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9 11:02:30
导语：在简述生命的起源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近年来，上海、广东等地高考历史中出现大量历史情景题，凸现新课程改革的理念与活力，广受各界好评。如何给历史情景题下定义呢?笔者认为，历史情景题的构成一般由创设情景的题干(透露时间、人物、事件、观点等有效信息)、驱动问题探究开展的设问(提出要解决的历史问题)、备选项(需要依据所学知识对其理辨析，去伪存真。非选择题不要此部分)三部分组成。其基本特征表现为：通过图表、史料、故事、生活情景等构筑具体生动的特定历史情景，将教材考点融入其中，使学生能够跨越时空“身临其境”体验鲜活有趣的历史，同时在解题过程中考查学生的思考和探究能力。
历史情景题在教学过程和教学评价中具有重要作用。首先，它有利于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生活思维方式。将学生融人到“活生生的历史”中去，加强了学生与生活经验、社会实际的联系，培养了他们用历史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体现出新课标背景下教学和评价要“有利于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倡导学生主动学习，在多样化、开放式的学习环境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积极性与参与性”。其次，历史情景题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探究和分析问题的学习能力。在解题过程中，学生不能单纯靠死记硬背，而要学会从历史情景中提取有效信息，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合理缜密的梳理、分析和整合，学生把解题当成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获取知识的途径，这也正是研究性学习和新课程改革的宗旨所在。第三，历史情景题还扩大了命题空间。以往考试命题完全依纲据本不易发挥，试题答案大多在教材中，很多学生靠死记硬背应付历史考试。而通过创设新颖的情景，充分发掘了教材中的趣味因素，能有效避免历史教学中猜新题做老题的弊病，真正做到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后，设计历史情景题有助于提升教师自身的综合能力。教师收集历史材料提炼有效教学信息、运用材料创设情景编写试题，既是对学生进行有效教育评价，培养学生学习能力，也是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的自我反思和能力提升，进一步提高驾驭运用教材实现教学目标的能力。
二、创作情景题的基本原则
1 科学性原则
运用历史材料创设历史情景不能出现史实错误和逻辑错误。“真假不分，望文生义，牵强附会，曲解材料，是历史研究中的大忌。”一个存在知识性错误的试题本身就是失败的，这需要试题设计者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处理材料必须避免先入为主，防止以偏概全，要能全面准确地认识所涉及到的历史人物或事件。
创设虚拟情景是可以的，但违背历史常识是大忌。比如，下面创设的历史情景就是错误的：“大科学家牛顿把上帝从无生命现象的研究领域驱逐出去，但他虔诚相信上帝创世说，与牛津大主教一起大肆攻击同胞达尔文。”上述情景考查的问题是“达尔文遭到攻击的主要原因”，但搞错了牛顿和达尔文的生活年代，事实上他们的生活年代相隔一个半世纪。错误史实不利于学生严谨探究精神的培养，甚至会助长恶搞历史的风气。如果对历史情景稍加修改，变为“牛津大主教举出大科学家牛顿虔诚信仰上帝的例子，严厉批判达尔文”，就既能保持材料的新颖灵活，又能达到考查目的。
2 新颖性原则
与其他题型相比，情景题最大特点就是新颖性。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布鲁纳说：“学习的最好刺激，是对学习材料的兴趣。”新颖的情境能让学生在强烈求知欲驱动下怀着愉悦的心情探究历史，培养创新思维。反之，题材司空见惯、设问陈词滥调的试题就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现在很多高考评论文章把包含图片或史料的题目都称为情景题，笔者不赞同。真正出色的情景题必须做到情景新鲜有趣，形式灵活多样，考查角度也要新奇独到。比如，照搬教材内容中关于达尔文的文字叙述来设计情景就缺乏新鲜感，而从课外书上提取达尔文的轶事就符合新颖性原则，具体例子如以林俊杰的流行歌曲《进化论》引入对达尔文科学理论的认识就很合适。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命题者具有宽阔的历史视野和丰富的知识积累。
3 有效性原则
有效性是衡量学生解答历史情景题的结果与预定要达到的考查目标相符合的程度，试题太难或过于容易都会降低有效性，只有解题结果基本反映学生平时整体学习情况才是最有效的。情景题考查目标必须是历史新课程标准规定的学习要点，收集材料、提炼信息、创设情景、设计问题都要以此为驱动力，做到有的放矢。为了考查的有效性，一些来之不易的珍贵情景材料，有时也只能忍痛割爱。
4 通俗性原则
创设情景的材料和文字要通俗易懂，不存在理解题意的障碍。试想，如果大部分学生连题目内容都看不懂，阅读题干后无法明确他们要解答什么问题，那这样的命题就失去了考查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作用。尤其是情景材料来自古籍或外文资料时，组织情景文字更要妥善处理。比如，现在流行历史和英文综合的题目，那我们设计一个解读《物种起源》英文原著节选的情景，考查学生对进化论主要观点的掌握。可是《物种起源》创作于19世纪中期，节选的英文片断艰涩难懂，明显对学生阅读能力要求过高，该情景是失败的。为了符合通俗性原则，我们可以将节选英文片断译为中文，改创成一个生活讨论场景，通过两个学生交流《物种起源》读后感来考查相关知识。
5 关联性原则
创设的历史情景必须与命题者的考查主旨、解题者的解题思路密切关联，让学生能够通过对历史情景的解读和运用，直接解决历史问题。如果解题完全不必依赖历史隋景，或运用历史情景还是无法解题，那么不管所创历史情景多么精彩花哨，也还是属于失败的情景题。
笔者曾经在某教辅书上看到一道所谓新情景题，该题创设的故事情景是详细介绍达尔文生平，大约200多字。考查问题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诞生的标志是什么?”显而易见，在此题的设计中，人物生平和考查主旨、解题要领没有任何关联，探究问题根本无须依赖空洞的材料所堆砌的情景。与其纯粹浪费纸张油墨和学生时间，还不如删去所谓情景改为考查基础知识的普通题。
6 简练性原则
创设隋景的文字表述必须语言流畅，简洁精练。一般来说，情景选择题的题干字数控制在100字以内较合适，太少不易完整叙述历史情景，太多会抑制解题者的阅读动力。主观题字数可适当增加，但简练性原则同样须恪守。
三、创作情景题的实施策略
1 确定考查目标，把握命题方向
我们利用历史情景设计试题，必须有一个清楚明确的考查目标：我们究竟需要考查教材中的哪些历史知识?我们应该让学生从“寓考于教”中学到哪些历史知识?考查目标的确定是有效教学反馈和评测的行动指南，也是创作试题的第一步，具体实施时须以高中历史课程标准规定的学习要点和能力要求为依据。《破解生命起源之谜》一课的课标内容是：“简述进化论的主要观点，概括科学与宗教在人类起源问题上产生分歧的根源。”因此，超出这个范围的有关进化论的知识不能作为考查目标，但
可作为情景材料辅助使用。
2 收集情景材料，创设历史情景
(1)收集途径
收集情景材料要努力做到素材难易恰当、内容适宜、真实可靠、新颖有趣。具体途径有很多，命题者可以根据自身特点和不同需求综合采取多种方式。如收集有关达尔文和进化论的相关资料，最常用的途径是选择去图书馆查阅书籍资料，像《达尔文回忆录》、《创世论与进化论的世纪之争》等专著都是极佳的材料来源，此途径优点是权威实用，缺点是耗时费力。
效率最高的途径是通过网络收集资料，笔者利用百度搜索引擎(省略)的网页搜索、图片搜索、新闻搜索等功能，能获取海量的各种类型创作素料，此途径优点是收获多、成本低、速度快，缺点是网络搜索结果可能包含很多广告、垃圾信息和虚假信息，命题者需要熟悉网络应用，掌握高级搜索技巧，能够快速筛选真实有效信息。比如，以区分度很高的“达尔文”为关键词，用百度图片搜索能找到相关图片约3200张，用时0.005秒，但是仅前10页就有15％的图片与达尔文无关，30％的图片对创作试题基本没有帮助。
收集情景材料的途径还包括阅读报纸杂志、翻阅历史文献、观看电影电视、收集民谣谚语等。
(2)创设方法
用于创作情景题的材料类型是多样化的，具体有：时事新闻、历史图片、影视剧照、戏曲台词、民间故事、学术专著节选、生活情景、虚拟故事等，大体上分为文字叙述类、图片类、数据表格类和图文综合类。
比较常见的创设情景方法有三种，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创设历史故事情景，就是在特定年代某些人会说什么干什么，以此考查史实。第二种是生活情景，就是几个人讨论问题，以此考查对史实的理解。第三种是图片情景，根据图片中的人或物来构筑情景考查所学知识。在符合命题目标的前提下，情景形式越新颖越好，比如，利用影像资料创设情景，也是有益尝试，但考查实用性有待提高。
3 巧设提问角度，完成试题结构
如果说情景部分是躯干，设问部分则是灵魂。好的提问角度，会提高考查有效性，有利于教学反馈和测评目标的实现。从不同角度设计提问，可以考查不同知识，我们根据确定的考查目标，一般可以从如下几种角度设计提问。
(1)基于历史事实的推理判断
要求解题者以设问为判断标准，对备选项进行辨析，剔除违背历史事实或不符合题意的干扰项，找出符合并能合理解释历史情景的正确项。此类题目创作难度好把握，出题较容易，是最常见的。如：
①(新闻情景题)在1859年11月的《泰晤士报》中，人们能看到的新闻是(A)
A 伦敦市民争相购买新书《物种起源》
B 达尔文乘坐汽车到达伦敦宣传新书
C 基督教会开始承认进化论取代创世说
D 八国联军在瓦德西指挥下占领北京
此题要求对新闻真假进行判断，需掌握达尔文创立进化论、两次工业革命中交通工具的变革、八国联军侵华等相关知识才能顺利解题，
(2)基于分析问题的理解判断
要求解题者对情景进行探究分析，用历史理论和历史思维解决问题。命题者“创设新的历史情景，让学生创造性地运用历史知识独立地解决问题。使历史考试具有促进学生渐次发展高层次学习能力的正确导向作用”。此类题目对考查学生思维能力很有效，但创作难度较高，易出成偏题怪题。如：
②(史料情景题)《物种起源》第二次出版时，达尔文将书中某句话改为：“(生命)从本源上讲，是由于造物主赐予呼吸而具有某些存在形式，或者成为一个个体。”对此看法不正确的是(C)
A 达尔文提出进化论后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压力
B 达尔文试图用精心设计的语言宣传进步观点
C 达尔文被迫承认上帝主导生命的产生和进化
D 达尔文认为进化论和承认上帝存在并无冲突
此题要求分析情景准确理解达尔文的思想，达尔文通过添加“造物主”这个词试图提醒读者，生物进化论并不排斥上帝的存在，这也是他在面临保守势力巨大压力的情况下作出的巧妙设计。
(3)基于事件匹配的正误判断
要求解题者以情景材料为依据，以题目设问为探究线索，对备选项进行匹配判断。如：
③(生活图片情景题)生物课代表阿强带领研究性学习小组查阅资料，他们探究的课题是：“人类起源的奥秘。”对他们来说下列哪本名人传记最有价值(C)
此题要求正确理解情景事件，即学习小组需要查阅生物学资料，与之相匹配的只有生物学家达尔文的传记。这种以生活情景为创作方法的题目属于“既考查客观史实，又反映学生主观感受的与现实生活有一定联系的考题，使高中阶段学习目标中的思辨性和开放性要求得到体现”。
(4)基于专题知识的综合分析
此设问多用于材料题或问答题，主要以纵向线索连贯、横向切片比较的方式系统考查某个专题知识，设问角度比较自由，考查具体史实、事件原因和意义均可。如下面的材料题就是以达尔文创立进化论为线索考查相关专题知识，使抽象的历史概念形象化、直观化，能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学生观察力、想象力，从而发展学生的历史发散思维能力。
④(图片故事情景题)下面是一本连环画的节选，仔细观察图片：
结合所学知识探究思考：
a 图1中的英国小男孩是谁?同时代的法德两国在生物学领域取得了哪些成就?
b 图5中主人公最终认为物种进化的原因是什么?
c 图6中的著作及其宣传的理论分别是什么?简述该理论和图中主人公的历史地位。
d 图1到图6的故事揭示主人公能够取得成功的个人因素有哪些?
