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3 16: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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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批判实在；本体论；主流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7-0035-06
经济学是由世界观、科学理论、政治思想、公共政策和逐渐被认识到的其他真理构成的。仅仅把某种取得主导地位的经济学理论当成必然的选择，不仅是狭隘的而且对经济学发展也是不利的，市场观念中竞争意识的匮乏和垄断的形成会导致理论的衰落。学科中不同流派之间的交流与辩论一直存在，不同的流派可能都抱有把其他流派纳为自己分支的想法，从而使自己成为整个学科结构中的主导者。“批判实在”作为一种科学哲学，已深深渗透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就经济学领域而言，“批判实在”仍处在繁荣发展期。经济学中的“批判实在”正在成为一个“大事件”、一种“运动”。“批判实在”经济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劳森对当前的经济学研究现状进行了概括：“当代的学术经济学处于一种不健康的状态”。在这个判断的基础上，“批判实在”经济学研究把大量精力放在对主流理论进行批判和经济学重建的研究上。基于科学认识主流经济学和促进经济学多元化发展的需要，本文对“批判实在”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作一些分析。
一、“批判实在”的核心观点
“批判实在”是为理解巴斯卡（Bhaskar）对社会科学的哲学贡献而对他的两个术语“先验实在”和“批判自然主义的融合”。“先验实在”和“批判自然主义”观点分别出现在巴斯卡的两部著作中。在第一部著作中，巴斯卡问道：给定知识是可能的且有意义的，那么对世界本身的预设如何？从而在科学知识和其所解释的对象、自然世界同研究它的方法做了区别。在《自然主义的可能》中，巴斯卡的问题是：是否可以像谈论“自然规律”一样谈论“社会和人类行为规律”？进而将思想与对象的区别扩展到社会实践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区别。如同社会结构不能化约为有关他们的知识一样，社会结构也不能化约为特殊的实践或规则，社会结构由人的实践来生产，结构本身不是固定的，而具有突现性质。两本著作中的核心问题为理解“批判实在”的发展提供了清晰的线索。“批判实在”论者的核心观点包括三方面：
（一）分层本体论
巴斯卡将知识的对象分成两种，即“不变的实存对象”和“变动的认知对象”。前者指独立于人类描述之外存在的世界，后者是描述或解释前一种知识对象的人为产物，包含已有的各种假设、定律、模型、理论、研究方法、研究技术等等。知识对象的划分为理解“批判实在”的本体论主张奠定了基础。“不变的实存对象”由三个并非同时发生且无法相互化约的层面组成，分别是“经验层面”、“实际层面”、“实在层面”。经验层面指人们感知事物的领域，经验指可观察的。经验领域不能穷尽世界中发生的所有事件。事件指事物中的实质变动，事件会在不被察觉中发生。因此，并非所有发生的事件都被人们感知。在经验层面与实际层面之下，是独立于感知或知识之外的“机制”，“机制”是“事物起作用的方式”。
巴斯卡对超验实在进行了概括，“超验实在论认为科学知识的对象是那些产生现象背后的结构与机制，以及科学所需的社会活动中所产生的知识。这些对象既非经验论所认为的，只是单纯的现象；也非观念论者所认为的是理性建构并赋予现象之上的，而是一种更加持久的、实在的结构，它不但独立于人的知识、经验之外而存在，同时也独立于人得以获致它的条件之外”。
（二）开放系统与封闭系统
“批判实在”认为，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中的各种系统大多为“开放系统”，而非“封闭系统”。“开放系统”与“封闭系统”的区别是理解“批判实在”本体论主张的关键性辅助概念。科学研究建立的“封闭系统”，一般应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研究对象（事物）无实质性变化，从而“机制”能顺利启动、前后一致运行；二是可能影响研究对象的其他对象（事物），均被排除或被控制，从而使得研究对象的“机制”的启动与运行能够独立于其他对象的各种“机制”。一个系统不能满足这两个条件时，就成为“开放系统”。
只有在“封闭系统”中，才会有“每当甲事件发生，乙事件便随之发生”的恒常联结关系。在“开放系统”中，不能将因果关系解释为“事件序列间的恒常联结”关系，或“事件序列间的规律性伴随”的关系，而应该解释为“产生”或“造成”某一结果（或事件）的变动关系。“批判实在”论者认为，科学研究重复进行实验的主要目的，在于试图改变“开放系统”中的事件序列，以求在人为的“封闭系统”中，独立出一个“机制”，使它不受其他“机制”的干扰，从而检验特定“机制”在特定事件序列中的作用。
在“开放系统”中，各种事物或结构的“机制”彼此互相影响，特定事件发生时，有些“机制”虽然存在（或启动），但由于相互抵消而失去作用，有些“机制”则发挥显著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特定事件的发生上，究竟哪一个或哪一些“机制”发挥了显著影响，大多随情境变动而变动，并无一定的规律性或固定的重复性。社会结构由一系列的内部关系组成，机制存在于结构中，透过其他外部关系、偶然条件和不同结构间的相互作用，可产生不同的结果。
（三）社会结构与突现性质
巴斯卡把超验实在的观念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首要任务就是对社会结构进行深入的解析。在巴斯卡看来，社会结构不但是人类行动的“先决条件”，而且是人类行动的“再生结果”。巴斯卡指出：“所有的社会结构，比如经济体、国家、家庭乃至语言，都依赖或预设了社会关系的存在，这些关系包括像资本与劳动、长官与下属、父母与子女等。这些关系先于进入这些关系的个人而存在，而人们的活动一方面再生了这些关系，另一方面也转化了它们，因此它们本身便是一种结构。而实在论正是要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这些社会关系的结构上——这些结构不仅是理解社会事件与趋势所需的解释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那些意欲寻求解放受剥削与压迫情况的社会活动的焦点”。
“社会世界”或“社会系统”是个体间各种关系的总和，是“能够随着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动而变动的一个复杂整体”。社会不仅由个体组成，而且能展现出有别于个体性质的新性质，“批判实在”称之为突现性质，突现性质是从个体之间各种关系中突现出来的，不可化约为个体性质，也不能从个体性质出发加以预测。根据巴斯卡的观点，社会世界的突现性质，有“活动依赖”、“概念依赖”、“时空依赖”三种。社会世界“活动依赖”的突现性质指社会结构的存在并不独立于其所影响的行动；“概念依赖”的突现性质指社会结构的存在并不独立于行动者的观念；社会世界的“时空依赖”的突现性质指社会结构只有相对的持久性，其所显现的趋势不具有时空不变的普遍性。社会结构突现性质的三种依赖关系使社会科学家必须意识到他们的研究客体是一种动态的过程，且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改变而有所变化。研究者的首要目的在于找出这些存在于内部关系中的因果机制及因果机制间如何相互作用而造成特定事件的发生。
总体看，“批判实在”坚持的核心观点在事实上提出了一种新的社会科学研究的视角，即把本体实在论、判断理性和认识论相对主义有机结合起来。本体实在论主张真实独立于我们而存在，我们有关世界的知识和世界的本质并不是相同的，我们无法把真实化约为有关真实的知识。判断理性认为我们可以就知识做出判断，如果我们有关于真实的某些部分的不同理解，我们可以就哪一种理解是更好的做出理性的判断。认识论相对主义意味着我们的判断是社会性和历史性的。换句话说，我们的视角深受我们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一般来说我们无法一般化特定的研究方法，研究的方法和理论的推论会根据研究对象的变化而改变。
二、主流经济学的典型特征
分析“批判实在”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首先需要考察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哪一种经济学观念构成主流（或正统）经济学呢？它是由诸如数学语言表述的理论或新古典假定的使用等客观标准来定义呢？还是由诸如与处于主导性的专业组织、会议和刊物的联系等社会学标准来定义呢？事实上，定义主流经济学存在一定的困难。定义主流或正统经济学的工作经常是由异端经济学家或经济思想史学家做出的。在主流内部一般来说只关心经济学的定义，而不大关心主流或正统的定义。在有关主流或正统经济学的认识上，有三种观点较为突出：
（一）主流经济学主要是为现存经济体制的运行辩护
主流经济学坚持“在抽象掉‘摩擦’、‘失败’等情形后，‘市场机制’总产生有‘效率’的结果”。坎斯（Kantch）指出“主流经济学的整个事业在于表明自由放任产生最优结果”。主流经济学持久不变的信条是“对私利的追求和市场的自发秩序一起将会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二）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是主流经济学的本质特征
这种观点是大多数经济思想史学家所坚持的观点。拉泽尔（Lazear）认为，主流经济学有三个基本主题：“首先，经济学家假定个体从事最大化的理；第二，经济学坚持均衡作为任何一种经济理论的一部分的重要性；第三，经济学家特别强调明确定义的效率概念”。萨缪尔森说，“把经济学和社会学区别开来的就是在效用（选择理论）框架下定义的理性和非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理性被定义为最优性，即效用（利润）最大化，虽然存在各式各样的挑战，但这种观点仍然成为一种规范。经济学家把理性定义为“最大化某些东西”，“理性选择的科学或用经济术语表示的理性成为经济学的标准特征”。
需要注意的是，主流经济学也在发生持续的变化，主流学者很多时候接受对它的批评，并做出基本的改变。柯兰德（Colander）清楚的表明了这一点，“主流经济学开始离开严格的神圣的三位一体——理性、自利和均衡——迈向更加折中的立场——有目的的行为、文明的自利和可持续”。但这种变化并没有改变主流的本质，它们愿意接纳的只是那些“来自主流内部的异端”的批评意见，或可以用主流方法处理的“来自主流外部的异端”的某些观点。
（三）数理模型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突出特征
经济思想史学家认为，仅从涉及的内容上或分析经济现象时所持的视角方面已很难定义主流经济学了，因为更加精巧的数学模型和理性选择分析使主流分析扩展到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因此，更多的学者是从方法的角度概括主流经济学的典型特征。摩根和帕尔曼（Morgan Marietta and Mark Perlman）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建立在它自己的方法论基础上，“作为美国经济学当前的主流，新古典思想源自马歇尔、杰文斯、埃奇沃斯和威克斯蒂德对功利主义和边际主义与数学的（科学的）表述之间的综合”。数理模型的构筑已成为当前主流经济学的突出特征。考虑到经济学发生的变化，有些学者认为，“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已不再是能对经济学家的活动进行描述的经济学的定义了，更好的经济学定义是，“通过经验上可检验的模型研究经济和经济政策”
三、“批判实在”对主流经济学本体论假设、演绎主义、形式主义的批判
主流经济学的确给经济学带来精确的分析工具，但由于对市场的叙述将研究对象加以固定化，造成经济学研究忽略了对研究对象属性和本质的分析。“批判实在”的主流批判围绕主流方法的本体论假设、演绎主义、形式主义等方面缺陷展开。
（一）经验实在与深层实在
不同流派的经济学遵循不同的研究范式。科学实践的结构是由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理论构成的。在不同的研究范式中，本体论是区别不同研究范式的基础。因为无论科学家和实践者是否意识到他们所坚持的本体论，“所有的社会理论都受本体论的重大影响并由具体的方法所塑造”。
从本体论的角度出发，“批判实在”认为主流经济学存在两方面问题：第一，忽视了经济学研究中的本体论问题。在劳森（Lawson）看来，“声誉不佳的实证主义科学概念的根本错误恰恰在于它放弃了明确的本体论推理”，从而隔断了经济学研究与现实之间的关联性；第二，主流经济学建立在一种存在缺陷的本体论基础上。“批判实在”认为主流实证经济学坚持的本体论是“实在就是你观察到的”。“批判实在”论者认为主流经济学隐含的本体论是由原子般的、经验性事件构成的。更准确地说，实在是由两个领域构成的，“实际的”和“经验的”，前者由事件和事物的状态构成，后者是人类对他们的体验。因此，实际的事件被认为和有关他们的经验感知共存，从而实在被认为是感知到的。或者最起码的是在特定条件下被感知的，对一个事件的解释需要去理解其他被感知的事件。一般化的科学知识只有在这些事件之间产生稳定的联系模式时才能获得。“批判实在”反对这种经验本体论，因为这种本体论容易产生谬误。巴斯卡认为，经验实在论者（尤指实证论者）的谬误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错把存在化约为知识的认识论谬误，即把存在或者当成只是知识（或者是由知识所建构），或者认为可用有关客体的知识来分析。巴斯卡称这种谬误为“实在的去实在化”。二是错把知识化约为存在的本体论谬误，即认为知识不过是其客体存在的简化，或认为可以客体存在来分析。巴斯卡称这种谬误为“科学的去社会化”。
因其经验本体论的取向，主流经济学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寻找事件之间的恒常联结关系上，结果产生了“批判实在”关注的第二个问题，使用适合于封闭系统的方法研究开放系统中的问题，而忽视了对各种事件背后的机制的研究。
（二）演绎方法与封闭系统
“批判实在”不支持标准化的方法或任何特定的研究方法，认为研究方法的选择取决于研究客体的本质。因为社会科学家没有办法像自然科学家通过实验构造出研究客体的结构和因果机制，他们只能透过抽象和概念化研究客体的特定方面，认识客体运作的过程。
主流经济学对经验本体论的坚持，表现为对特定解释方式（演绎主义）的坚持。经济学领域占统治地位的解释方法是演绎法，即解释一些事物是从一系列初始条件、假设、公理和法则或一些其他事件的恒定的联结形态中推断出某种观点。依照演绎主义的方式，要解释某事件就是推断出对此事件的一个说明。这种推论由原始与限定条件开始，加上“只要A事件发生就会发生B事件”这种普遍规律而来，这种普遍性的前提是：事件间的恒常联系所产生的系统是封闭的。恒常联结的存在意味着现象背后的结构是固定的。但对经济学来说，事件的恒常联结仅能在封闭系统的“观念的试验”中产生。“主流经济学主要是通过假定来获得这种事件常则性的”。但“世界不只是由事件和事物的状态以及我们有关它们的经验而构成，而是有潜在的结构、力量、机制和趋势构成，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它们都在支配或推动真实的事件”。
对经验实在主义者而言，真正重要的是个体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这种视角出发就丧失了推断因果、力量、本质或中间结构存在的逻辑基础。劳森说：“简单地说，即使对演绎解释方式的依赖在主流经济学中表现的不总是那么明显，但它也没有被否定。在科学研究中对这种方法的中心性和一般化假定实质上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任何试图对其进行的辩护都被认为是不必要的”。劳森认为正是主流经济学对演绎方法不加批判的接受使其处于不堪一击的状态，无论是在主流方法自己还是它的目标上，尤其是主流无法提供对社会现实令人满意的解释。
（三）形式主义的认识论
主流经济学对特定方法的坚持和对象本质的忽视，实质上造成本体论屈从于认识论。“批判实在”论者认为演绎主义导致了对严格的数学形式表达的经济行为的滥用。数学是一种语言，它可以帮助也可以限制使用者的思考。在最好的意义上，它使人们可以更加精确的方式思考功能关系，并通过简化的模型技术使特定的概念能以一种精确和清晰的模式被表达和理解。经济学中数学的启发功能使它成为一种有用的智力工具，但当这种方法施用于它并不适合的研究对象时，可能产生更多的不良影响。
主流经济学的数学推理或数学演绎关注事件间的恒常联系，计量经济学只不过检验或预期其相关性。在这种封闭体系中结构关系是稳定的，因此可以用函数的关系表现出来。而社会表现出这种封闭的特性是不可能的，因为：第一，社会因素总是流动的、冲突的、变迁与发展的。一些描述社会行为的参数，即使根据过去的资料而言是可估计的，也不能认为未来它们会发生在同一社会情境中。第二，形式主义研究方法实质上试图用研究封闭系统的方法，模型化具有开放本质的研究对象。劳森认为现代主流经济学存在缺陷的原因在于“数学方法在它们并不适合的场所的使用”。社会集体与制度是一种复杂的存在，在数学形式可表达任何实体之前，必须有些“超数学化内容归入其间”。第三，“批判实在”论认为社会科学处理的是复杂且持续演化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复杂且具有学习能力的个体，它们可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他们的行为模式，所以试图通过稳定形式的函数关系预测人类和经济行为是存在缺陷的。
（四）个体与社会关系的新视角
“批判实在”对主流经济学进行批判的另一个重点表现在对方法论个人主义，以及理性选择方法实质上否定了个体选择的可能性的批判上。
