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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在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是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处理好这二者的关系,是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因此深入地认识它们的关系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美国经济学家奥肯(Okun,1962)首先用公式进行了表达,这一关系因此被索洛(Solow,1962)称为“奥肯法则”,如式(1):
其中:ut是当期失业率,ut-1是上期失业率,是实际增长率,是潜在增长率。
它也可以表示为失业率对自然失业率的偏离与产出缺口(即实际产出水平对潜在产出水平的偏离)的关系,如式(2):
其中Y是实际产出,Y*是潜在产出。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如何呢?由于1978年以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我们对中国1979-2007年的统计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
中国经济增长与失业率的实证分析结果
ut-ut-1 =0.0045×gt - 0.1428
(0.161)(-0.510)
R2=0.0013(-0.0486);S.E=0.3997;
D.W=0.802;F=0.0258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8)》。回归模型系数下面括号内的值是该系数的t统计量。
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率与城镇失业率之间都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因此,从中国的统计数据来看,现有宏观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关系的论断与中国的实际很不一致。
我们认为中国的失业数据的确可能存在问题,但是并不能因此断定真实的失业数据能满足 “奥肯法则”。另外,该方法在潜在产出水平的估计上值得商榷,因为潜在产出的估计需要假定一个自然失业率,但中国的自然失业率是什么,是多少都不好解决。如果假定它为城镇的非加速通货膨胀时的失业率,那么在既定的城镇失业率下,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业转移而使产出增加,是潜在产出的增加,还是实际产出对潜在产出的偏离?如果通过估算农村的隐性失业率而得出一个总的失业率,那么自1979年以来,该失业率基本处于单边下降的过程,那如何知道什么时候实际失业率偏离了自然失业率呢?所以我们认为用该方法来研究中国的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并不合理。
由此,我们认为,中国经济与现有理论的不一致,不是现有理论本身的逻辑有问题,而可能是现有理论假设前提在中国不适应。因此,要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必须将现有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
二、形成我国“高增长、低就业”的原因
如前所述,虽然我国经济近年来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但就业却并未与之相应增长,而是出现了就业率下降的局势,虽然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体制转轨就是带来大批农村和城市失业队伍的重要原因之一。原有体制下我国农村的过剩的劳动力在户籍制度的掩护下一直没有显现出来,呈隐性失业状态,随着农村土地承包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户籍制度的淡出,农业富余劳动力开始显现,而城市过去在“低工资,广就业”的政策下也掩盖了失业,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原富余人员分离出来成为了现实的失业人口,农村和市场的两支失业队伍加在一起就大大增加了城市就业压力。
此外,造成我国“高增长、低就业”的另一部分原因是“内生”性的,如:第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会带来就业率的相对下降。一方面,有些传统产业已不再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逐渐走向衰落,从而出现失业增加的局面;另一方面,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向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发展,这些产业均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资本有机构成高,就业弹性低,就业需求相对下降,这些原因带来了就业压力的双向增加。第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是造成就业率下降的“内生”原因。我国近年来正处在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就业队伍的知识水平和素质能力正在不断提高,企业的组织管理水平也日趋上升,这也是造成管理者失业、下岗增加的重要原因。
从以上分析的几点原因中可以看出,我国近年的经济增长与知识积累、人力资本开发、科学研究、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边学边干等因素的影响密不可分,因为技术的进步、资本的深化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际上正是“内生”增长的直接表现。虽然目前还缺少这方面的实证研究,但我们可以通过企业研发费用投资水平、产业技术结构的转换及经济活动的组织和管理能力等方面水平的提高来反映内生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由于篇幅有限,在此,我们仅以研发费用投资情况为例来说明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据国内权威研究机构的统计调查数字显示,近年来我国行业、企业对技术创新的认识普遍提高,不断加大研发投入,1998年前500家企业集团的研究开发费用比重为0.75%,2001年为1.04%,2006年继续提高到1.05%,分行业看,计算机应用服务业技术创新能力最强,研发费用比例为9.28%,其他几个较高的行业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3.58%,武器弹药制造业3.32%,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3.26%,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3.03%。研发投入的增加为企业的持续、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增添了后劲。
三、几点建议
关键词：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和谐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10月8日
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城市和乡村等。环境为我们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必需的资源和条件。环境保护是指人类为解决现实的或潜在的环境问题，协调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保障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而采取的各种行动的总称。就是运用现代环境科学理论和方法、技术，采取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科学技术的等多方面措施，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防止和治理环境污染和破坏，综合整治环境，保护人体健康，促进社会经济与环境协调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相互关系：争论由来已久，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发展必然要导致污染，要发展经济就必须承受环境污染的代价，否则经济就失去了发展空间，在经济增长成为各国重要宏观经济目标的条件下，这种观点一度成为破坏环境的正当理由。许多国家，尤其是部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几乎都采取了先发展经济，后治理环境的方法。但这并不能作为后起国家借鉴的样板。目前，世界经济发展经过上百年历程，环境资源供给相对减少，而对其需求却在不断增加，环境所面临的压力增大了。人类经济发展所能够消耗的资源在减少，环境资源的稀缺性日益突出。因此，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已走不通了，不保护环境资源，经济根本无法实现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加快增长与环境保护矛盾尖锐，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拥有13亿人口，是一个处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的大国。目前，中国高消耗的经济增长模式亟待转变，事实上也正在改变。中国目前应当如何对待和处理发展经济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呢？本文认为发展经济和环保之间的关系，是短期行为和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片面经济利益和全面综合效益之间的关系，是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平衡问题。实施绿色战略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没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不行的，否则就要落后挨打，没有GDP却是不行的，关键是要给它涂点“绿颜色”，让它变成一个呼之欲出的“幸福指数”。加强环境保护，减少污染排放，保护我们人类的家园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GDP增长与环境保护和谐发展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一、不重视环境保护的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后果
