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04 18:13:15
导语：在学生法律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1.法治环境的影响
受传统的封建制度、历史文化的影响，的现实法律环境乱象丛生，人们对法律的执行与实施抱有质疑甚至绝望的态度。走访中的一些学生表示，他们有时候不得不“信人而不信法”、“信权而不信法”，“信教而不信法”，许多依照法律程序无法解决的事情，往往会涉及到一些特殊人员或特殊权力，权力滥用已经成为污染司法、污染行政、进而影响稳定的严重因素。
2.传统文化的影响
受宗教文化、政教合一制度的历史影响深远。因而、权利信仰等代替法律信仰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校园的各个角落,使得许多藏区的大学生形成了义务本位、不重视自己权利的传统观念。在需要用法律手段保障自己权益的时候，一些学生从主观上不会把法律作为保护自己的手段，从心理上排斥法律的适用，对法律表现出茫然退缩、犹疑不定的态度。这是因为在的现实生活中，还没有形成对法律信仰这种价值观的普遍认同，从而成为藏区大学生法律信仰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3.学校法制教育的缺失
我国的大学生法制教育课虽然已经开展多年，但却一直从属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范畴。特别是2005年教育部将《法律基础》课程与《思想道德修养》课程进行整合后，从2006年秋季起，《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成为现阶段非法学专业大学生法制教育的主要渠道。然而整合后的课程中法律知识部分被大幅压缩，只占整体内容的1/3不到，使得一些老师、同学均认为此部分的内容不甚重要，造成了在授课与学习的过程中的忽略。高校也不例外，同学们往往针对考试突击背诵课本内容，而对法治的精神与内涵则避而不谈，更加不会对法律信仰进行深入探讨。
4.学生自身的原因
大学校园是一个小的社会，但是这个社会与真实的社会比较，显得更为简单和纯粹。现在的大学生经历挫折较少，社会经验缺乏，对事物的认识不够深入，理论思维能力尚未成熟，还没有真正建立起自身成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当社会上一些不良思想涌入校园时，他们的观念势必会受到影响。很多同学往往重视专业知识的提高，来为将来就业做好准备，却忽视了法律素养的提高，遇事容易表现出情感超越理智，不冷静、易冲动的特征，甚至采取消极的应对行为。此类学生如果未得到长期、正确的引导，就很容易导致他们从内心深处藐视法律的威信，直接影响其法律信仰的形成。
二、大学生法律信仰的培养
1.净化的法治环境
在目前的法治环境中，大学生们所见所闻的一些特权事件、不公事实等，使得他们极易对法律的权威产生动摇。因此,要维护大学生乃至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就必须对国家权力的行使进行合法有效地控制，全面提升官员的业务能力和职业道德，从根本上净化法治环境，从而使学生确立“法治”优于“人治”的理念，正确理解“权”与“法”的关系。这是法治最终得以实现的关键环节,也是法律信仰得以产生的必要前提。
2.完善高校的法制教育
大学生法律观念和法律信仰的培养是一个长期而系统的工程，这就需要高校在传统的法制教育基础上，改进教学方法，在灌输法律知识的同时，注重法治精神的渗透和法律在实践当中的应用，注重发挥理论与实践的合力作用，积极组织学生对热点法治问题进行模拟庭审、法律辩论等进行法治实践，调动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激发学生学习法律的热情，使他们能够从实际生活出发，自觉遵守法律及相关规章制度，并学会运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各高校还应营造依法治校、依章办事的校园法律文化氛围。要坚持在法律、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严格执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发生违纪现象做到秉公办理，在评优、评先的各项活动中，坚持“公平、公正、公开”，严禁走后门、弄虚作假、行贿受贿行为的发生。在师生权益受损时，学校应当为师生提供法律咨询与帮助，必要时支持师生依法提讼，维护合法权益。在这样的校园环境中，大学生们必然会体会到法律、纪律、制度的权威与价值，会自觉维护法纪，严格按规定办事，从而逐步生成法律信仰。
3.注重大学生道德建设，提升法律意识
体罚学生是一种违法行为,侵犯了学生的健康权、身体权、人身自由权等权利。无可否认，体罚作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种现象，有着悠远的源流。在现代，由于应试原因，体罚学生可谓是花样翻新，程度更甚。虽然体罚这种现象已见怪不怪，但根据权威的心理学家统计分析，被体罚的儿童成年后吸毒和酗酒的可能性是正常儿童的两倍，而且患上焦虑症、行为倾向和抑郁的几率大大增加。可见体罚这种行为不仅是给学生的生理带来惩罚，更多的还是给心灵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本文通过对体罚学生的违法性问题、责任主体问题及承担责任的种类问题进行分析和阐述，找出其存在的深刻原因，帮助家长、学校和社会对体罚学生现象有一个新的更加全面的认识。
关键词：体罚学生 侵权行为 法律责任 责任主体 建议
一、现代中国普遍性的体罚学生问题
据《报刊文摘》2003年6月18日报道: 2003年5月10日晚，陕西铜川市宜君县棋盘初级中学初三（1）班学生杨宏和同学一起回家取生活费，次日，他和其他15名擅自出校的学生被校长教训。杨宏被校长抓住头发往墙上撞。杨宏挨打后一直感到头晕头痛。入医院初期常处于昏迷状态，但还能说话。6月8日晚，杨宏突然处于休克状态，呼吸停止，血压降低，脉搏减弱，虽经医生全力抢救，但杨宏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于2003年6月10日0时20分离开人世。花季少年猝然身亡——惨祸在堂堂学校校长手下发生，多么令人震惊！不仅在大陆，海外和港澳台普遍有这样的事情，台湾福安中学的一名女教师以考满分为标准，少一分用棍棒打一下学生的手掌心，致使学生手掌瘀青，甚至有学生心理负担过重出现自残的行为。此事在台湾各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现代社会，为了应试升学，体罚学生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社会问题。
在大力提倡依法治国、教师与学生的人格互为平等的今天，谁赋予一个教师有如此伤害学生的权利？体罚现象的屡禁不止又说明了什么呢？
《中华民族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五条规定: 学校、幼儿园的教职员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学生和儿童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中华民族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 禁止侮辱、殴打教师、禁止体罚学生。
《教师法》第三十条规定:“教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所在的学校、其他教育机构或者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解聘:
（一）故意不完成教育教学任务，给教育教学工作造成损失的;
（二）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
（三）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
教师前款第（二）、第（三）项所列情形之一，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另外，《教育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对教师体罚学生做出了相应的禁止规定。但长期以来，一方面是因为很多家长和学生并不清楚有这些法律， 另一方面，这些法律法规多为原则性规定，没有具体可行的罚则，使得这些法律规定可操作性不强，这些法律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难以落实，不能对违法的老师起到实质性的制约。所以，体罚这种现象仍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二、体罚学生是一种侵权行为
我国《民法通则》第10条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这就是说，凡我国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年龄、职业，也不论其政治态度、、财产状况和健康与否等，都有平等的民事权利能力，有平等参与民事法律关系的机会。公民仅指具有一国国籍的自然人。我国公民是指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自然人。所谓自然人，是指基于自然规律而出生的人。结合本文，我们可以看出，学生与教师这两种不同群体中的人，是基于自然规律出生的，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公民（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公民除外），他们的民事权利与能力是平等的。也就是说，他们之间的人格平等、法律地位平等。所以，教师体罚学生这种事情就是平等法律主体间的侵权行为。我国颁行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都对体罚学生的违法性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不管是否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体罚学生的行为属性肯定是违法的。
