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2 09:07:47
导语：在工业经济增长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亦有研究认为，这种增长方式具有合理性且可能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具有可持续性。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2006)指出，中国工业企业平均资产回报率在1998—2005年期间快速增长,2005年中国工业企业平均净资产回报率(税前)超过15%。宋国青等(2007)从微观角度估算了1978—2006年期间中国工业企业资本回报率，其计算结果表明，1998年之后资本总回报率强劲上升，到2006年已上升至20.3%。卢峰(2007)、单豪杰和师博(2008)、黄先海和杨君(2012)的测算结果基本支持宋国青等(2007)的结论。白重恩等(2007)、黄先海等(2011)研究得出的中国全社会资本回报率的变动趋势亦与以上研究的结论一致。这些研究表明1998年以后，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快速上升，到2006年前后，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已升至比较髙的水平，这隐含着一个重要结论，即中国工业投资的高速增长以及在其驱动下的工业经济快速增长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本文将对中国工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和争论，从动力机制的角度着手展开具体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并就资本产出效率问题展开进一步讨论。进而从中国工业发展的体制和模式这一深层次问题出发，详细解析增长动力减弱和效率恶化问题形成的根本原因。
二、方法与数据
1.增长来源的核算方法
增长核算的方法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基于统计资料直接给定生产函数中要素产出弹性的参数值，进而利用生产函数求出作为产出与投入之间余值的全要素生产率;二是基于样本数据,通过计量方法来估算生产函数中的参数和TFP。在获得了要素弹性和TFP的基础上，可进而估计各种投人和TFP对增长的贡献。由于缺乏包含足够样本数量的历史数据，本文在分析1978年以来的时间序列数据时将采用第一种方法。为了克服其参数设置可靠性的问题，本文将对生产函数的设置进行探索性分析，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就不同的弹性设置进行模拟。而对于21世纪以来，即2001年之后的情况，本文将基于分省面板数据对参数进行估计，并将其结果与前者相对照。具体而言，经Hausman检验，本文将生产函数计量模型设定为超越对数形式的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这种相对更为灵活的生产函数形式有助于本文捕捉要素弹性的跨期变化。该组数据的得到经过以下过程:《中国统计年鉴》提供了历年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员数据，其为工业与建筑业从业人员数量的加总，为此，本文需要从中剔除建筑业就业人员部分——建筑业就业人员数据可由相关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建筑业”部分中査询得到。当然本文也注意到，劳动要素的合意度量应兼顾数量与质量，也即应以人力资本存量来劳动力数量指标。但基于时间序列的数据难以满足这一要求，对此，本文将在面板数据的分析中利用2001年后新的统计指标予以完善。
由于没有逐年的覆盖全国范围的资产清査，本文将通过永续盘存法来估算工业部门的资本存量。鉴于对该方法的介绍在既有文献中已较为常见，本文此处不再赘述，下面将主要就指标来源予以说明。其中，1979年的基年资本存量可由《中国工业经济统计资料》(1949一1984)国有和集体所有制的工业企业固定资本净值加总后直接得到，以当年价格计为2629.7亿元,经基于2000年价格的平减后为9089.1亿元;在投资流量方面，本文将利用《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50—1985)分地区的新增固定资产来度量;在折旧率方面，本文根据单豪杰(2008)的研究，将建筑的折旧率设置为8.12%,设备的折旧率设置为17.08%;投资价格指数本文采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提供的固定资本形成价格指数，对于缺省的2005年以后部分,本文采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替代。最后，经过价格平减处理，本文计算得出了基于2000年不变价格的工业部门资本存量。
(2)面板数据。本文的面板数据样本为中国2001—2011年30个省份的规模以上工业数据，西藏自治区由于相关统计资料缺失较多而未纳入本文的考察样本。2012年的分省数据统计未公布产出和劳动指标值，后续计算过程中本文将基于2001—2011年数据通过双指数平滑方法递推要素弹性。本文选取工业增加值作为产出项，资本和劳动作为投人项。其中,分省的工业增加值在2008年以后未作统计，对此本文用邻近2007年的工业增加值率乘以数值缺失年份的工业总产值来获得工业增加值数据。
3.数据初步展示
本文根据上述处理得到的中国工业部门投人产出数据，以及由此加工得到的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数据。为了形象展示逐年演进的情况，本文将三项产出投人指标的增速和人均产出、人均资本本文可以直观地得出以下几点认识:①改革以来中国工业部门的规模成长非常迅速。工业增加值和资本存量的年均增速分别达10.71%.11.28%，从业人员数量虽然在1989年和亚洲金融危机后的通缩期间中有所下降，但总体上依然维持了3.48%的年均增长率。1979—2012年，中国工业部门的增加值、资本存量和从业人员数量分别扩大了24.92倍、29.61倍和1.99倍。②改革以来中国工业部门在成长过程中表现出了显著的资本深化特征。从业人员数增速较之工业增加值增速、资本存量增速的非常缓慢，使得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均呈现了较快的增长速度。1979—2012年期间，两者分别扩大了7.67倍和9.24倍。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工业部门经历了一段长期的动态转移过程，要素边际产出递减的力量尚未在现实中得到充分显示。理论上，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中国工业部门在改革之初处于一个非常落后的起点——资本严重稀缺、技术水平普遍落后;体制改革所释放的生产积极性和技术引进、模仿所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进步。③2003年之后，中国工业部门资本存量和人均资本的增速越来越快于工业增加值和人均产出的增速，要素产出边际递减的约束日益显现。理论上,上述现象出现的原因:一是随着逐渐靠近世界技术前沿，既往依靠技术引进和模仿途径改进TFP的空间日趋狭小;二是体制改革速度的放慢也限制了制度激励作用的持续发挥;三是体制扭曲背景下地方政府以各种优惠政策为手段的招商引资竞争加剧，扭曲了企业的投资行为，不利于效率的改进。进而，工业经济的TFP增速放缓，要素边际递减的力量随之显现。这从客观上也意味着，中国工业部门的快速发展已无法继续依赖于横向规模扩张的传统路径，而必须通过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与效率提升为未来长期的持续较快发展提供支撑。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1.改革开放以来工业部门TFP的变动趋势
本文首先利用CD生产函数对中国工业部门的TFP进行探索性的核算。具体地，本文将资本弹性a分别设置为0.25、0.30、0.40、0.50、0.60、0.75、0.90七组固定参数值进行了模拟。这样做的理由在于:在发达工业化国家，劳动相对于资本是稀缺的，或者说资本是丰裕的。因此，资本价格下降极快，如孙文凯等(2010)比较了中国与美国、日本的资本回报率，发现中国的资本产出比要低于上述两国，而资本回报率髙于上述两国，因此本文取资本丰裕的美国的资本产出弹性0.25作为参数下限;综合郑京海等(2008)、R〇mer(1987)等研究，资本产出弹性在实证计量估计中有可能表现得很高，根据他们的实证结果本文将资本产出弹性的参数上限设置为0.90。为给上述参数值以比较的基准，本文依据要素等边际产出的原则将资本产出弹性设置为cr*=A/(l+幻并进行了模拟。下面，本文将加权计算得出的中国工业部门1979—2012年TFP增速的模拟结果制作成了图2。其结果表明，弹性取值对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工业增长核算影响较小，但其后，核算结果对弹性取值的敏感度不断增强。这说明，对于早期的数据可直接采用给定要素弹性的方式进行核算，但对于近期的数据则必须转而求之其他更为稳健的方法进行核算。
下面本文将展示2001—2012年基于分省面板数据的核算结果。在式(1)基础上本文估计得到表1。其中，所有参数的估计结果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高度显著,R2和F检验表明模型的整体拟和效果较好。整体来看，年份虚拟变量的系数在2002—2009年间逐年递增，此后开始转为下降，这表明此时期内中国工业的技术进步趋势已开始逆转。进一步地，如果将分省的权重考虑进来，技术进步的下降拐点还将出现得更早，具体可见表2。另外，资本平方项和劳动平方项的估计系数均为负且取值接近，但由于物质资本增长速度要快于人力资本,这意味着资本的产出弹性具有不断下降的趋势，也即资本的边际产出下降速度加快。
2.工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及其演变
根据上述方法本文计算了中国改革以来资本、劳动和TFP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其中2001年之前的资本和劳动产出弹性分别设置为0.5。之后的要素弹性来源于对面板数据的估计。表2给出了具体计算结果。由表2的内容本文可以得出以下五点认识：
(1)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9—1992年，关于改革的争论和经济转型中的矛盾使得宏观经济的波动十分剧烈,TFP也随之表现出极大地波动性。总体而言，这一时期资本投人、劳动投人和TFP进步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为平衡。第二阶段为1993—2002年，正值改革重启后第一轮经济增长热潮到经济软着陆，工业部门的TFP也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总体来看，这一时期资本投入与TFP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当，成为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来源。第三阶段为2003年至今，期间中国经济经历了第二轮经济快速增长，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力度逐渐增强,资本积累率不断提高，粗放型发展的特征日益强化。此时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动力表现为资本投人在工业增长中的驱动作用不断强化，并成为驱动工业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力量，年均贡献值髙达10.83个百分点，年均贡献率髙达94.30%;而全要素生产率的停滞乃至下降阻碍了工业经济的增长,年均贡献值为-0.05百分点，年均贡献率-4.08%;劳动投人的作用则逐渐趋于中性，年均贡献值为1.77百分点，年均贡献率14.02%。为94.30%。从长期看，投资比例的上升必然以消费比例的下降为代价,造成了产能持续扩大与内需不足之间的深刻矛盾，从需求角度制约了工业经济的增长。
(3)劳动投人扩张对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但其重要性在近期有所增强。30余年来，劳动投入扩张对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6.51%,其拉动中国工业经济年均增长2个百分点。从时间趋势看，劳动投人扩张对工业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呈现一种U型趋势:①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依靠低劳动成本的优势推动了工业发展，并顺利切入了国际市场和国际分工体系。依据表2计算，1979—1990年间，劳动投人扩张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髙达40.62%。②改革开放中期，伴随着工业技术水平的持续提高、工业产业结构由简单劳动密集型行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逐渐转变，以“减员增效”为目的的公有企业劳动雇佣制度改革的推进，劳动投入扩张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出现大幅下降,1991一2003年间劳动对工业产出的贡献率仅为3.65%。近些年来,伴随着劳动力素质的大幅提升和许多岗位劳动力供给的逐渐偏紧，劳动的边际产出出现较快提高，相应地,劳动投入扩张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值在2003年后回升至14.02%。
(4)TFP进步贡献了中国工业经济增长近1/3的份额，但近年来其贡献率出现了快速下降趋势。1979—2002年期间，TFP进步对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高达47.34%，而其后的数年间，这一比例骤降为年均-4.08%。也就是说，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在最近一轮的增长周期中出现了逆转，由此前的效率与要素投入并驾齐驱、协同驱动转变为要素投入(尤其是资本投入)驱动为主。需指出的是，TFP进步的减速乃至逆转,并不只是缘于技术创新活动的不足，还缘于制度和政策方面的因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政府4万亿元投资资金及由其撬动的10万亿元信贷,大部分投资于传统的资本密集型工业行业及国有工业企业，从而刺激了低效率工业行业和国有工业企业的横向扩张，对工业TFP产生了负面影响。.
