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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在城乡一体化的意义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一 忻州市城乡差异现状
1.忻州市简介
忻州市，位于山西省中北部，北起偏关沿内长城、恒山与、大同市、朔州市分界，南至石岭关与太原市、阳泉市接壤，东以太行山与河北省毗邻，西隔黄河与陕西省、相望。现瞎忻府区、原平市、定襄县、五台县、代县、繁峙县、静乐县、宁武县、神池县、五寨县、岢岚县、河曲县、保德县、偏关县等14个县市区。其中有6个街道办事处，59个镇，126个乡，4893个村民委员会。总面积为25157.6平方千米，总人口为306.98万人。
2.忻州市城乡差异现状
由于改革开放的力度不强和步伐偏慢等原因， 忻州市经济发展步伐明显滞后山西。无论从经济总量还是人均水平看，忻州市主要经济指标在山西省11个地市中均比较滞后。2010年，地区生产总值437.4亿元、工业总产值176.0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14188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68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446元均居全省11个地市的最后一位，地方财政收入居全省11个地市倒数第二位。表 1 表明， 忻州市市的城市化水平不仅远低于山西省，也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由此说明忻州市的建设与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和恩格尔系数差异虽然超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但与山西省乃至全国相比，还在低位线上。据世界银行对36个国家的分析，城乡居民的收入比率一般低于1.5∶1，极少超过2∶1。联合国粮农组织对恩格尔系数分级标准：60%以上为绝对贫困，50%～60%为温饱，40%～49%为小康，30%～39%为富裕，30%为最富裕。
二 忻州市城乡一体化衡量指标体系与测算分析
1.衡量指标
采用城市化水平、二元对比系数、人均 GDP、城乡居民收入对比系数、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异系数五个指标来衡量韶关市城乡一体化实现程度。具体如下：
第一，城市化水平U=城镇人口数/总人口数；
第二，城乡居民收入对比系数I=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第三，设G为总产值，L为劳动力总数，G1为农业部门产值，G2为非农业部门产值，L1为农业部门劳动力数，L2为非农业部门劳动力数。B1为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B2为非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G1+G2=G，L1+L2=L。则二元对比系数R的数学计算公式：
； ；
第四，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异系数
E=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2.分析方法与测算结果
通过对2010年数据进行整理，得到韶关市城市化水平、人均GDP、二元对比系数、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城乡居民恩格尔差异系数五个具体指标结果。
3.基于指标的韶关市城乡一体化实现程度分析
结合表2可以看出，忻州市城市化水平、人均GDP、二元对比系数、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城乡居民恩格尔差异系数等各项指标均落后，表明忻州市市城乡一体化程度仍处于城乡二元结构明显，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过渡前期。
三 促进忻州市城乡一体化措施
1.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建立多元融资渠道
政府建立财政对农村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确保每年财政支农资金增量高于上年、预算内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高于上年、其中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高于上年。加快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多方筹集建设资金，努力解决城乡一体化的资金瓶颈问题。
2.促进户籍改革
放宽户口迁移落户政策，最大限度地降低户口迁移条件，取消对农村劳动力进城落户的指标限制，取消申报、迁移户口的各种不合理的前置限制条件，积极探索城镇人口迁移农村落户的管理办法，统一按公民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以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为户口准迁基本条件。
3.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虽然忻州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99%，但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等与城镇相比严重偏低。 因此必须扩大养老保险与最低保障的覆盖面，完善农村救助制度，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强化地方政府职责，足额落实资金，合理掌握标准，切实做到应保尽保。解决好农村居民最低保障对象、五保供养对象、在乡重点优抚对象困难问题，提高他们的补助标准。 全面落实农村五保供养政策， 确保供养水平达到当地村民平均生活水平。同时要大力发展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赈灾为重点的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加大农村社会福利设施建设。
4.深化农村综合体制改革
按照建立适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需求的新型管理体制的要求，着力推进市区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区乡财政管理体制等改革，建立精干高效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
参考文献
[1]吴永兴.上海市城乡一体化建设发展战略探讨[J].经济地理，1997（1）
[2]吕萍.城乡一体化视角中贵州农村劳动力素质研究[J].贵州农业科学，2010（2）
[3]曹猛.浅谈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意义及措施[J].职业时空，201（3）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供排水系统；系统规划
引言
十的召开再一次的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发展模式。以期能对协调城乡发展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目前的城乡发展存在很大的分割和不协调性。二元化的发展模式还很严重，城乡一体化不仅要解决的是城乡之间的经济问题，更是关系到很多的其他问题。城乡一体化的主要目标是在生产力的发展足够的强大的时候。努力的使得城市和乡村的的建设不断的达到相互依赖和相互促进的统一体。为达到真实的一体化需要有很多的基础设施和制度的支撑，研究主要的是从作为城乡一体化建设中的基础设施之一的供排水系统的建设角度出发，探讨了供排水系统的建设和规划相关的问题。
1.目前的供排水系统存在的问题
在对不同的地区的投资方面，对城市的投资明显的重于乡村的投资。农村地区因为投资的主体和渠道单一以及政策问题而受到冷落。虽然农村的供水系统和设施的建设已经有一定的发展和基础，但是发展的还很不平衡，平原和山区的差别很大，山区的供水明显的落后于平原地区的供水。农村地区的排水设施还普遍的缺乏，排水的系统还存在很大问题，排水系统不够完善。排水管的覆盖范围不广，排水主要的集中在乡镇之间，排水采用的处理方式也是雨水和污水同流的体制。对于污染的治理意识差，时常出现水资源污染的情况。农村建设的供排水系统建设的整体观念不够，出现了各种重复建设的现象。出现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以及资源的浪费，阻碍了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城乡之间的的供排水系统相互的分离城市是一个系统，乡村却自行其是[1]。经常造成他们之间的相互污染。目前的许多城镇和乡村采用的还是地表的水，但是工业的快速发展使得许多的水体遭受到很严重的污染，很多的水源不经过严格的健康检查就饮用，造成很多的中毒现象。
2.城乡一体化供排水系统
2.1 一体化供排水系统的意义
实现供排水系统的一体化可以有效的发挥资源的各种优化和配置，使得管理和各种先进的技术手段的力量结合，降低花费和成本的同时提高管理的效益，达到比较高的绩效。规划合理的系统能够使得供水的消耗低、效率高、在最方便的操作以及管理的水平上达到比较小的剩余量和实现处理水的回收率的升高以及开发出各种比较新的处理污水的新工艺和技术。
2.2 一体化的供排水系统的总要求
一体化的供排水系统要服从区域整体的一体化原则；要采用可持续的动态的发展方式；要依据城镇经营的方法。供排水的规划和建设要服从区域和整体的综合水资源情况的研究，立足长远的角度规划水资源的体系[2]。供排水系统的建设要立足现状、放眼长远保证规划具有很强的应变性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各种弹性目标的影响下适应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可预见性。
3.发展对策和计划
综合的采用一个中心、一个网络和建设两个重点水厂的方法，扩大供水的网络，使水管保证贯通，实现整个的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联网的供水体系，在排水的体系方面。根据不同的水流和水质现状采取不同的排水处理方式。实现集中式的供水体系和分散式因地制宜的排水网络。推进供排水的体制的改革，将加强管理的方式和覆盖水管的方式结合，加大对各地的水管的问题的监督和防护工作，保证供水的持续性和排水的稳定性[3]。将不同的水厂纳入水务公司的管理范围。在降低管理水资源的成本的同时提高管理和供水的效益。真正的实现城乡一体化的供排水系统。一般采用的一体化供排水系统的模式如图所示。
所以在整个的供排水系统的规划时，需要综合的考虑各种的水厂和供水网络用户、回收系统以及加压站的要求和现状，在基础的水管和水网覆盖的前提下，不断的对系统进行各种优化和完善的处理。
4.结语
城乡一体化的建设问题关系到整个的社会建设的问题，离不开各种基础设施和制度的的建设。进行城乡一体化的供排水系统的规划和建设是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方式之一。该项目的基本宗旨是本着实现城乡和区域之间整体的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发展原则出发，将供排水系统的整体化和区域化建设与分区域的管理手段相结合。根据不同的区域的地形地貌和水质以及发展现状，统筹各个方面的问题和影响因素，因地制宜的采取不同的供排水系统，从而实现城乡一体化的供排水系统的建设。不断的促进其发展。
