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0 10:43:12
导语：在中国劳动力分析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与非均衡是由供求双方共同决定的，相对于劳动力需求，劳动力供给更多的是由劳动者本人的行为决定，劳动者在衡量成本和收益之后，做出选择，包括是否选择工作，以及选择工作或是选择教育。
劳动者如选择教育，此时其身份是纯消费者和为未来投资教育的投资者，劳动者如选择职业，赚取报酬，其身份为消费者和储蓄者，为当期生活与未来生活做储备。劳动者在当时当地所做出的选择，无不是比较当期成本、当期收益，未来成本、未来收益后的选择。劳动者的选择会受到其在整个生命周期的规划所影响。
一、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与永久收入消费理论的借鉴
莫迪利安尼(FModigliani)提出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和弗里德曼(M.Friedman)提出的“永久收入消费理论”。这两种理论都有一个关于消费者行为的微观经济理论，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收入假说两种假说的前提为：首先假定消费者是理性的，其次消费者行为的唯一目标是实现效用最大化。
上述两种假说都体现了一个基本思想：单个消费者是前向预期决策者，有几点是相同的：第一，消费不只同现期收入相关，而是以一生或永久的收入作为消费决策的依据；第二，一次性暂时收入引起的消费支出变动很小；第三，当政府想用税收政策影响消费时，如果减税或增税只是临时性的，则消费并不会受到很大影响，只有永久性税收变动，政策才会有明显效果。而两者的区别在于，生命周期假说偏重对储蓄动机的分析，从而提出以财富作为消费函数的变量的重要理由；而永久收入假说则偏重于个人如何预测自己未来收入问题(高鸿业，2004)。
人在社会上有多种角色，因经济学中研究的偏重方向不一样，人既可以是消费者又可以是劳动者，成为消费者的前提必先成为劳动者，劳动者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都会做出各种选择，选择工作或是选择教育，选择教育的方向和内容，选择工作的类型和职业方向。本文认为人作为劳动者在生命周期中的选择，类似于生命周期假设和永久收入假设中消费者的选择，类比之后，本文认为劳动者在生命周期中的选择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劳动者选择不只同当期选择时的自身情况和所处环境有关，他的选择会结合当期的实际情况，并以一生的职业发展方向作为其决策的依据。
第二，劳动者在生命周期中对教育和工作的选择与其年龄阶段有很高的相关性，理性劳动者通常会选择在合适的年龄进行合适的选择，接受教育的年龄阶段比较固定，即接受小学至大学教育的年龄阶段是相对固定的。除接受教育的其他阶段，劳动者选择工作，其工作的时间包括工作、寻找工作以及失业的时间。
第三，由于劳动者做选择时，会站在其整个生命周期的基础上考虑，以整个生命周期效用最大化为目标，所有劳动者当期选择也受其对未来预期的影响。“尽管所有的人都会认为未来的收益不如等量的当前收益更有价值，但是心理学家用看重当前(pre―sent-oriented)以此来描述那些对未来的事情或结果不是非常在意的人。看重当前者就是指那些用很高的贴现率(r)来对未来的收益加以折现的人。”(伊兰伯格，史密斯，2007)看重当前和看重未来预期的劳动者都会以整个生命周期的规划为前提，所不同的是其贴现率不同。
第四，劳动者生命周期的两个重要的选择，教育与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相互具有替代效应。劳动者生命周期的生存和工作的的总时间是确定的，按60岁退休计，劳动者将在这60年中去分配其教育与工作的时间，选择受教育必定会损失工作的时间，反之亦然，所以教育与工作是相互替代的关系。
第五，劳动者在生命周期中有三种身份的共存和转变，这三种身份分别是消费者，储蓄者和投资者。劳动者的消费是现期的支出，包括生活成本和教育成本；储蓄来源于现期收入，为未来考虑而作的储备，未来可以得到确定收益；投资来源于现期收入，也是为未来考虑做的决定，未来得到的收益不确定。教育属于投资，接受教育的预期不一定与未来的真实情况相符合。
第六，短期社会的教育与职业变动引起劳动者选择时的教育与就业方向变动较小，劳动者将会受长期变动趋势的影响。
二、生命周期理论在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应用
在我国学历分为：小学、初中、高中(包括：高中，职高，中专，技校)、大专(大学专科)、大本(大学本科)、第二学士学位班、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我国自1986年开始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义务教育具有强制性，免费性，普及性的特点。照目前看来，由于义务教育的年龄段限制，且初中毕业者选择相对较多，中国劳动者生命周期中第一个重要的选择时间为初中毕业时(约15―16岁)，初中毕业后有三种选择，即第一，直接工作，第二，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包括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职业中学教育及各种短期职业培训等。它为社会输出初、中级技术人员及技术工人，第三，继续上高中，为日后接受高等教育做准备。
劳动者第二个重要的选择时间为高中毕业时(约18―19岁)，高中毕业后有两种选择，即第一，工作；第二，参加高考，高考分流后，选择读大专／高职，或读大学本科。
在初中毕业和高中毕业这两个选择时段中，劳动者的选择不仅决定了自身未来的发展前途，当无数劳动者的选择具有相同的指向性时，其职业选择也集合为了社会劳动力市场的普遍现象。现今中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的“大学生就业难”，“民工荒”等问题。这些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相关原因有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中国人口结构性问题，本文认为从劳动力供给方面出发，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这些问题与劳动者生命周期的选择有关，这两个时段的选择将决定劳动者未来生命周期的职业规划和发展。本文将讨论在劳动者做出选择时，是什么影响劳动者的选择，以及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如何基于对未来的预期而在现期做出选择。
初中毕业和高中毕业时，劳动者如选择投资教育，则是纯消费者，没有任何其他收入来源的，要继续学业，教育和生活的费用由父母负担，劳动者的选择是自身和父母所组成家庭的联合决策所决定的。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平衡性，在基础
设施建设，劳动者收入、消费方面，城市和农村都存在较大差距，城市家庭和农村家庭的收入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作为劳动者在进行生命周期的教育和就业选择时，面临的自身状况和对未来的预期是有很大区别的，这将直接导致其选择的不同。
(一)关于农村居民的选择
据统计，农村人口从90年代起虽然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但占全国总人口比例一直比城镇人口高，2006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56％，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44％(注1)。上个世纪80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30％上。而目前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农村大学生比例三十年来下降一半(数据来源：广州日报，2009-01-23)。从以上数据可以判断，上世纪80年代，占全国总人口八成的农村人口拥有占当时全国大学生总数三成以上的农村大学生，而到了2006年，占全国人口近六成的农村人口只拥有占全国大学生总数不到两成的农村大学生。按比例来说，农村大学生数量下降的比例快于农村人口下降的比例。
是什么让农村大学生数量下降了呢?
