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9 11: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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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工商大学“宏观经济分析综合实训”课程大致经过了4年时间筹建就获得正常运转，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取得了较大的成功，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如实验题目实行项目团队制，学生对该类实验项目兴趣都比较高，积极性也比较强，学生在实验报告的写作过程中，对宏观经济现实问题某些方面的分析表现出了较为深刻的思维分析能力，学生口头表达能力也得到了有效提升，但在运行过程中，也存在着如下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1.学生经济学素养不足、实际分析能力不够
经济学课程一般在大学本科的一年级下半学期或二年级上半学期开设，这些低年级学生长期习惯于应试教育，学习主动性不强，更缺乏对社会和企业的深入了解，缺乏经济学基本素养。尽管学生能够记住所学的理论知识，但由于缺乏对现实经济现象的感性认识和实际经验，甚至少数学生对国家的基本经济方针都知之甚少，因此不少学生在学习经济学的过程中对经济原理理解不够透彻，无法将书本理论与现实经济现象有效联系起来。[2]
2.学生文献阅读能力不高
通过实训课程近几年的运行，发现大多数学生文献阅读能力欠缺，不能对项目所涉及的相关文献进行有针对性的阅读，也不能通过对文献的分析，找到对项目工作完成有益的启发点，不能对文献进行有效借鉴。由于对相关文献未做深入学习，因此在实训项目的完成过程中，方向性不够明确，对项目所涉及问题的分析也不够深入。
3.前期知识准备不足
“宏观经济分析综合实训”课程的运行流程一般是：周一上午学生确定研究题目，接着由小组长与组员进行工作分工，各成员按分析完成各自工作，由组长汇总。整个过程中，指导教师未能系统地对各个小组所涉及的计量经济学理论知识、经济学基本理论和统计学理论知识等学生所学相关课程进行复习回顾，造成学生后期学习和先期知识脱钩现象，在运行相关工具分析实际问题时显得办不从心。
4.对学生学习引导不充分
由于学生实训时间一般只有五天，即一般从周一上午接受工作任务，周五上午口头汇报，实际工作时间只有四天半，时间较短，学生很难对相关的宏观经济学基本理论、计量经济学知识和统计学知识进行深入复习，从而对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训练不够。
5.学生写作能力训练不足，模仿能力有待提升
尽管学生在参加宏观经济分析综合实训之前就已经完成过学年论文的写作，但由于学生不认真、指导教师不强调等诸多原因导致学生的文献学习吸收能力、报告写作能力没有得到有效训练。在“宏观经济分析综合实训”实践课程中发现，本科学生的文献学习能力和中文写作能力不足的问题尤其突出。
6.考核方法不尽合理
综合实训成绩分为三种，一是原始成绩，二是学生自评分，三是最终成绩。最终成绩是在原始成绩基础上通过学生自评分修正而成。原始成绩一般由实验报告和实验汇报两部分组成，由于实验汇报只能随机抽取一位学生来进行口头汇报（而以该生的汇报成绩作为全组的汇报成绩），因此汇报成绩带有一定随机性。
二、“宏观经济分析综合实训”创新教学法思考
通过对当前“宏观经济分析综合实训”课程存在问题的分析，结合学生大四学习的特点，在以后的实训教学过程中，要进一步明确课程训练目标，明晰课程改革思路，优化教学创新环节，不断提高“宏观经济分析综合实训”课程的教学效果。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完善项目驱动实训法。项目驱动教学法是一种生动、灵活、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它打破传统的课堂教学概念，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探索。[3]“宏观经济分析综合实训”课程在运行过程中，要进一步完善项目驱动实训法，项目任务要具体、可操作。在实训过程中，要做到：以一个完整的实验项目贯穿整个实训过程；以实验项目的理论工具为线索安排教学重点；实训过程由实验项目任务驱动。学生团队在学习过程中要主动参与项目设计、理论与应用工具复习、统计分析数据收集等过程，这样就能在实训过程中将理论和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学生在实训过程中就是积极的参与者。为了提高实训效果，整个实训过程应做如下改革。
1.实训项目准备阶段
本阶段是在实训项目开展以前，要对实训用到的计量经济学基本理论、统计学基本理论进行简要复习。经管类专业计量经济学课程本科教学内容，应以经典计量经济学基本理论为主。统计学基本理论要以计量经济学当中用到的假设检验和区间估计为主。经济学理论主要以实训项目所涉及到的为主。在学生团队确实实训项目以后，实训教师就可以按照这三个层次针对学生项目所涉及的相关知识进行重点复习指导。这一环节是目前实训过程中的一个薄弱环节。
2.实训项目牵引阶段
本阶段对整个实训项目的顺利完成非常重要，既要使学生实训项目有思考切入点，又要使学生理解实训项目各个部分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还要让学生最终完成一个实训报告。在此阶段，指导教师以“导师”的身份出现，引导学生参与到实训项目中，为学生提供技术支持，侧重检查项目子任务完成情况，并适时为学生归纳总结写作技巧和理论知识。对学生参与项目的引导不是简单说教，而是通过一些理论讲解、上机演示等形式，如计量经济学参数估计、统计检验等的演示，使学生能够动手实现，从而加深对所学理论知识的复习和应用。
3.实训项目完成阶段
本阶段是指实训项目的初步完成阶段，主要工作是通过完整实训报告的写作和汇报PPT的制作对整个一周的实训内容进行总结。这一阶段的工作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学生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查找资料，借鉴各种现成的资料，按一定格式完成项目文档，并制作汇报PPT。指导教师在学生口头汇报之前，对学生完成的实训报告内容和汇报PPT的制作进行初步检查，及时指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4.实训项目汇报阶段
本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检验学生对实训报告内容的口头组织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一般由团队小组组长先进行汇报，主要介绍实训项目的组织策划、项目分工、项目研究的技术路线及项目时间安排。在此基础上，再随机抽取两位学生来对实训报告内容进行陈述，指导教师再做进一步的点评。这一阶段能对学生文字组织能力、口头表达能力进行有效训练。
三、小结与展望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2.财政活动除了作用于宏观经济的内容之外，仅就其本身对于社会资源的配置来看，则应视为是一种微观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界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否则的话，将财政活动等同于宏观调控，而财政干预企业市场活动也就等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调控又是必要的，其结果实际上是为政府和财政随心所欲地干预企业的微观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年来，人们在财政经济工作中总会情不自禁地干预和插手企业的正常市场活动，其理论根源就在于此。这点，在防止政府和财政随意干预企业问题上，是可资借鉴的。
