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2 09:07:47
导语：在工业经济增长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亦有研究认为，这种增长方式具有合理性且可能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具有可持续性。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2006)指出，中国工业企业平均资产回报率在1998—2005年期间快速增长,2005年中国工业企业平均净资产回报率(税前)超过15%。宋国青等(2007)从微观角度估算了1978—2006年期间中国工业企业资本回报率，其计算结果表明，1998年之后资本总回报率强劲上升，到2006年已上升至20.3%。卢峰(2007)、单豪杰和师博(2008)、黄先海和杨君(2012)的测算结果基本支持宋国青等(2007)的结论。白重恩等(2007)、黄先海等(2011)研究得出的中国全社会资本回报率的变动趋势亦与以上研究的结论一致。这些研究表明1998年以后，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快速上升，到2006年前后，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已升至比较髙的水平，这隐含着一个重要结论，即中国工业投资的高速增长以及在其驱动下的工业经济快速增长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本文将对中国工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和争论，从动力机制的角度着手展开具体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并就资本产出效率问题展开进一步讨论。进而从中国工业发展的体制和模式这一深层次问题出发，详细解析增长动力减弱和效率恶化问题形成的根本原因。
二、方法与数据
1.增长来源的核算方法
增长核算的方法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基于统计资料直接给定生产函数中要素产出弹性的参数值，进而利用生产函数求出作为产出与投入之间余值的全要素生产率;二是基于样本数据,通过计量方法来估算生产函数中的参数和TFP。在获得了要素弹性和TFP的基础上，可进而估计各种投人和TFP对增长的贡献。由于缺乏包含足够样本数量的历史数据，本文在分析1978年以来的时间序列数据时将采用第一种方法。为了克服其参数设置可靠性的问题，本文将对生产函数的设置进行探索性分析，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就不同的弹性设置进行模拟。而对于21世纪以来，即2001年之后的情况，本文将基于分省面板数据对参数进行估计，并将其结果与前者相对照。具体而言，经Hausman检验，本文将生产函数计量模型设定为超越对数形式的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这种相对更为灵活的生产函数形式有助于本文捕捉要素弹性的跨期变化。该组数据的得到经过以下过程:《中国统计年鉴》提供了历年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员数据，其为工业与建筑业从业人员数量的加总，为此，本文需要从中剔除建筑业就业人员部分——建筑业就业人员数据可由相关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建筑业”部分中査询得到。当然本文也注意到，劳动要素的合意度量应兼顾数量与质量，也即应以人力资本存量来劳动力数量指标。但基于时间序列的数据难以满足这一要求，对此，本文将在面板数据的分析中利用2001年后新的统计指标予以完善。
由于没有逐年的覆盖全国范围的资产清査，本文将通过永续盘存法来估算工业部门的资本存量。鉴于对该方法的介绍在既有文献中已较为常见，本文此处不再赘述，下面将主要就指标来源予以说明。其中，1979年的基年资本存量可由《中国工业经济统计资料》(1949一1984)国有和集体所有制的工业企业固定资本净值加总后直接得到，以当年价格计为2629.7亿元,经基于2000年价格的平减后为9089.1亿元;在投资流量方面，本文将利用《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50—1985)分地区的新增固定资产来度量;在折旧率方面，本文根据单豪杰(2008)的研究，将建筑的折旧率设置为8.12%,设备的折旧率设置为17.08%;投资价格指数本文采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提供的固定资本形成价格指数，对于缺省的2005年以后部分,本文采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替代。最后，经过价格平减处理，本文计算得出了基于2000年不变价格的工业部门资本存量。
(2)面板数据。本文的面板数据样本为中国2001—2011年30个省份的规模以上工业数据，西藏自治区由于相关统计资料缺失较多而未纳入本文的考察样本。2012年的分省数据统计未公布产出和劳动指标值，后续计算过程中本文将基于2001—2011年数据通过双指数平滑方法递推要素弹性。本文选取工业增加值作为产出项，资本和劳动作为投人项。其中,分省的工业增加值在2008年以后未作统计，对此本文用邻近2007年的工业增加值率乘以数值缺失年份的工业总产值来获得工业增加值数据。
3.数据初步展示
本文根据上述处理得到的中国工业部门投人产出数据，以及由此加工得到的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数据。为了形象展示逐年演进的情况，本文将三项产出投人指标的增速和人均产出、人均资本本文可以直观地得出以下几点认识:①改革以来中国工业部门的规模成长非常迅速。工业增加值和资本存量的年均增速分别达10.71%.11.28%，从业人员数量虽然在1989年和亚洲金融危机后的通缩期间中有所下降，但总体上依然维持了3.48%的年均增长率。1979—2012年，中国工业部门的增加值、资本存量和从业人员数量分别扩大了24.92倍、29.61倍和1.99倍。②改革以来中国工业部门在成长过程中表现出了显著的资本深化特征。从业人员数增速较之工业增加值增速、资本存量增速的非常缓慢，使得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均呈现了较快的增长速度。1979—2012年期间，两者分别扩大了7.67倍和9.24倍。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工业部门经历了一段长期的动态转移过程，要素边际产出递减的力量尚未在现实中得到充分显示。理论上，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中国工业部门在改革之初处于一个非常落后的起点——资本严重稀缺、技术水平普遍落后;体制改革所释放的生产积极性和技术引进、模仿所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进步。③2003年之后，中国工业部门资本存量和人均资本的增速越来越快于工业增加值和人均产出的增速，要素产出边际递减的约束日益显现。理论上,上述现象出现的原因:一是随着逐渐靠近世界技术前沿，既往依靠技术引进和模仿途径改进TFP的空间日趋狭小;二是体制改革速度的放慢也限制了制度激励作用的持续发挥;三是体制扭曲背景下地方政府以各种优惠政策为手段的招商引资竞争加剧，扭曲了企业的投资行为，不利于效率的改进。进而，工业经济的TFP增速放缓，要素边际递减的力量随之显现。这从客观上也意味着，中国工业部门的快速发展已无法继续依赖于横向规模扩张的传统路径，而必须通过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与效率提升为未来长期的持续较快发展提供支撑。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1.改革开放以来工业部门TFP的变动趋势
本文首先利用CD生产函数对中国工业部门的TFP进行探索性的核算。具体地，本文将资本弹性a分别设置为0.25、0.30、0.40、0.50、0.60、0.75、0.90七组固定参数值进行了模拟。这样做的理由在于:在发达工业化国家，劳动相对于资本是稀缺的，或者说资本是丰裕的。因此，资本价格下降极快，如孙文凯等(2010)比较了中国与美国、日本的资本回报率，发现中国的资本产出比要低于上述两国，而资本回报率髙于上述两国，因此本文取资本丰裕的美国的资本产出弹性0.25作为参数下限;综合郑京海等(2008)、R〇mer(1987)等研究，资本产出弹性在实证计量估计中有可能表现得很高，根据他们的实证结果本文将资本产出弹性的参数上限设置为0.90。为给上述参数值以比较的基准，本文依据要素等边际产出的原则将资本产出弹性设置为cr*=A/(l+幻并进行了模拟。下面，本文将加权计算得出的中国工业部门1979—2012年TFP增速的模拟结果制作成了图2。其结果表明，弹性取值对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工业增长核算影响较小，但其后，核算结果对弹性取值的敏感度不断增强。这说明，对于早期的数据可直接采用给定要素弹性的方式进行核算，但对于近期的数据则必须转而求之其他更为稳健的方法进行核算。
下面本文将展示2001—2012年基于分省面板数据的核算结果。在式(1)基础上本文估计得到表1。其中，所有参数的估计结果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高度显著,R2和F检验表明模型的整体拟和效果较好。整体来看，年份虚拟变量的系数在2002—2009年间逐年递增，此后开始转为下降，这表明此时期内中国工业的技术进步趋势已开始逆转。进一步地，如果将分省的权重考虑进来，技术进步的下降拐点还将出现得更早，具体可见表2。另外，资本平方项和劳动平方项的估计系数均为负且取值接近，但由于物质资本增长速度要快于人力资本,这意味着资本的产出弹性具有不断下降的趋势，也即资本的边际产出下降速度加快。
2.工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及其演变
根据上述方法本文计算了中国改革以来资本、劳动和TFP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其中2001年之前的资本和劳动产出弹性分别设置为0.5。之后的要素弹性来源于对面板数据的估计。表2给出了具体计算结果。由表2的内容本文可以得出以下五点认识：
(1)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9—1992年，关于改革的争论和经济转型中的矛盾使得宏观经济的波动十分剧烈,TFP也随之表现出极大地波动性。总体而言，这一时期资本投人、劳动投人和TFP进步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为平衡。第二阶段为1993—2002年，正值改革重启后第一轮经济增长热潮到经济软着陆，工业部门的TFP也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总体来看，这一时期资本投入与TFP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当，成为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来源。第三阶段为2003年至今，期间中国经济经历了第二轮经济快速增长，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力度逐渐增强,资本积累率不断提高，粗放型发展的特征日益强化。此时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动力表现为资本投人在工业增长中的驱动作用不断强化，并成为驱动工业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力量，年均贡献值髙达10.83个百分点，年均贡献率髙达94.30%;而全要素生产率的停滞乃至下降阻碍了工业经济的增长,年均贡献值为-0.05百分点，年均贡献率-4.08%;劳动投人的作用则逐渐趋于中性，年均贡献值为1.77百分点，年均贡献率14.02%。为94.30%。从长期看，投资比例的上升必然以消费比例的下降为代价,造成了产能持续扩大与内需不足之间的深刻矛盾，从需求角度制约了工业经济的增长。
(3)劳动投人扩张对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但其重要性在近期有所增强。30余年来，劳动投入扩张对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6.51%,其拉动中国工业经济年均增长2个百分点。从时间趋势看，劳动投人扩张对工业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呈现一种U型趋势:①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依靠低劳动成本的优势推动了工业发展，并顺利切入了国际市场和国际分工体系。依据表2计算，1979—1990年间，劳动投人扩张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髙达40.62%。②改革开放中期，伴随着工业技术水平的持续提高、工业产业结构由简单劳动密集型行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逐渐转变，以“减员增效”为目的的公有企业劳动雇佣制度改革的推进，劳动投入扩张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出现大幅下降,1991一2003年间劳动对工业产出的贡献率仅为3.65%。近些年来,伴随着劳动力素质的大幅提升和许多岗位劳动力供给的逐渐偏紧，劳动的边际产出出现较快提高，相应地,劳动投入扩张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值在2003年后回升至14.02%。
(4)TFP进步贡献了中国工业经济增长近1/3的份额，但近年来其贡献率出现了快速下降趋势。1979—2002年期间，TFP进步对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高达47.34%，而其后的数年间，这一比例骤降为年均-4.08%。也就是说，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在最近一轮的增长周期中出现了逆转，由此前的效率与要素投入并驾齐驱、协同驱动转变为要素投入(尤其是资本投入)驱动为主。需指出的是，TFP进步的减速乃至逆转,并不只是缘于技术创新活动的不足，还缘于制度和政策方面的因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政府4万亿元投资资金及由其撬动的10万亿元信贷,大部分投资于传统的资本密集型工业行业及国有工业企业，从而刺激了低效率工业行业和国有工业企业的横向扩张，对工业TFP产生了负面影响。.
