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0 10:43:26
导语：在新创造劳动力自身的价值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 人力资源价值；群体贡献系数；个体贡献系数；货币计量模型探讨
一、引言
人力资源即劳动力资源，它是生产经营活动中最活跃的因素，是创造价值的重要源泉.根据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劳动力的价值包括两部分：一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人力资源的消耗使用，一方面可以生产出维持其自身能力的补偿价值，另一方面创造出贡献价值形成企业的利润。
按计量尺度来划分，人力资源价值的计量分为货币性计量和非货币性计量。由于会计的主要计量方法是货币计量，企业决策也主要是以货币计量的信息为基础，再加上货币特征的综合性与确定性，本文主要研究对象为人力资源价值的货币计量模式。
二、人力资源价值主要计量模式及评价
(一)未来净资产折现法
我国学者文善恩于1996年提出用未来净资产折现法计算人力资源群体价值，他认为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二者分别乘以各自的未来增长率，就可获得人力资源群体价值。其模型考虑了人力资源的必要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符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但必要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增长率、时期数与贴现率的确定较为主观，影响了计量结果的准确性。
(二)未来工资报酬折现模式
1971年巴鲁克.列夫(Baruch Lev)和阿巴.施瓦茨(Aba Schwartz)提出职工未来收益或工资报酬折现模型。该模式的假设条件是某人在其职业生涯中肯定不会离开这个组织，且此人在该组织中会终身从事一个岗位。实际上，人的工作岗位是经常变动的，这种方法在实际应用中可能会高估个人的服务年限，并且此模型仅以职工工资作为计量人力资源价值的基础，没有考虑到人力资源剩余价值。因此，该人力资源价值计量模型不够完整。
(三)当期价值计量法
李世聪教授于2003年提出了人力资源当期计量方法，他认为人力资源创造的价值体现人力资源的基本职能，应当计算人力资源当期投入成本和当期新创造的价值作为人力资源价值计量依据。群体人力资源价值计算公式：
V = L+(OP+RI+DL)×H
个体人力资源价值计算公式
Vi = Li+×Ri
当期价值计量法既包括群体价值的计量也包括个体价值的计量，计量模式比较全面，营业利润投资收益等各种相关的指标容易取得，可操作性强；计算当期价值，不需估计个人服务年限，不会高估或低估人力资源价值。本文即以当期价值计量法为基础，完善人力资源当期价值计量模型。
三、完善人力资源当期价值计量模型
人力资源价值的计量应分成两部分：人力资源交换价值计量和人力资源当期新增贡献价值的计量。
人力资源的交换价值是劳动者参加组织活动过程中所消耗的脑力和体力的补偿。交换价值体现为人力资源的投入成本，对于企业，投入成本即表现为企业所支付的工资、津贴、福利费、培训费、离职费等支出。但由于因为人力资源所创造的价值受到职工绩效影响，可能高于或低于人力资源投入成本，所以人力资源投入成本确定的只是职工应具备的交换价值，而该职工实际的人力资源交换价值还应结合工作中的具体表现来最终确定，所以应引入人力资源的投入成本贡献系数。
人力资源的剩余价值是劳动者剩余劳动所创造的那部分价值。就企业而言，人力资源创造的剩余价值即为人力资源为企业所创造的利润部分。按照当期价值理论，在公式中采用的企业营业利润(OP)、企业投资收益(RI)和企业减亏额(DL)之和作为人力资源当期新增贡献价值的基础。但由于我国新企业会计准则中利润表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企业的投资收益已经列示在营业利润计算之前，而且企业减亏额还涉及到利润分配的问题，所以三者之和未能真正体现企业新增贡献价值。因此，把OP+RI+DL用息税前利润EBIT代替，EBIT不受利润分配方式和筹资方式影响，纯粹体现为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共同创造的新增利润。
(一)完善企业当期个体人力资源价值计量模型
综上所述，第t年i职位上j个体的力资源价值就等于第t年i职位上j个体的当年投入成本中形成人力资源价值的部分与该职位上j个体的贡献价值之和，具体计算公式可以表示如下：
(二)构建企业群体人力资源价值计量模型
根据以上分析，人力资源群体价值计算公式可以重述为：
关键词：离岸外包；职住外移；工作外包；国际产业调整
美国高科技咨询机构——ForresterResearch的报告称：“美国服务经济领域在经过了3O多年的持续扩张后，离岸外包将成为美国从追求发展速度向追求效率转变的一种催化剂。”
2004年6月10日，联邦劳工部宣布，2004年第一季度，美国因业务外包而损失的就业机会比例为2．5％。约有2／3的职位流动源自制造业，在第一季度的失业者中，制造业工人占1／4。这是该部门首次对外包所导致的就业机会损失量做出评估。
外包近来在美国引起的争议还远不止这些，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美国政府、民众和媒体对外包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应呢?本文尝试从外包概念的兴起，其近年来在美国的发展特点和趋势，来分析它对美国就业市场乃至整个经济的影响。
一、外包概念的兴起与离岸外包的发展
企业总是根据市场需求、竞争环境的变化来调整其组织的构造和边界。在上个世纪30年代，由福特汽车公司所倡导的“垂直一体化”战略所带来的所有权优势、规模效应、对供应链和市场的控制力，随着科技和通讯技术的发展、顾客需求的多样化和市场竞争的白热化而逐渐黯淡。由C．K．Prahalad和GaryHamel于1990年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中第一次提出的“外包”(Outsourcing)概念在过去的l5年间一跃成为最有代表性的企业经营趋势。
所谓“外包”，指的是在内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企业专注于其核心业务，并借助企业外部的专业机构的资源完成企业内部非核心的、次要的或辅的功能或业务，以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一种经营方式。其实质在于强调企业必须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在有助于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业务上，而把那些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业务交给外部专业的服务供应商，获得成本和效率优势。
作为一种经营手段，外包的历史可追溯到200年前，但它在80年代开始才得以广泛应用，并从无价值增值的辅功能(如清洁、保安、餐饮供应)，发展到关键的支持和增值性功能(如人力资源管理、审计IT技术、制造、营销、物流)，甚至延伸至研究与开发等领域。
伴随着更经济的运输方式的出现，信息科技的高速发展和通讯技术的变革，企业信息传递的成本降低，效率和质量得以显着提高，外部交易成本的降低使得在此之上建立的企业组织形式可以更加灵活地在市场和企业自身，在网络和一体化组织之间进行选择，从而使跨国界的离岸外包成为可能。
二、美国外包业务发展的特点和趋势
就规模而言，外包从一种企业控制成本的手段，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业务模式只不过经历了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邓百氏公司在(《1998年全球业务外包研究报告中称：相比1997年23％的升幅，l998年全球年营业额5000万美元以上的公司中，业务外包的支出上升了27％，1998年全球业务外包的总支出增加至2350亿美元。米切尔·F·卡伯特联合有限公司于2002年6月发表的《2002年全球外包市场》的调查报告中指出，2001年全球企业对14．8％的日常运营业务进行了外包；全球外包业务正在以每年l9．6％的速度增长，美国占到了全球外包市场的2／3，其特点和趋势表现为：
1．大公司首当其冲。中小企业紧随其后从主体而言，外包已经成为众多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取得竞争优势、配合全球化资源配置而采取的经营战略。外包市场的2／3由大公司消费构成，1996年，美国年销售额5000万美元以上的大公司中有25％选择了外包。2000年，年销售额l000～5000万美元的中小企业也很快加入到外包行列，选择外包的中小企业数量与1999年相比增长了约25％。外包不是企业能力弱的标志，相反，它为中小企业创造机遇，使其得以利用外包商在某一方面的专业化优势和规模效应，配合发挥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位于美国中西部的IT企业就早大公司一步，率先将部分业务外包至印度。
2．离岸外包服务的领域不断拓展从外包活动实施的地域而言，当今的信息技术环境最大限度地拓展了企业寻求最佳外部资源的可能性，外包突破国界、地域的限制从本土扩展到海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据美国葛特纳机构的估计，2004年，有超过80％的美国企业考虑离岸外包美国的IT工作，其中40％的美国企业将完成某些类型的外包，或者从非美国本土的服务供应商那里获得IT服务。
在制造业，离岸外包已经从单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手工制品、纺织品、轻工和化工产品)，发展到技术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如汽车、飞机的重要零部件)。
离岸外包逐渐向价值链的上、下游拓展。为了节约研发成本，规避研发风险，处于价值链前端的研究与开发方面的技术离岸外包逐渐兴起。据美国EIU(TheEconomicIntelligenceUnit)1993年对50多家世界级大企业的调查报告显示：大多数企业承认，它们在90年代，接近或超过一半的技术竞争力来源于企业外部。外包的技术也从企业的非核心技术、容易购买的成熟技术、标准化技术转变为决定企业未来技术竞争优势的研发项目外包。另外，欧美很多企业将客户服务中心或售后服务的电话支持系统转移到了印度，又创造了售后服务外包的可能性，如AT＆T就将电话交换中心搬到了印度。
三、离岸外包对美国就业市场的效应分析
在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沃尔夫和另外两位经济学家合作的《减员在美国：现实、起源和后果》中归纳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就业市场：减员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新创造的职位数目长期而言远远高于失去的旧职位数目。据统计，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新创造的职位达到2400万个，同期失去的旧职位只有800万个。外包所引发的美国就业机会流失，特别是近来由高技术和服务为主的外包所导致的情况与90年代相比存在显着的差异。
首先，虽然长期而言新创造的职位仍将远远超过失去的旧职位，然而短期来看，外包在过去几年新创造的职位并不比失去的旧职位多多少。按照美国经济研究机构的估算，2001年l1月，美国经济应开始由低谷回升，而到2003年底，就业机会却减少了大约70多万个，形成了与90年代高增长、高就业率相对应的“失业型复苏”。而且，由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失去岗位的员工为了适应新的工作所需要的技能和知识更为复杂，其间所经历的过渡期必然更为困难。
其次，外包为美国创造了新的工作机会。必须指出的是，即便是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员工也从外包中获得了利益。制造电器和电子产品的德国西门子公司在美国雇佣了6.5万名员工。仅在新泽西州，索尼公司就雇佣了2000人。全球主要图像公司之一、比利时的AgfaGevaert集团也在美国雇佣了5000人。西班牙TerraLycos公司也在美国雇佣了4l8人，这仅仅是一些例子。拥有微软、IBM等美国IT大厂会员的美国信息技术协会在最新的报告中指出，公司业务外包可以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因此能创造出更多的工作机会。报告说，去年美国净增加了9万份工作。报告预测，到2008年，公司通过业务外包将在美国创造出317000份新的工作机会。
第三，白领工作蓝领化，美国知识型服务岗位向具有智力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国家转移已成定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最近的调查表明，占全美白领工作l1％的大约140万个工作机会，面临“外包”的威胁。那些无需与客户进行面对面交流且与信息密切相关的工作首当其冲，像电脑编程、软件开发、医嘱转录、会计和税务、技术、建筑绘图、初级法律和投资研究、保险索赔处理等。同样的工作，一个中国工程师每月工资大约为500美，印度为700美元，美国则是4000美元。劳动力成本优势和劳动力素质的结合，使得美国外包至发展中国家的工作机会，从制造业向技术含量提高的软件设计和售后服务发展。虽然劳动力成本同美国达到同一水平的时间可能比预期的要短，但外包使美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国际人力资源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第四，外包带来的岗位流失，从本质上必须依靠自身优势，通过创新制造出新的就业机会来解决。ForresterResearch最近的报告预言，在外国设有分公司的美国高科技企业雇用的外国工作人员将从目前的40万人增加到2015年的330万人。而在未来的12年中，美国的高科技公司将把300多万个工作迁移到其他国家去，其中包括中国、印度和菲律宾。另一家咨询机构加特纳资讯科技服务公司的资料表明，300万个工作机会占全美工作机会的2％。分析人士指出，这些工作机会一旦被外包到国外，几乎再也不可能回到美国国内。多余劳动力转向相应的高增长行业的难度也增加了。因此，通过再培训等方式的继续教育，帮助失业人员再就业的同时，必须利用美国企业的优势制造新的就业机会。70年代制造业大举向国外转移引发的反对声浪，就是通过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带来的新的就业机会化解的。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补偿现在在高端制造业和软件开发业务上流失的工作机会。需要指出的是，据美国商务部门统计，目前美国信息技术人才短缺34．6万名，到2008年，缺口还会扩大到130万名。尽管美国大学毕业生逐年增加，但每年毕业的有充分劳动技能的工人还是不足，应当引起美国教育系统的反思。
关键词：离岸外包；职住外移；工作外包；国际产业调整
美国高科技咨询机构——forresterresearch的报告称：“美国服务经济领域在经过了3o多年的持续扩张后，离岸外包将成为美国从追求发展速度向追求效率转变的一种催化剂。”
2004年6月10日，联邦劳工部宣布，2004年第一季度，美国因业务外包而损失的就业机会比例为2．5％。约有2／3的职位流动源自制造业，在第一季度的失业者中，制造业工人占1／4。这是该部门首次对外包所导致的就业机会损失量做出评估。
外包近来在美国引起的争议还远不止这些，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美国政府、民众和媒体对外包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应呢?本文尝试从外包概念的兴起，其近年来在美国的发展特点和趋势，来分析它对美国就业市场乃至整个经济的影响。
一、外包概念的兴起与离岸外包的发展
企业总是根据市场需求、竞争环境的变化来调整其组织的构造和边界。在上个世纪30年代，由福特汽车公司所倡导的“垂直一体化”战略所带来的所有权优势、规模效应、对供应链和市场的控制力，随着科技和通讯技术的发展、顾客需求的多样化和市场竞争的白热化而逐渐黯淡。由c．k．prahalad和garyhamel于1990年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中第一次提出的“外包”(outsourcing)概念在过去的l5年间一跃成为最有代表性的企业经营趋势。
所谓“外包”，指的是在内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企业专注于其核心业务，并借助企业外部的专业机构的资源完成企业内部非核心的、次要的或辅的功能或业务，以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一种经营方式。其实质在于强调企业必须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在有助于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业务上，而把那些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业务交给外部专业的服务供应商，获得成本和效率优势。
作为一种经营手段，外包的历史可追溯到200年前，但它在80年代开始才得以广泛应用，并从无价值增值的辅功能(如清洁、保安、餐饮供应)，发展到关键的支持和增值性功能(如人力资源管理、审计it技术、制造、营销、物流)，甚至延伸至研究与开发等领域。
伴随着更经济的运输方式的出现，信息科技的高速发展和通讯技术的变革，企业信息传递的成本降低，效率和质量得以显着提高，外部交易成本的降低使得在此之上建立的企业组织形式可以更加灵活地在市场和企业自身，在网络和一体化组织之间进行选择，从而使跨国界的离岸外包成为可能。
二、美国外包业务发展的特点和趋势
就规模而言，外包从一种企业控制成本的手段，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业务模式只不过经历了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邓百氏公司在(《1998年全球业务外包研究报告中称：相比1997年23％的升幅，l998年全球年营业额5000万美元以上的公司中，业务外包的支出上升了27％，1998年全球业务外包的总支出增加至2350亿美元。米切尔·f·卡伯特联合有限公司于2002年6月发表的《2002年全球外包市场》的调查报告中指出，2001年全球企业对14．8％的日常运营业务进行了外包；全球外包业务正在以每年l9．6％的速度增长，美国占到了全球外包市场的2／3，其特点和趋势表现为：
1．大公司首当其冲。中小企业紧随其后从主体而言，外包已经成为众多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取得竞争优势、配合全球化资源配置而采取的经营战略。外包市场的2／3由大公司消费构成，1996年，美国年销售额5000万美元以上的大公司中有25％选择了外包。2000年，年销售额l000～5000万美元的中小企业也很快加入到外包行列，选择外包的中小企业数量与1999年相比增长了约25％。外包不是企业能力弱的标志，相反，它为中小企业创造机遇，使其得以利用外包商在某一方面的专业化优势和规模效应，配合发挥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位于美国中西部的it企业就早大公司一步，率先将部分业务外包至印度。
2．离岸外包服务的领域不断拓展从外包活动实施的地域而言，当今的信息技术环境最大限度地拓展了企业寻求最佳外部资源的可能性，外包突破国界、地域的限制从本土扩展到海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据美国葛特纳机构的估计，2004年，有超过80％的美国企业考虑离岸外包美国的it工作，其中40％的美国企业将完成某些类型的外包，或者从非美国本土的服务供应商那里获得it服务。
在制造业，离岸外包已经从单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手工制品、纺织品、轻工和化工产品)，发展到技术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如汽车、飞机的重要零部件)。
离岸外包逐渐向价值链的上、下游拓展。为了节约研发成本，规避研发风险，处于价值链前端的研究与开发方面的技术离岸外包逐渐兴起。据美国eiu(theeconomicintelligenceunit)1993年对50多家世界级大企业的调查报告显示：大多数企业承认，它们在90年代，接近或超过一半的技术竞争力来源于企业外部。外包的技术也从企业的非核心技术、容易购买的成熟技术、标准化技术转变为决定企业未来技术竞争优势的研发项目外包。另外，欧美很多企业将客户服务中心或售后服务的电话支持系统转移到了印度，又创造了售后服务外包的可能性，如at＆t就将电话交换中心搬到了印度。
