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1 1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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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校园欺凌 反欺凌法 社交情绪学习 男生问题 性别的协同性
一、引言
为了减少校园欺凌，创造更加安全和健康的校园文化，美国开展了一系列反校园欺凌运动，每个州都进行了校园运动、立法改革、政策倡导等。尤其为了提高男生的校园表现，在公立和私立学校中开展了一系列项目。引人注目的是自2006年开始的《美国教育法》第九修正案及其标准建立以来，公立学校更容易申请单一性别教育项目。欺凌问题和男生在学校中差强人意的表现，这两个问题是美国基础教育阶段（K-12 schooling）紧迫的社会问题，近期，学校围绕上述问题开展了两项运动。这两个问题的紧迫性带来了新的研究课题，包括人们对这些社会问题的关注重点是什么，校园欺凌是否是新问题，与以前相比是否更加糟糕，改革是否使情况更加恶化等，这些问题备受质疑。本文探讨两项运动如何相互影响，作者认为在一些重要上，各方可能存在误解。
我们对男生问题介入的前提是：男生是独特的，他们具有希望成年人理解、接纳并支持他们的天性。他们不愿被规则束缚，得不到太多关注、往往具有注意力缺损多动症（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他们具有探索精神，他们身强力壮，争强好胜。换言之，试图解决“男生问题”者普遍接受男生及其男性化特征的刻板印象，与男生打交道时也遵从既有教育体系对男生的判定。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要介入欺凌问题，却需要持有不同的观点，即认为性别固化对个体境遇和个人归属感是危险的，他们通常不愿意像大部分墨守成规的男生或者女生一样，这些孩子将通过他们的同伴来理解性别刻板印象。多数情况下，未成年人因为性别不协同而遭到欺凌。性别不协同性的案例从非常明显的欺凌非异性恋者（LGBT）或者问题少年，到欺凌具有某种性别特点者，比如面貌和运动能力不同的孩子。在建立文化融合和去除非协同性过程中，最好的反欺凌实践是破坏固化期待。特别是学校设置了社交情绪课程，教授学生社交能力，而不是通过攻击或者自我破坏的行为方式表达情感。无形的在欺凌改革的同时，创造了新的校园文化，超越了对男生的刻板印象，鼓励在校园内通过非暴力的方式进行沟通。强调男生问题与解决欺凌问题存在紧张关系。
二、男生的问题
有研究人员从批判的视角研究了“男生问题”。在学校里，与女生相比，男生在很多方面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迈克尔・凯摩尔（Michael Kimmel）将之概括为“数量、成绩与行为”三个方面。“数量”主要指与女生相比，男生的逃学率更高；他们完成高中学业、进人大学并顺利毕业的数量更低。尤其非白人男生更是如此。“成绩”是指男生子在许多语言艺术课程方面的成绩偏低，他们的平均成绩点数（Grade Point Av-erage，GPA）不理想，在一些科目中成绩偏差。“行为”包括很多方面，比如经过诊断被认为具有行为偏差、情绪失调和多动症（ADHD）；自杀率高；经常有危险，比如醉驾。“行为”也包括暴力行为，他们经常打架斗殴、犯罪、也极为可能成为犯罪活动的受害者。而非白人男生成为受害者的可能性则更大。
我们这里所讨论的“男生问题”通常会涉及到对男生的刻板印象：他们的行为不受规则约束；有多动症（ADHD）；不太听话，精力过剩，具有攻击性；他们感情用事，讲哥们义气。传统规则假定这些男生有“问题”的，并在这一假定的基础上关注如何解决上述问题。有人甚至认为学校是给女生设计的，而在学校里，却同样要求男生久坐、与对手合作、讨论问题、遵守课堂纪律。有些规则制定者基于上述担心而提出男女生分校管理，也有人提出男女生同班，更注重男生在不同环境中的各种需求。我们在讨论“男生问题”这一话题时，可取的态度是男生行为不应该被病态化，而应该得到尊重和非评判的赞赏。男生不能为了赢得在学校的认可而失去他们的天性。
我们已经明确应对“男生的特点不适合学校”这一论点进行批判，所以笔者对男生问题只做简短分析，进而要讨论席卷全美校园的反欺凌运动。《反欺凌法》及其政策已经悄然改变了校园的性别文化。这种重大的转变可以描述为：校园欺凌危机导致加强立法以督促学校减少欺凌，学校引入认识欺凌的课程，包括教授学生破除对男生天性的偏见，减少欺凌的影响。
三、欺凌问题
（一）欺凌的危害
反欺凌运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99年哥伦比亚中学的枪击事件。两名哥伦比亚中学的学生（他们被认为是欺凌事件的受害者）持枪袭击校园。他们枪杀了名教师、12名学生，并造成23人受伤，然后饮弹自尽。社会公众关心校园欺凌带来的暴力和自杀问题，而通过对欺凌问题的长期研究，管理部门更加关注与欺凌行为相伴的出勤率、表现不佳、压抑程度、犯罪行为和药物滥用等问题。
反欺凌运动的产生并非空洞无物，它由一系列运动组成。反欺凌运动将很多有着深刻根源的微观问题连接在一个宽泛的概念下，有不同的参与者。例如美国女歌手Lady Gaga的生而如此基金会（Born This Way Foundation）为了实现为青年赋权的使命，明确拒绝反欺凌运动，为青年赋权的使命体现在建立“更加善良与勇敢的世界”项目（The Kinder & Braver World Project），来自多个学科的研究学者参与了对欺凌问题的研究。这些领域包括预防青少年自杀、因欺凌导致的逃学、对欺凌者零容忍政策而导致的出勤率低；预防校园暴力、涉枪暴力犯罪；反欺凌立法对青年人精神健康支持；社交情绪课程与教育；身份平等性的认知，包括同性恋者的权益、残障者的权益、性骚扰和对《美国教育法》第九修正案（Title IX）的关注。
（二）法律应对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美国为应对校园欺凌而建立了一套法律机制。1999年哥伦比亚中学校园枪击事件后出台了第一部《反欺凌法》。如今，共有49个州通过了《反欺凌法》，一些州已经通过了第二轮的更为详细、深入而成熟的法律。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多年时间里，每个学生都受到了《反欺凌法》的影响。目前还很难评估这一运动在美国教育系统中的影响。
