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5 15:34:11
导语：在游牧文化的概念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我国主要采用苏联的发展模式，而当时苏联理论界正在盛行社会进化论的风潮，社会进化论是以美国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为基础的论述。路易斯.亨利•摩尔根以发明和发现所体现的智力发展为标志，把人类社会划为由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达到文明时代的三个历史分期，并把蒙昧和野蛮时代分别划分为低级、中级、高级三个阶级。其理论模式逐渐变为“单线进化论”的研究模式。并指导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民族理论和民族发展研究领域更是首当其冲，特别是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定义和概念成为主导性的理论模式。这种单线进化论把民族的发展与社会形态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把人类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界定为以狩猎―――游猎―――游牧―――游耕―――农耕―――工业渐次递进的进化发展系列，氏族―――部落―――部落联盟―――民族对应于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渐次递进的民族发展预设框架，然后把表现为极不相同的，甚至经常是相悖的各民族的特征和社会形态纳入了他们理论预设的硬性框架之中。
单线进化论的致命弱点是在进行文化比较研究时，很少注重各民族文化多元的结构和类型、历史特点和具体年代，而是把各民族在其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各种文化现象的相似性罗列到他们进化理论的框架之中，这就产生了裁剪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危险性，使各具不同传统、价值、历史的民族被规定为机械的堆积和随意的组合，使文化进化论成为单线机械进化论，具有浓重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遗迹。美国著名的民族学家本尼迪克特曾批评单线进化论的研究方法完全忽视对已经形成文化整合和结构的研究，而热衷于对各文化特质即“文化遗存”的分析讨论，把极不相同的文化历史背景下的文化特质不加区别和选择地纳入其进化的程序之中。其结果是“斐济的右眼，欧洲的左眼，一只腿来自火地岛，另一只腿来自塔希提，所有的手指也来自不同地区。”极为牵强和随意。法国著名民族学家列维―――布吕尔也批判过进化论的方法论。认为他们用定理代替了论证，仅仅讲得通并不能代替论证和事实。
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赫斯科维茨认为：任何文化在道德上和科学上都不具有可用以判断其他文化的价值标准，因而不能以一种文化的价值标准来判断另一种文化的价值。任何文化都有自己的独特性质和充分的价值。“承认权利、正义、美可能有多种不同的表现，文化就有多少种。这里显示的不是虚无主义，而是忍让精神。”他以丰富的民族学资料做为自己立论的前提和基础。以亲吻来说：有些民族从来不亲吻，有的民族以擦鼻子表示喜欢，有的民族嗅后颈为示爱，有的民族吐唾沫表示祝福，有的民族男人们互相热烈地亲吻，而有的民族则感得那样没有男子汉气概。再以居住制和和继承制为例：有的民族实行从父居，有的民族实行从母居，有的民族实行父母两可居，有的民族实行新婚夫妇新居制，有的民族实行从舅居，有的民族实行父系或母系单系继嗣，有的民族实行双重继嗣，有的民族实行双系继嗣制，还有的民族干脆就没有继嗣制。各种居住和继嗣制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难以相互比较和评判。任何民族的文化，若离开了其成长的土壤、环境和时空、历史背景，就失去了任何意义和价值。