三、离岸外包对美国就业市场的效应分析
在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沃尔夫和另外两位经济学家合作的《减员在美国：现实、起源和后果》中归纳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就业市场：减员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新创造的职位数目长期而言远远高于失去的旧职位数目。据统计，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新创造的职位达到2400万个，同期失去的旧职位只有800万个。外包所引发的美国就业机会流失，特别是近来由高技术和服务为主的外包所导致的情况与90年代相比存在显着的差异。
首先，虽然长期而言新创造的职位仍将远远超过失去的旧职位，然而短期来看，外包在过去几年新创造的职位并不比失去的旧职位多多少。按照美国经济研究机构的估算，2001年l1月，美国经济应开始由低谷回升，而到2003年底，就业机会却减少了大约70多万个，形成了与90年代高增长、高就业率相对应的“失业型复苏”。而且，由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失去岗位的员工为了适应新的工作所需要的技能和知识更为复杂，其间所经历的过渡期必然更为困难。
其次，外包为美国创造了新的工作机会。必须指出的是，即便是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员工也从外包中获得了利益。制造电器和电子产品的德国西门子公司在美国雇佣了6.5万名员工。仅在新泽西州，索尼公司就雇佣了2000人。全球主要图像公司之一、比利时的agfagevaert集团也在美国雇佣了5000人。西班牙terralycos公司也在美国雇佣了4l8人，这仅仅是一些例子。拥有微软、ibm等美国it大厂会员的美国信息技术协会在最新的报告中指出，公司业务外包可以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因此能创造出更多的工作机会。报告说，去年美国净增加了9万份工作。报告预测，到2008年，公司通过业务外包将在美国创造出317000份新的工作机会。
第三，白领工作蓝领化，美国知识型服务岗位向具有智力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国家转移已成定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最近的调查表明，占全美白领工作l1％的大约140万个工作机会，面临“外包”的威胁。那些无需与客户进行面对面交流且与信息密切相关的工作首当其冲，像电脑编程、软件开发、医嘱转录、会计和税务、技术、建筑绘图、初级法律和投资研究、保险索赔处理等。同样的工作，一个中国工程师每月工资大约为500美，印度为700美元，美国则是4000美元。劳动力成本优势和劳动力素质的结合，使得美国外包至发展中国家的工作机会，从制造业向技术含量提高的软件设计和售后服务发展。虽然劳动力成本同美国达到同一水平的时间可能比预期的要短，但外包使美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国际人力资源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第四，外包带来的岗位流失，从本质上必须依靠自身优势，通过创新制造出新的就业机会来解决。forresterresearch最近的报告预言，在外国设有分公司的美国高科技企业雇用的外国工作人员将从目前的40万人增加到2015年的330万人。而在未来的12年中，美国的高科技公司将把300多万个工作迁移到其他国家去，其中包括中国、印度和菲律宾。另一家咨询机构加特纳资讯科技服务公司的资料表明，300万个工作机会占全美工作机会的2％。分析人士指出，这些工作机会一旦被外包到国外，几乎再也不可能回到美国国内。多余劳动力转向相应的高增长行业的难度也增加了。因此，通过再培训等方式的继续教育，帮助失业人员再就业的同时，必须利用美国企业的优势制造新的就业机会。70年代制造业大举向国外转移引发的反对声浪，就是通过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带来的新的就业机会化解的。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补偿现在在高端制造业和软件开发业务上流失的工作机会。需要指出的是，据美国商务部门统计，目前美国信息技术人才短缺34．6万名，到2008年，缺口还会扩大到130万名。尽管美国大学毕业生逐年增加，但每年毕业的有充分劳动技能的工人还是不足，应当引起美国教育系统的反思。
［关键词］高职学生；高质量就业；就业价值取向；就业岗位
一、引言
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拓展，社会的生产方式、组织形态、商业模式、管理模式都发生了巨变，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共享经济等数字新技术的发展诞生新商业、新职业，使我国就业形态、就业结构、就业稳定性以及劳动技能需求都发生了变化。高等职业教育由规模扩张转入内涵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高质量就业已经成为新时代经济发展的追求目标。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要面向产业需求，在追求高就业率的同时应更关注学生就业质量，为劳动力市场输送与用人单位需求相匹配的人才。当前，我国进入以创新为核心、以发展服务型经济为重心的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呈现出速度变化、方式转变、结构调整、动力转换的态势。新经济、新业态、新产业的发展为高职院校毕业生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产业人才供不应求、跨专业人才优势明显。新就业形态是经济业态发展、市场竞争与技术进步相互作用的结果，不断改变着传统的就业方式和就业观念。无论从就业的政策导向还是从大学生的现实需求看，需要在深刻认识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推动教育质量与职业需求紧密结合，优化劳动力结构，提升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质量，以应对诸多复杂挑战，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高职学生就业的困境
1.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失衡日益凸显，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不匹配矛盾突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随着我国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失衡日益凸显，劳动力供给质量亟待提升。2019年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352万人，比上年少增9万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正在深刻影响着我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一方面，产业转型升级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的速度远远低于毕业生数量的增速；另一方面，随着技术进步加快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技能人才短缺问题将更加突出。相对于产业和技术的快速变化，人的变化是一种慢变量，实现职业转换需要一定的教育培训，转变就业观念需要更长的时间。新就业形态对已有的劳动、就业、培训、社保等政策和体制机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服务体系提出了巨大挑战。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业态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创新的新引擎，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但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滞后于新产业技术变革，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2.就业矛盾从就业规模能否扩张向就业质量能否提升转变。一直以来，我们更多地关注就业数量，而忽视了就业质量。技术进步对就业挤出效应和替代效应在一定时期和条件下显现。党的报告指出，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近年来，企业加快推进机器换人，受教育程度、技能要求相对较低的岗位被“机器人”替代，影响的就业岗位数量会持续增加，岗位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部分劳动者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下岗失业。由于从人力资本投资到形成有效劳动供给通常会滞后于岗位需求，高职院校主动对接产业的意识不强，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3.大学生就业价值取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呈现出功利化、多元化等特点。薪金待遇、就业岗位、行业发展和职业空间仍然是当前大学毕业生最关注的因素。大学生找一份工作谋生并不难，但谋求优质岗位和高质量就业岗位的难度系数比较大。高等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陷入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困顿之中，忽略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麦可思研究院的《2019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就业蓝皮书）显示，我国2018届高职高专毕业生就业率为92.0%，就业满意度为65%，2018届大学毕业生“慢就业”的比例达6.99%，对就业不满意的主要原因是“收入低”和“发展空间不够”。2018届高职高专毕业生毕业半年内的离职率为42%，远远高于本科毕业生的23%，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不稳定性逐步增大。近年来，大学生就业价值取向呈现出新的特点，逐利性与求稳性并存、就业目标偏高与期望个人价值实现并存。大学生就业观念和就业选择趋向多元化，选择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的人员数量不断提升。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引起了整个社会就业方式、岗位结构的变革。互联网公司已成为目前大学生就业的新兴高地。
三、高职学生实现高质量就业的路径
大学生高质量就业是一个系统工程，应充分发挥政府、高校、行业企业和大学生的协同作用。高等职业教育需主动回应技术创新和社会变革，在对接新产业、新职业的基础上，通过产教深度融合和跨界协同创新，实现政府、高职院校、行业企业知识共享、资源优化配置、行动最优同步和系统高水平匹配，培养出具有较高竞争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1.创造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增强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深入推进和产业转型升级速度加快，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多。大学生在求职时希望随着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保障更加完善、薪酬待遇持续提高、工作条件不断改善、职业发展空间更加广阔。实现高质量就业首先要有高质量的就业岗位，而高质量的就业岗位来自高质量的经济结构和产业体系。经济发展的提质增效、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必将推动高质量就业岗位的持续增加和提供更多的优质就业机会，形成新的就业增长点。政府要强化宏观管理职能，为高职学生营造公平就业环境。具体来说：政府正确发挥管理和服务职能，做好产业引导和企业帮扶，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统筹优化人力资源供给与改善劳动力市场需求；强化就业政策与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社会政策之间的协同联动，将就业与创新创业紧密结合，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增强经济发展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运用好“互联网+”推进就业转型，发展新就业形态，拓展就业新空间，为高职学生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保护从事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权益，不断优化就业创业环境，推动高质量增长与高质量就业同步实现，让产业结构优化、就业结构转化与就业质量提升并行不悖，增强经济增长对就业质量的带动作用。2.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实现技术创新与就业增长的协同发展。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数字经济、新技术发展催生了新的就业需求。新产业能够提供更加广阔的就业渠道和更加优质的工作岗位，企业需要具有吸收问题、转换问题能力的人才，高职院校需要培养适应新产业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在高质量就业目标的引导下，高职院校培养的人才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匹配必然以质量为前提。高职院校应立足于我国产业发展战略需求，与行业企业、研究院所、政府部门等不同社会主体建立协同机制，推进校政协同、校地合作、校产联合、校企对接，建成教育部门、高职院校、行业企业、学生联动的“互联网+就业”跨专业协同创新平台，为大学生高质量就业提供线上精准对接、线下高效服务。高职院校应根据企业优势和产业发展需求，牢牢把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路径，吸引更多的企业专家、技能大师走进课堂，促进学校教学与企业用人的无缝对接。打破高职院校与社会、行业企业间的体制壁垒，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结合学校的师资特点和学校的区域影响力、区域产业特征和区域供应链以及企业资源，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高层次现代学徒制，让企业的人才培养前置化。整合政府、高职院校、行业企业等各主体的资源，不断完善职业教育集团、产学研创联盟等教学模式，使各主体的人才、专业群、地理空间等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增强人才培养对新兴就业领域、新就业形态的适应性和契合度。根据大学生的就业需求，实施高等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企业需求侧与教育供给侧资源要素融合的平台和机制，更多地把人才培养与产业对接，实现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升。构建“政府、高校、家庭、学生”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就业生态共同体”，适应新就业形态的劳动用工和社保政策，不断提升人才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配度，促进公平就业和大学生社会性流动。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和大数据分析，对行业企业用人需求和新的就业特点进行科学研判，完善毕业生就业跟踪调查反馈机制，将就业大数据多向精准反馈至招生、人才培养和就业等各环节。以精准就业为导向推进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改革，提升就业大数据对人才培养改革的决策咨询功能，形成招生、人才培养和就业一体化的精准就业指导工作格局。3.遵循大学生的认知规律，探索教育新范式。当前，“三新”经济已经以标志性的智能、个性化服务、社会化共享、跨界融合等多维特征涉足三大产业的方方面面，创造新需求，形成增长新动能，产生新就业模式和新职业岗位。高等职业教育应主动回应技术创新，关注社会发展变迁，遵循大学生的认知规律，探索教育新范式。高职院校应推动特色发展、差异化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把职业道德、技术技能水平、就业质量和创新创业能力作为衡量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内容。高职院校应根据新经济、新技术、新业态、新职业设置专业，与产业发展、行业需求和技术进步相适应，对专业的内涵与外延进行重新设计和精准界定；加大部门间的协同配合力度，构建基于产业链、融入新知识和新技术技能的专业课程体系；坚持“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将知识转化为“知势”，培养学生的终身学习能力。4.注重就业价值取向的引导作用，提升大学生高质量就业能力。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指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首先应当考虑的是为人类的幸福服务，不能选择那些脱离实际的职业，需要把理想与现实、思想与行动结合起来。高等职业教育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把就业价值观教育摆在重要位置。高职院校要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把大学生就业能力培养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强化职业素质和职业操守教育，注重专业基础能力、跨领域协同能力、实践能力与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缩小大学生就业力与实际需求之间的差距。面对新的就业形势，高职院校要高度重视学生就业价值取向中“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统一、现实关切与理想追求的统一，由就业指导教育转向职业生涯教育。高职院校要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针对生源特点，实施全程化、全员化、全方位的职业生涯教育，做好学生求职状态跟进、企业招聘状态更新，不断提升学生的职业认知能力，引导学生在职业发展道路上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关系，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高职院校要改变大学生就业“从众”选择的行为，使大学生积极面对职业多元性选择的挑战，将“高起点就业”观念转到“先就业后择业”“先就业后发展”的“灵活就业”“动态就业”观念上来，找准自身发展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结合点。
［参考文献］
［1］蔡跃洲，陈楠.新技术革命下人工智能与高质量增长、高质量就业［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9（5）：3-22.
［2］罗筑华，王汉青.新时代下大学生就业质量提升中的现实审视与路径分析［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9（10）：134-138.
