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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贵阳 550025）
摘要：通过构建农用地利用效益评价体系，利用熵权法和耦合度模型，对遵义市农用地利用效益耦合关系从时间和空间上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2004－2012年遵义市农用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在波动中总体呈上升趋势；生态环境效益也发生了变化，但总体呈稳定态势，农用地利用效益耦合度总体水平较高，呈上升趋势；2012年遵义市农用地利用效益耦合度分布大致呈同心圆形，随着与区域中心距离不断增大，耦合度不断下降；农用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差异越小，说明农用地利用越协调，耦合度越高。结合遵义市经济发展情况和区域功能定位，提出了提高农用地利用耦合度、促进农用地协调利用的建议。
关键词 ：农用地；利用效益；熵权法；耦合度；遵义市
中图分类号：F2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5）07－1788-06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5.07.064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对土地的需求不断增加，如何使土地利用的综合效益达到最大化，一直是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焦点。土地利用效益包括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经济效益是人类利用土地的最根本的原因，社会效益则是整体和全局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可以说是久远的经济效益［1］。提高土地利用的综合效益就是要协调好土地利用的三效益，相关学者也对土地利用效益的耦合关系进行了研究。许媛等［2］通过构建耦合度模型，探讨了西安市土地利用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之间的关系；梁红梅等［3］通过建立动态耦合模型，对宁波市和深圳市的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协调发展进行了研究。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农业逐渐成为研究的重点，相关学者对农用地的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耦合性进行了研究。杜娜等［4］采用耦合度关联度和系统耦合度模型分析了纸坊沟流域农用地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关系及耦合态势；王继军等［5］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陕北黄土丘陵区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耦合关系进行了研究；刘新平等［6］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及生态和农业经济协调发展的耦合系统评判指标体系，研究了新疆干旱区生态与经济系统的耦合度。可以看出，相关研究主要是针对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耦合关系进行研究，但是对农业用地利用效益的耦合关系研究较少，对喀斯特地区的农业用地利用效益的耦合关系研究也较少。喀斯特地区由于受其地形地貌的影响，农业生产条件与其他地区相比较差，农用地的利用效益也会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其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耦合关系如何，是本研究的重点。本研究以遵义市为例，通过构建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对其农用地利用的效益进行了评价，然后运用耦合度模型，从时间和空间上对其农用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耦合关系进行了研究，以期为促进遵义市农用地利用协调可持续发展，提高农用地利用综合效益提供理论依据与借鉴。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2004－2012年遵义市农业经济数据均来源于历年《贵州省统计年鉴》、《遵义市统计年鉴》，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遵义市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农用地包括耕地、林地、园地、牧草地及其他农用地。
1．2 研究区概况
遵义市位于贵州省北部，是贵州省第二大城市、新兴工业城市和重要农产品生产基地，黔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理位置在北纬27°80′—29°13′、东经105°36′—108°13′之间。市域东西绵延254．00 km，南北相距230．50 km，海拔高度在1 000～1 500 m。遵义市属于中亚热带高原湿润季风区，四季分明，雨热同季，无霜期长。全市国土面积307．67万hm2，其中山间平坝面积占7．40％，丘陵占30．70％，山地占61．90％，农用地面积2 73．11万hm2，占土地总面积的88．77％。遵义市下辖2区、8县、2个民族自治县和新蒲新区管委会以及2个代管市。2012年末，全市共有164个镇、55个乡、8个民族乡、17个街道办事处，年末常住人口611．70万人。2012年全市生产总值1 361．93亿元，其中第一产业产值181．24亿元，占全市总产值的13．31％。
1．3 研究方法
1．3．1 熵权法 本研究采用熵权法计算评价指标的权重，熵权法是在综合考虑各因素提供信息量的基础上计算一个综合指标的数学方法［7］。熵权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是根据各因素提供给决策者的信息量的大小来确定指标权重的，其思路是强化数值差别较大和弱化数值差别不大的指标对综合评价值的贡献，从而能够全面反映指标值所包含的信息。具体分析方法和步骤如下：
步骤一：将原始数据采用极值法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公式如下：
正向指标：rij＝■， （1）
负向指标：rij＝■， （2）
步骤二：计算熵值，计算公式如下：
Hi＝－k■fijlnfij （3）
式（3）中，fij＝■，k＝■，Hi为第i项指标的熵值，k为玻尔兹曼常量，n为评价年份数或区域个数。
步骤三：计算熵权，计算公式如下：
wi＝■ （4）
式（4）中，wi是第i项指标的权重值，且0≤wi≤1，■wi＝1，m为评价指标个数。
1．3．2 耦合度模型 农业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具有耦合关系，耦合关系越协调，耦合度越高。农业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效益的评价函数分别为：
F（x）＝■xiai （5）
G（y）＝■yibi （6）
式（5）、式（6）中，xi、yi分别为社会生态效益评价指标、生态环境效益评价指标，ai、bi为各指标的权重。
农业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效益耦合度模型是基于二者之间的离差大小而构建［8］，其计算公式如下：
C＝■■ （7）
式（7）中，k为调节系数，一般2≤k≤5，取k＝2。
1．3．3 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建立 依据农用地效益的内涵，按照科学性、典型性、全面性、可比性等原则，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和可靠性，结合遵义市区域综合实际情况，借鉴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9－12］，从农用地利用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两大方面共选取24个指标构建农用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表1）。
指标体系中，农业劳动生产率是指单位农业从业人员带来的农业产值；粮食安全系数X6是指人均粮食与联合国规定的温饱型年人均基本粮食的比值，其中，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的温饱型年人均基本粮食为400．00 kg；农业供养能力X11是指单位人口种植业产值；农业技术效率X14是指单位农业机械总动力所能产生的农业产值；土地农业利用率X23是指农用地占土地总面积的比重；农用地利用多样化指数X24是参考王鹏等［13］的研究成果，其计算公式为：G＝1－■xi2/［■xi2］2，式中，G为农用地多样化指数，n为农用地利用类型数，xi为第i类土地利用类型面积。
2 结果与分析
2．1 遵义市农用地利用效益分析
