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2 09:45:57
导语：在关于非遗文化的介绍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徽雕 展示设计 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图分类号：J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4（b）-0018-01
1 婺源徽雕文化的展示对象
徽雕文化发源于宋代，鼎盛于明清，是古徽州重要的工艺美术精粹。婺源原属于古徽州的一个县，解放后在行政区域上划归江西，但是其风俗习惯文化基础都是与徽州文化一脉相承的，其著名的“婺源三雕”（木雕、石雕、砖雕）也是徽雕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具有典型的代表性。2009年婺源著名的雕刻大师俞有桂被文化部授予徽州三雕（婺源三雕）代表性传承人，这是国家对于徽雕文化遗产保护的极大认可与重视。此次非遗的实验性记录研究就以传承人所在的传承基地建设一个700m2的徽雕艺术馆为突破口，对于这项文化的展示内容是需要进行前期的详细策划，雕刻品的陈设是此次展示最为重要的展品，通过与“非遗”大师俞有桂的调研交流、查阅大量的相关资料，其展品主要确定在根雕艺术品、木雕家具、古建筑的砖雕石雕装饰部件三个主要方面。徽雕主要是依附于建筑装饰和徽州家具而存在，经过装饰性的发展之后产生了具有独立艺术价值的根雕、木雕艺术品体系。在图片和文字展示方面主要是关于徽雕文化的发展历程简介、雕刻技艺简介、材料的展示介绍及最近几年这项“非遗”行业所获得的传承性发展与创新四个方面来进行。但是要将这些作品、图片及文字合理地植根于地域性的浓缩空间中，并与空间融为一体来使观众感受到沉淀的历史文化氛围是需要仔细推敲斟酌的事情。最好的方法便是从与当地环境、文化的类型学建构着手，来寻找具有地域性特征的文化符号，这样设计出来的空间就会与历史、环境与文脉产生某种天然的联系。在实地调研的过程中先进行广谱式的考察，通过与当地居民的交流沟通，将婺源所有与徽雕有关的地理环境、人文特色进行归档研究。通过资料及现场调研分析得出当地具有特色的文化符号主要有：江湾古村落群及萧江宗祠、非遗传承人的故乡汪口村、婺源步行街、婺源景观桥、沱川理坑为代表的徽州古建筑群、当地著名的自然景观油菜花及月亮湾等。其文化符号中有完全传统遗留的徽雕艺术，有与现代地域发展结合而创新的徽雕艺术，还有哺育徽雕艺术的基础性自然环境代表，就完全能够有机地串联成一个能够反映非遗传承基地发展现状的背景资源。
2 展示氛围的营造与展示方法
2.1 利用与现代科技结合的手段进行非遗文化的多媒体展示
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制作互动投影视频，其主要内容是关于讲述徽雕的发展历程、华龙徽雕非遗基地的发展历程、已研发成功的代表性项目和作品以及相关史料典籍的数据库链接等。参观者可以根据触动触摸屏进行选择性点击，与此相链接的是一个完整的徽雕多媒体资源库平台建设，其中包括这个展馆所容纳不下的所有徽雕艺术品的基本背景资料及相关数据、相关的影像视频资料以及个性化定制的选择服务等。展厅中的部分展品比如龙椅采用360度旋转的动态展示，配合其背景的虚拟展示墙面产生一种虚实结合的幻影空间效果展示。对于前期调研过程中所发掘的文化符号也要进行科技化的展示融合，比如由该基地所完成的景观桥、萧江宗祠、步行街等大型项目以微缩模型的形式加以展示，其周围的场景以现实中的周围的活动场景作为动态背景进行影像投射，使其更具备真实性和趣味性。
2.2 注重在展示过程中的互动体验性
在参观的过程中使部分家具类展品可以与参观者产生互动体验关系，参观者可以亲身的坐在或者躺在相关的座椅及木床上进行舒适性体验。在参观完木雕艺术品的时候可以在展厅的雕刻体验区自己动手雕刻一些相对简单的小艺术品作为纪念，让更多的人感觉到这项艺术的博大精深及保护发展的重要性。又比如在进行古建门头砖雕的展示时就会出现两种思路，一种是将收集回来的古建零件在展厅的某一入口处进行重新的拼接组合，复原其原来的面貌，而另一种思路是用等比例的图片或投影将这个门头的原始样貌展现在墙上，然后在图像旁边的墙上以人视线的范围内为基准安装玻璃展示盒，将零部件展示其中，零部件的盒子用发光的灯线指引在图像中的原始位置，这样的展示效果显然就更加具有体验性，因为一般平时人们只能看到高高在上的门头，而以人视角来观察这些组件显然更加别具一格，令参观者印象深刻。
2.3 流线及空间排布的趣味性设计
在流线上由于整个展厅的空间面积并不大，只有700 m2，因此适当增加其室内的流线长度是非常有必要的。整个流线采用造园方法中的借景、对景等基本方法，使参观者在整个过程中的任何视线都有相应的主展物品呈现其中。在铺地材质上也采用不同的方法，比如在统柜和零散的展区就用PVC等反光适宜的材料来与整个叙述性“博物馆”展示的语言来表达徽雕的发展历史和静谧的艺术氛围，而在套件样板中则用青石板的铺地来还原真正徽派室内空间的特质，来展现最为现实的生活场景。在整个流线的设置中使叙述性“博物馆”展示方法与场景式样板空间相结合穿插，以避免其参观的乏味性，并且整个展示空间的光照也会不断的进行亮暗交替，来增强展示“过程中”的体验印象。
3 文化遗产空间化记录的后续设计研发保护
对于徽雕的艺术馆记录设计其实只是对于这项非遗保护的第一步，而要真正发掘这项非遗文化就必须进行更为深层次的梳理规整，将其所有的价值性资料完整的记录下来，比如在后期可以进行多媒体资源数据库平台建设和徽雕的大型数字化虚拟博物馆设计，与现代高科技的结合更能够焕发出传统工艺的魅力价值，虚拟化的空间记录是当下人们更为方便且更容易接受的保护方式，可以结合徽雕文化和数字化虚拟展示的最新技术进行了原创性的研发运用，当完成对这项非遗的保护和展示两个方面工作之后便可以与市场商业接轨，建立“产学研“的互动平台自行运营体系，解决这项非遗事业后继无人的现状。由于目前非遗的此类数据库及虚拟展示平台系统大都是由政府出资运营维持，长此以往势必增加政府负担，并且不能够激活传统非遗的现代化应用，通过平台的搭建策划一种自行运营的模式，使其带来的经济效益能够满足平台的运作费用，使非文化遗产平台摆脱完全依赖政府的局面自行发展，这才是对于传统文化复兴、增强文化软实力和创意产业的重要示范途径。
参考文献
一、汉绣的历史文化渊源
（一）民俗文化背景
在荆楚大地民俗中，汉绣应用与日常生活联系紧密的有生活用品、宗教礼仪、装饰品、戏剧舞台用品。丰富多彩的楚文化习俗为汉绣艺术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汉绣不仅仅是刺绣，它承载着大家对幸福的仰望和对美的追求。
（二）时代文化影响
武汉受地理位置影响，是内陆城市中比较国际化的大城市之一。还有受近现代的历史因素影响，这里是的发源地，曾还是临时的督府等。受时代的影响，汉绣领域的部分作品明显受到西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强烈的基督文化特征、欧美审美方式、油画风格特征等等。另一方面，老汉口的市井文化对汉绣的绣品种类、艺术风格等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老汉口使用绣品的市民人数不断增多，使得汉绣的类型逐渐丰富，满足不同行业人民的需求。
随着汉绣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后，武汉市政府近几年来为改善汉绣的社会生存环境不遗余力。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并未取得很显著的市场效果。
二、汉绣文化的现状
汉绣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后已如凤凰涅??，浴火重生。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重视汉绣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同时多个高校开设相关专业，不断深入了解汉绣文化，将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相结合，不断开发新的汉绣作品，让其具有更广阔的市场前景。
（一）市场现状
2011年4月汉绣入住武昌昙华林，武昌区政府计划三年内将昙华林打造城湖北省汉绣产业示范基地。然而汉绣喜欢的人多，看的人也多，就是买的人少，而且目前销路有限，昙华林地理位置也不够理想，周边学生消费不足，旅游产业效益还有待开发，所以盈利也是不够理想，收入目前只能维持生计。2012年8月汉绣又被邀请入驻汉阳江堤街江欣苑社区非遗文化广场“百工坊”内。目前入住的两家汉绣绣坊，一家是汉绣省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任本荣的绣坊，一家是杨小婷第五个徒弟的绣坊石玉香汉绣坊。任本荣的绣坊因有政府采购、稳定老客户支持以及江欣苑非遗文化广场举办的一些活动引来的团体采购，另外还有与武汉非物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之签订的包销合同的保障，尚能维持。但是当下的“汉绣”行业市场仍未走向成熟，名气还未完全打响。杨小婷指出：“未来培养出来的所有的绣女绣的汉绣作品，将会经过楚风汉绣的品牌包装，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推向市场。高端主要通过龙头公司跟一些拍卖公司联合进行拍卖，进入收藏品市场，也可能会跟国外联合参加一些博览会，然后拿一些外单，高级定制一些国外奢侈品系列，包括汉绣服装。低端的就是开发一些旅游产品，为湖北各旅游景点开发具有旅游景点特色的汉绣旅游产品。”明确的市场定位将为汉绣市场打下坚实基础。
