自律。我国金融监管机构职权的划分情况如下表：
表 我国各金融监管机构的职权划分情况
5.完善我国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
金融监管一方面是政府的外部金融监管，另一方面是金融机构自身的内部监管。依据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建立系统的内部控制体系，充分发挥金融监管的作用。首先，改革金融机构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将金融机构发展成为金融风险的主体承担者；其次，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安全，完善金融机构的监管治理结构，促进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制度的建设，使金融机构能够有效的控制风险，并且提高管理能力；最后，强化内部控制制度的管理力度，由于金融机构政府的外部监管无法替代内部管理的监管，因此金融监管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机制的形成能够强化金融的监管力度，稳定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
6.加强监管部门专业人才的培养
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稳定发展，高素质的综合型监管人才是必不可少的。强化高素质监管人才队伍的建设，需要不断加强金融监管者的金融知识结构的建立，培养专业监管人才计算机信息系统应用能力。定期进行金融专业知识的培训，使专业人才掌握金融监管的最新经验、理论和技术，适应金融业的发展的变化。在培训的基础上，监管部门需要完善培训的管理机制，组合高素质的监管人才到先进的监管机构进行进修，使高素质的监管人员能够具备先进的国际金融知识、法律、英语、计算机应用能力等，全面提高综合素质。建立科学的用人管理机制、激励机制和考核机制，培养复合型的专业监管人才。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金融衍生品是金融业创新的成果，发展的空间很大，对于国家的市场经济同样有促进作用。结合金融衍生产品的特征以及投资者“非理性”的投资行为，金融衍生市场的风险性很强，政府对投资者进行正确的投资教育，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力度，成为了重要的任务，然而金融衍生的监管仍然面临着各方面的挑战。创新金融衍生品的监管理念，不断完善金融衍生品监管的法规法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和监管的方式，规范对金融机构的监管，采用统一监管的模式，充分发挥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能，并且加强监管部门专业人才的培养，才能从根本上控制金融衍生市场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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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汇率改革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本质是将原先完全由中央银行承担的汇率变动风险，通过汇率弹性的扩大，将部分汇率风险转移至企业和个人等经济活动主体承担，从而减少中央银行调节汇率的成本。对于我国的银行业而言，这是一个福音。由于人民币长期以来盯住美元，中央银行吸收了全部汇率变动的风险，以美元计值从事国际经济交易的企业在客观上并无汇率风险。只是以非美元计值从事国际经济交易的企业有管理汇率风险的需求，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银行为企业提供金融工具进行汇率管理的积极性。而在新的汇率制度下，从事国际经济活动的主体将会面临汇率变动带来的风险，银行业就可以不失时机地提供诸如远期合约、外汇期权、货币互换、保理、福弗廷等可以避免汇率风险的金融工具和产品，以满足各经济主体的避险要求。个人外汇理财和人民币理财业务也会因汇率变动的剧烈性与经常性而获得新的拓展空间。从国外汇率风险管理经验看，汇率风险管理主要是通过金融机构提供的各种金融工具来实现的。
汇率改革在给商业银行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让商业银行面临严峻的挑战。汇率的波动将直接影响银行的外汇敞口头寸。新汇率制度下，商业银行以外币计价的各种资产与负债，会随着汇率的波动而发生变动，从而产生盈亏；银行客户的外汇风险上升会影响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汇率波动的频率提高后，银行客户面临的外汇风险会增加，直接从事国际贸易的企业会因汇率波动而导致盈亏起伏，进而影响企业的偿贷能力，使银行贷款的风险增加。最后，外汇衍生产品给银行带来的风险增加。从2005年8月2日开始，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范围扩大，交易期限限制放开，同时允许银行自主报价，并允许银行对客户办理不涉及利率互换的人民币与外币掉期业务。这些措施的出台在促进银行外汇衍生交易发展的同时，也使得银行面临的各种相关风险增加。在提供远期、掉期等衍生产品时，银行能否准确进行定价，能否有效对冲和管理风险，直接决定着银行的竞争力。
二、美国、香港等地银行汇率风险管理的经验
20多年前，美国花旗、香港汇丰等大银行，就把全球外汇业务风险敞口控制在几千亿美元，甚至几百亿美元它们是怎么做到的？通过对国外商业银行的研究和分析，其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利于学的风险管理系统及先进有效的管理工具，是其成功管理汇率风险的原因。
1、无论是欧美老牌银行，还是亚洲新兴国家的商业银行，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是有效的风险管理的基础。董事会、监事会能够对经营者形成无形的监督压力，督促经营者竞争和经营；董事会作为公司风险管理的最高机关，能制定中长期经营战略和明确的风险管理政策，为经营者提供经营和管理目标实行多层次风险管理，对风险管理部门进行垂直领导，如德意志银行总部直接向分支机构委派风险管理官。
2、花旗、摩根等美国大型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系统。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1）标准化和金融报告。这是任何风险管理的绝对必要条件认购标准、风险分类和审查标准，都是传统的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工具。汇率风险报告较简单和直接，只需记录现货与远期市场的各种货币头寸即可。（2）额度限制或准则。额度限制是为了把汇率风险限制在一定程度内，对银行业务所设的限制，它对能够调拨资产的每个人（包括资产组合管理者、交易者）都预先设置限制，定期提交每项业务汇率风险暴露和限制情况报告，从而限制整个银行风险，这是外汇交易风险控制的主要方法，为所交易币种的现货和远期都设置限制。（3）投资指导原则和战略。这是指所选择投资的市场类型和区域、所能容忍的汇率风险暴露，以及对系统性风险套利活动等的规划。（4）激励性契约它意味着设计出“激励相容”的合同，使银行管理者目标与所有者尽可能一致，这种激励性契约需要准确的头寸评价和恰当的内部控制措施。
3、先进的分析方法、管理工具以及规避风险手段。为了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首先必须测量出银行所面对的外汇风险有多大，风险敞口分析、敏感性分析、情景分析等都是银行必不可少的汇率风险计量方法。此外，风险价值、压力测试及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都是国外银行风险管理的主要方法。在外币衍生品市场发达、提供多种规避风险的衍生产品的情况下，银行可以利用远期、期货、期权外汇合同以及货币互换合同进行套期保值。
三、加强商业银行外汇风险管理的建议
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无论从汇率风险管理战略、风险管理体系，乃至具体的风险度量、风险规避手段都还很不完善，基于国外银行汇率风险管理经验的借鉴，我们认为对于我国商业银行而言，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第一，银行高管层要加强外汇风险管理意识。对现有银行高管人员进行相关的知识培训，以增强其风险管理意识与相关的知识；让真正精通风险管理的优秀人才进入高级经理层甚至董事会，这样才能真正为各项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保证。
第二，完善外汇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制定自上而下的外汇风险管理的授权政策和自下而上的报告政策与程序，做到组织合理、权限清晰、责任明确。新产品、新业务的内部审批程序应当包括由相关部门，如业务经营部门、负责市场风险管理的部门、法律部门、财务会计部门和结算部门等对其操作和风险管理程序的审核和认可。要尽快培养和建立一支具备专业知识、能够对包括外汇风险在内的市场风险进行审计的队伍，加强内部审计检查，确保各项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得到有效执行。
第三，大力引进和培养专业人才。由于各种原因，目前国内银行风险管理人员专业化程度不高，即便涌现一些优秀人才，也会因激励不够或是工作环境不理想而大量流失。人才资源是服务业的核心资源。要建立系统的培训制度、有竞争力的薪酬管理制度和升迁制度，把引进人才、培养人才和留住人才放在战略的高度。
论文摘 要：企业集团如何保障集团各层级、各地单位和各组织成员紧密结合，保证资金安全，并积极主动实现集团公司的总体战略目标成为一个难题，其中一个主要的途径就是建立统一的结算和集中核算体系。文章在企业集团统一结算的理论基础之上，分析企业集团集中核算的方式及其核心问题，研究总结可供我国企业集团普遍借鉴的成功经验。