【关键词】工业经济增长；增长方式转变；影响因素
在我国，虽然近几年来随着政府投资力度的不断增大以及相关政策的不断改革，我国工业经济一直处于快速增长过程中，但是，这种由政府引导的长期粗放式的增长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给我国工业经济的增长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在工业经济粗放增长的过程中，不仅导致我国最终消费率的不断下降，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生态环境的恶化，严重影响了我国工业经济的持续发展。除此之外，美国在发生次贷危机之后所呈现出来的经济增长问题木，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他国家起到了警示作用，使其他国家意识到，在工业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取的，虽然其能够促使国家工业经济出现短暂的快速增长，但是其却存在更多隐患，在后期会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因此，为了能够在促使工业经济增长的同时避免对环境造成破坏和影响，我国在促进工业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开始尝试转变工业经济增长方式。下面，本文就以加强人们对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为主要目的，对我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详细分析。
一、我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相对于国外发达国家而言，我国工业发展时间较短，对工业经济增长方式以及增长方式转变方面的研究时间较短，尚无法与国家发达国家相比。但是，在近几年来，受国家经济发展体系所影响，我国相关研究人员也开始对我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以及方式的转变进行研究，其研究结果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1]。刘溶沧和赵京兴认为，我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在转变过程中，影响其经济转变的因素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为工业生产要素；第二，为我国工业经济发展体制和相关政策影响因素；第三，为我国工业经济增长的开放因素。刘溶沧和赵京兴认为，这三方面因素是影响我国工业经济转变的主要因素，在促进我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必须对该三方面因素进行严格控制。
张卓元认为，我国工业经济的转变，应该脱离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而实现集约型增长，其增长方式应该实现低投入、低排放以及低消耗，全面实现增长对策高效性，如此一来，才能够更好的实现工业经济的节约增长，避免对环境的破坏，确保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以及可持续性。
刘伟认为，在对我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进行转变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对我国工业技术的创新，只有实现工业技术的创新，才能够从根本上推动我国工业经济增长的转型，进而促进我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顺利进行。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克服资源供给、投资与消费结构协调、产业优化与扩大就业等难点问题，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实现经济的良性增长。
张红凤、周慧、郭庆等人则认为，在对我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进行转变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实现对环境的保护， 在保护环境的同时，有效促进工业经济的增长。但是在实际过程中，由于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同时克服环境承载阂值以及环境问题的负外部性等问题，因此来实现工业经济增长过程中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所以其方式的转变存在较大难度，如果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不能确保对以上问题进行有效克服，就无法确保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顺利转变。
总的来说，当前，在促进我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我国政府要对其增长方式的转变引起足够重视，在结合工业经济实际发展需要的基础上，有针对性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全面促进我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二、我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因素
1.最终消费率
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中之处，在工业经济发展过程中，扩大最终消费和增加投资力度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工业经济的持续增长，如此一来，在理论条件下，当投资等于储蓄时，此时应该存在一个临界值：如果，最终消费大于临界值，则推动工业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主要来源于最终消费，也就是说，最终消费对促进工业经济增长的力度要大于投资。而如果最终消费小于临界值，则推动工业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主要来源于投资，也就是说，最终消费对促进工业经济增长的力度要小于投资[2]。从该关系中不难看出，在促进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其经济增长是受到最终消费率的影响。因此，为了能够有效促进我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我国政府就要应该正确处理好最终消费与投资之间的关系，以此来实现更好的促进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2.环境保护投资
当前，我国工业经济增长的总体趋势正处于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而在此过程中，由于受到环境保护需求的影响，所以工业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投资之间的关系也比较特殊，其主要可以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促进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如果工业经济增长速度过快，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环境造成破坏，不仅脱离了在保护环境前提下促进工业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也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留下一定隐患。第二，在促进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如果对环境保护投资过于重视，又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工业经济的增长速度，影响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顺利转变。因此，为了能够有效解决该问题，在促进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就应该有效协调好环境保护投资与工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尽可能满足两方面要求的基础上，实现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良好转变。
3.税收水平
在我国对社会经济进行管理的过程中，税收政策是最主要的管理手段之一，也是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因此，在促进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难免会受到国家税收政策以及税收水平影响。从经济增长的总体上来看，税收水平对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是非常清晰的，当税收水平高时，就会对工业经济的增长造成负面影响，限制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顺利转变。当税收水平比较低时，就能够有效促进工业经济的增长，实现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顺利转变[3]。其主要原因，主要可以从三个角度进行剖析：生产角度，低税收水平能够有效推动朝阳产业的发展，并未其构建良好的发展空间；投资角度，低税收水平能够有效引导投资走向，进而全面促进朝阳产业的快速发展；消费角度，低税收水平能够在增加人们人均收入的同时提升人们的消费能力，进而通过扩大消费来推动经济的有效增长。因此，为了能够有效促进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我国政府就应该在充分了解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需求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对我国税收政策进行适当调整，使其能够满足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需求。
4.市场化程度
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并通过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改革开放快速进展之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在快速发展之后逐渐趋于稳定。而在此过程中，非公有制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从总体上来说，非公有制经济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是非常大的，因此，在促进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过程中，市场化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应该是正向关系。市场化程度是一种制度性的变量，其内涵和定义至今也尚未明确，但是这并不影响其在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所具有的重要影响，在我国，当前采用非公有经济产值和我国工业总产值的比值来近似代替市场化程度，并以此为基础对市场化程度进行有效控制，以实现促进我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顺利转变。
结束语：
促进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现工业经济的合理化增长，是我国在保护环境前提下促进工业经济健康增长的最佳方式。因此，在工业经济增长过程中，我国应该积极吸取国家发达国家经验和教训，在充分意识到我国工业经济增长问题所在的基础上，有效降低最终消费率、环境保护投资、税收水平以及市场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全面促进我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顺利转变，实现工业经济的健康、持续增长。
参考文献：
[1]张卓元.深化改革，推进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J].经济研究，2012 （11）.
关键词：能源利用；钢铁产业；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407.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28（2019）01-0114-02
钢铁行业是原材料基础性行业，是其他行业发展的根基，它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占有很大的地位，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我国的经济发展逐步进入新常态，钢铁工业也处在转型的十字路口。在巨大的机遇面前也带来能源消耗量加大的一系列问题。
一、中国现状
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面临着能源短缺、资源匮乏等问题，解决资源缺乏已经迫在眉睫，钢铁工业消耗的资源又是格外的多，如何在经济增长的速度不变的情况下可持续地利用资源是我们现阶段需要解决的问题。国内外的学者经过对污染的排放、能源的利用、循环经济等等进行研究，最终发现了比较适合解决现阶段问题的脱钩理论。这直接关系到经济增长和环境资源。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脱钩
2002年，将脱钩的概念引入到经济学领域之后，学者们就开始通过构建脱钩指标来测度物质消耗和经济发展，时间不断的推移，两个变量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逐渐减弱然后完全消失，也就是它们之间实现了脱钩，即变量之间存在着阻断的关系。反之，二者之间实现了复钩。
通常被用作判断是否脱钩或者测量脱钩程度的方法比较多，有脱钩指数法、综合分析法、弹性分析法、计量分析法等等，在实际中经常使用的脱钩评价指标主要有脱钩因子和Tapio弹性脱钩这两类模型。Tapio脱钩指标采用了弹性的概念、所需要的数据更少、测量的精度也更加的准确，从另一个方面看，还消除了量纲的影响，这动态地反映了变量之间的脱钩关系。
钢铁工业发展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实现强脱钩。但是我们不能奢求能源消费一直增加。产业增加值减退和能源消费的减少都会对钢铁行业发展产生影响，如果增加值的下降低于能源消耗的下降幅度，这样的衰退脱钩，就可以说是达到了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
（二）数据来源
在中国统计年鉴中记载在2000年开始对能源消费数据进行修正，钢铁工业在1995至2008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钢铁业能源效率研究一书，以1978年的数据为基期进行平减，根据工业GDP进行了折算。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对相关的数据进行采集、处理、分析之后，利用弹性计算公式，可以得到所要求的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的变化量，进而得到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的弹性值，最终根据评价标准，划分出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的脱钩模型和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脱钩模型。
钢铁业在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方面的脱钩状态主要是弱脱钩状态，其中脱钩状态类型主要包括负脱钩、强脱钩、扩张连接、弱脱钩、扩张负脱钩这五种状态。在弱负脱钩状态下表明经济的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压力关系，即经济增长的下降幅度大于能源消费的下降幅度；弱脱钩状态表示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能源的消费并没有减少，但是能源消费的增长没有经济的增长快，这也充分证明了钢铁行业的节能小有成效。负脱钩扩张的状态说明产业的经济增长是随着能耗的投入同向扩张发展的。这二者之间的压力关系并不是普通的脱钩状态，而是耦合态，体现了钢铁工业能源消耗的增加，能源消费效率的逐渐放缓。强脱钩状态表示行业的经济增长和钢铁行业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逐渐缓和。
