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2 09:07:38
导语：在农民素质教育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70%左右的人生活在农村、从事着农业生产劳动。因此，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问题。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它的发展状况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农民是农事劳作的主体，他们的素质直接关系到农业改革与发展的进程。因而，改革和发展农村教育，不断提高广大农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既是农民自身的要求，也是农村实现现代化，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1]，也是完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障和重要前提。
一、农民素质教育的必要性
(一)提高农民素质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前提
农民知识化进程的快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发展的步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离不开培育和造就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技能和创业能力，是实现社会主义公正和公平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直接关系农民切身利益，满足广大人民学习需要的一件大事。
(二)发展农民素质教育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内在要求
农村素质教育具有使农村劳动力增值的功能。它可以办农业产业化培养一批具有较高素质的熟练的劳动者，具有使科学技术增值的功能，它能尽快的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具有优化劳动力结构的功能，它是为农业产业化配置和调整人才结构的主要途径，它能通过合理的选择与培养为农业产业化造就一批素质、结构合理的专业技术人材和经营管理人才。同时通过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在农村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为农村产业化营造一个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具有较强文化氛围的社会环境，可以陶冶农民的思想情操，培养农民的现代观念，为农业产业化提供大批道德高尚的技术人才与劳动者，使同样的劳动力配置在同样的技术条件下产生不同的经济效益。因此，农民素质教育作为直接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农村教育事业，为农业产业化合理有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提高农民素质是应对入世后农业所面临挑战的迫切需要
一方面加入世贸组织后，农业的国际竞争将日趋激烈，可以说，当今世界的竞争，根本上是人才的竞争，是人口的素质的竞争，因此农业领域的国际竞争从根本上讲是农民素质的竞争。另一方面，加入世贸组织后，由于世界经济的多样性和互补性，在农业领域的国际合作也日趋频繁，这就迫切需要一批既掌握国际规则又懂农业的农民，以适应国际合作的需要，形势清楚的表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农业所需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要应对这个挑战，在未来的竞争和合作中争取主动，就必须着力提高农民素质。
二、当前农民素质教育现状及问题
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把提高国民素质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这些国家农民的文化素质都很高，如受过大学，中专及良好职业技术教育的农展，我国农民的技能素质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也很大，根据有关统计资料，我国受过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的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不足20%，同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荷兰90%的农民受过中等教育，12%毕业于高等农业院校；德国35岁以下的农民中，80%以上受过农业职业教育，35岁以上的农民受过农业职业教育的也高达50%。在农业技术推广人员方面，我国平均2000多个农业劳动力中才有1名农业技术推广人员，而发达国家平均不足400人就有1名。2002年我国农科学院在校生总计17.6万人，平均每1万农业人口中只有两名。而发达国家90年代初期平均每1万农业人口中拥有的农业在校生，美国为200多人，加拿大为100多人，日本为50多人。我国平均每万亩耕地不足2名技术人员，平均每7000头牲畜只有1名畜牧科技人员，全国5万个乡镇中，平均每万名农业人口中仅有6名农业技术人员。总体来说，农业领域科技人员匮乏[2]。
由此来看，我国绝大多数农民的素质不容乐观，影响农民素质的全面提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思想素质方面
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状况决定着农民的社会经济行为，是农民素质的重要方面。农民的思想比较保守，传统的小农意识根深蒂固，生产、生活和行为方式都与现代社会生活的要求相差甚远。由于保守和小农意识的根深蒂固，普通存在“小富即安”的心理，缺乏干大事创大事的开拓进取的精神。由于农民素质的低下，对新事物、新技术缺乏认识，从而阻碍了接受新事物，学习使用新科技的能力。
(二)技能素质方面
具有一技之长的人比较少，导致种地只能粗放经营不能集约经营，打工则只能卖苦力打粗放工。对市场经济还停留在粗浅，模糊的认识水平上，对农业产业化，市场化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物质准备。
(三)在思想道德素质方面
瞻养老人，尊老爱幼等传统美德有滑坡趋势，关心集体，热心公益的集体主义观念正在淡化，赌博，封建迷信等不良社会风气有抬头的趋势，严重影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相当一部分农民为了眼前利益，放弃了对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学习，他们的理由非常简单：学习技术耽误生产，上学还得花钱，搞生产多少能挣点钱。这种短视行为无论是农民本身还是在农村基层干部当中都表现得十分突出。这种行为也限制了农民在更深更广的领域和范围内获得更多的知识。
(四)在法制意识方面
一方面，农民对依法治国的方略所知甚少，由不懂法而造成的违法事件时有发生，更不懂得用法律来维护自已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一些农民片面理解民主，把民主等同于绝对的自由，进而向基层政府提不合理的要求，甚至阻挠基层政府依法行政。
另外，随着科技信息的发展，又出现了新的功能性文盲，（即：不懂科技，外语，电脑）。据有关专家对劳动生产率进行研究，以文盲的劳动生产率为1进行计算，得出这样的结论：小学文化程度的劳动生产率为1.4万，中学文化和度的劳动生产率为2.08；大学文化程度的劳动生产率为4。这一研究成果告诉我们人的文化素质的高底直接影响人的劳动效率，农民的这一较低的科技文化素质，直接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3]。因此，提高农民素质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成为当前农村的一项紧迫任务。
三、提高农民素质教育的对策
(一)加强农村基础教育
农村青少年是未来农村各项事业的主力军，他们将成为新世纪农民队伍的主体。农村基础教育直接关系到农村青少年的素质教育状况，而农村青少年的素质教育状况将直接决定我国未来的农民队伍的素质。要确保农村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和青少年学习发展的基本权利，坚持基础教育面向农村全体学生，不能将农村基础教育变成升学教育，应当通过深化农村教育改革，进一步强化农村基础教育的普及意识，克服农民在教育投入中的“短视”行为。只有使全体农村儿童和青少年基本素质都得到普遍提高，才能达到普遍提高未来我国农民队伍整体素质的目的。
(二)加强农村职业教育提高农民的技能
1、加大农村职业教育资金的投资力度
一是要积极向国家，省相关部门争取资金支持，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将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措施，我们要抓信机遇，积极争队资金支持；二是要建立各级财政投入机制，逐步把农民培训纳入公共财财政投入范畴；三是采取农民学农业科技尽可能免费，学职业技能自已出一点，政府补一点、社会帮助一点的办法，多渠道，多途径解决经费问题；四是要采取以奖代补的办法，对在农民培训中成绩突出的单位给予奖励，以调动培训单位和积极性；五是对所发经费要实行集中管理，项目拨款专款专用，使资金发挥最大效益。
2、建立农民培训网络，拓展农民培训途径
一是要以现有各类成人学校，就业培训中心和农技培训中心为基础，积极引导园区、企业科研机构和其它社会力量参与农民培训，积极鼓励各类科技人员发挥专长参加培训授课，以此提高职业技术教育水平。