（二）人才现状
现在绣娘稀少、艺术传承力量薄弱是汉绣发展不起来的主要原因。今年4月，湖北省总工会拿出100多万培养500个绣女，分五期，第一期100个已经招够了，即将进行培训。”杨小婷介绍，经过这两年的市场宣传和培育，现在已经有1000多个绣女。如果招到2000个绣女的话，这个局面就打开了。一个绣女每年绣一到两幅作品，一年下来将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从汉绣基地明年开始打造百家绣坊，进而将会走上产业化的路子。
湖北省多高校已开设相关课程，与汉绣基地联合办学，如武汉纺织大学特聘杨小婷为教授及导师，湖北大学组织汉绣基地学习等。在未来的汉绣发展中进一步加强校企联合，利用高校专家人才队伍来推动汉绣的传承。
三、汉绣文化的发展
如今，武汉市场上流传多个汉绣的版本，并且武汉三镇多家政府部门都在张罗筹建汉绣博物馆，沉睡多年的汉绣在逐渐发展。在绣娘稀少的情况下，汉绣的产业化发展是否顺畅，未来能否恢复当年鼎盛成为人们最关心的问题。2012年，汉阳区政府打造武汉高龙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博物馆和刺绣馆结合起来，博物馆作为汉绣对外的一个窗口，刺绣馆除了出售汉绣作品，也是培养汉绣人才的一个基地。在未来的汉绣发展中要不断改革，以市场运营为导向，发挥大学生的优势力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汉绣发扬光大。
（一）汉绣市场运营中的绣品优化
所谓优势绣种，是指发展相对好的绣种。这些绣种长期兴旺，或积累了深厚的技艺功底，或形成了自己的优秀人才，或建立了良好的文化品牌形象，或具有丰富的市场经验，熟悉并且明确市场需求什么样的绣品，产生着深刻而广泛的社会影响。
1、优势绣种的特征
质朴的传统民间刺绣是最有代表性的绣品，其醇厚的民族特色，强烈的原生态视觉，与当下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使人们产生神秘向往感，使其成为了旅游商品，并且占有广泛市场。还有部分小绣种，因其民间风味浓郁，而成为旅游产品，或者成为被批量定购的某种工艺品，如刺绣鞋垫等。
高雅的四大名绣中的苏绣占有整个刺绣市场的80%的份额，它是这类刺绣的代表。苏绣自明清形成风格以来，因江南特有的地域和人文环境形成一枝独秀，现在普遍知晓的是其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欣赏品类刺绣，苏绣保留着最原始的装饰服装功能，大量服务于服装业，此外还开发有各种小件绣品，服务于家纺行业。苏绣因其高端艺术性产品的影响，带来的品牌效应使它占有了层次丰富的刺绣市场。
2、目标市场的策略
近几十年，武汉汉绣长期脱离市场，在刺绣领域未获得独有性地位。洪湖汉绣虽然成立了独立的绣花厂，在建国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到现在停产近二十年，也已经失去市场。现在的市场环境比较成熟，竞争相当激烈，开拓市场需要充足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汉绣目前分布比较分散，缺乏集中凝聚力，缺乏开拓市场的引导者。
汉绣艺术家杨小婷明确的市场目标策略是：“高端主要通过龙头公司跟一些拍卖公司联合进行拍卖，进入收藏品市场，也可能会跟国外联合参加一些博览会，然后拿一些外单，高级定制一些国外奢侈品系列，包括汉绣服装。低端的就是开发一些旅游产品，为湖北各旅游景点开发具有旅游景点特色的汉绣旅游产品”。
汉绣有一定的历史文化基础，但现在市场资源基础薄弱。开拓综合市场需要大量的资金、技术、人才。在汉绣未来的发展中要整合优势根据市场条件细分市场定位，不断发展汉绣市场。
（二）汉绣文化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传承发展
汉绣以其精湛的工艺和独特的图案纹样而闻名，我省大部分高校的艺术设计专业开设有“装饰图案”课程，其课程主要研究纹样特点的表现形式及在不同艺术领域的应用发展。将汉绣文化带入课堂，在课堂教学中结合地方传统文化特点，从汉绣纹样的艺术特点、艺术特色形成原因、汉绣纹样的意义等多方面加强实践性教学，深入汉绣基地考察学习，了解国内优势绣种的绣品特征，对汉绣目标市场的选定出谋划策，进一步推动汉绣文化的发展。
汉绣艺术历经漫长的积淀之后，是现代视觉传达设计创作的创意源泉及宝贵财富。我们将汉绣艺术运用在视觉传达设计中，不仅能最大程度的充裕及发展现在平面设计的文化底蕴和审美内涵，同时也为视觉传达设计艺术的多元、多样化开拓了全新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四库全书 征集 辑佚 校勘 文献价值
清朝乾隆皇帝率领大批大臣编定《四库全书》，完成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文化工程。清朝初期最新的学术成果从中得到体现，许多古代典籍因收入此书得以保存。《四库全书》问世以来，关于《四库全书》的功过是非、利弊得失的争论，在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已经发生了好几次。
首先，《四库全书》的编篡在保存先人文化遗产的同时，开始了一场空前的类似“焚书坑儒”的文化浩劫。在全国范围内，对所有书籍，到处搜求，名曰集中编纂，实际上是大搞焚烧和文字狱。凡与朝廷思想、观点、制度相悖的，就以“触讳”之名烧掉。正当热河避暑山庄由纪晓岚率御前写作班子舞卷弄帙不亦快哉之日，正是大江南北焚烧“触讳”图书70余万卷之时。这次文化浩劫是中国文化文明史上第11次大劫难，是仅次于“”的最惨最巨的焚书大劫难。《四库全书》经十年而成书79337卷，于其同时，却焚烧了“触讳”书籍71万卷，成与毁，比例是1：10，烧10本书，留1本书，而留在四库全书里的经史子集诸子百家图书，绝大部分又经过了以纪晓岚为首的御前文人的“美容”和“改性”手术。
其次，我们在用历史唯物主义审视历史时，既要尊重历史，正视现实，看到以乾隆为首的清代统治阶级在编修《四库全书》的同时禁毁和删改图书的消极影响，承认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四库全书》在传承和保留中国古代文化遗产方面的历史功绩，用历史唯物史观评鉴清庭在编修《四库全书》过程中焚书与文字狱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很多学者喜欢用放大镜去照看《四库全书》，然后说，这部书是通行的，那部书所选版本并非最佳，还有一部书被删改了，于是，得出结论：《四库全书》中有价值的图书实在不多，如果研究真实的中国社会史，这《四库全书》实在没有阅读的价值。还有的主张现在国家正在着手编纂的《清史》，对于在乾隆年间的焚书坑儒文字狱，应详尽着笔。不能否认的是,《四库全书》既是封建盛世的产物，又是传统文化的结晶。它对清乾隆以前的历代典籍进行了全面总结和系统整理，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一章。它不仅在当时，而且对以后的社会都有重大影响。特别是在文化学术领域，《四库全书》的影响更是广泛而深远。
人们无论是持否定态度的也好，还是持肯定态度的也罢，都忽略了或者没有充分强调最重要的一点：《四库全书》的文献价值。
文献是知识内容和物理形式的结合体，使二者结合在一起的过程，就是人类创造文献的劳动过程。文献的价值就是由产生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四库全书》的文献价值不但体现为它是知识信息的集合体、，还促进了考据学、目录学等各门专科学术的兴盛和发展。
一、搜访范围广，征集图书全
为了汇聚天下书籍，《四库全书》开馆前后，清政府运用政权的力量，在全国各地搜访图书，凡经史百家、文人专集等等均在采集之列，惟坊间举业时文、民间族谱、尺牍屏幛寿言以及屑屑无当之酬唱诗文之类，均无庸采取。乾隆的初衷，是要通过此次征集活动，尽收天下有用的图书。此举颇为有效，短短几年时间，从各地征集10000余种（包括各省采进本、私人进献本和购入通行本），除四川、贵州等地因有事未上缴外，征书范围遍及全国，江浙等人文荟萃之地尤多，从宫廷各处藏本检出约2000余种，从明朝大类书《永乐大典》辑录图书500余种，再加上由朝廷组织临时编纂之书，总数达13000余种，其间包括不少举世罕见或海内仅存的珍本秘籍。章学诚说：“四库搜罗，典章大备，遗文秘册，有数百年博学通儒所未得见而今可借抄于馆阁者。”（《章氏遗书.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这次征集，除了朝廷明确不收的“举业时文”等，以及大量的佛道藏图书、普通地方志和戏曲小说等等以外，已经基本上囊括了当时存世的图书。