在行动者和社会结构的关系上，一直存在“微观对宏观”、“个人主义对结构主义”和“行动对秩序”等争论。主流经济学坚持基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理性选择理论。“批判实在”认为即使是最成熟的理性选择理论也无法真正理解人类个体的本质。主流经济学建立在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哲学基础上，实证主义假定世界可以被从原子般的事件的层面加以理解，强调独立于价值与概念的原子般的事实，实证主义主张孤立的个体是社会真实的最终构成部分，从而人成为“同质经济人”而不是“社会动物”。霍奇森（Hodgson）指出理性选择方法存在的问题，这种方法表明累积性的技术和习惯，而不是逻辑演绎或理性思考，总是成为社会变迁的原因。从而，经济“远不是个人主义的原子和他们之间的互动”。
“批判实在”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批判可以在其对个体和结构的分析中加以理解。在经济学研究中，“批判实在”论者劳森特别强调人类的实质性选择和动机。他认为，第一，在“批判实在”看来，人是复杂的动物，受到各种各样心理状态、变化着的哲学观点的影响，这将导致在相同的客观条件下会有不同的选择。第二，人是社会动物，他们将受社会形成的欲望（包括政治、意识形态、宗教和制度信念）的影响，这使无法用纯粹的自利的术语表达的最优结果来代表人类的选择。第三，人类不是单纯被动的被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个体具有不同的动机，且在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能主动地做出不同的选择。因此，新古典经济学中对人最大化利润、效用或福利的假设，和人类的实质选择能力并不匹配。
劳森对人类主动选择能力的强调和人类的实质性选择所受到的限制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个人动机还是社会结构或社会关系都无法单独决定个人的行为，因为两者之间是一种动态关系，个人的动机和行为再生产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而社会结构和关系限制了个人的动机和行为，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的过程，决定了社会缓慢、持续的变动。“批判实在”对个人和社会结构与关系的理解，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个体原子论的观点，也区别于制度学派对个人行为对社会结构依赖的看法。从这点看，主流经济学对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坚持在“批判实在”看来存在重大的缺陷。主流理论家强调理论选择，但从根本上是“否定人类选择的”，因为在他们“形式主义的模型中无法允许选择的存在”。
四、结论
关键词:凯恩斯经济学;后凯恩斯学派;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F0913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9)08000309
一、后凯恩斯学派以往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
后凯恩斯学派是在20世纪50年代一些凯恩斯主义者力图通过复兴古典经济学传统来推进“凯恩斯革命”,进而掀起反对新古典经济思想回潮的“反边际主义革命”(AntiMarginalist Revolution)理论运动中形成的。这一学派从一开始就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一系列不同于新古典主流派的鲜明特征。
第一,他们拒绝抽象的、原子式的经济人假设,代之以具有特定社会内涵的组合行为主体。经济学如何刻画和设定“人”这一行为主体,始终是一个争议未决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将人视为脱离外部社会、历史环境的简单、抽象、均质的行为人,这遭到后凯恩斯学派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人并非是一种抽象物,现实中的人总是处于特定的社会结构背景之下,这种社会结构包含了制度、惯例、阶级和国家等等因素,而处于不同社会结构背景下的人们的行为方式将是不同的。如果抽象掉这些因素,将难以揭示人的行为方式的本质特征。不仅如此,人还是一种社会动物,社会经济活动总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只有在这种相互关联的行为当中,才能准确地把握个体的行为规律与特征。所以,对于行为主体不能采用个人主义方法论,也不能采用简单的集体主义方法论,而应当坚持“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思想原则。
第二,他们摈弃理假设,代之以“惯例”、“经验”等行为规则。理是主流派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假设,其分析体系往往从理性假设出发,推导出人们在各种经济环境下的基本行为规则,诸如效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等等,进而运用数学优化方法论证实现这种最大化或最小化的均衡条件。可以说,理性假设是贯穿主流派经济思想体系中的一条“红线”。然而,后凯恩斯学派对此却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他们认为这一假说高估或理想化了人的行为能力,人们不可能总是经过谨慎的分析、明智的判断、准确的预期和精确的计算,做出最佳的经济决策。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经济是一种处于历史时间中的过程,其未来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无法为人们所完全认识和把握。所以理性规则没有用,现实中人们往往依据经验规则(rules of thumb)、惯例(convention)、常规习俗(habits or routines)、甚至血气冲动(animal spirits)等等来行事。这些程序看似与新古典的理格格不入,实际上恰是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的明智选择,它反映了一种“程序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因此,要想恢复经济学的现实性品格,就必须用“惯例”、“经验”的行为规则或者程序理性假说来取代完全理假说。
第三,他们坚持以生产、供给为重心,反对市场供求均衡分析方法。所谓以生产和供给为重心,就是不再把经济学视为以研究市场交换和资源配置为中心的科学,不再采用供求分析的均衡方法和边际分析的优化方法来确定价格决定、收入分配等问题,不再把供求分析方法简单地推广到宏观层面,而是着重从生产和供给方面来研究这些问题。正是基于这种不同的分析视角,使凯恩斯经济学家对于现代经济的运行描绘出了与新古典模式不同的另一番景象。例如:资本主义不是单纯的交换经济,而是一种以货币为媒介的生产经济(monetary production),这一经济不可能有静态的资源最优配置,它总是动态、单向地向前发展的,并且这种特点乃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一切不确定性的根源。再如:经济主体的角色主要表现为生产当事人,或者是工资劳动者,或者是资产所有者和投资者,他们之间在生产领域的关系决定了收入分配。这种分配关系既通过加成机制决定了微观相对价格,也通过工资谈判机制影响一般价格水平,而生产的部门结构关系会同时决定实际总产出及其分配格局。这样,无论是传统的马歇尔剪刀式的定价模型,还是流行的总供求模型,就都无立足之地了。
第四,他们坚持从现实出发的方法论原则。尽管没有哪一派学者公开否认经济研究应该紧密联系现实这一原则,但是在实际的经济研究工作中并不是每一个经济学家都能够始终一贯地坚持现实主义的方法论。罗宾逊夫人曾指出,主流经济学传统中产生了“一些坏习惯”,“总是习惯于建立模拟的代表现实的模型”,而不考虑这些模型在多大程度上同现实相符合,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完全竞争模型。与此不同,后凯恩斯学派坚持从现实出发,不回避现实中的矛盾和难题,不屑于为了追求理论模型的完美性、对称性而牺牲其现实性。当然,他们并不反对理论抽象。“经济研究需要抽象分析和建立模型,而建模就意味着简化”,1∶1的地图对于旅客是没用的。问题在于抽象要有科学限度,即必须保留现实的本质特征,像经济制度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社会关系,就不能被抽象掉。而新古典理论之所以缺乏现实性,恰恰就在于它完全回避了这些特征,为了追求理论模型的完美性而牺牲了太多的现实因素,从而犯了抽象过度的毛病。
第五,他们反对将数学式的演绎建模(mathematicaldeductive modeling)方法普遍地应用于经济分析。应该说,后凯恩斯学派一般地并不反对在经济研究中使用数学方法,他们在自己的理论建构中也常常采用他们认为是适当的数学方法,无论是早期的卡莱斯基、罗宾逊、卡尔多、斯拉法,还是后来的许多学者,都是如此。他们这样运用数学方法实际上是把它作为对复杂现实进行适当抽象分析的一种工具。所以,只要肯定科学的抽象分析的必要性,就不会否认适当运用数学工具的必要性。那么,他们所反对的是什么呢?他们反对的是滥用数学,即把数学作为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普遍化的、甚至是惟一的工具。他们认为,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便是主流派无历史、无时间、无货币的所谓一般竞争均衡模型,它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数学游戏,没有包含任何有价值的思想。
上述共同特征是后凯恩斯学派在反边际主义的旗帜下所形成的基本倾向,它们构成了这一学派研究方法的重要基础。当然,其内部不同学者由于思想背景与研究视角不尽相同,也存在着具体研究方法上的若干差异。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短期分析与长期分析的区别。虽然后凯恩斯学派的理论分析中一般都包含有短期分析与长期分析两方面的内容,但是他们在时间视角方面的着重点却不一样。美国的后凯恩斯学派,即所谓凯恩斯学派中的原教旨主义者(Fundamentalist Keynesians),以及由卡莱斯基罗宾逊等人发展起来的理论体系,基本上属于短期分析,而斯拉法等人为复兴古典传统所从事的理论建构则主要属于长期分析。前者更注重对于经济运行的波动性、不稳定性、非均衡性等等状态的分析,后者主要是沿袭古典学派的“引力中心”(centre of gravitation)分析传统,注重探讨经济在恒常的稳定状态下所可能有的各种性质与特征。其二,关于货币的经济作用评价不同。注重短期分析的学者十分强调货币的重要性,认为货币是现代社会中应对不确定性的重要制度工具,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注重长期分析的学者则不大重视货币的作用与职能分析。在他们看来,在引力中心的状态下,货币对于商品自然价格的决定是不起作用的。其三,对于预期因素的关注程度不同。注重短期分析的学者必然要重视预期因素的作用,因为在这里经济主体的决策离不开预期。这就需要研究预期的形成机制、经验、惯例、未来不确定性与预期的相互影响,血气冲动与创造性等等因素对预期的影响。而在长期分析的体系中,经济具有自动趋向“引力中心”位置的特性,故而预期因素的作用空间基本上消失了。
二、近年来方法论思想的主要发展与演进
总体来说,直到最近一二十年以前,后凯恩斯学者尚缺乏对于方法论的系统探讨。由此使得他们尽管已形成若干不同于主流派的鲜明特征,却难以将其提升至方法论的高度,而其内部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也难以实现统一。这就导致后凯恩斯学派始终难以形成统一完备的理论体系来与主流经济学相抗衡。
近年来,第二三代后凯恩斯学者开始重视关于统一的方法论的探讨。他们认为,新古典主流派学者拥有统一的方法论,即实证主义的均衡研究方法,而后凯恩斯学派还缺乏自己的一套统一明确的方法论原则。所以,要真正实现经济学变革,后凯恩斯学派就必须要阐明自己独特的方法论原则是什么,它与新古典的方法论原则有何不同,它又对观察经济世界提供了哪些更新、更好的视角。在这种认识的推动下,后凯恩斯学派的方法论研究在近年来便有了长足的进步。
(一)提出了非遍历的经济世界观
这是后凯恩斯学派在统一方法论探讨方面的一个重要成果,由PDavidson系统阐述。Davidson认为,如果将后凯恩斯学派不同学者关于现实的观点加以概括提炼,形成一种基本的经济世界观,那么就应当引入“非遍历”(nonergodicity)的概念,把经济世界视为一种非遍历体系,以此作为后凯恩斯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原则。所谓非遍历是与遍历(ergodicity)相对而言的。遍历的概念本身源自统计力学,而遍历理论则是随着随机过程理论而发展起来的。遍历指的是这样一种性质:对于一个无限次的观测系列而言,得自任何数据收集过程的时空平均数都是同一的。这意味着,由过去的结果得出的平均数所反映出来的客观概率分布支配着当前和未来的结果。在这种条件下,过去显示了未来,时间的流动并未影响支配现实过程的联合概率法则,历史绝对是无关紧要的。换言之,在这里历史时间被等同于逻辑时间。而非遍历概念的含义正好与上述相反,它指的是过去不能准确显示未来,从而过去的平均数不能准确显示未来的概率分布这样一种场景。这时,现实过程将是不可逆的,历史时间也就变得至关重要了,它将导致结构的变化。
Davidson借鉴自然科学中关于遍历过程与非遍历过程的技术区分的思想,提出非遍历的经济系统的重要观点,旨在与主流派的经济世界观相抗衡。他指出,主流派的均衡分析方法及其整个理论体系,实际上隐含着遍历的世界观,不论是凯恩斯主义主流派,还是推行理性预期革命的新古典主流派,都是如此。而后凯恩斯学派的各种经济理念如果归结到一点,则都属于非遍历的经济世界观,他们都是以此为基点来展开理论演绎的。虽然现实中的某些经济关系也许是遍历的,但是经济社会的基本运行过程肯定是非遍历的。至于导致非遍历的基本原因,Davidson将其归于创造性的关键决策制定(creative, crucial decision making)。这一概念源自奥地利学者Shackle,指的是在历史时间中发生的非常规决策,它通常包括大规模交易和沉淀成本,具有不可逆性。这实质是表明经济世界的非遍历性质乃来源于人类创造性活动本身。后来,围绕着有关复杂性理论和混沌理论的发展,Davidson又重新阐述了非遍历经济观。他将经济过程区分为永恒不变的(immutable)过程与可以嬗变的(transmutable)过程两类。前者包含了遍历和排序的公理,在这里历史是前定的,并无真正意义上的选择。后者则涉及到历史的创造性和突发性,在这种环境中选择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选择。他强调,关于经济过程可嬗变性的概念从基本方法论的角度凸显了后凯恩斯学派在有关经济过程的理论与模型建构方面与其他经济学流派之间的根本区别。
在Davidson看来,这种非遍历的经济观可以在方法论层面对主流经济学提出挑战,它提出了一种关于人类行为的与众不同的新观点。在非遍历的环境中,以均衡分析为特征的新古典的三个传统重要命题都被否定了:一是理性及理性预期;二是中性货币;三是总替代定理。因为这时,从过去抽样将毫无意义,即使行为人有能力组合与占有关于先前结果的所有相关信息,未来的事件也不会自动地显示出来。而货币作为人们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工具,不但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而且其影响之大简直不可估量。此外,这时不仅跨时的替代或理性选择不可能,而且现时的替代也大大受限。取而代之的将是非理性、货币非中性、总互补定理三个新命题。
(二)系统阐述了批判实在论的方法论原则
如果说非遍历观主要是针对主流派盛行的均衡分析方法论而进行的一种新的方法论建构,那么明确地将批判实在论作为其方法论原则将意味着要根本颠覆主流派所奉行的传统的实证主义方法论,故而其挑战意义更为重大。
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是指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而在最近一二十年发展成熟起来的一种新的社会科学哲学理论。实在论(realism)是一种本体论哲学学说,本体论(ontology)哲学是探讨世界的本源或存在(being)的本质这样一种思想体系,它与认识论、实践论分属于哲学研究的不同层面。作为本体论学说的一个分支,实在论强调存在的本质乃在于其客观真实性。实在论又有经验实在论(empirical realism)与超验实在论(transcendental realism)之分:前者属于传统的实在论,强调经验层面的存在的意义,认为现实世界是由原子式的事件以及人们对于事件的感觉经验所组成;后者则是由英国哲学家RBhskar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新提出的理论,它试图超越经验主义的浅层次,去探讨潜藏于事物表象之下的深层实在。根据超验实在论,实在不只是由原子式的事件以及对事件的经验感觉所构成,而是有结构、分层次(stratified)的复杂实体。从本体论的视角看,可将实在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一是经验域,包括经验与印象;二是实际域,包括经验、事件及事态;三是真实域,它除了经验、事件以外还要包括结构、机制、趋势等。经验域属于最浅层次,它是凭感官可以觉察到的。实际域是较深的层次,这里的事件不一定能被感觉到。真实域则是最深层次,这里的机制是完全感觉不到的。传统的经验实在论完全以经验来界定实在,仅仅承认前两个层次,而忽略了最深层的真实域中的机制,这是错误的。因为认识的真正意义就在于揭示这种隐藏于深层结构之内的机制的作用,仅仅拘泥于表象或依赖经验主义的评价,将使科学丧失其存在的价值。