根据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施教，采取灵活多样的培训形式，增强培训的实效性。一是职业技术培训以职业技能培训为主体。对年龄较大，文化基础差的劳动力重点开展以社区服务业及家庭手工业的实用技能培训；二是对有一定文化程度的青年农民重点开展技术含量，就业前景好，市场需要好的技术工作培训，增强就业能力；三是对有创业愿望和相应条件的人员，组织开展专业培训，引导他们开发特色产业，创业经济实体；四是加强培训基地与当地劳动力市信息交流，及时掌握劳动力需求信息，有针对性的开展培训；五是积极鼓励园区、企业举办以招收本地农民工为主的定向委托培训班。
(三)大力发展农村文化事业
要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观念、新风尚，宣传农村改革开放的新成就，弘扬健康向上的民族文化和传统美德，打击黄、赌、毒，净化农村文化市场，要贴近农民群众的生活，着眼于农民群众关心的主要问题，着眼提高农民思想素质。
(四)促进城乡经济融合，通过城乡交流开阔农民的眼界
目前，我国农村平均每年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大约在7000万～9000万。这些务工经商人员，在城乡交流过程中开阔了眼界，更新了观念，学到了新的知识技能，自身素质得到了迅速提高。回到农村后，大多数都成为了农村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利用在外见多识广的优势，向家乡传递致富经验，提供经济技术信息，为本地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城市和城市经济向农村地区的扩展也对农民素质提高具有很大影响，农民在与城市经济组织接触的过程中，思想观念、道德水平、生产技能都获得了很大变化，自身素质也有明显提高。
(五)加强法制建设，提高农民法制素质
农民民主法制素质是构成国民整个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深入进行以宪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农业法、种子法、农业保险法、信托法、民办教育法、农业价格法、婚姻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知识为主要内容的法律宣传教育，联系农村实际，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分类指导，把教育与实践结合起来，推动依法专项治理工作，农村基层干部要带头学法、守法、秉公执法，有效地提高农民的民主法制素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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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奥多・舒尔茨曾言，没有对人的大量投资，就不能享受现代农业的硕果，也不能拥有现代化工业的富裕，我们经济中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人力资本的形成问题。新农业的发展，最缺乏的是“新”农民。新农民应具备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基本素质。农民知识化进程的快慢、科技素质的高低、农业科学技术知识掌握程度、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经营管理能力，决定着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步伐，是助推黑龙江省千亿斤粮食产能工程的重中之重。
培养新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提升农民素质问题，素质问题的核心是教育问题。要将提升农民的素质作为推进黑龙江省千亿斤粮食产能工程的重点，大力培育有文化、懂经营、会管理的新农民。
一、加强农村基础教育
提升农民素质，要从基础教育抓起，要让农村的孩子们在良好的环境中多学、学好知识，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未来生力军。加强农村基础教育，保证逐年增加农村中小学的教育投入，逐步改善办学条件，逐步缩小与城区的差距，出台优惠政策，充实农村教师队伍，提高农村教师整体素质，尽量缩小城乡教师的待遇差距，稳定农村教师队伍，并尽量实行向农村倾斜的政策，用立法的形式来强制保证城乡教育财政投入的公平，从而实现教育的公平性。2013年，中央财政继续安排专项资金318亿元，重点支持农村义务教育，各方应从制度层面规范义务教育经费的使用和管理，调整完善相关管理措施，以强化纪律约束，维护财政秩序，提高资金使用绩效。
二、开展农村职业技术培训
国务院研究室最新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高达76.4%。而美、加、荷、德、日等农村职业培训率高达70%以上。开展农村职业培训，使农民掌握一技之长，提高农民的致富本领，是提升农民素质的最基础、最根本的一项工作。对于种植大户，应对市场和经营管理知识加以重点培训，将其培养成农村社区的示范带头人，采用更系统、更高层次的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化、规模化水平和市场应对能力。同时，应以培养农民的合作理念、普及合作社知识，引导农民主动学习合作经济组织的运营管理能力等管理知识，通过软件和硬件支持，强化采集和利用市场信息的能力，激发农民成立和管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兴趣。只有努力构建农村职业教育体系，才能培养出农村急需的大批人才，才能加快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
三、推进农村生活文化教育体系
由于我国农村社会长期处在传统的政治文化与的宗法文化影响下，农村社会的落后思想与文化根深蒂固，致使反映时代特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进文化在农村很难得到发展。因此，提升农民素质就是要在农村构建农村生活文化教育体系，用先进文化替代落后文化。以满足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目前，农村文化资源匮乏，活动形式单一，不能满足农民多元化的精神文化需求，是农村公共文化体系建设面临的重要问题。为此，我们必须强化农村基层文化工作的组织管理职能，充分发挥文化阵地的宣传教育、辅导、娱乐的功能，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项目。首先，政府要加强对农村文化建设的组织领导。要高度重视农村文化建设，切实加大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加强农村文化队伍建设，落实有关部门责任，以推动农村先进文化的建设。充分利用传统的节日、集会，千方百计地搭建文化平台，不断探索送文化下乡的新方法，灵活机动地开展文化活动，真心实意地为农民提供形式多样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服务。例如公益性文化演出活动，送戏剧、送图书下乡活动，农家书屋工程，政策宣讲、科普培训、卫生保健讲座下基层等等，对于推动优质资源输向农村，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引导农民参与文化活动意义巨大。其次，创新农村文化建设体制与机制。要加快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推进基层经营性国有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大力发展农村民办文化，规范农村文化市场，以活跃农村先进文化建设。再次，加大文化资源向农村倾斜。要大力推进广播电视进村入户，积极发展农村电影事业，推动“三农”出版物的发行，开展农村数字化文化信息服务，加强乡村文化设施建设，以夯实农村先进文化建设基础。总之，构建农村生活文化教育体系，就是要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领农村阵地，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创造有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文化氛围，提升农民的素质，
四、树立终身学习理念
21世纪，知识就是效益，没有知识的土地是贫脊的。培养新农民，就是要让农民掌握知识，运用知识，依靠知识，创造财富。通过开发农民的潜能，变“体力劳动为主”为“脑力劳动为主”，运用各种知识指导生产劳动，从而创造财富。培养新农民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培养农民的学习习惯，再学习能力，让农民经常学习，科学劳作，增大劳动中的知识含量，培育学习型的家庭，学习型农村社区。为此，可以组织农村管理者和农民定期学习，为农民提供互相学习、借鉴、参观的平台，激发农民的学习热情，通过学习指导日常工作，从而减少各种损失，提高收益。可以说，终身学习是21世纪的生存理念，只有树立终身学习的生存理念，中国农民才能承担起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任务。
新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是实现千亿斤粮食产能工程的主力军。对农民进行素质教育，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使新农村在新时期树立新风尚。对农民进行思想素质教育，使农民具备现代化素质，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新型农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也是实现千亿斤粮食产能工程的有得保障。