【关键词】工业经济增长；增长方式转变；影响因素
在我国，虽然近几年来随着政府投资力度的不断增大以及相关政策的不断改革，我国工业经济一直处于快速增长过程中，但是，这种由政府引导的长期粗放式的增长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给我国工业经济的增长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在工业经济粗放增长的过程中，不仅导致我国最终消费率的不断下降，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生态环境的恶化，严重影响了我国工业经济的持续发展。除此之外，美国在发生次贷危机之后所呈现出来的经济增长问题木，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他国家起到了警示作用，使其他国家意识到，在工业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取的，虽然其能够促使国家工业经济出现短暂的快速增长，但是其却存在更多隐患，在后期会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因此，为了能够在促使工业经济增长的同时避免对环境造成破坏和影响，我国在促进工业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开始尝试转变工业经济增长方式。下面，本文就以加强人们对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为主要目的，对我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详细分析。
一、我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相对于国外发达国家而言，我国工业发展时间较短，对工业经济增长方式以及增长方式转变方面的研究时间较短，尚无法与国家发达国家相比。但是，在近几年来，受国家经济发展体系所影响，我国相关研究人员也开始对我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以及方式的转变进行研究，其研究结果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1]。刘溶沧和赵京兴认为，我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在转变过程中，影响其经济转变的因素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为工业生产要素；第二，为我国工业经济发展体制和相关政策影响因素；第三，为我国工业经济增长的开放因素。刘溶沧和赵京兴认为，这三方面因素是影响我国工业经济转变的主要因素，在促进我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必须对该三方面因素进行严格控制。
张卓元认为，我国工业经济的转变，应该脱离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而实现集约型增长，其增长方式应该实现低投入、低排放以及低消耗，全面实现增长对策高效性，如此一来，才能够更好的实现工业经济的节约增长，避免对环境的破坏，确保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以及可持续性。
刘伟认为，在对我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进行转变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对我国工业技术的创新，只有实现工业技术的创新，才能够从根本上推动我国工业经济增长的转型，进而促进我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顺利进行。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克服资源供给、投资与消费结构协调、产业优化与扩大就业等难点问题，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实现经济的良性增长。
张红凤、周慧、郭庆等人则认为，在对我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进行转变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实现对环境的保护， 在保护环境的同时，有效促进工业经济的增长。但是在实际过程中，由于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同时克服环境承载阂值以及环境问题的负外部性等问题，因此来实现工业经济增长过程中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所以其方式的转变存在较大难度，如果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不能确保对以上问题进行有效克服，就无法确保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顺利转变。
总的来说，当前，在促进我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我国政府要对其增长方式的转变引起足够重视，在结合工业经济实际发展需要的基础上，有针对性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全面促进我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二、我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因素
1.最终消费率
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中之处，在工业经济发展过程中，扩大最终消费和增加投资力度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工业经济的持续增长，如此一来，在理论条件下，当投资等于储蓄时，此时应该存在一个临界值：如果，最终消费大于临界值，则推动工业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主要来源于最终消费，也就是说，最终消费对促进工业经济增长的力度要大于投资。而如果最终消费小于临界值，则推动工业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主要来源于投资，也就是说，最终消费对促进工业经济增长的力度要小于投资[2]。从该关系中不难看出，在促进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其经济增长是受到最终消费率的影响。因此，为了能够有效促进我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我国政府就要应该正确处理好最终消费与投资之间的关系，以此来实现更好的促进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2.环境保护投资
当前，我国工业经济增长的总体趋势正处于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而在此过程中，由于受到环境保护需求的影响，所以工业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投资之间的关系也比较特殊，其主要可以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促进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如果工业经济增长速度过快，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环境造成破坏，不仅脱离了在保护环境前提下促进工业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也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留下一定隐患。第二，在促进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如果对环境保护投资过于重视，又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工业经济的增长速度，影响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顺利转变。因此，为了能够有效解决该问题，在促进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就应该有效协调好环境保护投资与工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尽可能满足两方面要求的基础上，实现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良好转变。
3.税收水平
在我国对社会经济进行管理的过程中，税收政策是最主要的管理手段之一，也是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因此，在促进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难免会受到国家税收政策以及税收水平影响。从经济增长的总体上来看，税收水平对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是非常清晰的，当税收水平高时，就会对工业经济的增长造成负面影响，限制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顺利转变。当税收水平比较低时，就能够有效促进工业经济的增长，实现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顺利转变[3]。其主要原因，主要可以从三个角度进行剖析：生产角度，低税收水平能够有效推动朝阳产业的发展，并未其构建良好的发展空间；投资角度，低税收水平能够有效引导投资走向，进而全面促进朝阳产业的快速发展；消费角度，低税收水平能够在增加人们人均收入的同时提升人们的消费能力，进而通过扩大消费来推动经济的有效增长。因此，为了能够有效促进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我国政府就应该在充分了解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需求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对我国税收政策进行适当调整，使其能够满足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需求。
4.市场化程度
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并通过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改革开放快速进展之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在快速发展之后逐渐趋于稳定。而在此过程中，非公有制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从总体上来说，非公有制经济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是非常大的，因此，在促进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过程中，市场化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应该是正向关系。市场化程度是一种制度性的变量，其内涵和定义至今也尚未明确，但是这并不影响其在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所具有的重要影响，在我国，当前采用非公有经济产值和我国工业总产值的比值来近似代替市场化程度，并以此为基础对市场化程度进行有效控制，以实现促进我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顺利转变。
结束语：
促进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现工业经济的合理化增长，是我国在保护环境前提下促进工业经济健康增长的最佳方式。因此，在工业经济增长过程中，我国应该积极吸取国家发达国家经验和教训，在充分意识到我国工业经济增长问题所在的基础上，有效降低最终消费率、环境保护投资、税收水平以及市场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全面促进我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顺利转变，实现工业经济的健康、持续增长。
参考文献：
[1]张卓元.深化改革，推进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J].经济研究，2012 （11）.
关键词：能源利用；钢铁产业；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407.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28（2019）01-0114-02
钢铁行业是原材料基础性行业，是其他行业发展的根基，它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占有很大的地位，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我国的经济发展逐步进入新常态，钢铁工业也处在转型的十字路口。在巨大的机遇面前也带来能源消耗量加大的一系列问题。
一、中国现状
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面临着能源短缺、资源匮乏等问题，解决资源缺乏已经迫在眉睫，钢铁工业消耗的资源又是格外的多，如何在经济增长的速度不变的情况下可持续地利用资源是我们现阶段需要解决的问题。国内外的学者经过对污染的排放、能源的利用、循环经济等等进行研究，最终发现了比较适合解决现阶段问题的脱钩理论。这直接关系到经济增长和环境资源。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脱钩
2002年，将脱钩的概念引入到经济学领域之后，学者们就开始通过构建脱钩指标来测度物质消耗和经济发展，时间不断的推移，两个变量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逐渐减弱然后完全消失，也就是它们之间实现了脱钩，即变量之间存在着阻断的关系。反之，二者之间实现了复钩。
通常被用作判断是否脱钩或者测量脱钩程度的方法比较多，有脱钩指数法、综合分析法、弹性分析法、计量分析法等等，在实际中经常使用的脱钩评价指标主要有脱钩因子和Tapio弹性脱钩这两类模型。Tapio脱钩指标采用了弹性的概念、所需要的数据更少、测量的精度也更加的准确，从另一个方面看，还消除了量纲的影响，这动态地反映了变量之间的脱钩关系。
钢铁工业发展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实现强脱钩。但是我们不能奢求能源消费一直增加。产业增加值减退和能源消费的减少都会对钢铁行业发展产生影响，如果增加值的下降低于能源消耗的下降幅度，这样的衰退脱钩，就可以说是达到了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
（二）数据来源
在中国统计年鉴中记载在2000年开始对能源消费数据进行修正，钢铁工业在1995至2008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钢铁业能源效率研究一书，以1978年的数据为基期进行平减，根据工业GDP进行了折算。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对相关的数据进行采集、处理、分析之后，利用弹性计算公式，可以得到所要求的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的变化量，进而得到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的弹性值，最终根据评价标准，划分出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的脱钩模型和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脱钩模型。
钢铁业在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方面的脱钩状态主要是弱脱钩状态，其中脱钩状态类型主要包括负脱钩、强脱钩、扩张连接、弱脱钩、扩张负脱钩这五种状态。在弱负脱钩状态下表明经济的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压力关系，即经济增长的下降幅度大于能源消费的下降幅度；弱脱钩状态表示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能源的消费并没有减少，但是能源消费的增长没有经济的增长快，这也充分证明了钢铁行业的节能小有成效。负脱钩扩张的状态说明产业的经济增长是随着能耗的投入同向扩张发展的。这二者之间的压力关系并不是普通的脱钩状态，而是耦合态，体现了钢铁工业能源消耗的增加，能源消费效率的逐渐放缓。强脱钩状态表示行业的经济增长和钢铁行业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逐渐缓和。