Bhskar将这种超验实在论运用于社会科学领域,便产生了一种新的名为“批判自然主义”(critical naturalism)的社会科学哲学,也就是“批判实在论”。所谓自然主义是指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来研究社会这样一种传统的实证主义观念。批判自然主义虽然不否认自然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是强调由于社会对象与自然对象的不同,必须采取不同于传统自然主义的形式与方法。Bhskar指出,每种社会结构与当事者都是突现的分层(emergent strata),它们相互之间不能归约(irreducible)。社会结构的这种突现特性使它不同于自然世界的结构:一方面,社会结构与人类活动相互影响、互为依赖;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对这一系统的研究不能采用传统认识论中要么个体论、要么整体论的单一视角,而应当采取个体与整体相融合的分析视角。特别地,由于在这里基本上不能够进行控制性实验,社会科学家就只能从社会实践以及社会结构中获取先入之见(preconception)来作为替补,再以这些先入之见为前提去对那些产生这些先入之见的“深层”社会结构进行理论假说的建构。这种从先入之见到深层社会结构的思维过程,被称为“溯因推理”(retroduction),它主要是借助于类比和隐喻,从表象回溯到深层结构并揭示其作用机制,因而不同于实证主义的演绎方法和归纳方法。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以TLawson为首的一批剑桥大学经济学家,进一步系统阐述了批判实在论的基本思想及其对于经济学的意义。Lawson指出,批判实在论的根本要义就在于通过强调客观实在的结构性与纵深性,揭示出社会过程不同于自然过程的复杂性。社会经济结构是一个不可控实验的开放系统,在这里人类思想、社会活动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互动,正是这种互动才使社会结构得以形成并存续,并呈现出动态、开放的特征。面对这样的过程,那种基于休谟的传统经验实在论的演绎主义方法,即按照“只要X(类型)事件发生,就会有Y(类型)事件发生”的方式进行推理的模式将不再有效[1]。而批判实在论则开辟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思路。批判实在论强调科学的使命不是局限于找出事件的恒常联系,而是去分辨与解析那些左右或促发经验事件的深层结构、机制、力量和趋势。为此必须采取不同于传统实证主义的思维方法,诸如溯因推理或者“外展推理”(abduction)一类的“仿佛是”推理的方法。具体来说,人们关于结构和机制的认识只能通过前述所谓“先入之见”的知识来获得,这些知识对象包括事实、观察、理论、假设、猜想、预感、直觉、沉思等等,它们促进了社会科学实践,同时通过社会科学实践也在不断地被改变。这种方法反映的是从表面现象到深层因果联系的认识运动。
Lawson进一步论述了批判实在论这种方法论思想对于经济学研究所具有的启示意义。首先,经济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决不是预测事件,而是认识和理解支配并控制事件的结构与机制及其所产生的趋势。如果说承认预测存在的必要性,那也只是预测事件的趋势,而决不是事件的恒常联系。其次,为了认识这种隐藏在事件背后的结构与机制,需要发现某些粗略的经验事实或不完全的经验规律。广泛的事件恒常联系在社会领域中极少见,但这并不妨碍在某些有限的时空区域存在着局部或“半规则”(demiregs)式的事件联系,它们可以帮助经济学家将注意力指向基本的社会结构和机制所在。再次,考虑到经济系统的变化特性,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必定是受到时空条件限制或具有时空依赖性的,这表明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的、地理的特征,从而经济学的所有分析都将是不完整的,需要根据新出现的问题、研究兴趣以及其他因素不断地加以深究。最后,关于经济学的政策含义及其社会使命,如果说传统的实证主义经济分析将控制以及改善事件及事件状态作为重要目标的话,那么批判实在论的方法论则强调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在于人类解放,其含义是要不断改变社会结构以拓宽人类潜力得以实现的范围和机会。
显然,这些启示的直接含义是,主流经济学所长期奉行的从自然科学研究中借用来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特别是它的演绎主义,以及热衷于确定性分析、均衡分析、静态分析等等的所谓科学主义原则,应当从经济学领域中被清除出去。取而代之的,将是非实证主义的、非演绎的、非均衡的溯因推理式的思维法则。据此,Lawson等人认为批判实在论开创了一种新的本体论研究思路,同时又从认识论的角度探讨并回答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使命与方法论原则等重大问题。它从根本上动摇了正统派的方法论基础,因而可以被视为 20世纪末期社会科学哲学的重要变革。正因为如此,它也可以成为一直以来坚持同主流派相抗衡的后凯恩斯经济学统一的方法论基础。尽管后凯恩斯学派内部不同学者之间在分析视角等方面存在着较多差异,但是在本体论以及认识论层面上,他们是可以统一于批判实在论的。因此他倡导,应当将后凯恩斯经济学在实质上作为一种批判实在论的研究计划,以此来实现其内部的统一连贯性。
当然,也有后凯恩斯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批判实在论尚不足以完全涵盖后凯恩斯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因为后凯恩斯学派内部也有侧重采取演绎主义方法的分支,比如新李嘉图主义。不仅如此,这样做还可能使后凯恩斯经济学与其他非主流学派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故而,他们对于将批判实在论作为后凯恩斯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仍持有异议或保留的态度。尽管存在着诸多争论,且批判实在论自身也包含着许多有待于深入细化的问题,但是这一新的社会科学哲学显然在近年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对于修补后凯恩斯学派在方法论研究上的空缺,以及促进后凯恩斯经济学严谨一致的理论体系的形成,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关于巴比伦思想模式的探讨
所谓巴比伦思想模式,指的是这样一种知识建构原则:将复杂的现实整体分解为各个片断来分别加以研究,以便完成对于复杂现实给出完整解释的理论建构。“巴比伦式”这个术语曾经为凯恩斯所使用,他曾指出牛顿并非是理性时代的第一人,相反倒是最后一位巴比伦式的人物。物理学家Feynman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谈到了巴比伦思想方法,其含义是从多个出发点进行论证,形成对于物理规律的多重推导。他认为,与将所有论证都维系于一套公理的欧几里得式的方法相比,巴比伦式的方法对于物理学更合适。经济学家MStohs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将巴比伦思想方式引入经济学当中,他指出,根据巴比伦的研究方法,不存在单一的从公理到定理的逻辑链条,所有的只是若干个相互平行、相互纠缠又相互加强的逻辑链条的集合,从而没有哪一个具体的公理能够作为逻辑上的基本公理。后凯恩斯学者SDow 等人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进一步明确阐释了巴比伦思想方法的性质与含义,以便使人们加深理解后凯恩斯学派与主流派之间在方法论上的差异[2]。
Dow 等人在与笛卡尔/欧几里得思想(Cartesian/Euclidean)的对比分析中进一步论述了巴比伦思想方法的特点及其经济学意义。Dow指出,笛卡尔/欧几里得思想方法的基本特点是依据单一一套普遍公理建构封闭的逻辑体系,它为了获得普遍解而抽象掉了实际问题。巴比伦式的思想方法与此不同,它看到的是一种开放的现实体系。在封闭的经济体系中,所有的交易都是预先规定好的,未知的东西则被假定为随机变量。而开放的经济体系则不然,这里既有稳定性,也存在着发生创造性移动的空间。封闭型的体系具有二元论和原子论两个重要特征。二元论体现在,所有要素都被分解为具有固定的典型特征的两大范畴:变量分为内生与外生,价值分为完全确知与完全未知,关系分为因果性的与随机性的,经济当事人则分为理性和非理性,等等。原子论则是指,在最小的单位基础上建立理论体系,这些单位既彼此相互独立,又与包含它们的整体相独立,它们在经济学中便是所谓理性经济人[3]。而巴比伦思想方法则没有这些特征。在这里,变量与范畴的划分是不确定的。在一个拥有多种多样相互无法通约的论证线索的思想体系中,在一种线索上是内生变量的东西到了另一种线索上却会成为外生变量。而知识一般来说总是被人们以某种不确定的程度持有的,因而分析必须指向不确定程度。此外,某些论证线索是与个人相关,而另一些线索则涉及团体层面,因为因果关系的作用力可以沿着不同的方向起作用。这表明个人不是独立的,他们的行为也将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制度与惯例的功能则在于,为处于不确定环境中的人们的决策提供一种稳定性条件。简言之,按照巴比伦思想方法,社会将被理解为一种有机体系。
Dow认为,上面所描述的巴比伦思想方法的概念原则,显然是与后凯恩斯经济学的基本观点、研究方法以及理论风格相通的,因而也可以用这一方法论原则来概括后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方法论,而所谓笛卡尔/欧几里得主义则可以用来概括作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派批判对象的主流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这样,后凯恩斯经济学便可以在基本方法论上获得一种与主流派相抗衡的新的理论支撑。因而,引入巴比伦的方法论思想模式补充并丰富了后凯恩斯经济学的体系。不仅如此,巴比伦思想模式也为后凯恩斯经济学内部方法论的多元化提供了合理的解释。无论是基本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还是具体研究方法的多元化,都有其合理性。因为,如果现实世界被理解为有机结构,不受统一规律的支配,那么就必然会存在着一个方法论的集合。巴比伦思想模式特别强调,应该针对不同的推理链条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或方法组合。当然,为了保持可操作意义,这种方法论的多元化必然是适度的,它将与特定的开放思想体系相呼应。也就是说,对现实世界的理解方式决定了特定的方法论选择,进而决定了具体采用的研究方法的范围。它并不是后现代主义意义上的纯粹多元论,而是一种根据后凯恩斯经济学派的特定原理加以修正和重构的多元论。
(四)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其他研究进展
除了上面所述关于基本方法论的研究以外,近年来后凯恩斯学者还在较为具体的层面上对以往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反思,进一步探讨了经济学研究应当采取的一些具体操作方法、研究策略与实际步骤等问题。
第一,LPasinetti提出了“分离定理”(separation theorem)[4]。作为后凯恩斯学派第二代的最重要学者,Pasinetti曾经对后凯恩斯经济学未能取得预期的成功颇感遗憾。究其原因,他认为主要是由于以往方法论策略的失当。Pasinetti指出,后凯恩斯经济学的使命就是要用一种新的生产范式(production paradigm)的经济学体系取代流行的交换范式(exchange paradigm)的经济学体系,这是一项艰巨的理论任务。过去后凯恩斯学者关于生产范式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只是未能加以系统地整合。而要推进这种系统的理论整合就必须采取“两步走”的方法,即所谓“分离定理”。第一步是“纯理论”建构,即抽象层面分析,主要是以斯拉法理论为基础,提供一种基本的经济理论。它与阿罗―德布鲁体系属于同一层次,但实质却不相同,它是开放的体系,可以阐明基本的客观联系,但存在多个自由度,并不提供惟一解。第二步是具体层面分析,引入各种现实因素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最主要的是“制度分析”,个人或社会行为将被纳入分析。不过,与主流派范式不同,这里不仅不局限于“市场体制”一种制度,也不拘泥于“个人理性”一种行为,而是涉及到诸如货币、厂商、工会、工资安排等等多种制度安排。可以感觉到,Pasinetti提出的这种两阶段研究方法与马克思在其《资本论》的创作中所使用的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在形式上颇有相似之处。而著名后凯恩斯学者Harcourt则高度评价这种研究计划,认为它可以为从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到凯恩斯、斯拉法以及卡尔多等后凯恩斯学者的著述提供一个综合的新理论框架。
第二,ESLee 论述了所谓“根基理论”(the grounded theory)[5]。Lee是美国的新一代重要后凯恩斯学者,他认为无论是批判实在论还是巴比伦模式,都还缺乏可操作性,而根基理论可以成为更富有实际意义的具体原则。根基理论是与所谓“整体主义”(holism)、“典范模型”(pattern model)、“结构焦点比较法”(method of structuredfocused comparison)以及“参与观察方法”(participationobserver approach)等等相似的研究方法,它具体是指经济学家直接从资料中发展理论和建构体系这样一种过程。在这里,资料收集、理论分析与理论建构同时进行。其操作的流程是:首先, 拥有前定的观点与概念等思想背景的研究者不断地收集、理解、评估与比较其感兴趣的资料。其次,汇集可比的经济事件资料,从中提炼出特定的范畴、概念、相关特性,进而识别其相互关系。最后,从这些范畴、概念中识别出核心的东西来,并以核心的概念为基础发展出一种具有复杂的分析性解释的理论,这一理论应该能够解释资料中所代表的各种经济事件的序列为什么以及是怎样发生的。研究者不能为了使理论简化而拒绝特定的资料,而是应抓住资料的复杂性,根据经验建立起许多不同的次级概念与关系,将它们与核心概念环绕在一起,纳入结构与因果机制当中。这将保证所建构的理论具有因果的解释力。筛选中心概念和发展理论的过程会使人们发现次级概念与关系,而它们需要进一步的经验支撑,此外,纯粹分析性的概念与关系若要纳入理论之中,也需要经验支撑。这样,便完成了有关社会经济过程的一种独立的实质性(substantive)理论的建构。这样的理论并不是对于资料的一般化推广,而仅仅是来源于资料,即它并不妄称所谓的普遍性。一种独立性的实质理论只解释一种中心因果机制,各个实质理论的组合所形成的正规(formal)理论则可以解释经济过程的多个方面、多种因果机制。正像独立的实质性理论必须植根于经验资料一样,正规化的理论也是历史性地状态依赖型的,其分析性解释绝不是经验外推。并且,由于经济世界是非静态的,一种正规的理论永远也达不到完成状态,总要经历不断的修正。不仅如此,这种根基理论还承认研究者事前的知识背景会对资料收集与筛选识别过程进而理论结果产生影响,以及理论结果的不可证伪性。不过它也强调,通过不断地发现新资料,总会在各种相竞争的理论中区别出优劣来。
第三,重新审视计量经济学的经济研究功能。
计量经济学自从诞生以来,就一直成为主流经济学验证理论假说的主要的、甚至是得心应手的工具。与此相反,后凯恩斯学派以往是基本上完全否定计量经济学的任何积极意义的。首先,是由于他们受到凯恩斯本人影响的缘故。凯恩斯当年曾经对丁伯根在宏观经济问题分析中使用统计计量分析技术提出怀疑,他指出计量经济学只能对已知的、已经定性的经济关系给出定量的描述,由于人类行为的变化无常性,它不可能对经济的未来走势提供精确预测。凯恩斯的基本思想是反对把经过良好定义的概率分布概念普遍地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其次,后凯恩斯学者排斥计量经济学,当然也是与他们反对主流派形式主义的正规化方法论倾向一脉相承的。
然而近年来,一些后凯恩斯学者对计量经济学作用的认识也出现了新变化,他们开始有限度地承认计量经济学的积极意义。这里只简要提及三个方面:其一,SPressman强调了描述性统计分析技术的积极作用。他把统计分析区分为推理的统计学(inferential statistics)与描述的统计学(descriptive statistics)两大类,前者是主流派所惯常采用的那种,后者则不然,它不以揭示所谓经济内在机制或规律为目的,其功能只是描述,力图准确地提供世界在某一时点或几个时点的图景。采用描述性的统计学,首先要实际地收集数据,其次是需要描述数据的性质,进而来分析导致这些差别的可能原因。这种统计分析技术完全可以应用于经验研究之中,并且提供某种理论验证功能。
其二,PDownward等人从计量经济学方法论的角度进一步探讨了应该如何建设性地利用计量分析工具的问题[6]。Downward指出,主流派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根本目的是要提供对于阐释所谓事件规则的理论模型的证明,从而使它成为一种推理工具。但实际上,计量经济分析提供的证据往往起不到这种作用。以关于定价的经验分析为例,即使利用同样的数据,不同学者得出的有关价格决定影响因素的结论也不一致。这表明完全根据计量经济学结果来筛选和识别理论是行不通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计量经济学对于经济学理论就全无用处。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借鉴凯恩斯关于定性分析要先于形式化分析(即定量分析)的思想,在进行计量分析时应当将作为主观“先入之见”的理论与作为“客观因素”的事实证据结合起来,实现理论与证据的互动(interaction),通过对于计量经济学的结果不断地予以修正和精炼,达到对于深层机制的揭示[7]。Downward等人后来又指出,计量经济学将有助于“溯因推理”,能够提供“半规则”。这个见解与Pressman关于推理的统计学与描述的统计学划分的观点有所不同,他指出了计量分析技术在揭示深层经济机制方面的有限性,但并未完全否定它的推理作用,而是强调要将理论分析与计量分析以互动方式相互促进。
