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8 15:4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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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规划专业；地理规划思想；教学改革；发展研究
Abstract："National New Model of Urban Planning （2014-2020）"， the spirit of Central Government City Working Conference and the background of current urban and rural spatial transition development have determined the cultivating model of urban planning professional talents in our country must be transformed from the traditional "designer" model that focuses on architecture， engineering and body aesthetics to the "planner" identity model that focuses on social economy，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the traditional cultivation model of urban planning professional talents in engineering college/university that relies on architectonics as its basis also needs to be transformed and adjusted. This paper adopts geographical planning idea as a starting point， deeply analyzes how to strengthen the integrated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 students’ natural geography， human geography， economic geography and social geography ideas in the related courses teaching systems of the traditional engineering urban planning specialty. It’s expected that， under the grand background of urban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we can further improve the teaching system of the engineering urban planning specialty， to cultivate the qualified planners who have soci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geographical sentiments.
Key words：Engineering urban planning specialty ； geography planning idea ； teaching reform ； development research
中图分类号：TU-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6）-11-30（5）
1 当前城市规划专业改革的背景
“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面上一切自然、社会、经济等现象和规律的一门学科。地理学的本质在于从“人―地”关系视角深入分析地球表面上的各种现象及其背后所隐藏的各种规律。地理学思维不仅强调纯自然或者纯经济的抽象规律研究，还注重对地球表面上各种人文现象的观察，尤其从人文和社会地理学角度关注空间中人的社会情感价值及行为组织规律。当前我国正处于城乡发展的转型时期，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及《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也都十分明确的提出了未来城市发展所必须要注重对人的关心，要塑造具有包容性、能够彰显人的“获得感”、体现场所精神的城市日常生活空间结构。反映在城市规划专业教学层面，城市规划相关课程体系应更加关注对“城市与区域地理”“城乡一体化”“城乡统筹化”“城市经济地理规律”“城市社会文化地理规律”“城市公众参与机制”等知识和思想的融贯研究。城市规划关乎每一个居民的切身利益以及所有日常生活的全部，因此，城市空间发展及规划必须要体现“人本主义”的价值导向。在对未来城市规划师的教学培养当中，要首先从空间形体的“经济、社会与人文地理”的角度进行知识训练，塑造学生的城乡地理观，激励学生关心城市各类空间当中的情感价值、经济规律、阶层利益以及空间包容等思想。在学习城市规划专业知识的过程中，让学生改变原有仅关注城市物质空间形态设计的不足（诸如城市形态结构、城市功能结构、城市空间客观尺度等），逐步向关注城市物质空间形态与城市社会、经济、人文空间并重进行考虑。尤其应注重城市发展当中人的日常生活行为规律、空间的社会经济及生态价值等。而这些知识体系的构成在地理学当中是最为明显、最为核心的研究体系。因此，把地理学中的相关知识内容（如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社会地理学、自然地理学、旅游地理学、景观生态地理学等）融贯到城市规划专业课程教学中，可以有效加强学生的地理规划思维，有助于塑造优质的城市规划设计师。
传统城市规划专业教学所培养的学生在5年的学习过程中往往具有较强的城市物质空间形体设计能力，但缺乏从“人-地关系”视角进行宏观的城市经济地理空间建构以及微观人本化的城市行为地理空间认知能力，往往导致学生只关注的是城市形态的表象空间，容易忽视事物或城市景观表象背后的经济地理运行规律以及人的社会行为地理认知差异，对城市空间的情感和价值规律也难以表达清楚。在建筑学思维背景下所培养的学生更具有技术功底、绘图功底以及形式表达的功底，但面对复杂的城市问题，在表象式的城市物质形体层面所进行的城市规划设计方案也自然很难具有说服力，未来所设计出的蓝图不仅不能有效促进和指导城市发展，甚至会引导城市走向错误的发展方向。
2 城市规划专业教学引入“地理规划”思维训练的必要性
2.1 学科现实发展的诉求
面对当前快速发展的城市化、日益严重的城市问题、日益同质化的城市景观等，使得城市规划在社会大众当中被寄予了厚望。而处在城市转型发展背景下的高等学校城市规划专业教育也同时面临着沉重的社会舆论压力。“图上画画、墙上挂挂”以及“规划浪费”和“规划不如领导一句话”等社会性的激进观点使传统城市规划时常会陷入角色定位的尴尬当中。面对错综复杂的城市问题，城市规划学界也面临着“理论不好用、方法不适用、知识不够用”的状态，一些城市规划设计院也不断通过引进一些地理学和经济学背景的专业人才来进行知识技能的融贯和拓展。
国内工科城市规划专业大都是在建筑学背景上发展而来的，由于师资力量的限制以及体制改革发展的滞后性，使得工科城市规划专业发展在“地理规划思想”融贯导入方面，面临着诸多阻力，甚至一些激进观点认为“地理学背景下的城市规划专业不是真正的城市规划专业”；即使一些院校开设了地理类的相关课程，但是大部分课程处于选修课的初步阶段。建设部高等学校城市规划专业指导委员会并没有将城市地理学、经济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等相关地理课程列为各院校必须开设的核心课程当中；甚至有些学校受传统建筑学思维影响以及师资力量的制约，就没有开设相关地理课程。也有部分开设了城市社会学、城市经济学、城市地理学等课程的院校是为了应付学生参加城市规划社会调查竞赛的状况，在学生教学上表现的极为功利性，没有将地理类的社会人文素质课提升到作为城市规划专业学生基础理论必须素养培育的核心地位上来。
2.2 地理规划思想融贯城市规划专业教学的现实
地理学是一门研究“人-地关系”复杂规律和机制的一门学科，不仅关注物质空间形体的地理现象特征，更关注现象背后的运行机理。地理式的空间思维训练能够为城市规划专业学生提供一个系统、综合的思维方式和解决城市空间本质问题的方法。通过地理规划思想的介入可以丰富传统工科城市规划专业研究的领域和方法体系。钱学森先生曾指出，地理学是一门系统工程学科，其涉及的领域和内涵已经远远超过学科的界定，它是一门包含技术科学、基础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广泛学科群。《地理教育国际》当中也提到，当代地理科学教育应鼓励学生关注地理空间的理解技能以及空间人文素养等。现代地理科学已经逐步向相邻学科渗透，并成为一种流行的地理建构思潮。诸如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在传统地理学科体系下开设了城市规划专业，力图从地理学建构视角开展“地理规划教育”[1]。从国外视角上来看，以美国为首的现代城市规划教育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的城市规划专业教学知识体系已经在逐步减少对建筑学的依赖，而构建出基于地理空间、公众政策、社会管理等多学科知识融贯的教育教学体系。诸如，美国著名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和伊利诺斯大学芝加哥分校（UIC）的城市规划专业教学当中，就已经形成了城市规划与地理学知识相融贯的模式，例如，他们将基于地理学的GIS作为城市规划专业的必修课程之一[2]。
2.3 现实教学当中的反思
在部分工科城市规划专业相关地理学课程的教学中，一些学生受传统建筑学思维的影响对地理知识理论课程表现得并不积极，甚至一些学生和教师认为，“这些知识可以由专门学地理的专业人员来完成，我们毕业后就是要画美观、奇特的效果图”。受这种功利价值观的导向，导致学生在理论课堂上（诸如城市地理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区域规划概论等）学习态度不积极、不端正，学生普遍缺乏积极的理论兴趣，教师的教学效果也自然就不理想，长此以往形成恶性循环，学生的地理空间综合分析能力就会欠缺，最终对城市规划方案的设计表达效果和创新程度也会受到影响。在长期的教学实践当中就会发现，是否系统接受过地理规划知识的训练，对学生做出来的规划设计成果也会产生明显的差异性，诸如在《城市总体规划设计》课程教学当中：那些关注地理学知识的同学在介绍和设计自己方案的时候，能够很好的从宏观区域到微观社会人文角度进行方案构思，而那些平常不怎么关注地理学知识的同学，在介绍自己方案的时候，很容易陷入语言表述及方案逻辑混乱的状态，方案构思也时常缺乏新意和表达逻辑，或很难究其本质规律，诸如方案当中缺乏对城市与周边区域地理环境关系的分析，缺乏对城市发展背后的人文、经济价值和社会行为认知规律深层分析等。一些接受过地理学知识素养的学生还能够较为熟练地运用GIS（地理信息系统）知识体系进行空间建模分析，也有一些学生能够从景观生态地理学角度进行城市与区域景观格局的分析，还有一些学生能够经济产业地理角度进行经济模型与产城融合分析等。分析的深度不同进而会对最终的成果表达以及成果的合理性都会产生较大的差异性。
3 城市规划专业引入“地理规划”的目的和特色
3.1 地理规划融入城市规划专业的目的
转变传统以物质空间为核心的城市规划专业教学思路和方法，扭转现实教学过程中城市规划学生对地理学知识难以理解、提不起兴趣的尴尬，注重对学生运用地理学知识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区域地理观、自然地理观、社会地理观、人文地理观、经济地理观等系统的地理学思维方法和能力。提高学生从区域地理、定量分析、社会调查与分析等视角进行相关城市问题的分析和解构能力。解决学生缺乏运用地理学知识分析现实城市规划问题的能力，避免学生“空谈理论”、“空谈社会”、“空谈人文”、“空谈经济”的规划设计理念，系统灵活地将地理学知识融贯到城市规划专业教学当中，塑造工科城市规划专业“地理规划思维”的创新培养方向。
3.2 地理规划融入城市规划专业的特色
一方面，将地理学理论知识作为研究主题，纳入“城市规划课程体系”教学内容中，并通过“区域地理观”、“社会地理观”、“经济地理观”、“人文地理观”、“旅游地理观”、“自然地理观”、“历史地理观”等专题讲述强化地理规划思维的重要性[3]。另一方面，通过地理学知识的综合融贯，让学生系统掌握和认识地理学思想和方法在城市规划设计当中的内涵和地位。区别于以往“就城市论城市，就形态论空间”的设计状态，让学生通过定量模型、社会调查、区域分析等方法去构建方案、解构方案、评估方案，并让学生在规划设计的整个流程中不断修正方案构思。同时，针对方案设计，还应建立基于地理观视角下的评析图纸、评析方案流程，有目的地引导学生参与地理规划设计的考虑。
4 城市规划专业引入“地理规划思想” 的教学方法
4.1 确立“地理规划思想”融贯城市规划教学的理念
在“地理规划”理念指导下，通过研究新时期我国城市规划专业教学工作及人才培养价值和目标的变化趋势，确定新时期、新常态下城市规划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规格。针对新时期中国城市规划及中国城市转型发展的侧重点由城市向城市群发展、城乡融合发展以及城乡社会、经济与人文空间设计转换并重发展的趋势，城市规划的专业培养目标也应从传统的以建筑学和工程设计类的“规划设计师”培养向融合城乡协调发展、城乡社会、经济、人文并重化发展的“又综又专”的规划师培养目标进行转换。在专业知识教学上，应培养既懂工程技术，又能够深刻关怀社会地理、人文地理、自然地理、历史地理等全面知识的符合型专业人才；在学生能力素养培育上，应注重由传统的空间设计观向统筹规划、社会、经济、管理等多元并重的发展格局进行转变；在学生综合价值观素养培育上，要注重由技能型人才向能够解决城乡复杂社会问题的综合人才培育进行转变。
4.2 构建城市规划专业“地理规划思想”教学的知识培养框架
根据新时期中国城市规划专业人才培养的变化趋势和价值诉求，不断丰富城市规划专业人才培养的知识体系，延伸专业课程，尤其应充分发挥地理科学知识在解决人文、经济、空间、生态等问题方面的优势。将地理规划思维融贯在城市规划多个基础专业课程的教学环节当中，以规划设计课作为检测理论教学的依据，构建“地理学理论”――“区域地理分析”――“社会、人文地理调查”――“地理规划设计”的渐进式教学流程，将地理学知识融入城市规划课程教学的各个环节。通过对自然地理学、社会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区域地理学、景观生态地理学、城市地理学、乡村地理学等理论课程的开设或拓展，不断丰富学生的地理知识结构。通过一些基础设计课程不断强化学生对城市空间问题分析的地理解构能力，诸如通过《城市规划专业初步》、《城市规划思维训练》以及《城市规划基础》的系列设计初步课程，训练学生初步的地理规划思维和专业分析城乡空间问题的能力。
在具体课程融贯设计当中，首先以低年级的课程设计为平台，将“地理规划思想”融贯到“城乡地理知识理论讲授”到“地理空间认知及感知实践应用”的过程当中。课堂教学环节是低年级学生接触“地理规划”的初步阶段，在讲述当中，应着重培育学生对区域地理、自然地理、经济地理、社会地理、景观生态地理、乡村地理等系统认知的能力。“地理规划思维”应作为一种空间规划的思想强调给学生，并通过以“人-地关系和谐发展”、“人居环境作为人地关系的子系统论”等专题的讲述，强化“地理规划思想”的重要性。在相关理论课的讲授之后，学生应借助对“地理环境的实地调查分析”环节进一步感知和解构“地理规划思想”的内涵。通过对城市不同类型空间或地段的人文地理调查研究，使学生既关注城市形态空间的形象特征，还要从地理认知角度深入体会城市空间内涵的人文精神，如社会阶层差异化特征、城市邻里区位特征、城市社区认同感、城市感知意象地图等。在高年级城市规划设计课程体系当中还要不断强化“地理规划设计”，让学生系统认知及熟料掌握地理规划设计的内涵和方法体系，区别于以往“闭门做规划”的状态，让学生通过与地理环境的深度接触，去寻找城市社会、经济、人文空间的情感价值和内涵，并发现地理限制性影响因素对城市空间方案构思的差异性规律，通过反复性的地理规划思想训练，让学生充分认识到，地理规划思想导向下的城市规划设计绝对不是抽象地理空间的主观建构分析，而是源于对地理知识与地理规律认知的前提下，培养去解决复杂城乡空间问题的能力。是源于对“人-地关系”内涵的深层次领悟。既让学生注意城市空间的地理特征，又让学生关注城市地理环境背后的人的行为价值规律，因此“以人为本”的城市规划设计方案成为地理规划思想的核心价值。
