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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生物农药；蝗虫；防控效果；内蒙古赤峰
中图分类号 S4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5）14-0114-01
Study on Effects of Controlling Grassland Locusts by Three Kinds of Biocide in Chifeng Area
SUN Xue-tao HU Yan-cheng BA Bu-la
（Chifeng Grassland Station in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Chifeng Inner Mongolia 024000）
Abstract Effects on three kinds of biocide to control grassland locust in Chifeng area were studied，in order to provided th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iological effect of locust control work in the same area.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ffect of 1.3% Matrine AS，0.3% Azadirachtin EC and 1.2% Matrine-Nicotine Emulsion reached 85% on the 1 4th day after spraying in field.The effect of 0.3% Azadirachtin EC reached 90%，which had a good efficiency.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grassland locusts could be chosen，in order to protec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and reduce the pollution.
Key words biocide；locusts；control effect；Chifeng Inner Mongolia
赤峰市位于东部，是内蒙古高原向松辽平原过渡地带，属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光照充足，雨热同期，气候和土壤条件比较适宜害虫的生长繁衍，一直都是虫害的高发区、频发区和易发区，尤其以草地蝗虫危害最为严重，近几年每年都有大面积虫害发生[1-2]。
据统计，2013年赤峰市发生蝗虫灾害面积37.73万hm2，严重危害面积16.07万hm2；2014年赤峰市草原虫害发生面积及危害程度较往年均有所升高，属中等发生年份，2014年赤峰市发生虫害面积44.20万hm2，严重危害面积23.41万hm2，主要危害的蝗虫种类有亚洲小车蝗（Oedaleus decorus）、宽翅曲背蝗（Pararcyptera microptera meridionalis）、短星翅蝗（Calliptamus abbreviatus Ikovnn）、宽须蚁蝗（Calli-ptamus abbreviatus Ikovnn）、红翅皱膝蝗（Angaracris rhodopa）、毛足棒角蝗（Dasyhippus barbipes）和白边痂蝗（Bryodema lu-ctuosum Stoll）等，其中又以亚洲小车蝗危害最为严重。
化学农药防治草原蝗虫已有很多年的历史，产生的抗药性、农药残留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已日趋严重，人们对环境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试验和推广应用无污染的生物农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3-5]。为有效减少草地灭蝗应用化学制可能造成的危害，达到国家畜牧总站“十二五”期末草地虫害生防比例达到50%以上要求，赤峰市在防治蝗虫中逐年提高生物制剂的比例。本文通过试验研究了生物农药苦参碱、印楝素和烟碱・苦参碱合剂分别对草原蝗虫的控制作用及有效施用浓度和施用方法，为有效控制蝗虫危害、保护天敌、发展无公害生产提供科学依据，对大面积推“绿色植保”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6-7]。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1.1.1 供试药剂。1.3%苦参碱水剂（北京中环柯琳科技有限公司）、0.3%印楝素乳油（新疆巨恒生物开发有限公司）、1.2%烟碱・苦参碱乳油（内蒙古帅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2 防治对象。供试蝗虫为内蒙古赤峰市天然草原上的优势种蝗虫，主要种类为亚洲小车蝗、宽翅曲背蝗、短星翅蝗、宽须蚁蝗、红翅皱膝蝗、毛足棒角蝗和白边痂蝗等，其中亚洲小车蝗占总蝗虫数量的80%以上。