其三,BGerrard的论述[8],他与Downward观点有些相似,结合近年来计量经济学的若干新进展,主要是由伦敦经济学院所发展起来的LSE方法,论述了某些计量经济学方法可以成为后凯恩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部分。所谓LSE方法是一种从一般到特殊的计量建模方法,它从形成一个极为一般的模型形式开始,然后通过同时施加理论方面与数据方面的限制条件,使一般模型逐步简化。LSE方法与主流派通常采用的平均经济回归方法(AER)具有很大差别:前者将建模过程视为设定问题的过程,后者则给定将要估计的问题使之保持不变;前者将诊断性质较差的情况归结为模型的规定可能有问题,后者则往往归之于不适当的估计程序。LSE方法的这种理念与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思想不同,它超越了人们以往将计量经济学或者视为理论驱动型、或者视为数据驱动型的简单二分法,允许理论与经验之间的互动,故而可以成为经济学家利用计量经济学工具的有效方法。
三、应当怎样看待后凯恩斯学派的方法论思想
方法论研究是经济学的基础问题,不同学派在理论观点乃至政策主张方面的分歧往往源于其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差异。方法论研究同时也是经济学的难点问题,它常常涉及到哲学世界观与认识论等等思辨领域。能否真正形成统一明确的方法论原则,是一种思想流派或研究范式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后凯恩斯学派既往的独特研究方法(尽管尚不统一)曾经在一段时期内有力地支撑了它与主流经济学的论战。而其近年来关于方法论研究的若干新成果,则代表了其经济思想体系的重要新发展。
后凯恩斯学派方法论思想的新进展具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后凯恩斯经济学者已经普遍重视方法论研究问题,将方法论建构视为自己独立的经济理论体系建构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不再像以往那样,仅仅满足于对主流派经济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的批判,而是开始系统地思考可以替代主流派方法论体系的东西是什么,以及如何将它们系统地阐述出来的问题。这种转变既是后凯恩斯经济学者对自身理论发展状况深入反思的结果,也标志着后凯恩斯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进步。
第二,后凯恩斯学者在方法论研究中,更加注重统一基础与方法论原则的建构,包括哲学与认识论基础的探讨。他们逐渐认识到,要想与近乎完美的主流派思想体系相抗衡,必须从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或基本层面入手,形成一种新的系统一致的方法论基础,去替代主流派的方法论基础,进而取代整个主流经济学体系。局部的、具体的、浅层次的方法论研究既缺乏震撼力,也无关宏旨。因此,不少第二代、第三代的后凯恩斯学者便潜心于这种深层次的方法论探讨。不论是非遍历的基本经济观,还是批判实在论以及巴比伦思想模式,都体现了这种方法论研究的主导思路。这些新的方法论原理,有的是后凯恩斯经济学的独创性研究成果,有的则是他们从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中借鉴过来,然后再加以系统阐述而形成的新的理论再造。它们虽然在提法上及论证细节上不尽相同,但是都试图从最基本的层面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提供一种根本不同于主流派的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应当说,这种努力是有成效的,尽管目前在后凯恩斯学派内部关于究竟何谓自己统一的方法论基础仍然存有争议,但是就实质而言,非遍历观、批判实在论以及巴比伦思想模式三者所体现的世界观、认识论及方法论原则乃是基本相通的。所以,它们实际上代表了近年来后凯恩斯经济学统一方法论研究的最重要成果。
第三,后凯恩斯经济学近年来的方法论思想明显地具有反实证主义的倾向。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基本上是实证主义,在这里价值判断因素被视为科学研究的障碍物。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实证主义也往往被看做是客观主义的同义语。所以,尽管老一代后凯恩斯学者,像罗宾逊、卡尔多等人,也反对主流派的静态均衡等分析方法,认为其脱离了经济现实基础,同时主张采取动态非均衡等更加具有现实性的方法,但是他们一般却坚持实证主义。这表明,在早期后凯恩斯学者那里,现实主义与实证主义是不矛盾的。但是,近年来后凯恩斯学者关于方法论思想特别是其哲学基础的研究,却显示出反实证主义的倾向,这最明显地体现在批判实在论的理论之中。这种对实证主义讨伐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对客观实在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实在不再被视为简单的经验感知的封闭体,而是具有不可感知的深层复杂结构和内在机制的开放系统。于是,实证主义,不论是逻辑实证主义还是经验实证主义,在这里都变得不可靠了。科学认识可能更多地仰赖于溯因推理一类的抽象、类比等方法。这样,新一代后凯恩斯学者就与老一代不同,他们从坚持现实主义出发,最后达到了基本否定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地步。这是他们对方法论的哲学基础进行深入探讨而得出来的一个必然结果。当然,这种反实证主义倾向主要是体现在基本的方法论层面上。就具体的研究方法而言,他们似乎也不反对采取实证主义的方法。,比如经验实证研究,再比如对于计量经济学方法的某种运用,乃至于对于数学模型的运用等等。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有什么矛盾,因为第一,具体的研究方法与基本方法论不属于一个层次,担负着不同的职能,纵然是以溯因推理为主线,也需要以某些具体的实证方法相辅助。第二,就其倡导的巴比伦思想模式而言,也为具体的实证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提供了空间。
关键词:经济学;科学;性质
中图分类号:F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3000402
1经济学科学性质之“惑”
对经济学的科学性质的争论从经济学的出现至今就没有停止过。罗森伯格指出,经济学是一门“处于纯公理系统与应用几何学的交叉点上、类似于数学的一个分支”的科学;米塞斯(L.V.Mises)认为:“经济学不是来自经验,它先于经验,是行动和事实的逻辑”,“经济学的定理不是来自于事实的观察,而是从行动的基本范畴中演绎出来的”。按照米塞斯的这段话,其认为经济学因为无法进行精确可控的实验,所以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瑞典经济学家谬尔达尔在获奖后批判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因其认为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
2波普尔的科学划界标准
在批判逻辑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基础上,波普尔在其自传中简单明确地提出了自己对科学的划分标准:可证伪性。从逻辑上来说,每次的实证描述都只是单称描述,而一个全称陈述的理论是不可能被一个个的单称陈述所证实的。经济学的三大基本假定之一:资源是稀缺的,我们可以从对某种资源的观察得出结论来证实“资源是稀缺的”这一假定。但是我们是不可能穷尽世界所有种类的资源是否稀缺来证明这个假定的。因此它是不可证实的。但它却有被证伪的可能性。我们或许可以找到这个假设的反例,从而推倒这个假设。但是人类发展至今,还未能找到什么资源不是稀缺的,因此这个假设暂时未被证伪。但是它有被证伪的可能性。这就是命题的可证伪性。可证伪性正说明了科学的科学性。波普尔从这个角度说明,科学的分界应该是可证伪性。此外,对科学性质无任何争议的物理学,有存在无法实证的假定,例如物理学中的随机性假定。
3经济学的客观性
3.1关于客观性
科学的客观性并“不是建立在脱离了科学家个人的价值判断采取超然态度的基础之上的”,这是波普尔的前提观点。由于科学的客观性在于科学方法的公共性质,所以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各种偏见的社会科学家们正是在充分彻底的讨论中产生出客观性。所以,相信自然科学家的态度比社会科学家的态度更客观,这是完全错误的。人们之所以认为社会科学不具有自然科学的客观性,是因为他们将以前自然科学的标准强加于社会科学的后果,是对客观性本身的误解。我们应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考察客观性问题,而不是去注意研究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有何不同的问题。“与此相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不是建立在科学家们的不带偏见的心境的基础上,……建立在科学事业的公众性和竞争性的事实……客观性建立在相互的理性批评,建立在批评的方法,批评传统的基础上。”从中可以看出,波普尔认为的客观性与一般意义上的理解不同。他认为科学的客观性是方法的客观性,而不是内容的客观性。
3.2关于经济学预测不准确
经济学家预测的不准确性是受人们诟病的一个方面。历史决定论者主张:在经济科学中不可能建立起客观性。其根据之一就是预测具有自我实现和自我毁灭的双重效果,波普尔把这两种效果总结为俄狄浦斯(Oedipus)效果。具体来说,这种效果也就是指预测既可以成为引起某事件的原因,也可以成为阻止该事件的原因。如果经济学家有意图的进行预测,那么,他就要按照自己的爱好和自身的利害关系来进行行动。这种价值判断就会影响预测本身的内容,给预测内容的客观性和研究成果的客观性造成各种各样的损害。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曾经说过,在他认识的人里,很少有因为根据经济预测采取行动而赚钱的人,倒是有不少靠卖经济预测赚到了钱。
但是,波普尔认为俄狄浦斯效果属于科学的处理操作内部的事情,即预测的准确与否不能成为一种理论是否成为科学的衡量标准。乔治•荷曼斯(GC.Homens)也认为:有效性和精确解释等科学构成因素虽然说对一门科学而言极为重要,但它们只是社会科学的目标而不是科学研究的结果。乔治•荷曼斯(GC.Homens)举了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为例:虽说它并未精确地叙述进化的过程,也未从其理论中引申出有效的预测,但没有任何科学家会否认进化论在科学界中的地位以及它对现代遗传学的贡献。
3.3关于经济学受经济学家意识形态影响
人们普遍的看法是:在自然科学中,研究者比较容易保持“价值中立”,而在经济学中,研究者既是观众,又是演员,很难保持“价值中立”。经济科学中没有普遍的永久性的法则,而自然科学中却有。罗宾逊夫人坦言:经济学的著作中几乎找不到不包含自己主观性偏见的论述。
从波普尔对科学的客观性的看法可知,经济学常受到的关于阶级属性的质疑是无意义的。因为经济学的客观性在于其研究方法的客观性。经济学发展到今天,不管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其研究方法在任何制度、任何意识形态的国家里都是可以借鉴的。在经济学的方法上,是无阶级意识之分的。因此,对经济学的阶级属性的质疑是对经济学不公正的对待。至于部分经济学家的带有阶层性质的,“巧”借客观的经济学分析方法的为某个阶层服务的经济理论,那就是那些经济学家个人问题,而不能成为论证经济学不是科学的论据。
4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统一性
4.1研究对象
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上,普遍的看法是,社会情况比自然情况更加复杂――这在经济学科的研究中不胜枚举,计量经济学者更是常常为变量的选取与舍弃而大伤脑筋。也因此,认为经济学没有自然学科诸如物理学那样的客观性。波普尔认为这种偏见可能有两个来源。一是我们往往把不应比较的事情加以比较,即具体的社会情况和人工隔离实验的自然情况。二是一个古老的想法,认为社会情况的描述必须涉及有关的每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乃至生理状态。他认为,这种看法是一种曲解,是不加思考随波逐流的一种看法,“社会科学不但不如物理学那么复杂,而且具体的社会情况一般说也不如具体的自然情况那么复杂……”。波普尔的话可以这样理解,经济学中的经济现象分析,不必考虑进社会全部的因素,我们能够建立一些简单的模型来分析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而这种简化的模型与自然科学的模型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事实上,在自然科学的模型中,我们同样不可能完全的掌握所有的变量。而那些普遍的自然科学研究对象可以更简化,乃至可通过实验来模拟,由此认为自然科学更具客观性的看法只不过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更具深厚的传统罢了。经济学和自然科学进行模型分析和应用的困难只是程度问题而并不是性质问题。
4.2科学发现方法
除了提出理论的划界方法这一对经济学有利的论断之外,波普尔在理论发现的看法上也有力支持了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观点。在波普尔看来,科学发现的方法是试错法。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应该是坚持试错法,他们都是人类理性的产物,理性是可批判的,因而在可错性这一点上没有本质的差别。经济学中,从古典经济学派,到凯恩斯学派,再到新古典综合派,无不说明经济学是在问题的不断提出、解决过程中发展的。二战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正是为了解决当时经济中出现的问题而产生的。经历了约40年的统治时期,资本主义进入滞涨发展阶段,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也渐渐地失去其威力,于是新的学派出现。经济学在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发展流派恰好体现了经济学理论的发现遵循着波普尔的科学发现公式,这一点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异。
4.3经济学发展现状
波普尔指出:“所谓科学学科不过是以人工的方式划分的问题与尝试性解决方法的混合物,真正存在的是问题和科学传统”。由此我们甚至不应该太过注意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划分,这可能只是一种传统的偏见。确实这一看法也是符合社会科学发展现实,随着自然科学家的新论点和文化研究的兴起,“从根本上破除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两个超级领域之间的组织分界”。许多科学家都承认不仅两个领域的彻底区分是不可能的,就是对“对社会科学知识所作的鲜明制度性区别也具有相当大的人为性”。
5总结
波普尔的科学哲学观点,应用在经济学的科学性质上,从科学的划界标准,研究对象,到科学发现方法等方面都可以得到论证,可以得出经济学是科学这一结论。另外,经济学发展至今,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由于其与自然科学的融合,更有“经济学帝国主义”之说。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人口经济学等新兴交叉经济学的兴起,更是说明了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可分割性,他们在科学性质上并无实质上的区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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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象化；社会心理需求；虚拟价值；信息颗粒；绝对财富标志；相对财富标志人
中图分类号：G305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9448(2011)04－0036－10
价值理论是经济学的核心。虚拟价值理论是广义虚拟经济这门学科的核心。随着广义虚拟经济这门学科的初步确立，各种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有些持有不同观点的文章和也时有刊出。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毕竟真理越辩越明。需要重视的是，那些不同观点的文章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根本的理论观点上持有不同意见，一种则是因为广义虚拟经济的一些研究者，在概念、范畴的使用上也是五花八门，不甚准确，给人们带来一些理解上的混乱，而造成的一些误解。这两种情况都与对虚拟价值理论的理解和认知不无联系。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应该扭住虚拟价值理论这条红线，准确表达虚拟价值理论的深刻内涵。
一、重温马克思对人类思维陷入物本窠臼的呐喊
理解广义虚拟经济基本理论的要害，在于破除物本思维，这是在哲学上叫本体论或世界观的问题，非常重要。综观对广义虚拟经济理论的各种不理解，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解决思维方式的问题，而解决经济理论上的认识问题，必须通过刨根问底，到哲学源头上寻找答案。广义虚拟经济的哲学源头，就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活动的对象化理论。