4.3 营造城市规划专业“地理规划思想”的氛围
4.3.1 营建地理规划 “学习―交流―实践”的氛围
搭建多元开放的“学习-交流-实践”平台，营造城市规划专业教学的地理建构学习氛围，不断拓宽城市规划领域当中的地理知识、地理信息，强化学生自觉的地理规划学习意识。首先，通过相关理论和规划设计课程，打通专业教室和室外自然、人文、经济地理场所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渠道，充分利用图书馆进行地理知识素养的相关书籍和文献推荐，利用建筑学院的开敞空间创造地理规划思想的自由交流和自主学习场所氛围。其次，通过聘请我国以地理学为背景开设城市规划专业学校的专家进行“地理规划思想”的学术报告，不断强化学生对城乡地理空间观的认知能力。
4.3.2 营建专题性“地理规划思想”教学资源平台
为了更好地强化学生对地理学相关知识的理解和关注，通过相关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城市总体规划等课程对学生进行理性引导，并探究不同的教学方法强化学生运用地理知识进行城市规划方案分析的融会贯通能力。如在地理学参与规划教学目标的导向中，可探索不同类型、不同主题的教学环节，进行专题式教学，通过构建“经济地理专题”、“区域地理专题”、“城市地理专题”、“城市社会地理专题”、“文化地理专题”、“行为地理专题”、“自然地理专题”等不同教学环节，来引导和培育学生的地理规划思想。（见图1）针对“地理学知识参与规划设计”的思维创新及转变，探索“地理规划下的设计构思和定位”、“区域分析与区域规划设计构思和定位”、“社会、经济、人文视角下的设计构思和定位”，以及在相关规划设计课程中采用“评图方式和标准”的教学方法进行创新，进而不断塑造城市规划专业学生的正确自然地理观、社会地理观、区域地理观、人文地理观、生态地理观等。并以《城市总体规划设计》、《毕业设计》、《城市规划思维训练》等课程为平台，研究地理规划思想引入相关规划课题的方法，为城市规划专业教学创新提供可能[4]。
4.3.3 成立专门化的“地理规划”教学组
结合城乡与区域规划发展方向，可以成立专门化的城乡规划专业地理规划教研组，开展基础地理规划教学的深入研究，构建工科城乡规划学科视野下的地理规划基础教学体系。不断推动高校工科城乡规划教学体系的全面改革和探索实践，突破传统依托于建筑学和工科背景的培养方案，通过相关课程体系的重组和教学内容的调整，强调地理规划思维在城乡规划学课程体系当中的特色性，强化社会地理、经济地理、生态地理与城乡物质空间等的整体关联与协同发展，实现城乡规划专业人才“知识―能力―素质”的全面拓展。
参考文献：
[1]马仁锋.理工兼容型规划专业“区域分析与规划”教学改革[J].建筑与文化，2015（6）：32-35.
[2] 汪芳，朱以才.基于交叉学科的地理学类城市规划教学思考――以社会实践调查和规划设计课程为例[J].城市规划，2010（7）：53-60.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城市化的迅猛发展，生态危机日益严重，能源危机，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气候变暖，荒漠化、动植物物种大量灭绝等各类相互联系的危机日趋严重，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也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20世纪50年代前后，不断爆发的环境危机以及出现世界闻名的“公害事件”，敲响了环境保护的警钟，人类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1953年，美国人类学家J.H.斯图尔德(J.H.Steward)在《进化和过程》一书中，率先提出文化生态学的概念，文化生态学以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与天然环境及人造环境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把握文化生成与文化环境的调试及内在联系。这一时期，一些从事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与研究的国际组织相继成立，其中1948年成立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1956年成立的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1956年成立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等逐渐在相关领域发挥重要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地理学的理论方面，自然与人文的统一性已经在全世界得到确认。在人地关系方面，形成了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论”，从而奠定了现代地理学的统一性与综合性。和谐论主张分析人与环境的关系，以谋求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活间的协调，例如日本学者石田宽就曾提出“预防破坏景观，建设一个和谐的景观”的主张。
第一位唤起人们关注自然环境的是美国海洋生态学家R.卡森(R.Carson)，她于1962年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提醒人们注意这样的事实，即现代人由于滥用DDT及其它杀虫剂，已经伤害许多生命，严重的改变了自然生态。人类再不节制，未来的春天将不再鸟语花香、热闹缤纷，而是一片死寂与静肃。由于对环境脆弱本质和相互依赖的特点认识不足，人类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破坏着自然环境。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博尔丁(K.E.Boulding)发表《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的论文，第一次提出生态经济学的概念，形成以生态经济效益，即生态系统和经济体系相互作用的经济效益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主张在人口，工业迅速增长，自然资源消耗加剧，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大工业和现代农业所造威的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把经济发展同环境，资源，生态结合起来研究其经济效益。此时，原有的东方文明中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重新引发人们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文化景观和自然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主张将其作为国家的重要职责。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与景观和环境相关的概念开始出现在有关国际文件中，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1962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2届会议在巴黎通过的《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第一次提出了保护景观的目的，指出“为本建议之目的，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征系指保存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修复无论是自然的或人工的，具有文化或艺术价值，或构成典型自然景观的自然、乡村及城市景观和遗址的任何部分”。1964年5月，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在威尼斯通过的《关于古迹遗址保护与修复的国际》(威尼斯)，第一次在文物古迹的保护中引入了环境的概念。指出：“历史古迹的要领不仅包括单个建筑物，而且包括能从中找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市或乡村环境”。i969年，L.麦克哈格(L.McHarg)在《设计结合自然》一书中，从自然、历史、人文的角度探讨了环境问题，描述了自然过程如何引导土地开发。规划设计结合自然理念的提出不仅是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而且还标志着生态学方法第一次完整地引入了城市规划之中。
随着社会经济和现代工业化的高速度发展，自然资源、人口、粮食和环境等一系列影响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问题日益突出。同时，人类活动范围的日益扩大，正在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生物圈。为了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科学依据和有效措施，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IUBS)制定了国际生物计划，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了人与生物圈(MAB)国际组织，开展森林、草原、海洋，湖泊等生态系统与人类活动的关系，以及农业，城市。污染等有关的科学研究。同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届会议在巴黎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世界遗产公约)，第一次明确了“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定义。其中“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建筑群和遗址，而遗址则指“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自然遗产”则包括：“从审美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由物质和生物结构或这类结构群组成的自然面貌，从科学或保护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地质和自然地理结构以及明确划为受威胁的动物和植物生境区；从科学，保护或自然美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天然名胜或明确划分的自然区域”。其中“文化遗产”中的“自然与人联合工程”引起人们的深入思考。
1976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会议在内罗毕通过的《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内罗毕建议)，第一次提出了“历史和建筑地区”的概念，指出：“‘历史和建筑(包括本地的)地区’系指包含考古和古生物遗址的任何建筑群。结构和空旷地，它们构成城乡环境中的人类居住地，从考古、建筑，史前史，历史，艺术和社会文化的角度看，其凝聚力和价值已得到认可。在这些性质各异的地区中，可特别划分为以下各类史前遗址、历史城镇，老城区、老村庄。老村落以及相似的古迹群”。同时明确了“环境”和“保护”的定义，即“‘环境’系指影响观察这些地区的动态、静态方法的。自然或人工的环境”。在这层意义上，定必不仅涉及趋于静态的文物，建筑物与遗址，还考虑到社会文化进程中的动态性以及历史和建筑地区环境要素的延续性，而“‘保护’系指对历史或传统地区及其环境的鉴定，保护。修复。修缮，维修和复原”。之后，人类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更加引起世界范围的重视。
1977年12月，一些国家的著名建筑师、规划师，学者和教授，在秘鲁马丘比丘山的古文化遗址，签署了具有宣言性质的《马丘比丘》。其中“文物和历史遗产的保存和保护”部分指出：“城市的个性和特性取决于城市的体型结构和社会特征。因此不仅要保存和维护好城市的历史遗址和古迹而且还要继承一般的文化传统”。在该的结束语中写到：“古代秘鲁的农业梯田受到全世界的赞赏，是由于它的尺度和宏伟，也由于它明显地表现出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它那外表的和
精神的表现形式是一座对生活的不可磨灭的纪念碑，在同样的思想鼓舞下，我们纯朴的提出这份”。这一在文化景观遗产地诞生的庄严，无论对城市规划领域的观念更新，还是对文化遗产保护范围的扩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恰好也在1977年，《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操作指南)作为《世界遗产公约》的实施细则予以公布，明确提出了评价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标准及其真实性、完整性和相关管理要求。在理论界，J.D.西蒙兹(J.D.Simonds)在《大地景观》(1978)中全面阐述了生态要素分析方法、环境保护，生活环境质量提高，乃至于生态美学的内涵，从而把生态景观研究推向了“研究人类居住空间与视觉总体的高度”。
1980年8月，在东京召开的第24届国际地理大会上，大会主席伦敦大学教授M.J.怀斯(M.J.Wise)在开幕词中指出，“在今日世界人口日增，环境急剧，资源匮乏和自然灾害频仍的处境中，如何协调自然环境和人类文化生活的关系，已成为国际地理学界所面临的主要研究任务”。美国未来学者A.托夫勒(A.Toffler)于1980年出版了《第三次浪潮》，认为人类已经经历了两次巨大的变革浪潮：第一坎是农业革命。第二次是工业革命，而电脑的发明标志着人类进人了第三次浪潮，即信息革命时代，并将从根本上影响人们的生产方式、政治准则、生活方式、社会传统及意识形态等。美国经济学家J.奈斯比(J.Naisbitt)于1982年出版了《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提出了未来社会的十个发展方向。在诸多学派中，人文主义学派强调城市空间秩序最终是生态秩序的产物，人类社会在生物学和文化的两个层面上被组织，从而发生着类似于生物界的竞争，淘汰，演替等过程。生态主义学派强调城市是一种生态系统，人的生活要从自然界的背景中得到理解。因此人不再是中心，而只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必须放弃那种认为科学和技术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错误想法，变得谦虚、温和与适度。这些思想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尊重顺应，到控制征服，到保护利用，直至上升到和谐共处的演进过程，启发人类在获得改造世界巨大能力的同时，应谋求更加理想的人居环境。1984年，M.荷夫(M.hough)在《城市形态和自然过程》中重点论述了城市的自然演进过程与城市空间营造的关系问题。