在以往的运动中，比如预防青少年自杀运动（Youth-Suicide-Prevention Movement）和基于身份的平等运动（Identity-Based Equality Movement），每个内容都需要我们充分运用既有研究进行干预，而这其中很多方面涉及法律问题。但最近的立法改革明确以反欺凌立法为特点，而且相当全面、广泛。由于立法刚刚出台，所以尚无这些法律对学生行为影响的权威评估报告。笔者认为，这一影响会在很长时间内显现出来，这可能超出法律制定者的预期。这些法律的特点是帮助学校朝着减少欺凌事件数量的目标迈进的。法律激励学校找到减少欺凌的方法。而这一路径可能带来社会文化的实质变迁。
尽管《反欺凌法》的内容在每个州有所差异，但是他们也有共同点。最早的法规有些是激励性的，它们鼓励学校采取反欺凌措施，或者学习认识欺凌行为，而不要求地区或者学校采取行动。晚近的法律规定无论在特殊性还是在强制力方面都更健全。各个州的《反欺凌法》不同，但是基本都含有下面内容。
1.立法的主要对象是学校，即将学校作为法律规制的主体。媒体报道中认为孩子是受管制的主体，但是很少有州立法以可能实现的方式直接对孩子提出要求。
2.要求学校实施反欺凌措施。法律也逐渐地吸纳了某些学校措施的合理内容。这些法律规定包括欺凌的定义、不同族裔群体的融合，比如同性恋、有色人种学生、残障学生。有些州要求在提及欺凌问题时要以上述问题为基础，这一做法在很多州引起了争议。争议的支持者认为，立法并不必然以文化观念上的分离为起点，而笔者认为文化分离将源于这些法律。
3.要求学校教职工向学校领导报告欺凌事件。这要求跟踪研究，揭示出成人在欺凌问题上的介入往往是不充分的。
4.要求学校调查已报告的欺凌事件。一些立法要求学校政策要事先公布对特定行为将采取何种处置及其结果，一旦出现让公众能够依照政策有所预期。换言之，这些法律要求对欺凌事件有明确的处理方式和程序。有人批评这些内容有时太接近执法模式（“Law Enforcement”Model），虽然法规通常不规定任何后果，而是让学校教育自由处置，而不是涉及执法。无论学校选择哪一种公开反欺凌的方式，都要求学校按照自己的流程对欺凌事件做出反应，凸显学校领导的作用，激励学校进一步减少欺凌事件。
5.要求报告和记录保存。跟踪学校在减少欺凌方面的进展，对学校施加压力以减少欺凌事件。
6.早先的法律主要是对学校施压，间接减少欺凌事件的发生，后来颁布的法律更为明确而直接的要求预防欺凌。例如，后来的法律通常要求教师、学生、父母接受学校的反欺凌政策培训，向学生和教师讲解预防欺凌研究中发现的促进欺凌的因素（Bullying Dynamics）。法律通常要求学校开设预防欺凌的课程，有r要求这些课程建立在“循证”（Evidence Based）的基础上。法律规定中的其他方面，如报告和介人，鼓励学校开设预防欺凌的课程，进一步减少欺凌事件。这些课程并未鼓励学校改变性别文化，但正如本文第四部分所示，这些要求确实带来了性别文化的改变
媒体高度关注由欺凌行为引发的自杀和校园暴力，欺凌问题短期与长期的研究发展，以及现代电子通讯方式对青少年欺凌事件的记录。媒体的高度关注度也引起了美国文化、教育和法律界对青少年文化中欺凌问题的普遍关注。法律的干预措施能鼓励学校减少欺凌，但是实现减少欺凌这一目标的措施却可能扰乱既定的性别规范，这也是措施带来的副作用。
四、对性别规范的悄然破坏
就第一部分中提出的男生问题，国家反欺凌法律要求学校提供丰富的互动课程和社会能力技能培训。反欺凌课程教孩子如何避免这一行为，包括个人和社会的侵犯。但更为普遍而有效的措施聚焦在如何构建积极的校园环境（Positive School Climate），因为消极的校园环境通常与欺凌相伴。社会科学研究认为，欺凌是校园环境功能失调的一种症状，而不是个人问题，欺凌产生的根源是校园环境，而不是所谓的坏孩子。因为循证课程致力于改善校园环境，所以极大地减少了欺凌事件，新的反欺凌立法鼓励学校积极管理同伴群体。
（一）校园环境
校园环境一词用来描述校园内的社会和情绪氛围。“输入”的是孩子之间以及孩子与成人之间的关系质量、真正的社会行为规范、融合行为和归属感。积极的校园环境与低欺凌率相伴，而从糟糕的校园环境到积极校园环境的治理过程往往会降低欺凌。在积极的校园环境中，欺凌不是对规则的破坏，而是对关系的破坏。
实现积极学校环境的重要元素是社交情绪学习，它能够提高孩子的社交能力。社会、情感和学术合作项目（Collaborative for Social，Emotional，and Academic Learning，CASEL）调查研究并制定了一套社交情绪学习（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SEL）的核心技能。这些是反欺凌法案鼓励的标准技能。社交情绪课程的主要技能学习自我认知（识别你的感受）、自我管理（建设性而不是破坏性地表达感情）、社会意识（换位思考）、人际关系技巧（建立基于合作和解决人际冲突的积极健康的关系）。社交情绪课程教会个人沟通技巧，提高整个同辈群体的沟通水平。
社会环境的改善对儿童的情感体验、学校成绩和减少欺凌事件影响显著。毫无疑问，这些都是项目取得的成果。教授学生社交技能，构建安全的学校环境，这样他们长大成人时就可能带来互动文化规范的变迁。美国文化中广为熟知的紧张关系，在反欺凌改革的讨论中并不明确。在立法辩论时，文化中的紧张关系不受重视，而且表述不充分，当国家积极支持受欺凌的非异性恋少年，而没有维护保守教师和学生的道德和宗教情感时，这些保守势力则试图通过立法反对非异性恋者。最近，密歇根州《反欺凌立法》的斗争就聚焦在这一特别冲突上。虽然立法辩论表面上重视文化冲突，但是并未着眼于表达模式（例如如何认知自我和他人的情感），而只作为表达的议题（在道德上是拥护还是反对非异性恋少年）。充分调查的地区很可能面临着大规模的文化变迁。法律介入反欺凌和“男生危机”关系，这是一个是新领域，笔者只是发现了一部分。
总之，在减少欺凌方面，人们普遍认为学校大有作为，《反欺凌法》也对此作出肯定。人们想知道反欺凌改革中哪部分发挥作用导致了欺凌案件的减少。于是在研究效果的基础上不断努力。根据研究，改革力图创造一个充满归属感和包容性的环境。学校教会孩子们如何社交，并营造积极的校园环境。这些技能减少了学生的情绪冲动，鼓励学生换位思考和运用更高层次的沟通技巧。社会变迁对性别期待提出了挑战。在许多法律中，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学生进行社会情感教育是学校的任务，反欺凌是学校的职责。法律实施后，兴起了社会情感教育，因为法律要求在课程中加强社交能力的培训，基于社交情绪学习是减少欺凌的措施之一。
（二）性别不协同与男生的非正式情感教育
1.性别不协同与欺凌。非异性恋者（LGBT）和“问题”少年往往成为欺凌事件中的受害者。但是相对于年龄较大且能够明确自己为非异性恋者而言，6到9岁的孩子，我们在欺凌的研究中很难明确将之界定为非异性恋者，而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可能是遭到欺凌最多的。研究人员将孩童时代性别协同性的衡量范围和程度做成量表，惊奇的发现，性别不协同的男生更容易成为欺凌事件的受害者。此外，当研究人员调查儿童欺凌的原因时，大量孩子回答说他们可以通过外貌、运动能力等来判断性别是否协同。
