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1 10:17:26
导语：在竞技体育的异化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ECFA；区域性；经济一体化；国际经济组织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1-0163-03
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是规范两岸经济贸易合作的基本协议，构建了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化平台。作为WTO框架下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一种形式，ECFA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在WTO体制内存在和发展，同时受到WTO的约束和监督。WTO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区域”概念的解释具有特定的含义，WTO绝大多数成员方是独立的国家。但特殊情况下，单独关税区也可成为WTO的成员方。于是，在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规定中，不论关税同盟，还是自由贸易区，其区域均指“关税区”，在这个意义上，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不同国家之间成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安排”，一个国家内部建立的经贸合作安排应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的发展模式[1]。
一、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法律分析
从经济学角度上讲，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是指地理区域上比较接近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和地区为了谋求共同的经济贸易发展，通过缔结条约而建立起来的经济贸易联合的过程[2] 。而法律角度的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主要是发生在某一国际区域的有一定政治、经济联系的多个国家或关税领土内，兼有跨区域性的特征。其所涉及的领域具有特定性，即主要限于国际经济领域中的一定范围内。目前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所涉及的领域，从货物贸易发展到服务贸易以及与贸易有关的范围，如非关税壁垒、知识产权保护、投资措施等。
为保证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顺利进行，就需要一定的法律规则作为保障。国际条约是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法律规则的主要形式，因为条约是具有缔约能力的至少两个国际法主体意在按照国际法产生、改变或废止相互权利义务的意思表示一致。条约的造法性和契约性的功能可以为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有效运作提供法律支持。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法律规则突出规则导向性。以规则为导向的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可以较为公正、公平地分配以货物、服务贸易及资本流动为主要内容的区域经济利益，而且，规则为导向的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往往具有可操作性、可预见性以及稳定性的功能。在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中，强调一定的强制性。强制性不仅体现在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机构设置、条约方式、法律规则的采用等方面，而且重要的是，这些形式里面贯穿一些带有诸如争端解决机制的强制性的机制。
除了法律规则的保障之外，一系列永久性机构的建立是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运作的重要基础之一。这些永久性的机构包括立法、行政或执法、司法或具有司法性质等方面的职能，并且具有制度性场所、相当的稳定性和持久性的特性。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实施往往是重大、实在的国家经济利益的实现，故需要具有立法职能的机构，有执行最高权力机关决定的机构以及处理、协调、服务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各种经常性工作的机构。
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类型的确立是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运作的具体表现。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类型在法律角度上分为四种类型，即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和完全的经济同盟，它们的自由化程度由低到高，每一种类型在法律上各有不同的要求[3]。但不论采取哪种方式，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必须遵守WTO多边贸易体制的相关规定。在WTO框架协议中，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规则主要规定在四个国际文件中：《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第24条、《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第5条、《对发展中国家的差别和更优惠待遇、互惠及更充分参与的决定》的“授权条款”以及《关于解释1994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24条的谅解》。上述四个文件中规定了建立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必须遵循的原则和主要规则。
综上所述，法律角度的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是指一定国际区域内的诸个国家或关税领土以协议为基础并建立一定机构，确立一定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类型，在某些特定经济领域有效地实施统一规则的整合过程。在此整合过程中，突出体现了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经济性、规则性以及组织性的特征。
二、ECFA是WTO框架下特殊的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
在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方面，2008年5月后，海峡两岸采取积极措施，推动两岸经贸往来向着正常化方面发展。“海协会”与“海基会”在2008年6月以来，进行制度化协商，签署多项协议，成果丰硕。然而，在未来两岸贸易及人员往来日趋紧密的情况下，必会产生各类经贸问题。仅靠“海协会”及“海基会”处理两岸经贸关系，渠道过于单一，对未来两岸经贸的发展上，必将形成瓶颈。因此，有必要建立全面性的两岸经济合作架构，才能满足贸易上快速增长所带来的两岸经贸事务需求。在此基础上，中国内地和台湾签署了《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如果落实好协议内容，积极推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早期收获的实施，将进一步促进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推动两岸经济共同发展。
ECFA包括序言和5章16条及5个附件，内容涉及双方合作措施、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经济合作等程序内容。这些内容包含在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所涉及的内容之内，完全具有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经济性的特征。在ECFA序言中指出：本着世界贸易组织（WTO）基本原则，考虑双方的经济条件，逐步减少或消除彼此间的贸易和投资障碍，创造公平的贸易与投资环境；通过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进一步增进双方的贸易与投资关系，建立有利于两岸经济繁荣与发展的合作机制。因此，ECFA是在无损于对其他WTO成员所作的承诺前提下对两地经贸关系所作的安排，符合WTO及GATT对区域贸易协定的内在要求，因此，ECFA属于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安排，符合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规则性特征。ECFA作为WTO框架下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一种形式，受到WTO的约束和监督，并在WTO体制内存在和发展。
但是，ECFA又是一种特殊的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形式。从国际公法的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国家，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份，ECFA不具有国际法的属性。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规定，条约者，谓国家间所缔结而以国际法为准之国际书面协定，不论其载于一项单独文书或两项以上相互有关之文书内，亦不论其特定名称为何。1986年《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把国际条约从“国家间”扩展到“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的条约。中国内地与台湾同属一个国家，不具有“国家间”、“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的因素。但是内地与台湾是一个国家内的两个单独关税区，于2001年先后成为WTO的正式成员，ECFA的主体是WTO体制下的两个正式成员。所以，ECFA的调整对象既不是国家间的国际经贸关系，也不是中央与地方间或地方与地方间的国内经贸关系，而是一个国家内不同的单独关税区之间的经贸关系，是WTO不同成员之间的贸易关系。
从国际民商事法律角度看，“国际”既包括国家，也包括一个国家内的不同法律区域，由中国政府和中国台湾签署的ECFA，是一个国家统辖的不同单独关税领土间的区际协议。也就是说，传统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规则是调整同一区域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具有国际因素和“国家间”的特性，而ECFA则不具备这一特点，它调整的是一国之下的单独关税区之间的经济关系。它所追求的经济一体化，是指各单独关税区之间的经济一体化，是一种WTO框架下特殊的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
三、ECFA是一个弱化机构设置的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
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为了实现各方经济利益，就会出现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可以说，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是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基础，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是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载体，是在契约上把一体化的成就固定下来的组织模式。ECFA亦不例外，它既是WTO框架下特殊的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又是一个特殊的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
国际经济组织是一种主要执行经济职能的专门性国际组织，是国家间进行经济交流与合作的法律形式，也是一种制度性活动场所 [4]。“国际”揭示出国际经济组织的参加者一定是两个以上国家的政府、个人、法人或民间团体。“经济”说明了国际经济组织的功能和活动范围，即它是经济领域的组织。“组织”说明的是国际经济组织体制上的特点。一般情形下，组织应该是一种常设机构，一种实体，它应该有自己的办公地点、工作人员，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5]。这些是国际经济组织的共同特征。在国际经济组织名称前冠以“区域性”修饰，就构成了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只不过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区域”是指能够进行多边或双边经济合作的地理范围，这一范围大于一个国家的或一个法域的地理范围。由此，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具有以下主要特点：第一，区域性。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是由特定地域的国家或地区建立起来的国际组织，传统上，其成员一般限定在某一个比较特定地理上相连的若干国家或地区。目前，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朝着开放性的方向发展；第二，国际性。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是一定区域范围内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建立起来的，超过了一个国家或法域的地理范围；第三，经济性。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主要职能不像一般国际组织那样在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都有活动，它是为特定的经济目的而设立的，主要致力于协调区域内各国的经济政策，就经济领域内的冲突进行调节，其活动范围主要限于经济领域；第四，组织性。如同国际经济组织中的“组织”一样，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中的“组织”是一种常设机构，有办公地点和工作人员，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组织是安排分散的人和事物，使其具有一定的系统性或整体性，是按照一定宗旨和系统建立起来的集体。判断一个机制性实体是否一个组织，首先要看其是否设置有机构，其次而且是最重要的要看其是否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ECFA设立一个常设性机构――“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委员会由双方指定的代表组成，负责处理与协议相关的事宜，包括但不限于：（1）完成为落实本协议目标所必需的磋商；（2）监督并评估本协议的执行；（3）解释本协议的规定；（4）通报重要经贸信息；（5）根据协议第10条规定，解决任何关于本协议解释、实施和适用的争端。同时委员会可根据需要设立工作小组，处理特定领域中与本协议相关的事宜，并接受委员会监督，而且与协议相关的业务事宜由双方业务主管部门指定的联络人负责联络。由此看出，ECFA有自己的常设机构和工作人员。为保证一体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委员会每半年召开一次例会，必要时经双方同意可召开临时会议。此外，CEFA规定双方应不迟于本协议生效后六个月内就建立适当的争端解决程序展开磋商，并尽速达成协议，以解决任何关于本协议解释、实施和适用的争端。可见，ECFA设置有一定的机构，并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ECFA呈现出明显的经济性的同时，还具有明显的组织性。
但是，ECFA与传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相比，其弱化了组织机构设置。传统的区域经济组织的组织机构设置尽管不尽相同，但其本上都是按照“三权分立”的模式来设置机构的。由于CEFA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具有运作机制高效的特点，无须按照“三权分立”的模式设置组织机构。所以，CEFA协议规定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详尽和明确的法律规则，以此减少对庞大的组织机构的需求，采用的是强化自由贸易规则，弱化组织机构的方式来推动区域贸易组织的运行。它只设立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作为组织的最高机构。在需要时建立工作组，处理特定领域中与协议相关的事宜，在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之下，不设常设执行机构和行政机构，与本协议相关的业务事宜由双方业务主管部门指定的联络人负责联络，负责处理相关事项，在各自领域发挥着具体的职能。
参考文献：
[1]慕亚平，宋洋.CEPA―WTO框架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全新模式[G]//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2007年年会论文集，1997:430.
[2]吴益民.论WTO框架下CEPA的若干法律问题[J].法治论丛，2007，(5):127.
[3]刘世元.区域国际经济法研究[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1.