如图1所示，16岁是初中毕业生的年龄，如选择读高中，考大学是其最终选择，22岁大学毕业，其间有六年的时间，选择读大学后，其成本包括六年间放弃的工资性报酬以及生活费、学费。这六年中劳动者是纯消费者，其与父母的家庭为劳动者共同进行教育投资。而教育投资的费用来源于其家庭中父母当期收入和之前的储蓄，如教育投资的费用等于或大于此家庭中的收入和储蓄，此家庭将负债，生活肯定会难以为继，基于对未来劳动者受高等教育后整个生命周期中收入的起点和增速较高，此家庭会选择负债进行教育投资。
但目前的问题如图一所示，工资性报酬流B代表初中毕业后直接工作的劳动者的工资报酬，工资性报酬流A代表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毕业后的工资报酬，工资性报酬流C代表现在的大学生毕业后的工资报酬(大学生与农民工工资待遇出现趋同趋势(注2))。从图1可以看出，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选择读大学的成本没变，某种程度讲可能是增加的，而总收益确在下降，由之前的收益1与收益2之和降到了现在的收益2，这意味着现今一个农村家庭为孩子受高等教育所进行的投资，与以往相比，劳动者会在生命周期中用更长的时间去偿还，这会使家庭所承受负担加重，其心理成本也会相应增加。
以上分析显示农村居民选择读大学的比例下降了，他们一般会接受收益较小，负担较轻的选择，义务教育之后即初中毕业后直接工作。统计数据也支持了这一点，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80后平均为18岁，90后平均只有16岁，16岁、18岁的年龄，基本上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一离开初中或高中校门就走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
(二)关于城镇居民的选择
自1999年开始的大学扩招，大学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多，呈大幅上升的趋势，就业率自2007年开始呈下降趋势，基本形成供大于需的局面。研究表明，随着学历的增加，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在城市，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农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2006年1月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的一项调查研究结果)。农村大学生比例的降低，城镇大学生比例相应升高，为什么在大学生越来越多，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的今天，城镇居民的适龄劳动者中选择大学及以上教育的也越来越多。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2010年7月通过民意中国网和互动百科网，对1718名公众的在线调查显示，80.1％的人认为现实生活中存在明显的学历门槛。求职招聘、评定职称和职位晋升，成为学历门槛最明显三大领域。在上市公司中，公司高管是高收入人群，统计数据显示：公司高管本科以上学历占到了七成以上，高层管理人员学历与月薪成正比(注3)。劳动者对高学历的预期是有根据的，高学历的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获得晋升的机会更多，更有可能得到更高的边际收益。
如图1所示，相对于农村家庭来说，城镇家庭的整体收入较高，投资教育对家庭负担较轻，虽然大学生就业状况不如之前，但在职业生涯中，投资高等教育比未接受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的边际收益会越来越高。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分析，城镇居民在投资教育的负担相对较轻的情况下，出于对未来收益的预期，会更多的选择接受高等教育。
(三)关于“民工荒”、“公务员热”问题的生命周期分析
从生命周期理论的角度来看，“民工荒”、“公务员热”与劳动者对工作的稳定性诉求与未来工作能力下降后能享受到的福利政策相关。“民工荒”并不是劳动力供求市场中静态的供不应求，从劳动者的角度讲，未进行进一步的高等教育投资，导致其职业生涯中连续的工资性报酬的增长率较低，而且职位升迁的机会不多，加之农民工社会保险覆盖面较小，农民工的工作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他们工作的目的就是在有工作能力期间，选择其当期收益最大的工作。农民工的这种工作不稳定也导致了其选择的随机性更大和其选择的稳定性更低，受当前政策和经济环境影响也更大。当政府取消农业税，农民的农业性收入提高后，当农民有了一定积累可以自己创业时，即当农民有了多种选择可以维持生存和生活时，企业的不稳定工作和低社会保障功能对他们来说吸引力自然就降低了。
“公务员热”中报考公务员的大部分是大学生及以上学历，最近几年，政府为提高公务员素质，学历在职务晋升方面有很大的优势。公务员在职业生涯中工作稳定，福利待遇高，退休后享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养老保险。在生命周期中的工作和退休阶段，公务员这个职业对高学历劳动者都很有吸引力。
三、从劳动者选择的生命周期理论角度的政策建议
在劳动者选择的生命周期理论中，每个劳动者及家庭都是根据一生的全部预期决定其选择的，即每个劳动者及家庭在每一时点上的教育和职业决策都反映了该劳动者及家庭希望在其生命周期各个阶段达到的理想分布，以实现一生效用最大化的企图。
劳动者的整个生命周期由受教育、工作与退休三个连续的阶段组成，每个阶段的目标都是使本阶段达到理想状态，此阶段理想状态为下一阶段的开始做最佳的准备，并以整个生命周期的效用最大化为目的，其受教育阶段为消费和投资教育阶段，工作阶段为消费和为未来储蓄阶段，退休阶段为纯消费阶段。国家政策的制定不应只具有短期有效性，应根据劳动者的生命周期选择更
有针对性和连续性。
第一，要缩小城乡差距，在劳动者生命周期的第一阶段，即在接受教育的阶段，使农村人口能获得更加平等的机会，首先应加快城镇化进程，让进城的农民享有和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险，解决进城农民的后顾之忧，让他们能有更多的收入用于自身的发展和后代的教育。加快城镇化进程，让更多进城农民工的后代能享受到与城市孩子相同的教育资源，让他们在面对未来的选择时可以更多样化，渐渐摆脱单一的打工的局面。
第二，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国民素质的提高有赖于国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让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是国家发展的趋势，国家应做好产业结构调整，让更多的企业需要高素质人才，让更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有用武之地。
第三，让学历具有更加完备的信号功能，学历成为真正具有代表劳动者学习能力和工作能力的资格证书。
第四，让每个劳动者在职业岗位上都能预见到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晋升的机会，让就业体系成为良性循环的体系，如果让大量劳动者随时处于不稳定的就业状态下，即低学历低技能低保障劳动者的存在，很容易在某一阶段爆发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
第五，中国已进入并将长期处于人口老龄化社会，老龄人口的生存和生活不只依靠国家的对他们的医疗保险盒社会保险，最重要的是能让这部分人口在工作阶段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和国家经济的增长积累合理的财富，国家应在国民收入再分配和健全投资市场上下功夫，特别是具有垄断性质的上市公司占据国家优质资源，具有长期增长稳定，收益率高的特点，应拿出更多的财富在二级市场上与投资者分享，以另一种方式参与国民收入的再分配。
注释：
1 2000年每十个中国人中就有三个以上居住在城镇，农村人口比重已经从二十年前的80％以上减少到不足70％。国家统计局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2006年底中国大陆城镇人口为5.77亿，农村人口为7.37亿。农村人口仍占56％。
2 中国社科院的《2009人口与劳动绿皮书》，称随着大学毕业生的增加和有经验的青年农民工的抢手，两者工资待遇有趋同的趋势。
3 《2005中国企业竞争力监测报告》指出：公司高管本科以上学历的占到71.85％，其中受过本科教育的高管占总人数39.3％，拥有研究生学历和博士学历的高管则分别占总人数的25.43％、7.13％。《中国证券报》公布的一份关于1999年度中国上市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学历结构的调查分析报告调查显示：高层管理人员学历与月薪成正比，硕士以上学历的管理人员比大学学历段高，平均在1.28万元到1.4万元人民币，大学与大专学历的月薪差距不明显。在1.13―1.3万元人民币之间。除董事会外，学士学历与专业文凭以下学历人员的月薪也有较大差距。
参考文献
莫迪利亚尼：《莫迪利亚尼文萃》，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 工资差异 性别歧视
劳动经济学理论表明，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工资异质性由劳动者影响生产率的能力或工作环境特征差异导致；在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工资差异不仅反映生产率差异，生产能力相同的个体可能仅因从属于不同劳动群体而工资相异。
中国性别工资差距的研究目前主要呈现两种趋势：由研究男女平均工资差距发展到研究整个工资分布差距；由单纯研究性别工资差距发展到研究性别工资差距和性别职业隔离、劳动参与率差别间的关系。
1.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数据来自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2006年中国健康营养调查。
1.1样本描述
（1）2006年个人调查样本中2 096个拥有工作的被调查者。样本中男性就业比率为83.1%，女性为66.4%。男性就业率远高于女性。
（2）分析样本总数为1585人：为便于分析劳动力市场中对女性雇员的歧视问题，将农民、个体经营者排除于样本，年龄限制在26—55岁。
1.2指标说明
（1）国有部门指政府机关、 国有事业单位和研究所、国有企业；其他部门指小集体（乡镇所属）、大集体（县、市、省所属），家庭联产承包农业，私营、个体企业，三资企业（外商、华侨和合资）。
（2）研究的工资是雇员2005年平均月工资和月补贴之和。
2.研究方法与模型
收入回归方程：
In（wage）=+（educ）+2（exp）+3（exp2）+ν （1）
ln﹙wage）为个人去年月收入的对数，educ为教育年限，exp为工龄（用（age—7—educ）估测工龄），exp2为工龄平方项
探讨男女收入差距是否与部门相关，改进方程：
In（wage）=+ （educ）+2（exp）+3（exp2）+1（feml*unit1）+2（feml）+3（unit）+ν （2）
feml为性别的虚拟变量，feml=1为女性，feml=0为男性，unit1为工作部门的虚拟变量，unit1=1为国有部门，unit1=0为其他
考察不同部门内部男女工资差异，建立方程：
In（wage）=+1（educ）+ 2（exp）+ 3（exp2）+ 1（femlunit1） + 2（femlunit。）+ 3（malunit。）+ν （3）
In（wage）=+1（educ）+2（exp）+3（exp2）+1（femlunit1） +2（femlunit。）+3（malunit1）+ν （4）
femlunit1为国有部门女性受雇者，femlunit。为非国有部门女性受雇者，malunit。为非国有部门男性受雇者，所以方程（3）的基组为国有部门男性受雇者，（4）的基组为非国有部门男性受雇者
考察不同部门中雇员教育回报率在性别间是否不同，建立方程：
In（wage）=+1﹙educ﹚+2﹙exp﹚+3﹙exp2 +1﹙femleduc） +ν （5）
femleduc 为教育与性别交互项。若教育回报率确实与性别相关，1应该会显著不为零。
3.计量分析结果及讨论
运用OLS方法分析收入决定因素控制相关变量后，性别与部门交互项系数显著，性别工资差异和工作部门有显著相关，当女性处于国有部门交互项系数为正，男女工资差距会缩小。
教育水平和工龄相同时，国有部门中女性比男性工资低9.4%，教育水平和工龄相同时，非国有部门中女性比男性工资低26.9%。因存在自选择问题，即样本进入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并不随机，故国有部门可能对女性存在歧视使得女性难以进入，用线性概率模型估测：
unit1=0.187***+—0.020***female+ 0.019***educ + —0.136***hukou
（0.013） （0.006） （0.001） （0.006）
hukou=1为个体为城镇户口，hukou=0为个体为农村户口。Female系数表明，教育、户口特征一样的男性比女性进入国有部门概率高0.02。
歧视可能会导致女性大量涌入低收入行业从而造成女性平均工资低于男性，以进入服务业（管家、厨师、服务员、看门人、理发员、售货员、洗衣工、保育员等）为例：
Service=0.255***+0.067***female+ 0.000educ + —0.140***kukou
（0.028） （0.008） （0.001） （0.10）
女性进入服务业比相同学历户籍特征的男性概率高0.067。
在总样本中，女性受教育程度低于男性，、国有部门中女性受教育程度高于男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女性进入国有部门可能存在歧视，但两部门都不存在显著的性别教育回报率差异。
误差
因只能观察到有工作个体的收入状况，工资方程解释变量只有教育、经验、性别、单位性质，能力、生产率等无法观测会导致OLS估计产生偏误。
4.结 论