参考答案：
a 是达尔文。同时期法国人拉马克提出“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的早期生物进化思想，德意志人施莱登和施旺相继提出细胞和细胞学说。
b 物种进化的原因是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
c 《物种起源》，宣传生物进化论。进化论是19世纪三大科学发现之一，达尔文是“生物学领域的牛顿”。
d 对探索科学事业的浓厚兴趣；对自然界长期的细致观察和丰富积累；严谨细致的科学态度；勤奋执著的工作精神。
4 核查谬误缺漏，优化试题编写
最后，要按照情景题的创作原则审查试题，看内容表述是否用词恰当，文句是否简明扼要，各选项形式是否协调一致。最好把创作好的情景题先在一个班级进行试做，通过学生的解题结果反馈来判断情景题的价值，并找出需要进一步修改的地方。
参考文献
[1]教育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6）21-0034-08
“进化论”不仅内容繁杂且误解多样，加之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是人类面临的最复杂、最深奥的课题之一。“课程标准”要求学生“简述进化论的主要观点，概括科学与宗教在人类起源问题上产生分歧的根源”，是有难度的。当前的中学历史教学，很少有人认识到“进化论”的上述难度，致使课堂教学“化难为易”，或照本宣科，或简单说教，最终难以使学生理解科学与宗教的本质区别。中学历史“人性化”课堂，为这一问题提供了解决思路。“人性化”课堂要求史实通透、强调人物故事、突出精神感悟等，都为提高“进化论”教学质量提供了行动方略。
一、进化论简史
“人性化”课堂的前提，是史实通透。通透“进化论”，首先需要了解进化论简史。
“进化”一词源于西方。生物学中，“进化”最早是描述子宫中胚胎的生长，被视为生命从“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不断向上的运动。斯宾塞倡导的宇宙进步体系，就包括生命向着更高形式的必然进化内容，这样“进化”超越了胚胎学范畴，具有现代含义。19世纪中期，达尔文又将“进化”发展成生物演变规律。严复介绍到中国的“进化”一词，具有斯宾塞特色，认为“进化”“谓事物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而逐渐变化”。现在，广义的“进化”指世界万物的进化，其中包括天体的进化和地球的进化。狭义的“进化”指生物的进化。中学历史教育视域中的“进化论”即属于生物进化论，具体指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它仅是生物学家解决生物如何进化问题的一种设想，到20世纪30年代，这种设想与孟德尔遗传学综合后，才被人们普遍接受。
1.生物进化论：从拉马克到达尔文
在生物进化的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有两种进化模式。一种是法国的拉马克模式，即横向进化，由地理研究所揭示的物种非恒定性；另一种是英国的达尔文模式，即纵向进化，由地质研究所探讨的化石记录。两种进化模式，一直流传到现在。
（1）用进废退与获得性遗传：拉马克的进化论学说
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1744～1829年），在《动物的哲学》（1809年）中，从四个方面阐述了进化论。
一是，生物是不断从低级向高级进化的。“在相继产生各种各样的动物时，自然从最不完善或最简单的开始，以最完善的结束，这样就使得动物的结构逐渐变得更加复杂。”
二是，生物进化演变具有渐进性与缓慢性。“就生物界而言，自然所作的每一件事都是一步一步连续进行的”，“需要有非常长的时间和条件的连续深刻变化，才能使自然得以将动物的结构发展到某种复杂的程度，并根据这种复杂程度来了解动物的完备程度”。
三是，生物进化的主要原因，是自身谋求更加复杂化（完善）的天赋（上帝赋予的权力），及对环境的特殊条件做出反应的能力等。生物进化的倾向来自于“上帝所赋予的权力”，或自然“赐予动物生命以这样的权力，即使结构日益复杂化的权力”。
四是，进化的规律是“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在每一个尚未超过发育限度的动物中，任何一个器官使用的次数越多，持续时间越长，就会使那个器官逐渐加强，发展和扩充，而且还会按使用时间的长短成比例地增强其上述能力；这样的器官如果长期不用就会不知不觉地被削弱和被破坏，日益降低其能力，直至最后消失。”这种进化“使得动物个体获得或失去的每一种性状都通过繁殖传给由此产生的新个体”。
（2）自然选择与适者生存：达尔文的进化论
达尔文（1809～1882年）在《物种起源》（1859年）、《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1868年）、《人类的由来》（1871年，又译作《人类起源及性的选择》）等著作中，提出并逐渐完善了进化论。其研究结论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物种形成学说。“物种不是被独立创造出来的，而和变种一样，是从其他物种传下来的。”
二是，共同祖先学说。《物种起源》中“进化树”插图，比较清晰地表达了共同起源学说，即共同祖先学说。
三是，自然选择和渐进进化学说。自然选择，又叫最适者生存，它既包括种群因适应环境而生存下来，也包括种群因遗传而保存下来。“如果有益于任何生物的变异确曾发生，那么具有这种性状的诸个体肯定地在生活斗争中会有最好的机会来保存自己；根据坚强的遗传原理，它们将会产生具有同样性状的后代。我把这种保存原理，即最适者生存，叫做‘自然选择’。”自然选择，需要经历缓慢的变化时期。“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机会，它（自然选择）就静静地、极其缓慢地进行工作，把各种生物同有机的和无机的生活条件的关系加以改进。”
四是，生物界进化说。生物界每一种群或个体都是进化的。“每一纲中属于较大群的优势物种有产生新的和优势的类型的倾向”，“每一大群便倾向于变得更大、同时在性状上更加分歧”，“占优势的类型”打倒较弱的类型而维持自身优势。
五是，物种进化学说。“新的物种缓慢地在连续的间隔时间内出现”，自然选择导致“物种和整个物群的绝灭”，“优势类型的逐渐散布，以及它们后代的缓慢变异，使得生物类型经过长久的间隔时间以后，看来好像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同时发生变化似的”。同时，“生殖率如此之高以致引起‘生存斗争’，因而导致‘自然选择’并引起‘性状分歧’和较少改进的类型的‘绝灭’。”
总之，拉马克和达尔文都认为生物是进化的。对于进化的机制两人见解不同，拉马克主张“用进废退和获得性状遗传”，强调了环境变化在生物变异方面所起的“诱导”作用，但却主张变异是以生物本性（一种趋于完善的需求）为主因。达尔文认为变异和环境是相互独立的，在环境发生作用前变异就产生了，环境只是对变异选择产生作用，生物（以物种为单位）通过生存斗争，适应环境的性状得到保留，不适应的性状被淘汰（适者生存）。
2.进化论的“进化”：进化论面面观
（1）达尔文主义：一个并非一致的思想流派
“达尔文主义”常用来指达尔文有关进化论的思想体系，但这一体系并不是主张一致的思想流派。季羡林等先生主编的《世界文化史知识》中认为：“许多自称或被称为的达尔文主义者，他们对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尤其是对其中进化机制的看法也各不相同。”
（2）社会达尔文主义：一种诠释社会现象的理论
19世纪中期，斯宾塞将进化论学说扩大到人类社会，把“最适者生存”不仅视为生物进化过程，且看作人类进步方式。以此诠释英国当时奉行的“自由放任主义”政策，指出“自由贸易和经济竞争”是自然选择的社会形式，认为最强者胜利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英国学者霍德华在《达尔文》中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是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剥削和殖民扩张合理性的理论。
（3）：一种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
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写道，人类社会制度是不断发展的，如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这是历史的进步。1884年，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中运用进化观点，论述了劳动在人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二、进化论产生的背景与影响
1.革命时代孵化的“革命”：达尔文进化论产生的历史背景
“人性化”课堂，关注历史人物在何时、因何、为何能提出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案，探讨思想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是完成这一任务的重要途径。达尔文借当时的“革命”大势，提出了自己的进化论。
（1）经济巨变导致社会转型：社会发展呼唤着生物进化论
随着工业革命的拓展，工业化进程步伐加快，英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新兴城市崛起与传统城市衰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壮大，传统贵族日趋衰落，导致一系列新现象和新问题。如何理解这些新现象，怎样解决这些新问题，成为当时思想和科学界面临的重大课题。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以及功利主义哲学，分别从政府政策、人口控制和伦理道德等方面，力图理解和解决这些新现象、新问题。同时，交通运输工具的飞跃、远洋战舰的出现等，巩固并拓展了英国的海外殖民地。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达尔文提出了进化论。
（2）科学革命引起观念变化：理性躁动催生生物进化论
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及地理大发现等，人们的思想观念逐渐解放，眼界也更为开阔，动态的变化观开始萌发与发展，对占统治地位的传统静态观提出了挑战。18世纪，天体进化观、地球进化观相继问世。“进步”概念成为启蒙运动的最重要主题，并影响了自然科学发展，“假说―演绎法”成为公认的科学研究方法。《世界文化史知识》认为：“启蒙运动是一场真正的思想革命，它所给予人们不仅有新的观念，而且还有探索的勇气。人们大胆怀疑传统的思想，探讨新的解释。”这些观念冲突而产生的理性躁动，连同对生物界知识的不断增长，最后催生了生物进化论。19世纪初，在人类社会进步观的启发下，真正的、科学的、系统的生物进化论――拉马克的进化论――问世了。
（3）生物界知识的增长：生物学成就助推达尔文进化论
基于“假说―归纳―演绎”方法的进化论，其基础是生物分类的完成和完善。18世纪，瑞典学者林奈初步完成了生物分类，他把所有生命体划分为两大部分，即植物界和动物界；这些大范畴进一步划分为一系列的小范畴――门、纲、目、科、属、种。生物分类的完善，连同胚胎学和解剖学成就，为观察和比较生物物种间的进化，奠定了基础。
（4）个人努力：达尔文孵化出《物种起源》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是他对生物学痴迷，精于观察和总结，及善于研究和汲取其他相关科学成就的必然结果。在1831～1836年间的远洋考察期间，达尔文观察到物种互相联系的普遍性。回国后，达尔文又费了20年的时间搜集资料，在地质学、解剖学、植物学和动物学领域的阅读、观察、实验的基础上，完成了《物种起源》，提出了生物学进化论。
2.“从达尔文以后，世界就不同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历史地位
“人性化”课堂，关注史实通透中的思想地位，即了解解决问题方案的效益。有关达尔文进化论的评价，美国学者科恩在《科学中的革命》中认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是19世纪科学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美国学者斯蒂芬・杰伊・古德尔在《达尔文与进化论》中更是指出，“从达尔文以后，世界就不同了”。概而言之，达尔文进化论的革命性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思想领域：从观念到价值观的转变
与“哥白尼革命”相提并论的“达尔命”，在思想观念领域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促进了思想解放。1859年发表的《物种起源》，代表了欧洲科学历史的一个大转折。自然选择的原理，打击了基督教的“天意说”。物种起源和进化，否定了上帝造人说。利用自然科学，解释动植物表现出来的手段对目的的适应，驱除了造物主的地位。达尔文“把上帝废黜了”。
其次，改变了人类地位。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人类只是持久进化过程中一个短暂的结果，他们与动物有着共同的祖先。这是对人类自我陶醉的一次沉重打击。从此，人类与同其他生物一样被列入自然界。人类的所有特性都将成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
最后，改变了当时人们的价值观。以斯宾塞为代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将生物进化论引入伦理学领域，摧毁了人们的传统价值观。“人人专门为己”的想法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有权势的人们相信他们是依靠生存竞争的力量而居上的，在生存竞争里强者和狡诈的人胜过了弱者和说真话的人。“他们坚信必须强壮、有力、无情、实际、自利，因为上帝已死去了。”
（2）科学领域：从观念到内容的革命
美国学者科恩认为，“达尔文因发现支配人类本身进化的规律而统治19世纪的科学”。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开拓了科学视野。达尔文进化论，将变异、多元论、机遇、不确定性、目的性程序、历史信息等纳入哲学范畴，启发和开拓了科学范围。此后，生物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逐渐成为科学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
二是，改变了科学态度。达尔文进化论，使得人们抛弃了单纯依赖逻辑追求真理的经院哲学，更加重视实验、观察和收集事实，以发现规律。同时，达尔文进化论引发的科学争论，改变了人们对于学科共同体的态度，争论和研讨成为科学发展的常态。