男生和女生在经历欺凌时表现是不同的。女生的攻击性更多体现在语言上，包括社会隔离。男生则更多的是身体上的冲撞和攻击。一些研究表明，最有可能成为其他男生持续性身体攻击目标的男生通常是不随意与其他人有身体接触，或者不愿参与恶作剧者。
2.嬉闹游戏和男生的情感教育。相对于女生而言，男生更倾向于嬉笑打闹。学者认为，从发展上讲，男生使用这些嬉闹方式学习彼此之间的界限和交流方式。在心理学文献中，嬉闹游戏被认为是学习交流的方式。换言之，男生进行“身体交流”，通过身体接触学习交流技巧。这个意义上而言，在男生世界的语言中，那些不参与嬉闹游戏的男生不与他们交流，也最容易成为欺凌的目标。一项对幼鼠的研究内容很好地阐述了这一过程。
我们认为打闹是重要而固有的社会行为，如果幼鼠不这样做，他长大后就与社会格格不入。这些幼鼠对良性的社会接触反映过度，比如社会性嗅探，这使得他们社会防卫过度，更容易升级为攻击行为。进而，在被带进大鼠的领地时，面对大鼠的主导地位，他们并没有表现出适当的顺从，他们不嘟行侵略性的攻击。他们采取的策略也无法避免优势鼠的愤怒。此外，童年期间没有打闹经历的白鼠，一旦遇到此类情况会表现得非常焦虑。最后，这些白鼠在协调与其他同类的关系时也会遇到困难。
尽管我们不能把白鼠和人类青少年的行为相提并论，但这一研究从侧面体现了人类嬉闹行为的原因。毫无疑问，白鼠的性别对分析问题很重要。对人类嬉闹行为的研究可能更为深入，但是同样认为身体接触是男生发展沟通技巧与社会发展的核心因素。
无论基于动物研究，还是神经心理学或文化规范，如果将身体接触作为我们对男生情感教育的中心，那么需要明确以学校为基础的社交情绪课程是社会沟通中自我认知的重要内容。
3.单一性别学校和男女混校的欺凌问题比较。很多人寄希望于单一性别学校环境中的男生在学校的表现能优于男女混合学校中的男生。《美国教育法》第九修正案颁布后，公立学校单一性别项目大量增加。但是这场运动的背后是政治认同。支持者们的受害叙述都是基于对男性的刻板印象。相比之下，单一性别学校重视男生和女生的差异。据说这些差异与反欺凌课程中认为的威胁相反。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即与男女混班或者混校的情况相比，单一性别班级或学校应该采取何种反欺凌措施。
对单一性别学校中欺凌问题的研究不多。2005年美国教育部报告评估了单一性别学校和男女混校在很多方面的差异，结论是：“学校中的欺凌事件并没有作为独立问题而被充分审查”。在2009年5月，一份非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的多米尼克・约翰逊（Dominique Johnson）认为当考虑到性别协同性问题时，单一性别校园中对欺凌的评估会出现不同结果。约翰逊通过分析性别协同的学生和性别不协同的学生之间的差异来评估性别影响。约翰逊还考虑了特定学校中性别协同性的数量。她发现，性别不协同的男生和女生更有可能被欺凌。她认为单一性别学校对性别不协同的女生而言更安全，但是学校安全与否似乎取决于整个学校的男女性别协同性。她对已有的男生数据持怀疑态度，但她解释说，事态可能被扭转：性别不协同的男生在单一性别学校环境中可能面临更大的风险。当学生不遵从学校的性别规范时，更容易成为受害者。
已有文献尚无定论，这使得嬉闹游戏的研究备受关注，即研究性别不协同的男生受到的惩罚，是来自于同伴欺凌，还是来自于单一性别学校为培养性别协同性而施加的惩罚。一些学校鼓励男生进行肢体沟通，他们鼓励表达的形式与社会、情感和学术合作项目相反，而已有研究表明社会、情感和学术合作项目能够降低欺凌事件，创造积极的校园环境。
既有学校教育模式在男生身上体现了失败，如果基于此我们将男生分离出来，他们会无所适从。对刻板印象威胁的强有力研究表明，学生按照群体对他们的期望行事。许多基于族裔的研究表明，由于成绩不好而将男生分离出来将同样影响男生的表现。但是欺凌问题更重要的方面是，对男生的刻板印象导致他们表现不佳。反欺凌立法下诞生了社交情绪课程，但是单一性别教育可能与这一课程的设想南辕北辙。
（三）新的隐性课程
我们已经探讨了男生危机、反欺凌立法、社交情绪学习课程项目、男生的“身体沟通”以及性别不协同性与欺凌的关系，现在我们再回到法律和政策上来。现在得出立法的影响还为时过早，我们应该看到法律将会在性别交流方面会带来重要的文化变迁。
《反欺凌法》要求并鼓励学校制定政策和开设课程，这会导致学校和地区对欺凌事件进行评估，这意味着定期对学生的欺凌经历进行调查。这些公开的评估和报告包括学校环境问题的所有原因，能给学校领导施加压力，进行改善以达到预期效果。一些学校没有正确解决欺凌问题，他们或拥护零容忍（Zero-Tolerance）政策，或和政策玩躲猫猫游戏，或对公开的政策置若罔闻。但是对那些真正践行反欺凌法律政策的学校而言，他们不仅按照要求行事，而且扩展了反欺凌的内容，从零容忍到对欺凌事件的处置方法，社交情绪课程和校园文化和环境治理措施，都非常有效地降低了欺凌问题的发生率。目前很多学校都采用了社交情绪课程的方式来降低欺凌事件。由于既有的不温不火的介入策略令人失望，法律则更加严格，我们希望社交情绪课程的应用更为广泛。社交情绪课程教会孩子们如何辨识自己的情绪，直接的表达情绪，使用语言而不是肢体，与他人的交往中能够换位思考，遵守社会规范，尊重他人，而不是处处找茬。学校要教授学生如何交往，如何融入社会，如果学生有进攻性的行为，要给予制止和指导，学校有义务减少欺凌事件。
社交情绪课程带来的改变可能远远超出立法者的预期。进一步的影响可能更令人意想不到。立法者歪打正着地建立了一个更融洽的世界，这个世界里每个人有着更丰富的情感和更融洽的社会交往。立法者当然也没有讨论学校中女性化的沟通方式和破坏男性沟通方式。他们已经着手减少严重的欺凌事件和与欺凌相关的自杀数量。
然而，当我们走过一个循证、有效应付欺凌的实践阶段后，我们看到学校文化的展开不知不觉中破坏了男生的情绪表达，不符合男生危机为导向的政策（Boy-Crisis-Oriented Policy）。这不仅是学校或者教育界的趋势，也是悄然影响到法律界。迈克尔・凯摩尔（Michael Kimmel）认为“当今，男生需要防御的恰恰是那些声称捍卫他们的人；需要救援的正是那些拯救他们的人。”
五、结论
近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向各地印发《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各地对中小学校，包括中等职业学校的校园欺凌进行专项治理。这是我国近年来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校园欺凌进行治理，凸显了中小学校园欺凌的严重性及治理的紧迫性。