由此可见，经济增长和钢铁行业能源消费的脱钩状态可以大概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个阶段是脱钩类型的波动期，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阻碍了钢铁行业的发展，在这个阶段能源消费增加比较缓慢，钢铁行业的规模不断地扩大，行业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处于脱钩状态，发生了由弱负脱钩转为强脱钩然后再转化为扩张连接的一系列转变。
2.第二个阶段是脱钩类型改善期，在这个阶段经济发展的步伐加快，城镇化、工业化的进程也紧跟其后，钢铁工业发展的增长速度比能源消费的增长速度快，这时的弱脱钩状态是改善之后的状态，这时候钢铁工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状态。
3.第三階段是脱钩型稳定期，主要表现为增速比较快的阶段不过比前一阶段已经有所缓解，但是还是比前一阶段高的。后来，为了消除次贷危机的影响，一大批房地产企业涌进市场，能源消耗的需求一时间急速增长，能源消耗的增速却远大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这就是扩张负脱钩，这种情况会导致脱钩状态恶化。弱脱钩也是脱钩状态的主要特征。
三、影响钢铁工业能源消费变化的因素
一般来讲，能源强度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是影响钢铁工业的能源消费量的主要因素。相邻几个年份的变化特征就是年度分解效应，如果说它的值是大于1的话那么就说明这个分解因素对钢铁工作的能源消费起到促进作用，而且它的数值越大，促进的作用也更强；反过来说，如果它的值小于1就表现为抑制作用，如果数值越小，抑制作用也就越强。钢铁工业的能源消费总量从基年到目标年的累积变化情况就可以计算出它的累计效应值，它的变化与变量的实际变化是一致的。
不断地扩大经济产出的规模是拉动钢铁工业的能源消耗的必要条件，钢铁工业的能源消费增加与否是与产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可以说能源消费的增长量就可以直接决定钢铁工业产业的经济发展。统计数据显示，钢铁工业的活动强度和它能够满足国民生活需要能力是是从经济产出的增长量中反映出来的，经济产出大幅度增加的话就会拉动能源消费量的增长。
衡量能源使用效率的高低一般靠单位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费量这个指标来反映出来能源强度。大量研究数据表明，能源强度的下降与能源消耗总量的减少通常有直接的关系。
四、政策启示
通过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和影响钢铁工业能源消费的因素还有对能源消费总量的分析可以看出，想要达到减少钢铁工业的能源消费总量目的只能从以下两个途径入手：
（一）进行技术改造
钢铁工业在技术水平上进行改进，主要包括两项重要的内容，一方面是在技术层面上进行革新，另一方面就是技术的扩散。由上文可以看出，能源强度效应主要是对能源消费所产生的变化起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技术的进步也有可能会导致钢铁行业能源强度降低。不可否认，在技术的进步过程中，也促进了钢铁行业的稳步发展，在钢铁行业的发展历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实际上，在实施的过程中，必须要结合现代企业的特点，对一些比较重要的龙头企业和关键材料的生产企业要给他们政策上的支持。然后就要对成本进行控制，学会节省成本、节约资源，可以开发一些环保的项目，比如利用余热进行烧结、利用烟气来进行脱硫，给开展环境友好型的社会奠定基础，在整个行业内推广节能减排工艺。再从技术的发展水平上来说，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通常会比西部的发展水平相对高出很多，事实证明，一些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效率也相对较低，但是，经过技术的学习非常有可能会追赶，间接的提高钢铁工业的能源强度，对它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与促进作用。另外，对各个地区的合作提供政策上的支持，来促进先进技术的应用和扩散，从总体上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降低能源的消耗量，抑制能源消费。
（二）调整钢铁行业的总产能
对企业进行兼并充足，来增大钢铁行业的总产能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可以说经济的增长对于企业来说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对于钢铁工业的能源消费来说，拉动作用更是十分明显。不过抑制钢铁总产能根本就没有办法控制能源的消费量，甚至还会造成产业的停滞或者落后。但是如果在钢铁行业的总产能保持稳定的前提下，进行区域之间的结构调整和推动产业内部结构之间进行调整是目前来看降低产业的能耗总量的最有效的措施。
从现在的形势来看，我国的特大型钢铁企业的产量数量和质量还在逐步的扩张和提高，表面上看非常的可观，但是要知道，这样的成果是建立在无数的中型钢铁企业牺牲自己的集中度来实现的，所以，如果从大局上来看，这样的形势也是不容乐观的。设想一下，如果这些大型的企业强强联合，将会把一些比较小型、竞争力较弱的企业给挤兑下去，它们没有产能、没有资源、生存之路举步维艰，最终都逃脱不了被淘汰的命运。或许我们现在来看这样是削弱了生产力，但是，从大局上来看，从整个行业的发展来看，鼓励优势的企业进行集约化的生产，将一些产能较低的小型企業淘汰掉，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整个行业的集约化程度，而且还可以更有效率地利用资源，提高资源的实际利用率。
从区域上来看，现阶段，我国钢铁行业的实际产能水平有限，如果一味地靠调整各个经济区的落后产能来达到抑制钢铁行业的能源消费量的话，作用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因此，政府进行政策调整的主要侧重点应该在落后产能的问题上，对落后的产能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比如对东部一些技术水平比较高的沿海地区的产能比重相对的放大，对一些产能比较落后的产能比较低的西部地区的企业可以适当地淘汰，这样此能够让区域之间的结构调整在节约能源方面最大效益地发挥作用。
在循环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钢铁工业逐步减少能源消耗就是最大的切入点。可以对多种能源进行再生循环利用。不仅能够降低能耗，还可以提高效率，改善环境，促进钢铁行业发展。
【关键词】工业化后期；中国经济；经济增长；新动力
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由平均百分之十下降到百分之七，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开始进入新的阶段。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势必带来中国经济结构的多方面调整，也会带来经济增长动力的全方位转变。因此，我国经济管理和发展体系需要适应这一转变，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好的环境。本文通过多角度分析，以经济增长的各个要素为切入点，结合实际深入研究工业化后期的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一、从供给角度来看工业化后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决定消费，生产能力的扩张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具体而言，主要是指要素投入增长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在工业化后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突出变现在生产要素积累的贡献显著降低，而生产效率提升的贡献将进一步提高。在新阶段的供给增长新动力中，中国劳动力数量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负值，投资要素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明显下降。因此，在未来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新动力主要在于通过各方面的措施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
（一）提升人力资源的质量
随着中国高素质教育的普及和覆盖，中国人力资源得到进一步提高，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通过对当前经济市场的调查显示：新增劳动力中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比例由2015年的百分之八十七提升到当前的百分之九十三，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结合跨国经验，进一步提升劳动力素质必将带动一大批新兴产业的发展，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
（二）促进经济要素优化配置
通过促进经济要素优化配置，可以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具体而言：首先，在产业层面，通过深入推进垄断行业的改革，进一步提升企业竞争力，同时，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减少市场干预；在企业层面，要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结合国有企业的性质进行分类改革，着力提升国有资本的经营效益；此外，进一步优化公共资源的配置，建立良好的市场环境。
二、从需求角度来看工业化后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根据我国目前经济的发展现状，企业的生产能力已经形成，大多数行业都存在一定的过剩生产力，因此社会总需求的扩大成为工业化后期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进入工业化后期，投资、消费、出口需求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走向。
（一）投资增长的速度大幅下降
首先，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大幅下降，尤其在中国的二、三线城市，已经面临大量房地产过剩情况，预计在“十三五”期间为房地产投资带动率为百分之五左右；其次，目前我国在基础设施方面已经处于相对发达的水平，根据调查研究表明，2012年到2023年期间，中国基础设施的资本存量年平均增长率为5.4%；再次，就制造业投资而言，中国的重化工业包括新兴工业的产量过剩，投资增长率进一步降低，从2011年的31.8%下降到2014年的13.5%。因此，中国经济增长在投资增长的带动下将难以回升，而且产能过剩的现象将进一步加重。当然，在投资方面也涌现出新的动力，例如：工业技术深入改造、节约资源、加强生态环保、发展生产业都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由于劳动力资源的短缺和工资成本的提升，加重了经济发展的成本压力，因此，相关企业必须通过升级改造，提升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
（二）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加快
我国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加快，中国进入“发展型”、“享受型”经济发展的时代。消费的选择多样化，质量也进一步提高，整个经济消费结构呈现出“先导型”的特点。同时在消费类型上，对服务型消费需求增加，主要集中于文化娱乐、医疗保健、旅游休闲、 教育培训等方面。具w而言，应该进一步带动居民消费观念的转变，延长消费热点的周期，促进消费水平的增长，增强消费的成长性和持续性。而且，伴随着信息网络、新能源、新材料等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企业的产业链延长，促进市场规模扩大。此外，电子商务的新兴模式兴起，进一步改善了我国的消费环境，增强居民的消费意愿。
三、结论
随着中国进入工业化经济发展的后期，经济结构出现了多方面、全方位的转变，同时也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当前的经济增长动力上，主要表现在：由投资出口驱动转变为消费方式的驱动；由生产要素积累转变为创新发展；由以重化工业主导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由传统产业转变为新兴产业带动经济增长。因此，广大企业和相关部门应当积极适应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培养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相关部门以及政府也应该顺应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进行相应的改革与调整，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转变居民的消费观念，并着力建立一个统一开放、公平竞争、有利于经济增长新动力培育的全新的市场体系，促进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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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跨工业化；生成机制；优劣势；印度
中图分类号 F062；F4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11-0137-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1.021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工业化是一国迈向发达国家的必经之路，在此转型过程中制造业是经济增长的核心推动力。但近年来，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印度经济快速增长引起了世界关注，其经济增长模式也对传统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目前，印度GDP已成为第12个GDP超万亿美元的经济大国，并且其经济增长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较小，由此引起全球瞩目。然而，驱动印度经济崛起的最大动力并非制造业，而是印度蓬勃发展的服务业，尤其与亚洲新兴经济大国——中国相比，印度服务业取得的成绩更为突出。来自摩根斯坦利的数据显示，2011年印度服务业占GDP比重达68.5%（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制造业一直停滞在27%左右。因此，印度的经济增长模式颇有些非同寻常，因为服务业的高速增长通常在一国工业化的后期才会出现。例如，中国走的是“率先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2003年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为33.1%，近十年间上升不到两个百分点，而制造业比重在50%的高位仍在持续攀升。
然而，印度经济发展实践表明：工业化阶段可快速通过，甚至直接跨越。当前，印度经济学家习惯将印度经济与“信息经济”或“知识经济”联系在一起，从而享有“世界办公室”的美誉。而我国经济发展主要是利用廉价劳动力和资源比较优势发展工业，促使劳动密集型工业快速发展，但却呈现“两高一低”（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特征，沦落为“世界工厂”，陷入跨国企业“俘获式”低端锁定困境。鉴于此，西方世界普遍认为，同样是第三世界一员又是世界最大民主化国家的印度经济发展模式，对“中国先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构成了挑战。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正试图借助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现代服务业，实现经济发展的“软化”与“和谐化”。因此，研究印度“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特征、生成机制、优劣势，对我国发展服务业，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1 “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内涵界定