从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总量迅速增长，国民收入显著增加，在总体上基本实现小康水平。但遗憾的是，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导致环境保护工作的边缘化，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是以资源破坏、环境污染为代价取得的。随着全球环境状况日益恶化，大气、陆地、水与海洋污染日益严重，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许多物种正濒临灭绝，森林的过度砍伐与矿产资源的过度开采都给人类生存与发展带来了现实的与更严峻的潜在威胁。时至今日，我们发现，忽略环境因素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后果是严重的，甚至是自杀性的。这些后果包括：
（一）影响人的生存环境。人对自然的绝对依赖，主要表现在三方面：水、土地、气候。水是生命之母，土地是财富之父，而气候则决定了一个地区是否适合人类生存。从这三方面考察中国，就会发现，中国的“三北”地区，即东北、西北、华北三地区约331.7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占我国国土面积的34.6%），被地质学家称之为“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地区”，其间80%（即262.2万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实际上早已成了一片荒漠，占了中国国土的27.2%，也就是说，18个省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处于荒漠化威胁之中。同时，水土流失严重，一些地方的地力下降，产量下降，形成“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很多美丽的河流消失，生态环境极其脆弱，造成地质灾害频繁发生，目前全国农村贫困人口90%以上都生活在生态环境比较恶劣的水土流失地区。水土流失的结果正是植被消失、土地荒漠化、众多河流死亡的原因。
当今新的环境问题又在不断产生，一些地区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已经相当严重。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承载能力，水、大气、土壤等污染日益严重，固体废物、汽车尾气、持久性有机物等污染持续增加。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遭到污染，1/5的城市空气污染严重，1/3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影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174万平方公里，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
（二）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人和生产资料两个方面，环境遭受破坏意味着生产资料的日渐稀缺和劳动者幸福感的日渐枯竭，这就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大多超额完成，但环境保护指标没有完成。环境状况对经济发展已构成严重制约，对社会稳定也造成重大影响。
当前，经济加快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十分尖锐。2012年全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7.6%，但主要污染物排放继续上升。据对17个省（区、市）有关数据的综合分析，上半年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了4.2%、5.8%。
（三）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影响人民和经济建设实体以及公共部门的关系，进而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当某个地方的某个或某些经济实体因发展经济而给周边自然环境带来巨大污染，造成周边地区居民的生活状况恶化，势必导致居民和该经济实体之间的冲突，产生民众对公共部门的不信任，影响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导致社会的不和谐。因此，把环境保护摆上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加强环境保护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是实现中国梦的有力保障。
二、只顾经济增长，忽视环境保护的原因
经济发展是“鱼”，我们无法舍弃这条“鱼”，因为祖国的强大、民众的富裕都有赖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环境保护是“熊掌”，我们同样无法舍弃这只“熊掌”，因为人的生存、和谐社会的构建乃至经济的持续发展都离不开环境保护。古人云：鱼和熊掌不能皆得。今天我们说：鱼和熊掌必须皆得。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不是能否皆得，而是如何皆得。对策的提出依赖于原因的分析，只有弄清环境破坏背后的原因才能找到环境保护的应对之策。细观之，经济大发展背景下的环境大破坏，其原因是：
（一）缺乏科学的发展观。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是传统发展模式中的一对“两难”矛盾，是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关系。在环境经济学中，“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到达某个临界点（拐点）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环境得到改善和恢复。但是，要特别防止这样一种误区：似乎只要等到拐点来了人均收入或财富的增长就自然有助于改善环境质量，因而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采取无所作为的消极态度。显然，这种错误认识将使我们不得不重蹈“先污染，后治理”或“边污染，边治理”的覆辙。
（二）政绩考核体系的不科学。唯GDP的政绩考核体系主导了广大地方官员的政绩观。官员们片面追求GDP，以求通过经济总量的增长实现个人仕途的进步，其结果是环境保护被经济发展边缘化。只顾眼前的经济利益，过度开发自然资源是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的主要原因：一是一些企业以临时停产代替达标，一过关照样超标排污；二是建设项目环境评价和“三同时”制度没有完全落实，有的不按法规先环评后建设，造成选址不当；三是国家明令禁止的“15小”企业出现死灰复燃，且还为数不少。
（三）经济发展规划的盲目性和非统一性。生活区和工业区本应分而治之，在空间分布的考量上应该把居民的生活放在第一位，发展经济的前提是对人的不良影响降至最低。而某些地方的市政规划却忽略了这一点，导致生产影响生活，激化各种矛盾。比如，很多重工业城市，尤其是钢铁城市，工业布局严重不合理，一些钢城工厂遍布整个城市，虽然这几年对排污进行了大力治理，但其生产用的煤炭、矿石等的粉尘，产生的废水废气对城市的污染依然非常大，使整个城市环境都受到污染，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搬离或者是把生产厂集中在一个地方，这样主要是好治理，比如唐钢就是集中一个地方，唐山市的环境受唐钢的影响就很小。
（四）环保法律制度不够完善，环保执法力度不够。环境质量标准、环保执法权力、破坏环境的处罚措施等都需细化和完善。环保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使得不法者将环保置于脑后，一味追求利润增长。环境保护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还比较普遍，一些地方对环境保护监管不力，有的地方不执行环境标准，违法违规批准严重污染环境的建设项目； 没有形成群众、政府主管部门、企业内部以及新闻媒体等多渠道的、多层次的监管机制，使监督机制未能真正发挥作用。
（五）制度设计不合理。环境问题涉及到技术层面、管理层面、制度层面。技术层面：研究治污防污的有效技术、环境质量的标准设定、生态保护区的设立等等；管理层面，如何按照既定制度有效组织安排生产；制度层面：设计制度，合理构建各相关主体的产权与利益关系，如排污企业、受污染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制度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好的制度才会催生出好的技术，如果制度设计不合理就会抑制高效率的环保技术的产生，目前我国治理污染的政策制度比较单一，以收取排污费为主要形式。由于收费制度本身存在的弊端，企业治理污染缺乏激励及监管不力。
三、推进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和谐发展的对策和措施
对于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可能产生的矛盾，决策者决不应该产生这样一种错误观念，即他们必须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两者之间做出选择。“这是个错误的命题。其实可以同时选择二者——从未来的角度看，它们并行不悖。环境保护与发展经济增长是可以兼得”。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资源的稀缺性逐步表现出来，环境问题正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治理环境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只要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这样经济和环保是能够相互促进和谐发展的。
（一）强化科学发展观和“绿色GDP”，强调经济和环境的和谐发展。只有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贯彻落实好环保优先政策，走科技先导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之路，才能实现由“环境换取增长”向“环境优化增长”的转变，由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两难”向两者协调发展的“双赢”的转变；才能真正做到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同步推进，产业竞争力与环境竞争力一起提升；才能既培育好“金山银山”，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又保护好“绿水青山”，在生态建设方面为国家做贡献。
1、改变现有的GDP核算体系，变现存的GDP为“绿色GDP”。将生产消费行为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引进到GDP的核算中，如果环境污染，则予以扣除，从而纠正现存GDP对经济主体行为的误导。生产过程污染少了，治污费用就少了，这样的生产对GDP的作用才是实在的。