一、东亚区域合作的内部动力和外部影响因素
首先分析一下外部因素:(1)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飞速发展,导致国际市场的竞争与风险加剧,特别是在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中,由于巨额游资充斥其间,如果某个国家金融体系不够完善、金融机构的管理水平不够高,就有可能使投机者有机可乘,从而给该国乃至全球金融市场造成动荡。而东亚地区大部分国家还处在发展中国家水平,其金融制度、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会面临较大的风险,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诠释。在经济全球化的挑战面前,东亚任何一国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迫切需要紧密合作来共同面对机遇与挑战。(2)作为上世纪末经济全球化浪潮过渡和补充的世界范围内的区域经济合作浪潮汹涌澎湃,加上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大大激发了东亚国家加强区域合作的积极性,增强了它们对区域合作的信心。当初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使该地区形成了约3.6亿人口的大市场,内部贸易额达到2250亿美元,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1-2万亿美元,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30%。而东亚地区如果能形成这样的自由贸易区,则会形成约19亿人口的更大市场,内部贸易额必定会大幅度上升,运行良好的话就有可能会取得超过NAFTA的成就,这极大地诱惑了东亚各国。
在外部因素驱动的同时,东亚各国自身对区域合作意识的加强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东亚整体意识”在区域内达成了共识,寻求区域竞争力已成为各国的共同目标。很长一段时间,东亚被“割裂”为东南亚和东北亚,两者之间来往很少,个体意识较强,东南亚国家更多的是寻求内部合作。从1967年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到1992年实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到如今东盟自由贸易区进行得有声有色,其内部贸易确实做得不错,但其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与东北亚国家的合作却十分有限,危机爆发后,东盟国家发现东北亚国家也被波及,这让它们了解到东亚各国的经济依存度其实是较高的,加上中国在危机期间毫不犹豫地向东南亚受灾国伸出援手以及所表现出的一种负责任的大国姿态,让东盟国家转变了地域观念,将自身置于东亚整体区域之内,转而谋求区域合作机制以提高整体竞争力,这种主观意识的转变奠定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
其次,由于美国在1997年金融危机中表现出一种漠不关心的姿态以及操纵IMF对援助方案提出苛刻条件的所作所为,让受灾国从惨痛的经历中意识到必须依靠东亚内部自身的合作才能生存发展,外部的力量并不一定靠得住。而在2001年美国经济的衰退导致以美国为主要市场的东亚国家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更加深了东亚国家对上述观点的认识。正是由于这些主观因素的影响才造成了如今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热潮。
二、关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具体形式问题的分析
现在东亚区域合作的主形式是“10+3”模式,即东盟10国与中日韩三国的交互合作方式,但这仅仅只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过渡阶段,并非真正地实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假使这一阶段过渡得很成功,区域经济合作要朝着一体化层次发展,那么可能会表现为哪种一体化形式呢?
区域经济一体化按层次高低分为:优惠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和完全的经济一体化。不同的形式会给成员国带来不同收益,但也需要其让渡不同程度的国家主权,因此,各成员国会谨慎权衡自己的利弊得失,相互协调以做出抉择。
由于在东亚区域内,既存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又有东盟的一些小国家,况且东亚各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金融政策更是千差万别,也就是说上述X指标在东亚各国间差异很大,因而可以认为在东亚区域进行货币合作的成本是相当高的,这就大大降低了各国组成货币联盟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东亚区域内采取经济联盟这种一体化形式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建立自由贸易区会给各国带来一些看得见的利益:如果自由贸易区能够建立,会形成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市场,由于取消了关税和一些同等效力的限制措施,内部贸易额肯定会大幅度上升,这样就能够通过促进各国外贸额的增长带动其经济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该形式并不妨碍各成员国针对非自由贸易区成员采取其它的贸易政策,即没有要求各国进行国家主权的转让,这使得东亚国家比较容易接受。
三、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的阻碍
根据上述分析,似乎在理论上建立自由贸易区给各国带来的收益大于其付出的成本,比较容易实行,但来自经济理论之外的因素却给自由贸易区的形成造成了不小的障碍。
这些负面影响来自区域内和区域外两个方面。外部因素主要是来自美国方面的阻碍,由于之前欧盟的高速发展已经开始威胁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美国不愿再看到一个潜力巨大的经济联合体的崛起对其造成影响,同时更担心被其认为是潜在对手的中国会借助区域合作的力量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因而其会阻止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上日韩均是美国的盟国,美国的干扰无疑会产生较大的影响。1990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建立“东亚经济核心论坛”与1997年日本提出建立AMF均因美国的反对而未成功就是这方面的例证。
关键词：一带一路；区域经济一体化；小语种人才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01.041
1“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
据21CN新闻报道，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沿线各国在政治、经贸、文化等各领域的沟通与合作不断密切，各个国家之间语言交流与学习也顺势成为一股新的潮流，对于我国传媒界而言，要用融通中外的语言、文化和表达方式，把真实的中国介绍给海外华侨华人。
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中国“一带一路”国际化战略合作的提出，对于全球化和地区性一体化，尤其是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作用是不可限量、不可低估的。在“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逐渐瓦解趋势下，美国这个“一超”正如《大国衰落》中所说的相对衰落，而与此同时的则是地区性的合作或者说是一体化程度在不断加深。对于“一带一路”而言，国际战略的宏伟计划涉及多方面的因素，是“因果多元”的，比如经济因素、意识形态以及文化因素等，其中以文化因素最为突出，而在文化因素中，语言的沟通交流作用日益凸显。在“一带一路”战略涉及的诸多国家中，小语种是普遍存在的，因此沿线的小语种对于多国的经贸合作起到了相当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多国的经贸合作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也使得小语种的需求变得更加旺盛。
2小语种的作用意义分析
小语种通过人与人之间直接或者间接的交流与沟通功能，使得国际经贸合作的状态逐渐从背离变化到相交与合作共赢。小语种推动“一带一路”沿线的经贸合作的具体方式主要是通过增进国家间了解，营造和谐经贸环境和促进文化交流，加深经贸合作来进行。
2.1增进国家间了解，营造和谐经贸环境
小语种在的使用人数、使用范围与英语和汉语相比微不足道，但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每一个小语种都是国家的象征。因此，如何有效地破除小语种之间的障碍，促进国家间的经贸合作是至关重要的事情。以中国和接壤的哈萨克斯坦为例，哈萨克斯坦使用的是哈萨克语，它与中国进行经贸合作，就不可避免地用到精通两国语言的翻译人才。由于经贸合作是一个系统化工程，不仅仅是货币与货物的交换，还有经贸交易背后的风土人情与地方性的交易规则。通过小语种的翻译人才及其之间的交流，就会对经贸合作的中方与哈萨克斯坦之间的了解进行加深，锻造基于互相了解基础上的合作信任机制。通过这样的运行机制，“一带一路”沿线的各国小语种国家之间就会形成一条信任链条，最终使得国际经贸合作成为可能。在这条基于互相了解的信任链条，国家间的经贸合作在进行速度越来越快的流动。
2.2促进文化交流，加深经贸合作
语言是文化的核心，没有语言的文化是没有灵魂的文化，是不会长久的文化。这足以可见语言作为文化承载体的重要意义。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实际上也是文化的合作与交流。各国的经济类型、产业状况，哪怕只是产品的一些外形等细节，都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文化内容，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也与文化息息相关。那么，小语种作为国家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沿线国家间充当交流的重要环节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家的文化交流，使得国家间互相熟悉对方的文化，也就更易于接收其生产的带有文化烙印的产品，最终加深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经贸合作。
3小语种人才的需求状况探析
如图1所示，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小语种人才的需求主要体现在政策支持、经济刺激以及文化教育三个方面，本文将从结合“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对这三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3.1政策支持：“一带一路”破除壁垒
根据中国外交部的数据显示，截止到目前为止，与中国建交的170多个国家中，通用的语种就达到了90多种，但是除了港澳台地区，国内仅能开设50多种语言课程。“一带一路”战略全线涉及了中亚、南亚及西亚等地区，与之相关的语种达到了40余种，值得一提的是，该战略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地区既有的双多边政治机制，借助了既有的区域合作平台，因而在政治层面上为小语种人才的需求提供了相当的支持，可以预见的是，小语种人才将会因这一政策而大量涌入这一经济开放区。
3.2经济刺激：丝绸之路拉动投资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后，相关国家的承包工程项目已经突破了3000个，仅2015年我国企业就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49个周边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额同比增长了接近20%。作为经济发展三驾马车之一的对外投资已经显示了强劲作用，GDP的快速增长也使得第三产业的服务业需求变得异常旺盛，特别是在小语种人才的需求上甚至出现了较大空缺。一方面，各国情况不同，对小语种人才的异国适应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小语种市场的稀缺性也使得小语种人才的待遇大大提高。
3.3文化教育：要专才更要全才
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仅是经济政治的相互影响，也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有学者提出，中国的语言应该与经济区域周边国家的语言进行双向互动，一方面要学习了解其他国家的语言文化，另一方面更应该以“一带一路”为契机，推动我国语言文化的影响力。除了这一方面，我们更需要考虑的是小语种人才教育的“复合性”：由于与经济活动息息相关，小语种人才必须掌握一定的经济政治基础知识。仅仅学习掌握一国的语言文化是不够的，与经济活动相关的经验技巧对小语种人才的发展也具有相当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关键词：能源；煤电一体化；循环经济；供需矛盾
为进一步深化电煤市场化改革，国务院自2013年起释放“计划煤”价格，鼓励煤电企业自动协商确定煤电价格，但是煤电企业的长期合同兑现率并不乐观。2017年，电力及相应煤炭消费持续回暖，但受国家继续推进供给侧改革影响，煤炭供应持续偏紧态势，煤价整体维持高位运行，火电企业盈利水平被大幅压缩，电煤保供的形势十分严峻，煤电行业矛盾日益激化。基于以上背景，推行“煤电联营”，开展煤电一体化成为时代要求。
1.以煤炭为例了解我国煤电能源结构现状
1.1煤炭能源供应方的数据详情
煤炭是我国能源的主要转换媒介，燃煤火力发电则是电力企业最常用的发电方式。为响应环保理念，国家在2012年制定了关于限制火电行业的排放要求及对其他资源约束的《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除了煤炭能源与电力企业发电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之外，该标准使得火电行业有了许多压力，再加上电力体制改革，火电企业便一边面临着严重的制约企业发展的问题，一边被环境逼着拥有转型的机遇。煤炭用于发电领域每年均呈现增长的趋势，燃煤量在全国煤炭产量内约占50%，且其使用量占全国煤炭总产量的25%，这是截至2012年底的统计数据。总之，能源是一国生产与生活的主要动力且煤炭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意义非凡，电力燃煤占原煤总产量的近半，尤其是在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中，煤炭长期以71%的比例居众能源使用情况之首。
1.2国家政策要求
煤炭是国人需求量较大的能源之一，同时对环境的污染及破坏力也比较巨大，国家针对煤炭的使用，党的十报告提出要尽可能减少能源、水、土地的消耗并合理配置资源，在确保国家能源安全的前提下通过一定措施对新能源、节能低碳产业和可再生能源予以支持。煤炭行业以及电力行业等都属于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产业，是国民生产与生活正常运行的关键要素，对其他产业的发展不仅具有推动作用还有借鉴意义。
1.3煤炭的需求持续有增无减
煤炭以其低成本、低风险的优势立足于我国重要的战略资源，而且其储量最多、分布最广，是我国比较常用的常规能源。目前有许多资源可使用，无论是不断开发中的风能和生物燃料，还是原油和天然气，但是能源替代品的开发依旧无法取代煤炭。