参考文献
[1]杨建军，曹静. 城乡一体化的供排水系统规划初探[J]. 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 2009，05（01）：45-46
[关键词]霍华德；田园城市；城乡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 F2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3）12-0054-03
党的十报告把实现城乡一体化放在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战略布局中进行统筹规划，提出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城乡一体化，也是一个城市化过程中的世界性命题。英国学者埃比尼泽・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理论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对于我们今天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霍华德与“田园城市”理论
霍华德出生于伦敦一户商人家庭。青年时移民美国，后来回到伦敦，成为一名议会记录员。其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对许多社会问题有了独特的思考和认识。由于人口急剧膨胀，城市规模迅速扩张；由于缺乏合理的控制与规划，公共卫生、环境污染、失业和贫困等社会问题大量涌现，当时伦敦事实上已陷入一种社会抗议和规模性的混乱当中。
霍华德勾画出“田园城市”图景，给当时英国社会和人民打了一剂“强心针”。1898年，霍华德发表了后来成为名著的《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1902年第二版时书名改为《明日的田园城市》）。书中阐述了人类生活的三种模式：“城市生活”、“乡村生活”和“城市――乡村一体生活”，它们犹如三块磁铁，吸附着人们的生存状态。惟有城乡一体化的生活，把“一切最生动活泼的城市生活的优点和美丽、愉快的乡村环境和谐地组合在一起”[1]，而迸发出新的希望与新的文明。霍华德提出：实现全社会美好生活的途径，是打破现有格局，在大都市之外建设自由合作的田园城市和田园城市群落。霍华德“田园城市”理论具有三个基本点：
首先，“田园城市”的主体，是“人”而不是“物”。人是城市的灵魂，一个城市的建设应以人为中心对城市面积、人口布局、居民社区等作出精良规划。城市应体现它应有的有利于人的生存和集聚的功能，城市应拥有足够的园林、绿地，以保证居民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霍华德为他的“田园城市”设立了一个象征性的“水晶宫”，其既是购物中心又是城市花园，距离最远的居民也不超过600码即548米――它不是单纯工程性的或片面技术效率性的，而是着眼于为人性发展和公共交往提供富有生气的公共空间，是一个极富吸引力的公共场所。
其次，“田园城市”的精髓，是城乡一体化。霍华德构想的“田园城市”是一种社会城市，也是一种城市簇群。它以乡村为背景，甚至乡村就是居民优美生活空间的一部分，人们可以步行到田园和农场。城市之间通过市际铁路连接，为人们提供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机会。“田园城市”的城乡一体化模式与今天一些现代城市中的“新城”和“卫星城”只有形式的连接而无本质的耦合，是城市与乡村的完美联姻和快乐结合。
再次，“田园城市”的本质，是规划和推行各项社会改革。土地问题是城市发展的基本问题，它既制约城市发展的空间，又决定了城市发展的规模与形态。霍华德认为，城乡之间最显著的差别在于土地租金不同。城市之所以比乡村租金昂贵，是因为大量人口赋予了土地巨大额外价值。霍华德尝试给出一个解决办法，在1898年提出要想达到一个理想社会，就要逐渐实现土地社区所有制，消灭土地私有制。“田园城市”构想意在通过一系列社会改革解决以土地问题为核心的城市过分集中、乡村加剧衰竭这样一种惯象。
二、霍华德“田园城市”理论的三重审辨
我们今天城市化所经历的路程，有些类似于英国100多年前所走过的道路。在霍华德那个时代所经历的“城市病”和“乡村病”，也是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田园城市”构想问世已逾100多年，但霍华德开出的解决城市问题的药方，对今天中国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仍具有相当重要的借鉴价值。
审辨一：城乡一体化是一种臆想，还是一种逻辑？城镇化作为一种历史过程，不仅是一个城镇数量与规模扩大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城镇结构和功能转变的过程。它一方面表现为人的地理位置的转移和职业的改变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演变；另一方面表现为城镇规模的扩大和城镇经济社会现代化和集约化程度的提高。而城乡一体化作为城镇化的后继结果，事实上是人类城市文明发展的必然逻辑，是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从城市发展整个脉络看，城乡一体化是个漫长过程。
从城市生态上说，城市与乡村不仅应是一个物理的整体，还应是一种文化和精神层面的整体。因此城乡一体化既是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城乡关系发展的一种逻辑结果，差异在于对这种“逻辑”认知自觉或滞后。
审辨二：城乡一体化是乡村城市化，还是城市乡村化？城乡一体化要实现的是一种内在平衡状态，即城市内部功能的平衡、乡村内部结构的平衡以及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并不意味着城市要放慢甚至停下发展的脚步，降低水平去迁就乡村发展，而是要在提高乡村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达到城市和乡村高层次的融合。这种平衡将不降低或破坏，而是有助于城市和乡村的统一与和谐，使其成为财富和力量的源泉。因此城乡一体化既不是单纯的“乡村城市化”，也不是单纯的“城市乡村化”，而应是两者“愉快的结合”。
霍华德指出，把城乡一体化片面理解为乡村城市化或者城市乡村化，都是有失偏颇的。如果乡村都“城市化”了，形成一种“城市连绵区”，是很可怕的。用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的话来说，这并不是一种新的城市形式，而是一种“反城市”。反之，如果城市都“乡村化”了，亦是很可怕的，从城市文明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倒退。
审辨三：城乡一体化是一种技术修补，还是一种社会改革？霍华德“田园城市”理论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改革思想，即塑造一种城乡一体的全新社会结构形态，用以取代城乡分离的旧的社会结构形态，通过城市功能的分散而不是城市规模的扩张，对人口进行合理的安排与有效的转移。
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是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改革，只有伴随以有效的改革，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田园城市”。我国正处在从“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主要任务由解决温饱转变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推进城乡一体化，只有通过社会体制领域的创新变革，才能优化人的发展境遇，促进思想观念和文化层面的转变提升，并创造良性社会环境，为扩大人们参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活动，提供基本的保障。
三、关于加快推进中国城乡一体化的几点思考
在现阶段，中国城乡一体化有这样几层突出的含义：其一，它是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的新阶段，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二，城乡一体化是提高城市层级，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中国在进一步推进城乡一体化过程中，需要注重解决好以下几个关键性问题：
（一）大胆借鉴发达国家城乡一体化的成功经验。英国的城市化始于18世纪60年代，与工业革命同步。城市化初期，英国出现农村地区发展滞后，人口过分向城市集中的现象，并由此引发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问题。霍华德正是针对这一社会现实，研究构想了“田园城市”的图景。他主张通过一系列社会改革，最终形成一个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社会城市。1899年霍华德组织成立了“田园城市协会”，宣传和实践他的主张；1909年“田园城市协会”更名为“田园城市和城镇规划协会”，旨在促进田园城市建设和城镇规划；1941年更名为“城乡规划协会”，并推动了英国《新城法》的出台。1946年至今英国建设了28座新城。尽管在实际操作中，“新城”没有形成霍华德所构想的“田园城市”簇群，但作为一项从大都市疏散人口和扩大就业岗位计划，新城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中国正处于城市化乃至现代化的关键阶段，应吸取英国城市化初期盲目发展、无序增长的经验教训，制定完善的城市发展规划，同时借鉴英国在新城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有益经验，结合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有效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二）把制度创新和政策引导作为城乡一体化重要保障。霍华德构想的田园城市，是通过以为核心的一系列社会改革作为实施途径的，它不是对细枝末节的修剪，而是对制度和体制的创新与变革。中国城乡一体化过程归根结底是制度创新的过程。城乡一体化不是把所有的乡村变为城市，实现空间上的“一体化”，而是通过制度层面、政策层面的统筹实现公民文化、公民心灵、生活习俗、公共服务、教育医疗等方面的一体化。由此，中国城乡一体化本质上是城乡二元结构形态下由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创新。
在进一步推进城乡一体化过程中，要统筹规划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积极探索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有效政策，通过政策引导保证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三）按照“世界城市”的目标，规划和推进中国的城乡一体化。“世界城市”是指那些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事务中产生重要影响的世界重镇，体现了人类城市文明的高层级形态。理想的“世界城市”必然是城乡一体化的城市，而非城乡分割型的城市。