游牧文明是游牧民族为了适应特定的草原环境和顺应畜群的习性而创造和传承下来的价值观、行为准则、思维方式、文化模式，它是合理而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和驾驭畜力，最大限度地保护存续资源和节制自身行为的自然可持续性发展的一种生存方式。
游牧文明不仅是一种生产方式，而且还是一种文化模式，它不仅与游牧民的经济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还是游牧人价值观、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审美取向、传统习惯、精神和心理构型的文化载体。故此，我们不能仅仅从部门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畜牧业和游牧民，把它们简单地视为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脱身难逃的经济转型和社会结构整合的单一对象，而要从文化多元性、人类可持续性的文明类型的高度去全面审视和阐释它生物多样性以及固有的内在结构系统和类型。
车辆的发明和发现是游牧文明中的重要构型。以马和牛驾车，不仅能驮载货物，而且可以搬家、倒场、迁徙，甚至成为了游牧文明以车帐为家的文化传统。不仅使游牧作为一种文化模式，而且构建了游牧文明的生活方式。匈奴穹庐“织柳为室，毡席为盖。”④鲜卑的毡帐的制作为“以绳相交络，纽木枝枨，覆以青缯，形制平园，下容百人座，谓之‘伞’，云‘百子帐’。”⑤蒙古人古代的毡帐是放在车上的，“他们把这些帐幕做得如此之大，以致有时可达三十英尺宽。因为我有一次量一辆车在地上留下的两道轮迹之间的宽度，为二十英尺，当帐幕放在车上时，它在两边伸出车轮之外至少各有五英尺。我曾经数过，有一辆车用二十二匹牛拉一座帐幕，十一匹牛排列成一横排，共排成两横排，在车前拉车。车轴之大，犹如一条船的桅杆。在车上，一个人站在帐幕门口，赶着这些牛。”⑥
游牧民族的车，由于形状不同，用处各异，车辆也有不同的类型和不同的叫法：木架上覆盖帐篷的带蓬马车叫做“Homurge-Terge”，装木板房的马车叫做“Cinggelig”，敞口木箱式马车叫做“Zadagai-Cinggelig”，车板放在车轮上的马车叫做“Hanggai-Terge”。搬家时的行进次序由来已久且十分严格：最前面的是“Muhulig-Terge”，车上坐的一般是儿童妇女；而后是“Zadagai-Cinggelig”，车上放着各种东西(锅、支锅架、炊事用具、燃料)；最后是“Hanggai-Terge”，车上装着拆卸下来收拾好了的帐篷。带领迁徙队伍的骑士一般骑马走在队伍的右边。
游牧民族的车轮，多用桦木制成，这是因为桦木是在河水中“烤干”，其特性在于坚硬，不易破损，载重支撑能力强，一般一辆车能载重500公斤以上。特别适应于泥泞不堪的沼泽地或穿涉河流、轮高四尺，不易在沙漠、沼泽、河流中沦陷，轮正不倾，行驶自如，其制作内含力学原理。高大的轮车驾挽犍牛，系僵于两车之间，一辆接一辆，首尾相连，只需一个妇女在前车驾驭，则十几辆各类轮车就可完成远距离迁徙和流动。
依据游牧生活的不同用途，游牧人的车的类型和分类也是极为精密的。首先分为二大类：马车(Singgtlig-Terge或称Cinggelig-Terge)、牛车细分为房车(Muhulig-Terge 或Terge)、运包车(Zada?鄄gai-Terge)，主要是装卸蒙古包和帐幕，有的还装卸畜圈棚栏的车。房车，这种车的用途主要有两种，夏牧时，下夜人的卧房，轮牧时，它成为几十辆车的头车，主要成为妇女和儿童乘坐和睡卧的驾车。用毡子和帆布包装而成，不怕风吹雨打，有时也成为产房车。蒙古古语说：“与其求邻，不如翻箱”可想而知，游牧人的箱车是百宝箱，装满了生活用品，类似于农耕民族的库房和工具房。货物车 (Aciy-a，terge)主要是轮牧和游牧时装载各种家什，炊具、粮食和杂物的车。