［3］麦可思研究院.2019年中国高职高专生就业报告（就业蓝皮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4］苏丽锋，赖德胜.高质量就业的现实逻辑与政策选择［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2018（2）：32-38.
［5］杨礼雕.以“互联网+”模式推进大学生精准就业［N］.光明日报，2019-03-31（15）.
［6］马廷奇.高职院校扩招与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33）：25-30.
［7］任雪园.变革与转型：智能化时代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再审思［J］.职业技术教育，2019（28）：12-17.
［8］张纪南.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J］.求是，2018（12）：24-26.
［9］王霆.大学生高质量就业的影响机制研究：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视角［J］.高教探索，2020（2）：108-114
本文我们以狭义的概念来理解和论述创业。创业指的是“从零开始创办一家新企业”；创业企业指的是“新创建的企业即新创企业”。由于当代的创业大多发生在高科技领域，如信息、生物基因工程、新材料、新能源、先进环保技术等，因此，本文中的当代创业企业，特指“新创立的当代科技创新型企业”，其创业者是当代科技创新劳动者。
一、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异质性
创业企业的诞生始发于创业者的创业劳动，创业劳动实际上是科技创新劳动的拓展与延续，科技创新劳动是创业劳动的“源”与“核”。探寻当代创业企业的经济性质，其出发点和关键就在于对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性质的理解。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是一种有机融合科学与技术内在禀性的高智力劳动。从劳动形式上分析，这种高智力劳动是一种高度复杂劳动，不同于一般的复杂劳动和智力劳动，更完全不同于简单劳动或体力劳动，呈现出自身所特有的异质性。（注：这里的“异质性”是从具体劳动的层面上所作出的分析，而不是抽象劳动的层面。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的抽象劳动是无差异的。）
1.劳动内容的高度专业化与劳动形态的高度专用性
与工业经济时代的机器发明、机械制造、工艺设计等行为中的创新劳动相比较，由于市场深化与细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专业化水平更高。在科技产品日新月异、市场竞争更趋激烈、消费需求更趋个性化的当代经济生活中，科技创新活动要取得成功，必然要确定极其明确的目标，瞄准极其清晰的制高点和攻关领域，专注于特定的活动对象与活动空间。这集中体现为当代科技创新劳动内容的高度专业化。它要求接受更为专门化的教育与训练，要求培育更有创造性的思维能力，要求掌握更为精、尖、新的知识与拥有更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实验能力。
与高度专业化相适应的是当代科技创新劳动形态的高度专用性。高度专业化的学习、研究、创造与实践，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积淀后，往往形成为一种特定的思维能力与劳动品质而表现为劳动形态的高度专用性。这种高度专用性的劳动形态，一旦移作他用，往往成为“沉没”资产，其内在的价值就大大受损。
2.劳动物化产品的高度创造性
（1）体现为产品市场需求的先导性与创造性。飞跃式的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物化产品具有优质的消费属性（包括生活消费与生产消费）。一个成功的高科技产品（包括有形的商品与无形的服务）的开发与问世，往往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市场，适应了市场需求者的消费趋势，强有力地引导着市场消费的方向，强劲地改善着人们的消费结构，提升了人类的生活质量。当代科技创新活动的蓬勃兴起和所获得的巨大成功，赋予了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理论以新的内涵。
（2）体现为产品效用的高度创造性。当代高科技产品是一种高知识密集型产品，从而富有高效用。也就是说，单位产品具有更大的有用性，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某一种或几种需要。①当代科技创新是对自然物质属性和自然能力的深度开发和利用，区别于传统工业机器生产在性质上仅仅是对自然物质的一般加工和表层属性的自然能力的利用（刘诗白，2001）。因此，较之传统工业生产，当代科技创新劳动能够带来劳动生产力的几何级数式的提高，从而创造出巨大的生产能力。同时，高科技生产手段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所耗费的非核心技术或产品的其他物质资源的成本极低，高科技产品在批量生产下边际物质成本几乎为零。②高知识密集型产品更具“人性化”特征。高科技消费品更适合消费者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符合消费者个体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更为内在、真实的需求，能迎合消费者对单元产品的高质量多功能提供的要求。高知识含量的消费品由于更能满足现代人的文明消费和审美情趣，从而富有高效用。
（3）体现为产品价值的高度创造性。当代科技创新劳动，作为一种比马克思笔下的工程师一类的“高级工人”的所谓一般“复杂劳动”更高层次的“高度复杂劳动”，是一般复杂劳动的倍加。这种高度复杂劳动，比起一般复杂劳动，具有以下两个更为突出的特点：①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更高。当代科技创新活动，劳动的专业化特征表现得极为明显，它需要更为扎实的科学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的积累，需要更为丰富的实践与实验经验。因此，科技劳动力的形成，需要投入更高的学习教育费用；当代科技创新活动具有更高的劳动强度，是一种高强度的劳动力耗费，需要有较高的劳动力的补偿费用。另外，由于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高度社会化（即是高度社会结合和社会协助的劳动），创新者的劳动能力实际形成费用中还必须包含间接参与科技创新的社会劳动能力的再生产费用（刘诗白，2001）。因此，对当代科技创新劳动者而言，其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应该高于一般复杂劳动。②劳动力使用创造的价值增值更大。高品质的科技创新产品的成功问世，在一定时期内往往占据了一定的市场垄断地位，由此获得了可观的“超额利润”。综合以上两点，我们认为，与一般劳动产品相比，在高科技产品中，其所耗费的物质资源C部分可能下降，但是劳动力价值V部分与价值增值M部分却以更大比例上升。这样，在同一单位时间内，C+V+M在整体上是大大提高了。实际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代科技创新劳动作为一种高度复杂劳动，同样能够换算为“自乘的”“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较一般复杂劳动能形成更高的价值。
3.价值创造的高度风险性
一方面，某种创意、想法、灵感要转化为现实的物化产品，需要“苦思冥想”、持续探索、高度关注，需要反复试错、重复实验，最终仍有可能失败。这期间不仅要投入大量的、常人难以想像的精力，还往往需要投入一定的物质资源。失败的结局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当事人要承担着极大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投资风险。另一方面，即使研发取得了现实的物质载体，由于当代科技创新的快节奏和当代市场演变的高速度，同样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当代科技产品周期极短，产品更新速度极快，市场竞争又日趋激烈，这使得在高科技产业中，某一项技术往往只有NO.1是成功者，NO.2以下大都难以得到能够赖以生存的市场份额，从而成为市场竞争的失败者。硅谷中平均大约九成的风险投资是不成功的，就充分表明了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高度风险性。
4.效应产生的高度非线性
一般性的生产性劳动或简单劳动，其效应的产生往往是直接而明显的、即期而平稳的，劳动的付出与其所产生的效应之间往往呈现出一种显著的恒比例关系即线性关系。当代科技创新劳动作为一种高度复杂劳动则与此不同，其效应的产生往往不是直接和即期的，更多的是具有潜在性、时间性、动态性以及跳跃性。科技劳动者价值的创造并不完全是一时的，而是长期的；并不完全是当期就能表现出来的，有的要经过一段时期才能体现出来；并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动态变化的；并不完全是连续的，而是阶段性的。用数学语言来表达，就是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付出与其所产生的效应或价值创造之间不是一种恒定的比例关系即线性关系，而往往呈现出一种倍增或倍减的非恒定关系即非线性关系。
5.集聚社会资源的高度粘吸性
科技创新劳动，作为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关键性资源，具有强大的集聚社会资源的功能。工业经济时代的物质资本往往是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发动机和粘合剂，处于资源组合的核心地位。当代科技创新劳动，作为一种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生产力形态的人力资本，已经独立地走向社会经济生活的舞台中心。科技创新劳动物化产品的高度创造及其特征，强有力地吸引着其他的社会经济资源与之结合，并相互耦合、相互渗透，呈现为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所特有的集聚社会资源的“高粘性”。正是由于这种特性，才出现了当代的“创业革命”即创业职能的职业化现象与趋势。
在当代创业企业中，出资者不仅与经营管理者实现了分离，而且与创业者也实现了分离。事实上，当代计算机、因特网、通信信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的迅速发展过程，同时也是科技创新工作者在风险资本支撑下转变为企业家的过程。像康柏电脑、美国在线、E-Bay、雅虎等这些享誉全球的明星企业，正是创业革命进程的产物与见证。原为斯坦福大学计算机教授的非吉米·克拉克先生就是这一进程中的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代表人物。克拉克先后成功创立了3家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知名高科技企业，却没有在其中任何一家公司中担任经营层职务。他不仅不介入企业成立后的营运管理，甚至对技术开发本身，也是只讲创意而不问实施。这样，克拉克成了一个纯粹的创业者。他的职能是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他的优势，即在于对技术发展方向作出敏锐的判断及在此基础上提出企业的创意。
二、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报酬计量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与一般的生产性劳动最大的区别是，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异质性决定了该劳动报酬形式的多元化和多层次性。从构成上看，科技创新劳动报酬（Y）应该包括和体现为以下几种收入形式：①工资性收入A.这是一种再生产劳动力费用，是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报酬的初级或低级形式。当代科技创新劳动者的收入更主要地是体现在其他的非工资性收入形式上。②风险收入B.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高度专用性以及价值创造的高风险性特征，使得科技劳动者承担着极大的市场风险、生产风险与财务风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承担者应该获得相应的风险收入。③超额收入C.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物化产品的高度创造性带来了巨大的超额利润，超额利润的源泉是科技创新劳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超额利润的创造者应该获得相应的超额收入。④非线性收入D.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效应的产生和价值创造的高度不确定性即非线性使得企业利润的实现也呈现出潜在性、时间性、动态性、跳跃性特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润实现的非线性特征带来了一种特殊的收入报酬形式即非线性收入。⑤创业收入E.当代科技创新劳动集聚社会资源的高粘吸性带来了社会资源的重新整合，实现了资源配置状态和经济组织状态的创新，从而产生了创业利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业者应该获得创业收入。
当代科技创新者的劳动报酬是由以上几个部分共同组成的，即Y=A+B+C+D+E.（注：严格地讲，B、C、D、E各种形式的收入之间存在着交叉或部分重叠的可能性。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在本文中暂且不考虑这种情况，这并不影响问题的探讨与结论。）缺少了其中的任何一个部分，都难以全面地反映出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异质性。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式中的B、C、D、E等非工资性收入形式都是由科技创新劳动的自身属性带来的，是特殊的劳动报酬形式，不能把它们完全归类于非劳动属性的收入，这是一种根植于科技创新劳动基础上的市场化收入。
由多层次、多元化的收入形式构成的报酬结构特征充分体现了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报酬计量的特殊性、复杂性与艰巨性：①由于风险是不可计量的，与其相应的风险收入就是难以直接测算的。②超额利润是个事后变量，而且是极不确定的。通过科技劳动力市场上的直接交易，以固定合约的工资形式给付，根本无法真实体现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高价值形成功能。超额收入是无法事先计量的。③创造价值的潜在性、时间性、动态性、跳跃性特点决定了一次性计量和当期计量的非科学性，人为计量或计划计量也必然是失真的。非线性收入是难以进行一次性计量或当期计量的。④创业收入是集合了多种要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一种“组织租金”，这种“组织租金”只能以某种特殊的“剩余索取权”的形式表现出来。总而言之，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是无法直接地、一次性地、事前地给予定价的。很显然，无论是采用单一的固定合约的工资形式，还是采用传统的年薪制、奖金制或业绩提成制等一般性的剩余索取的形式，都是无法真实、全面反映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市场价值的。科技创新者的风险收入、超额收入、非线性收入、创业收入是高度不确定的，多层次、多元化、以不确定性收入为主的报酬结构充分体现了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报酬计量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三、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市场性综合定价机制
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异质性决定了对这种劳动报酬的计量只能采取间接的、重复的、持续的、适合于不确定性状态的定价机制。我们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样的定价机制实质上就是市场中的企业定价机制。由科技创新者自身创办企业，拥有创业企业的所有权，就是对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报酬进行计量的一种较好的市场性综合定价机制。
1.企业的生产机制提供了对科技创新劳动进行间接定价的基础
多元化的科技创新劳动的报酬结构首先表明了市场无法对它进行直接定价，只能采取间接定价的迂回方式，即先是通过市场对“劳动的实体”的交易进行直接定价后再来间接反映科技创新劳动报酬。在科技劳动力市场上的直接交易仅仅反映科技劳动者的一般工资性收入部分，而其他形式的劳动报酬都只能通过“劳动的实体”的交易来体现和获取。这里所谓的“劳动的实体”是指劳动的物化产品（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或劳动者劳动持久性投入的组织载体。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这个“劳动的实体”就是企业本身或企业所生产的产品。产品源于企业的生产机制，离开了企业最基本的生产，与现代生产力相适应的产品的提供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样，离开了企业的生产机制（提供服务性商品的企业也具有生产），企业在市场上的交易就失去了根基。因此，企业内在的生产机制提供了对当代科技创新劳动进行间接定价的基础。要实现对科技创新劳动的间接定价，只能采取企业组织的迂回计量方式。
2.企业的交易机制提供了对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报酬进行多次重复地间接计量的平台
我们知道，现代企业理论尤其是其中的企业契约理论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体，是某个“中心签约人”与一系列市场上的经济主体相互交易的产物（阿尔钦、德姆塞茨，1972；詹森、麦克林，1976；巴泽尔，1989）。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企业的交易机制的内涵。企业的交易机制提供了一个对当代科技创新劳动进行多次重复地间接计量的平台。从最基本的意义上分析，企业的交易机制体现为企业主与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上的各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交易。各种市场主体以各自特有的方式对科技创新劳动报酬进行着计量，科技创新劳动报酬就是在这样的相互交易过程中实现的。下面我们对此分别作简要分析。
（1）资本市场上投资者对科技创新劳动的计量。①风险资本市场上风险资本家的计量。一般来说，风险投资家是按照某创业者预期会创造出最高价值的标准，从每个研发项目中选定一个进行阶段性融资以使项目得以完成。风险资本家与创业者之间存在着阶段性博弈，他们之间是进行着一场锦标赛，只有那些能产生最高的预期价值的创业者才能得到在第三阶段完成项目所必要的资本。这种“锦标赛式”的治理机制（青木昌彦，2000）最显著的功能是风险资本家在一群创业者的试错过程中能够把确实具有创业才能且能带来最高预期价值的创业者甄别出来。实际上，这种特殊的锦标赛式的治理机制也是风险资本家对科技创新劳动的定价机制。科技创新劳动所内含的的真实价值就是在这样的阶段性锦标赛式的治理过程中一步步反映出来的。这种灵活的治理机制有效地反映了科技创新劳动的高风险性与非线性。②股票市场上社会投资者的计量。人们借助于股票或由其派生的股票期权等种种金融工具，通过股票市场上的价格信号，巧妙地实现了对科技创新劳动的多次重复地间接定价。在股票市场上，各种各样复杂的内生力量相互运动、博弈和共同作用而自发生成的股价信号内在地包含了科技创新劳动的种种特性。投资者是通过股票市场上的买或卖来判断和决定创业企业的无形资产价值，也是通过股票市场上提供的价格信号来预期某种高科技产品的内在价值，更是通过股票市场上的股票价格生成机制来对不可捉摸的充满高风险性的科技创新劳动进行他们各自心目中的“理想”定价。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上对科技创新劳动“出价”并最终形成了科技创新劳动报酬。这样，借助于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行为，实现了科技劳动力市场上无法直接计量的定价机制的转移，实现了企业内部进行计量的艰巨性到企业外部的资本市场的转移。
（2）产品市场上消费者和供应商对科技创新劳动的计量。消费者日常的“货币选择”行为表面上看是对科技消费产品的购买，实际上是在进行着对凝结在科技产品身上的科技创新劳动的市场化计量，这一点无需多言。我们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创业企业与众多的供应商之间的产品交易过程，也体现了供应商对科技创新劳动的计量意义。供应商对购销合约的履行状况、供应商的资产专用性投资的热情度大小，创业企业外部网络化中各相关协作经济体的经济行为，实际上都或多或少反映了他们对科技创新劳动形成价值功能的判断与预期，直接或间接体现了他们对科技创新劳动效应发挥的现状或未来潜力的许可或质疑。这些都是供应商对科技创新劳动进行计量的表现。
（3）劳动力市场上非科技创新劳动者对科技创新劳动的计量。科技创新者的创业收入、超额收入等非合约性收入的获得，是建立在企业内其他非科技创新劳动者之间相互协作产生的“集体力”基础上的。劳动者对各自雇佣合约的执行态度、劳动力的流动势态，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这个“集体力”的形成。劳动力市场上供给方的“出价”行为以及从业者对他们所工作的企业的认同感，不仅体现了劳动者对自身能力的评价，也是劳动者对创业者的价值创造功能的评价。
以上的分析表明，作为一种异质性的科技创新劳动的报酬计量，本来应在科技劳动力市场上由供需双方来解决或应在企业内部由创业者与其他要素所有者各方来解决但又难以合理解决的问题，却在多元的市场交易中由千千万万的“局外人”解决了。在这多元的市场上，无数的经济主体以各自的方式相互作用、综合交织，共同计量着当代科技创新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在市场经济中，具备这样的通过多元化的市场交易重复多次地间接地进行的综合定价机制，除了企业组织外别无他物。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是个多元市场性的综合定价机制。
3.企业的产权机制适应了以不确定性收入为主的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报酬结构特征
所谓企业的产权机制，这里是指由各种要素产权的让渡而形成的企业所有权尤其是剩余索取权的安排机制，其核心功能在于对企业剩余的高效率配置。让最为关键性的要素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获取剩余，是一个有效率的企业产权机制的应有之意。科技创新劳动是一种高度稀缺性资源，是当代企业发展的关键性要素。科技创新者通过创办企业，必然要拥有企业的所有权，因此其报酬收入主要是以索取剩余的方式体现出来的。这样的获取收入的方式，恰恰最大程度地适应了当代科技创新劳动价值创造的不确定性特征，符合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异质性。
［收稿日期］2002-08-22
【参考文献】
[1]刘诗白：《论科学力》，载《经济学家》2002年第3期。
[2]刘诗白：《论科技创新劳动》，载《经济学家》2001年第3期。
[3]林强、江彦福、张健：《创业理论及其架构分析》，载《经济研究》2001年第9期。
[4]埃瑞克·G·菲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著，孙经纬译：《新制度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吴敬琏：《发展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制度重于技术》，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年版。
[6]钱颖一、肖梦：《经济学家论说硅谷模式》，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7]连建辉：《融资制度与企业家筛选机制》，载《改革》2002年第3期。
【关 键 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前序范畴；后序范畴；公有价值；理论体系。
【作者简介】曹 建（1957-2009），生前系中国土地制度史专家，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成人教育学刊》编辑部编辑、东方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资深编辑。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问题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极为重要的问题。几十年来，学术界对此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成果丰硕，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形成共识。本文的任务是努力以基本原理为指导，对这些成果进行比较研究，力求对各家各派做出科学评价，求得共识。