以上国际文件中的定义，理念和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思想，成为文化景观概念形成与发展的理论基础，在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84年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8届会议上，关于文化景观的概念已经予以提出并讨论。会议指出“纯粹的自然地已经十分稀少，更多的是在人为影响之下的自然地，即人与自然共存的区域，这些区域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重要的价值”；“应将‘文化’与‘自然’同等看待，力求避免两级化；《世界遗产公约》目的不是‘选定’景观，而是在一个动态的和演变的框架中保护遗产地的和谐与稳定，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使人们逐步意识到文化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1987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8届全体会议，在华盛顿通过了《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华盛顿)，该“涉及历史城区，不论大小，其中包括城市，城镇以及历史中心或居住区，也包括其自然的和人造的环境。除了它们的历史文献作用之外，这些地区体现着传统的城市文化的价值”。《华盛顿》列举了历史地段应该保护的内容，其中包括地段和街道的格局和空间形式：建筑物和绿化，旷地的空间关系：地段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包括与自然和人工环境的关系等涉及文化景观的内容。从这些内容看，历史地段保护更关心的是整体环境，强调保护和延续其中人们的生活。该还归纳了保护历史地段共同性的问题，指出“今天，由于社会到处实行工业化而导致城镇发展的结果，许多这类地区正面临着威胁，遭到物理退化、破坏甚至毁灭”。
在我国，近代人文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是在20世纪20～30年代，通过外国传教士和我国派往的留学生而陆续传入国内。1926年迄至1949年，在先后成立的+多所大学地理系内系统地进行讲授，其中以法国人文地理学家J.白吕纳(J.Brunhes)为代表的人地相关论和以英国经济地理学家L.D.斯坦普(L.D.Stamp)为代表的经济地理思想具有广泛的影响。前者认为人对人地关系的形成具有选择的可能和自由，而后者倡导经济地理应用于城乡规划。在这一时期我国的理论刊物上发表的一些有关人口分布、土地利用，农业分区，城市地理，边疆勘察、地区综合考察，以及人文景观等方面的著作，表明人文地理和经济地理研究工作相互交错。但是，此后的一些年代里“除经济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以外的人文地理学其他的分支均被视为唯心主义学术思想而一概摒弃”。特别是随着经济建设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要求摸清各地区生产布局。流域区划，铁路选线，区域规划，农业区划以及建设条件，资源储量，生态环境等方面情况，为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开拓了更为广阔的道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于是就出现了人文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一衰一盛迥然不同的局面，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结束。
近30年来，“景观”和“文化景观”的概念，在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历史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区域地理学等学科中被广泛应用，并对其定义与内涵进行了系统的考证与阐释。谭其骧先生推动了我国沿革地理和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对我国民族迁徙和文化作了大量的研究。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主，吸取了考古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李旭旦先生是我国现代人文地理学奠基人，同时致力于区域地理学等方面的研究，他强调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基础是“人地关系论”，研究的目的是谋求人地关系的协调。认为“文化景观是地球表面文化现象的复合体，它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地理特征”，主张从研究文化景观来分析人地关系。侯仁之先生倡导以现代地理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几十年来，他孜孜不倦地探索北京城市起源、城址变迁，园林营建、水源开发利用，地下古河道复原及城市平面布局特点等，对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不断提供科学的依据。早在1950年，候仁之先生就曾建议将大学历史课中的“中国沿草地理”改名为“中国历史地理”，认为历史地理学的任务是探讨一个地理环境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发展演交的规律。1962年，他发表了《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进一步阐明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及与传统沿草地理的重要区别，使其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学科。在以后的数十年间，他先后出版
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历史地理学概述》等专著，为这一学科的建立，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侯仁之先生这一理论体系的阐述，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我国现代文化景观遗产研究的独立探索。
上述众多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皆成为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思想基础。同时，我国关于区域社会和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早在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先生就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提出了“基本经济区”的概念，探讨了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基本经济区分布情况，并认为它们是我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和地方区划的地理基础，实际上也与文化发展演变的区域特性是基本一致的。李旭旦先生在《人文地理学导论》中指出，“长期以来，地理学科总是分成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大互相密切联系的组成部门。但近30余年来，我国一直按照1950年代苏联一部分地理学者的片面论述，把地理学分裂成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两门各自独立的学科，不仅割裂了自然与人文现象的客观联系，还把人文现象的研究局限于经济上的生产配置这一狭隘的范畴之内”。今天“人文地理学正和新兴的环境科学、生态科学，区域科学与行为科学相结合，力求在解决世界性资源短缺，人口危机、自然灾害、环境污染与生态平衡等重大社会问题上作出贡献，从而促进了人文地理学在方向内容与方法上的创新”。谭其骧先生也在1980年代提出“不能笼统地，简单地谈论中国文化，而在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种全国共同的文化，文化的地区差异应予以足够的注意”。
在考古学研究方面，经过几代考古学家的努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学的年代谱系，在全国各地就已经基本建立并逐步得到完善和细化。长期以来，人们称黄河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视黄河流域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将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最近20年的一系列考古发现，迅速扩展了人们的视野，面对各地不断涌现的史前时代的城址、祭坛、大墓，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精美的玉器、陶器和漆器，人们看到了中华远古文化的多源和多彩，看到了中国文明起源过程的新层面，也了解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之久远，成份之复杂。“多元一体”是我国文明起源、发展的重要特征，地域之间的差异以及千丝万缕的联系，无疑是认识区域文化的一个重要思路，也是区域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重要支撑。基于“多元一体”的文明进程，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复杂多样的自然地理单元，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家们对我国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开展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工作。除此宏观的地域文化研究之外，还有不少着眼于具体文化现象的历时性或共时性区域研究成果，为深入了解我国文化遗产的区域特性，以及发展演变的时空背景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也成为我国文化景观研究的重要方法。
“20世纪70～80年代是中国考古学发展走向成熟的转折期，经过60年代的摸索和解悟，终于找到一条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发展道路，一个带根本性的学科理论，这就是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着眼于各地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从全国范围将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即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点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己、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在此基础之上，他提出了著名的“考古文化区系类型说”，即“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是分支”，既指明了文化的区域差异，也阐述了文化的历史传承。这一学术思想在考古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带动了国内区域考古学的深入发展，严文明先生曾论及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将中国考古学文化划分为中原、甘肃，山东，燕辽，江浙和长江中游六大文化区。张光植先生也曾将龙山时期文化划分为相互关联的山东，良渚、黄河中游、齐家河。清龙泉五个区。这些都是基于史前考古学文化特征而进行的区划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文化的区域性。上述考古学文化的划分，本身就说明了中国文化内涵丰富多采，正如苏秉琦先生言简意赅地概述为“满天星斗”。
文化景观遗产的探索与国际共识
随着人们对世界文化遗产内涵和价值认识的逐步深化，促使人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入的角度去分析和梳理文化遗产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和建立新的文化遗产类型和相应的保护方式，手段、体系，受到关注与保护的文化遗产类型也在不断扩充，例如“历史城镇”、“传统村落”，“运河遗产”和“文化线路”等特殊的文化遗产类型。这些新型文化遗产的共同特点，都体现出文化与自然两者的密切关联和相互结合，世界文化遗产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价值，并拥有了更为深刻的涵义。1987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考察我国申报项目――泰山时，发现泰山不同于一般世界遗产项目的独特价值，即它不仅符合世界自然遗产的标准，也同时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促使了在世界遗产类别中，“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这一新类别被认可。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最终确立源自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1992年10月，世界遗产中心会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法国的拉贝第皮埃尔召开关于将“文化景观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专题研讨会。这是文化景观遗产在迈向世界文化遗产的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为了适应文化遗产的整体区域与多样化类型，来自各成员国的专家分别对《操作指南》提出修改意见，讨论了新修订的文化遗产评估标准，并总结出文化景观遗产的定义、分类和提名等方面规定，建议将杰出的文化景观遗产纳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体系之中。
1992年12月，在美国圣菲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6届会议上，决定将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景观遗产纳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在《世界遗产公约》公布120年后，世界文化遗产的体系中增加了“文化景观遗产”这一新的类型。文化景观遗产的确立意义重大，使人类和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在文化遗产中得到具体的体现。其背景是城市化发展进程不断加快，人们生存环境日益遭到破坏，人类需要保存土地利用的历史和遗迹，维持生物的多样性，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健康的发展。根据《世界遗产公约》第一条的内容，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文化景观遗产代表着“自然与人类联合工程”，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兼具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保护的要求与特性。长期以来，世界遗产始终在“文化”与“自然”两个支点之间寻求平衡，而文化景观遗产将文化与自然两种因素联系起来，促进了它们之间的平衡与稳定。“文化景观”是指自然与人类创造力的共同结晶，反映区域的独特的文化内涵，特
别是出于社会、文化、宗教上的要求，并受环境影响与环境共同构成的独特景观。“文化景观”也是从较大的范围、较充分的规模去发现和认识在某种特定环境中人的创造和生存状态。