根据《省总工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专题调研方案》的要求，我们对年龄在16-65周岁的进城务工农民工，采取座谈和入户调查方式开展了一次“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农民工素质”专项调查。共调查552个农民工，其中固定岗位就业的427个，灵活就业的125个。
一、调查结果
（一）农民工队伍的现状
1.农民工的求职途径。许多农民工在外出务工前并没有联系好工作。进城后，一般经城里的亲戚、朋友或在城里定居的老乡介绍找到工作。据调查，由定居本地的亲属、朋友介绍的占31.16%，由同乡、亲友介绍的占25.18%，自荐到用工单位工作的占12.50%。其余农民工是通过招工广告、包工头或老板招募、劳务市场、招聘会、报纸等媒体找到工作的。
2.农民工涉及的职业。调查结果表明，农民工从事的职业有各类服务员、生产工人、建筑工人、一般职员、个体业主、小摊小贩、家政服务人员、市政环卫工人等。从性别上看，男性农民工从事的主要职业依次为生产工人、建筑工人、服务员等；女性农民工从事的职业，依次为服务员、生产工人、小摊小贩等。
3.农民工劳动技能培训情况。农民工提高职业技能的主要方式是参加短期职业培训和自学专业知识。
4.农民工的主要休闲方式为看电视、睡觉和聊天。
二、农民工培训模式
第一种模式，利用城市各类教育资源对进城农民工开展了文化、技术培训。近年来，全市职业学校面向进城务工人员培训2.7万人次。
第二种模式，职业学校按照就业市场需求设置专业和培训项目，实行“订单”培养培训。
第三种模式，职业学校举办中等学历教育，向城镇和二三产业输送训练有素的新增劳动者。
第四种模式，许多行业、企业利用自有教育培训资源积极开展农民工培训工作。
三、农民工培训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农民工培训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政府投入严重不足，各地很少为农民工提供免费服务；市场中介行为不规范，农民工易上当受骗；对农民工的培训多数时间短、质量差，许多培训内容与生产实际脱节，不能满足企业对技术工人的迫切需要；已就业农民工的在职培训十分薄弱，企业普遍没有履行对农民工进行职业培训的法定义务。
据调查，目前有90％以上的农民工，一般都愿意接受培训。但是，在愿意培训和参加培训之间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现实的状况是，面对培训费用的缺乏、培训机会的缺失等等，有了培训愿望的农民工只能望洋兴叹。
三、问题原因分析
(一)各级政府重点关注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突出抓清理拖欠工资维权工作,对农民工的服务和培训未纳入重要日程,政策缺乏,投入不足。
(二)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和职业培训体系在农村基础薄弱,主要面对城市对象的服务和培训模式不适应大批农民工流动就业要求。
(三)企业和社会对农民工的歧视,阻碍相关政策的落实。尽管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少人思想中存在的对农民工的歧视观念还根深蒂固,严重影响了各项涉及农民工的劳动法规的执行。
四、对策及建议
1.转变观念，尽职尽责。
农民工培训工作意义重大，关乎社会的稳定，社会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各级工会不但要充分重视，而且要转变过去工会搞职业培训的观念和模式。农民工的培训不是把物质条件创造好了“等”其主动来参加培训，而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和“请”农民工来参加培训，要教育和吸引农民工认识到接受培训的好处，激发其参加各种培训，不断提高自己综合素质的热情。
2.突出重点，注重实效。
关键词:农民增收;制度;二元化经济体制
中图分类号:F32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8-0059-02
自2007年8月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主要世界金融市场时,“出口”和“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逐渐减弱。为了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平稳地增长,当务之急是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的关键是农民增收。
1 变量和数据来源
1.1 变量选择
1.1.1 制度因素
(1)土地产权制度(X1)。
由于农民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有明显的时间界限,本文据此对农民增收的土地产权制度进行量化。以土地产权政策的改革为界限,对其赋值,介于0―1之间,越接近0说明农民增收的壁垒越高,越接近1说明农民增收的壁垒越低。1978―2003年取0.3,1984―2003年取0.5,2004―2007年取0.7,这种赋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土地产权制度的变化。
(2)户籍制度 (X2)。
本文同样给其赋于0―1之间的值以便量化。越接近0说明户籍制度越严格,农民增收的壁垒越高,越接近于1说明户籍制度越宽松,农民增收的可能性越高。赋予1978―1983,1984―1985,1986―1993,1994―2007的值分别是0.1,0.3,0.5,0.7,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户籍制度的变动。
(3)社会保障制度 (X3)。
本文按照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时间给其赋0―1之间的值。越是接近0说明社保制度越不完善,农民增收的可能性越小,反之,则较大。赋予1978―1991,1992―2000,2001―2006,2007的值分别是0.1,0.3,0.5,0.7,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变动。
1.1.2 非制度因素
(1)农村工业化程度(X7),用乡镇企业就业人数除以农村劳动力表示。
(2)人均农业财政支出(X5),用农业财政支出除以农村人口得到。
(3)农产品价格指数(X6),用全社会食品类零售商品价格指数替代,并以1978 年为基期。
(4)农产品总产量(X8),用粮食、棉花、油料、麻类、甘蔗、甜菜、烟草、蚕丝、茶叶、水果的年产量加总表示。
1.2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数据样本期为1978年―2007年。农民收入(X)这一因变量用农民人均纯收入表示。
2 模型,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2.1模型建立
将待检验的制度因素,非制度因素与农民纯收入之间建立如下模型:
模型一:LXt=F(X1,X2,X3,X4)。
模型二:LXt=G(X5,X6,X7,LX8)。
其中F表示制度因素与农民增收之间的函数关系,G表示非制度因素与农民增收之间的函数关系。t表示年数,t=1,2,…30。
2.2 单位根检验
对于经济时间序列模型来说,在对变量的协整检验之前,必须验证变量的平稳性。而验证变量是否平稳的过程就是单位根检验。本文主要采用PP(Phillips―Perron)检验。
对各变量进行PP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到,变量LX,X1,X2,X3,X4,X5,X6,X7,LX8的PP统计量均大于在各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故而不能拒绝各序列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是非平稳的。进而对各变量进行一阶差分,结果显示:LX,X1,X2,X3,X4,X6的PP统计量大于1%临界值,X5,X7,LX8的PP统计量大于5%临界值。表明在9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认为各序列是平稳的一阶单整的时间序列。
注:表中用表示一阶差分,用**表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在1%的显著水平下认为序列是稳定的,用*表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在5%的显著水平下认为序列是稳定的。
2.3 协整检验及结果分析
根据协整理论,同阶单整序列可以进行协整检验。本文采用Johanson检验对影响农民增收(LX)的制度性因素(X1,X2,X3,X4)和非制度性因素(X5,X6,X7,LX8)分别进行协整检验,以考察制度性因素,非制度性因素和农民纯收入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协整检验的结果如表2所示,我们可以得知制度性因素中的各变量、非制度因素中的各变量与农民纯收入之间都存在协整关系。相应的协整系数标准化如表3所示。检验的结果与理论分析是一致的,即制度因素中土地产权制度(X1)、户籍制度(X2)、社会保障制度(X3)都与农民增收呈现正相关关系,WTO政策与农民增收呈现负相关关系;非制度因素中各变量与农民增收均呈正相关关系。即说明制度越健全,非制度因素越是有利于农民增收,农民增收的程度就越大。制度因素中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力由大到小的顺序是社会保障制度(X3)、土地产权制度(X1)、户籍制度(X2)与WTO政策(X4);而非制度因素中对农民增收影响力的先后次序为农产品产量(LX8)、农村工业化程度(X5)、农产品价格(X7)与农民人均财政支出(X6)。
注:用*表示协整似然比大于5%临界值,即制度因素和非制度因素与农民纯收入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注: Std.Err.表示渐进标准误差,cons表示常数项。
2.4 误差修正模型