笔者认为，校园欺凌固然需要通过专项规章制度进行干预及整治，但预防胜于惩罚，法律法规的治理显然不是杜绝校园欺凌的根本途径。细察中小学校园欺凌整治状况，欺凌事件发生后对学生进行惩处，或事前宣传整治欺凌的相关法律及法规，都只是惩罚、警醒、告知学生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对其他同学实施欺负、侮辱的言行，是法律不允许的。然而，惩罚、警醒、告知是远远不够的，更根本的途径在于对学生晓之以理，从理据上引导他们明白缘何法律禁止该类言行；该类言行在道德上如何违背人性，何以不应该；对自己、他人和社会有何危害。从而在思想源头上截堵霸凌的产生，铲除其滋生的土壤。
因此，整治校园欺凌迫切需要转变观念与思路。杜绝霸凌的根本在于踏踏实实地对中小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尤其是其中的友善教育。友善是一种道德情感，更是一种道德责任，它有着深刻的思想及历史渊源。亚里士多德把与友善相当的友爱定性为公民生活中必需的德性，孔子把与友善相当的“仁”推崇为人的道德义务及社会人伦关系的出发点。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友善进一步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指导、评价社会成员价值取向的一种善恶标准、一种规范性和导向性的道德力量。
此种情况下，友善理所应当要成为学校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通过友善价值观培育，引导学生尊重他人，建立对他人的信任与关爱，在关爱他人与感受他人关爱的过程中体验人的价值和尊严；指导他们用正确的方法观察社会，避免思想认识上的片面和极端；以宽容、友好的态度看待和处理各种问题，在与他人相处的过程中体谅他人，为他人着想，互敬互让，逐渐形成友善的情感及品格。
总之，通过友善教育，在学生的心灵播种友善的种子，引导其在学习和生活中“开出”与同学的友谊之花，营造和谐的校园环境并进一步辐射社会。惟其如此，才能在源头上杜绝校园欺凌，还原中小学校园之宁静与和谐。
提供法律保护，用健全的法制保障校园安全
美国 约瑟夫森青少年伦理品格研究所的报告显示，50% 的学生承认在过去一年里欺负过别人，47% 的学生说他们在过去一年里被以非常令人难过的方式欺负、取笑或者嘲弄过。这说明美国的校园欺凌现象非常普遍。为解决校园欺凌问题，联邦政府颁布了一些校园安全法案。 如：1990年，联邦政府通过了《克雷利法案》，要求公立学校必须校园犯罪统计和安全政策的年度报告，以方便准备入学的学生提前获知相关情况。2001年通过的《为学生和教师提供更好教育的法案》，有一项内容是识别潜在危险、危机准备和干涉程序、识别青少年暴力的早期预警标志并做出反应。到2011年，全美共有46个州制定了与反欺凌有关的法律，36个州通过教育令的方式要求禁止网络欺凌，41个州制定了相关政策。美国教育部门2015年5月公布的报告显示，发生在12～18岁孩子身上的校园欺凌事件在减少。
日本 校园里也经常发生欺凌事件。京都大学和一个高中家校联合会的调查表明，超过40% 的高中学生曾遭受欺凌或欺凌过他人。日本每年都有不少学生因欺凌受到身心伤害，导致不去上学、性格变异甚至选择自杀。为全面遏制校园欺凌现象，日本参议院于2013年6月通过了由执政党和在野党共同提出的《欺凌防止对策推进法案》。按照法律要求，日本的地方教育委员会和各级学校，都要设置欺凌事件的相关调查机构。如若出现危害学生生命的欺凌事件，学校应迅速启动应急预案进行有效处置。如果认定欺凌事件为犯罪行为，学校应及时报警并与警方合作。
澳大利亚 校园欺凌问题也比较严重。2003年，澳大利亚政府部门制定了《国家安全学校框架》。这是澳大利亚乃至全世界第一份国家级别的安全学校建设指导政策，矛头直指常见的校园欺凌、骚扰、暴力、问题。该法案不仅重视传统的校园安全，更加注重学生心理安全。该法案的实施，让学校的安全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英国 1998年颁布的《学校标准与框架法》，将制定反欺凌措施当作对中小学校的法定要求。1999年，英国首次在法律上规定中小学校必须制定反欺凌的政策。2003年11月，英国出版了《反欺凌行动》，鼓励学校和学生签署相关约定，同年发表《欺凌：中学的有效行动》，提出了应对校园欺凌现象的指导性意见。在英国，反欺凌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法定职责。
给欺凌者必要的惩治，以期杜绝校园欺凌现象发生
校园欺凌现象不容忽视，欺凌者对受害者往往造成程度不一的伤害，这种伤害可能是身体上的，也可能是心理上的，轻则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受害者的行为方式，严重时可能会影响受害者一生。尽管中小学生年龄还比较小，但很多国家还是主张对欺凌者采取必要的惩罚措施，期望通过惩罚减少或避免校园欺凌现象的发生。
美国 提倡坚决制止在校园内外打架、谩骂和使用侮辱性语言、现象发生。 一旦出现，欺凌者将会受到警告、停课、处理，学校也可根据欺凌程度的不同，将欺凌者交由警察处理或让其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当青少年有明显的伤人和敲诈行为时，执法机关会立即介入。
德国 对校园欺凌现象也非常重视，打击力度也很大，其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对于校园里那些恃强凌弱的“小霸王”，学校反对的态度非常明确，对两次记过后仍不思悔改的“小霸王”，学校可果断地予以开除，接着再交由“不良少年管教部门”给予管教。 德国的“不良少年管教部门”实现了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的“无缝对接”。
英国 欺负弱小者的现象也比较严重。英国教育白皮书认为，对于本应为学生恃强凌弱行为负责却没有负好责任的人，学校不能坐视不管、法庭会强制家长接受养育课程教育，学习如何正确引导儿童。那些不服从这项法规的家长，将被处以最高1 000英镑的罚款。英国的学校还可以开展模拟欺凌法庭，用来解决严重的校园欺凌问题。此举虽受到质疑，但对欺凌者的教育和震慑作用却十分明显。
教育引导是重要措施，可以让孩子从小远离暴力
学校毕竟是育人场所，在这个人员密集、成员心智还不成熟的群体环境中，针对反欺凌问题，教育手段应发挥出最大、最好的功能。学校要通过正面的教育引导和反面的典型展示，让孩子正视校园欺凌，远离校园暴力。