1.1.3 试验器材。德国进口约翰迪尔拖拉机、北京克劳沃AJ401喷药机、样方框、捕虫网、标志旗、量筒、量杯等。
1.2 试验设计
试验共设10个处理，分别为1.3%苦参碱水剂150、300、450 mL/hm2；0.3%印楝素乳油90、120、150 mL/hm2；1.2%烟碱・苦参碱合剂乳油30、60、90 mL/hm2；以清水作对照（CK）。3次重复，小区采用随机排列，小区面积为667 m2，每小区间隔为10 m。
1.3 试验方法
采用约翰迪尔拖拉机（德国进口）载超低量喷雾器（北京克劳沃AJ401喷药机），根据拖拉机的喷幅和喷流量调节车速。药剂的使用浓度，均参考药剂生产企业对草原蝗虫所推荐的用药浓度确定。施药当天天气晴朗，微风，气温25 ℃。
1.4 数据处理
用样框取样法于施药前调查各个处理小区的虫口基数，施药后1、3、7、14 d调查各处理区虫口数，计算各处理下的死亡率及防治效果[8-9]。计算公式如下：
2 结果与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1.3%苦参碱、0.3%印楝素和1.2%烟碱・苦参碱均对草原蝗虫具有较好的防治效果，药后14 d供试药剂防效达到最高，具有很强的持效性。不同浓度的1.3%苦参碱、0.3%印楝素和1.2%烟碱・苦参碱各处理在喷药后1、3、7、14 d对蝗虫表现出不同的防治效果。
施药后1 d，1.3%苦参碱、0.3%印楝素和1.2%烟碱・苦参碱的防治效果存在显著性差异，不同浓度的苦参碱的防治效果分别为48.42%、59.96%和63.56%；不同浓度印楝素的防治效果分别为45.36%、54.65%和58.29%；不同浓度烟碱・苦参碱的防治效果分别为50.28%、60.51%和65.69%，浓度为150 mL/hm2的苦参碱和苦参碱其他2个浓度的防治效果存在极显著差异，浓度为90 mL/hm2的印楝素和印楝素其他2个浓度的防治效果存在极显著差异，浓度为30 mL/hm2的烟碱・苦参碱和烟碱・苦参碱其他2个浓度的防治效果存在极显著差异。
施药后3 d，1.3%苦参碱、0.3%印楝素和1.2%烟碱・苦参碱的防治效果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浓度为150 mL/hm2的苦参碱和苦参碱其他2个浓度的防治效果存在极显著差异，印楝素3个浓度的防治效果没有显著性差异，浓度为90 mL/hm2的烟碱・苦参碱和烟碱・苦参碱其他2个浓度的防治效果存在极显著差异。
施药后7 d，1.3%苦参碱、0.3%印楝素和1.2%烟碱・苦参碱的防治效果存在显著性差异，苦参碱3个浓度的防治效果有极显著差异，浓度为30 mL/hm2的烟碱・苦参碱和烟碱・苦参碱其他2个浓度的防治效果存在显著性差异。
施药后14 d，1.3%苦参碱、0.3%印楝素和1.2%烟碱・苦参碱的防治效果没有显著性差异，防效都达到了85%以上。
3 结论与讨论
苦参碱、印楝素和烟碱・苦参碱均属于生物农药，均提取自植物，这一类农药的特点就是蝗虫一旦触及药剂就会被麻痹神经中枢，继而使虫体蛋白质凝固，降低蝗虫的取食率和对食物的转化利用率，堵闭虫体气孔。这类药剂还能影响蝗虫的正常呼吸节律，影响昆虫体内激素平衡，从而干扰昆虫生长发育，使蝗虫窒息死亡，影响蝗虫的生命力，是对人畜低毒的广谱杀虫剂，具有胃毒和触杀作用，防治效果好，降解速度快[10-12]。
该试验结果表明，1.3%苦参碱、0.3%印楝素和1.2%烟碱・苦参碱均对赤峰地区草原蝗虫具有较好的防治效果，在施药1周左右防治效果都可以达到70%以上。生物农药虽然没有化学农药见效快，但是防治效果并不低于化学农药，而且它们不杀伤天敌，符合农牧业可持续发展对药剂的要求，可以在原生态治蝗中大面积推广应用。
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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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魏文娟，任炳忠.我国蝗虫的生物防治技术及研究进展[J].北华大学学报，2002，3（6）：481-490.
[4] 王振平，严毓骅.蝗虫天敌可利用性分析及研究进展[J].中国草地，1999（6）：54-58.
[5] 李保平，李国有.绿僵菌油剂防治新疆山地草原蝗虫的田间试验[J].中国生物防治，2000，16（4）：145-147.
[6] 潘建梅.内蒙古草原蝗虫发生原因及防治对策[J].中国草地，2002，24（6）：66-69.
[7] 张龙，严毓骅.持续治理飞蝗灾害的新对策[J].昆虫学报，2000（增刊1）：180-185.
[8] 周彦成.蝗蛹的不同调查方法比较[J].植物保护，1990，16（4）：53-61.
[9] 唐启义，冯明光.实用统计分析及其计算机处理平台[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34-130.
[10] 刘军.印楝素防治蝗虫试验效果[J].植物保护，2007（9）：33-34.