企业集团是以产权为纽带而组成的有机整体，集团内部各成员单位的行为受到产权单位的行为和产权力量的约束。企业集团由于经营规模大，资金链拉长，地域分布广泛，如何保障集团各层级、各地单位和各组织成员紧密结合，保证资金安全，防止出现支付危机，并积极主动实现集团公司的总体战略目标，其中从管理会计角度出发的一个主要途径就是建立统一的结算和集中核算体系。
一、企业集团统一结算的理论基础
1.借贷信息不对称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是指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在信贷市场中，企业在投资成败和还款保证系数上拥有更多的信息，而银行在信用评价、贷款能力、期限结构等方面拥有着更多的信息，这种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企业和银行之间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为了解决企业和银行之间借贷交易的信息不对称，摆脱对银行的依赖，大企业便会寻求设立财务公司等内部的金融机构，已达到服务自身的目的。内部金融机构在母公司及股东的管理之下既对企业的情况熟悉，同时又能对集团成员企业的现金流转进行监控。
2.有价值的创意理论。有价值的创意理论是指新创意能获得额外报酬。经济发展的加速度来源于创新，这种创新既包括技术方式的创新，也包括生产组合方式的创新。在资本市场中，没有免费使用的资金，每项资金的来源都有其成本，财务必须合理并有效地使用资金使企业获利。货币资金作为支配财货流程是现代经济的主要特征，这种流程可以看成是企业内部的金融活动。当企业的资产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企业为了节约交易成本，就会在内部设立专门机构进行资金管理、信用销售等金融活动，这就是企业金融活动的创意。
3.理论。理论主要涉及企业资源的提供者与资源的使用者之间的契约关系。为了保证在契约程序上最大化各自的利益，委托人和人都会发生契约成本。理论认为，当经理人员本身就是企业资源的所有者时，他们拥有企业全部的剩余索取权，经理人员会努力地为自己而工作，这种环境下，就不存在什么问题。当大公司中的一个经营单位需要资本时，与使用外部资本市场筹集资金相比，使用公司内部资本市场筹集资本的成本更低。在内部资本市场中，对子公司资产使用的剩余控制权与资本中的资本提供者的利益相一致，而外部市场则不会如此。因此在集团内部资本市场中，资本提供者和资本使用者利益矛盾相对减少，同时还会使集团内部资产产生协同效应，提高资产的使用效率。
二、企业集团统一结算的基本模式
1.集中结算模式。集中结算模式是由集团公司设立财务结算中心，取消各级单位的所有对外银行账号，所有单位一律统一在财务结算中心重新开设银行账户，各子公司根据授权通过集团财务结算中心办理银行收支业务。内部银行还统一制定结算方式、结算时间，规范结算行为，同时对结算业务中的资金流向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进行监督，及时发现问题，并纠正资金使用中的盲目性。
采用集中账户可以结余大量的流动资金。在集中结算以前，每个二级单位都有自己的银行存款，以保证自身的资金使用。集中管理之后，由于每天只有一部分单位需要使用资金，财务中心现金的余额只需要达到一定水平即可，减少了大量的闲置资金，其余资金可以用于对大项目进行投资，即便不投资，光节约的利息就不在小数，同时也解决了以往各级单位之间存在相互拖欠款项的现象。目前，国家尚未出台关于内部银行的专门的监管法规，因此集团设立内部银行还须遵守散见于其他法律、法规中的相关条文，在现行法律环境范围内合法运行。同时要与现行财务会计核算体制相结合，发挥事前、事中控制作用。此模式适合下属企业集中在同一区域的企业集团。
2.财务公司模式。集团财务公司是以集团公司为主出资组建，作为集团公司的子公司而设立，并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专门从事集团公司内部资金融通业务的非银行性金融公司。具体作法是以集团公司财务部的名义成立资金结算处，要求各子公司尽量将“乱”设的账户逐步转移到财务公司开设，通过财务公司办理各子公司的结算业务，由财务公司总经理负责集中结算的运作管理，纳入集中会计监控体系的各子公司的会计业务由财务公司处理，各子公司之间的业务直接在财务公司内完成，对外业务则先通过财务公司再与商业银行办理。财务公司的结算功能与设立财务计算中心基本相同，集团内部的结算都通过财务公司来办理，既减少了资金在途，又方便了企业结算。另外财务公司利用自身的金融功能和服务手段，在人民银行允许的范围内，可以运用吸收集团成员存款、同业拆借、外汇及有价证券交易、发行债券或股票等手段，为集团开辟广泛的融资渠道，为企业集团创造宽松的资金环境。通过多品种系列化的金融服务，较好的解决了集团内部各成员单位不同的资金需求，弥补了缺口，有效发挥了金融调节作用。
3.银行模式。银行模式是由集团财务部各下属企业在当地开设银行账户并与当地银行签署账户操作管理合同，当地银行定期与集团财务部保持直接联系，提供各种重大银行业务记录。通过银行实行集中结算的模式虽然能够达到实施监督的效果，但是该模式容易产生大量的沉淀资金或者引起集团公司对子公司资金的不合理占用。此模式适合下属企业分布于不同区域的集团公司。
4.局域网模式。局域网结算模式主要是在集团的财务处和各分支机构建立局域网的基础之上，实行收支两条线的财务制度，当下属公司需要资金时通过网络向总部提出申请，经集团公司的财务总监审核、批准后将款项拨给下属单位（下属单位开立两张信用卡，一张属单位，一张属负责人），业务完成后通过网络录入，发票等相关原始凭证可通过特快专递发送集团本部，总部对网上录入内容与发票进行核对，审核无误后对原来划拨的款项实行多退少补。
三、建立健全企业集团集中结算需要处理的问题
1.加强管理。加强管理人员培训，增强管理意识，提高管理水平，在思想方面要认识到资金控制是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关系到企业和股东的利益，每一个人都负有责任。
2.完善控制体系。建立以全面预算管理及其他业绩考核制度作为结算规定的目标、内容和标准，明确各级管理人员的职责、权限，并与工资考核挂钩，把责任落实到个人，变事后监督为事前预警，采取事前、事中、事后三管齐下的监督控制体系，使内部控制机制能够有效运行；通过内部审计保证结算过程中流转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保证计算机网络系统的安全稳定以提高结算的效率，保证及时提供结算信息。
3.对会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计算机网络的应用弱化了传统会计的工作，要求其了解计算机的软件设计和硬件配置，能够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决策提供相关支持，因此须具备综合的业务知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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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财税[2011]110号）规定，从2012年1月1日开始，我国对试点地区先在交通运输业、部分现代服务业等生产业开展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至今，上海“营改增”试点已数月，年内将扩大至北京市、广东省，深圳、天津、重庆和江苏也正在积极申请试点。
“营改增”实施情况与影响概述
我国现行税制结构中，增值税和营业税是最为重要的两个流转税税种，两者分立并行。其中，增值税的征税范围覆盖了除业之外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大部分行业则课征营业税。2009年，我国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税制改革迈出了关键一步。从2009—2011年，由于实行增值税转型改革，累计减少了5000多亿元税收，明显减轻了企业的税收负担。然而，对于“两税”并存的税制安排，目前增值税纳税人外购劳务所负担的营业税、营业税纳税人外购货物所负担的增值税，均不能抵扣，重复征税问题未能完全消除。不过，总体而言，“营改增”既是体现国际惯例的举措，又是深化我国税制改革的必然选择。
截止2012年3月，上海共有12.9万户企业经审核确定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2012年一季度上海市试点企业和原增值税纳税人整体减轻税负约20亿元。数据显示：“营改增”试点的各项政策措施运行情况总体良好，小规模纳税人税负明显下降；研发技术和租赁服务、75%的电子技术与银行业务、80%的文化项目的税量都存在各种程度的减少；原增值税通常是纳税人的税负由于进项税额征收范围扩大而有所减少。实施“营改增”政策之后，其中试点的单位里有70%的为小规模纳税人，从改革前5%税率来征收营业税变为以3%税率征收增值税，征收数额减少程度约40%。实验体现：首先，减少了大部分单位的税务负担；其次，延长了许多行业与企业的经营面；再次，激励了企业发展与效率提高，特别是在经济波动情况增加的状况中，“营改增”大大的支持与鼓励了企业的经营；最后，加强了我国商品的世界市场竞争力。
虽然试点现实，许多行业的“营改增”单位的税赋有各种幅度的减少，不过尚有一定数量的“营改增”试点的企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征收数额有所提高。比如电视节目播映权是“商标著作权”的范畴，改革中被纳入“营改增”，根据6%的税率征收增值税，比起以前的5%营业税率提高了1%的幅度。
但在营改增试行后，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如纳税企业对所得税汇算清缴的理解偏差。纳税企业对自身所得税汇算清缴的理解情况，直接影响了所得税汇算的各种风险。纳税企业把所得税汇算清缴和将少税收金额之间挂钩，和企业争取最大化收益的营业目标相一致，这也是企业必须的生产经营思想。然而纳税企业若是不考虑怎样根据税收法律的尺度去合法遵循纳税义务，反而未被法律法规，绞尽脑汁，通过不记或少记利润、多计虚报成本等“对策”，以逃避缴税为目的而实施的所得税汇算清缴。这些方式及时在一定的时期中，能够让企业减少税额或者免税，降低企业的经济负担，然而从长远看，是无法真正的解决企业暗藏着违法行为，则法律风险也就一直笼罩着，当税务部门对企业进行稽查，企业的行为败露也在所难免了。有的企业属于对营改增理解不够，非主观的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现实中存在许多纳税企业，在实施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的时候，利用许多违法的办法，比如多列支成本费用支出项目，以及不列与少列应税收入，试图少交税款。有的即使主观中并没有逃避纳税，然而因为对所得税法规的理解偏颇，于客观上造成税收违背法律法规，比如没有柑橘所得税法的要求实施汇算清缴。如果税务机关查到了纳税企业的以上税收违法违规，就会按照《税收征管法》和《刑法》等，对相关企业的各个行为进行处罚。