房车是最适应轮牧、休牧、禁牧和游牧的定居模式，房车成本不高（哈尔滨地区制造的房车一般在3万到5万元之间），牧民完全能够承担得起，敖鲁古雅乡整体搬迁和齐哈全年禁牧，牧民整体搬迁到移民村，各耗资六千万元到八千万元，盖起砖瓦结构永久性的房屋定居还不如国家从这一部分资金中拿出一部分钱来买房车，匹配给牧户。游牧与定居问题研究课题调查显示，一般牧户都拥有汽车和托拉机，拉上房车可以搬迁和迁移，既可以避免永久性居民点周围草场的退化，又可以给牧民自由灵活的搬迁和迁移的权力，还可以改变猎牧民的生活环境和生产环境，房车上匹配煤气罐做饭，房车上匹配雅马哈发电机供电，房车中既有卧室，又有客厅，而且离地面很高，防潮、防水、防蚊虫，彻底改变过去猎民原始的仙人柱和帐篷、牧民的蒙古包和土坯房的生活条件。
帐幕是游牧民族适应于草原环境的又一个大创造。它的原则是节约、轻便、实用和防风、蔽风雪和便于拆卸和搬迁。古代游牧人的毡帐的制作材料主要是柳木、兽皮、绒毛和毛绳，它基本是由哈那、乌尼、天窗、托力(火灶和铁架)、上围(毛毡)、下围(毛毡)加上毛绳加固而成。用柳木做成伞架，蒙古语为“乌尼”，它是套扣在哈那上，哈那是把柳木钻孔，用皮条缝合相连形成，其下围为柳木结成网状围壁，蒙古语为“哈那”，用牛毛绳从各面绑缚，覆盖毡子和帆布，其上方留下一个天窗，以便除烟透气，保持包内清洁干净。包内中央放上托力(火灶和铁架)，是架锅做饭的地方，其搭建和拆卸极为省力简捷，既不用挖坑盖墙，也不用地基，便于保护脆弱的草原植被和游牧搬迁。
游牧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当中，积累了丰富的游牧经验和牧业技术。对于不同的牲畜的习性和种类进行分类放牧。牛的春季牧放，游牧民一般选择草厚及碱性大的地方和挡风的地方；牛的夏季牧放，游牧民一般选择地势高、有风、凉爽和离河水近的地方；牛的秋季牧场，游牧民一般选择有大量碱草的牧场。牛的冬季牧场，游牧民一般选择山的北麓、东北麓山阴或山谷、柳条丛之地。但在初雪时令，在草低、寒冷多风的地方，牧放牛群近20天，这样牛不仅肚子变小，而且增强抗寒能力。羊的春季营地，游牧民一般选择地势稍高，最好有挡风的石崖之地为宜，挡风雪，石逢中生长的酸性和辣性草，有杀菌力，有利于抓基础膘，为抓秋膘打基础。羊的夏营地，游牧民一般选择地势高，离河水稍远的地方牧放羊群，这种地方，干燥、空气凉爽、蚊虫少，羊群不燥，亦可预防蹄病和蛆虫病，让羊靠饲草的水分，少饮水，避免羊虚胖、体弱，到冬天没有抗寒能力。夏初，要频繁地迁徙，更换羊的卧盘，预防蛆虫病，便于剪高质羊毛。同时，让它们多采食“奥鲁盖”、“喜拉”“马镫”草、“它纳”“曼给斤”“塔仁那”、野葱等细草和嫩草。羊的冬营盘，游牧人一般选择地势稍高，靠近山头的沟口朝阳处，这种地方暖和、挡风，能保膘。马的春季营地，游牧人选择有尖草的地方牧放马群，预防马体虚弱。马的夏季牧场游牧人一般选择碱草之地，如“松草”“乌兰宝吐”等嫩草、细草、叶草，把马群赶到高山上去纳凉。秋季草场，马采食细、粗碱草，如“图勒根查甘”“哈扎禾”“乌兰宝吐”“马伴草”，少让马出汗，一天定时饮二次水。马的冬季草场，游牧民选择地势高而有细尖草的山沟的地方，如“阿给”草，少饮水，七天下一次碱地，吃碱草会使马发暖耐寒。马之所以得到游牧人的喜爱还在于：马是有很高道德水准的有灵性的动物，它绝不搞“”，种马不与自己的女儿同群，到三岁时就把女儿赶出其群。如果种马知道了与自己的内亲发生了“”，它就会从山崖上跳下自杀。这也是牧马人最欣赏的道德品质。经验丰富的牧民闻草味就知道草是否成熟，这个草场适合何种牲畜牧放。他用嘴咬尝草尖，然后看唾液的颜色呈黄或呈绿，就能判断出草的营养，牧民看草的影子是深或浅，就能判断出牧草是否长势成熟。牧民用手扒土查看场地的温度，就能判断出能否成为住营之地。牧民通过观察牲畜的采食、睡卧状态、嘶叫等行为表现以及畜粪的软硬就能判断出在什么时令、在什么地形、在什么样的草势和草类，可以抓膘、保膘和预防什么样的畜病。
牧民把牧点周围的草场一般命名为“突古拉金波里其尔”―――牛犊牧场，意为牛犊恋家走不远，故而命名为牛犊牧场。而把游牧半径的外延的最远的牧场命名为“阿都奈波里其尔”―――马群牧场，因为马的习性有两点，一则它们是善走的畜群，采食到距离牧点最远的地方，二则马是最挑剔的畜群，马只采食草尖，所以它们采食的游牧半径为最远，故而命名为遥远的牧场―――马群牧场。