关键词：干旱牧区；草原退化；灾害；生态保护
中图分类号：S4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0-02
一、研究区概况
锡林郭勒草原牧区既是内蒙古重要的畜牧业区，也是我国重要的畜产品基地，处于西部大开发的前沿，也是京津唐经济开发区的绿色屏障；属于内蒙古草原灾害发生频率高地区，对干旱牧区灾害风险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基于以上理由，将选为东乌珠穆沁旗作为典型干旱牧区研究对象。
二、东乌珠穆沁旗草原牧区主要灾害
（一）干旱为主要灾害
干旱是指在牧区没有具备现代农业灌溉条件下的地区长期缺雨水，造成气候干燥，草场牧草年景不乐观，牲畜饮水出现隐患的现象。本文主要从降水量和温度这两个气候条件研究该旗干旱灾害。降水量的多少对牧区生态系统的影响是直观的，假定温度恒温的状态下，降水量过多会导致牧区洪涝，降水量过少会导致牧区干旱，不管是洪涝还是干旱灾害的发生，都会破坏牧区生态系统的平衡。
据统计：该旗1981～1990年间，年平均降水量达到255.8mm，平均气温1.28℃；1991～2000年的平均降水量为281.4mm，由于1998年的特大水灾，与上10年相比增加了25.6mm。年平均气温为1.93℃，与上10年相比升高0.65℃；2001～2011年间，年平均降水量为137.6mm，与上10年相比减少143.8mm。年平均气温为2.56℃，与上10年相比升高0.63℃。从上述数据可以看的出，该旗除了1998年特大水灾的影响以外，总体上降水量逐年减少，相反气温逐年升高。
降水量的减少引起干旱灾害，从而影响牧草的产量，会给牧区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干旱灾害涉及面广泛，进一步加剧干旱牧区东乌珠穆沁旗的生态环境脆弱性，威胁着草原牧区生态系统维持平衡的资源基础，使原本就紧张的人地关系更加恶化，给草原牧区经济发展的进程产生额外的外部压力。
（二）草原生物灾害（鼠、虫）时有发生
生物灾害是指人类与各种动植物相互依存的平衡遭到破坏，从而危机生态环境的一种灾害。干旱灾害与草场退化的恶性循环，生物多样性的减少成为草原牧区生物灾害（鼠、虫）发生的前提。由于发生面积巨大防治面积有限导致草原蝗虫在该旗大面积爆发成灾，70%以上的可利用草场遭受了蝗虫灾害，严重时赤地千里，蝗虫成片、寸草不生，给畜牧业带来致命性的打击。据调查，部分草场又遭受鼠害，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草原生态保护的发展。
（三）雪灾（白灾）灾情比较严重
雪灾是牧区经常发生在冬春两季的主要气象灾害，是降雪过多引起地面积雪覆盖部分或全部牧草，阻碍牲畜在草场上吃草，从而导致牲畜掉膘，母畜流产，仔畜存活率降低，死亡率上升。冬春两季度降雪量与雪灾危害度成正比。雪灾的持续时间就是开始下雪到结束。据了解，草原雪灾主要集中在10月份和第二年的5月份，在11月份出现的概率是50%以上，次在来年3-4月份雪灾高发期出现的次数占总数约40%。
（四）草原火灾损失惨重
草原火灾春秋两季发生的频率高，由于秋季草原上的草开始干枯，加之人为的因素很容易引发火灾。人为因素主要有当地居民倾倒的炉火复燃、机动车引擎喷火、野外乱扔烟头、禁火区小孩玩火等等。草原火灾起因多，造成的生态和经济损失惨重。如2012年4月7日东乌珠穆沁旗发生一起特别重大草原火灾。经统计，受害草原面积7.66万公顷，造成2人死亡，8人轻伤，120户牧户受灾，死亡牲畜近2万头（只），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665.3万元①。
三、建立草原生态长效机制建议对策
（一）国外草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启示
澳大利亚、新西兰的草原畜牧业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主要靠先进科学技术对天然草地资源进行改良和开发利用，建立了低投入、高产出的人工种草养畜生产体系，致力于牧草、牲畜品种的培育、改良和推广应用，不断寻求草畜的最佳组合方式，健全的农业科研体系结合完备的农业推广模式，从而降低了灾害损失，形成种草―养畜―畜产品加工增值的良好生产体系。
1.高效的畜禽防疫和保健体系
澳大利亚、新西兰两国都建立了严格的牲畜卫生制度，并形成了高效率的卫生保健体系。众多覆盖全国的国家级、州级的、地区级疾病监测网点和实验室。在澳大利亚，农民协会组织、农民与兽医、政府兽医机构和科研机构之间，是一体的网络关系。这样的一种体系使得信息的迅速交流和反馈得到了保障。