三是，开发了多样的科学方法。达尔文运用演绎、归纳和类比等方法，论证假说的科学性，探讨科学规律，证明了这些方法的有效性，印证了新科学方法的巨大价值。此后，“假说-演绎法”突破了当时自然科学归纳、观察等主流方法，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四是，促进了生物学发展。围绕进化论的合理性，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转向生物学研究。他们或支持进化论，为之寻找证据；或反对进化论，搜集和研究反证。这些都促进了生物学的发展，使之逐渐成为一门独立于物理学、哲学等学科之外的科学。正是在达尔文进化论等影响下，生物学逐渐发展成一门内容丰富，与人类和生物密切相关的科学。
三、“进化论”教学的主要着力点
“人性化”课堂，主要指在发挥学生主体地位的前提下，通过解读和运用史料，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感受和感悟历史人物的情感变化、生活境界和精神追求，感悟历史人物人格魅力，以此陶冶、引领和启发学生认识自我、完善人格，达成培养史学素养的课程目标，奠定学生全面成长的坚实基础。利用“进化论”的史实，发展学生的史学素养，最“经济”的一条途径是 “让达尔文自己倾诉”。具体包括达尔文倾诉的社会环境，倾诉的过程、内容和倾诉的影响等。
1.理解“标准”，确定主题
主题是课堂教学的灵魂，它指明了课堂教学的发展方向。本课主题的确定，实质是解决进化论的中学历史教育价值问题，即进化论能为学生发展提供怎样的养分。
《课程标准》的“内容标准”，要求“简述进化论的主要观点，概括科学与宗教在人类起源问题上产生分歧的根源”。从字面上看，这一标准的前半部分，属于科学范畴；后一部分属于社会学范畴。因为进化论阐述了生物的演变机制，涉及人类起源问题，所以与传统宗教的相关论点产生矛盾。两者间的区别，主要在于涉及领域不同，进化论属于认知范畴，以寻求自然规律为旨趣；宗教则属于“灵”的范畴，以寻求人类的超越为旨趣。从史学视角看，这一标准有两个层面的要求。一是，在探讨进化论产生与演变的过程中，理解科学的本质特性；二是，在进化论有关人类起源的结论中，联系宗教相关结论，探讨科学与宗教间的本质区别。科学的本质特性，是连接两个层面的桥梁。因此，进化论教学的主题，应以理解科学与宗教的区别为核心。
需要提醒的是，按照严谨的科学规范来衡量，进化论的一些内容，特别是对人类起源的理论，既没有充分的证据，也不能证伪，更不能复现（用实验验证），其科学性还有待于提高，这是进化论现在还引起争论的主要原因之一。即使是暂时得到公认的科学成就，也仅是时代的产物，必然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所以，进化论的教学不应立足于达尔文进化论的具体内容，而应立足于达尔文创造进化论的过程。
本课的教学思路可概括为：以科学的本质特性为中介，沿着进化论创造过程――进化论的主要观点――科学方法与科学特质――科学与宗教间的区别等路径，最终让学生理解科学与宗教分属不同领域，具有不同功能。同时，让学生了解“宗教的观点也随着科学发展而不断调整，消除宗教观点与科学成果间的矛盾对立，也是宗教的重要任务之一”。
本课的具体教学路径是：以达尔文创立进化论的故事为线索，在感受达尔文创立进化论的过程中，引领学生探讨影响科学发展的社会和个人因素，进而领悟科学成功的关键性因素；引领学生探讨达尔文创立进化论的方法，进而领悟科学一般方法及科学的本质特性；引领学生探讨达尔文进化论的主要观点和重要影响，进而领会达尔文进化论的历史地位；最终引领学生从人类起源的角度，比较科学与宗教的区别，进而领悟科学与宗教的本质区别。
2.围绕主题，精选史料
“人性化”课堂，强调客观史实与史料中情感意蕴的感染、感动与感化。
揭示课堂教学主题，须借助史料来完成。围绕“感悟基于达尔文进化论的科学与宗教的本质区别”这一主题，首先，精选典型再现达尔文创立进化论的故事性史料；其次，精选典型阐述进化论内容的史料；再次，精选典型反映进化论影响的史料；最后，精选典型反映基督教有关人类起源的史料。其中，故事性史料需典型再现达尔文痴迷科学与运用科学方法探讨进化论的精神。史料首先取自《达尔文自传》《物种起源》等原典型著作；其次取自《科学中的革命》等经典型著作。同时，精选史料，还须遵循经济原则，即最大可能发挥教科书的史料价值。综合上述要求，有关进化论教学中的精读史料，可以选择以下内容。
史料1：像这样一些事实显然只能以这样假设来说明：物种逐渐起了变化。这个题目常常使我不能忘怀……在我回到英国以后，我想也许按照赖尔在地质学上的先例，以及搜集一切有关动植物在人工培养下或在自然状态下变异的事实，会对整个问题有所阐释。我的第一本笔记是于1837年开始的。……现在（1838年10月）读了这本书（马尔萨斯《人口论》）立刻使我想起，在这些情况下，有利的变异往往易于保存，而不利的变异则往往易于消灭。其结果就会形成新的物种。这样我终于得到了一个能说明进化作用的学说了。
――〔英〕达尔文《达尔文自传》
【解读】本段材料选自《达尔文自传》。达尔文在材料中反思了自己提出进化论的主要过程。从中可归纳出达尔文提出进化论的缘由、主要观点和方法。材料间接体现了他取得成功的个人因素，即科学考察、收集材料，运用“假说-归纳-演绎”法，加之在广泛阅读中获得启示，从1837年记录第一本笔记开始，历经22年（1837～1859年），最终发表《物种起源》。
史料2：新的物种缓慢地在连续的间隔时间内出现。……物种和整个物群的绝灭……这几乎不可避免地是自然选择原理的结果；因为旧的类型要被新而改进了的类型排挤掉。……优势类型的逐渐散布，以及它们后代的缓慢变异，使得生物类型经过长久的间隔时间以后，看来好像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同时发生变化似的。
――〔英〕达尔文《物种起源》
【解读】本段材料选自《物种起源》。材料阐述了进化论的四个结论：生物和物种具有进化性；物种进化具有缓慢性；新物种经过适应-变异-遗传-生存等阶段考验；不能适应环境变化的物种被淘汰。结合教科书内容，达尔文的进化论，还包括生物同祖说。而产生重大影响的则是生物同祖说，即人类起源于低等级生物，人类与猿猴同祖等。但明确提出人猿同祖说，是在《物种起源》发表后的《人类的由来》等著作。
史料3：达尔命大概是科学中曾经发生过的最重要的革命……这场革命的结果是对世界、人和人的制度的本质重新进行了系统的思考。达尔命对世界产生了新的看法，它把世界看作是一个动态的、进化的世界，而不是一个静态的、有系统的世界，并且认为人类社会是以一种进化的模式向前发展的。
――〔美〕科恩《科学中的革命》
【解读】本段材料选自《科学中的革命》，作者是美国科学史专家科恩。在《科学中的革命》这部著作中，科恩提出了著名的“范式”概念。本段材料将达尔文进化论定性为“革命”，高度肯定了达尔文进化论在科学发展史中的地位。材料还指出达尔命在科学中的主要影响，即启发人们系统思考世界、人和制度；将动态观引入科学，从此“世界动态发展”观，逐渐成为科学界的主流观念。
史料4：我们必须记住，宗教和科学所处理的事情性质各不相同。科学所从事的是观察某些控制物理现象的一般条件，而宗教则完全沉浸于道德与美学价值的玄思中。……一般说来，科学每前进一步，便证明各种宗教信念的表现方式需要作出某种修正。……同时宗教思想这种表现法也不断地在趋于精纯，不断地排除了芜杂的想象。宗教与科学的接触是促进宗教发展的一大因素。
――〔英〕怀海特《科学与近代世界》
【解读】本段材料选自《科学与近代世界》，作者怀特海是英国现代著名数学家和哲学家。《科学与近代世界》，阐述了学科塑造近代世界的主要表现，特别阐述了科学与宗教间的关系。本段材料，首先提出观点――宗教和科学的性质和任务各不同。进而指出近代科学发展与宗教变革间的关系――科学发展推动宗教日益走向精纯。特别指出科学和宗教的各自特性和任务――科学在于探讨规律，有着系统的方法体系；宗教在于寻求心灵寄托，重点在道德、美学和精神超越。进化论与基督教虽然都涉及人类起源问题，但由于它们分属科学与宗教范畴，一般没有可比性。但两者都是人类的创造物，能够相互影响。达尔文进化论中的共同起源学说，对当时基督教的上帝造人说，确实是强大的冲击力量，这对人类的思想解放、价值观重塑等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逼迫基督教教义日趋精致化。
精读的史料，须以学案的形式呈现，以便学生细味体悟。课堂中教师应从史料的内容、反映的特点或本质、作者的意图等方面，引导学生多视角解读。此外，还有需学生泛读的史料。泛读的史料，一般以增强教学趣味性为主，适当渗透情感、意志和精神超越方面的内容。下列史料可作为泛读史料。
史料5：（托马斯・赫胥黎认为）：查尔斯・达尔文，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艰苦卓绝地斗争；也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幸运。他发现了伟大的真理，却饱经践踏，深受偏执盲从的人谩骂，甚至全世界的哗然耻笑；他终于活到了这一天，看到主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它在科学领域作为不可辩驳的真理确立了自己的位置，并且成为普通人思维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人生至此，夫复何求？
――〔美〕丽贝卡・斯泰福《达尔文与进化论》
【解读】本段材料出自《达尔文与进化论》。这是一部阐述进化论发展史，以及达尔文创造自己的进化论的著作。材料介绍了赫胥黎对达尔文的评价。本段材料可作为达尔文创造进化论的导语。达尔文经过艰苦努力，幸运地“发现”了进化论，虽在当时遭到人们的误解，但最终赢得了大多数人的理解和赞誉，做一位像达尔文一样的人，应是人生的最大追求。达尔文如何创立进化论？进化论的主要观点有哪些？为何进化论受到当时人们的误解？最终人们是如何理解进化论的？这就是本课学习的主要任务。
史料6：达尔文坚信，加拉帕戈斯群岛是最神秘的实验室，大自然在这里进行她最深奥的实验。关于这些岛屿，他宣称：“从时空两个方面来看，我们都仿佛被带到那个伟大的事实面前，那个神秘中的神秘――新的物种首次在地球上出现。”重返英伦，为探索地球生命的神秘历史，达尔文献出了自己漫漫一生的其他岁月。……关于1835年加拉帕戈斯群岛的短暂之旅，他说，“那是我所有观点的发源地。”
――〔美〕丽贝卡・斯泰福《达尔文与进化论》
【解读】本段材料叙述了加拉帕戈斯群岛对达尔文创造进化论的主要作用。为何达尔文能够远渡重洋，到这个位于南太平洋，靠近拉丁美洲厄瓜多尔的小岛？这个小岛的物种对达尔文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第一问涉及英国19世纪殖民扩张；第二问涉及科学考察在达尔文创造进化论的作用。
史料7：威尔伯福斯的论点使他（特里斯特拉姆）确信，他当时变成了一个反达尔文主义者，而且在他的余生中也一直如此。最近我有机会重新阅读了威尔伯福斯的文章，之后我发现，虽然威尔伯福斯激烈地抨击了达尔文，但他也称赞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对科学作出的重要贡献。威尔伯福斯认为，应当归功于达尔文的在生物学思想中的主要创新是――自然选择的思想。
――〔美〕科恩《科学中的革命》
【解读】本段材料出自《科学中的革命》，文中在对赫胥黎――威尔伯福斯论战进行了历史考察后，叙述了与教科书不同视角的“论战”。威尔伯福斯在当时的论战中，也赢得了支持者；同时，他也高度评价了《物种起源》中的某些观点。这段材料是对达尔文进化论影响的补充，展示了史学研究的重要特性，即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视角描述，其内容也不同。史学的魅力，就在于开拓我们的视野，拓展我们的视角，以便我们能够更全面地理解事物。
泛读的史料，一般以课件形式呈现，以教师串讲大意为主要方式，以体味史料蕴含的深刻含义、感受历史的趣味性。
3.依托史料，设计程序
“人性化”课堂的基本程序是：感知探究――感知和理解史实；探究体验――研读史料；体验感悟――反思学习内容与过程；重构表达――展示学习收获。进化论的教学程序，可依托上述主题及基于主题的史料来设计。其主要着力点为以下方面。
（1）科学分层：用知识结构奠定达尔文倾诉基础
教科书围绕进化论内容的提出和演变，首先介绍了宗教对人类起源的观点，进而介绍了生物学成就，然后介绍了进化论的提出与演变，最后概括了进化论的影响及分析了科学与宗教在人类起源问题产生分歧的根源。科学分层，就是首先区分教科书中有关达尔文进化论的上述表述。需要指出的是，宗教有关人类起源的观点和一些生物学成就，仅是达尔文提出进化论的社会背景，不属于原因范畴。同样，有关科学与宗教的区别，也不是进化论产生的影响，而是基于进化论的高层次概括。最终，通过揭示上述内容间的关系，形成动态的知识结构，以初步奠定达尔文倾诉的主要基础。
（2）纵横联系：让达尔文回到他生活的时代
由于进化论教学时，学生已学习过必修一的政治文明史，必修二的物质文明史。所以，纵横联系，完善知识结构，应是史实教学的第二步。工业革命的兴起和拓展，加速了英国城市化进程，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激化，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问题纷至沓来。一些力图解释或解决这些新问题的思想家，纷纷提出自己的主张。这些内容在政治史和经济史中都有具体史实，纵横联系就是将这些具体史实纳入进化论的知识结构中，以完善进化论的知识结构。这样，我们就能让达尔文真正回到他生活的年代。
（3）史料解读：理解达尔文倾诉的内容与意义
史料解读是历史课堂教学的核心环节，它以史实为基础，并进一步深化史实的学习；它又以突出教学主题为目标，集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与体验历史真谛为一体。史实解读以精读为主，中间穿插泛读内容；以品味教学主题为主，杂以体验历史发展的情趣。一般而言，精读史料要追问，泛读史料要精彩。在进化论教学中，一般采用两组精读史料，其中穿插泛读史料。需要强调的是，史料解读过程，如果增强故事性，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4）感悟表达：在学习过程中达成课程目标
体验感悟，实质是整体理解学习内容，汲取历史营养的过程。即通过基于故事的综合探究或师生总结反思，来揭示主题，感悟历史真谛。如通过达尔文创建进化论的故事，整合本课内容，在史实和史料的基础上，让学生感受、感悟达尔文创建进化论过程中蕴含的情感、意志和精神追求，感染、感动和感化学生，以此汲取历史养分，增长智慧，获取未来发展的动力。重构表达，即用各种形式表达学习收获，包括重构历史、情感体验和心得感悟等。如每位学生都在本课学习的后期，构建出自己心目中的达尔文和进化论。此时，让学生表达这些建构内容，以相互借鉴和启发，是重构表达的目标，其方式，可以是口头叙述，也可以是书面表述，还可以是图画示意和肢体表达等。
千年大运河· 文脉颂中华直播活动观后感心得体会1
京杭大运河的历史起源十分悠久，从最初作为水路运输线到如今成为连接海河两岸的经济文化带，甚至对于我国与世界各国的沟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文化时期，如何结合国家战略，保存这一文化遗产并对其进行建设和规划，具有重要的文化战略意义与深远的时代意义。同时，大运河的开发建设直接影响我国河流沿岸的城市化建设、各色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进展，因此，通过回顾运河的发展历史，遵循其发展的特定规律，从中寻求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新思路，有益于其在新的阶段发挥更大的价值，推动生态、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提高人民的幸福感和精神品质。