通过回归方程分析，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都存在性别工资差异且国有部门差异小于非国有部门，与相关研究结果相符。教育年限分析可知女性在国有部门平均教育年限高于男性，但其平均工资低于男性。
女性进入国有部门机率小于男性而女性进入低收入水平职业的概率大于男性，这与现实中观察到的情况相符。
参考文献：
[1]曾湘泉等，《劳动经济学》，中国劳动与社会保障出版社。
[2]宁光杰，2011：《中国的工资性别差距及其分解—性别歧视在多大程度上存在》，《世界经济文汇》第2期。
[3]葛玉好，2007：《部门选择对工资性别差距的影响：1988—2001年》，《经济学》第6卷第2期。
[4]葛玉好、赵媛媛，2010年11月：《中国性别工资差距实证研究综述》，《妇女研究论丛》第6期。
作者简介：
刘泽华（1990—），女，陕西，汉族，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管理学学士。
关键词：中小劳动密集型企业；操作型员工；员工健康管理；对策
中图分类号：F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3）07-0100-03
一个组织内有效的员工健康管理对于整个组织的发展会产生积极作用：第一，提升人力资本的质量，从而提高人力资本的收益；第二，提升员工工作激励水平，降低工作场所偏离行为；第三，减少企业医疗保障相关支出；第四，提升企业声誉，从而为企业赢得更多获得收益的机会。因此，员工健康管理的受益者不仅仅是员工，更是企业与员工的双赢。然而，中国目前的员工健康管理起步仅有十余年，尚存在很多管理的空白，特别是对于数量庞大、却遭受众多健康风险的中小劳动密集型企业中的基层操作型员工的健康状况，则很容易受到忽视。
1中小劳动密集型企业操作型员工健康管理存在的问题
国内外研究发现小企业相较大企业而言存在更多的事故风险。研究表明，企业规模越大且财政资源越丰富，则职业健康管理状况会越好。据统计，欧盟成员国中，少于50人的小企业重大事故发生率是大企业的两倍。一项对中国104个企业（36个大型企业，21个国有企业和11个外资企业）员工健康管理状况的调查发现，外资企业在OHSAS18001证书、执行有关部门和配备专业职业健康医师方面做得最好，其次是大型企业，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则不令人满意。也有学者通过对44家木制家具制造企业的调研，发现大多数受调查者并不了解职业健康与安全的管理和实施；60%的企业几乎没有采用健康管理措施，一些受调查企业在企业安全管理系统和行政系统方面是混乱的。这些研究都反映出了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中小劳动密集型企业在操作型员工健康管理方面所存在的重重问题，主要表现如下：第一，中小劳动密集型企业在操作型员工之上的健康管理资金投入较少。第二，中小劳动密集型企业在操作型员工之上的健康管理宣传培训欠缺。第三，中小劳动密集型企业在操作型员工之上的健康管理执行力度不足。第四，中小劳动密集型企业在操作型员工之上的健康管理缺乏事前控制。
2我国中小劳动密集型企业操作型员工健康管理问题的原因分析
2.1企业特征对员工健康管理的负面影响分析
中小劳动密集型企业具备小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双重特性，笔者认为这些特性对于员工健康管理也有一定的影响。
中小企业的特点对于员工健康管理存在一些影响：第一，相较大型企业而言，中小企业在人力资源、资金和物质资源方面存在不足。因为防护措施带来的经济利益在短期内无法显现，这就使得职业健康管理投资缺乏吸引力。第二，雇主与管理者对员工健康管理的认识水平有限。有学者甚至指出小企业主对于职业健康安全问题的认知比起经济因素是更大的障碍。小企业的雇主兼经营者所偏好的职业健康安全方法是让雇员自己负责他们的工作安全。他们认为职业健康安全是工作场所行为的问题，是雇员的个人问题。对风险的看法从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雇主在职业健康安全方面的低参与度，限制了他们为员工提供防护用具。同时，很多雇主都低估并且淡化了风险，他们认为企业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已经足够了，因为那些问题几乎不会发生，尤其他们不会重视防护措施。第三，小企业追求眼前利益最大化，忽视长期发展和战略规划。“时效性在小企业之中比较重要，员工的角色不清晰，任务不明确，培训也过于简化。”因此“雇员被要求成为多面手，这样他们可能会遭遇更广泛的工作风险。”
同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特点对于员工健康管理也存在一定影响。第一，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量使用不可替代性劳动力。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产品成本中劳动消耗所占比重较大，具有投资省、单位投资能吸收较多劳动力的特征。这也就是说，劳动密集型企业主要是依靠廉价劳动力所带来的产值而盈利的，而只有雇佣大规模的工人才能使健康管理的运营变得有价值，这就造成其不会在人力成本中有更多额外的投入，忽视了员工健康管理开展的必要性。第二，企业对于人本身的忽视。科学管理与流水线生产的理念的广泛运用使得现代工厂追求效率而忽视工人的个体感受。劳动密集型企业操作工人本身工作强度大。“许多劳动密集行业的工作工人每天要分为白班晚班颠倒工作，操作工平时没有休息日，在工作中加班加点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同时，许多健康问题在发生之后才得到重视，这种事后管理存在着较大的被动性，员工健康管理的效果也存在问题。
2.2操作型员工特点对员工健康管理的负面影响分析
总体而言，目前我国中小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操作型员工的构成以文化程度不高的年轻人以及由农村至城镇务工的农民工居多。而“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新出现的社会阶层，已经成为中国劳动力供给的主流。”这些员工有如下特质会加大他们遭遇风险的几率并且阻碍他们获得健康与安全方面的帮助：
首先，操作型员工广泛学历不高，接受能力较弱，自我保护意识不强。“由于缺乏知识和信息，雇员很可能不了解他们所面临的风险，而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同时也不接纳工作中可能存在的风险。”除此之外，他们可能缺乏维权意识以及法律知识，很容易被雇主利用而使自身的健康受到危害。这就使得一些中小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雇主有了一些逃避支持员工健康职责的可乘之机。
其次，操作型员工普遍年纪较轻，社会经验不足，易于遭受职业风险。“劳动力是一个重要因素。小企业的雇员总体较为年轻，教育程度低并且在经验方面不及大企业中的同行，这就会加大他们的工作风险。”从这一点上说，加强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中的员工健康管理就更加具有必要性。
再次，操作型员工总体离职率高，岗位流动性大，造成企业投入困难。“操作型工人因其知识和能力上有一定的欠缺，他们工作的中心在于挣钱，许多人并不知道自己的职业定位……在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里对操作工人的培养和深层次的激励也比较少。企业主单纯的围绕利润和操作工人打交道，工人对企业没有依赖感和安全感，没有对企业深厚的感情……虽然企业通过采取加发工资提高员工待遇，但是，操作工人不满意现象时有发生。”从而致使离职率上升。另外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增加操作工人离职率。劳动力资源主要来源于农村、乡镇等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些劳动力资源对在诸如春节、麦收季节等往往会出现回乡潮，引起了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力资源的严重流失。员工的高流动率使得企业在对员工进行健康管理投资时非常谨慎，以防投资因员工的离职而成为沉没成本。
2.3外部因素：《劳动合同法》对员工健康管理的负面影响分析
2008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该法重新规范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有效维护了劳动者的权益的同时也给用人单位带来了不小的用人风险与成本大幅提升的问题，从而对企业执行员工健康管理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首先是招工成本的影响。“《劳动合同法》增加了企业的招工成本、社保成本、工资成本、终止/解除劳动合同成本、人力资源管理成本等方面的规定。”广大用工不规范的中小劳动密集型企业不能像过去一样，对工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相反地，要为雇佣工人购买规定的社会保障，并且在非员工有过错的情况下辞退工人要支付补偿金，这样对于那些过去雇佣廉价劳动力的中小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言，他们所剩不多的利润被挤压缩水，更加难以抽出资金来执行一项在短期内难以获得收益的员工健康管理。
其次是用人风险的影响。在《劳动合同法》中与企业权利缩水相对的是员工权利的增长，员工可以自由地选择是否在一个企业规定并且在没有约定服务期的情况下企业不能要求辞职的员工支付违约金。这样就使得原本人员流动性就比较大的中小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人员流动更加难以控制，企业在一个员工身上投入的健康管理资金很容易由于其随意地离开企业而成为沉没成本。因此企业主也会更加不情愿在健康管理上多花一分钱。
总体而言，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操作型员工健康管理的困难来源可以总结为客观与主观两方面，客观原因是指企业缺乏实施完善的员工健康管理的能力与条件，而主观原因是指企业的所有者、管理者以及员工对于健康管理的认识存在问题。前者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由于小型企业本身的实力问题而造成的融资渠道受限引起的资金短缺难以支持有效的健康管理项目；第二，由于职工流动性强而造成的健康管理成本过高，收益难以体现。后者表现在：第一，管理者或者说企业的所有者对于健康与安全的重视程度欠缺以及职工的认识水平不足的阻碍，即没有认识到防范职业危害、保障职业健康与安全的重要性，从而对于员工工作中的风险疏于防范，对于员工的安全与健康疏于管理；第二，一些员工自身的安全意识薄弱，也不理解健康管理的重要性，从而即使自身利益受到侵害也不会通过合理方式维护自己正当权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恶性循环，即企业的管理未能满足员工的需求，从而导致员工不满而离职，最后反过来又造成了企业不愿意在除了员工的工资之外又有任何与员工福利、健康管理等这些非物质激励相关的投入。
3中小劳动密集型企业员工健康管理的对策
3.1企业应完善自身的安全与健康管理
在公司内部设置相应的健康管理项目，例如建立健康检查与监测管理机制，以有效地发现健康危险因素并对主要危险因素进行定期、连续不断地观察，掌握其动态变化；完善安全生产制度体系，并通过宣传和培训让员工了解安全措施的重要性并且完善劳动防护用品使用管理制度，减少员工在工作中遭受风险的可能性。而有困难的中小劳动密集型企业应当首先通过采取措施改善工作环境，保护并且关心工人而尽可能地减少他们在工作中遭受健康风险。另外，企业除了自设健康管理项目，还可以选择外购的方式，但是“这种方法需要企业提供一定的资金，得到的健康管理服务也比较全面。”
3.2企业应与相关团体合作开展员工健康管理
由前文分析可以看出，由于中小劳动密集型企业特点使然，无论是自设还是外购健康管理项目的成本都可能是难以承受的。广泛的支持对于员工健康管理的巨大困难的解决有着重要的作用。Walker，（2004）指出，“企业在实施员工健康管理工作中，应引入政府、保险公司、专业性的健康管理公司以及员工的参与和合作。”
师建霞提出一种合股共赢的方式，即由几家具备相应资源的企业合股建立一家专门提供员工健康管理服务的公司。这样可以整合一部分资源，避免每个企业都设置相应项目时造成的资源浪费；并且不仅可以解决合股企业员工的健康管理问题，同时也可以为其他企业和社会上的人群提供相应的服务，将原来的成本转化为产生利润的机器。
同时，利用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力量也非常重要。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小、组织结构简单，不具备单独组织开展企业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研究的能力，因此由社会研究机构开展结合企业实践开展的研究，能够具有针对性的进行研究，并保证其实用性。”从另一方面说，现在许多研究因为和实践的联系松散使得研究成果不具有实际意义，研究机构与企业的合作恰恰能够真正发挥研究者的作用。
3.3政府应该加强对中小劳动密集型企业员工健康管理的监管与扶助
首先在立法上，政府应该加强对于相关法律的完善。英国自颁布《1974年职业安全与健康法》以来，职业安全与健康得到极大的改进。1981年雇员职业死亡人数为441人，而2003—2004年为235人，死亡率降至百万分之零点八一。虽然我国要求企业对安全生产“全面负责”，相关的《安全生产法》、《劳动法》、《职业病防治法》等也对企业安全生产、安全卫生做出明确的规定，但存在对安全事故的刑事责任规定不足、对安全事故处罚量刑过轻、对伤亡事故赔偿金额过低等问题。因此，我国还需加强在该方面的法律规定，加大惩罚力度，约束企业行为。
