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9 11:02:24
导语：在宏观经济研究方法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宏观交易费用的研究都是借鉴沃利斯、诺斯(1986)的做法,将国民经济部门分为交易部门和转换部门,借助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SNA)数据,测度宏观交易费用。这种测度宏观交易费用的方法打破了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交易成本不可测量的局限性。但这种测度方法只能测算外在易费用,无法测算私人非交易部门的交易费用,与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也存在某种程度的脱节。要想准确测量宏观交易费用,必须改革现行的国民经济账户体系,在现行的SNA框架下建立交易费用卫星账户测量宏观层次的交易费用,联系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内容测度宏观交易费用。本文对交易费用卫星账户的设计进行探讨,并且以我国宏观数据为例,编制交易费用卫星账户。
SNA框架下,对经济主体有两种分类方式:机构部门分类和产业部门分类。机构部门都具有财务决策权。SNA根据构成一国经济总体的所有常住单位的主要经济职能、行为和目的等,将机构部门分为五类:非金融企业、金融机构、一般政府、住户、为住户服务的为非盈利机构。产业部门分类是将经济总体中全部常住单位下属的基层单位按其主要生产活动同质性进行分类。人们经常说的三次产业分类、按细分行业分类都是在产业部门基础上进行的分类。产业部门账户主要描述生产及市场供给和需求的产品(含服务)。从内容上讲主要是投入产出表,包括货物和服务供给(产出)表和货物和服务使用(投入)表及货物和服务账户。目前所使用的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体系,主要是基于机构部门分类进行编制的。机构部门账户是按经济活动的生产、分配、消费、积累和资产负债存量设置的,具体包括生产账户、收入分配和使用账户〔含原始收入(初次)分配账户、收入再分配账户、实物收入再分配账户、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积累账户(含资本账户、金融账户、资产数量其他变化账户和重估价账户)、资产负债表(含期初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变化表、期末资产负债表)。账户体系中各账户是通过平衡项联系起来。由此可见,按照机构部门编制交易费用卫星账户是最好的选择方案。但目前金融机构、为住户服务的为非盈利机构的交易费用容易分离,而非金融企业和住户中,既包括转换部门,又包括交易部门,其作用交织在一起,极其复杂。使交易费用分离工作无法进行。因此,现在只能按产业部门进行分类。但产业部门分类能编制的账户较少,不能满足分离交易费用的需要,为此,需要在产业部门分类的基础上对所有经济活动主体进行重新分类。
目前,我国在核算国民经济时将实体经济分为18个行业:农业;采掘业;食品制造业;纺织、缝纫及皮革产品制造业;其他制造业;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炼焦、煤气及石油加工业;化学工业;建筑材料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产品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业;建筑业;运输邮电业;批发零售贸易、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保险业;其他服务业;政府部门。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讯业中的邮电通讯业部分、批发零售贸易业和餐饮业中的批发零售贸易业部分、金融、保险业全部、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其他服务业属于以营利为目的的提供商业的交易部门(私人交易部门),政府部门则属于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提供公共产品的交易部门(公共部门)。
因此,可将整个国民经济部门分成三类:私人非交易部门、私人交易部门、公共部门,并将所有从业人员分为两类:交易服务人员和转换服务人员。各部门所包括的行业如下:
交易费用是三类部门交易费用之和,即:
交易费用=私人非交易部门的交易费用+私人交易部门的交易费用+公共部门的支出(1)
由于交易费用是增加值的一部分,所以,
私人交易部门的交易费用=邮电业增加值+金融、保险业增加值+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批发零售贸易、住宿业增加值+政府支出(2)
私人非交易部门的交易费用按照收入法进行核算。
私人非交易部门的交易费用=交易人员报酬+生产税净额(交易部分)+固定资本消耗(交易部分)+营业盈余(交易部分) (3)
式(2)和式(3)是我们编制交易费用卫星账户的主要依据。
因此,我们可以编制出交易费用核算卫星账户体系的三个账户:部门综合生产账户、部门收入形成账户和交易费用形成账户。
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关键词：经济学；数学化；实证化
作者简介：周志太（1956-），男，淮北煤炭师范学院经管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8）10-0008-03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 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 Mary S.Morgan，The History of Econometric Idea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③ 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 〔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一、传统宏观经济学教学范式及其缺陷
传统宏观经济学整个理论体系与政策实践的核心表现为IS-LM模型及其基础上的总供求模型。例如,多恩布什和费希尔称IS-LM模型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帕廷金认为它是凯恩斯的“主要信息”,托宾和索洛称为经济学专业的“受过训练的直觉”。因此,IS-LM模型曾经长期居于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支配地位,并成为经济学家讨论宏观经济政策的普遍框架。传统IS-LM模型的基本内容在于两个关键要素和一张图。两个关键要素是:产出(收入)是由需求决定的内生变量;利率是影响产品需求(C+I)及货币需求的内生变量[1]。经过希克斯表述的《通论》所发展起来的传统IS-LM模型的一个简单形式如下:L = L(r,y),i = i(r),i(r) = s(y)
其中L为货币需求,均衡时L=M,M为货币供给。i为投资,s为总储蓄,y为收入,r为名义利率。由于固定价格假设,变量的名义值与实际值是一致的。因此,一方面IS-LM模型可以视作收入决定模型(包含了供给面),另一方面,IS-LM模型也为分析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在决定AD中的相互作用提供了一个简单框架,模型集中关注的是利率在联系两个市场中的作用。IS-LM模型的一张图如图1:其中IS代表IS曲线,LM代表LM曲线。通过两条曲线的交点就可以决定经济的均衡状态E,所对应的就是均衡收入y*与均衡利率r*,它是经济在实现产品市场供求一致与货币市场供求一致下得到的均衡利率。IS曲线的移动可以体现财政政策,LM曲线的移动可以体现货币政策,因此,总需求管理就可以通过IS-LM图形中曲线的移动来分析经济状态的变化和预测内生变量的变动方向。传统IS-LM模型具有如下作用[2]:
(1)教学作用。它是分析经济的实际与货币部门相互作用的最简单模型,并且可以使用上述的一张图使经济分析与政策分析的含义直观化,宏观经济学家与广大公众(记者、官员等)更易交流。可见,IS-LM模型具有比较高的收益/成本比。
(2)对经济理论的诠释作用。IS-LM模型在同其他理论比较中能够澄清某一宏观经济理论的解释,因而成为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等各流派辩论的共同基础。