2.完善而健全的灾害预防体系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在草原牧区区域建立了完善的应对自然灾害发生的预防机制。设立有各级草原工作站，根据不同生物灾害的预测预报技术规范，按时定点进行监测和调查，对草原鼠、虫、病害、毒杂草发生趋势进行分析，提出长期预测报告；草原生物灾害预警信息，主要来源于各级草原工作站的趋势预测和地方实地监测报告。对于草原区域潜在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信息及时的掌握并作出相应的措施，做到了有效的预防。
3.有效而及时的减灾应对体系
对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建立的各级草原工作站，在自然灾害发生后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各级草原工作站，要根据草原生物灾害发生情况，把握最佳防治适期，工作站提前部署草原生物灾害防治工作，深入灾区指导救助工作；制定、完善草原生物灾害的防治方案；组织应急队伍，做好资金、物资和技术储备。根据草原生物灾害发生规律，制定草原生物灾害应对措施，努力防止灾害的暴发和蔓延，将灾害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与国外先进的牧区相比，一方面，东乌珠穆沁旗草原牧区的自然条件恶劣，风沙大，无霜期短，即冬季寒冷而慢长，夏季酷热而短暂；虽草原面积宽广，但退化、沙化严重，人和牲畜的生活生存条件均十分艰难，同时，水资源在草原牧区极其匮乏；另一方面，草原牧区人口与资源矛盾严重；落后的基础设施使的畜牧业的生产和产品流通受阻；牧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生产经营方式转变难度大；畜牧业生产技术仍很缺乏，没彻底摆脱靠天养畜的局面。
因此，学习、借鉴澳、新两国草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经验，立足于东乌珠穆沁旗的实际，因地制宜，走出自己的生态化道路。
（二）加强草原建设，走可持续畜牧业道路
可持续畜牧业是结合草原生态系统与畜牧业经济系统为一体，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思想，传承传统游牧业合理的部分，并用现代科学技术调整其结构，改善其功能，保护资源，防止草场退化，为人类可持续使用的目的。针对锡林郭勒草原草地资源目前存在的问题，发展可持续畜牧业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合理利用和重点建设相结合
平衡的草场是发展草原畜牧业的物质基础。为减缓草场退化对大部分草原，通过轮牧、划区轮牧及合理利用的方式维持产值。同时，通过重点建设改善草场植被，多样化饲草来源，以实现饲草供给平衡，减轻大面积天然草场的载畜压力，推动草原畜牧业的稳定发展。
2.整治和开发相结合
利用草场自我修复能力改善草原生态平衡需要长期的循环。东乌珠穆沁旗是我国重要的畜产品基地，为保平衡和增产需要优先整治，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短期内进行重点开发涉及畜牧业的生产、流通诸多领域，涉及牧区经济社会的许多方面，从而提高该地区畜牧业生产力水平。
3.建立科学的防灾减灾方案，健全工作机制，保障牧民生活
合理利用水资源，兴修水利工程，适度调整粗放型的经营生产方式，增强干旱地区牧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干旱牧区草原一要做好防治生物灾害（虫、鼠）的工作，要扩大防治面积，增加生物防治比例，以免虫、鼠害的发生；对于雪灾，做好易灾区灾害防御工作，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并建立饲草料储备制度，提高天气预报的准确度；对于草原火灾，建设草原火灾应急通信指挥系统，建立专业的防扑火队伍，开展技能培训和应急演练，提高草原防扑火能力。
注释：
①马有祥：《我国草原火灾防控的实践与探索》[J]，中国应急管理，2012。
参考文献：
[1]东乌珠穆沁旗政务信息网.
[2]东乌珠穆沁旗气象局数据（2011）.