其次是在政策引导上，政府可以通过宣传和相关机制促使企业在选择供应商、合作伙伴的时候关注合作企业的员工健康管理状况，杜绝或减少有责任感的企业与没有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企业合作，同时促使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也关注产品生产或加工企业对于员工健康管理的态度，杜绝或减少购买没有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的产品。这一点在某些国家已经实现。Kongtip等人在2008年通过对泰国51个省的生产加工型中小企业的问卷调查，发现调查设计的中小型企业的健康与安全管理状况比预期要好，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于他们生产的是出口产品（要经受国际认证的检测）或者他们受到消费者以及其他公司的压力必须改善安全与健康状况。
最后政府应该在企业健康管理上给予指导以及帮助。第一，针对企业以及员工在健康管理方面的认识不足，政府可以对企业进行职业健康认证系统的介绍，并且加强职业健康教育。第二，针对企业资金不足的问题，政府可以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同时还可以对旨在推进中小企业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的研究项目出资资助，或者鼓励社会各界的资金和资助。第三，针对企业在健康管理方面的能力不足问题，政府可以设立或者鼓励其他团体设立职业健康管理咨询机构，这一点可以借鉴英国的经验。英国健康和安全委员会意识到发展向小企业传播健康与安全管理的中介机构的需要。在英国，这些中介机构包括小企业服务局、商会、学习和技能委员会、贸易和专业协会、健康和安全顾问等。这些中介机构提供包括提供信息和建议、培训课程以及健康与安全活动在内的多样化方法。英国拉夫堡大学开展过了一次电话调查访谈30个向两个健康咨询中心寻求过帮助的小企业经理，绝大多数售房经理表示通过所接受的服务，他们成功地完成了健康与安全文件，并且引入了相关的管理体制，简易和高度自助原理的融合使得财政成本和人力成本得以控制。此外，政府还可以设立职业安全健康的网站提供相关信息支持。例如英国政府就设立了HSE（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网站，在网站中列出了分别针对企业主以及员工两个不同角色提供非常详实的有关于工作相关健康与安全的知识和建议，帮助员工和雇主提高健康与安全意识，引导企业建立起完善可行的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体系。这样的方式帮助的相关人员范围广，企业和员工也无需投入货币成本。在中国也有一个环境健康安全网，提供了一个与环境、健康与安全管理相关的法规、文件、知识、培训课程以及相关人员招聘信息的资源共享平台，供企业参考。
综上所述，中小劳动密集型企业员工健康管理的对策可以用以下示意图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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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影响因素；劳动力流动；劳动力市场分割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6-0-01
我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目前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仍处于初级形态，还存在诸多方面的缺陷和不足。本文将结合已有研究，着力以劳动力流动与市场分割为视角，进一步总结分析此视角下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因素。由于人口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技术发展、产业结构变动及城乡差距导致的劳动力结构性剩余或短缺等，使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劳动力流动在我国对劳动力市场的完善健全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探讨劳动力流动选择与劳动力市场分割机制这一影响劳动力市场完善的重要机制尤为重要。
一、劳动力流动选择
劳动力流动作为劳动力市场存在的普遍现实状况，是调节行业、地区间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重要形式。当劳动力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的状态下，正是劳动力的持续流动，使得劳动力市场趋于均衡。不过通过实践与研究表明，现实中由于非市场性因素的存在，劳动力流动一般难达到市场均衡。一些学者也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流动做了深入研究。
1.户籍制度
“劳动力市场的制度障碍阻碍劳动力的充分流动，关键体现在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上。”①户籍制度与一系列政策相联系，如就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外来的劳动力（尤其是农民工）在行业进入、工资报酬、社会保障等方面，或多或少受到与本地居民不同的待遇，增加了这些外来劳动力的流动成本。众多学者也从户籍制度研究了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完善的因素。
杜鑫（2011）等人曾总结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包括四类不同户籍特征的劳动力群体：本地非农业户籍、本地农业户籍、外地非农业户籍和外地农业户籍劳动力。其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在上述四种户籍特征的劳动适龄人口中，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逐次上升，而失业率则逐次下降。可见，户籍特征对劳动适龄人口在劳动市场上的就业状态具有显著影响。李骏、顾燕峰（2011）则直接指出，与城市非农业户籍相比，包括本市农业户籍、外地农业户籍、外地非农业户籍等在内的其它户籍特征都易于使劳动适龄人口处于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状态，户籍身份的差异确实对劳动适龄人口的劳动力市场状态产生了显著影响。“户籍制度更体现了社会地位存在严重的身份歧视。”②
2.产业结构演变
部分学者从产业结构的演变解释了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产业结构流动的矛盾与问题。姚先国、张俊森（2006）等人研究了全国和六省市的产业结构变迁规律，劳动力产业间流动的主要问题集中在工农两大产业之间，中西部与沿海城市差距较大。从总的就业流动调整思路来看，产业结构变动仍是影响就业流动变迁的最终因素，因而仍需要坚持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线的核心方针。
另外，部分学者也采取不同分析方法研究了流动性问题。例如杨云彦、陈金永（2007）运用结构分析方法，提出基本假说：外来劳动力和本地劳动力的收入决定存在明显的分层，户口登记状况和单位性质等对劳动力的收入（工资）有着显著的影响。这种分层对城市劳动力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保护作用，同时也意味着外来劳动力将随劳动力市场的愈渐开放，对本地劳动力就业产生竞争与替代效应。
二、劳动力市场分割
在我国四五十年代，有关劳动力市场的一整套理论、方法和政策选择基本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之上，至60年代，这一传统受到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挑战。如何看待我国在转型时期下劳动力市场分割或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特点是什么？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理论对此做了分析。
第一，以蔡（2005）为代表的学者关注的是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他们以刘易斯（1954）的二元经济模型为基础探讨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主要观点有：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地域分割影响要素配置效率，随之产生的效率差异则是导致我国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的深层原因；在改革之前，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态势是政府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需要，改革以来则受到城市利益集团的施压影响得以维持，其中户籍制度就是关键所在。
第二，许多学者则直接从制度的视角来解释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问题，赖德胜（2009）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演变，而李建民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既有古典性又具制度性，后者是形成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的主要原因，聂盛（2004）用实证结果验证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从所有制分割向行业分割演化。
第三，金一虹（2000）等学者则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除体制性原因，还有非体制性因素，如劳动者禀赋等差异。其指出可将劳动力市场分割为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正规劳动力市场和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即认为在没有外力制度性的作用下，依市场自身运作也会产生的分割。目前中国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具有巨大的潜在发展趋势，其存在和发展对加强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和弹性，讨论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走向及发展条件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
因此，结合各学者观点，从劳动力流动与分割机制上思考，笔者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是综合了“内部―外部”劳动力市场形成和“城乡二元经济”特征的制度性分割。具体阐述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制度性特征，从劳动权利演化的角度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特殊的“城乡二元性”也具有重要意义，实现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将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注释：
①蒋倩，孙兵：“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趋势预测”，《经济纵横》，2011第5期。
②金成武：“城镇劳动力市场上不同户籍就业人口的收入差异”，《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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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现代化；劳动力转移；实证分析；VAR模型；测算
中图分类号：F320.1；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5）24-6423-05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5.24.084