京杭大运河的历史沿革
京杭大运河的建设起源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工程历时约一千八百多年，从公元前5世纪初开始兴建，经过朝代更迭直到13世纪末才正式完工，其是世界上最早开凿的、里程最长的人工运河，相较于欧洲国家最早人工运河完工时间早了两千余年，深刻体现了古代人民对于发展航运、改造生活环境的智慧和强大的意志。本文将分为三部分简述大运河的历史变迁，了解大运河在历朝历代的建造版图和主要过程。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带和淮河区域就出现了人为开凿的运河，史书中记载最早的是公元前486年由吴国宰相伍子胥带领吴国百姓开凿的邗江，当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运送军队与他国征战。公元前360年开始修建鸿沟，最终形成了联结多条河道的水路交通网，极大推动了当时各国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后来在汉朝陆续新建了汴渠、白沟、平虏渠等运渠，形成了大运河初步的轮廓。
隋炀帝时期，为了向都城洛阳运送丰富的江南地带的物资，同时控制华北区域的军事力量，公元603年开始凿建永济渠，后又开凿了约一千多公里的通济渠，之后于公元610年开始了江南运河的河道工程，之间历时二十余载，形成了规模庞大的隋运河系统。唐宋两代基本沿用隋运河的航运系统，并且使其发挥了重要的漕运功能，促进了沿河地带的商业发展。
元代以来，由于运河年久失修致使多处地段不能进行航运，阻碍了物资的运送。为了使运河直接从淮北经山东进入华北区域来缩短运输里程，改造了江南淮北的多处地带，并最终使得京杭运河全线通航。之后，历经明清两代，我国劳动人民在改善河道淤塞等问题的基础上，对运河均进行了局部的修缮。但近现代以来，由于战争因素导致河道被毁严重，直到解放以后，经重新整治和管理河道又获得了新生。
大运河的现状及其文化带的建设意义
京杭大运河目前存在部分河段水质较差甚至干涸的现象，且由于流经区域极度广泛，运河流经城市地段受到保护和重视，因而河堤建设保存较好，然而流经村庄田野等地由于无人修缮管理导致河堤的严重破坏，甚至成为垃圾孕育的场所，严重污染了水源，破坏了当地水生动物的栖息环境。不仅如此，缺乏监管也导致河道附近的古文物遗存被荒废破坏，凝结着人类珍贵的知识结晶和辛勤付出的杰作逐渐消逝埋没于岁月的长河。
大运河在古代是南北交通的重要枢纽，随着世界经济和科技的不断发展以及各国间的密切融合，时至今日又具有了新的特殊使命。在当代，大运河的文化建设正契合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建设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对于带动旅游产业的发展也能发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除此以外，加强对运河的建设与监管，对于古文物建筑遗址的保护及其文化内涵的弘扬也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也有益于提升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另外，京杭运河的文化带建设对于促进河岸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交融、带动沿岸区域经济效益的增长及促进全球贸易合作的密切关系都有不可比拟的价值。
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思路
首先，应当重视运河遗址蕴含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保护留存的珍贵建筑。
中国大运河于2014年6月22日正式申遗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然而遗址的保护现状令人堪忧，为此需要加强对京杭运河的全面认识与研究，制定有关运河文化传承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规章，并进一步加强各地区间的协调与各部门的合理分工管辖，来从各个方面为保护运河文物和传承运河文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次，京杭运河自兴建以来以丰富的水资源养育了沿岸地区的人民，带动了周边城镇的兴起与发展，如今依然可以利用交织的航线推动城镇的建设和发展。在文化带建设过程中，要将其与河流两岸居民的生活和生产紧密联系起来，可建立一些文化创意小镇，进一步优化独具特色的城镇体系，使民众充分享受运河带来的便利与其对周边产业的益处。
再次，可深入挖掘运河的文化内涵，利用其山清水秀的自然景观打造养生旅游度假基地，对此可根据河段的特色和优势进行建设和规划，比如山东临清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承载了厚重的运河历史，可在当地建设博物馆、运河古街等项目。另外，在水源充足、绿化优美、气候适宜的地区可开发建设温泉旅游景点和休闲度假区，既扩建和维护了运河的生态环境区域，又助于弘扬悠久的运河历史和传播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精神，从而提升国民的认同感和文化自信。
最后，可积极打造融合了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多元特色文化产业，构建集生态、旅游和文化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产业链，以绿色生态为发展理念注重环境保护和多元文化产业的协同发展。同时，积极促进农业、林业、水利建设和文化产业的融合，形成产业和谐发展、共同促进的局面。
另外，可依托我国的国家战略和建设项目，积极发掘京杭运河的全球性战略意义，借此提升其在世界的关注度和影响力，以国际视野打造“世界运河文化之都”，建设极具标志性的运河文化景观，聚焦社会热点，使大运河的文化和历史传播得更为深远。
目前京杭大运河的文化带建设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所以必将以更为长远的目光从整体上提升其发展层次和水平。在文化带建设过程中，应当明确各河段的区域特点和历史变迁，采取多元化、差异化的发展战略，同时在保存珍贵的文化遗址的基础上加强对运河文化和历史的传播和弘扬，积极开拓和建设与其生态环境相适应的多元文化產业和旅游业，使运河持续不断地造福人民，将其绵延不绝的文化精神传扬给华夏儿女。
千年大运河· 文脉颂中华直播活动观后感心得体会2
京杭大运河北起通州，南至杭州，全长1700多公里。从文化的角度看，它具有很多特征，其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第一，大运河文化具有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双重性。中国古代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社会，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农耕经济就成为中原王朝的主要经济形态。大运河的产生与当时统治者争霸和巩固政权有直接关系，他们的政权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也是农业文明的组成部分。所以大运河实质是农业文明的产物。 大运河所经过的区域都是我国古代农业经济发达的地区。大运河的开发和保护必须与农田水利建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大运河不仅有调节沿岸生态平衡的作用，还可以起到防洪排涝的作用。尤其是隋唐以后，大运河的贯通直接加强了南北方农业生产技术的交流、南北方农作物品种的相互移植与栽培，促进了各地区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使运河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从而促进农业经济的稳定增长。当大运河形成以后，在服务当时统治者的同时，也带动了沿岸区域的商业发展。因运河而兴起的商业城市，创造了独特的运河商业文明，淮安、宝应、高邮、扬州因运河带动，工业、商贸及手工业极为发达;济宁是烟草盛产地，每年数百万银两交易量;仪征是盐、材料、煤、棉麻商品的集散地;苏州号称“天下第一码头”，各种集散于此;通州是全国物资流通枢纽和最大的中心集散地。应特别指出，明代中后期，在商品经济发达的运河区域，如苏州、杭州等地的某些行业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第二，大运河文化具有的包容性是其内在特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最新一版《行动指南》把大运河的特点归结为：“它代表了人类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不断得到体现……”这是对大运河文化的载体——大运河的特点的概括。大运河的最大特点就是“动”，包括人类的“动”，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动”，文化的“动”。大运河“动”的特点体现在文化上就是它的包容性。 大运河文化的包容性是大运河文化的内在特征，指的是大运河本身心胸的宽广。大运河沟通了燕文化区、赵文化区、齐鲁文化区和吴越文化区，由于各个区域地理环境的不同造成的自然条件的差异，生活习俗的不同所带来的文化背景的各异，军事上的封建割据所形成的政治体制的不同，这都形成各个区域的文化的不同。大运河贯通以后，运河区域的社会、经济得到不断的发展，这不仅为运河区域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也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大交流，使各种文化相互接触、整合，从而形成了大运河文化的包容性。
第三，大运河文化具有的开放性是其外在特征。大运河文化的开放性是大运河文化的外在特征，或者说是大运河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这和大运河文化的内在特征是分不开的，甚至可以说是由其内在特征，即包容性决定的。大运河文化的包容性是指它内在的胸怀。正是由于其宽广的胸怀，才有对待不同地方文化开放的自信。大运河文化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在具有较强的开拓性，善于兼收并蓄国内其他文化，融会贯通，逐步丰富自己的文化内容。例如，在唐代的时候，胡乐、胡舞、胡服，在运河流域就风靡一时。唐代大诗人、新乐府运动的核心人物元稹在《法曲》中写道：“女为胡妇学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在音乐、服装上吸取各地各民族的文化内涵。 大运河文化的开放性不仅体现在吸收对流域外各地文化精华上，还体现在吸收外域文化的精华。如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中国化，无论从佛教建筑、佛教造像、佛教仪式等各方面都呈现出中国特色。在运河沿线的北京、通州、扬州、苏州等地都有大量的寺庙，成为运河流域佛教的传播中心。如运河北端的通州，解放前几乎村村有寺庙，有的村甚至有几个庙。明代后期，从西方来的传教士利玛窦数次通过运河从张家湾登岸进京，通过各种努力，传教士们获得传教的合法地位。传教士们在传播教派的同时，把西方的自然科学成就也介绍到中国来，使当时的人们首次感受到西方文明的魅力，并拉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 大运河文化的开放性还体现在将中国文化传播到国外。运河沿岸的城市有很多都是对外文化输出的重要据点，尤其是京城和运河南部城市。从唐到清前期各代，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南亚诸国甚至是欧洲的客商、文化使者，经过运河沿岸城市到达当时的京城。这些人一方面带来自己的文化，传播在运河流域，同时也将中国的文化，尤其是运河沿线的文化带回本国。特别是在元朝以后，由于北京一直是强盛、统一封建王朝的首都，大运河成为东南亚诸国以及朝鲜、日本朝贡的首选路径。贡使们往来于运河之上，见证了帝国曾有的辉煌和大运河的繁华。
第四，“外柔内刚”是大运河文化的重要特征。在分析大运河文化特征时，人们常将其和长城文化一起比较，认为长城文化具有“阳刚”的性格，而大运河文化则具有“阴柔”的特征。这种观点只说对了一半，其实，大运河文化具有外柔内刚的特征。 从表面上看，大运河缺少长城的壮观，没有高大挺拔的外形，只是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一条人工河流，在普通人心里，大运河和普通河流没多大区别。这只是大运河“外柔”的一面，大运河还有“内刚”的一面，而且，也是大运河主要方面。 大运河文化的“刚”特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开凿和利用大运河体现出高瞻远瞩的战略智慧和治国理念。大运河虽不是军事防御工事，但大运河不仅可以保障军事物资的供应，还加强了南北的沟通，直接促进了国家经济的繁荣，政权长治久安，百姓安居乐业，这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高。大运河促进了国家的强盛，国家的强大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好保障。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开凿和利用大运河体现出高瞻远瞩的战略智慧和治国理念。其次，大运河是一项综合工程，要开凿并管理维护好大运河是对国家综合实力的检验，也有利于促进国家的综合实力。大运河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经济实力、管理能力、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保障。以科技为例，在北宋时期发明闸室技术，至今，还为三峡水利工程所采用;涵桥疏通技术已采用了与现代水轮机相同的技术;高精度利用等高线水文地理科学原理，为当代人惊叹。再次，从历史的角度看，更能发现大运河的“刚性”。在中国古代，似乎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大规模修筑长城的朝代，不是灭亡于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之下，就是在自己百姓的反抗洪流中退出历史舞台。而大运河畅通的时期往往是该王朝最强盛的时期，当大运河不能通航或部分废弃，必将给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甚至导致王朝的灭亡。所以大运河文化是“内刚”，这种“刚”是真正的“刚”。