绿色GDP力求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协调，扣除经济活动中投入的环境成本，综合性地反映国民经济活动的成果与代价。谁拥有好的生态，谁就拥有未来，就有经济持续的发展。未来的竞争是生命科学的竞争，生物多样性是我们的基因库，是经济增长的法宝，科学发展观涉及的就是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
2、强化环境意识，树立生态理念。正确处理环境与建设的关系，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理念。“环境保护，教育为本”，要大力普及环保科学知识，提高全民环境意识，把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理念同中华民族关爱自然、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通过多种途径，普及科学知识，在全社会形成了解国情、珍爱环境、保护生态、节约资源、造福后代的共识，大力倡导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服务业，以及生态环境、生态人居和生态文化建设，摒弃盲目追求过度消费，倡导正确的生活方式。
3、强化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理念。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到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基础上。要在统筹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人口数量、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的基础上，实施区域重点开发、优化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实践中，强化“环境是资源、资本”、“环境是生产力”的意识，提高“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营造环境就是创造生产力”的认识，以环境补偿促进社会公平，以生态平衡推进社会和谐，使整个社会在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前提下，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统一。
4、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是能够互相促进的。英国在1990～2002年间的排放量减少了15%，而经济增长了30%。在丹麦安徒生童话的故乡，风电产业创造出30亿欧元的出口工业，在世界能源市场中，独占鳌头，制造了改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商业化成功的故事。利用风力这一可再生能源发电，每生产100万千瓦小时的电量，减排600吨二氧化碳，可再生能源的环境科技化提供了可观的经济和环境效益。
（二）将环保指标引入政绩考核体系。把环境保护作为决策的重要环节，从源头落实环保基本国策。环保从源头抓起，实行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同时，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用绿色GDP核算体系代替传统的GDP核算体系，把环境保护纳入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树立长远的、可持续的政绩观。
1、加强领导，强化环境保护责任制。要转变体制和机制，经济体制的转变既要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又要符合生态环境的规律，干部政绩考核不仅要考核GDP是否增长，还应该考核环境质量变化的指标和环保法规执行的情况。
2、加强对资源开发、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和管理。对一切新建、改建、扩建项目，一律实行环境影响评价后才能立项的政策，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指项目的污染防治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大中型建设项目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执行率达100%。大力发展旅游业等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特色产业。
3、推进环境与经济综合决策实践。发展与保护相结合，在经济发展中同步实施环境规划，同步增加环保投入，同步强化环境监管，将有利于环境优化经济增长的经济模式、社会行为、科技支撑和文化纳入到有机统一的科学发展框架，努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在保护中优化经济增长。
（三）经济发展规划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统一性，尽量减少生活和生产在环境层面上的冲突。做好经济发展规划和环保的前瞻性和统一性，体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思想，是一种新的价值观；这种新的价值观引导人们追求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最佳结合。
把环境保护作为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环节，把保障群众饮水安全摆在首位，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河流湖泊资源。在人口集中的中心城镇建设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厂；继续整治煤烟污染；加强汽车尾气达标排放检查；控制交通和建筑施工噪声；创建绿色环保文明社区。在农村重点抓好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和保护农村饮用水源地，确保农产品基地环境安全。
调整工业布局要合理规划和调整工业经济布局，把目前城市内存在的工业分散布局、重复布局、与居民点穿插布局等不合理布局现象造成的工业污染通过合理规划、合理布局的办法加以改善。
（四）进行环境保护制度本身的创新，形成新的环保理念。环境问题的解决在依赖技术进步的同时，更需要进行制度上的创新，通过对现存部分环境制度进行改革，并进行环境制度创新，将环境保护与经济主体的利益最大化行为相关联，就可以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共生。
将环境保护纳入经济发展体系之内，将其作为一种产业来经营，使经济主体能够从治理污染、保护环境中受益，利用市场机制的优势，给予经济主体足够的激励，将环境问题内化到企业的决策过程中，成为其决策的变量，这样企业在做决策之前就会像考虑劳动力与资金成本一样，将对所采取的行动作为一个决策因素，或是将保护环境本身作为一种可赢利的事业加以发展，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五）进一步加大环保工作力度，构建科学、完备的环保法律法规规章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我们不断加强环境保护。面对经济发展新形势，国家要制定有利于增长方式变化的经济政策，包括各种资源能源节约的政策、资源回收和综合利用的鼓励政策、排污收费制度等。
做好新形势下的环保工作，关键是要加快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二是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三是从主要用行政手段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解决环境问题。
（六）不断增加环保投入，依靠科技进步保护环境。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在环境保护领域的作用，整合动员和发挥各方面的科技能力，集中力量研究当前环境与发展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应用技术的研究推广。加快先进环保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将环境保护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积极推动环保产业化进程，要加快环保产业的国产化、标准化、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政策扶持和市场监管，按照市场经济规律，重点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环保技术装备和基础装备，在立足自主研发的基础上，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努力掌握环保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大力提高环保装备制造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推进重大环保技术装备的自主制造。培育一批拥有著名品牌、核心技术能力强、市场占有率高的优势环保企业。加快发展环保服务业，推进环境咨询市场化，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作用。
依赖技术进步，推动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支持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环保技术。组织对污水深度处理、燃煤电厂脱硫脱硝、洁净煤、汽车尾气净化等重点、难点技术的攻关，加快高新技术在环保领域的应用。积极开展技术示范和成果推广，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七）把环境保护作为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经过工业革命以来近300年的消耗之后，可供人类利用的自然资源日近枯竭，因此人类必须寻求“新”的资源起点，“废物”正是最重要的选择之一。传统经济是由“资源-产品-污染排放”所构成的物质单向流动的经济。而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模式，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过程，使得整个经济系统以及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只产生很少的废物，从而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冲突。