［关键词］创业板 内在价值 基本分析
创业板自2009年10月30日正式开市交易以来，一直备受关注。投资者如何在创业板中寻找到具有投资价值的上市公司，更成为广大投资者关注的话题。基本分析和技术分析是投资者进行证券投资的两类基本方法。对于中长期投资，充分发现上市公司的内在价值，基本分析方法受到更多学者和投资机构的认可。由于创业板具有低门槛、高成长、高风险的特性，采用基本分析方法，并结合创业板的特点，确定具有投资价值的上市公司，可以为投资者提供决策的依据。
基本分析，又称基本面分析，它是以证券的内在价值为依据，着重于对影响证券价格及其走势的各项因素的分析，以此决定投资购买何种证券及何时购买。基本分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宏观经济分析、行业分析和公司分析。
一、宏观经济分析
宏观经济分析主要探讨各经济指标和经济政策对证券价格的影响。2011上半年中国经济处于输入型通货膨胀，大宗商品高位运行。6月CPI同比上涨6.4%，同时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9.6%，二季度增长9.5%，经济运行总体良好。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相对温和，通胀却处于高位，加息成为必然。
2011年5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年内第五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至此，大型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升至21%的历史高位。2011年7月7日，年内第三次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上调0.25个百分点，此次调整之后，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上调至3.5%和6.56%。
准备金率作为调控工具，其直接影响的将是贷款的变化，由于央行回笼资金巨大，这使银行借贷资金急剧减少，体制内，资金紧张。市场认为，高频率上调准备金率，很可能意味着近期外汇流入的压力依旧不减。体制外，资金汹涌，通过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货币被赶入笼中，但存量货币不会凭空蒸发，一有机会就会兴风作浪。
尽管加息有引起经济减速、吸引热钱等负面影响，但是一方面，加息有利于管理通胀预期；另一方面可发挥利率的杠杆作用，挤出资金占用多、回报率低的项目，从而挪出更多资金进入中小企业。
因此，宏观经济对于证券市场的影响为正面，投资者预期良好。
二、行业分析
目前创业板上市的242家公司，分布在农林牧渔、采掘业、制造业、建筑业、运输仓储、信息技术等9个行业，制造业上市公司占总量的66.1%，排名第一，其中机械设备和电子所占比重较高，其次为信息技术占18.6%。
结合国家“十二五规划”重点培育和发展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在创业板市场中选择出相应的行业。在所选择的行业中，再进行公司的选择。需要注意的是对公司的选择，前提条件是公司需处在生命周期的成长阶段，因为在创业板中有的公司已经成熟，不具备创业精神了。
三、公司分析
公司分析就是通过对公司经营状况的分析，对其所发行证券的投资价值及市场走势作出客观的评价和判断。分析的主要因素包括：公司的财务状况、公司的成长性及公司在行业内的竞争力等。
对公司于财务状况的分析，通常包括营运能力、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三个方面的分析。反映营运能力的财务指标有总资产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等；反映偿债能力的财务指标包括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资产负债率等；反映盈利能力的财务指标包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市盈率等。
对公司成长性分析，一是可以用反映成长能力的财务指标，如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资产增长率等；二是可以通过影响公司成长性的指标体系的构建，来对成长性进行评价，关键是如何将影响公司成长性的因素用合理的指标体系反映出来，如公司的经营战略、科技创新能力等。
因此，在对已选择的上市公司进行公司分析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
一是收集财务数据，从财务指标入手，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将所选取的财务指标简化降维，综合为数量较少的几个因子，用少数因子代替所有变量来分析问题，进而得到上市公司的综合排名，以便进行优劣的筛选。同样，也可以采用其他方法，如层次分析法对各项财务指标的权重给予赋值，结合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进而得到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的综合评价，以便投资者进行判断。
二是收集影响公司未来成长性的因素，构建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这些指标与财务指标无关，而是与公司的经营战略、科技创新等方面相联系。比如经营战略可以考察投资项目、管理层变动、公司规模扩张等因素，科技创新可以考察研发费用投入、研发人员投入、新产品产出等因素。通过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就可以得到上市公司的成长性的综合评价。
最后，还需要对上市公司的内在价值进行分析，将内在价值与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进行比较，以便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内在价值的分析采用现金流量贴现模型，通过预测公司未来五年的净现金流量，以及五年后的走势，将其折现即可得到上市公司的内在价值。而对于未来净现金流量的预测，还需要结合公司成长性分析的评价结论，以充分体现创业板上市公司的高成长性。
综上所述，在当前经济运行总体良好的情况下，投资者对证券市场预期良好，然后针对国家“十二五规划”重点培育和发展的产业，选择具有高成长性的上市公司进行财务状况、成长性和内在价值分析，为投资者提供决策的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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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宋光辉，许林，师渊. 创业板与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财务状况比较研究-基于中小企业融资的视角[J].软科学，2011（5）