(3)描述性作用。IS-LM模型可以代表、解释或预测某种经济的绩效,进而发展出了政府和企业进行政策评价与经济预测所使用的非加总宏观经济学计量模型,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4)规约性作用。利用IS-LM模型来选择一定时期绩效最佳的政策方案。正是在这些影响下,IS-LM模型成为绝大多数入门和中级宏观经济学教材的核心。国内出版的教材也沿袭了这一思路。老师们在课堂上讲授IS曲线、LM曲线的含义及代数形式,并使用IS-LM图形分析经济政策的效果。
然而,这种传统教学范式已经受到经济学界的猛烈抨击。激烈的争论和研究表明,传统IS-LM模型存在着根本的致命的缺陷:
第一,模型的短期静态性质。它使用充分信息下静态的同时均衡框架来处理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调整问题[3],这使得再次反馈过程与初次发生过程变得同等重要。这会造成对实际的动态时序经济行为的错误认识[4-5]。事实上,经历了历史时间、遭受了一系列冲击和结构变迁之后的经济体系,其反馈过程只能部分为经济个体所认知。IS-LM模型没有引入时间和经济变量的滞后效应,因此有必要以动态时序分析取代IS-LM模型。
第二,模型的确定性。传统IS-LM没有考虑宏观经济世界中不确定性(尤其投资方面)和预期的重要影响,因此就不能体现宏观经济的结构不稳定性。许多原凯恩斯主义者和后凯恩斯主义者都认为这是凯恩斯贡献的真正本质,而不确定性和预期同均衡概念完全不兼容且相冲突。
第三,模型的逻辑不一致性。一个表现是IS曲线作为流量均衡同LM作为存量均衡的不一致[6],另一个表现是传统IS-LM模型缺乏微观基础。它是总量的特设关系,而不是从明确的理性主体的最优化行为推导而来。而按照卢卡斯批评,IS和LM曲线代表的函数在经济政策规则变化时并非保持不变。因此模型的政策评断往往不可靠。
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传统IS-LM模型逐渐衰落,大多数宏观经济理论和经验研究已经不再使用IS-LM模型。IS-LM模型有时出现在宏观经济学教材中,但只是作为建构总供求模型中总需求曲线的一个阶梯。IS-LM模型“死了”还是继续“活着”?笔者对国外流行的中初级宏观经济学教材作了一个初步调查(见表1):可见,尽管把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糅合在一起的萨缪尔森式的新古典综合在宏观经济学教材中居于支配地位,但IS-LM教学范式已经不再流行。因此,国内的宏观经济学教学者应该注意到这种转变。这是对自己的知识结构更新的一种体现。由于国内教材普遍更新较慢,老师就有义务不再传授陈旧的IS-LM模型。更进一步来说,在权威期刊上的理论研究与研究生宏观课程教学都很少同IS-LM模型相关了。据笔者所了解,察觉到这种转变的教师还比较缺乏。许多教师仍然在用IS-LM图形来讨论宏观经济学基本理论与政策含义。这种教学现状的原因可能在于IS-LM模型的相对简洁性及教学惯性。
二、宏观经济学教学新范式:动态一般均衡或新IS-LM模型
既然这样,课堂教学是否应该完全抛弃IS-LM模型呢?如果抛弃传统的IS-LM模型,宏观经济学教学还剩下什么?笔者的教材调查表明,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总供求模型和经济增长理论仍然是宏观经济学教学的中心环节。问题在于这种教学方式,一方面同微观经济学严重脱节,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经济理论是两张皮,缺乏比较严密的逻辑关联;另一方面,初中级的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同高级宏观经济理论及专业性的宏观经济研究也是脱节的。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前沿研究给出了两个紧密联系的新动向:相当多的经济学家主张宏观经济学应当有一个适当的微观基础;主流的意见则主张为宏观经济学提供理性最大化的微观基础。这种动向在近年来达到高峰。目前已经形成一个动态一般均衡的宏观经济研究框架,具体表现为从拉姆齐模型到新新古典综合的发展。事实上,新新古典综合以另一种面目使得传统IS-LM模型借其扩展形式得到复活。因此,IS-LM模型还没有死。
大体上,动态一般均衡是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关于私人所有权经济所有时刻的整体动态系统的简称。它是一般均衡、理性预期与代表性主体的结合。动态一般均衡以市场作为协调机制、在各种约束条件下(偏好、预算/资源约束、禀赋、可得技术与信息、制度)最大化理性代表性主体的当前和未来期望福利的现值总和(因而是一种涉及现在和未来变量的跨期决策行为),结合所有市场上的市场出清(一般均衡)条件,经济行为可以被简化为几个定义了经济运动定律(laws of motion)的微分或差分方程。这样就可以从微观层面的个体动态最优化来解释总量现象,如经济增长、经济周期、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影响。
DGE的基本原理在于持有下述信念:宏观经济建模应从微观经济主体作出的选择出发来加总成经济整体,所以必须重视个体对其经济环境实际或预期变化的反应行为。DGE体系中,经济主体在约束条件下连续不断地最优化以致经济总是处于某种短期均衡形式之中,只要给定可获取的信息,人们应能作出对自己有利的最优决策,并且不会犯持续的错误。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行为是理性的。如果出现错误,被归因于信息差距,如对经济未预料到的冲击。经济的最终运行趋势是一种长期均衡。它是当所有的过去冲击通过经济体系已经完全发生作用下的最优经济运行路径。它可以是各变量均为常数的稳态,也可以是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具有相同增长率的平衡增长路径。
然而,动态一般均衡框架涉及微观方程或差分方程、动力系统与最大值原理及动态规划等复杂的数学工具,因此并不适合宏观经济学的初中级学者。笔者所主张的是,在传统IS-LM模型的基础上,使用动态一般均衡方法对其加以扩展,这就是由新新古典综合发展起来的新IS-LM模型或最优化IS-LM模型。新IS-LM模型的一个代表来自McCallum(1989: 102-107)[7],为McCallum and Nelson (1999)重述[8],形式如下:lnyt= a0+a1(lnPt-Et-1lnPt)+a2lnyt-1+ut
(菲利普斯曲线)lnyt= b0+b1[Rt-Et(lnP t+1-lnPt)]+vt
(lS曲线)lnMt-lnPt= c0+c1lnyt+c2Rt+ηt
(LM曲线)其中y为实际产出,P为一般价格水平,R为名义利率,M为名义货币供给。a0,a1,a2,b0,b1,c0,c1,c2为参数,ut,vt,ηt分别代表总供给冲击、总需求冲击和通货膨胀冲击的零均值随机变量。
显然,新菲利普斯曲线提供了对经济体系的供给行为的说明,新IS曲线和新LM曲线则提供了对经济体系的需求行为的说明。新的总供求模型同理性经济人的跨期最优化行为协调一致。这一点同来自传统IS-LM模型的总供求方法明显区分开来。新IS-LM模型具有了早期凯恩斯主义所缺乏的微观基础因素:价格调整成本,价格调整的不同步性,前向预期价格设定,垄断竞争。价格水平已经内生化了,它是受外生冲击和货币政策规则影响的内生变量,结合货币供给规则,即使个别价格有短期粘性,价格水平在短期和长期都会对货币存量的外生持久变化作出反应。
新IS-LM模型的参数来自效用函数、生产函数及价格调整过程的结构性参数,已经充分考虑了政策变动对理性主体的预期的影响,因此模型大体上可以经受住卢卡斯批评。这就使得使用它讨论宏观经济活动的决定和货币政策设计的研究文献日益增加。
把新IS方程结合泰勒规则,可以得到一条宏观经济政策(MP)曲线或总需求(AD)曲线[9-10]。它表明产出缺口与超过目标的通胀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因为当通胀率上升超过目标通胀率时,中央银行会提高名义利率。提高幅度大于通胀率上升幅度,以使当通胀率上升时,实际利率也上升,这就会减少投资和净出口,降低实际产出。MP曲线的移动来自通胀率以外其他因素的冲击,如政府采购、货币政策、国外出口需求、税收、消费者信心的变化。
模型中的新菲利普斯(NPC)曲线则代表经济的总供给行为,或称通货膨胀调整(IA)方程。对于通货膨胀调整(IA)方程,通胀率是前定的,因为它取决于滞后的GDP缺口而非当前的GDP缺口。因此它是一条用来表示在任意时点上经济中通胀情况的水平直线。当实际产出高于潜在产出时,IA上移,反之则相反。因通胀预期和原材料价格变化而移动,因此可以反映粘性价格和粘性工资的现实经济状况。
我们把向下倾斜的MP曲线和水平的IA曲线结合起来,就得到了一个解释经济波动及宏观经济政策的新模型,如图2所示。这个模型可以较为精确地描述货币政策的实施原理。例如,初始经济处于长期均衡E0,如果没有外部冲击,这个经济就是通胀比较稳定的经济。当一个外生的需求冲击使得MP0右移到MP1,则实际产出会超过潜在产出,从而通胀率会上升,因此IA上移,中央银行就会提高名义利率以使实际利率上升来应对通胀率的上升,直到经济达到新的长期均衡E1。这时产出回到了潜在产出水平,但稳定通胀率更高了。如果中央银行认为新的稳定通胀率过高,则它可以通过泰勒规则来使MP左移以实现目标通胀率。