1、用循环经济力促GDP增长。解决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与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这一矛盾，根本出路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用“绿色核算体系”来重新审视和把握经济发展途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积极推动发展循环经济。建立“资源—产品—废物—再生资源—再生产品”的循环生产新模式，彻底改变传统的“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向线性模式和“先污染，后治理”为特征的末端治理模式。中国人均资源少，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支撑高消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率是当务之急。以沿长江城市企业为例，加大工业用水循环利用，其实就是减少了对水的污染，企业不能因为企业紧临长江就可以无节制的用水。
2、发展循环经济，推行清洁生产，宣传循环经济理念，引导企业、工业园区发展循环经济。推进清洁生产，建设生态工业园区，发展生态农业，促进产业生态化。研究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机制，特别是研究如何利用经济激励手段和制定在土地使用、贷款和税费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鼓励全社会共同开展循环经济的工作，并提出开展循环经济工作的具体操作措施，探索绿色经济核算体系和评估机制。要从企业内部循环的角度，大力发展生态工艺，推行清洁生产；从企业之间的循环角度，大力发展生态工业链园区；从社会整体循环的角度，大力发展绿色消费市场和资源回收产业，优化产业结构。最近成立的皖江循环经济园区就是发展循环经济，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尽可能小的环境代价，取得最大的经济产出和最少的废物排放，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3、循环经济不仅是对企业的要求，也是对整个社会的要求。人们首先要改变消费观念。循环经济要求消费既能满足自身需求，又不对环境造成危害；既要消耗物品，又要回收利用生产生活物品。“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企业在废旧物资回收和资源综合利用中产生利润，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比如，安徽马钢集团以电能、燃油等清洁能源代替煤炭，利用除尘灰作为烧结原料，利用高炉煤气余热进行发电，将高炉水渣、钢渣销售到相关企业作为生产原料，仅此4项每年就增加效益近7，000万元。该公司还对工业废水进行回用，循环回收率达到94%，每年又可节约水费近900万元，同时减排有机污染物4，500多吨，大大削减了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同样，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要从节约每一吨水、每一吨煤、每一度电做起，大力节约资源。
总之，发展、环保，一个都不能少。“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中国目前已进入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不但需要保持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而且需要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满足人们对环境质量日益提高的要求，而搞好生态建设，正确处理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协同发展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保证。
主要参考资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张凯主编.当代环境保护知识.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6.3.1.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协整检验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导致了全球经济增长的衰退，再次引发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深层次研究。金融发展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方面，在风险管理、信息提供、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金融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不仅直接反应区域性的特点，而且区域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的发展水平。因此，探求区域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内在的作用机理，不断优化区域金融结构，制定适合本地区域金融发展战略，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实现一国经济金融跨越式发展具有现实的意义。
一、文献综述
1955年、1965年托宾在其《动态总体模型》和《货币与经济增长》提出了著名的新古典货币增长模型，托宾在该模型中引入了货币金融因素，认为货币对经济增长具有影响作用的机制在于：货币影响人们的可支配收入，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又影响其消费或储蓄行为，进而影响经济增长。20世纪七十年代约翰・G・格利、爱德华・S・肖、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等发展金融学论著问世，标志着发展金融理论的形成。1955年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1960年的《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以及1967年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标志着格利和肖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他们的主要观点有：①货币与各种非货币的金融资产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类同性与替代性；②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③金融发展的过程是从不发达社会的初始金融制度向发达社会的金融制度的演进；④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途径之一就是通过技术创新。麦金农和肖（1973）分别出版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这两本巨著的问世，才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正式形成，提出了金融发展开创性的观点。Kapur（1976），Galbis（1977）等学者都进行了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论证提高利率和利率自由化的必要性，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麦金农和肖的金融发展模型，形成了麦金农-肖学派。Hellmann、Murdock、Stieglitz（1997）等主要从有效需求观点和信息不对称角度批评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认为金融自由化改革利率上升对经济的作用是不确定的，一方面可能带来投资和产出的增加，另一方面可能带来有效需求不足，抑制经济增长；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金融自由化会带来银行从事高风险行业，竞争和不受管制的金融市场也会加剧金融时常的不稳定性。熊・彼特（1990）首先指出金融发展对经济长期增长具有重大影响。此后，第二代金融理论摒弃传统金融发展理论的基本假设，把不确定性、不对称信息和交易成本考虑在内，认为金融体系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内生形成的，因而也叫内生金融理论。
二、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区域金融，是指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态。这样，导致金融资源的需求与供给在空间上分布不均衡，金融的运行必然具有区域性不平衡的特点；区域经济，是特定地区国民经济的总称，由于自然资源、经济条件、独特区域导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结构和布局的差异。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双重的作用。
（一）区域经济增长促进区域金融发展。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导致区域金融发展的不同，区域经济增长对区域金融发展具有推动和制约作用。
1、区域经济的运行状况决定区域金融运行效率。经济规模的扩大一方面能够增加金融资源的需求与供给；另一方面还可带动金融产业的不断发展。经济运行效率决定金融效率，通过提高金融市场上融资者和投资者的需求来提高金融运行效率，优化金融资源的配置。同时，经济结构的突变可以导致金融结构需求与供给结构的变化而影响金融效率。
2、区域市场化进程的差异导致资源要素的跨区流动。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资源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在经济资源的分配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市场化进程的差异直接会造成金融资源在空间的分布不均衡。
（二）区域金融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论述：
一是通过资金优化配置机制以实现区域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为了实现区域经济发展，除了要不断增加储蓄及投资总量之外，还必须保证储蓄资源的优化配置及投资结构的协调。注重投资质量比注重投资数量更为重要，减少低效率的投资和增加新投资在本质上一样重要。金融体系将分散的资金市场融为一体，使资金在整个社会实现配置，同时金融体系通过利用自身信息优势及监督优势将资金引导向那些预期收益好、发展潜力较大的区域、行业和企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从而起到以金融资源来实现区域经济资源优化配置、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