误差修正模型是建立在协整理论基础上,是一种长短期结合的、具有高度稳定性的模型。根据以上两个协整关系建立相应的两个误差修正模型,滞后期数为协整方程中的滞后期数减1。去掉不显著的变量从而得到较简洁的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模型一:
LX= -0.13+ 0.11LX-1- 0.63X1-1- 0.65X2 +
(3.57)(-0.57) (0.99) (0.334)
0.48X2-1+ 0.51X3-1+ 0.66X4-1+ 0.43 ecm-1
(-1.01)(-1.08)(-0.58)(-3.16)
模型二:
LX = -0.24 + 0.04X5-1+ 0.04X5-3+ 0.005X6-2+
(1.13)(-0.96)(-1.2)(-1.55)
0.01X7-2.2LX8+2.9LX8-1+1.6LX8-3+ 1.1ecm-1
(-2.02)(1.01)(-0.8)(-0.93)(-1.92)
从以上两个协整方程的误差修正模型来看,短期波动和长期均衡是影响农民增收的波动的两部分。
3 结论和政策建议
(1)制度因素是制约农民增收的深层次原因,即区位劣势,改革和完善制度因素事在必行。
首先,社会保障制度急需加强。一方面,在政府用于社会保障的财政资金中,农村少而城市多,差距鲜明。另一方面,伴随着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子女外出务工和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农村的家庭保障功能持续削弱。
其次,土地产权虚位,侵害了农民土地财产收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目前“三农”问题和贫困问题的首要根源。
最后,分割城乡的户籍制度是阻碍农民增收的又一道枷锁。二元户籍制度使大量农民长期束缚在土地上而不能自由流动,严重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2)非制度因素对农民收入增长都有促进作用,呈现明显的区位优势。
首先,农产品产量和农村工业化程度是农民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规模化大生产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助于农民增加收入。一方面,目前的农村,是以土地小块经营为基础的,这就从根本上排斥了土地的规模经营,限制了土地收益的空间。需完善土地管理,加强土地流转。另一方面,大力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有序地转移,提高非农产业收入水平。
其次,政府对农产品的支持价格与支农惠农政策也有助于农民收入的增加。
综上所述,目前为了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农村经济的现代化,必须改革分割城乡的二元化经济体制和增强政府支农惠农的政策。
参考文献
[1]蔡,林毅夫.中国经济[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一、完善机构，继续加强组织领导
针对人事调整，及时调整和充实了农民素质教育工作领导机构，进一步明确了相关领导和各有关部门的责任。印发了《**经济开发区XX年农民素质教育工作方案》，在我区三个文明建设的年度考核目标中将农民素质教育工作列入了考评范围。领导小组成员召开了相关会议，重点研究和解决失地农民转移等问题。各相关部门及两办事处根据区方案的分工，形成由区农民素质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各涉农培训单位负责，相互协作的工作机制。
二、政企合作积极推进农民工培训您现在阅览的是大学生活网谢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针对当前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企业人才素质低、农民用工矛盾等问题日益凸显的问题，为加强农民工和下岗职工素质教育、提升企业文化水平和创新能力，帮助企业主动应对危机，化解用工矛盾，开发区工会在党委、管委会的正确领导下，在市总工会和市直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充分发挥“职工之家”的作用，积极组织协调，在百雄堂富厚创业与职业培训学校建立了开发区工会农民工培训基地，5月15日基地正式成立并举行了首届农民工培训班开学典礼。基地今年计划举办各类农民工培训班12期，完成培训任务600人次，保证80%以上的就业率，并切实做好就业跟踪服务，建立完善台帐管理制度，强化内部管理，提升教学质量，将基地建成为企业服务、为开发建设服务、为群众服务的劳动力平台。
三、注重对农民培训的经费投入
随着我区失地农民的不断增加，农民转移培训工作任务较繁重，为有足够数量的经费来保障完成任务，我办协同农业、教育、劳动等部门积极申请区财政支持，年初预算时按照省市有关文件要求及时向区管委会申请和报告，共安排专项经费2。5万元。区各有关部门都积极争取了一定的培训资金。
1.教育性是农业科技推广的主要特质。不管是从农业科技推广理论角度，还是从广泛的农业技术推广实践来看，其教育性特征都是非常明确的。主要表现在：针对农民，立足实际，通过试验、示范、培训、指导以及咨询服务，把实用的知识、技术、信息传递给农民，以提高农民科技素质，推动农村社会的整体发展。
2.从农业科技推广工作本身来说，农业科技推广过程就是提高农民科技素质的过程。它唯有以提高农民科技素质为最主要目的，帮助农民获取信息、知识和技能，更新思想观念，其所推广的技术信息及相应载体才有可能最快地在最大范围内充分发挥效益。我们应该认识到，农民科技素质的提高是全面、系统、有效的农业科技推广的必然成果。
3.反过来，只有农民科技素质提高，才能真正有效地推动农业科技推广工作。
（1）农民科技素质的不断提高，农民科技意识的不断加强，将使农业科技推广工作顺利融入农民的生产生活，农民对新技术、新理念更易于接受。
（2）农民科技素质的不断提高，势必大大缩短新科研成果、技术的传播推广过程，大幅提高农业科技推广的社会经济效益。
（3）较高的农民科技素质也加大了农民对新技术、新成果的需求，从而极大推动农业科技发明、创新。
二、当前农业推广中农民科技素质教育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农业现代化程度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农村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制约因素已经不仅仅是自然资源的不足、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而是农民的素质，特别是农民的科技素质。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农民科技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仍然与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经济发展不相适应。根据对公民科学素养的调查发现，发达国家每亩耕地平均拥有一名农业科技人员，农业从业人员中接受过正规高等农业教育的达45%—65%，而我国目前每万名农村人口中平均只有6.5名农业技人员。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只有六到七年，其中还包括大量文盲。这种农民科技素质普遍低下的状况相对于促进农业科技推广工作，推动农业现代化事业来讲是不容乐观的。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农民科技素质教育事业的落后，主要表现在：
1.农村教育落后。根据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统计分析处理，农村教育的人员结构和数量约占全国九年制义务教育在校学生人数（9940万）的79%，但主要集中在小学阶段，初中阶段教育不尽如人意，高中程度则是凤毛麟角了；根据社会科学院数据统计，截至2008年末，我国农村人口数9.2亿，而以农民学校培训、资格证书和转岗为主的农民素质教育与农民职业技术教育仅为291万人，仅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0.32%，约300人中只有1人受过职业技能培训；以农村骨干、农技推广人员和农村基层政府管理人员继续教育为主的农村从业人员继续教育人数为5831万人，仅占全国农村总人口（9.2亿）的6.3%。农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的严重滞后，无法满足农村劳动科技文化素质提高的需求，无法适应农业现代化的要求。
2.教育培训资源不足，农民科技培训渠道、形式单一。据调查，现有的农民科技教育培训机构主要是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涉农部门的各种职业学校、培训中心以及部分职中。这些培训机构一般只集中在县城或乡镇举办培训班，很少深入农民群体，甚至大部分农业技术培训学校形同虚设。通过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我们得知，当前农民接受科技培训渠道主要是自学和农技推广机构（包括农技推广部门、专业协会、龙头企业等）培训。培训形式以现场指导和课堂授课为主。调查还表明，不足三分之一的农民会一年至少接受一次培训，接受过三次以上技术培训的农民更是不足3%。
3.农业科技推广机制的不健全。主要表现在：
（1）农业推广相关政策落实不到位。早在1950年我国就颁布了《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站条例》，后续有1972年的《四级农业科学实验网》、1993年的《农业技术推广法》、1999年的《关于稳定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意见》及一系列相应的政策规定，再到地方出台的《农业技术推广法》的实施办法等，都从法律上对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进行了规范和制定，但在这过程中并没有建立起与法律和政策配套的实施机制，在许多乡镇，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基本上被边缘化。