2．1．1 农用地利用社会经济效益分析 从时间变化来看，2004－2012年，遵义市农用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在波动中总体呈上升趋势（表2、图1）。2006年农用地社会经济效益为0．13，在历年中最低，主要是因为农作物产量减产以及耕地面积减少。2006年遵义市遭遇多年不遇的干旱天气，造成秋季主要农作物产量减产，全年粮食产量272．98万t，比2005年减产48．67万t，下降15．10％，农业产值增加值与2005年相比下降3．50％。2006年全年耕地面积减少7 626．00 hm2，其中国家基建占地657．00 hm2，其他基建占地400．00 hm2，退耕还林还草占地2 579．00 hm2，耕地改为园地3 990．00 hm2。2012年农用地社会经济效益最高，达到0．78，主要是因为农业产值增加和农民人均纯收入提高。2012年遵义市全年粮食产量276．22万t，比2011年增长21．60％，农业产值增加值181．24亿元，比2011年增长8．90％。同时，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 061．00元，为历年最高。从空间变化来看，2012年习水县和仁怀市农用地社会经济效益最低，均为0．31（表3、图2），主要是因为两县（市）各项指标值都较低，直接影响其社会经济效益。2012年红花岗区农用地社会经济效益最高，达0．59，主要是因为其农业产出效率较高。2012年，红花岗区农业劳动生产率、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单位面积农用地产值及地均农业增加值在各个地区中都是最高的。
2．1．2 农用地利用生态环境效益分析 从时间变化上看，2004－2012年，遵义市生态环境效益在波动中总体呈稳定状态（表2、图1）。2008年农用地生态环境效益为0．24，为历年中最低，主要是因为农用地面积较低，尤其是林地面积较低。2008年遵义市农用地面积272．00万hm2，林地面积140．86万hm2，在历年中均为最低。2010年和2011年，农用地生态环境达到最高值0．60，主要是因为林地面积较高。2011年和2012年遵义市林地面积分别为163．74万hm2和163．56万hm2，在历年中最高。从空间变化上看，2012年红花岗区农用地生态环境效益为0．19，为所有地区中的最低值（表3、图2），主要是因为林地覆盖率、人均林地面积和土地农业利用率较低，单位面积能耗、单位面积农药使用量较高。赤水市生态经济效益为0．87，为各地区最高值，主要是因为赤水市林地覆盖率、人均林地面积和土地农业利用率较高，以及单位农用地的化肥、农药和塑料薄膜使用量较少。
2．2 遵义市农用地利用效益耦合关系分析
2．2．1 农用地利用效益耦合关系时间差异分析 2004－2012年，遵义市农用地利用效益的耦合度差异比较大，耦合度最高的达到1．00，最低的仅为0．46，整个变化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图1）。第一个阶段是2004－2006年，期间农用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均不断下降，分别从2004年的0．38、0．54下降到2006年的0．13、0．36。农用地利用效益耦合度不断下降，从2004年的0．92下降到2006年的0．46。由表2可以看出，2004年农用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均为这一阶段最高，并且二者相差较少，所以耦合度较高，说明了2004年二者之间的关系协调。而2006年农用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均为本阶段最低，且二者相差0．23，所以耦合度较低，说明了2006年二者之间的关系不相协调。
第二个阶段是2007－2012年，期间农用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在波动中总体呈上升趋势。在这一阶段中，农用地利用效益的耦合度均较高，且在不断变化，但变化幅度较小。2009年和2011年的农用地利用效益耦合度均为1，达到最高，主要是因为农用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均达到较高值，且二者差异较小，仅相差0．01，说明二者之间达到了协调发展。2012年的耦合度为此阶段最低，虽然农用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值均较高，并且社会经济效益为所有年份中最高，但是二者差异较大，相差0．24，说明了农用地利用注重社会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生态环境效益。
2．2．2 农用地利用效益耦合关系空间差异分析 由图2、图3可以看出，2012年遵义市各县（市、区）的农用地利用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耦合度差异比较大，耦合度最高的达到1．00，而最低的只有0．56，耦合度空间大致分布呈同心圆形，随着与区域中心城市距离增大，耦合度逐渐减低。红花岗区虽然位于区域中心，其农用地利用社会经济效益在各个县（区、市）是最高的，但生态环境效益却是最低的，所以其农用地利用效益耦合度最低，仅为0．56，说明其农用地利用不够协调，今后需要注重农业生态环境效益的提高。耦合度较高的有汇川区、绥阳县、正安县、湄潭县、遵义县、余庆县、仁怀市、凤冈县、桐梓县，耦合度均在0．90以上。汇川区是遵义市市政府所在地，具有地理位置优势，农用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协调发展，耦合度较高。绥阳县、正安县、湄潭县、遵义县、余庆县、仁怀市、凤冈县、桐梓县等县农业发展基础比较好，农业生产水平高，农产品加工业较为发达，主要粮油作物、特色农产品规模化、商品化程度较高。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以下简称道真县）、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务川县）、习水县、赤水市的农用地利用效益耦合度处于中等水平，介于0．70～0．90之间，这些地区共同的特点就是农用地利用的生态环境效益较高，均超过其农用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这4个县（市）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较好，但是特色农业产业发展不突出，农业产出不高，社会经济效益较低，导致农用地利用效益耦合度不高。
3 结论与建议
通过构建农用地利用效益评价体系，运用熵权法计算各指标权重，然后建立耦合度模型，分析了2004－2012年遵义市农用地利用效益的耦合关系变化，并对遵义市各县（市、区）2012年农用地利用效益耦合度的空间分布进行了探析。研究发现，2004－2012年遵义市农用地利用社会经济效益在波动中总体呈上升趋势，生态环境效益也发生了变化，但总体呈稳定态势；农用地利用效益耦合度总体呈上升趋势，变化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2004－2006）耦合度不断减小，变化幅度较大，后一阶段（2007－2012）耦合度变化幅度较小，总体呈下降趋势。通过观察2012年遵义市各县（市、区）农用地利用效益的耦合度分布情况，可以看出遵义市农用地利用效益耦合度总体水平较高，耦合度分布大致呈同心圆形，随着与区域中心距离不断增大，耦合度不断下降；农用地利用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差异越小，说明农用地利用越协调，耦合度越高。基于上述研究，为遵义市农用地利用提出几点建议。
1）严格保护耕地，不断提高耕地的数量与质量。建立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在保护耕地数量的前提下，重视耕地质量建设，不断加大农业科技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积极改善耕地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强土地整治，统筹安排，加快中低产田特别是低产田改造，实施沃土工程，完善渠、路、桥、涵、闸等相关配套措施，推进高标准基本农田、连片标准良田建设。充分利用农地分等定级和产能核算等方法，形成以保护耕地生产能力为主的耕地保护测评体系，进一步发挥耕地保护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的作用。同时还要严格控制农地非农化的进程，对建设占用耕地要进行严格审查。
2）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提高农业抗灾减灾能力。结合遵义市农业区划布局，积极推进大型灌区续建配套建设，排灌泵站配套建设及水源工程建设，分期分批治理病险水库，有计划地完善水利灌溉配套设施。遵义市属于喀斯特岩溶山区，降雨大部分以径流方式流失，通过新建小山塘、小水池、小水窖，开展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提高输水调配能力。
3）大力发展农业优势产业，推进特色农产品规模化、商品化。搞好农业空间布局规划，优化农业生产空间布局和品种结构，确定不同区域农业发展的重点。对于优势产业特色产业要加强引导，注重农产品的深加工，提高农产品的产出效益。加强对农业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加快培植一批辐射面广、对农业推动力强的龙头企业。积极研究市场，不断开拓市场，狠抓标准化生产，通过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加农产品科技含量来培育品牌、打响品牌，发挥品牌效应。