霍华德构想的城乡一体化的“田园城市”，是一个环境友好的生态城市，也是一个以人为本的宜居城市，更是一个公平正义的和谐城市。而这正是“世界城市”的终极目的。按照“世界城市”建设的标准推进中国城乡一体化，不仅要按照“世界城市”的容貌和标准，高水平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更要注重大力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使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水平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才能站在城市发展的战略制高点上，高质量地推进城乡发展进程。
（四）尽快建立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公共财政体制。公共财政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支撑力量。霍华德构想的“田园城市”，基于对财政的考量，深入探索了城市的公共财政体制。霍华德从土地问题、城市收入来源、城市财政支出以及经营管理等方面，都提出了具体的改革建议。由于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城市偏好、工业偏好，以及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制度安排，我国形成了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乡二元结构成为我国“三农”问题的主要症结所在，也是农村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最大障碍。要探索建立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公共财政体制，建立公平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财政制度，尽快建立适度倾斜于农村的税收制度，加大财政用于“三农”支出的投入力度，理顺财政管理体制，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这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
（五）把“人”放在城乡发展的中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霍华德构想的“田园城市”不仅提供了人类生存的必需条件，而且提供了人性成长和发展的公共空间。人们生活在“田园城市”可以享受新鲜空气、干净水源，也可以享受与大都市一样的就业、教育、医疗条件，还可以享受大家共同创造出来的社会福利，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不仅要改善农村道路、水利、环境等硬件基础设施，注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软件的建设与发展，更要注重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现实条件。
实现城乡一体化，不仅要看新修了多少条路、增加了多少公交，还要看就业、教育、医疗、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一系列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得到了多大程度的解决，更要看人的综合素质、公民的幸福指数等是否得到了切实提升。推进城乡一体化，人是核心，是灵魂。道路宽广、环境优美、设施健全，都是为“人”服务的，最终落脚点是人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发展”。
（六）立足于现阶段实际，既不超越历史发展阶段，又不延宕发展时机，分阶段、按步骤稳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起步较晚，各地区之间经济文化差异很大，发展极不平衡。城乡一体化建设不能一刀切，要贯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根据不同地区发展状况，制定相应的发展节奏和发展计划，有步骤、分阶段推进。霍华德认为，一座城市就像一棵花、一株树或一个动物，它是有机的，应该在成长的每一阶段保持统一、和谐、完整。城乡一体化建设不仅要有整体规划，而且要根据社会发展最新状况，形成阶段性推进规划。
此外，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要瞄准世界发达国家先进水平，利用后发优势，形成动态追赶、局部超越态势。推进城乡一体化绝不在于数字和指标的“好看”，而在于引导整个社会向着优质城市的方向更好、更快、更科学地发展。需要予以警示的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须在谨防急躁冒进的同时，力戒形式主义和政绩竞赛。由于城市一体化是个系统工程，牵涉面广，工作量大，推进这项工程必须有前瞻意识，能科学预见未来发展可能出现的问题，把握未来发展趋势，未雨绸缪地解决好各种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当问题出现时，绝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要从根本处入手，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参考文献：
【关键词】 城乡公交；一体化；实施
推进城乡公交一体化，能在将农村交通条件得到改善的条件下，使人民群众的出行需求不断满足，并在一体化的进程中，使乡镇居民感受到“方便快捷、经济实惠”的交通服务；从而提升城市辐射功能，促进各种要素向城市靠拢和聚集。从这个角度来看，实现公交一体化，对于加快农村城市化的进程、提升农村经济的增长、进而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意义非凡。
一、当前乡村客运交通现状分析
1.运力结构配置不合理
由于现有的农村客运班次和营运的路线在配置的时候，大多是以平时的流量作为参照，线路通常较长，在县域中心车站的往返途中跨多个乡镇，受到班次营运时间长的限制，班次的次数就很少，通常的班次情况就是一日一班，稍好一点的就是一日两班，造成不能充分满足出行要求的现象。
2.营运成本较高
城乡体制之间的区别是客运车辆税费不同的影响因素。乡村客运车辆在管理方面是以长途客运的标准进行管理的，需要交纳高额的规费、超载罚款、道路通行费等，从客观上造成城乡公交待遇的不平等。
3.经营行为不规范
由于乡村客运线路长，中途没有设置停车站，于是就经常出现招收即停的局面，甚至伴随乱停乱放的现象。不按时发车，却以客满为发车标准，还存在营运过程中拉客的现象，对交通秩序、其他车辆及行人的通行造成不良的影响，交通安全无法保障。
二、城乡公交一体化实施思路
1.城乡公交发展规划科学编制
从统筹城乡发展的角度出发，调查研究城乡公交的现状、需求以及发展的前景，以城市总体发展的规划为基础，对城乡公交发展进行规划。需要深入综合考虑的是：城乡之间的交通协调发展、战略、目标等的明确，制定相关的政策，对设施、运营组织规划进行研究。对利益主体的意见进行广泛征求，是规划编制最大可能符合公众的意愿，规划的系统和可实施性得到保证。
2.城乡公交运营模式合理选择
在城乡公交一体化的实施进程中，各地结合实际情况，形成了经营模式大致有以下三种：城市公交模式：在市区范围内，对城市公交通过新辟、延伸、绕道等方式使郊区的农民群众出行问题得以解决。镇村区域公交模式：公交企业以公交运输模式作为参照，在某一镇村区域范围内，通过开行镇村公交线路方式发展农村客运。客运公交模式：城区公交运营时间和方案、发车频率、站点设置和管理上都保持一致。
3.城乡公交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完善
以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村民的交通需求、旅客流量等情况作为参考，以规划一体化、布局合理化、建设标准化为原则，针对不同乡镇属性和客流的特点，建立起经济合理、方便群众的农村客运站。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对城乡公交车辆的更新和改造、运力投放加大力度。在城乡公交的车型选择上，要满足环保低耗能、适宜农村居民出行需求。在城乡公交车辆舒适度提高的基础上优化城乡运力资源配置。
三、城乡公交一体化实施策略
1.完善乡村路网布局
充分了解乡村自然、地理位置的特点，将乡村路网合理布局，具体规划和建设的过程中，通常采取的为自由式路网，可以结合方格网式和环形放射式路网。对乡村路网规划时，为保障城乡之间的人员流动和经济来往的交通需求，应使乡村路网出入口与城市路网出入口连接顺畅。应以干线公路为依托，将骨干路网建立起来；同时，城市发展、失去范围动态性特点也应作为规划考虑的因素。
2.城乡公交线路合理布局
城乡公交发展的直接条件就是公交线路的合理程度和线路重复系数。在具体规划布设线路时，应参照城乡公交和城市公交的不同特点，结合土地利用情况和道路等级及功能特点，将线路的长短和便捷程度也考虑进去，为使重复线路减少，合并可合并的线路；在居民集中出行的点设置公交站点，为方便乘客搭乘和换乘，不同线路可以共用同一个站点。
3.实现城乡公交规划管理一体化
（1）实现城乡公交统一管理
逐步统一乡村公交车辆的税费、营运管理上的待遇，在税费上，对乡村公交实行优惠待遇，为使乡村公交摆脱高额的客运税费的负担，具体实行可以将通行费、养路费、附加费等减少或免除，从而使运营成本整体降低；在公交运营车辆的选择上，需要保证安全性能和舒适度高的车辆，并在公交线路上设立停靠站、站牌等配套设施。
（2）人员培训和标准化建设
为提高服务水平，统一对城乡公交的服务人员、驾驶员、售票员等加强培训，从而做到规范化服务。统一规划线路标示、公交车辆标示等这类城乡公交车站和车辆配套的设施，从而达到建设的标准化。乡村公交的人口基数小，但部分乘客随身物品角度，所以较适合采用小型客车且车内要有适量空间，而城市公交载客基数较大，且乘客以位置移动为目的，随身物品也不多，适合配置大型车，但车内需保持适量空间。
四、总结
公交一体化的实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所以在规划时要保证合理性，由城区边缘向远城区再向农村逐步推进，统筹考虑长远利益，城乡交通特点，实施时按城乡公交线路从高到低的等级逐步实施，实现城乡客运公交一体化，从而逐级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差距逐渐缩小，为居民出行提供便利，促进城乡经济双赢。
参考文献：
[1]洪英. 关于城乡公交一体化的思考与探索[J]. 山西科技，2016，01：29-31.
关键词：新常态；城乡关系；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发展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4-0094-02
在2014 年的5 月，第一次指明：“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要适应新常态。”这标志着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即经济“新常态”，为中国经济发展既带来了新的机遇，又带来了新的挑战，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认同。但中国自古至今都是一个农业大国，我们面临的突出现实问题是城乡二元结构。顾名思义，城乡关系必然成为我国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1]。
一、城乡一体化发展研究的相关理论
改革开放以后，面对城乡之间分割发展的情况，还有不可调和的城乡经济社会矛盾，城乡一体化思想才被政府逐步重视起来，并开始了一系列的理论研究和改革实践。同时，提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打破城乡之间长期存在的二元化体制，以及消除城乡关系发展方面的体制障碍，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第一，城乡一体化的内涵。笔者认为，城乡一体化，是以城市为核心、小城镇为过渡、乡村为基础，最终实现城乡依托，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城乡关系。