（2）以政府指令为主导。长期以来我国农业技术推广手段基本以行政指令为主，习惯于下计划、要项目、等任务，为推广而推广。
（3）以技术为导向。目前人们越来越关注科研成果的市场性和实用性，但多凭主观推测，在传统推广模式引导下，无论科研人员还是推广人员，最关注的还是如何把技术成果本身推销给农户，而非市场需求和农民对它的接纳程度
三、加强农民科技素质教育、提高农民科技素质的对策和措施
农民科技素质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针对农业推广过程中农民素质教育存在的问题，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1.改革农村教育体制。首先要从法制的基础上重视农村教育。其次，要加大农村教育，尤其是成人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增加农民科技培训预算，从政策、资金、科技人员等多方面支持农村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三是建立并完善农村基础教育、中等农业教育和高等农业教育三级体系，使农村义务教育、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实现资源整合共享，全面开展农村教育事业，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知识水平。
2.完善农民科技培训体系，增强培训功能。选择部分有条件的中等农业学校和市、县级农技推广中心，以各大农业大中专院校、农业科学研究院为科技依托和教育阵地，建立一批省、市、县逐级推进的农民科技教育示范基地，改善办学条件，提高办学质量，逐步完善农民科技教育体系。以湖南农业大学的“双百”科技富民工程为例，“双百”工程是由湖南农业大学选派优秀科研人员组成一百个科技服务小组，在全省选择相应的一百个农业专业户或涉农专业组织、企业作为示范基地进行对接，组织技术培训和先进实用技术的引进与示范，探索并建立了农业科技推广与科技成果转化、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入户率的新途径和新机制。
当前的中国教育处在一个极其尴尬的地位：在培养高端人才方面，它尚未取得与崛起中的大国相称的成就，盛产“名人”，却未曾培养出大师，特别是当季羡林、钱学森等前辈大师纷纷故去，让世人不禁产生“九斤老太”式的喟叹；另一方面，中国教育对于促进社会流动也越来越无能为力，对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的孩子而言，他们比前辈更难以通过知识来改变命运，甚至因为求学而使家庭陷入债务危机，自己在大学毕业后却因为就业难，非但不能鲤鱼跃龙门，反而加入了高学历、低收入聚居者的行列，成为所谓的“蚁族”。
衡量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和教育体制，不仅要看它培养了多少拔尖的人才，还要看它是否有助于社会的平等和正义。须知，教育不仅是传播知识的过程，也是促进社会流动的一种重要机制――让出身底层的孩子，可以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从而保证社会肌体的活力。如果教育的选拔机制违背公平、正义的原则，那势必会对社会结构和政治稳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说，教育的质量体现为两个维度：一是教育的高度，它集中体现为优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二是教育的广度，它集中表现为教育系统对不同阶层的吸纳。前者代表的是“优”，后者代表的是“公”。
当前中国教育的现实是，既不够优秀，也不够公平。中国的阶级结构越来越固化，教育越来越无助于人们的社会流动。
这一现象不能不促使我们反思中国的教育体制，是什么因素导致我们的社会流动管道阻塞?我们应当如何从制度层面来保障教育公平，促进社会流动?平心而论，年初出炉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已经意识到并试图改变教育不公的现状，譬如，要求“切实缩小校际差距，着力解决择校问题”，“实行县(区)域内教师和校长交流制度”，“加快缩小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然而，在笔者看来，以“择校”和“师资交流”作为改革的突破口，未免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嫌。我们需要有更加开阔的视野，从一些关键性的社会机制和制度安排入手。
首先，需要协调素质教育与教育公平的关系。素质教育相对于应试教育的优越性是毋庸讳言的，但是素质教育也会对教育公平带来一定的>中击。因为现代的素质教育越来越倾向于“全方位”和“立体式”，除了学校教育，父母、家庭教师、专业培训1机构也参与其中，孩童之间的学业竞争也更加提前，以至于出现了“幼儿园大战”，这就意味着教育投资的时间加长、投入加大，而下岗工人、农民、农民工等相对贫困的家庭显然无力负担如此昂贵的教育成本。如果说应试教育侧重考察的是“知识”和“智力”，那么，素质教育更多地考察“见识”和“修养”。而见识、修养、气质、谈吐是与家庭背景高度相关的。2004年，一项对全国37所不同层次高校的调查显示，城乡之间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整体差距为5.8倍，在全国重点院校中则达到8.8倍，即便在地方高校中也有3.4倍。麦可思(MyCOS)的《2009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也发现：就读211院校与非211本科、高职高职专的比例，专业人员的子女是1.5：1.13：1，管理阶层家庭的子女是1.67：1.33：1，农民和农民工的子女是0.82：0.92：1，农民和民工的子女就读高职高专比例明显高于其就读于211院校的比例。并且，无论是在哪一类高校，农民与农民工子女的高考录取分是最高的，农民与民工子女还不能在分数上与社会其他阶层公平竞争，加上农民与农民工子女的基础教育条件差，录取的偏高分数和质量低的基础教育可能造成了农民与农民工子女在享有高等教育质量上的弱势地位。这些数据正好验证了笔者基于观察所形成的“感性认识”：名牌大学的农村生源越来越少，大城市和中上阶层的孩子越来越多；在笔者的家乡(中部地区某县)，当地学生考上大学的比例越来越高，但考上名牌大学的比例则相对下降；过去尖子生以寒门学子居多，而现在更多地来自中产之家甚至权贵之家。
更糟糕的是，我们所谓的素质教育其实是“半吊子”的素质教育。孩子在家长的安排下，学钢琴、学围棋、学奥数、学芭蕾，不是出于个人的兴趣和禀赋，而是为了在入学的竞争中获得加分和优先考虑。它“费钱”的一面，使得穷人的孩子和农村的学生被排斥在外；它“功利”的一面，使得参与其中的孩子并没有真正享受到学习的乐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素质教育”在人才培养上同样乏善可陈。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放弃素质教育，回归应试教育。而是说，我们在推行素质教育的时候，一方面要避免“半吊子”的假素质教育，防止素质教育被应试教育的考试机器“俘获”；另一方面，我们要通过一些举措来避免阶层之间、地区之间受教育机会差距的扩大，譬如加大对贫困学生的资助，合理分配地区间的高考录取名额。此外，还必须看到：保障教育公平绝不是教育部门
家的事情。譬如，就业公平与教育公平密不可分，就业市场中的不平等主要与行业垄断、裙带关系、利益交换等现象联系在一起，而这些垄断行为和不规范行为必须通过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共同努力来加以整治。
其次，需要处理好教育资源配置中的公平问题。关于教育资源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之间的分配问题，学界和公共舆论已有很多的讨论，教育行政部门也开始重视和着手解决这些问题。我这里再补充一点：公立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是否应该办独立学院?当前我国许多公办大学都设有独立学院。个人认为：独立学院这种办学形式弊大于利。一方面，独立学院不利于民办院校的发展，会挤占民办教育原本就比较狭小的办学空间，使其在生源竞争上更加弱势；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独立学院相对高昂的学费会导致成绩之外的“二次选择”，即往往是那些家境良好的学生才会选择就读，而贫困家庭的子女即便被录取，也可能被迫放弃。据笔者了解，某重点高校独立学院的学生就业形势竞大大好于该校的“一本”学生，其中的奥秘不言而喻。独立学院这种办学形式使得家境优越、成绩较差的学生可以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并获得文凭社会的敲门砖，从而合法地继承父辈的社会地位。
同样的道理，大学扩招表面上是一项普惠政策，但实际上更有利于中上层阶级。在过去，由于大学录取率低，相当一部分精英的子女无法接受高等教育，难以直接继承父辈的地位，往往被安排到相对普通的岗位；而现在，鲜有精英子弟没有大学文凭，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通过考试或竞聘方式进入好单位和重要岗位。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以农村生源为主体的“蚁族”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当前中国，一个“新底层”正在形成
之中，其主体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所谓“蚁族”