当时所征集的图书，除少量因属重本或被认为实在没有保留价值而被淘汰外，有3000余种被禁毁，被禁毁的书籍内容主要是明末清初的史料、文集、笔记、石刻碑铭、郡邑志乘、剧本曲目，以及天文占验之书等等，这些被禁毁的书籍虽然后世大多尚存（仅孙殿起所撰《清代禁书知见录》即收书1400多种），但此举毕竟对中国文化的发展造成了危害，而未选收此类书籍的《四库全书》，其本身的价值也受到了损害。
清朝政府为了编修《四库全书》，聚集了13000余种图书，禁毁了3000余种图书，最后将10254种图书编入了《四库全书总目》，但是，被编入了《四库全书总目》图书又大部分没被正式录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虽然仅收图书3461种，但已经可以基本涵盖当时的主要图书了。《四库全书》编修者当然希望将最好的著作编入《四库全书》，通过广泛征集而得到的万余种图书，必然良莠不齐，简单地将它们拼凑成一盘大杂烩，是不可取的，也是任何时代的一流学者们所不愿意做的。但那些被淘汰的图书，在他们看来也并非全无价值，于是就有了所谓“存目”，“存目”的意思，是原书不必录入《四库全书》，只保留一个目录。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一日谕：“其中有书无可采，而其名未可尽灭者，只须注出简明略节，以佐流传考订之用，不必将全部付梓。”馆臣秉承乾隆的旨意，从学术和政治两个方面进行选择，将他们认为不合标准的图书排除在《四库全书》之外。关于四库馆臣“存目”之书的类别，司马朝军先生综合考察《四库全书总目》的“序”和“案”，认为可以将分为三大类十小类，即：从形式上分，有《永乐大典》辑本、同书异本之别本、属于“未竟之稿”的稿本；从内容上可分为庸、俗、伪、残本；从政治与思想上可分为禁毁之书、异端之书和杂学之书。
邓广铭先生曾在《光明日报》撰文以一个现代学者的眼光对“存目”提出精辟见解：“被四库馆臣弃掷到《四库存目》的大量古籍，决不能排除其中必还有值得加以印行、整理、研究的东西，但为数必然有限，我们绝不能因为要拯救这为数有限的可以保存的古书，而把《存目》中的全部加以印行，使文化‘沉渣’全部‘泛起’。”被列入《存目》的大部分图书价值不高，这是学术界的共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续修四库全书》，从《四库全书》存目图书中选收了800种，为全部存目图书的12％弱，这就是摒弃了清朝统治者偏见的当代学者的郑重选择。
二、开创各门专科学术先河，总结整理中国传统学术成果
《四库全书》的纂修，不仅对古代典籍进行了系统整理，对传统文化作了全面总结，而且还推动了清代各门专科学术的兴盛和发展。清代乾隆以后，以《四库全书》的纂修为标志，中国传统学术进入了一个全面整理和总结的阶段。许多学者毕其一生，从事于文字、训诂、音韵、校勘、辑佚的研究，使许多散失亡佚的古书得以发掘复出，残缺脱误的典籍得到爬梳整理，难以卒读的古籍也再经疏通证明。他们的工作，既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可以借鉴的成果，也为我们今天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遗产提供了便利。
1.校勘辑佚,成绩斐然。《四库全书》开馆后，由于纂修工作的需要，一大批汉学家进入馆内，从事辑佚校勘、整理编次历代典籍的工作。随着编纂工作的进行，清代统治阶级发现汉学也可以炫耀文治、点缀盛世，便采取“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的包容政策，大力提倡注编经书，肯定汉学“发挥传注，考核典章”的作用。于是，从《永乐大典》中搜辑佚书，就成了四库全书馆最早进行的一项工作。《四库全书》开馆前后的图书搜访，《永乐大典》未列其中。为了使搜集工作巨细不遗，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乾隆正式批准大学士刘统勋等人议定的辑校《永乐大典》章程，下令“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这样，《永乐大典》的辑佚，便成为《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一部分，首先开展起来。
《永乐大典》原扃贮于翰林院典籍库中，纂修官根据原书目录，对《大典》进行彻底清查。根据乾隆旨意，总裁拟定了办理章程，将清理出的九千八百余册《大典》分派到各纂修名下，规定每天应阅册数，以计日程功，考核督催。纂修官则各司其职,与《古今图书集成》互为校核，逐一检阅。凡有符合采集标准的书籍条目，即粘签标识，送交缮书处迅速缮写底本，然后对照原书，详细校正。再“将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详悉考证，诠疏崖略，列写简端”，然后呈送总裁。总裁“复加勘定，分别应刊、应抄、应删三项，其应刊、应抄各本均于勘定后即赶缮正本进呈”，至于“应删者亦存其书名，节叙删汰之故，附各部总目后。”
在《大典》的辑校工作中，最艰巨繁重的任务是把各册辑出的零篇散帙编次成篇。由于《大典》编排体例漫无条理，同一书的内容往往散见于各韵某字之下，因而各册所辑内容大多不相连属。对此，纂修官在与原文详加校勘后，根据各条内容，反复考核辨证，并参照它书所引，多方拾遗补阙，然后排比编次，荟萃成书。
在众多学者长年辛勤工作下，数百种古书亡而复传，蔚为大观，充分体现了当时学者的辑佚成就和学术水平。
2.编纂古代最大官修书目，促进目录科学空前繁荣。《四库全书总目》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目。它的编纂几乎与《四库全书》的编纂相始终，既保证了《四库全书》所收图书的质量，也保证了整部《四库全书》信息的完整性、均衡性和条贯性。在乾隆三十七年的征书谕令中，就要求“将各书叙列目录，注系某朝某人所著，书中要旨何在，简明开载，具折奏闻”，在朱筠的著名的开馆校书奏折中，具体提出了编纂目录的设想，其后，四库馆总裁一致推举著名学者纪昀和陆锡熊担任总纂官，全面负责《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工作。征集、校阅、撰写提要、选择、编次等工作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它继承了中国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总结了自汉刘向、班固以来历代目录著作的利弊得失，以比较完善的分类体系，提要、小序俱全的著录方式，详细介绍、评骘了《四库全书》著录、存目的各种书籍，系统考查总结了中国学术的源流演变，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留下了极为重要的篇章。
⑴详晰的书目提要。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的校书工作，创立了中国目录学史上书籍著录“条其篇目，撮其旨意”的方式。历代学者大多踵而继之，不少官纂、私著各种目录都十分注意介绍作者生平，撮述内容大旨，考订学术源流。这种有篇目、有提要或注解的著录方式，成为我国古代目录学的主流。《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者总结历代目录著作的经验教训，明确规定了提要的撰写体例，：“每书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撰写提要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每篇提要的后面，都附有纂修官提出的“应刊刻”、“应抄录”、“酌存目”、“毋庸存目”等意见，总纂官据此再检阅原书，决定各书的录存与否。乾隆原来以为，如此纂办提要，“未免过于繁冗”，后来改变了态度，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谕：“四库全书处进呈总目，于经史子集内分晰应刻、应抄及应存书目三项，各条下俱经撰有提要，将一书原委撮举大凡，并详著书人世次爵里，可以一目了然。”各篇提要经考核审定后，总纂官们便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体例，排纂成篇。
⑵科学的分类体系。早在汉代刘向等人的校书编目工作中，根据书籍内容和学术性质，把当时全部图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大类，随着学术的发展，又出现了四分法、五分法、七分法和《隋书经籍志》确立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四库全书总目》分析了《汉志》以后各种分类法的利弊得失，考查了前代目录著作图书归类经验教训，建立了比较科学和完善的分类体系。在推进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分类理论和应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库全书总目》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于部下分类，类下再分子目，合计四部四十四类六十六子目。集部别集一类，因书籍较多，以时代先后为序排列，虽未标明，实是暗分子目。在这包罗宏富、组织严密的体系中，《四库全书总目》虽然大多沿袭前人成法，但能折衷诸家，自出新意，在类目的设置和书籍的归并方面，都有较大的改革和创新。