2.运用煤电一体化战略解决煤电矛盾问题
2.1行业间的相互支持与合作
各行业在市场中生存与发展，必须凭借自身的优势立足或者通过与其他企业的强强联合，各企业间的相互支持与合作实则是市场竞争中的创新合作方式。我国煤炭以及电力企业需要互相支持帮助，实现资源以及经验的共享，共同承担经营风险，在大经济环境下以合作共赢的方式达到协同发展的目的。
2.2通过优化经济结构缓解煤电矛盾
我国重要的资源战略《电力工业“十二五”规划滚动研究报告》中，便对煤电一体化经营提出了要求，即国家需重点扶持电力和煤炭企业的重组运营。再加上，具体明确要求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另一国家政策《煤炭工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十二五”时期的中长期核心战略中对电力以及煤炭企业之间的利益共享、成本共担、共需稳定、共生共性也具有一定的规范，按照国家标准实施煤电一体化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进而缓解煤电矛盾。
2.3化解供需矛盾
在循环经济的发展下，电力企业的生产随着煤炭库存质与量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又不能超量地煤炭供应，否则会造成企业较重的成本负担。煤电一体化联营，通过企业间的合作共赢策略实现信息实时共享，随时了解煤炭供需状况，拟出化解供需矛盾并提高整体经济效益的有效方案。
3.具体分析“煤电一体化”战略
3.1循环经济促进煤电一体化更高水平的发展
体现循环经济技术的措施便是对能源进行清洁生产，通常来说，贯彻循环经济的理念需要在对能源使用之前净化废水，使用之后避免产生二次污染。通过对矿井水、化工废水以及煤矸石等的合理利用，以达到降低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并合理配置资源以及循环回收利用等的一系列循环经济要求，进一步实现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最大可能地优化资源并降低资源消耗的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
3.2凭借资源优势促进煤电一体化的发展
以神华集团为例，神华集团是以煤炭为基础的综合性一体化能源企业集团，目前是全球最大的煤炭生产经销商。近年来，神华集团坚持以发挥资源优势为立足点，以煤炭基地为依托，大力延伸煤炭产业经济链条，实施煤电一体化战略，在发展煤炭及配套路港产业的同时，积极发展坑口、沿路口和沿海沿江的电厂项目，实现了“点、线、面”煤电一体化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效益。
3.3通过大型优势企业平台拓展投融资渠道，推动煤电一体化发展
煤炭能源虽然是受诸多燃料企业青睐的能源，然而在其开发和更深层次的加工项目建成投产方面也需要巨额资金，因此许多建设企业面临着巨大的融资窘境。煤电在循环经济的大背景下相互依赖，进而也更加紧迫地要求其应加速煤电一体化的进程，但是资金和政策等方面的差异及需求促使企业间短期内无法单方面接触更深层次的合作关系。此时，政府的政策保障凸显重要性，通过土地税收、良好的基础设施、拓展投融资渠道以及政策的激励机制等方法赢得企业的入驻，为推动煤电一体化提供政策支持。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简述我国农业生产在城市化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如何通过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实现农业人口减少而粮食产量和产值保持增长的奇迹,对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的资源互补,经济互惠关系进行分析,从而把具有地理和行政区划特征的城市和乡村的一体化问题与产业一体化对应起来,提出产业一体化是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根本途径,制度创新是推进产业一体化,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和谐发展的基础。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 产业一体化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现象从单一的农村城市化或农村城镇化,逐渐转变为更有组织、更大规模的以城市圈或都市圈为特征的区域经济的集群发展模式。一个多年前就被提出的城乡一体化概念,因为城市圈产业发展的需要而与产业一体化产生了交叉,这一交叉是怎样产生的,又将怎样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变革呢?
城市化、一体化和城乡一体化的涵义
城市化现象是在上世纪中期以后首先出现在发达国家的一种具有地理区划特征的社会学现象,指的是人口、技术、资本、资源等向一个较小的范围迅速集合,形成一个高度集中的城市,以减少生产过程中社会劳动时间的浪费,提高经济效益的现象。这里的城市指的是如纽约、伦敦、东京、巴黎等经济高度发达,人口高度集中的大都市。随着世界经济体系多元化发展趋势的不断加强,一些非农业的、人口相对集中、经济并不发达的城市也开始呈现城市化的特征。以便利居民生活和商品交换为目的的聚集愈显发达起来,这种城市更多的是指“城镇”,例如我国的义乌就是这种类型。
城市是以工业化为主要生产手段,拥有大规模、成熟、专业的交易市场的地方,而乡村,虽然也存在着少量的简单加工作坊和小规模的交易行为,却是以农产品生产为显著特征的地方。如果撇开农村和城市的地理特征,而仅仅从农村和城市主要的产业类型来划分,则可以将农村看作是第一产业聚集地,而城市则是第二、三产业聚集地。由此看来,实现城乡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现城市和乡村(农村)产业层面的一体化。
从概念的产生看,“一体化”最初是应用在企业发展的研究中,指的是企业利用社会化生产链中的直接关系,扩大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模,实现供、产、销联合的战略。一体化战略通常有纵、横两个向量。经济学上,沿产业链占据若干环节的业务布局叫做纵向一体化。同行企业为了降低成本而有序组织的规模化生产则是横向一体化的表现。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一体化战略的应用,目的都是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和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一体化的概念也不断转借和扩展。在应用技术领域,一体化概念得到了很好发挥,芯片和集成技术的不断创新就是一体化概念发挥的集中体现。而同时,经济学、社会学、规划学等多个学科范畴的一体化理论也不断创新,经济一体化、区域一体化、货币一体化、城乡一体化、产业一体化、市场一体化、基建一体化等概念层出不穷。
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涵义
城乡一体化的概念并不是简单重提,而是有了更加具体和深入的涵义。首先,从概念本身的表述来看,“城乡一体化”的概念表述是“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从增加的“经济社会”四个字就能清晰地展现,新的城乡一体化的目标不是简单地将城市和农村统一职能,把农村发展成为具有工业化生产性质和商品交易繁荣的城市。一体化的首要目标是在经济关系上实现城市工业化和乡村农业化生产的互补,而实现这种互补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城市和乡村的社会生活同质,也就是共同富裕,共同发展。
如此看来,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至少有两个阶段:经济一体化阶段和社会一体化阶段。由于经济生活是社会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社会生活不可能脱离经济生活独立存在,而经济生活也绝不是社会生活的唯一内容,它同时还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所以,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体化阶段注定不能分割,必然是紧密关联的。经济的一体化需要有社会的统筹规划作为基础,需要有政策和法律的支持作为保障;而社会的一体化需要巨大的经济需求作为动力,借助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来实现。也就是说,城乡经济社会的一体化是经济一体化和社会一体化互为因果的一个总的过程。我们可以先从城乡经济一体化和城乡社会一体化两个角度分别考察城乡一体化的实现过程。
城乡经济一体化的新形式
传统上,我国是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业大国,农村人口一直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根据建国以后5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和国家统计局的2005、2008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所做的曲线图(见图1)显示,虽然农村人口的绝对数量始终超过城镇人口,但自1980年以后城镇人口比例不断上升,而农村人口比例持续下降。2008年,我国城镇人口已经接近总人口数量的46%,如果考虑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大量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形成的民工潮,造成了由于流动人口数量难于准确统计而出现的统计出入,则农村实际务农的人数会大大少于农村户籍统计数据。即占人口54%的农村人口并未全都从事农业生产。按照几年前某些农村2/3人口进城务工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保守地认为有至少1/3的农村人口是没有从事农业生产的,那么第一产业的实际务工人员应该不会超过人口总数的36%,即不会超过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统计的农业人口总数。
与农业人口绝对数量的下降相反,我国的农产品产量和农业产值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极大提升。这是因为农产品产量的上升得益于农业科技的进步。但这一答案无法解释农业人口减少和农业产值增加的关系。
为什么农业人口大幅下降而农业产量和产值还继续上升呢?根据对我国粮食产量逐年数据进行的分析显示,虽然粮食产量存在3～4年的短周期波动,但自1949年以来,粮食产量不断上升,特别是党的以后,粮食产量屡创新高。1978年国家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刺激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粮食年产量达到了30477万吨,实现了粮食产量历史性的跨越。1984年,中国粮食产量再次跨越历史,达到40732万吨。这次粮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农村推行的,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赋予了农民生产的自以及剩余产品的支配权,再次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从1985年到1989年,由于前期农产品显著增加导致的产粮过剩,和特区开放导致的第一次民工潮,对农业产生了不利影响,粮食产量一直处于倒退和徘徊的境地,直到1990年才再次实现飞跃,而这之后,连续十年的粮食产量和质量都有明显提升。虽然2000年以后,由于国际粮价的持续低迷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打击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促使更多农村人口外流,但我国的粮食产量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上。
1990年到2009年的这20年可以划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粮食产量增加主要得益于化肥和农药在粮食生产过程中的投入。但自从我国进入WTO、以及欧盟等经济体严格执行农药残留最高限量标准之后,化肥、农药等投入在粮食增产和增值的过程中日益失去作用。粮食产量的增长受粮食单产、播种面积等非耕地总量因素的影响日益明显。以袁隆平主持的杂交水稻为代表的良种繁育技术对粮食单产的显著增加有着决定性的贡献,而近年来各地出现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也是继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之后一次大胆的农村体制创新。它从根本上形成了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提升农业经济质量的重要条件。所以,农业人口减少而农业产量和产值增加的真正原因可以归纳为农业生产的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双重结果。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简单地说就是将农业生产的过程分解成具体且独立的组成部分,由各专业工作队伍协作完成农业生产、加工和销售的全过程。从产业发展的战略角度而言,这种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出现正是农业产业一体化向纵横两个方向拓展的具体表现。而农业机械化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过程中,将农业一体化的触角伸向了第二产业,在产业分解和融合的现实中将人为隔离的农业和工业联系起来,提出了农业和工业乃至服务业一体化的新要求,而这正是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具体要求。
城乡社会一体化的任务
虽然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在我国呈现出迅速扩张的局面,但许多困难仍然影响着这种体制创新基础的稳固、困扰着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扩大。总体而言,困难突出地表现在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不明确,制度保障不到位,思想认识混乱,管理和经营缺乏科学指导。这些问题,直接导致生产秩序混乱,合作组织成员权益得不到保障,效益难以提升。解决这些问题的迫切要求,对行政管理和法律法规的改进形成了强大的推动力,经济体制的创新已经走到必须向制度创新阶段推进的地步。而制度创新的目标正是城乡社会一体化。
城乡社会一体化根本而言是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扫除机制体制障碍,通过资源的流动和福利的均衡实现社会的和谐进步。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城乡有别的户籍管理、劳动用工和社会福利制度的不同,城市无论在经济还是文化生活上都远较乡村为好。对更好的生活条件的憧憬导致乡村人口大量外流,城市基础设施和资源压力乃至社会不安定因素与日俱增。反过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又侵占和破坏了大量的农用耕地,使农业陷于人力和土地资源双流失的境地。2007年,爆发全球性粮食危机之后,中国参与国际粮食贸易,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都对国际粮价产生重大影响,所以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一跃成为全世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我国农业的稳定,不仅是自身战略安全的需要,也是对国际粮食安全的贡献。从经济运作方式而言,我国农业稳定的出路已经摆在眼前,但还缺乏对农业与工业资源互补,以及农业与服务业资源流通的体制支持。