由此可见，经济增长和钢铁行业能源消费的脱钩状态可以大概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个阶段是脱钩类型的波动期，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阻碍了钢铁行业的发展，在这个阶段能源消费增加比较缓慢，钢铁行业的规模不断地扩大，行业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处于脱钩状态，发生了由弱负脱钩转为强脱钩然后再转化为扩张连接的一系列转变。
2.第二个阶段是脱钩类型改善期，在这个阶段经济发展的步伐加快，城镇化、工业化的进程也紧跟其后，钢铁工业发展的增长速度比能源消费的增长速度快，这时的弱脱钩状态是改善之后的状态，这时候钢铁工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状态。
3.第三階段是脱钩型稳定期，主要表现为增速比较快的阶段不过比前一阶段已经有所缓解，但是还是比前一阶段高的。后来，为了消除次贷危机的影响，一大批房地产企业涌进市场，能源消耗的需求一时间急速增长，能源消耗的增速却远大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这就是扩张负脱钩，这种情况会导致脱钩状态恶化。弱脱钩也是脱钩状态的主要特征。
三、影响钢铁工业能源消费变化的因素
一般来讲，能源强度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是影响钢铁工业的能源消费量的主要因素。相邻几个年份的变化特征就是年度分解效应，如果说它的值是大于1的话那么就说明这个分解因素对钢铁工作的能源消费起到促进作用，而且它的数值越大，促进的作用也更强；反过来说，如果它的值小于1就表现为抑制作用，如果数值越小，抑制作用也就越强。钢铁工业的能源消费总量从基年到目标年的累积变化情况就可以计算出它的累计效应值，它的变化与变量的实际变化是一致的。
不断地扩大经济产出的规模是拉动钢铁工业的能源消耗的必要条件，钢铁工业的能源消费增加与否是与产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可以说能源消费的增长量就可以直接决定钢铁工业产业的经济发展。统计数据显示，钢铁工业的活动强度和它能够满足国民生活需要能力是是从经济产出的增长量中反映出来的，经济产出大幅度增加的话就会拉动能源消费量的增长。
衡量能源使用效率的高低一般靠单位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费量这个指标来反映出来能源强度。大量研究数据表明，能源强度的下降与能源消耗总量的减少通常有直接的关系。
四、政策启示
通过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和影响钢铁工业能源消费的因素还有对能源消费总量的分析可以看出，想要达到减少钢铁工业的能源消费总量目的只能从以下两个途径入手：
（一）进行技术改造
钢铁工业在技术水平上进行改进，主要包括两项重要的内容，一方面是在技术层面上进行革新，另一方面就是技术的扩散。由上文可以看出，能源强度效应主要是对能源消费所产生的变化起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技术的进步也有可能会导致钢铁行业能源强度降低。不可否认，在技术的进步过程中，也促进了钢铁行业的稳步发展，在钢铁行业的发展历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实际上，在实施的过程中，必须要结合现代企业的特点，对一些比较重要的龙头企业和关键材料的生产企业要给他们政策上的支持。然后就要对成本进行控制，学会节省成本、节约资源，可以开发一些环保的项目，比如利用余热进行烧结、利用烟气来进行脱硫，给开展环境友好型的社会奠定基础，在整个行业内推广节能减排工艺。再从技术的发展水平上来说，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通常会比西部的发展水平相对高出很多，事实证明，一些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效率也相对较低，但是，经过技术的学习非常有可能会追赶，间接的提高钢铁工业的能源强度，对它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与促进作用。另外，对各个地区的合作提供政策上的支持，来促进先进技术的应用和扩散，从总体上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降低能源的消耗量，抑制能源消费。
（二）调整钢铁行业的总产能
对企业进行兼并充足，来增大钢铁行业的总产能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可以说经济的增长对于企业来说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对于钢铁工业的能源消费来说，拉动作用更是十分明显。不过抑制钢铁总产能根本就没有办法控制能源的消费量，甚至还会造成产业的停滞或者落后。但是如果在钢铁行业的总产能保持稳定的前提下，进行区域之间的结构调整和推动产业内部结构之间进行调整是目前来看降低产业的能耗总量的最有效的措施。
从现在的形势来看，我国的特大型钢铁企业的产量数量和质量还在逐步的扩张和提高，表面上看非常的可观，但是要知道，这样的成果是建立在无数的中型钢铁企业牺牲自己的集中度来实现的，所以，如果从大局上来看，这样的形势也是不容乐观的。设想一下，如果这些大型的企业强强联合，将会把一些比较小型、竞争力较弱的企业给挤兑下去，它们没有产能、没有资源、生存之路举步维艰，最终都逃脱不了被淘汰的命运。或许我们现在来看这样是削弱了生产力，但是，从大局上来看，从整个行业的发展来看，鼓励优势的企业进行集约化的生产，将一些产能较低的小型企業淘汰掉，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整个行业的集约化程度，而且还可以更有效率地利用资源，提高资源的实际利用率。
从区域上来看，现阶段，我国钢铁行业的实际产能水平有限，如果一味地靠调整各个经济区的落后产能来达到抑制钢铁行业的能源消费量的话，作用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因此，政府进行政策调整的主要侧重点应该在落后产能的问题上，对落后的产能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比如对东部一些技术水平比较高的沿海地区的产能比重相对的放大，对一些产能比较落后的产能比较低的西部地区的企业可以适当地淘汰，这样此能够让区域之间的结构调整在节约能源方面最大效益地发挥作用。
在循环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钢铁工业逐步减少能源消耗就是最大的切入点。可以对多种能源进行再生循环利用。不仅能够降低能耗，还可以提高效率，改善环境，促进钢铁行业发展。
【关键词】工业化后期；中国经济；经济增长；新动力
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由平均百分之十下降到百分之七，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开始进入新的阶段。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势必带来中国经济结构的多方面调整，也会带来经济增长动力的全方位转变。因此，我国经济管理和发展体系需要适应这一转变，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好的环境。本文通过多角度分析，以经济增长的各个要素为切入点，结合实际深入研究工业化后期的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一、从供给角度来看工业化后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决定消费，生产能力的扩张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具体而言，主要是指要素投入增长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在工业化后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突出变现在生产要素积累的贡献显著降低，而生产效率提升的贡献将进一步提高。在新阶段的供给增长新动力中，中国劳动力数量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负值，投资要素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明显下降。因此，在未来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新动力主要在于通过各方面的措施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
（一）提升人力资源的质量
随着中国高素质教育的普及和覆盖，中国人力资源得到进一步提高，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通过对当前经济市场的调查显示：新增劳动力中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比例由2015年的百分之八十七提升到当前的百分之九十三，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结合跨国经验，进一步提升劳动力素质必将带动一大批新兴产业的发展，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
（二）促进经济要素优化配置
通过促进经济要素优化配置，可以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具体而言：首先，在产业层面，通过深入推进垄断行业的改革，进一步提升企业竞争力，同时，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减少市场干预；在企业层面，要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结合国有企业的性质进行分类改革，着力提升国有资本的经营效益；此外，进一步优化公共资源的配置，建立良好的市场环境。
二、从需求角度来看工业化后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根据我国目前经济的发展现状，企业的生产能力已经形成，大多数行业都存在一定的过剩生产力，因此社会总需求的扩大成为工业化后期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进入工业化后期，投资、消费、出口需求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走向。
（一）投资增长的速度大幅下降
首先，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大幅下降，尤其在中国的二、三线城市，已经面临大量房地产过剩情况，预计在“十三五”期间为房地产投资带动率为百分之五左右；其次，目前我国在基础设施方面已经处于相对发达的水平，根据调查研究表明，2012年到2023年期间，中国基础设施的资本存量年平均增长率为5.4%；再次，就制造业投资而言，中国的重化工业包括新兴工业的产量过剩，投资增长率进一步降低，从2011年的31.8%下降到2014年的13.5%。因此，中国经济增长在投资增长的带动下将难以回升，而且产能过剩的现象将进一步加重。当然，在投资方面也涌现出新的动力，例如：工业技术深入改造、节约资源、加强生态环保、发展生产业都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由于劳动力资源的短缺和工资成本的提升，加重了经济发展的成本压力，因此，相关企业必须通过升级改造，提升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
（二）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加快
我国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加快，中国进入“发展型”、“享受型”经济发展的时代。消费的选择多样化，质量也进一步提高，整个经济消费结构呈现出“先导型”的特点。同时在消费类型上，对服务型消费需求增加，主要集中于文化娱乐、医疗保健、旅游休闲、 教育培训等方面。具w而言，应该进一步带动居民消费观念的转变，延长消费热点的周期，促进消费水平的增长，增强消费的成长性和持续性。而且，伴随着信息网络、新能源、新材料等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企业的产业链延长，促进市场规模扩大。此外，电子商务的新兴模式兴起，进一步改善了我国的消费环境，增强居民的消费意愿。
三、结论
随着中国进入工业化经济发展的后期，经济结构出现了多方面、全方位的转变，同时也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当前的经济增长动力上，主要表现在：由投资出口驱动转变为消费方式的驱动；由生产要素积累转变为创新发展；由以重化工业主导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由传统产业转变为新兴产业带动经济增长。因此，广大企业和相关部门应当积极适应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培养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相关部门以及政府也应该顺应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进行相应的改革与调整，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转变居民的消费观念，并着力建立一个统一开放、公平竞争、有利于经济增长新动力培育的全新的市场体系，促进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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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跨工业化；生成机制；优劣势；印度
中图分类号 F062；F4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11-0137-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1.021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工业化是一国迈向发达国家的必经之路，在此转型过程中制造业是经济增长的核心推动力。但近年来，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印度经济快速增长引起了世界关注，其经济增长模式也对传统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目前，印度GDP已成为第12个GDP超万亿美元的经济大国，并且其经济增长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较小，由此引起全球瞩目。然而，驱动印度经济崛起的最大动力并非制造业，而是印度蓬勃发展的服务业，尤其与亚洲新兴经济大国——中国相比，印度服务业取得的成绩更为突出。来自摩根斯坦利的数据显示，2011年印度服务业占GDP比重达68.5%（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制造业一直停滞在27%左右。因此，印度的经济增长模式颇有些非同寻常，因为服务业的高速增长通常在一国工业化的后期才会出现。例如，中国走的是“率先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2003年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为33.1%，近十年间上升不到两个百分点，而制造业比重在50%的高位仍在持续攀升。
然而，印度经济发展实践表明：工业化阶段可快速通过，甚至直接跨越。当前，印度经济学家习惯将印度经济与“信息经济”或“知识经济”联系在一起，从而享有“世界办公室”的美誉。而我国经济发展主要是利用廉价劳动力和资源比较优势发展工业，促使劳动密集型工业快速发展，但却呈现“两高一低”（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特征，沦落为“世界工厂”，陷入跨国企业“俘获式”低端锁定困境。鉴于此，西方世界普遍认为，同样是第三世界一员又是世界最大民主化国家的印度经济发展模式，对“中国先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构成了挑战。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正试图借助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现代服务业，实现经济发展的“软化”与“和谐化”。因此，研究印度“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特征、生成机制、优劣势，对我国发展服务业，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1 “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内涵界定