三、体罚学生侵犯了学生的多种权利
一、体罚侵犯了学生的身体权。
法律规定：身体权是指自然人对其肢体、器官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完善和支配的人格权。具体包括完整性身体保护权和对自己身体组织部分的肢体、器官和其他组织的支配权。在体罚行为中老师以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以其他强制性的手段侵害学生的身体健康。如罚站、罚抄、罚跪、扯头发、打手心、打嘴巴、拧耳朵、打耳光等，虽未危及学生生命、损害其生理功能，但却破坏其身体，构成了违法。
二、侵犯了学生的健康权。
法律规定:健康权是以自然人对其身体的生理机能的完整性和保持持续、稳定、良好的心理状态为内容的人格权。其中包含有健康维护权和劳动能力的保有、利用与发展权。正处于身体发育期的青少年，各种身体器官的发育还不成熟，在体罚过程中，既有对学生身体的控制与损伤，也有对学生心灵进行的伤害。所以说，体罚侵犯了学生的健康权。
三、体罚侵犯了学生的人格独立。
所谓人格独立，是指民事主体在法律上均享有独立的人格，不受他人的支配、控制。教师用强制性的手段对学生进行体罚，这本身就是将自己的人格凌驾于学生的人格之上，支配、控制学生的身体与思想，是一种法律主体间的不平等行为，是违法行为。
四、体罚侵犯了学生的人格尊严。
所谓人格尊严，是指自然人基于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程度、家庭关系等各种客观条件所应有的最起码的社会地位以及应受到社会和他人最起码的尊重。《宪法》中有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五条规定：“学校、幼儿园的教职员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学生和儿童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体罚中常有的形式，虽然只是触及学生皮肉，但其实质是教师侮辱学生人格的一种表现，更有甚者，对学生的体罚不仅仅是表现在对身体的触及，在其过程中，还会在众人在场的情形，对学生进行尖刻的讽刺、嘲笑、辱骂，严重的伤害摧残学生的心灵，使学生的自尊心遭到严重的破坏，直接影响到学生健全人格与健康心理的形成。
五、体罚侵犯了学生的人身自由权。
所谓人身自由权是指自然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享有人身不受侵犯和自主行为的自由。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人身自由权是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一种基本权利，学生也是公民，所以也不例外。教师对学生实施的例如：罚站、罚抄、罚跪、放学后滞留学生长时间的罚作业、面壁等，无疑在一定的时间与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人身自由，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
六、体罚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
学生的任务是学习，教师的任务是教书育人。学生到学校里就是为了接受教育。我国法律规定了受教育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4条规定：“学校应当尊重未成年学生的受教育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2、4条规定：“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国家、学校和家庭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老师对学生罚站、罚抄、罚跪、扯头发、打手心、打嘴巴、拧耳朵、打耳光等，直接影响了学生听课；被学校老师逐出教室、罚学生站、罚学生劳动等不让学生听课的做法，更是剥夺了学生在教室听课的机会，其实质就是使学生不能进行正常的听课和学习活动，从而侵犯了学生的受教育权。
四、实施体罚的教师体罚学生的责任主体
（一） 体罚学生导致民事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
体罚、变相体罚学生虽然被法律定性为违法，但体罚、变相体罚学生的事件依然层出不穷，而引发人身伤害赔偿的诉讼也越来越多。在这类诉讼案件中，如何确定承担责任的主体，在现实中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1、由体罚学生的教师作为民事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因为该教师直接实施了侵权行为；
2、由于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承担的是学校赋予的管理学生的责任，所以教师实施体罚其实是一种职务行为。由体罚学生的教师所在的学校作为承担责任的主体，教师可以不参与诉讼。
3、教师和学校双方构成共同侵权，学校承担连带责任。教师体罚学生属于违反法的行为，负直接责任；学校对教师监管不力，对学生保护不当，负连带责任；
4、如果教师体罚学生纯属个人行为，由教师本人承担责任，如果学校有过错，学校与教师共同承担责任。教师是该违法行为的实施人，学校有对教师和学生同时监管的职责，学校可以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
笔者认为，要确定因体罚学生导致民事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要有以下考虑：
一是要明确界定学校的性质。学校是培养人才从事教育的专门机构，也是法定的学生接受文化知识的场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具备法人条件的，自批准设立或注册登记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从法律规定的条文可以看出，学校是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学校作为一个具备法人资格的民事主体，其在民事活动中能够独立享有民事权利，也能够独立地承担民事责任。
二是要确定学校与在学生之间的关系。有人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49条的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为其未成年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受教育提供必要条件，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当配合学校对被监护人进行教育，因而认为“监护人与学校之间实质是一种委托教育管理关系，这种关系不能等同于或代替监护关系”。也有人认为未成年人的父母将其未成年子女送进学校学习时，已将监护职责移转给学校，学校在特定的时间和区域内负有监护之职责，亦即是职责已经发生了转移。
笔者认为，学校与在校生的关系既不像有的人认为的是法定的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的关系，也不是监护职责的转移关系，更不是委托教育管理关系。
1、 学校与学生之间不适用监护关系。原因在于不但这种提法没有法律根据，在实践中还会产生负面作用。我国法律的规定：监护人的职责主要是监护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教育和关心被监护人；约束被监护人的行为等等，学校从其性质上说，是一个主要从事教育活动、以传授知识文化为目的的专门机构，法律没有赋予学校承担监护人的所有职责。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了学校与其他教育机构的九项权利，其中第二项为“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第四项规定“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第二十九条规定了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六项义务，其中第三项规定“维护教育者、教师及其他职工的合法权益”，这些规定明确指出学校是国家法定的教学场所，它的主要职责就是实施和管理教学活动，对在学校注册的在校生进行教学管理。
3、 根据我国义务教育法的规定：适龄儿童接受教育是儿童的监护人对国家应尽的法定义务。也就是说，学生与学校之间是一种法定的教育管理关系，不是一种自愿的委托教育管理关系。
综上所述，在实施教学或管理过程中，学校方面侵害在校生合法权益的，就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既然学校与在校生之间是一种法定的教育管理关系，那么，按学校总体要求，教师从事日常的教学活动时，学校从事教学活动的法人行为就分解成教师直接开展教学活动的职务行为，这一点是符合法律规定和实际情况的。老师为维护教学管理正常秩序对违反校规校纪的学生进行体罚，是教师代表学校教育管理学生时产生的的一种具有违法性的过激行为，法律规定了职务行为由法人承担责任，所以学校应当对教师的职务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二） 体罚学生导致损害赔偿的刑事责任主体