结论
通过产业一体化的改造,实现农业、工业、商业、物流、教育、科研、信息等产业的协作和互惠,完全有可能使生产力快速发展。我国城乡经济一体化已经初现端倪,城乡社会一体化正亟待推进。只有变体制障碍为体制基础,充分融合机制创新和体制创新的成果,才能尽快通过城乡经济社会的一体化改造,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和谐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封志明.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粮食安全与耕地保障.人口研究,2007,31(2)
【关键词】行政区划 行政区经济 区域经济一体化 长三角
所谓行政区划，是指国家按照一定的原则将国土划分为若干层次、大小不同的行政区域，以便在各级行政区域内设置相应的地方政府管理地方公共行政事务。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越来越明显，如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等，可是行政区划界线却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各省、市、县的经济发展。如长江三角洲是一个具有共同文化基础、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特殊地缘关系和社会经济内在紧密联系的自然区域，是一个相对完整和独立的经济地域单元，其经济运行格局理应呈现一体化特征。而恰恰相反，在当前我国经济转轨的行政区经济运行时期，行政区划界线制约着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各省、市、县的经济发展。
一 行政区经济的内涵及产生原因
1．行政区经济的内涵
行政区经济亦称行政区经济现象，主要是由于行政区划导致的利益主体差别，各行政区以自己所在行政区为单位，追求GDP的增长，盲目致力于本地区经济快速增长而形成的区域经济。
目前，我国正在进入以大经济区域来协调和整合各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以长三角、珠三角、东北老工业基地乃至西部大开发为区域背景的经济一体化发展正在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然而由于遭遇到现行行政区划的阻碍（典型地表现为行政区经济），由于行政区经济的存在，形成以行政区划为单元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引发了各地方行政区之间为了追求自身经济的发展，缺乏协作，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基础设施重复建设，边界资源争夺等弊端不断出现。
2．行政区经济产生的原因
第一，地方政府过于注重政绩——行政区GDP的增长，致使行政区经济的产生。行政区经济发展情况、GDP增长情况等可以量化的指标已成为评估政府绩效、官员政绩的直接依据，这也使得政府官员任期内盲目追求本地区GDP的增长、财政收入的增长、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引进外来投资额的增加等方面的短期行为。地方政府官员在对上拼政绩、对下赢口碑的眼前利益驱动下，必然想方设法扩大本地的经济赶超，甚至采取反市场的手段，保护本地企业和产品、歧视外地企业和产品、并阻止本地资源、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最终导致了市场的割裂和行政区经济的产生。
第二，地方政府过分追求自身发展的最优策略。21世纪的经济发展方式应是协同与合作，而对于行政区而言，地方政府往往注重自身经济发展的最优策略。当一个新兴产业崛起时，各地政府就会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吸引该产品的进驻。这导致每个行政区都是一个小型的综合体——“五脏虽俱全，但整体实力不够”，远不及区域协调发展，发挥优势，差异布
局来得合算。也正是这种追求对各自行政区而言的最优发展策略，促使行政区经济的形成。
第三，地方保护主义催生行政区经济。正如刘福垣所言，“现在的长三角，十几个城市，说是推进经济合作，实际上还没到那一步。十几个城市就像十几个土豆堆在一起，没有内在联系，还没真正融合。那层皮是什么？就是行政区划。大家都在为自己的外资、GDP忙活”。目前，地方政府最大的目标是追求地方财政最大化，GDP增长快速化。这就使得各个地方政府有可能演变成凭借行政权力以外部资金、相关发展所需资源来刺激地方经济发展，对本地企业更是加大资金的投入，对其给予多方的政策优惠，而对外来企业则盲目限制其发展，生怕其发展将威胁到本地企业的发展，从而影响地方财政的收入，由此必然形成市场的分割，进而形成市场壁垒，阻碍外来企业的发展。也正是这种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使得行政区经济日益明显。
二 行政区经济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冲突——以长三角为例
1．行政区划边界阻碍了区域经济学上的溢出效应
目前，长三角各中心城市既是两省一市的经济增长中心，也是利益分配和民生安排的最基本的边界，从而形成了以中心城市为中心，以行政区划为界限的行政区经济。现行的长三角行政区划边界的硬约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城市的集聚功能和辐射功能。而从区域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上海可谓是长三角地区的增长极，而目前上海的经济发展已进入了后工业时代，其他地区相对于上海而言，发展速度较慢。因此，本来应流向上海的优势资源会由于溢出效应的存在而向临近地区汇集。然而由于行政区划边界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溢出效应的发生，导致地方经济的发展走了弯路，浪费了相关的资源和可能的经济发展助力。
2．行政区之间缺乏分工合作意识，导致产业同构化
由于各地方政府部门的职能、目标与任务相同，各个地方都力求形成门类齐全的独立体系，这就难以实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间资源的有效配置，形成优势互补、协调发展。地方政府在为了追求各自的利益而形成的竞争中，利用产业政策制定层面、招商引资、利用外资的直接干预能力，谋求各自地区利益最大化，其结果是各自为战、产业同构化（长江三角洲三地尤其以制造业结构高度趋同化最为突出）现象十分严重。也正是因为产业的同构化而非差异化发展，一旦一个行业饱和时，就会出现供给过剩，导致恶性的价格战；而当出现经济危机时，则可能导致该行业最终崩溃，致使区域间经济受到严重负面影响。
关键词：金融危机；区域经济一体化；新兴经济体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3）01-0006-02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也把世界各国卷入了危机的漩涡。为有效抵制或化解危机造成的经济衰退的后果，许多国家积极利用区域经济合作的方式，加强本国在国内外市场发展的动力。后金融危机时代（post-crisis era），是指此美国次贷危机后，全球经济触底，回升至下一轮增长周期到来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可能持续5～8年，或许更长。金融危机爆发后至今，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出现了新现象和发展态势。
一、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的主要表现
（一）加强金融监管
危机必然促使各国加快金融监管改革以及加强国际监管协调的步伐。2008年3月，美国财政部公布了宏大的《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现代化蓝图》；2008年4月15 日，美国财政部对外公布了对冲基金“最佳行为准则”草案，草案要求提升对冲基金透明度，强化风险管理，确保金融市场稳定。对于如何加强对评级机构、对冲基金、跨国金融机构等方面的监管，如何提高衍生品市场的透明度以及国际金融监管如何协调等关键问题有待于下一阶段解决。在欧洲，欧元区各成员国因为对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为实施大规模扩张型财政刺激政策使原有的债务问题更加严重。目前，多数欧元国家着手实施严厉的财政紧缩措施。
（二）美国信用下降，美元世界霸主地位日趋消弱
长期以来，美国巨额债务使得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出现了极大的动摇。直至2011年8月初险些出现的美国债务危机、标准普尔公司将美国信用评级由3A下调至AA+，将美国贷款抵押融资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评级由AAA下调至AA+，这一系列事件引发世界各国股市持续暴跌。美国信用评级下降，更加使国际社会对美国经济和美元的世界霸主地位失去信心。而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在对美元评级下调问题上，竟然还坚称美国绝无债务危机。他认为，投资美国国债无关信用评级，美国可以在任何时刻印钞票还债。然而，“印钞票还债”会促发美元贬值进而伤及投资者利益。对于以美元作为外汇储备货币额的国家，其美元资产价值必然大幅缩水，促使本国减少以美元作为外汇储备。
（三）新兴国家经济复苏强劲
此次金融危机也给新兴国家经济带来严重冲击，但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复苏迅速、强劲。21世纪头十年，新兴经济体平均经济增长率超过6%，金砖国家整体经济增长率超过8%，是发展中国家中的姣姣者，远高过发达国家2.6%的年均增长率。在金砖国家中，中国增长率最高，年均保持在10%以上，2002～2010年的增长率印度超过7.5%、俄罗斯为6.6%、巴西平均年增长率3.6%，南非为3%。多数年份高于发达国家。
（四）超级大国对外贸易政策的重大调整
处于金融危机源头的美国终于认识到，不断增长的财政赤字，必将使美国在国际经济、政治地位日益衰落。2010年1月，美国政府决定实施“国家出口计划”。该计划旨在帮助美国农民和小企业增加出口，以有利于国家安全的方式改革出口管制，从而在5年内促使美国出口翻一番，并创造200万个就业机会。美国政府认为，亚太地区是实现这以目标的主要地方。多年来，亚太市场已经成为美国货物和服务产品的主要出口目的地。在贸易政策的调整后，2010年美国的出口较上一年增长21%，达到12780亿美元，其中，对中国的出口较上一年额飙升32%，达到达到919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此次金融危机中，发达国家市场复苏迟缓，使依靠向发达国家出口产品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注重开发其国内市场，提升内需，刺激消费。这也在客观上使美国的出口到这些市场有了更大的空间。
二、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变革
（一）国际区域一体化的新理念
1.自由贸易协定促进WTO进程。长期以来，认为自由贸易协定阻碍WTO进程的一直处于主流观点。2008年以来，随着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持续增加，一些经济学家开始重新审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一些经济学家对这种形式开始持肯定态度。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现在发达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网络已经建立的比较完善。而发展中国家为了被世界贸易组织（WTO）体系所接纳，只能通过和发达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形式参与到WTO中来。新理念还认为，南南国家以及南北国家的贸易结盟是北方国家多边贸易蓬勃发展带动的结果。现实中这两种模式的共存并竞争性运行，最终能够实现贸易自由化。
2.在区内不确立主导国家。在区内不确立主导国家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TFA）的理论创新。这是与现行区域组织的常规做法有所不同的。从世界区域组织的发展来看，一般而言，区域经济区域内，都有一个或两个国家为主导国家，引领和带动区域内的经贸与投资活动和发展趋势。由于东亚国家大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相近，自贸区的建立应是促进合作，而不是合并控制。中国是东亚地区的一员，是域内和世界的经济大国，但却无意谋求地区合作的主导权，奉行“区内成员有平等的话语权，平等合作，共同决策，从而实现共同利益”。这种理论与实践确保了CAFTA内部的团结、合作；是国际区域一体化的理论与实践取得的一条重要经验。
（二）欧盟进行制度改革
2009年12月1日开始生效的《里斯本条约》将为欧盟的政治、经济一体化提供了重要的新动力。它为欧盟确立了新的条约基础，并使之更加民主、透明和高效。条约对欧盟进行了深刻的变革。例如，在将来，在许多情况下一致表决制将被取消，特定多数表决制被扩大应用到数十个新的领域，这将使欧盟更加容易作出决议。
（三）新国际区域货币的成长
人民币成为跨境货物贸易结算货币。此次金融危机暴露了国际货币体系以美元为中心的弱点。为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极化发展，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中国政府适时作出重大金融政策决策，从2009年7月起，在上海等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在CAFTA域内使用。尽管人民币境外结算目前仍然处在初级阶段，对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的需求主要也来自东盟各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而非发达经济体，但人民币从国际区域性市场走向世界市场的潮流涌动。2011年7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已经在144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011年，全国一季度银行累计办理跨境结算3603亿元，也显示了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业务进入了几何式爆发增长的阶段。
（四）自贸协定数量持续增加，“南北”型、“南南”型成为主流
为尽快地走出金融危机的低谷，恢复本国经济活力，并保持对外部市场供求的可持续性，多个国家积极展开区域合作。根据WTO的数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6年新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数量为15个，2007年为10个；危机爆发后的2008年略有增加，达11个—2009年截至6月有5个。而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8年10月至2010年4月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数目多达10个。协定主体以“南北”型和“南南”型为主。
“南南”合作协定更是层出不穷。以中国为例，2008年以来中国共签署了6个国际区域合作协定，其中有4个是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签订的。”北北”间或与新兴工业国之间的强强联盟可是双边商品结构更加高级化。如，日本与瑞士自贸协定（2009年2月签署），欧盟与韩国自贸协定（2011年7月生效）。