Abstract： Using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evaluation system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level for reference， by using time series data from 1978 to 2012， and through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to measur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and then the VAR model was built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agricultural labor transfer on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 the long run， labor transfer positively promoted th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ccordingly countermeasures to speed up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we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labor transfer； empirical research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农业现代化又是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基础。党的十报告指出，要“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根据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的《中国现代化发展报告2012》，2008年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比中国现代化水平低10%。农业现代化发展滞后必然导致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滞后，使得中国现代化进程不能协调有序发展。马克思认为“超过劳动者个人所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农业现代化的一个主要特征便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根据《中国现代化发展报告2012》显示，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世界平均值的47%，约为高收入国家平均值的2%，成为制约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瓶颈。而劳动力的转移又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关键所在。因此，从劳动力转移视角分析其对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前人关于农业现代化的研究卓有成效。国外对现代农业的研究由来已久，最具代表性的是舒尔茨对改造传统农业的研究，提出要把传统农业部门改造成一个高生产率的部门，其后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及其合作者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方式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对现代农业的研究不断深入。首先关于农业现代化水平评价体系的构建，一般采取层次分析法（AHP）、专家评判法、数据包络法（DEA）和多指标综合测度法。如徐星明等[1]构建了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和农业保障水平两个子体系对农业现代化进行测评；辛岭等[2]通过专家评价法和层次分析法（AHP）对各地的农业现代化水平进行了测评；孙燕[3]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从农业劳动力资源；农业产出；农业机械化、化学化、水利化、生态化发展程度；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农产品商品化程度；农业投资等6个方面，利用30个统计变量分析了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就目前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来说，存在较为繁琐、过多、过细，指标不突出等问题。近几年从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农业生产率方面结合研究农业生产的文献还较少，郭熙保[4]通过生产率的对比研究发现，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对农业现代化发展最为重要。汪小平[5]利用1952 ― 2003年的有关数据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特点和路径进行了实证分析。高帆[6]采用逻辑分析方法推演出结构转化与资本深化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方式。然而，众多学者在分析农业时只是针对与农业的某个方面来分析，很少有学者分析劳动力转移对中国农业现代化整体水平的影响。
拟通过构建一个科学测定农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衡量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并且分析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和提高路径。
1 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的构建
1.1 指标体系的选取原则
关于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评价标准，但要遵循以下原则：①指标的系统性。所选取的指标最好全面地反映农业系统的各个方面。②指标的综合性。典型性指标与关联性指标兼顾。③指标的重点性。重点选取能够反映所研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侧重点。④指标的可比性。指标设置要符合各地实际又必须具有一定的可比性。⑤科学性原则。所选指标要有经济学和数学意义，保证指标选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⑥易操作性。数据来源应该权威、易得。各种统计年鉴和其他统计资料具有权威性并且较易获取。
1.2 指标的选取和数据来源
根据以上原则，借鉴国内学者的一些研究，参照数据的可得性，选取农业生产水平、农业投入水平、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农业可持续发展5个一级指标，5个一级指标又包括12个二级指标，数据样本区间为1978-2012年，数据均来自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农业生产水平指标：农业劳动生产率（X1），以GDP中第一产业总值作为农业产值（GDP1），第一产业从业人数（L1）作为农业就业人数，X1=GDP1/L1；土地生产率（X2），耕地面积（A），X2=GDP1/A。
农业投入水平指标：人均农机总动力（X3），单位播种面积施肥量（X4），有效灌溉率（X5）。
农业经济结构指标：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X6）、林牧副渔业占农业总产值比重（X7）、农业从业人员比重（X8）、城镇化水平（X9）。
农民生活质量指标：农村恩格尔系数（X10）、农民人均纯收入（X11）。
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农业成灾率（X12）是度量农业防灾抗灾能力的指标。农业成灾率（X12）=农业成灾面积/农业受灾面积×100%。
2 农业现代化水平综合指数测算
主成分分析法主要对具有相关关系的多个指标进行降维处理，转化为相互独立的几个综合变量。彼此相互独立的多个变量保留了原始数据的绝大部分信息（一般为80%以上），极大地简化了原本复杂的评价问题。进行提取后的综合指标就被成为主成分。
首先，利用SPASS 17.0对样本数据进行Bartlett球体检验，KMO为0.766>0.7，Sig小于显著水平0.05，说明变量之间具有相关性，适合作为因子分析。通过因子分析简化数据，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影响因子，根据1960年Kaiser提出的Kaiser准则，提取出2个主成分，其方差累计贡献率已达95.167%（表1），且特征值均大于1。主成分1主要载荷X1-X11一共11个指标，主成分2主要在X12指标上载荷较大（表2）。根据SPASS 17.0得出的因子得分系数矩阵（表3）建立因子得分模型如下：
在主成分分析中出现了负数情况，由于在后面的动态计量分析中需要正数作为数据进行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利用廖进中等[7]的处理方法对结果F根据统计学中的3σ原则进行非负化处理。
3 劳动力转移与农业现代化水平动态计量分析
3.1 变量和数据的选择
劳动力转移数据用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就业人数的比例X（%）来表示，比重越高代表农业劳动力转移人数越多，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农业现代化水平采用非负化后的综合指数Y来表示。为了减少数据的波动和异方差的存在，在进行实证分析时均采用了对数化处理数据。
3.2 单位根的检验
由于时间序列可能存在非平稳性问题而产生伪回归现象，因此首先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中国采用ADF检验数据的平稳性水平。
由表5可知，LNY、LNX时间序列在1%的水平上均是非平稳序列。其一阶差分在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了非平稳的原假设，说明DLNY、DLNX是平稳的，均为一阶单整序列I（1），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3.3 基于Johansen检验的协整检验
Johansen检验是基于VAR（向量自回归）模型来进行的，首先建立VAR模型。综合考虑AIC、SC和LR准则确定VAR模型的滞后阶数为3。中国采用Johansen的“迹”检验确定模型的协整关系。在5%的显著水平下只存在一个协整关系，选择农业现代化水平综合指数的对数形式（LNY）为因变量的协整方程为：
LNY=1.547 662LNX （1）
由式（1）可知，系数在5%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因此，通过方程可知劳动力转移在长期对农业现代化发展具有正向的影响。劳动力转移每提高1个百分点，对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带动作用为1.547 662%。这种情况符合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情况。关于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众多学者的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一种观点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是有利于农业生产的。蔡P[8]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不仅不会使农业减产，而且对缓解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具有重要的作用；陈吉元等[9]认为劳动力流动有利用农地的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会降低农业生产。李琴等[10]指出农村家庭成员的流出不仅使农村老年人的农业劳动参与率发生变化，而且参与农业劳动的时间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中中西部的劳动力跨省流动显著增加了老年人参与农业劳动的时间。这种农业劳动力年龄的老化不利于新技术和新品种推广。夏莉艳[11]认为劳动力的大量流动使得农民兼业化严重，农村青壮年的大量流出使得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无人解决，威胁农业的发展。盖庆恩等[12]通过对2004-2010年全国固定调查点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男性和壮年女性的转移会降低农业产出增长率，已经对农业生产产生了负面影响，进而推断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结合协整方程和众多学者的分析，劳动力转移尽管可能短期内对农业生产的某一方面可能存在不利影响。但长期来看，劳动力转移对整个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是起促进作用的。
3.4 格兰杰因果检验
因为已经通过单位根的平稳性检验，可以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确定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表6）。
由表6可知，X是Y的格兰杰原因，即劳动力转移与农业现代化水平存在因果关系，可以认为劳动力转移是农业现代化水平变化的原因。
3.5 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
协整分析只是显示了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脉冲响应是反映一个内生变量的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对VAR模型中其他内生变量的影响。图1为农业现代化对劳动力转移的响应路径。可以看出，在初期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现代化是基本没有影响的，证明中国存在边际劳动生产率为0的剩余劳动力，随后劳动力转移开始对农业现代化起促进作用，在第四期达到峰值，随后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现代化影响逐渐减弱并趋于平稳。由于农业劳动力转移，释放了多余的劳动生产力，提高了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使中国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比重逐年提高。随着农业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趋于稳定。