自1992年文化景观遗产正式确定为世界遗产中的特殊类型以来，人们的认识发生了许多变化，对于人类与自然的关联，被明显重视起来，衡量世界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的评估标准也经历了多次改变与调整。其中，许多实质性的进展与文化景观遗产类别的纳入，以及对其不断深入的思考直接相关。文化景观遗产的确立使世界遗产更具平衡性和代表性，也使世界遗产所代表的自然与文化，人类与环境、物质与非物质遗产之间的关系更加全面和深刻。在《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的附录中，把文化景观分为“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有机进化的景观”和“关联性文化景观”三种类型。“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包括出于美学原因建造的园林和公园景观，它们经常(但并不总是)与宗教或其他纪念性建筑物或建筑群有联系。“有机进化的景观”它产生于最初始的一种社会，经济、行政以及宗教需要，并通过与周围自然环境的相联系或相适应而发展到目前的形式。“关联性文化景观”以其与自然因素，强烈的宗教，艺术或文化相联系为特征，而不是以缺失文化的物证为特征。文化景观遗产作为连接文化与自然的纽带，更加体现出“人类长期的生产，生活与大自然所达成的一种和谐与平衡，与以往的单纯层面的遗产相比。它更强调人与环境共荣共存、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1993年lO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德国都柏林举行“有关具有突出世界价值的文化景观的专家会议”，提出了“未来行动计划(文化景观)”。该行动计划总结了有关提供“成员国在确认，评价，提名和管理文化景观进八《世界遗产名录》的资格方面的指导”，以及准备“对文化景观进行专题研究”的建议。199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8届会议提出建立具有代表性与平衡性《世界遗产名录》的“全球战略”。并认为主题研究可以作为建立具有代表性的《世界遗产名录》的有效方法。人们意识到，欧洲建筑与宏伟，壮观的人造景观等古迹在《世界遗产名录》中占据优势地位，而具有深度，复杂度和与环境建立多样化联系的传统文化却鲜有代表。而这种不平衡性正是由于过去将“文化”与“自然”遗产过于简单地一分为二所造成的，新纳入的文化景观遗产显然可以作为调整失衡的杠杆。同时，《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本身也在不断根据《世界遗产公约》的精神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进行调整和完善，逐步扩充世界遗产的类型及其所代表的普遍价值。1977年～2005年间，《操作指南》先后修改达17次。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素方面，从重视单一文化要素的保护，向同时重视由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综合要素保护的方向发展。例如兼具文化和自然复合特征的“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由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文化景观遗产，均成为国际社会探讨加大保护力度的对象。
另一方面，在国际景观生态学会(IALE)与美国地理学家协会(AAG)举办的大型学术活动中，都有景观与文化的专题讨论会。1994年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第90届年会上有“文化研究在地理学中的应用：神话，景观、通讯”专题报告会；1994年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UCN)大会提出，要利用景观生态学原理来规划和管理土地资源，促进文化景观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1995年国际景观生态学会大会上对景观类型与人类活动特征、景观建设的量化因子、21世纪的文化景观、持续发展与文化景观等命题都有所涉及。1999年，美国学者霍纳蔡夫斯基(Honachefsky)提出“生态导向”的概念。他认为美国城市的无序蔓延及其对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的出现，是因为将土地的潜在经济价值置于生态过程之前所致，因此提出“生态优化”的思想。这一思想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积极响应，并开始从“生态优化”所强调的单纯“保护”，向利用生态来引导区域开发的“生态导向”思想方向发展。在这一思想推动下，美国在区域开发中开始推行“精明增长”计划，提出了控制城市蔓延，保护农地，保护生态与社会人文环境、繁荣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精明增长目标。精明增长作为一种旨在平衡发展与保护关系的区域发展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积极的响应。
在此期间，一系列相关问题的国际公约和文件相继问世，成为人们步入21世纪的共同行动纲领，标志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全球共识。例如1996年联合国第二次“人类住区”会议，发表了《伊斯坦布尔宣言》，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会议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我国也制定并公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国策之一。21世纪人类进入“生态时代”，生态思想成为人们解决所有与生命现象有关问题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思想，在这一背景下，强调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极为重要。同时，在21世纪，国际上已将生物多样性的三个层次，即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拓展为包含景观在内的四个层次，文化景观被放在重要位置，并赋予崇高的使命。文化景观既是“生物多样性的最后储藏所”，也是文化遗产保护不可或缺的内容，既是反映过去人类土地利用的历史和遗迹的证据，也应该成为人类土地持续利用的样板，并为人类提供享受美和愉快以及自然与文化多样性的机会。
随着文化景观遗产进入世界遗产范畴，对其进行有效管理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事实上，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各国将文化遗存的区域保护与国家和地方的文化和生态建设，社会发展等结合起来，带有预见性的划定相关文化遗产保护区，为城市规划，政府管理、土地利用等密切相关的部门预先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以及新的保护和管理思路，为区域整体协调发展战略提供有力支撑，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例如美国最早通过设立“国家公园”(nationalpark)制度，坚持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的公益性、完整性、科学性，将重要的文化景观遗产地收归国有，完整地保留了大面积的、类型丰富的国家财富；在意大利，一般强调不改变文化遗址现状，尤其重视环境要素的保护，例如在庞贝遗址的保护中得以充分体现；在英国约克郡曾通过“地下古迹分布图”的编制为保护对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从而免遭大规模城市建设的破坏，在日本，通过国家，地方立法，由中央。地方政府保护实施，使得京都和奈良等地作为历史史迹保护区被整体保护下来：在德国，结合现代航空测量，遥感技术，频繁对国土范围内的文化遗存进行普查。
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理论和方法的
形成经历了较为复杂的过程，进入20世纪后逐渐达成共识。2001年2月，来自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考古，建筑、市镇规划及遗产地管理等领域的专家相聚越南会安，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研讨会，探讨建立和颁布最佳保护范例的区域性标准，以确保亚洲遗产地的内在价值得到应有的保护。会议强调了遗产在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在亚洲，天然和人造遗产不仅与其自然地理和文化环境有着不解的联系和渊源，同时也是更多非物质性文化传统的表现背景。因此，与会专家尤其强调了自然遗产地，非物质遗产和文化景观的保护规范间的相互关联性”。针对文化景观，会议认为“文化景观是指与历史事件。活动，人物相关或展示出了其他的文化或美学价值的地理区域，包括其中的文化和自然资源以及野生动物或家禽家畜”。与会专家认为“文化景观反映了不同文化的有机哲理和观点，必须得到了解和保护”。同时，“文化景观并非静态。保护文化景观的目的，并不是要保护其现有的状态，而更多的是要以一种负责任的。可持续的方式来识别，了解和管理形成这些文化景观的动态演变过程”。2005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会安通过了《会安草案――亚洲最佳保护范例》。
2003年7月，在巴黎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7届会议期间，曾就拟在维也纳“中央车站项目”场址建造三栋高层塔楼的问题，以及就世界各地历史性城市，包括世界遗产城市及其附近，出现的高层建筑建设这一常见问题展开了辩论。经过辩论，世界遗产委员会要求世界遗产中心就这一问题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2005年5月，主题为“世界遗产与当代建筑――管理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的国际会议在维也纳召开。会议实地考察了维也纳历史城市景观的保护状况。维也纳的历史城市景观以中、低层公寓楼为特点，楼房普遍为4―6层，整个城市的屋顶采用19世纪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形成协调的城市文化景观。教堂和其他宗教建筑的穹顶和尖顶，从城市的各个角度清晰可见，发挥着地标性建筑的作用。而建造于20世纪50～70年代的几栋高层办公建筑，由于位于历史中心的边缘地带，当时并没有被视为对城市文化景观的侵扰。2001年，维也纳历史中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提高了市民对城市文化景观价值的认识，他们对新的高层建筑可能对城市轮廓线和文化景观遗产产生的影响提出质疑，并由此引发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关注。维也纳会议还讨论了有关北京、加德满都。科隆、里加、波茨坦，阿维拉和危地马拉城等世界遗产城市的高层或当代建筑的案例，这些城市一直在不断投资兴建新的基础设施、住房和办公场所，且这种现象会持续下去，并进而对城市文化景观构成长期威胁。
维也纳会议讨论的焦点包括，如何协调历史文化名城或历史地区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如何在满足持久投资需要的同时不破坏城市的历史特点和文化特征；如何确定文化景观可以接受的变化限度，如何建立适用的评估和评价标准等问题。会议形成了《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备忘录》(维也纳备忘录)，并提交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9届会议通过。《维也纳备忘录》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它侧重于当展对具有文化遗产意义的城市整体景观的影响，其“历史城市景观”的概念超出了以往国际和相关建议中通常使用的“历史中心”，“整体”或“环境”等传统术语的范围，涵盖的区域背景和景观背景更为广泛，综合考虑了当代建筑、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文化景观完整性之间的关系，被视为提倡采取综合方法维护城市景观的重要声明，并作为《内罗毕建议》的补充性区域级指南。在此基础上，2005年lO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5届《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大会在巴黎通过了《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宣言》，宣言“强调将当代建筑恰当地融入历史城市景观中的必要性，并强调在计划进行当代干预时开展文化或观赏影响研究的重要性，宣言要求各缔约国”将《维也纳备忘录》中确定的原则纳入各自的遗产保护政策”。
在2005年版的《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对一直以来沿用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相关标准进行了合并，规定，“如果遗产符合下列一项或多项标准，世界遗产委员会将会认为该遗产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1、代表人类创造精神的杰作；2，体现了在一段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重要的价值观交流，对建筑、技术，古迹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3，能为现存的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4，是一种建筑，建筑群，技术整体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发展阶段：5、是传统人类聚居。土地使用或海洋开发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种(或几种)文化或者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特别是由于不可扭转的变化的影响而脆弱易损；6，与具有突出的普遍意义的事件、文化传统、观点，信仰，艺术作品或文学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7，绝妙的自然现象或具有罕见自然美的地区，8、是地球演化史中重要阶段的突出例证，包括生命记载和地貌演变中的地质发展过程或显著的地质或地貌特征，9，突出代表了陆地、淡水、海岸和海洋生态系统及动植物群落演变，发展的生态和生理过程；10，是生物多样性原地保护的最重要的自然栖息地，包括从科学或保护角度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濒危物种栖息地。
关键词：农业院校 经济地理学 教学思路
经济地理学是地理学的重要分支，也是土地资源管理、测绘工程、经济学、物流管理等专业的必（选）修课。经济地理学的原理在经济活动和区域、资源、环境、地理空间的发展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农业院校的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开设了《经济地理学》课程，但如何体现课程特色并且与专业特征相结合，符合专业需要，是教学过程中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1、课程特色
1.1研究内容
经济地理学是地理科学系统中重要的一门分支科学。它以人类经济活动的地域系统为中心内容，即研究经济活动区位、空间组织及其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揭示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特征，探讨地域经济发展规律，其研究内容主要包含经济地理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具体区域的生产布局和组合规律、生产和经济部门的布局规律三方面。
1.2学科特性