英国剑桥学派著名经济学家Caldo[1]在梵登定律的基础上，提出GDP与制造业产值高度正相关，即“制造业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Simon Kuznets[2]指出，各国在经济起飞过程中，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显著下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显著上升，而服务业比重则变动较少。Kaldo和Chenery[3]等学者研究表明，工业化是一国实现经济增长的唯一之路，大力发展制造业是后发国家的首选战略。因此，依据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一国经济发展通常遵循以下过程：农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比重逐渐下降，经济初步发展；工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比重上升，经济进一步发展；服务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比重开始上升，经济逐渐繁荣。几乎所有完成工业化的国家都经历了工业化阶段的积累才推动经济的增长，然后才实现服务业的发展，即“先工业化”模式。例如，西方国家、亚洲“四小龙”和中国的经济都是在农业稳固基础上，利用劳动力、资本和技术优势率先发展制造业，继而发展服务业乃至现代服务业。
然而与中国等国家的“率先工业化”发展模式不同，印度在农业经济萎缩后，基于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把中国制造业的做法用于服务业，即将劳动力和资本集中于服务业，优先发展以软件外包、IT业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业，然后利用IT业等新兴技术反向刺激农业和制造业的发展，进而从农业社会直接跨入到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形态，使印度成功实现了经济转型。这种绕过工业化发展阶段，直接进入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增长模式，即为“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由于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对自然和制造资源的消耗较小、对环境的污染较小，并且能够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因此很多南亚发展中国家，如赞比亚、乍得、苏丹、肯尼亚以及巴基斯坦等国家的经济发展都采取了类似的“跨工业化增长模式”[4]，以谋取全球产业竞争的差异化竞争优势，避免与中国等制造大国在国际产业链的直接竞争。
2 “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生成机制
波特将国家产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归结为生产要素、市场需求、相关产业以及企业战略与结构、政府作用与机遇等，并构建了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模型”[5]。20世纪90年代后，跨国公司对各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日显突出，于是邓宁将跨国公司引入“钻石模型”。本文以此为框架，认为印度“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生成主要受要素禀赋、社会内部消费需求拉动、相关产业支撑、龙头企业带动、政府的自由化改革以及技术进步的推动。
2.1 “基础设施薄弱、精英人才涌现”的资源禀赋结构
生产要素可划分为初级和高级生产要素，初级生产要素指天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技术工人、基础设施、资金等传统资源；高级生产要素则指现代通讯、信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研究机构等创新资源。印度落后的基础设施劣势抑制了工业发展，但却促使投资向服务业倾斜；而精英人才优势又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创新资源优势。
2.1.1 基础设施的薄弱促使投资向服务业倾斜
制造业对基础设施的依赖性较高，然而印度的基础设施较落后，这使得制造业难以得到发展。而服务业对基础设施的依赖较小，这促使印度加大对服务业的投资。例如，印度的交通运力不足，很难满足制造业的需要。直到2006年，印度才建成全长近5 000 km的“黄金四边形”公路网。在这些较好的高速公路行驶时，时速才可接近100 km。其次，印度煤炭和油气能源供应不足，限制了制造业发展。再次，印度电力严重短缺，现在每年约40%的印度居民无电可用，在大城市中也经常断电。因此，在基础设施处于弱势的情形下，印度经济发展的重心只能向资源依赖性较低和资源消耗较少的服务业倾斜。
2.1.2 精英人才资源的涌现驱动印度选择“率先服务化”发展模式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实施经济改革后，承接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推动了制造业蓬勃发展。相对而言，印度经济改革落后于中国十几年，加之工业化基础薄弱，错过了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时机[6]。然而，印度将大量资金投入大学，重视“精英人才”的培育。出色的大学体系，使印度每年可培养100万工科毕业生，因此印度科技实力名列世界前茅。加之长期的殖民化，印度高层与英美在文化、语言、生活习惯上能互相理解和融合。鉴于此，印度拥有为数众多、具有英语优势和专业优势的软件工程师和信息产业服务商，从而为IT业和软件外包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促使印度在承接欧美服务业外包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进而可以实现服务业的“专业化、规模化、范围化”的发展。
2.2 内部消费需求的拉动
印度企业为本土市场打造了“印度制造”的产品概念，即所有产品都是针对印度人爱好和需求制造的，这种以本土消费者为导向的生产模式使印度产品具有较高的市场吸引力。与此同时，印度的消费率较高，甚至高于部分发达国家，拉动了印度服务业的发展。例如，在印度，消费是GDP的主体，占到了64%；即使欧洲也只有58%，日本为55%，而中国却只有42%。印度消费率多年来保持世界领先的原因在于：①尽管印度平均工资低于我国，但印度采取包容性增长方式，企业高管和普通员工收入差距较小，有利于中产阶级形成。目前，印度中产阶级达2.8 亿人，这部分居民购买力极强。②其次，印度的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制度较为健全，劳动者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比较完善。③再次，印度银行放宽了消费信贷限制，印度商业银行贷款中有65%贷给私人、家庭和私营企业，只有35%贷给国有企业。这就促进了社会消费购买力的上升，为印度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强劲的需求拉力。与印度不同，中国公共服务投入和保障体系的不足降低了国内居民消费倾向，导致购物、餐饮、休闲和娱乐等消费业发展缓慢。
2.3 相关产业的支持
印度服务业的迅猛发展也离不开相关产业的支持互动。首先，印度承接国外服务业帮助其提升了服务业竞争力。例如，信息技术强国美国利用印度廉价而高技能含量的劳动力使其成为美国软件业加工厂，继而升级为美国软件研发基地，使印度企业在此过程中提升了研发能力，逐渐向“全球服务链”高端的攀升。其次，外资企业纷纷在印度设立研发中心，这种竞争机制的引入激励了印度服务业的快速成长。据印度国家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统计，2001年以来共有290 家跨国公司在班加罗尔设立研发中心。再次，印度良好的金融体系保障了服务业的健康发展。由于印度沿用了英国人留下来的金融制度；因此与中国相比，印度金融体制的基础更完善、市场秩序更好、资源配置更能体现市场导向[7]。当前，印度Reliance、Ranbaxy和Dr. Reddys Labs等巨头企业的崛起，与印度发达的金融市场密不可分。最后，印度工业企业的“专业性裂变”（制造企业为了提高制造效率，通过外包方式获得法律、会计和保安服务等）[8]，也拉动了印度服务业的增长。
2.4 龙头企业的带动
印度服务业的发展也得益于龙头企业的带动。印度信息产业及相关服务业经历了从出口产品到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其企业经过多年国际市场的竞争，拥有了与全球价值链高端企业竞争的实力。以印度软件业为例，其软件企业需要面对欧美发达国家的高端客户，从而迫使印度企业形成与国际接轨的高标准产业规范，增强了印度企业的竞争优势。例如，TCS， Wipro 以及Infosys 等软件企业巩固了印度作为世界信息技术供应商的龙头地位，已经能与IBM、惠普以及微软等知名企业竞争。目前，全球500 强中有185 家跨国企业已把部分业务外包给印度的信息技术公司，有135 家企业使用印度企业开发的软件，这表明印度已形成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软件龙头企业群落。中国软件产业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就是软件企业缺乏竞争力。一方面，国内需求层次低，没有形成高端需求的客户群体，降低了软件企业竞争的强度，制约了软件业行业标准和生产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国际一流的软件企业进入国内市场较晚，使中国企业缺乏与国际企业竞合的机会，致使中国企业存在“在位者惰性”。
2.5 自由化的政策环境改革
20世纪90年代后，印度政府以“亲商业化”[9]为导向，实施了具有“新自由主义”特色的经济改革，涉及印度的财政、货币、物价、外资、工业等多领域[10]，从而为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了政策保障环境。例如，印度服务业在早期受政府的干预程度较高，尤其金融、保险、电信等行业国有企业处于主导地位。但1991年开始，政府将这些领域向私人投资者和外资开放。如今，私营、外资与合资企业已在印度移动通信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正是由于印度不断放松对服务业的管制，激起了私人和外资的投资热情，从而使这些产业很快成为服务业的高增长部门，推动了印度服务业的发展。
与此同时，印度在投资软环境，尤其是金融自由度、产权制度和法律体系等领域进行改革，引导各种要素资源跨越制造业而流向服务业，从而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环境，促进了“跨工业化”增长模式的生成。例如，在印度有限的外国直接投资中，外资主要集中在软件（13%）、IT服务（20%）、金融服务（5%）、汽车（5%）、电力（3%）等技术密集型行业，从而促进了这些产业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与印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长期以来吸引外资的重点在加工制造业。据统计，我国制造业吸引外资的比例平均在70%以上，流入到服务业的外资也以传统房地产（17.6%）和批发零售餐饮业（2.85%）为主。因此，中国无法通过引进外资将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知识融入服务业，并通过引入竞争促进服务业的发展，这也是中国服务业持续在低位徘徊的一个重要原因。
2.6 技术进步的推动
技术的突破会带来新业务或新产品的出现，印度服务业的快速高效增长还可归结为技术变革的推动。这种变革发生在IT、电信服务、金融等行业部门。印度服务业增长较快的行业主要为软件业、商务服务业、银行业和通讯业。这些行业的共同特点是属于知识、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服务行业，是对信息技术革命反应敏感的行业。例如，印度的银行业保持着快速发展态势，1990-2006年的平均增长速度达19.8%，而在此期间中国金融保险业的平均发展速度只有10.7%[11]。金融业和商务服务业都属于技术密集型的服务业，它们的快速发展说明技术进步对印度服务业的推动作用不断加强[12]。这也印证了Bosworth[13]等学者的研究发现，印度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在近几十年来一直很高（几乎每年都是5% ），而资本贡献率仅为1.4%。这也表明，印度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变革的驱动效应较强，因此对资源和环境的消耗较低；而中国却与此相反。
3 “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优劣势分析
基于印度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特征比较，探讨“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优劣势，以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提供借鉴。
3.1 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优势分析
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主要以加工制造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加工制造环节，虽获得了GDP的快速增长，但却陷入资源环境高消耗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困境。而印度的跨工业化增长模式，借助服务业的发展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服务外包环节，跨越了工业化发展阶段，具有资源环境友好的特征，并且能借助服务业的发展反向刺激工业化的发展。
3.1.1 资源和环境低消耗
与经济工业化过程需要大规模资本、劳动投资不同，服务化过程更多地依靠知识和技术的专业化、规模化和范围化或报酬递增效应。因此，跨越工业化的“率先服务化”模式具有低资源消耗、低环境破坏、低物质资本依赖、发展速度平稳等特点。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以固定资产投资和外资主导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为着力点，发挥成本比较优势，推进了工业化进程；但也使得能源和资源紧缺、环境污染、劳动力成本上升等问题日益突出，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相对于中国高能耗的经济发展现状，印度的发展并未经历工业化阶段，而直接跨入服务经济社会形态，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力争让印度成为“世界办公室”，从而降低了工业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因此，印度的环境保护指数和资源保护状况都优于中国。故而，中国在面临资源与环境不断恶化情况下，应将服务业作为发展重点，通过有选择有重点地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保障和谐社会的建设。
3.1.2 反向刺激工业的发展
印度采取了反向刺激工业发展模式，即“重点发展服务业利用金融市场刺激国际资本进入本国资本市场刺激消费刺激制造业刺激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全面发展”[14]。Hutton认为在工业化时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业越来越广泛地融入到生产制造过程，有助于提升工业生产各环节的运营效率，具有“推进器”的战略功能。缘在，服务业能促进制造业的专业化分工，推动制造业资本深化；将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融入制造业，助推制造业创造差异化优势；有助于制造企业将非核心环节外包出去，降低制造业生产成本；为制造业内部企业提供中介服务，降低制造业内部的交易费用。印度经济增长选择的是“逆向发展模式”，即“率先服务化”，进而能借助率先服务化的新兴技术成果反向刺激工业化的发展与跨越。例如，印度以信息软件产业为代表的服务业在制造业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基础上实现了跨越，继而以IT业和软件业等现代服务业对传统工业的生产、经营环节进行变革，使印度钢铁、汽车零配件生产、制药、服装加工等行业实现跨越式发展，这也使得印度在这些领域的国际竞争力明显高于中国。