游牧民的羊群中一般放5―10只山羊，山羊在绵羊群中至少起到两个关键性的作用，一则带领绵羊采食牧草，山羊是善走的畜类，而绵羊是懒惰的畜类，如果没有山羊领群，绵羊就会卧盘，导致绵羊体能下降和草场的不合理使用，二则山羊和绵羊所采食的牧草种类不同，山羊和绵羊的混群可以导致牧草的合理利用。
生物多样性和牧草的种类客观的要求游牧人不能定居在一个营盘上，这样，不轮换草场放牧，一则会破坏生物多样性，要知道干旱草原都是腐殖质土的类型，30厘米―40厘米的草原植被，其下就是沙粒和石头，表现为脆弱的草原植被。网围栏放牧，把四季五畜不同的牧场用行政、机械、人为地分割开来，每一个网围栏中只可能保留一种或几种畜群在一个季节中的牧草种类，而其他畜群无法踏足和采食，不仅直接影响了畜群体能的质量，而且导致了畜群整体的退化，草场退化，出现了畜群品种单一，无选择性的采食，同时违背了游牧半径这样一个畜群牧放的合理结构，导致了定居点周围迅速退化，失去了生物多样性和畜群不同种类和习性所需的对牧草的选择。
游牧文明是以生态文明为基本特征的，游牧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保护草原、保护水源、保护山林、保护动植物、珍爱生命的生态意识和生态习俗，没有草原就没有游牧民的家园，游牧生态文明是游牧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游牧的流动性不仅缓解了草原的生态压力，而且在流动中解决了城市垃圾这一令人类最头痛的问题，但凡游牧民族游牧的地方自然形成了天然的自然保护区，故此，游牧文明是自然可持续性发展的文明类型。
（作者单位：内蒙古党校）
注释：
①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一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②池永明：《生态移民是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根本》，《经济论坛》第16期：14―――15，2004年版。
③参看赫斯科维茨：《文化人类学》。
④（西汉）桓宽：《盐铁论•论功》
关键词：草原文化；内涵；特征
1 关于草原文化的内涵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主城部分，它不同于一般学科概念的综合性人文学概念，草原文化是居住在草原上的人们――草原民族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不断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留下来，并经过岁月长期洗礼的物质与精神世界财富的总和。草原文化是以游牧狩猎为主的广泛流动性的生态型文化。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共同构成了辉煌灿烂的华夏文化，在推动中华民族的历史向前发展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草原就是保持着草本植被或灌木植被的半干旱地区。”[1]例如蒙古草原，这里地处内陆，季节变化不明显，无霜期短，气候寒冷，每年五六月份长草到七八月份有枯萎。草原文化是一种生存意识很强的斗争性文化。历代生活在草原上的民族有突厥、鞑靼、女真、匈奴、鲜卑、契丹、蒙古族等等，面对严寒和干旱，这些民族为了求得生存，无数次的风餐露宿，不停歇的颠沛奔波，造就了游牧人硬汉的性格。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从事农业、工业、商业几乎是不可能，他们采取猎牧或牧业为主以农耕为辅的复合型生产生活方式。因此，草原文化就在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产过程中孕育、发展起来。作为草原文化主角的草原民族前仆后继，世代相传。创造了风格粗犷，魅力无穷的草原文化。