营改增后企业经营对策
1 人员管理上，提高人员能力，尤其是领导队伍建设
首先是进行培训，让员工真正理解“营改增”的意义与方式；其次是体现竞争，采取优胜劣汰的办法；在此时强化纪律监督，避免各种由营改增产生的新规章制度流于形式，要及时对成本进行审计和财务监督；最后是单位对于能力不足和素质低下的各级管理人员要及时调岗或更新，避免出现更大的浪费，致使成本一涨再涨。
2 优化内部机构、科学配置各环节员工
优化内部机构，可以避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节约许多隐性的工资性成本，科学配置各个环节人员，可以提高整体效率，避免重复劳动，重复投入。
3 根据营改增详细考量项目，必要时进行修改优化
笔者认为，单位要预先进行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科学的、高效的方案，提高新税率的利用率。有条件的话可以制作两个或多个方案，可以进行成本收益比较，优中选优。需要注意的是，方案中要质量关、成本开支、收支比例控制详细列入其中。在实际适多方分析税务支出，及时采用新设备、新方法、新材料等，以此减少税额、提高收益。
4 实施绩效责任制
为了保证经济效率，这是经营的第一目标，同时过硬质量可以为单位赢得口碑、赢得市场，继而为单位的持续性发展打下良好的铺垫。而好的工程质量取决于人，人的工作效率取决于制度，因此，实施绩效责任制，用明确的标准与责任来促使参与人员在营改增中的适应性、能动性，并将绩效与他们的报酬、提升相挂钩，是发挥人员能动性、自觉性的必要保障。
5 更新观念，回避偷税行为
根据当前营改增的要求，纳税企业如果没有能够充分把握新变化，或者主管违法违规，如果被税务部门所发现，则所遭受的也就不仅仅是纳税企业上交本应该缴纳却没有缴纳的金额，同时也会被税务部门实施罚款，严重者会被相关司法部门进行刑事惩处，同时税务部门还能对企业实施无限期的核查追究。所以，纳税企业要充分掌握营改增的政策内容，树立积极的态度进行增值税的汇算清缴，并渐渐的促进其依法履行汇算清缴的行为，保障企业于增值税汇算清缴里不出现至少要少出现问题，尽可能的避免税收风险。如此一来，不仅能够保障企业的经济收益不受损害，塑造了企业素质高、遵纪守法的形象，同时对自身业务发展有利。
结语
关键词： 税收 高效率 模式
自1994年国地税改制，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实施以来，我国的税收征收管理工作得到了一定的完善，财政收入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依法治税等方面得到了突出成效。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发现现有的征管工作仍存在问题，例如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税源不清、漏征漏管、纳税服务不到位、工作效率低等问题。为此，笔者就如何建立高效率的征收管理模式进行探讨。
一、加强税法宣传和执行力度，建立新型税收信息化管理系统
工作实际中，由于存在纳税人信息失真情况，决定了税务机关必须具有对纳税人管理的信息系统。这样的信息系统应包括税收的预测、登记、纳税申报、税款征收、税务稽查、税源监控、优惠政策管理、税收资料的收集储藏特别要有纳税人银行信息资料和信用资料的储存。目前，虽然我国在税收信息化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多的进步，金税工程的实施对工作效率的提高起到巨大促进作用，但很多工作仍有很大的完善空间。建立完善的税收征管信息系统不仅有助于降低税务机关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而且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提高管理的科学化水平。也有助于实现征纳平等和征纳互信。为了避免征纳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税收问题，税务机关应加强税法宣传，进行纳税辅导，减少纳税人受处罚的几率，减少纳税成本，进而减少了征管成本，从而提高了征管效率。
二、优化职能分配、均衡职能配置
在机构设置时要考虑征纳主体之间的关系，维护执法权力。特别注意如何避免机构设置和业务活动的繁杂或重叠。在日常检查中要注意减轻对纳税人的经营活动的干扰；近年来我国税收法制化程度不断提高，已经建立了税务系统内部监督、专门监督、纳税人日常监督等各种监督方式，同时纳税人的法律意识在不断增强。“金税工程”的数次提速，使信息化建设取在短短几年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笔者认为，分税制不是分机构，机构分设固然有助于分税制的贯彻落实，但这绝不是必然条件。当前，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仍按着“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在推进，这一工作思路决定了国地税机构重组合并势在必行。
三、加强执法监督、提升执法水平、提高执法效率
首先，税务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要确保其合理使用。税收法律法规赋予执法人员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自由裁量是合理和必要的，但要对其进行必要的控制，目的是使自由裁量权能够有效地运作，同时防止其被滥用。江西省地方税务局近年针对法律法规中的相关自由裁量权条款制定了更加详细的裁量标准，此举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税务行政效率，实现了自由裁量的公正，自由裁量权得到了控制。其次，完善执法责任过错追究制度。为进一步规范税收执法行为，要从以下方面完善责任追究制度：一是要确认执法岗位，按照执法环节、工作时限、工作顺序、合理的确定不同的执法岗位，按照一权多岗的分权原则，使每一个岗位和人员都不能有完整的税收执法权力，以形成同事之间的权力制约。二要明确岗位职责，建立规范系统的岗责体系，即每一个执法岗位均按照重要程度，内容多少等进行考察、论证，科学确定工作标准和权责权限。三要明确责任追究形式，严格按照国家公务员管理的有关规定。四是实施岗位的科学控权，对每个岗位、每个人的工作职责进行量化考核，发现问题及时进行纠正和处理。以最大限度的消除执法隐患，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避免造成重大的执法过错。五是要更加严格的实施责任追究。根据考评结果，对存在执法过程人员，根据其过错责任的大小，进行不同形式的责任追究，以确保执法质量和效率。六是进一步加强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提高税收执法水平和监督意识。各级税务机关要严把进入关，大力推行税收执法资格认证制度。对未通过认证制度的要调离执法岗位。探索实行能级管理，按能定级。同时大力加强法律知识培训，使依法行政成为税收执法人员永远秉承的意志。七是以信息化为依托，提高公开办税的透明度，营造良好的监督环境。各级税务机关的征收管理、稽查部门要在办税厅电子显示屏、多媒体触摸屏等媒体上将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情况、纳税申报情况、税款缴纳情况、违章受罚情况和有关税收法律法规以及税收优惠政策进行公布，供广大群众查询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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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保险；兼业；监管
中图分类号：F84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9）05－0058－05
中国保监会2000年8月4日颁布《保险兼业管理暂行办法》以来，海南省保险兼业市场得到了较快发展。兼业机构逐年增加、业务规模快速增长；保险兼业在促进保险产品销售、拓宽保险服务领域、提高保险行业社会认知度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成为海南省保险业销售的重要渠道之一。但由于起步晚、基础差，兼业业务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险业改革发展的需要还很不适应，一方面，保险公司的管理责任不到位，兼业机构自身经营不规范；另一方面，监管力量薄弱，监管制度存在一定缺陷。本文通过收集整理近年来海南省保险兼业市场的经营情况，结合目前的监管现状，就如何规范发展保险兼业，进一步推动保险兼业业务健康发展提出相关监管建议。
图12001-2008年海南省兼业机构数增长情况表
数据来源：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2001-2008年监管数据。
一、海南省保险兼业市场发展概况
（一）保险兼业机构的现状
2001年2月海南省保监局成立以来，海南省保险兼业机构迅速增加，机构数量已从2001年的85家迅速发展为2008年的1503家，机构主体以年均200%的速度增长。[1]
在1503家保险兼业机构中，银行、车行、航空类机构由于在依托主业开展保险中介业务上有着其他机构不可比拟的优势，其网点分布广、从业人员数量多、客户资源优质丰富、为投保人提供便利服务，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申请兼业资格的机构数量增长迅猛。
图2截至2008年底海南省保险兼业机构情况图
数据来源：海南省保监局.关于2008年度海南省保险中介市场运行情况的报告[R].海南省保监局，2009.