英国剑桥学派著名经济学家Caldo[1]在梵登定律的基础上，提出GDP与制造业产值高度正相关，即“制造业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Simon Kuznets[2]指出，各国在经济起飞过程中，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显著下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显著上升，而服务业比重则变动较少。Kaldo和Chenery[3]等学者研究表明，工业化是一国实现经济增长的唯一之路，大力发展制造业是后发国家的首选战略。因此，依据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一国经济发展通常遵循以下过程：农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比重逐渐下降，经济初步发展；工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比重上升，经济进一步发展；服务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比重开始上升，经济逐渐繁荣。几乎所有完成工业化的国家都经历了工业化阶段的积累才推动经济的增长，然后才实现服务业的发展，即“先工业化”模式。例如，西方国家、亚洲“四小龙”和中国的经济都是在农业稳固基础上，利用劳动力、资本和技术优势率先发展制造业，继而发展服务业乃至现代服务业。
然而与中国等国家的“率先工业化”发展模式不同，印度在农业经济萎缩后，基于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把中国制造业的做法用于服务业，即将劳动力和资本集中于服务业，优先发展以软件外包、IT业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业，然后利用IT业等新兴技术反向刺激农业和制造业的发展，进而从农业社会直接跨入到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形态，使印度成功实现了经济转型。这种绕过工业化发展阶段，直接进入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增长模式，即为“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由于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对自然和制造资源的消耗较小、对环境的污染较小，并且能够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因此很多南亚发展中国家，如赞比亚、乍得、苏丹、肯尼亚以及巴基斯坦等国家的经济发展都采取了类似的“跨工业化增长模式”[4]，以谋取全球产业竞争的差异化竞争优势，避免与中国等制造大国在国际产业链的直接竞争。
2 “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生成机制
波特将国家产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归结为生产要素、市场需求、相关产业以及企业战略与结构、政府作用与机遇等，并构建了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模型”[5]。20世纪90年代后，跨国公司对各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日显突出，于是邓宁将跨国公司引入“钻石模型”。本文以此为框架，认为印度“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生成主要受要素禀赋、社会内部消费需求拉动、相关产业支撑、龙头企业带动、政府的自由化改革以及技术进步的推动。
2.1 “基础设施薄弱、精英人才涌现”的资源禀赋结构
生产要素可划分为初级和高级生产要素，初级生产要素指天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技术工人、基础设施、资金等传统资源；高级生产要素则指现代通讯、信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研究机构等创新资源。印度落后的基础设施劣势抑制了工业发展，但却促使投资向服务业倾斜；而精英人才优势又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创新资源优势。
2.1.1 基础设施的薄弱促使投资向服务业倾斜
制造业对基础设施的依赖性较高，然而印度的基础设施较落后，这使得制造业难以得到发展。而服务业对基础设施的依赖较小，这促使印度加大对服务业的投资。例如，印度的交通运力不足，很难满足制造业的需要。直到2006年，印度才建成全长近5 000 km的“黄金四边形”公路网。在这些较好的高速公路行驶时，时速才可接近100 km。其次，印度煤炭和油气能源供应不足，限制了制造业发展。再次，印度电力严重短缺，现在每年约40%的印度居民无电可用，在大城市中也经常断电。因此，在基础设施处于弱势的情形下，印度经济发展的重心只能向资源依赖性较低和资源消耗较少的服务业倾斜。
2.1.2 精英人才资源的涌现驱动印度选择“率先服务化”发展模式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实施经济改革后，承接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推动了制造业蓬勃发展。相对而言，印度经济改革落后于中国十几年，加之工业化基础薄弱，错过了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时机[6]。然而，印度将大量资金投入大学，重视“精英人才”的培育。出色的大学体系，使印度每年可培养100万工科毕业生，因此印度科技实力名列世界前茅。加之长期的殖民化，印度高层与英美在文化、语言、生活习惯上能互相理解和融合。鉴于此，印度拥有为数众多、具有英语优势和专业优势的软件工程师和信息产业服务商，从而为IT业和软件外包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促使印度在承接欧美服务业外包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进而可以实现服务业的“专业化、规模化、范围化”的发展。
2.2 内部消费需求的拉动
印度企业为本土市场打造了“印度制造”的产品概念，即所有产品都是针对印度人爱好和需求制造的，这种以本土消费者为导向的生产模式使印度产品具有较高的市场吸引力。与此同时，印度的消费率较高，甚至高于部分发达国家，拉动了印度服务业的发展。例如，在印度，消费是GDP的主体，占到了64%；即使欧洲也只有58%，日本为55%，而中国却只有42%。印度消费率多年来保持世界领先的原因在于：①尽管印度平均工资低于我国，但印度采取包容性增长方式，企业高管和普通员工收入差距较小，有利于中产阶级形成。目前，印度中产阶级达2.8 亿人，这部分居民购买力极强。②其次，印度的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制度较为健全，劳动者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比较完善。③再次，印度银行放宽了消费信贷限制，印度商业银行贷款中有65%贷给私人、家庭和私营企业，只有35%贷给国有企业。这就促进了社会消费购买力的上升，为印度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强劲的需求拉力。与印度不同，中国公共服务投入和保障体系的不足降低了国内居民消费倾向，导致购物、餐饮、休闲和娱乐等消费业发展缓慢。
2.3 相关产业的支持
印度服务业的迅猛发展也离不开相关产业的支持互动。首先，印度承接国外服务业帮助其提升了服务业竞争力。例如，信息技术强国美国利用印度廉价而高技能含量的劳动力使其成为美国软件业加工厂，继而升级为美国软件研发基地，使印度企业在此过程中提升了研发能力，逐渐向“全球服务链”高端的攀升。其次，外资企业纷纷在印度设立研发中心，这种竞争机制的引入激励了印度服务业的快速成长。据印度国家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统计，2001年以来共有290 家跨国公司在班加罗尔设立研发中心。再次，印度良好的金融体系保障了服务业的健康发展。由于印度沿用了英国人留下来的金融制度；因此与中国相比，印度金融体制的基础更完善、市场秩序更好、资源配置更能体现市场导向[7]。当前，印度Reliance、Ranbaxy和Dr. Reddys Labs等巨头企业的崛起，与印度发达的金融市场密不可分。最后，印度工业企业的“专业性裂变”（制造企业为了提高制造效率，通过外包方式获得法律、会计和保安服务等）[8]，也拉动了印度服务业的增长。
2.4 龙头企业的带动
印度服务业的发展也得益于龙头企业的带动。印度信息产业及相关服务业经历了从出口产品到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其企业经过多年国际市场的竞争，拥有了与全球价值链高端企业竞争的实力。以印度软件业为例，其软件企业需要面对欧美发达国家的高端客户，从而迫使印度企业形成与国际接轨的高标准产业规范，增强了印度企业的竞争优势。例如，TCS， Wipro 以及Infosys 等软件企业巩固了印度作为世界信息技术供应商的龙头地位，已经能与IBM、惠普以及微软等知名企业竞争。目前，全球500 强中有185 家跨国企业已把部分业务外包给印度的信息技术公司，有135 家企业使用印度企业开发的软件，这表明印度已形成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软件龙头企业群落。中国软件产业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就是软件企业缺乏竞争力。一方面，国内需求层次低，没有形成高端需求的客户群体，降低了软件企业竞争的强度，制约了软件业行业标准和生产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国际一流的软件企业进入国内市场较晚，使中国企业缺乏与国际企业竞合的机会，致使中国企业存在“在位者惰性”。
2.5 自由化的政策环境改革
20世纪90年代后，印度政府以“亲商业化”[9]为导向，实施了具有“新自由主义”特色的经济改革，涉及印度的财政、货币、物价、外资、工业等多领域[10]，从而为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了政策保障环境。例如，印度服务业在早期受政府的干预程度较高，尤其金融、保险、电信等行业国有企业处于主导地位。但1991年开始，政府将这些领域向私人投资者和外资开放。如今，私营、外资与合资企业已在印度移动通信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正是由于印度不断放松对服务业的管制，激起了私人和外资的投资热情，从而使这些产业很快成为服务业的高增长部门，推动了印度服务业的发展。
与此同时，印度在投资软环境，尤其是金融自由度、产权制度和法律体系等领域进行改革，引导各种要素资源跨越制造业而流向服务业，从而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环境，促进了“跨工业化”增长模式的生成。例如，在印度有限的外国直接投资中，外资主要集中在软件（13%）、IT服务（20%）、金融服务（5%）、汽车（5%）、电力（3%）等技术密集型行业，从而促进了这些产业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与印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长期以来吸引外资的重点在加工制造业。据统计，我国制造业吸引外资的比例平均在70%以上，流入到服务业的外资也以传统房地产（17.6%）和批发零售餐饮业（2.85%）为主。因此，中国无法通过引进外资将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知识融入服务业，并通过引入竞争促进服务业的发展，这也是中国服务业持续在低位徘徊的一个重要原因。
2.6 技术进步的推动
技术的突破会带来新业务或新产品的出现，印度服务业的快速高效增长还可归结为技术变革的推动。这种变革发生在IT、电信服务、金融等行业部门。印度服务业增长较快的行业主要为软件业、商务服务业、银行业和通讯业。这些行业的共同特点是属于知识、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服务行业，是对信息技术革命反应敏感的行业。例如，印度的银行业保持着快速发展态势，1990-2006年的平均增长速度达19.8%，而在此期间中国金融保险业的平均发展速度只有10.7%[11]。金融业和商务服务业都属于技术密集型的服务业，它们的快速发展说明技术进步对印度服务业的推动作用不断加强[12]。这也印证了Bosworth[13]等学者的研究发现，印度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在近几十年来一直很高（几乎每年都是5% ），而资本贡献率仅为1.4%。这也表明，印度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变革的驱动效应较强，因此对资源和环境的消耗较低；而中国却与此相反。
3 “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优劣势分析
基于印度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特征比较，探讨“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优劣势，以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提供借鉴。
3.1 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优势分析
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主要以加工制造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加工制造环节，虽获得了GDP的快速增长，但却陷入资源环境高消耗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困境。而印度的跨工业化增长模式，借助服务业的发展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服务外包环节，跨越了工业化发展阶段，具有资源环境友好的特征，并且能借助服务业的发展反向刺激工业化的发展。
3.1.1 资源和环境低消耗
与经济工业化过程需要大规模资本、劳动投资不同，服务化过程更多地依靠知识和技术的专业化、规模化和范围化或报酬递增效应。因此，跨越工业化的“率先服务化”模式具有低资源消耗、低环境破坏、低物质资本依赖、发展速度平稳等特点。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以固定资产投资和外资主导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为着力点，发挥成本比较优势，推进了工业化进程；但也使得能源和资源紧缺、环境污染、劳动力成本上升等问题日益突出，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相对于中国高能耗的经济发展现状，印度的发展并未经历工业化阶段，而直接跨入服务经济社会形态，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力争让印度成为“世界办公室”，从而降低了工业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因此，印度的环境保护指数和资源保护状况都优于中国。故而，中国在面临资源与环境不断恶化情况下，应将服务业作为发展重点，通过有选择有重点地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保障和谐社会的建设。
3.1.2 反向刺激工业的发展
印度采取了反向刺激工业发展模式，即“重点发展服务业利用金融市场刺激国际资本进入本国资本市场刺激消费刺激制造业刺激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全面发展”[14]。Hutton认为在工业化时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业越来越广泛地融入到生产制造过程，有助于提升工业生产各环节的运营效率，具有“推进器”的战略功能。缘在，服务业能促进制造业的专业化分工，推动制造业资本深化；将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融入制造业，助推制造业创造差异化优势；有助于制造企业将非核心环节外包出去，降低制造业生产成本；为制造业内部企业提供中介服务，降低制造业内部的交易费用。印度经济增长选择的是“逆向发展模式”，即“率先服务化”，进而能借助率先服务化的新兴技术成果反向刺激工业化的发展与跨越。例如，印度以信息软件产业为代表的服务业在制造业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基础上实现了跨越，继而以IT业和软件业等现代服务业对传统工业的生产、经营环节进行变革，使印度钢铁、汽车零配件生产、制药、服装加工等行业实现跨越式发展，这也使得印度在这些领域的国际竞争力明显高于中国。
3.2 跨工业化的劣势分析
当然，与中国“先工业化”模式相比，印度“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也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是难以实现充分就业，其次是服务业的持久发展缺失基础设施保障和制造业的支撑。
3.2.1 难以提高社会就业率、社会和谐度低