第二，城乡一体化的理论基础――经典作家理论。在科学理论的著作中，有许多关于城乡一体化方面问题的研究，比如：阐述了城乡差别产生的历史原因、过程；城乡对立的消灭是必然的，城乡协调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消灭城乡差别的物质基础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的科学体系中，城乡关系方面的比较完善的成果――城乡融合论[2]。
在其理论中，城市和农村都是历史范畴，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随着生产力发展，城乡关系依次从互相包含到分离分割，再到协调融合。在涉及城乡关系基本定位问题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理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马克思认为导致工业和农业之间矛盾激化的原因是城乡之间的对立和矛盾的尖锐化。与此同时，工业和农业之间的矛盾激化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对立。因此，城乡关系的理论在本质上是要消灭城乡对立。城乡关系协调发展是整个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城乡之间的对立势必造成社会的不和谐，但从长远看，城乡融合是必然的趋势。
第一个提出“城乡融合”的概念是恩格斯，城乡融合，即把城市和农村在生活方式中的益处相互结合。恩格斯进一步将城市和农村之间关系发展的历史过程总结为：城乡不均衡―分割―新的均衡与融合。恩格斯指出，私有制是造成城乡关系对立的根源。所以，要实现城乡融合，就一定要先消灭私有制[3]。
二、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
第一，初步形成阶段（1953―1957年）。1953―1957年，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初步形成阶段，具体体现在政策层面和组织层面上。政策层面就是从1953年上半年开始实行的统购统销政策，即粮食的计划收购政策、供应政策、由国家统一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并且中央对粮食实行统一管理。组织层面是在1956年，合作化运动进入了高级社阶段，对农民的组织约束进一步强化，使得我国的二元结构特征日趋明晰。当时合作化发展速度特别快，导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降低，产生了恶劣影响，因此合作化从组织上配合统购统销政策，初步构筑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框架。
第二，全面成长阶段（1958―1961年）。
第三，调整阶段（1962―1977年）。此阶段着重对农业和工业关系进行了有效调整。
第四，完善阶段（1978―1985年）。就是诞生在这个阶段。此项改革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带动了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二元结构有所改善，城乡各方面差距明显缩小。
第五，固化阶段（1986―2003年）。固化这个阶段重点是体现在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和社会发展差距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1986年的2.12倍扩大到2004年的3.23倍，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2003年达到3.35倍左右。城乡经济差距扩大明显。此外，城乡居民的社会发展差距更大，城市居民享有各种社会福利，农村居民则不享有任何社会福利，城乡居民无论在教育、医疗卫生，还是就业、社会保障、文化娱乐等方面都是不一样的[4]。
第六，逐步缩小阶段（2004年至今）。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出现连续缩小态势，国家通过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的有力实施，减轻了农民负担，增加了农民收入。
三、新常态下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策略
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发展一体化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必然对城乡一体化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研究经济新常态下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形势新环境新条件，揭示新常态下城乡一体化发展面临的新挑战，提出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第一，建立城l一体化的户籍制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发展，加快推进了对户籍制度改革，这是顺应时展的必然要求。户籍制度的改革承载了大量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方面的附加值，所以意味着利益结构的大整顿，这标志着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当然，新常态下，我们面对户籍制度的改革也应该有新的突破。体现在：坚持以人为根本，加快建设新型城镇化，保障农村享受到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权益，改革土地与户籍多年的顽疾，实现农村城镇化，城中村城市化的共同发展。
第二，建立城乡一体化的资源配置机制。首先，逐步建立城乡的完善体系。其次，逐步建立城乡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务体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建立和完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协调发展机制；二是转变政府职能，建立现代科学有效的管理机制；三是厘清政府关系，建立中央与地方利益均衡机制；四是引入竞争，建立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多元供给机制；五是发展社会主义特色文化，建立文化支撑机制。再次，逐步建立城乡同建同治的生态环境体系。最后，逐步建立城乡结合共融的产业体系，表现为城乡产业融合、城乡产业布局一体化、变革乡村生产关系[5]。
第三，建立城乡一体化的财政投入机制。财政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支撑，发挥财政政策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具有的独特作用，主要职能是资源配置、收入分配、调节经济和监督管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是“万能的”，也存在“越位”“缺位”和“错位”的问题，如何科学合理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发挥好财政政策的独特作用。首先，转变财政投入方式，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其次，创新财政监督模式，规范财政管理行为。
第四，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制。一是深化就业体制改革。在就业政策中要消除就业歧视，重点放在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就业，不断解决农村及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局面。二是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通过努力构建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新格局，不断使广大人民收入水平逐步增高，还要充分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目的是使低收入者增收，中收入者扩收，尽力缩小城乡差距[6]。三是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进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启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等。四是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健全完善我国医保体系，改革城乡基础医疗卫生服务运行体制，建立科学的适合我国农村发展的医疗绩效评价机制。五是深化扶贫体制改革。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因人因地施策，提高扶贫实效。
第五，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教育机制。大力促进教育公平，逐步缩小区域、城乡差距，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
第六，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人在自然中生存，人与自然应该是一体的。国家和社会都在盲目追求工业现代化，却忽视了人本应该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新常态下，环境资源的负荷能力已经很微弱了，所以我们应该以科学的发展观，摆脱旧的错误的发展方式，营造和谐共处的友好环境。首先，应该在观念上尊重、顺应自然。树立正确的生态观，在日常生活中，从小事做起，从自身做起。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我们都要做到节约资源从娃娃抓起，要有节约环保理念。其次，经济增长方式也要改变，过去的粗放型发展已经不适合现在的发展道路了，要依靠科技，要依靠高素质的劳动者，要走新型的属于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最后，企业、国家、社会要建立良好的生态链，加强对资源的保护，对污染物的治理，最终还大自然一个绿水蓝天，实现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和生态的协调统一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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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永岳.我国城乡一体化面临的问题与发展思路[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24-31.