2005年至2008年，车行类机构增长率达68%，银行、航空类机构次之，邮政类机构数量几乎没有变化。
（二）兼业业务发展情况
图32005-2008年海南省各中介渠道机构家数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2001-2008年监管数据。
近几年来，海南省保险兼业机构保费收入增长迅速。2005-2008年，兼业保费年增长幅度超过全省总保费年增长幅度15个百分点。从2006年开始，保险兼业机构的保费收入年均增长率超过60%。截至2008年底，全省实现保费收入300664.80万元，其中兼业机构实现的保费收入达99720.49万元，占到了总保费的33%，成为推动海南省总保费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是仅次于保险营销员的第二大保险中介业务渠道。
数据来源：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2001-2008年监管数据。
在各类兼业机构中，银邮类机构的地位日益突出，其所实现的保费支撑着兼业渠道保费总量的半壁江山。截至2008年底，银邮类兼业机构实现的保费收入达67788.47万元，占兼业渠道保费的67.98%，占海南省总保费收入的22.55%。
数据来源：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2001-2008年监管数据。
二、海南省保险兼业机构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兼业机构经营不规范
由于保险业务不是兼业机构的主业,大部分兼业机构存在对保险业务重视不够、保险专业知识不足、管理制度不健全等问题。
我们在现场检查中发现，有些兼业机构从业人员根本没有学习或者无视《保险兼业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违规现象屡见不鲜。[2]一是没有设立独立的代收保费银行账户，将代收保费放在用于核算主营业务收入的银行账户中进行结算；二是不建立业务台账，或虽建立了业务台账但管理混乱,数据真实性、完整性较差；三是不按合同约定及时向保险公司结算保费或挪用保费,拖欠或挪用保费时间长达1年多；四是以现金形式收受手续费，收取手续费后不开具保险中介服务发票；五是保险公司将兼业机构作为违规套取现金费用的渠道。
从其它省市兼业市场情况看，经营行为不规范是当前我国保险兼业业务健康发展的最大障碍。一些地方的个别保险兼业机构打着保险中介的幌子做着保险公司的业务;部分商贸企业、咨询公司或“皮包公司”通过保险公司向监管部门申报保险兼业资格，在无任何主营业务的情况下专门开展保险业务,以“兼业专做”的方式逃避保险监管;少数保险兼业机构与保险公司沆瀣一气，为保险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提供便利，通过虚开发票、虚假批退、编制假赔案以协助保险公司套取资金。这些风险性苗头的共同特点是涉及面广、对保险行业潜在冲击大、影响恶劣、危害性大，如不及时遏制，不仅影响了兼业队伍的健康发展，还将影响到专业公司、经纪公司和保险公司的规范经营，导致保险市场秩序混乱，经营环境恶化。
（二）保险公司对兼业机构管理比较松散
一是业务管理不力。在业务管理过程中,不按要求与取得《保险兼业许可证》的单位签发《保险兼业委托书》开展保险业务，不按合约结算保费和交接有关单证、手续费标准不明确等问题普遍存在。二是业务指导不到位。保险公司对兼业机构业务指导较少,甚至默许一些违规行为,比如委托险种超出保险兼业许可证允许的范围、坐扣保费、现金支付手续费等，纵容了兼业机构业务的不规范运作。三是对经办人员培训和继续教育不严。除银邮类机构平均每个营业网点有超过1人持有《保险从业人员资格证》外，车行、其他类兼业机构的保险业务经办人员均为无证上岗。另外，保险公司对经办人员培训也不到位。根据《保险中介从业人员继续教育暂行办法》规定，保险兼业机构的继续教育工作具体由保险公司负责，但从目前执行的情况看，海南省的保险公司还没有组织兼业机构的持证人员开展继续教育。
（三）保险监管力量相对薄弱
由于兼业是在开展主业过程中以兼业身份进行保险销售,监管机关无法像对保险公司、专业中介机构一样进行机构核准、高管人员审核、现场检查等全过程严格监管，对兼业市场的监管成为保险监管相对薄弱的领域。
1.市场化的准入退出机制不完善。主要表现为兼业机构市场准入门槛过低,使得对兼业机构的执业行为无法进行有效的约束。在实务操作中，领取了工商营业执照的单位几乎都能申请兼业，因为对保险兼业机构没有资本金的限制，而且机构在保险业务时所产生的法律责任都由保险公司承担，使得兼业市场容易引发道德风险。
2.监管机关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对兼业机构进行后续管理。海南省目前的兼业数量多，分布广，行业复杂，而中介监管干部不到5人，以这么小的监管队伍去管理这么大的市场，没有合理的监管体制机制和现代的监管手段是难以做到的。目前，监管部门对保险兼业的监管仅限于许可环节，对取得资格后的兼业机构不进行直接的市场监管，既不了解已许可的兼业机构的业务情况，也无法收集不良业务记录，更无力实施经常性、覆盖面广的现场检查。在1503家保险兼业机构中，长期没有业务发生或者业务规模很小的机构大量存在，但由于没有有效的监管手段和必要的监管措施对此类机构进行及时清理，使得这类机构虽名存实亡但却无法退出市场。
3.监管部门对兼业机构的兼营业务难以实施独立监管。兼业机构行业分布广泛,对其主业经营的管理隶属于不同的监管部门,而现有的保险监管制度规定保险监管部门只能对兼业机构的兼营业务实施监管，而兼业机构的许多违规问题依附于主业的财务、业务档案记录，因此对涉及主业的保险业务形成了监管真空。此外，在现场检查过程中，碰到问题还需要与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协调，存在着协调成本较高、协调时间较长、对违规行为依法处罚标准难以统一等问题，监管效率亟待提高。比如保险监管部门独立开展对银行类保险机构的现场检查时，需要翻阅银行财务凭证、业务凭证，工作难度比较大：一是银行主业业务量大，要从合并装订的会计凭证中找到保险业务收入凭证工作量很大；二是行业监管壁垒限制查找，由于银行对主营业务收入的会计凭证与中间业务收入的会计凭证合并装订，如果不借阅与主营业务收入凭证装订在一起的所有收入凭证，兼业业务收入存在的问题就很难查出。
三、加强对保险兼业市场监管的几点建议
保险越发达，保险中介越重要。随着我国保险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未来保险中介机构发展空间更为广阔。然而，目前我国保险中介机构的发展尚处在初级阶段，因此，保险监管部门加强对保险兼业市场的监管，完善监管法规、规范市场监管对保险中介机构的健康发展显得十分重要。
目前，保险兼业市场监管的主要依据是保监会2000年颁布的《保险兼业管理暂行办法》。随着保险市场的发展以及环境的变化，这个规定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监管和发展的需要。根据市场发展的新特点、新形势，适时出台新的《保险兼业管理暂行办法》显得尤为重要。改变对兼业机构“重审批、轻监管”的现状，进一步规范保险兼业机构经营行为，提高保险兼业机构监管效率，应该是保险业监管部门要解决的主要问题。[3]
（一）严把准入关，疏通兼业机构退出渠道
1．强化许可证管理。监管的内容之一是市场准入监管。许可证不仅是进入市场准入的通行证，执业的资格证，同时也是接受管理的登记证。因此，发放许可证是整个兼业管理的前提与基础、是整个监管体系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必须严把“入口”关，选择适宜的机构进入市场，做到“持证经营、接受管理和进出有序”。
目前，全国市场上有近14万家保险兼业机构，海南省也有千余家。这些机构中既有分支庞大的银行、邮政类机构，也有销售票点和汽车修理厂等中小机构，各个兼业机构间的经营模式、管理制度和人员素质差别很大，新的《保险兼业管理暂行办法》应充分考虑我国保险业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保险兼业机构自身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做到区别对待，分类、分区域监管。
一方面，通过分类监管，做到各有分工。保监会主要负责监管经营规模较大、保费来源集中的全国性大机构的经营情况，比如银行、邮储类兼业机构；各地保监局负责监管规模较小、管理松散的其他类机构，比如车行、航空售票点等。
另一方面，保监会要允许和鼓励各地保监局根据本地市场实际，探索保险兼业机构市场准入监管的有效手段。一是在申请机构申报保险兼业资格时，保监局可以到申请机构营业场所实地考察，鼓励发展业务良好依托主营业务开展保险兼业业务的“坐商”。二是进一步明确或细化准入资格条件。如对申请条件之一“有经营主业直接相关的一定规模的保险业务来源”的具体含义进行细化，明确进入门槛的标准。三是统一规范险种。鼓励兼业机构开展机动车辆险、人身意外险等简易型险种，不鼓励兼业机构开展涉及企财险等其他复杂型险种，而应由专业中介机构开展，避免恶性竞争。四是对从事兼业业务的人员明确资格要求，至少有1人通过保险从业人员资格考试，从而达到督促具体从业人员加强保险专业和法律法规的学习。五是切实抓好兼业机构的内部管理，申报机构要明确兼业合同、兼业业务台帐、保费代收账户、手续费收取等方面的规定。六是实行监管提示制度，促使其完善保险业务的制度和操作规程，明确监管高压线，在从业之初就树立依法合规经营意识。