犯罪主体，是指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并且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人。从主体的自然属性上分，犯罪主体包括自然人主体和单位主体两种。单位主体在我国刑法中则不具有普遍意义，自然人主体是我国刑法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犯罪主体。教师体罚学生可能导致的犯罪主要有侮辱罪、过失伤害罪、故意伤害罪、过失致人死亡罪、故意致人死亡罪等。根据刑法第30条的规定精神，单位成为犯罪主体以刑法分则为限，因体罚导致刑事犯罪的责任主体只能是自然人主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2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工作人员因职务行为或者授权行为发生的诉讼，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当事人。”由此可知，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只有以法人名义实施的执行职务或者授权的行为，才为法人的行为。不论该行为是否为经营活动，也不论该行为是否合法，均应由法人承担民事责任。
综上所述，教师因体罚学生导致犯罪的，其承担刑事责任的主体只能是教师本人，而不能是学校。
五、体罚学生因该承担何种法律责任
（一）行政责任方面
教师体罚学生是一种违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37条规定“教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所在学校、其他教育机构或者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除了以下（二）、（三）两种情形外，即：造成损害要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要追究刑事责任以外，体罚学生的教师所在单位还要给其一定的行政处罚，以严肃单位对本单位教师的管理。
（二）民事责任方面
1、属于普通过错的一般性体罚，应归为法人侵权而由学校承担责任。
《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说明，法人不仅会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而且会实施侵权行为，这在实质上确认了法人与公民一样具有侵权行为能力，学校能够承担民事责任。
学校作为一个从事教育的社会组织，其活动必须通过身为教职员工的每个自然人的行为来实现。教师是学校的职员，是代表学校来向学生传授知识并管理学生的，体罚学生只不过是一种不当的管理学生的方式。不论是民事法律责任，还是侵权行为等其他行为，都是教师的职务行为。当然，除极个别道德败坏者，以教育为借口故意伤害学生外。因而，教师体罚学生属于学校的行为，可以认为学校有过错，老师没有过错，其民事责任里说当然应由学校承担。
2、属于共同过错的一般性体罚，应由实施体罚的教师与学校按过错大小分别承担责任，学校应该承担连带责任。
我国《民法通则》第130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就是说， 共同过错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为人，基于共同的故意或过失致他人损害。
对共同过错的界定，有人认为：几个行为人之间在主观上有共同致害的意思联系，或者有共同过失，即是有共同过错。也有人认为：要使主体各自的行为统一起来，成为一个共同行为，就必须要有他们的愿望的动机，即共同的意思联络，或曰共同通谋，或曰共同故意。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即共同过错既可以是共同故意，也可以是共同过失，还可以一方是故意而另一方是过失，或者说，数个行为人对其行为或结果具有共同的认识或者对这种结果的发生应该尽到合理的注意而没有注意，可以认为是具有共同过错。
在这里，学校没完善的规章制度，明确禁止老师体罚学生，或者对老师体罚学生放任不管，产生的教师体罚学生的情形。既然学校存在疏漏，教师实施了违法行为，应分别按照自己过错的大小承担相应的责任。
3、属于学校、加害人（教师）和受害人（学生）混合过错的一般性体罚，应由三方按过错大小分别承担责任。
混合过错是指在损害发生时，加害人（教师）和受害人（学生）均有过错。其一：体罚中学校没有完善规章制度，明令禁止教师体罚学生，其二：学校对教师体罚学生处于放任的状态，教师体罚学生，其三：体罚中学生自己也有过错。混合过错制度，体现了责任自负的精神，谁也不必为另一方的违法行为承担责任，因而更加公平。
（三）刑事责任方面
根据其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可以判定体罚学生是否构成犯罪，比如，因体罚、侮辱学生而使受害人身体伤残、死亡、自杀的，就可能因触犯刑律而构成犯罪。
我国刑法中实行的是罪责自负原则，谁犯了罪由谁承担刑事责任，而不能连累无辜者。教师对学生进行严重的体罚，无论是构成过失伤害罪还是故意伤害罪，犯罪的主体只能是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对于从事教育的教学机构学校来说，它可能会由于种种原因比如：制裁不守纪律的学生、维护正常听课学习的学生利益、提高学校升学率，从而放任老师体罚，但却没有任何理由放任犯罪行为。所以，教师体罚学生构成犯罪的，其过错肯定在与实施体罚的教师的主观方面，在责任划分中，实施体罚造成犯罪的教师承担刑事责任，该学校应承担连带民事责任。
总之，需要用体罚来完成教育的老师是无德的教师。教师体罚学生是一种侵犯学生身体权、人格尊严权、健康权、受教育权等权利的违法行为。教师体罚学生的行为，属于违反《教师法》的行为，应依法追究行为人的行政责任。由于其是学校的一分子，一般情况下属于职务行为。情形较轻给学生造成人身伤害的，应有学校承担民事责任；情形较重触犯刑律构成犯罪的应由实施体罚的教师承担刑事责任。
【参考文献】
1、《教育法》
2、《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3、《教师法》
4、佟柔主编：《民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227页
一、在校学生犯罪案件的特点
一是犯罪主体多为初中生。我院办理的11件15人在校学生案件中，初中生就有14人，占案件总数的95％。初中时期是青少年叛逆心理最强的一个时期，对家长、学校老师的教导往往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但对于同龄人或者比自己稍大的“哥们”的话却言听计从，极易受一些不务正业的社会青年的鼓动而走上犯罪道路。如胡某鹏和陈某洋抢劫案，两人是某镇初中在读学生，在外结交社会无业青年，后被他人唆使采用语言恐吓、砍刀威胁、搜身等手段抢劫本校学生。
二是作案形式多以团伙为主。由于学生能力所限，个人往往难以实施犯罪，于是他们转向社会寻找“兄弟伙”、“铁哥们”，进而形成团伙犯罪。这些团伙成员有的来自同校，有的来自同村、镇，有的是朋友的朋友，有的属于校内外勾结。如甘想某、甘柳某、魏志某盗窃案，三人都是在校学生，因沉迷网络游戏而无心向学，向家里要钱不遂，于是共谋盗窃他人财物，从而走上了犯罪道路。
三是农村学生犯罪情况出现增多趋势。在农村，父母为生计而忙于奔波，无暇照顾子女生活和平时的活动情况特别多，我院办理的案件中来自农村地区、困难家庭的学生就有8件9人。如钟某文抢劫一案，其面对同学间生活水平的强烈反差，心理上很受刺激，伙同他人去到初一年级学生宿舍，对六间宿舍的十多名学生实施抢劫，抢得现金70多元以及收音机、风衣、手电筒等物品。
四是对犯罪行为认识不足。在校学生犯罪动机一般比较单纯，大部分是由于不学法、不懂法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例如在盗窃、抢劫过程中被人教唆帮人“看风”，认为自己并没有实施犯罪行为，不够成犯罪。在未成年犯罪案件中，误以为对方同意就不构成犯罪，如我院办理的曾某文案，由于对行为的违法性认识不足，认为经同意发生性关系不为犯罪，当知道自己的行为构成犯罪时后悔已晚。
五是经教育大部分都能投案自首。由于在校学生犯罪突发性、无明确动机犯罪占大多数，很多是一念之差而铸成大错的。案发后，更多的是找家长商量如何解决，家长意识到后果的严重性后，大都会劝导孩子主动投案自首，并积极赔偿受害人的损失。我院办理的11件案件中，8件10人在案发后能够自动投案或者在未采取强制措施前能如实交代犯罪事实。
二、在校学生犯罪原因分析
作为在校学生生理和心理未发育健全，不具有适应环境变化的复杂生理机制，缺乏抑制外界不良影响的能力，而且逆反心理强，喜欢争强好胜，很容易在盲目模仿或偏激冲动中走向犯罪的泥潭，这些是在校学生犯罪的内因，然而从我院办理的案件来看，外在因素对在校学生犯罪的影响更值得我们关注，主要体现在如下三方面：
一是社会的不良诱因。首先是享乐主义的滋生。很多在校学生把穿名牌服装，买高档商品(如手机等)看成一种时髦，享乐欲望的膨胀促使自控能力欠缺的青少年追求畸形消费，特别是一些家庭条件比较差的学生面对同学间生活水平的强烈反差，心理上很受刺激，一旦自我调适不当，就不惜采取违法犯罪的行为来满足物质欲望。其次是“黄赌毒”的入侵。当前许多学生为考试而拼搏，生活单调枯燥，厌学情绪骤增，而社会上的“黄、赌、毒”乘虚而入，一些在校学生为了追求一时刺激，盲目地学习和模仿电视、电影、音像制品和文学作品中的犯罪手段和情节。再次是网吧、游戏厅的无序管理。各种迎合青少年好奇娱乐心理的游戏厅、网吧比比皆是，很多在校学生沉迷于网络聊天、网络游戏，无心上学，而由于对上网费以及部分游戏开支的需要，学生往往通过违法手段获得金钱，以至触犯刑律。
二是家庭的不良影响。一些家长对孩子过分溺纵，当孩子犯了小错误的时候，不但不指责其改正，反而宠爱袒护，使孩子养成了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模式，知错不改，一错再错，最后酿成大祸才后悔莫及。加上现在有些父母，整天忙于工作或生意，无暇顾及孩子，对其在学校的学习、思想、生活等情况疏于了解和掌握，对于孩子在青春期生理和心理上的困扰没有给予及时疏导。特别是农村的“留守孩”，父母外出打工，他们有困难、困惑不知向谁倾诉，身边无人提醒约束、正确引导，久而久之形成了自暴自弃不良性格，往往是“糊里糊涂”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三是学校教育的失误。一是教育偏位。我县是一个农业大县，农村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较大比重，多数农村中学生在接受完九年义务教育（部分初中辍学）后回家务农，而学校缺乏职业技能教育，回乡就业的学生一般都缺少一技之长，智力劳动的价值又体现不出来，难有作为，导致毕业回村后容易无所事事，而滑向歧途。二是管理不力。学校对一些学生的喝酒、抽烟、赌博、报复等行为校方没有给予及时制止等，对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和安全教育不够也未能入心、入脑，一旦有偶然性因素诱发，极容易导致违法犯罪。如我院办理的张某源过失致人死亡一案，与同学因一个乒乓球引起打架，双方相互殴打推拉，致使张某威倒地，造成胃内容物返流气管、支气管，导致气管、支气管管腔填塞、机械性窒息死亡。