德国 希特勒曾将德国拖入战争泥潭，德国人民深受其害。经历了巨大的战争创伤后，德国各阶层对战争的反思特别深刻。德国人民非常渴望和平，希望后代远离战争，他们的“善良教育”从孩子刚刚学会走路就开始了。从爱护小动物到同情弱者、宽容待人，直至唾弃暴力，德国的家长和教育工作者持之以恒、毫不松懈。更难能可贵的是，德国人不赞成玩具商开发高科技“暴力玩具”，更不支持孩子（特别是男孩）与玩具枪炮、玩具坦克为伴。德国人还有一个共识：小时候以虐待动物为乐的孩子，长大了往往更具有暴力倾向。在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和监督下，德国校园里的欺凌现象日益减少。
法国 法国人对自身的反省也很深刻。 他们认为，自己的民族是一个有暴力倾向的民族，应该从根本上加以改进。同德国一样，“暴力玩具”在法国也不受欢迎。 法国人认为，小时候如果经常用玩具“模拟杀人”，用血腥来解决问题，长大后很难成为爱好和平的人，至少会远离善良与仁慈。所以，法国也十分重视教育孩子成为善良友好的人。
美国 在健全法制，保障校园环境安全的同时，美国也非常重视对学生进行纪律教育和预防欺凌教育，并且这种教育从学前班就开始了。
英国 英国政府从2005年开始，每年11月举办1次全国性的反欺凌宣传周活动，集中开展以反欺凌为主题的全国中小学生诗歌竞赛活动，广泛宣传校园欺凌的危害性，让学生知道校园欺凌的危害及应对办法。
澳大利亚 学校教育很有针对性，校内开设“公民教育”“法制教育”“人类社会与环境”课程，具体教学内容包括“创造和平环境”“与同伴平等相处”“我的权利与别人的权利”“解决冲突”。其宗旨是反对歧视与欺凌，要求同学之间平等相待，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冲突。
提供必要的保护和援助，让学生生活在安全环境中
以色列 有关部门调查发现，欺凌现象发生的地点大都在走廊和厕所，时间段大多是在放学后或教师监控不力时。因此，以色列要求学校建立全校范围的反欺凌政策，并对教职员工进行专门的教育培训。很多学校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校园安全，如增加警力、保证照明、休息时间在走廊上安排更多教师、让父母接送孩子，办法虽然简单，但效果比较好。把控好了时间和地点，加以有针对性的管理和干预，校园欺凌现象自然就能大幅度减少。
韩国 通过向一些中小学生提供免费“警卫服务”，让其免受校园欺凌的侵害和威胁。担任“警卫”工作的人员，除警察外，还有民间保安公司的保安、体育馆协会的人员，只要学生向学校或教育管理部门提出保护申请，政府就会安排“警卫”到学校或特定地点暗中保护学生。韩国的办法虽然被动，但照样有确实的效果。
校园欺凌的事发地虽然多在学校，但诱因可能在校外，在家庭和社会。所以，惩治、防范校园欺凌，需要政府、社会、家庭和学校多方联动，共同发力，绝非学校一方之责任。
通过调查显示，出现欺凌事件很大程度上在于家庭教育出了问题。而家庭教育的问题则可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家庭教育的缺失――主要表现为父爱和母爱的缺失（一般来说，孤儿、单亲儿童和留守儿童在品德塑造和人格形成方面比较容易出轨）；二是家庭教育的错误（不明智的父爱和母爱会使儿童畸形发展）。
家庭教育缺失的解决途径可以说有时已经超出了家庭所能给予的范围，因为对孤儿、单亲儿童和留守儿童来说，不是家庭不想给予爱，而是给予不了。这就需要学校、社会和政府在这方面多想办法，尽量给孩子提供家庭般的温暖，保证孩子成长所需要的养料：如，解决随迁子女的就读问题；用制度保障留守儿童父母一方必须随子女共同生活等。这其实更加凸显了多方联动，共同发力的重要性。
改变家庭教育的不明智问题更是需要智慧，这就需要“家长教育学”，需要教育专家、学校、社会和政府在这方面多做努力，多进行家长培训，把科学的家教艺术传授给广大家长，并使之得到普及。
远离欺凌，还需要净化社会环境，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社会环境对孩子成长的影响往往都是潜移默化的，而且这种作用不容忽视。很多欺凌者就是在不知不觉中受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心理发生了扭曲，人格发生了错位，从而做出了一些令人难以想象、难以接受的不良行为，甚至欺凌行为。
所以，要实现“环境育人”，发挥社会环境在孩子成长中的积极作用，就必须净化社会环境（包括网络环境），努力营造良好、健康、向上的社会氛围。而这实际上又是需要通过一定社会文化的宣传、教化才能实现的。
校园欺凌事件远远不止是破坏了学习环境，让学生失去安全感，更大的威胁在于这些学生日后进入社会，其暴力倾向有可能造成更大的危害。一般而言，校园欺凌事件往往不是孤立的，学生的文明水平和所在地区文化氛围密切相关；学校欺凌事件的发生率，和地方文化水平、治安管理水平几乎同步。
营造健康、安全的儿童成长环境，要靠法制教育。预防校园暴力侵害，除落实已有的法律法规，还要加大针对青少年之间恶性欺凌行为的法律惩治，不能纵容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我国已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学校应当向学生和家长做必要的宣传及解说。惩罚是一种教育，惩罚的目的在于减少、杜绝违法犯罪。对严重违纪的学生，如果缺少必要的惩戒，更多的学生在学校的安全将没有保证。
法制是不可动摇的铁律。学校教育需要“爱的教育”，而一旦触及法律法规，则应当坚持原则，不能手软。一些校园欺凌事件发生后，常常让人感到难以接受的是“双方和解”。这怎么是“双方”的事呢？有些伤害，极可能导致受欺凌者和旁观者心灵受伤，人格扭曲。“教育为主”当然必要，如果危及学生生命安全，岂是“调解”能敷衍过去的？
学校和家庭要重视未成年人的法制教育，让学生面前有“高压线”，知道什么是绝对不可以做的事。一旦出现恶害事件，应当追究学校、教师、家长的教育责任，不能以“道歉”“赔偿医药费”之类的方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目前，社会对《未成年人保护法》所知甚少，有些人甚至错误地理解为“未成年人违法不究”，这类无知倾向会导致少年儿童对法律的误识，值得警惕。学校和社会，应当关注少年儿童家庭的法制教育状况。如果少年儿童在家庭没有对法的敬畏，当他走进学校后，很可能缺乏自我控制力，无法约束自己的行为。
每一次披露出来的校园欺凌事件，往往都带出欺凌者比较复杂的家庭因素。然而这并不表示从特殊背景的家庭走出的孩子都是粗野的。贫穷，单亲，父母文化水平低，外出务工等等，不能成为孩子沾染恶习的理由。媒体和有关人士在介绍事件背景时，应当从学校和社会的教育评价维度观察问题，寻找深层的因素。