马克思对人类活动图式的解读，是他最伟大的理论贡献之一。这个图式简单地说，就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在马克思早期的文献中，他喜欢用“主体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概念，即作为主体的人把自己的力量运用到客体上去，从而形成自己的对象，这就构成人的全部活动的基本公式。马克思超越了旧唯物主义。在其重要哲学著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他说：“从前的一切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成感性的人的活动去理解，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这段话可以视为马克思对人类思维陷入的物本窠臼的呐喊。他进而指出：“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可见，马克思不仅把物理学意义上的物质概念和哲学意义上的物质概念加以明确区分，而且对于机械唯物主义的庸俗化的物本思维进行了深入剖析。马克思的整个思想体系是把人的活动(客观的活动)作为研究的对象，而不是把物质客体作为对象；马克思理论的旨趣在于解读主观意识之外的打上人的烙印的外部世界的奥秘，这个奥秘就是人的活动的规律。他所理解的“外部世界”绝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冰冷的物质客体，而是哲学意义上的被人的主体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客观存在。他的外部世界观是生成的、动态的、属人的。(用研究广义虚拟经济理论的林左鸣教授的话说，人的活动是容介了信息介质的――笔者注)因而也只有他的理论实现了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和逻辑学的高度统一。这是他的理论超越前人的最大亮点所在。旧唯物主义常常使用的物质实体概念，恰恰是马克思所鄙弃的，物本思维也是马克思所鄙弃的。
我们今天来解读马克思的外部世界观，重要的在于破除僵化的物本思维。在笔者看来，马克思对人的活动和外部世界的理解有着丰富的精神内涵，他把传统的哲学基本问题――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提升为主客体关系，更加着意于从能动的方面去理解人的类生活，理解人和人类社会。人的活动是客观的实践活动，但这个活动必须从主观、能动的方面去理解，这是他的核心思想所在。这个思想为走向生活对象化打开了广阔的前景。对象化改造了人类及人类社会，他甚至认为“主体的本质力量”也不是生而具有、亘古不变的，是人的活动本身造就的。“人的所有感官都是全部世界史的产物”。这就是说人的感官是动态的、生成的，是信息容介的，因而也是进化的。
以上思想就是前些年学术界曾热烈讨论的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今天，我们要研究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广义虚拟经济，首先要建立正确的哲学世界观，或者叫基本的思维方式，就是要回归到对这个“人的活动图式”的主体性理解上来。如果不是在这一点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就连费尔巴哈都难以超越，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的学术成果的。广义虚拟经济的哲学思维方式并没有背离也没有超越马克思的人的活动的对象化理论，相反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超越物本思维试图对变化了的时代实践进行新的理论总结。而不能建立这样的思维方式，一切所谓有关广虚理论真伪的争论，只能是各说各话。
二、对象化理论的经济学意义
马克思对人的活动图式的解读，对于理解他的经济学有特别的意义。从能动方面来理解和解释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将得出一个特别重要但未被重视的理论，那就是生活对象化的价值理论。马克思摒弃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走向了生活对象化的新价值论，可惜许多学者把他的价值论只作了古典化的理解。
在马克思那里，人的活动的图式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类生活的对象化”。对象化是人类区别于动物世界的根本特征。动物世界不借助对象进行交往，动物的活动不会成为它自己的对象，因而也就没有人类社会那样的社会性。只有人把自己的活动当成自己认识和观照的对象，并靠在活动中凝结成的对象进行交往。这个思想，在后人研究马克思的著作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解释。从青年马克思的诸多著作中可以看出，对象化像一条红线贯穿其中。从提法上讲，早期多使用“类生活的对象化”概念，后来常常使用“劳动对象化”的提法。在笔者看来，真正的关键词在“对象化”，这才是马克思思想宝库里的珍珠。马克思无论在解释精神劳动对象化，亦或是生产劳动对象化，还是生活(人的活动)对象化，都没有离开对象化这条红线。实际上，“对象化”道破了“社会性”的天机。如果精神劳动不能对象 我们没有理由不接纳出身于“信息颗粒”的价值“新贵”。因此，虚拟的“信息态”的发现在经济学领域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价值是主体对客体有用性的一种判断。虚拟价值就是满足人们心理需求的价值。我们对人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做出划分，在价值论的意义上就是为了更方便地把有用性加以分类――即实物价值、虚拟价值。但这并不是为了把价值整体割裂开来。在现实世界中，确实找不出纯粹地只是满足人们心理需求而不满足生理需求的价值，也找不出纯粹地只是满足人们的生理需求而不满足心理需求的价值。生理和心理本来就是统一在人这个身心统一体中的，不能加以绝对的割裂。在人的感觉上区分二元价值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使身和心得到受用的价值，都是有用的，对这种有用性的严格区分十分困难。在交换领域，虚拟价值和实用价值也不是分置的。但是，分类并非没有意义。分类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事物，并不是把一个本来是整体的事物分开。分析的意义仅在于综合，这在认识论上很有意义。只有机械思维的人才会把整体割裂。所以，我认为“二元价值容介态”是一种很有意义的理论抽象。实质上，价值是一不是二，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并不是二元呈现的，是混沌状态的。容介一词用得好，它准确地把认识中被加以分类的价值概念又综合在一起了。本来是一，只是以不同的形式互相容介而已，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在自然宇宙世界，信息态对物质态的进化有着重要意义，信息态是物质态进化的源泉(基因的发现就是明证)。在自然科学领域，信息态和物质态的容介理论很可能是进化论的又一个里程碑。在经济学的视野里，对虚拟价值的抽象具有特别的意义，甚至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这种意义何在呢?虚拟价值进入交换领域，指的是社会心理需求度对商品价值的再造，这在解释价值现象和价值规律上有重大意义。由于虚拟价值的引入，人们求解价值源泉问题上的理论困境很大程度上被打破了。虚拟价值在是社会生活本身造就的，是社会心理对价值的发现和再造。这种价值再造现象是脱离生产劳动的。现实生活中，不增加劳动或没有经过劳动而再度生成大量价值的现象比比皆是。如果没有社会心理需求的再造，就无法说明价值的来源。可以说，社会心理需求是虚拟价值的源泉。通常情况下，劳动在完成之后，商品价值交由社会来再造，从而完成价值生成的全过程。而在有些情况下，那些并未经过任何生产劳动而进入交换领域的商品，也经由社会再造而价值倍增了。“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个论断，显然难以解释当今出现的新的价值现象。所以，引入虚拟价值，找到了价值的又一重要源泉，发现了价值的社会生活再造效应，特别是社会生活的主观方面的再造效应，一定程度上是解释价值现象和价值规律的新视野。虚拟价值并不是为了理论说明上的方便而假设的，而是在价值现象和价值规律中真实存在的，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它的存在规律如下所述。
四、价值规律的社会心理向度
在经典的经济学的教科书中(笔者不喜欢传统经济学的提法，倾向于使用经典一词。这正如经典物理学并不是错误的，而是在一个有限域中是完美无缺的，在更大的域中它的解释力就会打折扣，经典经济学也是这样。因此它并不传统却很经典。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即是如此。――笔者注)，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即是价值规律的本质内涵。这里价值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市场供求关系两个变量。有以下几个重要的公式是明确的：
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交换价值＝供求关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而在广义虚拟经济的视野中，价值取决于社会必要生活和社会心理需求度的波动。以下公式也是明确的：
社会心理需求＝个体心理需求的集合
价值＝对象化于其中的社会必要生活(指无差别的人类生活)
交换价值＝社会心理需求度＋社会必要生活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承认社会心理需求度在价值规律中的作用，这应该是广义虚拟经济的价值理论的一个重要内涵。同时，既然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是合理的抽象，无差别的人类生活同样可以成为合理的抽象。只是，作为价值内核的社会必要生活是难以测量的，而社会心理需求度的上下波动对交换价值的制约，本质上是就是对社会必要生活(即价值)的发现机制。广义虚拟经济用无差别的人类生活指称价值，与马克思用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指称价值时所运用的理论工具一样的。实际上，正是由于广义虚拟经济引入社会心理需求度对社会必要生活的发现机制，使价值得以重见天日了。商品是社会必要生活的凝结，作为人类的对象，它具有物化和非物化的形式，即实物态和信息态特征。人类生活中“信息颗粒”的价值化已经司空见惯。走向社会必要生活的价值论(即生活价值论)，许多理论困惑就迎刃而解了。比如，我们不好理解货币泛滥现象，但在虚拟价值理论之下，由于社会心理需求度对普遍存在的商品中“信息颗粒”的发现，以及对“信息颗粒”的价值评估，全社会的价值倍增了。作为标记价值符号的货币出现供应增加，一定程度上并不是滥发而造成的货币泛滥，而是具有必然性、合理性的。这是新的价值规律在起作用。如果我们不去从价值规律上找出深层次的原因，只会停留在无休止的慨叹中束手无策，而找不到切实可行的对策。所以，广义虚拟经济在理论工具上并没有偏离更没有超越马克思的方法，只是在对象化理论指导下对价值规律的描述进行补弃，补充其应有的虚拟价值内涵，从而完成价值生成机制全过程的理论描述。同时应该指出的是，社会心理需求并不是建立在沙漠上的海市蜃楼，它本身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它本身的客观性依据和存在规律是需要做进一步研究的。社会心理的波动规律，仍是人类认识面临的“必然王国”。也就是说，虚拟价值理论还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和空间。
对基本假定持先验观的学者诸如弗朗克·奈特认为，经济学基本上是一个从内在经验所产生的一系列先决条件推断出来的纯演绎体系，那些先决条件本身并不容易接受外界的检验。或者说，建立在人为的“经济人”基本假定基础上的经济学命题系统，其实只是关于抽象人的“行动和欲望的逻辑”！对基本假定持经验观的学者认为，一方面我们关于人类心理或人性的观点归根结蒂来自经验；另一方面由基本假定派生的命题还是关于经验的陈述，并且总是可以对经验资料作出“说明”或“理解”的。
这种难分胜负的争辩的综合后果就是，提出了所谓的“不可辩解的经验命题”说。马克卢普（Machlup）提出：一方面“关于极大化的基本假定可以被理解为对那些已与操作概念无关而由证据排除其矛盾的构思加以理想化”；另一方面它们又具有经验意义，但“它们凭经验来说虽有意义，却并不要求任何以经验为依据的独立的检验”，甚至对这类假定的直接的独立检验是“令人误入歧途的”。而更令人费解的是，基本假定的这种拒绝经验检验的特征并不意味着它们是不可侵犯的，如果当一个更能令人满意的理论体系可以利用时，它们就可能同它作为其中一部分的那个理论体系一起遭到摈弃。
我们知道，康德通过给出“先验综合判断”的辩析而“消解了”传统唯理论与经验论的对立。康德的高明在于，他从传统认识论主－客（这里有逻辑循环，因为客体必须是主体意识中的客体）框架中跳了出来，他已经不着眼于认识过程的考察，而是着眼于既有的知识特征的考察，他把科学知识的逻辑特征界定为“先验综合判断”，并籍此说明了科学知识的理论的普遍必然性，又说明了科学知识的理论的可发展性。从而得出了“我们的理性并不是从自然引出规律，而是把规律强加于自然”的著名论断。
康德哲学的启示在于，不能固守在认识论立场上对待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其实“经济人”假定从一开始就是方法论意义的，它是科学研究中“思想实验”或“理想实验”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移植和运用。虽然现实的经济行为人并不是全知全能的，并且其全部行为并不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或者说在现实的经济世界中并不存在这种“理性经济人”。然而，这种假定正如科学研究中的“理想实验”对科学知识和理论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一样，它也是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学知识和理论的唯一可行方案。
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仍存在着主张以“现实人”替代“经济人”作为构建理论出发点的学者；迄今仍大量存在着要求对“经济人”是“先验的”还是“经验的”给出确定回答的学者，他们的盲目努力恰如钻进了捕蝇瓶的苍蝇，四面乱撞无法摆脱困境。全部问题就在于，他们不懂得“经济人”假定是假设而不是假说，假设的品格是方法论的，是关于研究从何处入手和如何展开的选择；假说的品格是认识论的，是关于现实是如何的假定。作为手段，一方面被更好的方法和手段所替代是完全正常的；另一方面这里不存在直接的经验否证，因为该方法的逻辑品格是“pq”。若附图{图}p，则q的真值无论如何命题都是真的。众所周知，在经济世界中的p的真值是无法完全确定的。总之，“不可辩解的命题”首先是一个方法论命题，它的“不可辩解性”就是“不可否证性”；它的经验性，则是一种“可能经验性”。
弗里德曼（Friedman）受否证论科学哲学的影响，为驳斥先验知识观给出了一个新基点。他说：“对一项假说有效性的唯一中肯的检验是将它的预测同经验相比较。”所以，经济学家不必费尽心机使自己的假定“成为现实的”（注：Friedman.M.1953EssaysinPositiveEconomics,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第6章第二部分。）。否证论标准刚刚提出时，曾经给许多经济学家以一种如释重负的解放感觉。因为据此标准，经济学家们不必再为知识前提的复杂性质劳心费神了。但是，当人们具体动用这个附图{图}q附图{图}
p的标准时却发现产生的困难一点也没有减少。因为我们要弄清这个附图{图}
p是什么，特别是我们常常无法依据
附图{图}
q来断定
附图{图}
p，因为p的品格有时就好象是巴黎的标准米尺。维持根施坦曾说过如下一段颇耐人寻味的话：“一个东西，人们既不能说它是一米长，也不能说它不是一米长，这个东西就是巴黎的标准米尺。但是当然这不是说这根米尺具有什么不寻常的特性，而仅仅说明它在用一把米尺作测量时的语言游戏中所起的特殊作用。”（注：维特根施坦：《哲学研究》，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50节。）
在具体检验问题上，他及其弟子们更陷入了无所适从乃至胡言乱语的困境。诸如他们居然玄乎地说：“
重要的是，……一项假说在其种种假定方面必定在描述上是虚假的。”甚至愈虚假愈有价值。对此，许多经济学家都产生了反感，萨缪尔森则把这种华而不实的夸张说法称之谓“F一曲解”。此外，当检验的条件无法完全确定地给出，从而导致“检验”至多是实例说明时，弗里德曼则宣布“科学中根本没有确定性”；反之，当需要肯定知识的经验意义时，他又说新古典研究纲领已经屡次获得检验。弗里德曼的这种态度或观点，被布劳格不客气地指责为“阿尔奇安论点”。他说，“关于阿尔奇安论点的问题正如解决达尔文理论的‘适者生存’的意义问题一样：为了生存，唯一必要的办法是比竞争者更好地适应环境，并且我们正如不能根据天择原理证实目前生存的物种的完美程度那样，也不能根据经济选择来证实目前存在的厂商是最大限度利润的获得者。”（注：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24页。）如此可见，只要你把整个经济学理论作为一种性质的知识来考察，你就无法绕过“不可辩解的经验命题”的分析陷井。
二、经济学知识品格所显示出来的矛盾和复杂的特征状况，根源于经济学理论系统隐含的未为人知的双层结构。这个双层结构就是整个理论大厦可以区分为：一个作为可能必然分析真理的上层建筑部分和一个作为现实偶然经验知识的下层建筑部分的关联结构。弄清楚经济学理论的这个双层结构及其相互关系，是弄清楚经济学知识性质和特征的根本所在；也是彻底消解本世纪此起彼伏地存在着的关于经济学知识观问题上的哲学纷争的根本所在。