三、遏制和预防在校生犯罪的对策建议
近年来，我院在办理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做了许多积极的探索，特别是对在校学生犯罪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尝试，并初步取得了成效。结合工作实际，笔者认为检察机关要做好四个“着力”：
一是着力办理好在校学生犯罪案件。在校学生罪犯是一个尤其脆弱和敏感的特殊群体，这一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会回归社会，逐渐成长为社会中正常的一员，一旦办案方法失当则很有可能导致不良效果。因此在办案过程中，要针对在校学生生理及心理特点，注意寓教于捕、寓教于诉，将挽救方针贯穿于办案的全过程，本着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及时准确的办理在校学生案件，做到实体与程序并重、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保护这一群体的合法权益。由于在校学生身心不成熟、不稳定，对自己的行为性质没有正确、全面的认识，其犯罪较成年人具有特殊性。若简单地对其判处刑罚，一方面影响其学业，另一方面可能使其在监管场所被交叉感染，形成错误的世界观、人生观。因此，对一些主观恶性小、社会影响小、性质轻微的在校学生案件采取适度从轻处理显得十分必要和重要。近年来，我院积极探索刑事和解制度，取得了良好效果。通过对在校学生犯罪的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其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有无帮教条件等情况，除主观恶性大、社会危害严重的以外，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对确需提起公诉的，根据情况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理、适用缓刑等量刑方面的意见。
二是着力建立帮教体系。司法机关不仅要建立帮教体系，而且要多方位、多层面地开展社会帮教工作，一是以“帮”为突破口。凡属在学的缓刑犯，要坚持与所在学校联系、磋商，请教育局出面协调，做好方方面面的工作，争取让其复学。二是以“教”为本。动员、组织各方面力量，对缓刑犯进行跟踪帮教，及时建立以公安、检察、学校班主任、监护人为成员的帮教小组，建立帮教联系制度和帮教网络，定期让他们向小组汇报思想工作状况，促进其思想转变。即使投入少管所服刑后，帮教工作仍继续向劳改场所延伸，通过联合监狱管教干部与他们召开座谈会，送去家乡人民的关爱，鼓励他们努力学习，认真改造，早日回归社会。
培养创业人才必须以课程体系为核心，并将创业法律教育作为整个创业教育课程体系中的基本框架，致力于课程教学改革，促进教学教育工作的改革和深化，促进学生创业法律水平的提升。具体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1科学的确立课程目标
虽然高职院校创业教育的开展面向全部学生，促进了学生创业意识与能力的提升，但是由于社会需求的多元化和学生个体的差异化，使得每个学生不可能完全成为创业者。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应对创业法律教育目标进行科学的确定，并对目标进行科学的分层，一般应将教学目标分成两个层级，第一层级，应将其面向所有的学生，并利用创业法律教育课程的开展，为全体学生创业法律基本知识水平的提升奠定基础；第二层级，主要是利用实践活动中找寻具有创业意愿和创业特点的高职生，利用创业法律平台和实践对学生进行针对性和科学性的法律教育，从而更好地满足不同层级学生的需求，确保有效资源得到最大化的配置。
1.2科学的进行创业法律教育课程的设置
对于全体学生的创业教育，在课程设置上，应以培养学生基本的创业法律知识和良好的法律意识，作为创业课程教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并在所开设的课程中增加法律方面的比重。若学生的创业特质较强，或者具有较强的创业意愿，并通过一定的培训后，使其系统全面的掌握创业法律知识，选用具有较强实用性、基础性的创业法律读本，并从创业准备、经营到纠纷解决和企业社会责任等对教材的内容进行科学合理的选取，将其针对性和专业性体现出来，并以选修的方式促进学生法律知识与能力的提升，从而更好地促进学生创业精神和法律意识的有机结合和全面培养，使其创业过程中始终按照法律框架进行。
1.3注重知识传授的同时加强实践教学的改革
在日常教学中，教师不仅要注重基础知识的传授，还应加强实践教学改革。刚入学的高职学生，应以基础教学为主，着重培养学生的创业法律意识，经过基础知识学习后，就应引导学生将所学的专业基础知识应用于专业实践教学之中，注重创业主体的培训和实体经营的管理，并在整个创业实践过程中注重法律知识的应用，以促进高职院校的创业法律教育得到有效的改革。
2结语
1.1现行法律覆盖面不足大学生实习期间的身份模糊，而我国《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实习生不具备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致使大学实习生处于法律上的“真空地带”，即使受到劳动上的权益侵害也不能用劳动法与劳动合同法进行维权。另外《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等教学类法规对实习生实习方面的细节没有详细说明和具体安排。政府、学校、企业、以及学生各方面的任务安排不清，致使实习达不到积累有效实践经验的目的；各方责任分工不明，再一次将实习生至于“三不管”的尴尬地位。
1.2校方管理失衡，校方权力过盛大学生实习主要为两种方式，第一种是校方共同组织的实习，第二种是学生个人寻找的实习。就校方组织的实习，往往是校方一手包办，校方与用人单位签订实习协议，规定实习内容。学生只是服从学校安排，进入实习点，学生应有了解实习协议的知情权，但往往校方会忽略学生。校方没有详细的实习标准，实习内容不统一，用人单位严松难定，一旦发生纠纷，实习生离开用人单位，就得不到实习证明与成绩，就使得实习生权益受到侵犯时也会保持沉默。而学生个人寻找的实习，由于多种原因，校方的管理失衡，落实实习不到位，实习协议签订有失公平，实践中该类实习生常常会受到侵权伤害。
1.3实习单位强势权力面对每年日益增长的毕业生，市场人才极度饱和，买方市场强势。对于没有工作经验的大学生来讲很难得到用人单位的认可。用人单位既担心实习生工作效率不高，承担商业机密被泄露的风险，又担心一旦发生事故需要承担责任。用人单位招收实习生实习的积极性不高。学生找不到实习，无法完成学校毕业任务，为了得到实习经验与证明，往往会降低标准寻找实习单位，得不到应有的权益。
1.4实习生自我法律保护意识淡薄随着应届毕业生总数地增长，就业压力也逐年成增长的趋势，因此就业单位也随此趋势调整招聘标注。学生们会为了实习工作经验而选择对口专业进行实习，而找到合适的实习单位又同样的比较困难。一部分学生会跟随学校的安排进入用人单位实习，而学校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协议学生往往不清楚，即使权益受到侵害也不知道；还有一部分学生会自己寻找用人单位，需要实习的学生多，但用人单位所提供的岗位有限，这种情况下，学生往往会成为弱势群体，即使权益受到侵害，为了实习工作经验也会忽略或放弃自己应享受的权益。
1.5实习岗位保证、实践教学质量保障中政府作为低下就大学生实习及其权益保护方面国家政府没有完善的法律和经济税收方面的支持。除了一些发达城市有相关的地方规定予以支持外，绝大多数城市，政府没有制定相应的支持。面对中国人口基数大，每年有几百万的毕业生需要实习岗位的这一国情下，没有政府强有力的法规规定和有效的经济支持，很难保证足够的实习岗位，更不用说大学生实习的质量与相应的权益保护。
2我国大学生实习期间权益保护措施与展望
2.1补充完善相关立法完善现行法律制度，把大学生纳入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调整范围，给予处于法律弱势地位的庞大的实习生群体以最可靠的保护。消灭法律上的“真空”地带，使大学生有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权利，用劳动合同共同约束实习生与用人单位。这样必能有效地减少侵权事件的发生，并且即使有侵权的事情发生也会有合法有效的救济方法，从根本上实现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补充完善《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等教学类法规有关实习生实习方面的细节，使学校、企业以及学生做到分工明确，各有任务，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2.2制定完善合理的校方管理体系、校方与实习单位签约计划任务高校每年都有大量的学生要进入实习单位实习，就实习生管理方面学校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纸面工作，更重要的是落实详细的实习计划任务，与用人单位签订系统的实习安排，并将实习生的权益保护提到日程上来。高校应加强教育教学管理，明确实习是教学的一部分，从学校的管理层面落实每一位学生的实习工作。开设实习辅导课程，帮助学生了解实习内容、实习方向、实习单位等基本信息，对实习中的权益保护进行宣讲，提高学生的法律保护意识。加强学校与学生的联系，在实习期间要求学生及用人单位定期进行实习阶段小结，按时完成各阶段的实习任务，真正做到实习是教学服务的一部分。充分调动起各大院校就业指导中心的作用，集中对用人单位进行评估，联系，保质保量地提供实习工作岗位。