一、环境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环境经济学科的产生与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并引起社会普遍关注是分不开的。自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在追求经济增长的驱使下，人类对自然环境展开了大规模的前所未有的开发利用。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于战后重建家园的强烈愿望，一些工业化国家一味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表现出了空前的增长热潮。虽然在极短的时期内，人类创造出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同时，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大大加剧了对耕地、淡水、森林、矿产的消耗，引发了深重的环境灾难，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和不利影响。仅20世纪50～60年代的“公害”事件就曾使成千上万的人直接死亡。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环境问题与农业社会时期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不仅直接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健康，而且严重削弱了自然环境系统对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支持能力，给人类未来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这种严峻的环境形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公众的环保意识空前高涨，环境运动在发达国家开始蓬勃发展，一大批社会有识之士也加入到宣传环境保护的行列之中，最著名的莫过于1962年女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Rachel.Carson）写的科普著作《寂静的春天》引起的轰动。该书描绘了一幅由于农药污染所带来的可怕景象，惊呼人们将会永远失去“明媚的春天”。该书的问世，对公众的环境意识施加了重大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人类对环境与发展前景的关注。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开始对环境问题进行科学意义上的探讨。从20世纪50年代起，生物学、化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开始对环境问题进行科学探索，主要是从技术的角度提出了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并提出了一些可行的解决方案，取得了比较重大的进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经济学者开始运用现代经济理论与经济学分析方法对环境问题进行重新思考，探讨环境与经济的相互关系、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根源以及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途径等课题。同时发现传统经济理论对环境问题认识的两大失误在于，一是低估了环境负外部性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广泛影响。仅仅把外部性当做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一种偶然、个别的现象，而忽视了在大规模开发与利用环境资源过程中外部性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普遍现象这一事实，因而产生了严重的环境后果。二是传统经济理论片面强调GNP作为衡量社会发展与进步指标的作用，而忽略了GNP增长所付出的环境代价。对环境问题的经济分析不仅使环境研究有了一个重要的新的分析视角，同时也进一步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在严峻的环境现实面前，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开始关注环境问题，这意味着环境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客观条件正在逐步成熟，随着大量的有关环境经济研究成果如各种关于环境问题的学术研讨会、期刊、教科书等的迅猛增加，环境经济学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形成，并且随着环境现实的发展变化与人们对环境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得以迅速发展。其发展轨迹实际上沿着两个方向同时抑或交替地向前推进，一是微观环境经济分析的不断深入，二是宏观环境经济分析的不断拓展。
微观环境经济分析主要是在新古典框架内探讨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治理途径以及与环境治理相关的费用效益分析方法与环境价值评估技术等内容。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在于环境资源配置上的市场失灵以及政府干预产生的政府失灵。最初对市场失灵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外部性理论上。所谓外部性是指经济活动中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或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不一致现象，有负外部性与正外部性之分。前者是指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的情况，而后者则是指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的情况。一般认为，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于负环境外部性所致。譬如工厂向外排放废气对空气造成的污染虽然损害了周围地区居民的利益，却往往并没有因此而承担相应的成本，而是将其直接转嫁给社会。这样一来，工厂就没有动机减少废气排放，从而造成空气的过度污染。下图简单描述了这一情形。图中P代表完全竞争市场产品价格，MPC代表厂商生产的边际私人成本，MSC代表厂商生产的边际社会成本，由于厂商并没有考虑污染排放给他人造成的损害，因此边际私人成本要小于边际社会成本。厂商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生产时将会生产Q单位的产量，此时边际私人成本等于边际私人收益。但如果按照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生产，厂商只应该生产Q[*]关水平产量，此时社会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收益一致。显然，由于厂商没有考虑生产的负外部性，生产水平超过了社会最优生产水平，从而产生过度污染。