从图2可以看出，不管是在短期还是在长期农业现代化对劳动力转移都具有正向作用，并且逐年提高，在第五期左右达到峰值，之后趋于平稳。这说明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业机械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应提高，不断释放出多余的农业劳动生产力，促进了劳动力的转移。随着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农业现代化对劳动力转移的促进作用趋于稳定。
方差分解方法就是衡量VAR系统中的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从表7可以看出，农业现代化刚开始就受到自身波动的影响，且影响为100%，随后所受影响逐渐下降，最后稳定在91.365%；农业现代化水平受劳动力转移波动的影响逐渐增加，在第五期达到最大值12.766 71%，最后稳定在8.635 00%。
4 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进行了测算，随后建立VAR模型，对劳动力转移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劳动力转移在长期对农业现代化水平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因此，提出如下建议。
4.1 不断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
2013年中国第一产业总值为56 957亿元，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10%，然而中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总数为24 171万人，占整个就业人口的31.4%。农民纯收入最高的上海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9 595元，其中工资性收入高达12 239.4元，占整个收入的62.5%，然而收入最低的甘肃省农民工资性收入仅为上海的18%。这充分说明了中国依然需要不断地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第一产业人员的转移，不断提高第一产业人员的劳动生产率，只有这样才能促使中国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4.2 完善土地流转制度
土地的流转和集中是实现中国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根本途径，也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经之路。而要实现土地的流转和集中，首先还需要农村人口的转移和流动。随着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土地流动大多数朝着“散户-散户”的方向流动，而不是以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为目的的“散户-大户”的土地流转。因此，要进一步完善中国的土地流转制度，建立全面的养老保障体系，削弱土地对转移劳动力的基本保障功能，促进以规模经营为目的的土地流转形式。
4.3 推进新型城镇进程
中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2013年以城镇人口衡量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3.73%，然而中国的城镇化还存在诸多方面的问题。中国非正式转移的农民工总量为2.63亿，他们更多处在一种边缘化状态，并没有真正融入到城镇生活。高质量的城镇化必然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切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也是中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共同进步的基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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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生命周期视角 陕西省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 劳动力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分析 劳动力迁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国内外研究述评 河北省劳动力要素在三次产业间的配置效率研究 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农业技术进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我国城乡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同时扩大问题分析 江苏省三次产业劳动力吸纳的区域比较 劳动力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研究 劳动力流动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 劳动力迁移对区域间经济差距产生的影响分析 劳动力异质、流动方向与城乡差距悖论 劳动力市场的所有制分割与城乡收入差距 产业集聚对劳动力流动的作用机理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产业梯度转移的影响探析 产业转移与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产业转移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研究 劳动力城乡流动影响因素分析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4-03-16。
② 本文中一、二、三次产业分别对应农业、工业（含建筑业）和服务业，两种说法在文中会交替出现。
③ 人社部：农民工总量、外出同比增幅双下降，http：///politics/2015-03/01/c_127529885.htm，新华网，2015-03-01。
“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说。首先提出“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为负数的劳动力为剩余劳动力”这一概念的是美国著名（古典学派的）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1954年刘易斯在英国《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了题为《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在论文中，刘易斯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视为一个空间分布上的非均衡过程。这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而言，都存在一种“二元经济结构”，即以寻求利润为目的的城市现代工业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部门和以农村传统的自给自足，仅以维持生计而非追逐利润为目的农业部门为代表的所谓非资本主义部门。此种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是，经济发展仰赖于现代资本主义部门的资本增殖与扩张，并有可能不断吸纳传统的非资本主义的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而传统农业由于技术停滞，土地扩展的限制，特别是农村人口增长迅速，资本性投入物少，故这一部门的劳动力极为丰裕，因而形成了“在那些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如此众多，以致在这种（二元）经济的较大部门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数的国家里，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有些作者已经注意到农业部门中这种‘隐蔽’失业的存在，并说在所有情况下家庭拥有土地是如此的少，以致如果有些家庭成员找到其他工作，则剩下的成员仍可以耕种他们所拥有的土地。”（A.刘易斯，1989,3）A.刘易斯接着指出：“但是无论边际（劳动）生产率是不是零或很小，这对我们的分析并不重要。在这些经济里，劳动力的价格是仅够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因此，只要按这种价格提供的劳动力超过需求，则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A.刘易斯，1989,4）．刘易斯认为，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高于农村传统农业部门，两个部门的劳动者工资存在很大差距，且城市工业部门由于不断扩展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乡—城市之间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即无制度障碍）的前提下，便发生了传统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然而又由于传统农业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性质和城市工业部门存在失业，吸纳劳动力毕竟有限，故现代工业部门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只能略高于农业部门劳动者维持生计的收入水平。“资本主义部门由于指剩余再投资于创造新资本而扩大，并吸收更多的人从维持生计部门到资本主义部门就业。剩余越来越多，资本形成也越来越大，而且这个过程要一直维持到剩余劳动力消失为止”（A.刘易斯，1989,12）。这便是在A.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框架内，边际生产率为零值甚至为负数的劳动力乃是剩余劳动力的经典定义。
对于西方学者的这一概念，我们的评价是：第一，他们对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概括无疑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因而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产生的基础。第二，“零值边际生产率”的剩余劳动力概念运用西方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从增量变化的动态角度描述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及成因，对发展经济学的宏观结构分析提供了成功范例，这无疑是刘易斯等人的重要理论贡献。第三，然而A.刘易斯等人以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定义农业剩余劳动力也存在缺陷，这主要是：其一，这一定义是以技术长期停滞，且其他生产要素（土地，资本等）不变的传统农业为前提的，但当代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早已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不同阶段上，远非典型的传统模式，完全不考虑农业转型期农业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投入和贡献等因素，显然与事实不符。其二，采用零值边际生产率来界定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一个致命缺陷是，它将农业与现代工业视为同质性产业，忽视了农业是一种广泛依赖外部自然条件（如生态环境，气候等）的风险性弱质产业。与工业生产的外部环境相对固定相比，农业生产不仅依赖土地、劳动力、资本投入的变化，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条件的优劣与变化。举例来说，同等量的要素投入在灾害年份的产出不仅远低于风调雨顺年份的产出，而且可能会颗粒无收。故以灾害年份边际生产率下降为零或为负来判定农业中存在剩余劳动力是否有效是值得怀疑的。
“地—劳比率变动”说。针对A.刘易斯等人的“零值边际劳动率”定义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的事实不符的缺陷，中国学者郭熙保、宋林飞等人提出新的定义标准。郭熙保的判别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长期呈下降趋势时，我们认为该国（或地区）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郭熙保，1995）。对这个新定义，郭熙保在所做解释中强调，按劳动力平均耕地面积的变动与按区域人口平均耕地变动是有区别的，即劳均耕地的下降不一定意味着人均耕地的下降。他指出这一新定义重在强调劳均耕地变动的长期趋势而非短期波动，如果国家或地区劳均耕地面积几十年均呈下降之势，则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其主要理由是：①在农业技术停滞的社会里，农业劳动力的增加导致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下降，甚至降到零。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剩余劳动是肯定存在的，同时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是下降的；②在农业技术进步的社会里，农业劳动者增加可能不会降低劳动边际生产率，反而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总产量，因为技术进步使土地生产率提高了。但是只要农业劳动力人数增加得比耕地面积更快，使劳动耕地面积下降，农业剩余劳动就仍然存在。（这是由于每个劳动者占有耕地面积的减少，一般说来，抑制了农业技术进步，尤其是机械技术进步，规模经营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潜力的充分发挥。）假若有一部分劳动者从土地上撤出，这些潜力将会充分发挥出来，使剩下的农业劳动者生产率更高，从而使农业生产更快地增长，而不是下降。③郭熙保认为，根据农业劳动者人数与耕地面积的长期时间序列资料可以比其他剩余劳动力定义更简便更容易识别一国或一个地区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郭熙保，1995）