二是通过资本积累机制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资本的积累来源于储蓄，形成于投资。资本积累的关键是能否动员足够的储蓄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首先，金融体系从本身的职能出发并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使其能够动员吸收大量的社会闲散资金，并转化为储蓄，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来源；其次，通过金融业务产品的不断创新提供安全性高、流动性强、收益稳定的金融工具，进而优化储蓄结构、提高边际储蓄倾向；再次，金融机构部门通过利用信用扩张功能，高效运用资金，不断强化风险管理水平，降低流动性资产的持有量，增加用于生产投资的比例，将储蓄资金有效地转化为投资，对促进经济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是通过金融内部经营管理机制的影响和带动，促进区域经济的内涵增长。金融业是经营资金信用的行业，而资金的运用具有不确定性，因此金融业被称为高风险行业，但同时也是追求经营管理质量的行业，金融部门为规避自身风险而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完整而严密的内部经营管理机制，对于其他经济组织则会起到影响带动作用。因此，金融发展不仅从宏观方面促进资本的集中和转移，推动企业集团化、产业区域化发展，加快区域产业结构调整，而且还能从微观层面为企业集团提供内部控制手段，推动企业管理机制、经营体制的转换和组织形式演化，推动企业由粗放式向集约化、内涵式方向发展，继而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区域经济转型。
四是通过资金流导向机制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是实现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它不仅与科学研究状况有关，还与科技成果能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有关。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有利于企业提升质量和内部效益。而金融追求质量与效益是其最基本的原则。银行业将通过风险分散管理和对资产投向的正确引导，影响资金对高新技术产业、优势产业、发展潜力较大的产业、行业和企业的供给，不断推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三、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模型
（一）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尽管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存在诸多争议，但越来越多的研究都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本文遵循马尔科・帕加洛（1993）的研究框架构建了一个简单的内生增长模型以揭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假定人口规模是静态不变的，总产出是总资本存量的线性函数：
y=AK（1）
则经济增长率gt+1为：
gt+1=yt+1/yt-1=Kt+1/Kt-1（2）
为体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假定经济中只生产一种产品，该产品既可以作为消费品，也可以用于投资。如果用于投资，每期将以δ比例折旧，因此t期总投资为：
It=Kt+1-（1-δ）Kt（3）
假设不存在跨期消费，在一个封闭的两部门经济中，总储蓄St等于总投资It。如果金融发展不完美，即总储蓄中有一部分在金融中介过程中损失掉，则总投资仅为总储蓄的一定比例，即：
It=?兹St（4）
将（3）式和（4）式代入（2）式得：
gt+1=It/Kt-δ=A?兹St/yt-δ（5）
去掉时间下标，均衡状态经济增长率为：
g=A?兹S-δ（6）
其中，s为储蓄率。从式（6）可以看出，金融发展通过影响储蓄-投资转化机制来影响经济增长率，即θ是金融发展水平的函数，并且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储蓄转化为投资越多，经济增长就越快。
（二）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
由（6）式，可以得到：
g＋δ=A?兹S（7）
两边取对数有ln（g＋δ）＝lnA+ln?兹+lnS，考虑到本文主要考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因此假设技术水平和储蓄率在样本期对经济增长不存在影响，可以构建如下实证模型：
GRE=β0+β1FIR+β2FME+β3DSM+β4DIM+ut
（三）指标的说明
1、区域经济增长GDP。本文选择云南省的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该指标的度量，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计量标准。在数据的处理上，对人均GDP取自然对数，以消除数据的非平稳性和异方差，即：GRE=Ln（人均GDP）。
2、金融相关率。在数据处理上，本研究选取云南省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的均值与该地区当年的名义GDP的比值作为该指标的度量，即：FIR=［（金融机构存款余额+金融机构贷款余额）/2］/名义GDP。
3、金融中介效率。该指标衡量金融机构资金投放和运用的效率，基于数据可获性，本研究以云南省历年金融机构对商业企业的贷款作为该指标的度量，即：FME=金融机构对商业企业的贷款/名义GDP。
4、股票及证券市场发展程度。股票证券作为金融市场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金融衍生品，反应了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在数据的处理上，本研究将其与名义GDP的比值作为衡量股票市场发展水平的度量，即：DSM=股票筹资额/名义GDP。
5、保险市场发展程度DIM。保险是金融重要组成部分，保费收入的多少已经逐渐成为金融发展程度考量的重要指标。本研究认为，保费收入的高低，可以很容易、很直观地看出该地区保险市场的发展水平，即：DIM=保费收入/名义GDP。
（四）数据来源。考虑到数据来源的可获性，本文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1-2009），其中的缺失数据我们利用SPSS软件技术运用线性趋势方法来补足。
四、实证分析
（一）数据平稳性的检验。在对时间序列分析之前，首先要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运用Eviews软件，在ADF检验办法下对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通过ADF单位根检验可知，第一个指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一阶、二阶差分都是平稳的；第二个指标在10%的显著水平，一阶差分是平稳的；第三个指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一阶差分是平稳的；第四个指标在10%的显著水平下，一阶差分是平稳的；第五个指标在10%的显著水平下，一阶差分和二阶差分都是平稳的。
（二）协整检验。对时间序列平稳性分析表明，该时间序列组合中的各个时间序列均为一阶单整，这符合进行协整检验的前提。用ADF法对残差序列进行检验，结果显示，该序列一阶差分平稳，即序列GRE、FIR、FE、DSM、DIM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方程有意义。（表1）
运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线性回归，得到的结果如下：
GRE=8.734300-2.007334×FIR+3.285805×FME-1.596637×DSM+38.30740×DIM+ut
t=（29.45565）（-2.438044）（2.975432）（-1.272835）（2.841637）
R2=0.981147adjR2=0.962293
F=52.04057DW=2.374559
从模型的拟合结果来看，R2值达到0.98，说明该模型能解释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超过98%，而F值也达到52，其相应的P值也小于0.01，说明在1%的显著水平下，该模型是显著的。除DSM变量的统计不显著外，FME、DIM在5%的显著水平下是显著的，FME在10%的显著水平下是显著的。而DSM变量不显著是由于云南地处西南边陲，资本市场不发达，企业融资难，近年来虽然不少企业（目前有27家上市公司）通过上市融资，但对经济的贡献还是较少。
（三）误差修正模型。为反映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短期作用，我们还引入了误差修正模型（ECM）：
其中，ecmt=ut=GRE-（β0+β1FIR+β2FE+β3DSM+β4DIM）
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得到：
GRE=0.260937+1.601170×FIR-2.848265×FME+1.538301×DSM-25.86136×DIM+0.330031×ecmt-1+?着t
t=（2.974781）（1.061053）（-1.232467）（1.392336）（-1.024402）（0.369877）
R2=0.767911adjR2=-0.392537
F=0.661737DW=1.650707
从该误差修正模型来看，拟合效果不好，F值很低，方程不显著，因此需要运用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修正。在本文的研究中，首先利用OLS估计原模型得到残差序列ut，然后利用残差序列的绝对值四次方的倒数作为加权序列，最后利用OLS估计得到新的模型。
t=（6.589094）（-0.212610）（-0.542057）（7.213355）（1.912352）（-4.201929）
R2=0.999999adjR2=0.999996
F=76.34800DW=0.866411
通过修正后，模型的显著性提高，F值也提高了很多，可决系数R2达到0.99，说明方程的解释能力提高。但是DW值有所下降。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分析回归方程和误差修正方程的系数可知，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正负作用，这点可以从回归方程和误差修正方程的系数看出，长期和短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同，在长期，金融相关率和股票证券市场的发展对经济起重要作用；而短期却是保险市场发展和金融效率推动经济的发展，符合云南的实际情况。
（一）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着力鼓励有实力的地方企业上市融资，推动大中型企业发展，加大对商业企业的贷款力度，解决其融资难问题。适应当代政策取向，有目标、有步骤地建设昆明泛亚金融服务中心，服务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为云南地方企业发展、进出口企业融资、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提供基础与准备。