运用外部性理论来解释环境恶化的原因实际上来源于庇古的思想。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就对此进行了分析，只是当初环境问题尚不突出，因此也就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罢了。不仅如此，庇古还提出了纠正外部性的办法——对引起外部性的活动征税或补贴（后者适用于正外部）。庇古税也因此成为环境经济学家们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开出的最早的经济药方。看起来，外部性理论已经对环境问题进行了比较完美的分析，但很快人们就有了新的发现，这源于科斯1960年《社会成本》一书的发表。由科斯等人创立的产权理论为人们对环境问题的经济分析提供了新的工具。按照产权理论，环境问题的根源不是由于市场缺陷而是由于环境资源产权的不明确所致。哈丁（Hardin1968）关于“公地悲剧”的研究最能说明这一点。其大意是，在中世纪英格兰的一些农村地区，有供社区成员放牧的公地。当时做出这项制度安排的可能性原因有二。一是草地的细分存在困难，二是牲畜的食草范围难以控制。然而，社区成员为了从公地上获取最大利益，竞相增加牲畜头数，结果导致公地上出现过度放牧现象，进而造成公地退化，甚至毁灭的悲剧。经济学家们以公地悲剧为例说明如果没有排他性产权安排，必然会导致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因此，产权学派开出的治理环境药方是明确环境资源的产权，然后让市场来决定环境资源的配置。按照“科斯定理”，只要交易成本为零，不论产权界定给谁，市场都会实现最优资源配置的效果。产权理论并不是对外部性理论的替代，而是进一步丰富了经济学家们对环境问题的解释。在这两种理论的指导下，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以直接管制、征税、排污权交易等各种途径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政策。由于环境治理必然涉及到治理成本与治理收益两个方面，因此，费用效益分析这一基本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也自然被用来进行环境政策分析。环境经济学家认为，环境治理的目标并不是环境质量越高越好，因为随着环境质量的逐步改善，进一步改善环境的成本会越来越高，而相应地环境改善所带来的效益则会越来越小，因此，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分析，最优环境质量目标应是在环境治理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的水平上。环境经济学家们进一步发现，不同环境政策手段的效率与成本是不一样的，如何以最小的成本来实现既定环境目标也是环境经济学要研究的重要内容。与费用效益分析密切相关的是对环境资源的价值评估问题。因为环境资源本身是非市场交易产品，其价值不可能通过市场自动表现出来，也正因为如此，市场对环境资源配置才会失灵。所以，为了给环境资源“定价”，一系列环境价值评估方法如意愿调查法、旅行成本法、享乐价格法、生产函数法等也成了环境经济学不断探索的新领域。公共选择学派的兴起为人们探讨环境问题提供了又一个新的理论武器。以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重新审视了政府的性质与作用，将“经济人”概念进一步延伸到那些以投票人或国家人身份参与政治或公共选择的人们的行为中，即承认政府追求的也是某种特殊利益而不是全民利益，政府也有失灵的情况。公共选择学派的这一理论同样被环境经济学家们应用于对环境问题的分析，指出政府失灵也是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政策没有纠正现行环境市场价格与实际价格的偏离，二是一部分经济政策甚至人为地扭曲了市场价格，如不适当的资源补贴价格政策。当然，指出政府失灵也并不是完全否认政府在环境管理中的作用，甚至排除政府对环境问题的干预。环境经济学家的观点是，解决政府失灵的关键还是在于提高决策当局对环境问题的正确和全面理解，以及制定出可操作性强的政策措施。当然，这也有赖于经济学家们提出更好的理论解释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微观环境经济分析主要遵循古典传统，从资源的角度对环境问题进行探讨，使经济学在解释与解决环境问题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但人们也同时开始意识到环境问题的恶化与经济规模迅速扩大是分不开的。因此，很有必要从宏观的角度来探索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其相互影响的内在规律，并从宏观上提出协调环境与发展的战略措施。这也是宏观环境经济分析面临的主要任务。传统宏观经济理论主要讨论国民收入增长与就业问题，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主要包括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与国际收支平衡。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宏观经济学并没有把环境问题纳入其讨论范围。但是随着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环境问题的越来越严重，宏观经济理论与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开始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无论是宏观理论模型还是应用模型的研究都试图表明宏观经济发展与环境是怎样相互影响的以及环境与能源政策是怎样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等问题。当然对于这些问题的宏观分析可以应用很多不同的模型，如一些模型包含了很多描述环境方面的方程，而有些则包含很少这类方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梅多斯等人受民间国际研究机构罗马俱乐部的委托，就当前的增长趋势与未来人类困境关系进行研究，经过两年多的研究，他们于1972年提交了一份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建立了一个精心设计的以电子计算机模拟计算为基础的世界模型。模型包括决定全球经济增长和人类未来的五个基本因素：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工业发展、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并得出了“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以及资源消耗按现在的增长趋势持续不变，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增长就会在今后100年内某个时候达到极限，最可能的结果是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这两方面发生颇为突然的、无法控制的衰退或下降的可怕结论。《增长极限》的发表，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关于人类增长前景的大讨论，也标志着环境问题开始正式纳入宏观经济理论模型的分析之中。随着人们对增长认识的不断深入，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想。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这一思想很快被纳入宏观经济分析模型之中，使宏观环境经济分析有了新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也促使人们开始反思传统反映经济福利指标GNP的合理性。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如何建立把资源退化、环境破坏等影响因素包括在新的国民收入指标或者称为绿色国民收入指标的问题。随后，这一问题也开始逐步成为宏观环境经济分析的一部分。戴利在1991年发表的《避免不经济的增长》一文中提出了经济学家应该研究最优经济规模的观点，从新的角度探讨了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此外，对环境问题的宏观经济分析也逐步扩展到国际维度，如国际贸易与环境的相互影响、全球气候变暖的经济分析以及全球环境问题的共同治理等问题都可以用新的宏观经济模型进行分析。