4）不断加强支农惠农力度，提高农民收入。一要不断优化完善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加强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鼓励农民扩大粮食生产规模，不断增加农业投入，完善财政支农资金管理制度，保证支农资金做到专款专用，用到实处；二要大力推广农业新技术，增加农业科技投入，建立农业科技网络，稳定县、乡（镇）两级农业科技推广队伍，不断派遣农业技术员驻村指导农业生产，加强农机化建设，推广实用新型农机具。
5）加强农业生态环境建设，优化农业生产环境。一要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石漠化综合治理等生态修复工程，巩固和发展林业项目和造林补贴项目，不断提高林地覆盖率；二要加强对有机、无公害绿色农产品和无公害农产品及其农业产业基地的建设，提高畜禽养殖粪便的资源化利用率，调整肥料施用结构，大幅减少化肥用量，有效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三要控制开发强度，优化开发方式，发展循环农业和生态农业，循环利用秸秆和畜禽粪便等生物资源，促进农业资源永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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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疗保险；经济社会效应；结构化；研究探析
中国经济社会通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后，得到了持续、稳定的发展，逐渐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朝向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前进。在当前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民生等词汇的出现，映射出国家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但发展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些新的挑战和问题不断涌现。现阶段，调整需求结构促进经济增长方式，是有效解决当前居民消费需求下滑和政府投资下滑的关键所在。不完善的医疗保险制度是长期以来存在并困扰着人们的问题，医疗体制改革成为必然趋势。
一、我国医疗保险制度
中国老龄化人口不断增加，老龄化进程加快，这也就意味着人口疾病发生率呈上升趋势，为提高国民健康水平，加强城乡构建医疗保险体系显得尤为重要，为落实国家富民强民的政府，决绝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等实际问题，自2007年开始，我国开始着重推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采取自愿参保原则，覆盖领域较广，涉及城镇职工和新农合群众，城镇医疗保险由政府补贴和参保人共同承担费用的形式，对于创收能力较弱的部分人群，需由国家予以补贴，医疗保险相对于新农合医疗保险的补贴力度更大。商业医疗保险在经过30多年的发展，商业保险的作用在2009年的国家政策中给予了肯定，医疗保险的地位有了极大提升，其作用也被凸显出来。然而，尽管医疗保险在我国处于快速发展状态，但其产品和技术仍存在一些问题，仍具有较大发展空间。
二、我国医疗保险制度的结构化优化建议
（一）提升医疗保险制度的覆盖面，提升保障能力
根据相关数据研究表明，当前我国医疗保险的覆盖面积已达到95%以上，实现较高覆盖面的目标时，城乡居民的医疗费用逐渐提升，社会保障能力出现局限性，这两种矛盾对于城乡居民来说极为明显，而城镇居民的医疗费用相对于农村来说压力更大，因此，政府虽然在完成较广覆盖面目标的同时，其在以后的工作重心需几种在改变地保障水平现状等问题上。提高基本医保的支付能力，当前医保基金的结余率相对较高，针对这一问题，政府应不断提高医保的支付水平，提高医保基金的利用效率。
（二）创新医疗费用控制和支付方式
信息化对数据收集更为便利，但当前我国医疗保险在信息化的利用方面仍较为欠缺，从全国范围来说，基本医疗保险的支付方式改革只有部分地区在实行，仍有部分地区医保支付方式为病后支付，尽管医疗保险已不断加大环节处理支付的新形势，但医疗费用上涨趋势依旧迅猛。根据当前我国费用控制和支付方式的现状，医疗机构与产品药品供应上之间应多加强沟通，建立健全谈判机制，增加购买服务机制。
（三）为医疗保险制度发展营造健康的环境
医疗保险的目的是保障居民就医能力，能有效提高国民整体健康水平，但仅仅依靠医疗保险来提高国民健康水平是远远不够的。国家经济的整体发展带动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因此，经济发展对于改善民生，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新医疗改革方案提出，政府作为医疗改革的领导者和维护者，应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加强政府度对医疗方面的投入，引导医疗保险制度朝向健康的方向发展，为医疗保险制度提供健康的发展环境。政府的参与并不是全民医疗保险实现免费，仍需要参保人员缴纳部分费用，相关专家表明，医疗保险应由政府和企业、参保人共同承担医疗费用，并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降低个人承担费用的比例，个人承担费用在20%以下为宜。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来说，医疗保险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国家和企业共同构建利于国民健康发展的环境，真正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国民问题，保障人民群众利益，提高国民整体健康水平。
三、结语
医疗保险制度是关系到国际民生的大问题，解决好医疗问题，能有效提高国民健康水平，减少国民医疗所承担费用，整体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让人们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国民的健康起到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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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经济效益
引言
城镇化步伐的迅速发展以及产业更新升级步伐的加快，使得我国城市建设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城市建设过程中新建、改建、拆除楼房数量的持续增加，都是导致建筑垃圾产生量长期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建筑垃圾的资源化利用率相对较低，建筑垃圾的处理已经明显滞后于城市建设发展的速度。面对这一情况，如果相关部门不及时采取有效此时的话，未来我国必将面临建筑垃圾无处填埋的困境。
1、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现状
1.1 工程渣土
工程渣土指的就是城市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渣土。通过对城市总体规划的分析后发现，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城市建设仍然保持在较大规模的投入状态下，工程渣土仍然是最主要的城市建筑垃圾。但是工程渣土具有的成分单一以及污染较小的特点，为其后期的二次利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比如，根据城市建设发展的要求，很多城市豆浆工程渣土用来填海造地、低洼回填等，这种城市渣土的资源化利用，虽然有些的缓解了城市建筑垃圾处理难的问题。但是由于用于消纳处置工程渣土的大型场地较少，再加上工程渣土运输的车辆较多，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渣土消纳的效率，即便是有些地区已经设置了工程渣土的消纳场所，但是也仅仅是解决了少数工程的渣土消纳问题，无法满足城市建设过程中大量渣土消纳工作的要求。
1.2 工程泥浆
虽然工程泥浆因为杂质较多处理难度较大，但是工程泥浆的产生数量却非常少。目前，我国针对工程泥浆的处理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1 ）经过简单处理后与其他物质混合在一起用于吹填造地。（2 ）低洼地复耕，在吹填造地对工程泥浆需求量不断减少以及可用于处置泥浆低洼地面积的不断减少，工程泥浆产生量与泥浆处理能力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严重。而低洼地复耕则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通过实施低洼地复耕的政策，有效的缓解了工程泥浆处理所面临的问题。
1.3 建筑废弃混凝土