二、西部生态环境面临的问题
目前西部大开发中生态环境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水土流失加剧西部地区山区面积辽阔、资源丰富，占国土面积的3/4、人口1/2左右；因人为破坏，水土流失面积达410万km[2]，占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的83.1%。西部丘陵山区是我国贫困人口聚集区，也是我国自然资源的富足区，其中相当部分的丘陵山区则是我国生态环境脆弱区。我国西部黄土高原地区山坡地面积比例高，约占到总土地面积的80%。山坡地不仅是农、林、牧业生产的主要基地，同时也是地表径流产生、汇集以及土壤侵蚀发展的主要区域。由于黄土高原具有侵蚀模数大和输沙量高的特点，黄土丘陵沟壑区的严重水土流失地段，土壤侵蚀模数达6万t/km[2].a。据江忠善研究，坡度与坡长是影响降雨径流强度的最主要地形因素（见表1），因为降雨对地面的侵蚀力主要取决于水流的动能。黄土高原黄土覆盖广、垦耕指数高，是水土流失的重点地区，在自然环境上表现出地形起伏急剧、垂直变化明显、生态结构复杂、内外营力活跃，在缺乏植被保护的情况下，侵蚀和重力作用强烈为其主要特征；加上水热同季、降雨集中、多暴雨，易发生土体整体滑落，侵蚀相当严重，虽然植被资源比较丰富，但覆盖度低、质量差。水土流失的发生过程与暴雨径流及由此产生的暴雨洪水密切相关，暴雨径流导致高的侵蚀量和产沙量（见表2）。黄土高原暴雨频繁、雨强大，一般一次暴雨是可占全年暴雨量的20%～50%。严重的水土流失造成区域生态环境恶化，水土资源浪费严重，使农、林、牧及其相关产业发展水平低下。“黄委会”西峰试验站通过5年的小区试验可知，水土流失对农产物产量影响十分明显。每年由于径流造成减产的农作物平均为164.4kg/hm[2]、减产率平均为9.5%，土壤养分造成的农作物减产量10.98kg/hm[2]、减产率平均为0.63%，同时也给江河治理带来极其严重的困难。
黄土高原位于干旱半干旱地区，生态环境极其脆弱。假如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要重新建立起高效能的生态体系，则困难重重。黄土高原土地面积62万km[2]，其中水土流失面积43万km[2]，每年平均注入黄河的泥沙达16亿t，平均含沙量每立方米35kg。孟加拉国、印度的布拉马普特拉河，其年平均输沙量7亿多t，虽不到黄河年输沙量的一半，但因水量是黄河的8倍，因此每m[3]含沙量只及黄河的1/18。黄河中游河口镇至潼关一段，流域面积29万km[2]，年输沙量平均为15亿t，占黄河年输沙量的93.6%，是黄河中上游地区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区域。严重的水土流失使生态环境恶化，造成以下几方面危害。(1)山洪危害如1971年7月23～25日，府谷县普降暴雨，暴雨中心24小时降水达400mm，造成山洪暴发、交通中断，冲垮榆府公路71km、摧毁农田2.7万km[2]。(2)淤积危害泥沙淤积使河床抬高，降低了行洪能力，使黄河变成“地上悬河”。为了确保安全，解放后已进行4次加固，结果形成“越积越高，越高越险”的局面。(3)破坏土地水土流失吞噬了大量的土地资源，著名的董志塬，自唐代后期至今，历经1300多年，损失了580km[2]的土地。坡面各种侵蚀沟的发生和发展，是不断蚕食和分割土地的直接原因。(4)干旱加剧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面积大而又严重，影响了降雨和土壤含水能力，致使旱灾频繁。例如，神木县1969～1992年24年中，100天以上的旱灾出现了15次、50～100天的14次、30～50天的24次，给工农业生产造成危害。
表1黄土高原地区坡度、坡长与土壤流失量的关系
附图
此表根据江忠善“黄土高原土壤流失预报方程中降雨侵蚀能力和地形因子的研究”一文整理而成。
表2黄土高原一次特大暴雨的侵蚀量
附图