（二）推动云南地方保险市场发展，扩宽保险渠道，不断增加保险收入。不断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整合云南地方现有金融机构体系，不断进行金融工具与产品创新，适时引入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金融机构落户昆明及周边国家的金融机构在昆明开展金融服务，使得整个云南金融体系实现现代化和国际化，从而真正地建立现代金融服务体系，提升金融中介发展水平。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李江.金融发展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6.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92(2010)08-0049-04
一、引言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尤其是金融发展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研究．一直以来．受到许多经济学家的高度关注。在理论界，Bagehot是最早研究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学者，他在1873年就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其后有大量的学者研究这一问题．但到目前为止。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共有三种：一种是金融发展引领经济增长假说，认为金融市场通过动员储蓄为长期投资提供资金支持、诱致技术发明，并进而推动增长(W.Bagehot，1873；Hicks,1969)；另一种是经济增长引领金融发展假说(Robinson，1952；Lucas,1988)；第三种是反作用假说．认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Lewis,1955；Patrick,1996)。
[关键词]经济增长；
金融发展
在经济发展进程中，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探讨贯穿经济发展过程的始终。可以讲。金融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是人们对金融在经济增长中重要作用的认识逐步深入的过程，也是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过程。目前。经济学家对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结论而言，充满争议，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经济的增长。
如约瑟夫·熊彼特(1991)的非常信用理论、Goldsmith(1969)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理论、Mckinnon(1973.1991)和Gurley and Shaw(1995)的金融抑制论。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独具特色的金融因素与产业资本相结合的经济增长理论，指出经济发展初期，银行的信用是金融活动的主要形式。1969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现代比较金融学的奠基人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出版了《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他首次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作了比较，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衡量一国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存量和流量指标，并对35个国家1860—1963年数据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在大多数国家，如果对近数十年进行考察，就会发现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1955年和1956年格利和肖率先阐述了金融中介在储蓄一投资转化机制中的重要作用，揭开了金融理论研究的新纪元。他们分别从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两个角度，系统阐述了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麦金农的金融抑制论理论认为。金融变量和金融制度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来说，并不是中性因素：它既能起到促进的作用，也能起到阻滞的作用，关键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和制度选择。肖提出了金融深化的概念，即金融资产快于非金融资产积累的速度而积累。他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改革首先应该从金融领域人手，减少人为因素对金融市场的干预，借助市场的力量实现利率、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从而消除“金融抑制”。这些理论虽然假设条件不同，但都是在严格的理论模型基础上论证了金融中介具有储蓄动员、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功能，从而金融发展推动了经济发展。这些结论得到了后来许多实证研究的支持。如King和Levine(1993)从金融功能角度人手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在金融功能计量上取得了新的突破，令人信服地证明了金融功能的确对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率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贡献。Levine和Zervos(1998)发现了金融自身的差别性及其特征的多样性，通过在回归模型中加入反映股票市场状况的一些指标而扩展了King和Levine对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Levine和gervos选取了47个国家1916—1993年的有关数据进行了交叉国家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银行信用与经济增长之间，所有股票市场之间存在着强相关性。虽然他们没有指出这些结论的因果关系。Philid Ares-tis and Panieos Demetriades(1997)在这一时期实证研究方法上取得了开创性突破。他们在国别研究上用时间序列分析代替了传统的交叉国家分析-法，以国别研究分析取代了回归平均法，这一方法能够更精确地反映诸如金融系统的结梅、政策制度与政府有效管理程度等单个国家的具体环境因素。除此之外，金融发展理论工作者利用不同的计量方法和不同样本数据检验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例如，Ne-usser和Kugler(1998)以及Rousseau和Wachtel(1998)利用时间序列数据，Beck.Levine和Loaya(2000)利用版面数据，Le-vine(1999)利用工具变量法，研究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第二种观点恰好相反，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不产生影响。
这种金融与经济发展的观点可称为“需求导向”论。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是无关紧要的，金融的发展只是被动地对经济发展做出反应，随着经济的增长，经济主体对金融服务产生更多需求，金融发展仅仅就是对这种需求的反应。早期的研究如琼·鲁滨逊(1952)、格林伍德和约万诺维奇(1990)、莱文(1993)、帕特里克(1966)、罗伯特·卢卡斯(1988)和Stem(1989)等。早在1952年，鲁滨逊就对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出了质疑。她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间的交易会产生新的摩擦，这些摩擦刺激了经济对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务产生的需求，而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务应经济的需要而产生，也就是“实业引导金融”。金融对经济增长没有实质性的贡献，金融是被动地适应经济增长。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卢卡斯断言：经济学家普遍夸大了经济增长过程中金融市场的重要性。金融市场最多只不过在经济增长中起到极其微小的作用。格林伍德和约万诺维奇、莱文等人的分析表明，金融市场的建立和发展需要依赖于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的增加，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只有达到一定的“临界值”，才能有金融市场的发展。所以，从经济发展角度看，经济增长决定金融发展。近期的实证研究，如Singh(1997)也得出了股票市场发展无助于经济增长的结论。在类似“需求导向”论观点中，更有甚者持有金融发展会破坏经济增长的“金融破坏”论的观点。如Buitle(1984)和VanWijnbergen(1983)认为正式金融市场的发展争夺了非正式的民间融资市场，从而减少了国内企业可贷资金数量，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
第三种观点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能是互动的，而且在不同制度条件下可能会是不同的结果。
[关键词] 教育发展； 经济增长； 灰色关联； Matlab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3 . 010. 060
[中图分类号] G40-0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3）010- 0103- 04
0 引 言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以来，教育作为科技创新的主要动力与人力资本投入的重要形式，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储备和创新动力，其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价值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教育经费总投入占GDP的比重已保持在7%以上，日本、法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为6%以上，而我国于2012年才首次达到了全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世界平均水平，教育投入的低水平约束了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规模。教育投入决定了人力资本积累的水平与质量，从而成为影响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而经济增长的速度与效果从根本上决定着教育发展的规模与质量，两者为相互作用的统一体。