（一）
矛盾特殊性原理告诉我们，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经济的基本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基本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其核心问题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指出：“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1]进一步说，事物的实质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后，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成为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这一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具体表现。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生产社会化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要求废除封建私有制，确立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资本主义社会确立以后，资本主义私有制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由此决定该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决定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是生产剩余价值。也就是说，由资本主义私有制成为取得支配的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决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资本对雇佣劳动，即资本家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和剥削关系，它集中体现为资本家无偿占有雇佣工人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经济关系。而这一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则是资本增殖，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是生产剩余价值。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这种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性动机。”[2]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目的和决定性动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全部经济活动赖以运行的轴心。马克思正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是生产剩余价值，并以剩余价值为核心，构建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的规律，揭示了其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历史轨迹和必然命运。所以说，剩余价值范畴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核心范畴。
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由一定社会经济关系中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所决定，是揭示社会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反映了一定社会生产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的基本经济范畴；并且是对整个社会经济规律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的基本经济规律的科学规定和在此基础上所确立的科学范畴。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范畴体系中，核心范畴是一个纲，纲举才能目张。因而，在社会经济关系的矛盾运动的系统或过程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有其一系列存在条件（或者说前提条件）和运动条件（或者说实现条件）。因此，以核心范畴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中，必然有一系列范畴相互结合起来，以揭示其矛盾运动。我们把关于处于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的存在条件、前提条件的理性认识，称为前序范畴；把处于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的运动条件、实现条件的理性认识，称为后序范畴。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由以核心范畴为中心的一系列范畴（前序范畴、后序范畴）互相联系、互相结合而构成的范畴体系。
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它决定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因而是决定着资本主义生产实质和生产目的的规律，并且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也必然决定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因而是决定着社会主义生产实质和生产目的的规律，并且在整个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体系中起主导作用。因此，直接体现着一定社会生产实质和生产目的，并且直接揭示一定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的范畴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确立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标准，有两个标准：直接体现一定社会生产实质和生产目的，并直接揭示一定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是核心范畴的客观标准；准确的语词表示是确立核心范畴的主观标准。是否符合这两个主客观标准，是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问题研究的成果是否科学的基本依据。本文就依据上述标准对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问题研究的成果进行比较和述评，并以核心范畴为中心，以一系列范畴（前序范畴、后序范畴）为，初步构建一个互相联系、互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体系。
（二）
在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即“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3]。这无疑是斯大林的重大理论功绩。然而，中国学术界有的先生指出：斯大林“没有提出一个中心范畴来概括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中心内容”[4]。这“是关于社会主义产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并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机计划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5]。我们同意上述评价。然而斯大林在理论上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发展道路。
下面，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文献，对中国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问题的研究成果分为五类进行评述。
第一类：关于“公共必要价值”“净产值（净产品）”“公共价值（社会价值）”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观点。这类观点认为，“公共必要价值”“净产值（净产品）”“公共价值（社会价值）”相当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商品价值中的剩余价值部分，即C+V+M中的M部分。我们原则地同意这一观点。
早在1961年，卓炯先生提出了“公共必要价值”范畴。他提出：“一个社会主义的商品价值构成的公式：W=生产资料价值的补偿部分+个人必要价值+公共必要价值。”“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矛盾，就是个人必要价值和公共必要价值的矛盾。”“公共必要价值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因为它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有劳动人民掌握了公共必要价值规律，才能不断再生产、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6]卓炯在中国经济理论界首次提出“公共必要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这是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的。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卓炯先生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他没有沿着上述思路做进一步的研究。他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存在剩余价值”“出路只有一条，承认剩余价值。”[7]“社会主义扩大商品生产的目的，也有二重含义，一是作为扩大商品生产，追求剩余价值，二是作为社会主义特征为社会追求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转化为公共必要价值。”[8]这一观点我们是不同意的。
宋涛先生提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范畴是净产品。” [9]以后，他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经济的两个基本经济范畴是资金和净产值。”[10]“社会主义企业职工的劳动，是为自己和为社会的劳动，他们在劳动过程中创造的新价值为自己和企业及社会主义国家所占有，所以，对为企业及社会主义国家所占有的这部分价值，我认为应叫做净产值，我所以叫这部分价值为净产值，是因为它是职工超过企业成本所创造的为公共占有的价值。”[11]宋涛先生的理论贡献是，明确提出了“净产值”相当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商品价值中的剩余价值部分，即C+V+M中的M部分，即社会主义社会的企业职工所创造的超过企业成本而为公共占有的价值，而且比“净产品”更充分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经济性质。这是宋涛先生作为老一代经济学家的杰出与可贵之处。但是，我们不能同意宋涛先生把资金和净产值并列为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经济的两个基本经济范畴。我们认为，同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核心范畴只能是一个范畴，即剩余价值范畴一样，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也只能是一个范畴。此外，净产值范畴在语词表示上虽然体现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一形式特征，但没有充分表达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
刘永佶先生提出：“社会主义经济矛盾的本质规定，就是社会价值，它是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本质规定的剩余价值的转化，也是规定社会主义经济矛盾系统的概念体系的核心。”[12]以后，他把“社会价值”改称为“公共价值”，提出“新价值按劳动者所付出劳动的质和量分配其生活资料；新价值中其余部分为公共价值，即个人劳动创造，但用于公共的生产资料与公益事业、社会保障的价值。”[13]在这里，他提出了社会价值或公共价值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概念，并且也把社会价值或公共价值看作是相当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商品价值中的剩余价值部分，即C+V+M中的M部分，这是我们所同意的，但是，他没有明确表述社会价值或公共价值直接体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反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这一重要理论规定，却提出用“提高人的素质技能”来规定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观点[14]。我们不能同意之。
第二类：关于“必要价值”“社会必要产品”等范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观点。
王珏先生提出，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即必要价值分割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工资，即劳动者的个人劳动收入，用以维持劳动者的生活和满足他自身发展的需要。这部分价值称为“个人必要价值”，创造这部分价值的劳动称为“个人必要劳动”；另一部分表现为劳动者的国家和企业的收入，被用于社会扩大再生产和发展公共福利。这部分价值称为“社会必要价值”，创造这部分价值的劳动称为“社会必要劳动”。对于社会主义劳动者来说，这两部分同样是必要的，他的全部劳动都是必要劳动，他所创造的全部新价值都是必要价值。必要劳动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范畴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15]。必要价值规律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16]。“必要价值”是体现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轴心”的中心范畴[17]。
雍文远先生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所进行的劳动也要分为个人必要劳动和公共必要劳动两个部分。个人必要劳动构成劳动者的个人收入，这部分劳动产品，称为个人必要产品；公共必要劳动构成社会基金，这部分劳动产品，称为公共必要产品。个人必要产品与公共必要产品之和称为社会必要产品[18]。与之相应，直接生产者在劳动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新价值，对劳动者来说都是必要的。全部新创造的价值，称为“社会必要产品价值”。“社会必要产品价值也要相应分为个人必要产品价值（V）和公共必要产品价值（M）”[19]。“为满足社会及其成员日益增长的需要而生产尽可能多的社会必要产品，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20]。“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可简称为‘社会必要产品规律’”[21]。“社会必要产品”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经济范畴[22]。
巫继学先生提出：“自主劳动者付出的全部劳动归结为必要劳动。”“必要劳动又有其内部划分。”“劳动者直接为个人付出的必要劳动可称为个人必要劳动；劳动者为公共集体付出的必要劳动可称为公共必要劳动。”“与此相应，必要劳动在产品上表现为个人必要产品和公共必要产品；在价值上表现为个人必要价值v和公共必要价值m。”[23]这两部分价值之和即必要价值（V+M），“在量上，它是全部产品价值减去转移的旧价值而余下的增加的新价值”“新增价值，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客观目的”。“进一步的结论是，自主劳动从量上说整个地表现为必要劳动，作为社会主义客观生产目的的新增价值也就全部表现为必要价值”[24]。“必要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的基本经济规律[25]。
马仁典先生提出了“公本价值产品”范畴，即“社会公本总产品扣除用以补偿耗费掉的生产资料后的公本新创产品，其价值形态是公本价值产品”。公本价值产品包括两部分：“即个人价值和公共价值”[26]。“满足劳动者个人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叫做个人价值”“由社会公共占有的、超过其个人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以上的价值”叫做公共价值。“个人价值与公共价值之和”“即公本价值产品。公本价值产品乃是社会主义公本阶段的社会生产目的”[27]。“公本价值产品规律是社会主义公本阶段的基本经济规律”[28]。
以上观点有两个共同特征：第一，认为他们所提出的“必要价值”“社会必要产品（社会必要产品价值）”“必要劳动（必要价值）”“公本价值产品”都直接体现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直接反映和规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这与我们关于确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的客观标准是一致的；第二，这些范畴，都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价值产品”范畴，即V+M。这是他们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在性质和量上的基本规定。这个观点我们是不能同意的。我们认为，应当以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商品价值中的剩余价值部分，即C+V+M中的M部分的新价值来规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性质、内容和量的界限。我们将在本文第三部分详尽论述之。
第三类：关于“使用价值”“资金”“公本”“自主劳动”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观点。
有些先生认为：“只有使用价值才能表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不同意采用价值范畴。”[29]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共同体商品经济，其生产目的必然采取价值形式来表示；同样，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也应当用价值形式来表示。因此，我们不同意这一观点。
陈典模、刘锦棠先生提出：“资金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范畴。”“资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类似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30]宋涛先生认为，资金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价值形态”[31]。
马仁典先生提出：“社会主义公本阶段的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能够科学地反映这一经济实际的基本范畴就是公本。”[32]关于公本的定义，他认为：“公本是能够带来公共价值的价值。”[33]
巫继学先生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从属劳动的雇佣劳动转化为自主劳动。”[34]“自主劳动是社会主义财富的普遍形式。”[35]“自主劳动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范畴。”[36]“它的地位相当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范畴──资本。”[37]
我们认为，上述观点没有揭示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没有揭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因此，不符合我们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的客观标准，是我们所不能认同的。
第四类：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存在剩余价值范畴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初，卓炯先生提出了“社会主义剩余价值范畴”[38]。逄锦聚等先生提出：“剩余价值是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剩余劳动必然要表现为剩余价值。”[39]我们不同意上述观点。我们认为，剩余价值范畴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剥削关系的特殊经济范畴，只有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劳动力成为商品，从而工人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因此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才表现为剩余价值。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包括劳动者个人的需要。劳动者的劳动不再划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因此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也不再是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由此可见，剩余价值是标志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和剥削关系的范畴，不是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的经济范畴，也绝不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
第五类：关于公有价值范畴。曾昭禹先生提出了公有价值学说，并论述了“公有价值理论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40]。我们认为，他实际上提出了公有价值范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我们完全赞同这个学说，在本文第三部分将展开评述。
（三）