（五）区域一体化协定的涵盖领域有扩展
多年来，区域自贸协定的签署的内容，往往陆续签订若干个相关领域的协议，如，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投资协议等。而近几年，有越来越多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是以涵盖“一揽子”条款的而达成的。此类协定涵盖领域基本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促进、知识产权保护、贸易救济、争端解决机制、甚至有的区域协定还包括文化、教育、科技、环保、社会劳动保障等等。这是涵盖领域广泛、开放水平高的高质量区域自贸协定。在亚太地区，由智利、新西兰、新加坡和文莱四国组成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的内容不但包括上述各项内容，还包含有劳工、环境和金融服务等领域。
（六）“金砖国家“成为世界和地区经济拉动的中坚力量
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迅速崛起，这些国家的内部经济更加活跃，金砖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相互之间的经贸互动在加深。实际上，金砖国家的发展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它们的经济影响力在其所在区域内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辐射力，有效地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区域内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形成了联动效应。这一点，在中国周边国家表现得最为明显。中国经济目前已经成为带动周边国家，特别是东南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作为金砖国家，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及哈萨克斯坦三国成立关税同盟在2011年7月正式取消关境，对外设置统一关税，绝大多数产品关税水平主要参照俄罗斯关税水平制定。在整个非洲，经济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是南非。南非早在1994年加入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后，以自己在金融、基础设施、制造技术和科技的优势，带动了共同体11国的经济。在非洲大自由贸易区组建的过程中及成立后，南非仍是带动大非洲自由贸易区域内的经济发展的领头羊。
三、未来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
（一）国家间经济互动合作
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多年实践证明：南、北成员方在一体化中均获得相应的经济贸易利益。发展中国家要借助发达国家的力量提升自己的经济实力；发达国家更看重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如，欧盟与海合会2009年4月重新启动了自贸区谈判；2009年12月22日，欧盟理事会批准欧委会与东盟的单个成员国开始进行自贸谈判；2011年7月欧盟与印度的自贸区谈判又有新进展。目前，欧盟正在推行与乌克兰等6个国家的“东部伙伴计划”。除了欧盟以外，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也将继续与发展中国家建立双边自贸区。“南南合作”还将持续发展。
（二）走向有制度保障的区域“开放性”
1997至1998年，APEC（亚太经合组织）推出的部门提前自愿自由化计划遭到彻底失败，这意味着在非制度约束下使某些行业（部门）先行自由化，然后推动全盘自由化的途径是行不通的。实现贸物宣言提出的贸易自由化目标的路径亟待破解。笔者认为，APEC一小部分成员方进行了制度创新的实践，破解了“无制度”开放性的自由化无法实施的难题。与APEC的部门自愿实现自由化的原则相比，2006年5月实施由APEC成员智利、新西兰、新加坡和文莱组成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通过制度保障达到多领域的自由化：甚至还含有对劳工、环境两个敏感领域，而劳工和环境问题正是许多FTA设法避免的领域。TPP的开放性表现为对新成员的加入敞开着大门。TPP规定，APEC成员和“其他国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随时加入TPP。由于PPT框架下的自由化的实现是由制度来保障的，这对有条件参与其中的经济体有较大的吸引力。目前，有5个APEC国家就加入TPP已经进行了6轮自贸协定谈判。各方对在2011年年内达成自贸框架协议抱有信心。
（三）自贸区协定涵盖范围走向“高质量”
越来越多的的FTA更愿意将开放的领域扩大， 除了具备传统自由贸易协定的关税减让内容外，还将出现与国际贸易和经济一体化深层次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议题，如环境标准、食品安全、竞争政策、劳工合作等等，既可从经济与社会发展融合在一起，又可获得更多的贸易与投资合作的机会，使区域市场的融合度更高，落实协定的成本更低。新兴经济体的数量增加，经济实力增强，具备与发达国家共同在此类问题上的探讨并达成共识的实力。
（四）人民币将成为国际货币
2010年，中国跃升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及最大出口国。尽管目前中国对外贸易多以美元结算，但是由于美元币值的颓势及美国将长期处于巨额债务国地位，中国必将逐步降低使用美元结算的规模，更多地使用人民币及其他国际货币进行贸易结算，这将更有利于中国长远的经济发展。而且人民币日益升值也吸引国际社会将人民币作为保值、升值的外汇储备货币。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可以三个阶段进行；中国早于2009年6月推行人民币结算试点措施，涵盖中国55%的贸易额；2010年7月，以北京为海外银行及结算银行（Clearing Bank）成立在岸人民币债券市场；2012年，在东亚，人民币已经超过美元和欧元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参考货币。 韩国、印尼 马来、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的货币汇率跟随人民币变动的紧密程度超过美元。人民币影响力的提升主要是因为中国与其他国家贸易关联度增强。人民币有望在未来10～15年跃升为国际货币。
参考文献：
[1] 陆建人.美国加入TPP的动因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1（4）.
[2] 陈爱蓓.WTO与区域经济集团之经合关系探析[J].南京社会科学，2009（11）.
[3] 赵 颖.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及其影响.榆林学院学报，2010（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城市化的迅猛发展，生态危机日益严重，能源危机，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气候变暖，荒漠化、动植物物种大量灭绝等各类相互联系的危机日趋严重，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也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20世纪50年代前后，不断爆发的环境危机以及出现世界闻名的“公害事件”，敲响了环境保护的警钟，人类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1953年，美国人类学家J.H.斯图尔德(J.H.Steward)在《进化和过程》一书中，率先提出文化生态学的概念，文化生态学以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与天然环境及人造环境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把握文化生成与文化环境的调试及内在联系。这一时期，一些从事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与研究的国际组织相继成立，其中1948年成立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1956年成立的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1956年成立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等逐渐在相关领域发挥重要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地理学的理论方面，自然与人文的统一性已经在全世界得到确认。在人地关系方面，形成了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论”，从而奠定了现代地理学的统一性与综合性。和谐论主张分析人与环境的关系，以谋求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活间的协调，例如日本学者石田宽就曾提出“预防破坏景观，建设一个和谐的景观”的主张。
第一位唤起人们关注自然环境的是美国海洋生态学家R.卡森(R.Carson)，她于1962年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提醒人们注意这样的事实，即现代人由于滥用DDT及其它杀虫剂，已经伤害许多生命，严重的改变了自然生态。人类再不节制，未来的春天将不再鸟语花香、热闹缤纷，而是一片死寂与静肃。由于对环境脆弱本质和相互依赖的特点认识不足，人类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破坏着自然环境。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博尔丁(K.E.Boulding)发表《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的论文，第一次提出生态经济学的概念，形成以生态经济效益，即生态系统和经济体系相互作用的经济效益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主张在人口，工业迅速增长，自然资源消耗加剧，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大工业和现代农业所造威的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把经济发展同环境，资源，生态结合起来研究其经济效益。此时，原有的东方文明中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重新引发人们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文化景观和自然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主张将其作为国家的重要职责。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与景观和环境相关的概念开始出现在有关国际文件中，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1962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2届会议在巴黎通过的《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第一次提出了保护景观的目的，指出“为本建议之目的，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征系指保存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修复无论是自然的或人工的，具有文化或艺术价值，或构成典型自然景观的自然、乡村及城市景观和遗址的任何部分”。1964年5月，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在威尼斯通过的《关于古迹遗址保护与修复的国际》(威尼斯)，第一次在文物古迹的保护中引入了环境的概念。指出：“历史古迹的要领不仅包括单个建筑物，而且包括能从中找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市或乡村环境”。i969年，L.麦克哈格(L.McHarg)在《设计结合自然》一书中，从自然、历史、人文的角度探讨了环境问题，描述了自然过程如何引导土地开发。规划设计结合自然理念的提出不仅是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而且还标志着生态学方法第一次完整地引入了城市规划之中。
随着社会经济和现代工业化的高速度发展，自然资源、人口、粮食和环境等一系列影响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问题日益突出。同时，人类活动范围的日益扩大，正在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生物圈。为了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科学依据和有效措施，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IUBS)制定了国际生物计划，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了人与生物圈(MAB)国际组织，开展森林、草原、海洋，湖泊等生态系统与人类活动的关系，以及农业，城市。污染等有关的科学研究。同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届会议在巴黎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世界遗产公约)，第一次明确了“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定义。其中“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建筑群和遗址，而遗址则指“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自然遗产”则包括：“从审美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由物质和生物结构或这类结构群组成的自然面貌，从科学或保护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地质和自然地理结构以及明确划为受威胁的动物和植物生境区；从科学，保护或自然美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天然名胜或明确划分的自然区域”。其中“文化遗产”中的“自然与人联合工程”引起人们的深入思考。
1976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会议在内罗毕通过的《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内罗毕建议)，第一次提出了“历史和建筑地区”的概念，指出：“‘历史和建筑(包括本地的)地区’系指包含考古和古生物遗址的任何建筑群。结构和空旷地，它们构成城乡环境中的人类居住地，从考古、建筑，史前史，历史，艺术和社会文化的角度看，其凝聚力和价值已得到认可。在这些性质各异的地区中，可特别划分为以下各类史前遗址、历史城镇，老城区、老村庄。老村落以及相似的古迹群”。同时明确了“环境”和“保护”的定义，即“‘环境’系指影响观察这些地区的动态、静态方法的。自然或人工的环境”。在这层意义上，定必不仅涉及趋于静态的文物，建筑物与遗址，还考虑到社会文化进程中的动态性以及历史和建筑地区环境要素的延续性，而“‘保护’系指对历史或传统地区及其环境的鉴定，保护。修复。修缮，维修和复原”。之后，人类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更加引起世界范围的重视。