这个双层结构的形成，它起始于“边际的”普遍进军，这个进军的基地是效用分析。从“实体或心理”分析到经验分析的转折点发生在互补性课题上。起初奥斯波茨和利本把不同消费品之间的互补性定义为效用函数的第二级导数；如果一种物品消费的增加提高了另一种物品的边际效用，它们便是互补物品；反之，则为竞争物品。这种企图通过对效用量的比较或加总（事实上这是无法确切地进行的）来说明需求量的情况，属于“实体”分析的认识框架，所形成的定理也属于先验分析的“理解学说”家族中的成员。当经济学家费希尔和帕累托形成如下重要思想：一个物品的“效用”的大小，恰恰是取决于消费多少其它物品，从而互补性应该直接依据无差异曲线的斜度来说明。这就改变了互补性课题的性质，因为第一这里引入了假说，第二分析的对象是经验。于是当希克斯和艾伦1934年进一步提出：依据交叉替代效应的结果（两种或几种商品的价格变动和销售量变动的情况）来说明互补性时，效用分析已彻底转化为需求分析了，效用分析无效用了，因为需求函数告诉了我们想知道的一切。
经济学研究的这个转变意味着经济学研究方式和研究性质的转变，意味着由此产生的知识和理论在性质上的转变。亦即从不可否证的假设转变为可证的假说。“万有引力”就是一个假说，甚至牛顿就不理解自己提出的万有引力，他在写给本特雷的信中说：“引力对物质来说应该是固有的，内在的和必不可少的。这样，一个物体能够通过一个真空作用于远处的另一个物体，无需任何中间媒介就能把作用从一个物体传递到另一个物体。这种观点在我看来是天大的谬论，我相信任何搞哲学的人，只要有足够的思考能力，就不会犯这种错误。”（注：引自R·G·柯林伍德《自然的观念》，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页。）这表明，万有引力对牛顿来说甚至连信念都不是，因为它与众人日常经验中形成的接触作用观念相冲突。但恰恰是理论的假说特征，使得科学知识成为可否证的和可发展的。
当萨缪尔森提出“一致性公理”假说后，经济学的实证研究终于奠定了基础，计量（实证）经济学研究自此开始了蓬勃的发展。从而不仅在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内部形成了独特的双层结构，而且使经济学概念和定理在性质乃至含义上有了二重性。诸如作为经济学核心概念的“效用”，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含义原本是从消费中获得的“满足感”，它属于主观心理性质；而从市场行为视角看，“效用”是通过“偏好”显示在选择行为中的，而“选择”仅仅是由“期望”驱使的交易活动，并且这种“期望值”的确认主要依赖经验。这样，“效用”概念的含义就有二重性：“满足感”和“期望”，并且同一个定理的不同表达方式，显示的知识性质可能不同。
由此我们终于明白了，所谓“不可辩解的经验命题”，它的不可辩解、不可否证性是方法论要求的体现；它的经验性是认识论要求的体现，而它所以能结合在一起，乃是由于经济理论系统内部存在的“转化”功能。而两种性质知识的存在及其转化功能的存在，则根源于社会科学研究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就在于研究者不能人为地切割、纯化社会活动，从而不可能有合格的能检验理论的实验活动，于是也就不可能有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纯理论。众所周知，诸如当伽利略给出了自由落体定律并在真空中获得检验后，只有愚不可及的人才会进而要求伽俐略给出各种物质比如羽毛，从比萨斜塔塔顶下落的时间和路径的模型。因为理论已经确立了，应用则是应用科学和实践的事情。但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十分悲哀的是给出上述性质的模型正是你的天职所在，因为否则经济学理论的意义不知是什么。
这就是经济学理论大厦必然具有性质不同的双层结构框架的根本缘由所在。就此而言，以往那种笼统地把整个经济学知识捆绑在一起进行评估的做法显然是不妥的，陷入无休止的争辩乃至自相矛盾的结构也是必然的。
三、这个上层建筑部分的内容是从“理性经济人”基本假设出发的，运用边际分析方法获得的命题系统；具体地说它就是以“一般均衡理论”为逻辑归宿的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对于这个理论的认识论性质的评估，美国广泛流传着如下虽然尖刻却不无意义的笑话：
一位经济学家，一位工程师和一位化学家一起在一座荒岛上陷入困境。他们带着一大听火腿却没有开听刀。工程师和化学家在按照应用科学进行了各种旨在打开罐头的尝试失败之后，恼怒地转向始终挂着傲慢微笑的经济学家。“你看怎么办？”他们问道。“让我们假定有一把开听刀”，他平静地回答说。……
>自从莱昂·瓦尔拉斯提出“一般均衡理论”以来，难以数计的学者就其现实性问题提出了各种批评，并引发出各种争辩。然而，坚持“真理论”观，则至少应存在关于各种局部均衡理论有效性的独立检验，而仅就劳动市场，其不均衡甚至严重不均衡状况却屡见不鲜；坚持“假理论”观，则意味着无视“外部性”现象和规模经济等的存在，使得一般均衡理论出现了初始条件未被满足的情况。今天，阿罗－德布鲁派终于给出了在若干条件下一个一般均衡体系有一种单独解的证明。但这是一种“存在定理”的证明，它表明理论所给出的仅仅是一个“可能世界”的内部关系，虽然这是一种必然关系，并且能被看作“真理”。
但是，大部分经济学家包括著名的经济哲学家马克·布劳格仍抱怨说，就发现一般均衡理论所引起的均衡力量在现实世界中的对应物而言，可以说我们几乎和瓦尔拉斯一样路途遥远（注：引自R·G·柯林伍德《自然的观念》，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页。）。这就间接地表明，他们仍然直接地把经济学中有关“一般均衡”的语句看作是科学假说性质的理论命题，并希望从中直接派生出可否证的观察命题来。殊不知所谓的“一般均衡”理论，仅仅是规范经济世界的一种工具，一个“范式”（Paradigm），它是选择的产物，它只是提供了一个纯逻辑的练习场所，从本性上就不存在真假问题，而只存在有效与否的问题。“发现”现实世界中的“对应物”的工作，乃是构建另一种性质的知识的工作，它是经济学家们在第二阶段要做的事情。这个事情也就是在一般均衡范式指导下形成关于现实经济活力的模型——科学假说（注：Friedman.M.1953EssaysinPositiveEconomics,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第6章第二部分。）。应该看到，计量经济学已经使新古典经济学命题系统在各领域形成了相对应的模型性知识，它就是我们所讲的作为下层建筑的现实偶然知识。
如何看待现实偶然知识的问题，也就是如何看待它与可能必然真理之间的关系问题，或说如何看待可能经济世界向现实经济世界的转化问题。我们发现，与该“转化”含义相关的实证经济学研究有两种相反的方向。一种是依据基本概念和理论，运用被动设计思路逐步放宽它的假设前提，拓宽它的应用范围使之迎合现实。亨利·勒相热认为，这种方法也是把微观经济理论逐步拓宽为是“关于在社会相互作用体系范围内的选择和人类行为的一般理论。”（注：亨利·勒相热：《美国的新经济学家》，载于《第欧根尼》1988年第2期第251页。）这种“拓宽”的副产品可能涉及到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另一种方向体现在所谓“经济计量学的方法论革命”中，它扭转了以往那种从既定理论派生经验模型的方向，允许将修正的矛头指向先验色彩浓烈的理论模型。
如果说第一种方向无碍于理论内部双层结构之间的逻辑关联，从而能使经济学知识表现为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的话，那么第二种方向则不然。在“两个剑桥”的对仗中，技术在利息率变化时的“转换”与“再转换”的可能性证明，已经表明一种语言就是一种世界观的哲理。而考夫兰（Coghlan）率先提出的关于英国货币需求函数出现断裂情况的严厉责疑：影响对M[,1]货币需求的因素与影响对M[,3]货币需求的因素可能完全不同，所以不存在一个一般的货币需求理论能适用任何货币定义的情况；并且也根本无法分离出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说明从略）的情况（注：参见“Atransactionslcmandformoncy”《BankofEnglandQuarterlyBullctin》第18期，第48～60页。），则直指理论的合理性本身。
这就产生了两个有待说明的问题。一个问题是依据排中律提出的，A与附图{图}
A必有一假；亦即与可能必然真理不一致的东西何以能存在于经济学之中？我赞同非概率主义归纳逻辑的创始人科恩（J.Cohen）的观点。他说，若坚持科学的目的是真理，就等于宣布任何已接受的假说在本质上是免于否证的，其实，科学的目的仅仅是知识，诸如两个治疗某疾病的竞争假说，它们所产生的副作用没有显著不同，但在治疗上是对立的，并且不能结合使用，这就同样有权利作为知识被接纳。在经济学中，对“如何”问题的回答是多元的，对“如何”问题的要求只是“适宜性”。因此，与“知识”相联系的只是“可接受性”和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可靠性”。可见，关于现实的知识不仅在本性上是“偶然的”，而且它的被接纳，也仅仅是比较选择的结果，并且这种比较也只是归纳支持等级的比较。诸如我们发现：E对I的支持不少于E对H的支持，则有S［H,E］≤S［I,E］从而使我们作出S［I,E］假说的选择。
第二个问题是两个层次之间的逻辑自洽性问题。不容否认，这两个层次之间可能存在逻辑不一致性，然而，就绝大部分的情况看，仅仅只是抽象与具体的关系，因为无论哪种可能模式一般都能给出现实秩序的。诸如我们以色彩模式和以空间关系模式，同样能将房间里的各事物区分开来，并给以逻辑合理的说明。这也是各派经济学都使用共同的经济学语言，运用共同的经济分析工具，并且声称：他们之间的分歧仅仅在某一点理论或经验上，尽管就是这一点点造成了经济学观上的分歧的原因。
[关键词]建构主义；方法论；多元主义；整体主义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02-0019-02
建构主义理论于20世纪80-90年代兴起以来，已日渐成为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鼎足而立的三大主流国际政治理论之一。当前国内学界对于建构主义基本理论的探讨已趋成熟。但对于其方法论方面的研究仍有欠缺。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通常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一般科学方法论，即带有一定普遍意义，适用于许多学科领域的方法理论，就社会科学范畴中的国际政治学而言，主要是指相对立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和后实证主义的解释学方法论；二是具体科学方法论，即研究某一具体学科，涉及某一具体领域的方法理论，在建构主义话语体系中，主要是指国际政治研究的整体主义方法论和个体主义方法论。本文将围绕建构主义方法论的这两个层面展开具体论述。
一、方法论分歧的本体论根源：物质本体论与社会本体论之争
方法论的选择是和本体论密切相关的，方法论的分歧本质上反映的是本体论上的差异。实际上，国际政治学者在面对所有的研究问题时，潜意识里都有一种先在的本体论假定。国际政治研究的客体不外两种类别：自然事实和社会事实。自然事实，其本质是一种独立于人的意志的客观实在，这一点在国际政治理论界，除了一些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以外，几乎是不存在争议的。但至于社会事实，在本质上究竟是一种独立于人的意志的客观实在，还是一种依赖于人的意志的主观建构，却是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的。这种分歧，正是物质主义本体论与理念主义本体论分歧，或称物质本体论与社会本体论的分歧。
理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不论是新现实主义学派还是新自由主义学派，都是持物质本体论的观点。这种观点源自法国社会学家孔德，它把包括国际政治领域在内的社会世界理解为同自然世界一样的物质实在，这种物质实在是独立于人类的话语和观念、独立于人类的互动行为的，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基于这样一种本体论假定，理性主义认为社会科学领域理论研究的任务，同自然科学研究一样，在于因果问题研究，在于发现客观规律或者像华尔兹所说的对客观规律的解释。他们认为国际关系学者可以像寻求自然界的规律一样，能够对国际政治行为体的行为及其规律加以把握和认识。这种观点，是理性主义学派实证主义认识论的本质和实证性研究方法的理论根据。
然而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无论是主流的温和建构主义还是非主流的激进建构主义，都是持社会本体论的观点。这种观点源自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它认为社会世界并不是完全独立于人类话语和观念的客观实在，而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是由人的观念和言语行为不断创造和再造的。这种理念主义的本体论重视人的主体性，认为社会的深层结构是由观念而不是物质力量构成的，强调物质因素是通过观念和话语的作用而产生意义的，社会实在只是一种主观的外化。基于这样一种本体论假定，建构主义认为，国际政治领域作为一种社会类别，本质上也是一种行为体互动中的社会建构。所以国际政治研究小能同自然科学一样只注重因果问题研究，还应该重视建构问题研究这种研究议程的重新设定决定了在国际政治研究中自然科学领域那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并不是万能的――后实证主义的诠释性方法，应当受到成有的重视
二、研究方法的“中间道路”：方法论多元主义
本体论的分歧导致了研究方法的分歧：物质本体论的观念导致了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倾向，将发现客观规律作为研究目标，在研究方法上侧重于说明(explanadon)，侧重于实证性方法；而社会本体论的观念则导致了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后实证主义倾向，将理解社会意义作为研究目标，在研究方法上侧重于对社会事实和社会意义的“理解”(underscanding)和“诠释”(intcrpreta-tion)。在国际政治学界。作为主流的理性主义学派属于前者，作为非主流的反思主义学派则属于后者。
在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的论战中异军突起的建构主义学派在方法论问题上则力图调和二者的矛盾，探索一条新的“中间道路”。建构主义尽管在本体论上和反思主义是一致的，但它并不认同反思主义在方法论问题上的单一主义观念，而是持一种方法论多元主义的立场。实证性方法与诠释性方法并非是二元对立不可调和的，研究方法只是一种工具。建构主义认为科学研究应该以问题为导向而不是以方法为导向。因果问题研究(why的问题)离不开实证性方法，而建构问题研究(what和how的问题)则需要诠释性方法。因此建构主义在研究实践中超越了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无谓的方法论争议，综合运用两种研究方法，而不是刻意排斥某一类方法。
这种方法论多元主义的立场使得建构主义在保留了主流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同时，也大量借鉴了被理性主义所忽视和否定的后实证主义的诠释性方法，包括符号学、谱系学、叙述分析、象征分析以及认知图谱法等，这些方法都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不具备的。
虽然建构主义学派在方法论上持这样一种多元主义立场，但几位主要代表人物在两类方法的使用上并非均匀用力，而是各有偏好和侧重的：温特的理论以科学实在沦为认识论基础，所以较多地采用了实证性方法；而卡赞斯坦和江忆恩的建构主义文本都是实证性和诠释性方法同时使用，既有说明变量关系的成分，也有理解社会意义的内容；鲁杰、奥努夫和克拉托齐维尔则更多地是从理解意义的角度人手，较多地采用了诠释性方法――尤其是以克拉托齐维尔为代表的德国建构主义学派，大量地使用了语言学的理解式推理，具有强烈的后实证主义色彩。
值得关注的是，国际政治研究中的这种语言学方法曾经长期为中国学界所忽视，它是建构主义多元方法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语言学之所以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得以应用，也是由于建构主义对国际关系的社会本体论理解：语言对于社会事实具有先在性，它不仅描述社会事实，而且还建构社会事实，话语是观念扩散和制度化的媒介，主体间性意义的建构必须依靠言语行为来完成。以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来诠释社会建构问题，是当代后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特色。国际政治研究中的语言学方法，目前主要流行于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建构主义学派之中，在美国(除了佛罗里达建构主义学派之外)应用并
不广泛。
三、方法论的社会学转向：从个体主义到整体主义
建构主义在研究方法上对理性主义有两大超越：除了前面提到的方法论多元主义对单一方法论的超越，还有就是国际政治研究中整体主义方法对个体主义方法的超越。个体主义方法强调个体的作用，并以个体特征解释整体特征；而整体主义方法则强调整体的作用，根据整体特征解释个体特征。个体主义是经济学常用的方法，而整体主义是社会学偏爱的方法。¨’
理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深受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的影响，在方法论上一般采用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以个体主义的角度和经济学的概念来解释国家的行为。其中新现实主义主要借鉴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方法，华尔兹就曾经以市场结构来类比国际政治结构，以公司来类比国家；而新自由主义则主要借鉴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方法，基欧汉就曾经以成本一收益分析来考察国际制度。理性主义的这种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以理性选择理论为指导思想，把国家视为“经济人”，根据成本一收益分析来选择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并经常使用博弈论、系统论甚至数理统计等方法来研究国际问题。