“草原文化是一种活性的动态文化，蒙古有句谚语‘被牲畜采食过的土丘还会绿起来，牲畜的白骨不久被扔到那里’。这句谚语表达了草原游牧民族对牧草枯荣，牲畜的生死等自然循环、物种再生的原理以深刻诠释，道出‘凡有生之物皆无常也’的万物无常并时刻处于变化、运动之中的道理。游牧文明中这种活性因素始终以旺盛的生命力发展着，并与尊崇自然、敬畏自然、感恩自然相结合，成为草原文化典型的审美内涵。”[2]综观草原文化，它不是一时一族所能创造的，这些文化的形成，延续的时代很长，除早期居住在草原上的狩猎部落到后来的游牧部落和农业民族，先后经历了几千年的漫长时间。研究者发现，前后不同的民族在传承自己文化的时候是互相打破、穿插、积淀并注入新鲜活力，这就使得草原文化发展成为内涵丰富的地域民族文化。
2 草原文化的特征
2.1 草原文化的地域性
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不同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造就不同类型的文化，之所以世界文化呈现多样性就是这个原因。人类社会自古就形成以地域为特色和界线的诸多地域文化。比如海洋文化、极地文化、江河文化、草原文化等都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的文化区系。草原有着特殊的土质和土层结构，并生长着独特的植被，这种植被对土质环境和气候环境都有限制。我国有着广袤的草原，东北草原区、蒙宁甘草原区、新疆草原区、青藏草原区。在这广大的地区生活着众多的少数民族，草原文化广泛分布的地域性，不仅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和团结发展，更加强了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紧密联系和交流。
2.2 草原文化的民族性
从古至今北方草原是我国北方民族共同的发祥地，也是北方民族文化发育、形成的天然沃土和核心区域。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诸多民族出现在北方草原，尽管他们的历史有长短，人口、地域有不同，但在长期的游牧生涯中用各自鲜明的特色文化为草原文化的形成和壮大注入新的活力。虽然各民族在语言、种族方面存在一定区别，但在相同的地理环境和相同生产方式下，产生多元而多源的个性。“民族文化”体现在：牧民们以皮毛为衣，产生独具特色的民族服饰；以肉酪为食，产生了以牛羊肉及附属产品为主的饮食文化；以毡庐为住，产生了蒙古包文化；以马、驼为行，形成了马文化；以弓失为战；以敖包为祭，敖包在蒙古族民众心目中，是神圣的化身。每当牧民路上遇到敖包都要进行膜拜，祈愿山川大地之神保佑自己安康顺利；以长调为歌，长调民歌是草原牧歌最富代表性的艺术，根据草原自然界的特点利用仿生学原理而创造了民族特色的草原牧歌；以马刀、筷子、盅碗为舞，产生充满激情的蒙古族舞蹈；以蓝天为盖；以大地为床；一切都是独具的，都是草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草原民族特征。
2.3 草原文化的开放性
开放性是草原文化的又一特点。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四海为家。草原牧人在延续传承本土文化的同时，从不排斥异族文化和周边文化，他们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断地充实、完善自身，使草原文化的内涵和结构更加浑厚，多源。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和汉族杂居和通婚，把自己的血统、语言和文化融入汉人当中形成中国戎狄参半的居住格局。他们积极主动的开辟对外开放的通商大道，早在商朝游牧民族就打开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最早开拓草原丝绸之路。游牧民族通过战争、迁徙拓展自己的活动领域，他们与欧洲商人进行贸易往来，同波斯人、罗马人长期文化交往，使得宗教、文化、经济都与西方有了联系，形成了开放的互动的对外交流方式。
2.4 草原文化的多样性