总之，无论在国家范围内还是国际维度内，宏观环境经济分析在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环境问题、对环境政策的宏观经济影响进行评估、分析能源战略及其对环境与经济的影响以及分析国际环境问题中的合作与斗争等方面都有着重大意义。最基本的宏观经济模型如内生增长模型已经拓展到自然资源开发、污染排放以及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分析，宏观经济理论正在并将继续对环境政策产生重要影响。这些理论模型，对于正确理解经济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是很有裨益的。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行全国投入产出调查的通知》规定，从**年起每五年进行一次全国投入产出调查和编表工作。按照规定要求，全国第五次投入产出调查和编表工作即将开始。为此，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联合发出了《关于认真做好20*年全国投入产出调查工作的通知》。根据国务院和国家三部委文件精神，本市将于今年10月起开展20*年*市投入产出调查工作。现就做好此项工作通知如下：
一、要充分认识投入产出调查的重要意义
投入产出核算是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组成部分，投入产出表是宏观经济管理和决策的有力工具之一，是研究国民经济发展、进行经济数量分析的重要手段，是制定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的重要基础。实践证明，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投入产出表在我国宏观经济分析和管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的职能转变将进一步加快，宏观调控的任务也将越来越重，投入产出表的作用也将显得更加突出。大量的政策模拟和定量分析都离不开投入产出表，投入产出表作为管理经济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投入产出调查是对全社会生产经营单位的投入结构、产出使用、增加值形成等情况的重大综合性调查，是编制全国和地区投入产出表的重要基础。实践证明，认真做好投入产出调查，对进一步提高投入产出表编制质量，提高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水平，加强企业经营管理，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各有关部门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二、要加强对投入产出调查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协调
投入产出调查时间紧，任务重，技术和质量要求高，调查资料涉及生产、技术、财务、供销、统计等各个方面，为此，各有关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领导，积极配合，相互支持，认真做好组织、协调、指导、督促、检查等相关工作。
三、要统筹安排调查计划，严格按照进度要求实施
各被调查单位要严格执行国务院办公厅通知的要求，尽快确定一名主要领导负责调查工作的组织领导，及时协调解决调查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要组织和督促各相关职能部门和专业人员参加统一培训，认真学习调查方案和填报方法。要根据调查任务，认真制定工作计划，明确职责。在统一安排下，搞好分工协作，相互配合，严格按照业务主管部门制定的投入产出调查制度所规定的时间和内容，保质保量地完成20*年*市投入产出调查任务。
宏观统计经济学是将统计学以及宏观经济统计两个学科的内容进行综合,从而有机结合而成以计量经济学为核心的,并且以宏观经济学为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具备不同的历史意义。在国家计划经济的时代,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主要是为了计划管理,通过研究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对下一阶段的发展进行指导[1]。在现代的市场主义经济的环境下,已经建立起优化管理、量力而行已经统筹兼顾的统计分析思想,在研究的过程中,主要包含计量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以及统计学的概念。经过了国民经济重要指标阶段、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发展阶段,现阶段的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已经进入了微观统计与宏观统计一体化的阶段,在现阶段中,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具备电算化的功能,为国民经济以及个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指导。现在以及发展成为以统计作为核心以及以宏观经济为轴心的经济学体系,对于中国的经济学的发展研究以及分析模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主体内容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统计测量的理论以及方法,主要对于国民经济进行统计分析。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主要是从国民经济的角度出发,对于国家的宏观统计进行分析统计,在统计过程中宏观,依照宏观经济学原理以及统计指标,采用计量经济学为主要的研究方法[2]。
随着网络化和信息化的发挥在那,宏观经济统计分析表现出更多的独立性。在现阶段的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发展中,主要表现出全面性以及独立性。全面性的表现在于对于国民经济以及个人经济进行综合分析,而独立性是基于统计方法不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并不仅仅包含国民经济的核算体系,在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中,宏观的经济活动是主要的研究对象,但是随着宏观经济的研究,现在已经发展成为研究国民经济、部门经济以及微观经济的各个层面统计分析方法。广义的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包含有对国民经济每个层面的研究,并且包含统计分析的方法。通过将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证分析结合,形成为国民经济的发展的指导,为宏观经济运行的检测与盘提供科学的依据[3]。
