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3 16:08:34
导语：在法律援助的特征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一、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性质
笔者认为，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性质应由法律援助的性质决定。法律援助最初由宗教团体或慈善机构等基于道义或者良心为穷人提供法律帮助，再到律师自发地根据职业道德要求加入其中，最后由国家责任取代了个人责任。因此，法律援助发展史其实就是国家责任回归史。通过法律援助，为公民提供诉诸法律、寻求救济并获得公正审判机会，被视为国家职能重要内容之一。由国家为弱势群体提供免费法律帮助，这是现代法律援助制度一项标志性特征。许多国家通过立法明确获得法律援助是公民一项法定权利，这也被《世界人权宣言》等联合国有关文件所认可。因此，法律援质就是政府责任，这是包括民主制度确立、经济水平提高、社会思潮影响与法律制度完善等多方面因素所决定的。《法律援助条例》第3条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作为政府，承担法律援助责任主要体现在设置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法律援助经费支持和监督管理法律援助工作上。具体到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在我国主要集中在两类群体上：一类是公职人员，包括法律援助机构人员和具有公职身份的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其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是应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另一类是非公职人员，主要是不具公职身份的社会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其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是应法律援助机构代表国家实施政府购买服务。法律服务是专业人员利用专门知识为当事人等提供的一种技能。作为非公职的法律服务人员，其提供法律服务是以预期获得报酬为前提；而公民获得法律服务，就如同获得实物商品，也理应支付相应对价。这类法律服务应该遵循的是有偿原则。而作为公职人员，承担法律援助是职务行为，其提供法律服务就不应该遵循有偿原则。因此，作为为法律援助承办人员提供报酬的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其性质应根据提供人员的身份来决定，作为公职人员的办案补贴，是法律援助人员的办案费用支出补贴，只包括付出成本，不含智力服务费用；作为非公职人员的办案补贴，是政府付给法律服务人员的服务薪酬，包括办案费用支出和智力服务费用。认为法律援助办案补贴不应包含智力服务费用的理由是：《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标准参考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的平均成本等因素核定。但是该规定并不排除智力服务费用。因此，对于非公职法律服务人员来说，其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是基于与政府之间的法律服务合同，应遵循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既然市场法律服务包含了智力服务费用，其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补贴也应包含智力服务费用。同时笔者认为，法律援助不应该是律师的义务。理由是：一是社会律师是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核心是等价有偿。社会律师不属于财政供养人员，他们是以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而获取报酬，从而获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作为民事主体，其行为具有一个本质特征——对价性，即以自己的劳动或服务在市场中进行等价交换，以换取劳动报酬③。就此而言，国家要求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是不适合的，超出了其作为市场主体应承担的义务范畴。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由律师承担法律援助义务，是国家在目前人力、物力、财力等稀缺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权宜之举，充分考虑到律师可以利用法律专业知识和技能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具有相对优势④。目前，我国财力、物力和人力已今非昔比，已经具备了对法律援助义务重新合理分配的条件。二是责任义务不可转移性。任何一个主体都不能任意转移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社会律师承担法律援助义务，并非完全出自其自愿，因此出现律师法律援助积极性不高和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不高的现象。三是以职业特性或职业伦理作为律师承担法律援助的义务比较牵强。虽然律师的社会公共责任是律师安身立命的根本之一，不能放弃对社会公共责任的追求，但是不能以公共责任这一职业伦理而要求律师承担过多社会责任，就像医生没有为穷人免费提供医疗的义务，教师没有为贫困学生免费提供教育的义务。
二、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在司法实践中，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在制定标准、制定主体及发放方面均存在一些问题。
（一）办案补贴标准整体偏低。从全国来看，2013年平均办案补贴为479元／案⑤。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认为法律援助是律师义务。有些地方法律援助管理人员认为，既然《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律师义务，因此，律师承办法律援助案件应该是无偿的，法律援助机构无须支付任何费用。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承担法律援助责任的主体——国家，很大程度上只是扮演一个管理者、监督者的角色。结果导致一些承担法律援助的律师或律师事务所敷衍了事。一些律师事务所委派执业年限较短、资历较浅的律师从事刑事法律援助。他们在经验、能力方面的欠缺决定了援助的质量不高。另一方面，即使律师愿意承担法律援助义务，费用的严重不足也制约了律师的办案质量。二是办案补贴仅仅是办案成本的补助。认为只须对案件承办人员因为办理案件所支付费用的补偿，不包含承办人员为之所付出的劳务和智力服务费用。即使是也仅仅考虑成本，按照最低标准计算。目前的律师管理体制，社会律师成为市场化竞争主体，不仅国家没有为其支付任何工资和补贴，而且在执业中要向国家缴纳税收，同时，还要自行承担各项费用。有些律师为了将自己“损失”最小化，只能尽量减少援助工作的步骤和时间，其结果只能是牺牲了援助案件的质量与效果。另外，还要承担与其收益完全不对等的风险，导致一些律师不愿意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营利合法化的具体规范起源于天职的“职业”义务观⑥。社会律师从事刑事法律援助需要时间、精力、物质、专业等成本的大量付出，没有基本对价的回报，仅仅靠道德和责任的支撑，法律援助事业很难获得长足发展。三是法律援助经费不足。从全国来看，2013年法律援助经费才16亿⑦，人均不足1.3元。因此，法律援助经费仍然存在较大缺口。
（二）办案补贴制定不规范。一是制定主体不规范。按照《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由各省司法厅和财政厅联合制定。但在实际操作中，有的是由地市或者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制定办案补贴标准，甚至有的由法律援助机构自行制定补贴标准。而有些司法行政部门由于经费紧张，就尽可能压低办案补贴标准。二是制定程序不规范。《法律援助条例》要求结合当地经济水平，参考法律援助机构办理法律援助成本确定补贴标准。但很多地方在制定办案补贴标准时，并没有认真核算当地法律援助机构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成本，仅仅是参考其他财力相当地区的补贴标准，或者在往年的基础上适当提高。造成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与办案成本严重背离。三是调整不及时。有些地方的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从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来就没有调整过，因为地方财政核拨的法律援助经费也从来没有调整过。
（三）办案补贴支付不规范。一是发放不及时。办案补贴不能及时足额发放已是公认的问题。根据司法部《法律援助办案规程》的要求，承办人员在结案时，法律援助机构应支付办案补贴，但是实践中，经常存在拖欠办案补贴的现象。有的是因为经费紧张，等到财政经费到位后统一发放；也有的是法律援助管理人员图方便，一定时间才统一发一次办案补贴。二是法律援助机构人员不能领取补贴。工资改革以后，对发放津补贴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人事、审计部门认为法律援助办案补贴也属于津补贴，因此法律援助机构对公职承办人员发放办案补贴被认定为违规发放，轻则退款，重则党纪、政纪处分。因此，公职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所产生的费用只能用票据报销，但有部分费用无法获取票据，如通讯费、餐费等，造成他们倒贴成本办理案件。以致法律援助机构人员不愿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而是将案件指派给社会律师或者基层法律服务人员办理。由于律师资源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县域律师较为匮乏，大量的法律援助案件只能由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承办，导致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不尽如人意。三是办案补贴政策简单僵化。目前采取低标准包干补贴的现象非常普遍，且常常不能及时兑现，四是发放审核标准缺失。办案补贴的发放是基于法律援助案件承办人提供了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但由于目前没有一个可操作性的法律援助服务标准，审核人员要认定一项法律服务是否符合标准难度较大。结果只能是承办人员按规定提交了案件卷宗，法律援助机构就必须支付办案补贴。这也是造成部分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