3.2 跨工业化的劣势分析
当然，与中国“先工业化”模式相比，印度“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也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是难以实现充分就业，其次是服务业的持久发展缺失基础设施保障和制造业的支撑。
3.2.1 难以提高社会就业率、社会和谐度低
印度是人口大国，优先发展服务业、跨越工业化并不能创造充足的就业机会。因为，以知识密集为特征的服务业吸纳的是印度精英阶层的劳动力，而把低教育程度、低素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排斥在外。尽管印度经济自由化改革后，其服务业增长势头进一步加快，但印度就业率呈下降趋势（2000年印度的失业率为7.3%，2005印度的失业率却高达9.1%）。由此可见，服务业远不如工业发展所引致的就业需求增幅大。因此，印度缺少工业来承接大量教育程度低下、劳动技能低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得农业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印度7 亿农民的收入状况难以改变。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也表明没有制造业的发展来容纳大规模就业，任何一个人口大国都不可能实现经济的腾飞。鉴于此，印度的跨工业化发展模式使得贫困人口的状况没有显著改善，特别是贫困人口比例、生命期望值、婴儿死亡率、幼儿营养不良率以及成人识字率等人类发展指数明显落后于中国。近几年，为扩大就业，印度仿效中国设立了许多经济开发区和特区，鼓励国内外企业投资于加工制造业，提高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例如，2005年印度了《制造业国家战略》白皮书，决定与中国争夺全球制造业中心地位。
3.2.2 缺失基础设施的保障
尽管服务业的发展不像制造业那样对物质和基础设施的要求很高，但是服务业对电力供应和通信等基础设施的依赖却很大，这也正是印度服务业目前发展面临的“软肋”。印度落后的电力供应、滞后的电信服务、低下的收入水平、大量处于技术低端的制造业，使得印度无法将引进的IT技术应用于生产和管理，影响了对IT产品的需求。以印度高速发展的电信业为例，尽管其年均增长率达到13%；但是印度全国的电信密度（电信用户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仍然只有20%，远低于中国50%的水平。再如，Srinivasan[15]指出，在2004年，印度的旅游业增长了24%，已成为世界热门的旅游地，但缺少足够合格质量的宾馆，且交通和通信条件仍不尽完善，制约了印度吸引和接纳海内外游客。可见，离开基础设施的保障，服务业的增长就失去了基础。
3.2.3 缺少工业制造业的支撑
制造业对服务业也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具体表现为：其一，制造业对服务业具有需求拉动效应，能使服务业更加专业化，并获得规模效应；其二，制造业的发展能为服务业提供物质基础、技术支持和运作平台，从而提高服务业的生产效率[16]。由此可见，制造业是服务业的基础，服务业的持续增长需要制造业的支撑。然而，印度的服务业是从高端市场进入，服务于发达国家；而不是从低端市场进入，服务于国内农业和制造业，即印度服务业的发展没有经历与国内农业和制造业的衔接过程，从而使服务业的发展失去了可持续增长的基础。当前，印度服务业的发展已受到工业发展水平较低的制约。鉴于此，2000年起，印度开始着力打造经济特区，欲借鉴中国经验以“特区”模式克服基础设施的缺陷，促进出口加工业的快速发展，拉动服务业的发展。
4 印度“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借鉴
虽然，印度“跨工业化”的经济增长模式存在难以大幅带动社会就业，缺乏持久增长的基础设施支撑等缺陷；但其“率先服务化”的发展经验仍值得面临“资源与环境双约束”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借鉴。鉴于我国服务业发展较落后，对制造业的外部性较小，制约了制造业的结构调整升级；并且经济增长过程中对资源与环境的消耗较高。因此，我国在工业化中后期应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以借助服务业实现经济发展的“软化”，实现向服务经济的转型迈进。
4.1 培养服务业人才队伍体系
高素质专业人才是发展服务业的重要基石，是争夺服务业国际转移的重要因素。中国应注重发挥本国人才的积极性，大力发展服务教育事业，增加服务业的教育投入。首先，应加强专业化培训与正规教育的联系与互动，以提高服务业人才的创造能力；其次，加强国内培训组织与国外先进培训机构的合作，引进国外成熟的培训体系，以与国际先进标准接轨。例如，印度的NIIT服务人才培训机构的APTECH体系在全球第一个获得ISO 9001认证。国内培训机构应加强与这些机构的合作，提高服务人才培训水平。同时，为了缩小与印度服务业人才的差距，中国可以加强“海外引智”，吸引服务人才回流，以拓展服务业人才的来源。
4.2 提高社会消费需求购买力
印度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高达59.6%，对GDP增长的贡献额接近48%，并且保持8%的增长水平[17]。中国服务业在人均收入达到2 000 美元界限点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仍未超过工业，其中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中国应提高人均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提高社会个人消费购买力。与此同时，鉴于公共服务的供给会提高国内居民消费倾向，促进消费型服务业的发展。例如，印度政府消费支出从2008-2009年度的7.4%上升到2009-2010年度的16.8%。然而，我国大量公共资源被用于制造业的投资扩张，医疗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的投入明显不足，从而降低了国内居民消费倾向。因此，我国应加大公共服务的投入，并优化公共服务的投入结构，以提高社会消费倾向，从而促进劳动、资本等要素向服务业的转移，推动我国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型。
4.3 优化服务业产业结构
印度服务业以知识密集型的信息技术产业为主导，实现了从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的转型升级。然而，中国服务业竞争力仍然集中于劳动密集型服务，金融、保险、商务、软件信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主导作用还没有出现，制约了国际产业链在我国的延伸和我国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鉴于生产业对工业制造业具有较高的外部性，能促进制造业的分工专业化，将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融入制造业，降低制造企业的生产成本，并能降低制造业内部的交易费用，是现代产业发展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源泉[18-19]。因此，中国经济要在国际竞争中攀升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应按照国际分工和市场需求，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生产业，从而加快制造业升级调整，促使中国摆脱对资源和环境的高度依赖。
4.4 培养服务业的龙头企业
由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可知，国家产业竞争力取决于企业的竞争力，尤其是龙头企业的综合竞争力。然而，我国服务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存在小、散、乱的情形，龙头企业的竞争实力也较弱，以致难以获得规模经济，难以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因此，我国应鼓励服务业内部企业实施兼并重组、竞争合作，支持服务企业的市场开拓和国际化运营，以培养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服务业龙头企业，从而形成服务业的产业群落效应，进而拉动服务业的发展。
4.5 加大服务业的自由化政策改革力度
通常，服务业自由化和对外开放程度越高的国家，越能吸引资本、高素质人才和先进技术等高级资源要素进入服务业，促进服务业效率改善。印度服务业是在开放条件下，利用国际资金、技术、人才，把握与跨国公司合作机会，充分实现优势互补，从而实现了服务业跨越式发展。因此，中国服务业应抓住当前服务业全球转移的有利时机，借鉴印度内部市场开放和外部市场准入的经验。首先，应引入竞争机制，构建服务业的进入与退出机制；推进非垄断行业国有企业改制为非国有企业，鼓励非国有经济的进入，提高服务企业的竞争力。其次，应加大政策环境的扶持，一要扶持吸纳就业人数多、投资能力弱的服务业企业；二要扶持跟踪世界一流水平的高新技术项目。再次，还应扩大开放程度，规范服务业行为，以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4.6 提高服务业的创新能力
印度通过服务业创新，不仅加快了银行业、证券业、电信、能源、工具系统集成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而且推进了远程医学、远程手术、远程教育、嵌入式产品、自动化生产技术等服务衍生产品的跨越式发展[20]，并且提升了传统服务业的水平，改造了传统工业，实现工业的集约化发展。针对我国服务业发展速度缓慢、生产率较低的实情，政府应提高服务企业的创新能力，以加快我国向“服务经济”的转变。诸如，加大对服务业创新的科技投入力度，促进研发投入主体的多元化；加快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不断完善科技基础设施，为服务业创新提供重要支撑；发挥财政资金的引领与导向作用，强化税收政策对服务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不断创新服务业的投融资方式，完善服务业投融资支持体系[21]，以提高服务业的创新效率，增强服务业对工业的反哺效应，保障我国工业化进程在“资源环境双约束下”又快又好地和谐推进。
5 研究结论
本文以印度经济增长模式为例，界定了“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内涵，即跨越工业化阶段，直接进入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进而，借助竞争优势理论，指出印度“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生成主要受“基础设施薄弱、精英人才涌现”的资源禀赋结构、社会内部消费需求拉动、相关产业支撑、龙头企业的带动、自由化的政策环境改革以及技术进步的推动。在此基础上通过中印经济增长模式的比较，分析了“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优势，即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主要以加工制造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加工制造环节，虽获得了GDP的快速增长，但却陷入资源环境高消耗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困境；而印度的跨工业化增长模式，借助服务业的发展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服务外包环节，跨越了工业化发展阶段，具有资源环境友好的特征，并且能借助服务业的发展反向刺激工业的发展。当然，与中国“先工业化”模式相比，印度“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也存在诸多劣势。首先是难以实现充分就业、社会和谐度低，其次是服务业的持久发展缺失基础设施的保障和制造业的支撑。最后，本文指出，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我国应借鉴印度的经验，培养服务业人才队伍、提高社会消费需求购买力、优化服务业产业结构、培养服务业龙头企业、加大服务业自由化改革力度、提高服务业的创新能力，以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增强服务业对工业的反哺效应，保障我国工业化进程在“资源环境双约束下”又快又好地和谐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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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Enlightenment of India Economic Growth Model
HUANG YongChun1，2 ZHENG Jianghuai2 YANG Yiwen2，3 ZANG Canjia1
（1.Business School，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8， China；
2.Economics School，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China；
3.Economics Department， Jiangsu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njing Jiangsu 210013， China）
[关键词]辽宁老工业基地；工业旅游；区域旅游；强省战略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02-0043-04
一、发展辽宁老工业基地工业旅游综述
辽宁省旅游业对辽宁省经济具有很强的拉动效应，已逐渐成为辽宁省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辽宁省应该把旅游业作为重点产业发展，加强旅游业与整体经济的联系，充分发挥其对经济的拉动效应。要使辽宁省旅游业更充分发挥其效应，必须注意旅游业发展的战略和方式。随着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业旅游作为一种新型的旅游形式在我国悄然兴起，且具有可待发掘的潜力。在国际金融危机背后下，积极有效地发展辽宁省工业旅游，对经济增长、区域振兴、社会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工业旅游。是指企业充分利用已有的生产要素和生产资源，如厂区、生产线、生产工具、劳动对象、产品和独特的工艺制造流程等，通过恰当的旅游化改造来提供旅游产品，满足旅游需求的一种专项旅游形式。对于工业企业来说，工业旅游是企业对自己的工业生产过程、工艺流程和工业产品的展示过程，对于加强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联系，促进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旅游业“十五”规划中，工业旅游被列为第五个待开发的旅游产品，国家旅游局也把工业旅游列入工作重点。
辽宁老工业基地的工业基础雄厚，有丰富的可待开发的工业旅游资源，一些工业城市已开发出了比较成熟的工业旅游产品，但与国外甚至是国内发达地区相比，辽宁老工业基地在工业旅游领域的探索还是落在了后面，工业旅游起步较晚，发展速度较慢，总体实力较弱。直到2001年5月31日，国家旅游局才批准鞍山钢铁集团、沈阳航空博物园、大连盛道玻璃制品厂三家企业为工业旅游示范点候选单位。此后，大连新船重工有限责任公司也进行了初步探索。辽宁省目前共有工业旅游示范点21个。
从历史的角度看，2007-2008年是一个全球经济的重要转折点。随着2008年9月15日美国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由美国次贷危机所激起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中国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这场金融危机肇始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的美国次贷危机，并于2007年8月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持续时间尚不可知。目前全世界的旅游业都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全世界旅游业的增长有所放缓，给中国和世界旅游业带来严峻考验。但是历史经验证明，全球每次爆发经济危机的时候，带动经济回暖的都是旅游、休闲等服务业。上世纪30年代美国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最先复苏的不是制造业，而是旅游、休闲等服务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东盟各国旅游业在危机中率先复苏。据世界旅游组织测算，旅游收入每增加1元，可带动相关行业增收4，3元，旅游直接就业与带动就业之比为1／5。旅游业是个稳固的产业，长期看旅游业仍将被看好。