上述见解常常被称为宏观经济学新共识(NCM)。它是对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与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从理论到实践的一个综合。这种综合表明,在短期,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产生的名义刚性和真实刚性有效地增加了产出水平波动对总需求冲击的持续性。总需求对产出和就业能够产生实际影响。在长期,总需求没有实际影响。均衡的自然失业率由劳动市场的结构性特征、工资谈判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决定。
新共识认为,货币政策使用利率工具能够在短期稳定产出与就业,但长期只能影响通货膨胀。货币是中性甚至超中性的。
因此,新共识提升了货币政策作用而降低了财政政策作用。在货币政策工具中突显了通货膨胀的决定作用。通货膨胀可以影响短期产出并决定名义利率,但不能影响潜在产出水平。由于货币存量内生决定,因此新的货币政策无法控制货币供给,但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节利率来有效地实现低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均衡。当然,货币当局对实体经济活动的长期影响是有限的。它只能影响长期通货膨胀率,但低而稳定的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是重要的。把通货膨胀作为新货币政策的目标就成了自然的选择。这种政策称为“通货膨胀定标(inflation Targeting)”。它要求由独立的中央银行来执行(从而保证政策的可信性),预先公布一个能实现经济长期均衡的通胀目标值,然后通过泰勒规则来调整实际通货膨胀与目标之间的偏差。这种政策目前已经在各国得到相当程度的实践。
关键词：会计与财务研究；宏观经济；微观企业行为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政府越来越干预经济的发展，宏观采取的政策一定会对微观企业层面有影响。微观企业行为对宏观因素的反映特别的强烈。因此，就要从一个新视角研究会计与财务，即：宏观层面包括宏观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这是以前没有研究的，是对以前研究的一种创新。
一、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关系
（一）宏观与微观的范围。宏观与微观有着紧密的联系。宏观与微观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宏观因素一定要通过微观企业才能发挥作用，微观企业的行为也会影响宏观因素。目前，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来越严重，企业在做决策之前，通常先会推测宏观因素。宏观因素不仅包括经济因素还包括政治因素。微观企业根据宏观经济或者宏观政治做出的决策，不限制于公司的管理、盈余管理等。
（二）宏观经济和微观企业。实务既是会计的研究对象，也是财务的主要研究对象。宏观经济政策是一国政府为了调控国民经济的发展，从总体上制定的调控经济发展的政策。这些宏观政策不只是财政政策、经济政策等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出台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发展。主要以国民生产总值、人民生活水平等为标准来衡量经济的发展。国家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点。由于会计学本身的特点，决定了研究会计学主要就是研究外部环境。宏观经济因素是最大外部因素。会计与财务最关注的是企业的行为，它们的研究范围比较狭隘，仅限于微观方面的研究，比较片面，没有把宏观因素考虑在内。很多的经济学研究家没有把宏观经济政策与宏观经济结合起来研究，单独的研究企业行为与产出，没有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出现宏观与微观研究破裂。然而现实中宏观经济对企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例如宏观政策做出的财政政策等，它们影响着企业做出的决策，而企业做出的决策也会影响着宏观经济。
（三）宏观因素中的政治因素与微观企业行为。宏观因素中不仅宏观经济影响着企业的行为，宏观因素中政治因素也影响着企业的决策，政治政策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反映，政治领导者某些决策可能直接会影响着企业主体做出的决策，甚至是还要随着政治政策的出台而改变已经做出的决定。如果企业的高管与政府的关系强，那么政治政策对企业的影响会更大。
（四）研究会计与财务宏观向微观传递的意义。有些经济研究家没有把微观与宏观结合起来研究，因此，对宏观的研究与微观的研究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研究会计与财务时能够做到把宏观与微观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就是研究会计与财务的一个新视角。把宏观因素的影响考虑到企业决策中，形成一种机制，能不断地完善传统的微观企业行为。微观企业所做的决策，考虑宏观因素的变化。在我们国家而言，我国政府对与我国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我国政府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政治政策都会影响着我国企业经济的发展状态。并且在我国政府与经济企业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在研究会计与财务时，都要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
三、在研究中注意的问题
（一）内生性问题。宏观与微观是分解与综合的关系。宏观因素所采取的经济政策或者政治政策都会影响着企业经济的产出，反过来企业的行为以及经济产出也会影响着宏观政策的调整。因此，在会计与财务的研究中，一定要特别注意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内生性问题。
（二）衡量宏观因素的标准。宏观因素的两个方面；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有很多因素影响着宏观因素，如果只是用其中的一种作为标准来衡量是片面的。需要建立一套衡量标准或者是多样化的标准，来衡量宏观经济指标；而对于政治因素的衡量标准比较匮乏，经常需要用他变量来代替。因此，一定要对文章进行稳健性的检测。
（三）尽量排除偶然因素。宏观因素的很多方面都对微观企业有影响。因此对于微观企业的行为一定要考虑排除其他偶然因素的影响。对于会计与财务的研究新视角研还可以利用时间研究法，但用事件研究法来研究会计与财务的新视角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即偶然因素的影响比较大。为了控制偶然因素的干扰，可以采取循环性事件的方法来研究会计与财务的新视角。
四、会计与财务新视角的可研究方面
（一）宏观经济方面。第一是宏观政策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宏观因素影响着上市公司的经济产出，比如政府采取的货币政策或者是经济政策等都可能会影响着企业或者是不同行业，微观企业也会很据宏观因素相应的调整其决策，以适应政府制定的宏观政策。更直接的影响是政府通过财政的投资额以及投资的方向观察企业的行为决策，政府还可以通过发行货币量查看企业的行为变化。
（二）世界的宏观因素对我国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国内经济的发展与世界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密切。我国微观企业对商品出口的依赖性很大。用实证的方法研究国际宏观调控的政策影响着我国国内微观企业的决策。这有利于企业实际运作。