三、完善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制度的对策
针对以上问题，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完善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制度。
(一)确定法律援助国家责任。一是加快《法律援助法》立法进程。在《法律援助法》中明确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按照等价有偿、公平竞争的原则，通过公开招标，吸引鼓励社会律师积极参与到法律援助活动。以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同类法律援助案件的成本为依据，结合当地经济状况，适当确定律师智力服务费用，科学合理制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二是完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制度。政府财政拨款是法律援助经费的主要来源，中央要明文各地建立起法律援助经费最低保障机制，即规定省、设区市、县（市、区）三级法律援助机构经费保障标准，并形成自然增长制度，逐年提高法律援助保障水平。建立严格的监督机制，要求专款专用，并建立有效的监督和审计机制。同时，积极鼓励社会捐赠，建立和完善社会捐赠法律援助经费补充渠道。将社团组织、行业协会的法律援助经费纳入统一的法律援助经费体系，由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统一支配，将分散的法律援助经费统一起来。允许和鼓励设区市设立法律援助专项基金，鼓励企业为法律援助基金捐款，并对捐款企业给予税收优惠，拓宽社会捐资来源。
（二）完善公职法律援助律师制度。在现有法律援助机构人员的基础上，建立一支素质高、业务精、战斗力强的公职法律援助律师队伍。一是明确公职法律援助律师职责。应包括：承担法律咨询；法律援助事项的审核；收集、反馈法律援助工作中的情况，针对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二是提高公职法律援助律师待遇，提高公职法律援助律师队伍素质，从而提高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增强法律援助服务能力。对于诉讼中的权利与义务，公职法律援助律师应当与一般律师相同。鉴于公职法律援助律师是国家工职人员，其行使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应当具有自己的独特性。三是明确公职法律援助律师办案补贴。应当明确公职法律援助律师能够领取办案补贴，但由于公职法律援助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属于职务行为，因此，办案补贴只能是办案支出成本的补偿。考虑到有些成本很难用票据报销，可以沿用之前采用的办案成本包干制，由管理机关按照当地办理法律援助的平均成本，确定办案补贴标准。
（三）完善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制定程序。一是规范制定主体。《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核定。也就是说地市和县级财政部门、司法行政部门和法律援助机构是无权制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的。由省级司法行政部门和财政部门联合制定标准，有助于提高标准的权威性和科学性，有利于标准的执行。二是建立科学的成本调查制度。《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要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参考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的平均成本等因素核定。因此，在制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时，应该掌握不同地区的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的平均成本。为了确保数据的科学性和真实性，应当建立法律援助办案成本调查制度，由办案补贴制定机关定期委托统计调查机构进行统计，在此基础上，科学制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同时制定不同区域标准。由于办案补贴标准由省司法行政部门会同财政部门联合制定，往往同一省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办案成本也是千差万别，因此，应当科学划分区域标准。三是定期调整。《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可以根据需要调整。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办案成本都是在不断变化的，应定期对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进行科学的调整，使其不断适应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办案成本，以保持办案补贴标准的科学性。
（四）加强法律援助质量控制。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是法律援助制度成败的关键，是法律援助制度的生命线。因此，建立完善的质量监控体系，加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督应是当前法律援助工作的重中之重。一要加强监管。完善法律援助质量标准体系、加强日常监督和开展集中质量检查。二要强化监督。设立法律援助监督员，邀请部分受援人、社会团体、社会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作为志愿者，对法律援助开展情况进行监督，提出建设性意见建议，对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过程进行监督。三要建立奖惩机制。建立投诉查处制度，法律援助机构对投诉进行认真查处，对查证属实的，依照《法律援助条例》及相关规定进行惩处。建立案件质量奖惩体系，让优秀案件承办人员得到褒奖，对于不称职的律师进行相应的惩处。四要建立民事赔偿制度。从民法的角度来说，辩护律师的不称职行为是一种失职行为。对于因这种失职行为造成的损害，被告有权主张民事损害赔偿⑧。一方面是对受援人的损失进行弥补，另一方面也是对律师的一个惩戒，有助于督促辩护律师在参与法律援助活动中尽职尽责。
论文关键词 社会弱势群体 法律援助制度 法律观念
在人类社会产生的各个阶段中都存在社会弱势群体。如何保护社会弱势群体成为古今中外科学研究的重要命题之一。近几年来，我国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而当今社会变革和社会结构转型步伐在逐渐加剧，导致出现越来越多的社会弱势群体，这严重影响到我国社会的稳定发展。因此，通过合理制定法律援助制度，加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力度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探讨社会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制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弱势群体的界定
任何社会均存在弱势群体。目前我国学术界尚未统一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界定，只是根据研究的需要进行粗略界定。如有从经济学角度来界定的，也有从社会学角度界定。总的来说，社会弱势群体是处在社会边缘底层受到不同条件制约的人。一般社会弱势群体具有缺乏话语权、经济贫瘠、政治影响力底下等特点。因此，为了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就必须加快法律援助制度的制定进度，让这些群体感受到来自祖国的关怀。制定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法规，体现了我国一视同仁的治国方针，有助于促进我国整体实力的进一步壮大。
有学者提出凭借自身力量难以维持基本生活的群体便是社会弱势群体。还有学者在界定社会弱势群体时将分配到的社会资源的多少作为主要依据，认为具有低层次生活质量、低经济利益以及低承受力特点的社会群体便是弱势群体。实际上，在界定社会弱势群体时必须综合考虑社会地位、竞争能力以及经济收入等具有时代背景的因素，判断是否需要国家的帮助支持。由国家给予帮助支持的群体便属于社会弱势群体。在界定时不可随意将弱势群体范围进行扩大或缩小，避免在制定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制度时不能做到尽善尽美。
弱势群体因其成因的不同，可划分社会弱势群体和生理性弱势群体。后者是处于个体自身的生理因素，如老弱病残等。而前者主要是受到社会改革的影响。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改革和转型的重要时期。该时期主要有三类社会弱势群体，分别是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村劳动者、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者以及失业人员。这些群体大部分缺乏必备的生存技能，生活缺乏基本经济来源，且文化程度较低，面对竞争日益加剧的当今社会，如果不采取法律措施来援助，必将威胁到他们的生存。通过制定关于社会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制度来保证这些群体能够享受国家和社会的援助，提高生活质量水平，为实现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目标奠定扎实的基础。
二、实施社会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制度时存在的问题
（一）社会弱势群体自身条件恶劣
目前，我国社会弱势群体在数量上呈现增长的趋势，而他们自身恶劣的条件将影响到法律援助制度的正常实施。总的来说，社会弱势群体具有生活贫困、低收入水平等特点。而以下几种恶劣特征最为显著：第一，低社会地位。社会在保障弱势群体的救助能力极为有限，导致很多处于低社会地位的群体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如某些小企业不仅工作环境恶劣，而且在发放报酬时出现劳动时间、强度与报酬不一致现象，更有甚至拖欠扣发社会弱势群体的劳动报酬等。第二，自身文化素质低下，缺乏必要的自我保护能力。我国许多弱势群体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因缺乏建设相关的制度而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进行权利的维护。第三，身体素质孱弱，年龄偏大。大多数下岗离职的弱势群体存在“两高”现象，即年龄偏高和女工比例高，加大了社会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难度。