1977年12月，一些国家的著名建筑师、规划师，学者和教授，在秘鲁马丘比丘山的古文化遗址，签署了具有宣言性质的《马丘比丘》。其中“文物和历史遗产的保存和保护”部分指出：“城市的个性和特性取决于城市的体型结构和社会特征。因此不仅要保存和维护好城市的历史遗址和古迹而且还要继承一般的文化传统”。在该的结束语中写到：“古代秘鲁的农业梯田受到全世界的赞赏，是由于它的尺度和宏伟，也由于它明显地表现出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它那外表的和
精神的表现形式是一座对生活的不可磨灭的纪念碑，在同样的思想鼓舞下，我们纯朴的提出这份”。这一在文化景观遗产地诞生的庄严，无论对城市规划领域的观念更新，还是对文化遗产保护范围的扩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恰好也在1977年，《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操作指南)作为《世界遗产公约》的实施细则予以公布，明确提出了评价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标准及其真实性、完整性和相关管理要求。在理论界，J.D.西蒙兹(J.D.Simonds)在《大地景观》(1978)中全面阐述了生态要素分析方法、环境保护，生活环境质量提高，乃至于生态美学的内涵，从而把生态景观研究推向了“研究人类居住空间与视觉总体的高度”。
1980年8月，在东京召开的第24届国际地理大会上，大会主席伦敦大学教授M.J.怀斯(M.J.Wise)在开幕词中指出，“在今日世界人口日增，环境急剧，资源匮乏和自然灾害频仍的处境中，如何协调自然环境和人类文化生活的关系，已成为国际地理学界所面临的主要研究任务”。美国未来学者A.托夫勒(A.Toffler)于1980年出版了《第三次浪潮》，认为人类已经经历了两次巨大的变革浪潮：第一坎是农业革命。第二次是工业革命，而电脑的发明标志着人类进人了第三次浪潮，即信息革命时代，并将从根本上影响人们的生产方式、政治准则、生活方式、社会传统及意识形态等。美国经济学家J.奈斯比(J.Naisbitt)于1982年出版了《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提出了未来社会的十个发展方向。在诸多学派中，人文主义学派强调城市空间秩序最终是生态秩序的产物，人类社会在生物学和文化的两个层面上被组织，从而发生着类似于生物界的竞争，淘汰，演替等过程。生态主义学派强调城市是一种生态系统，人的生活要从自然界的背景中得到理解。因此人不再是中心，而只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必须放弃那种认为科学和技术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错误想法，变得谦虚、温和与适度。这些思想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尊重顺应，到控制征服，到保护利用，直至上升到和谐共处的演进过程，启发人类在获得改造世界巨大能力的同时，应谋求更加理想的人居环境。1984年，M.荷夫(M.hough)在《城市形态和自然过程》中重点论述了城市的自然演进过程与城市空间营造的关系问题。
以上国际文件中的定义，理念和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思想，成为文化景观概念形成与发展的理论基础，在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84年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8届会议上，关于文化景观的概念已经予以提出并讨论。会议指出“纯粹的自然地已经十分稀少，更多的是在人为影响之下的自然地，即人与自然共存的区域，这些区域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重要的价值”；“应将‘文化’与‘自然’同等看待，力求避免两级化；《世界遗产公约》目的不是‘选定’景观，而是在一个动态的和演变的框架中保护遗产地的和谐与稳定，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使人们逐步意识到文化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1987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8届全体会议，在华盛顿通过了《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华盛顿)，该“涉及历史城区，不论大小，其中包括城市，城镇以及历史中心或居住区，也包括其自然的和人造的环境。除了它们的历史文献作用之外，这些地区体现着传统的城市文化的价值”。《华盛顿》列举了历史地段应该保护的内容，其中包括地段和街道的格局和空间形式：建筑物和绿化，旷地的空间关系：地段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包括与自然和人工环境的关系等涉及文化景观的内容。从这些内容看，历史地段保护更关心的是整体环境，强调保护和延续其中人们的生活。该还归纳了保护历史地段共同性的问题，指出“今天，由于社会到处实行工业化而导致城镇发展的结果，许多这类地区正面临着威胁，遭到物理退化、破坏甚至毁灭”。
在我国，近代人文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是在20世纪20～30年代，通过外国传教士和我国派往的留学生而陆续传入国内。1926年迄至1949年，在先后成立的+多所大学地理系内系统地进行讲授，其中以法国人文地理学家J.白吕纳(J.Brunhes)为代表的人地相关论和以英国经济地理学家L.D.斯坦普(L.D.Stamp)为代表的经济地理思想具有广泛的影响。前者认为人对人地关系的形成具有选择的可能和自由，而后者倡导经济地理应用于城乡规划。在这一时期我国的理论刊物上发表的一些有关人口分布、土地利用，农业分区，城市地理，边疆勘察、地区综合考察，以及人文景观等方面的著作，表明人文地理和经济地理研究工作相互交错。但是，此后的一些年代里“除经济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以外的人文地理学其他的分支均被视为唯心主义学术思想而一概摒弃”。特别是随着经济建设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要求摸清各地区生产布局。流域区划，铁路选线，区域规划，农业区划以及建设条件，资源储量，生态环境等方面情况，为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开拓了更为广阔的道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于是就出现了人文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一衰一盛迥然不同的局面，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结束。
近30年来，“景观”和“文化景观”的概念，在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历史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区域地理学等学科中被广泛应用，并对其定义与内涵进行了系统的考证与阐释。谭其骧先生推动了我国沿革地理和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对我国民族迁徙和文化作了大量的研究。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主，吸取了考古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李旭旦先生是我国现代人文地理学奠基人，同时致力于区域地理学等方面的研究，他强调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基础是“人地关系论”，研究的目的是谋求人地关系的协调。认为“文化景观是地球表面文化现象的复合体，它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地理特征”，主张从研究文化景观来分析人地关系。侯仁之先生倡导以现代地理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几十年来，他孜孜不倦地探索北京城市起源、城址变迁，园林营建、水源开发利用，地下古河道复原及城市平面布局特点等，对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不断提供科学的依据。早在1950年，候仁之先生就曾建议将大学历史课中的“中国沿草地理”改名为“中国历史地理”，认为历史地理学的任务是探讨一个地理环境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发展演交的规律。1962年，他发表了《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进一步阐明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及与传统沿草地理的重要区别，使其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学科。在以后的数十年间，他先后出版
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历史地理学概述》等专著，为这一学科的建立，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侯仁之先生这一理论体系的阐述，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我国现代文化景观遗产研究的独立探索。
上述众多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皆成为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思想基础。同时，我国关于区域社会和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早在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先生就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提出了“基本经济区”的概念，探讨了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基本经济区分布情况，并认为它们是我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和地方区划的地理基础，实际上也与文化发展演变的区域特性是基本一致的。李旭旦先生在《人文地理学导论》中指出，“长期以来，地理学科总是分成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大互相密切联系的组成部门。但近30余年来，我国一直按照1950年代苏联一部分地理学者的片面论述，把地理学分裂成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两门各自独立的学科，不仅割裂了自然与人文现象的客观联系，还把人文现象的研究局限于经济上的生产配置这一狭隘的范畴之内”。今天“人文地理学正和新兴的环境科学、生态科学，区域科学与行为科学相结合，力求在解决世界性资源短缺，人口危机、自然灾害、环境污染与生态平衡等重大社会问题上作出贡献，从而促进了人文地理学在方向内容与方法上的创新”。谭其骧先生也在1980年代提出“不能笼统地，简单地谈论中国文化，而在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种全国共同的文化，文化的地区差异应予以足够的注意”。
在考古学研究方面，经过几代考古学家的努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学的年代谱系，在全国各地就已经基本建立并逐步得到完善和细化。长期以来，人们称黄河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视黄河流域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将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最近20年的一系列考古发现，迅速扩展了人们的视野，面对各地不断涌现的史前时代的城址、祭坛、大墓，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精美的玉器、陶器和漆器，人们看到了中华远古文化的多源和多彩，看到了中国文明起源过程的新层面，也了解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之久远，成份之复杂。“多元一体”是我国文明起源、发展的重要特征，地域之间的差异以及千丝万缕的联系，无疑是认识区域文化的一个重要思路，也是区域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重要支撑。基于“多元一体”的文明进程，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复杂多样的自然地理单元，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家们对我国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开展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工作。除此宏观的地域文化研究之外，还有不少着眼于具体文化现象的历时性或共时性区域研究成果，为深入了解我国文化遗产的区域特性，以及发展演变的时空背景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也成为我国文化景观研究的重要方法。
“20世纪70～80年代是中国考古学发展走向成熟的转折期，经过60年代的摸索和解悟，终于找到一条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发展道路，一个带根本性的学科理论，这就是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着眼于各地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从全国范围将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即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点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己、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在此基础之上，他提出了著名的“考古文化区系类型说”，即“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是分支”，既指明了文化的区域差异，也阐述了文化的历史传承。这一学术思想在考古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带动了国内区域考古学的深入发展，严文明先生曾论及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将中国考古学文化划分为中原、甘肃，山东，燕辽，江浙和长江中游六大文化区。张光植先生也曾将龙山时期文化划分为相互关联的山东，良渚、黄河中游、齐家河。清龙泉五个区。这些都是基于史前考古学文化特征而进行的区划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文化的区域性。上述考古学文化的划分，本身就说明了中国文化内涵丰富多采，正如苏秉琦先生言简意赅地概述为“满天星斗”。
文化景观遗产的探索与国际共识