二、发展辽宁老工业基地工业旅游存在的问题
工业旅游作为新旅游产品始于工业遗产旅游。英国、德国等国经验证明。旅游业是老工业基地复兴的重要牵动性产业，是对传统的观光、度假旅游的一种很好的补充。发展工业旅游不仅可以增加工业企业的收益、培育辽宁省旅游业新热点：打造辽宁省的形象名片，还可以为辽宁省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多的收益。虽然辽宁省的工业旅游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1 优势工业旅游资源大多数还未转化成有市场竞争力的工业旅游产品，还未形成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辽宁省是我国著名的工业大省，是我国重要的机械、化工、电子、冶金、能源基地。这为辽宁省工业旅游的开展夯实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前景。然而，我省的优势工业旅游资源大多数还未完成向优势工业旅游产品的转化，因而也无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可言。这是一个最突出的问题，也是一个最富有潜力和最值得开拓进取的空间。
2 工业旅游服务体系不健全，粗放式管理和粗放式服务的问题比较普遍，难以满足旅游者的旅游需求。我省的一些旅游城市、旅游景区(点)、旅游饭店宾馆、工业旅游产品，管理建设没有跟上，缺乏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有的已达不到标准要求。有的景区(点)、旅游饭店宾馆、工业旅游产品在硬件建设上不配套，有明显的薄弱环节和死角。工业旅游与完整的旅游概念相匹配的配套设施须要进一步完善。细部管理和细微服务在许多旅游服务单位还没有做好，从而给海内外旅游者留下了比较深刻的“粗放式管理”和“粗放式服务”的印象。
3 企业管理层观念需要转变。开展工业旅游的一些工业企业更加看重工业旅游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和形象效益，而对于因此带来的经济收益和未来巨大的发展潜力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一些工业企业对工业旅游的参与热情不高，由于种种原因不愿对游客开放工业旅游，致使本有潜力开发并推向市场的工业旅游产品没有被开发出来。工业企业出于投入与效能的考虑，一般对在企业内大兴土木进行配套设施建设、企业安全问题、生产管理问题等，都存有顾虑。这也是我省工业旅游尚未做大做强的重要原因之一。
4 完整的旅游概念需要形成。旅游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完整的旅游概念包括食、住、行、游、购、娱，而不是简单的游览，更不是简化的参观。一次完整的旅游活动不只是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的访问活动，还包括构成旅游经历的各种接待条件和服务水平。企业要发展好工业旅游，不能将之仅仅停留在浅层次的参观游览上，而要注意对旅游产品的积极开发、有效组合。
5 工业旅游产品结构比较单一，内容缺乏趣味，在旅游吸引力方面有欠缺。工业旅游是旅游者的新看点，给旅游者提供具有科技性、文化性、知识性、趣味性、参与性、纪念性、教育性和差异性特点构成的旅游吸引力。只有这样，才能突破工业旅游的发展瓶颈。而一些工业旅游产品在这些方面存在欠缺。
6 工业企业与旅游企业缺乏有效合作，工业旅游资源缺乏有效整合与优化。由于观念、利益等方面的原因，工业企业与旅游企业缺乏有效合作。工业旅游没有纳入专业旅行社的旅游线路安排中，没有融入专业旅行社旅游产品的宣传中，专业管理、专业服务等配套机制不完善，工业旅游资源缺乏有效整合与优化。食、住、行、游、购、娱旅游一条龙没有得到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运
用和发展。硬件不硬，软件不软，导致辽宁省工业旅游知名度低，美誉度差。
目前，我省旅游服务的质量还存在不少问题：一是不少地方由于经济条件的制约，旅游接待和服务设施简陋，有不少还存在安全隐患，住宿饮食的卫生条件比较差，难以向旅游者提供安全、卫生、舒适的服务。以旅游厕所为例，近年来虽然改善很快，但在旅游几大要素中仍是旅游者评价最低的，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的游客将其视之为不能容忍的问题。二是一些旅游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服务水平较低，导游、司机、服务人员等受经济利益的驱使，不按照规范的要求为旅游者提供服务，而是对服务项目和服务内容缺斤短两，随意降低服务质量，欺客宰客，这些情况严重损害了我国旅游业的整体形象和旅游者的权益。三是旅游市场秩序较差，旅游企业削价竞争，市场欺诈行为，挂靠承包经营，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营秩序，损害了守法经营企业和个人的利益，正常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影响着企业发展，影响着招商引资。
三、推进辽宁区域旅游与辽宁工业旅游框架性思路
东北亚是指亚洲的东北部地区，包括俄罗斯的东部地区，中国的华北、东北地区，日本的北部、西北部地区，韩国、朝鲜、蒙古，即整个环亚太平洋地区。广义的陆地总面积为1600多万平方公里，占亚洲陆地总面积的40％以上。总人口超过16亿，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5％。东北亚不仅与黄海、东海相邻，同时在陆地上与东欧、太平洋沿岸国家相连，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东北亚各国或地区在地缘、能源、产业等各方面有很强的互补性。辽宁正处于东北亚重要之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在所有的经济合作中，旅游合作是比较简易、便于操作的，具有经济合作的先导作用。东北亚各国旅游发展起步较晚(除日本外)。但是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旅游是当今世界最具生机与活力的朝阳产业之一，纷纷调整自己的旅游产业政策，与周边国家进行区域合作。在国际上，欧洲、北美、东南亚地区已经实现了实质性的跨地区、跨国界的旅游合作，而东北亚的旅游合作还处在初始阶段。尽管如此，东北亚各国旅游合作发展的步伐从来没有停止过。
辽宁省沿海经济带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的“五点”是指：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含盘锦船舶工业基地)、辽西锦州湾沿海经济区(含锦州西海工业区和葫芦岛北港工业区)、辽宁丹东产业园区和大连花园口工业区，规划总面积582.9平方公里，起步区面积为219.86平方公里：“一线”是指：从丹东到葫芦岛绥中1443公里的滨海公路。通过“以点连线、以线促带、以带兴面”的空间发展格局，辐射和带动距离海岸线1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经济带的发展。辽宁沿海经济带处于环渤海地区和东北亚经济圈的关键地带，是东北地区的主要出海通道和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区位优势明显，战略地位突出。建设辽宁沿海经济带不仅可以促进辽宁全面振兴，还可以带动东北地区实现加快发展和科学发展，也为我国参与东北亚经济竞争打下战略基础。
东北地区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直在衰退的阴影中徘徊，在全国的地位大幅度下降。振兴东北战略作为阻止东北进一步衰退，重振区域经济的重要举措，其意义并非仅局限于东北地区，对于缓解地区发展差距而言，将会日益体现出全局性的效果。
建立合作的机制和制度是打造区域性国际经贸旅游合作的重要保证。目前，在东北亚地区，不会很快出现巩固的制度化合作组织。这是因为，在体制、利害以及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的东北亚地区，对于巩固的制度化合作，制约因素更多。
区域旅游跨国交流的平台应当首先定位于城市的层面。从东北亚旅游合作长远的前景看，旅游企业理所当然地要成为推动区域合作的主力。但是如前所述，严格意义的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尚未建立，各国旅游企业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跨国经营障碍较多，寻求国际合作的突破往往力不从心。而各国中央政府对东北亚经济圈的兴趣受到诸多非经济因素的影响，重大决策的背景十分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不妨在企业层次与国家层次的交流与合作之外，更加重视城市层次的合作交流。各国城市一级的市长、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旅游企业协会之间的联系就更加重要。国际旅游合作中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可以首先在这一层次的交流中，初步得到解决。
我们首先从转变观念人手，用先进的观念、发展的观念来指导和确立辽宁未来的城市定位和发展思路。归纳起来有“六个观念”：
1 跳出辽宁看辽宁。把辽宁放到全省、全国以及东北亚地区发展的大格局中通盘考虑，从东北亚经济圈和沿海地带“S”轴线上由南向北的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东北三省四个经济区域着眼，寻求辽宁的站立，谋划打造与装备制造业城市板块、资源型城市板块并列的第三大经济板块――即以对俄经贸为主的外向型经济板块。
2 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内强化市、县(市)、区之间的合作，对外加强与发达地区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合作，以此凸显辽宁区域中心城市地位和服务功能。
3 按功能分区加快整体发展。着眼于城市整体功能的强化和布局的优化，进一步明晰区域内各经济功能分区，力求通过空间的导向、约束作用和利益上的分享机制，推动各县(市)、区实现优势互补、错位发展。
4 提升我省在对俄对韩对日经贸中的地位。充分发挥地缘优势、亲缘优势以及口岸和通道优势，以对俄经贸为基础，大力发展对韩、对日贸易，在全省对外开放升级中当排头、争一流，提升辽宁国际化水平。
5 努力实现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立足于自身区位、资源和产业条件，坚持因地制宜、以人为本的原则，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努力实现科学发展与跨越式发展的有机统一。
6 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城市品牌。大力彰显生态、绿色、山水、典雅的城市特色。全面展现山水园林名城和旅游名城风貌，构建区域特色明显、生态环境优良、文化底蕴深厚的东北名城。
四、推进辽宁区域旅游与辽宁工业旅游的几点建议
进一步强化“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建设的战略意识，这是实现j=[宁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重要标志。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必将取得更大成就，辽宁旅游业的发展也必将开创新局面。“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旅游业不仅应该被列入“有为”的行列之中，而且应该作为“大有所为”的产业来培育和发展。对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要进一步提高辽宁的旅游业的总体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
辽宁的旅游业的管理和服务都还比较粗放，在海内外旅游市场上的美誉度不高。要改变这种状况，不但需要
各类旅游企业苦练内功，努力提高硬件配套水平和软件水平，而且需要各旅游城市以“创优”、“创佳”为抓手，进一步优化旅游环境。这些工作，既不足一朝一夕可以做好的，更不是达到标准后就可以马放南山的。只有不断”拓进取，与时俱进，才能把辽宁的总体素质和总体管理服务水平提高到新水平并发扬光大。
(二)树立资源相融的理念，促进旅游合作的发展
旅游资源是一种特殊的资源，除了摄影以外什么都带不走的“不动产”。它不仅具有地域性、季节性、国际性和无形性等特点，还具有可观的经济效益和观赏价值。把辽宁具有特色的旅游资源整合起来，优化旅游线路和景点配置，来实现两国间旅游市场的对接和旅游资源的互补与共享。
(三)打造区域旅游龙头产品
打造区域旅游龙头产品，就是要利用我省地处东北亚中心地带这一地缘优势，以大连为中心，开发冰雪、森林、草原、湿地、火山、油田、界江和农业等独具特色的生态旅游为主打产品，辅以东北城市观光和北方历史文化等旅游项目，民俗风情、地域文化、文艺表演、风味美食、土产特产、旅游纪念品展销等为主要内容，以微缩景观和冰雕雪塑等形式多方携手共同打造区域旅游龙头产品，形成若干各具特色又相互连线的旅游集合区，并通过一系列节庆活动来提高冰雪资源、地域文化、民俗风情、特色餐饮等组合产品的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加强与俄罗斯、韩国、日本和朝鲜的合作，来共同打造东北亚黄金旅游圈，使之成为吸引中俄两国乃至东北亚地区游客的国际性旅游区，来提高我省旅游业的实力。要从更好地开发利用优势旅游资源、打造旅游精品做起，加快发展辽宁以及东北地区的旅游生产力。发展旅游产业，旅游产品是核心竞争力。一个地区，一个省。一个市，如果没有在海内外旅游市场上有声誉、有影响、管理和服务上乘的精品旅游区(点)作为“领头雁”，旅游产业是难以发展起来的，旅游产业集群更难形成。东北三省的许多地级市，要从更好地开发利用优势旅游资源、打造旅游精品做起，大力加强本地区的旅游生产力建设，从而做好发展旅游业的大文章。
(四)进一步发展辽宁老工业基地工业旅游
工业旅游不是“工业”与“人流”的简单结合，而是要把工业的生产流程、科技甚至历史、国情等方面的知识和魅力渗透到旅游的诸要素中。唯有如此，才能突破工业旅游的发展瓶颈。山东张裕在旅游规划和线路设计上，就十分新颖周到。除日常参观外，在旅游线路中安排了品酒比赛、手工酿酒、葡萄采摘、滚木桶比赛等娱乐项目，增强了旅游的趣味性和参与性。在开发工业旅游消费市场时，要特别重视开发儿童工业旅游市场和家庭工业旅游市场。如今全社会提倡儿童的素质教育，家长又都十分重视孩子的教育，工业旅游对于开阔儿童视野、拓展知识面非常有益。通过工业旅游，不仅能解答儿童在生活中提出的抽象问题，而且能使儿童对民族的历史和传统有形象的了解。
发展工业旅游要根据企业的性质、特点进行合理的开发。总的说来，辽宁在开发工业旅游时有如下几种模式可供借鉴。
1 专业型开发模式。对于以现代化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生产工艺为主要内容的工业旅游，如我国规模最大的航空博览园――沈飞航空博览园，可以采取专业型开发模式。
2 公园型开发模式。对一些已经过时的，甚至是已经废弃的比较落后的生产工艺、生产模式，比如开采了多年的各类矿区、蒸汽机制造厂和老机车厂等，通过它们可以再现当年的生产场景，还可以将整个厂区加以绿化改造，使之变为景观公园，如铁煤集团蒸汽机车博物馆，就可打造成新的旅游资源。
3 港口型开发模式。港口特有的海港风貌，码头设施，船舶景观，装卸工艺，以及浓厚的企业文化，增添了港口旅游的魅力，是工业旅游的特殊景观，如大连港。
4 特定型开发模式。特定型开发模式指以展示特定生产模式、生产工艺为主的工业旅游模式，当前我国的大多数工业旅游都是这样一种开发模式。为避免雷同，各个企业应在挖掘自身特点的基础上整合工业旅游资源，推出独具特色的工业旅游产品。如沈阳老龙口酒博物馆，阜新十家子镇玛瑙城等。只有对旅游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设计，才能打造出有生命力的工业旅游产品。
5 组建或整合有资质的公司或团体，与俄罗斯、韩国、日本建立“一体化”式旅游服务网络。旅游企业是市场竞争力的体现主体，能否进行跨国经营直接反映了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在这方面，我国少数旅行社虽然已经走出去发展，但尚未形成较大的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知名度，远没有达到美国运通、日本交通公社等的国际竞争力，而在旅游饭店、旅游车船、旅游救援等旅游产业要素方面，则基本上没有迈出跨国经营的步伐，因此，电就在这些方面无从谈起国际市场竞争力。主要原因是：我国一些具有跨国经营基础条件的旅游企业，多为传统的国有企业，内部的经营和发展机制尚没有很好地解决；而一些解决了发展机制问题的旅游企业，还没有达到应有的实力和规模。应组建或整合有资质的公司或团体，与俄罗斯、韩国、日本建立“一体化”式旅游服务网络。通盘考虑、通盘营销，发挥旅游的整体效益。
2016年对经济增长贡献接近60%