2.3政府出台企业招聘实习生相关政策，提升实习生市场地位解决每年几百万大学生实习问题，光靠学校单方的努力是不够的，需要政府有力的支持，使得处于法律弱势地位的实习生，在市场地位上有所提高。在法律体系尚不完善的时候，这无疑是一有效的解决方法。例如早在2004年北京就出台了《北京地区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勤工助学活动的规定》，对学生实习及实习报酬进行了规定。该《规定》规定，用人单位招录学生参加勤工助学活动前，须与学校和学生三方签订《北京高校学生勤工助学活动协议书》，校外用人单位须加盖单位或人事部门公章，并按协议书规定支付学生的劳动报酬，且报酬标准不应低于北京市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不得克扣学生的合法劳动报酬。用人单位如果违反协议，给学校或学生造成损失，按规定应予以相应的赔偿。对在勤工助学劳动过程中发生工伤的学生，由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有关规定给付一次性费用。德国经济部明确表示，接受实习生的公司可最多获得政府12个月的财政资助，整个扶持就业计划的有效期为2年。如果有公司为缺乏经验的德国年轻人提供12个星期以上的实习期，政府将为每位实习生每月提供192欧元的经济资助，并且帮其交纳102欧元的社会福利金。通过法律法规以及政府的财政支持，有效地提供大量的实习岗位，使企业自主积极的招聘实习生，从根本上提高实习生的市场地位，有效减少侵权事件的发生。
“国无法不立”，法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就像铁轨对于火车一样，脱离了这条轨，必将导致国家的混乱甚至国家的存亡。法律对于国家是如此之重要。我国的法制建设虽已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由于我国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我国公民在法律知识方面仍然很欠缺。特别是位于西部边陲的人们。因此，加强法制建设，大力宣传法律知识，不仅是国家的事，更是我们每个法学专业者的责任。同时，法学专业的学生大力普法宣传，还是锻炼自己的一个好机会。本着“学法用法，服务社会”的宗旨，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了。
一、法律援助的产生
据相关材料调查显示，我国最早出现的从事法律援助方面的组织是武汉大学的“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它是一家民间的法律援助组织。由此可见，法律援助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近几年才产生的，还是个新生儿。7月16日国务院第15次常务会议通过并于9月1日颁布施行《法律援助条例》后，我国法律援助事业进入了崭新的阶段，进入了法律化的阶段。那么怎样来给法律援助定义呢？
广义上的法律援助是指为经济困难的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提供减收或者完全免费的法律帮助的一种制度。服务的形式可以是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提供刑事、民事、行政诉讼、非诉讼法律事务和公正。狭义上的法律援助是指符合资格的申请人，在民事、行政、刑事诉讼中提供代表律师（法律援助工作者）的服务，目的是确保任何具备充分理由提出诉讼或答辩的人，不会因为缺乏经济能力或出于弱势群体地为而无法打官司，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法律援助市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第八条规定，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的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61546;由此可见，社会各界法律援助组织的成立是有法律依据的。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就是依据《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依靠法学专业的法律知识资源优势，经院团委同意，报校团委批准成立的。
二、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的成长历程
（一）、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的成立及内部组织结构
“大学生法律援助组织,是一个以大学生为主体,面向社会,无偿为公众服务的公益性组织,它有着先天的优越性,对于培养法律后备人才和解决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61547;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正是本着“学以致用，服务社会”的宗旨而成立的。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前身为石河子大学学生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11月，它是一个以在校法律系本科生为主要成员，并聘请校内外教师，律师为指导老师和顾问，面向社会经济困难的公民依法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的志愿者社团。
该中心以理论联系实际为工作原则，以义务法律咨询、宣传法律法规为其基本的工作内容；以论坛、讲座等方式学习法律法规，总结实践经验；组织其成员深入社会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律服务活动，并且积极开展同国内各法律院校同类社团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成立之初，中心下设团支部，主任，秘书处，事务部一部，事务部二部，事务部三部。秘书处（下设网络组、刊物组、外联组）的主要工作是办公室日常事务，值班、负责接待来访等。事务一部的主要工作为行政复议，劳动纠纷，妇女，儿童权益来案件的咨询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事务二部的主要工作为一部以外的民
事类案件的咨询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事务三部的主要工作为刑事案件的咨询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有其自己完整的章程，法律援助服务范围，法律援助审核程序，法律援助中心工作制度和值班守则，以确保法律援助中心的一切工作能顺利开展。
事物总在不断发展中壮大，作为石河子大学学生面向社会开展的法律援助的专业性公益性社团，该中心自它成立起的第一天就谨奉“学以致用，服务社会”的宗旨，围绕“学法、用法、普法、援助”这一核心大胆尝试，尽其所学积极为在校师生和社会弱势群体服务。
石河子大学学生法律援助中心发展到今天的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由于工作的需要，精简了一些部门，其内部组织结构为委员会，团支部，主任，副主任，事务部，档案部，外联部和宣传部部门。
（二）、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的活动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以接待咨询为日常工作。同时举办自成立以来的每年的重大法制宣传日活动。例如，举办每年的“3&61590;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法制宣传活动；举办每年的“五&61590;一”、“六&61590;一”、“十&61590;一”校园法制宣传活动；举办每年的“12&61590;4宪法宣传日”普法宣传活 动；并成功举办了首届“十&61590;一物权法宣传”活动，承办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大学生暑期三下乡”送法下乡活动，以及协办每年的“西域法学高峰论坛”。
在活动中，我们组织学生参加，邀请指导老师带队，接受相关的新闻媒的采访报道。我们发放各种法制宣传单，接待来访咨询，现场为他们解决疑难问答，提供解决办法，若遇有重大案件，则有专门人员负责接待，并给予满意答复。在三下乡中，我们送出了法律咨询，普法宣传，法律援助，不仅发放法律法规传单，接待咨询，还进行了问卷调查，深入群众，知群众之所难，给群众之所需，真正地做到了学以致用，服务群众，并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来，共接待来访咨询上万次，接待案例上千个，并案件近十余起，真正地帮助了经济困难的公民，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9月2日，我校成功举办了“第三届西域法学高峰论坛”。我国著名法学家，刑法学泰斗，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资深法学教授马克昌来我校作专题讲座，并高兴地给法律援助中心题词：“维护弱者权利，保护公平正义”。马克昌教授治学严谨，学贯中西，享誉学界，与中国人民大学高铭暄教授合成为我国刑法学界的“北高南马”。马老对法律援助中心给予厚望，他希望我们能够运用所学知识为弱势群体做好法律援助工作，加大普法宣传工作，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真正做到保护弱者权益，维护公平正义，我们将继续努力，不辜负马老厚望。
10月13日，我校再次成功地举办了“第四届西域法学高峰论坛”。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宪法与行政法学研究室主任姜明安，宪法与行政法学研究室副主任兼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院长王磊，刑法学研究室主任陈兴良一行四人来到我校，分别作了专题讲座，并分别高兴地给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题词，对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给予了厚望。