建筑废弃混凝土因为自身具有利用价值高、成分简单以及回收利用方法易于实施等特点，长期以来都是建筑垃圾中资源化利用效果最显著的，就目前来说，我国很多底气的建筑废弃混凝土回收利用率都达到或者接近100%。相关企业将回收的建筑废弃混凝土破碎、加工制成符合标准要求的再生骨料等再生产品，然后在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将其应用于混凝土、预拌砂浆、墙体材料等成品或者半成品材料中，不仅有效的降低了城市建设的建筑材料使用量，而且降低了工程建设的成本。
1.4 装修垃圾和拆房垃圾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们对住房条件要求的不断提高，拆房垃圾和装修垃圾的产生量也呈现出了稳定增长的发展趋势。就目前来说，我国针对拆房垃圾和装修垃圾的资源化利用尚处在起步的阶段，很多地区虽然已经加快了相关设施建设的步伐，但是由于进程相对缓慢，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拆房垃圾和装修垃圾资源化处理要求。所以，对于城市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建筑垃圾来说，拆房垃圾和装修垃圾的资源化利用仍然处在相对较低的阶段。
2、建筑垃圾资源化有效利用措施
2.1 建立分类别管理制度
由于工程渣土、工程泥浆、工程垃圾、拆除垃圾、装修垃圾等不管是在成分组成、产生主体、产生时间、运输途径，还是处理方式等各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所以相关部门必须建立建筑垃圾分类管理的制度，明确主观部门在建筑垃圾工作中的职权和义务，理清建筑垃圾产生量数据来源，然后通过建立建筑垃圾收运处理体系的方式，充分发挥完善垃圾处理终端处理设施的优势，提高建筑垃圾产生量管控、运输和处理的效率。（1 ）工程渣土。为了最大限度的缓解消纳工程渣土场地紧张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相关部门可以采取就地或调配利用等方式采取简单填埋处理为主，消纳场填埋为辅相结合的处理方式。（2 ）工程泥浆。工程泥浆因为自身具有含水量高且含有膨润土等化学材料添加剂的特点，如果处置不当的话，必然会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目前常见的工程泥浆处理方式主要以现场处置技术为主，所以政府部门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强工程泥浆现场处置监管工作的力度。（3 ）工程垃圾。针对工程垃圾的处理相关部门应该根据绿色施工管理理念的要求，加强工程建设施工过程中建筑垃圾源头管控的力度，针对无法再次利用的建筑垃圾，应该从源头上分类，使其分别进入终端处理的环节。（4 ）拆除垃圾。相关部门在处置拆除垃圾前，必须明确拆除垃圾的产生者必须按照要求承担拆除垃圾处理的相关费用，通过建立产生排放、运输、处理相互制约管理机制的方式，提高拆除垃圾处理的效率。（5 ）装修垃圾。相关部门在处理装修垃圾时，应该从强化装修垃圾源头的分类管理着手，按照终端设施的条件合理的进行装修垃圾的分类，为后续装修垃圾的处置做好充分的准备。
2.2 合理布局垃圾处理网
相关部门应该通过合理布局建筑垃圾中转分拣点和资源化利用场所的方式，提高城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水平。相关部门在规划建设垃圾资源化利用场所时，应该严格的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功能完善、明确分工、加快建设的原则，增强城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产品品牌的综合竞争力。在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场所的规划方面，相关部门可以采取一主多点的设置方式，将城市建筑垃圾的资源化利用场所设置在交通便利且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的位置。然后通过建设垃圾资源化生产线的方式，对废塑料、废木质类相关材料利用相关技术对其进行二次加工和利用，充分发挥新技术、新工艺以及新设备的优势，提升我国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水平的稳步提高。
2.3 加强政策扶持力度
国家应该制定完善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产品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为建筑垃圾资源化产品的生产、使用和销售等各个环节提供法律依据。虽然当前我国的建筑垃圾资源化产品已经在新型墙才、商品砂浆、道路材料等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应用，但是由于受到使用标准不统一等因素的影响，建筑垃圾资源化产品的全面推广和应用仍然面临着很大的挑战。针对这一问题，相关部门应该针对建筑垃圾各个类别的特性，制定不同的资源化利用标准、路径以及产品应用标准，做好符合标准要求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产品的备案管理工作，同时制定完善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产品强制使用和鼓励使用制度，鼓励各个行业按照标准和规范使用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产品，才能在提高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效率的基础上，为我国社会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结语
总之，城市化进程迅速加快的同时，城市管理部门处理建筑垃圾的难度也越来越大。所以，为了提高城市建筑垃圾处理的效率，相关部门必须紧跟时展的脚步，加快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产业建设的步伐，通过建设完善建筑垃圾管理体系以及制定建筑垃圾长期处理政策，才能在推动城市建筑垃圾处理行业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城市建筑垃圾资源化、无害出处理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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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勤工助学 大学生发展 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
勤工助学是各院校学生管理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总要组成部分，也是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习与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勤工助学是一项有偿性的社会活动，它为广大学生尤其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才华、培养并提升自身能力的空间，不仅能为其解决一定的经济困难，同时也锻炼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培养了其社会与工作责任心。近些年来高校一直扩招，越来越多的学生接受了高等教育机会，但在当今就业岗位严重不足的社会经济背景下，高校扩招使大学生就业形式愈加严峻。而高校勤工助学作为一项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因其有偿性、实践性、教育性等特点，不仅为在校大学生解决了经济困难，同时在实践过程中培养并提升了其就业能力与素养，使其将来能更好更快地适应社会生活。
各大院校勤工助学管理中心也积极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勤工助学机会，在校内通过建立和完善勤工助学机制，营造良好的实践氛围，将勤工助俭学与提高实践能力和掌握成材主动权相结合，同时拓宽勤工俭学渠道，加强专业教育与就业指导，进而促进勤工助学学生由简单的劳动实践向技术型、能力型、管理型岗位转变。当下学校不再拘泥于学校内部提供的勤工助学岗位，为帮助学生更好地接触并了解社会，进而为将来就业打下基础，各高校都别出心裁，本着为学生身心全面发展的目的，积极拓展校外实践，各院校经过严格考查校外企业情况，在确保学生权益的基础上，尽可能多地为学生提供就业岗位。如上海某高校专门成立“自强社”这样一个学生团体，社团根据职能划分了不同部门，商务部是其中之一，专职负责与校外企业联系，登记其用工需求，安排校内贫困学生参加勤工俭学。
各院校如此重视大学生勤工助学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就业、创业能力，更可有效促进社会经济的推进与发展。
一 勤工助学可有效提高学生就业能力与素质，使其快速融入社会，尽可能快地为社会创造经济效益
首先，锻炼学生思想素质，提高学生素养。学生参加勤工助学，其实是从逆境中成长的过程。这种经历可增强其自信心与责任感，进而增强其自我约束和管理，有效地帮助大学生培养劳动观念和职业道德。