⑶完备的部类小序。书目部类之首冠以小序,撮述学术源流正变,反映图书存佚情况,是中国古代目录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四库全书总目》继承这一优良传统，于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并于其下四十四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如其义有未尽，例有未该，则或于子目之末，或于本条之下，附注案语，以明通变之由”。通过这些完备和系统的小序及案语，《四库全书总目》全面总结了中国传统学术成果，同时，对目录学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四库全书总目》对中国古代学术源流的介绍和考辨，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做到客观公允，阶级烙印清晰可见；但瑕不掩瑜,《四库全书》按照经史子集合四部分类的图书分类法仍是古代图书分类法中最好的一种，而《四库全书》的分类体系被公认为是最为成熟、最为严密的。《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目录的纂写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学科分类的基本认识，反映了文字学、地理学、天文学等方面的成就，代表了目录学发展的最高水平。
《四库全书》作为综合性丛书，着重保存文化典籍，提供学者研究利用。因此，《四库全书》至今仍被公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古代文献典籍的渊薮，充分体现了它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大型百科性丛书的文献价值。在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中，既保存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灿烂文明的精华，也包含着封建文化的各种糟粕。如何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是我们整理古代文献典籍，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遗产所面临的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李日禾：《试论文献的社会功能及其价值》，《中国图书馆学报》，1994.4。
[2]王重民：《办理四库全书档案》，国立北平图书馆排印本，1934。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三道茶；旅游背景；发展；保护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13.013
0 前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元素，是区别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的主要因素之一。200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这样定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它主要包括以下五方面的内容：口头传统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与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随着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旅游领域的开发利用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如果开发不当，旅游发展也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如何处理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发展的关系，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既促进旅游的发展，又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是大众旅游时代务必要解决的问题。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制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其中白族三道茶历史悠久，是白族传统民俗文化的体现。白族三道茶在旅游发展的早期就受到广泛关注，并且知名度较高。但与此同时，白族三道茶在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凸显出来，发展遭遇瓶颈。文章通过研究白族三道茶在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探讨旅游发展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问题，并就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建议。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发展的关系
在旅游领域的开发利用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展现出其独特的魅力。同时，旅游化生存也被视为保护和传承非遗的一种良好选择。
1.1 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旅游业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1.1.1 丰富旅游地旅游资源，让旅游资源更具吸引力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被作为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丰富了旅游地资源的多样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其中所包含的事物可能就是我们生活经历的。将非遗开发成旅游项目，有利于增强游客的参与感，也会充分挖掘其美感、艺术感，提升了资源的内涵，也极大地提升了资源的吸引力。
1.1.2 形成品牌效应，促进旅游发展
被评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相当于获得了一张身份证明，一张私有名片，得到了权威机构的认定。对其进行挖掘，对其中的文化元素进行创新、融合、整合，容易形成独具特色的地域品牌。
1.1.3 增加旅游收入，提升当地经济发展水平
随着旅游的发展，浅层次的观光、购物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到了旅游地已不再简单追求买点旅游产品证明“自己到过”这样的简单需要，而是渴望更高层次、更有价值的产品。文化价值具有增值性，文化的融入将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将不同地域文化融入旅游商品中，将凸显旅游商品的独特性，促进旅游收入。
1.1.4 增强游客的情感体验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一定的客观事物作为表现形式展现出来，是对过去生活情景的再现。而且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的文化，在旅游过程中，随着环境、氛围、讲解等外部因素的不同，旅游者会有不同的情感体验。
1.2 旅游业的发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保护作用
1.2.1 激发核心利益相关者的保护意识
随着旅游的发展，旅游地居民、当地政府等各核心利益相关者都会不同程度地获得利益回报。为了获得更多长期利益，各相关部门、相关人员会积极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来，无形中加强了大家的保护意识，利于人力、物力、财力的聚集，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量的形成。同时，旅游发展可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为非遗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资金保障。