印度是人口大国，优先发展服务业、跨越工业化并不能创造充足的就业机会。因为，以知识密集为特征的服务业吸纳的是印度精英阶层的劳动力，而把低教育程度、低素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排斥在外。尽管印度经济自由化改革后，其服务业增长势头进一步加快，但印度就业率呈下降趋势（2000年印度的失业率为7.3%，2005印度的失业率却高达9.1%）。由此可见，服务业远不如工业发展所引致的就业需求增幅大。因此，印度缺少工业来承接大量教育程度低下、劳动技能低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得农业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印度7 亿农民的收入状况难以改变。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也表明没有制造业的发展来容纳大规模就业，任何一个人口大国都不可能实现经济的腾飞。鉴于此，印度的跨工业化发展模式使得贫困人口的状况没有显著改善，特别是贫困人口比例、生命期望值、婴儿死亡率、幼儿营养不良率以及成人识字率等人类发展指数明显落后于中国。近几年，为扩大就业，印度仿效中国设立了许多经济开发区和特区，鼓励国内外企业投资于加工制造业，提高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例如，2005年印度了《制造业国家战略》白皮书，决定与中国争夺全球制造业中心地位。
3.2.2 缺失基础设施的保障
尽管服务业的发展不像制造业那样对物质和基础设施的要求很高，但是服务业对电力供应和通信等基础设施的依赖却很大，这也正是印度服务业目前发展面临的“软肋”。印度落后的电力供应、滞后的电信服务、低下的收入水平、大量处于技术低端的制造业，使得印度无法将引进的IT技术应用于生产和管理，影响了对IT产品的需求。以印度高速发展的电信业为例，尽管其年均增长率达到13%；但是印度全国的电信密度（电信用户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仍然只有20%，远低于中国50%的水平。再如，Srinivasan[15]指出，在2004年，印度的旅游业增长了24%，已成为世界热门的旅游地，但缺少足够合格质量的宾馆，且交通和通信条件仍不尽完善，制约了印度吸引和接纳海内外游客。可见，离开基础设施的保障，服务业的增长就失去了基础。
3.2.3 缺少工业制造业的支撑
制造业对服务业也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具体表现为：其一，制造业对服务业具有需求拉动效应，能使服务业更加专业化，并获得规模效应；其二，制造业的发展能为服务业提供物质基础、技术支持和运作平台，从而提高服务业的生产效率[16]。由此可见，制造业是服务业的基础，服务业的持续增长需要制造业的支撑。然而，印度的服务业是从高端市场进入，服务于发达国家；而不是从低端市场进入，服务于国内农业和制造业，即印度服务业的发展没有经历与国内农业和制造业的衔接过程，从而使服务业的发展失去了可持续增长的基础。当前，印度服务业的发展已受到工业发展水平较低的制约。鉴于此，2000年起，印度开始着力打造经济特区，欲借鉴中国经验以“特区”模式克服基础设施的缺陷，促进出口加工业的快速发展，拉动服务业的发展。
4 印度“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借鉴
虽然，印度“跨工业化”的经济增长模式存在难以大幅带动社会就业，缺乏持久增长的基础设施支撑等缺陷；但其“率先服务化”的发展经验仍值得面临“资源与环境双约束”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借鉴。鉴于我国服务业发展较落后，对制造业的外部性较小，制约了制造业的结构调整升级；并且经济增长过程中对资源与环境的消耗较高。因此，我国在工业化中后期应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以借助服务业实现经济发展的“软化”，实现向服务经济的转型迈进。
4.1 培养服务业人才队伍体系
高素质专业人才是发展服务业的重要基石，是争夺服务业国际转移的重要因素。中国应注重发挥本国人才的积极性，大力发展服务教育事业，增加服务业的教育投入。首先，应加强专业化培训与正规教育的联系与互动，以提高服务业人才的创造能力；其次，加强国内培训组织与国外先进培训机构的合作，引进国外成熟的培训体系，以与国际先进标准接轨。例如，印度的NIIT服务人才培训机构的APTECH体系在全球第一个获得ISO 9001认证。国内培训机构应加强与这些机构的合作，提高服务人才培训水平。同时，为了缩小与印度服务业人才的差距，中国可以加强“海外引智”，吸引服务人才回流，以拓展服务业人才的来源。
4.2 提高社会消费需求购买力
印度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高达59.6%，对GDP增长的贡献额接近48%，并且保持8%的增长水平[17]。中国服务业在人均收入达到2 000 美元界限点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仍未超过工业，其中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中国应提高人均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提高社会个人消费购买力。与此同时，鉴于公共服务的供给会提高国内居民消费倾向，促进消费型服务业的发展。例如，印度政府消费支出从2008-2009年度的7.4%上升到2009-2010年度的16.8%。然而，我国大量公共资源被用于制造业的投资扩张，医疗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的投入明显不足，从而降低了国内居民消费倾向。因此，我国应加大公共服务的投入，并优化公共服务的投入结构，以提高社会消费倾向，从而促进劳动、资本等要素向服务业的转移，推动我国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型。
4.3 优化服务业产业结构
印度服务业以知识密集型的信息技术产业为主导，实现了从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的转型升级。然而，中国服务业竞争力仍然集中于劳动密集型服务，金融、保险、商务、软件信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主导作用还没有出现，制约了国际产业链在我国的延伸和我国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鉴于生产业对工业制造业具有较高的外部性，能促进制造业的分工专业化，将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融入制造业，降低制造企业的生产成本，并能降低制造业内部的交易费用，是现代产业发展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源泉[18-19]。因此，中国经济要在国际竞争中攀升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应按照国际分工和市场需求，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生产业，从而加快制造业升级调整，促使中国摆脱对资源和环境的高度依赖。
4.4 培养服务业的龙头企业
由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可知，国家产业竞争力取决于企业的竞争力，尤其是龙头企业的综合竞争力。然而，我国服务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存在小、散、乱的情形，龙头企业的竞争实力也较弱，以致难以获得规模经济，难以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因此，我国应鼓励服务业内部企业实施兼并重组、竞争合作，支持服务企业的市场开拓和国际化运营，以培养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服务业龙头企业，从而形成服务业的产业群落效应，进而拉动服务业的发展。
4.5 加大服务业的自由化政策改革力度
通常，服务业自由化和对外开放程度越高的国家，越能吸引资本、高素质人才和先进技术等高级资源要素进入服务业，促进服务业效率改善。印度服务业是在开放条件下，利用国际资金、技术、人才，把握与跨国公司合作机会，充分实现优势互补，从而实现了服务业跨越式发展。因此，中国服务业应抓住当前服务业全球转移的有利时机，借鉴印度内部市场开放和外部市场准入的经验。首先，应引入竞争机制，构建服务业的进入与退出机制；推进非垄断行业国有企业改制为非国有企业，鼓励非国有经济的进入，提高服务企业的竞争力。其次，应加大政策环境的扶持，一要扶持吸纳就业人数多、投资能力弱的服务业企业；二要扶持跟踪世界一流水平的高新技术项目。再次，还应扩大开放程度，规范服务业行为，以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4.6 提高服务业的创新能力
印度通过服务业创新，不仅加快了银行业、证券业、电信、能源、工具系统集成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而且推进了远程医学、远程手术、远程教育、嵌入式产品、自动化生产技术等服务衍生产品的跨越式发展[20]，并且提升了传统服务业的水平，改造了传统工业，实现工业的集约化发展。针对我国服务业发展速度缓慢、生产率较低的实情，政府应提高服务企业的创新能力，以加快我国向“服务经济”的转变。诸如，加大对服务业创新的科技投入力度，促进研发投入主体的多元化；加快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不断完善科技基础设施，为服务业创新提供重要支撑；发挥财政资金的引领与导向作用，强化税收政策对服务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不断创新服务业的投融资方式，完善服务业投融资支持体系[21]，以提高服务业的创新效率，增强服务业对工业的反哺效应，保障我国工业化进程在“资源环境双约束下”又快又好地和谐推进。
5 研究结论
本文以印度经济增长模式为例，界定了“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内涵，即跨越工业化阶段，直接进入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进而，借助竞争优势理论，指出印度“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生成主要受“基础设施薄弱、精英人才涌现”的资源禀赋结构、社会内部消费需求拉动、相关产业支撑、龙头企业的带动、自由化的政策环境改革以及技术进步的推动。在此基础上通过中印经济增长模式的比较，分析了“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优势，即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主要以加工制造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加工制造环节，虽获得了GDP的快速增长，但却陷入资源环境高消耗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困境；而印度的跨工业化增长模式，借助服务业的发展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服务外包环节，跨越了工业化发展阶段，具有资源环境友好的特征，并且能借助服务业的发展反向刺激工业的发展。当然，与中国“先工业化”模式相比，印度“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也存在诸多劣势。首先是难以实现充分就业、社会和谐度低，其次是服务业的持久发展缺失基础设施的保障和制造业的支撑。最后，本文指出，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我国应借鉴印度的经验，培养服务业人才队伍、提高社会消费需求购买力、优化服务业产业结构、培养服务业龙头企业、加大服务业自由化改革力度、提高服务业的创新能力，以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增强服务业对工业的反哺效应，保障我国工业化进程在“资源环境双约束下”又快又好地和谐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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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oss Industrialization” Economic Growth Pattern：
From the Enlightenment of India Economic Growth Model
HUANG YongChun1，2 ZHENG Jianghuai2 YANG Yiwen2，3 ZANG Canjia1
（1.Business School，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8， China；
2.Economics School，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China；
3.Economics Department， Jiangsu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njing Jiangsu 210013， China）
[关键词]辽宁老工业基地；工业旅游；区域旅游；强省战略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02-0043-04
一、发展辽宁老工业基地工业旅游综述
辽宁省旅游业对辽宁省经济具有很强的拉动效应，已逐渐成为辽宁省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辽宁省应该把旅游业作为重点产业发展，加强旅游业与整体经济的联系，充分发挥其对经济的拉动效应。要使辽宁省旅游业更充分发挥其效应，必须注意旅游业发展的战略和方式。随着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业旅游作为一种新型的旅游形式在我国悄然兴起，且具有可待发掘的潜力。在国际金融危机背后下，积极有效地发展辽宁省工业旅游，对经济增长、区域振兴、社会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工业旅游。是指企业充分利用已有的生产要素和生产资源，如厂区、生产线、生产工具、劳动对象、产品和独特的工艺制造流程等，通过恰当的旅游化改造来提供旅游产品，满足旅游需求的一种专项旅游形式。对于工业企业来说，工业旅游是企业对自己的工业生产过程、工艺流程和工业产品的展示过程，对于加强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联系，促进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旅游业“十五”规划中，工业旅游被列为第五个待开发的旅游产品，国家旅游局也把工业旅游列入工作重点。
辽宁老工业基地的工业基础雄厚，有丰富的可待开发的工业旅游资源，一些工业城市已开发出了比较成熟的工业旅游产品，但与国外甚至是国内发达地区相比，辽宁老工业基地在工业旅游领域的探索还是落在了后面，工业旅游起步较晚，发展速度较慢，总体实力较弱。直到2001年5月31日，国家旅游局才批准鞍山钢铁集团、沈阳航空博物园、大连盛道玻璃制品厂三家企业为工业旅游示范点候选单位。此后，大连新船重工有限责任公司也进行了初步探索。辽宁省目前共有工业旅游示范点21个。
从历史的角度看，2007-2008年是一个全球经济的重要转折点。随着2008年9月15日美国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由美国次贷危机所激起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中国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这场金融危机肇始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的美国次贷危机，并于2007年8月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持续时间尚不可知。目前全世界的旅游业都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全世界旅游业的增长有所放缓，给中国和世界旅游业带来严峻考验。但是历史经验证明，全球每次爆发经济危机的时候，带动经济回暖的都是旅游、休闲等服务业。上世纪30年代美国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最先复苏的不是制造业，而是旅游、休闲等服务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东盟各国旅游业在危机中率先复苏。据世界旅游组织测算，旅游收入每增加1元，可带动相关行业增收4，3元，旅游直接就业与带动就业之比为1／5。旅游业是个稳固的产业，长期看旅游业仍将被看好。
二、发展辽宁老工业基地工业旅游存在的问题
工业旅游作为新旅游产品始于工业遗产旅游。英国、德国等国经验证明。旅游业是老工业基地复兴的重要牵动性产业，是对传统的观光、度假旅游的一种很好的补充。发展工业旅游不仅可以增加工业企业的收益、培育辽宁省旅游业新热点：打造辽宁省的形象名片，还可以为辽宁省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多的收益。虽然辽宁省的工业旅游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1 优势工业旅游资源大多数还未转化成有市场竞争力的工业旅游产品，还未形成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辽宁省是我国著名的工业大省，是我国重要的机械、化工、电子、冶金、能源基地。这为辽宁省工业旅游的开展夯实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前景。然而，我省的优势工业旅游资源大多数还未完成向优势工业旅游产品的转化，因而也无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可言。这是一个最突出的问题，也是一个最富有潜力和最值得开拓进取的空间。