关键词：西部地区；城乡一体化；新型工业化；发展对策
一、 引言
工业化是城市化进程发展的起点，通过新型工业化不仅能够为城乡一体化提供支持和动力，还能够增加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内涵和外延，增强城市的集聚效应和辐射能力。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存在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别是在西部地区，城乡间和地区间发展差距扩大、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资源环境与发展不协调、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不协调等问题严重阻碍了城市化的发展，影响了农村经济水平的提高。“十二五”期间是我国经济与社会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伴随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统筹城乡共同发展的影响因素更加复杂多变。因此，正确审视并指导西部地区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对于解决我国城乡经济发展失衡具有现实意义。
二、 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1. 优势地区制度约束阻碍愈加突出、乡镇企业实力不足、城乡劳动力缺乏资源互补。首先，传统户籍制度对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劳动力流动造成严重阻碍，土地制度缺乏市场配置基础，公共财政制度的基础引领地位不突出；其次，乡镇企业布局不够合理、利益调节机制不健全、辐射带动能力不强，大多企业从事初级农产品贩销业务，与基地、农户之间的经济关系不紧密，市场应对能力与品牌开发能力普遍欠缺；最后，伴随城镇化进程的推进，缺乏足够知识和技能的新增城镇人口并未真正融入城市生活，难以符合现代化工厂及服务业发展的要求。
2. 典型地区城镇化拉动力不强、消费带动能力弱、工业支撑力度有限。第一，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足且聚集能力较差，对产业积聚、人口集中和第三产业发展的推动有限，对周边农村地区和镇域经济辐射带动不足；第二，受低收入水平和居民消费观念及消费预期的影响，农村居民及城镇务工人员的消费能力较低，较低的消费水平同时伴随较为单一的支出结构；第三，缺乏城市工业对农业及农村经济的长期、有效反哺，现有的经济补足措施不仅效果甚微，而且追求短平快的临时举措缺乏长效机制，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的农村劳动力并未随产业结构与经济布局的调整而有效向城市工商业产业转移，存在隐性失业的隐患。
3. 劣势地区资金制约严重、行政手段推动作用乏力、农业产业化推动基础薄弱。一是，小城镇建设的筹资渠道窄、建设投入少，能够推动形成内生动力的农村金融体系缺乏“自我造血”能力，由工业反哺催生的农业及农村经济集聚效应也偏差；二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少，可利用的推动载体不足，缺乏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积极性，而市场对城乡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更难有作为；三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尚未进入二元经济结构阶段，乡镇企业过少，农业机械化、规模化、现代化程度低，乡镇经济流转的劳动力和社会资本严重匮乏。
三、 新型工业化进程中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评价
1. 所采用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参阅城乡一体化及新型工业化发研究的相关文献，并综合考虑可能影响当前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根据多层次综合评价模型及灰色层次分析方法的实际要求，本文构建如表1所示的西部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和新型工业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2. 数据来源及统计结果。采编使用的2002年～2012年相关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2003年～2013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云南统计年鉴》和《云南经济年鉴》；基于层次分析法的专家决策信息来自于金融投资、区域经济、产业规划、中小企业金融等相关研究领域的9位专家。依据层次分析法构造判断矩阵并计算归一权重后（参见文献5），经过灰色序列生成和参考序定（参见文献7），可得到表征指标间客观关系的综合灰色关联度，而后使用线性加权方法可得到相应的主客观综合权重（如表1所示）。通过分别对2002年、2003年～2006年、2007年～2011年、2012年统计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可得到如图1所示的2002年～2012年云南省各地区城乡一体化及新型工业化发展水平排序对比情况。
3. 统计结果分析。分别结算各个统计区间城乡一体化与新型工业化排名的灰色综合关联度为0.60、0.66、0.67、0.68，表明云南各地区的两种进程协同程度正在逐渐提升，城乡一体化与新兴工业化的相辅相成功效正在逐渐显现。横向比较分析两种进程的排序情况可知：综合评分靠前的昆明、玉溪、楚雄、红河和版纳等五个地区依托良好的经济基础和特殊区位优势使得两种进程较为一致，成为城乡一体化与新型工业化良性循环发展的优势区域；丽江、德宏、怒江、迪庆四个地区虽然经济总量偏小但社会资源相对偏向城镇集中，因此经济增长方式易于形成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的后发优势，使得新型工业化状态优于城乡一体化，成为两种进程带动发展的典型地区；曲靖、保山、昭通、普洱、临沧、大理六个地区由于经济转型成效不佳、经济基础不牢使得新型工业化对城乡一体化的带动不足，成为两种进程尚未协调共进的劣势地区。
四、 西部地区新型工业化进程中的城乡一体化建设对策
城乡一体化与新型工业化之间的协调互动是推动区域经济社会良性发展重要基础。从目前的统计结果来看，西部地区新型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的良性互动关系尚未形成，各地区的两种进程的发展水平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发展错位。对照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的基础及面临的问题，可从优势地区、典型地区和劣势地区三个方面在新型工业化发展的进程中提出推进西部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对策。
1. 优势地区城乡一体化建设对策。
（1）建立健全制度保障。一方面，在继续深化落实全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同时，加快建立西部地区覆盖完全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健全西部地区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农村社会医疗保险体系和农村社会救济福利体系；另一方面，在户籍制度改革中，放宽农业转移人口入城进户的限制，逐步放开不同县域、不同省域间的户籍流动限制，在土地流转改革进程中，强化土地的使用权自由和合理地流动，并建立更加规范和有法律保障的农用土地权流转市场，进一步规范农用土地的流转市场。
（2）加大工业反哺农业深度。通过城市工业的产业链和产业集团反哺农村，将农业产业融入到城市工业产业链条与产业集团之中。通过形成农业、工业相互契合的产业链条，减少农村产业的发展成本和城市工业的消耗费用，使乡镇人口充分享受城市发展红利，保持城市工业发展良好势头，增强工业经济带动力，更好地发挥工业聚集辐射效应。
（3）提升农民文化和职业技能水平。一是要提高农民文化教育素质，形成过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民教育，在办好、巩固好农村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加快适合农村基础需求的现代职业教育及远程教育发展；二是要努力转变形成技能培训的市场导向，通过及时洞悉市场用工需求，培训农民成为有专业基础、适应各层次城市开发建设的合格劳动者；三是要进一步拓展农民科技培训服务机构，通过动员社会力量的积极参，深化整合农民田园学校、网络技术培训以及科技党课等多种途径形成一系列政府帮扶下由市场主导的多元化办学服务体系。
2. 典型地区城乡一体化建设对策。
（1）壮大城镇县域经济实力和吸引力。第一，以特色区位资源为依托，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农业龙头企业、当地专业大户、科技示范户和专业合作社等的模范带动作用，培育农户的经济能力、自我发展能力，逐步壮大形成各具特色的村域经济；第二，推动中心村、特色村以及重点镇的发展，加快社区建设，完善生活设施，重塑特色小城镇，推动城乡之间的平衡发展；第三，提升市场对农业产业资源的配置导向作用，引导农民把闲散资金投入到乡镇企业的发展，把农民的利益与乡镇企业的发展结合起来。
（2）扩大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及消费能力。一是要打造实施更加积极的多层次就业政策，在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前提下，持续增强低收入者的基本劳动报酬；二是要创新财税政策，加大保障性财政投入，完善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三是要大力整顿城乡各级市场秩序，优化城乡消费环境，引导形成合理的居民消费观念，将城乡市场培育成为新的消费增长点。