1.2.2 促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丰富其内涵
配合旅游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将不仅仅是博物馆里、资料里、传承人手里所掌握的文化记忆，它会更加融入人们的生活，为更多的人所了解。为了适应旅游发展的需求，人们将会不断挖掘其背后的文化价值，丰富其内涵。
1.2.3 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结构更为合理，机构分工更加明确
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足够重视，会促使部门机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度关注，从而进行科学思考、规划，并组织人员进行调研，制定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明确部门分工，并将分工不断细化。
1.3 旅游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之间，相互促进。旅游的发展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促进旅游发展。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之间，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制约。不合理、不恰当的旅游发展，会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为了适应旅游的发展，也会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失去原样，甚至逐渐消失，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带来危机。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唯一的，一旦被破坏，将很难恢复。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也有不好的部分，不仅违背了所追求的主流文化，也会阻碍旅游发展，形成不良的社会风气。因此，应正确处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科学分析。应该在保护的基础上适当开发，规避风险，寻找中间点，以旅游促进保护，以保护带动旅游发展。
2 白族三道茶的介绍
2.1 白族三道茶的历史渊源
三道茶由烤茶开展而来的，白族人称其为“绍道兆”。起先白族仅仅用来作为学艺、肄业、经商、婚嫁时老一辈对后辈的一种祝愿，后逐步演化成了款待贵宾的一种方法。
三道茶的形成源远流长，许多古籍都曾提到过。《蛮书》卷七中有“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而饮之”这样的记载。到了唐代，随着佛教禅宗在大理的发展，喝茶之风盛行。明清时期，大理白族民间的茶道文化也随之进一步发展。三道茶历史悠久，具有独特的民族烙印。在这条文化的长廊中独具魅力。随着时代的发展，三道茶也被赋予了更多的文明内在。2013年，云南省政府下发《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中，大理州白族三道茶在众多项目中脱颖而出入选云南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2 白族三道茶的茶礼茶俗
三道就是头道苦，二道甜、三道是回味。第一道叫苦茶，名雷响茶，又叫“百抖茶”。在烘热的茶罐里放入茶叶，在炭火上边烘边烤，直到茶叶发泡变黄，散发浓香，就散入微量沸水，茶罐中顿时发出隆隆响声。这时将少许茶倒入茶盅，再加入沸水，至半盅左右，即可敬献给客人品尝。第二道，甜茶。将本地特产漾濞核桃仁削成薄片，把烤过的乳扇切成细丝，再加红糖，冲上滚烫的茶水调制而成。第三道茶，回味茶。加上取自当地的蜂蜜、花椒、生姜片、桂皮末等佐料，冲上茶水调制而成。
在白族人民心中，白族三道茶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白族小孩出生后满一个月，家里要请“满月客”，主人家要用甜茶招待前来道喜的宾客，以表主人的答谢之意。大理民间的白族男女订婚时要下聘礼，俗称“四色水礼”，在大理的任何区域，茶叶始终是聘礼之一。在建房方面，茶也至关重要，寓意建房的人家，能够像茶树一样枝繁叶茂、兴旺发达。白族人家办丧事期间会设置专门的茶房，制作“回灵茶”，给送葬回来的人饮用。每到白族传统的节日以及进行本主供奉有关的活动时，茶是必不可少的供品。三道茶涉及到白族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白族民俗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2.3 白族三道茶的哲学意义和文化内涵
白族人民将生活感悟融入了三道茶中，形成了“一苦、二甜、三回味”的人生感悟，赋予了三道茶较深的文化内涵与哲学意义。第一道，清苦之茶，寓意清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人生在世，要学会吃苦，学会忍耐，才能体味出生活的滋味。第二道，甜茶，寓意苦尽甘来。经过生活的磨练，学会放下，学会珍惜。第三道，回味茶，代表人生的淡境，人的一生有苦有甜。看尽人生百态，历经人世沧桑，宠辱不惊。对生活的思考，因人而异，正所谓，人生百味，尽在茶中。
3 白族三道茶与旅游发展
3.1 白族三道茶在旅游发展中的重要性
白族三道茶的旅游开发历史并不长，可以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1994年8月，白族三道茶在国际茶文化研讨会上表演，受到各国专家赞扬而一炮打响。2001年4月5日，大理苍山感通旅游有限公司茶艺表演队在中国云南首届春茶交易会上进行三道茶表演，赢得了与会代表的一致好评。2003年11月11日，在中国武夷山首届茶艺节上，大理白族三道茶夺魁折桂，捧回金杯。2010年11月6日，充满异域风情的“七彩云南，神秘大理”民俗风情展在美国纽约进行展出，其间进行了白族三道茶的歌舞表演，引起巨大反响。当前，白族三道茶在大理旅游中成为不可或缺的部分。体验白族三道茶，是了解白族生活，体验白族风俗的必然选择。
白族三道茶与旅游的结合，不仅丰富了大理的旅游产品，满足了游客需求的多样性。同时也是大理重要的旅游创收产品，促进了大理经济的发展。而且，其中所蕴含的文化魅力，提升了大理旅游的文化品位。大理白族三道茶的原料多采用下关沱茶。下关沱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与白族三道茶相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地区优势。文化在不同时代、不同地方具有不同的形式，其中融入的情感、文化也就会有所差异。对于游客来说，白族三道茶中包含着白族诸多的民俗，是白族文化的剪影，是很具特色的旅游体验。对于大理来说，三道茶文化的旅游开发对提升白族人民的文化认同感、民族自豪感具有重要意义。
3.2 白族三道茶的发展现状
最初，白族三道茶在居民生活中不常出现，只有遇到重大的事，例如，婚嫁、丧葬等，才会一起出现。在日常生活中，一般最常喝的是第一道苦茶。白族人民认为第二道甜茶可以驱寒、驱邪，第三道回味茶可以调理肠胃，益于身体健康，一般生病的时候喝，因此，平时生活中不会三道茶连在一起喝，是根据时间、节庆来喝白族三道茶的。进行旅游开发后，为了让游客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更好体验白族文化，三道茶才被设置为连在一起喝。同时，将白族歌舞融入其中，对其进行艺术加工，融入生活哲理。
在大理旅游发展中，白族三道茶一直以来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大理旅游线路中的一个单项产品。旅游发展前期对白族三道茶的开发很成功，但随着旅游的发展，白族三道茶的发展遭遇瓶颈，不仅停止不前，还有衰退的趋势。为了解白族三道茶，笔者对大理白族三道茶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网络搜索的结果显示，在大理市范围内，大大小小的茶馆有170多家。仅大理古城，就有32家左右，由此可见，茶在大理旅游、大理人民心目中的地位。虽然喝茶的地方很多，但能喝到白族三道茶的地方并不多，一般人们熟知的是张家花园、洱海游轮、喜洲大院，除了上述三个比较有名气的地方，桃源码头、周城的茶马人家、周城朝株的白族三道茶示范点也可以喝到白族三道茶。
4 白族三道茶在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白族三道茶历史悠久，在被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前，白族三道茶已经作为旅游产品进行开发。随着发展，其开发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逐渐凸显。