2 工业旅游服务体系不健全，粗放式管理和粗放式服务的问题比较普遍，难以满足旅游者的旅游需求。我省的一些旅游城市、旅游景区(点)、旅游饭店宾馆、工业旅游产品，管理建设没有跟上，缺乏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有的已达不到标准要求。有的景区(点)、旅游饭店宾馆、工业旅游产品在硬件建设上不配套，有明显的薄弱环节和死角。工业旅游与完整的旅游概念相匹配的配套设施须要进一步完善。细部管理和细微服务在许多旅游服务单位还没有做好，从而给海内外旅游者留下了比较深刻的“粗放式管理”和“粗放式服务”的印象。
3 企业管理层观念需要转变。开展工业旅游的一些工业企业更加看重工业旅游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和形象效益，而对于因此带来的经济收益和未来巨大的发展潜力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一些工业企业对工业旅游的参与热情不高，由于种种原因不愿对游客开放工业旅游，致使本有潜力开发并推向市场的工业旅游产品没有被开发出来。工业企业出于投入与效能的考虑，一般对在企业内大兴土木进行配套设施建设、企业安全问题、生产管理问题等，都存有顾虑。这也是我省工业旅游尚未做大做强的重要原因之一。
4 完整的旅游概念需要形成。旅游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完整的旅游概念包括食、住、行、游、购、娱，而不是简单的游览，更不是简化的参观。一次完整的旅游活动不只是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的访问活动，还包括构成旅游经历的各种接待条件和服务水平。企业要发展好工业旅游，不能将之仅仅停留在浅层次的参观游览上，而要注意对旅游产品的积极开发、有效组合。
5 工业旅游产品结构比较单一，内容缺乏趣味，在旅游吸引力方面有欠缺。工业旅游是旅游者的新看点，给旅游者提供具有科技性、文化性、知识性、趣味性、参与性、纪念性、教育性和差异性特点构成的旅游吸引力。只有这样，才能突破工业旅游的发展瓶颈。而一些工业旅游产品在这些方面存在欠缺。
6 工业企业与旅游企业缺乏有效合作，工业旅游资源缺乏有效整合与优化。由于观念、利益等方面的原因，工业企业与旅游企业缺乏有效合作。工业旅游没有纳入专业旅行社的旅游线路安排中，没有融入专业旅行社旅游产品的宣传中，专业管理、专业服务等配套机制不完善，工业旅游资源缺乏有效整合与优化。食、住、行、游、购、娱旅游一条龙没有得到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运
用和发展。硬件不硬，软件不软，导致辽宁省工业旅游知名度低，美誉度差。
目前，我省旅游服务的质量还存在不少问题：一是不少地方由于经济条件的制约，旅游接待和服务设施简陋，有不少还存在安全隐患，住宿饮食的卫生条件比较差，难以向旅游者提供安全、卫生、舒适的服务。以旅游厕所为例，近年来虽然改善很快，但在旅游几大要素中仍是旅游者评价最低的，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的游客将其视之为不能容忍的问题。二是一些旅游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服务水平较低，导游、司机、服务人员等受经济利益的驱使，不按照规范的要求为旅游者提供服务，而是对服务项目和服务内容缺斤短两，随意降低服务质量，欺客宰客，这些情况严重损害了我国旅游业的整体形象和旅游者的权益。三是旅游市场秩序较差，旅游企业削价竞争，市场欺诈行为，挂靠承包经营，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营秩序，损害了守法经营企业和个人的利益，正常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影响着企业发展，影响着招商引资。
三、推进辽宁区域旅游与辽宁工业旅游框架性思路
东北亚是指亚洲的东北部地区，包括俄罗斯的东部地区，中国的华北、东北地区，日本的北部、西北部地区，韩国、朝鲜、蒙古，即整个环亚太平洋地区。广义的陆地总面积为1600多万平方公里，占亚洲陆地总面积的40％以上。总人口超过16亿，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5％。东北亚不仅与黄海、东海相邻，同时在陆地上与东欧、太平洋沿岸国家相连，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东北亚各国或地区在地缘、能源、产业等各方面有很强的互补性。辽宁正处于东北亚重要之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在所有的经济合作中，旅游合作是比较简易、便于操作的，具有经济合作的先导作用。东北亚各国旅游发展起步较晚(除日本外)。但是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旅游是当今世界最具生机与活力的朝阳产业之一，纷纷调整自己的旅游产业政策，与周边国家进行区域合作。在国际上，欧洲、北美、东南亚地区已经实现了实质性的跨地区、跨国界的旅游合作，而东北亚的旅游合作还处在初始阶段。尽管如此，东北亚各国旅游合作发展的步伐从来没有停止过。
辽宁省沿海经济带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的“五点”是指：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含盘锦船舶工业基地)、辽西锦州湾沿海经济区(含锦州西海工业区和葫芦岛北港工业区)、辽宁丹东产业园区和大连花园口工业区，规划总面积582.9平方公里，起步区面积为219.86平方公里：“一线”是指：从丹东到葫芦岛绥中1443公里的滨海公路。通过“以点连线、以线促带、以带兴面”的空间发展格局，辐射和带动距离海岸线1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经济带的发展。辽宁沿海经济带处于环渤海地区和东北亚经济圈的关键地带，是东北地区的主要出海通道和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区位优势明显，战略地位突出。建设辽宁沿海经济带不仅可以促进辽宁全面振兴，还可以带动东北地区实现加快发展和科学发展，也为我国参与东北亚经济竞争打下战略基础。
东北地区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直在衰退的阴影中徘徊，在全国的地位大幅度下降。振兴东北战略作为阻止东北进一步衰退，重振区域经济的重要举措，其意义并非仅局限于东北地区，对于缓解地区发展差距而言，将会日益体现出全局性的效果。
建立合作的机制和制度是打造区域性国际经贸旅游合作的重要保证。目前，在东北亚地区，不会很快出现巩固的制度化合作组织。这是因为，在体制、利害以及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的东北亚地区，对于巩固的制度化合作，制约因素更多。
区域旅游跨国交流的平台应当首先定位于城市的层面。从东北亚旅游合作长远的前景看，旅游企业理所当然地要成为推动区域合作的主力。但是如前所述，严格意义的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尚未建立，各国旅游企业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跨国经营障碍较多，寻求国际合作的突破往往力不从心。而各国中央政府对东北亚经济圈的兴趣受到诸多非经济因素的影响，重大决策的背景十分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不妨在企业层次与国家层次的交流与合作之外，更加重视城市层次的合作交流。各国城市一级的市长、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旅游企业协会之间的联系就更加重要。国际旅游合作中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可以首先在这一层次的交流中，初步得到解决。
我们首先从转变观念人手，用先进的观念、发展的观念来指导和确立辽宁未来的城市定位和发展思路。归纳起来有“六个观念”：
1 跳出辽宁看辽宁。把辽宁放到全省、全国以及东北亚地区发展的大格局中通盘考虑，从东北亚经济圈和沿海地带“S”轴线上由南向北的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东北三省四个经济区域着眼，寻求辽宁的站立，谋划打造与装备制造业城市板块、资源型城市板块并列的第三大经济板块――即以对俄经贸为主的外向型经济板块。
2 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内强化市、县(市)、区之间的合作，对外加强与发达地区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合作，以此凸显辽宁区域中心城市地位和服务功能。
3 按功能分区加快整体发展。着眼于城市整体功能的强化和布局的优化，进一步明晰区域内各经济功能分区，力求通过空间的导向、约束作用和利益上的分享机制，推动各县(市)、区实现优势互补、错位发展。
4 提升我省在对俄对韩对日经贸中的地位。充分发挥地缘优势、亲缘优势以及口岸和通道优势，以对俄经贸为基础，大力发展对韩、对日贸易，在全省对外开放升级中当排头、争一流，提升辽宁国际化水平。
5 努力实现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立足于自身区位、资源和产业条件，坚持因地制宜、以人为本的原则，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努力实现科学发展与跨越式发展的有机统一。
6 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城市品牌。大力彰显生态、绿色、山水、典雅的城市特色。全面展现山水园林名城和旅游名城风貌，构建区域特色明显、生态环境优良、文化底蕴深厚的东北名城。
四、推进辽宁区域旅游与辽宁工业旅游的几点建议
进一步强化“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建设的战略意识，这是实现j=[宁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重要标志。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必将取得更大成就，辽宁旅游业的发展也必将开创新局面。“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旅游业不仅应该被列入“有为”的行列之中，而且应该作为“大有所为”的产业来培育和发展。对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要进一步提高辽宁的旅游业的总体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
辽宁的旅游业的管理和服务都还比较粗放，在海内外旅游市场上的美誉度不高。要改变这种状况，不但需要
各类旅游企业苦练内功，努力提高硬件配套水平和软件水平，而且需要各旅游城市以“创优”、“创佳”为抓手，进一步优化旅游环境。这些工作，既不足一朝一夕可以做好的，更不是达到标准后就可以马放南山的。只有不断”拓进取，与时俱进，才能把辽宁的总体素质和总体管理服务水平提高到新水平并发扬光大。
(二)树立资源相融的理念，促进旅游合作的发展
旅游资源是一种特殊的资源，除了摄影以外什么都带不走的“不动产”。它不仅具有地域性、季节性、国际性和无形性等特点，还具有可观的经济效益和观赏价值。把辽宁具有特色的旅游资源整合起来，优化旅游线路和景点配置，来实现两国间旅游市场的对接和旅游资源的互补与共享。
(三)打造区域旅游龙头产品
打造区域旅游龙头产品，就是要利用我省地处东北亚中心地带这一地缘优势，以大连为中心，开发冰雪、森林、草原、湿地、火山、油田、界江和农业等独具特色的生态旅游为主打产品，辅以东北城市观光和北方历史文化等旅游项目，民俗风情、地域文化、文艺表演、风味美食、土产特产、旅游纪念品展销等为主要内容，以微缩景观和冰雕雪塑等形式多方携手共同打造区域旅游龙头产品，形成若干各具特色又相互连线的旅游集合区，并通过一系列节庆活动来提高冰雪资源、地域文化、民俗风情、特色餐饮等组合产品的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加强与俄罗斯、韩国、日本和朝鲜的合作，来共同打造东北亚黄金旅游圈，使之成为吸引中俄两国乃至东北亚地区游客的国际性旅游区，来提高我省旅游业的实力。要从更好地开发利用优势旅游资源、打造旅游精品做起，加快发展辽宁以及东北地区的旅游生产力。发展旅游产业，旅游产品是核心竞争力。一个地区，一个省。一个市，如果没有在海内外旅游市场上有声誉、有影响、管理和服务上乘的精品旅游区(点)作为“领头雁”，旅游产业是难以发展起来的，旅游产业集群更难形成。东北三省的许多地级市，要从更好地开发利用优势旅游资源、打造旅游精品做起，大力加强本地区的旅游生产力建设，从而做好发展旅游业的大文章。
(四)进一步发展辽宁老工业基地工业旅游
工业旅游不是“工业”与“人流”的简单结合，而是要把工业的生产流程、科技甚至历史、国情等方面的知识和魅力渗透到旅游的诸要素中。唯有如此，才能突破工业旅游的发展瓶颈。山东张裕在旅游规划和线路设计上，就十分新颖周到。除日常参观外，在旅游线路中安排了品酒比赛、手工酿酒、葡萄采摘、滚木桶比赛等娱乐项目，增强了旅游的趣味性和参与性。在开发工业旅游消费市场时，要特别重视开发儿童工业旅游市场和家庭工业旅游市场。如今全社会提倡儿童的素质教育，家长又都十分重视孩子的教育，工业旅游对于开阔儿童视野、拓展知识面非常有益。通过工业旅游，不仅能解答儿童在生活中提出的抽象问题，而且能使儿童对民族的历史和传统有形象的了解。
发展工业旅游要根据企业的性质、特点进行合理的开发。总的说来，辽宁在开发工业旅游时有如下几种模式可供借鉴。
1 专业型开发模式。对于以现代化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生产工艺为主要内容的工业旅游，如我国规模最大的航空博览园――沈飞航空博览园，可以采取专业型开发模式。
2 公园型开发模式。对一些已经过时的，甚至是已经废弃的比较落后的生产工艺、生产模式，比如开采了多年的各类矿区、蒸汽机制造厂和老机车厂等，通过它们可以再现当年的生产场景，还可以将整个厂区加以绿化改造，使之变为景观公园，如铁煤集团蒸汽机车博物馆，就可打造成新的旅游资源。
3 港口型开发模式。港口特有的海港风貌，码头设施，船舶景观，装卸工艺，以及浓厚的企业文化，增添了港口旅游的魅力，是工业旅游的特殊景观，如大连港。
4 特定型开发模式。特定型开发模式指以展示特定生产模式、生产工艺为主的工业旅游模式，当前我国的大多数工业旅游都是这样一种开发模式。为避免雷同，各个企业应在挖掘自身特点的基础上整合工业旅游资源，推出独具特色的工业旅游产品。如沈阳老龙口酒博物馆，阜新十家子镇玛瑙城等。只有对旅游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设计，才能打造出有生命力的工业旅游产品。
5 组建或整合有资质的公司或团体，与俄罗斯、韩国、日本建立“一体化”式旅游服务网络。旅游企业是市场竞争力的体现主体，能否进行跨国经营直接反映了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在这方面，我国少数旅行社虽然已经走出去发展，但尚未形成较大的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知名度，远没有达到美国运通、日本交通公社等的国际竞争力，而在旅游饭店、旅游车船、旅游救援等旅游产业要素方面，则基本上没有迈出跨国经营的步伐，因此，电就在这些方面无从谈起国际市场竞争力。主要原因是：我国一些具有跨国经营基础条件的旅游企业，多为传统的国有企业，内部的经营和发展机制尚没有很好地解决；而一些解决了发展机制问题的旅游企业，还没有达到应有的实力和规模。应组建或整合有资质的公司或团体，与俄罗斯、韩国、日本建立“一体化”式旅游服务网络。通盘考虑、通盘营销，发挥旅游的整体效益。
引言
随着农业现代化转型的逐步推进，中国农业生产的机械化作业程度不断提高，即中国农业生产对农业机械化的依赖性增强。到2009年底，到2009年底，全国机耕、机播、机收水平分别达到65.99%、41.03%、34.74%，“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49.13%（数据来源于《2009年全国农业机械统计年报》），比1978年提高了26个百分点，在东北地区甚至达到85%。其中，粮食生产对农业机械化的依赖更为显著。小麦、水稻、玉米的“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分别达到89.37%、55.33%、60.24%，且这三种粮食作物的机耕、机播、机收三项作业基本全部是以柴油作为动力能源。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过程，本质上是一个柴油化[17]的过程：一是装备；二是具体能源品种消耗。装备上，农业机械总动力自1993年以来一直以柴油发动机动力为主，并且比重呈逐年上升态势。2009年农业柴油发动机动力为70410.41万kW，比重为80.47%，比1993年提高了14.91个百分点。农业机械用能源品种上，农用柴油自1993年以来也一直是农业机械用能消耗的主体，尽管消费量基本是逐年增加，但比重仍维持在1993年水平。2009年全国农用柴油消费量为2855.77万吨标准煤（柴油折标准煤系数：1kg＝1.4571kg标准煤），比重为62.69%，仅比1993年下降0.52个百分点。综上，农用柴油是保障中国农业现代化转型实现和粮食生产稳定的最重要能源投入。另外，中国各级政府历年来都非常重视“三夏”和“三秋”等农忙季节时农用柴油供给稳定的保障工作。尽管农用柴油是中国农业生产的重要能源保障物质且消费量逐年增加，但是学术界至今仍没有系统地分析农用柴油投入对农业经济的影响、农用柴油投入增加是否会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农用柴油是否是拉动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等问题。为此本文通过农用柴油投入增加对农业总产值增加的贡献率（简称“农用柴油贡献率”）的测算来回答上述三个问题。
1模型设定