三、大学生法律援助存在的重要意义
从以上的论述可知大学生法律援助的存在有着多方面的意义，下面笔者结合以上论述来具体分析大学生法律援助存在的意义。
（一）、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存在对学生的重要意义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是一个以在校法律系本科生为主要成员，并聘请校内外教师，律师为指导老师和顾问，面向社会经济困难的公民依法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的志愿者社团。该中心自它成立起的第一天就谨奉“学以致用，服务社会”的宗旨，围绕“学法、用法、普法、援助”这一核心大胆尝试，尽其所学积极为在校学生和社会弱势群体服务。
根据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成立的宗旨，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的日常事务及开展的活动，（这些已在上文中论述过了，这里不在赘述）组织学生开展案例分析讨论，论坛及模拟法庭等内部活动，提高了学生的基础理论水平，使学生的专业技能更加坚实，还为对外援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此可见，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首先为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法学专业学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实践平台，有利于自身理论的提高，真正体现了“法律援助可以全面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61548;
其次，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给学生提供了解社会法律需求的窗口，促进学生良好法律职业道德素质的形成。法援通过对外开展普法宣传，法律咨询与援助活动，帮助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为他们提供无偿的法律咨询，案件等，在很大程度上锻炼了我们自己的专业技能，真正地做到了边学习边实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效果。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能够为贫困者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务创造一种很好的法律援助模式。“法援所承办的每一件案件都是贫困者的案件,这有助于学生了解社会最普通民众的法律需求，使学生在承办具体的案件中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司法公正。在这样的案件中进行律师职业道德教育所达到的效果是学生在课堂上不可能达到的。这有利于培养承办案件的学生对于全社会特别是当事人的责任心,培养学生对于实现司法公正目标的奋斗、献身精神。学生在办案中能够培养社会正义感和职业道德,从而使法律援助案件有质量上的保证。”&61549;
总之，大学生法律援助的存在不仅可以使法援的成员学到法律方面的知识，更能学到社会实践的本领。我们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服务于社会，不仅把我们所学的理论得到了应用，还锻炼的我们的沟通交际等综合能力。
（二）、大学法律援助对社会的重要意义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是一个面向社会经济困难的公民依法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的志愿者社团。学生法律援助中心自它成立起的第一天就谨奉“学以致用，服务社会”的宗旨，围绕“学法、用法、普法、援助”这一核心大胆尝试，尽其所学积极为在校学生和社会弱势群体服务。从该中心的性质就能看出它的成立对社会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每年利用节假日和法制宣传日开展的法律宣传活动，大力宣传法律法规，一方面使更多的人了解了法律知识，增强了他们的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使广大群众受益。另一放方面也为国家普法，进行法制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四年来，法援通过定期的普法宣传，法律知识讲座和举办法律咨询等多种活动方式，使法援在学校师生和观大市民及周边团场连队里有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近两年来，该中心立足于团场，扎根团场，在团场司法办的大力支持下成立实践基地，为团场职工全心全意服务。另外，法援以节假日为契机，广泛开展市内街头的法律咨询活动，接触到诸如劳动纠纷，债权债务纠纷，离婚财产等各种常见的法律问题，为不少的人提供了良好的解决方案。法律援助中心安排由人员值班，接受来访、来电咨询。一旦遇到无法一次性给予答复的疑难纠纷，我们会向我们强大的依靠力量——法律系精通各部门法的老师请教，集体协商争取找到最为经济有效的方案，以解决当事人的困难。
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研究
宋慧宇1，2
（⒈吉林大学，吉林长春130012；⒉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吉林长春130033）
摘要：对大学生法治意识的培养具有不同于一般公民的特殊功能，对大学生法治意识的把握及培养将对中国法治建设产生积极的作用。据调查，大学生整体上对法律充满信心和信任，但对具体法律知识的掌握和关注度不够；对涉及自身的权利和利益比较关注，但缺乏维护权益的能力和手段；能够正确认识法律的作用，但缺乏挺身而出护法的勇气和信心。因此，针对大学生法治意识培养的现状，必须创新高校法制教育理念，充实高校法治意识教育内容，营造培养大学生法治意识的校园法治文化氛围，形成以民主机制为核心的高校决策管理体制。
关键词 ：大学生；法治意识；法制教育理念；法治文化氛围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207（2015）09－0045－07
收稿日期：2015－05－20
作者简介：宋慧宇（1978—），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行政法学。
法治的要义不仅在于完善的法治体系，更在于其蕴含的法治精神能否得到贯彻落实，而这必然依赖于公民个体共同参与的实践行为。因此，法治意识作为支配公民外在行为的内在驱动力就构成了法治实现的主观要件，或者说公民法治意识的高低将决定着法治国家的实现程度。我国目前在校研究生、本科生和专科生人数达2000多万，①作为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和国家未来建设的主力军，对他们法治意识的把握及培养将对我国法治建设产生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
一、培养大学生法治意识的现实功能
公民法治意识构成了法治国家建设的评价尺度和精神支柱，它能够促成公民守法的行为模式进而形成良好的外在法律秩序，同时先进、理性的法治意识有助于法律制度的良性实施、运行和完善。但是，对大学生群体法治意识的培养又有着不同于一般公民的特殊功能。
（一）法律素质和法治意识是大学生未来立足社会的基本条件
在知识经济时代，“个人的教育和技能水平日益被看作是他们个人生活质量和强大社会实力的关键”。[1]随着我国建设法治国家进程的快速推进，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法律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法治意识和法律技能已经成为当代大学生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从在校时期的勤工俭学、毕业求职到日后步入社会生活和工作中诚实守信、平等交易、按章办事、合法维权等，无不与法律相关。从某种程度上说，基本法律素质和法治意识的优劣将关系到一个人能否顺利与人交往和稳固立足于社会。
（二）先进、理性的法治意识是大学生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的必备条件
大学生作为整个社会知识层次较高的群体，其法治意识如何将对我国的法治建设产生重要影响。仅仅奉公守法、以法律来规范自身行为还远远不够，是否具备先进、理性的法治意识和法律信仰，能否以法治意识支配自己的外在行为，主动捍卫法律，在国家事务管理中发挥重大作用，以自身的表率作用带动一般公民的行为，最终推动法治社会的发展，将是衡量大学生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的重要指标。
（三）培养大学生的法治意识是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的迫切需要
大学生正处于生理和心理从不成熟走向成熟、从家庭和校园走向社会的过渡阶段，经济能力和社会阅历的欠缺使得大学生缺乏保护自己的意识和能力，比如勤工俭学和求职过程中用人单位不签订合同、收取押金、扣留证件、拖欠甚至拒发工资等。面对这些情况，很多大学生或者忍气吞声，或者过激对抗，维护自身权利的内在心理准备严重不足或手段欠妥，给高校对学生的管理和权利维护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高等教育不能仅局限于传授知识，而应当针对大学生如何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给予方法上的指导。因此，培养大学生的法治意识，让其学会运用法律的途径和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是当前有效维护大学生合法权益的迫切需要。
二、大学生法治意识现状调查与分析