以上四个特征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体现了大运河文化“融合”的性格。大运河文化的交流、融合是不同文化地域的文化元素之间的平等对话。不同的文化通过互动的解读与诠释，不断地冲突、融合并改变着，形成了大运河文化的自己的性格——“融合性” 要深入了解大运河文化还应从特征看到体现该特征的核心精神。大运河文化具有的四个基本特征，实质上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和”文化的体现，或者说大运河文化的核心精神就是“和文化”。 所谓“和”，是指和谐、和平，其初义是声音相应和谐。中华和文化人文精神源远流长，《国语·郑语》记载了西周末年史伯论和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老子讲“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之所以能化生万物，是因为道蕴含着阴阳两个相反方面，阴阳相互作用而构成“和”，“和”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管子》认为畜养道德，人民就和，“和合故能习”。和谐所以团聚，就不会受伤害。墨子认为“和”是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根本原则，而“离散不能相和合”。“和”是社会和谐、安定的调节剂。 孔子以“和”作为人文精神的核心，强调“礼之用，和为贵”。他主张治国处事、礼仪制度应以和为价值标准。为政“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猛宽相济互补。处理人与人关系，“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表示孔子对“和而不同”的赞成态度。 除此之外，在儒家经典中，还有许多关于“和”的论述。《淮南子》：“天地之气，莫大于和……阴阳相接，乃能成和。”《中庸》：“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礼记》：“人之所以群居，和壹之理尽矣。”董仲舒：“德莫大于和”，“和者，天地之正也”，王夫之：“阴与阳和，神与气和，是谓太和”等。“和”成为中国文化思想中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尤其是大运河文化集中体现了“和”思想。大运河文化的四个基本特征都是“和”文化的体现。
千年大运河· 文脉颂中华直播活动观后感心得体会3
京杭大运河对中国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特别是对沿线地区工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元代会通河和通惠河开通后，京杭运河完成，明代进行了大规模整修，建立了完善的漕运管理制度，600年间，运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南北交通要道，商运繁盛，运河两岸兴起数十座商业城镇，对古代经济的贡献无法估量。
大运河的开掘加强南北交通和交流，巩固中央政府对全国的统治，加强对江南地区的经济建设，促进了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相融合，并且方便南粮北运。漕运之便，泽被沿运河两岸，不少城市因之而兴，积淀了深厚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
关键词：认知|情境性|生成|具身化|动力学。
随着认知的计算隐喻的局限和困境的加深，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认知科学中具身化（embodiment）的观念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强调：“在哲学、心理学、神经科学、机器人学、教育、认知人类学、语言学以及行为和思想的动力系统进路（approach）中，人们已经日益频繁地谈到具身化和情境性（situatedness）。”[1]例如，在认知发展领域有西伦（E. Thelen）的工作；在语言学领域有莱考夫（G. Lakoff）和约翰逊（M. Johnson）的工作；在机器人学领域有鲍拉德（Ballard）、黑霍（Hayhoe）、普克（Pook）、和劳（Rao）的工作；在神经科学和动力学领域有西伦、盖拉德（T. van Gelder）、希尔（Chiel）、比尔（Beer）、埃德尔曼（G. M. Edelman）；在哲学领域有克拉克（A. Clark）、瓦雷拉（F. J. Varel）、汤普森（E. Thompson）和罗施（Rosch）的工作；等等。
1 具身认知
1.1 关于“embodied” 和“embodiment”的译法和用法
目前关于“embodiment”和“embodied”，国内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译法。但从“embodied mind”和“embodied cognition”所强调的一般观点来看，“embodied”是指：心智和认知是与具体的身体密切相关[2]，它们之间存在内在的和本质的关联。从发生和起源的观点看，心智和认知必然以一个在环境中的具体的身体结构和身体活动为基础，因此，最初的心智和认知是基于身体和涉及身体的，心智始终是具（体）身（体）的心智，而最初的认知则始终与具（体）身（体）结构和活动图式内在关联。因此，我们把“embodied”译为“具身的”，“embodiment”译为“具身化”。但随着embodied cognitive sciences研究的深入，“embodied”的内涵已经被极大地扩展和丰富了，它和情境性的概念已经融合在一起了。
关于“embodied”的搭配用法，我们以茨马克（T. Ziemke）的列举为例：
具身化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已经被广泛地用在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的文献中，诸如这样的术语：embodied mind， embodied intelligence (e.g. Brooks， 1991)， embodied action， embodied cognition， embodied AI， and embodied cognitive science). 而且，明显存在具身
化的不同类型和概念，如situated embodiment， mechanistic embodiment， phenomenal embodiment， natural embodimen， naturalistic embodiment， social embodiment， 另加本文中的historical， physical， organismoid， and organismic embodiment. [3]
1.2 相关的概念
在当前的认知科学中，人们对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观念的描述使用了几个与“具身的”含义相似的但着眼点不同的概念，如：“情境性”（situatedness/embeddedness）、“生成”（enaction）。
情境性
情境性和具身化观念密切相关，它们都是在反对传统的认知主义的基础上，最初从不同的侧面提出的。认知的情境性研究拒绝认知主义的如下的几个基本观点，认知主义认为认知是：（1）个体的，即认知由孤立的个体进行；（2）理性的，即认知的首要范例是概念思维；（3）抽象的，即身体和环境在认知中是次要的；（4）分离的，即思维与知觉和身体活动在逻辑上是分离；（5）普遍的，即认知科学是寻找一般智力活动的普遍原则，它适用于所有个体和所有环境。
与之相反，情境性的研究认为，认知是：（1）社会的，即认知发生于人类构造的共同体中；（2）具身的，即身体的物理方面在实际和理论两个方面都是重要的；（3）具体的，即认知的实现和环境的物理约束是极为重要的；（4）定域的（located），即情境依赖是人类活动的一般特征；（5）参与的，即认知是与周围环境的持续的相互作用。[4]
生成
“生成的”（enactive）是瓦雷拉等人在《具身心智：认知科学和人类经验》这部经典著作中引入的一个概念。在认知科学中，它是一个和“embodied”同等重要的概念，在一些学者中它们甚至被等价地使用。“enactive cognition”表达了一种不同于经验论（极端的客观主义）也不同于唯理论（极端的主观主义）的认知方向。瓦雷拉等人选择这个术语来“强调这个日益增长的确信：认知不是一个预先给予的心智对预先给予的世界的表征，认知毋宁是在‘在世存在’（being in the world）施行的多样性作用的历史的基础上的世界和心智的生成”。根据“enactive”的含义，瓦雷拉等人认为，知识有赖于与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社会历史——简言之，我们的具身化——不可分离的在世界中的存在（being in a world），知识不是存储在心智中，而是在世界的交往活动中发展的，认知者处身于（situated in）世界中，认知者和其实践的世界彼此蕴含在相互生成的过程中。[5]
1.3 具身认知的含义
这里，我们给出三个对“具身的”看法：
（1）瓦雷拉等人
通过“具身的”这个术语，我们想要强调两点：首先，认知依赖于经验的种类，这些经验出自于具有各种感觉肌动（sensorimotor）能力的身体，其次，这些个体的感觉肌动能力本身根植于（embedded in）一个更广泛的生物的、心理的和文化的情境中。[6]
（2）西伦
认知是具身的，就是说认知源于身体和世界的相互作用。从这个观点看，认知依赖于经验的种类，这些经验出自于具有特殊的知觉和肌动（motor）能力的身体，而这些能力不可分离地相连在一起，并且共同形成了一个记忆、情绪、语言和生命的其它方面在其中编织在一起的机体（matrix）。具身认知的当代观念反对盛行的认知主义的立场，这个立场视心智为一个操作符号的装置，因此这个立场专注于形式规则和过程，通过它们符号恰当地表征了世界。[7]
（3）莱考夫和约翰逊在批判理性主义的理性观时提出：
理性并非如传统大多数认为的那样是非具身的（disedmodied），而是源自我们的大脑、身体和身体经验的本性。声称我们需要一个身体来进行推理，这并非平淡无奇和显而易见，毋宁说，理性的结构本身正是来自于我们具身化的细节，这个主张是惊人的。使得我们得以知觉和四处活动的同样的神经和认知机制也创造着我们的概念系统和理性模式。因此，要理解理性，我们必须理解我们的视觉系统、运动系统以及一般的神经绑定（binding）机制的细节。总之，理性无论如何不是这个宇宙或非具身心智的先验特征。相反，它完全是由人身体的特性、我们大脑神经结构的非凡细节以及我们在世界中的日常活动的细节（specifics）所塑造的。[8]
1.4 具身认知范式
汤普森认为[9]，生成的认知科学（enactive cognitive sciences）或具身的认知科学（embodied cognitive sciences）涉及三个论题：
（1）
具身化：人的心智不是局限在头脑（head）中，它具身于（embodied in）整个有机体中，而有机体根植于环境中；
（2）
具身认知的涌现（Emergence）的动力学机制：具身认知是由涌现的和自组织的过程构成的，该过程通过藕合（coupling）或交互的因果性（reciprocal causality）使大脑（神经系统）、身体和环境相互连接在一起。
（3）
自我－他者的共同决定（Self-Other Co-Determination）：在社会生物中，具身认知是从自我－他者的主体间的动态的共同决定中涌现出来的。
这三个论题表明具身认知观与表征的和计算的认知主义（cognitivism）的认知观的对立。现在，具身认知不仅是一种起于哲学的观念，而且已成为明确的认知研究进路、纲领和范式。瓦雷拉（F. J. Varela）等人区分了认知科学研究演进的三个圆环（如图[10]）：认知主义、涌现（联结主义）和生成论（enactivism）（或具身范式）。与之相似，莱考夫和约翰逊区分了认知科学发展中的两个范式：“第一代认知科学”（first-generation cognitive sciences）和“第二代认知科学”（second-generation cognitive sciences），或者是“非具身认知科学”（disembodied cognitive sciences）和“具身认知科学”（embodied cognitive sciences）。[11]
如果我们把“具身的”、“生成的”、“情境的”这些概念所强调的不同侧面结合起来，我们给出具身认知的一个更全面的表达：认知是根植于自然中的有机体适应自然环境而发展起来的一种能力，它经历一个连续的复杂进化发展过程，它最初是在具有神经系统（脑）的身体和环境相互作用的动力过程中生成的，并发展为高级的、基于语义符号的认知能力；就情境的方面而言，认知是一个系统的事件，而不是个体的独立的事件，因为认知不是排除了身体、世界和活动（action）而专属于个体的心智（大脑）并由它独立完成的事件。
2 具身认知的两个维度：连续的进化和暧昧的身体
2.1连续的进化
认知主义将认知抽象为一个独立于身体活动和环境的内在的表征和计算。但真实的是，认知不是一个纯粹内在发生的、独立进行的事件；也许认知主义的这种抽象的和二元论的看法只有从认知的高级水平，即笛卡尔的“我思”——科学、数学和逻辑思维——上看才是“显然的”。但是如果我们接受进化的连续性，那么认知就不可能一开始就处于高级水平，但传统的认识论以及认知主义只顾到高级水平的认知，换言之，即只顾到认知的某些完成形态。因此，皮亚杰认为，对认知的研究必须追溯认知的发生和起源，“发生认识论的目的就在于研究各种认识的起源，从最低级形式的认识开始，并追踪这种认识向以后各个水平的发展情况，一直追踪到科学思维并包括科学思维。” [12]从这样的角度看，认知必然有一个种系发生和个体发生的历史。我们的结论是：在人类和狗之间，在猫和阿米巴虫之间，在成人和幼儿之间，必然存在一个渐进的差别和连续性。认知是一个连续的复杂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无历史的逻辑能力。[13]因此，莱考夫和约翰逊认为：理性是进化的，因为抽象的理性是建立于，并使用出现在“低等”动物中的知觉和运动推理形式。这个结果是理性的达尔文主义，一个合理性的达尔文主义：理性，即便是其最抽象的形式中，是使用而不是超越我们的动物本性。理性是进化的这个发现完全改变了我们与其他动物的关系而且也改变了我们关于人是唯一理性的概念。因此理性并不是一个将人从动物中分离出来的本质。毋宁说，它将我们置于一个与动物的连续统（continuum）中。[14]
当我们接受这样一个进化的认知观点，我们就不得不重新审视同样具有广延特性的身体的认知作用。因为，认知的初级形式的演化大都表现于身体活动的能力，而且只有通过一个有广延的身体我们才和自然真正联系在一起的，认识论的二元论分界才会在演化的连续性中渐渐变得模糊。
2.2 暧昧的身体
认知最初能以具身的方式实现，是因为身体已经不再是一般的物理学的物体，它是生物学的有机体，是与环境进行接触和相互作用并能完成种种动作图式的活的身体（lived body），是社会文化中的身体－主体（body-subject）。[15]在认知上，身体是具有相对同一性（identity）和独立特性的一个系统的整体。
我们的身体是我们和世界接触的媒介，因为我们的身体也有物理的特性，所以我们才能“在世存在”，我们才能与其它的自然之物同处一个世界和共同拥有一个世界，所以我们必须遵循同样机械生理学和生物力学的要求。我们不可能飞翔，因为我们的身体没有像鸟的身体那种适应空气动力学的身体结构。