客观地说，学生之间的欺凌现象在世界各国的学校中都普遍存在。我们所说的欺凌，可不光是身体暴力，任何带来身体或心理伤害的蓄意冲突，都可以归入到校园欺凌的范畴，包括羞辱、言语辱骂、孤立、勒索、名誉中伤、网络曝光隐私或造谣等。国外有个反欺凌网站作过一个调查，结果显示，有83%的女孩、79%的男孩在学校或网络上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欺凌。
在许多人的经验里，美国或者日韩的影视剧里经常能看到有关校园欺凌的刻画和描写，在中国的影视剧中则很少看到相关的内容。但事实上，中国的校园欺凌现象不仅不比国外少，反而可能更加严重。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大多数校园欺凌现象没有被正确地认知，很多时候，学生、家长以及教师都只把欺凌当作“玩笑”，充其量是“过分的玩笑”，不加以处理。在极端的例子中，习惯了中国校园管理的留学生，到了异国他乡，仍然像在国内―样欺凌同学，浑然不知自己犯下大错，他们的所作所为被所在国视为严重罪行。这样的案例，2015年刚发生过，参与欺凌的几个学生均被判处数年到十数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那么，具体而言，国外又是如何对待校园欺凌现象的呢？
首先当然是立法的重视。美国的校园欺凌现象一度相当严重，但从1999年佐治亚州率先制定反校园欺凌法，到2015年3月蒙大拿州通过反校园欺凌法，全美所有50个州都有了针对校园欺凌的立法。而在中国，针对校园欺凌，立法上仍旧空白，成文法里还没有任何一条专门针对校园欺凌现象的规定。
其次，学校的责任也被强调。有些国家要求学校必须对校园欺凌现象采取行动。像在美国，法律就规定，老师和教职工―旦发现校园欺凌现象，必须举报。曾经的一个事例中，一所学校发生校园欺凌事件，校方没有报警，家长举报之后，校长的饭碗都没保住。
当然，学校的责任不仅限于发现校园欺凌事件后及时行动和举报，更要开展反欺凌的教育。德就十分重视对学生从小进行系统的“善良教育”，以预防校园欺凌现象的发生。
相对而言，对于学校在欺凌事件中的责任，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规定。绝大多数甚至近乎全部校园欺凌事件发生后都是在校园内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除非出现相当严重的后果，例如学生自杀、重伤等。同时，尽管教育部门曾经反复呼吁学校重视对学生的生命教育，但在应试的背景下，鲜有学校执行。
建立包括学校、家庭、社会、司法的综合辅导治理体系，也是特别必要的。比如说英国，不仅在立法上制定了针对校园欺凌的法规，还有意创造有助于有效治理校园欺凌的社会环境。从2005年开始，英国每年的11月会举办反校园欺凌周活动，培训教师，让他们掌握识别校园欺凌、进行早期干预和行为矫正的方法，支持学校与家庭的协调沟通，鼓励家长发现老师在校园欺凌方面处理不当时，向校长或地方教育当局申诉。在2007年，英国还启动了一项小学自助反欺凌工程，请高年级学生帮助低年级学生，协同老师―起反对同学之间的欺凌行为。
中国绝大多数学校在反对校园欺凌的问题上，与家庭、社会并没有形成良好的联系与互动，有时甚至在发生校园欺凌事件后，家长与学校互相指责，推卸责任。这确实令人遗憾。
欺凌事件若不幸发生，公正解决之后帮助被欺凌的学生回归正常是一项更为精细的工作。这时候，该由靠谱的心理咨询室发挥作用。比如在日本，许多学校有针对“心理攻击”而设立的心理咨询室，聘请律师、心理医生、退休警察和大学教授坐诊，帮助那些遭受校园欺凌的学生度过难关。
关键词：中小学 校园欺凌 青少年 对策
近年来，我国中小学校园欺凌事件不断增多，过程触目惊心，性质十分恶劣，一些女生间的校园欺凌，施暴者采取的手段残忍恶劣，侮辱性极强，多次引起了人们对青少年校园欺凌现象的广泛关注。其实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小学欺凌现象在我国就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青少年校园欺凌现象频发，一次又一次刺痛了公众的神经。原本应该充满欢声笑语的菁菁校园，为何会欺凌事件频发，是什么让青少年变得如此暴戾？
一、校园欺凌的相关概念
欺凌是指一种反复发生的、以大欺小或以多欺少的恶意侵害行为，通过孤立、侮辱、威胁、打骂、勒索等方式侵害他人身心。欺凌可分为直接欺凌和间接欺凌，直接欺凌是对被欺者采取拳打脚踢等肢体暴力或勒索钱财等行为；间接欺凌指对被欺者进行排挤孤立或语言谩骂攻击等。[1]校园欺凌概括来说是指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由一个或多个学生集中持续地故意伤害或破坏某个或某些学生的财物、身体和心理等，造成受欺凌学生肉体上和精神上痛苦的行为。该问题最早被挪威学者奥维斯所关注，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对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的校园欺凌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近年来，校园欺凌在我国频繁发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青少年欺凌是校园欺凌的一种，欺凌者个人或伙同他人一起对受害人实施排斥孤立、言语侮辱、肢体暴力、威胁勒索等行为，青少年欺凌的危害不容小觑。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有的欺凌者还将欺凌过程、欺凌照片到网上，对被欺凌者造成身心上难以平复的伤害，甚至促使自杀行为的发生。[2]有些被欺凌者会采取“以牙还牙”的方式来反抗欺压行为或成为新的欺凌者，最终导致一种恶性循环。而对于欺凌者来说，他们处事霸道、以自我为中心，缺乏正义感和责任感，把欺负人当成家常便饭。如果欺凌者始终无法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其行为也没有得到惩罚和矫正，其以后犯罪的可能性会增大，对家庭和社会的健康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二、青少年校园欺凌的特点
1.手段多种多样
常见的手段不仅包括对被欺凌者直接的身体暴力攻击，如推搡、掌掴、拳打脚踢等，还包括对被欺凌者精神上造成的伤害，如嘲笑、侮辱、恐吓、勒索等，除此之外，社交上的排斥、孤立、敌视以及心理上的折磨也是欺凌行为的表现。
2.持续反复发生
由于欺凌者抓住了被欺凌者不敢将受欺凌情况告诉家长或老师的心理，欺凌行为通常在一段时间内反复发生，他们会肆无忌惮地多次反复欺凌受害者，并以此为乐。