一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他们年龄集中在22-29岁，接受过高等教育，大多来自外地农村(占54.7％)和小城镇(占20.7％)，月均收入1956元，远远低于同期北京市城镇职工平均工资(3726元)!不仅如此，他们的工作岗位也相对不稳定，不少人没有协定劳动就业协议，没有三金，经济上缺乏安全感。他们与传统的底层相比，社会经济地位相似，但拥有较高的学历，职业期待和自我预期较高，属于“高素质底层”。另一个组成部分则是“新生代农民工”
(80后、90后农民工)和农民工子女(出生或成长在城市的农民工子女，笔者称之为“城市化的孩子”)。有关调查显示：与父辈相比，他们的主体意识和权利观念更加强烈，注重精神需求，在意工作环境，更加渴望融入城市，对于知识、技能、自我实现及人际交往更加渴求。这就使得以廉价劳动力为核心竞争力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民工荒”势在必然；也使得“经济上吸纳，政治上排斥”的半城市化道路和城市管理模式逐渐失去合法性，“公民权”呼之欲出。
在这样个“新底层”的形成过程中，教育体系至少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如前所述，“蚁族”实际上是扩招与精英再生产的牺牲品；而农民工子女同样难以从当前的教育体制中获益，笔者的项研究发现：就读于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其成长的过程存在显著的“天花板效应”，一方面认同主流价值观，渴望向上流动，另一方面则制度性地自我放弃；而农民工子弟学校则盛行“反学校文化”，通过否定学校的价值系统、蔑视校方和教师的权威而获得独立与自尊，同时心甘情愿地提前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加速了阶级再生产的进程。两类机制虽有差异，却殊途同归地导向阶级再生产而非社会流动。
不过，我们也必须承认：自有阶级和国家以来，阶级再生产就是客观存在的现象。阶级再生产和社会流动都是相对的概念，共存于几乎所有的人类社会，区别仅在于二者的比重。我们甚至不能简单地说社会流动是“好”的，阶级再生产是“坏”的；毋宁说，阶级再生产代表了稳定的一面，社会流动代表了活力的一面，二者的适度平衡才能保证社会的健康运行。在这方面，美国的经验或许值得我们借鉴。其实美国也不像“美国梦”所描绘的那样充满流动性，但美国有一套精致的教育分流机制将阶级再生产“合理化”：虽然精英子弟更容易进入名牌大学，工人阶级子弟更多地进入社区大学和职业学校；但是，技术蓝领的收入往往高于普通白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阶级再生产的补偿。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我国大力发展与市场接轨的职业教育和技工教育，让底层青年用技术来“武装”自己，而不是赤手空拳地进入人力资源市场，或许是个可以带来帕累托改进的办法――既可以改善底层的生存境遇，又顺应了“中国制造”的技术升级需求。
关键词 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培养；广东农民教育；发展方略；时代背景
作者简介 许喜文(1967－)，男，华南农业大学成人教育学院讲师；李文清(1981－)，女，华南农业大学成人教育学院研究实习员；陈锦梅(1970－)，女，华南农业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副研究员；贾兵强(1976－)，男，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河南郑州 450052)易钢(1958－)，男，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员，书记。(广东广州 510642)
本文是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新农村建设与广东新型农民培养研究》(项目编号062D84003)的阶段性成果；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教育学研究项目《新农村建设视野下农村职业教育的长效机制研究》(项目编号07SJY024)的相关成果。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这就要求我们加强农民教育、提升农民素质、培养和造就新型农民。新农村建设必须包含建设主体――“农民”自身的建设。新农村建设中的人本精神必须体现为农民的教育权与教育程度，农民教育是实现新农村建设的根本途径。
在新型农民培养的大背景下，我们针对目前广东农民教育的不足，基于发展广东农民教育的紧迫性，根据广东农民教育的需求特点，特制定以下广东农民教育的发展方略，供学术界和决策者参考。
一、强化农村基础教育，夯实农民教育根基
基础教育对提高人的素质有着基础性、根本性、长远性的意义，它能为受教育者提供生活于现代文明社会所需要的最基本的知识与文化，并为学习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奠定必要的基础。其他各种形式的教育必须以基础教育为基点，没有较好的基础教育，就不可能培养出具有一定素质的劳动者，更不可能培养出更多的专业技术人才，也难以实施各种形式的成人教育。农村基础教育是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的主要渠道，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之源。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广东省农村基础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当前农村基础教育仍然还很薄弱，在相当一些地区的农村里九年制义务教育还没有普及，青壮年文盲仍然存在。目前，我国农村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而我们调查表明，广东省农民受教育年限偏低，甚至还低于全国平均受教育年限。在488名被调查人中，没有受过教育的14人，占调查对象的2.9％，接受教育1～5年的87人，占调查对象的17.8％，6～8年的127人，占调查对象的26％，9～11年的158人，占调查对象的32.4％，12年以上的102人，占调查对象的20.9％。这种情况与提高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和加快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要求相差甚远。因此，必须继续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建立健全多元化的基础教育办学模式，多渠道筹集教育基金，不断改善基础教育的办学条件和提高农村教师待遇，更新教育思想，转变教育观念，加快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促进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农村基础教育对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具有基础性和根本性的重要意义，发展农村教育首先必须加强和改革农村基础教育，其目标是普遍提高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和文化水平，并以此推动农民职业技术等一系列继续教育的深化和发展。发展农村基础教育，就是要大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增加教育经费的投入力度，合理使用教育经费，坚决杜绝挤占、挪用、拖欠农村教育经费的现象发生。政府要建立和完善农村中小学教职CW保障机制和农村教育经费投入机制；加快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加强收费管理，坚决制止中小学乱收费现象，大力推行九年义务教育，实施“两免一补”政策，保证每一位学龄儿童都能完成基础文化的学习。政府还应关注成年农民的基础文化学习，对于费用、设施、师资方面要给予支持。
二、推进农村职业教育改革。将农民教育列为职教重点
职业技术教育是在不同水平的基础教育的基点上，对劳动者进行不同水平的专门职能和专业技能训练，使他们获得某种专门知识技能并成为某一层次劳动力的教育。它对提高劳动力的专业技术素质意义重大。[7’据统计，我国平均每年取得7000多项农业科技成果，其中2500项获省部级以上奖励，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30％左右，真正形成规模的不到20％。相比之下，美国是80％～85％，英、法、德等国是50％～60％。一项先进农业技术在发达国家全面推广平均只需2年左右，而我国需要6年左右。我国农业科技对生产的贡献率为45％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低20～30个百分点。同时，据有关专家估算，当前我国农民的培训率仅为20％～30％，大部分农民尚未得到培训。2005年广东省受过专业培训的农村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15.1％，未受过专业培训的劳动力仍占84.9％，因此，农业教育、农村教育特别是农民教育必须列为广东省职业教育的重点。
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要结合农业结构调整、发展特色农业和生产实际的需要，开展针对性强、务实有效、通俗易懂的农业科技培训，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培养适应农业现代化要求的新型农民。具体来说，农村职业教育应本着“学用结合，按需施教”的原则，把农村的文化教育与科普教育结合起来，将扫除文盲与扫除科盲同步进行，实行灵活的教学和学籍管理制度，放宽招生条件和入学年龄限制，方便学生半工半读、工学交替、分阶段完成学业。定向招收具有实践经验的优秀农村青年，培养具有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改革创新理念的农村和乡镇企业管理人才，形成开放式、多层次的农民职业教育体系，适当设置相应的农村经济、市场经济、乡镇企业等专业及课程，造就和培养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农民。