在我们的身体经验中，梅洛－庞蒂（Merlau-Ponty）看到了身体经验的暧昧性或两义性（ambiguity）。我们被经验到的身体不是笛卡尔二元论意义上与“我思”对立的单纯广延的物体，它既非纯粹无意识的活动，但也不完全是先验意义上的无广延的纯粹意识。我们的身体具有非二元论的双重的特性，我们身体的这种特异性在于它既是能感觉的（sensible）也是敏感的（sensitive），同一个手既能触摸也能被触。身体既是被动的也是主动的，它对刺激做出反应，但也赋予刺激一种意义。例如，当我们打击到一个面团和一个人的身体时，面团和身体同样的物理上的凹陷反应，但身体还有避开打击带来疼痛的躲避反射。因此，身体已经是意向性的身体，但不是纯粹“我思”的意向性，而是在世界中生存的意向性：
反射不是客观刺激的结果，而是转向客观刺激，给予客观刺激一种意义，客观刺激不是逐个地和作为物理因素获得意义的，而是把它当作情境时获得的。反射使客观刺激作为情境存在，并与之处于一种“认知的”关系中，即把客观刺激当作它一定要面对的东西。由于反射向着情境意义开放，由于知觉一开始没有确定一个认识对象，由于知觉是我们的整个存在的意向，所以反射和知觉是一种前客观看法的样式，即我们称之为在世存在的东西。[16]
因此，身体及其活动图式既满足于物体活动的要求，它也满足生存意向的认知要求：例如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讨论了身体空间的扩展性（盲人的手杖）、作为性别的身体、作为表达和言语的身体等。在生存的意向上，我们身体系统的结构和活动图式最初已经是藕合于世界的认知系统了。“我们的知觉范畴和形式，在个体经验之前已经确定了，它们适应于外部世界，其理由完全相同于在马出生前马的蹄子已经适应于大草原（steppe）的地面和鱼在孵化前鱼的鳍已经适应于水。” [17]
3 心智和认知是如何具身的呢？
我们应该不只是确信心智和认知是具身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知到它们是如何具身的。为此，我们仅提示性地考察两个方面：（1）身体活动向高级认知的发展和在其中的作用，这里我们涉及皮亚杰/维果斯基的动作内化理论和莱考夫/约翰逊的概念隐喻思想；（2）认知的具身研究的动力学方法，这里我们涉及当今认知研究的动力系统理论。
3.1 动作内化（internalization）
尽管人们在直观感性上认为，身体动作或活动（action）与心理和认知发展之间具有直接密切的联系。但是直到皮亚杰和维果斯基提出认知的动作内化理论后，动作和认知发展的多学科的系统研究才蓬勃发展起来。
皮亚杰认为，身体活动既是感知的源泉，又是思维发展的基础；认知结构的起源是动作的一般性协调，而动作是身体与环境在相互作用的活动中的最初的接触面和接触方式，是主客体的桥梁；主体为认识客体必须对客体施加动作，如吃苹果。在这类作用中，心理和认知结构以一个连续的同化（assimilation）－顺应（accommodation）和结构－建构的动力过程不断改变和重建；一些初级的动作以及其它许多更复杂的动作逐渐在心理水平上进行着，它们成为内化的思维活动，即形式运算。
维果斯基（Lev Semenovich Vygotsky）最早提出了外部动作“内化”为智力活动的理论。他认为符号的运用使得心理活动得到了根本的改进。没有语言的心理活动是“直接的、不随意的、低级的、自然的”，只有掌握了语言后才能转变为“间接的、任意的、高级的、社会历史的”。操作外界事物的外部形式的活动，即从感知运动向语言思维的过渡。维果斯基强调“活动”的作用，并运用外部活动和内活动相互转化的唯物辩证法，揭示儿童思维发展的动力。[18]
3.2 隐喻投射
莱考夫和约翰逊在《肉身中的哲学：具身心智及其对西方思想的挑战》中开宗明义地提到认知科学的三个主要发现：心智原本是具身的；思维大都是无意识的；抽象概念大部分是隐喻的。[19]这三点指明了身体在认知和心智中的基础性和运作方式，而第三点特别表明高级阶段的抽象概念和思维发生于身体经验的一种途径，即通过隐喻投射而形成概念隐喻。
长时间人们持有的看法认为：只有人的头脑（head）才可以形成概念，理性思维同知觉和行为是无关的，与人的感觉肌动系统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概念一定是抽象的，是非具身的（disembodied）。但以莱考夫等人为代表的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推翻了这种看法。
在认知语言学看来，隐喻具有普遍性，隐喻是人类认知过程中的重要的、基本的方式之一。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中概念意义的获得和概念体系的结构不是凭空产生的，从发生的过程看，它们源于人们最初的身体经验的隐喻投射。身体经验被用于抽象概念是司空见惯的，如Affection Is Warmth，Important Is Big，Happy Is Up，Intimacy Is Closeness…[20]。隐喻投射之所以可能，首先是因为人类的身体经验本身是直接的、有意义的结构。莱考夫和约翰逊认为，抽象概念之前的身体经验至少存在两种结构：
（1）
基本层次结构（basic-level structure）
“家具－椅子－摇椅”、“交通工具－汽车－赛车”，这显示了人类范畴的一个基本层次结构，即上位范畴（superordinate category）－基本水平范畴（basic-level category）－下属范畴（subordinate category）。在这三个层级中，我们的知觉系统最容易区分出基本水平范畴，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布伦特·伯林（Brent Berlin）、埃莉诺·罗施（Eleanor Rosch）、卡罗林·默维斯（Carolyn Mervis）和他们的合作者发现，这种中间水平的范畴在认知上是“基本的”——也就是说，与“上位”范畴，如家具和交通工具，和下属范畴，如摇椅和赛车，相比，它们有一种认知优先性。[21]。伯林和罗施发现，基本水平范畴的认知优先性有赖于我们的身体经验，基本水平和非基本水平范畴的区分是基于身体的，也就是说，基于格式塔知觉、肌动计划和心理意象（mental image）。
（2）
意象图式结构（image-schematic structure）
意象图式结构是指那些在我们的日常身体活动经验中反复出现、相对简单的结构和空间方位关系，前者如容器图式（Container）、路径图式（Path）、力－动力图式（force-dynamic）等，后者如部分－整体（Part－Whole）、中心－边缘（Center-Periphery）、近－远（Near-Far）等。
意象图式是通过身体来理解的。像前和后这样的概念出自身体，依赖于身体，并且如果我们没有我们所有的这种身体，它们就不会存在。这对于基本的力－动力图式（推、拉、推进、支撑和平衡）也是同样的。我们理解这些是通过使用我们的身体部分以及我们移动它们（特别是我们的胳膊、手和腿）的能力。我们的身体是呼吸空气、吸收营养和排泄废物的容器。我们一直以容器（屋子、床、建筑）定向我们的身体。我们也把抽象的容器投射到空间的区域上，如同当我们理解一大群蜜蜂存在于一个花园里。同样，每次我们看见某物移动，或移动我们自己时，我们就以源－路径－目标图式来理解那个运动并进行相应的推理。[22]
3.3 认知具身化研究的动力学方法
我们说认知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而是一个系统事件，不是一个简单的系统事件，而是包含了脑神经系统在内的复杂的系统事件。也就是说，认知是认知者（agent）（身体和大脑）与环境（自然和社会文化）的内在的、不可分离的相互作用的生成过程（如图[23]）。例如冯·盖尔德（Tim van Gelder）说，“认知系统不仅仅被封装在大脑中，确切地说，神经系统、身体和环境都持续地改变着，并且同时地彼此影响，所以真正的认知系统是包含这三者的单一的统一的系统。” [24]更通俗地说，认知是情境化的过程。但这些说法不过是一些过于“粗糙的”的定性描述。我们如何能够更实际地了解具身认知的实现机制呢？目前的认知的动力系统理论（dynamic systems theory，DST)的进路正在发展这种实现的可能性。
相对于认知的计算假设（Computational Hypothesis， CH），盖尔德1995年给出了一个认知的动力学假设（Dynamical Hypothesis， DH）：“自然认知系统是某些种类的动力系统，而且从动力学眼光来理解是对认知系统最好的理解。” [25]应该说，当前认知的动力系统进路的观念并不是全新的。例如，早在20世纪50年代，阿史比（W. Ross Ashby）就预见性地提出：所有的认知或许都能由动力系统模型来解释。[26]但是限于当时缺乏适当的数学工具和实现这种模型的计算方法，以至于在Ashby的建议之后很少有后继的研究。
应该看到，认知的动力系统研究本身不是一个范式，而是实现“激进具身认知论题”（The Radical Embodied Cognition Thesis）的数学方法和工具，其观念基础仍然是具身化、情境性和生成等概念。
动力学假说是以数学的动力系统理论为基础描述认知。动力系统理论（DST）是数学的一个分支，它以本质上是几何学的概念来描述系统演变的行为。其概念术语一般有：状态空间（state space）或相空间（phase space）、参数（parameter）、路径（path）或轨迹（trajectory）、拓扑学（topology）、吸引子（attractor）、稳定性（stability）、藕合（coupling）、分岔（bifurcation）、确定性混沌（deterministic chaos）和初始状态敏感性（sensitivity to initial conditions）等。利用这些概念，动力学家试图理解认知系统的过程和行为。他们用微分方程组来表达处在状态空间的认知主体的认知轨迹，特别是通过在一定环境下和一定的内部压力下的认知主体的思想轨迹来详尽考察认知。认知主体的思想和行为都受微分方程的支配。系统中的变量是不断演变的，系统服从于非线性微分方程，一般来讲是复杂的，是确定的。
目前动力学家已经提出了一些动力系统模型的实例[27]。这里，我们只简述一下汤普森（E. Thompson）和瓦雷拉的神经动力学的“互返的因果关系”（reciprocal causation）概念[28]，因为这个概念是关系整体论（relational holism）的动力系统中的作用的一个一般形式，即部分－整体的互返关系。这个概念的意思是说，在动力系统中，局部和全局之间存在一个双向的因果关系：既有局部到全局的上行的因果关系（upward causation），也有一个全局到局部的下行的因果关系（downward causation）。应该说，这和解释学循环的结构是同型的。
近年来动力系统理论也被用到动作发展的机制上。多年以来，动作的发展曾被认为是随神经系统的不断成熟，逐渐实现对肌肉日益准确控制的过程和结果。著名神经科学伯恩斯坦（N. Bernstein）对此予以质疑，指出单有神经系统并不能解释复杂动作模式的形成。他认为，在动作的发展中，不仅仅是神经系统如何实现对肌肉的控制，同时也涉及肌肉活动、重心引力、活动平面的支撑等因素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的协调，后者不是由神经系统预先设定的，而是机体借助活动经验掌握的。[29]西伦将动力系统观引入儿童发展研究[30]，她对婴儿行走和踢腿动作的发展进行了研究，提出精确（fine）动作模式的形成和转变是神经系统指令与身体姿势、肌肉重量、肢体长度、动作活动的环境条件等相互作用的结果，动作依赖于动作系统中的所有要素。在发展机制的问题上，动力学理论强调动作是复杂的自组织系统，特定动作协调和控制性的提高来源于机体对特定生物力学问题的解决。例如，学习行走必须解决重心稳定问题，学习够取物体必须保持手臂的稳定性。这就是说，不是神经系统对肌肉的控制导致动作的发展，而是动作活动提出的生物力学问题要求神经系统借助于不断的练习和反馈，实现对肌肉的有效控制。动作活动提出的生物力学问题不同，那么神经系统对肌肉的控制必定不同。[31]
4 结语
这些研究表明，认知并不单是在脑神经系统中的表征的操作；确切地说，认知最初是在活的身体的界面上进行的，只是到了认知发展的高级阶段，特别是到了符号语义的阶段，认知的内在表征方面才高度发展并成为认知活动的重要领域。在这个阶段，有赖于符号语义特性，认知不再局限于实时的（real-time）的环境，人脑的高度发展的神经系统为离线（off-line）认知准备了一个内在的、想像力的空间，认知者不再非要处于实时的环境中和实际的对象交往，于是在某种程度上，认知成了处理心理表征的过程。这也正是认知主义所聚焦的阶段，但认知主义过于孤立地看待这个阶段而无视它的发展和起源。
具身认知作为一个范式必然有其最初的观念上的变革，它有许多重要的思想先驱，目前逼近它的研究方法更是涉及众多领域。一个对认知更为全景的轮廓正在逐渐形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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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odiment of Cognition
Abstract : The notion of embodiment in Cognitive Science is being reinforced due to the limitation and trouble of computational metaphor in cognition since the 80s of last century. Embodiment， situatedness and enaction have merged into each other comprehensively in cognitive science. The embodied cognition holds that cognition is not a transcendental logical competence， but a continuous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situatedness; That the body is at the core of cognition originates from the fact that bodily actions itself reveals the existential intentionality to impulse cognitive development. The internalization theory by Piajet & Vygotsky， the metaphorical mapping theory by Lakoff & Johnson have shed light on how the bodily actions is proceeding toward cognition in higher level. At present， benefitting from the Dynamic System Theory， the research of neural modeling of embodied cognition is developing vigorously. Thus， a more stereographic view of cognition has come into being.