2．疏通退出渠道。要净化兼业机构主体，扶优限劣，必须有完善的退出机制予以保障。对许可证有效期届满的机构和对许可证有效期内没有开展业务的机构，监管部门要通过随时监测许可证的情况，坚决让其退出市场；对继续申请资格的机构，要求其提供前三年的兼业业务台帐，并结合市场违规情况决定该机构是否可以继续获得资格。
（二）积极发挥保险公司的管理作用，强化保险公司责任
除了加强兼业市场准入监管，还要强化市场行为监管。面对这么庞大的保险兼业队伍，如何进一步规范机构经营行为，找准监管的着力点是理顺兼业监管的关键环节。通过积极发挥保险公司的管控责任，从而提高兼业监管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已经在保险监管系统内部基本达成共识。
1.明确保险公司责任。在对兼业人管理中，保险法人机构和分支机构各负什么责任，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管理部门领导各负什么责任，都应明确界定。作为保监局，目前我们要解决的就是落实分支机构的责任，将兼业业务的规范性作为考核高管和公司经营的主要方面，对保险公司进行年检年审时，兼业业务的管理情况作为年检的重要内容，督促公司重视兼业业务。
2.敦促保险公司建立健全针对兼业机构的各项管理制度。重点是委托授权制度、财务制度、台帐制度、信息报送制度、培训制度等，让保险公司能够切实负起管理的责任，规范兼业的实务操作。
3.建立健全严密的内控制衡机制，防范市场风险。如建立业务部门、办公室、财务部门对合同签订与履行的制衡机制，确保合同关系的正确履行；建立业务员、业务核保部门、财务部门对业务来源属性确认的制衡机制，确保业务属性的真实性,减少后期通过模糊业务渠道属性套取费用的可能性；逐步实现保险公司与兼业机构业务数据的连接等。
（三）改善监管方式，增强监管的有效性
1.加快信息化建设，改善市场主体内部、市场主体与监管机关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状。现代信息化的管理离不开信息化管理手段，目前监管部门使用的保险兼业管理系统严重滞后于监管政策的调整。保险公司兼业机构信息不能共享，涉及基本事项变更、许可证换发等事项的申请时，出现系统不支持的情况，不能满足监管需求。当前重要的是加紧研发兼业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对各个兼业机构保险业务基本信息、业务数据、财务数据的全过程动态监控,提高监管信息化水平。[4]
2.建立业务台帐集中制度及严格实行代收保费及手续费独立账户制度。要求兼业机构每月向保险公司报送业务要素完整的台帐，对兼业机构的业务情况，监管部门实行定期的非现场监管，及时发现问题并实施现场检查。严格实行代收保费及手续费独立账户制度，将兼业机构开具独立的代收保费及手续费银行账户作为行政审批的一项环节，夯实“财务收支两条线”制度的运行基础，进一步提高现场检查的工作效率。
3.加强社会监督力度。提示保险消费者通过兼业渠道购买保险产品必须首先核实该机构是否具备合法的兼业资格，开通兼业机构网络或短信查询平台，为消费者查询提供便利条件。
4.严厉打击兼业业务违规行为。通过加强现场检查力度，对违反规定进行相应处罚，提高监管的权威性，对那些不规范展业的兼业机构是一种震慑。重点关注和打击群众反映强烈的侵害消费者利益、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如销售误导、假冒保险名义进行非法集资或诈骗活动、伪造或者变造保单、挪用侵占保险费、参与制造假退费或假赔案等方式为保险公司套取费用等违规行为。■
参考文献：
[1]海南省保监局.关于2008年度海南省保险中介市场运行情况的报告[R].海南省保监局，2009.
[2]王建.中国保险中介市场发展报告（2005）[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关键词】反洗钱 法人监管 制度 政策建议
一、基本范畴分析
（一）反洗钱“法人监管”的政策背景
1.人民银行反洗钱监管的内外基本形势。当前，以fatf修订颁发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新40条建议为依据，世界反洗钱监管体系进入了以“风险为本”的新的政策调整时期，同时，全球金融监管开始向重视系统性风险防范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发展，而反洗钱成为金融风险管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国内方面，虽然我国的反洗钱工作近年来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但日常反洗钱监管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以及国际形势也对我国反洗钱监管政策提出了“风险为本”的纵深调整要求。基于这样的形势，我国提出了建立以“法人”为对象的反洗钱监管机制，以期调动金融机构法人的反洗钱工作积极性，明确监管部门的责任边界，减少监管成本，克服现行监管缺陷，提高监管有效性，优化配置反洗钱监管资源。在2012年全国反洗钱工作会议上，人民银行正式提出了法人监管政策，要求“明确思路、落实责任，全面推行以法人为主体的反洗钱监管制度”并积极构建“立体性的反洗钱监管平台”。目前，全国反洗钱法人监管研究与试点工作已经初步展开。
2.银监、证监、保监的行业“法人监管”情况简述。法人监管并非新生事物，自实行分业监管以来，银监、证监、保监“三会”就先后开展了行业法人监管工作。在2003年银监会成立之初，银监会即开始实施了“法人监管”，“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提高透明度”逐步成为其监管基本理念，2007年1月以来，银监会全面强化了“分工协作、监管有序、齐抓共管、资源优化”的对总部不在北京的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属地联动监管机制，即将其监管权下放给法人注册地的银监局管辖，贯彻“加强法人监管、加强属地监管、加强联动监管和提高监管效率”的监管要求，体现了对属地监管和法人监管的并举。证监会在2004年以前即实行了跨区域的法人监管体制，2004年后则转为实施“属地监管、职责明确、责任到人、相互配合”的辖区监管责任制，按行政区划设置监管局并与地方政府协作，由原来的统一法人监管转变为“法人、属地”的双重监管模式。保监会在2009年11月以后也开始了“法人监管”工作，要求“加强法人机构和高管人员监管，提高结构调整的科学性，不断完善分类监管制度”。总体而言，“三会”的“法人监管”政策都不同程度体现了“法人”与“属地”的联动式监管。
（二）反洗钱“法人监管”的基本概念
反洗钱法人监管体制指“人民银行以金融机构法人为监管单位，要求金融机构法人对全系统的反洗钱工作负总责，由人民银行指导、检查、评估其实施统一的内控制度、统一的报告分析体系、进行系统风险监管”的制度。
反洗钱法人监管框架下，人民银行总行将统一制定金融机构法人监管规则，全面负责对全国性金融机构法人的监管。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则在监管好辖内金融机构法人的同时，积极采用巡查、督导等方式协助人总行对全国性金融机构法人在辖内的分支机构实施监测，此外，各分支机构经人总行授权后可实施对金融机构法人在辖内分支机构的现场检查。
（三）“风险为本”与“法人监管”制度的关系
最权威呼吁“风险为本”监管原则的应是巴塞尔委员会，随着巴塞尔协议i、ii、iii以及《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的先后，以风险为本的监管模式已经成为全球金融行业监管部门的共识。2004年，英国首倡以“风险为本”监管方法在反洗钱领域中的运用，随后，在fatf和沃尔夫斯堡集团的倡导下，风险为本日益成为了反洗钱工作的核心理念。我国则在2009年以《2008-2012年中国反洗钱战略》为标志，确定了以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制度。以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指在开展反洗钱监管时，应该对不同组织机构和业务类型所面临的洗钱风险进行科学评估，并在此基础上有轻重、有主次地决定稀缺监管资源的投入方向和比例，最小化反洗钱制度的运行成本，确保有限的反洗钱监管资源优先投入到高风险机构和业务领域，有
监控和防范潜在的洗钱行为。
“风险为本”的基本前提在于反洗钱监管资源的稀缺性以及风险分布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非均衡性，其资源配置应尽量使反洗钱监管资源使用的边际效用与其边际成本相等。当监管资源使用的边际效用小于因之增加的成本时，理性监管者应减少对相关资源的投入，而将资源投入到边际效用更高的领域，即风险更高的领域。需指出的是，反洗钱监管风险的大小本身就决定了可获得边际效用的多少，当使用效率相同的等量监管资源投入到风险大小不一的两个领域时，显然该资源在风险较大的一方所产生的效用较大，直到反洗钱监管资源在双方的边际效用相同为止，此时监管资源已经在风险较大的领域内获得了集中。