从草原文化的发展历史看，一开始就不存在封闭的状况，而呈现多元发展的趋势，草原地区大多处于偏远的边疆地区，处于农耕地区和中原地区的交接和边缘地带，并且和国外相邻，这种地域分布的独特性决定了草原文化必然受其他文化的影响。渔猎文化、游牧文化以及聚落城市文化，商业文化和工业文化等不同形态的文化，这些文化在历史和发展问题上盘根错节，彼此重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草原文化在演进过程中积极吸纳新的文化因素，多种文化相互交融，不断自我完善最终使草原文化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
总之，草原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五千多年漫长的发展岁月，在这五千年中，草原文化经过多次的更替、演变，但其内在脉络始终没有中断，草原游牧民族面对着草原、森林、高山这样一种生存环境的挑战和应战过程中形成了以上特点。他维系了游牧民族的生存，显示了游牧民族的活力。凭借着这些特点，草原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水平稳步提高，草原文化是草原牧人的光环，是中华文化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中一朵奇葩。
参考文献：
摘要：哈萨克族是新疆游牧民族之一。一直靠大自然周而复始的四季变化而循环迁陡移动放牧，追逐水草以羊牲畜。在长期的游牧生产，特定的地域环境以及传统的风俗习惯中形成了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一直局限于传统经济，从事传统的畜牧业,手工业、农业等行业。本文章对哈萨克族牧民工城市适应问题及产生原因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提出解决牧民工城市适应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哈萨克族；游牧民族一、新概念-牧民工
我们通常会听到农民工的概念，而我所提到的牧民工是相对于农民工而言的。通常情况下指有四季草场的，自古以来以传统畜牧业为主的牧民彻底放弃畜牧业，从农村到城市出卖自己的劳动来维持基本生活的农村户口的牧民。他们与农民工相似即是属于农村也属于城市的半牧半农的人群。主要从事城市人不愿意干的矿业，建筑业以及重的体力活等行业，牧民工大多数春季开始到大中城市打工。与农民工相比牧民工在新的生活方式，语言，技术等方面遇到了不少困难。
二、牧民工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城市适应中产生的贫牧民工。哈萨克族是典型的游牧民族之一。饲料基地的建设不足，定居后的失业，某种原因导致的失去耕地(被开发)，由于缺乏技术，语言障碍等原因所产生的失业，各种疾病和劳动力不足，农村基础教育不完善，从游民生活到定居，等这些原因导致了牧民工数量的不断增加。在这样的客观与主观原因所导致了原有的牧民变成牧民工，为了维持基本生活牧民工到城市从事体力劳动活儿就这样的贫困生活中产生了牧民工。
(二)牧民定居中产生的牧民工。20世纪中期开始一部分哈萨克族从传统畜牧业转到了种植业或其他行业。牧民工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牧民定居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牧民工只在牧民定居中产生的。失败的牧民定居增加了牧民工数量的不断增加。在定居中失去牧业找不到其他收入来源的牧民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到城市干体力活儿，主要从事建筑业，矿业和其他服务行业。
(三)定居后因产业结构不完善导致失业所产生的牧民工。牧民定居意味着大量的牧民放弃传统畜牧业，但是政府只重视牧民定居没有考虑牧民定居后的后续产业发展导致了有些牧民定居后大量牧民失业。牧民定居后的失业是个社会性的问题。失业的牧民唯一的出路就是到大中城市打工，就这样出现了牧民工。