本文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探讨了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问题，经济与教育系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复杂系统，研究充分考虑了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滞后期，以中国经济增长指标与教育发展水平指标为比较序列建立灰色关联模型，揭示了影响教育、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并指出增加教育投资对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
1 文献述评
20世纪50年代以来，舒尔茨、贝克尔等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指出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途径；丹尼森完善了人力资本的理论框架，强调教育是经济增长的源泉；80年代初，我国学者展开了教育对经济的贡献率、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教育市场化产业化等领域的相关研究，均对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持肯定态度。蔡增正基于194个国家与地区的数据，考察了教育在25年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指出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呈现先弱、后强、最后稍有降低的趋势；贾彦东 等人以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探讨了教育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及差异性，得出两者的协调性在东、中、西部地区存在明显差异。
关于灰色关联分析在教育领域的研究，自1982年邓聚龙教授创立灰色系统理论以来，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已广泛应用于教育问题的预测、评估、决策以及系统指标确定等方面。雷光龙 等运用灰色关联分析和GM（1，1）预测模型，展开了对全国农村职教发展的相关因素分析，并对2000年以后全国农村职教发展进行了分析预测；张文剑 等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各教育层次的规模结构、专业结构、地区结构与经济发展（GDP）的关系进行了评估及预测；项飞海、沈永跃 等均基于地区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运用灰色关联度确定指标权重进而分析各省教育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度。本文基于以上研究成果，基于近10年来全国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以中国经济增长指标与教育发展水平指标为比较序列建立灰色关联模型，应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探讨两者相关性问题。
2 模型确定与方法
灰色关联分析（Grey Relational Analysis）是系统态势的量化比较分析，对系统动态过程量化分析以计算系统诸因素之间的相关程度，其实质就是比较若干数列所构成的曲线列与理想（标准）数列所构成的曲线几何形状的接近程度，几何形状越接近，其关联度越大，反之关联度就小。关联度分析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损失，并且对无规律数据同样适用，不会出现量化结果与定性分析结果不符的情况，然而灰色关联分析仍存在需要对各项指标的最优值进行确定；部分指标最优值难以确定等难点。
灰色关联分析首先要指定系统特征序列，参考数据列常记为yj（j = 1，2，…，t），一般表示为：yj = {yj（1），yj（2），…，yj（n）}；被比较数列记为xi，一般表示为：xi = {xi（1），xi（2），…，xi（n）}，i = 1，2，…，m。
以yj（j = 1，2，…，15）为参考序列，以xi（i = 1，2，…，5）为比较序列建立灰色关联模型。对于一个参考数据列yj，比较数列为xi，可用下述关系表示各比较曲线与参考曲线在各点的差：
ξi（k） = ■
ξi（k）是第k个时刻比较曲线xi与参考曲线yi的相对差值，这种形式的相对差值成为xi对yj在k时刻的关联系数。？灼为分辨系数，？灼∈[0，1]，引入它是为了减少极值对计算的影响。
若记：？驻 min = ■■yj（k） - xi（k），？驻 max = ■■yj（k） - xi（k）
则？驻 min与？驻 max分别为时刻yj与xi的最小绝对差值与最大绝对差值。从而有：
ξi（k） = ■
如果计算关联程度的数列量纲不同，要转化为无量纲。无量纲化的方法，常用的有初值化与均值化。初值化是指所有数据均用第一个数据除，即：xi′（k） = xi（k） / xi（1）；yj′（k） = yj（k） / yj（1）。然后得到一个新的数列，这个新的数列即是各种不同时刻的值相对于第一个时刻的值的百分比。
关键词： 金融发展；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19-0190-02
1 文献综述
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①金融发展是否促进了经济增长。②金融发展的决定因素。
Goldsmith(1969)使用金融发展中介资产价值与GNP的比率作为一国金融发展指标，利用35个国家的历史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正相关。King和Levine(1993)扩展了Goldsmith的研究，选取了更多的样本数据和更多的金融中介发展指标，并控制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Levine和Zervos(1998)引入了一些反映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指标，扩展了King和Levine（1993）对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结果表明：股票市场和银行发展指标都显著影响了经济增长。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2)对意大利金融发展的实证研究也表明：金融发展使融资变得更加容易，促进了居民创业的可能性，提高了市场竞争，最终促进了经济增长。
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取得共识后，理论界开始研究金融发展的决定因素。Allen和Gale(2000)认为不同公司治理模式导致不同的金融发展模式。以德、日为代表的公司治理模式股权集中，主银行向企业提供融资并参与治理，形成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发展模式。以英、美为代表的公司治理模式股权高度分散，融资大量依靠证券市场，形成以市场为中心的金融发展模式。对两种模式的优劣一直存在争论。一般认为：以市场为中心的金融发展模式比较适合创新型企业融资。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发展模式比较适合技术成熟的传统产业企业融资。LLSV则注意到如果一国的投资者受到赋予其收回资金权利的法律的保护，则该国的金融发展水平较高。LLSV（1998）验证了49个国家法律对投资者保护差异对上述国家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Coffee（2001）认为，公司行为由社会规范塑造和决定的，如果一个社会的社会规范认为大股东不该享受公司溢价，则大股东剥削小股东的行为不被认可，证券市场中小股东的权利得到保护，金融发展较易形成市场中心模式。
King和Levine（1993）利用1960—1989年的77个国家的数据分析得出金融发展可以刺激经济增长的结论；同时Levine(2001)提出了金融发展一体化可以通过长期总产出的增长来改善一国的金融体制，从而促进经济增长；Corrado Andini(2009)利用中位数回归技术证明了Levine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联系；Stefano Vsai Marco Vannin(2005)通过对1970—1993年的意大利不同类别的银行发挥的作用进行比较，认为金融各部门对区域经济的增长作用不明显；但是Andrea Vaona（2008）指出：更多的金融机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大，并且短期的金融期限结构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利处更大；Andreas Pichler和Kathrina Steiner等人研究了欧洲的金融发展一体化，发现金融发展对欧洲的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影响；Luis A.Rivera,Paul M.Romer (1990)证明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社会的技术进步有作用，而技术进步可以推动经济的增长。
关键词：金融市场 经济增长 建议
一、我国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发展现状
（一）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现状
我国的金融业在不断的探索中逐渐完善和发展。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现代金融体系框架基本形成：从纯粹的资金计划分配向银行的间接融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发展；银行机构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及证券、保险机构等并存；从单一的中国人民银行向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发展；金融工具日益丰富，从简单的信贷工具向国债、基金、保险、股票等多种融资方式发展；金融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具有广度和深度。从宏观层面分析，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经济货币化、经济金融化、经济证券化的发展模式。