2012年以来，人民银行的反洗钱监管同时涵盖了“风险为本”与“法人监管”的制度要求。结合法人监管的基本特点，风险为本制度与法人监管制度的逻辑关系可以表述为：由于资源稀缺性与风险差异化，客观上应将监管资源优化配置，而资源的优化配置需要设定有科学的资源配置规则，以风险大小作为资源配置多少的标准即充当了这样的依据与规则，此后解决问题的关键转变为对具体风险的衡量，而法人监管制度的确立最终为风险的有效测度提供了可行机制。风险为本的监管需要以法人监管制度的配套实施，法人监管制度的核心目的在于实践以风险为本的监管理念，“法人监管”为“硬制度”，即“管法人”，“风险为本”为“软制度”，即“管风险”，法人监管制度为风险为本制度提供了制度保障，风险为本制度则为法人监管制度提供了指导思想，风险为本的制度与法人监管制度的根本目的均在于优化配置反洗钱监管资源，提高反洗钱监管效能，相互可有机的统一，二者均是我国反洗钱工作与时俱进发展的客观需要。
“法人监管”制度有效体现了“风险为本”的基本要求。例如，全国性银行分支机构多、风险散点多、风险传导快、影响力度大、波及范围广，法人监管后，人民银行总行将直接对其各级机构履行监管职权，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则统一接受总行调度，配合总行实施监管政策，这样，人总行就能在全国范围内根据风险大小或风险区域分布情况统一配置反洗钱监管资源。相比之下，地方性法人银行机构的风险环节较少、影响区域小，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监管资源使用也将仅限于特定区域与环节。
二、“法人监管”与“属地监管”的比较分析
反洗钱“属地监管”与“法人监管”的主要流程如下图所示：
结合上述流程图分析，对属地监管与法人监管做进一步比较，如下表所示：
“属地监管”与“法人监管”比较分析表
对监管者，法人监管政策带来的主要变化有：
一是工作开展外部化。一方面，法人监管下人民银行总行从幕后走向前台，工作对象由对内部（下级行）为主向对外部为主转变，人总行在实际上成为全国性金融机构的最终监管者；另一方面，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的工作也将从对内（上级行）对外二位一体向对外为主转变，各级分支成为了当地地方性法人金融机构的最终监管者。
二是监管方式一体化。法人监管后，人民银行的反洗钱监管模式将从横向监管向纵向监管转变，较好解决了属地监管下“条块分割”的“x-非效率”问题。“x-非效率”问题指在垄断企业的大组织内部，由于层次较多，关系复杂，机构庞大及制度原因，企业费用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难以实现，导致存在企业资源配置的低效率状态。横向属地监管模式形似“块状”或“网状”，人民银行总分行处于“网状”的中心位置，实际中“网状”需要多角度的共同作用才能保持平衡结构，极易出现“x-非效率”的问题。纵向法人监管模式形似“线状”，人民银行总分行处于“线状”的极点位置，线状结构下只存在单一的监管主体，对同一法人不同分支的监管不会参差不齐，对不同机构的监管也不易出现厚此薄彼，“x-非效率”问题得到较好解决。
三是监管权力集中化。法人监管后，人民银行总分行间的监管权力将发生变化，其中，总行的对外权力边界得到了扩张（对内权力发生了局部收缩，总体权力扩大），分支行的监管对外权力边界发生了收缩（对辖内法人监管权或部分内部自主权获得了增加，总体权力变小），但二者的监管权力都体现了集中化，全国性金融机构总部及其分支的监管权集中于人总行，地方性法人总部与异地分支的监管权集中于人行当地分支机构，对同一
法人的监管权限不在分散于不同的人行分支。
四是监管分权正式化。法人监管后人民银行各层级间将由属地监管下的“上下级”关系转变为各层级机构间的“分权与合作”关系，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所拥有的产权从“准产权”向“正式产权”过渡，分支机构成为对辖内地方性法人金融机构的最终监管者。此外，在对非辖内地方性法人分支机构的反洗钱监管工作中，人民银行分支行发生了从监管者向监督者的角色转换，仍然保持对人总行反洗钱产权的部分使用权。
五是监管重心带状化。以云南省为例，截止2012年11月份，全省实际被监管机构共135家，其中银行类54家（含信托、资产管理及财务管理公司，农信社或农村合作银行当作一家看待），保险类32家，证券期货类41家，支付类8家。全省地方性法人金融与支付机构共有38家（银行类27家，证券期货类4家，保险类1家，支付类6家），其中昆明地区有17家，法人监管后全省具有直接监管权的机构将仅占现有监管存量机构的28%，昆明地区将仅占辖内现有监管存量机构的15%，对其他被监管机构的直接监管权将向东部、北部转移（金融机构的法人注册地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等东部北部发达地区），监管重心发生了带状化分布。
六是监管风险非均等化。属地监管模式下，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存在监管风险均等化的问题，即各区域间反洗钱监管所面临的风险种类及风险大小同质化，如各全国性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普遍分散于各省市，而其在全国各地基本都有分支机构，除了各省市地方性因素的冲击外，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对全国性金融机构监管所面临的主要风险不同程度存在均等化的问题。法人监管后，各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将集中体现，不同层级监管机构所面临的主要风险不再趋同。
七是监管资源重置化。科斯第二定理认为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可交易权利的初始安排将影响到资源的最终配置，“法人监管”制度重新定位了反洗钱可交易权利的初始安排以及风险的传导机制，其必将影响监管制度、人员、资金等资源的重配，资源的配置数量将与监管权限及所面临风险大小情况更趋一致，资源配置得到优化，使用成本也将获得节约。
对被监管机构，法人监管政策带来的主要变化有：
一是工作开展内部化。法人监管后，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工作由以对外负责为主，逐步转变成为以对内负责为主，此进一步加强了金融机构，特别是金融机构分支机构的工作自主权，反洗钱工作在实际上由“是人民银行的事情”向“是自己的事情”发生了转变。
二是内控管理一体化。反洗钱法人监管将有助于强化金融机构反洗钱内控工作的纵向一体化，随着来自当地人民银行的横向监管力度的减弱以及机构内部纵向监管强度的增加，金融机构各分支机构的内控管理只单一来源于内部自上而下的要求。
三是业务处理集中化。法人监管将带来金融机构的反洗钱业务处理的集中化，反洗钱业务主要包括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数据的处理与分析，客户或交易信息的补正，案件调查协查分析等，法人监管客观上要求金融机构对反洗钱主要业务的集中化处理。
四是监督工作内部化。属地监管下，对金融机构的反洗钱监督以人民银行的外部监管为主，法人监管后，监督工作将随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对非本地法人机构直接监管权的丧失而以金融机构上下级间内部自我监督为主发生转变。
五是成本费用节约化。法人监管后的主要变化表现为反洗钱信息传输通道的内部化，显然，信息在内部传输的效率要高于其在外部传输的效率。同时，非当地法人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不再产生因当地人民银行差异化监管所带来的特定成本与费用。此外，法人监管后，一家法人机构名义上只有一个监管机构，而一个监管机构的监管模式可能在长期上保持稳定，金融机构可因监管者路径依赖而节约更多的成本或费用。
三、反洗钱“法人监管”的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分析
反洗钱的法人监管制度意味着我国反洗钱制度的变革，体现的是制度的变迁，结合前面的分析，本部分将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对“法人监管”做如下论述。
（一）产权理论与法人监管
反洗钱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属于一种社会服务，公共物品的特性决定了公共物品不能或不能有效通过市场机制由企业或个人来提供，而只能通过国家来提供，以避免市场失灵，人民银行即作为国家的方而成为反洗钱公共服务提供主
，其反洗钱产权也滥觞于此，人民银行各地分支机构则经总行授权让渡后行使反洗钱产权。