（二）弱势群体法律观念淡薄，法律援助制度宣传力度不够
法律援助制度是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重要工具。社会弱势群体只有全面了解和掌握该制度后，才能为自己带来更多的利益。而目前我国大多数弱势群体缺乏相关法律观念，导致法律援助制度不能真正的帮助到他们。此外，相关法律宣传人员在宣传法律援助制度上的力度不够，也是影响制度不能正常实施的一大问题。社会弱势群体法律观念的淡薄导致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不知道利用正确手段向法律援助部门申请纠纷解决的措施。虽然有一些群体会通过诉讼来维护自身的权益，但司法能将一般问题个别化、价值问题技术化，因此，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纷争，更无法平息由纷争带来的冲击。由此可见，做好法律援助制度宣传工作对制度的贯彻落实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不仅要加强各法律部门间的协调合作，还应加大宣传力度，将制度真正带入实际问题的解决层面，保障人们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三）缺乏足够的法律援助资金
社会弱势群体相关法律援助条例规定，财政拨款和社会捐助等均可成为法律援助的经费来源。政府负责对社会弱势群体制定法律援助制度，而人民政府负责为援助提供财政，积极推动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进行。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尚且不高，财力资源有限，国家担负不起庞大的法律援助资金，导致大多数县级地区在实行法律援助制度时出现财政问题。此外，在社会捐赠方面，因缺乏系统规范的社会捐赠机制，导致用这种方法来获取法律援助资金受阻。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法律援助资金的募集方式和渠道等因素，极大地限制了法律援助资金的来源，造成社会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制度不能得到顺利实施。尽管大规模公益活动能够募得部分资金，但对支撑起整个法律援助体系还是远远不够的。法律援助工作的正常实施必须建立在经费物质基础上。由此可见，在实施法律援助制度时，资金的匮乏也是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三、完善社会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制度的措施
（一）做好社会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制度宣传工作
法律援助制度通过充分发挥其强大的群众性，保证弱势群体在全面掌握法律援助观念的基础上，能够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社会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制度宣传工作的顺利开展，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一种让人们了解维权手段的前提。法律援助制度作为保障人们权益的工具，只有在群体具备基本法律意识后，才能发挥其巨大的作用。因此，通过利用各种渠道对法律援助制度进行广泛宣传，不断加大宣传力度，有助于促进社会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制度的顺利实施。将法律援助制度贯彻落实到实际生活中后，从实际成效中才能发现制度中的不足之处，并不断完善。例如，可通过开展相关义务法律咨询活动，以传单散发、电话咨询以及现场咨询等方式来做好法律援助制度的宣传工作。此外，还可利用现代计算机网络技术，借助媒体手段宣传法律援助制度。在用媒体展现制度内容时，可结合案例分析来吸引群众的注意。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自身的维权意识。社会弱势群体可通过宣传来了解如何使用法律援助手段获得法律帮助，社会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制度宣传工作的顺利进行，有助于建设和谐法治社会，促进我国法律援助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二）构建法律援助资金保障体系，扩大资金来源渠道
社会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制度的顺利实施必须保证有足够的资金来源。我国在提供援助资金方面是以政府财政补助为主，并充分利用其它集资渠道筹集法律援助所必需的经费。通过构建相关法律援助资金保障体系，确保法律援助资金的筹集工作能够顺利开展。法律援助资金可从几个方面进行保障：首先，政府必须明确自身的责任。作为法律援助资金的主要承担者，在构建法律援助资金保障体系时，必须将援助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中，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合理调整法律援助经费的数量。不仅要促进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也应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其次，还可通过协调各相关部门，减免司法法院诉讼费和执行费等。将法律你援助资金与公益诉讼基本统筹结合，实现提高大规模效益的目的。再次，通过扩宽社会弱势群体法律援助资金集资渠道，促进法律援助制度的顺利实施。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建立，能够有效鼓励广大人们群众参与社会捐赠活动。社会力量的加入使得法律援助业能够得到进一步发展。
此外，在实施法律援助制度时，应合理使用所集资金，并严格规范援助标准。由各地按情况自行规定援助标准。如依据最低工资和最低生活保障线来确定资金支出的比例，并将所评到的群众划分到经济困难群体。实际上，在确定“经济困难”标准时必须考虑到申请人因家庭状况的原因而无法购买法律服务的因素。且当地相关工作人员还应清晰的判断当事人是否是无理取闹而造成法律援助资源的肆意浪费。在制定严格的法律援助标准后，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一系列疑惑。最后，通过制定法律援助资金转移制度来减少法律援助资金的负担，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诉讼权益。法律援助经费一律由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进行统一管理和监督。按照法律援助资金转移制度，法院有权命令对方当事人预先支付原告的法律援助费用，并在严格的审查制度的考核下判断当事人的实际援助情况，避免滥诉累诉的发生。
[关键词]新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制度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5-083-02
刑事法律援助，是指在刑事案件中，依照法律规定为贫穷的、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或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案件当事人，免费提供辩护或的制度。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律援助的核心是刑事法律援助。由于刑事诉讼可能会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因而在法律援助中最重要的便是刑事法律援助，与民事诉讼、行政不同，因为刑事诉讼实质上是代表统治关系的国家对“孤立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而与其进行的表现为诉讼活动的“斗争”，且追诉行为所具有的强烈的惩罚性特征，出于维护司法公正、保障人权以及维持社会稳定和谐的需要，有必要重视刑事法律援助，以保障贫弱残者不因经济能力、生理缺陷被杜绝于救济之门。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现实困境
（一）司法机关不重视、甚至抵触法律援助
司法机关不重视、甚至抵触刑事法律援助工作是众多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从职权配置上看，法律援助机构并没有约束公检法机关必须配合工作的强制力，实践中很多司法机关出于部门利益和方便办案的考虑，认为为犯罪嫌疑人提供一名律师与自己作对无异于自讨苦吃，不利于诉讼的“顺利进行”，所以只要没有明显的不利后果，侦控机关往往并不将需要援助的案件及时移交到法律援助机构。就算司法机关迫于某些压力将案件移交法律援助，也不能够给予充分的配合。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指定辩护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都有义务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提供辩护，但是如果司法机关将律师视为“异己”力量，不将其视作促进中国法制进步的积极力量，试问能有多大的动力履行这些义务呢？虽然司法部与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为此下发过联合通知，就帮助犯罪嫌疑人尽快获得法律援助作了规定。但司法实践中，有关司法机关在法律援助方面基本上没有行动，绝大部分案件只有到了审判阶段，承担法律援助的律师才匆匆介入案件。这样的情况在新法实施后是否能够避免，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二）实际覆盖面较小，适用率较低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较以往有所扩大，但从实际操作来看，绝大多数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仅限于法院指定辩护的五种人，非法院指定辩护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相当稀少，刑事法律援助总体上的适用率是极其低的。据统计，2003年时，全国法律援助总量大约14万件，到了2011年已经增长到了80余万件，但刑事法律援助的数量自2006年来几乎始终保持在11万件左右。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无论在案件数量还是受援助人数上与其他类法律援助案件相比远远不及。刑事法律援助案件量不高，主要还是思想观念的问题，目前刑事法律援助案件60%以上来自法院的指定，且大部分为未成年人案件。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由于符合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对象缺少相关知识，对法律援助缺乏信任，不懂得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其次，是由于公检法机关对刑事法律援助工作有抵触；再次，是由于法律援助机构及律师对于刑事法律援助的积极性不够；最后，当地的经济水平也和刑事法律援助的实施情况有直接联系。