关键词:知识创造 SECI模型 默会知识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4-031-04
当今世界,自主创新能力已经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所以,如何在企业中实施知识创造,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成为了当下企业十分关注的问题。
知识被认为是“唯一有意义的资源”(Drucket,1993)、是企业的一种市场权力与优势,同时也是个人的一种权力和优势。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The knowledge-based view of the firm)是企业理论的最新发展(Nonaka等,2000)。该理论认为,企业是一个知识创造(knowledge-creating)体,并认为知识连同创造和利用这些知识的能力是一个企业竞争优势的最重要的来源(Nonaka,1990,1991,1994;Prahalad and Hamel,1990;Nelson,1991;Leonard-barton,1995;Kogut and Zander,1996;Nahapiet and Ghoshal,1998;Spender,1996)。在组织性知识创造的机制的研究中,被引用最为广泛和最有说服力的核心理论是日本一桥大学教授Nonaka等学者提出的SECI知识创造螺旋模型。本文以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的观点围绕SECI知识创造螺旋模型,说明企业是如何进行知识创造的、这些知识创造活动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才得以顺利进行、而知识创造存在着什么样的成本与风险等等问题。
一、企业中默会知识的主要特征
1.知识。关于什么是知识?Davenport和Prusak(1998)从组织的观点认为,“知识是一种有组织的经验、价值观、相关信息及洞察力的动态组合,它所构成的框架可以不断地评价和吸收新的经验和信息。它起源于并且作用于有知识的人们的头脑。在组织结构中,它不但存在于文件或档案之中,还存在于组织机构的程序之中。”在他们看来,知识是一种流动性质的综合体;它包括结构化的经验、价值以及经过文字化的信息,同时也包括专家独特的见解,专家为新经验的评估、整合与信息等提供框架。此外,Davenport和Prusak(1998)同时也提到“资料―信息―知识”的层级概念,并做了明确的定义与说明:“资料”是对事件审慎、客观的记录,“信息”是由原始数据经过处理后所产生具有关联与目标的数据,“知识”则是一种流动性质的综合体。
2.知识的分类。匈牙利裔英国哲学家波兰尼(Michael Polanyi)(1958)在《个人知识》一书中提出了“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的概念,从而将知识分为默会(Tacit)与显性(Explicit)两类。
Nonaka和Takeuchi(1995)继承了这一分类,并将显性知识定义为“可以用文字和数字来表达的客观且形而上的知识。”显性知识有规则也有系统可循,可用文字和数字来表达,且容易转化为数据、文件、科学公式,标准化的程序来进行沟通与分享。对于默会知识,他们则认为默会知识是“无法用文字或句子表达,主观而且实质的知识。”默会知识极为个人化且难以形式化,因此不容易与他人进行分享与沟通;并且,默会知识是深植于个人的行动与经验当中,同时也存在于个人的价值观、理想与感情之上。进一步地,他们认为默会知识又可分为认知型(Cognitive)默会与技能型(Technical)默会。认知型默会,是指储存于个人的心智模式内,难以外化表达的一些抽象观念、判断、直觉、见解等。技能型默会,是指要通过身体力行,不断地训练由干中学才能获得的技能。
Nonaka和Takeuchi(1995)综合各家学者对于默会与显性知识的研究,列举出默会知识与显性知识的区别,如下表所示。
3.企业中默会知识的主要特征。学者们(魏华飞等,2004;王庆年等,2005;王秀红等,2005;曾立,2005)认为,默会知识至少具有以下特征:(1)默会知识具有个体性和垄断性。默会知识是主体根据其实践经验而领悟和总结出来的,会因其主体不同而有差异。由于知识主体是不会随意自动实现知识的共享的,于是默会知识的垄断性也就凸现了出来。(2)默会知识具有情景性。默会知识是主体在处理一定的客观事件时,所运用的知识、经验和能力,是镶嵌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的,它与实践的环境、对象等紧密联系,具有情境性。(3)默会知识具有转移的困难性、难以模拟性以及其载体上的依附性。默会知识的转移包括个体自身的知识流动、个体之间的知识流动、团队之间的知识流动、部门之间的知识流动、个体向团队的知识转移、团队向部门的知识转移、部门向组织的知识转移、组织向部门的知识转移、部门向团队的转移、团队向个体的知识转移。前四种知识转移是组织内部同一层面的知识流动,这涉及到知识主体对组织的贡献和知识主体所能获得的利益,中间三种知识的转移因流动的层次性比较明显而显现出与组织发展强正相关的作用,后三种知识转移属于惯性流动。(4)默会知识主体收益具有不确定性。一个组织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是其个体的知识以及个体们用他们的知识为企业或者组织作出的贡献。组织内部显性知识的价值是一种可以度量的知识,而默会知识是一种属于个人拥有深层次的知识,它的价值化不是简单地通过网络平台或者企业文化的刺激就可以实现的。如果默会知识主体将其共享,那么默会知识的垄断性也就被打破,由默会知识带来的超额利益以及个人的内心成就感也随之消失。(5)默会知识理论上的优先性。默会知识相对于显性知识具有优先性,即默会知识在企业中不仅大量存在着,而且其重要性要大于显性知识。默会维度相对于明确(显性)知识具有理论上的优先性(郁振华,2001)。“默会知识是自足的,而明确(显性)知识则必须依赖于被默会地理解和运用。因此,所有的知识不是默会知识就是植根于默会知识。一种完全明确的知识是不可思议的。”(Michael Polanyi,1969,p144)。
默会知识的特征决定了拥有知识优势的企业将继续拥有知识优势,企业如何在保持原有知识存量的基础上调整其知识结构、创造出新的知识是面临激烈市场竞争和面临自主创新课题的企业需要面对的重大挑战。
二、组织性知识创造模型:SECI知识创造螺旋模型
首先要指出,这里的知识创造模型中的“知识创造”是广义的“知识创造”,即其包括知识获取和知识共享行为。因为知识获取是知识创造的前提,只有通过知识获取从而具备了一定的知识存量,企业才能进行知识创造;而知识共享是知识创造活动必不可少的环节和手段,只有实现了知识共享才能更加有效地进行知识创造。当然,这三者的关系是动态的、辩证的。知识创造可以扩展知识获取和知识共享的途径、可以丰富知识获取和知识共享的内容。
Nonaka等学者认为,知识创造是个人、团队和组织三者在“场(Ba)”这个环境下对显性知识与默会知识之间动态的一种螺旋式运动。这两种知识互动之结果会导致新知识之创造。这两种知识有四种可能之组合,因而可想象到有四种转化类型:(1)社会化(Socialization),(2)外化(Externalization),(3)组合(Combination),以及(4)内化(Internalization)。通常知识在SECI模型每个阶段的转化过程中,会不断地自我突破与超越,而且知识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不断增加,并显现了螺旋式的演进轨迹。现将SECI模型中四个知识转化阶段模型的情况分别简述如下:
1.社会化(Socialization):从默会知识到默会知识。社会化指的是默会知识向默会知识的转化。它通过让许多的个人共同在一起生活、工作,而非只靠书面教导,使大家相互了解彼此的思想与感觉,因而促使个人之间彼此交换及分享其默会知识。在这里,一个人不需要使用语言,就能够直接从他人那里获得默会知识。例如,学徒在跟师傅学习手艺的时候,很多情况下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观察、模仿和实践来学习师傅的默会知识。
而在商务活动中,社会化是利用彼此相邻近而且往来频繁的关系,而获取默会知识。例如:公司与上游供应商及下游顾客直接交往及互动,因而获得了知识。经常在公司内部各部门走动及视察,从而获得默会知识。社会化也包括默会知识的散布。将一个人现存的想法(ideas)或意念(images)直接传达或移转给他的同事或部属,强调“大我”的精神,愿意让人分享他个人的知识,因而创造了一个共有的知识转化之“场”。
2.外化(Externalization):从默会知识到显性知识。外化就是把默会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的过程。它通过将默会知识以让人能理解的形式表达出来,并使人明白。由于知识的默会性,在这里,外化要有效的实现,就必须借助隐喻、比喻、类比、假设等形式等手段来表达默会知识。在知识创造过程的外化阶段,个人(an individual)变成团队(the group)中的一分子。团队中的个人超越了他自己的内圈与圈外的界线,并将个人的心思、意念与想法表达出来,彼此相互交流及回应,进而整合成该群体的心智世界。因此,将个人的默会知识转化成显性知识,以及在知识的团队整合之过程中,显现自我超越是其关键要素。
在商务活动中,外化最好具备下列两个要素:将默会知识转化成显性知识,这会涉及一些表达的技术,以便将一个人的想法或心意利用文字、概念、比喻性文字与图片或影片等视觉教育器材等,以交谈或对话等方式加以清楚地表达出来。将顾客或专家们高度个人化、高度专业化的默会知识转变成可以理解的形式,这会涉及演绎或推论技巧,因而必须善于运用创造性推论。
3.组合(Combination):从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组合就是将已有的显性知识转化成为更复杂、更多样的显性知识。在这个阶段的关键问题包括知识的传播、扩散过程与系统化。在外化阶段所产生的新知识在进入组合阶段后就超越了各自的团队本身,而在各团队间进行有系统的相互交流及扩散。
在商务活动中,组合阶段包含下列程序:从公司内部或外部搜集已公开的资料等外化知识,然后加以整合成新的显性知识。利用报告、开会或互联网等方式将这种新知识传播给组织成员。将显性知识重新加以汇总及处理,使之变成公司的计划、报告或市场数据,以方便使用。
4.内化(Internalization):从显性知识到默会知识。最后,将新创造的知识综合起来,并加以内化,亦即将显性知识转化成组织新的默会知识。个人必须了解他在组织中所处的地位,并从组织的知识中找出他个人所需的相关知识,从而转化为个人的默会知识。培训、干中学以及在实务上不断练习(exercises)都可以让人逐渐接触和获取到团队或整个组织的知识。
在商务活动中,内化至少包含下列两个层面:必须将显性知识变成具体措施,并付之行动。换言之,在将显性知识内化的过程中,就可针对策略、行动方案、创新或改善等方面构思出实际的构想或实施办法。例如,大型组织所实施的教育培训计划可以帮助员工了解整个组织及全体员工的情况。还可以利用模拟或实验等方式,帮助员工在虚拟情况下借助实习过程来学习新观念或新方法。
总之,SECI模型是描述显性与默会知识相互交替与转化的一种动态程序。从该模型我们知道,在各种企业组织之内,透过一系列的自我超越程序会展现出四种知识创造的型态。而这个过程是一个不断地螺旋上升过程:……社会化外化组合内化社会化……(如下图所示。)
三、SECI模型的促成条件、分本与风险分析
SECI模型并不是自然而然、理所当然就产生的。例如,作为理性人的一般企业经理人或员工不愿意分享他们所掌握的知识,是因为他们相信知识就是力量(培根语),所以他们紧紧抓住自己所知道的一切,以此维系他们的权力和优势。而且知识不像传统的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知识是锁在人们心脑之中的资源,而创造和分享知识是一项无形的活动,无法加以监督或强迫,只有人们自愿合作时才会产生。因此每一个员工个体拥有自己的独特信息,这类信息只能在员工积极合作条件下才能用(林育理,2005)。另一方面,知识创造的绩效会因为行业性质、企业规模结构等因素而不同,且差异非常明显。知识是中性的,对企业影响是利是弊未定,要看制度安排。而且,我们认为,不是所有的知识创造都是可行的,知识创造是有成本和风险的。知识创造的成本包括投入的成本、机会成本和时间成本等。正因为知识创造存在成本,相应地,知识创造也就产生了风险的问题。此外,组织性知识创造并不只是意味着成员之间相互补充,也可能意味着成员之间的相互抵触。知识是一个存量,知识创造是一个流量,所以在知识创造的企业中,随着知识创造的流量的增加,知识存量也在增加,且可能是几何级数增加。而每一个时点的庞大的知识存量无疑为下一个时点的知识创造提供更好、更高的平台。所以,知识存量丰富的大企业更加容易进行知识创造,但是,本文最后将提出设想指出,如此一个知识存量丰富的大企业却有可能面临路径依赖的困扰,从而对重大产品创新与概念创新上将产生不利影响(不是技术创新),而一些小企业似乎不受此困扰而很容易产品创新与概念创新。