1.1基本测算模型农用柴油对农业总产值的作用：一是通过直接投入影响农业总产值，即农用柴油的投入产出弹性（简称“农用柴油弹性”）；二是增加农用柴油投入对农业总产值增加的影响，即农用柴油贡献率。本文采用KLEM模型估计农用柴油贡献率测算所需的相应参数，即假设中国省级农业生产函数是弱可分的，把农业生产要素分为资本（K）、劳动力（L）、柴油（D）和中间物质（M）共四组。KLEM模型的函数形式沿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农业生产要素贡献率的测算，除CD生产函数外，还有项目有无比较法、索洛余值法、数据包络分析法、特尔斐法等），即：（式略）公式（1）中，Y为农业总产值，T和H分别代表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和农业成灾率。估计（1）式，获得第k项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弹性估计值β赞k。在要素贡献率测算中，为了把规模效应纳入转换效应之内，须对参数估计值施加规模报酬不变约束（∑β赞k=1），则系数估计值作下述相应调整：（式略）公式（2）中，β赞′k是调整后的参数估计值。相应地，第k项要素投入增加对农业总产值增加的贡献率测算方法为：（式略）公式（3）中，x′k为第k项要素投入的相对增长率，即用第k项要素投入的年均增长速度除以同期农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速度。农业转换效率可由公式EA=1-β赞′kx′k计算得出，表示农业转换效率对农业总产值增加的作用程度，即规模效应、技术进步、成灾率等因素影响。CD生产函数框架下，生产要素对农业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测算函数可等价地演化为生产要素对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率的测算函数。（1）式两边同时减去农业劳动力的对数，整理得到（式略）即利用公式（1）的估计结果，公式（4）从农用柴油投入数量的角度，可测算农用柴油投入增加对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率，而公式（5）从柴油和劳动力的投入结构变动的角度，可测算柴油劳动比率的增加对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率。因为在数据给定的前提下公式（1）、（4）和（5）的参数估计值是一致的，所以本文只分析公式（1）情形下的农用柴油贡献率。
1.2粮食主产区的模型设定中国农业生产在区域上存在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粮食“非主产区”概念的提出见《全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2009~2020年）》）的概念。曾福生等研究证实粮食主产区对全国粮食产量安全的保障贡献最大，并且粮食主产区的农业机械总动力对全国粮食安全的贡献率高达70%左右[9]。另一方面，粮食主产区对农用柴油的消费量和消费增长率都明显高于非主产区。2009年粮食主产区消耗了1211.2万吨农用柴油，是非主产区水平的1.62倍；而1993年的数据仅为517.1万吨和1.23倍，即1993~2009年间粮食主产区对农用柴油的消费量越来越高，且消费量的增长率明显高于非主产区。此外，中国农业生产政策一直存在偏重于粮食主产区的倾向。所以，农用柴油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粮食主产区与非主产区应该存在差别。根据公式（3），本文须检验粮食主产区与非主产区农用柴油弹性估计值β赞3的一致性，以确定β赞3是否是引起两类地区农用柴油贡献率差异的来源（由于粮食主产区与非主产区农业总产值和农用柴油投入水平是事后观察值，区域间农用柴油相对增长率的差异是给定不变的。这样只须检验两类地区农用柴油弹性估计值是否一致。）。检验采用模型结构稳定性虚变量方法，设立全国、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三个样本（全国样本是指除之外30个省的数据；粮食主产区包括全国30个省中的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和四川共13个省；非粮食主要产区则包括全国30个省中余下的17个省）；并设立粮食主产区虚变量c，c=1表示粮食主产区，为c=0表示非主产区。基于模型（1），检验模型的设定如下：（式略）估计方程（6），并运用Z统计量检验估计值β赞′k(k=0,…,6)为零的原假设和F统计量检验β赞′0～β赞′6同时为零的总体显著性原假设。如果检验结果是不一致的，用全国样本的弹性估计值测算要素贡献率会产生偏差，这样就必须分别设定并估计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的省级农业生产函数，以获得准确的要素弹性估计值。
1.3农业支持政策的模型设定从2004年起，中国农业支持政策成体系的实施对中国农用柴油消费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2004年全国农用柴油消费总量的年度高达15.53%，是1993~2009年期间的最大值；且2004年之后全国农用柴油消费总量保持在高消费水平的路径上增长。2004~2009年期间农业支持政策对农用柴油投入增加的影响有直接和间接两种途径，直接的就是农机具购置补贴、石油价格改革对渔业、林业的补贴以及种粮农民的农资综合补贴等政策的实施；间接的主要是能促进农业总产出增加的政策影响，前提是农用柴油的应用技术保持不变。把样本期1993~2009年分为政策实施前（1993~2003年）和政策实施期（2004~2009年）两个阶段。所以，从要素贡献率角度思考，2004~2009年期间实施的农业支持政策应该会使得农用柴油贡献率在2004年前后两个阶段发生变化。把样本期分为政策实施前（1993~2003年）和实施期（2004~2009年）两个阶段，并检验两个阶段模型参数估计的一致性。本文仍采用模型结构稳定性虚变量检验方法，并设立农业支持政策虚拟变量d，d=1表示政策实施期，d=0表示政策实施前；用虚变量d替代公式（6）中的虚变量c，并作相应的参数检验。如果虚变量d的所有参数估计值通过参数检验，可证实2004起实施的农业支持政策导致了农业生产函数结构在2004年前后两个时期发生了改变相应地，根据公式（6）下述两个方程：（方程略）公式（8）和（9）分别表示农业支持政策实施前和实施期的省级农业生产函数，α赞′k(k=0,…,6)是虚变量d的相应参数。
1.4农业资本存量计算方法和数据来源本文首次在省级农业生产要素贡献率测算中运用农业资本存量度量各省农业资本的投入水平。在已有的要素贡献率测算研究中，多用土地、农业机械或中间物质投入作为资本替代，鲜见直接使用农业资本存量概念。1993～2009年全国30个省的农业资本存量的测算采用永续存盘法，公式为：（式略）公式（11）中，Kit表示第i省第t年农业资本存量，Ki0为农业资本积累初始年份的存量、Iit为当年农业资本投资额、KIit为农业资本存量缩减指数、δi为农业资本折旧率；gi是1978～2008年以2008年不变价计算的第一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Iit用第一产业固定资产形成额度量。全国除江西、广东、海南、重庆和外，26个省1978~2002年第一产业固定资本形成额来源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96~2002》；1978~1992年江西和广东的缺失数据的处理沿用王金田等在2007年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重庆原属四川省管辖，假设重庆在1978~1996年期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形成额增长速度与四川一致，由此进行推算，并对四川省数据作相应调整；海南初始年份为1989年，初始年份为1993年。对2003~2008年31个省第一产业固定资产形成额，假设各省第一产业固定资本形成速度在年度间无差异，用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发展速度推算第一产业固定资本形成额，因为固定资产投资额指标是中国计算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最基本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公布了各省2003~2008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农业资本折旧率δi直接采用Wu在2009年的研究成果的计算结果。农业资本存量缩减指数为用2008年不变价格计算第一产业增加值缩减指数。各省农业总产值按2008年不变价格计算，包括农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农业劳动力采用“有效劳动”概念，即用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数乘以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年底数，使各省农业劳动力在同质化基础上作比较。省级农用柴油消耗数据，现有《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全国农业机械化统计年报》三个官方来源，后两者的数据表现不及前者，本文采用《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4~2010）公布的农用柴油使用量指标；中间投入是指以2008年价格计算并除去农用柴油成本的中间物质投入，农用柴油成本是农用柴油消耗量与农用柴油价格的乘积，农用柴油价格是用农用机油价格指数和2003~2006年各省农用柴油价格数据推算得到。
2面板数据检验和模型设定检验
2.1面板序列的同质与异质性检验面板同质性检验决定了后续建模方法的选择，而同质面板是指面板中各截面的时间序列具备齐方差属性。本文采用Bartlett齐方差检验方法来检验模型所涉及各变量的面板同质性检验。Bartlett卡方检验结果显示，农业的总产值、资本、劳动力、柴油、中间物质五个变量在1%的水平上拒绝了齐方差原假设，即所有变量的面板都是异质性的（表略）。这表明，对这五个变量的面板单位根检验应该采用异质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即采用ADF费舍卡方统计量检验方法。ADF检验结果显示，农业总产值、农用柴油和农业中间物质投入在1%的水平上拒绝了存在截面个体单位根的原假设，农业资本和农业劳动力分别在10%和5%的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表略），即模型中的五个变量都是平稳面板序列。因此，五个变量可直接作回归分析，而不会产生伪回归问题。
2.2模型设定检验首先，应用F统计量检验模型（1）的固定效应是否显著，再应用B—P拉格朗日乘数方法检验其随机效应是否显著。若模型（1）仅固定效应显著，则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方法；反之，仅随机效应显著，则采用随机效应模型估计方法；若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两者都显著，则采用Hausman卡方检验做决策。与混合效应模型相比，全国、粮食主产区及非主产区三个面板数据模型的固定与随机效应在1%显著水平上都显著；Hausman卡方检验结果进一步显示，与随机效应设定相比，固定效应模型更适用于本文设定的三个面板数据模型。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必须考虑截面个体异方差和面板序列自相关问题。否则，会导致参数估计无效，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检验失去统计学意义。本文应用Wooldridge方法检验面板序列自相关问题，用调整Wald方法检验截面异方差问题。，全国、粮食主产区及非主产区三个面板在1%显著水平上都不能拒绝存在一阶面板序列自相关和截面个体异方差的原假设。为此，本文采用D—K估计法（“D—K估计法”是1998年DriscollandKraay面板数据模型估计方法的简称修正一阶面板序列自相关和截面异方差的模型设定问题，以获取参数估计量协方差矩阵的一致性估计。并且D—K估计法对截面相关性问题也是非常稳健的，尽管本文的面板数据不支持截面相关的B—P拉格朗日乘数检验（B—P拉格朗日乘数检验所需的残差相关矩阵是奇异阵），但地理气候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相似性以及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要素两个市场的相互依赖性，可能会引起省际间农业生产行为存在关联，即产生截面相关问题。
3模型估计结果和分析
3.1粮食主产区与非主产区的设定检验和估计结果运用模型（6）来检验粮食主产区与非主产区农用柴油弹性系数估计值的一致性。模型（6）的直接估计结果显示，变量c•lnL、H和c•H的系数估计值无法通过10%显著水平的t检验。根据逐步回归的模型筛选原则，决定保留c•H项，最终结果见表4。粮食主产区与非粮食主产区这两种设定下的资本、柴油、中间物质投入、技术进步和成灾率估计系数存在显著差异；且粮食主产区设定总体显著性的F统计量为15.97，在1%显著水平支持粮食主产区与非主产区的省级农业生产技术和农用柴油弹性系数都不一致的结论。所以，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的农业生产函数应该分别估计，以获得农用柴油弹性的合理估计值。表5是全国、粮食主产区、非主产区三个样本省级农业生产函数的D-K估计结果。估计结果显示，全国、粮食主产区、非粮食主产区三个样本的省级农业生产函数拟合结果存在显著差异。就农用柴油投入产出弹性而言，直接使用全国样本的估计结果（0.0587）会明显低估粮食主产区农用柴油的投入产出弹性（0.0587<0.1183），并会高估非粮食主产区的农用柴油投入产出弹性（0.0587>0.0206）。表5中农用柴油投入产出弹性系数的估计结果显示，粮食主产区为0.1183，即农用柴油投入每增加1%，农业总产出增加0.1183%，增加农用柴油投入可以推动农业总产出的增长；相应，非粮食主产区为0.0206，即农用柴油投入增加也可以推动农业总产出的增长，但作用明显小于在粮食主产区的推动作用。
3.2农业支持政策设定和估计结果根据公式（7），用D—K估计法分别拟合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的省级农业生产函数，估计结果见表6。粮食主产区的初步估计结果显示，变量d•lnL和d•T的系数无法通过10%显著水平的t检验；且变量的剔除操作并没有引起模型参数的估计值发生明显波动。这表明2004年起实施农业支持政策没有对粮食主产区的在的农业劳动力和中性技术进步产生显著的冲击效应。而对d•lnK、d•lnD、d•lnM和d•H进行系数估计值同时为零的总体显著性的F统计量（F(4,12)=11.44）在1%显著水平上支持农业支持政策的实施改变了政策实施期内粮食主产区的省级农业生产行为。非主产区的初步拟合结果显示，成灾率对农业总产出的影响不显著，并且农业支持政策对成灾率的冲击效应也不显著，故在模型中予以剔除。对农业支持政策冲击变量d•lnK、d•lnL、d•lnD、d•lnM和d•T进行系数估计值同时为零的总体显著性F检验，检验结果为F(5,16)=36.2681，在1%显著水平上拒绝了系数估计值同时为零的原假设，即农业支持政策也对非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生产行为产生了实质性的冲击。根据表6的估计结果，农业支持政策的实施对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生产都形成了正向冲击。粮食主产区农用柴油投入产出弹性从政策实施前的0.0903上升到0.1103，政策冲击效应为正的0.0200；同样，非粮食主产区的农用柴油投入产出弹性从政策实施前的0.0242上升到0.0565，政策冲击效应为正的0.0323。从政策效应的冲击规模来看，粮食主产区略高于非粮食主产区。因此，农业支持政策的实施对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的农用柴油投入产出弹性均具有正向冲击作用，且对非粮食主产区的冲击作用更大。与不考虑政策冲击效应的分析对比，粮食主产区与非粮食主产区在补贴政策实施前后的农用柴油弹性系数是不一致的。农业支持政策通过对农用柴油投入产出弹性的较大冲击，传递给了农用柴油贡献率的测算结果。考虑政策冲击效应情形时，粮食主产区政策实施前和实施后的农用柴油弹性系数分别为0.0903和0.1103，相应的非粮食主产区系数分别为0.0242和0.0565；不考虑政策冲击效应情形时，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的农用柴油弹性系数分别是0.1183和0.0206。因此，如果不考虑政策冲击效应，粮食主产区的估计结果会明显高估政策实施前的农用柴油弹性系数，而非粮食主产区的估计结果会明显低估政策实施后的农用柴油弹性系数。相应地，粮食主产区政策实施前的农用柴油贡献率测算结果会明显偏高，非粮食主产区政策实施后的农用柴油贡献率测算结果会明显偏低。
3.3柴油生产投入贡献率的测算结果分析
3.3.11993～2009年三类区域整体水平分析农用柴油投入增加对全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贡献率达到7.53%；但农用柴油不是拉动农业总产值增长的最大投入要素，相比较，农业资本投入的贡献率明显高于农用柴油，高达19.31%。在粮食主产区，农用柴油贡献率是三类区域中最高的，为20.53%；农用柴油具有与农业资本同等的对农业总产值增长的拉动作用。在非粮食主产区，农用柴油的贡献作用是三类区域中最小的，只有2.15%，除农业劳动力外，农用柴油对非粮食主产区农业总产值增长的拉动作用在资本－劳动－柴油－其他中间投入中是最小的。