2016年服务业平稳较快增长。在适度扩大总需求与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作用下。服务业增加值增长7.8%，增速连续4年实现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和第二产业的“双超越”；增加值占到GDP的51.6%，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58.4%，接近60%，比第二产业高出21.2个百分点。
服务创新不断涌现，与制造业互动融合加强。去年，我国服务业500强企业的研发支出平均增长10%，超过制造企业1.7个百分点，有力支撑了各类服务创新，促进了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制造企业由单纯提品转为提品和服务，乃至完整的服务解决方案；掌握核心技术或业务的服务企业，通过贴牌生产等方式嵌入制造流程，寻求全产业链的增值。
服务需求旺盛，新兴服务消费增势强劲。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壮大和新生代年轻人的成长，服务消费特别是新兴消费呈快速增长态势。去年在线餐饮外卖市场规模约为1652.9亿元，增长32.2%，移动游戏市场规模突破990亿元，增长77%；邮轮游客出入境226.1万人次，增长82.4%。
服务业投资增长平稳，部分行业增速有所加快。2016年，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9%，增速提高0.3个百分点，超过第二产业7.4个百分点。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5个行业的增速高于整个服务业，并比2015年有所加快；另外，去年前11个月服务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758.5亿美元，同比增长3.7%。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投资额均超过130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9.8%和51.8%。
服彰骋坠婺3中扩大，“走出去”实现新进展。去年前10个月，我国实现服务进出口42915亿元，同比增长16%，其中出口14625亿元、进口2829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6%和23.7%。部分高附加值的服务出口增长较快，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增长较快，正成为外贸增长的新动能。大企业作为服务业“走出去”的主要力量，2016年135家服务业500强企业实现海外收入15114.3亿元，增长3.3%，海外资产67521.7亿元，增长29.6%。
值得重视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个别服务行业的增速及对经济增长贡献波动大。在服务业内部，不同行业的增长明显分化。受房地产政策调整的刺激，去年房地产业增速大幅反弹，达到8.6%，仅次于“其他服务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7.8%，较2015年上升4.6个百分点。由于股市大幅震荡等因素影响，金融业增速下滑显著，去年仅增长5.7%，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比2015年降低9.3个百分点。
服务消费持续增长面临不少制约。当前，服务消费的有效供给还无法适应需求的变化，相关的基础设施和配套体系发展较为滞后，消费者满意度不高。2016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服务类投诉23.5万件，增长25.2%。其中，网络接入、网络购物、移动电话服务、餐饮、美容美发的投诉占到40.2%。此外，扩大和提升服务消费还面临不少体制机制障碍。例如，一些服务创新缺乏法律法规支撑和认可，民问资本进入医疗、文化、教育等领域仍受一定限制，缺少与国际接轨的技术和服务规范等。
部分垄断程度高的服务行业民间投资仍在下滑。去年，服务业民问固定资产投资仅增长2%，增速回落7.4个百分点，比第二产业还低1.2个百分点，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增速为2.4%，铁路运输业下跌达29.7%。
服务贸易逆差有所恶化。按国际收支口径计算，2016年服务贸易逆差出现明显扩大。其中，旅行逆差2400.2亿美元，增长25.4%，占整个服务贸易逆差的92.3%；知识产权使用费、保险和养老金服务的贸易逆差也有一定增长。只有加工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保持着顺差，但规模相对较小。
服务业就业形势不可盲目乐观。根据去年近百个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统计，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是服务企业用工需求排在前5位的行业。不过，这些行业的用工需求或是连续几个季度减少，或是增幅明显下降。金融等行业用工需求有所增长，但其在用工需求总量的比重不高。
影响机遇和挑战的主要因素
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将为服务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2017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通过处置“僵尸企业”，加快兼并重组去产能，提高整个产业的供给效率，相应地扩大生产的市场需求。通过降低要素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等，有利于为各类服务主体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最大限度地调动发展动力。另外，推动精准扶贫脱贫、加大民生和基础设施领域有效投资、落实产权保护制度等，也将为提高服务业发展质量奠定基础。
振兴实体经济对服务业发展既是利好也是要求。实体经济不仅指工农业，还包括大部分服务行业，要改变服务业是“虚”产业的认识。当前，振兴实体经济一方面要加快创新发展，提高传统产业特别是产能过剩行业的盈利能力，促进质量提升和品牌培育，攀登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另一方面要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使其有更多资金可以用于主动调整和转型升级。要避免服务业的自我循环和膨胀，加快完善金融市场制度建设，防止社会资金“脱实向虚”，在金融体系空转和房地产市场沉淀。
实施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将促进相关服务业发展。今年，国家将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并完善“营改增”试点以及众创空间等税收优惠政策，健全普惠金融政策的正向激励机制。今年美联储加息进程有望延续，可能会加剧人民币贬值压力和国内资本外流，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的规模和国内产业发展所需的服务进口。此外，2017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预计将在震荡中缓慢回升，国际油价会比去年有所上涨，这将有利于改善国内原油输送行业的经营状况。
推动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扩量增质
提升生产业供给能力和效率。以产业转型升级为核心，加大研发投入，增强生产业的技术、管理和商业模式创新能力。整合优化资源，推动生产业高端化发展，加快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进一步打破行业垄断，破除各类显性准入障碍，促进生产业的创业和小微企业快速成长。
促进服务消费扩大和升级。引导和支持社会资金更多投向服务消费的短板领域，进一步丰富服务内容、创新服务方式、提高服务质量，更好地满足人们多层次消费。以培育发展国际消费中心为载体，加强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的融合，营造多行业互动联系的消费生态体系，提高全球消费集聚度，促进海外消费回流。
推动服务业对外开放与服务贸易创新发展。适当扩大新兴生产要素进口，充分发挥技术和知识溢出效应，改善国内服务业供给结构。推进入境旅游签证、通关便利化，完善入境旅游公共服务和商业接待体系，抑制旅游逆差扩大化势头。完善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的监管方式。加强服务外包业务的全球布局，鼓励更多有实力的服务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关键词：又好又快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农产品加工业
农产品加工业作为农业与工业连接的纽带，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党的十七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经济建设方面提出的要求，是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指针。其快速高效发展将为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一、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是实现农业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
(一)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需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农产品加工业将农业从单纯的生产环节扩展到加工和销售，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附加值，提升了农业效益。据统计，目前我国粮油、水果、肉类、蛋类、水产品等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但主要农产品加工转化率仅为30％左右，与发达国家80％以上的加工率相比有很大差距。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业的产值一般为农业产值的2－3倍，而我国只有85％。发达国家从事农产品加工业的劳动力远多于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而我国正好相反。据专家测算，价值1元的初级农产品，经加工处理后，在美国可增值3.72元，日本为2.20元，而中国只有0.38元。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多在3.7：1以上，而我国只有0.43：1。发达国家的加工食品约占饮食消费总值的90％，而我国仅占25％左右。发达国家食品工业产值约是农业产值的1.5－2倍，而我国还不及农业产值的1／3。可见，农产品加工业可大幅度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使农产品生产实现多层次增值，使农业发展方式由粗放转为高效。
(二)发展现代农业需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现代农业建设主要由现代种养业、现代加工业和现代物流业构成。农产品加工业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可促进农业的标准化和市场化，打通一二三产业，延长农业产业链、效益链和就业链，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实现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是用工业化搭载传统农业、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载体。将传统农业打造成以保障农产品供给、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为途径，以现代科技和装备为支撑，在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的综合作用下，建成农工贸紧密衔接、产销一体、多元化的产业形态和多功能的产业体系。
(三)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现代产业体系需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由于我国农村经营单元较分散，结构调整的步伐难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保持同步。目前，我国有规模农产品加工企业7.1万个，这些企业向前延伸，就可能把2.4亿的农户组织起来，形成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基地；向后延伸，建立市场营销网络，可打通一二三产业，把构成农业产业的各要素和各环节整合在一起，推进产销一体化经营，逐步把小规模集合成大产业，把小生产连接到大市场。围绕市场需求组织加工生产，围绕加工需要再安排专用农产品的种养，形成需求什么——加工什么——种养什么的“反弹琵琶”新格局。这一新格局的形成与完善将有效引领农产品的生产品种、区域、规模和布局的战略性调整，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可见，农产品加工业是农业结构调整的“转化器”。
(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农产品加工业连接城乡、沟通工农，有利于形成城乡经济利益传导机制，构建和谐的城乡关系。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发展生产离不开产业支撑，农产品加工业是拉动农业与农村发展的主导产业。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可将农业、农村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转化为新农村建设的经济优势，促进和谐农村的构建。
二、我国农产品加工业面临的机遇
(一)农业的阶段性变化为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带来机遇。近年来，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快速提高，农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呈现出农产品供求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良好局面。从总量上看，我国主要农产品如粮食、水果、肉类、奶类等已位居世界首位，成为名副其实的农业大国。目前，已具备年生产5亿吨粮食、5亿吨蔬菜、7000万吨水果、7000万吨肉类、3500万吨水产品、2500万吨禽蛋、2000万吨油料、1800万吨奶的能力，加工原料的日益丰富为农产品加工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机遇。
(二)有利的政策环境为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带来机遇。我国农业已进人以调整结构、提高农业效益和增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为主的新阶段。中央及时提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两个基本判断，并制定了一系列推动农业发展宏观政策。要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必须坚持农业内部挖潜与扩大外延并重，要跳出传统农业抓农业的思想，用发展现代工业的理念谋划农业发展，将实现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有机结合。农产品加工业是农业产业化的重要内涵，是用工业化搭载传统农业的不可替代的载体，中央提出的“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其中“放活”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大力发展农产品的精深加工，努力延长农业产业链、效益链和就业链。有利的政策环境为农产品加工业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