其次，增强并拓宽个人技能，提高自身竞争力。勤工助学是学校课堂教育外的自我补充与拓展，它不仅能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锻炼学生在校所学知识的运用能力，还可开拓学生眼界，让其在校期间便可多方位学习并补充所需知识。在实践过程中学生可走进并认识社会，使自己所学知识与自身能力得到社会认可，进而在实践过程中磨练意志，提高自身竞争能力。
最后，勤工助学可有效帮助学生完成学业，进而促进其顺利就业，缓解了社会就业难问题。据调查86.7%的学生参与勤工助学是为了缓解上学期间的经济困难，保证其完成学业。国家现有的勤工助学政策虽不是很完善但也有效地实现了贫困生生活方面的经济自立。这不仅减轻了学生思想压力，同时通过真实的社会劳动实践可有效定位自己将来就业。
二 大学生通过勤工助学可有效促进经济发展
第一，勤工助学降低了家庭负担，减轻了社会压力。参加勤工助学的学生大部分家庭经济较困难。勤工助学是有偿性劳动，学生在劳动过程中可获得报酬，另外，加上国家奖助学金等各类形式的助学金，经济困难学生每月能够有足够的生活费保障生活。学费可以通过国家助学贷款和生源地贷款解决，完全能够保证学生在校期间的基本生活要求，做到生活上经济的“自立”。这样可有效缓解家庭负担进而减轻社会压力。
第二，勤工助学可增加学生经济收入和经验，更有利于就业，减轻社会就业压力。学生在校期间参加勤工助学可获得一定经济收入，同时还可积累工作经验，提高并拓宽专业技能，为其毕业后顺利就业打下基础。进而可有效缓解大学生毕业就业难现象。
第三，勤工助学可以开阔学生的眼界，为毕业后自主创业提供经验，可以为社会做出更大的经济贡献
第四，大型企业可以借勤工助学，低成本的培养适合自己的人才。大型企业通过适时招聘在校学生勤工助学，可低成本的培养适合单位长期发展的人才。勤工俭学可以使学生提前融入社会，由于勤工俭学工资低，可以降低企业的人工成本，进而用较低的成本培养员工，给企业以后的发展带来潜在效益，通过培养的学生，毕业后可直接加入企业工作，直接带来效益，增强了企业的长久竞争力。
第五，勤工助学非正式工作，一些制造型或低技术性企业可以解决用工荒。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自2008金融危机以来，外来务工人员越来越少，各中小民营企业如制鞋、服装、电子、眼镜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均出现用工荒现象，大学生勤工助学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现象，为企业正常运营发展出一份力。
第六，勤工助学在增加学生收入的同时，可提高学生消费水平，这种良性循环可以给社会带来更大的效益。
【关键词】买办制度 社会资本 交易费用 经济效率
一、买办制度的制度经济学研究：一种新的视角
什么是买办？以赫延平为代表的学者将之定义为一种“中介”――“买办云者，乃华人与外商根据互订之契约，在一定报酬之下充外商之使用人，居于外商与华人之间，以外商之名义与华商交易，并缴纳保证金或具保证人，且于一切交易负无限保证之责任，同时得其规定之佣金者一也”，也就是说，是受雇于外商、为外商与中国的生产者、消费者沟通的中介人。后来，他进一步将买办的概念拓展为“一种逐步形成的以买办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制度”。买办制度是公行制度取消后，外商进入中国市场必不可少的手段，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规模庞大、实力雄厚，以致于形成了买办阶级，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社会状况。
什么是制度？诺斯在《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中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制度指导了行为者的活动规则，降低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从而减少了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增长。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视作内生经济变量，认为一种制度的产生、发展有其内在经济原因。买办制度是19世纪到20世纪初中国市场上的重要制度，它的经济效率问题值得我们探讨。
对买办的研究始于19世纪20年代。民国时期，有一批学者受西方经济学影响，以“经济因素论”理解买办制度，例如（1923）认为，买办的产生是由于“语言不同、习惯各异、商情之特殊”，从而产生对中介的需求。有学者更细致地罗列其重要因由为“经济情形各异、语言不通、资产信用不明、商业砂演不同、中国度量衡与货币复杂及有排外心理”等，所以必须藉买办之力方使中外贸易“冲突得以斡旋，困难得以消释”（陈金淼，1940）。由此可见，这些学者分析重点在于19世纪中国市场的特殊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交易障碍，从外商的心理角度分析雇佣买办的原因，但没有考察这一制度的内在效率。
建国后，对买办的研究带有鲜明的阶级斗争色彩，国内学者对买办制度的分析大多停留在对其阶级属性、政治影响的批判上。例如张国辉（1963）在定义买办时，强调买办是“外国侵略者把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产物”，“和外国资产阶级结成直接的人身雇佣关系或资本合作关系”，“通过外国资本积累形成自己的资本积累”。此阶段的研究主观性和意识形态特征太强，不利于我们客观地了解买办制度。
近年来，受西方经济学，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经济社会学影响，国内学者越来越抛开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从经济制度的效率的角度分析买办制度产生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例如胡胜强（2007）以“社会网络的开发与利用”看待买办的作用，分析其调动社会网络的能力与效果；龚会莲（2007）认为买办在利用信任关系打开市场、承担洋行风险中起到重要作用，增加了市场交易，极大促进了国内市场的发展；赵娟霞（2010）则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分析了买办制度替代公行制度的原因及其衰落的经济原因。
本文参考以往学者的研究，以“社会资本与交易费用”作为基本研究框架，分析买办制度中蕴含着的对社会资本的利用，以及由此带来的交易费用的下降，来证明买办制度是符合十九世纪中国经济社会状况的制度，从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做出一些补充和发展。
二、十九世纪的中国市场
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中国，是十九世纪中国经济的重大事件，然而，这一进程却并不顺利。除了政治制度的限制外，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对侵入的资本主义经济有着强烈的排异反应，是自发抵抗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力量。
首先，制度环境不佳。体现着浓厚的家族主义和等级色彩的传统法律体系，难以形成一种对称的权利义务格局，等价交换、自愿平等的原则并不被普遍采用（，1984）；各地各业，行会林立，有着复杂的内部规则，其中包括许多封建陋习。
其次，社会关系“嵌入”经济过多。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一个“差序格局”，注重关系本位，人们普遍重视的是亲族、乡里、朋友和熟人等关系网络（，1984）。相应地，市场交易大多发生在族人、亲朋、乡里和熟人等封闭和半封闭的网络中间，依赖于个人信誉、亲朋网络、乡里关系，以及私人友谊等社会机制来调节。
最后，市场信息严重不足。由于交易发生在封闭的关系网络中，交易信息和交易信用也相应地被锁闭在关系网络中。
总而言之，这种个体间交易类型，可以被视作一种建构在关系基础上的、弱替代性的、封闭性的、特殊主义取向的、人格化交易，它大大不同于资本主义抽象性基础上的、强替代性的、开放性的、普遍主义取向的、非人格化交易类型（龚会莲，2007），为西方资本主义的进入造成了困难。买办制度就是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被建立起来的。
三、买办的桥梁作用：社会资本、交易费用与经济效率
社会资本指的是个人通过社会网络获取稀缺资源、并由此受益的能力（边燕杰，2000）。帕丹等学者认为，社会资本可以从三个方面对经济效率产生影响：一是作为资本的一种充当生产要素，二是降低交易费用，三是降低监督成本。在此，我们考察的是社会资本对降低交易费用的作用。
价格机制的运行并非是零成本的，而这个成本就是交易费用。交易费用过大，造成的后果，第一是对稀缺资源的浪费，第二是可能直接阻碍了交易的发生。没有买办的洋行所面R的就是这种交易费用过大的问题。依据威廉姆斯的分类，交易费用中的市场型交易费用，包括搜寻和信息费用、讨价还价和决策费用、监督和执行费用三种；而社会资本正式通过减少这三类交易费用，促进市场交易的形成和扩大：
（一）搜寻和信息费用
买办的工作任务之一，就是向内地市场收购农产品，主要是茶叶和生丝。但是，语言的不通、货币制度的混乱和度量衡的混乱，再加上中国市场上形形的行会对市场的干预，价格机制根本不能指导商人的行为，直接交易的成本很大，甚至使得“外商在事实上不可能直接同中国人进行贸易”（赫延平，1988）。