这种研究方法固然有其合理性，但不可否认它也存在很大的缺陷：它只考虑被假定为理性利己者的国际行为体在给定利益驱动下的行为，只注重单元层面的利益权衡和战略选择，而忽视了作为主体的能动的人的作用，忽视了社会结构和社会互动对行为体身份和利益的建构作用。更不用说它忽视了主体间性的存在和社会意义的观念建构问题。但世界是作为一个国际社会而不是一个市场体系而存在的，所以这些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单纯的经济学方法是不足以解释复杂的国际社会的。这种借鉴自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无法解决的缺陷，使整体主义的社会学理论方法引人国际政治研究成为必要。这个方法论革命的任务，就是由建构主义完成的。
建构主义的主要理论来源是社会学，主要源自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和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所以它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国际政治的，因此在方法论上也是采用社会学中普遍使用的整体主义方法。整体主义认为，整体对个体的作用，不仅仅是个体主义所强调的因果作用，还包括个体主义所忽略的建构作用。也就是说，国际体系，不仅像华尔兹所认为的那样决定国家行为，还有建构国家行为的意义。同时，整体主义将个体属性视为整体结构的社会建构，而不是像个体主义那样将这些个体属性视为与整体结构无关的外生的给定变量。也就是说，国际结构不仅影响国家行为，而且影响到国家的身份和利益。
基于上述理念，整体主义的社会学方法将研究重心放在建构理论研究而不是因果理论研究上。它以社会学的视野和整体的角度来考察国际政治，分析社会结构和社会互动的建构作用，分析施动者与结构的相互建构，分析文化、规范和认同的形成与作用。它把包括权力、利益和无政府状态在内的所有被理性主义视为先验的给定的概念都变成了研究的课题，并分析其社会建构的过程，原来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起点成为建构主义研究的问题。国际政治研究方法的社会学转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出现的。
建构主义以社会本体论为哲学基底，因此不仅关注因果问题研究，而且更加强调建构问题研究。这种研究议程的特点决定了建构主义方法论多元主义的立场：在保留了传统的实证主义方法的同时，大量借鉴了后实证主义的诠释性方法。也正是这种对国际政治的社会本体论理解和对建构问题研究的强调，决定了建构主义只能采用社会学的整体主义方法，从整体的性质来理解个体的属性与行为，而不能采用理性主义的经济学个体主义方法。建构主义这种方法论上的变革，为国际政治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它为我们创造了一个重新观察世界的新视角、一种重新解读世界的新话语、一套重新分析世界的新工具。这正是建构主义方法论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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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互联网金融系统 新制度经济学 交易成本 诱发性制度变迁
伴随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技术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迅速，金融业组织中的“底层物质”正在产生深远巨变，各种新的金融系统、金融产品与服务平台不断涌现，传统金融业进入了一个面临倒逼变革与创新的新纪元――互联网金融新纪元。本文尝试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入手，研究互联网金融的根源和运作。从这一角度出发是为了更好的给互联网金融提供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参考――理论层面上为互联网金融运行机理提供认识论基础，有利于深入理解互联网金融系统的运作；实践层面上对把握互联网金融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预测和控制互联网金融风险有一定现实意义。
一、互联网金融系统的内涵
金融系统是个仿生概念，通过这种新思维能有效地为许多金融问题提供较强的解释力。1935年，英国坦斯利较之他人先提出了生态系统这个概念，围绕的重心是生物、环境及相互作用。其中环境是指生物所处的条件，会作用于生物的社会成分与自然成分。生态系统应被看成是一个整体，即在一定空间领域内，生物跟环境影响结成的整体。
从学习系统的视角去研究金融，我们可以发现在当代金融系统中的互联网金融系统具有很多系统学的特征，并且随着系统经济高度发展，金融往往会从一个较低水平到更高的水平。在这个过程中，各种金融机构进行变革、分工、演化都是为了适应环境，它们彼此之间相互影响进而组成了一个相互角逐同时又相互依附的作用整体，有着跟生态系统差不多的特点。特别是“适者生存”这个重要节点，因而角逐法则同样能在金融系统发挥作用。
李扬（2005）认为由金融参加者及依附存活和壮大下去的金融环境两部分组成金融系统，且相互依附、相互作用产生了这一动态均衡的系统。徐诺金（2005）则认为金融系统是一种动态均衡系统，在系统中不同成员为了生存和发展跟生活环境组和织之间产生了长期联系并相互影响。总之，“金融系统”就是要突出金融参与者与其所处环境之间联系，这一思维也为“金融系统”的研究限定了一个科学的界限。
应该将互联网金融的参与者看作是互联网金融产品及服务的生产商，这些生产商主要包括金融监管机构、金融市场、企业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企业，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是拥有大批忠实客户以及互联网大数据企业（如腾讯）；二是传统金融机构（如陆金所）利用互联网开展一些“互联网+”业务；三是提供金融服务业务的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技术（如诺亚财富）。而互联网金融系统更是囊括了制度、法律、政策以及信用体系这一些软环境。
因此，互联网金融系统是一种新金融系统商业模式，基于互联网产生的一系列金融模式共同构建的新金融系统，系统间交互影响形成动态循环金融系统，最终形成新金融状态空间。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立论根据
新制度经济学冲破了一个重大假设，即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制度外生假设，而且将经济参与各方开展金融等活动的成本看成是一种沉没成本。不管是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互联网金融体系运行所处的制度h境都是其中的重要影响因素。制度就是指为了约束一些机会主义的规则，包括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及其实施机制。法条、规章及契约合同等属于正式规则，是人们有意识创造的；非正式规则包括行为习惯、道德准则及文化成分等，是一种非硬性约束。而诺斯与科斯（1994）认为“产权变更的运维机理是实施机制”。
史漫飞（2003）认为经济活动与制度间的相互作用作为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新制度经济学在这一根基上传承又突破，更清晰的界定了制度经济学的关键定义和解释变量，主要有产权、成本、制度、主体等，但假定、样式及用具技巧等仍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
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思想对互联网金融系统的研究主要涵盖：交易成本论、产权说、制度变迁说、契约说等。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石是交易成本的计算与产权的界定。经济效率相关问题在新制度经济学中演化为通过确权边界为了减少交易成本，进而使资源配置效率合理化。制度变迁在其中至关重要，因为制度变迁对现实经济行为影响巨大。因而，能对互联网金融系统运作做出最恰当解释的是交易成本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
三、互联网金融系统下交易成本论
理性人和完全信息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关键假设，但生活中消费者和互联网金融机构是非理性的，互联网金融系统信息不完全，而减少传统金融的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是互联网金融出现的部分起因。互联网金融系统中包括三方面的交易成本：一是信息成本，包括搜寻金融交易对象的成本及收集项目情报的成本等；二是监督成本，包括金融交易谈判成本，为避免信用违约而产生的签订和维护金融交易履约的成本，设立金融监管制度与组织的成本以及由经济环境原因所引致的金融风险防范成本等；三是界定和保护产权的成本，主要指为确定和保护金融资产产权而制定法律规则，设置各种监督及中介组织的成本；四是保险成本，即用于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和交易风险而设立保险机制与组织（如存款保险机构）以约束和保护债权债务关系的成本。传统金融市场信息不完全及不对称引发交易成本高企，而互联网金融分析大数据可以获取比如信用记录、经济状况等信息，进而用互联网进行交易、签约以及管控，这样使得交易成本下行。
Wind咨询中有报告指出，2015年通过第三方支付的总交易额约31.2万亿，而互联网第三方支付交易额达到了11.8万亿元，移动第三方支付交易额近9.31万亿元。基于这些数据假设一种极端情况：如果这些交易发生在传统银行业务中，那么由于第三方支付的出现，仅支付银行手续费这一块儿的交易成本会节省多少？
2015年利用互网和移动第三方支付的金额大约为21.11万亿，而其余10.09万亿是由传统途径完成。在传统的业务中，将民生类、一般类和餐娱类的交易额按1：1：1的比例测算，手续费占交易额的比例约为：0.38%×1/3+0.78%×1/3+1.25%×1/3=0.8%。基于UBS对A股中上市银行的测算，信用卡产生的手续费收入大约有2/3，遵循上文的原理如果电子支付的银行卡中借记卡与信用卡的比例为1：2，那么手续费在交易额中的比例为：0.3%×1/3+ 0.55%×2/3=0.477%。可知我们根据对第三方支付的测算银行手续费会减少：
100900×0.8%×20%+211100×0.47%×30%=459.091亿元
中国各大银行2015年的手续费收入在5000亿左右，即通过第三方支付产生的手续费在整个银行手续费收入中的占比超过了4.2%。
交易成本高倒逼一种新制度的产生，而新制度的出现会减少交易成本，这也恰好是互联网金融出现的重要原因。互联网金融系统下企业给消费者提供金融产品及服务不是无边界的，需要特定制度的支撑，并且互联网金融环境的出现和发展滞后则会造成制度供给缺失从而不能使交易成本降低。传统金融有惯性路径，一旦两者博弈，制度供给的缺失及高交易成本等可能造成互联网金融的开展举步维艰，而这又会影响到众多的参与者进入到互联网金融系统。
传统金融的发展依托信用基础，而互联网金融系统也依靠信用生存。信用制度供给的缺乏是造成中国社会信用缺失的导火索。当现存制度政策不能使参与者获得希望收益时，技术进步下的新金融系统就会对原有的制度进行突破从而创新出新制度以适应社会，所以，需求过剩与制度供给缺乏的矛盾是根源所在。
四、互联网金融系统横空出世――减少交易成本与诱发性制度变迁
互联网金融系统的横空出世给传统金融注入了新的活力，创新了金融业务。如2013年中旬，马云的支付宝与天弘基金一起合作开发出我国首款“宝宝类”产品――余额宝。另外，腾讯开发的“理财通”等，华夏基金与百度合作开发的“百发理财”均是与余额宝相仿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其收益为货币基金所创造，而货币基金是一种具有高流动性、高安全性以及稳定收益性特征的理财产品，依靠互联网工具宣传，是否购买等都可以利用移动电话和终端设备进行快捷操作的新特点，最为重要的是大幅度减少了交易成本，吸引了庞大的客户群体，推动了互联网金融的腾飞。而这种制度变更是由下往上的金融创新，归结于诱发性制度变迁。
如电商创造供应链金融服务。Taobao是供应链金融服务在我国腾飞最有说服力的案例。2013年，Ali小贷演化出供应链金融，Ali小贷是阿里集团金融板块为其会员服务的一款既没有担保又没有抵押的纯信用贷款。截至2014年上半年，阿里小贷已累计为80万家小微企业发放贷款，累计放贷超2000亿元，平均额4万元。除去Ali小贷，2013年刘强东和张近东也在小贷领域布局。电子商务创造的供应链金融服务打破传统银行经营业务的限制，专门针对小微企业开展贷款业务。基于传统思维，小微企业各种制度不健全，常常面临资金断裂而难以从银行贷到所需款项的窘境，但是电商平台凭借基于互联网这一工具能够获取商户的各种行为资料，冲出各种财会资料的规则条例的束缚，这些依托于互联网的资料也为互联网金融服务创造了口碑，并大幅度较少了交易成本，创造了诱发性制度变迁。
五、结语
匹配互联网金融的政策制度能合理地激活互联网金融系统各资源，妥善处理由下往上的金融创新与自上而下的监管之间产生的分歧。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研究入手，作为关键内生变量的制度，对互联网金融系统的发展影响重大，而且这一影响势必会一直相伴相随。这种能够显著减少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的政策制度以及从下往上的诱发性制度变迁明显能彰显出榜样作用，使互联网金融系统吸纳更多要素禀赋，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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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学界在对传统教科书体系进行整体性反思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哲学的本质是什么?在这场讨论中，与人本主义的关系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而首先展开的是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在这场争论中逐渐形成了三种代表性的研究路向与理论兴趣:一是人学研究思路。代表性的学者是吉林大学的高清海先生，他受到马克思关于人或社会的三种形态理论的启发，即最初的人类以族群为本位(“人的依赖关系”形态)，经过个体本位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态)，才能到达人的最高发展形态(即“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形态)，即由人的“类”本性决定其必然去向，由此形成了“类哲学”的思路。［1］二是实践唯物主义研究思路。有许多学者基于对苏联理论体系的反思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的问题。他们在文本层面上以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论著关于“实践”的论述为立足点和出发点;在理论层面上以“实践”为核心概念来重新解释哲学，以“实践的唯物主义”来概括哲学的特征本质，形成了一股颇具影响的哲学思潮。三是哲学史的研究思路。从学理上讲，关于哲学本质的回答需要回到经典作家即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进程中进行考察;因此，人学与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路向之争便直接引发了哲学史研究的重大理论分歧之争。其争论焦点是，代表马克思成熟思想的经典著作，到底是人学韵味浓厚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是更为强调现实实践逻辑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或《德意志意识形态》?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无意识地突破了人学与实践哲学的范式之争，十分敏锐地提出，马克思晚年关于历史学、人类学的转向以及人类学这个问题。从现在的理论视野来看，关于历史学、人类学的转向以及人类学这个问题，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研究动向，也是哲学研究中无法绕过的问题;但在当时，这一问题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末，俞吾金先生便已将思考的目光定位在人类学问题上，他当时提出马克思对社会人类学问题的思考贯穿其一生，在思想发展上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哲学阶段、政治经济学阶段和文化学阶段。［2］但总的来说，在当时人类学问题对于重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整个学说的重要性并没有引起整个学界的充分重视，因此学界未能进一步对马克思的人学与人类学思想进行系统研究。其原因有许多方面，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我们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局限于传统教科书体系(即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关。哲学的发展需要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的研究突破作为支撑(正如马克思本人哲学思想的发展与他的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实践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哲学一个重要理论特质;在当时，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相关学科并未同时取得与哲学一样的进展，因此单纯依靠哲学界的自我革新很难实现理论的整体性创新。