（三）缺乏激励和监督机制，刑事法律援助质量低下
《法律援助条例》第6条明确规定：“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值得欣慰的是，大部分的律师还是很有责任心，愿意提供法律援助的，然而，由于律师的业务比较繁多，而法律援助往往是免费的或者只支付办案成本，个别贫困地区甚至还打给律师欠条，加之在刑事辩护过程中，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都得不到保障，遇到司法机关的百般阻拦，久而久之，一些律师对刑事法律援助逐渐失去了热情，如赵作海案中，由于其他律师不愿承接此案，承担法律援助的辩护人胡泓强只是一位律师事务所的实习生。
即使《法律援助条例》规定了一些激励和监督机制，但过于空洞，缺乏可操作性，现实中基本得不到实施，实践中一些律师消极怠工，如不积极调查取证，不到法院阅卷，不会见被告人，不按时出庭，在庭审过程中不尽职尽责地提出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有的律师在庭审中只是敷衍了事地说几句要求从轻、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被告人合法权益难以得到真正的维护。此外，有关机关对律师援助的过程和质量也往往不予过问，这就造成了在司法实践中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办案质量普遍低于有偿服务案件的局面。
（四）缺乏程序性制裁
新《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了司法机关在刑事法律援助的种种义务，如告知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的义务，对于符合条件的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提供辩护的义务，等等。但是，新法缺少对司法机关违反程序性事项的后果和救济途径，无救济则无权利，若缺乏救济途径，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注定无法行使相关诉讼权利，合法权益必然受到损害；缺乏程序性后果，某些司法工作人员便无所顾忌地不履行法定义务。缺乏救济途径和程序性制裁措施的后果，便是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无法真正得到有效实施。
二、如何使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落到实处
（一）加强法律援助机构与司法机关的沟通，保障律师权利
法律援助机构和援助律师能得到公检法三家的支持和配合，是做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前提基础。法律援助涉及侦查、审查公诉、审判三个阶段，如果在此过程中，得不到公检法三家司法机关的支持与配合，法律援助律师将很难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因此，完善法律援助机构与司法机关的衔接机制，是做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迫切之需。在新《刑事诉讼法》已作出突破性的规定之后，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已迈进一大步，下面要解决的，是如何在新法实施后贯彻落实相关规定；其次，各地在执行刑事法律援助程序性规定时，需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详尽、方便受援对象且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并将之作为执法检查的重要内容加以落实；再次，要在相关制度中规定相应的制裁措施，在有关的司法解释中对有关部门处理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工作的时效做出严格的规定，特别是对司法机关不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申请法律援助权利和不通知法律援助机构的情况，有必要规定相应的程序性后果，以保障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有效实施。
（二）加大财政投入，拓宽资金渠道
新《刑事诉讼法》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增多，由于援助阶段涵盖侦查、、审判三个阶段，这对律师的业务水平、数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阶段我国律师数量仍不能满足现实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加大政府对刑事法律援助的财政投入，同时鼓励社会对法律援助活动提供捐助，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通过提高办案经费来吸引律师愿意承担法律援助案件，以保障新《刑事诉讼法》颁布后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能够顺利实施，真正能为需要法律援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有益的帮助。
（三）加强对援助案件的监督
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其直接目的就是帮助其有效地行使辩护权。然而，当援助机构指定的辩护人无力或不愿提供积极有效的辩护时，对被追诉人的此项法律援助就变得毫无意义。实践中，很多承办法律援助的律师责任心较差，准备案件草率简单，有的律师甚至不会见、不阅卷，不取证，仅仅在开庭时例行公事般讲几句无关痛瘁的辩护意见，根本不对案件本身的事实和定性做深入分析，最终使受援对象的诉讼权利流于形式，不能得到真正实现。因而，建立健全对援助案件的监督机制，确保办案质量，是完善刑事法律援助的重点工作。
虽然《法律援助条例》第6条和第24条第1款对律师提供法律援助有明确规定，但由于该条文规定过于模糊，且并非完全针对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故其缺乏应有的可操作性。可借鉴国外一些国家做法，如瑞士，援助律师在结案时，交给法律援助中心一份详细的结案报告汇报具体的情况，包括与当事人会谈的次数时间，调查取证的次数与证据的数量，阅卷的次数，出庭的次数。法律援助中心在审核确认无误后，才予以结案，并给予相应的援助补偿。从质的方面可从两个角度进行监督：一方面由于援助律师始终与当事人处于一种互动的状态，当事人对援助律师是否尽职尽责履行其援助义务具有最直观的感受，故法律援助机构可向当事人征询有关援助最基本的情况，再要求援助律师作一个总结，之后进行综合的审查；另一方面由于法律援助的水平和质量最集中反映于办案过程中，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作为办案机关，并具有专业的知识，在结案后，由其依照法定的标准对援助律师作一个评价将客观地反映法律援助的真实面貌。通过以上过程，将会把法律援助纳入有效的管理监督体系之中，从而提高法律援助的质量，最终实现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初衷。
(一)法律援助的涵义
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和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组织、指挥和统一协调下，有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以保障实现其合法权益，完善国家司法公正机制，健全人权及社会保障机制的一项法律服务制度。
(二)法律援助有以下特征
1．法律援助是由国家和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实施
一般性的组织没有经过国家和政府的授权即使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也不得从事法律援助工作;这一机制的设立表现了国家和政府对人民利益的维护。
2．接受法律援助的对象是特定的
根据《法律援助条例》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律援助的对象是经济困难而又需要法律帮助的人民群众或者刑事案件的当事人。
3．提供法律援助人的特殊性
能够提供法律服务的人必须是律师、公证员或基层法律工作者等熟悉法律，有一定的法律素养和法律知识的人，他们必须是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从他们的利益出发，遵守自己应该遵守的规则，不能损害当事人的利益。
4．法律援助是一项社会保障机制
它是独立于司法行政部门的一项机制，是国家和政府为了维护当事人的权益，为特殊的人群提供的一项保障机制。
(三)法律援助的类型
1．公法律援助
公法律援助，是指国家为当事人指派的律师援助，公法律援助应当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根据《法律援助条例》和《刑事诉讼法》相关的规定，当事人在请求国家赔偿;请求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请求支付劳动报酬;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也就是说，在特定情况下法律援助机构必须无偿的派相关的法律服务者为当事人提供援助，维护他们的利益。有关公法律援助的规定也是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为人民利益出发设立的，体现了党、司法、行政等部门对农民利益的重视。
2．私法律援助
私法律援助，是指社会律师无偿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情形。在遇到一些比较重大或特殊的，有影响的案件，一些律师主动无偿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情况。没有国家和政府的干预和强制性的规定，律师可能是为了当事人的利益考虑，也可能想通过一些特殊的案子或者群众特别关注的案子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二、法律援助介入群体性上访事件的意义和作用
(一)有利于维护法治秩序，构建和谐社会
农村中，当事人的法制意识比较淡薄，缺乏相关的法律知识，在他们看来，人越多、声势越大、行为越极端，他们的利益才能更好地得到维护，所以在他们的利益遭到侵害时，他们都会采取静坐、游行、围攻党政机关等一些非正常的手段，给政府、人大、法院等上访接待部门施加压力，这样严重的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法律援助作为国家和政府设立的一项保障机制，是政府解决利益冲突的渠道之一，法律服务者可以通过引导、教化等各种形式使群体性上访规范化、法律化，使他们认清问题的根源，增加他们的法律意识，采取合法的方法维护他们的利益，也是得全体人民的利益趋于一致，协调好各种利益的冲突，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