2.地质灾害频发西部生态脆弱区频发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仅云南省就有规模较大的崩塌2714处、滑坡1121处、泥石流沟2382条。目前西部地区存在的地质灾害有以下3种类型。(1)崩塌与塌陷崩塌与塌陷是人类移动土石中常见的诱发灾害类型。一般来说，地表移动土石可引起崩塌，但规模较小，而地下移动土石既可引起崩塌，也可导致塌陷。如城市化引起了昆明市翠湖地段自1976年起相继出现了地面开裂、塌陷及建筑物变形等环境灾害现象；江西山钨矿发生的全矿性大规模塌陷，数小时内373个采矿场岩壁相继倒塌，地表山崩地裂，万余米巷道随之报废，迫使全矿停产；湖北远安盐池河磷矿大规模崩塌，不但使矿山地表设施遭毁，而且导致284名工人死亡，经济损失惨重。(2)滑坡西部是世界上滑坡灾害严重的地区，滑坡灾害一年四季均有发生，灾害事件数以万计。尤其是大型高速滑坡给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财产造成巨大灾难。如1988年1月，四川巫溪县西宁区中阳村发生一起大型滑坡，体积近1000万m[3]，堵断了西溪河，造成一个城镇和小水电站被淹，死亡26人，直接经济损失700万元；1989年7月10日，四川华蓥山溪口镇发生近100万m[3]的滑坡，使汽车队、机修厂、化岩煤矿、粮管所等单位受灾，死亡221人，直接经济损失达600万元；1991年9月23日，云南昭通市盘河乡头寨沟发生深层大滑坡，滑坡土石方量约2000万m[3]，造成2.5km的覆盖区（宽100～200m、平均厚度50m），死亡人数216人、死亡大牲畜254头、被毁农田20万hm[2]，直接经济损失估计约1200万元。资料表明，滑坡对交通运输也有很大的危害。宝成铁路有101处滑坡、成昆铁路有183处，全国每年用于整治铁路滑坡所需费用在1亿元以上。(3)泥石流泥石流是我国山区环境退化所特有的一种突发性自然灾害现象。我国西南、西北诸省中的高山地带以及青藏高原边缘地带，多为大的地质构造带，是众多大江大河的发源地和上游河谷地区，灾害性的水土流失和大面积的砂石化现象尤为突出，加上受东南季风和西南季风的影响，暴雨集中且强度大，泥石流沟多成群、成片分布。我国23个省、市、自治区都有泥石流发生，为世界上泥石流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泥石流以其暴发突然、来势迅猛、历时短暂、大冲大淤为特点，一次泥石流从起动、搬迁至堆积的全过程，可在短短的几分钟或1～2小时完成，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如1984年5月30日，云南东川市黑水沟暴发泥石流，成灾仅30多分钟，造成121人死亡、30多人受伤、1000多人受灾，冲毁建筑物50000m[2]，致使矿山停产，直接经济损失达1100万元。
3.干旱灾害严重干旱现象从水资源角度表说，是供水不能满足正常需水的一种不平衡缺水情势，这种负的不平衡在超过一定界值后，将对城乡生活和工农（牧）业生产产生不利的影响，形成干旱灾害。我国西部是旱灾的频发区。西部的西北降雨量较少，新疆、内蒙西部少雨地区年降水量不足100mm，陕、甘、宁3省区也只有300mm，西南地区虽然多山多雨，但雨量分布不均，河谷地区大多干旱少雨。自20世纪以来，西部多次发生特大旱灾，对社会的发展构成极大威胁。历史上发生在我国黄河中上游的大旱灾，范围广、面积大、历时长、损失重，常形成“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悲惨局面。1949～1998年，西部农田年平均受灾面积582.76万km[2]（不包括）、成灾面积274.12万hm[2]。西部地区每年都有旱灾，其中黄河流域1982年因旱灾绝收面积70万hm[2]，1987年因旱灾受灾人口达2216万人。近几年旱灾仍呈上升趋势，2000年更是形成一片“旱海”。截止2000年5月16日，全国作物受旱面积1300万hm[2]，干枯46万hm[2]，白地缺水近530hm[2]，水田缺水112万hm[2]，因旱有1560万人、1310万头大牲畜发生临时饮水困难；而60%～70%发生在我国西部。如呼和浩特市炼油厂和内蒙古化肥厂因缺乏引黄供水工程，工厂投产后采用地下水，使水位每年下降3～4m，厂区周围农机电井全部报废，新打的200m以下的深井也出现了供水不足和吊泵现象，迫使该地区60hm[2]的耕地由水浇地变为旱地。西部的干旱影响着全国，致使各地出现高温、蝗虫大量繁殖现象，并诱发各类灾害的发生。持续高温干旱发展成为9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旱灾，直接造成农业粮食减产200亿kg，工业企业损失2000亿元人民币。亚洲飞蝗发生面积3.3万hm[2]。