以买办为中介，则解决了这一难题。买办作为熟悉当地社会的人，首先十分了解农产品市场，“买办不仅照管采购，而且为洋行提供行情”（赫延平，1988）。其次，在语言、货币和度量衡上没有障碍，因此能更好地提品信息，与供应者进行沟通，从而促成交易。例如在生丝集散地的浙江南浔，据《南浔志》记载“南浔七里所产之丝尤著名，出产既富，经商上海者乃日众。与洋商交易，通语言者谓之通事；在洋行服务者谓之买办。镇上之人业此因而起家者亦正不少。”
最后，I办自身拥有广泛的社会网络，可以获取的信息量大。洋行在选择买办的时候，希望其“首先是一个商人”，是一个“面子大”、“有地位、有势力、与中国的商界有各种联系”的商人（赫延平，1988），还鼓励买办经营自己的生意，有时甚至是与洋行竞争的生意。按常理，企业为了减少竞争对手、保护商业机密，应当禁止手下的职员利用其职员身份为自己谋利，正如现代企业要求的那样。那么，洋行当时为什么要怎么做呢？因为洋行认为，这样可以进一步扩大买办的商业网络，洋行可利用的社会资本也就不断增多，在交易信息获取上优势也就越大。
除此之外，由于十九世纪中国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官僚机构与市场的关系紧密，很多情况下洋行需要与政府进行交易，而买办承担了与政府官员“搞好关系”的职能。例如经营军械物资的旗昌洋行，会雇佣特别才能的买办，为洋行写一些斯文的信件给经常打交道的清朝官员。当洋行大量贷款给政府的时候，洋行也注重雇佣职员专门与官员打交道。
（二）讨价还价和决策费用
讨价还价费用降低的关键在于“信任”关系，信任度高，在讨价还价和决策中产生的交易费用也会降低。根据信任所赖以建立的道德基础，信任可以分为两类：群体内信任和普遍性信任。前者将信任对象的范围局限于与个人具有亲密关系的社会群体内部，后者则是将信任适用于抽象的个体，包括那些与自己没有私人、血缘、地缘等关系的人。不同类型的信任将决定交易过程中规则的不同应用。群体内信任具有封闭性，交易过程中，不同的交易规范具有非普遍性，行动者在考虑交易规则时，会根据对交易方的信任程度做决定。
根据上文描述，19世纪的中国市场中普遍存在的是群体内信任，因此，“打入内部”的买办十分重要。买办是当地社会中的士绅式人物，在乡土社会拥有很大威信，在交易时便省去了许多麻烦。最典型例子是怡和洋行上海买办唐景星，1869年帮助洋行经营鸦片贸易时，从上海发出的行情报告如下：“……由于大部分鸦片在二道商人（中国人）手里……白皮土开价600两，外国卖主开价610两，但是如果真正有意交易……中国卖主590两也愿意卖……”。通过买办与交易者间的互相信任关系，成功降低了讨价还价与决策费用，使交易顺利进行。
（三）监督和执行费用
洋行的监督成本有二：对雇员的监督；对交易方的监督。社会资本在这两类监督中起作用的机制相似，那就是创造出一个封闭的社会网络。
科尔曼曾对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经济做过细致的分析，他认为，拥有比平均义务密度更高的社会结构的封闭性网络，网络的封闭会促进约束，降低在市场中人们信任他人的风险。用博弈论的理论来看，封闭性的结构中存在着长期重复博弈，人们因为着眼长远利益，会强化彼此的信任。此外，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看，封闭性的结构由于强化了彼此之间的义务，沉淀着大量集体物品性质的社会资本，其会造成利益的外溢，可信的连坐性惩罚的威胁对结构中的成员较有约束力。
首先，在买办的挑选上，洋行十分注重买办的可靠性，而对可靠性的评价标准有以下几种：一是通过洋行合股人熟识的从前的公行行商的介绍；二是通过同华商长期直接的商业往来，将所信任的商人变为买办。例如原是一家钱庄职员的王槐山，因与汇丰银行新任的上海人过从甚密，在1869年成为这家银行在上海的第一个买办。赫延平也记录到：“一个商人一旦被雇佣为买办，通常将他的家族成员和同乡找来做买办间职员，或介绍做其他洋行的买办。”以致于在当时，还根据地域划分出“广东帮”和“宁波帮”这样的买办帮派。买办家族和买办同乡网络，这又会进一步强化对买办信用的保障。
其次，买办制度中，洋行通过买办之间的相互担保，并强化其连坐连带责任，利用买办之间存在着的封闭性的密网，加强对买办信用的监控。1859年福州琼记洋行买办唐能的保单这样写道：“立担保单人亚杨为因举荐唐能往福州隆顺行喝公司庄口承充买办，但行内事务或有亏空银两系担保人填还”（聂宝璋，1985）。保单中的担保人亚杨是琼记洋行在香港的买办，他担保唐能（即唐隆茂）充任福州琼记洋行买办。买办之间的相互荐保强化了买办关系网络的封闭性。结合科尔曼提到的社会网络的两个功能，这种担保制度的优势有二，第一，买办的机会主义信息以及信用等级信息对洋行来说难以了解，但对于同处一个封闭性网络中的其他买办，这些信息是易得的；第二，通过负有连带责任，使被担保人的行为相对担保人具有外部性，直接激励担保人加强对其监督、制约；第三，为被担保人的不守信用行为增加了成本，即被担保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可能要冒被逐出对本人极有价值的社会网络，并丧失使用社会资本的能力的风险。
对交易的监督也是一样。外商在中国市场中，对风险的控制十分重要。在重视差序格局的中国社会中，外商始终是局外人，在无法获得现代市场取向的正式制度对其权利予以保障的情况下，他们只能通过买办嵌入到封闭的社会网络中，以求借用买办在该网络中的社会资本来保障信用。
四、小结与启示
抛开买办个人特征，以一种“社会经济制度”的眼光看待，买办制度是符合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制度。它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结合，利用买办的社会资本，降低了交易中的搜寻与信息费用、讨价还价和决策费用以及监督和执行费用，使稀缺资源没有被浪费、市场交易能顺利进行，促进了市场的形成于扩大，为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中国和国内市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段历史也启示我们，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传统的制度存量（尤其是非正式的制度存量）有时可以发挥建设性的“代偿”功能，应该给予肯定。
20世纪后，由于外国资本渐渐熟悉中国市场，中国市场的非人格化也在商品经济冲击下有了发展。为适应新的变化，洋行将买办制变为高级职员制、经销包销制或合伙制。当20世纪40年代前后外商企业因战争等原因纷纷撤出中国时，买办社会底层大量破产，上层则向创办民族企业转化，买办制度渐渐衰落下去，最终成为历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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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土地整理，效益，评价
1.土地整理效益评价内容研究
土地整理是指在一定区域内，采取工程措施、生物措施等对农用地、建设废弃地、未利用地进行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以增加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与生态环境的活动。土地整理的内容包括农用地整理、建设用地整理、废弃地复垦和未利用土地开发。其中农用地整理主要指耕地整理、园地整理、林地整理、牧草地整理和养殖水面用地整理等，包括农用地调整、农用地改造、地块规整、基础设施配套、零星农宅的迁并等。建设用地整理主要是指村镇用地整理、城镇用地整理、独立工矿用地整理、交通和水利设施用地整理等。废弃地复垦是指包括农用地中废弃地和工矿、交通、水利、城镇建设中因挖损、塌陷、压占形成的闲散地、荒地的复垦利用。未利用土地开发是指通过一定的经济技术手段对尚未利用但具有利用潜力和开发价值土地的开发利用。土地整理实施后带来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1.1经济效益评价研究
经济效益分析是衡量土地开发整理投资收益的重要指标。目前土地开发整理经济效益分析的内容是:土地开发整理的投入量与产出量分析，主要包括通过土地整理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增加土地产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便于机械化耕作、水利灌溉和规模经营、节水节电、有效降低农业生产成本的经济效益。经济效益指标采用土地整理对国家经济的回报率作为主要指标，配合土地整理的投入和产出分析。经济效益分析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土地开发整理投入量与土地开发整理的内容、措施、要求有关，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要求其土地开发整理的投入量不同，应分别加以考虑。
（2）土地开发整理投入量测算内容包括土地开发整理的规模、土地开发整理的工程量、土地开发整理资金预算，目的是为确定土地开发整理区、土地开发整理的时序安排提供依据。
（3）土地开发整理规模是指开展土地开发整理区的土地总面积。土地开发整理工程量是指开展土地开发整理工作过程中，投工量和土石方量等。土地开发整理资金预算是指在确定了土地开发整理规模、土地开发整理工程量后，根据平均的市场价格和有关定额标准对直接投资与投资折资进行匡算。。
（4）土地开发整理经济效益分析中，各项指标对土地整理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影响不同，在实际评价中应充分考虑各项指标权重。
1.2社会效益评价研究