在无法获得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学科支持的情况下，哲学单兵突破的局面必然受挫，从而使得当时的人学与类哲学等问题的讨论不能突破哲学的学科意识束缚，走向更广阔的理论天地。当前学界所热议的理论整体性问题以及“现代学术建制和理论研究的学科化对理论整体性的影响”正是针对这种学术分工体制的弊端提出的。［3］从研究范式转换的角度来看，80年代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中国的哲学研究开始摆脱教科书的“体系意识”来思考自己的“问题意识”。不过，从现在的理论视野来看，这种问题意识其实是一种基于学科视角的问题意识。这种基于学科视角的问题意识开启了中国化哲学的学理性思考与学科建构，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学科建设意识的主导下，哲学研究呈现专门化与学术化的趋势，的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以及政治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相关学科的发展越来越专业，但与此同时彼此之间也越走越远，甚至有分道扬镳的苗头与趋势。从哲学变革与发展的历史来看，其最重要的经验是打破经院哲学(即所谓的学院哲学)的束缚，而其最重要的理论支持则是来自政治经济学。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指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剩余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到科学的理论前提之一，因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4］161。哲学学科意识的束缚以及理论研究中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的缺失，对于当时的人学与类哲学研究而言，直接导致的问题是没有理解马克思“历史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与人学、类哲学的重要关系，同时也没能与西方学者的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等相关学科进行有效对话。
二、如何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人学思想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与人类学具有密切的关系。人类学把自己的学科定义为“研究人类的本质的学科”，这一学科体系的形成，虽然与殖民主义在全球的扩张紧密相连———它在19世纪的学科分工体系中被定位为对原始社会或文化的研究;但是，随着殖民体系的解体，人类学已突破异文化研究的局限性，正在重新定义其对人类整体多样性的研究。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人类学学科除了从某一学科的角度进行人类学研究，更为前提性的则是哲学层面的理论基础，即涉关存在论———基于人作为一种存在来探讨人类发展的起源、人类发展的动力、人类创造的文化、人类发展的规律、人类前进的方向等。［5］人的本质是什么，不仅是人学研究所关注的哲学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人类学问题。在古希腊哲学中，有些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家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而智者学派把人定义为具有智慧和美德的政治动物。基督教神学则认为人是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绝不可能是像动物一样的自然存在物，使人学回落到神学逻辑中。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成就是以人为中心对抗基督教神学的以神为中心，它不仅重视人的自然本性，也关注人类的理性和意志，从而引发了近代哲学的“主体性”问题大讨论。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进化学派观点把人看作是由猿猴进化而来，从而将自然主义人学推向了极端;作为自然主义人学思潮的反向运动，欧洲大陆的思想家们则在对宗教神学的反思中发展出了理性主义人学思潮，这一基于人类理性的本体论思想在笛卡尔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命题中被准确地表达出来———“我思”是人的本质特征，“我思”是人与动物的关键性区别。这种人类理性的本体论思想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发展到了某种理论上的极致。德国古典哲学不仅把“我思”(观念)理解成人的本质，而且把它作为哲学的对象来进行研究，从而建构起庞大的观念论思想体系，并最终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达到顶点。而在德国的观念论思想之外，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路向，即发现人不仅是一种自然动物，而且也是一种文化与历史的产物，因而提出了“历史哲学”的问题，这一问题域在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康德和黑格尔等思想家的不断探索下，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深厚历史感和历史哲学韵味的人类学思潮。这种具有深厚历史感的人类学思想路向，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便是历史科学。今天，随着马克思哲学研究以及国外研究的深入，我们应当重新拾起一度中断的人学与类哲学的话题并将这种反思推向一个自主性的理论建构。这是中国学界走向理论自信的表现。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学术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包括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上获得了长足的进展，为我们重拾人学与类哲学的话题提供了极好的学科背景。我们应当在这个基础上将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类哲学)有效沟通起来，以打开哲学与人类学研究的新视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提出的人类学只是一个在学科意识的束缚之下不得不采用的“名称”———因为学科话语体系似乎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学者的行规。换言之，人类学这一提法只是一个“方便法门”，读者可以不必拘泥于这一名称本身，重要的是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关于这个问题，涉及两个重要的理论:一是我们应当如何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二是我们应当如何理解马克思的人学(人道主义)思想。关于第一个问题，即如何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过去我们之所以无法把政治经济学与类哲学有效结合起来，是因为我们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受限于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实际上，在马恩经典著作中，他们所阐发的政治经济学跟苏联所编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有差异的，其重大差异我们可以用恩格斯的定义来解释一下。恩格斯认为，政治经济学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广义层面，一个是狭义层面。狭义政治经济学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因此，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里面谈论的劳动价值论、资本、货币、商品等这些实际上是隶属于狭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关于狭义政治经济学的设想，马克思有一个宏大的理论构想，但并没有完成，只出版了其中的一卷(即《资本论》第1卷)。根据马克思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设想，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应当有六大部分，分别为资本(这部分后来演化为《资本论》的整个体系)、国家、土地、国际市场、国际贸易，还有一部分是关于劳动的问题。换言之，苏联学界所理解的政治经济学，只是马克思本人关于狭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一小部分而已，马克思生前还没有来得及把他整个思想完整地建构出来。而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实际是历史科学，按照恩格斯的定义，它指的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规律的研究。广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和范围上更为广阔，它不仅仅包含资本主义社会，也包含前资本主义社会，另外还包含东方社会，这是一个更大的范畴。这一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恰恰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相重合，而狭义政治经济学则与经济人类学具有诸多共同之处。关于第二个问题，即如何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关于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不得不提到他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在此我们主要以康德和费尔巴哈为例来说明。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性人物康德最后出版的著作便是《实用人类学》，邓晓芒认为它“是康德二十多年讲授‘人类学’课程讲稿，也是康德本人自己整理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康德毕生的书斋生涯其实都是以人的现实生活为背景，他那一切令人生畏的思辨最终都有一个集中的主题，这就是人的存在和使命”;因此，“仅仅从认识论上的‘批判哲学’来看待康德哲学已经显得过于狭隘，必须从人类学的立场来考察康德整个哲学体系”。［6］1－2从这一角度来看，康德哲学的重要贡献是将神学(宗教问题)人类学化。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一思考路向显然深深地影响了马克思。费尔巴哈作为直接影响马克思的思想家，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对宗教哲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以期恢复人在哲学中的地位，这使马克思豁然开朗。
这是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引自亚里斯多德讲述的一个故事。这些先哲无非在说明，只要哲学家愿意，他们完全可以创造和拥有大量财富。如果说发生在两千多年前的这个故事作为特有现象还有些传奇色彩的话，那么进入21世纪的今天，财富的创造和分配则完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个阶段的财富观念、财富创造和财富价值从根本上有别于狩猎、农业和工业时代。我们惊奇地发现：不同的历史阶段对财富的认识有很大不同，在当下，有“头脑”的人似乎有更多机会和便利创造和拥有人世间的巨额财富。可以大胆预测，几十年或几百年后的人们在讲起头脑中装有知识的人成为大富人时，不再是传奇了，而是历史的普遍存在。没错!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财富之门为有知识储备的人开启。这就是滕泰博士的新著《财富的觉醒》引领我们得出的答案。
人类的发展史，充满了对生存际遇的诸多改善努力。这其中当然包括对财富的渴望和创造。《财富的觉醒》以广阔的视野、深厚的学养、简约的笔法对人类几千年创造财富的轨迹进行了勾画。这本书时刻未离学术探讨，始终围绕经济学的本源一一财富和价值进行论述，创造性地将人类历史上的财富划分为生态财富、硬财富、软财富三个阶段，并探讨了对软财富的价值认定；指出了缺少软价值理论的经济学至今对信息产品、知识产品没有一套科学的定价方法和体系的困境；对国家的财富发展战略和路径也进行了大胆的建议。同时本书又对现实问题不离不弃，告诉了我们“日本的经济连续20年低增长，人民却依然过着富足生活”的原因；解析了“次贷危机源于美国并对全世界造成了严重影响，但美国人却依然享受着全世界最好的商品”的秘密；揭示了“一个安分守己、与世无争的人，即使守护着财富寸步不离，也无法确保自己辛苦创造的财富不缩水”的事实。
应该说，《财富的觉醒》是一本内行看着不觉得浅，外行读着不觉得深的书。此书具有相当的技术含量和劳动强度，这从书中所涉及的来自生物学、历史学、经济学、物理学、管理学、哲学等多学科的资料可见一斑；同时，这本书还洋溢着浓厚的个人趣味和精神境界，而没有不自觉地沉浸在“信息海洋”里而不能自拔，字里行间透着作者的“己思”，并且高唱着对“既不破坏环境，也不怎么消耗资源而创造的阳光财富”的赞歌。
翻看《财富的觉醒》，有三点印象得以不断强化。一是该书勇于直面现实和具体难题，不回避、不含糊，观点明确，建议路径清晰。比如，书中明确指出，目前在国家实施宏观调控政策时，一定要考虑财富拓展周期的大势，从而摆脱凯恩斯主义周期性需求管理的思维。再比如，论述到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时，作者明确建议要依靠经济结构转型、技术创新和微观企业管理制度创新为特征的“熊比特增长”，而不是依靠体制变革和要素投入的“斯密增长”和“库兹涅兹增长”，并指出，中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出路在于实施人力资本战略，推动制度变革释放经济活力，优化资源科技组合促进产业升级。在探讨人民币走向世界的热点问题时，在经过比较分析后，作者也给出了明确路径：将香港打造成人民币外汇交换中心、全球最大的证券交易所、金融产品创新的领导者，以及全球金融体制和规则的制定中心，从而使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并在21世纪将金融发展成“亚洲的世纪”。
以上可以看出，《财富的觉醒》立意在学术，指归在实践。书中反复举例说明：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促成什么样的决策，而这个建立在观念上的决策会决定一个人、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的财富未来，以及建立在相应比较层面上的优劣先后。也就是说，在相应观念指导下的实践决定了一个人是穷人还是富人、一个国家是穷国还是富国。在作者看来，境遇和命运是可以选择的，而不是历史地随机形成，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
第二个印象：作者视野广阔，围绕主题引用了众多学科的丰富资料和掌故，让读者在“财富”探询的道路上始终享受着知识和信息的芬芳。为了说明在采猎、农耕、工业和后工业时期，地球、物种、资源、生态与人类财富创造的关系，以及哲学和认识论对价值的影响等诸多经济学的本源问题，作者用富有趣味和启发性的来自生物、物理、地质、历史等多学科的数字和故事进行了论述，看似信手拈来，实则需要刻苦的学术训练和长时间的广泛涉猎。书中每有“一芳”，背后必蕴作者“一勤。”
作者满怀深情地写道：“地球和物种进化了很多亿年，早已为人类准备好了一切财富的来源，然而人类并不是一开始就会利用这些资源”，即而，作者揭示了人类对财富的探索之路：“人类技术进步和财富拓展的次序恰恰是地球、物种进化次序的回溯，科学认识和技术每解开一个造物主的密码，就打开一片新的财富和效用源泉。如果有一天，人类的科学技术最终破译了宇宙和物种进化的各种密码，人类的财富来源就彻底摆脱了造物主的约束”。读这两段文字，一股坚韧的探求精神扑面而来!虽然以有涯之人生追索无涯之认识满怀悲怆，但每个时代都不乏乐在其中上下求索之人，而正是这些人搭起了人类进步的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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