（三）区域经济的影响和上市公司的数量、投入的资金量等之间的关系。由于各个省市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实力等不相同，这些不同都可能会对微观企业的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省市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有实力的区域上市公司的数量、投入资金量的变化；有优惠政策的地区对微观企业价值的影响，对微观企业的促进作用；通过对不同地区的研究，可以研究出不相同的因素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从而采取与之相适应的对策解决问题。
总 结：
没有把微观企业与宏观政策结合起来研究致使当前研究比较的片面。本篇文章主要研究了宏观调控对企业政策行为的影响，可以为以后的研究提出一个创新点。对于有关宏观因素影响企业的研究很少。因此，从宏观因素向微观企业传递的研究角度出发，能够打破以往研究的局限、提出新的内容、可以完善以前的研究、有利于更好地指导实践。
参考文献：
通胀预期比CPI增幅高3个百分点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哈继铭等
长期以来，中国的政策制订者在选择货币和汇率政策时，一直将消费价格指数（CPI）的变化作为通货膨胀的主要指标。但是，近年来投资的加速增长，对能源和运输价格形成了巨大压力。为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既定水平之下，政府选择采取直接控制价格的手段；对价格的直接控制进一步刺激了需求，却无法扩大供应，从而导致了“瓶颈”的产生。
价格控制使供不应求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无法向CPI传递。因此，真实通货膨胀压力被人为压制，无法在CPI中反映出来，形成隐性通货膨胀。
通过间接方法计算，我们发现，2002年、2003年和2004年的真实通货膨胀率比官方CPI增幅分别高出0.89、1.32和1.58个百分点；今年一季度，这一差值为0.82个百分点。若将隐性通货膨胀和房价上涨都考虑在内，估计通货膨胀预期高于CPI增幅约2－3个百分点。
例如，2004年中国真实通货膨胀率高达7％左右，比公布的3.9％CPI通货膨胀高出3个百分点。这反映了公共服务和要素价格管制下的隐性通货膨胀。
高通胀将损害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以及经济、金融的稳定。上述分析对政策制定的意义在于以下几点：
首先，制定货币政策的依据不应仅局限于公布的CPI变动，而应以更为广泛的通货膨胀指标为基础；
其次，由于居民实际认知的通胀水平或通胀预期高于官方通胀数字，政府应提高利率控制房价，抑制投资过快增长、改善宏观经济与金融稳定；第三，实际汇率调整的压力不应仅由显性或隐性的通货膨胀承担，还应通过对人民币名义汇率水平的调整进行分担。国际和国内经验均表明，高通胀包括房价的过快上涨，将损害增长的可持续性以及经济和金融的稳定。全文详见《财经》网络版省略
金融
人民币最近升值可能性极小
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谢国忠
金融市场似乎梦想着最后的“免费午餐”。人们期待人民币于最近升值，其理由是国际压力已经令中国不堪重负。事实上，目前人民币汇率重估的可能性极小。
如果人民币小幅升值或者改为盯住一揽子货币，其实并不能满足美国的要求，反而会导致美国进一步的压力。人民币也没有大幅升值的必要，因为并不存在由币值严重低估导致的通货膨胀。令通货膨胀发生危害的两种情况，即劳动力短缺及信贷过度扩张引发的过度消费和贸易赤字，也都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中国经济在两年内仍然可以容纳人民币升值预期，目前最好的选择就是维持现有的汇率制度。原因在于，人民币的收益曲线仍然低于美元，中国的中央银行有足够的空间禁绝热钱的流入；币值重估的预期能帮助中国实现经济“软着陆”；金融改革还需要公开许多关键资产的状况；美国可能实施贸易制裁的论调是不可信的，对中国进口的任何制裁都将严重损害美国的利益。
资本
国际资本流动、经济扭曲与宏观稳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
《经济研究》2005年第四期
当前中国面临着资本流动的新格局，即大量非FDI的流入。如果政策反应不当，就会不断积累风险，并在一定情况下（如经常账户恶化）引起大量资本外流，从而产生危机。而各种经济扭曲的存在，比如国家风险的外部性、各种优惠政策、要素价格扭曲、市场不完善以及一些难以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等，都会进一步加剧资本流动引起的宏观经济不稳定。
为了更好地应对潜在的风险，政策当局需要做好以下工作：完善针对非FDI的监控体系；通过完善微观治理结构和宏观管理框架的方式矫正经济扭曲；实现宏观调控模式转变，由数量型调控（对冲或资本管制）转为价格型调控，转变的关键在于保持汇率灵活性和推进利率市场化。
资本为何流出中国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访问研究员 Christer Ljungwall
瑞典哥德堡大学经济学与统计学系访问研究员 Steven Wang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
(一)购买力平价理论
最早的均衡汇率理论是购买力平价理论。购买力平价理论的核心是:名义汇率的变动应与同一时期两国物价水平的变动成比例,以保持实际汇率的稳定。也就是说,实际汇率(均衡汇率)是不变的,物价的波动可以通过名义汇率的波动抵消。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各国的实际汇率都在经常变动,这与购买力平价理论所宣称的实际汇率不变恰恰相反。后来一些经济学家逐渐意识到,均衡汇率可能是一种动态的均衡,它会随着本国劳动生产率、贸易条件、FDI、经济开放程度等基本经济要素的变化而变化,按购买力平价理论进行汇率评估,可能会导致错误。
(二)基本要素均衡汇率理论(FEER)
基本要素均衡汇率理论(FEER)最早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JohnWilliamson于1983年提出,这一理论为80年代以来的美元、日元、马克等货币之间的汇率协调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首先宏观经济均衡的核心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均衡:CA=-KA而经常项目(恒等式的左边)主要包括国内总产出(或总需求)Yd·国外总产出(或总需求)Yt、实际有效汇率q等。
FEER主要对基本经济要素进行了分析,但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这些理想的均衡经济条件很难达到其理想状态,因此FEER测算的是标准化的汇率。FEER作为标准化汇率的特点并非是对该方法的否定,因为这仅仅反映了在优良经济条件组合时对汇率进行校正的目标。
(三)自然均衡汇率理论(NaturalRealExchangeRate)
自然均衡汇率理论(NaturalRealExchangeRate,简记为NATREX)由JeromeL.Stein在1994年系统提出,其均衡状态可以描述为:I-S+CA=0
其中,I表示投资,S表示储蓄,CA表示经常项目差额。模型假设经常项目受汇率变动的影响,而(I-S)是独立于汇率的,即实际汇率不影响(I-S)。只有当经济达到长期均衡状态即基本经济要素Z和实际资产的存量保持不变时,NATREX才能恒定不变。由此得到均衡汇率由投资I、储蓄s、净资本流动(I-s)的存量以及基本经济要素Z来决定。在现实中,基本经济要素会不断发生变化,结果导致NATREX不断趋向新的均衡点。具体方程形式为:
(四)发展中国家均衡汇率理论(ERER)
SebastianEdwards(1989)提出了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均衡汇率模型。他的均衡汇率模型充分考虑了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中最显著的特征,例如,外汇管、贸易壁垒、平行汇率(通常指黑市汇率)等因素。Edwards(1989)第一个提出了可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均衡汇率理论(ERER),并对巴西、哥伦比亚、印度、马来西亚、泰国等发展中国家货币汇率进行了实证研究。借助计量经济学的发展,Elbadawi(1994)提出了更为科学的发展中国家均衡汇率理论(ERER),该模型在应用上更具合理性,得到的结果一般也更精确。
二、人民币均衡汇率模型的构建原则
人民币汇率模型的建立,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确定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因素,其次是模型的可检验性和可操作性问题。因此,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应确定如下的建模原则:
(一)系统性原则
宏观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汇率作为一个宏观经济变量,它与许多宏观经济变量有着各种复杂的联系。因此,运用汇率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系统分析方法,选择人民币汇率决定的主要因素。
(二)客观性原则
汇率决定模型中变量的选择,应以经济运行中的客观存在为基础,预期变量的选择不仅要符合严格的逻辑验证,还必须经过实证检验。
(三)可操作性原则
模型的复杂程度主要取决于模型的表达形式和变量个数,显然,变量越多,变量之间的关系越复杂,反之则简单。从宏观经济管理的角度来看,为便于金融监管,人民币汇率模型中的变量不宜过多,汇率模型基本能反映汇率与其他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即可。
(四)实用性原则
建立人民币均衡汇率的目的是为了管理汇率,便于汇率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因此,无论在变量的选择、定量分析,还是在技术处理上,模型都应具有高度的可操作性。
三、Edwards人民币均衡汇率模型的改进
Edwards(1989)和Elbadawi(1994)提出的针对发展中国家均衡汇率问题的ERER模型,发展中国家研究均衡汇率的基石,充分考虑了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特征,例如实行外汇管制,存在贸易壁垒,存在平行汇率等。虽然它未能很好地解决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问题,但是它的理论意义远大于此,它所蕴涵的思想是我们构建人民币均衡汇率模型的重要理论基础。现实条件往往更加复杂,如存在贸易壁垒(出口退税、进口征税)、资本项目实行管制等,因此需要建立人民币均衡汇率的ERER改进模型。
该模型基于ERER模型,并根据中国情况进行改进:
1.中国市场上存在三类商品:出口品(X)、进口品(M)和非贸易品(N)。本国生产出口品和非贸易品,同时消费进口品和非贸易品。
2.本国国民既持有本币资产(C),也持有外币资产(F)。私人部门积累着一定数量的外币。
3.存在双重汇率,固定的名义汇率E适用于商品交易,τ用于金融交易(受国际汇率影响)
5.政府和私人均不能向国外借债。
8.起初假定资本管制完全有效,不存在国际资本流动;最后该假定被放松:存在有限的资本流动。
基于以上假设条件下,可以推导模型。
国内资产组合:
人民币均衡汇率研究对于完善我国汇率理论,指导汇率调整和汇率制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人民币连续升值的背景下尤为重要。对Edwards人民币均衡汇率模型的不断改进可以为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提供铺垫,期待建立和完善一个更富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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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卢锋.“体制转型与汇率演变——人民币实际汇率长期走势研究之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文讨论稿》.2006,4.
[5]张晓扑.人民币均衡汇率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69-100.
关键词 房地产 价格波动 宏观经济 一般均衡 分析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识码：A
0前言
房地产行业主要以土地以及建筑物为经营的对象，主要工作是从事房地产的开发、建设、经营、管理及维修。之后再到房地产的装饰和其它服务的集多种经济活动为一体的综合性产业。房地产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房地产行业作为我国基础性和先导型的产业，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可以间接和直接创造就业岗位，缓解我国的就业压力，并且可以带动上下游各个类型的行业蓬勃发展。随着社会以及经济的发展，我国房地产业正处在一个高速增长的阶段，并且已经成为一个支柱型产业，占据一席之地。但是，在房地产不断增长的过程中，不断上升的住房价格，为社会带来了居民住房难问题、住房供应结构畸形等后果，最后造成住房供求矛盾、金融动荡。随即产生的金融安全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等，这些问题的紧迫性以及重要性已经超出房地产业该怎么保证持续增长趋势的重要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的房地产行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的非理性上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因为房地产行业跟我国整个经济社会系统之间存在极为复杂的联系。所以，想要正确地调控房地产行业，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非常艰巨且复杂的系统工程。例如：其他国家的房地产发展的具体实践以及面临的房地产危机，特别是刚刚过去的美国次贷危机，这就是真实的印证。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转型期，城镇化步伐正在不断加快，对于其他发达国家而言，我国想要营造一个很好的房地产市场，需要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的房地产行业。所以，需要深入地分析研究房地产业以及整个经济系统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通过分析可以实现房地产宏观调控的不断优化，促进房地产行业健康协调的发展下去，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房地产价格波动对我国宏观经济造成的影响。
1房地产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影响的一般均衡分析
1.1 CGE模型的构建
一般来说，市场出清、广大居民可以拥有最佳的福利以及企业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是一般均衡的根本性要求。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下，房地产事业发展模式因为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变得颇具中国发展特色。CGE模型的构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组成部分：生产、贸易、价格、机构模块以及社会约束等。
1.1.1生产和贸易模块
生产和贸易模块主要分析国内外产品市场的供需情况。主要分析国内外产品生产销售、销售流向等过程中存在的各种关系。例如存在以下公式：
1.1.2价格模块
价格模块就是指各项经济指标以及各种物流之间的价格关系。主要的公式为如下（公式中，PEc是出口价格，pwec则是出口产品世界的价格，tec则为出口时的关税率；PMc指的是进口价格，pwmc是进口产品时的世界价格，tmc则是进口时候的关税率）：
PEc= pwec（1-tec）e
PMc=pwmc（1+tmc）e
国内产出的国内价格计算公式如下：（PDc指的是国内产出的国内价格，PSc指的是活动供给价格，tic指的是间接税税率）
PDc=PSc（1+tic）
国内总产出价格公式计算公式如下：（PXc指的是国内总产出价格，QMc则是进口量，QDc指的是国内产出的国内供给量，Qc为国内的总共给量）
1.1.3社会约束模块
社会约束模块指的是社会多项因素之间存在的关系，呈现一种均衡的状态，例如家庭收支平衡，一般计算公式入下：（其中）YIt指的是一个家庭的家庭收入，EIt则是一个家庭的家庭支出，sht则是一个家庭的家庭储蓄率大小。
EIt+sht.YIt=YIt
国内产品市场供求平衡计算公式为：
Qc=QIc+QHi+QG+I
1.2 SAM跨墒平衡方法
SAM指的是社会核算矩阵，一般模型是X={Xij}。在构建上述模型之前，要充分地使用SAM跨墒平衡方法去处理初始时期不平衡的社会核算矩阵。被普遍使用的方法是最小交叉嫡法。按照相关原理的表示，目前我国需（下转第106页）（上接第104页）要全面地考察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等活动。按照上述的方法以及原理对他们进行相应的、正确的调整，尽可能地做到平衡。