4.1 政府部门问题
4.1.1 对三道茶的关注度不够，宣传不到位
翻看近一年的大理日报，进入大理旅游局官网，查阅近三年的旅游咨询，基本找不到有关白族三道茶的任何报道。只有涉及特色饮食的时候会提到白族三道茶，但也只是简单的介绍。中国知网上所搜到的与白族三道茶有关的期刊，多是前几年的，近期的基本没有，这说明对三月街的关注较少。对三道茶的宣传也不到位。2013年三道茶就已被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很多大理的当地居民都不清楚，这说明宣传工作做得不到位。
4.1.2 制度失效，与经营者之间存在脱节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保护体系。其中，当地政府属于重要的一环。大理政府也建立了一系列的制度、部门，但很多无法实现其应有的绩效。例如，在政府和各部门的通力协作下，云南省首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博物馆――大理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于2012年12月30日正式建成开馆，目前设有5个主题馆。白族三道茶2013年被认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截至2015年11月，在博物馆里并没有三道茶的陈列。在州图书馆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料室，但基本不开门，想获得关于三道茶的资料很困难。周城设立了文化馆，对外公布的项目里虽含有三道茶内容，但实际上基本看不到。政府部门和经营者之间存在脱节，政府出台的非遗保护的政策规章制度，并没有真正得到实施。
4.1.3 对传承人的保护不到位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基本上是靠人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代代相传，因此，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力量。大理目前对白族三道茶的传承人保护尚不完善。例如大理周城，虽然能在三道茶的示范点欣赏品味到三道茶，但其属于消费项目，且没有明确的传承人，在很多资料的查阅中，也基本了解不到关于白族三道茶传承人的情况。大理当前对非遗传承人的保护有一定奖励，但并没有涉及三道茶传承人。
4.2 经营管理问题
4.2.1 运作方式存在问题
现在的白族三道茶基本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所能看到的白族三道茶都伴以歌舞表演，大多都是在《霸王鞭》、《小心肝》、《弦子弹到你门前》、《白族打歌》、白族婚俗《掐新娘》这些具有白族特色的歌舞表演结束后，直接端出三道茶来让游客喝。三道茶本身所具有的特色已走样。在整个过程中只作简单的介绍，很多游客看了，不懂背后的含义。
4.2.2 三道茶的制作质量退步
现在喝的三道茶都是直接端出的，看不到具体的制作过程。表演场次之间间隔较短，用具是否经过高温消毒，让游客的心里存在疑虑，且对水温、配料的加工处理太过马虎。例如有的地方用的茶叶是包装好的袋装茶，必然会影响三道茶的口感。目前各景区的从业人员有很大一部分文化层次较低，对大理白族三道茶的理解停留在较低层次，难以将较深层次的内涵传递给旅游者，而且更多的是注重经济利益，这样的状况不利于三道茶的发展，不利于白族文化的传递、交流。
4.3 社区居民问题
旅游发展，受影响最大的是当地居民。但现在白族三道茶的发展有完全与社区居民脱节的趋势，只有到专门的地点才能体验白族三道茶，这不利于三道茶的发展。通过访谈发现，很多本地人只停留在知道“三道茶”这回事，更深的内容就不了解了。一部分从事茶艺类工作的居民或具有一定文化水平、从事旅游工作的居民还或多或少了解一些。有相当一部分人，不知道白族三道茶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社区参与环节存在缺陷，社区居民对白族三道茶保护和发展观念意识淡薄，对三道茶的认识参差不齐。
5 旅游发展背景下白族三道茶保护与发展的对策
白族三道茶在大理传统民俗文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白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要的人文旅游资源。在旅游发展背景下，实现白族三道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传承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5.1 加强保护管理
5.1.1 积极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截止2014年底，中央财政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经费共计35.14亿元。国家层面如此重视，当地政府也应发挥其主导作用。不能只管申报，申报成功后就放任不管。三道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公益性，应对其进行规范。其产业营运经费不能直接通过市场交换获得，不能像现在这样完全交给景区景点管理，应该通过政府财政再分配获得，所得收入将用于三道茶的发展。
5.1.2 规范制度体系，严格执行
从2003年至今，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国已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框架体系。大理相关部门应该进行整理学习，在国家大方针的前提下，制定出适合大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框架体系，并严格执行，规范大理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详细制定一系列有针对性的适合三道茶的规章制度、保护体系，依据这些体系建立由上至下的保护制度，保证三道茶的保护有法可依。
5.2 重视人才的保护和培养
首先是对白族三道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甄别和保护工作。要尽快寻找和甄别白族三道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并且采取有效措施进行保护。对年轻的传承人应进一步培养。同时有效提高三道茶工作人员、表演人员业务能力和专业技术，提升文化素养。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上岗，从严要求，提升三道茶的文化品位。
5.3 做好宣传保护工作
针对游客，宣传工作、相关书籍、期刊、门户网站都应该融入更多关于三道茶的信息，而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苦、二甜、三回味”的浅层次介绍。除旅游化生存外，生活化生存也是非遗保护的重要途径。民俗文化在当地居民心目中扎根，容易提升居民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荣誉感，有利于非遗文化的更好传承，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在年轻居民当中要做好宣传工作，改变年轻民众对白族三道茶的模糊认识，提升他们对三道茶深层次文化内涵的认识与把握。
5.4 重视民间力量
游客到旅游目的地，接触最多的是当地居民，居民与游客之间的交流影响大于经营者和政府。应该积极发动社区居民，了解、学习本民族的文化，提升居民的意识，让他们正确认识旅游带来的各方面的改变，正确认识本民族的文化。当地居民，对民族的事物，本就有较深的认识和认同感，通过对其进行系统培训，能促进居民与游客之间的互动，居民所能传达给游客的，也将更为全面，利于游客对三道茶、对白族民俗的了解，增强游客的体验性，促进旅游的发展，同时也将促使当地居民对本民族的事物更为珍视。
5.5 利用数字化技术
利用数字化技术对三道茶进行采集、整理、处理、存储，把信息汇聚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据库中，实现资源共享。并对数据库中的资源进行加工处理，丰富其形式，让其形象生动，例如，视频、动画等，更好地吸引各界人士都能通过非遗数据库较为全面、直观地了解到三道茶，使三道茶受到更广泛的关注。同时，相关部门要建立平台，丰富网络信息，对居民进行定点宣传培训，更好地保证基层人们的参与。
5.6 在传承的基础上积极创新
应该使三道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间长远活下来，使之适应当代生活的需要，成为新民俗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才是三道茶的生存之道。