反洗钱产权指因反洗钱事由的存在及关于它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其不仅是人们对反洗钱资源使用的一束权利，而且确定了人们在反洗钱中的行为规范与社会制度，反洗钱产权的根本目的在于避免社会对反洗钱资源的过度或低效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的颁布正式标志着人民银行反洗钱产权的确立，也标志着国家权力强制实施对反洗钱产权的保护。《反洗钱法》确立的反洗钱产权制度赋予了人民银行反洗钱行政主管权力，建立了一套排他性的资源使用体系，形成了特定的反洗钱秩序（核心为权利与义务）。人民银行对反洗钱公共物品的提供需要以各金融机构对相关义务的履行为基础，反洗钱法规对特定秩序的规定越明确，那么其对反洗钱产权的界定与保护也就越清晰、有效。
从产权视角来看：
1.“法人监管”进一步明晰了人民银行总分行监管产权，解决了部分“委托-”问题。属地监管普遍存在“金融机构为人民银行打工，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为人民银行总行打工”的“委托-”问题，典型比如监管信息的报送，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基本处于被动过渡位置。“委托-”关系的基本特征在于“委托人”不能拥有私人信息，在信息占有上处于劣势，“人”则拥有私人信息，在信息占有上处于优势。法人监管强化了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及金融机构的自主性意识，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产权由相对产权向绝对产权转变，人民银行总行与分行间的监管产权得到进一步明确，各自成为一定监管层面的直接信息拥有者，“委托-”问题得到缓解。科斯第三定理认为，当交易费用大于零时，产权的清晰界定将有助于降低人们在交易过程中的成本，改进效率。换句话说，如果存在交易成本，没有产权的界定与保护等规则，即没有产权制度，则产权的交易与经济效率的改进就难以展开。
2.“法人监管”意味着反洗钱产权的置换与转让。实施法人监管后，对金融机构各地方分支机构的直接监管权被上收到人民银行总行或地方性法人所在地的人民银行分支机构，金融机构将从受到多个反洗钱产权使用子主体的监管转变为只接受一个反洗钱产权主体的监管，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行使巡查、督导等职权。整个过程可以看作是人民银行总行以对非本地法人辖内分支机构的巡查、督导或经过授权后实施检查以及辖内地方性法人的全部分支机构的终极监管权与人民银行各分支置换其对全国性金融机构的各地分支机构的直接监管权，体现了不同制度下反洗钱监管产权在人民银行总分行间的转让过程。产权经济学认为，只有产权是可以转让的，才能把资源从低价值使用者手里转移到高价值使用者手里。法人监管后，人民银行反洗钱监管资源将从低价值处向高价值处发生转移。
3.“法人监管”解决了部分反洗钱“外部性”问题。反洗钱工作的外部性指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行动和决策使另一个或一群人受损或受益的情况，但该种影响却没有通过价格机制得到体现。例如：属地监管下，人民银行省级分支机构对辖内全国性金融机构分支的地域性工作安排或要求，虽然并不针对金融机构的州市机构，但是金融机构一般均会将该安排或要求传达布置于下一级分支机构，下一级分支机构却又直接接受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监管，而当地可能并没有此项监管安排或要求，这样外部性就产生了，同理，人民银行省级分支机构对下级分支行的内部要求，也将可能对当地的金融机构产生影响，构成外部性，法人监管将有利于解决诸如此类的“外部性”问题。产权是界定人们如何收益及如何受损，因而谁必须向谁提供补偿以使他修正人们所采取的行动，产权经济学强调外部性是与确定、交换、监督或执行产权的成本相联系的，且只有外部性内在化的收益大于内在化的成本时，产权的发展才有利于使得外部性内在化。“属地监管”下，较高的交易费用导致了反洗钱工作“外部性”的出现，法人监管后，因交易成本的节约，外部性得到内部化。
（二）交易成本理论与法人监管
交易成本指参与交易的组织在进行交易时产生的组织之外的非生产性费用，交易成本在本质上是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费用，真实的交易本身无法避免交易成本，显然，无论在属地监管还是法人监管下，反洗钱工作都存在交易成本，人民银行和金融机构间表现出一定的专业化分工关系。
当然，反洗钱工作的交易成本主要指市场型交易费用与管理型交易费用，市场型交易费用指为了进行市场交易，交易主体对市场信息的搜寻发现成本，交易主体间的谈判和决策费用，监督费用以及对合约义务的履行费用。管理型交易费用主要包括建立、维持或改变一个组织设计的费用以及组织运行的费用。
交易成本一般主要包括制度准备成本、制度达成成本、对制度的监督和实施成本。“属地监管”和“法人监管”下的交易成本具体又可分为制度研究讨论成本、制度制定成本、制度灌输成本、政策传达与培训成本、法规修订成本、工作交接成本、制度维护成本、数据报送与审核的成本、成本等等，成本指“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费用，属于一种特殊的交易费用。“法人监管”下的数据报送与审核成本及成本比“属地监管”都大为减少。广义上，交易成本指制度运行的费用，即制度成本（阿罗，1969），其可看作是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在内的与物质生产过程和运输过程非直接相关的一系列制度成本（张五常，1999），反洗钱交易成本也即反洗钱工作的制度成本。
反洗钱法人监管体制下，交易费用将获得节约。假定人民银行和金融机构总分支机构属于各自独立的反洗钱参与主体，其上下级间存在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委托关系，人民银行则可以看作金融机构的上级机关，相互间也存在委托关系。如属地监管和法人监管的信息报送流程比较图所示，属地监管中存在的交易主体间交易环节有13～16个，法人监管下的交易环节仅有10个，如果单位交易成本不变，那么法人监管下的总体交易成本必将小于属地监管下的总体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属地监管中的外部交易或外部环节有10～13个，法人监管下的外部交易或外部环节仅有4个，一般而言，内部交易或内部的交易成本将小于外部交易或的交易成本，即法人监管框架内交易或环节的平均交易成本将更具优势，法人监管下的交易成本因此获得了节约。从长期来看，法人监管下的平均交易成本将远小于属地监管下的平均交易成本。
“法人监管”与“属地监管”下的总体成本均可简要表述为“组织内部反洗钱工作开展的成本”与“总体交易成本”之和，其中前者指直接与反洗钱工作开展运行相关的成本，在性质上等同于企业的生产成本，显然，随着法人监管制度的规模经济与网络效应，法人监管下的总成本终将因交易成本的节约而小于属地监管下的总成本。
（三）制度变迁理论与法人监管
制度变迁理论是研究制度随着人口、资源、技术和人们主观意识及想像及人们之间相互关系变化而变化的理论，制度变迁的一般原因包括受到外部冲击或者博弈结构的内部均衡结果的影响。制度既是一种博弈的均衡，也是一种博弈的规则，在某项制度下，博弈主体依然会重复进行博弈，或利用该规则，或回避该规则。根据制度变迁理论：
1.人民银行反洗钱部门与金融机构（特别是全国性金融机构）博弈的结果。人民银行和金融机构各自属于不同的利益集团，杰弗利·贝利（1989）将利益集团定义为“一个由拥有某些共同目标并试图影响公共政策的个体构成的组织实体”，利益集团会阻碍或促发某项制度变迁，其往往也会从舆论上打着国家利益的招牌，进行院外活动，影响政府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政策或规则。不同利益集团总是在不停地进行博弈，博弈的结果反映了双方力量的大小，也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向，不难看出在人民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博弈中，金融机构是实施法人监管后受益最大的一方。
2.非正式或正式制度变迁引发的新的制度变迁。比如，大额和可疑交易综合试点工作或者“风险为本”制度的实施需要“法人监管”的配套政策。历史学家蒋廷黼（1938）在《中国近代史》中曾说过，在社会变革中，只要走出第一步，就不得不走出第二步，为了保住第二步就不得不走出第三步。此即是一种路径依赖，路径依赖指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好的或不好的选择，诺斯（1991）认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有“诺斯路径依赖一”与“诺斯路径依赖二”两种极端形式，在二者之间还有很多中间形式的路径依赖。诺斯路径依赖一指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并迅速优化。诺斯路径依赖二指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下而导致停滞。法