1.3 房地产价格的上下波动会对宏观经济造成相应的影响
房地产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房地产价格的上下波动会对宏观经济造成相应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首先，房地产价格上涨的部门产出相应的效益。跟房地产业密切相关的相关行业受到的影响较大，例如：钢铁制造行业。钢铁制造行业会随着房地产价格的下降而下降，随着其上升而上升。而跟其关联不是很密切的其他行业影响则较小。但是对于金融保险业则具有明显的弹性，从产出以及投入很容易看出两者之间的联系。
其次，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下降对国家宏观经济造成的影响，一般而言，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下跌会影响到国家的宏观经济，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国家宏观经济则会增加，房地产价格的下跌，国家宏观经济国家宏观经济则会降低。
最后，房地产价格的上下波动会对城乡居民实际收入造成相应的影响，但是影响不是很大，在房地产价格上涨时，就会对城乡居民实际收入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在房地产价格下降时，对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影响就不会很大。
2总结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在分析社会核算矩阵跨墒平衡方法的基础上，利用CGE模型的构建来对分析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大小对宏观经济造成的影响。经过对实际情况的深入分析，再根据分析得到的结果得知房地产价格的高低会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到宏观经济的发展，每一个行业的产出在一定程度上跟房地产价格波动趋势保持一致，同样跟其紧密联系的其他产业也会受到较大的影响。房地产价格波动会影响到居民的收入，但是影响的程度不同而已。所以，需要对房地产价格和国民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充分掌握两者之间的关系，借此促进我国的经济实现健康的、可持续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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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原鹏飞，魏巍贤.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宏观经济及部门经济影响――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定量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8（05）：521-522.
[4] 陈涤非，戴国海.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宏观经济影响及货币政策应对研究[J].金融监管研究，2012，7（06）：965-966.
关键词：上证综指；宏观经济变量；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股票市场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随着我国股市的快速发展，股市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密切关系也逐步展现出来。2003-2006年，宽松的宏观调控政策助涨A股出现了一轮大的“牛市”现象。2007年宏观调控政策转向“从紧”，“打压泡沫”直接作用于股市，另外加上国外的金融危机，导致股市各指数在2008年上半年持续下跌。2008年底，政府投出4万亿扩大内需，股市明显回温。到2009年8月IPO发行重新启动，及在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下，股指达到反弹高点后又回调震荡。2010年7月，在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高的背景之下，中央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A股快速大幅拉升。2011年由于国内通胀压力过大，政府开始实行“宽松的财政政策，从紧的货币政策”，加上美国信用评级下降及欧洲债务危机的扩散，指数一路下行。进入2012年，国家放缓宏观经济增长目标，持续调控房地产，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显示经济增长缓慢，股市也处于低迷状态。
由上可见宏观经济与股市之间的联动反应，中国股市正处发展阶段，在一定程度还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这就必须明白我国股指与国内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的关系。因此要研究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影响股票市场的途径与作用机制，进而进行有效的预测，这对于促进股票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和提高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有着十分现实的意义。
1、数据来源与处理
（1）由于我国股票市场的特殊性以及长期来备受争议，国家对其的干预较为严重，因此股市本身并不是有效的独立。本文在考虑到宏观经济数据的易获得性，选取了2008年1月一2012年5月年的月度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网站、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东方财富网。
（2）在研究分析中使用的数据为月度数据。这是因为，根据过去学者的研究结论，月度数据比日数据更具有不敏感与稳定特征。首先采用了上证综合指数从2008年1月到2012年5月的月度收盘数据以及对应期间的宏观经济变量指标（包括工业总增加值增速、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同比增长率、利率水平、货币供应量以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个具体宏观变量指标）的月度数据。
（3）为了消除所选变量的季节性因素影响，本文采用X-12方法对除利率外的所有数据消除季节因素，并加SA表示，然后取对数以消除时间序列存在的异方差，加L表示。
2、实证分析
2.1相关分析
首先将上述可能影响股市的5个宏观经济变量与上证指数放在一起做出它们的相关系数矩阵，结果发现除利率水平与上证指数较低的相关程度外，其它的相关程度还是比较高，表明这些经济变量与上证指数之间有较强的线性相关关系。利率与股指相关程度较低，说明利率在这一段时间内的变动对股市的影响不是很明显，这与目前实行的利率制度有很大的关系。利率没有市场化，并且中央银行在相当长的时间才会有所调整，这样大大降低了利率与股市变化的联动性。
2.2回归分析
由于以上所选定的宏观经济变量之间普遍存在着较高的相关系数，比较明显的是LSE与LM2，LRATE与LSE、LCPI、LM2。这将出现严重的多重共线性的问题。为了消除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在此采取逐步回归法。
2.2.1判定系数检验法
做LSE对LM2的回归，发现R2=0.975789；做LM2对LSE的回归，R2=0.975789，但是AIC与SC的值较高，所以我们选用LSE。
2.2.2修正的Frish方法
首先依次做LSH对LSE、LRATE、LGY、LCPI的回归分析，得到R2最大的是LSH对LGY回归，因此选取LGY作为模型的出发点进行估计。继而在LSH和LGY中加入解释变量LSE进行估计，结果R2=0.607245，R2明显提高，并且对LGY的系数值和t检验值都没有较大的影响，因此可以加入解释变量LSE。同理依次加入解释变量LRATE、LCPI，发现R2显著提高入，并且对其它解释变量的系数与t值也没有多大影响，最终得出上证综指与工业增加速度、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利率水平之间的函数关系式：