经济地理学的特性表现在其所特有的地域性（区域性）和综合性。地域性是经济地理学的根本特性。经济地理学所研究的对象都必须落实到一定的地表空间上，即落实到地域上，这样所研究的内容才有针对性和实践意义，不同的地域都有各自的特征，因此相同的理论在不同的区域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地域分异规律也是经济地理学地域性的核心问题。
经济地理学的综合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地理学学科性质要求对自然、技术、经济等条件进行综合；二是经济地理学的地域性要求对特定地域内的诸多条件进行综合，也要求对地域之间的差异与分工进行综合；三是经济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历史性和发展性，要求对产业布局的历史、现状与发展方向进行综合。
1.3基本理念
作为地理学的主要组成部分，经济地理学课程教学同样遵循地理类课程教学的基本理念：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学习对终身发展有用的地理；构建地理学思维模式；培养熟悉现代信息技术的实用人才。
2、《经济地理学》课程体系与教学概况
经济地理学通常是高校人文地理学专业的主干课程，相关课程体系较完善，如经济地理学导论、自然地理学等，学生在学的过程中能较系统的学习和掌握；相比之下，农业院校土地管理专业开设经济地理课，不能照搬地理专业的教学模式，培养目标也有所差别，因此在课程体系及教学模式上都要有针对性和实用性。
在现代学科体系中，《经济地理学》课程被划归为理科，但实际上，由于其内容体系涵盖了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管理等多门学科的内容，因此基于不同的学科体系，对学生教学内容的偏重点也应有所侧重。但从一些研究资料来看，目前农业院校《经济地理学》课程教学还存在一些问题，如知识结构欠合理，大多数教学组织限于课时以及其他教学条件的影响，偏重于理论，缺乏实践，与专业的结合方面仍存在不足，因此学生的能力得不到锻炼。另外，课程体系设置不合理，《经济地理学》是一门涵盖众多学科内容的交叉科学，因此在课程设置时要全面考虑其他课程的先修或者同时进行，如自然地理学、自然资源概论等课程。
另外，对农业类大学土管专业的本科学生而言，目前适合专业实际需求的经济地理学教材不多，辅助教材更少，特别是实践教学的辅助教材几乎空白。各门课程（包括实践课程、野外实习）的教学大纲既不健全也不规范，没有标准体系。而目前实验室、实习基地的建设重点仍放在“自然地理”和“技术地理”（如地理信息系统、地图测绘等）方面，适合土地管理专业的实验室和实习基地建设仍明显滞后。
目前高校《经济地理学》课程教材主要有李小建教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经济地理学（第二版）》；耿莉萍编写的高等财经院校21世纪教材《经济地理学》；刘艳芳教授等编写，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经济地理学——原理、方法与应用》等。我校土地管理专业选用后者，该教材系统的探讨了经济活动地理空间组织的基本原理、方法和应用，突出了经济活动地理空间组织原理和方法在区域发展决策中的应用，即区域农业布局、区域工业布局、旅游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城镇体系规划和环境规划等，对土地管理专业的学生而言更贴近一些[1]。
3、教学思路
农业院校经济地理学的教学应着眼于三个方面：第一，经济地理学教学必须反映学科的新进展。第二，经济地理学教学必须使学生掌握分析与解决问题的基本地理思维方式与方法。
第三，经济地理学教学必须要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加强专业知识基础，使之成为复合型人才[2]。
3.1结合专业特点，树立地理观念
所谓地理观念就是地球表层的整体观念、区域观念、环境观念。学习各类基础知识和分支学科的目的集中于一点就是为了认识地理环境和建设地理环境，能够用正确的地理观念去思考和分析问题。
地理学的知识领域很宽，任一专业学科和地理学都会有联系。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已成为一种趋势，单一的不与其他学科发生联系的学科越来越不多见。地理学与自然、社会、经济、人的行动与心理等各个方面发生密切的联系，对与地理科学和自己专业有关的知识要熟悉、了解，对自己所从事的专业的某个方面要专深、精通，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有所作为[3]。
土地管理专业要依据区域经济发展、社会需求和科学的职业岗位分析，界定专业的培养目标、业务范围、知识与能力结构，依据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要构建适合专业特点的实用型课程体系。整个课程体系的设置要以达到培养学生全面素质和综合职业能力为目的。在经济地理学教学过程中，应紧密结合学科发展趋势，不断优化课程内容结构。结合土地管理专业本科生培养目标，突出重点原理的讲授和应用实践能力培养，经济地理学教材中一些较为复杂的计算公式的推导可以省略，只要交代清楚确定的原则、所用的方法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技巧，直接给出结论，进行应用方法的讲授即可，对简单的内容、易于自学的知识进行简化讲授，使学生接受的是如何全面系统的思考问题和解决经济地理学以及其它问题的方法的教育，而不是数学知识的运用，这对培养应用型人才非常有利。
3.2反映学科进展，创新思维模式
传统的地理思维主要是剖析不同区域的内部结构，揭示不同区域特征的差异性和相似性、区域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之间发展变化的制约关系。而地理事物的多样性、整体性决定了地理思维的综合性特点，从总体特性上进行研究，注意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同时要运用和吸取相关学科如经济学、生态学、行为学和政策科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经济地理学是地理学中学科发展较快的学科，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地理学学科研究，从开始主要集中于产业发展与布局研究，到经济活动全球化、新经济地理学、可持续发展、区域创新网络、以及其他解释经济活动空间形象的非经济因子作用的各种理论如“嵌入理论”以及“网络联系理论”等的研究，均取得较大进展。经济地理学教学必须反映学科的新进展[4]。
地理善于区域研究、综合和宏观论证，地理学具有极大的超前性，如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对知识经济及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等；地理信息系统的发展，通过计算机技术与空间数据的结合和一系列空间操作与分析，为区域规划、管理决策提供了强有力的信息，强化了地理的决策思维，也促进了学科的决策化。客观上为其走向高层次决策领域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教学的过程中必须紧紧抓住地理思维特性这一切入点，强调培养学生运用创新地理思维方法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只有把握住了这种思维的特征，才可以应对不断变化的问题，增强分析与解决问题的灵活性，才能使分析问题的过程更好地体现出地理性，也才能更为全面、彻底地贯彻素质教育。
3.3加强实践教学，提高综合能力
学习经济地理学要注意理论与实践结合，课内与课外结合。目前广泛开展的土地利用规划、各种乡村规划（如集镇规划、乡（镇）域规划、村庄规划）和土地评估、地籍管理等，无不表明地理实践思维对国民经济的重要贡献，新时期这一思维特性还将进一步发挥。
实践基地是开展实践教学的重要场所。可以按照就近原则，建立以学校所在城市作为课程实践的主要基地，根据经济地理学、城市规划、区域分析与规划、区域发展战略、房地产评估、地籍调查、土地资源管理等实践内容开展系列讲座，参观相关机构、部门、科研院所的工作流程，熟悉工作环节等。充分利用校外教育资源来弥补校内教学资源的不足，增强学生参与实际工作的能力。
另外要树立能力本位理念，在学生职业能力的训练上下功夫，提出学生在校期间职业能力的训练项目，如计算机辅助制图能力训练、土地利用现状调查能力训练、城镇体系规划设计能力训练、房地产估价能力训练等等，学生在毕业时要取得相关的职业技能等级或资格证书，为将来从事土地资源利用与管理相关工作，奠定扎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刘艳芳．经济地理学——原理、方法与应用[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6 。
[2] 李国平．关于经济地理学教学及其改革的初步探讨[J]．经济地理，2002，22（1）
[关键词]灾后重建；地方重构；新生旅游地；四川白鹿镇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05-0059-12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5.011
1 文献回顾
1.1 灾后重建研究
灾害是特定时空下突然发生的，会导致物质环境的破坏、社会结构的混乱、社会成员的伤亡和社会功能的受阻的一个过程或事件[1]。作为灾害应对的最后一个阶段，灾后重建关乎被破坏的社会如何重新恢复和建设的问题，影响灾区长远的发展和稳定，是受灾国家普遍重视的重要工作。因此，灾后重建受到学者们的高度关注，相关研究的意义也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肯定。O’Brien等将灾后重建定义为通过系列活动使灾区重建完整的社会结构、重塑基本的社会功能和重新保证社会成员日常生活的安稳的过程[2-3]。当前，对于灾后重建的研究主要集中探讨房屋重建[4-6]、资源配置和可利用性[7-10]、灾后规划[11-13]和对灾后重建的影响[14-16]等方面。
在房屋重建方面，学者们关注不同房屋重建方式的区别及效果等话题，如关注捐赠主导型房屋重建方式和所有者主导型房屋重建方式之间的比较等[5-6]。资源可利用性的影响因素是灾后重建资源问题的关注重点。学者们认为，对资源可利用性的影响因素的分析有助于推进灾后重建工作，因此注重对灾后资源可利用性的影响因素的探讨[7-8]，并探讨不同资源的可利用问题和方法[9-10]。在灾后重建规划方面，已有成果多关注灾后重建规划战略、政策和措施的制定。Nelson等提出灾后重建规划包括3个层次：个体与家庭的重建、社区重建和城市重建[11]。Cooper认为，灾后重建规划体系包括整体重建规划、灾后土地利用规划、应急管理规划和具体项目规划等4种[12]。
随着灾后重建研究的深入，学界开始关注灾后重建带来的影响，重点探讨灾后重建对弱势群体造成的影响。学者们认为弱势群体由于信息、资本和权力的缺乏，容易在灾后重建过程中被忽略、排除，陷入更糟糕的处境，灾后重建成为弱势群体的第二次灾难，应该得到关注和重视[4，14-15]。Gotham提出新自由主义下的灾后重建模式不仅未能解决低收入人群的需求，反而加剧了不平等。灾后重建资金的分配不当强化了脆弱性和不平等的空间发展问题[16]。Greenberg通过美国纽约和新奥尔良的实证研究发现，以市场为导向的灾后重建过程实质是“危机导向”，它是一个将大量的重建资金引向富裕、发达的地区，忽视低收入群体的需求，强化富裕社区，催化低收入地区的绅士化和替代，满足高收入群体利益的过程[17]。
相较于国外研究，地理学对国内灾后重建研究开始较晚，且大量涌现于汶川地震后，侧重于灾后重建实践层面的问题，如灾后城镇规划[18-19]、房屋重建[20-21]、土地和人口容量问题[22-23]、重建模式及影响因素[24-26]等，对灾后重建的影响研究仍相对较少，仅有少量研究关注了灾后重建对乡村都市化[27]和政府满意度[28]的影响。
综上所述，当前灾后重建研究仍聚焦于灾后重建中规划、政策、房屋重建、资源管理和利用等问题探讨上，对灾后重建的影响及效度关注仍较少。与此同时，现有对灾后重建的影响研究主要关注灾后重建对弱势群体的影响，在灾后重建对地方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影响方面缺乏综合考量，更鲜有从整体社区、地方的角度去探讨灾后重建的社会文化影响。灾后重建不仅是一个政策、规划、补偿、新建的科技、法律过程，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过程，对灾后重建地方整体变化关注的缺失不利于更深入、全面了解灾后重建的影响效度，也不利于对旅游地灾后重建工作的反思和评估。基于此，本研究以成都彭州白鹿镇为例，对比其在汶川地震发生前与重建完成后两个不同时期在地方形态、活动和意义等方面发生的变化，以此探讨灾后重建给地方带来的影响，以期进一步拓展灾后重建的地方影响研究。
1.2 地方理论
自19世纪地理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后，地方（place）一直就是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和研究热点[29]。经过多年来不同的学术范式与思潮，地方的概念与内涵也在不断丰富[30]。对于地方的研究，不同的人文地理学派都给予了自己的独特理解。人文主义地理学者关注地方的意义及人对地方的体验，重视日常生活中人与地方的情感连接，段义孚[31]、雷尔夫[32]等注重地方的主观建构过程，认为地方是一种“感知的价值中心”、日常生活体验和情感依附的中心[31]。后人文主义地理学者延续了前人的思想，强调从个体的情感经验透视地方结构[32]，认为地方与主体之间通过强烈的相互作用构成相互定义并不断呈现动态变化的体系[3234]。结构主x地理学者强调地方是镶嵌于（embedded）结构之中，是结构过程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亦是一种社会实践的“结构过程”[35]。地理学者从社会冲突的视角出发对地方加以阐释，认为地方不断地被权力和制度所建构，不能以静态、封闭的视角去理解地方的理解，而需在全球资本流动与积累的背景下探析资本与地方、社会关系之间的作用关系[36]，强调关注资本主义下地方建构的政治经济学[37-38]。
3.1.1 公共空间的升级
空间再造和复苏是灾后重建的首要任务。作为承载灾民日常生活的主体，住房和基础设施重建是重建项目的重点工程，公共空间的修建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公共空间是指那些供居民社会生活公共使用的室外实体空间，包括广场、停车场、商业空间、公园、社区内部道路、公共设施等非私人的空间及场所[55]。依据《彭州市白鹿镇产业总体规划（2009―2015）》，白鹿镇被定位为“中法风情小镇”，依托原有的天主教文化和地震遗址资源，重点发展旅游产业[53]。在城镇规划的指导下，白鹿镇建设了一系列旅游景观和基础设施。
在地震发生前，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小镇，白鹿镇村落布局以农田和民居杂糅为主，其公共基础设施不齐备，整体景观呈现散落、混乱的状态。而在地震发生后，白鹿镇通过一系列重建措施拥有了规整有序、错落有致、独具特色的城市面貌。灾后重建带来了白鹿镇公共空间的增值、美化和升级。首先，灾后白鹿镇依据规划定位重建了三类旅游建筑景观：法式风情建筑景观、民情风情建筑景观、地震遗址景观，白鹿镇的公共景观从单调、无特色的传统村落景观变为了多样精致的旅游景观；其次，白鹿镇修建了更为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多样化娱乐性公共空间，如步行街、观光道、停车场、农贸市场、医院等基础设施和社区文化休闲中心、休闲广场、酒庄等休闲娱乐空间；最后，为了呈现完整的中法风情，白鹿镇民居和教堂均被重建成具有法式风情或明清风情的建筑，重建后的民居和教堂成为了新的标志性建筑。
一般而言，城市公共空间的发展是在居民的功能性需求下缓慢发展的过程[27]，然而，灾害的发生打破了这一过程。建立在废墟之上的公共空间以闯入的形式嵌入了地方，重塑着地方物质空间形态。政府通过公共空间的美化和重建重塑地方景观，以此达到灾后城镇发展的目标，地方物质空间形态的重构成为了再发展的隐喻。
“地震后我们依据上级政府先规划后建设的灾后重建原则，制定了灾后重建规划，依托白鹿的天主教文化氛围，将白鹿镇定位为中法风情小镇，并做了相应的景观规划后再进行的重建。”――白鹿镇旅游办主任，女，30多岁