人监管制度是一种靠近“路径依赖一”的依赖方式，法人监管政策将更能保障“大额和可疑交易集中处理”以及“风险为本”监管的实现。
3.“属地监管”制度存在缺陷，而“法人监管”制度具有替代优势。从我国开展反洗钱工作的八年来，现行制度逐渐表现出较大的缺陷，已在很多方面不适应新时期国内外反洗钱工作形势（如：监管工作的宽化与深化要求、以风险为本的政策转型等等），而相对而言，“法人监管”能够克服“属地监管”的诸多问题，同时，其已经“三会”多年的监管实践，可资人民银行反洗钱“法人监管”借鉴。
4.“法人监管”体现了反洗钱监管当局的监管思路与监管风格。2012年2月，人民银行正式提出了“法人监管”的工作目标与要求，此正值人民银行有关领导履新之际，体现了反洗钱监管当局的监管新思路与监管新风格，体现了主观能动性。在我国的特殊国情下，人的因素往往成为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法人监管政策即是反洗钱监管当局的主观意识与客观存在相结合的产物，符合现实发展的需要。
（四）企业的边界理论与法人监管
企业的经营管理存在边界。科斯（1937）认为随着所配置资源的增加，企业组织成本上升，导致企业不能无限扩张而存在边界的原因有三：一是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家函数存在收益递减规律会导致在企业内部追加单位交易的成本上升；二是企业交易增加，企业家不能成功将生产要素运用于价值最大的地方，实现要素最佳利用；三是一种或多种生产要素的供给价格可能会上升。企业只会扩张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另一个企业组织中的组织成本或是等于由价格机制“组织”该交易所包含的成本时为止。威廉姆森（1984，1985）认为，由于资产专用性、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以及交易频率的存在，企业与市场间存在交易费用，企业的经营管理存在着边界，企业边界取决于公司对不同治理结构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只有当收益大于成本时，企业才会选择扩张边界。产权经济学则认为企业边界取决于纵向一体化收益和成本的权衡，纵向一体化决策决定了企业的边界，当一体化的收益高于成本时，企业实施一体化扩张其边界，相反，当一体化的收益低于成本时，企业则维持不变的规模和边界。
反洗钱的监管存在监管边界。随着反洗钱监管工作的深入，监督管理的边际成本将会逐步增加，监管要素难以最优配置，监管资源存在资产专用性，反洗钱主体都会表现出有限理性或机会主义倾向，监管者与被监管者间的交易频繁往复，普遍存在交易费用。因此，无论是“属地监管”还是“法人监管”，反洗钱监管工作同样具有边界。
“法人监管”框架下反洗钱监管边界实现了扩张。反洗钱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为市场交易主体，二者之间的信息或工作交换在形式上表现为市场特性，交易的媒介不是货币而是行政指令，无需经过双方的讨价还价即可达成交易契约。与“属地监管”相比，“法人监管”表现了反洗钱工作的纵向一体化，实现了金融机构对市场的替代，大幅节约了反洗钱市场主体间的交易成本，纵向一体化带来的预期收益将高于预期成本，人民银行的反洗钱监管边界能够因此得到扩张，当然，监管边界的扩张也包括监管深度的提高。 反洗钱“法人监管”的边界将在特定的条件下达到最优。根据科斯观点，当“新制度节约的交易成本”等于“新制度增加的组织管理成本”时，反洗钱监管的边界扩张达到最优。前者小于后者表明新制度因增加总体成本而变得不经济，监管机构应该从部分监管领域中退出，直到增加的组织管理成本等于节约的交易成本时为止。前者大于后者表明监管机构应该进一步扩张监管领域，直到新增的组织管理成本与节约的交易成本相等时为止。可以说，制度变迁节约的交易成本越多，那么监管机构就越可能最大限度扩张其监管边界。根据威廉姆森的观点，当法人监管带来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反洗钱监管的边界扩张达到最优。根据产权经济学观点，当纵向一体化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反洗钱监管的边界扩张达到最优。
四、对反洗钱“法人监管”制度及其政策制定的建议
综上所述，为完善法人制度及其有关政策，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法人监管应坚持“以法人监管为主，属地监管为辅”的工作思路，将属地监管作为法人监管的有益补充
法人监管和属地监管各自具备优劣，因此法人监管不应该全部替代或排斥属地监
管，相反，应能有机结合二者的优点，并克服劣势，属地监管可以成为法人监管的有益补充。事实上，人行分支机构履行巡查、监督等职权即是法人监管结合属地监管优势的一种制度安排。人民银行应在实践中持续创新监管工具，合理分权与分工，强化纵向与横向监管抓手，调动分支机构的积极性，有效解决人行分支机构监管权力的弱化、空化的问题。
（二）法人监管制度建设应切实体现“风险为本”的原则与要求
法人监管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风险为本”的监管，法人监管框架内的监管资源配置应与监管权责及面临风险的大小相适应，法人监管制度创新也应始终保持与“风险为本”原则和要求的高度一致，背离了“风险为本”法人监管的效用将难以体现。
（三）法人监管应合理设定法人监管制度与机制，克服对属地监管模式的“诺斯路径依赖二”
路径依赖表示一种制度惯性，即旧制度对新制度的阻碍或促进，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该路径产生依赖。例如：法人监管制度下，随着风险聚集与传导方式的变化，监管资源配置也将随之变化，但是该监管资源的调整由于交易费用或者信息不完全等原因而存在很大的滞后性，即资源的调整速度或周转率将大大落后于风险的变化速率，监管资源路径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与新的风险聚集与传导机制不相匹配。反洗钱法人监管初始制度的选择会强化现存属地监管制度的刺激和惯性，法人监管的后续制度选择也会强化初始制度的刺激与惯性。因此，法人监管制度的初始设计必须尽可能的与反洗钱工作实际相吻合，以使得后期制度设计对初始设计的依赖接近“诺思路径依赖一”，克服对属地监管或者法人监管初始制度的诺斯路径依赖二，最终确保法人监管制度实施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四）法人监管制度应完善人民银行总行与分支机构间信息通报共享机制
法人监管将弱化人民银行地方分支机构对辖内反洗钱工作情况及风险掌握的全面性，跨区域监管也对人民银行各分支行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人民银行总分行间或者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间应进一步加强对监管资源与信息的通报或共享，建立协调互助机制，不断克服在监管或监督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不全面问题。例如：分支机构对全国性金融机构分支进行巡查前，应能获取人总行的日常监管信息；对辖区内法人公司设在辖区外的分支机构，应与对应的人行分支机构建立沟通交流合作机制等等。
（五）法人监管下应正确处理“法人监管”与反洗钱调查工作的关系
在反洗钱法人监管全面推进的同时，反洗钱调查机制应与其保持二元结构，即反洗钱案件调查工作应延续属地管辖的模式。反洗钱调查工作具有较强的区域性，如果因“法人监管”而降低缩小调查的范围，将大大影响调查的效益。2012年全国反洗钱工作会议仅要求调整反洗钱调查工作的流程，具体包括：“进一步规范反洗钱调查和可疑交易移送工作”、“加强对可疑交易报告线索的清理工作”、“继续组织做好涉及洗钱犯罪的大案要案查办工作”、“进一步增强反洗钱调查的敏感性”等方面，并未要求将“法人监管”的模式推行到反洗钱调查中。
（六）法人监管框架要求尽快修改反洗钱相关法律法规或者规范性文件
我国以“一法四规”为代表的反洗钱监管法律法规体系基本立足于“规则监管”而设定，当前，法律法规或者规范性文件中的部分内容已经不适用于现阶段“法人监管”的工作需要，客观上亟待需要实施修改。例如：《反洗钱非现场监管办法》第四条、第十四条，《反洗钱现场检查办法》第七条、第八条等等。
（七）法人监管工作应加强对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法人监管的经验借鉴
人民银行总行与各级分支机构的反洗钱工作应充分借鉴“三会”及其各地分支的经验与教训，争取在法人监管试点与全面推进过程中少走弯路，快速、高效完成反洗钱监管转型，促进反洗钱工作科学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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