LSH=0.526276*LGY+0.276255*LSE+0.0709678*LCPI-0.17579091LRATE+11.30623
（777）（347）（273）（-291）（1616）
DW值接近2，表明不存在自相关，其它各项值也显示回归方程的性状良好。
2.3ADF检验和协整检验
首先对各变量依次做ADF检验，其检验结果汇总如表一所示。
表1单位根检验表水平检验值是否平稳一阶差分值是否平稳变量ADF值1%水平值ADF值1%水平值LSH-0.48822-2.61203否-3.26754-2.61301是LSE6.039941-2.61203否-3.08677-2.61301是LRATE0.28784-2.61109否-3.22826-2.61203是LGY0.326733-2.61203否-4.50147-2.61301是LCPI1.294107-2.62724否-2.63076-2.39429是从单位根检验表可以看出它们的一次差分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的。即各变量均是一阶单整I（1）序列，因此可以做协整检验，接着得出残差序列为0阶单整序列。说明上述宏观经济变量与我国股票市场的指数变量在样本区间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2.4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
误差修正模型是一个短期模型，其中误差修正项反映了长期均衡对短期波动的影响，等式右侧的差分项反映变量短期波动的影响。由上述检验结果可知，在1%显著水平下，LSH序列与LGY、LSE、LRATE和LCPI序列存在协整关系。所以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由此进一步得到误差修正模型为：D（LSH）=0.236996032656*D（LSE）+0.0643539330744*D（LCPI）+0.343416929634*D（LGY）-0.194980771541*D（LRATE）-0.387782334232*ECMt-1
由上可以看出误差修正项ECMt-1对D（LSH）构成显著的影响。即LSH与LSE，LCPI，LGY，LRATE长期均衡关系影响到D（LSH）的变比；另一方面，D（LSH）的变化也受到LSH与LSE，LCPI，LGY，LRATE的短期变化的影响。其中，LSE，LCPI，LGY的短期变化对D（LSH）变化的影响是正的，而LRATE的短期变化对D（LSH）变化的影响是负的。另外得出的误差修正系数为-0.38778，表示当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误差修正项将以0.38778的力度反向调整LSH，将非平衡拉回到均衡状态，符合反向修正机制。
3、结论实证分析表明，上证综指与部分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说明中国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的发展是基本一致的，股票价格指数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实体经济发展趋势及状况。虽然上证股指与部分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当然在短期中也偶尔会出现偏离，这可能是市场不理性的缘故，在长期最终要回归到理性。（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关键词：股票超额收益率；本外检验；宏观经济变量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1月2日
一、文献综述
学术界一直十分关注股票收益率可预测性的研究，但对于股票价格能否被预测还没有达成共识（Goyal和Welch，2007；Campbell和Thompson，2008）。在早期研究中，学者们常常关注股价本身及交易量对股价的预测能力，后来这种局限逐渐被打破。1934年，Graham和Dodd提出了高价值比率（valuation ratio）的概念；Sharpe（1964）、Lintner（1965）和Black（1972）提出了经典的CAPM模型，试图用市场风险解释资产的期望收益率的变化。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其他解释变量也陆续被找到，如股息率、股息支付率、市盈率等。另外，学者们也发现了许多宏观变量对股票超额收益率的预测能力。Campbell（1987）、Fama和French（1989）发现了股票收益率与短期、长期的国债利率的相关关系；Ramin和Tiong（2000）通过对新加坡股票市场的研究，发现利率和汇率对股票收益率具有显著的影响；David（2001）利用三个月国债利率、十二个月国债利率、失业率、工业生产指数、消费者物价指数等对S&P500的月收益率进行研究，发现十二个月国债利率和失业率具有显著的预测能力；David、Mark和Jesper（2005）考察了九个宏观变量对十二个国家的股票收益率的预测能力，结果发现利率的预测能力最可靠。
我国学术界关于股票收益预测性的研究早期围绕着股票市场假说和随机漫步理论（俞乔，1994；宋颂兴等，1995；吴世农，1995），后期一些学者重点研究了CAPM模型以及FF三因子模型，如杨朝军等（1998）、陈小悦等（2000）、杨炘等（2003）。在研究宏观变量与股票收益率的相关性方面，刘金泉等（2004）、肖才林（2006）等认为我国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韩学红等（2008）详细的论述了通货膨胀率和股票收益率的相关性，认为二者的关系从经济学理论上来说是不确定的，实证检测中在不同的样本区间二者之间的相关性正负也不同；郭田勇（2006）分析研究了股价波动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孙华妤和马跃（2003）利用VAR模型分析了股价与GDP、CPI之间的关系，发现货币供应量对股市的作用不大；晏艳阳等（2004）研究了股票价格与债券、出口、国内信贷即短期利率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孙洪庆等（2009）检验了中国股票价格与GDP、工业生产值、个人消费支出、国内固定资产投资、CPI以及货币供应量的协整关系，发现中国股票价格是反经济周期的，但是股票价格与货币供应量之间有相对较强的协整关系。
传统的研究预测方法主要依赖于样本内的回归模型中相关系数的t检验和R2值，然而这种方法本身具有小样本偏误问题和数据重叠问题，会导致虚假的回归结果。近年来，多数学者倾向认为样本外股票报酬预测能力的证据比样本内的证据更可靠，因此纷纷利用样本外（out-of-sample）检验方法来检验预测能力。姜富伟等（2011）采用了这一方法，并对12个经济变量的股票收益预测能力进行了检验，发现样本外检验中所有的行业投资组合都具有很强的可预测性，但是不同成分投资组合的可预测性存在显著差异。
本文遵循国际上的惯例，从样本内和样本外来共同检验中国股票市场超额回报率的可预测性；选择的宏观变量也是研究领域被广泛认可与股票收益率密切相关的，包括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工业生产物价指数（PPI）和先行指数（LI）。参考Campbell和Tompson（2008），本文采用的两个统计指标分别为累计预测误差平方差曲线（cumulative squared prediction error，CSPE）和样本外R2，同时也根据统计指标R2对投资组合的构建提出了一定的意见。本文接下来的结构为：第二部分介绍数据的来源以及各种变量的构成；第三部分主要围绕样本内外检验，并对统计指标R2的投资学意义进行了详细的探讨；第四部分是结论。
二、数据来源与构建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样本覆盖的时间段是2001.1～2012.10。在将数据进行简单处理之后，有效的样本空间为2001.2～2012.8。被解释变量为股票超额收益率，即股票市场回报率与同期的短期无风险利率之差。
股票收益率：本文从Wind数据库获取了两种指数的月度数据——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据此计算出月收益率，然后将无风险利率从月收益率中剔除。
无风险利率：本文采用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作为无风险利率的替代变量，数据来自中经网数据库。