我们认为，郭熙保以经验观察为依据从地—劳变动的长期下降趋势来定义剩余劳动力这一点是有价值的，同时也与中国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事实相符。但他的定义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这就是：第一，若从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变化这一基本点出发，劳均耕地面积下降只是剩余劳动力存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首先它安全排除了农业生产其他要素（如资本）以及技术进步、自然条件等内生变量，因而缺乏量化分析的基础，确定剩余劳动力存在及其数量多少有很大的随意性。特别对于土地资源等天然禀赋条件差异极大的国家（如美国与中国、日本等），很难用统一的尺度测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及其规模，郭先生在论证他的新定义的正确性时，还用美国、日本1880～1980年间地—劳比率上升的事例反证出美、日在农业发展中不存在剩余劳动力的结论，他指出美国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由1880年的11.68公顷，增加到1980年的105.58公顷，增加了8.13倍，同期日本劳均耕地由0.3公顷增加到0.78公顷，增加了1.6倍。（郭熙保，1995）。此外，韩国和我国台湾省1953-1988年劳均耕地分别由0.32公顷和0.53公顷，增加到0.62公顷和0.72公顷。于是他认为韩国和台湾省也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其实，郭先生忘记了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韩国、台湾省之所以出现劳均耕地面积上升的长期趋势的这一段时间，恰恰正是这些国家或地区不断存在剩余劳动力，又不断转移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过程。这怎么能说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呢？根据郭在《农业发展论》一书中表6-3（郭熙保，1995）提供的数据，韩国、台湾省农业就业劳动力1953年分别为5997000人和1647000人，到1988年分别降到3475000人和1238000人，分别减少252万和40万人之多，这些减少的劳动力不是“存在”的剩余劳动力又是什么？如果1988年以后农业劳动力继续减少，从而地—劳比率继续上升，也是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证据与理由么？由此可见，按照郭先生的新定义来断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与否，显然难以自圆其说的。
1982年宋林飞对江苏南通的农村劳动剩余问题进行调研时，提出了测算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公式：G=(A-F)/A，此公式中G为剩余，表示农业劳动力剩余度，A为农业总劳动力，F为农田耕作所需的劳动力，其中F＝总耕地／x亩／劳动力，“x亩／劳动力”表示每个劳动力全年能耕作的土地面积。确定x涉及两个参数：(1)每亩需要的劳动日数（用D表示）；(2)每个劳动力全年所能完成的劳动日数（用L表示）则X=L/D。宋先生用这一公式测得江苏南通县农业劳动力的剩余度为56.8%。（宋林飞，1996）。宋林飞关于是否存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测定方法与前述郭熙保的基本思路是相同的，即以劳均耕地面积为尺度来判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所不同的是宋的测定方法是静态的而非动态的趋势，并且在每个劳动力负担耕地面积中加入了两个变数：单位劳动力耕种单位耕地的日时数和单位劳动力每年所能完成的工作日数。宋林飞的定义及测定方法充分考虑农业劳动时间存在季节差异，非常符合农业生产的实际。这与当代西方经济学界广泛采用的（农业）工时及工时的边际生产率的升降来确定剩余劳动力思想是一致的。从这方面讲宋的定义和测量方法比郭的定义更进了一步，在量化分析上更具可操作性。但是，我们认为宋林飞的剩余劳动力定义及测量公式仍然未能充分考虑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和农业技术进步等项变动因素对单位劳动力负担耕地的影响。此外，对单位劳动力年量高工时限度的设定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风俗习惯的巨大差异，特别是不同区域因地势、气候、水土光热等资源条件的不同，单位耕地上投入的劳动工时差别更为巨大。再加之农业技术进步（如免耕法的推广，产业化育种等）以及资本性投入（农业机械、排灌设备的使用）都随时影响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负担的耕地面积的变化。因此，宋的定义及其测量模型，对某一点上，同质性小区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测定可能是有价值的，换言之，这一定义模型难以成为具有普遍经济学意义的概念。
最后须要指出的是以地—劳比率为基础，郭和宋的剩余劳动力定义均将侧重点放在农业的种植业上，事实上除种植业外大农业的其他产业如林业、养殖业、畜牧业、渔业以及家庭副业中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是绝不能用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负担的耕地面积及其变动来测定的，这也是郭熙保、宋林飞地—劳比率变动测定法的重大局限性之一。
国际标准比较法—H.钱纳里“发展模型”。1975年西方著名经济学家H.钱纳里构建了“世界发展模型”。H.钱纳里采用库茨涅茨统计归纳法对全世界101个国家1950-1970年的社会统计指标（含27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为因变量(Y)，其他27个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为自变量(X[,n])的回归模型——“世界发展模型”。根据这一回归模型，H.钱纳里划分了人均GNP小于100美元到大于1000美元等9个等级的“标准结构”量表。根据这一量表可以确定与不同等级相应的27种社会经济指标的标准数值。各个国家或地区便可将自身的实际与这一“标准结构”进行比较从而找出其发展的差距。从H.钱纳里的“标准结构”模型中，我们可以发现人均GNP=800美元这一等级下第一产业（该模型称之为初级产业）劳动力是总劳动力比例的30%，当人均GNP=1000美元这一等级时，第一产业劳动力比例降到25.2%(H.Chenney,M.Sycquin,1975,38)。宋林飞根据钱纳里“标准模型”对中国农业劳动力剩余率的测定为16%，在用库茨涅茨系数对中国价格扭曲因素在钱氏模型高估作了修正后，计算出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剩余率（他称为不合理配置率）为13.8%，（宋林飞，1996）。笔者按1995年中国的人均GNP等级为800美元左右，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为52.2%的实际数据，与钱氏标准模型相比较，并同样扣除价格扭曲因素，测得当年的剩余劳动力率为16.4%。若按1995年全国总劳动力6.89亿为基准计算，当年农业剩余劳动总量为1.13亿，与90年代中期官方和国内经济学家估计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在1.3-1.5亿相比，用钱氏标准模型测得的这一数字显然存在低估的偏差。我们认为H.钱纳里模型为各国测定是否存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数量比例提供了一个标准，这是很有比较研究价值的模型，但是它的最大缺陷是忽略了各国千差万别的国情条件，除了各国社会经济指标通过回归构成了一种纯粹形式或马克斯·韦伯称之为“理想型”模式之外，更忽略各国文化和制度因素的影响，例如滞留于中国农村的农业劳动力主要是由于人为的城乡户籍制度壁垒而不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不能流动和转移，这与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情形迥然相异。因此将适用大多数国家发展趋势和特点的模式来套中国农村和农业的情形，很难得出对中国测定农业剩余劳动力有用的结论。
二、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新定义
根据中国农村现行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利用的经验事实，我们试对农村劳动力剩余及其相关概念重新定义如下：
1.农村劳动力：指户籍所在地为农村社区的人口中15-64周岁的男性和女性个人，但不包括其中的在校学生、服兵役人员，以及因身体原因不能劳动的人等。
2.农村剩余劳动力：专指中国农村中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所谓劳动力的不充分就业则是指每个单位农村劳动力每年有效工作时数（注：本模型中的工作时数指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含种植业，林、牧、副、渔业）和非农业（如工业、手工业、商贸、建筑、运输、教育、文化事业等等）的一切经济活动所耗费的有效时数（以小时为单位）。但是不包括经济活动以外的时间消耗，如煮饭、洗衣、就餐、娱乐、闲暇等活动的消耗时数。）低于公认的单位农村充分就业劳动力年度有效工作时数标准，即制度工时数的一种状态。
3.农业剩余劳动力：指从事农业（含种植业、养殖业、林、牧、渔业）的农村不充分就业劳动力。
通过上述三个概念的界定，我们实际上强调它的两点重要含意：其一，农村和农业劳动力剩余的核心和实质是劳动力的利用不足，即就业不充分。其二，按照一个国际国内可以接受的标准，农村劳动力的有效工作时数的多少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为剩余劳动力以及对劳动力剩余的程度作出界定。为了说明不充分就业作为劳动力剩余的界定标准的合理性，我们拟对这一新定义的内涵和成立的条件作简要说明。
首先，我们认为用劳动时间或工作时间来计量劳动力就业充分与否是有其经济学基础的。早在19世纪中期，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本质的剖析——剩余价值理论就是以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时间的无偿占有为基础的，事实上，劳动时间（而不是货币或其他计量单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行理论分析的基本计量单位。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一般劳动量来决定的，而劳动量是由劳动持续的时间来计算的，劳动时间则是用小时、日等作为计量单位。当代一些西方著名经济学家面对难以用货币单位计量的复杂经济问题时也广泛采用时间（往往以小时为单位）作为定量分析单位。例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S.Bec-ker)及合作者在构建人力资本积累模型中就避开了价格问题，而将一个人的童年、成长期受教育的时间，和一生的工作时间甚至先天禀赋条件通通以时间为单位来计量人力资本的积累。反过来看，如前文所述古典经济学派以“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定义和测度之所以产生缺陷和引起争议，很大程度上系由农业生产函数中要素投入在质和量上的差异，以及农业生产环境条件的不确定性所致。其他几种有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定义及相应的测定方法，如“耕地—劳动力比率变动法”（见郭熙保，1995,166-167，以及宋林飞1996,105-106）、“国际标准比较法”（见Chennery、Msycquin,1975,38）等也出现与“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标准和方法相类似的问题和争议。因此，本研究尝试以劳动时间为基本计量单位来定义及测量中国农村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应当是更合理的选择。
其次，也应当强调采用工时作计量标准测定剩余劳动力必须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即存在必不可少的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或假定，而这些前提或假定必须是通过经验实事验证为正确的。我们设定的几个经济学理论假定如下：