(四)定居中不适应新的生活方式所产生的牧民工。定居是一种生活方式的结束和另一个新的生活方式的开始。哈萨克族牧民定居是失去传统的畜牧业，从事新的生产方式，适应新的生活环境，掌握新的技术知识的过程。这种新的变化需要适应者具备新的知识技术，新的生存生活方式。这种变化需要调整原有的生活生产方式，需要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生产环境。简单的说牧民们定居后要掌握种植业，养殖业的基本技术。这个过程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需要一个过程。
(五)草原地被开发的，彻底失去畜牧业中出现的牧民工。哈萨克族基本分布在北疆的额尔基斯河，伊犁河，乌伦古湖，喀纳斯，白哈巴，天池湖，那拉提草原等自然美丽的著名的旅游基地。有些草场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有资源必须的要开发，旅游，矿业开发公司给当地的牧民相应的补偿要求他们离开草场，在这个过程中牧民会失去自己的春牧场，夏牧场和冬牧场，得到相应补助的牧民选择定居。失去原有的传统畜牧业适应其他的行业需要很长时间，适应新的生产方式最少需要3-5年，他们中一部分人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发展了自己的事业。但是大部分人没有经验和资金最终选择了到城市里打工挣钱就这样出现了大量的牧民工。
(六)各种自然灾害，疾病和狼灾以及非法开矿破坏了自然草原及失去草原所导致的牧民工。野猪，狼等国家一级保护的野生动物对牲畜的损失逐渐增加，甚至有些地方狼等野生动物夜深里袭击羊群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有些地方偷牲畜的情况也比较严重牧民们虽然采取了一切措施但是无法彻底摆脱。非法开发和草原被占有现象比较普遍，没有草原的牧民不得不选择到大中城市打工。
三、牧民工城市适应中所产生的问题
从牧民到牧民工是个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从传统的畜牧业转到现代的技术知识人员需要很长的过渡时间。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入也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一)家庭养老的负担不断加重。大量的农村青壮年进入城市，其收入的稳定性受到巨大的冲击，很难在经济上支持老人，因此本来不堪重负的农村老年人口更加陷入贫困。新一代牧民工文化素质高，掌握现代生产技术，在生产的各个环节超过老一代;孝敬老人，尊敬老年人的传统受到挑战，老年牧民会感到孤独和轻视，得不到最需要的精神蔚藉。
(二)大量牧民流入城市会导致草原文化的消失。哈萨克族在长期的游民生活中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草原文化具有深刻意义。牧民的城市流入会导致从事畜牧业生产的人数不断缩小。最终导致哈萨克族具有的传统文化的消失。作为一个游民民族的哈萨克族不断流入城市不但生活方式发生变化更重要的是受到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严重挑战。
(三)贫困牧民工心里问题普遍存在。大多数牧民工在找工作过程中遇到一系列困难，因语言，技术与文化方面的差异受到当地城市居民的排斥。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容易形成自卑，失望等心里变化甚至会形成对社会的不满态度，再说因为他们离家遥远没有亲戚和朋友总是会受到社会上坏人的欺骗。因为没有受到相应的社会福利和保险他们生命时刻有危险。
(四)牧民工的家庭-婚礼问题。牧民工农村到城市找工作过程中会出现家庭分离情况。一部分牧民工选择全家都搬到城市一起生活但有一部分人选择除了自己其他家庭成员留在家里自己单独离开，就这样会出现夫妻很长时间分离居住的状况。就这样他们的婚礼关系发生变化最终导致离婚的社会现象.