(二)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当前，我们国家最需要的就是社会稳定，社会的稳定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础和根本需要，维护社会稳定最优的方案就是控制社会，使社会生产和生活组织有序的进行，有序社会是社会矛盾较少和社会矛盾较容易解决的社会。社会矛盾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均势群体之间的厉害冲突;另一类是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厉害冲突。前者可以通过仲裁、司法、调节等途径加以解决，经过法定的途径和程序之后，一般都会很好地解决。相对于群体性上访事件而言，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他们的利益遭到侵犯时，他们往往不知所措，不懂得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他们只能通过自己认为最好的手段—上访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法律援助的介入，使广大人民群众有了导航，通过法律援助者的指引，他们懂的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己的利益，从而避免了各种冲突和犯罪现象的发生，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三)有利于巩固政权
农民群体性上访事件的多发性，从侧面反应出我国基层政府对村社干部管理不严，工作方式简单;基层组织失信于民，引发农民对抗情绪;我国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不完善等相关的问题，群众通过上访，能够使基层政府和组织认识到自己本身存在的问题，让他们在以后的工作中加以改正，或者通过上级对下级的监督等途径使政府、法院等机构的工作规范化、法制化、制度化。法律援助的介入，能够更好地促使各项制度的规范化，法律工作者引导上访事件有序的进行节约了社会资源，减少了暴力性事件的发生，维护了社会稳定，使群众的利益得到了维护，广大的人民群众才能够相信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有能力领导他们，才能够坚定不移和领导者站在同一条战线上，有利于政权的巩固。
三、法律援助介入群体性上访事件的途径探索
今年以来，云和县司法局紧紧围绕“三项重点工作”，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坚持在实践中提高，在发展中创新，为建设平安和谐的“小县大城”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促进社会和谐，人民调解工作在创新中发展。人民调解工作始终贯彻“调防结合、以防为主、多种手段、协同作战”的方针，教育引导群众通过调解解决矛盾纠纷。仅上半年，全县各调委会共受理、调解各类民间纠纷367起，其中调解成功360起，调解成功率98.1%，排大矛盾纠纷26件。加强人民调解组织建设，不断完善医患调委会建设，成立县级综合性调委会——云和县阳光人民调解委员会，不断推进人民调解阳光进程。在县城解放街拆迁改造过程中，主动介入提供法律服务，成立解放街一期拆迁改造专项工作法律服务小组，切实维护拆迁群众的合法权益。
二、服务保障民生，法律援助工作在创新中壮大。主动发挥法律援助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积极为困难群众提供法律援助，有效减少社会矛盾纠纷和不稳定因素。上半年，受理援助案件206件，结案180件，共接待法律咨询400余人次。针对农民工法律知识匮乏、权益易受侵犯等特点，开辟了农民工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在农民工相对集中的地区设立法律援助联系点，今年办理农民工讨薪案件共计202件，涉案金额190余万元。
三、维护公平正义，法律服务职能在创新中健全。整合律师、公证员及基层法律工作者资源，引导法律工作者担任企业法律顾问和乡村法律顾问，积极为企业“法律体检”；组织开展乡村法律顾问下乡进村活动，为村民提供便捷高效的法律服务。承办各类公证案件，维护公平正义，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纠纷，上半年办理各类公证案件282件，现场监督公证41件。同时，鼓励律师参政议政，利用专业优势，参与及随同领导下访工作。
四、突出公益特征，法制宣传教育在创新中拓展。加强与有关部门、乡镇的配合，开展“浙江法治宣传月”活动、“平安综治宣传月”活动、3.15消费者权益日宣传咨询活动等主题活动，促进专业法的宣传。针对农民工人数日益增多的特点，将农民工作为普法重点对象，有针对性的开展普法教育。上半年，发放法制宣传资料30000余份，开展法律咨询活动24次。组织开展“人民调解、普法先行”活动，完成解放东路法制一条街建设，在全社会掀起了浓厚的学法用法氛围。
关键词：高职院校 法学教育 职业能力 培养模式学术
21世纪最热门、最受青睐的职业中包括律师、法官、法律职业者。这些都为我国的高职法学教育提供了契机，因而许多高职院校设立了法学相关专业。但目前我国高职法学教育尚存在着教育理念滞后、教学方法陈旧、课程体系混乱、实习流于形式、教材脱离实际等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高职院校的法学毕业生将无力参与社会的竞争。那么，高职法学教育该如何打开局面，开拓一条生存之路呢？这无疑给我们高职院校的法学教育提出了一个崭新而紧迫的课题。学术
高职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实践能力强、能够迅速投身岗位的毕业生，实践是实现其教育目标最直接的途径。长沙民政职院法律事务专业近年来通过完善课程体系、加强实践环节，对高职法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一、我国高职法律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
1、教育理念滞后，阻碍了高职法律教育的发展
高职法律教育是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学校若一味地追求就业率，鼓励学生早就业，甚至办理预就业，就将教育变成了买卖毕业证书。因为就业率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下一年的招生指标，在这样的氛围下，学校忽视了学生职业能力和职业道德的培养，加之应试教育理念的影响，不重视个人特长、能力、综合素质的养成，使得许多学生法学基础薄弱，动手能力差，社会责任感不强，没有团队精神，无法适应社会生活。
2、教学方法陈旧，不能适应市场法律人才需求
我国高职法律教育大多用传统的教育方法和模式，教师是教学的中心，学生是被教对象，课堂上教师讲授，学生台下听讲，师生之间缺乏必要的讨论和交流。教学的目标大多是教师完成预定教案，学生记完上课笔记为圆满。学生很少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往往害怕自己的观点与教师相左而通不过考试。这种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缺乏独立思考和解决法律实际问题的能力。走向社会时，便会发现原本明确的法律规范存在大量的伸缩余地，面对纷繁复杂的法律现实问题，显得手足无措、无所适从。
3、课程体系混乱，缺少技能训练方面的课程
高职法学教育出现的时间不长，课程的设置还处于探索阶段，许多高职院校法律专业的课程设置安排往往是普通高校本科体系和课程的压缩，基础理论重视不够。据了解，部分高职院校法学专业压缩法理学、法制史等基础理论课程门数、课时，增开了民商法实用性课程，甚至出现了国家颁布一部法律学校就开设一门相应法学课程而紧随立法指挥棒的奇怪现象。同时，忽视了相关学科知识的教育，很多高职院校不重视学生的文史哲教育，甚至不开设与法学专业密切相关的政治学、经济学、证券、保险等选修课程，没有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这样的结果既达不到学术型人才的培养要求，又形不成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特色，学生理论功底浅，动手能力差。
4、实习流于形式，达不到职业能力培养的目的
现行的高职法律专业学生毕业实习流于形式，无论是校内实践课程还是学生毕业实习都急需完善。以往学生毕业前夕由学校统一安排去法院、检察院或律师事务所实习，学校负责监督管理。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公、检、法等部门难以安排更多的实习学生，个别高职法律院校便以资金保障不足为由，不再统一联系实习单位，而是鼓励学生自己寻找实习单位，允许学生去任何一个单位实习。到底在哪里如何进行的实习，学校及指导老师的安排几乎是流于形式。
5、教材脱节老化，影响了法学教育效果
我国高职法律教育尚未准确定位，高职法律院校一般是专科，专科毕业生就业的压力很大，法学专科毕业生既没有参加司法考试的资格，也没有参加公务员考试的资格，将来的生存问题使一些高职法律院校教师人心不稳。虽然一些学院根据高职教育的特点编写了一些教材，但是这些教材或多或少有一些摘抄本科教材的痕迹，甚至一些院校仍用本科教材，其内容根本不能突出高职的特点，适应不了市场的需求，跟不上法制建设的步伐。即使是一些新编的高职法律教材，教师们也没有进行专门的培训，不知道给学生讲多少内容，没有真正理解“够用”的内涵。
二、高职法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长沙民政职院法律事务专业面对高职法律教育的这些现实问题，通过市场调研，调整专业方向，找准学生就业对应岗位，完善课程体系，大力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强化学生职业能力，在高职院校法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实践。
1、课堂教学，践行职业行为导向模式
长沙民政职院法律事务专业结合自身专业特点，课堂教学中大力推行职业行为导向教学法，遵循职业教育的基本目的，贯彻和落实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文化管理的基本理念，在教学中始终突出“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将学生推到台前，教师退到幕后，大量运用模拟法庭教学法、角色转换法、案例教学法、头脑风暴法、辩论式教学法等职业导向教学法。案例教学法要求在案例中学会思考、学会分析，调动了学生自觉学习的积极性，为理论联系实际找到了结合点，使理论课教学更加切合学生的特点，夯实了职业技能培养，锻炼了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模拟法庭教学法是在模拟教学中，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全力承担整个流程的全部具体事项，从案例的选定、角色的分工与演练、法律文书的撰写到模拟法庭的组织与实施、案卷的整理归档、模拟法庭的总结等活动都由学生完成。在这些具体的职业行为训练中，学生收集、筛选、处理资料的能力、组织协调能力、人际关系处理能力、语言表达及逻辑思维能力、实际动手能力等各方面的职业能力都得到了提高和锻炼。辩论式教学将辩论全面引入到法律专业的学习过程中， “以学生为主体”，将课前的准备、课堂的教学和课后的总结、辅导等教学环节有机地结合，结合现实深入思考、提出问题，通过辩论活动获取知识、拓展视野、锻炼口才、培养胆识。头脑风暴法则更加注重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性素质，锻炼学生的理论知识应用能力、创造思维能力、事实认证辨析能力、案例分析能力、应变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协作应变能力、社会交际能力等。 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职业行为导向教学法深受学生欢迎，为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奠定了基础。