曾昭禹先生的公有价值学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基本点[41]：第一，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其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有机计划市场经济。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公有劳动。必要劳动形成必要价值，即社会主义工资；公有劳动形成公有价值。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作为工人的工资，是补偿给工人的劳动力消耗的那部分价值；公有劳动创造的公有价值，即工人的劳动创造的总价值中去掉工人的必要价值后剩余的那部分价值，由国家代为占有，国家以保障工人根本利益的形式补偿给工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工资和剩余价值、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被去掉，从而获得了必要价值（社会主义工资）和公有价值、必要劳动和公有劳动的社会主义性质。第二，确立公有价值范畴，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的。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下，剩余的劳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是公有劳动，它创造的价值，即公有价值，与剩余价值相比较，公有价值的特点在于：（1）公有价值是由工人自主劳动创造的，而剩余价值是由雇佣劳动创造的；（2）公有价值是由工人的公有劳动创造的，而剩余价值是由剩余劳动创造的；（3）公有价值是由人民委托的国家和集体代为占有，而剩余价值是由资本家无偿占有的。第三，公有资本（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资料），是能够带来公有价值的价值。公有价值是公有资本的增殖，体现的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社会主义企业的利润──公有利润，是公有价值的转化形式。第四，社会主义生产不仅是商品生产，它实质上是公有价值的生产。参与公有价值的创造的劳动，都是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第五，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应该把生产公有价值作为直接的生产目的。只有使用公有制的生产资料的劳动，才是社会主义劳动。这种劳动的目的是取得公有价值。第六，公有价值体现了国家对集体、劳动人民的代表和服务关系，揭示了国家和工人、劳动人民在政治上一致的经济根源、经济基础。必要劳动和公有劳动、必要价值（工资）和公有价值的矛盾关系体现了工人和劳动人民自身的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矛盾、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根本途径，是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公有价值不断增长。第七，社会主义本质在公有价值不断增长中实现，公有价值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核心。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在公有制为主体和高度先进科学技术基础上以及先进体制（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大限度地追求公有价值，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简明地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公有价值。这一规律决定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因而是决定着社会主义生产实质的规律，并且在整个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第八，公有价值理论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确立公有价值理论是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键。这实际上阐明了公有价值范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
这些观点互相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以公有价值范畴为核心的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正如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一样，公有价值学说深刻论证了马克思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观点，使马克思以这三大支柱为主要内容的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成为科学理论。因此，我们认为公有价值理论为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下面，我们对公有价值学说做若干补充和展开。第一，公有价值范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公有价值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劳动者满足自身的、也是满足社会的共同需要而创造的价值。它相当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社会扣除”的主要部分。马克思说：“虽然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利益。”[42]因此，公有价值用来满足社会的共同需要，最终仍归结为满足每一个劳动者的需要，直接或间接地为每一个劳动者谋福利。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就是生产公有价值。公有价值范畴是社会主义所特有的客观经济范畴，它最典型、最集中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关系，因此公有价值范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
在经济学中，“公共”一词使用得比较广泛，如西方经济学中有“公共物品”“公共政策”和“公共财政”等概念。“公共”一词不能反映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一些先生提出的“公共价值”“公共必要价值”“公共必要产品价值”等在语词表示上也不能反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的特殊性质。因此，我们认为，对社会主义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中相当于M的部分，在语词表示上用“公有价值”更为准确。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共同体商品经济，“公有价值”的“公有”在词义上表达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含义；而“价值”，则在词义上表达了商品经济的含义。因此，“公有价值”在语词表示上清晰地、明确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的基本经济关系。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确立为公有价值范畴在语言表述上是准确的。
第二，社会主义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划分为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社会主义商品的生产过程，包括旧价值的转移和新价值的创造。新价值则包括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社会主义商品的价值（Gp，p为“public”的英文缩写，意为“公有的”）由三部分构成，即：Gp=Cp+Vp+Mp。其中，Cp是生产资料转移的旧价值；Vp是必要价值；Mp是公有价值。
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劳动，一方面，作为具体劳动，生产出社会主义产品，并且把生产资料的旧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另一方面，作为抽象劳动，创造出新价值，并且使价值增殖。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劳动划分为必要劳动和公有劳动。必要劳动作为具体劳动，生产出必要产品；作为抽象劳动，创造出必要价值。公有劳动作为具体劳动，生产出公有产品；作为抽象劳动，创造出公有价值。必要产品是必要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公有产品是公有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必要价值是物化的必要劳动，公有价值是物化的公有劳动。
第三，必要价值生产与公有价值生产的社会经济条件。巫继学先生认为，必要劳动所以划分为个人必要劳动和公共必要劳动，根源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所有权的二重性。劳动力个人所有权决定个人必要劳动的存在，劳动力公共集体所有权决定公共必要劳动的存在[43]。马仁典先生认为，公共价值产品分为个人价值和公共价值。一方面，在劳动力个人所有权的意义上，劳动者的劳动耗费创造个人价值；在劳动力社会公共所有权的意义上，劳动者的劳动耗费创造公共价值[44]。我们不同意上述观点。因为这种观点抛开了个人价值（或个人必要价值）和公共价值（或公共必要价值）生产的最主要的社会经济条件──生产资料公有制，因而是片面的。刘永佶先生提出：“在联合劳动中，不仅劳动者个体的劳动力可以创造其价值，而且会由协作形成集体劳动力的价值。这种集体劳动力的价值及从劳动者个体创造价值中扣除一部分，构成公共价值。”[45]我们不同意这种关于公共价值的来源的观点。我们认为，劳动者在公有制企业中的劳动方式是集体劳动方式或者说结合劳动方式。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都是劳动者集体创造的，只是必要价值是分配给劳动者个人的。因此，不能因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在划分与分配上的不同，而把二者看作是由个体劳动力和集体劳动力分别创造的。
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力所有权不存在两重性，劳动力所有制是劳动力个人所有制[46]，劳动力所有权是劳动力个人所有权。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劳动力个人所有制的结合，决定了必要价值的生产和占有关系。其中，劳动力个人所有制是必要价值生产及其归劳动者个人直接占有（采取按劳分配方式）的前提和必要条件；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必要价值生产及其归劳动者个人直接占有的充分条件（实现条件）。由生产资料公有制所决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从性质上和总体上不再是商品，因而必要价值不再是劳动力价值。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了公有价值的生产和占有关系。一方面，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公有价值的生产和占有提供了前提；另一方面，生产资料公有制本身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又是公有价值再生产过程运动的结果。既然公有价值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关系，那么，公有价值的生产和再生产，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由生产资料公有制所决定，公有价值不再是剩余价值。
第四，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生产的客观目的和主观目的。劳动者从事生产劳动的目的，分为客观生产目的和主观生产目的。劳动者通过劳动满足自身需要，是劳动者的生产目的。其中，满足需要是客观的，即客观生产目的；劳动本身则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为满足需要提供劳动，即劳动者的主观目的。客观生产目的决定主观生产目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客观生产目的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出新价值，包括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来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其中，必要价值用来满足劳动者的个人需要；公有价值用来满足全体劳动者的社会共同需要，并且最终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方法反哺于每个劳动者。由满足整个社会需要这一客观生产目的所决定，社会主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为满足整个社会需要而提供的劳动。其中，劳动者提供的必要劳动是为满足个人需要的劳动，即为自己的劳动；公有劳动是为满足全体劳动者的社会共同需要的劳动，即为社会的劳动。劳动者为己劳动和为公劳动，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主观生产目的。客观生产目的引出主观生产目的。为己劳动和为公劳动作为主观生产目的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出发点，而满足整个社会需要作为客观生产目的是社会主义生产的落脚点，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结果，达到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
第五，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分配。社会主义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用来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其中，必要价值用来满足劳动者的个人需要；公有价值用来满足全体劳动者的社会共同需要。为达此目的，就必须对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进行合理分配。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分配是通过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得以实现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包括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者的按劳分配；国家、企业之间对企业纯收入的分配。因此，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结果，形成工资、国家税收和企业税后利润；个人收入采取税收形式（包括个人所得税、财产税）上交国家，国家运用税收收入和其他财政收入进行财政支出，则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对象是企业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包括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必要价值的分配是通过按劳分配实现的；公有价值的分配（即企业纯收入）的分配通过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其他环节（国家税收与企业留利）以及国民收入再分配实现的。
在社会主义企业中，按劳分配的对象是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一部分。必要价值形成劳动者的工资，通过按劳分配获得；公有价值的一部分也可以作为奖金，对先进劳动者给予奖励。这也属于按劳分配。劳动者通过按劳分配获得劳动收入，用来满足劳动者的个人需要。企业劳动者的劳动收入的一部分，采取个人所得税等形式上交国家，则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
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一部分之按劳分配是建立劳动者个人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形式，也就是马克思所提出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有人对此加以曲解，认为：“‘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形式，这就是股票”即股份制[47]。有学者指出：“‘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社会生产资料的公有制；2、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3、劳动力的个人所有制。这三个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48]我们同意这一观点。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决定了按劳分配的客观必然性，而只有以按劳分配方式为基础，才能建立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指出：“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化为个人的财产。”[49]所以说，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劳动力个人所有制是按劳分配的前提，而按劳分配则是消费资料个人所有制实现的途径。
公有价值的分配，则划分为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公有价值的初次分配（属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即企业纯收入（公有价值）在国家与企业之间分配。公有价值的一部分以税收形式上交国家。另一部分是企业税后利润，分为企业扩大再生产基金、奖励基金、福利基金及后备基金。扩大再生产基金用于企业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奖励基金采取按劳分配形式奖励给企业先进劳动者；福利基金用于企业劳动者的集体福利；后备基金则用于对企业意外事故等非正常的物质损耗进行弥补的支出以及其他一些特殊性的必要支出。
公有价值的分配的第二个环节是公有价值的再分配（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经过公有价值的初次分配，形成国家税收等财政收入后，国家必须通过财政支出，形成下列社会基金以满足全体劳动者的社会共同需要：（1）社会积累基金，用于社会范围内的扩大再生产需要；（2）非生产劳动者的工资基金，通过按劳分配方式满足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者的个人需要；（3）社会消费基金，用于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公共消费需要；（4）社会管理（包括国防）基金，用于国家行政管理、社会管理需要以及国防支出；（5）社会保障基金以及社会准备基金等，用于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需要以及国家后备需要等。
第六，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占有主体及分配主体是同一个主体──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从分配形式上看，在社会主义社会，必要价值归劳动者个人占有，公有价值分别由国家和集体代为占有，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占有主体似乎是国家、企业、个人三个主体，但这是一种误解。实质上，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占有主体及分配主体是同一个主体——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这是由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所决定的。
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条件下，国家（社会）、企业、个人是融为一体的。首先，个人与企业融为一体。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组成的集体，企业劳动者不仅是企业生产资料部分所有者，而且是这部分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运用者和收益者。企业的劳动方式是集体劳动方式，实质上是自主的自由联合劳动方式。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是劳动者的集体劳动创造的，只是必要价值分配给劳动者个人，公有价值的一部分由企业代表企业劳动者占有之。因此，作为企业生产和管理主体的劳动者，他们既是生产资料所有者、劳动力所有者，亦是直接生产者和管理者，这三种身份是合一的，他们是社会主义企业中当之无愧的主人。其次，劳动者与国家（社会）融为一体。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一种公有制形式。国家则是组成为统治阶级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共同体，政府是其代表，代表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总和。因此，全民所有制生产资料的最终所有权、处置权属于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这是政府代为占有生产资料的前提。也就是说，政府代为占有生产资料是建立在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授权和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享有最终所有权、处置权的基础上的。而社会主义劳动者则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作为生产资料代为占有者与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是融为一体的。再次，国家（社会）与企业（劳动者集体）融为一体。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条件下，经济管理根据生产需要划分为两个基本层次：国民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管理的主体分别是国家和企业。但是，由于全民所有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具有整体性，即由国家代表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行使所有权，并根据整个社会需要进行国民经济管理，包括实行统一计划和统一经营；在这一前提下，国家根据生产和管理的需要把生产资料即公有资本“交回”企业劳动者，由企业劳动者自主管理并进行生产活动。企业在国家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经营下为社会需要进行生产，并把所生产的公有价值的一部分交由国家代为占有。因此，一方面，全民所有制下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合一的，不可分割的，最终合一于由国家所代表的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另一方面，国家的生产资料代为占有权、计划和经营权与企业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管理权和运用权即从事生产，是既有分工又相互联结的，所以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是结合在一起的。
综上所述，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条件下，国家、企业、个人虽有利益上的差别，但三者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因而三者是融为一体的。巩固、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国家、企业、个人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国家、企业、个人只是职责分工不同，没有什么根本利益的对立。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自主结合而成的社会是整个社会生产、占有和分配主体，是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占有主体及分配的同一主体。