“地震前的白鹿镇就只有农田和民房，大家住的离得也都比较远，道路也都是泥路，y糟糟的。现在白鹿镇有教堂，有欧式建筑，有明清建筑，道路也都铺了砖，比以前要美多了干净多了。”――白鹿镇村民，男，50多岁
“当时在重建中强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因此我们政府会注重对白鹿镇基础设施的修建，不仅要修好居民住的房子，还要做到对学校、医院、道路、广场和停车场等地方公共设施的全面修建和提升。”――白鹿镇新农办主任，男，40多岁
3.1.2 私人空间的变革
私人空间的变革是白鹿镇地方形态重构的另一表征。私人空间意指当地居民的私人居住空 间[56]。灾后重建的白鹿镇民居主要为三类：第一类是法式风情民居，政府统一将位于法式风情街的民居重建成具有两三层高的异域风情法式建筑；第二类是明清风情民居，这一部分民居位于明清老街，被统一设计成两三层高的明清建筑；第三类是居民小区，这一类民居是为选择贴补力度大的统规统建政策的居民所建，均为四五层高的普通居民楼房。
“以前我们就是用水泥砖自己建，哪里会设计什么外观呀，能住就行。但现在的房子被政府统一设计，比我们以前建的要好看多了。而且里面也都刷好了墙，比之前住的要好”――白鹿镇村民，女，40多岁
相较于震前的土房，民居被统一设计成独具特色的景观，住宅内配备完善的下水系统和能源管道，居民的私人空间得到美化和提升。此外，灾后旅游的发展让居民的生产空间和私人生活空间由分离走向融合。在地震前，白鹿镇以务农或外出打工为主，耕地、工厂与私人空间的分隔导致生产空间和家庭生活空间的隔离。但地震后，居住于旅游景观道附近的居民将住宅改造成旅馆、饭店或商店等，使得民居的形制发生改变，促成了生产空间和私人生活空间的融合。住宅不仅是日常生活活动发生的场所，亦承载着旅游生产活动，居民的私人空间成为了游客凝视和入住的旅游空间。与此同时，相较于震前散落的居住空间，震后民居进行了集约化的规划建设，居民的私人生活空间更加紧密和聚集。
“比起以前的房子，我更喜欢现在的，虽然说面积比以前小，但是里里外外都要比以前好看很多，而且还可以吸引游客来住，增加家里的收入。”――白鹿镇居民，男，50多岁
3.2 地方活动的重构
地方活动则是地方的社会维度，指地方中人的社会活动与日常行为，研究将其划分为地方产业活动和日常活动。
3.2.1 地方产业的转型
白鹿镇灾前的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和工业。其中，农业以药材种植业为主，处于传统农业经营阶段，综合经济水平较低[52-53]；工业则以煤矿业为主，但自2005年中央下达整顿关闭中小煤矿的命令后，白鹿镇关停了大部分的煤矿产业。此后，白鹿镇政府尝试依托当地法式文化转型发展旅游业，但由于白鹿镇仅遗留一两座法式建筑，旅游景观吸引力不足，加上资金的缺乏，未能开发旅游项目、完善旅游公共设施，没法实现产业转型的目标。
2008年“5・12”汶川地震发生后，白鹿镇得到了大量重建资金的投入。镇政府以灾后重建为契机，借助重建资金、政策和援建方的帮助，将旅游业确立为白鹿镇未来发展的重点产业，修建欧式风情建筑，开发法式文化特色旅游资源。历时5年，白鹿镇修建了天主教堂、法式民居、欧式酒庄、明清建筑等大量的旅游景观，并完善了基础设施建设，将自身打造成具有异域风情的法式小镇，吸引了大量的游客的到来。2013年，白鹿镇年接待游客量达到80万～100万人次[54]。为了进一步促进旅游业态发展，政府积极引导白鹿镇居民发展旅游业，为居民开设各种旅游就业培训班，如农家乐培训班、游客接待礼仪培训班等，规范旅游市场。此外，政府还策划组织了一些系列旅游活动，如法国古典音乐艺术节、法国尼斯国际钢琴比赛、CCTV网络模特大赛等，以此营造白鹿镇的旅游品牌和文艺气息。
以往研究表明，哪迅丛与重建对某些受灾者来说能从伤害、失落中复原到低度的福祉状态已是万幸。在某些情况下，灾后重建不仅未能恢复弱势群体的生活，还会为其带来“第二次灾难”[14-15，71]。但白鹿镇的灾后重建不仅修复了地震带来的破坏，还实现了地方的转型、升级和发展，让居民获得了地方发展的红利。对白鹿镇居民来说，灾后重建不仅使他们的生活得以恢复，还打破原先的生活经验，让他们找到更好的生计方式和生活环境，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与此同时，灾后地方特色景观的打造亦凸显了地方文化特色。这一切均强化了白鹿镇居民的地方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
本文通过对灾后重建现象的关注，探讨灾后地方重构的问题，这是对当前灾后重建的影响研究的补充和拓展，亦是对人文地理学视角下的灾难研究的丰富。地方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会随着不同要素的作用而呈现不同的重构特征。本研究主要探讨的是灾后重建中物质空间形态、地方活动和地方意义等维度的重构。因此，在其他背景条件中分析其他不同维度下地方重构特征，全面、系统、多维地解读地方重构的实质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此外，不同的灾后重建模式会对地方带来不同的影响和改变，因此，探讨不同重建模式下地方变化的差异是值得后续关注的话题。
致谢：感谢华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蔡晓梅教授、林清清副教授、史甜甜博士，大学刘雅静教授和华南农业大学朱丹博士在文章写作过程中的意见和帮助；感谢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安宁博士在文章英文摘要修改过程中的帮助；感谢澳大利亚南澳大学王俊同学在文章区位图绘制过程中的帮助；向外审专家的意见和编辑们的工作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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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广西师范学院；学科建设；研究生教育；学科平台
学科建设和研究生教育是高等学校办学上水平、上层次的最重要体现，是高校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新世纪以来，广西师范学院把握住了我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的机遇，加强领导，大胆开拓，围绕人才培养这个根本目的，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改革为动力，以学位点学科建设为抓手，通过学位点学科建设优化调整了学科结构，构筑人才小高地，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打造科研实践平台，为研究生成长成才提供人力支撑，全面带动产学研的结合，提高和增强了学校的竞争力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推进与优化学校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使学位授权点学科建设和研究生教育实现新的跨越，为学校“十二五”的改革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
学科建设是高校建设发展的核心工程、系统工程，是学校发展的主题。精心组织、统筹兼顾、有效推进学科建设可以极大的优化学校的教学和人力资源的配置，促进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提升科研创新能力和科研成果的转化，通过构建学科发展平台，可以带动学校学科结构的调整，发挥学科优势，打造学科特色，形成辐射效应，使学校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和反哺社会能力的全面提升。这是高等教育自觉的追求，也是人才培养的最终目的。
（一）通过学位点学科建设，凝炼学科方向，优化学科结构，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广西师范学院注重优化组合，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根据学科方向、人才培养、学科平台、科研立项和学术交流等对各学位点学科进行分类指导，分层次建设，使教育资源的分配和使用达到最优化。学校充分利用好现有的学科力量和教学、科研资源，优化组合，促进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融合，形成合力，培育增长点。通过凝炼新的学科方向，有效地促进了学位点学科的均衡发展和特色、品牌学科的建设，有力地推进了学校学位点学科建设步伐，实现了学校学科建设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地理学学科在广西有独特的地位和优势，是广西师范学院最早获得硕士学位授权点的学科之一。学校在注重凝炼学科研究方向的同时，充分利用这个学科的优势和特色，通过培育、孵化和发展，形成很好的辐射效应。通过地理学科的建设，已经扩展到环境资源、土地资源开发与管理、大气科学等学位点学科的建设，形成了学科群的效应，带动相关学科的发展。如自然地理学支持资源与环境学科的建设；人文地理学学科团队对人与环境关系研究扩展到文化地理学、区域经济和资源利用研究，形成交叉学科效应，带动了区域经济学、人口与资源环境学科的发展；带动土地资源管理和利用研究，辐射到管理学科，发展成为土地资源管理学位点并辐射到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建设，成效显著。地理信息学科，利用我校数学学科的基础研究力量，既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同时有力的支撑了教育技术学、信息技术学科的迅速发展。就学科建设层面而言，学科建设这种思路充分体现了学校学科建设从我“能”什么到我“应”发展什么的转变；学科群的集成效应使得原有的优势学科向“特色”和“品牌”学科发展，弱势学科得到有效的支持，由弱变强，有效地促进学校学科结构的调整和均衡发展。我校公共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等已获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区域经济学、教育技术学早已获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地理学一级学科已成为“十二五”广西财政资助建设的博士学位授权点学科，环境科学与工程、大气科学也已成为“十二五”广西财政资助建设的硕士学位授权点学科。
教师教育学科是广西师范学院的优势特色学科。学校通过教师教育学科的优势和师范教育的特色，充分发挥人才和学科平台的优势，通过资源的有效整合，形成了不同的教师教育学科团队、结合“课程与教学论”硕士点的建设，使学校教育类硕士研究生培养覆盖了基础教育的全部学科，学校也获得了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授权，极大地推进了教育学一级学科的整体发展。目前，学校的教师教育学科已成为自治区重点学科，教育学已获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学校已获批为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授权单位，教育学一级学科成为“十二五”期间广西财政资助立项建设的博士学位授权点学科。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也是广西师范学院的优势学科，利用自身人才资源特别是民间文学和写作学团队的学术力量，孵化和培育了民俗学、新闻学二级学科硕士点。同时，通过自身建设，辐射到新闻传播学、社会学一级学科的建设中去，并带动我校文化产业管理的相关研究，我校成为第一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自治区文化厅授予我校为“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研究中心”，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目前，中国语言文学已获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民俗学发展成为广西高校重点学科，以民俗学为核心的社会学也已获得了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学校注重优化组合，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综合调配好学校有限的教学资源和学科力量，通过学科的交叉发展，融合、渗透，形成学科之间优势、扶持、带动关系的互补和互动，增强和丰富了学科的内涵和发展动力，既有利于推进学校学科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又有利于原有学科资源的发展和加固，促进了学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广西师范学院自1998年获硕士学位授权单位以来，学校紧紧依靠自身的力量，发挥优势，注重整合，促进了学位和研究生教育的跨越式发展。目前，学校已有11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8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3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学位授权点学科专业涵盖了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管理学、理学、工学等8个学科，设立硕士学位授权点的二级学院达12个，初步形成覆盖面较广、结构优化，布局日趋合理、特色鲜明、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学科体系。
（二）通过学位点学科建设，打造科研实践平台，推动产学研的结合，为科研创新和研究生教育提供实验、实践平台和基地。
打造学位点学科平台、完善机制、强化学科队伍建设是学位点学科和研究生教育工作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学校注重根据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北部湾经济区、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社会发展、产业结构、资源配置和发展前景的需求，加大投入，优化学校学科发展与研究生教育软硬件环境，特别是学科平台建设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人才培养和服务社会方面的服务功能和引领作用，提升学校学科竞争力、办学水平和竞争力，使学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在人才培养、科技服务和成果贡献方面为国家和广西经济社会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学校现有的省级重点研究基地和实验室等学科平台基本上是在强化学位点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目前，学校的自治区高校重点实验室有：“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学科实验室”、“应用化学技术与资源开发实验室”、“科学计算与智能信息处理实验室”；立项建设的重点实验室有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部湾环境演变与资源利用实验室”，省级重点研究基地有“广西高校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广西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研究基地广西师范学院研究基地”、“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研究中心”等。学科平台成为科研创新、项目申报的依托，学科带头人、导师团队的载体，促进了创新人才的成长，成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基地和资源，提升了学校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服务社会的功能和能力。