2、实训平台，开展定期法律援助（诊所式教育）
长沙民政职院法律事务专业与长沙市天心区法律援助中心、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雨花区人民法院、芙蓉区人民法院、雨花区雅塘村社区、香樟社区、井湾社区、湖南通程律师集团等二十余家单位建立了实习实训基地。学生每周定期深入社区，开展法律援助，教师进行诊所式教学。法律援助是在职业真实情景下的解决法律问题，成为锻炼学生职业能力的重要途径。通过法律援助活动，使学生走入社区，走向社会，接触各类人群、各种法律问题，既弥补了课堂教学的欠缺，又凸现了法律援助突出的教学优势，二者相得益彰，使学生的职业技能大大提高。同时，法律援助对象常常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更能让学生培养“爱众亲仁”的职业道德。长沙民政职院法律援助站自2005年11月成立以来，到目前为止，共接受法律咨询1000多人次，办理援助案件346起，其中刑事案件55起，民事案件218起，行政案件11起，依法调解民事纠纷62起，为当事人挽回经济损失10多万元，2009年、2010年连续两年被评为长沙市“社区法律援助先进单位”，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并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职业技能显著提高。
3、能力提升，工学结合的顶岗实习制度
法律事务专业根据《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顶岗实习制度》，在第五个学期的十七周起，全部学生进入为期6 个月的顶岗实习阶段，学生根据教研室的统一部署，分布到二十余个实习基地进行顶岗实习。实习期间，学生对照相应岗位需求，培养职业技能。法律事务专业制定了《法律事务专业顶岗实习规则》，内容包括实习目的、实习要求、实习纪律、实践报告要求等；每位指导教师均制定了本实习小组的顶岗实习制度方案，包括实习要求、实习规则、成绩评定等。顶岗实习阶段，要求学生掌握相关司法实践活动的主要工作内容和程序，熟悉该部门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纪律要求、工作方式等，并根据顶岗实习中收集的第一手资料，完成毕业实践报告；顶岗实习过程中，了解社会关注的法律问题，掌握法律热点问题，跟踪某一法律案件的全部过程，通过协助法官、检察官、律师办理案件，在实习单位指导老师的指导下，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坚实的职业技能。
三、高职法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成效与不足
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指出：“法律的生命是经验而不是逻辑。”长沙民政职院法律事务专业近年来在课堂教学中大力践行职业行为导向教学法，搭建定期开展法律援助形式的实训平台，实现为期半年的工学结合的定岗实习制度，这样的人才培养模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1、职业能力明显增强
高职法律专业的人才目标是培养有一定法律实践能力和辅助管理能力的基层实用型法律服务人才。通过课堂的职业行为导向教学和顶岗实习，学生的法律职业能力明显提升，尤其是参加了法律援助活动的学生，具备良好的处理法律问题的能力。有的毕业后短期内通过了司法考试，并直接考入法院、检察院从事审判和检察工作；也有的直接考入法院从事审判辅助和书记员的工作；有的进入了律师事务所从事律师或律师助理的工作。这表明，通过这样的人才培养模式，学生们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
2、专业知识进一步夯实
在法律援助和顶岗实习中，学生接触到一个个真实的案件，面对着每一个法律援助对象，聆听着真实的法律故事，在指导老师的帮助下，运用所学知识，分析案情，查阅相关法律法规，或答疑解惑，评估法律风险，或调查取证，寻找相关证据；或出席法庭，为其据理力争，使得专业知识进一步拓宽和夯实。同时，学生掌握了不断获取新知识的方法能力，这样既能使学生解决眼前遇到的现实问题，又能使其提升自身专业素质。
3、就业竞争力大幅提高
在法律援助和顶岗实习中，学生深入社区，走向社会，接触各类人群和各种法律问题，对于提升学生在人际交流、公共关系、组织能力、团体意识等方面大有裨益。这些恰恰是课堂教学所欠缺的一面，却又正好是实习实训活动所突出的教学优势，二者相得益彰，就业竞争力大幅提高。例如2009年7月，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招录5名书记员，结果4名为长沙民政职院法律专业学生。
当然，目前高职法律人才培养模式仍然存在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
首先，高职法律教育的定位不准确。根据《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特征是：以培养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为根本任务，以适应社会需要为目标，以培养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如何理解“应用”的内涵？许多高职院校发生了偏差，因而不重视实践教学，没有将学生的实习实训作为重点来抓，实践性环节不突出。
其次，高职教育思想上的认识不足。一是认为高职是高等教育中的“次等教育”；二是认为高职是短学制专科教育层次；三是政策上不能一视同仁。这些教育思想上的错误认识，无疑会影响高职法律教育。
再次，高职教育经费上的困难。近年来虽然我国高职教育办学规模有很大发展，但办学经费短缺仍然是限制办学条件进一步改善的重要因素，政府出资十分有限，学校办学压力普遍较大。
参考文献
[1]Titim.Liu．王慧 译《亟待完善的中国法律教育——介绍美国的法律诊所教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125。
关键词:和谐社会;弱势群体;法治;权益保障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6-0112-02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前社会发展､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首要而长期的任务,而“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则突出体现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法治特征,同时,蕴涵着解决弱势群体利益保护对于建立公平公正社会的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在改革开放的普遍受惠之后正走向利益分割阶段,不同社会阶层呈现出不同收入和占有不同的财产,弱势群体由此相继产生,并呈逐年增长态势｡这种现状表明,这是一个急需法治保障､尤其是需要健全相关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时代,在追求效率的提高和财富增长的同时,更要注重运用法治保障的手段关爱弱势群体,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正常实现,从而促进整个社会和谐､健康地发展｡
一、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系的理论分析
1.对社会弱势群体的认识及其权益保障定位的准确性,是建设和谐社会､促使和谐社会有效形成的前提之一｡社会弱势群体是一个分析现代社会的经济利益分配和社会权力分配的不平等,以及社会结构不协调､不合理的概念｡从法学角度来看,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学解释,即由于社会条件和个人能力等方面存在障碍而无法实现其基本权利,需要国家帮助和社会支持以实现其基本权利的群体,主要包括城镇传统弱势群体､城镇新生贫困群体及农村弱势群体｡当前,我国弱势群体的规模在1.4～1.8亿人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14%,并呈逐年上升的态势增长｡弱势群体的存在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社会文明主体意识,从而延缓了现代化进程｡解决弱势群体问题,重新审视､正确看待弱势群体的人格尊严与社会地位,关注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是建设政治文明､安定团结的和谐社会不可逾越的关键环节｡
2.对社会弱势群体权益的保护与救济,是法律保护的正义性诉求的价值反映,更是创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法律是人类理性的产物,借助法律关注和保护弱者,更是人类理性的突出表现｡法律保护社会弱势群体体现了法律正义,是消除个体痛苦的人道主义与消减社会痛苦的功利主义的双重要求｡保护弱者是法律文明和进步的标志,是良法的基本要素,而良法是法治内涵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个良好的法律必须是正义的法律,正义的法律必须是关爱和保护弱者的法律,保护弱者就必须通过制度建构与完善的努力使弱者的利益得到保护或者使弱者的利益得到补偿｡保护与救济社会弱势群体,一方面可以体现社会对于弱者的人文主义关怀,改变弱者的不利境况?熏确保其生存?熏促进其发展;另一方面,可以整合社会矛盾,和谐社会关系?熏为经济健康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创造条件｡
3.法治的人权保障机能体现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内在本质,是弱势群体实现权益保护的重要手段｡人权的内涵丰富､外延广泛,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生命权､自由权与平等权等权利在任何时候都是人权的最基本内涵｡而法治则是保障人权尤其是对社会弱势群体权益的尊重和保障的重要手段,其法律价值的追求应充分体现人权保障机能｡弱势群体在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而法治的公正性要求对弱势群体予以公平的对待,法治的普遍性要求对所有人不能有任何歧视,对弱势群体的人权保障要给予例外对待和特别保护｡人权的法治原则要求通过相应的措施最大限度地缩小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的差距,进一步消除特权,依法尊重弱势群体的人格尊严和自我选择,把权利关系明确地､平等地赋予给全部社会成员,充分体现法律尊重个人价值,实现个人利益的本质｡