（3）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一方面，着力建设覆盖城乡的交通道路、水源工程、饮水安全、供电供水工程、通信网络工程、垃圾处理环保工程等农村基础设施，逐步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另一方面，改变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方式，逐步引入金融市场资金对农村基础设施进行投资，确保政府公共财政资金投指引下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资金来源稳定。
3. 劣势地区城乡一体化建设对策。
（1）加大市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强惠农资金支持力度。一是，为解决农村税费改革后的乡镇财政困境，提高乡镇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合理界定农村税费改革后县与乡镇的事权、财权，做到事权与财权对称与统一；二是，切实增加各级财政对部分地理条件恶劣、经济基础差地区的农业基础设施发展投入，在调整地区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取向的同时，进一步积极争取国家的相关项目支持和政策倾斜；三是，充分整合区域综合开发契机，积极推进农村经济结构深化调整，广泛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发展立足贫困地区优势的特色农产品、林产品和特色养殖业，确保内生性的农民增收、财政增效。
（2）强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充分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地方政府在制定发展规划、增加资金投入和安排建设项目时，要转变传统以工业为先的政策倾斜，把重点放在支农政策上，充分发挥制定政策的导向性，发挥财政支农的二次分配效用，引导更多财政资源及社会资源支持公路、通讯、农田基础等建设上来；另一方面，将建立长效的资金投入机制作为重点工作，既要积极争取国家财政的直接补助资金、补助原材料等鼓励措施，也要大力引导社会资本在直接受益的当地公路设施、通讯设施和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上投资投劳。
（3）推进农村经济产业化发展。一方面，努力加快贫困地区的龙头县城、重点城镇和小城镇建设，不断提高依托小城镇兴起的农村产业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深入挖掘地区禀赋，完善区位发展的功能定位和基础定位，集中力量打造形成各具特色的旅游名镇、工业重镇和商贸集镇；另一方面，加快农村工业的发展，培植龙头企业，加大政府对乡镇企业的扶持力度，发展以扎根乡镇的地缘型企业为主的农村工业及其他非农产业，既要促使农村经济结构化提升，也要实现农村经济多元化发展，有效增强城镇经济对农村生态、农业附加值及农民生活的互补性开发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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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项目号：13CDJ025）。
养老制度的城乡一体化是解决我国“二元结构”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2014年《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要求在十二五末基本实施新农保与城居保制度上的合并。如何做好制度上的衔接工作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我国现行典型城乡养老模式有北京模式、上海模式、东莞模式。天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采取年限折算法，实现城保和居保相互转换，率先打破了城乡养老保险的分割状态，具有借鉴意义。
二、对天津市城乡养老保险制度一体化的总体判断
（一）天津市地区性特点
天津市2013年末全市常住人口1472.21万人，其中，外来人口440.91万人，占全市人口29.95%，与北京上海广州相比外来人口所占比例甚小，则相对于北上广的人口复杂性有所减弱，将城乡养老一体的过程简化。全市户籍人口1003.97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71.74万人，非农业人口632.23万人，即农业户口仅占全市户口的37.03%，就此比重相较于全国64.71%的农业户口比重相当低，表明天津城镇化程度很高且城镇化速度很快，为天津城乡养老一体化奠定夯实的基础。
2013年GDP14370.1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2.5%，三次产业结构为1.3：50.6：48.1。全市社会从业人员847.46万人，其中，城镇从业人员663.88万人，乡村从业人员183.58万人。三次产业的增加值与全国一样第二三产业增值很快第一产业增值极慢，但是从天津市就业结构来看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只占整体就业的8.14%，乡村就业人口占整体就业人口的21.66%，即是说农村户口在城镇工作比例不小，天津对于此设农籍职工养老保险并在一体化转化过程中有模范带头作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0.47：1，相较于全国0.3：1高出17个百分点。从上数据可以看出天津城镇化水平于全国领先，为养老保险的城乡一体化奠定基础。
（二）天津市城乡养老保险制度基本成型
2007年天津将农村居民全部纳入基本养老保障体系，其中具有天津特色的是农籍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2009年实施《天津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障规定》将城乡基本养老制度统一，即城乡养老保险体系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为主，农籍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过渡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至此又出台一系列配套措施及实施细则，完善了天津养老保障体系，为我国新农村建设和建立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作出重要探索。
（三）天津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障待遇、覆盖率不断提高
城乡居民养老保障待遇提高，个人缴费标准为：600元至3300元以300元为等差的10个档次。市财政对于缴纳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费的人员，对应个人缴费档次按年给予缴费补贴，缴费补贴标准为：30元至120元以10元为等差的10个档次。2014年调整城乡居民养老保障待遇标准的通知基础养老金标准由每月200元调整为220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范围继续扩大。截至2013年末，全市参加基本养老保险627.1万人，其中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520.7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106.4万人，相较2012年89.3万人同比增长19.14%。
（四）天津市城乡养老保险制度一体化过程中的待遇衔接模式
对于已缴纳农居保的，农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中的个人缴费部分及其利息记入其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对于已领取农居保的，城乡保于农籍职工包缴费年限视为等同。
缴费年限转化简单明了，以农居保转化成城保为例，天津采取的年限折算法是在众多专家学者提出的年限转化中采用的极简单的公式法，并将折算标准定为灵活就业人员的最低缴费标准，相比把对应年度城镇职工月最低工资标准×对应年度个人缴费比例×12作为折算标准更为简单，且相比之下灵活就业人员最低缴费标准相对较低，对农转城更有利。
五、政策特点分析及借鉴意义
（一）被征地养老保险在全国有先行意义
城乡养老保险体系中农籍职工养老保险与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是天津养老保险体系中极具创新性的政策。在城乡养老保险一体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过渡作用。农籍职工养老保险不同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企业缴不超过工资的20%，其中8%为社会统筹，12%计入个人账户，即企业缴纳部分计入个人账户的占60%，个人缴纳部分全部计入个人账户，农籍职工的流动相对于城镇职工的流动性较大，计入个人账户的资金占90%，为建立便携式养老保险奠定基础；且此方法便于界定个人账户产权，划入企业划入个人账户的部分较城保多，减少参保人在去世之后只将个人账户余额留给继承人带来的经济损失。被征地养老保险是天津城镇化过程中的创新性政策，现一部分省市也施行被征地养老保险，以养老保险的方式对被征地农民进行补偿是一种极巧妙的方式，将我国传统养老保障中土地保障向现代养老保险方式转变，是养老方式的极大突破。
（二）衔接制度较完善，衔接程序简洁明了。