1.组织性知识创造的五个促成条件。SECI模型并不是自然而然、理所当然就产生的,Nonaka和Takeuchi(1995)在提出了SECI模型后,他们紧接着指出,组织性知识创造螺旋要得以顺利,将需要满足下列五个条件:(1)目的性(Intention)。Nonaka和Takeuchi认为知识创造螺旋是由组织目的驱动产生的。所谓目的就是组织所渴望达到的目标。组织的目的是判断知识真实性最重要标准。如果与企业的目的不符,那么认识到或创造的知识和信息就不可能具有价值。在组织层面上,目的通常以组织规范或理念的形式出现,用来评判企业所创造的知识。(2)自主性(Autonomy)。Nonaka和Takeuchi认为自主性就是所有的组织成员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够自主行动。他们认为,允许员工自主行动,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创新机会。企业中的创意往往最初来自于拥有自主性的个人,自主性将增加个人创造新知识的可能性。所以,企业必须尽可能地确保员工的自主性。(3)波动性和创造性混沌(Fluctuation and Creative Chaos)。Nonaka和Takeuchi认为第三个促进知识螺旋发展的组织条件是波动性和创造性混沌,因为它们能够刺激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当然,波动不是完全无序的。企业有意制造模糊、波动和混沌可以让员工打破常规、习惯和原有的认识体系,增加他们的危机感。当然,他们也强调,波动和混沌的度必须控制好,否则,波动和混沌可能会带来悲观感和崩溃。(4)冗余(Redundancy)。Nonaka和Takeuchi指出西方的经理人只重视处理有效信息,“冗余”信息对他们而言是不必要的复制和浪费。Nonaka和Takeuchi定义“冗余”信息是现有的但不是当前企业运作需要的信息。他们认为,分享“冗余”信息可以促进默会知识的传播,因为个人更容易以此感悟到别人想要清楚说明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冗余”信息加速了知识创造过程。此外,分享多余信息有助于人们认清自己在组织中的位置,同时它还能控制个人认识和行动的方向。当然,“冗余”信息增加了信息处理的总量,会引起信息泛滥,从而增加知识创造的成本。这个成本问题可以通过有效的信息管理得以缓减。(5)必要的多样性(Requisite Variety)。第五个促成条件是必要的多样性。Nonaka和Takeuchi引用Ashby(1956)认为:组织内部的多样性必须与环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相适应,这样才足以应付外部环境带来的挑战。他们接着指出,如果组织内成员的组成满足必要的多样性这一条件,这些成员就有能力处理各种意外情况。而且,为了使这种多样性达到最大化,组织中的每个人都应该能够以最快的方式、用最少的步骤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多样化信息。
Nonaka和Takeuchi认为,上述五个条件是知识创造得以成为一个不断上升螺旋的必要条件。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即使满足了上述五个条件,不同的企业的知识创造的绩效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Nonaka等(2000)认为这些因素包括下列五个:知识图景(knowledge vision)、组织形式(organizational form)、激励体系(incentive system)、企业文化和组织规则(corporate culture and organizational routines)、以及领导力(leadership)。首先,知识图景决定了企业的使命和行动领域。它同时也决定了整个企业必须去创造何种知识。知识图景还培养了与知识创造有关的团队和个人的自觉性。从某种意义上看,知识图景的意义类似于我们前述的知识创造五个条件中的“目的性”。其次,一个企业的组织方式或架构方式能推动或阻碍SECI路径的功能互换性。换言之,企业是一个“场”的有生命的结构,各种“场”的构成方式和相互关系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知识转换率的大小。例如,Nonaka等(1995)认为,无论是自上而下的科层制(top-down management)还是自下而上的平底式(bottom-up management)都不如中层管理者发挥主要作用的中间连接两极的扁平管理模式(middle-up-down management)在创造知识方面有效。在中间连接两极管理模式下,高层、中层和一线的实践者的相互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就职于企业之间和企业内部信息的横向和纵向流通的交错部门的中层经理常常和其他人积极的相互作用从而创造知识。第三,激励系统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知识转换率。知识,特别是默会知识往往存在于企业员工的心脑中。由于知识,尤其是默会知识本身也是一种资源,对员工而言,这些知识是维持他们地位、权力和优势的主要手段,所以他们一般不大愿意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知识。再加上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原因,SECI模型中的外化和社会化作用将大打折扣。所以,企业设计一套富有成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知识转换率。当然,这样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本身会增加知识转换的成本。第四,具体的企业文化和组织规则同样能促进或阻碍组织性知识创造。例如,组织成员的爱、关心、信息、责任感在形成知识创新基础方面就非常重要。假如组织中充满爱的温馨,同事间融洽无间,那么这显然会有利于知识创造。反之,必然给知识创造带来负面影响。最后,Nonaka等认为,要整合以上提到的四个要素,必须强调领导能力的重要性。领导力给企业以意志和方向,而这些是不能市场上获得的。领导者通过创造知识图景、塑造各种“场”去促进SECI的实现以及形成连续的和有活力的相互作用创造机制。领导力体现的是一种整合能力,所以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知识转换。
除了Nonaka等(2000)提出的上述五个因素可以影响知识转化率之外,企业中的其他因素也不可忽视。例如:第一,企业所处的行业特性;第二,企业的规模特性;第三,企业中知识的特性;第四,员工的性情和人格特质;等等。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我们没有列举的因素会影响SECI知识创造螺旋模型的更加顺利和有效进行。
3.知识创造的成本和风险分析。要实现有效的知识创造必须具备很多条件,如前所述的那些条件。其实,实现这些条件本身就意味着知识创造存在着成本和风险问题。知识创造活动作为企业的一种行为,它与企业的其他行为一样,其本身也存在着成本和风险。所有企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风险最小化。但利润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之间往往是矛盾的。高风险时往往高收益,低风险时往往低收益。反之亦然。现实中的企业往往根据本身的风险态度来达成本企业在风险和收益中的平衡点,尽管这个平衡点是主观的、是事前的。所以只有当企业进行知识创造的成本小于其所得收益,当其进行知识创造的风险分布属于企业所能接受的范围时,企业知识创造活动才可能进行。关于知识创造的成本,Nonaka等(2000)认为这种成本应该包括:知识投入的成本(the cost of knowledge input)、机会成本(the opportunity cost)和时间成本(the cost of time)。首先,知识投入的成本。因为知识是知识创造函数的投入和产出,所以在获得新知识时会涉及到一种投入成本。这种投入成本可以是企业原有的知识资产,也可以是企业通过市场交易所获得知识所需要花费的成本。其次,知识创造的机会成本与时间成本。与从外面获取所有的知识相比,企业要占用和花费时间、金钱、精力在管理内部的知识创造上,而通过企业自己创造知识的过程来积累知识资产要花费时间,所以成本很高,尤其是当企业所在的行业变化发展很快时,企业进行知识创造的机会成本和时间成本将会更高。
关于知识创造的风险。任何投资活动都存在风险。知识创造活动本质上也是一种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存在风险问题。比如从资源或资产的角度来看知识风险,知识的获取需要其他形式资本的投入,比如货币和劳动力等,形成沉没成本,而知识的产出具有不确定性,形成了知识风险;而若把知识本身作为研究客体,则知识风险就是在知识的生产、传播、利用与创新的过程中,新知识产生的不确定性还有利用新知识的不确定性;若把知识与其他形式的资本相提并论,认为知识风险就是与企业绩效有关的知识的低效利用或损失(陈菊红,赵培勇,2004)。此外,知识还具有溢出效应。知识的溢出效应是指由于知识具有扩散性,使得知识创造价值的能力随着知识的扩散而溢出。知识的溢出性使得知识创造主体投入大量资源和成本所获得有价值的知识被另外一些企业或组织通过较小的代价获取,从而对原知识创造主体的获利能力造成损害。故,知识创造主体会利用各种方法和途径防止和保护这种知识的流失,这往往要花费巨大的成本,甚至得不偿失。因此,知识的溢出效应也会导致企业知识风险的发生(陈菊红,赵培勇,2004)。上述这些都是风险的表现。同时,员工的知识活动也是一种复杂的组织行为,只是一般认为正面的知识分享、创造、取得,它也可以是组织较不希望的知识活动为,如知识的占有、挪用、逃避。这些负面行为本身顶多只会减少企业的知识储量,但是假如这些行为和知识溢出一样为企业的竞争对手所用,这就客观构成了企业的一种竞争风险。此外,组织性知识创造并不只是意味着成员之间相互补充,从而克服个体有限理性。就像生产中的劳动分工一样,在组织性知识的创造中,一加一可能大于二,但当个体间的相互作用是消极的时,一加一也可能等于零(Nonaka等,2000)或为负数。在SECI知识创造螺旋模型中,员工达成的共识或者一致,可能是错误的共识或者低水平的一致。
知识是一个存量,知识创造是一个流量,所以在知识创造的企业中,随着知识创造的流量的增加,知识存量也在增加,且可能是几何级数增加。而每一个时点的庞大的知识存量无疑为下一个时点的知识创造提供更好、更高的平台。所以,一般而言,知识存量丰富的大企业更加容易进行知识创造。
但是,如此一个知识存量丰富的大企业却有可能面临路径依赖的困境。路经依赖可以是巨大的优势,也可以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如同你走在平坦宽阔的马路上虽然安全舒坦,但却会缺少走在偏远小路上可能遇到的奇异而美丽风景一样。同时,一个组织存在着惰性,习惯也可以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一个组织很难脱离它自己由于以前经验而形成的行动框架。所以,现有的能力可能会限制企业将来的学习和行动。核心能力有可能会变成“核心刚性(core rigidities)”或者“竞争力陷阱(competence traps)”,而这会阻碍知识创造而不是促进知识创造。当潜在的技术变革异常迅速时,原有知识的内在路径、原有语言模式和知识的嵌入形式就很容易变得僵化,从而会影响企业绩效(Poppo and Zenger,1998)。故,企业的路径依赖、庞大的沉没成本所造成的“小心谨慎”以及拥有巨大优势所出现的惰性或规避风险性,将可能对重大产品创新和概念创新(当然不是工艺创新)产生不利的影响。而一般的中小企业似乎可以不受此困扰,他们在大企业的残酷夹逼下往往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故较容易出现重大产品创新和概念创新。当然,小企业面临R&D经费投入问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可以不受路径依赖困扰的好处。但大企业的路径依赖悖论是存在的。这些假设由于时间精力等原因(下转第35页)(上接第33页)本文未能在理论上完善之,实证上证明之,仅作为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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