二、当前社会弱势群体权益保障的现状及其与构建和谐社会不相符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一系列保护弱势群体权益的立法工作,使弱势群体的权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应有的维护,侵犯弱势群体权益的行为得到了一定的遏制｡但是,由于旧机制中不合理制度的存在､规则上的不统一导致的不公平现象及侵犯弱势群体权益的行为在一定范围内大量存在,弱势群体的权益从根本上来讲还没有得到真正的维护｡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1.由于我国对弱势群体权利宪法保护的不足,致使弱势成员对法律稳定性､统一性和公权力威信的树立产生了信仰危机,加剧了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发生｡目前?熏我国保护弱势群体的手段主要依靠政策性措施而缺乏宪法司法保护?熏这样的保护手段缺少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熏尤其是还没有建立起长效的宪法诉讼机制?熏这就导致现实当中许多由宪法规定的弱势群体的特有权利得不到实现?熏以及弱势群体权利受到侵害而得不到宪法救济的情况｡其次?熏对于弱势群体权利的实现缺乏程序性保障?熏致使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规定不具操作性?熏这不仅对健全和完善我国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机制造成巨大损失?熏而且对法律和公权力威信的树立也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2.弱势群体缺乏自我保护的能力和民主参与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弱势群体成员潜能的开发,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均衡发展｡由于弱势群体自身文化素质偏低,法律知识匮乏,在招工就业订立合同时往往无法有效维护自己的利益,或者是没有将自己的利益或权利主张通过合同等法律文件固定下来｡因而在事后发生纠纷时,一方面不知道通过怎样的渠道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另一方面,即使在仲裁和诉讼中也往往因为证据的缺乏或合同条款的不利造成自己应得权益的丧失｡从而使之缺乏正常的社会化环境,难以达到正常､合理的群体化行为｡并且从社会角度来看,弱势问题尤其是绝对贫困现象直接制约着弱势群体民主自治､民主参与社会事务的程度,致使弱势成员潜能的开发受到诸多限制｡
3.司法保护的诉讼成本过大,致使弱势群体由于经济上的贫困使其难于支付昂贵的诉讼成本?熏不仅阻碍了诉权的实现,而且对和谐社会氛围的形成造成了消极影响｡实践中,弱势群体权益被侵犯时因其没有能力支付昂贵的诉讼成本而无法寻求司法的保护｡因此,导致司法对弱者的保护只是一种可能性却无法及时转化为现实性,法律赋予他们的诉权事实上处于虚置状态｡这种状况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弱势群体将对法律失去信心,远离法律,从而采取其他的手段意图实现自己的权利,如上访､､报复､犯罪等｡这不仅影响了社会的稳定,而且延缓了社会法治化的进程｡
三、切实加强弱势群体权益保障的法制建设
4.弱势群体在主观意识上的相对剥夺感比较强烈,其行为极易游离于社会规范范围之外,导致其社会风险承受力脆弱,增加了社会不稳定的系数｡当前,由于适合市场经济需要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完善,而新的多种改革措施又相继出台,使得弱势群体成为在改革中获益较少但承担的改革成本却很大的一个群体｡在紧张贫困生活的压力下,弱势群体表现出强烈的受挫感和对现实的悲观失望甚至是疏离､怀疑社会政策和法律｡在缺乏自我调解和减压能力的情况下,弱势群体很容易产生各种攻击性心理､报复性心理及其他心理,并可能采取过激行为或非法手段来达到目的,成为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一大隐患｡
5.法律援助制度不完善或者法律服务质量不高,致使弱势群体利益未得到及时､有效地维护｡由于法律援助工作未得到足够重视,法律援助工作人员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均显欠缺,法律援助服务形式较为单一,法律援助管理机制也欠规范,抑制了法律援助作用最优状态的发挥｡同时,以往的法律援助制度又主要着重于纠纷的事后救济,而缺乏对弱势群体事前的法律救助,因而造成法律服务的质量得不到有效的保障,这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会给社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消极社会后果｡
1.完善现有行政诉讼机制,由此建立宪法诉讼机制,以利于弱势群体积极主张依宪法规定享有获得救助的权利｡完善行政诉讼机制并由此走向宪法诉讼机制是我国走向的必由之路,但是,建立宪法诉讼机制是一项综合性的制度建设,需要各方面的制度加以配套,才能切实发挥其对弱势群体进行救济的作用｡
2.拓展宪法及相关法律中弱势群体的范围,重点是将农民包括在内,把农民问题的解决提升到宪法高度,作为政府长期的而且是义不容辞的义务｡有效促进农业与农村发展,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农民是我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如果农民这一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问题不予解决?熏任由其恶化下去?熏建设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
3.完善对弱势群体法律保护的实施机制｡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实施机制尤为重要,其中,最为突出的应是司法救济问题｡首先,应当解决一些司法机关对弱势群体所持的冷漠态度而令他们告状难的问题,应该在简化程序､便利诉讼和减少诉讼成本方面探索出路;同时,还应当进一步完善诉讼费用的减､免､缓制度,尽量降低弱势群体获得司法救济的门槛｡使弱势群体能够切实､方便､快捷和经济地获取公正的司法保护,充分发挥司法救济在保护弱势群体中的重要作用｡
4.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力度｡健全法律援助制度,是实现可持续和谐发展的重要保证｡首先,进一步扩充法律援助者队伍,提高队伍的整体业务素质;其次,完善法律援助工作机制,建立相关的规章制度,规范工作运行机制及程序｡使法律援助制度切实可行,法律援助的现有资源得以合理利用,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5.建立和完善弱势群体的社会公平的制度保障机制,从根本上确保弱势群体社会公平诉求的实现｡建立和完善弱势群体社会公平制度保障机制,就是要建立和完善一整套涵盖弱势群体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社会利益的从国家到地方的法律､法规､政策等多层次的制度保障体系,对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实现提供全面的保护｡
首先非常感谢吉安市委、市政府和吉水县委、县政府对司法行政工作的重视和关心。我到司法厅工作只有两个月，对司法行政系统还不太了解。今天我们来，一是调研，二是来学习。刚才看了丁江司法所、园区司法所和荟萃律师事务所，又听了曾县长对吉水司法行政工作情况的介绍，很受启发和感动。吉水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司法行政工作，在人员和经费上尽最大能力给予了保障，吉水县司法行政工作有内容、有特色、有创新，普法宣传、安置帮教和司法行政进园区工作，在全省司法系统范围内值得推广。司法行政工作都是一些软工作、虚工作，吉水把虚工作做实了，很不容易，相信今后吉水将创造出更多的亮点工作、一流工作。
司法行政机关作为政法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维护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安全、维护人民利益、确保社会大局稳定的重大使命。关于下一步工作，司法行政工作要得到党委政府的重视，必须要有所作为，有为才有位。为此，我认为，我们司法行政机关要在以下四个方面有作为：
一、在服务社会和谐稳定上要有作为。一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定分止争”功能。人民调解工作作为一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既是我国的优良传统，也是我国的政治优势；既能解开当事人之间的“法结”，又能解开当事人之间的“心结”，真正实现“定分止争”、“案结事了”。利用调解手段化解矛盾纠纷，自动履行率高、后遗症少，理所当然成为当前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首选方式。要以组建医患纠纷专业调解委员会为突破口，积极探索人民调解工作改革发展新路，加快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建设步伐，及时有效地化解重大疑难纠纷和社会热点难点矛盾。要推进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衔接配合，完善协调联动机制，探索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办法，真正发挥人民调解的基础性作用。要认真研究和落实人民调解经费保障机制，为提升人民调解工作质量和水平提供有力保障。二要充分发挥帮教安置工作“润物无声”功能。帮教安置工作是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抗，最大限度地转化消极因素的一种有效手段。要加大对“三假”和去向不明人员的查找甄别力度，加强对重点人员的管控，防止其失控流入社会，重新违法犯罪。要重视帮教安置基地建设，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帮教安置工作，创新帮教方式，提高工作效果。三要充分发挥律师参与接待工作的“息诉罢访”功能。充分发挥律师的专业特长和优势，通过担任政府和部门法律顾问、参与领导集中接访、网络在线咨询等方式，组织律师积极参与涉法涉诉接待工作，当好政府处理涉法涉诉问题的法律参谋和助手，引导当事人依法理性表达利益诉求，促其息诉罢访。