4.风沙危害蔓延我国是世界上沙漠最多的国家，风蚀荒漠化面积160.7万km[2]，主要分布在西部的干旱半干旱地区，是各类型荒漠化土地中面积最大、分布范围最广的一种。其中，新疆有沙漠43万km[2]、戈壁32.6万km[2]；内蒙古有沙漠21.3万km[2]、戈壁18.8万km[2]；青海有沙漠3.8万km[2]、戈壁3.7万km[2]。西部是沙尘风暴容易发生的主要地区，进入90年代，沙尘暴的发生有发展的趋势，特点是频率增加、强度增大、范围扩展。贺兰山东部及山前洪积扇、低山和山麓地带植被差、雨量少、土壤干燥疏松、风蚀较明显。在宁夏银川平原及内蒙河套平原地势较高的山前洪积扇上，牧荒地和部分旱耕地及盐碱荒滩有明显的风蚀发生。在阴山南部的大青山、乌拉山及相邻的山前盆地及边缘低丘、鄂尔多斯地区，降水由西向东减少，干燥度为1.6～2.8、平均风速2.0～4.3m/s。由表3可见大部分地区已遭到沙化的影响。据统计，在我国西北发生沙尘暴的次数，50年代为5次、60年代为8次、70年代为13次、80年代为14次、90年代为23次、2000年1～5月高达12次，呈明显上升趋势。沙尘暴的强度及造成的损失，以90年代最为突出。如发生于1993年5月5日和1998年4月16日的特强大沙尘暴，是西部近100年来所罕见的，损失极其惨重；又如1993年5月5日沙尘暴锋面前移程度为14～17m/s、最大风速为19.5m/s、瞬间最大风速为34m/s，黑霾墙高度为300～400m、最高为700m，能见度为0～100m，横扫甘肃河西走廊、宁夏、陕西、内蒙4省区72个县，面积达110km[2]。
表3内蒙古鄂尔多斯不同地区沙化状况
附图
据中国荒漠化监测中心提供的数据，2000年3月26日，受冷锋云系影响，我国甘肃中部、宁夏中北部、西部的部分地区出现了大范围的扬沙天气，部分地区有沙尘暴发生，此次沙尘暴与扬尘影响范围为17.4万km[2]，受影响人口约为2498.31万、耕地约为523万hm[2]、牧草地约为404万hm[2]，造成华北地区大范围的环境污染，使农牧业、工交运输业等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直接经济损失约0.5～1.0亿元人民币。4月6日，北京遇到近10年来最大的一次沙尘天气，黄沙遮日。4月25日，沙尘天气再袭北京，黄土弥漫，行人呼吸困难。截止5月中旬，我国西北、华北地区竟连续发生了12次沙尘暴天气，沙尘暴影响到我国、陕西、甘肃、宁夏、山西、河北、天津、吉林、山东、湖南、湖北、江苏、安徽等省，风沙面积占国土面积的1/4。
5.草场严重退化我国草场面积3.53亿hm[2]，西部天然草场面积为2.87亿hm[2]，草地退化面积达1.1万hm[2]，占该地区草场面积的70.7%。在退化草地中，如果按每年鲜草损失750kg/hm[2]折算，每年总计少养活5000多只绵羊。过度放牧和盲目开荒已使草原地区多次出现“黑色风暴”，造成“农田吃草原，风沙吃农田”的恶性循环。目前内蒙古天然草场载畜量仅相当于20世纪50年代75%、60年代的80%，有的草场由于风蚀沙化完全丧失生产力。50年内全国已有235.3万hm[2]草场变成流沙。
引起草场退化原因有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但主要还是人为因素造成的。究其实质，就是由于长期不合理的掠夺式的利用，使草地长期得不到补偿以致入不敷出，违背了生态系统中能量与物质流转应保持平衡的基本原则，因而导致了生态系统功能的紊乱、失调和衰退，使草原生态与生产能力不断下降。草场退化的类型大致可分为荒漠型退化、盐碱型退化、黑土滩型退化、毒杂草型退化、水土流失型退化、鼠灾型退化、石漠型退化等。各种不同类型草场退化的相互影响、迭加和积累，使草原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近年来，甘南草场严重退化、沙化和盐碱化，导致优良牧草所占比例由1982年的70%下降至1996年的45%、杂毒草由30%上升到55%、牧草产量由5610kg/hm[2]下降到4500kg/hm[2]，牧草产量下降了35%，特别严重的地方牧草高度由75cm下降到15cm，植被盖度由95%降至75%，草场中度以上退化面积占草地面积的50%、轻度以上退化面积占草地面积的70%，严重威胁草场植被的中华鼢鼠、高原鼠兔、草原毛虫等肆虐，鼠虫灾害发生面积达53.5万hm[2]，占草场面积的20%，且有逐年扩大的趋势。危害频率加大，草地的超载过牧，更加剧了草场退化。甘南全洲草场理论载畜量为620万个羊单位，实际为910万个羊单位，超载率为47%，草畜矛盾十分突出，草地环境不堪重负。