(三)国内市场需求变化为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带来机遇。目前，我国农产品供给已由长期短缺转变为供求总量大体平衡，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正从温饱向小康迈进，这正是食品消费结构变化的重要阶段，农产品加工业快速发展的市场环境已形成。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都有大幅度的增加，全国农民人均收入达2960元。经济收入的增加使得人们的消费水平不断提高，膳食结构得到明显改善。改善的突出特征是在粮食消费直接减少的同时，对加工制品提出了数量和质量上的强大需求。(四)国际农产品加工业大型化、跨国化的迅速发展为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带来机遇。据有关部门数据显示，2005年全球农产品加工业产值高达27000亿美元，其中，美国5000亿美元，欧洲3000亿－4000亿美元，日本2500亿美元，并且这一数字还在增加。目前，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已位居世界工业各行业的前列。国际农产品加工业的加速发展，为我国发展起点高、科技含量高的精深加工业及为这些国际知名企业进行配套生产，提供了宝贵的机遇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五)国际贸易环境改善为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带来机遇。首先，降低农产品关税水平有利于我国利用国外资源，提高加工品的质量和档次，降低农产品加工企业的生产成本，有助于增强国内农产品加工业的竞争力。其次，2006年已结束“人世”过渡期并全面进人履行承诺阶段，我国农产品能够正式享受WTO成员国提供的多边、稳定、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享受WTO成员的一切权利，享受无歧视的贸易待遇，使中国农产品出口可免受其他国家或地区在关税或非关税壁垒方面的种种限制，从而降低贸易成本，为我国扩大农产品出口提供广阔的空间。最后，有利于农产品加工业的对外开放，加快国外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的引进和吸收。
三、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方向
(一)提高农产品精深加工的比重。农产品加工应以精深加工为主导，加强对循环经济技术与综合利用技术的研发。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农产品综合加工能力，注重下游产品的开发和综合利用，延长产业链条，提高资源利用层次。逐步实现由以初级加工为主向以高附加值的精深加工为主转变，由资源消耗型向资源节约型转变。重点发展清洁生产，开发清洁技术与工艺，尽量做到生产过程实现“零”排放。
(二)建设稳定的加工专用品种和优质原料示范基地。一方面根据市场需要及加工品质的要求，引进、筛选、选育适宜的加工品种；另一方面要对我国目前的农业种植结构进行调整，改变传统的“二元种植结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建立适应不同层次市场和加工要求的“多元种植结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加工作物、饲用作物等)，建立专门的加工专用优质原料种植基地，并实现基地的标准化与规模化。
(三)应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产品加工产业。粗略统计，目前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总体科技水平较发达国家落后10－20年，设备总体水平落后20－30年。因此，要使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快速、健康、稳定的发展，并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一方面应高度重视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提高农产品加工业的科技水平；另一方面应积极引进、推广、应用高新技术(如生物技术、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超细微粉碎技术、质构重组技术、新型杀菌技术、真空冷冻干燥技术等)，并加强国外先进设备的消化、吸收和国产设备的自主开发。同时，要把能否产业化，以及产生效益的大小作为衡量高新技术应用的重要依据。
(四)建立标准化体系和全程质量控制体系。目前，我国大部分行业标准都是上世纪80年代前制定的，与国际通用标准有较大差距。同时，我国大部分农产品加工企业技术、管理水平低，没有采用发达国家现已普遍实行的GMP、HACCP及IS09000管理规范，致使我国的农产品加工产品难以进入国际市场。应尽快建立并施行与国际接轨的标准化体系和全程质量控制体系，对提高我国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的竞争力，全面迎接人世后面临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五)加快传统食品工业化生产。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面对洋快餐的冲击，大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合我国居民饮食习惯的传统食品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发展传统方便的食品是人民快节奏生活方式的需要，有利于人们摆脱繁重的家务劳动，真正从“一日三餐”中解放出来。全国居民每年的饮食消费约为1.6万亿元，农产品加工应围绕以传统食品为主的“餐桌经济”大做文章。传统食品工业化发展的重点是传统主食工业化、传统肉食工业化和传统豆制品工业化。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业有了很大发展。如今，现代服务业对我国经济的增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分析现代服务业对经济增长各方面的影响，包括：对GDP贡献额；对就业贡献额；在世界500强中的情况；通过创新推进经济的发展和提高资源使用效率降低环境污染4方面，分析我国现代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且就如何通过发展现代服务业来促经济增长提出相应措施建议。
关键词：现代服务业；经济增长；相关性；贡献额；措施
1、现代服务业的概念及特征
1.1、现代服务业的概念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从而使现代服务业成为我国产业发展政策中的一个正式提法。现代服务业是相对于传统服务业而言的，是伴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它应用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以及现代化的管理理念和经营方式来改造传统的服务行业，从而创造需求、引导消费，向社会提供高层次的、高附加值的服务。其本质是实现服务的现代化。它包括金融业、咨询业、信息服务业、科技开发、商务服务、教育培训等行业，它的发达程度不仅反映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更体现出现代制造业的产业能级。
1.2、现代服务业的特点
它具有“三高”和“三新”的特点：
（1）高技术、高人力资本和高附加值
现代服务业是利用各种高新技术对社会劳动力进行更为精细的专业化分工，它把一些拥有专业技术及具有某些特长的人员才传统的服务行业中分离出来，组成专门的从事相关行业的机构，仅对客户提供其专业领域的特殊服务，从而提高服务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因此其具有技术化、知识化的特征，高素质的人才是其产业竞争力的核心。
（2）新技术、新业态、新方式
新技术，主要是指现代服务业拥有与传统服务业不同的电子信息技术、网络技术以及以它们为基础形成的信息平台；新业态，是指由于高新技术作用和市场因素的影响，不断演化出来的新兴服务业态，他们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对提高产业的素质和老百姓生活水平有很大的作用。第三是指新的方式，是指新的增长方式，宏观解释是高人力资本的增长方式，这一方面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产物，另一方面是现代服务业高附加值、低资源消耗、低环境代价的结果。微观解释就是新的服务方式，服务提供者在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基础上产生的服务自身的一种创新[1]。
2、现代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现代服务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也起到很重要的地位，它的重要战略地位本文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
2.1、现代服务业在GDP增长的贡献份额
很多统计分析表明，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推动力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民经济的增长，在贫困阶段，主要靠农业推动；在温饱阶段，主要靠农业和工业推动；在总体小康阶段，主要靠第二、三产业推动；在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基本实施阶段，主要靠第三产业推动。从全国来看，1978年-2003年第二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最大，达524%；第三产业占第2位，为335%；第一产业最低，仅为141%。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全国所有地区的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增长力都低于工业。就全国来说，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工业应是国民经济的主要推动力。在沿海发达地区和大城市，服务业应该成为国民经济的第一推动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国民经济动力结构将有新变化，服务业已经或将成为主要产业[2]。从长期发展趋势看，我国服务业对GDP的增长的贡献份额将逐步提高，终将超过工业而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
2.2、现代服务业在就业中的贡献份额
服务业对就业增长的贡献随着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收入水平增长日趋增大，使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中就业增长最快、吸纳劳动力最多的部门。国内资料显示：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农业就业比重持续下降，工业就业比重先升后降，服务业就业比重持续上升。当上升的服务业比重增长到与工业就业比重交叉时，服务业就开始取代第二产业而成为吸纳劳动力第二大的产业。
在全面建设小康进程中，全国各地将或迟或早的出现服务业成为就业容量最大的产业前景。因此，应正确认识服务业在就业结构中的这种变化，把发展服务业作为解读我国失业问题的重点之一来源。在工业投资项目不多，工业企业发展不景气，工业品明显供过于求的情况下，服务业更是开辟就业门路的重要领域。
2.3、服务业企业在世界500强中
事实上，产业结构服务业也是当代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2001年到2003你，美国连锁业巨头沃尔玛的年销售收入分别为2198亿美元、2465亿美元、2590亿美元，连续3年在（财富）全球500强企业排行榜上雄居榜首。其他服务性企业也快速发展，它们在市场上的绩效明显好于包括电子、通信等制造企业，并成为全球服务经济中最活跃的主体[3]。
2.4、服务业通过创新推动经济的发展
科技创新活动的成功进行需要包括研究开发、中介服务、市场服务、投融资服务等全过程服务，这是一个国家成功开展创新的基础条件。而现代服务业是其重要促进者，是创新最活跃领域。现代服务业发展越来越离不开自身创新活动，越来越需要研究和开发的支持[4]。我国服务业研发活动尚处于初级阶段，服务的科技含量不高，直接影响我国服务业的动生产率，在服务业创新方面也无法满足务业自身发展的需要，满足不了生活水平高了的人们不断提出的新的需求。
以往人们通常认为只有当第一、第二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对服务业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并出现服务业超前的发展情况。事实上，服务业与各行各业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的。只要条件允许，以发展服务业为主可增进其他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具有独特资源的县域，有可能出现发展奇迹。具有旅游资源和人文景观资源的地方，可以以服务业为主导，从而带动其他行业和部门的发展，实现旅游兴县；一些具有传统支柱产业优势的地方可以通过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促进服务业发展等其他形式[5]。
3、促进经济增长的对策措施
为了尽快改变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与其他产业不相适应的状况，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提出了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目标要求，即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速度要适当高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要突出重点，分类指导，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加快现代服务业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步伐，切实提高效力。实现现代服务业的跨越发展，有待于从以下方面着力推进。
（1）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鼓励社会各界投资办学，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公办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格局。支持社会力量采取多种方式举办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和学前教育等非义务教育。
（2）积极发展科学研究服务产业
不仅对国民经济推动作用大于其他部门，而且发展前景广阔，对提升服务业层次及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起着关键作用。
（3）快速发展信息服务业
信息服务业的发展关系到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全局，是当今世界信息产业中最活跃、发展最快的产业。快速发展信息服务业，加快信息服务平台的建立，形成完备的信息化服务体系，为社会提供更多的信息化服务，最终实现信息的商品化和国际化。
（4）结合实际，优化区域布局，加快城市化进程
服务业的区域布局与各地城市化进程、一二产业发展水平、国家特大型投资项目高度相关。因此服务业发展的区域规划设计，要从各地实际出发，利用本地区优势，发展具有特色的本地服务业，形成区域性、层次鲜明的服务业新格局。
4、结论
总之，通过分析我们已经认识到现代服务业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巨大贡献，所以我们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提高第三产业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从而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从传统的依靠劳动力模式转变为现代化的信息服务模式，进而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作者单位：中国农业银行晋江支行）
参考文献：
[1]宁巍、杨德宏.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路径选择（2006-5-23）
[2]李江帆.中国第三产业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
[3]厉无畏、王振.科学发展观与新一轮经济增长.学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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