第七，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比例关系的国家调节。当社会主义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国民收入）总量为一定时，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在数量上存在着此消彼长的矛盾关系。因此，在国民收入（必要价值+公有价值）的分配中，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根据生产的发展和劳动者的实际需要，在不同阶段科学地、有计划地调节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比例关系，从而正确调节劳动者个人需要与社会共同需要的关系，使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两种生产、劳动者个人需要与社会共同需要两种需要得到和谐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在论述“自由人联合体”时指出：“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50]马克思还提出，社会产品经过“社会扣除”之后，“才谈得上在集体中的各个生产者之间进行分配的那部分消费资料”[51]。因此，在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分配中，我们既要考虑到满足劳动者的个人需要，又要根据“社会扣除”原则，充分保证全社会的共同需要。统筹兼顾，合理安排是社会主义国家调节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比例关系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第八，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关系。公有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从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关系上看，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具有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由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生产关系所决定的。一是两者具有同一的归属性，即这两部分都属于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所有、占有和使用；二是两者具有同一的目的性，即这两部分都用以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三是两者具有同一的发展趋势，即在社会主义再生产的动态过程中，这两部分在量上都是绝对增长的。
但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在具有一致性的前提下，也有各自的特殊性。首先，必要价值是公有价值再生产的必要条件，而公有价值量的增长又是必要价值不断增长的前提条件。因为，必要价值（工资）是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而无论是在每一个工作日后，还是在每一个生产周期后，劳动者都要通过获得工资以进行个人消费，使劳动力得到恢复即再生产，才能在下一个工作日或下一个生产周期中继续再生产出新的必要价值，同时创造出新增的公有价值。然而，在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公有价值（Mp）一部分通过积累形成追加给劳动者的工资基金（ΔVp），投入下一个生产周期的扩大再生产，从而转化为在量上扩大的必要价值（Vp）。所以，只有公有价值量的不断增长，才能带来必要价值的不断增长。其次，劳动力再生产与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用途。劳动力再生产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劳动力扩大再生产又分为数量上（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质量上（内涵）的扩大再生产。必要价值主要用于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其中一部分也用于劳动力扩大再生产，如劳动者用于养育子女的费用，以增加劳动力的数量，并通过个人消费及其家庭消费，提高劳动者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公有价值则用于劳动力扩大再生产。其中，公有价值的一部分形成积累基金中的ΔVp部分，用于追加劳动者的工资基金，在下一个生产周期，则转化为必要价值（Vp），从而实现劳动力数量上的扩大再生产；公有价值的另一部分转化为社会消费基金，用来满足全体劳动者的物质文化需要，以丰富劳动者的自由个性和推动劳动者全面发展，从而实现劳动力质量上的扩大再生产。第三，必要价值的生产是商品生产的共同规律。无论是简单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劳动者都要通过生产必要价值，用来满足个人或低或高的消费需要。而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特有的、特殊的经济规律，公有价值的生产则是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的特有的、特殊的经济规律。因此，必要价值是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特有的、特殊的范畴，公有价值则是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的特有的、特殊的范畴。第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与必要价值相比较，公有价值的生产则具有根本性、主导性、整体性和长远性。公有价值生产的根本性表现为，公有价值的生产为整个社会生产的不断扩大提供现实条件，公有价值的积累和不断再生产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个人需要不断获得满足的充分条件；公有价值生产的主导性表现为，它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主导的推动作用，因而它的发展程度也就成为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性质、方向、水平、规模的基本标志；公有价值生产的整体性表现为，它客观上形成整个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基础，在整个社会主义生产和价值创造中占据主要地位，它关系到社会主义全体劳动者的整体需要和整体利益的最终实现；公有价值生产的长远性表现为，它和必要价值生产相比较，必要价值反映了一种短期的经济效果，而公有价值对劳动者需要的满足是通过长期的经济效果表现出来的。公有价值的生产是全体劳动者长远利益的实现。
总之，必要价值的生产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满足整个社会需要的前提条件（必要条件）；而公有价值的生产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满足整个社会需要的实现条件（充分条件）。指出：“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52]所以，与必要价值相比较，公有价值的生产更加具有重要性。从公有价值的生产的根本性、主导性、整体性和长远性看，与必要价值相比较，公有价值的生产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它才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是整个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的关键，发挥着主导作用。
既然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是追求公有价值，那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最大限度地生产公有价值，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我们把这一规律称为“公有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确立以后，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由此决定该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是生产公有价值。作为揭示社会主义生产实质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由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所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其中，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是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由这一主要矛盾方面所决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53]。而生产公有价值，用于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则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公有价值的生产与再生产，一方面是公有产品即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只有公有价值的生产与不断再生产，才能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完善提供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才能使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满足程度得到不断增长和充分实现。因此，公有价值的生产，或者说公有价值规律，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本质的、内在的、必然的基本联系。它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因而它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集中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因此，最大限度地生产公有价值，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公有价值学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公有价值范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
第九，以公有价值范畴为核心，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范畴体系，是由其核心范畴与前序范畴、后序范畴构成的。我们认为，应当以公有价值范畴为核心，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必要价值与公有价值范畴规定了社会主义的直接生产关系（狭义的生产关系），即社会主义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社会主义劳动的总产品包括生产资料补偿产品、必要产品和公有产品；社会主义劳动既是物质生产劳动，也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其中，必要劳动生产出必要产品，并创造出必要价值；公有劳动生产出公有产品，并创造出公有价值。公有价值的矛盾运动，直接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公有价值的生产，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公有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公有价值以及必要价值范畴的前序范畴，按照逻辑顺序排列，包括以下五个范畴：生产资料公有制、公有资本、劳动力个人所有制、自主的自由联合劳动、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生产资料归社会主义劳动者共同拥有和占有的所有制形式。包括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无产阶级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资本主义制度后，在无产阶级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因此，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公有资本，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资料的价值形态，是带来公有价值的价值，它体现了社会主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
劳动力个人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劳动力归劳动者个人所有的一种劳动力所有制形式。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劳动力也归雇佣劳动者个人所有，但那只是形式上的，劳动力的所有权与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是分离的。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力是商品，雇佣劳动者通过劳动力商品的买卖方式，把劳动力的占有、支配、使用权转让给资本家，从而听任资本家的剥削和奴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力不再是商品，因而不存在也不允许存在劳动力的买卖关系。生产资料公有制企业是劳动者组成的集体，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在企业范围内直接结合，劳动者个人与企业（劳动者集体）融为一体。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力所有权与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是合一的，即统一集中于社会主义劳动者本身。
自主的自由联合劳动，是劳动的社会主义形式，它体现了社会主义劳动的性质本质。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劳动力个人所有制条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企业范围内直接结合，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劳动首先是自主劳动：劳动者自己当家作主，自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自主进行有计划的生产经营活动，自主实行按劳分配，自主占有自己的劳动成果。在自主劳动中，充分体现了劳动者的主人地位：劳动者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主人；是生产经营过程和劳动过程的主人；是生产经营成果和劳动成果的主人。这种自主劳动，一方面，由劳动力个人所有制所决定，是自由劳动。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自由包括人身自由、择业自由、消费自由和个性自由，从而也使劳动者支配的自由时间不断增加，逐步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另一方面，由生产资料公有制所决定，劳动者的自主劳动是自主联合劳动。社会主义联合劳动关系是一种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控制生产过程、共同享有生产成果的经济关系。在社会主义联合劳动关系下，劳动者个人与企业和国家融为一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直接结合的，所以，劳动者的自由劳动和联合劳动是结合在一起的，并且二者的结合是以自主劳动为前提的，是以社会主义民主为前提的，所以，我们把这种劳动的社会主义形式称为“自主的自由联合劳动”。
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54]。它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以公有资本和自主的自由联合劳动为依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调节下，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个人三者的根本利益一致，劳动者之间、企业之间合理分工、合作互利和平等竞赛，以实现劳动者自身需要和整体需要的商品经济形式。马克思认为：“商品生产从而商品流通也能够在不同的共同体之间，或者在同一共同体内部不同机构之间产生。”[55]从国际范围内讲，不同的共同体之间，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可以产生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而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中即同一共同体内部，公有制企业的不同机构之间即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也可以产生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在全民所有制范围的经济管理分为两个层次，即分为国民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两个层次，相应地，社会经济活动也分为国民经济活动和企业经济活动两个层次，这是全民所有制内部也存在商品经济形式的主要原因。由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管理分为国家和企业两个层次，从而客观地存在着局部（企业）劳动与整体（社会）劳动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在这一矛盾运动中，一方面，由局部（企业）劳动与整体（社会）劳动的差别性所决定，相对独立的局部（企业）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形式而相互区别开来；另一方面，由局部（企业）劳动和整体（社会）劳动的根本一致性所决定，从而使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调节成为可能和必然。
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公有价值以及必要价值范畴的后序范畴，主要有：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形式和运行机制，包括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实现，社会主义积累和再生产；社会主义经济调节方式即资源配置方式──社会主义有机计划市场经济即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包括按劳分配、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社会主义消费关系和消费方式；等等。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由公有价值这一核心范畴、生产资料公有制等前序范畴、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形式和运行机制等后序范畴，互相联系、互相结合而构成的理论体系和范畴体系。
本文初步构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体系。希望理论界同仁提出宝贵意见，尤其是批评意见。任重道远，希望先生们共同努力！
注释：
[1]《选集》（第1卷）第3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资本论》（第3卷）第2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3]《斯大林选集》（下）第5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4][16][17] 王珏主编：《必要价值论》（第1卷）第90、4、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40][46][48][54]曾昭禹：《社会主义新论》第122、130、190、190、121页，[香港]银河出版社2004年版。
[6]卓 炯：《试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载《学术月刊》1961年第12期。
[7][8]卓 炯：《〈资本论〉体系与社会主义经济——扩大商品经济论》第37、91页，[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
[9]宋 涛：《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范畴是净产品》，载《经济学周报》1982年1月25日。
[10][11][31]《资本和剩余价值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通用的经济范畴》，载《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第7期。
[12][14]刘永佶：《主义·方法·主题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基本》第399、410-412页，[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
[13][45] 刘永佶：《中国经济矛盾论——中国政治经济学大纲》第304、305页，[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15][29]参见王珏主编：《必要价值论》（第1卷）第80-81、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8][20][21]雍文远主编：《社会必要产品论》第56、78、8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9][22]参见雍文远主编：《社会必要产品论》第61-62、“导言”第10-1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3][24][25][35][36][37]参见巫继学：《自主劳动论要》第271-273、265-266、381、168、176、175、19-2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6][27][28][32][33][45]马仁典：《公本论》第155、4、219-220、3、4、1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0]陈典模、刘锦棠：《资金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性范畴》，载《晋阳学刊》1982年第1期。
[38]卓 炯：《对剩余价值论的再认识》，载《学术研究》1980年第5期。
[39]逄锦聚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继承和发展》第346、341页，[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41]参见曾昭禹：《社会主义新论》第121-131页，[香港]银河出版社2004年版。
[42][49][5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3、304、3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7]谢 涛、辛子陵：《试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与中国改革》，载《炎黄春秋》2007年第6期。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52]《文集》（第8卷）第1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关键词]就业中小企业促进发展
一、当前我国就业压力大,形式严峻