3.当前普遍存在
校园欺凌目前普遍存在于中小学校园。初中生正处于青春期，心智与心理都还不成熟稳定，对自己行为的认识还不够全面，再加上人们对此没有足够的重视，常常把欺凌理解为同伴之间的小打小闹，造成中学校园成为欺凌的高发地带。
4.力量的不平衡
欺凌者相比被欺凌者，一般年龄更大、身体更强壮，或者实施欺凌的学生由多人组成，形成实力或者势力上的优势，使被欺凌的学生在心理上惧怕而不敢反抗，形成一种恃强凌弱、仗势欺人的不对等局面。
5.行为隐蔽较难察觉
欺凌行为通常会发生在一些隐蔽的、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家长和学校往往很难发现。而且间接欺凌往往不明显，家长和老师短时间内无法察觉到孩子的异常。当前网络欺凌逐渐兴起，突破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传播速度更广更快，隐蔽性强，危害性大。一些青少年利用QQ、微博、贴吧等发送恶意诋毁、侮辱、威胁他人的文字与图片，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与精神伤害。[3]
三、青少年校园欺凌的原因
1.青春期独特的心理特征
青春期的中学生身体处于快速发育阶段，精力和体力都比较旺盛，有时需要对外发泄自己多余的能量，但心理上还不成熟，有时为了“面子”将自己所遇到的挫折和不满发泄到他人身上。此外，有些学生本来就较为懦弱胆小，受欺负了也不敢吭声；还有些学生性格孤僻、不合群，这些人很容易成为被欺凌的对象。
跟男生顽皮好动、处理问题的方式简单直接相比，女生往往会不自觉地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习惯用自己的方式发泄情绪或达到某种目的。青春期的女生敏感多疑，嫉妒心理强，情绪变化大，可能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或一个眼神而心烦意乱乃至情绪失控，通过欺凌等方式将不满发泄到他人身上。
2.家庭的教育方式
家庭是个人社会化的最早场所，家庭环境和家长的教育方式对青少年健康人格的形成有重要影响。有些家长本身素质有限又忙于生计，无法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给予正确指导，更有甚者，通过打骂孩子的方式宣泄自己生活和工作中的压力，致使青少年在早期家庭教育中没有养成正确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对青少年而言，父母过分严厉的教育方式，容易造成孩子缺乏安全感、攻击性强、野蛮粗暴。而对于父母离异、单亲家庭的孩子来说，他们往往得不到该有的关爱和教育，容易产生心理问题，当自身无法调节时，可能会通过欺凌的方式将这种情绪转移到他人身上。[4]
3.同伴团体的影响
人都有合群性，对于青春期的青少年而言，在团体里的归属感非常重要，在团体里他们能建立自信、加强身份认同，也能对抗来自其他群体的排斥和欺凌。但这种归属感并不稳定，当意识到自己在小团体中的地位受到威胁或明显感到自己地位较低时，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不安感。为了改善自己的境地，青少年可能会通过欺凌他人的方式来向团体宣示自己的存在。
4.大众传媒的不良示范
处于青春期的学生还没有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影视、图书、网络等大众传媒对暴力行为的大肆渲染，会增强他们的攻击性。再加上他们本身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样做的危害性，还会对欺凌行为进行炫耀，再次引起他人的效仿。
5.学校道德教育缺失
当前我国的学校教育仍然没有摆脱应试教育的樊篱，把分数、排名作为衡量学生好坏的标准，忽视了对学生的道德教育、心理教育和法制教育。老师很少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与学生之间缺乏交流与沟通，不能及时发现和处理学生在成长过程中的异常行为。
四、国外解决校园欺凌的做法
为了解决青少年校园欺凌问题，从2007年3月开始，韩国教育部就向中小学提供免费“警卫服务”，只要学生提出求助申请，政府就会安排警卫在校园周边或特定地点暗中保护他们。[5]今年年初，韩国政府还颁布了《人性教育振兴法》，规定把人性教育放在重要位置，将相关课程设为必修学科，全国中小学校必须提交人性教育计划，并加强教师的学习培训。日本为了应对频繁发生的校园欺凌行为，特别加强了学校教育和咨询服务，不仅对教师进行相关培训，增加了学校辅导员和护理员的数量，还扩充校园社会工作者队伍和学校咨询机构的规模，设置24小时不间断服务咨询电话，以帮助学生处理各种问题。澳大利亚的一些学校采用“同伴调解”的方法，挑选若干性格开朗、责任心强的学生担任调解员，一旦发现有同学被孤立，就会特意多和该同学接近，尽量消除他们的寂寞与孤独；还会找不团结的同学谈话，努力使他们消除偏见和分歧，重归于好。
前不久在美国发生的中国留学生欺负同伴事件，涉事学生面临着美国司法部门的绑架、虐待等指控，可能会被处以终身监禁或驱逐出境，相比之下，我国对未成年校园欺凌行为的惩戒力度还有待商榷。有关专家分析指出青少年对事物的认知能力不强，极易受外界影响，身心发展还不健全，如果惩罚过重可能会让其自暴自弃毁其一生，太轻的话又可能达不到教育效果，如何合理有效量刑需要进一步研究。
五、遏制校园欺凌的对策建议
1.政府
20世纪60年代美国就制定实施了《校园安全法》，时至今日，共有48个州实施了反欺凌法，大部分州更是明文禁止网络欺凌或电子骚扰。加拿大、日本、韩国等国也有专门针对校园欺凌的法律，而我国的《校园安全法》至今尚未正式出台。我国应该尽快加强校园安全立法工作，从法律的高度保护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同时，还要健全惩戒机制，让欺凌者为自己的过错付出代价，对欺凌者实施应有的惩罚和处置，才能鼓励那些受到欺凌的孩子起来反抗。
2.学校
目前学校教育一味追求学生成绩的提高，忽视了对学生的德育教育，导致学生伦理道德的缺失。在学生成长的过程中，健康人格的培养、良好道德教育的熏陶与分数的提高、升学一样不可或缺。学校教育应两手齐抓，从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开始，增强青少年的社会责任感，注重团结友爱、社会公德、爱护弱小等教育。学校应积极创设良好的教育氛围，培养融洽的师生同学关系，改善校园环境，使学生能够在和谐、健康、文明的校园环境中快乐成长。