学科平台的建设，推进了科研创新平台和产学研一体的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的建设，为研究生的实践和科学研究提供了基地。学校与科研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建立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数十个，其中“广西师范学院地理学科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减灾研究所研究生教育创新人才联合培养基地”、“广西师范学院和广西化工研究院有机化学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广西师范学院和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北部湾资源与环境研究生教育创新人才联合培养基地”和“ 广西师范学院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计算中心研究生教育创新联合培养基地”等属广西财政支持建设的广西高校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学校充分利用社会优质资源，不断加强我校研究生创新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大大拓宽和优化了我校研究生人才培养。学校通过自治区级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的示范效应，扩展到硕士专业学位联合培养基地建设中。目前，学校已建成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数十个。学科平台和联合培养基地的建设，为学科、科研、研究生的交流合作提供了平台，有利地促进了学科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有效地推进了产学研的一体化，为研究生的专业实践、自主学习、自我构建知识结构和个性化发展提供了优质的实践平台，极大地创新了研究生的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广西师范学院培养的研究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不少研究生考上了清华、中科院等重点高校和科研院所，学校为高层次、高质量人才培养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三）通过学位点学科建设，强化导师队伍建设，构建学科团队，形成人才小高地，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学校研究生教育提供强有力的人力支撑。
学位点学科建设，人才是关键，是突破口，是最大的软实力。学校充分利用和发挥我校学科人才资源的优势，整合学科力量，构建与学科发展目标相一致的学科团队，形成人才小高地，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提供支持。
学科平台的构建带动了学科团队的建设，促进了导师队伍的优化，形成人才小高地，提高我校对北部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参与度和贡献力，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学校研究生教育提供了强有力的人力支撑。目前，学校已初步形成以教授、博士为核心的导师团队，各类重点学科团队十多个。其中，自治区级人才小高地有3个，凸显出学科建设和研究生教育的集成效应。
以地理学学科团队为核心建设成的“资源与环境人才小高地”，在环境演变与自然灾害、区域模型与智能信息处理、遥感与地理信息等理论和应用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在“3S”技术开展资源与环境科学领域应用研究、土地资源评价与规划、环境演变监测与评价、灾害风险预警与评估、喀斯特生态信息系统等方面的研究，整体上处于广西先进水平；土地资源利用、管理和规划方面，立足于服务广西地方经济建设，承担了广西60多个市县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任务，承担了30多个市县的基准地价评估及征地价格评估工作，累计横向科研经费达4000余万元，研究成果直接为各级政府应用，为广西国土资源管理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广西亚热带喀斯特山区脆弱的自然环境、生态系统与区域发展关系的研究、喀斯特生态环境特点及其形成背景以及喀斯特土地可持续利用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石漠化生态重建模式和石漠化治理产业化等研究取得一系列国际国内有影响的成果。
“科学计算与智能信息处理”人才小高地，与企业合作完成了多项智能系统的研发，加快了成果的转化，取得了较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运用智能计算、网格计算和软件工程中的相关理论和技术研发水利、资源环境等相关领域的辅助软件，如“广西中小流域暴雨洪水计算软件系统”已在广西大王滩水库枢纽、屏山水库枢纽等73项水利水电工程设计中使用。
“海洋活性物质的提取与合成研究”人才小高地，紧密结合广西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广西动植物、海洋和矿产资源发挥学科团队的合力，在天然药物的提取、分离和分析鉴定技术，天然高分子材料等研究和利用方面取得了系列在区内处于先进水平，在国内外同行中有一定的学术影响的成果，多项成果获省级自然科学二、三等奖。
公共管理学科团队，结合本校地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区位优势，积极开展区域公共管理理论和应用研究。近年来，本学科科研团队提出的大部制改革思路受到学术界重视，自2008年以来，本学科科研团队连续3次获得广西面向全国公开招标的重大课题立项资助，证明了学校基础理论和应用性研究已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
理论、民俗学、教师教育等广西高校重点学科团队，不断拓宽为广西特别是北部湾经济区服务的途径和服务范围，已初步形成区域性、民族性、应用性的学科特色和人才培养模式。
通过学位点学科建设，打造人才成长平台。广西师范学院通过学位点学科建设和研究生教育，引进了一批人才、培养了一批人才、用好了一批人才、留住了一批人才，学校学科队伍和整体力量有了显著的提高，夯实了建设和发展的基础，有效地促进了学校师资队伍的优化和发展，为研究生教育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增强了学校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为学校学位点学科和研究生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
广西师范学院以学位点学科建设为抓手，以“建”为手段，实现服务社会、强校发展和育人的宗旨与目的。通过“建”整合学科力量，实现了资源的重组和优化；通过“建”，形成合力，固本强体，培育和发展新学科；通过“建”，打造学科特色和品牌，促进学科的均衡发展和水平的提升；通过“建”，形成人才的集成效应，提高人才培养、科研、学术和管理的水平和质量；通过“建”加固了学校与社会的契合度，拓宽和强化了学校服务社会的功能和合作机制；通过“建”促成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提高学位和研究生教育水平，促进学校事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学位点学科建设，使学校进一步明确了以发展为主题，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改革为动力，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办学指导思想,坚持强化内涵发展、开拓创新之路，全面提升了学校的综合实力和办学水平。
学位点学科建设，强化了学科区域优势的打造和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责任、义务和使命感，促进学校自觉追求和实现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平台建设和服务功能、人才培养和反哺社会建设的办学目的和宗旨。
学位点学科建设，极大地优化了学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环境，带动和推进了研究生教育改革，推进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及其管理机制的改革，形成了学科发展与管理机制、教育改革实践互动机制。学校建立、健全了相关的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以及管理制度，促进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和质量监控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和制度化。
学位点学科建设，促使学科力量有效地转化为培养研究生的优质资源，学校初步形成合乎学校实际，融学科性、专业性、研究性、实践性为一体的研究生人才培养模式。
广西师范学院奋发图强，瞄准一流，勇于超越，以科学、务实、创新的精神狠抓学科发展的根本与核心，传承了办学的积淀，利用好现有的基础，突出了学科的优势，扩大了学科的内涵，所形成的集成效应有效地推进学校事业的全面发展，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满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强身固本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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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重点学科建设与管理暂行办法》，教研［2006］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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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旅游高等教育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和旅游产业的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1979年为适应当时旅游业发展对高层次专门人才的需要，我国第一所旅游高等学校———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标志着我国旅游高等教育的开端。此后的几年里，国家旅游行政部门先后投资，和大连外国语学院、杭州大学、南开大学、西北大学、西安外国语学院、长春大学、中山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后来转为国家旅游局直属院校)等8所高等院校联合开办了旅游系和旅游专业，逐渐形成了涵盖大专(高职)、本科、研究生(硕士、博士)三个培养层次的较为完善的旅游高等教育体系。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受旅游业快速发展对地方经济和人才需求的影响，许多地方高校和部委院校也相继在原有相关学科基础上，组建或新建了旅游系和旅游专业，旅游高等教育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体系也更趋完整(黄松山，2001)。30多年来我国旅游高等教育经历了三次跳跃式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8年的探索性发展时期。这个时期主要是以国家旅游教育机构先后与8所高等院校联合开办旅游系或旅游专业为代表，为适应我国旅游业由外事接待型向经济效益型的转变作了大量人才培养的开拓性工作。还和各地方联合开办了培训在职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中心，主要以南京金陵旅馆干部培训中心和天津旅馆干部培训中心为代表。这些高等院校和成人培训中心“为适应我国旅游业由外事接待型向经济效益型的转变做了大量人才培养的开拓性工作”(赵杰，2006)，“20世纪80年代中期恰好是国内一些综合性大学学科(专业)重组的浪潮期，旅游业的兴起和发展引起了高等教育界的关注，旅游专业教育开始纳入到高等院校＇试办＇的议事日程，标志着旅游高等教育进入了探索性发展时期”(田里等，2007)。第二阶段。1989－1996年的规模化发展时期。这个阶段，旅游产业化的进步引起了各级各类高校的注意和兴趣，纷纷涉足旅游教育，高等旅游教育在全国范围内“天女散花式”地开办起来，实现了我国旅游高等教育办学数量的规模化扩张。这个时期，以南开大学、杭州大学等高校旅游系为代表，加快了我国高等旅游教材的编著和对国外旅游理论著作的译介工作，形成了指导我国旅游业发展的理论轮廓。以中科院地理所、北京大学等为代表，把地理学、区域科学、经济学等学科的触须延伸到旅游教育，开始了旅游专业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教育工作，把我国旅游高等教育提高到更高的层次。第三阶段。1996年以来注重质量的内涵式发展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旅游业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逐渐增大，过去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世界范围内旅游市场的激烈竞争对旅游人才也提出了更高的质的要求。在这一背景下，我国旅游高等教育的发展又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一是旅游高等院校开始从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向集约型的发展方式转变。当然，这一时期旅游高等院校的数量仍然在继续增加，所不同的是，旅游高等教育界在量的发展基础上开始注重质的发展。二是旅游专业的学科地位得到确立。1996年12月，教育部在全国工商管理类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增设了“旅游组”，表明旅游高等教育开始纳入教育部的管理范围，旅游高等教育正式步入规范化发展阶段。三是200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审通过了云南大学和陕西师大旅游管理二级学科博士学位点的申请，中国的旅游高等教育建立起了从专科一直到博士的完整的教育体系，至此，旅游高等教育完全进入到专业化、规范化发展时期(严俊俊，2010)。
二、我国旅游高等教育已取得的成就
(一)旅游高等教育发展初具规模
1978年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我国旅游业开始发展起来。与此同时，我国的旅游高等教育开始起步，虽然我国旅游高等教育起步较晚，但发展亦是比较迅速的。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中国旅游高等教育已经初具规模(见表1)。目前，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拥有了自己的旅游高等教育。2010年全国旅游院校在校生首次突破100万人，达到108．6万人，比上年增加13．4万人，增幅为14．06%。其中高等院校在校生数为59．6万人，比上年增加9．8万人，增幅为19．61%;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数为49万人，比上年增加3．6万人，增幅为7．97%。
(二)多渠道、多方位、多层次的教育格局已经形成