中国是世界上人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但由于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人力资源的潜力尚未转化为现实优势,更多的还是表现为一种人口负担。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的状况长期存在,就业总量矛盾十分突出。今后几年,每年新成长劳动力约1000多万人,失业人员800多万人,国有集体企业下岗职工600多万人,城镇每年需安排就业的人数将保持在2400万人以上。按照经济增长率8%和现有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能力计算,每年新增就业岗位数约为800万人,加上自然减员腾出的岗位,城镇就业岗位约1100万个,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300万人左右。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对就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主要表现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出现大幅的下滑,城镇登记失业率上升;农民工失去工作岗位的情况比较严重;企业岗位流失情况也比较严重。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7月24日公布了2009年上半年一系列就业数据。这些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就业状况总体稳定,但是就业压力依然存在,尤其是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就业的不稳定因素。特别是当前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不利影响并未减弱,外需严重萎缩的局面仍在持续,一些行业、一些企业生产经营还比较困难,就业压力短期内尚难根本缓解。今年全国有610万高校毕业生,去年毕业未就业的毕业生100万人,总计710万人。目前,已落实去向的415万人,全国仍有近300万毕业生未实现就业。今年城镇新增就业目标是900万人,但是新成长的劳动力、还有各个方面的求职劳动者大体上有2400万人,就业压力难以缓解。尽管失业问题是当前世界许多国家面临的难题,但我国所面临的是数以数千万计的失业大军,如果加上农村剩余劳动力,解决的难度之大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相比的。
二、中小企业成为扩大就业的主渠道
“小企业、大就业”是经过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程所证明的一条重要规律。国际上对中小企业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界定标准各国也有所不同。就我国而言,关于企业规模的界定经历了六次大的调整。依国际惯例,凡经合法登记注册、拥有固定地址而相对稳定经营的组织或个人都属于企业,雇员的多少无硬性要求。从此惯例,国际上许多国家,对于组织形式与我国的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人合伙相似的,小规模的经济组织,是将其以“企业”对待,并理所当然地归入《中小企业法》的保护范围的。本文所指的“中小企业”包含以上小规模经济组织。
我国小企业的数量相对较少,发展潜力巨大。有关资料表明,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已达4200万户(包括个体工商户),约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8%。”十五”期间,国民经济年均增长9.5%,而规模以上中小工业企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8%左右。截至2006年底,我国中小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占国内增加值的58%,社会零售额占59%,上缴税收占50.2%,提供就业机会占75%,出口额占全国出口的68%。在从事跨国投资和经营的3万户国内企业中,中小企业占到80%以上,同时很多大企业都是由中小企业发展而成的,如联想、海尔、海信、华为等。在我国,中小企业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已经成为就业的主力军。中小企业提供了大约75%的城镇就业岗位,不仪安置了大量的城市下岗职工,还吸收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就业问题,缓解劳动力供求矛盾,从而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小企业吸纳就业数量巨大的原因在于,小企业单位投资容纳的劳动力(就业容量)和单位产值使用劳动力(就业弹性)都明显高于大型企业。据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同样的投资额,创办工业小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为工业大企业的5倍多:以同样产值计算,小型工业企业使用的劳动力为大型工业企业的1.9倍。而且,创办小企业相对大企业对经济资源的要求更少,对环境的适应性更强。因此,创办速度更快,使得小企业数量众多,整体上提供社会的就业机会多。目前,与世界各国相比较,我国人均拥有的企业数量很少。发达国家每千人企业数量平均在45个左右,发展中国家也在20个至30个左右,而我国不到10个。吸收大量的劳动力被认为是中小企业最重要的经济作用之一,多数中小企业用同样的成本可吸收比大企业多的劳动力,起到了劳动力蓄水池的重要作用,特别在吸收失业劳动力方面起到了稳定社会的重要作用。积极发展中小企业也就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三、中小企业促进社会就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勿容置疑,发展中小企业是缓解就业压力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但我国中小企业发展局面不容乐观。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市场竞争能力不强,生命力比较脆弱。据调查,小企业生存周期一般只有3年～5年。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组中小企业研究数据显示,目前中小企业在金融风暴冲击下40%已经倒闭,另外还有40%正在生死边缘挣扎,要想走出生死一线,中小企业必须得到巨大的支持。近年来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面临着融资难、社会服务体系不健全、信息缺乏、企业管理水平低、市场竞争能力弱、整体素质有待提高等一些不容忽视和回避且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又面临不断产生的新问题的压力。对中小企业发展影响最大的问题如下
1 融资难成中小企业心头之痛
由于长期受传统体制的影响,中小企业融资和获取资金难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成为长期困扰制约中小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瓶颈问题。资金问题是创业企业初创和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制约因素。各种比较研究和实证调研都表面,由于中小企业贷款金额小、笔数多,加之小企业贷款核销呆坏账等相关政策不到位、贷款成本高,小企业信用不足、缺失或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严重影响了中小企业信贷业务的拓展。
2 现有法律体系难以有效保护中小企业的利益
健全的立法是中小企业稳定发展的基本保障。以美国为例,美国目前有50多部专项法律构成的中小企业法律体系,保证了美国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但是,中国的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一直缺乏比较有效的法律保护。中小企业在法律不甚完善的条件下,在经营与发展,贷款与担保,股票债券的发行与上市等融资方面处于十分不利的被动地位,在与大企业的竞争中往往成为不正当竞争的牺牲品。
3 社会服务体系不健全是中小企业面临的又一生存性问题
一直以来,我国创业门坎较高,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不健全。新创企业一开始几乎都是小企业,而各地对小企业创新创业存在不同程度的障碍。与其他国家问的横向比较,我国的创业环境还处于国际中下水平。我国创业活动更多的是来自市场经济自身的力量,而政府政策直接扶持和服务的力量不强。目前,我国还没有一个专门独立的系统机构从事中小企业这一群体的管理,对中小企业的发展缺乏长期和系统的发展战略与规划。而目前各省市自治区的乡镇企业局,中小企业局、工商管理局及中小企业协会等机构,只是从区域上、行业上对本区域的中小企业加以管理的,而并非从全局的角度审视不同产业的中小企业的发展。所以,尽管我国属于创业活动活跃期,但创业服务体系不健全直接影响到创业活动的开展和成功率。
4 中小企业自身素质制约其发展
中小企业管理理念、制度落后,技术创新不足,人才结构不合理等因素制约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中小企业创业初期大多以个人或家族为单位。企业主缺乏现代管理理论,企业管理理念及制度及其落后。我国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主要是以低技术水平和外延扩张为特征,生产技术和装备水平都比较落后。大部分中小企业由于缺少技术创新所需资金,技术、设备、人才、信息以及环境和服务体系,创新能力与水平不够,存在的障碍与问题较多,使得企业技术创新严重不足,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瓶颈。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企业的兴衰与人力资源素质密切相关,而管理和技术的核心人才就更为重要。中小企业由于规模小、实力小、事业成就差,难以吸引人才,因而人才结构极不合理。
四、发展中小企业,促进社会就业的基本途径
中小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面临一系列不容忽视和回避且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下,政府要依托中小企业来缓解就业压力。要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在当前就业中的作用,离不开政府的扶持。2009年8月19日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提出了扶持中小企业的六大措施。这些措施几乎涵盖了中小企业急需解决的所有问题,这些措施的落实必将给中小企业发展带来曙光,将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一大批中小企业做大、做强。中小企业要在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除了国家政策的扶持,更需要自身的努力。只有政府支持与自身努力相结合,我国的中小企业才会发展的更快,更好,由此更能发挥中小企业在就业中的作用。在当前形势下,要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在就业中的作用,笔者认为应尽快解决以下问题:
1 解决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问题
中小企业要获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除了自身的努力外,更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支持,政府也有责任为中小企业发展构筑一个较为完善的扶持体系。要让中小企业充当解决就业的领头军,政府应尽快解决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问题。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一直处于被重视的边缘。历来“重大企业轻小企业,重国企轻民企”的发展思路抑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要发展中小企业,必须完善政策法律体系,从法律层面确定中小企业的地位,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公开、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法律环境,使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中小企业获得国家各方面的支持。
2 切实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中小企业因自身资本实力不足、公司治理不完善;信贷市场准入门槛偏高,服务中小企业的金融组织体系不完善、小企业担保体系建设滞后、企业之间信息沟通渠道不畅,直接融资比例偏低等现实问题造成中小企业“融资难”。作为以企业效益为重的银行是不可能彻底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借鉴国外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经验,政府应设立专门的中小企业管理机构,负责制定有关中小企业的发展总方针,帮助中小企业发展,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同时加强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中央和地方财政应建立多层次、多品种的财政补贴机制。鼓励商业性银行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贷款实行风险溢价法,以收益覆盖风险为基础自主定价,由财政对实际利率和基准利率的差额部分贴息,降低中小企业利息负担。制定税费优惠政策等。其次,进一步完善金融服务,提升金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水平。
3 中小企业应不断提高企业自身综合素质以适应发展
(1)推进中小企业实现企业产权制度的创新。对于发展到一定规模的中小企业,首先,应按现代企业制度来改革其管理,逐步实现企业产权与企业家或家族财产的分离,明晰企业产权。其次,实现产权多元化。单一产权不仅不利于企业的规模的扩大,更不利于企业向现代企业转变,而积极引入外部投资。实现产权多元化,是民营中小企业做大做强的,必由之路。再次,实现企业内部产权结构合理化。通过在企业内部合理分配股权,吸纳职业经理人和技术骨干的股份,并适当股权激励,增强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创造更高的企业收益。
(2)提高企业整体管理素质,优化人力资源结构。中小企业主要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要懂经营,善管理、会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管理素质。建立完善的考核评价机制和积极有效的激励制度,公平竞争、奖赏分明。积极建立专家顾问制度,使企业管理实现科学化和规范化。在人才资源上要建立人才激励机制,对员工有计划地进行培训、进修和工作考察,以满足企业对专业化、高层化、复合化人才的需要。同时,要注重引进高新技术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以不断改善企业的人力资源结构,提高企业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
(3)提高中小企业财务管理水平。中小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必须把现代财务管理理念渗透到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和组织管理的各个层面,建立起一整套事前、事中、事后全方位的财务监控体系,运用信息技术、互联网、电子商务等现代化手段,以成本、效率为核心,全面提升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1]杨松柏:我国中小企业发展对策探讨[J],现代商贸工业,2009年第13期
[2]张丽娟韩霜:中小企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及其制约研究一以山东省为例[J],山东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3]姚成杰:多元转型:我国民营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J],改革与战略,2008年第12期
[4]廖风华等: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对策研究西南金融,2008年第12期
一、中国当前经济循环系统的构成
在政治经济学看来，国民经济是一个不断运动着的循环系统。在我国当前经济结构中，这一循环系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系统。
一是“实体经济内部”循环。这是勾连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的再生产过程。资本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以生产商品，商品价值在市场中实现后，一部分被消费、另一部分又重新积累为资本。
二是“实体经济―金融”循环。单个资本在价值生产与实现过程中会经历“货币资本―生产资本―货币资本”的循环。社会总资本相应划分为生产资本和货币资本两大形态。随着分工的深化，两种资本形态分别由实体经济和金融部门运营。实体经济是货币资本的源泉，货币资本向生产资本的转化又会促进实体经济的规模扩张和结构升级。
三是“实体经济―房地产”循环。房地产具有双重属性。它既是能够满足人们住房需求的商品，也是能够实现价值增殖的虚拟资本。作为商品，房地产规模的扩大可以直接拉动实体经济的相关产业发展。作为虚拟资本，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又可以转化为更多的货币资本，通过“实体经济―金融”循环间接支持实体经济。而实体经济的发展则是房地产实际需求不断增加的根本来源。
四是“实体经济―政府”循环。随着对经济干预的深入，政府本身已经成为经济循环的一部分。政府直接或间接地从实体经济中获得资金，并通过对上述资金的配置，为实体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支持。
在各经济子循环中，实体经济循环是价值创造的根本途径，构成经济循环的基础。其他三大子循环则嵌套其上，共同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二、中国经济循环：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
1.数量扩张型经济循环是我国过去经济高速增长的支撑。在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环境承载力较为丰裕的条件下，资本通过外延式积累吸引劳动力由农村流向城市，就可以带来社会整体效率的改善。此时，制约经济增速的瓶颈在于资本积累的速度。而我国过去近40年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就是缘于逐步形成的一套经济循环，打破了资本数量扩张的瓶颈，称之为数量扩张型经济循环。
“实体经济内部”循环，表现为“资本外延式积累―农村劳动力转移―利润和工资―消费和资本外延式积累”，构成经济增长的主路径。具体而言，资本的外延式积累吸引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所创造的价值分解成利润和工资，并在市场上交换，最终表现为消费和资本数量的进一步扩张。在这一循环中，企业自身积累存在瓶颈制约，其他子循环分别从资本数量、市场需求、外部效应三方面加快了积累过程。
“实体经济―金融”循环，表现为“劳动力转移―房地产―金融―资本外延式积累―劳动力转移”，打破了资本数量对积累的制约。具体而言，劳动力转移带动房地产价格上涨，并通过虚拟资本属性扩大金融总量，撬动更多货币资本投入实体经济。随着实体经济发展，更多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且收入上升，房地产需求增加，又推动房价上涨。
“实体经济―房地产”循环，表现为“劳动力转移―房地产―资本外延式积累―劳动力转移”，打破了市场需求对积累的制约。具体而言，劳动力转移促进房地产发展，房地产的开发、生产和消费又通过其商品属性，直接扩大实体经济相关产业的需求，促进资本外延式积累，并进一步带动劳动力转移。
“实体经济―政府”循环，表现为“资本外延式积累―劳动力转移―房地产―土地财政―基础设施建设―资本外延式积累”，打破了外部效应对积累的制约。具体而言，在城镇化进程中，政府通过土地财政获得充足的资金并投入于基础设施建设，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效应，避免因基础设施缺失导致利润率偏低，制约积累。实体经济的发展又会进一步吸引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促进城镇化进程。
2.经济新常态下数量扩张型经济循环运转不畅。数量扩张型经济循环虽然带动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是以一定的生产条件和需求条件为前提。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上述条件已不再具备，从而导致结构性失衡，造成旧有的经济循环不畅。
“实体经济内部”循环不畅，出现结构失衡。一方面，随着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转折性变化、环境承载力逼近上限，依靠低工资、高污染的外延式资本积累已不可持续。另一方面，工资上涨带来消费升级，商品质量更受关注，导致一部分商品价值难以实现，另一部分消费需求却未能满足，海外消费规模迅速攀升，出现过剩与短缺并存。
“实体经济―金融”循环断裂，出现“房地产―金融”自循环。由于实体经济结构失衡，利润率下降，货币资本更多进入部分热点地区的房地产而非实体经济。这些地区的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进一步恶化了实体经济的相对利润，诱导企业资本与个人储蓄继续流入房地产。
“实体经济―房地产”循环放缓，全层面通过房地产拉动实体经济发展的潜力下降。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中后期，户均住房拥有量超过1套，房地产实际居住需求在总量上不断递减，三、四线城市出现较高库存，在部分地区紧缺性需求和透支性需求仍然存在。
“实体经济―政府”循环效益减少、风险增加。一方面，随着基础设施存量扩大，基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递减。另一方面，由于房地产实际居住需求下降，政府未来土地出让收入与抵押融资收入的不确定性增强。“房地产―金融”自循环虽短期提高房价，长期却增加了政府债务风险。
3.延续中国经济奇迹的关键是打造经济新循环。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资本积累要从数量扩张转向更多依靠技术创新，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满足人们的需要。延续中国经济奇迹的关键，就是要打造一套新的经济循环，突破资本结构升级的约束，称之为质量提升型经济循环。这需要做到以下四点。
重构“实体经济内部”循环。要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促进技术进步，不断适应需求升级对商品质量要求的提高，即“资本内涵式积累―劳动力转移―工资上升―需求升级―资本内涵式积累”。内涵式积累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发展新生产部门，二是用新技术升级旧生产部门。
重启“实体经济―金融”循环。要重新打通金融和实体经济的通道，让货币资本流向实体经济的新部门或旧部门中采用新生产方式的企业，促进生产要素从实体经济中的旧部门和采用旧生产方式的企业，转移到新部门和采用新生产方式的企业，优化经济结构。
重建“实体经济―房地产”循环。要让房地产回归居住需求，在平稳发展中继续对实体经济起到带动作用。要改善房地产发展的区域格局，与城镇化的实际需要相适应。要抑制“房地产―金融”自循环产生的泡沫，改变房地产与实体经济的相对收益，避免经济由实入虚。
重塑“实体经济―政府”循环。政府要逐步减少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减少依靠基础设施建设刺激经济，更多支持新产业和新企业的发展，更多支持基础研究领域科研创新，创造促进技术创新的外部效益。
三、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中国经济新循环