社会效益分析是衡量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土地开发整理的社会效益分析内容是:在农村通过改造旧村庄，归并农村居民点，节约基础设施建设，改变农村环境脏、乱、差的面貌，提高农民居住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效益;在城市，通过对存量土地的消化利用，优化用地布局，提高城市现代化水平，加速存量土地资产的流动和重组，促进国企改革和国有经济战略性布局调整的效益。社会效益分析主要考虑以下两个方面:
（1）了解土地整理项目区所在地的社会环境等方面的资料。包括项目区的人口统计资料、基础设施与服务设施状况、各利益群体对项目的反映、要求与接受程度等。社会调查可用多种方法，如问卷调查、查阅相关的历史资料、现场调查等。不同的实际情况应采用不同的具有针对性的方法。
（2）所有的社会因素可以分为影响人类生活和行为的因素、影响社会环境的因素、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因素。。
1.3生态效益评价研究
生态效益分析是衡量土地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指标，土地开发整理的生态效益分析内容是:评估土地开发整理实施后，通过疏浚河道、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等增加森林覆盖率、治理水土流失面积、增强洪涝灾害抗御能力，优化生态结构、改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效益。生态效益指标采用土地整理项目完成后，生态环境中各种与人、与环境相关的指标的变化作为评价对象。生态效益分析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最基本的条件是:各种指标应符合国家各种与环境相关的法律、条文;应符合环境规划的要求。
（2）环境治理设施应与项目主体工程同时进行。
（3）应从生态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角度进行论证，力求土地整理项目方案技术可行，经济合理。
（4）生态效益分析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这种方法是目前各地在开展土地整理生态效益评价时普遍采用的一种评价方法。
（5）定量分析主要是针对可量化描述的指标，通过数字的变化反映土地整理前后指标的变动情况;定性分析主要是针对土地开发整理可能产生的后果，分析土地整理对环境的综合影响。
2.土地整理效益评价方法研究
经济效益分析所采用的方法是静态分析方法，这种方法是目前各地在开展土地整理经济效益评价时普遍采用的一种评价方法。经济效评价主要通过投入产出的分析手段，考察土地整理项目在微观上的盈利能力、清偿能力以及在宏观上对国民经济的净贡献，从而评价项目在经济上的合理性和对当地社会经济的贡献程度。
社会效益分析旨在调查土地整理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及带来的效益，是分析土地整理项目对当地社会生活、宏观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的相互作用、相互影明，对相关因素进行识别、计量、综合、分析和论证，以评价项目的社会可行性。各地应因地制宜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社会效益分析。在了解土地整理项目区所在地的社会环境资料的基础上，评价影响人类生活和行为的因素、影响社会环境的因素、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因素。生态效益分析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这种方法是目前各地在开展土地整理生态效益评价时普遍采用的一种评价方法。具体包括:
2.1定量评价:山区主要计算森林覆盖率(或植被覆盖率)和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平原地区是需要计算农田防护林网密度、农田污染改善程度、防洪除涝改善程度等。
2.2定性分析:根据上述指标以及土地开发整理可能产生的其他后果，分析土地开发整理对环境的综合影响。。
土地整理效益评价主要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个大的方面进行，采用定性描述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是一项系统性、综合性很强的工作。它对于更深刻地认识土地整理工作的意义和作用，更科学地评判土地整理工作的成效和得失，以便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从而更好地做好土地整理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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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费用计算水利建设项目的费用包括项目的固定资产投资、流动资金和年运行费。
1.1.1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包括水利建设项目达到设计规模所需由国家、地方、集体和个人以各种方式投入的主体工程和相应配套工程的全部建设费用，包括主体工程和配套工程。固定资产投资以工程总投资的90.00%计，即调整前工程投资为371.69万元，调整后为334.52万元，作为项目国民经济评价投资。
1.1.2固定资产折旧费工程经济使用年限按30年计算，采用静态折旧法（不计利息），公式：d=k（1-3%）/n，式中：k-工程设施投资；n-折旧年限；d-年折旧费。计算分摊年折旧费用为10.08万元。
1.1.3年运行费用年运行费用指项目区的节水灌溉工程实施后，项目运行期每年所需支出的新增加的运行费用，年运行费主要包括工程维护费、燃料动力费、管理费及其他费用。程维护费：按总投资的1.50%计算，共计5.53万元。燃料动力费：燃料动力费指机泵正常运行时所需消耗的电量，项目运行后年总耗电量为8.9万度，每度电按0.27元计算，年电费为2.43万元。管理费及其他费用：按总投资的0.55%计算，共计2.0万元。则项目年运行费用为9.96万元。
1.1.4效益分析根据以上费用及效益计算结果进行经济效益分析，社会折现率按12.00%计算，现金流量表及各项指标计算结果如下：经济内部收益率：EIRR＝21%＞12.00%；经济净现值：ENPV=415.80＞0（万元）；经济效益费用比∶EBCR=1.63＞1.2本项目的经济内部收益率大于社会折现率12.00%，经济净现值大于零，经济效益费用比大于1.20。因此，该项工程经济上是可行的、合理的。
2社会效益分析
本工程的建成不仅获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而且也将取得巨大的社会效益。该工程的建设，将加快当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大大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同时，该工程建成后将有效减少输水损失，大大改善项目区的灌水条件，杜绝跑水、漏水现象，节约水量，改善了当地群众的生活环境。
3生态环境效益分析
项目实施后，通过管道输水到林区进行灌溉，减少了渗漏，节约了用水量，加大生态环境建设，对改善项目区局部小气候、提高水土资源的利用率，调整生态林种植结构，可使当地土壤得到改良，提高了生态林的生长成活率，减少了水土流失，改善了生态环境，增加了农民收入，有效促进了当地水土环境及生态环境健康发展。
4结论及建议
省科技厅下达的“无公害猪用饲料添加剂研”，通过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利用有机微量元素提高猪对微量元素的利用率，解决养猪生产中因重金属排泄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利用氨基酸平衡模式，利用功能性寡糖、有机酸钙、岛西神水等替代抗生素在养猪生产中的使用，使15—90kg三元杂交生长肥育猪日增重达743.3g，料肉比达2.81：1，猪肉各项指标均达到无公害标准，同农业部无公害猪肉标准相比，允许残留的物质远低于农业部标准，较好的完成了课题的研究任务，达到国内同类研究的先进水平。经过2年多（2003－2005）的试验推广应用，无公害生猪经有关部门检测，全部符合无公害标准，生猪的胴体品质均有所提高，容易被屠宰场和顾客接受，毛猪相对价格高0.4元/㎏以上，提高了经济效益5.542%。两年多共向三个饲料厂(**华达牧业有限公司、**天龙饲料有限公司、**正达饲料厂)和三个无公害养殖基地（**进贤畜牧良种场、安义畜牧良种场、银三角种猪场）提供约530吨预混料，累计新增产值2241.9万元，新增收入114.83万元，新增利税161.22万元，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项目合同规定的经济技术指标
1.充分利用优质饲料资源，降低饲料成本，提高胴体品质，提高经济效益5％以上。
2.猪肉达无公害标准，应达到NY/5029-2001标准。
3.15—90kg三元杂交生长肥育猪日增重725-775g，料肉比2.9：1以下。
4.通过合理制订饲料配方，减少了重金属铜、砷、锌以及N、P的排泄，使土壤板结程度降低，可间接提高农作物产量，降低因药残对人体的影响，有效推动畜产品安全生产。
二、项目推广应用及经济技术指标完成情况