3.3.2农业支持政策实施的影响分析农业支持政策的实施，无论全国范围内、粮食主产区，还是在非粮食主产区，都使得农业生产对农用柴油投入的敏感性增加，三类区域的调整后农用柴油弹性系数分别从政策实施前的0.1834%、0.0347%、0.0866%上升为0.2227%、0.0831%、0.1331%。尽管如此，三类区域农用柴油贡献率在政策实施前与实施后的表现差异较大。在全国和粮食主产区，农用柴油贡献率分别从7.87%和19.26%下降到3.84%和3.06%，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这两类区域农用柴油相对增长速度的下降幅度高于弹性系数的上升幅度。例如，全国1993～2003年柴油的相对增长速度为0.9087，而2004～2009年仅为0.2887。而非粮食主产区的农用柴油贡献率则从2.47%增加为4.81%，上升是因为农用柴油相对增长速度的下降幅度低于弹性系数的上升幅度。
3.3.3粮食主产区与非粮食主产区的对比分析1993~2003年期间，农用柴油投入在粮食主产区的贡献作用明显大于非粮食主产区，因为农用柴油的弹性系数和相对增长速度在粮食主产区都高于非粮食主产区，差值分别为0.0661%和0.3379%。2004~2009年农业支持政策实施期间，尽管粮食主产区的农用柴油弹性系数（0.1103%）高于非粮食主产区的（0.0565%），但是由于非粮食主产区农用柴油相对增长速度（0.5785%）明显高于粮食主产区的（0.1376%），从而导致农业政策实施期间非粮食主产区农用柴油的贡献作用要大于粮食主产区的贡献作用。另一方面就是农用柴油贡献重要性的区域对比分析。1993~2003年期间，农用柴油投入增加对省级平均农业总产值增长拉动的重要性，粮食主要区为排第二，仅次于其他中间物质投入；而同期非粮食主产区，农用柴油拉动的重要性在资本、劳动、柴油、中间投入四类中是最小的。因此，就拉动农业总产值增长的重要性而言，农用柴油对粮食主产区的重要性要大于非粮食主产区。2004年起实施的农业支持政策提高了农用柴油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作用，全国、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的农用柴油投入产出弹性值分别比政策实施前增加了0.0303、0.0200和0.0323，达到0.0868、0.1103和0.0565。但是，农用柴油投入产出弹性值的提高在区域上并没有演变为农用柴油对农业总产值增长的拉动作用，相反全国和粮食主产区的农用柴油贡献率与政策实施前相比分别从7.87%和19.26%下降到3.84%和3.06%。因此，农用柴油相对增长速度的下降是导致全国或粮食主产区农用柴油贡献率下降的主要因素。
为认真贯彻落实我市人代会、三干会会议精神，促进全市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根据国家工商总局和省、潍坊市工商局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现就充分发挥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作用，服务企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放宽扶持政策，提供更加宽松的市场准入环境
1.放宽设立登记和注册资本认缴出资期限。对于名称预核后不能在法定有效期内提出设立登记的，在名称保留期限之前可申请续延，经审批机关批复同意后可以延长90日；允许企业延长出资期限。对实行注册资本分期缴付的公司，投资者确因资金紧张无法按期缴付出资的，在法定的注册资本缴付期间内，允许公司修改章程、延长出资期限；允许外商投资企业投资人变更出资期次，由一次缴足变为在法定期限内分期缴付。
2.放宽企业经营场所登记条件。对企业设在地方政府设立的开发区、工业园区的，暂不能提供房产证明，可以提交地方政府或者开发区管委会出具的场所使用证明。对于临时没有确切路名、门牌号的，同时提交当地工商所现场勘察意见书即可登记。
3.完善筹建登记制度。对新办工业项目，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办理前置审批（涉及安全许可的除外）而暂未取得批准文件的，可按省局规定和要求进行筹建登记。筹建有效期为一年。对有效期满仍没有取得相关资质条件的，可以凭县级地方政府的证明或者立项、许可主管部门的证明给予筹建期延期半年或者变更经营范围的登记。
4.落实优惠政策，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除专项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应当进行年度审计的公司、列入重点监管行业或监管对象的公司、以及三年内有违法出资行为的公司在年检时需要提交审计报告外，其他企业可以免于提交审计报告。
5.实行试营业登记，积极促进就业和再就业。鼓励、扶持下岗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残疾人、退伍军人、库区移民、“农转非”人员实现就业再就业，大力支持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创业。除从事需要前置审批的经营项目外，可以申请核发有效期为6个月的试营业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免收试营业个体登记费，不纳入验照管理，轻微违规不予罚款。
6.努力壮大农村地区市场主体。简化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登记手续。登记材料全部规范化、示范化，让农民办照更加简便；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明可以由镇政府出具，不再要求提供土地所有权证书；放宽对住所使用限制，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成员自有场所作为住所，也可租用他人场所作为住所。场所在农村没有产权证明的，可提交场所所在地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探索设立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专业合作社。
7.减少外资企业审批手续。简化外资企业主体资格确认手续。对已在我市投资设立企业的外国投资者两年内再次申办外资企业的，免予提交主体资格公证及认证手续原件。
8.下放部分企业登记管辖。积极开展部分企业登记管理权下放试点，委托文家、稻田工商所以市工商局名义行使其辖区内经营项目不涉及前置许可的个人独资企业、普通合伙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登记管理权。
9.加快推行企业登记网上核准。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降低企业登记成本，对冠“”或者“市”名称的企业在名称登记、开业登记、变更（备案）登记和注销登记，逐步实行网上核准，完善网上年检，方便企业。
二、进一步拓展融资渠道，增强企业发展动力
10.积极开展股权出质登记，拓宽动产抵押范围。企业以持有的在市注册的有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的，可办理股权出质登记。积极支持浮动抵押，鼓励和支持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对个体工商户、农业生产经营者的抵押担保融资，允许企业、银行共同委托同一人办理动产抵押登记。
11.允许评估资产转增资本金。国有企业因产权重组需变更注册资本额的，评估后的净值留出转增前企业注册资本的25%（列为留存公积金）后，均可直接出资。工商部门凭验资机构出具的出资证明予以办理相关变更登记。
12.支持股权投资。股权投资或管理企业的名称中的行业可以分别表述为“股权投资”和“股权投资管理”，经营范围可以分别表述为“股权投资”和“股权投资管理”。股权投资企业的经营场所可以与承担管理责任的股权投资管理企业的经营场所相同。
13.支持兴办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和村镇银行。积极支持和鼓励在本市限定区域范围内依法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公司。鼓励设立担保公司。
三、提供针对,积极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14.大力支持重点建设项目投资。对重大投资项目，需要组建公司或者办理增资等注册登记手续的，开辟“绿色通道”。对登记申请材料齐全的，当场登记发照；对具备主要登记要件的，可先行受理，待申请人补齐材料后发照。
15．支持现代服务业发展。认真开展二、三产业的分离登记，企业因分离或者合并而需要注销企业的档案不需要调档,就地办理注销。对中介发展园、文化创意园、软件园、物流园等各类现代服务业发展园区的房产权属证明由主办单位或物业单位一次性提供证明后，企业可凭租房协议办理登记。允许动漫企业增加“动漫设计”的经营范围和名称使用“服务外包”和“动漫设计制作”字样。
16.支持企业股份制改造、上市。对列入股改的企业和政府确定的拟上市企业实行“一对一”帮扶服务。允许上市企业在名称中不使用国民经济行业类别用语表述企业所从事的行业。
17.规范和控制前置许可事项，引导产业结构调整。从事危险废弃物、拆船业等法律法规或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必须报经审批的项目，以及化工、造纸、铸造、水泥、医药、钢铁、印染、农药、火电、电镀、酒精、炼油、焦炭生产企业和娱乐场所外，其它企业设立及变更登记均无需提交环保部门的审批文件。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在开业投产前应经环保、消防审批的，企业应向相关部门申办相应手续。
18.加大驰名商标和著名商标的培育和推荐力度。优先推荐列入上市计划和骨干支柱产业、拥有自主商标的企业申报省著名商标和中国驰名商标，重点支持中小企业争创驰（著）名商标。引导帮助企业通过商标管理案件、商标异议、商标争议等法律渠道申报驰名商标认定。
四、大力支持农村改革发展，积极服务城乡统筹发展
19.深入推进经纪活农行动。加大培育高素质农村经纪人力度，全面落实农村粮食收购、煤炭零售等五项经纪人管理制度，积极开展争创省级优秀诚信农村经纪人活动。大力支持更多涉农龙头企业完善农村经纪人网络，推行《农副产品收购合同示范文本》，规范订单农业签约行为，进一步拉动农副产品加工销售，促进农民稳定增产增收。
2008年，防止由偏快向过热发展是宏观调控的重中之重。
工业经济运行尚处良性状态
规模以上工业注增加值同比增长18.5%，增速同比加快1.9个百分点，为1998年以来最高增长水平。前11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2951亿元，同比增长36.7%，增幅同比提高6个百分点。
轻重工业增速差距同比缩小。轻、重工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3%和19.6%，增速同比加快2.5和1.7个百分点。轻、重工业增速相差3.3个百分点，比上年缩小0.8个百分点。
工业品出口增势趋缓。工业出货值73134亿元，同比增长21.5%，增幅同比回落1.4个百分点。
工业品产销衔接良好。全国工业产品销售率为98.1%，同比降低0.1个百分点。
主要工业行业增势不减
能源生产稳定增长，粗钢、水泥等主要原材料产量增势趋缓，机械、纺织、轻工行业生产增速加快。主要出口行业中，机械、轻工行业出口增幅提高，电子、纺织行业出口增势趋缓。煤炭、钢材、水泥、平板玻璃、棉花价格呈上涨态势，有色金属价格高位回落。前11个月，多数行业效益水平快速提高，其中建材、冶金、医药、机械行业利润增幅超过50%，煤炭、电力、轻工、纺织、烟草行业利润增幅在35.2%-49.1%之间，有色、石化、电子行业利润增长16.3%-28.9%。
煤炭、电力、石油稳定增长
据行业统计，全国原煤产量25.23亿吨。（规模以上企业原煤产量22.9亿吨，同比增长9.4%，增速同比减缓2.5个百分点）。据海关统计，煤炭出口5317万吨，下降16%；进口5102万吨，增长33.9%；净出口215万吨，下降91.4%。年末，直供电厂存煤2270万吨，比上年末减少141万吨，略低于正常水平。前11个月，原中央财政煤炭企业商品煤平均售价325.3元/吨，同比上涨7.4%。煤炭行业实现利润872亿元，增长49.1%。
全国发电量3208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4.9%，增速同比加快1.2个百分点。其中，火电增长14.6%，减缓1.2个百分点；水电增长15.4%，加快11.9个百分点。据行业统计，年末全国发电装机容量71329万千瓦，增长14.4%。其中，火电装机55442万千瓦，增长14.6%；水电装机14526万千瓦，增长11.5%。全年发电设备利用小时数5011小时，同比降低187小时。其中，火电5316小时，降低296小时；水电3532小时，增加139小时。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基本平衡，仍存在区域性、时段性紧张，其中广东、云南、贵州较为严重。前11个月，电力行业实现利润1663亿元，增长38.2%。
全国原油产量18666万吨，同比增长1.6%；原油进口量16317万吨（海关统计），增长12.4%；原油加工量32679万吨，增长6.4%，增速同比加快0.1个百分点，其中汽油、柴油产量分别增长7.2%和6.2%。天然气产量666亿立方米，增长18.3%。主要化工产品中，乙烯产量增长12.6%，烧碱、纯碱产量分别增长17%和13.1%，化肥、农药产量分别增长10.2%和24.3%。国际原油价格前低后高，前5个月均低于上年同期水平，10、11月份快速上涨，不断创历史新高；全年布伦特原油平均价格为72.1美元/桶，比上年高6.1美元/桶，上涨9.3%。受国际油价快速上涨等影响，四季度部分地区成品油供应趋紧。国家于11月1日上调成品油价格，经多方共同努力，成品油供求状况逐步好转。前11个月，石化行业实现利润4962亿元，增长20.2%。其中，石油天然气开采行业利润3356亿元，下降7.6%；炼油行业利润94亿元，上年同期为净亏损473亿元；化工行业利润1512亿元，增长56.1%。
钢材、建材价格保持涨势
全国粗钢产量48924万吨，同比增长15.7%，增速同比减缓2.8个百分点；钢材产量56461万吨，增长22.7%，减缓1.8个百分点。钢材出口6265万吨，增长45.8%；进口1687万吨，下降8.8%。铁矿砂进口38309万吨，增长17.4%。国内市场钢材价格呈上涨态势。年末，国内市场钢材价格综合指数125.12点，比上年末提高19.97点。6.5mm盘条、16mm钢筋平均价分别为4528元/吨和4559元/吨，为历史最高水平，同比上涨45.1%和48.9%；10mm中板、0.5mm冷轧薄板价格分别为5209元/吨和5763元/吨，上涨35.2%和9.4%。前11个月，冶金行业实现利润2294亿元，增长56.3%。
全国水泥产量135412万吨，同比增长13.5%，增速同比减缓5.6个百分点；平板玻璃产量49748万重箱，增长13.4%，加快0.1个百分点。水泥、平板玻璃价格保持涨势。12月份，重点建材企业水泥平均出厂价为290元/吨，同比上涨5元/吨；平板玻璃出厂价为67元/重量箱，同比上涨2元/重量箱。年末，重点建材企业水泥库存910万吨，同比上升5.6%；平板玻璃库存1893万重量箱，上升31%。前11个月，建材行业实现利润796亿元，增长56.6%。其中，水泥行业利润207亿元，增长64.7%；平板玻璃制造行业由上年净亏损11亿元转为净盈利26.2亿元。
全国十种有色金属产量2351万吨，同比增长24.4%，增速同比加快5.9个百分点。其中，电解铝产量1228万吨，增长33.8%，加快14.1个百分点；锌产量增长18.1%，加快3.3个百分点；铜产量增长17.8%，增速与上年持平；铅产量增长7%，减缓8.3个百分点。氧化铝产量增长47.7%，减缓6.3个百分点。主要有色金属价格高位有所回落。12月份，国内市场铜、电解铝、锌现货平均价5.97万元/吨、1.8万元/吨和1.95万元/吨，环比下降3.8%、1.2%和11.3%，同比下降5.9%、18%和43%；铅价格1.98万元/吨，环比下降18.7%，同比上涨32.1%。前11个月，有色行业实现利润1394亿元，增长28.9%。
机械行业生产、出口加快增长，电子行业增势减缓
机械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4.1%，增幅同比提高3个百分点；出货值12040亿元，增长33.6%，提高3.1个百分点。主要产品中，汽车产量904万辆，增长22.9%；其中，轿车495万辆，增长25%。发电设备产量13180万千瓦，增长11.2%，其中汽轮发电机、水轮发电机产量分别增长3.7%和46.3%。水泥设备、数控机床、环保专用设备、民用钢质船舶产量分别增长51.7%、32.6%、29.9%和29.4%，大中型拖拉机产量仅增长2.7%。前11个月，机械行业实现利润4015亿元，增长50%。其中，汽车工业利润1103亿元，增长64.1%。
电子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增幅同比回落2.1个百分点；出货值26387亿元，增长19.6%，回落3.6个百分点。主要产品中，光通信设备产量增长16.3%，数字程控交换机产量下降29.5%。大规模集成电路产量126亿块，增长14.1%。微型电子计算机产量14255万台，增长32.1%，其中笔记本计算机增长38.5%。前11个月，电子行业实现利润1167亿元，增长16.3%。其中，通信设备制造业利润231亿元，下降26.9%；电子计算机制造业、电子元器件制造业、家用视听产品制造业利润分别为344亿元、456亿元和80亿元，增长57.4%、24.6%和32%。
纺织、轻工行业生产、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纺织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5%，增幅同比提高1.9个百分点；出货值7499亿元，增长14.3%，回落1个百分点。纱产量1996万吨，布产量486亿米，分别增长16.7%和12.1%。服装产量203亿件，增长15%。化纤产量2389万吨，增长18%。国内棉花价格小幅上涨。年末，国内棉花价格指数为13572元/吨，同比上涨5.6%。前11个月，纺织行业实现利润1035亿元，增长36.9%。其中，纺织业、服装行业、化纤行业利润分别为619亿元、277亿元和139亿元，增长31.3%、27.1%和1.1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