我国的旅游高等教育由最初的北京旅游学院和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两家发展形成多渠道、多方位、多层次的教育格局。办学渠道有国家投资、企业办学、中外合资、民间办学等多种形式，办学方式有旅游院校、大学办系、企业设校、自学高考、民校办班和委托培养等多种多样(蔡万昆，1997)。而在教育层次上已经形成了大专、本科、研究生等多层次教育体系。2010年全国高等旅游院校在校生按学历来看，研究生在校生数占在校生总数的0．88%，该学历中旅游管理专业占64．37%，旅游外语专业占14．98%，其他专业占20．65%;本科生在校生数占在校生总数的38．14%，该学历中旅游管理专业占48．93%，旅游外语专业占8．91%，其他专业占42．16%;大专生在校生数占在校生总数的60．97%，该学历中旅游管理专业占47．68%，旅游外语专业占12．33%，其他专业占39．99%。
(三)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渐成体系
在旅游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各旅游院校为培养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各类专业人才，都认真地研究了专业设置、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和学科建设，并在此基础上组织教师采用多种形式编写教材、教学大纲和教案。到目前为止，已初步形成了旅游外语、饭店管理、旅行社管理、餐饮管理、旅游财会、旅游经济、旅游规划、物业管理等多种专业相结合的学科体系。教材建设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各旅游院校正式出版的各种专业教材近百种，初步适应了旅游高等教育形势发展的需要。
(四)教师队伍逐步壮大
教师，特别是各专业课教师是旅游高等教育的根本保证。在专业设置和学科建设的推动下，各旅游院校纷纷采取多种措施，培养教师队伍，提高师资教学水平。如最初的北京旅游学院和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其专业课教师只有10多人，杭州大学旅游系则只有3－4人。经过10多年的发展，各旅游院校的师资队伍大多已经建立，初步形成了多专业、多学科、多层次的师资结构。2010年，全国旅游院校专职教师总数为4．4万人，比上年增长3．49%，其中高等院校专职教师数为2．4万人，校均24人;中等职业学校专职教师数为2万人，校均20人。
(五)为国家输送了大批旅游专业人才
随着我国旅游业的深入发展，简单的旅游培训已经难以满足旅游业对于人才无论是在量上还是质上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旅游高等教育应运而生，成为旅游高级人才的主要供给渠道，这些人才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了旅游行业一股重要的力量。由此可见，我国的旅游高等教育已经成为高层次旅游人才的主要供给渠道。除此之外，旅游高等教育系统也成为了我国旅游理论研究的重要阵地，我国的旅游业得以如此快速、持续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旅游高等教育系统对旅游现象的深入分析和旅游理论的深入研究，其中旅游专业研究生和博士生的学术研究成果也对我国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三、旅游高等教育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学科体系尚未独立，专业设置缺乏规范
旅游活动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环境等社会的方方面面，不同背景的学者纷纷从其各自的学科领域对旅游活动进行研究，结果往往只能揭示其某个侧面和部分特点，难以形成系统化的体系。而且，无论在西方，还是在我国，学者们从事旅游研究更多重视应用方面，在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却很少涉足。因此，长期以来，旅游学都没有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没有形成共识，因而未能有效的建立旅游分支学科，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旅游学科体系的建立。1998年以前，我国旅游专业学科目录中，没有“旅游学”这个学科名称，只有“旅游经济”这个二级学科。在1998年后，旅游经济作为专业在国家教委的本科专业目录中被勉强保留但改为“旅游管理”，隶属于管理学学科门类下面的工商管理一级学科(谢彦君，2004)。这一调整使得旅游专业的吸引力有所下降。另外，一些高校由于社会对传统学科，如历史、中文、地理等人才需求量的下降而向外扩展进行自救，在这些学科下开设旅游专业，他们培养出来的人才由于课程设置、师资的依赖性、附属性，从而使其不具有独立的专业性。目前，有关旅游的二级学科(专业)往往依附于其他一级学科，如“旅游经济学”依附于“经济学”，“旅游地理学”依附于“地理学”下的“人文地理学”或“自然地理学”二级学科下，作为专业方向而存在。在我国研究生招生目录上，一些二级学科竟然涵盖了根本包涵不了的专业方向。如将“旅游环境保护”放在“自然地理学”下，给人以不和谐的感觉，因为“旅游环境保护”涉及的学科众多，不是一个“自然地理学”就能涵盖得了的。这些现象的出现是因为旅游专业尚未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所以只能“寄人篱下”。我国高等院校采用在各学系中设置确定的专业，是基本沿袭前苏联实行的专识教育体制。而实行通识教育体制的美、英和西欧等国高等院校，一般都不强调设置确定的专业。所以，仅就专业设置而言，本身就包含着一个教育体制与现代化建设及市场经济发展间相适应的因素。由于专业设置需经受一定时间的实践检验，现有的专业设置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学科的覆盖面存在着一定的盲区，专业建设尚无一个适合我国的科学性划分规范(王红主，1994)。旅游业经过30多年的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增强。近年来随着旅游产业链的延伸，其活动领域、经营范围不断扩展，并逐渐走向多元化，因此对各级各类旅游专业人才的需求也急剧增加，尤其是新兴的会展类、规划类、旅游地管理类等人才。一些院校和旅游专业也试图通过扩大其专业的内涵，或改用较为概括的专业设置形式来寻求解决。但因现有专业的转化较慢，以及人才培养的周期较长，招生预测与毕业需求间存在差距等客观因素，旅游新领域、新项目急需的人才仍然显得缺位，而传统性人才已经趋于饱和。旅游高等教育面临着一个如何尽量避免学生“学非所用、用非所学”，而遵循客观实际开展“学以致用、学用一致”的专业设置问题(赵杰，2006)。
(二)教育规模效益差，培养目标不明确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旅游高等教育走的是“外延扩张型”的发展道路，其特点是在原有院校相关系科的基础上新建或者组建旅游专业，多少带有求生、转行、从众的心理，从表2的数字可以看出从2000年到2010年，旅游高等院校增长了近4倍，但平均规模却少有变化。这种“外延扩张型”发展的结果是，因教育经费的限制和新成立的旅游系科刚刚经过“蜕变”后的稚嫩性，整个旅游高等教育质量只能在低水平徘徊，大多数旅游高校远远不能达到办学的规模效益，有限的教育投入在不经济的规模下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教育投资的效率很低，同时也使得旅游专业在综合性院校中的地位得不到提高，在旅游专业建设方面难以得到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几乎所有的旅游院校都集中在同一层面上培养相同类型的人才，不论是高职、大专还是本科的培养模式，几乎都是技能型的服务人才，只不过本科生多了一些囫囵吞枣的理论和管理知识，但这些知识又缺乏实践锻炼，因此进入工作岗位之后只能是从基层干起，这就导致了旅游院校大专生、本科生频繁跳槽，甚至脱离旅游行业，造成旅游教育资源的浪费。大批旅游企业缺乏中、高级管理人才，技能服务型人才过剩，而旅游高等院校的学生又找不到适合的工作。这种现状就是由于旅游教育层次定位模糊，没有对旅游人才市场进行细分，没有找准自己办学的市场定位引起的。
(三)课程体系不完善，整体优化水平不高
首先，课程设置混乱，内容重复。由于我国旅游教育发展较晚，绝大多数旅游院校或旅游专业是由其他专业、学科转向而来，如地理、历史、中文等，因而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带有依附专业、学科的诸多痕迹，课程设置混乱，无统一规范，缺乏地位突出的主体课程和明确的学位课程。如外语专业侧重语言能力的培养，地理专业倾向于景区地质地貌，虽各有特点，却忽略了旅游专业自身的规律。大量课程的重复性内容多，知识混乱，造成学生理解困难和教育资源的浪费。其次，课程体系呈现“大而全，小而全”的特点。凡是与旅游有关的课程都尽量涵盖，但由于缺乏内涵，许多课程看似华丽，实则空虚，给人以皮毛之感，学生对此感受往往是“什么都学了一点，什么都学不透，不知道该学些什么好”难怪有人曾这样比喻旅游课程:“旅游好比一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装”。再次，课程设置的滞后性。多数旅游院校在课程设置上未能跟上旅游产业发展的步伐，未能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相应调整所设课程，缺乏灵活性和前瞻性。这也是造成旅游人才供需矛盾的一个主要原因。
(四)旅游教材内容滞后，层次比例不协调
旅游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以教材质量为基础，而教材的内容应适应旅游业发展的需要，及时吸收、融入我国旅游业发展的新理论、新技能和新方法。但由于经费不足，教师缺乏实践经验以及教材建设组织不力等方面的原因，目前许多旅游高校仍在使用陈旧、过时的教材，教材内容严重滞后于旅游产业发展的需要。而出版的大多数旅游教材都是从其他学科照搬过来的，只不过是在其前面加上“旅游”二字，没有形成旅游学的学科体系，而且教材内容逻辑递进关系不清，相互重复。因而，旅游学界至今也没有一本公认的旅游学教材。目前市场上出售的旅游教材很大一部分(近一半)是面向高职、中专教育的，此类教材占到了教材总数的48%，这类教材主要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方面的知识;居于第二位的是面向本科和专科教育教材，这类教材较多涉及理论性知识的传授，此类教材占教材总数的39%;排在第三位的是自考和成人教育类旅游教材，所占比例为8%，这类教材与面向本科、专科的教材在内容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数量最少的是面向研究生教育的旅游教材，这类教材仅占教材总数的5%。以上数据表明，我国旅游教材的供应基本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层次结构，即面向高校本科和专科、普通职业技术学校这两大教育体系的教材供应量很大，共占所有类型教材的83%。面向研究生教育和面向自考及成人教育的教材相对较少(杨培玉、李险峰，2006)。
(五)师资力量薄弱，教师队伍建设滞后
师资是旅游高等教育的根本保证，旅游业是实践性很强的产业，需要一支既有理论水平又有实践经验的旅游专业师资队伍。虽然，近些年我国出现了一批学有所长的专家、学者，但是与旅游高等教育规模化的发展需要以及旅游产业快速发展对旅游高等教育师资的要求，差距很大，而且也存在许多不足。首先，兼具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双师型”教师缺乏。由于我国旅游高等教育起步晚，各校的旅游专业多由外语、地理、历史等专业转轨而来，因此大多数专业师资都是“半路出家”，由这些学科转行过来教旅游。尽管很多学者，教师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积累了较丰富和系统的理论知识，但由于缺乏旅游行业必要的实践经验，因而在教学中重理论、轻实践，“照本宣科”的现象比较严重。而新近毕业于旅游院校的年青教师既缺乏实践经验，理论功底也不够。这不仅影响了教学质量，同时也造成专业课程体系的不完善，一些与旅游业发展联系紧密的课程要么开不出来，要么开出来却因为教师专业水平不够讲不出实质内容，从而直接影响学生的专业知识结构和未来对工作的适应能力。其次，教师科研薄弱，方法落后。教学和科研是高校的两大任务，旅游高等教育的发展有赖于旅游科研水平的提高。然而目前，旅游高校的科研风气不浓，许多年轻教师不愿从事科研工作，尤其是基础性的理论研究。而从事科研的教师，研究工作仅仅局限于图书、期刊等二手资料，很少走出校门去研究旅游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科研成果很少能转化为生产力，最终走入科研与旅游业发展不协调的怪圈。再次，师资评估体系的滞后。目前，我国师资评估体系主要是参照两方指标，一方面是学历，学士、硕士、博士、博士后，这是师资学历标准。另一方面是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这是师资评估的绩效标准。绩效标准又以论文与研究课题构成主要指标体系。在指标体系中，师资队伍组成唯一途径是高学历，目前高等院校中几乎非博士不能进入。晋级的途径是研究成果，主要以基础科学研究成果为主。这样的评估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由于旅游高等教育是以应用型与技能教育为主，因而现行的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教师，要胜任应用型和技能型教育为主的旅游高等教育教学，存在知识与能力结构的缺陷。这种缺陷又直接导致学生知识和能力结构与旅游产业发展严重脱节(彭青、程露悬，2004)。
(六)教学模式落后，缺乏现代化意识
我国部分旅游高等院校仍在沿用“以课堂讲解为主要形式，以教师为中心，以书本理论知识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教学模式。学校缺少实践场所、专业教学设备和条件。学生在校期间只能在课堂上接受较抽象的理论知识，所学内容与实际差距较大。教师是教学的主体，学生被动地依附于教师，忽视对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教学中仍然普遍运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偏重课堂理论教学，对实践环节的教学重视不够，行业性不明显，缺乏多样化和针对性。如“导游实务”、“前厅与客房管理”、“餐饮管理”等课程仍然采用传统课堂教学方法，学生没有真正旅游体验、训练和实践机会。面对旅游业这样一个现代性的开放产业，旅游高等教育如果不注重引入现代化的教学、实验手段，不注重与外界的交流与合作，就不能达到使学生扩大视野，增长见识，提高理论及能力的教学目的。
(七)实训基地建设落后，校企间沟通少
旅游业是一个实践性和操作性很强的行业，它的行业特殊性要求旅游高等院校必须摒弃“闭关自守”的发展方式，要“对外开放”、走出校门、联系企业。我国旅游高等教育的致命弱点就是在实践教学方面十分薄弱，具体表现在:一个是校企合作十分少，另一个是实训基地建设比较落后。在国外，这两方面做得都比较好，如希尔顿饭店集团和休斯敦大学之间合作所成立的希尔顿酒店管理学院，学院为集团提供理论支持，集团为学生提供充足的锻炼和实践机会，两者相得益彰。在实训基地建设上，瑞士的“店校合一”尤为突出，洛桑酒店管理学院就相当于一座酒店，大堂、前台、餐厅、会议室等一应俱全。我国很少有院校和企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说都是“关门唱戏”，和外界行业的交流与沟通少之又少，一些学校最多只是偶尔聘请行业专家作些形式性的讲座，讲座的过程中双向交流比较少，因此老师和学生对行业的最新动态也还是了解得很少。在实习基地建设上，学校安排学生实习随意性比较大，没有长久固定的实习点，往往把今年的学生安排在这个点，明年的学生又安排到另外一个点。这对于学校自身来说很难发现和改进自身的教学缺陷，长远来说对学生也是不利的。建立一些长期合作关系的实习基地可以增进旅游企业和学校之间的交流，在双方良好关系的基础上，旅游企业对实习生也会比较关心，发现问题也能及时进行指导并且纠正。而那些变动性比较大的实习点往往出于营利的心态，将实习生当成廉价劳动力使唤，只关心工作数量而不会在乎学生的工作质量，这对于学生专业素质的提高是非常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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