为了解当前大学生法治意识的现状，本课题组选取了吉林省长春市三所高等院校（包括部属“211工程”和“985工程”大学，省属重点大学以及省属公安高等院校）不同专业、不同年级、不同性别的本科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按照随机抽取的方法，共发放学生问卷600份，回收问卷595份，有效问卷594份，有效回收率99％。本次调查题目设计包含大学生法治意识状况的三大方面：对法律的理解与认知、涉及自身具体法律行为的观点和看法、对学校法制教育及其他问题的看法和处理。
（一）大学生对法律的理解与认知
本部分题目涵盖了大学生对我国法律的宏观理解和微观掌握，侧重个人的主观感受、评价和情感。
⒈大学生学习和了解法律的途径。对法律学习和了解的程度是正确运用法律的前提和基础。在多项选择中，大学生群体了解法律的途径接近和超过50％的前三位分别是：电视、广播、报纸等新闻媒体（77.4％），学校课程（63.58％）和网络（47.89％）。从中可以看出：⑴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信息传播方式了解法律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这一特点与传统信息传播方式在我国仍然是受众最广的渠道有关，这些方式所面对的不仅仅是大学生群体，同样适用于全体社会成员，因为覆盖面广，也成为法律宣传的主要阵地。⑵大学生作为整个社会中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决定了他们的很大一部分知识来自于学校教育，特别是作为义务教育非重点内容的法律更多被安排在大学阶段讲授，这就使得大学课程成为大学生法律知识的主要来源。⑶网络作为新兴的信息传播方式在青年人中更为盛行，其具有快捷、简便和丰富的特点，当然也会存在良莠相间的问题。尽管褒贬不一，但不能否认大学生们与网络的不可分性，除了学习、娱乐、社交等用途之外，通过网站了解法律也成为近一半大学生的选择。⑷在其他的较少选择中，仅有1／5的大学生选择通过书籍和论文的形式来深入学习和了解法律。这与当前通过购买图书获得信息资料的成本远远高于其他方式有关。另外，法律论文多为学术型，除了法学专业的学生之外，很少有人会选择这一方式来了解法律。
⒉大学生日常对法律的关注程度。社会的不断发展决定了法律经常处于变动之中，新法的实施、旧法的修改和废止，这些信息是否会受到大学生的关注？根据调查，近七成的大学生偶尔关注法律变更信息，仅有14％的大学生会经常关注并主动了解具体内容，有16.76％的大学生基本不关心这些法律信息。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今天，增强全民法治意识是一项重要任务。大学生作为国家未来建设的主力军，更应该将法律知识、法治观念作为自身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先进、理性的法治意识规范自己的行为，带动和促进全体社会成员加深对法律的理解和认同，推进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但从调查结果看，大学生日常对法律信息的接受和认知具有一定的被动性，很多人若非涉及自身利益都不会关心，由此说明大学生自觉学法的意识不强，这也严重妨碍了大学生主动运用法律知识进行行为选择。
⒊大学生对当前法律的信任度和整体评价。公民对法律的感知和评价将会影响和支配公民的外在行为方式。根据调查，接近10％的大学生对法律有坚定的信心，相信法律能够维护公民的切身利益，67.28％的大学生在认同法律正面功能的同时也看到了法律自身的局限性，能够辩证地看待法律的功效。这些正面评价代表了大学生对法律拥有信任和依赖的情感。但也有一部分大学生对当前我国法治的整体现状不满意：有3.88％的大学生对法律完全持否定态度，根本不相信法律能够维护自身利益；19.06％的大学生对法律没有信心，认为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受金钱、权力和人际关系的影响。这种调查结果与当前我国社会的大环境相关，如很多立法存在缺陷，暴力执法，司法腐败，权大于法等现象在很大程度上给大学生法治意识的形成带来了负面影响，导致一部分大学生法律信仰的缺失。对于这些消极思想如果不能予以正面引导，在他们步入社会遇到不公平待遇或权益受到侵害时，就可能做出比较极端和错误的行为选择。
⒋大学生对具体法律知识的掌握。劳动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劳动法》是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重要法律，大学生即将走向社会、走向工作岗位，对于劳动者享有的基本权利应当有所了解。试用期上限的规定是劳动合同中保护劳动者的重要条款。我国《劳动法》规定，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但根据调查，只有不到50％的学生回答正确，在即将走向社会的大四学生中，回答正确的不足17％。调查结果一方面反映了大学生对于一些具体法律知识的掌握并不全面、准确，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一些高校在大学生就业指导方面工作不力。因此，高校除了关注大学生就业率之外，对大学生就业中的权益保护也应引起高度重视并成为重点关注的内容。
（二）大学生对涉及自身的具体法律行为的观点和看法
本部分题目涵盖大学生对具体公民权益的认知以及维权意识，侧重调查大学生具体的维权行为选择。
⒈大学生对隐私权所持的观点。隐私权是一项基本的人身权利，“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2]根据调查，90％以上的大学生对于本题目涉及的“私自拆看他人信件”和“偷偷尾随他人并私拍其生活照片”两项侵犯隐私权的内容都能正确认知，但也有8％的学生将“背后议论他人”错误地判断为侵犯他人隐私权。关于学校公开公布学生考试成绩的行为是否侵犯了学生隐私权一直存在争议，但通常在法律上认为考试成绩属于学生隐私，不应当张榜公布，而且也有学生因此起诉学校并胜诉的先例。[3]所以，“学校在网上公开公布补考学生名单”的行为应当认定为侵害了学生的隐私权，但在此次调查中，只有不到三成的大学生认为这是侵犯了个人隐私权。可见，对这个问题而言，大学生的认识并不清晰，这与我国长期以来重管理权力、轻学生权利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有关。
⒉大学生的护法意识。护法意识是公民自觉、主动维护国家法律，同违法行为做斗争的心理和信念。根据调查，仅有36.58％的大学生在目睹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后，坚定地选择提供证言或出庭作证，接近40％的大学生只会匿名提供线索，22.74％的大学生不能确定如何选择，1.37％的大学生明确表示不会提供证言或出庭作证。调查结果显示，绝大部分大学生具有一定的正义感，能够辨明是非曲直，愿意维护社会正义，但在具体行为选择时却有所退却，缺少维护法律权威的坚定意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60条：“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所以，大学生应当认识到出庭作证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这也有助于增强大学生的护法意识。
⒊大学生日常生活中的维权意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能靠单纯的想法，必须体现在具体行为之中。根据调查，44.09％的大学生在购物后能够保留消费凭证，以备日后出现问题留下有利证据。42.91％的大学生只会保留大件商品购物凭证，说明虽然他们意识到消费凭证的作用，但并不十分重视。13％的大学生完全忽视购物凭证的重要作用，也就是放弃了出现纠纷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有力证据。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对相关证据的保存和收集，可以在出现纠纷时避免因举证不能造成不利于自身维权的法律后果，在这方面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缺乏社会经验和维权意识。
⒋大学生遇到纠纷时的维权能力与手段。消费者在超市购物遭遇商场人员无理搜身或搜查随身携带物品而引起的纠纷屡见不鲜，遇到这种情况如何处理，能够反映大学生的维权能力与手段。根据调查，绝大部分大学生在遇到这种情况时都会选择拒绝，但仍有4.81％的大学生选择忍让，缺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勇气。在对纠纷处理手段的选择上，由多至少依次为：报警、抗议、找商场领导、到消费者协会投诉、诉讼，极个别的大学生在选项之外填写了暴力、谩骂等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超市作为企业法人无权搜查消费者的身体及其携带的物品，即使怀疑消费者有盗窃行为也必须通过公安机关进行处理，否则就是侵害了消费者的人格尊严权，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明确这一点，首先，大学生有权拒绝搜身或搜查随身携带物品，不应当选择忍让；其次，在处理方式上，报警、抗议、找商场领导、到消费者协会投诉、诉讼等方式都可以选择，并且可以同时进行。但一定要避免采取暴力、谩骂等不理智的方式，否则，不但会导致不应有的冲突，而且还会对自身维权产生不利影响。
（三）大学生对学校法制教育及其他问题的看法和处理
大学生学习和生活的范围主要在校园内，本部分题目重点调查大学生对学校法制教育及处理与学校相互关系时的态度和行为选择。
⒈大学生对学校法制教育的看法。“法律基础”是高校本科层次的必修课程。根据调查，超过50％的大学生认为学校的法律公共课或法制教育很有必要，对其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38.7％的大学生虽然认为有必要，却觉得作用不大，原因在于当前高校对法律公共课或法制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如专业课程，教育方式相对简单、松散、枯燥、僵化，没有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造成学生对这些课程失去了兴趣和学习动力。7.7％的大学生则完全不重视或者根本不关心学校的法律公共课或法制教育，反映了一部分学生对法律漠视和轻视的态度，或者针对学校法制教育持否定态度。