1.经济理性假定。农民（即农村劳动力）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在中国现行农村经济制度下，农民从事的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在于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避害趋利是农民的经济人本质。
2.工时有效性假定。在农村现行经济制度下，对土地拥有法定使用权以及对其他生产要素拥有支配权的农民对其劳动时间的支配与利用将是最充分和最有效的。农民不会在自己支配的劳动时间内偷懒。
3.有效工时的同质性假定。根据工时有效性假定，可以将以农村劳动力的有效工时为单位的劳动量视为无差别的、同质的劳动耗费并用以计算劳动力利用的有效程度。
4.劳动力资源自行合理配置假定。在中国农村现行经济制度下，农民具有自行配置劳动力资源并使劳动力利用效率最大化的倾向（注：所谓倾向是指农民所具有的合理配置自身劳动力资源并使其利用效率最大化的主观动机，不考虑其客观效果——作者注。）。因此，以寻求经济收益最大化为条件的劳动力充分就业是这一倾向的具体化。
保证这一剩余劳动力新定义成立的主要理论前提（或假定）是劳动者工时的有效性，即在当时当地既定的条件下，农村劳动力在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时，其劳动时间的利用达到最充分和最有效的程度。这一假定不成立的反面例证是，在另一种制度安排下，（如80年代以前的制度环境下），农村劳动力多数处于“出工不出力”、“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式的“磨洋工”状态，即劳动力单位工时利用非充分和非最有效的状态。一旦“有效工时假定”不成立，我们用以测定农村劳动力剩余的定义及相关模型便会“失真”。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以劳动力有效工时不足为主要内涵的不充分就业来定义农村剩余劳动力仅适用于自1978年以来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村。
【参考文献】
①本模型中的工作时数指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含种植业，林、牧、副、渔业）和非农业（如工业、手工业、商贸、建筑、运输、教育、文化事业等等）的一切经济活动所耗费的有效时数（以小时为单位）。但是不包括经济活动以外的时间消耗，如煮饭、洗衣、就餐、娱乐、闲暇等活动的消耗时数。
②所谓倾向是指农民所具有的合理配置自身劳动力资源并使其利用效率最大化的主观动机，不考虑其客观效果——作者注。
③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中译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④郭熙保：《农业发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⑤宋林飞：《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对策》，《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2期。
⑥H.Chennery,M.Sycquin,PatternsofDevelopment,1950-1970,OxfordUniversitypress,1975.
⑦加里．贝尔克等（人力资本，生育率与经济增长》，《政治经济学杂志》98卷，1990年。
⑧罗伯特．卢卡斯：《论经济发展机制》，《货币经济学杂志》22卷1980年。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城乡收入；收入差距；教育培训
在20世纪80年代，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现象。根据2011年的统计数据，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达到1.17亿。一方面，针对农村地区，大量剩余劳动力别无选择，只能转移到城市谋生，而为了增加收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也必须转移到城市，另一方面，根据城市发展的需要，这些农村劳动力转移已经成为为城市提供劳动力的主要来源。然而，由于长期分割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和其他社会经济原因，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这些因素主要是地区差异、工资、选择工作方式的差异、失业率、城市工业的技术进步和性别。一般来说，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以及大规模的聚集倾向。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日益增加，最终这将会缩小甚至消除城乡收入差距。但与此同时，它还将建立具有中国的特点“双重劳动劳动和就业制度”和“城市二元社会”。在2006年，蔡昉认为使用劳动力流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需要一定的条件。在当前阶段的中国，由于很多不完整的条件，劳动力流动和收入差距扩大是主要的现状。
一、研究综述
首先，农村剩余劳动力经济学最早的研究者是刘易斯，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中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一个十分关键的环节，只有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才能使城乡经济一体化，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其次，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改善行业发展状况的一个先决条件，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业技术，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员工的质量。最后，另一个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理论是托达罗理论。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认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仅取决于城乡差异，还取决于成本—收益对比。经济发展的劳动力转移造成的心理动机是主动转移。这显示出对他们个人的主观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个人品质是影响劳动力转移的重要的心理因素。
二、教育培训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劳动力转移的难易程度和转移后的工资状况受职员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因此，转移的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成为转移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受教育水平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知识水平。农业生产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使农村产生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的唯一选择就是向城市转移，这也体现了农村发展的不断进步，虽然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但他们进入城市后从事的大多是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制约他们发展的关键因素就是劳动者素质低，最主要的方面是知识水平较为薄弱，因此加强农村劳动者的教育培训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有所提高，他们的可选择工作范围也将有所增加，可以和城市劳动力进行公平的竞争，提高其竞争能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可以增加城乡收入和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教育培训可以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三、政策建议
教育和培训体系的创新是很重要的。教育和培训对劳动力是一种有效的方法，通过教育和培训可以对劳动力转移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要增加对农村公共教育投资资金、各级政府投资教育和培训经费。农村劳动力教育和培训应该是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开发他们的选择就业和目标的能力。建立培训、学习、评估、认证、诱导等机制，严格执行劳动就业证书系统考察，这应该贯穿整个转移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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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关于中国应该采取的贸易增长方式,目前国内外已有相当多的进行了探讨。部分学者认为,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中国应该继续利用自身丰裕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生产并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以推动经济的增长。但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传统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其他发展中国家(例如东盟)政局的稳定,经济的复苏,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已经给中国的劳动力优势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和挑战。本文笔者就想通过以美国市场为目标市场,采用中国和东盟四国历年出口至美国市场的数据,尝试利用出口相似度指数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这两个指标,对中国和东盟出口至美国市场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做一个对比,进而分析得出中国所拥有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已经出现减退,面临着来自其他国家越来越大的竞争,依赖于劳动力优势的贸易增长方式已经不太适合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贸易增长方式必须转变。
本文是以中国和东盟四国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到美国市场的相关比较来进行分析的。笔者选择的四国是东盟中的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 (以下简称东盟四国)来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它们在整个东盟的贸易中占了相当大的份额,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在四国产品的出口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具有与中国类似的出口贸易结构。
二、中国与东盟四国出口相似度分析
笔者根据美国统计局进口统计数据,计算了中国、东盟四国在2000~2009年间出口相似度指数的演变情况。分析发现,中国与东盟四国的出口相似度在经历了21世纪初一个平稳的下滑过程之后,从2005年开始快速上升,反映出中国与东盟四国在SITC6+8类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上相似度逐步提高,也就意味着中国同东盟四国在劳动力密集性产品的出口上竞争加剧,同时,我们要意识到,虽然21世纪初相似度的下滑过程,也并不是意味着中国与东盟四国的竞争程度降低了,而是由于中国在2001年刚刚加入WTO,使得中国进入美国市场的商品相比东盟有所增加。
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东盟四国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上的出口与中国的相似度越来越大,也就意味着中国在对美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上的竞争将面临来自东盟四国更加强有力的挑战。这也说明中国和东盟的产业结构相似,在很多的领域存在竞争。中国按照传统的贸易增长方式已经碰到了更大的阻碍。
为了进一步分析中国按照传统比较优势进行分工生产所面临的严峻挑战,笔者将在下节中,再将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进行细分,并按照中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到美国市场中份额最大的SITC8类产品数据作为样本,单独与东盟四国出口美国市场的SITC8类产品进行一个比较。
三、中国与东盟四国显性比较优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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