天津市城乡养老保险体系一体化过程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农籍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视为等同极大减小了一体化过程中的转制成本。城乡保与城保之间的年限转化采用最简单的公式折算方式同样减小一体化过程中的转制成本，由于折算方式的简明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重复参保问题。在达到领取条件时，参保人员可以根据本人意愿享受相应的养老待遇，给居民的选择空间很大。对其他省市的城乡养老保险一体化有一定借鉴意义。龚秀全（2011）提出天津采取的此种年限折算法计算待遇模式要达到真正的待遇公平不太可能，计算出城保与居保相互转换的过程中存在投机套利行为，笔者认为我国现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乡二元化的消除需要很漫长的时间，我们现推行的城乡养老保险一体化是城乡养老保险体系一体化，首先在制度上达到平等再逐渐缩小城乡待遇差异，城乡养老保险一体化就是要让制度有利于民方便于民，这就是最大的改革成果。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 农村社会保障 村社制度 土地股份合作制
城乡一体化是在生产力、城市化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从而促进城乡居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变化过程。是城乡人口、技术、资本、资源等要素，互为资源，互为市场，互相服务，逐步达到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上协调发展的过程；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深化农村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途径；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选择；是优化经济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举措。然而任何地区在城乡一体化实践过程中，都面临农村社会保障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两个瓶颈因素的制约，只有这两个制约因素得以解决，其他诸如，城乡规划布局一体化、产业分工一体化、城乡服务功能一体化、城乡社会事业一体化、城乡社会进步一体化等才能实现。
一、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
土地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是农业生产必需的物质条件和自然基础，随着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农村土地被大量征用，土地资源越来越紧张。在我国农村，大部分农民没有退休金，其养老保障由其所承包的土地承担，所以就农民来说，土地具有承载功能、养育功能和资源功能，是农民就业保障、生活保障和伤病养老保障。如果土地被征用不仅意味着农民丧失了农业生产的基本资料，也丧失了能提供社会保障的基本财产。失地农民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化过程中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对于大量的失地农民来说，在土地被征用后，现行补偿办法主要是货币补偿、招工补偿、社会保障补偿等。每种补偿方式都各有特点，但也有各自的局限性。货币补偿，只是一种生活指向性的安排而非就业指向性安排，而且现行的补偿标准较低，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之间的分配不尽合理，农民的利益往往会遭受损失；招工安排是计划经济的一种安置方式，不适应用工单位市场化改革的趋势；只有社会保障方式才是保障失地农民利益的最好方式。
目前中国城市化水平达到45%，还有55%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即以中国现有13亿人口计，尚有7.15亿农村人口。近年来由于大批耕地流失，现在还剩下18亿亩多一点的耕地。这样算下来，农村人口的人均耕地面积大约为2.5亩。以平均每亩耕地一年带来800元收入，2亩半耕地不过带来人均年收入2000元左右，抵不上城市居民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收入。在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条件下，耕种土地的收入可以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但是，由于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的经营模式成本高、数量小从而导致其作为一个生产单位的竞争能力降低，难以实现高效农业和标准化农业，致使农产品的价格低廉且不稳定。虽然在农村每个人都可以分到一块土地，但是农民种地之后的收入并不能满足农民生产生活的基本需要。尤其是，当农民由于年老或者疾病丧失劳动能力之后，其所承包的土地不能满足他们的最低生活保障，导致了城乡之间生活上的巨大差距。所以只有启动社会保障程序才能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这是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前提条件。
近年来，全国各地根据中央要求和国务院安排全面启动了社会保障工作。学术界对建立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争议颇多。关于如何剥离土地对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是一个老问题，已经有许多理论和政策建议。有些学者认为通过城市化建立农民社会保障制度。这个思路合乎逻辑，但是国家现行建立的对城市人口提供社会保障的账户，有的地方能持平，有的地方连现收现付都做不到。这样连继续维持都有一定的困难，又怎么能够为7亿多农民提供社会保障？客观上指望让政府来给7亿多农民提供保障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农业产值只有大约15%，农业人口却是55%。以百分之十几的产值作为财税基础，提供55%人口的公共品需求，那是绝对做不到的。
建立村社制度是建立最低成本的保障制度的基础。在实行大包干的时候，国家行使“退出权”的具体方式，是将土地所有权交与村社，同时放弃对农业的支持和对农村公共品的开支，村社是所有权主体和公共品的提供者。村社是财产主体，直接对政府负责，为农民提供社会保障。具体的改革办法可采纳国土资源部现行的试点经验。一是允许村社土地以作股的方式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把各种基础设施项目产生的有长期保证的收益，以股息方式返回村社作为专门的社保资金。二是允许村社土地以租赁方式参与工商业开发，把回收的租金用于建立农民的社保。如果国家需要征地就不应该是对农民征，而是对村社征。村社把所征土地得到的资金用于专门建立村内合作型社保基金。如果在征地制度改革中仍然维持国家垄断一级市场的特征，那就应该把征收和买价之间的差价，交由国家建立“无地农民社保基金”。基金上市或投资产生的收益，专门用于无地农民的社保开支，如果有盈余可以再建立医疗设施。否则农村社保问题无法解决，土地的保障功能问题也只能长期延续。
二、农村现行土地制度
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实行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为解放生产力，推动农村乃至全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这项制度延续至今，其进步意义逐渐弱化，阻碍作用却日益凸显。传统的小农观念、小农机制、小农模式，已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一是小农观念阻碍了农业技术的应用。二是农业生产时常面临自然灾害和市场竞争的双重风险，抵御如此巨大的风险，对一家一户来说是很不现实的。三是在农业产业化大生产进程中，以土地小块分割占有为特征的小农机制制约着土地潜力的进一步发挥。
从长期来看，我国要实现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建设的新突破，必须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现代土地制度。建立中国现代农村土地制度，探索和寻找土地集体所有制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实现形式，必须尽快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从经营体制层面的改革推进到产权层面的改革。土地股份合作制就是将股份合作制引入农村土地经营体制而形成的一种新型的产权结构和运行机制。
农村土地实行股份合作是近年来农民在实践中创造的一个新事物，尽管各地的做法不同，但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将村社集体土地与村社集体经营性资产一起折股量化，明确每个农民的股份，经营收益按股分红。它的主要特点是，在村社集体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的基础上，将农户承包的土地也折股量化，设置土地承包经营权股。有的按当地确定的不同类型土地的标准参考价格作为依据，有的是经评估确定土地价值，然后折价作股。土地承包经营权股按农业人口无偿配给，土地股份不能抵押、买卖，经董事会同意可以在本村社范围内转让。股东按其所占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股和资产股的总股数参与收益分配，实行一人一票制。二是将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股权化。它的主要特点是，将原村社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给农户的承包地经营权作股，组建新的股份合作组织，对入股土地实行统一规划、开发和经营。股份合作组织直接经营或者代表股东与企业签定合同或进行租赁。三是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参股。它的主要特点是农户以承包地折价参股。