⒉大学生在处理与学校相互关系时的态度和行为选择。新时期大学与学生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学校在管理模式上也应当从传统的单一行政手段向民主化、法治化方向转变。根据调查，在多项选择中，大学生对学校的教学及服务不满时选择向学校和有关部门反映问题的占最多的两项，说明学生有积极的维权意识并能够选择正当、合理的渠道。但仍然有超过1／5的大学生选择沉默和忍受，甚至有大学生在选项之外填写“不满的地方太多，敢怒不敢言”。说明在与学校的关系上，相当一部分大学生仍然没有摆脱传统附属、屈从于学校的心态，没有积极的维权意识。另外，还有少部分大学生选择网上发泄或采取一些消极行为表示抗议，这种非正常表达意见的方式也从另一个侧面提醒学校应当拓展和设立多种投诉渠道，主动关注和了解大学生消极的群体行为和网络信息，从中分析大学生所反映的问题，对合理的意见要积极予以解决，对不合理的意见要正面解释和引导，不能以简单的处分方式来阻止学生的维权行为。
三、大学生法治意识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
大学期间正是大学生法治意识逐步形成、稳定并且能够支配大学生行为的关键阶段，因此，如何改革和创新大学生法治意识的培养模式，帮助大学生树立先进、理性的法治意识是当前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
（一）更新高校法制教育理念和目标
“人才培养既是大学功能的历史起点，也是大学功能的逻辑起点，而知识传承、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引领等，都是围绕人才培养产生的辅助功能。所以大学功能是一个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的综合体系。”[4]什么样才算是合格人才？相信仅仅是专业知识优秀而缺乏适应未来社会的综合能力和整体素质绝对达不到当今时代和社会对大学生所要求的高度，而法律素质将是人才构成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根据1995年国家教委颁布的《关于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以及《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法制教育是高等学校德育内容的组成部分，是大学生的必修课程。“法律教育的目标不外乎两个，一是为法律行业培养新人，一是为更广泛的社会成员提供法律知识与意识上的训练。”[5]实际上，长期以来，对大学生“法律知识与意识上的训练”都只是被当作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部分，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在当前高校教学实践中，“高校法制教育从属于德育教育，自身并没有独立的地位”；[6]部分教师因法制教育课是基础课而产生轻视和应付的心理；学生只会死记硬背以应付考试。这些消极思想严重影响了法制教育的实效性和完整性。
为此，高校应当充分重视法律基础课程和法制教育的重要性，将提高大学生法律素质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在教育体系上，赋予法制教育与德育教育以并列、与专业课同等重要的独立地位，并合理设计教学计划和大纲，突出法制教育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在师资结构上，配备专业出身、具备一定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的人员授课。其次，充分发挥大学法制教育在培育法治文化和传播法治理念中的积极作用，在传授法律知识的基础上，将平等、民主、公平、正义、自由、人权等法治精神融入其中，让大学生真正理解法治的精髓和意义所在。
（二）创新高校法治意识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
当前，高校法制教育在内容上没有形成独立、完整的教学和实践体系，偏重法律知识的笼统讲解和普及，忽视学生法治意识的培养，使得法律之于大学生仅仅体现为外在的、疏离的存在，而缺乏对法律所蕴含的精神和价值的感悟和内化；在教学方式上侧重单方面知识的灌输和说教，忽视法律思维能力的培养和法律知识的实际运用，无法帮助大学生运用法律思考和解决在社会中遇到的现实问题。
对此，高校应当注重法制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的丰富性、灵活性和实用性。首先，改变将法制课程仅仅作为思想教育和法律知识普及的做法，树立以培养大学生法治意识为中心的教学制度改革理念，使大学生真正从内心深处尊敬法律、信任法律、维护法律，而不仅仅因慑于法律而遵守法律。其次，脱离社会法治建设实际的法制教育是失败的，“高校法制教育，首先要遵循法制教育的特殊规律”，[7]以实践性和应用性作为法制教育的评价标准，将课堂教学知识与课外实践相结合，提高大学生运用法律思维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课堂讲授之外，法律专题讲座或沙龙、校园法律知识辩论或竞赛、模拟法庭、社会调查、法庭庭审、广播、电视、网络、报纸等方式的宣传等，都是可以充分利用的法制教育媒介和手段。再次，在法制教育的内容上，应当更加贴近和针对当前大学生直接面对或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力求让每个大学生学会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贯穿在日常行为中。比如：大学生勤工俭学、求职就业中合同如何拟定，应当警惕的陷阱；日常生活和交际中应当提防的诈骗手段；权利受到侵害时要即时采集证据，能够运用和求助的救济手段等。
（三）营造培养大学生法治意识的校园法治文化氛围
大学生法治意识的培养要从自身日常生活场景开始，“使现实的人在其日常生活中通过对法治的近距离甚至面对面的直观感悟，逐步确立起对法治及其规范与制度的信任和耐心”，[8]直至建立起对法的神圣信仰。大学生最经常的生活场景就是大学校园，并且在学习和生活中接受学校的管理，因此，学校的教育管理实践将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思想和行为。
笔者认为，学校应当坚持“依法治校”，充分发挥法治在学校组织运行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形成良好的校园法治文化氛围。首先，以法治精神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作为学校制定各项规章制度的基本依据；其次，在学校组织运行管理中严格依法、依章办事，保障决策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决策过程的公开性、决策行为的程序性；[9]再次，维护学校各类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各项法律和规章制度的严肃性，减少决策管理中的随意性和违法违规做法；第四，提升以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各类矛盾和问题的能力并贯穿于学校改革发展的始终。
（四）形成以民主机制为核心的高校决策管理体制
“民主是法治的基础，社会主义法治必须以民众的广泛接受和积极参与为基础”。[10]可以说，民主是法治的灵魂，而“法治的本旨在于实践性而非理论性，法治是直观的生活方式而非抽象的玄思妙想，每一个具有直观生活感受的民众都可以成为实践法治的主体”。[11]所以，实践法治和实践民主要从自身做起，民主参与学校决策管理是大学生培养民主意识和法治意识的有效途径，而大学生在校的实践经历必将与本科教育一起为其今后的生活和工作作必要的准备。
对此，学校应当尊重大学生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为其提供民主参与学校决策管理的渠道。首先，在允许大学生参与学校公共事务的决策方面，欧洲的大学显得更为民主和开放，如法国大学的理事会、英国大学的校务委员会、德国大学的学术评议会等都有大学生代表参加，其中，德国的“学生们要求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大学的决策。1967年以来，大多数学生组织都提出要求，主张所有决策机构中席位学生代表应占三分之一”。[12]而我国高校长期以来对学生惯性的压制和专权管理使大学生少有这种“主人翁”意识，有“敢怒不敢言”的心理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只有以开放的态度鼓励大学生积极参与学校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管理，比如建立校务公开制度、学代会制度，这样，才能使他们真正从内心信服并遵守和维护学校的规章制度。其次，学校在处理有关学生学习考核、评奖评优、贫困资助、行为处罚等事务过程中应当充分尊重大学生的表达权利，建立一个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允许利益相关者或其他大学生对处理决定和过程提出意见、疑义、辩解、申诉等，在双方充分博弈的基础上形成决策并予以实施，从而保证两者更为理性地进行选择。这样，既可以有效约束学校单方面的行为，也可以培养大学生的民主权利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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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聂长建，李国强.实践法治优于理论法治[N].法制日报，2013－06－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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