为保证学生安全，学校应当在校园内一些偏僻、不易察觉的地带建全监控网络，当发现校园欺凌行为时，应当立即采取制止措施，避免伤害的发生。[6]聘请专门的心理老师，及时给予青少年科学有效的帮助。同时，学校还应加强学生的法制教育，通过法律常识宣传栏、法制教育栏目、案例探讨等形式让学生懂法、知法、守法，教给他们基本的防范知识，学会找老师帮忙，而不是以武力解决问题。
教师在处理学生的欺凌行为时，不要武断批评或者当众训斥，应采取合理的方法，了解学生这么做的原因，引导他们正确处理矛盾，让他们认识到欺凌的后果和严重性。教师还应该培养积极的师生关系，增进学生对班级和学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减少暴力行为的发生。教师可以针对校园欺凌问题开展主题班会，组织学生进行讨论，从而提高学生对欺凌问题的认识，也可以学到应对欺凌的技巧。
3.家庭
在平时的家庭教育中，家长应尊重孩子，加强与孩子的交流沟通，既不过分溺爱孩子，也不过分专制。平时处理事情时，家长要以身作则，用文明的方式解决问题，向孩子展示良好的修养。作为家长，要及时发现子女的异常，捕捉子女可能欺凌他人或被欺凌的迹象。当得知孩子欺凌别人时，不要一味过分指责孩子，要耐心开导孩子，让孩子明白欺凌别人的行为要承担责任。若孩子被欺凌时，多给孩子爱、包容与理解，让孩子不要恐惧，切忌不要“以暴制暴”。家长与学校要保持联络，加强合作，一起出谋划策，制止和预防校园欺凌的发生。
4.青少年学生
面对校园欺凌，青少年学生要加强防范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打破沉默，及时与父母或老师沟通，取得帮助和支持。青少年学生要学会与人为善，接受他人的缺点，不孤立他人，学会宽容、体谅、理解他人。提高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多学习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与人交往，学会控制情绪。同时，提高自己的抗挫能力，面对考试的不如意、老师的批评、遭同学欺凌等，不应自卑退缩、自暴自弃，应当多给自己积极的暗示，自信地去面对解决问题。
总之，校园欺凌的防治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政府、学校、社会、家长和学生必须协调行动，形成合力，一起关注欺凌现象，共同探讨避免和解决的方法，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有效减少校园欺凌的发生，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提供一个安全可靠的环境。
参考文献
[1] 刘天娥，龚伦军.当前校园欺凌行为的特征、成因、与对策[J].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7）.
[2] 贺岚.看不见的角落―关于我国中学校园里的女孩欺凌现象的研究[D].重庆：重庆师范大学，2014.
[3] 张杰.浅谈日本的校园欺凌问题[J].中国电力教育，2008（12）.
[4] 郭一建.社会工作介入流动青少年同伴欺凌行为的实践研究[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5（1）.
[5] 李茂.遏制“校园欺凌”外国如何出招[J].黑龙江教育：中学，2014（5）.
2、可选取内容如下：
（1）如果遇到校园欺凌，首先可以大声警告对方，他们的所作所为 是违法违纪的，会受到法律纪律严厉的制裁，会为此付出应有的代价。
（2）这样做的目的一是大声告诉周围的老师同学关注欺凌者的行为，二是欺凌者大都知道自己的行为不对，心虚，洪亮的声音可以起一个震摄作用。如果对方还是继续欺凌行为的话，应适当自卫，而不是忍受挨打。
（3）自卫的原则不是以暴制暴打回去，而是同样起一个震摄作用，以行动告诉对方我们不是软弱可欺的。一般欺凌者都欺软怕硬，若看到欺负对象奋起反抗，多会心虚停止攻击行为，而如果被欺负者默默忍受，反而会让他更加得意忘形，从而持续攻击行为，直到达到目的为止。
认真贯彻上级文件精神要求，我园积极开展“防欺凌创和谐”系列安全教直活动，围绕法制专题教育、规章制度完善、开展自查自纠、欺凌事件发生和处理四个方面对专项治理情况进行了全面自查和总结，现将自查总结情况汇报如下：
（一）扎实开展行之有效的专题教育。
我们坚持把做好保教日常工作、打牢思想基础作为专项治理的首要环节来抓。经常利用专题会议对全体教职工进行以“反校园欺凌，建平安校园”的主题教育。园委会例会上由邓风霞园长组织开展品德、心理健康和安全教育，组织教职工集中学习对校园欺凌事件预防和处理的相关政策、措施和方法。
（二）为进一步做好校园欺凌事件教育工作，切实加强对安全教育工作的领导。
幼儿园把此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成立了由园长为组长的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幼儿园领导各老师和保育员都具有很强的安全意识。还根据幼儿园安全工作的具体形势，把涉及校园欺凌安全的各项内容进行认真分解落实到人，做到每一项工作都有对应的兼管人员、主管领导和分管安全，防止了工作上的相互推诿。从而形成了园长直接抓，副园长具体抓，安全管理员、保教主任具体分工负责组织实施，全校教职员工齐心协力共抓安全的良好局面。
（三）建立安全工作领导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
与安全分块人员、班主任等签订防范校园欺凌事件安全责任书，将安全工作列入教师期末考核内容中，严格执行责任追究制度。凡发生安全责任事故和影响恶劣的安全责任事故，或在各级工作检查中，受到批评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作如下处理：根据具体情况，分别给予取消评先评优资格、情节和后果严重的，追究法律责任。
（四）建立校园欺凌事件处置预案，为了及时快捷地开展工作。
幼儿园成立了现场指挥组、协调联络组、后勤保障组等临时性机构。并对可能发生的欺凌事件的处理方法，提出了具体的操作流程及应对措施。
（五）与望洪镇派出所联合做好校园防欺凌工作。
我园主动与派出所建立联系，经过协调，派出所每周抽空到幼儿园进行安全防范治理巡查，在晨送、晚接高峰期还派警员协助做好站岗执勤工作，确保了幼儿上下学的安全。
今后，我园仍将进一步重视校园安全工作，及时解决安全工作中发现的新问题，不断提高我园安全工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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