在确保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同时，要逐步增加对农民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政府在安排使用农村科技开发经费、技术推广经费和扶贫资金时，要安排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培训经费。珠海的农民培训有一条好经验，即采取政府补贴的政策，鼓励农民参加培训。在2004年初，珠海市政府把“实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工程”列入为民办的“十件实事”之一。市
劳动保障、财政部门联手制定了针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职业培训的补贴政策，其中规定：农村富余劳动力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补贴培训费用的50％，并且实行“订单式培训”，将培训岗位与培训内容相结合，深受农民欢迎。2005年，广州市农业部门安排支农资金1977.5万元专项用于开展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共组织近5万名农民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并按照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要求，适应市场需求，积极开展“订单”培训，全年开设电工、汽车维修、美容美发、酒店服务、物业管理、园林绿化等近如多个专业(工种)，经培训后的农民大部分顺利实现转移就业。
积极推进农村职业教育改革，要坚持以就业为导向，大力提倡“订单”培训，切实做到为发展农业服务，为乡镇企业服务，为推广科技成果服务，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服务，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服务，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近些年来，国家在农民教育培训方面实施不少项目工程，诸如“绿色证书工程”、“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新型农民创业培植工程”、“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工程”、“农业远程培训工程”、“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阳光工程”等，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三、拓展高等职业教育功能，全方位多形式进行农民教育
以国家为主，合理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满足国家重点产业和发达地区对高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高等职业教育是培养专门技术革新、创新的高级应用型人才的摇篮。要根据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市场需求合理布局，促进学校和大中型企业结合，建立学产研结合新机制。具备条件的经过初、中级职业训练的农民都可以进入高职，经过训练和提高，使他们成长为具特殊技能的专业技术创新人才，最终将有力提升中国关键产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努力拓展高等学校的职业教育功能，让高等学校在职业教育中发挥出自己的人力资源、知识和技术资源优势。以联合办学、外出办班、自学考试、函授、远程教育等形式开展对农民全方位的职业教育。在专业设置上要与当地经济发展需要相结合，要根据当地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对人才的需求来设置专业，做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高等学校在职业教育中，要根据目前农民中老人、妇女、低学历成员多的特点，举办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内容的培训班。如实用技术培训与系统培训相结合、面向农村基层与面向社会培训相结合和短期班与中期班相结合，在培训过程中采取农场、学校、基地结合，传授、帮助、带动一体的形式开展讲课，可实行点与面相结合，重点指导与全面培训相结合，理论讲授与现场操作相结合，不断提高培训效果。
四、完善农民教育体系，逐步建立保障农民工及子女受教育权利的长效机制
抽样调查显示，教育培训能够显著地增加流动人口的收入。与小学和小学以下程度的进城民工相比，初中文化的民工收入没有多大差别，可是具有高中文化的民工平均收入高9％，中专或以上的高8％。另外，同样人群中，拥有专门技术的民工的收入比没有技术的高16.5％，而受过技术培训的民工比没有受过培训的收入要高17.5％，即平均每月多收入40元。研究表明：2005年，全国104城市劳动力市场对技术等级有明确要求的占总需求人数达49.5％。同时，农村高技能人才供不应求，成为市场需求的热点。目前，高级技能人才在各行业、企业中不足4％，农业企业还仅2％。某些行业需求更为突出：如上海机械冷加工工种达到44:1，电子组件制造为27:1，在重庆高级鞋帽制作工为10:1，在南京高级裁剪缝纫工为9:1等。据统计，我国现有3.53亿劳动力就业于农业，占劳动力总数的46.9％，按照基本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标准，农业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比重在10％以下来估算，我国农业劳动力只需要7500人，即有2.8亿农村劳动力需要通过培训教育后转移出农村。广东省是全国使用农民工最多的省份。有关资料显示，2005年末，在广东就业半年以上的农民工达200万以上。所以说，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广东省对农民工及其子女教育尤显重要。
因此，在发展农民教育与培养新型农民的过程中，广东省应该重建农民教育体系，完善农民工培训工作，建立农村劳动力培训体系，逐步形成政府扶持、用人单位出资、农民适当分担的培训投入机制。坚持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使农村劳动力和转岗人员都能获得相应的职业资格或培训证书。要针对国际劳务市场的需要开展培训，加大劳务输出。各地要开办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班、“阳光工程”学校，开展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培训，使这些人学有所长，有一定的就业技能，以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继续推行“绿色证书”工程，促进农民科学教育的规范化。要重视和发展后继农民教育，切实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问题，逐步建立起保障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利的长效机制。在外来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流入地政府应将农民工子女就学纳入当地基础教育发展规划，进一步放开对农民工子弟小学、初中的就学范围限制，相应的给予就读农民工子女的学校一定的财政补贴，减免对农民工子女入学征收额外费用，对困难农民工子女实施救助，特困生实行“两免一补”，免杂费、免书本费和补助生活费，建立优秀农民工子弟享受重点高中教育资源渠道；鼓励并扶持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建立，降低农民工子弟学校创建门槛和收费标准，实行同规划、同指导、同评估、同发展，保证落实，保证进城农民工子女公平受教育的权利。
五、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构建远程教育服务平台，大规模大范围开展农民教育培训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把发展远程教育作为新农村公共事业发展的内容之一。由于现代远程教育技术送教育下乡，打破时间和空间限制，共享优质教学资源，弥补了农民教育培训资源的不足，农民可以不离岗、不离乡随时参加学习，解决农民生产与学习的矛盾；农业远程教育成本低、容量大、覆盖广，政府办得起，农民学得起，大大缓解了农民教育培训的供需矛盾，体现了“农业大国办大教育”的特点，可以极大地解决农民教育问题。从我们调查的培训方式看，61.5％的农民喜欢面对面授课，58％的农民喜欢现场实习，6.4％的农民喜欢的电视广播，4.9％的农民喜欢VCD学习，26％的农民选择了多方式结合，0.8％的农民喜欢其它方式学习。可见，除了面对面授课和现场实习外，远程教育与现代学习手段在农民教育培训中可发挥重要作用。
在新农村建设与新型农民培养的过程中，广东省要依托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网络资源优势，完善县级广播电视大学远程教育网络体系，发展广播电视中等专业教育，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把优秀教育资源送到教育欠发达地区，坚持就地招生、就地培养、就地使用的原则，积极面向农村，根据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实行多层次、多规格、多功能办学，在办好学历教育的同时，积极发展非学历教育，促