（二）我国经济增长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快速提高，经济增长快速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自1978年至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经过3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主要体现在：首先国民经济综合实力由弱变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我国GDP在1978年后的30余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83%，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自2010年起我国的GDP 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次，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由贫困向全面小康的跨越。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人民生活总体实现小康，并开始向全面小康转变；第三，经济结构实现从不均衡向均衡发展的调整，经济发展协调性增强，经济结构趋向合理和优化；第四，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实现巨大飞跃，增强了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力度。
二、金融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
一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高效的经济增长又能促进金融的发展。经济的增长与收入水平的增加提高了储蓄水平，而金融市场的发展提高了储蓄率与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比率，从而增加了投资，投资的增加使产出增长，并通过金融市场的发展及人力资本与资本水平的提高使生产效率得以提高，从而促进经济更加快速增长。整个经济就处于这样一个循环过程中，因此，金融市场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机制可通过图1描述：
图1 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相互作用图
三、我国金融市场发展推动经济增长建议
近几年来，我国对金融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做了一系列实证分析，在研究中发现很多问题，比如在整个金融体系中，我国的融资方式始终以银行贷款为主；我国的股票市场投机性依然很强等。因此，根据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和现阶段经济增长对金融市场发展的要求，提出几点建议。
（一）深化银行体系改革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银行体系已具备相当规模，但也存在不足。首先稳步推进对国有银行的改革。商业银行加快对非国有经济的支持力度，整合业务流程，实现业务重点转变，增加对非国有经济的贷款；以股改和上市为契机，提高资产质量，优化治理结构。其次，推动股份制银行的改革。银行加快中间业务发展，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风险控制水平，实现综合化经营。再次，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推进股份制产权改革，健全股权流转体系，完善风险管理机制，立足“三农”和城乡统筹发展。
（二）发展和完善我国资本市场的建设
为了加大资本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要进一步发展我国的资本市场。一是完善股票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由于我国股票市场的功能定位存在偏差，市场化程度比较低，因此，要形成完整的监管理念，加大市场化力度，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借助股票市场，调整产业结构，促进高科技产业发展。二是积极发展我国的企业债券市场，尝试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把拓展债券市场作为扩大直接融资的主要途径。三是加快我国保险市场的发展。转变经营方式，变粗放式经营为集约式经营；推进保险公司的体制改革；放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四是加快基金等金融业态的发展，丰富金融市场内涵。尤其是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基金，使其在推动科技型创新企业的建立与发展方面发挥作用，拉动经济进一步快速增长。
（三）改善非国有经济的融资环境
金融市场的发展对非国有经济的倾斜将成为经济发展一个趋势。首先就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指导作用，合理利用行政手段，增加政策支持，推动当地经济增长；其次，拓宽非国有企业包括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给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第三，深化金融法制建设，优化金融环境，进一步提高金融市场的效度。第四，加强金融创新，并处理好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
四、结束语
我国一方面要深化金融改革，实施政府从国有银行逐步退出、股权多元化战略；另一方面要着重金融基础实施建设，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保障银行业、证券业高效率运作，从而保证金融市场健康发展，使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协调共进。
参考文献：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传统驱动力受到制约。在我国逐渐失去劳动力优势以及资源优势的大背景下，将经济增长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已得到国内诸多学者一致认可。本文基于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通过省际数据对我国各要素进行核算并得出，新常态下应增加R&D投资以促进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此外，还从供给侧改革入手给出建议，认为我国新兴产业发展应依托于传统产业发展实现两种产业的双赢局面。
［关键词］
新常态；新兴产业；生产率
1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转型分析
1.1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分析后危机时代，建设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增长方式成为新的发展主题。对于经济发展而言，在生产函数中除去了对于劳动的投入和资源的投入，想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拉动经济发展。对于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因素分析发现，现有研究的普遍结论将其归结于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TFP）3个维度。这些研究结果均在一点达成一致，资本投入对于我国经济持续增长贡献占比最大，而技术进步的贡献很小。经济新常态下，传统的投资驱动收到越来越严重的制约，内生的经济增长动力逐渐减退，这就要求经济发展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关于投资驱动经济发展的研究已比较系统全面。在创新驱动经济的研究中，通常引用科学研究与试验性发展（ResearchandDevelopment，R&D）这一概念进行描述。
1.2我国R&D投资的一些事实与比较由图1看出，我国关于R&D投入不论是总量还是占GDP的比重上均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并在2000年以后显著提升，从1998年的551.1亿元到2014年13015.1亿元，比例从1998年的0.6%上升到2014年的2%，增幅显著。其中，企业在R&D的投入上增幅最大，其次是政府，最后是高校研究机构。省际的数据则表明了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以及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上海、江苏、广东）在R&d投入上始终高于西南地区（四川、云南、贵州）。从数据来看，2008年后，私营企业活动密集的地域（江苏、上海、广东）在R&D上的投入显著超过北京以及西南地区。而在西南地区来看，处于经济辐射中心的四川在R&D投入上也显著超过了云南和贵州。基于我国在国家层面上的数据在时间跨度上相对较短，本文对于数据选取采用省级数据进行分析，选取的时间跨度为1998-2014年。所有数据根据历年《中国科技年鉴》的数据梳理得到，其余各变量数据均从中国统计局网站获得。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可以观察到R&D资本的投入明显促进了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数据表明R&D投入和人均GDP之间存在明显正向关系，R&D投入规模越大人均的GDP越高。其中可以明显看出，东部发达地区和西南地区存在明显的差距。不难看出，我国物质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远远低于研究投入的边际生产率。对比经济发达地区与西南地区，可以得出经济发达地区在研究投入上远高于西南地区，从而使经济发达地区的物质资本和研究投入的边际生产率均高于西南地区。
2新常态下我国新兴产业发展路径选取
新兴产业的发展要构建完善的体制制度。体制改革是其他改革开展的基础，因此，有必要通过科研制度的改革一方面调动众多科研参与者的积极性，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本支持。新常态下，为促进我国新兴产业发展尤其创新产业，加快培育有利于创新的环境。供给的核心在于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创新驱动力要在经济增长的比重加大。新兴产业的发展应致力于促进过剩产能的有效化解。通过新兴产业的介入与技术革新的方式实现传统产能过剩的行业转型发展，提升产能的整体质量。其中，尤其要通过新兴产业发展来促进农业、交通教育等战略重点的发展。让新兴产业为传统产业服务,这一方面是改造与发展传统产业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新兴产业自身完善发展的需要。新兴产业的发展一般都是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了一定的传统产业基础,新兴产业才能较为顺利地发展，使经济结构更加适应新常态下的经济环境。
3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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