3、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方法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以为既包含宏观经济学与计量统计学的相关概念,因此在研究中,包含有统计分析的方法、也同时包含对于宏观经济的探索性方法以及统计模型方法。在统计分析的过程中,主要以统计指数分析、因素分析、弹性分析以及多远时间序列分析为主要的研究方法。研究的标准是以科学的统计计量的方法,对于宏观经济进行分析统计,在所选用的宏观经济的指标中,建立宏观经济的模型,同时对于宏观经济的指标进行准确的估计[4]。
在对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研究中,需要采用统计学分析的理论与方法,分析中需要相应的统计技巧。在对宏观经济的统计分析中,采用多种统计方法建构描述性的统计分析,从探索性的统计分析中,建立直观的分析体系,从而将回归意义多元化应用于宏观经济的统计分析中。而且随着网络化的发展,从网络化得到的统计分析数据中,可以对统计的变量以及多层次的对象进行统计学分析。研究中采用“从小到大”的研究思路,通过数理统计,对宏观经济中的多个层面进行统计分析,实现宏观经济的全面、动态的分析。
4、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体系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目标是针对国家宏观经济、部门经济以及宏观经济的多层面的为研究目标,通过对经济进行研究,从而采用科学的统计方法得到相应的研究结论,为国家的经济政策作出指导。作为政府部门的重要工作内容,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包含对专题的统计分析以及制度化的统计分析,通过科学化的统计方法,对于宏观经济进行动态以及静态的统计[5]。
在进行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1)全面性原则,通过采用系统化的宏观经济统计数据,对于宏观经济的每个层面进行全面性分析。
(2)灵活性原则,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内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每个时期的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同,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呈现出不一样的内涵。因为研究的对象既包含宏观经济的主体,也包含政府的经济目标。
(3)系统性原则,在研究中,需要对宏观经济进行系统性的分析研究,采用科学的统计方法,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工作者进行服务。
(4)多样化化原则,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中,需要采用多种调查研究的方法,因为宏观经济包含的层面相当丰富,为了保障统计数据的全面性与可靠性,需要采用如抽样调查、问卷调查以及典型调查等多种调查方式结合使用,必要时需要补充调查。
(5)发展性原则,在进行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中,需要采用现代化的统计分析方法,可以对多得到的统计数据进行科学性的分析,防止传统研究的不足。同时采用现代化的统计手段,能够对大量的数据进行快速分析,节约统计分析的时间并且弥补由于调查数据不足的缺陷。
4、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方向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背景,而且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发展能够使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得到良好的应用发展。从国内外的研究以及结合我国的发展实际来看,我国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方向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4.1 顺应大数据时代的统计分析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具备实践性与科学性,在现代社会中,能够对信息进行合理地额分析以及应用,就可以对某一领域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科学的预测与分析。大数据时代的科技发展,使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数据来源、分析方法都呈现不一样的特点。宏观经济统计分析顺应大数据时代的潮流,将多种统计分析方法应用于宏观经济分析中,能够使政府对宏观经济的把握更加科学化、合理化。大数据时代的特征是网络化与公开化,通过实物量统计并且结合科学的核算系统,能够对于关于国民经济的各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从而构建出能够对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进行指导统计分析模型,并且预测发展的趋势。
4.2 创新型国家为目标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随着国家的发展目标而呈现不同的特点,创新型国家的概念是我国的重点发展方向,对于创新能力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通过将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应用于创新型国家的发挥概念中,能够对创新能力等进行定量分析,从而驱动国家创新能力的发展。
4.3 宏观经济空间统计分析
在大数据时代,通过将地理信息等相关信息纳入到宏观经济的统计分析中,构建出多方面的全面化的分析系统,从而使相关的统计分析更加的科学化。宏观经济空间统计分析将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与空间联系起来,使相应的发展与分类更加的有序,并且促进有序化管理。
一、公司介绍
1、公司简介
2、公司现状
3、股东实力
4、历史业绩
5、资信程度
6、董事会决议
二、项目分析
1、项目的基本情况
2、项目来历
3、证件状况文件
4、资金投入
5、市场定位
6、建造的过程和保证
三、市场分析
1、地方宏观经济分析
2、房地产市场的分析
3、竞争对手和可比较案例
4、未来市场预测及影响因素
四、管理团队
1、人员构成
2、组织结构
3、管理规范性
4、重大事项
五、财务计划
一个好的财务计划，对于评估项目所需资金非常关键，如果财务计划准备的不好，会给投资者以企业管理者缺乏经验的印象，降低对企业的评价。本部分一般包括对投资计划的财务假设，以及对未来现金流量表、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的预测。资金的来源和运用等内容。其中，对于企业自有资金比例和流动性要求较高。