在解释变量方面，本文选取了消费者价格指数、工业生产物价指数、先行指数等三个宏观变量。原始数据均来自中经网数据库，后经过简单计算获得这三个变量的月度变化数据。根据目前文献的研究结果，消费者物价指数与股票收益率的关系不确定（韩学红等，2008），所以本文的目的是利用新的研究样本和计量方法对二者的关系进一步检验；工业生产指数和先行指标都反映了整体经济情况，因而应与股票超额收益率呈正相关关系，所以本文也预期这两个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为正。表1显示的是股票超额收益率、消费者价格指数、工业生产物价指数、先行指数的统计特征值。（表1）
三、实证检验
（一）全样本检验。本文采用简单线性回归模型：
yt+1=？琢+？茁·xt+ut+1 （1）
其中，yt+1是股票在t+1时刻的超额收益率，xt是某一被认为具有预测能力的宏观经济变量，ut+1是残差。
xt的预测能力由对应的■的t值和R2值决定。零假设是？茁=0，即宏观经济变量没有预测能力，超额收益期望是常数；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备择假设为？茁≠0，工业生产物价指数和现行指数采用单边假设？茁>0。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表2）
由表2的结果可以看出，在全样本范围内，深圳成指和上证综指的超额回报率均与消费者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物价指数均呈负相关关系，但是相关系数并不显著；深圳成指和上证综指的超额回报率均与先行指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预期相符。
（二）样本内估计。本部分和下一部分将检验各个宏观经济变量对股票超额收益率的样本内和样本外的预测能力。首先将整个样本分为样本内和样本外两部分如图1所示，样本内覆盖前60个数据（2001.2～2006.1），用来估计宏观经济变量和股票市场超额回报率的相关系数；样本外覆盖剩下的79个数据（2006.2～2012.8），用来评价宏观经济变量对股票市场超额收益率的预测能力。然后，在保持全样本不变的情况下，将样本内的数据向前推进一期、样本外数据减少一期，即样本内覆盖前61个数据（2001.2～2006.2），样本外包括之后的78个数据（2006.3～2012.8）。同样，样本内的数据用来估计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而样本外的数据用来评价该解释变量的预测能力。以此类推，如图1所示。（图1）
（三）样本外预测。如上一部分所述，本文利用滚动法（rolling）预测股票超额回报率。根据公式■■=■■+■■x■（其中的相关系数■■和■■均来自样本内的估计结果），可以得到股票超额回报率的预测值■■，从而计算出预测误差■■=y■-■■。另外计算样本内时间段的股票超额收益率的历史平均值■■，从而计算出预测误差■■=y■-■■，那么，■■、■■的初始值分别是■■、■■。注意历史平均值■■表示的是如果宏观经济变量不具有解释或预测能力时未来股票超额收益率的估计值，所以如果■■大于■■，则表明历史平均值的估计优于利用宏观经济变量的估计，即说明宏观经济变量不具备解释或预测股票超额收益率的能力。
获得了■■和■■的数据序列之后，本文计算了两个常用的统计值来检验各个宏观经济变量的样本外预测能力。一个是累计预测误差平方差曲线（cumulative squared prediction error，CSPE）：
CSPE■=∑■■■■■-∑■■■■■ （2）
随着时间的变化，CSPE曲线可以上升，也可以下降。CSPE曲线的上升意味着宏观经济变量预测能力的提高；如果CSPE曲线一直在x轴上方，则对应的宏观经济变量具有很强的预测能力。从图2可以看出，对于上证综指，消费者价格指数和先行指数在2008年中期以后都一直具有正的CSPE值，而且先行指数的CSPE曲线趋势是不断上升的，所以消费者价格指数和先行指标都具有很强的预测能力；对于深证成指，消费者价格指数不能一直保持在x轴上方，而工业生产物价指数和先行指数分别在2009年初和2008年中期以后都相应的具有正的CSPE，而且先行指数的CSPE曲线趋势不断上升，所以工业生产物价指数和先行指数对深圳成指具备很强的预测能力。（图2）
另一个统计检验值是仿照传统的（样本内）R■构建样本外R■■：
R■■=1-■ （3）
如果R■■是正的，则通过宏观经济变量来预测的股票超额回报率的预测误差小于仅根据历史平均超额收益得到的预测值的预测误差，说明宏观经济变量具备解释或预测股票超额收益率的能力。从表3可以看出，对于深圳成指来说，只有先行指数的R■■为正，说明只有先行指标对其具有预测能力；对于上证综指，消费者价格指数和先行指标的R■■均为正，意味着消费者价格指数和先行指标都对其具有预测能力。
对比两个统计指标的结果，消费者价格指数和先行指数对于深圳成指和上证综指的预测能力的结果是一致的：x轴上方的CSPE曲线对应了正的R■■，如果CSPE曲线不能保持在x轴上方，对应的R■■也为负。但是工业生产物价指数虽然在2009年之后保持了正的CSPE，R■■却为负，这说明工业生产物价指数综合的样本外预测能力不强。（表3）
（四）对R2的讨论。从本文的表2和表3都可以发现R2统计值非常小，Campbell和Tompson（2008）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从统计学角度来看，这样小的R2值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从经济学角度可以发现这些很小的R2对投资组合的选择依然具有很大的指导价值。
根据Campbell和Tompson（2008）的推导可知，如果投资者没有利用某个宏观经济变量（如xt）预测，那么他选择的投资组合的超额回报率的期望就是：
■■■ （4）
其中，？酌是投资者的风险厌恶相对系数（coefficient of relative risk aversion），？滋是历史平均收益率，？滓■■和？滓■■分别是宏观经济变量和某一随机变量（random shock，？着）的方差，S是夏普比率（Sharpe ratio）。
如果投资者利用该宏观经济变量预测，则他选择的投资组合的超额回报率的期望就是：
■■■■ （5）
注意等式左边的分母是？滓■■而不再是？滓■■+？滓■■，这是因为投资者现在利用宏观经济变量做预测了，所以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动不会再对整个投资组合的风险产生影响。
这两个超额回报率的期望的差是■■1+S■，所以通过利用宏观变量来预测使得超额回报率提高的比例是■■，这个值永远大于R■/S■，并当投资时间跨度很小而且R■和S■都很小的时候接近于R■/S■。这个结果说明，当评价R■的大小时，应当将R■与夏普比率方S■进行比较。如果R■大于S■，那么投资者就可以利用宏观经济变量的信息使得投资组合的超额回报率提高。
从Wind数据库可以得到2006.2～2012.8期间，上证综指的S■的均值是6.55%，深圳成指的S■的均值是0.047%。将表3的数据和S■进行比较可知，先行指数对于深圳成指R■均大于对应的S■，但是消费者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物价指数的R■均小于S■。这说明只有通过先行指数进行的预测对于投资组合的超额回报率的提高有显著的影响。
四、结论
本文研究了消费者价格指数、工业生产物价指数和先行指数等宏观经济变量对股票超额收益率的预测能力。尽管目前对我国物价水平（通货膨胀率）与股票收益率的相关关系的研究并没有什么定论，但是本文的结果显示从2001年2月至2012年8月期间，消费者价格指数与下一期的股票超额收益率呈负相关关系，即物价水平越高，下一期的股票收益率越低，这个结果和多数研究的结论保持一致。股票超额收益率随着上一期的先行指数的增减而增减，这符合预期和经济学理论。工业生产物价指数与股票超额收益率的相关系数为负，与之前的预期矛盾，但这个结果似乎符合我国实体经济与股票市场常常“背道而驰”的现状，这一结果和现状值得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讨论。
为了获得更可靠的结果，根据现存许多国内外文献的研究办法，本文从样本内和样本外同时检验了股票市场超额回报率的可预测性，样本外统计值利用的是累计预测误差平方差曲线（CSPE）和样本外R2。结果显示先行指数对于上证综指和深圳成指都具有很强的预测能力，消费者价格指数仅对上证综指具有预测能力，而工业生产物价指数对两个股票市场指数都不具备长期稳定的预测能力。这一结果与全样本回归的结果并不矛盾，即先行指数的预测能力很强，消费者价格指数的预测性稍差，但是工业生产物价指数却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能够预测下一期的股票超额回报率。另外，通过对样本外的深入研究可以发现，利用先行指标进行投资理论上可以很好地提高股票超额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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