6.生态环境恶劣人类要生存，就离不开环境。因此，说到底，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史。我国西部能源与矿产资源丰富，随着开采量的扩大，不可避免地造成以下几方面对环境的污染。(1)废水污染黄河目前平均每天要接纳污水500万t，在素有“塞外江南”的宁夏段，氮、氧的平均值和汞的平均值分别超标50%和36%，其中汞的最高值超标1.6倍。重庆市在382.5万t/d的总排水量中，工业生产排放废水为187.1万t/d、工艺冷却污水169.3万t/d、居民生活排放污水为2661万t/d。重庆共有64条流域面积在100km[2]以上的次级河流，据对36条进行调查，有8条已变成“臭水沟”、13条属中度污染、15条属轻度污染。(2)废气污染西部油田在开采过程中，向大气中排放各种污染物中烃居首位，总烃污染负荷比最高，达62.36%。在西部各种能源的消耗中，煤的比重占75%。在全球41个城市中的大气总悬浮颗粒物浓度监测中，西部的西安、兰州、乌鲁木齐进入前10名的行列。(3)酸雨污染我国酸雨的严重程度基本上由北向南逐渐加重，其中尤以西南最为严重。例如，重庆和贵阳两市的雨水月PH平均值几乎全在5以下，重庆周围的永川、南充、宜宾、沪州、万县、涪陵和贵阳周围的遵义、安顺、都均等地，其雨水酸度与重庆、贵阳大致相当。由于酸雨频繁，重庆市的许多耕地的酸性明显增大，每年都有上千hm[2]的小麦死亡，经济损失巨大。有人曾计算，重庆嘉陵江大桥的锈蚀速度为160mm／年，照此速度下去，只用30年，大桥10cm的钢梁就会因锈蚀而毁坏，以致大桥全部报废。(4)固体物污染乱堆乱放的各种垃圾，在降雨和雨流的淋滤冲刷作用下，垃圾中有毒物质就会使地表体在土层和地下水运移而造成严重污染。例如，仅兰州市的工业废渣就达369万m[3]、生活垃圾489万m[3]。(5)化肥污染由于无机化肥长期大量使用，致使一些地方出现土壤酸化、板结、不好耕作。据西南农大试验，化肥的平均利用率为20%～30%，其余70%～80%的化肥都渗透到土壤中并逐渐积累成为土壤中重金属污染的原因之一。据陕西省土肥所对小麦、玉米、大豆进行三氯乙醛危害试验，磷肥中三氯乙醛含量在450mg/kg时，3种作物受害加剧，中毒症状明显，出苗率降低。例如，西安市北郊用含有三氯乙醛污水灌溉，有133hm[2]小麦绝收。(6)农药污染化学农药的生产对有效控制农作物病虫鼠草害发生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但常常由于其难以分解和余毒残留于农产品而造成对人畜的威胁。据观察，在田间喷粉时只有10%的农药附着在植物上；喷液剂时有20%～30%的农药附在植物上，50%落在土壤上，约20%～30%漂浮于空气中。陕西省粮食研究所1975年对渭南、咸阳、宝鸡、汉中、延安5个地市调查，大荔县棉籽中"1605"农药残留量为0.02～0.06mg/kg、棉油中含量为0.02～0.04mg/kg。羊肉中有机氯农药666检出率为100%，最高含量为31.2mg/kg，市场上出售的鸡肉、猪肝其666检出率为100%，平均含量0.026～0.575mg/kg。(7)地膜污染农膜的使用对农作物产量的提高有重要的价值，但使用后拾捡不完全和其本身难以分解易造成土地污染，使土壤结构破坏，阻碍作物生长发育和根系对水肥的吸收，降低土壤肥力水平，甚至引起地下水难以下渗、土壤次生盐碱化，最终导致作物产量下降。据新疆兵团环保局测定，种子播在残膜上，烂种率达6.92%、烂芽率5.17%，棉苗侧根比正常减少4.8～7.6条，2～3片真叶期棉苗死亡率1.19%、子叶期棉苗死亡率3.08%，现蕾期推迟了3～5天。残膜与牧草收在一块，牛羊误食后，阻隔食道，影响消化，甚至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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