进农村地区的农民教育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在发展远程教育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现有教学设施，通过播放科教片、广播、电视专栏、网络等现代化手段，收集或电子信息，开展现代科技和远程教育，并充分利用社会各方面信息网络资源，提高农民教育培训质量。同时，还要利用科技培训直通车、科技书屋、手机短信服务、热线电话等多种形式，及时将技术和信息等送进农村千家万户，构建远程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大规模、大范围开展农民教育培训。
六、深化“农科教”结合，实现整体功能最优化
1992年2月，国务院发出的《关于积极实行农科教结合，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通知》中指出：“农科教结合，对于形成以教治愚、以科致富、以富兴科教的良性循环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机制，对于加强农村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都具有现实和深远的意义。”农科教的运行主要由农业部门围绕“三高农业”的发展制定农业“丰收计划”；科技部门围绕农村科技开发，制定推广“星火计划”；教育部门围绕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要制定培训实用人才的“燎原计划”。将三个计划相互衔接、相互沟通、相互促进、配套实施，以取得振兴农村经济的最佳效益。农科教结合的实质是把农业、科研、教育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整体功能最优化。我们所说的农科教中的“农”不是单纯的小农的主管部门，是指大农业的概念，是指农业的综合部门、主管部门；“科”也是指大科技的概念，科技的主管部门，农业的科研院所、科研单位；“教”主要是指大教育的概念指教育的“三教统筹”包括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另外还有高校的参与。
2006年，广州市加快构建农业科技成果库、实用技术库、专家库和人才库，稳步推进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平台的建设。开展农业科技进村入户工作，全市建立100个农业科技示范村和200个农业科技示范户，全年各级农业科技部门向示范村和示范户推荐和赠送新优种子、种苗2万多份，新型肥料500多份，编写发放农业技术科普系列丛书57500本，有力促进新优品种、农资和新技术在示范村的应用推广。大力推进农民专业技能培训，加快农业技术推广应用，培养专业化、高技能的农村实用人才。据统计，2006年在广州各地农村广泛开展技术讲座和科教电影活动156期，采用进乡入村式的农业技术培训和科教电影宣传活动相结合形式，培训农民技术骨干17126人次，派发农技培训资料36540份，放映科教片127次，组织农民19000多人次观看科教片，累计服务农民人数36000多人次。全年举办大型农业科技下乡咨询活动3次，中小型的技术咨询服务13次，参加咨询农民33400多人次，派发农业技术资料和优良新品种8万多份，组织农业技术人员800多人次为农民提供技术咨询服务，有效促进农业科技新成果和优质农资在生产中的推广应用。2006年全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科技贡献率、良种覆盖率分别达到72％、53％和90％，重点推广的良种和技术普及率达90％以上。同时，落实国家购机补贴政策，投入专项资金近千万元扶持农业机械化事业发展，鼓励农民和农业经营企业购买各类适用先进农机具，推广农业机械化新技术，提高农机装备和应用水平。全市农村劳动力平均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达3.2千瓦。这是“农科教”有机结合的典型事例，为广州新农村建设夯实了基础，也为广东省新农村建设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
7 加强村民素质教育，快速提升农民群体素质
当前，农民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旧的思想和习惯，农村中还有一些愚昧落后的现象，农民在思想和科学文化方面还存在着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农民教育体系不合理，忽视农民素质教育。因此，发展农民教育，构建农民教育体系，以人为本，既重技能教育，也重素质教育，尤其是农民素质的教育。农民素质教育，主要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法制教育、伦理道德教育等。
关键词：农村中小学 素质教育 问题 对策
素质教育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素质教育也越来越深入人心。但也有许多的问题暴露在我们的面前，特别是边远的山区。
一、素质教育认识上存在着模糊
“素质教育”是与“应试教育”相对立的，以全面提高公民的思想品德、科学文化、劳动技能、身体和心理素质，培养能力，发展个性为目的的基础教育。然而在教育规模的限制，我国受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上存在着普遍地竞争，特别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城乡之间人们观念认识上有着很大的地区差异性。尤其是有九亿多人口的农村当面对素质教育时，有很大的不理解性，想改变这种现状教师就得首先切实做好几个“必须”工作。
（一）教师必须加强理论、政策、法规的学习，提高教育理论修养，更新教育观念，以新的标准、科学的方法去评价学生
一定要抛弃过去的那种因分数来衡量学生的优劣，以一好来代替百好的错误做法。
教育者着眼于全盘，用辩证的、动态的观点对待学生的学习，注意发现每一个学生身上的闪光点，诱导他们的创造性才能；同时，要注意理论落实到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中去。
（二）教育者必须加强师德修养，以身作教，以德育德，教书育人
在我们现如今的社会中，高尚的师德对学生产生强大的映射作用。农村的大多数教师远离都市，教育观念更新较慢，再加上周边众多的农民群体的同化作用，特别是我国那种传统的 “求学为官”、“光宗耀祖”、“苦读诗书数十载，一朝成名天下知”思想等，导致教师难容学生有一个独立的思维的空间，这样很难对学生产生积极的感染作用。
教师的职能是教书育人，育人要靠言传身教，教师的健康的心理品德，对学生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一个教师自身要始终体现出乐教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进取精神，学生才可以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这时再谈素质教育就不会是空谈了。
（三）教师必须要具有进取、创业的精神
改革开放二十几年里，我国的教育有了巨大的发展，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许许多多的教师为了职称、为了工资而流连忘返于各种各样的“短、平、快”的进修。
学而不用，等于不学。教育要创新，教师必须进取；要造就人才，教师自己必须是有才。农村中小学教师应该在繁锁的进修过程中，还应当关心教育方面新知识更新，要能有激励学生强烈求知欲的能力，启发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发展个性，发挥特长，让学生主动地学习。
二、考试制度是农村中小学素质教育实施关键
我国的整个教育体制还是“应试教育”为主的格局。这样，在农村推广素质教育就必然有很大的人为的阻力。上级主管部门呢？缺乏理解力度，一味表现于学生的减负、减少“考试”上，好像这样就可以摆脱分数的压迫，殊不知，这种“或左”、“或右”极端的标准所产生的巨大的危害。各地都在“素质”一词中探索，边教边学边改革，既误导了学生，又耽误了教师的时间。像这样的盲人摸象的“教”与“学”的根源就是没有一个新的、统一的标准！
针对上述状况，我们的教育部门完全可以自上而下地做地两点工作。
第一、要建立新的评价标准和评估制度。
对学生要改变单纯的分数评价，要从多方面综合考察。以长远的眼光，以国家的大教育、大环境来教育好每一名学生，让他们学会做人，做一名对国家有益的人；再分阶段培养他们技术技能，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从小要培养学生有一个健康的体魄，一个纯洁的灵魂。
至于评价制度的制定，也应该着眼于大教育，结合当地的资金、场地、人力等因素，把素质教育分解成若干个步骤去进行，制定一些可有效执行的评估制度，切莫为了赶超先进，而弄虚作假，谎报业绩。
第二、要处理好师生的教与学之间的关系。
过去的那种课堂上的“一堂言”、“填鸭式”、“棍棒式”方法给学生身心造成极大的伤害。老师呢？也感到十分地累。
作为现代的农村教师要有勇气摆脱应试教育的阴影，坚持面向全体学生；要准确地把握所教学科的特点和训练途径，一切为学生的现在与未来着想。要让学生敢于直言，敢于动手、动脑、动口。
总之，处理好教与学的关系是要求老师有一颗敬业爱岗的心，以及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两者紧密结合，互相依存，这样，素质教育才不会是一句空话。
三、社会和家庭的配合是农村素质教育的策动力
我们这些身处农村的教育工作者在长期教育、教学中，深深地感到社会和家庭的压力。我们周围是一些农民兄弟们，他们的思想还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发展要求，目前所推广的素质教育在他们眼中或许是一种误人子弟的教育。
学校是全民事业性单位，主要靠上边拨款和社会上的教育专款来办学的，如果一个农村中学当年的中考或高考不什么出色的话，那么它甭想再有什么添砖加瓦、增加器材的奢望了。反过来，一旦某校“考绩”颇佳时，则是一俊盖百丑，多于牛毛的奖金会送上门来，这时的社会、家庭根本不会问你实施中运用了哪种手段了。所以讲农村要想实施素质教育，还应该加大社会和家庭的宣传力度，切不可以一纸公文，一项命令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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