本项目在试验、推广阶段,通过饲料厂和无公害养殖基地的使用，使15—90kg三元杂交生长肥育猪日增重达743.3g，料肉比达2.81：1，无公害基地出栏的生猪经有关部门检测，全部符合无公害标准，结果表明该产品能适应无公害养殖需求，且使用该产品后，生猪的胴体品质均有所提高，容易被屠宰场和顾客接受，相对价格高0.4元/㎏以上，提高了经济效益5.542%。从推广以来，共向三个饲料厂(**华达牧业有限公司、**天龙饲料有限公司、**正达饲料厂)和三个无公害养殖基地（**进贤畜牧良种场、安义畜牧良种场、银三角种猪场）提供约530吨预混料和相应饲料配方，累计新增产值2241.9万元，新增收入114.83万元，新增利税161.22万元。
三、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1.项目分析指标
新增产值＝3个饲料厂新增产值＋3个无公害养殖基地新增产值
新增利税＝3个饲料厂新增利税＋3个无公害养殖基地新增利税
每头猪用预混料数（㎏）＝出售时增加体重（以增加85㎏体重计算）×料肉比×4%
推广应用的猪头数＝总推广的预混料数(kg)/每头猪用预混料数(kg)
饲养每头猪新增加收入＝每公斤毛猪新增纯利润×出售时体重(100kg)
每公斤毛猪新增纯利润为0.207元，见下表：
表1经济效益分析
组别全期平均全期平均增重全期饲料平均饲料成本总成本纯利润
耗料量（㎏）增重（㎏）单价（元/㎏）（元/㎏）（元/㎏）（元/㎏）
对照组197.9771.731.9495.3795.4653.735
试验组198.4170.611.9835.5725.6583.942
注：4%预混料试验组比对照组增加850元/吨，对照组猪肉市价为9.2元/㎏，试验组猪肉市价为9.6元/㎏，总成本包括饲料、药品中、水电等费用。
由表4可见，毛猪增收试验组比对照组增加3.942-3.735＝0.207（元/㎏）
2.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分析数据来自推广应用单位和统计数据
新增产值＝132万元＋320万元＋528万元＋230万元＋861.9万元＋170万元＝2241.9万元
新增利税＝15.84万元＋47万元＋69.5万元＋15万元＋2.58万元＋11.3万元＝161.22万元
因为15—90kg三元杂交生长肥育猪料肉比达2.81：1，因此，每头猪用预混料数（㎏）＝85×2.81×4%＝9.554（㎏）。
从推广以来，共向三个饲料厂和三个无公害养殖基地提供约530吨预混料和相应饲料配方，因此，推广应用的猪头数＝（530×1000）/9.554＝55474（头）。
[关键词]泽普县；枣麦间作；经济效益
[中图分类号]S6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34-0115-02
1泽普县区位特征
泽普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部，昆仑山北麓，喀喇昆仑山东侧，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缘。全县总面积999.66平方千米，总人口175723人。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农耕期280天，太阳辐射量143.5千卡/平方厘米，农业生产条件得天独厚。年可引地表水5.5亿立方米，地下水补给量5亿立方米，适宜农、林、牧、副、渔各业发展。属暖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降水量少，蒸发量大，晴天多，日照长，热量丰富，光照充足，年平均气温为10.3℃～12.2℃，历年平均气温为11.7℃，平均年日照时数2665.2小时，热量资源比较丰富，全年日平均温度≥0℃的积温为4486.2℃；≥10℃的积温4032.9℃；≥15℃的积温3367.5℃；≥20℃的积温2108.7℃。光热环境优势明显，极适合红枣等林果种植。
2泽普县红枣间作现状
2.1数据来源
本文对泽普县辖区内的二镇十乡进行调查，根据实际枣―麦种植面积情况对每个村发放问卷，共获得有效问卷72份。其中布依鲁克塔吉克族乡发放的问卷最少，仅有2份，占样本总量的2.78%；依玛乡的问卷发放最多，有9份，达到样本总量的12.5%。这说明，泽普县每个乡镇区域大小不一，面积差异较大，村庄数量较多。
2.2泽普县单枣、单麦及枣―麦间作面积分布
2012年泽普县总耕地面积369481亩，单红枣种植面积81790亩，占总耕地面积的22.14%，单小麦种植面积185000亩，占总耕地面积的50.07%，枣―麦间作种植的面积是41870亩，占总耕地面积的11.33%。在三种种植模式的比较分析中，传统的单枣种植模式面积从2003年的14.90%逐步提升到2012年的22.14%。传统的单麦种植模式的比重从2003年的33.74%，逐步增加到了2012年的50.07%的这一绝对优势地位。枣―麦间作新型种植模式的面积由2003年的4500亩增加到2012年的40280亩，比重由1.27%提升到11.3%，实现了新型模式的快速增长。
3三种种植模式的经济效益分析
3.1单麦种植的经济效益分析
单麦种植模式下，所有要素总投入为482.9元/亩，其中种子投入为50.5元/亩，占要素总投入的10.46%；肥料投入为112.9元/亩，占要素总投入的23.38%；农药投入为23.7元/亩，占要素总投入的4.91%；动力投入为97.1元/亩，占要素总投入的20.11%；用水投入为88.4元/亩，占要素总投入的18.31%；人工投入为110.3元/亩，占总投入的22.84%。可见，单麦种植模式下，肥料投入占总投入的比重最大，农药的投入比重最小。其他要素比重大小依次是：人工要素投入>动力要素投入>用水要素投入>种子要素投入。
单麦种植模式下，小麦一亩地的产量在400千克左右，根据历年小麦的收购价格（2.0元/kg～2.2元/kg）计算，一亩地的总收益在800元/亩～920元/亩。再按一亩地482.9元的总要素投入折算，单麦种植模式下小麦的纯收入在317.1元/亩～397.1元/亩。
3.2单枣种植的经济效益分析
对于单枣种植模式有所不同的是，幼枣期与产枣期两个阶段各要素投入的差异较大。所有要素总投入为664.3元/亩，其中苗木投入为227.5元/亩，占要素总投入的34.25%；肥料投入为152.4元/亩，占要素总投入的22.94%；农药投入为23.7元/亩，占要素总投入的4.32%；动力投入为47.1元/亩，占要素总投入的7.09%；用水投入79.4元/亩，占要素总投入的11.95%；人工投入为129.2元/亩，占总投入的19.45%。可见，单枣种植模式的幼枣时期，苗木投入占总投入的比重最大，农药的投入比重最小。其他要素比重大小依次是：肥料要素投入>人工要素投入>用水要素投入>动力要素投入。
单枣种植模式的幼枣期（三年），红枣树尚未达到产枣树龄，亩产为零。对收益一项只有投入支出而没有收入。单枣种植模式的产枣期，红枣树达到产枣树龄的同时，各要素投入状况也发生变化。
单枣种植模式的产枣期，所有要素总投入为630.8元/亩，没有了苗木要素的投入，其中肥料投入为244.8元/亩，占要素总投入的38.81%；农药投入为48.7元/亩，占要素总投入的7.72%；动力投入为37.6元/亩，占要素总投入的5.96%；用水投入为132.4元/亩，占要素总投入的20.99%；人工投入为167.3元/亩，占总投入的26.52%。可见，单枣种植模式的产枣期，肥料要素投入占总投入的比重最大，动力要素的投入比重最小。其他要素比重大小依次是：肥料要素投入>人工要素投入>用水要素投入>农药要素投入。
另外，在单枣种植模式产枣期中，红枣一亩地的产量在365千克左右，根据2011年红枣的收购价格（6.5元/kg～7.4元/kg）计算，一亩地的总收益在2372.5元/亩～2701元/亩。再按一亩地630.8元的总要素投入折算，单麦种植模式下小麦的纯收入在1741.7元/亩～2070.2元/亩。
3.3枣―麦间作种植的经济效益分析
为分析不同阶段核桃与不同作物间作模式的投入产出比，对枣―麦间作模式的总产值、生产总成本、纯收入进行了核算。在幼枣―麦模式中每亩的总产值为1089元，其中红枣的产值为169元/亩，小麦的产值为920元/亩，分别占总产值的15.5%、84.5%。在间作模式的总投入上为829元/亩，其中物质总投入为591元/亩，人工投入为238元/亩，投入产出比为1.3，该间作模式下每亩的纯收入为260元，其中红枣纯的收入为-200元/亩，小麦的纯收入为460元/亩。
在红枣（产）―麦间作模式中每亩的总产值为3189.7元，其中红枣的产值为2471.7元/亩，小麦的产值为718元/亩，分别占总产值的77.5%、22.5%。总投入为829元/亩，其中枣的投入为394元/亩，小麦的投入为435元/亩；物质总投入为1113.7元/亩，其中枣的投入为630.8元/亩，小麦的投入为482.9元/亩；人工投入为277.6元/亩，投入产出比为2.86，该模式下每亩的纯收入为2076元/亩，其中红枣纯收入为1840.9元/亩，小麦纯收入为235.1元/亩。在此种间作模式下的产果期，红枣收益较高，小麦的收益较低。
4三种发展模式的经济效益简评
经济效益的评价一般都会涉及生态效益评价、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的评价。但根据本文所研究的泽普县果农间作模式的实际特点，主要突出这一间作种植模式的经济效益评价，暂且对生态效益、社会效益进行较为简单的评价。
三种种植模式在产投比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单麦种植模式的总要素投入为482.9元，产值为920元，产投比为1.91；单枣种植模式的总要素投入为664.3元，产值为1741.7元，产投比2.62；枣―麦间作种植模式的总要素投入为1113.7元，产值为3189.7元，产投比2.86。三种种子模式的产投比由大到小依次为：枣―麦间作模式>单枣种植模式>单麦种植模式。整体来看，枣―麦间作模式的经济效益>单枣种植模式>单麦种植模式。〖HJ1*3〗
参考文献：
[1]伍小元，黄春元.衡阳市鲜枣产业化现状及对策[J].湖南林业科技，2008（35）：7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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