面对着当前重大结构性失衡、经济循环不畅的现象，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1.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方面，要继续推动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要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严格执行环保、能耗、质量、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创造条件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妥善处置企业债务，做好人员安置工作。要防止已经化解的过剩产能死灰复燃，同时用市场、法治的办法做好其他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去产能工作。去库存方面，要坚持分类调控，因城因地施策，重点解决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过多问题。要把去库存和促进人口城镇化结合起来，提高三四线城市和特大城市间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提高三四线城市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吸引力。去杠杆方面，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要支持企业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加大股权融资力度，加强企业自身债务杠杆约束等，降低企业杠杆率。要规范政府举债行为。降成本方面，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要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易成本，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企业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推动企业眼睛向内降本增效。补短板方面，要从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从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着手，既补硬短板也补软短板，既补发展短板也补制度短板。要更有力、更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各项工作。
2.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把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放在突出位置，狠抓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品牌创建、质量安全监管。要加大农村环境突出问题综合治理力度，加大退耕还林还湖还草力度。要积极稳妥改革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细化和落实承包土地“三权分置”办法，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明晰农村集体产权归属，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利。统筹推进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
3.着力振兴实体经济。要坚持以提高质量和核心竞争力为中心，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引导企业形成自己独有的比较优势，发扬“工匠精神”，加强品牌建设，培育更多“百年老店”，增强产品竞争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既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也要注重用新技术新业态全面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要建设法治化的市场营商环境，加强引进外资工作，更好发挥外资企业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要更加重视优化产业组织，提高大企业素质，在市场准入、要素配置等方面创造条件，使中小微企业更好参与市场公平竞争。
4.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要在宏观上管住货币，微观信贷政策要支持合理自住购房，严格限制信贷流向投资投机性购房。要落实人地挂钩政策，根据人口流动情况分配建设用地指标。要落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房价上涨压力大的城市要合理增加土地供应，提高住宅用地比例，盘活城市闲置和低效用地。特大城市要加快疏解部分城市功能，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发展。要加快住房租赁市场立法，加快机构化、规模化租赁企业发展。加强住房市场监管和整顿，规范开发、销售、中介等行为。继续扎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农民工市民化。
表示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方法有多种,概括起来看,可以从估算以下四个方面的指标值入手①:(1)教育对新增国民收入额的贡献比例,即由教育所带来的国民收入的增加量(ΔYe)占国民收入总增加量(ΔY)的比例(ΔYe/ΔY)。(2)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比例,即把教育当作一个生产要素,由教育这个要素投入所带来的那部分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ye)占国民收入总增长速度(y)的比例(ye/y)。(3)教育对新增劳动生产率的贡献比例,即由教育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劳动力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增加量(Δ(Y/L)e)占总劳动生产率增加量(Δ(Y/L))的比例(Δ(Y/L)e/Δ(Y/L))。(4)教育对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贡献比例,即由教育这一生产要素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Se)占总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Sy)的比重(Se/Sy)。目前所见到的方法,主要是从前两个方面入手来衡量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面主要介绍前两方面的估算方法。
二、估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额的贡献率的方法
1.舒尔茨的教育投资收益率估算方法
在西方,舒尔茨被认为是就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做定量分析的第一人。②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obb—DouglasProductionFunction)是西方众多估算方法的根据,也是舒尔茨、丹尼森的估算方法的基础,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此函数。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和数学家柯布于20世纪30年代,在研究1899—1922年美国制造业劳动和资本对生产的作用时得出一个生产函数③。Y=AKαLβ其中,Y代表产出量;K代表资本投入量;L代表劳动投入量;A为不变的“效率系数”;指数α和β代表资本和劳动在总产量中的相对比重,且α>0,β>0,α+β=1。根据美国20世纪的统计资料估算出α和β分别约为0.25和0.75,表明这一期间,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对总产出的贡献率分别为25%和75%。参数α和β还可以称之为产出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弹性。因为根据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存在着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量,分别为:Y/K=αAKα-1Lβ=α(Y/K),K/L=βAKαLβ-1=β(Y/L)。由这两个式子得出α=(Y/K)(K/Y),β=(Y/L)(L/Y),α表示产出量的变动率与资本投入量的变动率的比率即产出的资本弹性,β表示产出量的变动率与劳动投入量的变动率的比率即产出的劳动弹性。舒尔茨以美国1929—1957年的数据为例,计算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④第一步,计算1929—1957年国民收入增长额(ΔY)以及劳动力所创造的国民收入的余值增长额。ΔY等于报告期(1957年)国民收入(3020亿美元)减去基期(1929年)国民收入(1500亿美元),结果等于1520亿美元。然后,求出1957年劳动力所创造的实际国民收入与按照1929年劳动生产率水平计算出来的1957年劳动力所创造的虚拟国民收入之差额,结果为710亿美元。
其中劳动力所创造的那部分国民收入是通过总的国民收入乘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β值即0.75求得的。第二步,用反事实度量法,计算出1929年至1957年教育投资增量。首先计算1929年、1957年社会积累的教育资本存量。一定时期内教育资本存量计算公式:Er=∑ni=1Ci*Bi,其中,i为毕业生的教育等级或类别的数字代码,n代表不同教育等级或类别的个数,Et为一定时期内全部教育资本存量,Ci为i级毕业生人均教育费用,Bi为具有i级学历或类别的就业劳动力人数。其中的各级教育毕业生费用包括社会支付费用、家庭支付费用以及为上大学或中学而放弃的收入即教育机会成本。其次,计算1957年实际教育资本存量与按照1929年人均教育投资水平计算出的1957年虚拟教育资本存量的差额,把这一差额作为1929—1957年教育投资增量,用ΔKe表示(ΔKe=2860亿元)。第三步,计算1929年至1957年间平均年教育投资收益率(r)。某级教育收益率(Ri)=(X2—X1)/Ci•100%其中,X2代表本级毕业生人均年均工资收入,X1代表低一级毕业生人均年均工资收入,Ci代表本级毕业生获得本级教育学历的人均教育费用。平均年教育投资收益率(r)=∑3i=1Wi•Ri,式中i分别取初等、中等、高等三个级别,Wi为权重,其值为某级教育投资占总教育投资的比重,Ri为某级教育投资收益率。
按此公式计算,美国1929—1957年初等、中等、高等教育占总教育投资的比重分别为28%、45%、27%,教育投资收益率依序分别为35%、10%、11%,总的平均年教育投资收益率∶r=28%×35%+45%×10%+27%×11%=17.27%。第四步,计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公式为:Pe=(ΔKer)/ΔY,其中Pe为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ΔKe为一定时期教育投资增量,r为一定时期内平均年教育投资收益率,ΔY为一定时期内国民收入增量。利用上述方法,舒尔茨计算结果为,1957年美国由教育所创造的国民收入占总的国民收入增量Pe=2860×17.27%÷1520≈33%,占劳动所创造的国民收入余值增长额(710亿美元)的70%。舒尔茨没有单独计算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但是我们按照他的方法推算下去,用高等教育投资量占总教育投资的比例27%,乘以总教育资本增量(ΔKe=2860亿元),求出高等教育资本增量(ΔKhe=772.2亿元),再乘以高等教育收益率(11%)得84.942亿元,这就是1929—1957年劳动者因接受高等教育所多获得的收入,它占国民收入增量1520亿元的的百分比为5.59%,,即1929—1957年高等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额的贡献为5.59%。
我国学者曾采用舒尔茨的教育投资收益率估算方法,估算过我国特定时期的教育贡献率。⑤但是这种方法在中国未必完全适合,因为它的理论前提是假定处于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其理论基础是建立在西方经济学的要素理论上的。西方经济学的要素理论认为,劳动力所创造的边际产品价值等于劳动力的价格,而劳动力所创造的边际产品价值就是劳动力在生产上的贡献,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因此,工资等于劳动力在生产上所作出的贡献。于是便以不同教育程度劳动力起止年间工资收入差别,作为其计算起止年间教育投资收益率的依据。在中国,则不同,劳动力工资收入不是通过劳动力市场竞争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资刚性”、“收入分配上的趋同性”、“收入来源的隐蔽性和多元化”、“劳动力部门所有制”等现象迄今依然存在,因而,工资收入基本上不能正确反映劳动力的市场价值和知识价值,也不等于他对国民收入的贡献。在这种情况下,在我国采取舒尔茨方法计算出来的起止年间教育投资收益率可能很低,因而导致低估了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其次,舒尔茨计算教育投资收益率的方法也未必合理。即使在充分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不同教育程度的劳动力的收入差别也不能全部归因于教育程度的差别,如个人天赋、种族特权、家庭背景、社会机遇等都会直接影响收入,因此需要对收入差别进行折算,否则便高估了教育投资收益率。这一点丹尼森已经考虑到了,对工资收入差别用0.6做折算。再次,舒尔茨的方法并没有涉及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经济生活中的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的促进作用,当今时代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忽视了高等教育对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的作用,便低估了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2.劳动力质量修正法
这种方法不是在生产函数中增加一个教育因素,而是在考虑教育对劳动力质量作用的前提下,通过某种简化系数,使劳动力质量的提高转化为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通过计算一定时期内,由于教育的作用而增加的那部分劳动力所创造的国民收入量,占国民收入总增加量的比例,从而估算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1924年,前苏联经济学家、前苏联社会科学院院士斯特鲁米林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在世界上首次以工资为尺度确定劳动简化系数,对劳动力质量进行修正,计量了前苏联20年代教育对国民收入的贡献。⑥此后,前苏联学者科马洛夫于1972年在《培养和使用专门人才的经济问题》⑦一文中,根据受教育年限长短的不同,确定了具有不同教育程度的劳动者的劳动复杂程度系数,以此劳动复杂程度系数作为劳动力质量修正尺度,计算了前苏联1960年—1975年期间,整个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为37.1%。前苏联学者C.Л.科斯塔年在《教育经济学的对象与方法》一书中,则以教育费用的不同作为劳动力质量修正的尺度,计算了前苏联1965年—1970年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18%。我国学者曲桢森以工作年总课时(等于某级教育毕业生受课的总时数×该级毕业生一生的工作年数)数作为劳动力质量修正尺度,采用类似科马洛夫的计算程序,计算我国1952年—1978年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额的贡献率为17.6%。
韩宗礼先生则以教育年限为劳动力质量修正系数,采用类似于科斯塔年和科马洛夫的算法,分别计算了我国1964—1982、1964—1987年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额的贡献。⑧有的学者以各级毕业生人均教育培养费用或人均教育成本的不同作为劳动力质量修正尺度。总的说来,除了质量修正尺度不同之外,上述劳动力质量修正方法基本上遵循下列相同的计算程序。第一步,确定劳动力质量修正系数(Li)。如科马洛夫确定的系数:受初级教育的劳动者L1=1,初等教育以上L2=1.2,受7年教育L3=1.3,受8—9年教育L4=1.4,中等教育L5=1.6,中等专业教育和大专L6=1.9,大学本科教育L7=2.3。曲桢森确定的系数:具有小学程度劳动者L1=1,初中程度劳动者L2=1.49,高中程度劳动者L3=1.88,大学程度劳动者L4=2.37。第二步,分别计算基期与报告期平均劳动力质量修正系数(λ0、λt)。公式为:λt=ΣWitLit,其中,Wit为报告期受i级教育劳动者数量占总劳动力数量的比例;Lit为报告期受i级教育程度劳动力的质量修正系数。同样,基期平均劳动力质量修正系数公式为:λ0=ΣWi0Li0。第三步,计算报告期与基期之间,由于提高劳动力教育程度所带来的国民收入增加量(ΔYe)。公式为:ΔYe=YtLt(λt-1)/(Ltλt)-Y0L0(λ0-1)/(L0λ0)=Yt(λt-1)/λt-Y0(λ0-1)/λ0(1)其中,Yt、Y0分别为报告期与基期的国民收入,Lt、L0分别为报告期与基期的劳动力数量,λt、λ0分别为报告期与基期的平均劳动力质量修正系数。这是根据科马洛夫和曲桢森的算法总结出来的计算公式。
根据科斯塔年算法总结出来的计算公式为:ΔYe=Y0(λt-λ0)/λ0(2)第四步,计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额的贡献。科马洛夫的公式为:ΔYe/ΔY=[Yt(λt-1)/λt-Y0(λ0-1)/λ0]/(Yt-Y0)。科斯塔年的公式为:Ye/ΔY=[Y0(λt-λ0)/λ0]/(Yt-Y0)=(λt/λ0-1)/(Yt/Y0-1)。韩宗礼的公式为∶Ye/ΔY=[(λt-λ0)Lt][Yt/(Lt(t)]/(Yt-Y0)=(λ0/λt-1)/(Y0/Yt-1)以上简述了运用劳动力质量修正法,计算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额的过程。这种算法仍有一定的缺陷。第一,无论是采用工资法、教育年限法、课时法还是教育费用法,确定劳动力质量修正系数或者叫做简化系数,都有一定的主观性。接受不同程度教育的劳动力在工资、教育年限、受课时数和教育费用上的差别,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着劳动力质量上和劳动生产率上的差别,代表着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比例关系,是一个难以证明的问题。因为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着学非所用、大才小用或者学后失业不用的现象。前苏联学者和我国学者与西方学者相比,在经济理论基础上有差异,前者一般坚持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一切新价值都是由劳动力创造的,资本不创造新价值,只是在生产过程中使其自身价值实现转移。因此,在核算国民收入的增量时,把国民收入的增加主要归因于劳动力数量和劳动生产率(包括劳动力质量)上的提高。从公式⑴和⑵中可以看出来。报告期与基期的(Ye的计算式子中并没有乘以一个类似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β系数,但是这并不影响最终计算结果,因为如果乘以β系数,最终也会被约分掉的。后者则坚持西方国民收入核算理论(SNA),认为GNP(国民生产总值)和NI(国民收入)是由劳动、资本、土地这些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第二,采用这种质量修正方法计算出来的教育贡献率一般值都很大。原因在于假定修正系数或简化系数与新创造的价值或劳动生产率有直接的因果联系。劳动者提高的生产能力全部归因于多接受的教育。事实上,这是不正确的。
三、估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率的方法
西方传统的经济学认为:国民收入的增长是劳动力、资本、土地三要素作用的结果,假设土地是固定不变的,假定技术变化率体现在资本存量的改进中,那么,投入转化为产出的过程可以被描述为一个生产函数∶Y=Y(L,K)。那么,总的产出增长率应该等于投入要素劳动力增长率和资本的增长率之和。但事实上,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大于劳动与资本的投入增长率之和,二者的差额被称为余值增长率。究其原因,可能有多种,如科技进步、规模报酬递增、劳动者质量提高、制度创新等,但余值增长率存在的根本原因,舒尔茨认为是人力资本投资,主要是教育投资,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进而导致国民收入快速增长。丹尼森则进一步寻找了导致余值增长率的各种因素(包括教育因素)及其各自的贡献,并把最后无法解释的余值增长率归因于知识进展及其作用。按照丹尼森的观点,劳动不仅有数量方面,且有质量方面的构成因素。如果把教育作为构成成熟劳动质量方面的一个因素,人均劳动小时数和同质工人的数量可以看作是劳动的数量方面因素。那么,Cobb—Douglas函数可以变为:Y=AKα(LE)β。式中,Y代表国民收入产出量,A代表技术水平,K代表资本投入量,L为不包含教育质量因素的劳动投入量,E代表教育投入量。对此式两边求对时间t的全导数,且两边同时除以Y,经过推导,可得国民收入产出增长速度模型:y=a+αk+βl+βe。其中,y代表国民收入年增长率,a代表年技术进步率,k代表资本投入量年增长率,l代表不含教育质量因素的劳动年增长速度,e代表教育投入量年增长速度,α、β分别为产出对资本、劳动的弹性。因此,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可以表示为:ye/y•100%=βe/y•100%。(其中,ye代表由教育的作用所带来的国民收入增长率,y代表国民收入总的增长率)。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计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的方法具有代表性的有两种:一是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E.F.Denison)的教育量简化指数法。二是某些学者所采用的劳动生产率指数法。
1.教育量简化指数法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于1962年出版的《美国经济增长的来源和我们面临的选择》一书,是他进行经济增长来源的分析和估计的第一本著作。1974年出版的《1929—1969年美国经济增长的核算》一书,对他所使用的分析方法作了比较详细的叙述。1985年出版的《1929—1982年美国经济增长的趋势》一书,进一步阐述了他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方法。丹尼森在作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时,将导致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分解,最多分解出23个因素,并将这些因素的投入量分为全部要素投入量和单位投入量的产出量(即要素产出效率)两大类,教育被看作是全部要素投入量中的一个投入要素。1985年他对美国1929—1985年经济增长的核算中得出,国民收入年均2.92%的增长率中,有0.4%归因于教育的贡献,这相当于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率的贡献为:0.4%÷2.92%×100%=13.7%。我国学者史清琪、秦宝庭等采用丹尼森的算法计算了我国1952—1987年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为6.76个百分点,其中教育占0.86个百分点⑨,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为12.72%。丹尼森计量教育对经济增长率(速度)贡献的方法是:第一步,确定各教育年限的收入简化指数。根据某年受不同教育程度的劳动者的年人均收入差别确定该年收入简化指数。以受过8年教育的男性劳动力的年人均收入为100%,以此为标准,折算出其他不同教育年限程度者在收入上的相对百分比差别即收入指数,从而确定由于教育年限的不同所导致的年人均收入简化指数上的差别。由于考虑到收入上的相对差别并不是全部由教育所导致的,假定同期收入差别中有3/5是由教育引起的,于是对收入简化指数的差别进行调整,使其差别缩小为原差别的3/5。第二步,计算报告期年和基期年的教育量简化指数(%)。某年教育量简化指数(%)=Σ(该年某教育年限的收入简化指数×该年同一教育年限劳动力数量占总劳动力数量的比例)。第三步,计算全期教育量指数增长系数(Ge)和每年平均增长系数(r)。全期增长系数Ge=报告期教育量简化指数(%)-基期教育量简化指数(%)。设基期年教育量简化指数为100%,则报告期教育量指数增加到100%+Ge,设每年教育量指数平均增长率为r,采用水平法计算:1×(1+r)t=1+Ge,r=(1+Ge)1/t-1,(其中,t为报告期与基期之间相差的年数)。第四步,计算教育量增长导致的每年国民收入增长率(ye)。设工资在全期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即产出对教育投入的弹性系数为β,则ye=βr。第五步,计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率的贡献(ye/y)。设国民收入全期年均增长率为y,则ye/y=βr/y•100%。此外,丹尼森认为知识进展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率中,只有3/5是教育作用的结果,因此应该把这3/5的部分加总到教育的贡献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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