随着人们对世界文化遗产内涵和价值认识的逐步深化，促使人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入的角度去分析和梳理文化遗产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和建立新的文化遗产类型和相应的保护方式，手段、体系，受到关注与保护的文化遗产类型也在不断扩充，例如“历史城镇”、“传统村落”，“运河遗产”和“文化线路”等特殊的文化遗产类型。这些新型文化遗产的共同特点，都体现出文化与自然两者的密切关联和相互结合，世界文化遗产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价值，并拥有了更为深刻的涵义。1987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考察我国申报项目――泰山时，发现泰山不同于一般世界遗产项目的独特价值，即它不仅符合世界自然遗产的标准，也同时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促使了在世界遗产类别中，“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这一新类别被认可。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最终确立源自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1992年10月，世界遗产中心会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法国的拉贝第皮埃尔召开关于将“文化景观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专题研讨会。这是文化景观遗产在迈向世界文化遗产的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为了适应文化遗产的整体区域与多样化类型，来自各成员国的专家分别对《操作指南》提出修改意见，讨论了新修订的文化遗产评估标准，并总结出文化景观遗产的定义、分类和提名等方面规定，建议将杰出的文化景观遗产纳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体系之中。
1992年12月，在美国圣菲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6届会议上，决定将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景观遗产纳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在《世界遗产公约》公布120年后，世界文化遗产的体系中增加了“文化景观遗产”这一新的类型。文化景观遗产的确立意义重大，使人类和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在文化遗产中得到具体的体现。其背景是城市化发展进程不断加快，人们生存环境日益遭到破坏，人类需要保存土地利用的历史和遗迹，维持生物的多样性，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健康的发展。根据《世界遗产公约》第一条的内容，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文化景观遗产代表着“自然与人类联合工程”，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兼具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保护的要求与特性。长期以来，世界遗产始终在“文化”与“自然”两个支点之间寻求平衡，而文化景观遗产将文化与自然两种因素联系起来，促进了它们之间的平衡与稳定。“文化景观”是指自然与人类创造力的共同结晶，反映区域的独特的文化内涵，特
别是出于社会、文化、宗教上的要求，并受环境影响与环境共同构成的独特景观。“文化景观”也是从较大的范围、较充分的规模去发现和认识在某种特定环境中人的创造和生存状态。
自1992年文化景观遗产正式确定为世界遗产中的特殊类型以来，人们的认识发生了许多变化，对于人类与自然的关联，被明显重视起来，衡量世界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的评估标准也经历了多次改变与调整。其中，许多实质性的进展与文化景观遗产类别的纳入，以及对其不断深入的思考直接相关。文化景观遗产的确立使世界遗产更具平衡性和代表性，也使世界遗产所代表的自然与文化，人类与环境、物质与非物质遗产之间的关系更加全面和深刻。在《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的附录中，把文化景观分为“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有机进化的景观”和“关联性文化景观”三种类型。“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包括出于美学原因建造的园林和公园景观，它们经常(但并不总是)与宗教或其他纪念性建筑物或建筑群有联系。“有机进化的景观”它产生于最初始的一种社会，经济、行政以及宗教需要，并通过与周围自然环境的相联系或相适应而发展到目前的形式。“关联性文化景观”以其与自然因素，强烈的宗教，艺术或文化相联系为特征，而不是以缺失文化的物证为特征。文化景观遗产作为连接文化与自然的纽带，更加体现出“人类长期的生产，生活与大自然所达成的一种和谐与平衡，与以往的单纯层面的遗产相比。它更强调人与环境共荣共存、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1993年lO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德国都柏林举行“有关具有突出世界价值的文化景观的专家会议”，提出了“未来行动计划(文化景观)”。该行动计划总结了有关提供“成员国在确认，评价，提名和管理文化景观进八《世界遗产名录》的资格方面的指导”，以及准备“对文化景观进行专题研究”的建议。199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8届会议提出建立具有代表性与平衡性《世界遗产名录》的“全球战略”。并认为主题研究可以作为建立具有代表性的《世界遗产名录》的有效方法。人们意识到，欧洲建筑与宏伟，壮观的人造景观等古迹在《世界遗产名录》中占据优势地位，而具有深度，复杂度和与环境建立多样化联系的传统文化却鲜有代表。而这种不平衡性正是由于过去将“文化”与“自然”遗产过于简单地一分为二所造成的，新纳入的文化景观遗产显然可以作为调整失衡的杠杆。同时，《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本身也在不断根据《世界遗产公约》的精神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进行调整和完善，逐步扩充世界遗产的类型及其所代表的普遍价值。1977年～2005年间，《操作指南》先后修改达17次。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素方面，从重视单一文化要素的保护，向同时重视由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综合要素保护的方向发展。例如兼具文化和自然复合特征的“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由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文化景观遗产，均成为国际社会探讨加大保护力度的对象。
另一方面，在国际景观生态学会(IALE)与美国地理学家协会(AAG)举办的大型学术活动中，都有景观与文化的专题讨论会。1994年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第90届年会上有“文化研究在地理学中的应用：神话，景观、通讯”专题报告会；1994年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UCN)大会提出，要利用景观生态学原理来规划和管理土地资源，促进文化景观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1995年国际景观生态学会大会上对景观类型与人类活动特征、景观建设的量化因子、21世纪的文化景观、持续发展与文化景观等命题都有所涉及。1999年，美国学者霍纳蔡夫斯基(Honachefsky)提出“生态导向”的概念。他认为美国城市的无序蔓延及其对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的出现，是因为将土地的潜在经济价值置于生态过程之前所致，因此提出“生态优化”的思想。这一思想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积极响应，并开始从“生态优化”所强调的单纯“保护”，向利用生态来引导区域开发的“生态导向”思想方向发展。在这一思想推动下，美国在区域开发中开始推行“精明增长”计划，提出了控制城市蔓延，保护农地，保护生态与社会人文环境、繁荣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精明增长目标。精明增长作为一种旨在平衡发展与保护关系的区域发展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积极的响应。
在此期间，一系列相关问题的国际公约和文件相继问世，成为人们步入21世纪的共同行动纲领，标志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全球共识。例如1996年联合国第二次“人类住区”会议，发表了《伊斯坦布尔宣言》，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会议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我国也制定并公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国策之一。21世纪人类进入“生态时代”，生态思想成为人们解决所有与生命现象有关问题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思想，在这一背景下，强调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极为重要。同时，在21世纪，国际上已将生物多样性的三个层次，即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拓展为包含景观在内的四个层次，文化景观被放在重要位置，并赋予崇高的使命。文化景观既是“生物多样性的最后储藏所”，也是文化遗产保护不可或缺的内容，既是反映过去人类土地利用的历史和遗迹的证据，也应该成为人类土地持续利用的样板，并为人类提供享受美和愉快以及自然与文化多样性的机会。
随着文化景观遗产进入世界遗产范畴，对其进行有效管理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事实上，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各国将文化遗存的区域保护与国家和地方的文化和生态建设，社会发展等结合起来，带有预见性的划定相关文化遗产保护区，为城市规划，政府管理、土地利用等密切相关的部门预先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以及新的保护和管理思路，为区域整体协调发展战略提供有力支撑，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例如美国最早通过设立“国家公园”(nationalpark)制度，坚持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的公益性、完整性、科学性，将重要的文化景观遗产地收归国有，完整地保留了大面积的、类型丰富的国家财富；在意大利，一般强调不改变文化遗址现状，尤其重视环境要素的保护，例如在庞贝遗址的保护中得以充分体现；在英国约克郡曾通过“地下古迹分布图”的编制为保护对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从而免遭大规模城市建设的破坏，在日本，通过国家，地方立法，由中央。地方政府保护实施，使得京都和奈良等地作为历史史迹保护区被整体保护下来：在德国，结合现代航空测量，遥感技术，频繁对国土范围内的文化遗存进行普查。
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理论和方法的
形成经历了较为复杂的过程，进入20世纪后逐渐达成共识。2001年2月，来自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考古，建筑、市镇规划及遗产地管理等领域的专家相聚越南会安，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研讨会，探讨建立和颁布最佳保护范例的区域性标准，以确保亚洲遗产地的内在价值得到应有的保护。会议强调了遗产在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在亚洲，天然和人造遗产不仅与其自然地理和文化环境有着不解的联系和渊源，同时也是更多非物质性文化传统的表现背景。因此，与会专家尤其强调了自然遗产地，非物质遗产和文化景观的保护规范间的相互关联性”。针对文化景观，会议认为“文化景观是指与历史事件。活动，人物相关或展示出了其他的文化或美学价值的地理区域，包括其中的文化和自然资源以及野生动物或家禽家畜”。与会专家认为“文化景观反映了不同文化的有机哲理和观点，必须得到了解和保护”。同时，“文化景观并非静态。保护文化景观的目的，并不是要保护其现有的状态，而更多的是要以一种负责任的。可持续的方式来识别，了解和管理形成这些文化景观的动态演变过程”。2005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会安通过了《会安草案――亚洲最佳保护范例》。
2003年7月，在巴黎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7届会议期间，曾就拟在维也纳“中央车站项目”场址建造三栋高层塔楼的问题，以及就世界各地历史性城市，包括世界遗产城市及其附近，出现的高层建筑建设这一常见问题展开了辩论。经过辩论，世界遗产委员会要求世界遗产中心就这一问题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2005年5月，主题为“世界遗产与当代建筑――管理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的国际会议在维也纳召开。会议实地考察了维也纳历史城市景观的保护状况。维也纳的历史城市景观以中、低层公寓楼为特点，楼房普遍为4―6层，整个城市的屋顶采用19世纪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形成协调的城市文化景观。教堂和其他宗教建筑的穹顶和尖顶，从城市的各个角度清晰可见，发挥着地标性建筑的作用。而建造于20世纪50～70年代的几栋高层办公建筑，由于位于历史中心的边缘地带，当时并没有被视为对城市文化景观的侵扰。2001年，维也纳历史中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提高了市民对城市文化景观价值的认识，他们对新的高层建筑可能对城市轮廓线和文化景观遗产产生的影响提出质疑，并由此引发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关注。维也纳会议还讨论了有关北京、加德满都。科隆、里加、波茨坦，阿维拉和危地马拉城等世界遗产城市的高层或当代建筑的案例，这些城市一直在不断投资兴建新的基础设施、住房和办公场所，且这种现象会持续下去，并进而对城市文化景观构成长期威胁。