六、融资方案的设计
1、融资方式
（1）股权融资方式
（2）债权融资方式
（3）债转股的融资方式
（4）房地产信托融资
（5）多种融资方式的组合
2、融资期限和价格
3、风险分析
风险化解方案
4、退出机制
5、抵押和保证
6、对房地产行业不熟悉的客户，需要提供操作的细节，即如何保证投资项目是可行的。
关键词：交通投资项目；效益分析；交通事业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06.057
在城市建设、交通事业发展的过程中，交通建设活动面临着越来越高的要求，为此，其中的投资也越来越大，也正因其资金量较大，故而为对其经济效益做出保证，就有必要对其经济效益加以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加以相应的分析，从而提供有力依据给项目决策。
1交通投资项目宏观效益分析
所谓“交通投资项目宏观经济效益”，指的是该项目给国家、社会等宏观方面带来的益处，主要体现于社会效益、国民经济增长等层面，故而，其又被称作“国民经济分析”。这一活动主要内容在于对项目投资借助计算分析来加以宏观评价，对其合理性加以分析，从而提供有力依据给整个项目的一系列决策、审批之类活动。
除此之外，开展宏观经济分析这一活动又可以算作一种政府优化投资办法。如交通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其一方面可以提升国家的交通建设质量，将交通环境“舒适化”，另一方面又可以有效节省城市规划用地，产生一定环境保护作用，形成生态、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综合性效益”。
为了可以进一步对其加以“直观说明”，本文举例如下。
1.1交通运输成本效益
提升交通投资力度，可以对交通建设质量加以有效提升，而因为交通运输工具获得了更高的实载率和更低的往返运输空驶率，相应的货运收费标准也必然会有所下降。在此背景下，可建立效益计算模型：
BC=Q・K×（CW-CY）×K
在此之中，K、CY、CW、Q・K、BC分别代表车源・货源信息百分比、投资后运输成本、投资前运输成本、实施后年运输周转量、节省经济效益。
1.2交通提速带来的效益分析
仍举例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引起可以有效优化交通运输质量，故而交通运输时间必将大打折扣。而后者又会有效缩短资金周转周期，从而产生经济效益。按公历年份计算，可将节约16小时的交通运输时间当作节约一天，并依据相应的资金利率折线，可建立效益计算模型：
BN=PT×Q・K×0×T/[（365×16）×M]
在此之中，M、O、T、Q・K、BN分别代表平均运输距离、社会折现率（现行利率下）、平均节约时间、投资后运输周转量、平均经济价值、经济效益。
1.3减少交通事故节约的效益分析
交通项目投资力度和交通质量往往成正比关系，而后者又可以进一步通过“升级”交通安全环境来帮助整顿交通运输秩序，也可以对整个交通运输过程加以有效监督，将交通事故发生率降至最低，从而产生社会效益。由此，可建立效益计算模型：
BM=P×（HA-HB）×L・K
在此之中，L・K、HB、HA、P、BM分别代表交通流量（投资交通段）、交通事故发生率（投资后）、交通事故发生率（投资前）、交通事故平均损失、节约的经济效益。上述个参数均以当地统计数据为准。
2交通投资项目微观效益分析
所谓“交通投资项目微观效益”，主要体现于物流中转仓储费、交通服务站收费、交通停车费、信息咨询费之类。其分析方式主要在于将项目收益和投资者财务状况相互结合，来评估与计算经济效益，以此来保证投资合理性，从而提供经济效益保障。
为了可以进一步对其加以“直观说明”，本文举例如下。
2.1信息咨询投资收益
所谓“交通物流”，主要指的是护送产品、原料等的整个过程。借助于物流中心项目的建立和有效化，可以提供信息咨询服务给交通物流，有机整合配送、加工、货物装卸、交通运输等活动，将交通物流供应链加以“完整化”。这一投资方式既可以给客户提供更方便、更有效的服务，又能够提升交通物流基础设施层面的各种建设，将物流信息平善化，从而整合资源，有效管理交通运输事业。由此可见，交通运输项目可以借助于信息咨询服务获得经济效益，由此，可建立效益计算模型：
BU=Q・K×CXAXK
在此之中，K、A、C、Q・K、BU分别代表货车源信息百分比、信息咨询收费标准、交通运输收费标准、运输年平均周转量（实施后）、经济效益。
2.2对外停车收益
形成交通物流项目这一过程中，相应规模的保养、汽车维修、停车场等一系列服务项目的配备将是必然行为――项目投资收益往往也是以这些服务功能作为主要方式。若按正常营业时日为一个公历年计算的话，可建立效益计算模型：
BF=365×R×KXGXX
在此之中，X、K、G、R、BF分别代表车位租出率、车位周转率、收费标准、停车位个数、对外服务效益。
2.3服务站收益
对于交通物流运输基础设施类型这一角度而言，为了可以有效地对“以人为本”这一理念加以体现，并对物流人员中途休息等行为提供相应的便利，给其提供餐饮、娱乐、休闲、住宿等服务。子方面的项目一方面可以对物流的“人性化”形象加以提升，另一方面也可对物流运输的安全性加以提升。此类以“服务站”面貌示人的交通项目，最为主要的客户包括业务办事员、物流驾驶员之类人群，也可借助于相应标准，建立效益计算模型：
BH=365×J×LXY
BT=365×J×N×Y
在此之中，Y、N、L、J、BT、BH分别代表活动参与率、住宿收费标准、餐饮收费标准、床位数、餐位数、住宿收益、餐饮收益。
2.4交通运输中专仓储收益
开展交通物流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这一活动，其项目范畴内除了物流中心、服务站等项目之外，仓储仓库、中转站同样占据颇大的比重。后者除了可以给中转物流货物的一系列活动提供便利之外，还可以尽最大可能给仓储市场实现分销，以此来将仓储成本费用尽可能降低。若是将交通物流的运输时间按每个公历年中有11个月计算，可建立效益计算模型：
BV=11×W×S×E
在此之中，E、S、W、BV分别代表仓储使用率、具体收费标准、仓储面积、经济效益。
3实例分析
本文举例分析的内容为智能交通系统项目所获得的经济效益。某高速公路建设项目随着其所在地城市化建设的需求和科技的发展，其所在地政府建立计划智能交通系统于该公路主要路段，以此来对其安全性能、交通运输能力等方面予以提升。在整个分析项目投资效益这一活动的过程中，首先对量化分析模型加以建立，并在其间区分相应的各种效益类型，并对之加以分别量化处理，下表以汽车费用为例，列出了该路段实施投资计划前后所表现出的运输网络相关参数。
按照前文所述的量化计算模型，能够对消费者剩余变化和税收变化分别计算为CS2=（190-176）×1/2×（2000+1600）=25200元；PS2=1600×47-2000×52=-28800元；由此可见，总效益（单位时间内）为CS2-PS2=54000元。
在整个分析过程中，存在很多难度不小的经济效益量化分析，故而有时会对之加以定性描述。
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创立、传播和发展
《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1936）出版已有半个多世纪，但凯恩斯对经济理论的贡献问 题，至今在学术界中仍存在激烈的争论。但不论持什么样的观点，经济学家们都普遍承认 ，凯恩斯对经济学的影响是“二十世纪经济学中最重大的事件”。或者说，正是凯恩斯， 创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 ，从而使经济学再也不象马歇尔当时那本最具权威性的教科书──《经济学原理》的样子 。这倒不是说在《通论》之前不存在宏观经济分析。早已存在的各种经济周期论和货币数 量论，就属于宏观分析。但是，此前的传统经济学家深信，经济危机只是资本主义市场经 济体系运行过程中的暂 时失衡，市场机制会发挥自动调节作用，使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的均衡水平。