二、在助推当地经济发展上有作为。司法行政机关应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认真履行各项职能，为促进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和服务。首先，立足于司法行政工作的职能定位，把握好司法行政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切入点和结合点，把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贯穿于司法行政工作的全过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其次，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司法行政工作，努力提高司法行政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为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保障和服务。律师、公证等法律服务机构，要不断拓宽服务领域，提高服务质量，积极投入到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中，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供法律服务，要主动介入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农村税费改革等国家重大经济改革和经济活动，积极参与“三农”问题的解决，努力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关键词贫困大学生 教育援助
贫困大学生作为社会特殊群体，他们的问题不仅仅是单纯的个人问题，更是关系家庭与社会和谐、公正、稳定的问题。贫困生的教育援助因此而成为教育界的一项重大课题。在当前大学生数量剧增，贫困大学生问题日益凸显的情形下，对贫困生做到认定程序科学化、救助项目多元化、管理手段现代化、教育对象层次化的教育援助一体化是非常必要的。对贫困大学生的教育援助并不仅仅等同于经济上的援助，而是一个系统的、整体的社会工程。
1 贫困大学生现状的考察
1.1 概念界说
一般认为，贫困大学生是指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教育费用，或者支付教育费用很困难的学生。在笔者看来，经济上的困难是狭义上的理解。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对这一概念的认识应该更加深入。大学生正处于在青年中期向成年人转变的过程中。这正是人身心发展由不稳定、不成熟向稳定、成熟发展的关键时期。人们这一时期的心理很容易受外界的影响而产生波动和偏差，从而产生许多矛盾。如自卑感和自豪感的矛盾、念旧感和新鲜感的矛盾、依赖感和独立感的矛盾、孤独感和强烈交往需要的矛盾、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的矛盾等等。受心理情绪的影响，贫困大学生就更加容易产生思想上的偏差。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来界定“贫困大学生”，即在生活上表现为低于当地居民平均生活水平，从而难以支付各种学习费用的高校学子，同时也指因此而影响到其心理和其他方面发展的特殊群体。
1.2 贫困大学生的分类与特征
（1）分类：我们根据贫困生的各种表现将其分为以下几种：一是经济贫困大学生。这是指由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学生构成的群体。目前，他们的比例逐渐增大，少数特困生甚至面临辍学的境地。二是心理贫困大学生。是指受经济上的影响，一些心理品质不完善而产生情绪上不稳定的学生。目前大学生心理问题主要表现在人际障碍、适应性心理障碍、情感交往方面的心理障碍、行为意志障碍、品德方面的人格障碍等。三是学业贫困大学生。即由于经济上困难，自身的心理素质不过硬，导致学习能力和学业成绩较差，从而产生了厌学或者逃学等行为的大学生。
（2）特征：根据我们对贫困大学生的分类，可以总结出这一群体的特征：一是缺乏必要的经济生活资料是贫困大学生所共同的特征，也是其贫困的根源所在。据有关调查显示，有70%以上的贫困大学生来自农村，其中又有57.6%的来自“经济落后地区”。二是大多数有心理上的不稳定因素存在。从各种调查研究的情况显示来看，大多数的贫困大学生在心理上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三是来源复杂，即主体的构成并不唯一。从总体上讲，贫困大学生主要来源于“老、少、边、山、穷”等经济欠发达地区，但也有来自东部沿海地区或大城市的。有的是本身家庭贫困，收入没有保障；有的是因父母一方已故或者双方离异；也有的是由于疾病或者自然灾害的捆扰，根本无力支付其他诸如学习、住宿等方面的费用。
2 贫困大学生教育援助体系的构建
教育援助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通常而言，教育援助主要就是对贫困大学生的经济援助，使他们基本上能够摆脱经济上的困扰，可以比较安心的从事自己的学业。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贫困大学生的心理援助、择业援助、法律援助等其他方面。贫困大学生作为一个弱势群体，从社会公平的角度出发，理应当受到更广泛和更深入的关怀。
2.1 经济援助
大学生经济援助主要就是一种来自各方面的资助，它是整个教育援助的一个基本前提。大学生经济资助的政策协调着国家、学校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是连接政府和学校的一种纽带，也是多种社会力量作用的结果。经济援助的主体分为国家（政府）、高校、社会三种。国家是对贫困生经济援助的主要承载体，发挥着资助贫困生的主导作用；高校是政策的执行者；整合社会资源可以更好地解决贫困生救助问题。
2.2 心理援助
我们在对贫困生进行经济上援助的同时也要重视对其心理上的关怀。心理援助是整个教育援助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是亟待加强的一个环节。从某种意义上讲，心理援助的好坏关系着整个教育援助的成败。对贫困生的心理援助是全社会的责任。国家可以从法规角度对贫困生心理教育加以斧正。高校对贫困生的心理援助除了由专职辅导员和班主任来关怀贫困生的心理健康之外，还应当设置心理教育课，设立大学生心理健康委员，开设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网站等。社会力量是心理援助体系中一个十分庞大的、亟待开发的环节。如新闻媒体、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也能间接但有效地对贫困生进行心理援助。
2.3 择业援助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推进，大学生就业面临着激烈的竞争与挑战。贫困生就业要承受经济压力和巨大的心理压力。这就要求在我们对贫困生进行的教育援助中必须包含择业援助。第一，国家应该为促进贫困生就业铺平道路，通过调整政策性、完善机制，为毕业生就业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第二，高校应当通过健全校内机构和机制，构筑强大的、快捷的、开放的信息平台，完善校内招聘制、吸引各种层次的单位进驻校园等几个方面着手解决贫困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第三，企事业单位、社会媒体和社会团体组织等也是对贫困生择业援助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2.4 其他援助
在对贫困生的教育援助中，除了最主要的经济援助、心理援助和择业援助之外，我们认为，它还包括学业援助、医疗援助、法律援助等，这些都是教育援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学业援助是在贫困生学习期间对其进行学业上的帮助，其主要实施者是贫困生所在高校的老师和同学。医疗援助则是基于学生普遍医疗保险之外的、在医疗上给予贫困生的一些优惠，其主要实施者是贫困生所在的高校及其附属医院（有的是当地医院）。法律援助又两层意思：一是要使对贫困生的援助有相应的法规保障；一是要让贫困生在自己的各种学习和生活中，其合法利益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就目前来讲，法律援助的主要实施者是国家的相关法律保障部门以及高等院校。
3 构建贫困大学生教育援助体系的意义
3.1 教育援助的社会功能
对贫困大学生进行教育援助不仅仅是贫困大学生的需要，也是社会的需要，是一个社会文明健全的体现，是社会正义原则的体现。对贫困大学生进行教育援助有着重大的社会意义。
首先，有利于建立一个人人受益的社会。人人受益就是指社会发展的成果对于绝大数社会成员来说应当具有共享的性质。高校贫困大学生属于社会弱势群体的一部分，他们作为社会群体之一员应当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因而，当贫困大学生受到积极援助时，人人受益的社会也就向前推进了一步。
其次，有利于创建一个机会平等的社会。对贫困大学生进行援助，一方面能使他们平等地享有学校、社会提供的资源，从而能和其他大学生站在同一个平台上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发展完善自己；另一方面能使他们进入社会之时，因为拥有相对平等的知识和能力而能和其他大学生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上。所以，创建一个机会平等的社会必然要求对贫困大学生进行援助。
再次，有利于创建一个发达的社会。对贫困大学生进行援助就能保证他们顺利地完成学业，更好地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全面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他们将来也就能更好地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去，为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积极做贡献。
3.2 教育援助的个体功能
对贫困生教育援助除了体现社会文明健全、正义进步等意义之外，还具有个体功能的作用。教育援助是促进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的必要，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
首先，对贫困生的教育援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困生的经济压力，调节了贫困生的心理平衡，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教育援助可以淡化贫困生与其他学生之间产生的隔阂。这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其次，对贫困生的教育援助有利于其个人的全面发展，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与人的全面发展。教育援助有助于确保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权利，在平等的基础上，可以促进高校贫困生身心素质的健康发展。同时适时的教育援助有利于提高对大学生群体教育的总体效果，这对于全社会的人都是一个标榜和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1]黄希庭.当代中国大学生心理特点与教育[m].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2]宋慧.大学贫困生抑郁状况调查与教育对策研究[j].高教探索,2005(5).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