三道茶在开发早期，充分考虑烤、调、烹三大特点，采用南昭洞经音乐，把白族人民拜天、拜地、拜本主以及崇尚大自然的历史情结贯穿其中，文化内涵深厚。这样的创意对民俗的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旅游的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现有的三道茶产品应在此基础上积极创新。比如，可开展以三道茶为主体的体验性旅游活动。如将三道茶与茶马古道、马帮相结合，举行马帮巡演、骑马、赛马大会、走茶马古道的体验性旅游活动。举办品茶评茶会、学习茶艺等互动项目。因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大理拥有众多茶园。可以让游客参观茶园生态风光，领略采茶乐趣。可结合下关沱茶，专门开放一两个制茶部门，让游客体验制茶过程、感受茶乡风土人情等，让游客对三道茶“一苦、二甜、三回味”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6 结束语
随着各国文化意识的觉醒，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其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受到广泛关注。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旅游领域的发展中，取得不小成果的同时也出现不少问题。大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这既是大理旅游发展的良好机遇也是挑战。深度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新的使用价值，是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保护的良好方式。但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开发利用的过程中，既要注意对其进行保护，也要在保护的基础上创新发展，而不能墨守成规，最终只能使非遗走进博物馆，慢慢被大部分人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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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藏书
私人藏书
藏书楼
长期以来，中国的学者通常认为中国古代私人藏书是“秘而不宣”、“藏而不用”的，事实上，对藏书出借持通达、开明态度的藏书家历代不乏其人，魏晋南北朝时的崔慰祖可算早期代表。《南齐书，文学传，崔慰祖》记载：“(崔慰祖)聚书至万卷，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日数十帙，慰祖亲自取与，未尝为辞”，其后还有五代时期的石昂，“家有书数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无远近，多就昂学问，食其门下者或累岁，昂未尝有怠色”。宋代的宋敏求，家有藏书三万余卷，多精审之本，其豁达肯借著称于时；同一时期的闻人滋，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称其“多蓄书，喜借人。自言作门客牙，充书籍行”。明清时期的岳浚为抗金名将岳飞九世孙，积书万卷不吝借人，故“一时名士多游其门”；曹溶写成《流通古书约》一卷，首次提出古籍流通法，立约促进图书流通；顾陛升认为其藏书若能为他借，则书得其用，非徒藏书虚名，故其家门庭若市，借书者几乎无日不有；蒋风藻“辄假借不少吝”；季文田“许通假”……，皆系古代开放藏书的藏书家。
更重要的是，据史料发掘，我国古代还有一些私人藏书家辟出专室，供众人借阅，有些还要代办食宿。最早可以追溯到晋代的范蔚。据丁申《武林藏书录》载：范蔚“有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常百余人，蔚为办衣食”。此后各代都有此类代表，如五代时期德窦禹钧，“聚书千卷，礼文有行之儒，延置师席。无问识不识，有志于学者，听其自至”。江州陈氏“建家塾，聚书延四方学者，伏腊皆资焉。江南名士皆肆业于其家”。到宋代，胡仲尧家“有华林山斋，聚书万卷，大设厨廪，以延生徒”。蔡瑞“念族人多贫，不能尽学，买书置石庵，增其屋为便房，愿读者处焉”。北宋建昌人李常(字公择)，也曾将自己的李氏山房藏书九千卷捐于庐山五老峰白石庵僧舍，供众阅读，苏子瞻曾撰《李氏山房藏书记》表扬之。明末清初更是出现了一系列专门营建用于向贫寒学子提供阅读的私人藏书楼，如徐火勃的红雨楼、周永年的籍书园、孙衣言的玉海楼、张金吾的爱日精庐、国英的共读楼、黄澄量的五桂楼等，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都是古代开放私人藏书楼中的佼佼者。至清代则更为突出，丁雄飞的古欢社、陆心源的守先阁、黄树谷的广仁义塾、张敦仁的六一堂、孙星衍的孙氏祠堂等均列其中。
通过分析这些致用开放的私人藏书楼主人的开放思想、开放行为和实践，阐释这种致用开放思想为藏书家自己、乡邦文化以及后世带来的影响，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理解我国社会力量参助图书馆事业的起源和发展，为引导和促进社会力量参助图书馆事业提供理论基础。
2古代致用开放私人藏书楼主人的开放思想与行为
中国私人藏书经过长期发展，到明清进入全盛时期。秘惜珍藏的保守派私人藏书家在这一时期更加繁荣，其珍秘之善，保管之严超越历代，甚至出现了严格执行族规“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天一阁。但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具有开放意识的私人藏书家们，从书厄或切身体验中清醒地认识到，要使所藏文献共用、共享，才能提高其利用价值。他们的开放思想和理念，依据史料可主要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2，1“储书供众”、“互借共读”
致用开放的私人藏书家们普遍认为藏书不应是私有财产，应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藏书除藏书家本人及家族利用外，更重要的是为天下人共同使用。藏书家李如一认为“天下好书，当与天下读书人共读之”，建造“得月楼”，允许所藏普通书籍出借。清代孙衣言建造“玉海楼”，张贴通告：“乡里后生，有读书之才、读书之志，而能无谬我约，皆可以就我庐，读我书。天下之宝，我固不欲为一家之储也。”供有需要的人不仅“恣其阅览，且供膳宿”。充分发挥藏书的价值，张金吾更是“乐与人共，有叩必应”，指出：“若不公诸同好，广为流布，则虽宝如球壁，什袭而藏，于是书何裨?于余又何裨?”周永年则认为如果能将私人收藏公开，那么“古人著述之可传者，自今日永无散失，以与天下万世共读之。”他不仅这样说，而且在实践中身体力行，将自己一生辛苦积蓄的万卷藏书全部公开，以“招致来学”，并把他的藏书室命名为“藉书园”，藉者借也。至清道光年间，内阁中书国英将这种“天下共读”思想推向极致。国英鉴于保守藏书家将自己的所藏“秘不示人，而寒儒又苦于无书可读”的状况，建藏书楼五楹名曰“共读楼”，意即将藏书让大家共读。谈及为什么这样?国英说：“其所以不自秘者，诚念子孙未必能读，即使能读，亦何妨与人共读，成己成人，无二道也。”“成己成人，无二道也”道出了这些推崇“储书供众”、“互借共读”的藏书家们的肺腑之言。
2，2“传布为藏”、“流通开放”
主张致用开放的藏书家们普遍认为，流通藏书是保存祖国文化遗产的根本有效、切实可行的途径，批评保守藏书家们“知秘藏之为守，而未知广传于世之为善其守也。”所以，他们主张“传布为藏”，认为“贤哲著述，以俟知者。其人以借书来，是与书相知也。与书相知者，则亦与吾相知也，何可不借”，并认为“借书于人，对别人有益，对自己也有好处，何乐而不为?”而且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将自己的藏书开放，供别人借阅。清康熙年间，曹溶提出《流通古书约》，希望藏书家之间互相传抄有无，倡导流通，是我国最早的较完整地论述公开利用藏书的专著，在图书馆学史上有重大意义，得到一些藏书致用私人藏书家的响应。丁雄飞与黄虞稷制定的《古欢社约》，吁吁尽出家藏秘本，互通有无，以“尽一日之阴，探千古之秘”。黄虞稷除与丁雄飞有协议外，又常与江左诸名士约为经史会，以资流通借阅，得到众学者的响应。清代名儒周永年认为“盖天下之物，未有私之而可以长据，公之而不能久存者。”指出公开藏书是保全书籍的重要途径。同时继续发展曹溶的流通学说，将私人藏书流通推及到官府藏书，著《儒藏说》，以求广泛流通官藏，既可以保全书籍又可以使一些贫寒士子得到看书的机会。周永年主张公开藏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得不到支持，反被世人讥笑为迂腐，其愿望未能坚持，但它所倡导的“传布为藏”、“流通开放”思想，在我国图书馆事业史上却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2，3“考镜校勘“、“刊刻流布”