农村土地股份制是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把土地产权分解为土地股权、经营权和使用权，让农民拥有土地资产的股权，集体经济组织掌握土地经营权，土地租赁者享有土地使用权。这种权力制衡关系可实现土地股份制与土地经营租赁制的结合。土地量化为股权，均等分给农民，这样，农民成了土地的所有者；集体经济组织变成了经营者。所有权主体和经营权主体互相换位。过去集体所有、农户经营的双层体制被改良更新为农户所有、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的新双层体制。农民凭集体成员身份分享股权这一制度安排，使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与其生产要素功能分离开来。集体组织把土地作为资产来经营，适应了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也是农村土地市场得以发育、成熟的起点和基础。这一新型的土地制度，具有产权清晰、利益直接、风险共担、效益明显、操作简便等特点。因此，以股份制改造后的“集体”，不是对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否定，而是“集体”的新生，是土地集体所有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实现形式。 股份制改造后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显著不同于目前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因为农民的集体成员权益或者农民作为土地集体所有者的身份以股权的形式得到了明确表达和实现，集体的每一个成员都在价值形态上对集体土地享有可以辩认和流转的份额。股份制改造后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了集体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与生产要素功能的分离。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可以以效率为原则，创设物权性质的农村土地使用权，这有利于土地流动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
三、现代土地制度的建立
如何推动农村土地产权股份制改革，在我国农村建立现代土地制度，必须坚持因地制宜、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建立现代土地制度要有一个历史过程，我们要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尊重民心民意，尊重群众的创造，不断深化配套完善农村的制度。
1、明晰土地产权关系，明确土地产权主体。以法律为依据，将“集体”界定为乡（镇）、村和村民小组三级，保证集体享有土地的所有权，明确集体的法律地位，保障和实现完善的集体土地所有制。同时赋予农民永久的土地使用权，并在集体与农民之间建立新的契约关系――土地承包关系，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进一步明确集体委托与农民的权利与义务。突破传统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下的经营形式，将传统的集体与农民之间对土地的租赁关系转变为委托关系，并通过合同的形式明确权责，得到法律的保护。通过合同关系，将农村集体与农民的关系定格为市场的关系，以便更好适应以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环境。
2、应当慎重决定土地股权的界定和再分配问题。土地股权问题是股份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这直接决定了农民股份的多少以及公平与否。建议按照集体土地和户籍关系的管辖范围，在村社集体组织内部按人口来界定和分配土地股份权，以体现农民在同一地域内对土地的收益享有平等合法的权益。按照这种方法可以解决农村土地承包“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问题，新增的人口如果没有承包到土地的情况下，可以参加集体组织的再分配以保障基本生活。在并不解除农户的土地承包合同的基础上，去世的农村人口不再参加土地股权的分配，从而保证农村土地制度稳定性和收益分配的公平性。
3、促使土地产权的价格化，建立现有农业土地产权的价格市场，引入土地价格的评估机制，通过市场竞争科学地确定农村股改土地的市场价格。股份制改革实际上以资本合作为基础，无论是在决策过程中还是在分配形式上均强调资本本位，符合土地市场发展的趋势。因此，实现土地产权的价格化实质上是土地产权资本化。通过价格评估确定土地产权股份的划分和流转，决定在决策过程中土地资源的流向和收益分配环节中收益分配的问题。
4、在农村中通过股权主体投资成立农业股份制公司，确定土地资源增值的经营主体。明晰土地产权股份、确定产权价格后，通过公共选择将土地划分为适合个体经营以及规模经营两种类型。这样在不宜规模经营的地区可以维持小农经济满足落后地区的需要，逐渐推进改革，以免激进的改革带来负面影响；又可以在适宜规模经营的地方通过土地产权的合理转让建立农业股份制公司，吸引工商业资金投入农业，促进农业与现代化市场经济接轨。允许承包权长期不变并自由转让后，外来资本就会进入农村土地市场，从农民手中购买或租赁承包经营权，集中土地进行规模化生产，实现农业集约化经营，进行高效化、标准化运作。
5、保护农村耕地，限制农业用地的用途，保证农业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股权化以后的农村农业用地原则上应以农业生产、开发为主。农地转为非农用地的，必须由国务院统一规划、批准，以确保农村土地合理、合法地使用。国家应不断完善土地政策，通过修改《土地法》和《土地承包法》等，对非法征地、低价征地、无偿圈地、以公共利益征地后又改变土地用途或卖给开发商、肆意违反法律等行为进行严厉打击，禁止城市房地产开发商进入农村圈地，建立对地方各级政府的监督体制，确保地方政府严格、有效执行国家的措施。将农业股份制公司的组织形式引入我国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中，为我国的土地制度改革提供了新的设想，不仅可以建立新型的农村生产模式，发展农村第三产业，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还可以实现农业规模化建设，引入农业高新技术，提高农村土地的利用效率。
【参考文献】
两江鼓浪，气吞山河；潮起之处，山城屹立。
站在重庆的朝天门码头，磅礴的长江和温婉的嘉陵江在此交汇。隔江相望，一个规划面积1200平方公里的现代化新型城区正在两江之滨迅速崛起。这里就是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之后，国务院批准的中国第三个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重庆两江新区。
2010年6月18日，两江新区正式挂牌成立。两年多的时间里，两江新区先行先试，改革创新，充分发掘政策优势，着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产城融合，并在金融、统筹城乡发展等方面推进改革创新，开发开放步伐全面提速，逐步发展成为功能现代、产业高端、总部集聚、生态宜居、具有国际影响力和我国内陆开放示范效应的新区。
“转”出来的幸福
汽车沿着双向8车道的两江大道往东行驶，道路两旁大树林立。在大道尽头，就是位于两江新区龙兴工业园的“和合家园”安置房小区。
“和合家园”是两江新区为“农转城”人员量身定做的安置房，小区占地约780亩，总建筑面积约135万平方米，住房1.49万套，可供2.5万人居住。
龙兴工业园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蒋荣超指着小区外高兴地对记者说：“小区出门就是两江大道，不远处是轻轨8号线的站点，最重要的是，这里是龙兴工业园的核心区域，房子的升值空间肯定不错。”记者注意到，小区里有物管部、居委会、派出所、街道办事处，还有医院、学校、敬老院、广场、超市、羽毛球场等配套设施。
“解决了‘农转城’人员安居问题的同时，我们还解决了他们就业的问题。”蒋荣超说，为确保“农转城”人员失地不失业，龙兴开发区管委会通过协商，让入驻企业承诺，拿出其中的15%的就业岗位来聘用当地农转城人员。同时，通过开发拉动周边地区产业发展，满足了部分人员就业需要。
内陆开放高地
汽车驶过朝天门长江大桥，来到码头对岸正在建设中的两江新区江北嘴中央商务区。作为长江上游惟一的一个中央商务区，这里目前已经完成了土地拆迁整治、市政道路和综合管网、重庆大剧院和重庆科技馆等市政基础设施和公益文化设施的建设，30多家来自世界各地的金融机构和总部机构已经确定入驻，一个国际化的金融核心区初见端倪。
两江新区的功能定位中，明确提出要作为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过去，内陆地区的货物想出口，必须经过沿海，但随着重庆两江新区的建设推进，这一趋势随之改变。
位于两江新区腹地的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规划面积8.37平方公里，是目前我国惟一内陆型、惟一空港加水港区双功能的保税港区。在这里，每天都有大量的进出口货物通过水运或者空运的方式实现进出口贸易。截至今年6月底，保税港区内入驻企业和项目达到200个，累计完成销售产值117亿元，实现营业收入2139亿元，创造关税外税收4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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