三十年代的“大萧条”给这种传统理论以致命的一击。针对新古典经济学通常只把注意力 集中在厂商和居民的决策上这一传统，凯恩斯把分析的重点放在诸如投资、消费、总需求 等等宏观变量的相互关系上，把重点从强调货币和物价水平的货币数量论转移到重视总产 量、国民收入和就业的 分析上，从而开创了新的经济学领域──现代宏观经济学。凯恩斯《通论》最具革命性的 方面是，他清楚而坚定地指出，就产出和就业的水平而言，我们在实践中看不到“无形之 手”会自发地将自利行为引向社会最优状态。通过确立这些变量之间的理论关系，他证明 ：在没有政府干预经济 的情况下，市场体系本身具有一种有效需求不足的倾向，加之价格刚性、预期的不稳定性 等因素，经济通常处于非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几乎不可能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
《通论》出版之后，不仅诱发众多年轻学者风起云涌地研究这个新的理论，更因不断给予 诠释及推广，而成为经济学的“新正统”。凯恩斯的总需求；消费、投资和流动性偏好函 数；乘数和加速系数；以及暗含的国民收入帐户等等概念，激起了形式化、具体说明和经 验验证的努力。对凯恩 斯理论的经验补充赋予它以科学的客观性和确定性，使它更容易从模型中推导出政策建议 。它也给学生提供许多学位论文题目。
自然，对凯恩斯的贡献存在着各种解释。但至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到70年代初期，希 克斯（1937）、莫迪利亚尼（1944）、萨缪尔森（1948）和托宾（1958）等人设计和精雕 细刻的IS－LM模型一直占据统治地位，被视为是对《通论》的经典解释。菲利普斯（1958 ）发现的关于失业和通 货膨胀之间纯经验性关系，经过萨缪尔森和索洛（1960）的理论化，形成菲利普斯线，弥 补了IS－LM模型没有（至少是没有直接地）涉及这一问题的缺陷。
可以说，《通论》以后的60多年中，宏观经济学已有长足的发展，且不说凯恩斯理论从“ 凯恩斯主义”、“后凯恩斯主义”，发展到“新凯恩斯主义”的演变，还有与之相对抗的 “货币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从希克斯论文的发表（1937）到60年代，通过最 优化原理的运用，宏观 理论的主要发展，包括对凯恩斯假设的总体行为相互关系所进行的理性化和修改工作在内 。进入七十年以后，宏观经济学的主要趋势是力图重建自身的微观基础，例如，卢卡斯的 研究计划显然是要把整个宏观经济学建立在新古典厂商理论的基础上，新凯恩斯主义者则 试图通过对工资和价格 粘性现象的系统解释来给宏观分析提供一个可以接受的微观基础，但这些模型还处于其摇 蓝期。在这一时期，不仅IS－LM模型一般化为一种通用分析工具，不再被视为是专用于凯 恩斯主义的系统化解释，而且在它的基础上又发展出AD－AS模型。
IS＿LM模型的创建者们偏重于凯恩斯体系中总需求方面的新内容，而忽略了凯恩斯著名的 总供给函数。温特劳布（1957）在“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微观基础”一文中重新发现凯恩斯 总供给函数的基础，经过戴维森和斯莫伦斯基（1964）的发展而形成一种明确的总供给函 数，但当时并未引起学 术界的应有重视。之后，在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新古典宏观学派的争论过程中， 有些经济学家意识到，凯恩斯主义关注的是经济的需求方面，而货币主义和新古典宏观学 派却把经济的供给方面视为最重要的关系，应该提出一种更一般的模型，才能对它们各自 的立场作出明确的说明 。于是乎，人们把经修改的菲利普斯曲线颠倒过来，把它重新解释为总供给曲线，例如 ，Lucas，RobertE和A.Rapping（1969）。既然已经发明总供给曲线，所需要的就只是一条 总需求曲线，以便同时决定产出和价格水平。某些教科书著者发现，可以从IS－LM模型中 直接推导出一条表示产出 与价格水平的向下倾钭之曲线，便立即命名为总需求曲线。这些发展最终形成了现在众所 周知的总供给──总需求（AD－AS）模型。较早使用和普及AD－AS模型的教材有 Dornbusch和Fischer（1978）和Parkin（1982）。实际上，虽然对AD-AS模型的基础仍有 争论，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这 一模型既可以用于解释各种宏观经济范示、又可以用来以严格的逻辑讨论通货膨胀、失业 等现实问题。
《通论》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也有着深刻的影响，不论是好是坏，这一点勿庸置疑。在 凯恩斯的模型中，“经济”就象一只在大海中漂泊不定的无舵小船，如果听任其自然的话 ，它总会撞在萧条这个礁石上。这种理论必然蕴藏着国家干涉主义。凯恩斯主义对经济学 家的征服，使他们构思 出国家在经济世界中不同于以往的职能，即政府有责任促进充分就业的实现。在这方面， 凯恩斯的真正重大贡献在于，使我们从无知的危险中得以解脱，使我们有了应如何管理经 济的观念，不再允许经济力量不受控制。可以说，在当代，需求管理占据了政府宏观经济 管理的中心位置，货币 和财政政策必然以调整总需求为重点方向，这是各国对凯恩斯理论精神的采纳与认可。正 是在凯恩斯理论的影响之下，各国政府的政策取向发生了与以前根本不同的变化，使政府 的决策具有了从未有过的理性化和客观性，也使宏观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得以存 在和发展。 可以说，经济学的凯恩斯时代已经结束。但这绝不意味着凯恩斯经济学的影响之消失。凯 恩斯《通论》的基本思路和精神已经不可磨灭地改变了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即便凯恩斯 主义的批评者，其所使用的都是凯恩斯的术语与分析方法。例如，正是弗里德曼，这个在 人们眼中的反凯恩斯主 义者，第一个断言：“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从范例上来看，弗里德曼是一 个“凯恩斯派”，而不象人们通常说他的那样是“反凯恩斯学派”，因为他毫无保留地接 受凯恩斯的世界观：弗里德曼的经济学完全是以需求为中心的纯粹宏观经济学，把国民经 济视为一个单位来加以 研究，并认为政府可以通过货币供给量来调控经济。
二微观经济学的发展
“凯恩斯革命”，虽然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的思维方式，但它并没有否定 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微观理论。然而，即便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也并未象马歇尔所宣 称的那样稳固、无需发展。
对一般均衡的严格证明
微观经济学有一个核心命题，即：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会受一只无形之手的引 导而无意识地产生最有利于社会利益的结果。瓦尔拉斯第一个试图以数学形式表述这一经 典命题，由此而形成一般均衡论；他的第子帕累托还引入一个检验这种均衡是否最优的标 准。但在他们那里，一 般均衡只是个人最大化行为的一种逻辑结果。直到本世纪30年代，帕累托最优的的可能性 ，甚至于一般均衡的可能性，都没有得到严格的证明。如果没有一种论点来支持在经济体 系的所有市场中至少存在一种均衡价格，那么瓦尔拉斯的理论将空洞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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