在许多藏书家心目中，刊刻古籍是流布藏书的最佳形式，也是服务社会、留芳百世的至高境界。正如张海鹏所说：“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上以寿作者之精神，下以
惠后来之沾溉。”晚清名儒张之洞的《劝刻书说》反映的也是这种藏书而刻书利他惠人的高尚境界。由于历代辗转抄写或刊刻的误失，古书中几乎没有不出错讹的，“无错不成书”之谚即是这一现象的归纳。针对此现象，几乎所有致用开放的私人藏书家都会自觉而欣然地担当起校书纠误的职责。他们基本以自家藏书为校勘对象，或孤军奋战，或相互切磋，长年累月地进行着无休无止的校书刻书工作。玉海楼主人孙衣言生平努力搜辑乡邦文献，依托私藏的温州地方特色藏书，刊刻《永嘉丛书》。张海鹏的侄子――爱日精庐主人张金吾认真校刊《学津讨源》、《墨海金壶》和《借月山房汇钞》等群书。红雨楼主人徐火勃将藏书刻梓作为自己的责任，认为“前辈有著作而名不彰，乃后进之责也。”所以他多将别人的著作刻梓。更重要的是，徐火勃认为“缙绅豪杰之士，其人已往，其骨以枯，所藉以垂不朽者诗与文耳，当自苦心冀后世有子云而知太玄也，编次必须次第精详，雠校必须字句磨勘。”此外，“先辈遗文譬之凤毛麟角，若今人重梓而不收，后来必至泯泯无传矣，可不惜哉。”所以他非常重视在刻书之前反复雠校，追求底本的完善和刻印质量的完美，严格要求自己所刻既可以使作者精神发扬光大，也可以沾溉后人，精校出善本，流传至今的历代典籍，其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藏书家的心血汗水。
3古代私人藏书楼开放藏书的效果和影响。
3，1藏书自用，学术成果丰硕
我国古代私人藏书家聚书、藏书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自己读书的需要。各开放的私人藏书楼主人都利用藏书取得许多学术成就。红雨楼主人徐火勃利用红雨楼藏书编著《徐氏红雨楼家藏书目》和《红雨楼题跋》两部藏书方面的著作。《徐氏红雨楼家藏书目》是目录学史上的重要著作之一，收明代集部书较多，其中“明诗选”部分对作者简历著录颇详，所收版本又多系善本，是关于明代艺文的宝贵资料。徐氏利用藏书勤于著述，著有《笔精》以及编有《雪峰志》、《武夷志》等数种方志。张金吾利用爱日精庐藏书所著的《爱日精庐藏书志》，详细记载了一代藏书名家的秘藏，使许多失传的古本得以留档存案，创制了藏书志这种目录新体制，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从此传统目录在体制上有了新突破，既开聚书之门径，又标读书之脉络，将揭示藏书与指导读书的多种功能融于一体。五桂楼主人黄澄量利用五桂楼藏书，手辑《今文类体》，此书是研究明代版本目录学，保存明代文献的重要著作。此外还著有《姚江书画传》、《五桂楼书目》等著作。开放的私人藏书楼的另一个主要目的与用途是延师以教子孙，他们依据儒家传统的道德观念，希冀子孙们好学上进，读圣贤书，达则致君泽民，穷则能善其身。大多数私人藏书家的藏书、用书活动都是家族几代人的努力和承继。五桂楼所属的黄氏家族累世藏书、读书，几代人(黄澄量、黄肇震、黄安澜)都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孙衣言、孙诒让、孙延钊祖孙三代也都利用玉海楼的藏书取得很大成就。
3，2公开私藏，贫寒学子受益
致用开放的私人藏书楼因其对外开放、公开借阅使得当时许多寒儒受益，如元代贾辅在万卷楼筑一室，以供郝经阅读藏书，从而使一文不名的郝经成为元代著名学者，贾辅经常对郝经说：“向吾之书贮于楼中，今则贮子腹中。向者大圣人之道布于方策，今则布诸子之心矣，子其贮光揭耀，俾吾之书用于世，以济斯民，则子之腹乃万世之府也”。此外，王安石、欧阳修等著名大家的成才也都得益于开放的私人藏书楼的无私借读。王安石长期借阅宋敏求所藏的唐人诗集，编成《唐百家诗选》一书，《欧阳文忠全集》卷148记载欧阳修曾多次向宋敏求借书，其信中言“欲告借少书籍，承不为难，今先欲借九国史，或逐时得三两国，亦善。”余姚五桂楼藏书主人黄澄量，对藏书楼除明确规定后世子孙可登楼展视外，并声言“或海内好事者愿窥秘册者，听偕登焉”。五桂楼确实也是这样做的，有友人自远方来，黄家不仅“恣其阅览，且供膳宿”。使得当时许多学人不辞远途劳顿，跋山涉水来到四明山西麓的梁弄，以一登五桂楼为快。《五桂楼书目》前附有许多学人对五桂楼的题词，如邵瑛的《登五桂楼看藏书》：“总少人间未有书，洞天深处竟何如，名山盛业君都擅，不数琅娘福地居。”黄直的《赠五桂楼主人药溪先生》：“四明山上云汉章，五桂楼前经籍光，闻道宗衮昔建此，网罗欲过千顷堂……”这些都形象地描述了五桂楼藏书之富及士人学子竞相争阅之盛况。清乾隆时杭州的袁枚把藏书公之于众，且期读者成才之心切切。这些致用开放的私人藏书家不仅利用藏书供自己研究学问，且用以奖掖后进，令人感佩。
3，3共享私藏，滋养乡帮文化
一个地区的文化氛围与承继多少与当地藏书家的藏书流通开放程度相关。上述6个开放的私人藏书楼有3个(浙江瑞安的玉海楼、余姚的五桂楼和江苏常熟的爱日精庐)修建在江浙地区，这与江浙地区深厚的藏书文化有很大关系。以爱日精庐所在的常熟为例，据统计，从五代末至现代的私人藏书家多达一千零三十九人，而其中常熟人就占百分之十。另据《重修常昭合志》统计，历代常熟有唐进士一人，宋进士八十三人，明进士二百二十八人，清进士一百五十九人。其中状元八人、榜眼四人、探花五人。即使现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工程院院士中，常熟籍的有二十人，另外，孙衣言玉海楼所在的瑞安，也是藏书文化很浓的地区，据瑞安市方志文献记载，瑞安城自宋代以来曾建有数十座藏书楼，出现了比户书声、文人渊薮，名人辈出的文化现象，浓郁的文化氛围造就了一代代学人，涌现出永嘉学派代表人物陈傅良、叶适，南戏鼻祖高则诚，书法家姜立纲，朴学大师孙诒让，校勘学家李笠、历史学家周予同等，他们都得益于当地丰富的藏书楼文化的熏陶和滋养。藏书流通开放对乡帮文化的影响由此可见。
3，4考镜校勘，嘉惠后代学人
致用开放的私家藏书楼主人，通过编印家藏书目来传播藏书信息，或以刻书为己任来广传秘籍，或提供借用以享私藏。他们在收集整理藏书的过程中，将自己收藏的典籍著录于簿，书名、卷数、作者一一了然，又或叙其内容，辨其源流，考其篇目，论其得失，因此给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关于文化典籍的史料。如《爱日精庐藏书志》和《爱日精庐藏书续志》(现存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详细记载了一代藏书名家的秘藏，使许多失传的古本得以留档存案，创制了藏书志这种目录新体制，既开聚书之门径，又标读书之脉络，将提示藏书与指导读书的多种功能融于一体，周永年的《借书园书目》5卷(现存上海图书馆)、黄澄量的《五桂楼书目》4卷(现存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国英的《共读楼书目》10卷(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这些书目以其丰富的大小序和解题内容，为后代学子介绍各种典籍的详细情况，起到导引读书、指示门径的作用。这些书目著录家藏、传递书讯、方便利用，时至今日仍是查考中国文化学术盛况和典籍版本源流及存佚情况的重要工具。此外，明清以后，更多的藏书家认识到刊刻更能使善本化身
千万，流布世间，因此纷纷加入刻书行列，更重要的是，他们并非原版本简单复制，凡经他们所校、辑、刻的罕见古籍已融入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正是对典籍负责，对子孙负责的崇高使命感支撑着无数藏书家默默无闻地沉浸于陈编烂简的整理中，从事着“为人作嫁”的苦差。在古籍校勘方面，为了一种古籍的校勘，许多藏书家往往需要埋首故纸，昏天黑地耗费数年光阴。明代赵用贤为校五卷本的《洛阳伽蓝记》，先后用了8年时间，以5种不同本子的校雠，共改正误讹增补遗漏860余字，方使这本不算太厚的书成为完本，其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藏书家的心血汗水。同样为了使一种残缺不全的书能够配成完书，藏书家往往不辞劳苦，遍访各家、书肆，或于杂书中拾遗补缺，或从面铺、街头抢救出被当作废纸的断简残编中辑佚，使无数珍本能够破镜重圆、完美再现。正是他们使残篇断文、凌乱不堪、桀误极多的古籍变成善本，使文献免于湮没在历史尘埃之中，在濒于灭绝前得以保存，为我国古文献的整理和保护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不可否认，秘惜所藏的封闭性是古代私家藏书的主要特征，但仍有部分藏书家通过提供借用以共享私藏、通过编印家藏书目来传播藏书信息，或以刻书为己任来广传秘籍。更有私人藏书家公开开放思想，并在“储书供众”、“流通开放”思想的指引下，专辟场地，招致来学，营造读书氛围。这种出于经邦济世目的而开放藏书的做法，以及他们在藏书理论、典籍保护和利用等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都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特别是他们的藏读精神、开放思想，至今仍应为现当代图书馆所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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