维也纳会议讨论的焦点包括，如何协调历史文化名城或历史地区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如何在满足持久投资需要的同时不破坏城市的历史特点和文化特征；如何确定文化景观可以接受的变化限度，如何建立适用的评估和评价标准等问题。会议形成了《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备忘录》(维也纳备忘录)，并提交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9届会议通过。《维也纳备忘录》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它侧重于当展对具有文化遗产意义的城市整体景观的影响，其“历史城市景观”的概念超出了以往国际和相关建议中通常使用的“历史中心”，“整体”或“环境”等传统术语的范围，涵盖的区域背景和景观背景更为广泛，综合考虑了当代建筑、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文化景观完整性之间的关系，被视为提倡采取综合方法维护城市景观的重要声明，并作为《内罗毕建议》的补充性区域级指南。在此基础上，2005年lO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5届《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大会在巴黎通过了《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宣言》，宣言“强调将当代建筑恰当地融入历史城市景观中的必要性，并强调在计划进行当代干预时开展文化或观赏影响研究的重要性，宣言要求各缔约国”将《维也纳备忘录》中确定的原则纳入各自的遗产保护政策”。
在2005年版的《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对一直以来沿用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相关标准进行了合并，规定，“如果遗产符合下列一项或多项标准，世界遗产委员会将会认为该遗产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1、代表人类创造精神的杰作；2，体现了在一段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重要的价值观交流，对建筑、技术，古迹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3，能为现存的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4，是一种建筑，建筑群，技术整体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发展阶段：5、是传统人类聚居。土地使用或海洋开发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种(或几种)文化或者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特别是由于不可扭转的变化的影响而脆弱易损；6，与具有突出的普遍意义的事件、文化传统、观点，信仰，艺术作品或文学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7，绝妙的自然现象或具有罕见自然美的地区，8、是地球演化史中重要阶段的突出例证，包括生命记载和地貌演变中的地质发展过程或显著的地质或地貌特征，9，突出代表了陆地、淡水、海岸和海洋生态系统及动植物群落演变，发展的生态和生理过程；10，是生物多样性原地保护的最重要的自然栖息地，包括从科学或保护角度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濒危物种栖息地。
关键词：成渝经济区；行政壁垒；产业集群；城市群；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11-0112-02
1 对成渝经济区的现状分析
1.1 经济区内经济现状及产业的分布、类型、梯度对经济合作的障碍
2007年四川省常住人口8127万人,全省常住人口中，城镇人口2893.2万人，乡村人口5233.8万人，人口城镇化率为35.6%，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098元，增长18.7%，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3547元，增收544元，增长18.1%。全省生产总值10505.3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092.1亿元，增长4.4%；第二产业增加值4595.5亿元，增长19.1%；第三产业增加值3817.7亿元，增长13.0%。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6%、59.5%和34.9%。但整个四川农业基础仍旧非常脆弱，农业劳动生产率低、效益差。作为人口大省，农业结构调整艰难，农业产业化水平处于初始状态，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困难；四川工业属于资源开发、速度效益型，重工业多于轻工业、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多于非公有制工业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多于资金技术密集型企业、企业产销率较低，创新能力不强；四川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仍很低，服务业中低层次和传统行业多、高层次和现代产业少、从业人员素质低。
2007年重庆全市常住人口2816万人，其中，城镇人口1361.35万人，城镇化率48.3%。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09元，比上年增加635元，增长22.1%。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111.82亿元，比上年增长15.6%。其中，农业生产恢复性增长，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531.65亿元，增长9.5%；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1832.22亿元，增长20.3%；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1747.95亿元，增长12.8%。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为12.9：44.6：42.5。整个重庆产业结构有三个方面的矛盾：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趋势与第二、第三产业大量冗员之间的矛盾；高投入与低产出之间的矛盾；资本闲置和资本短缺的矛盾。
1.2 经济区内城市群的构成，城市间的巨大差异
如果用城市首位度指标来衡量，四川的首位度是畸形的。川西平原城市圈几个城市中仅成都市一城独大，缺乏第二三层次城市，多属于规模小、农业比重大、经济实力弱的畸形断层结构。如果从川西平原城市圈的总量上看，这一区域的带动作用毋庸置疑，毕竟这里以占全省15%的国土面积，提供了全省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成都市的生产总值占到了该区域的80%强，即使在整个四川省，成都市2007年的地区生产总值按3000亿算也占到了全省的31%左右。其实，成都不仅是在地区生产总值上一城独大，在其他指标上也是如此，从2006年的最新统计了解到，虽然成都市的面积只占经济圈的14.76%，但其地方财政收入却占 到了66.9%，工业增加值为63.5%，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60%。
同样2005年重庆直辖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6.32亿元,主城九区（幅员面积546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640万）1002.62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整个重庆直辖市的50%,创造重庆直辖市42.2%的GDP。渝西经济走廊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37.89亿元,占整个重庆直辖市固定投资总额的21.8%,创造了重庆直辖市28.3%的GDP。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65.81亿元,占整个重庆直辖市固定投资总额的28.2%,创造了重庆直辖市29.5%的GDP。2006年重庆直辖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51.84亿元,其中都市经济圈（主城九区幅员面积546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645万）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279.29亿元，占整个重庆直辖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上升到52.2%,完成了重庆市43.3%的GDP。渝西经济走廊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05.60亿元,占重庆直辖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0.6%,完成了重庆市27.5%的GDP。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666.95亿元,占重庆直辖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7.2%,完成了重庆市29.2%的GDP。
我们看到成都和重庆在四川区划调整和重庆直辖前后都一直保持着两城独大的状况，无论是在经济、产业、社会建设发展乃至城市规模档次等一系列指标上，都保持着绝对的优势，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区域内的其他任何城市是无法与其匹敌更不用说超越了。
2 对成渝经济区一体化的建议
2.1 打破行政壁垒，加强两地合作的政策
历史上成渝本就是一个经济共同体，产业结构的互补性很强。重庆成为直辖市后，过去长期形成的密切关系疏远，其行政壁垒反而削弱了成渝经济的互补与合作，关键是都有自己的地方利益。事实上，重庆直辖10年也是双方对峙的10年，有很大程度上的重复建设。双城之间的资源争夺最为激烈，恶性竞争带来的是双方都没有利益的负面影响。成渝经济区若想成长为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那样大规模的经济区，川渝必须加强实质性的合作，统一规划，协调产业布局，并在政策上一视同仁，彻底打破行政壁垒。
成渝间存在的问题是目前两地的合作意识都不强，合作面较窄，规模不大，层次也较低。川渝合作几乎没有实质性的措施和成果，障碍不仅表现在民间，更表现在政府有关部门。因此，成渝经济区的发展和一体化必须打破两地行政壁垒的限制，加强互补与合作，寻求错位发展、差异化竞争，把两地经济纳入一个统一的体系，以经济的融合与双方的共同发展作为考核的标准、摒弃狭隘的单方面的用G D P 、财政收入考核官员的评价体系，把行政效力建设的目标与重点放在双方合作上，两地政府共同建设服务于成渝经济区整体的服务型政府而非各自为阵，并且可以争取行政管理班子的交叉和轮换，以人事的互动带动经济思想的互动。要建立开放、规范、竞争、有序的商品市场；破除行政壁垒，实现交通、物流的免费互通；促进产品在整个经济区的自由流通；建立有利于人口合理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取消两地的就业户籍限制，建立流动人口“便参保、易转移”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要在经济区内促进产品的互惠贸易，构建无障碍的贸易流动机制，促进产业互动、利益共享；构筑企业合作的绿色通道，进一步放宽民营经济投资领域，消除民营经济进入市场的障碍。
2.2 进行产业集群的深入合作，使成渝经济区的经济真正成为一个体系，密不可分，互为补充，互为发展
产业集群有利于中小企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 “专、精、特、新” 道路，有利于加强与大企业的协作配套，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积极倡导产业集群战略。在尊重产业集群发展规律基础上，积极倡导和实施集群战略，对于成渝经济区区域经济、中小企业发展和建立统一开放的大市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成渝经济区内的产业集群发展存在着技术水平不高、专业化服务不足、品牌建设滞后等问题。成渝经济区的产业集群发展必须突出区域优势特色，提高专业化协作水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大力实施品牌战略，促进产业集群的转型与升级，将成渝经济区的产业打造成一个整体的影响全国的区域性品牌。 对比川渝产业，相对于四川，重庆有三个明显的强势产业，仪器仪表及机械制造、交通设备制造、机电产品；四川强势产业则在食品饮料、计算机电子产品、住宿餐饮等方面；在医药制造、通讯设备、房地产方面，两地实力相当，这九个方面的产业，有的可以联合，有的可以互补，合作的空间很大，两地应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增强高新技术产业对经济社会的辐射带动作用。双方打造清洁能源基地有利于中小企业加强科学规划、集聚发展、资源综合利用和发展循环经济、推广节能减排技术，发展生态型工业，加强环境污染的集中治理，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2.3 积极发展几个重点城市，带动区域内整个城市群的发展
成渝经济区协议提出的城市群的建设，应该不仅仅局限于地理意义上的。如果只是若干城市在空间上密集分布，或者由于资源和交通条件形成点状或带状格局，而没有一个集聚中心及中心与相邻城市的紧密经济联系，那么这样的城市群只能说较多具有地理空间的属性而较少具有经济学空间的属性。按目前现状来看，成渝经济区内的城市从地理空间看已经算是一个比较密集的城市群体了，但是从经济学来看却远未达到一个真正经济意义上的城市群应该有的标准。城市群发展水平的几个因素包括：中心城市的数量和规模；城市密度与城镇用地比率；区域社会经济特点及城市间的经济联系程度；人口城市化水平；人口密度。我国现已存在的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城市群里中心城市的数量和规模都达到了一定发展水平，城市密度和城市间的经济联系程度、人口城市化水平都相对发展较完善。如北京与天津、大连、沈阳等，广州与深圳、佛山、东莞、珠海、中山等，上海与苏州、杭州、无锡、宁波、南京、绍兴、嘉兴等。而成渝经济区内中心城市仅有成都和重庆，没有一个可以与成都、重庆在经济上可以相提并论的城市，并且其他城市与成都和重庆的经济联系还比较弱，人口城市化水平还很低；从前面的表格的GDP和柱状图里便可以看出之间的巨大差别。所以成渝经济区内应该积极发展几个重点城市，依次来带动区域内整个城市群的发展，成渝经济区内的绵阳、自贡、南充、涪陵、江津、合川、永川等相对来说是经济基础和产业发展较好的城市，应该重点发展这些城市，积极将成渝两城的产业转移对接这些城市，各自重点培育特色的产业集群，形成合理分布、各具特色、互为补充的产业地带，以产业带动这些重点城市的发展，从而达到带动整个区域城市群发展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埃德加oM.胡佛著；王翼龙译.区域经济学导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2］陈秀山；孙久文.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3］重庆市人民政府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川渝合作共建成渝经济区的协议［R］.成都,2007.
［4］四川省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成都,2008.
［5］重庆市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重庆,2008.
［6］李敦瑞.产业集群发展与区域城市化的互动作用［J］.经济导刊,2007.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