四、对策与建议
(一)主张畜牧业产业化，不断加大畜产品的规模化程度。在牧民定居地基本上没有畜牧业的产业化比率，最近开始大多数牧民小规模的生产畜产品但是畜牧业产业化程度低，没有自主品牌。提高畜牧业产业化是提高当地牧民经济收入的来源之一，要建设饲草料基地，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不断引进高科技技术，加大对畜牧业的投资力度。加快牧民定居脚步，把分散的牧民集中起来，牧民集中起来才能把畜牧业产业化加快进步。
(二)保护传统草原放牧文化。文化是各民族独特的历史经历在人们心理上的积碇，是一定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在观念形式上的反映，各民族都具有自己的灿烂文化，传统草原放牧文化是哈萨克族长期从事游牧生产中形成的文化，保护传统草原放牧文化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传承草原文化植根的社会生产，是草原文化得以传承与发展的生命线。草原放牧文化是哈萨克族传统文化之一，保护和发展草原放牧文化是对哈萨克族文化的肯定。
关键词：元杂剧；道姑形象；世俗化；豪迈奔放；实用主义；娱乐性
中图分类号：J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1-0140-01
世俗化是作为与禁欲主义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而出现的，它主要指宗教制度已经不重要了，社会成员越来越趋向于现实性。作为宗教思想的传播者的道姑，在元杂剧里空前活跃起来，这些原本代表着宗教庄严的人物身上出现了明显的世俗化倾向，她们染上了一种浓郁的世俗色彩。道姑是社会上的一个特殊群体，她们本应持戒修炼，为何以相反的面目出现在元杂剧中呢？笔者以为，这些道姑形象，包蕴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涉及诸多方面，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文学现象。
首先，道姑形象的世俗化与元代豪迈奔放的社会文化氛围密切相关。蒙古入主中原，游牧文化的豪迈奔放，给原来的中原文化输入“异质”， “为积淀深厚的儒家礼法撕裂了一条缝，使得各种被压抑、深隐的思想能够放纵，脱笼而出”。 ①因而元杂剧可以突破传统文学“温柔敦厚”的审美风尚，表现出受到游牧文化影响的豪迈奔放的文化特质。虽然元代对出家人有清规戒律， “僧道出家，屏绝妻孥，盖欲超出世表，是以国家优视，无所徭役，且处之官寺，宜清净绝俗为心，诵经祝寿。”②但是，元杂剧中的道姑形象，更多的表现为思凡恋世。
即便如《望江亭》中的次要角色白道姑。寡居的谭记儿经常来她观中，并提出了有心随她出家的要求，按照惯常的思维逻辑，她应当鼓励才对。可她居然阻拦：“这出家，无过草衣木食，熬枯受淡，那白日也还闲可，可晚来独自一个，好生孤牺。”③完全为饮食男女之辞。《竹坞听琴》里的女主人公郑彩鸾，本是出家人的，一旦与指腹为婚的秀才相遇， “并香肩月下星前，共指三生说誓言”，“我不再绽口念着道德经。坐处坐行处行，情厮投意厮称。到今朝酒半醒，入罗纬掩乡屏。只等得画烛灯昏夜寂静，宝篆氤氲金鼎。枕头儿上那些风流兴，休道俺姑姑们不志诚，便跳出那八洞神仙把我来劝都不省”。④在这些剧本中，庄严的道观成了恋爱的桃花源。
其次是“惟灵是信”的实用主义民间宗教观在元杂剧中的表现。⑤出家不为精神上的追求，却是出于衣食艰难所迫，浓郁的宗教世俗精神决定了宗教对于民间而言，是为人们提供福祉的代名词，“惟灵是信”，成为了他们最高的信仰原则。“当中国民间信仰者举行牺牲、忏悔、祈祷等仪式时，牺牲往往成了演剧，忏悔往往变为反省，祈祷则往往暗含要挟”。⑥而在这些描写道姑的剧本中，这种实用的宗教态度也明显表现出来。
再次，道姑形象的塑造与戏曲的艺术娱乐性紧密联系。戏曲演出有一个很突出的目的，即它的娱乐性。在这些娱乐性中，大众窥视“隐私”的心理占有重要地位。从社会心理角度看，人们越是不能知道的，越想了解。“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也，反映到文学作品中，“爱情”就成为永恒的主题。然而，合乎伦常的谈婚论嫁没有新奇和刺激，私奔、才能提起人们的浓厚兴趣。⑦
道姑近乎神秘的生活方式，就让人们想人非非。道姑接触较多的独身男子，一是道士，一是书生。所以，道姑或与道士鬼混，或与书生道观内相亲相爱这样的故事就出现了。文人顺着人们的猜测而虚构故事。于是，在文学作品中就有了许多道姑的形象。《鸳鸯被》中小道姑在李玉英与书生张瑞卿成就好事以后，说了这样一段话：“谁想小姐与刘员外约在庵中，说了一夜话，撇得我孤眠独自，不由我也不动心。我如今等不得师父回来，自做个主意，只在庵前庵后寻一个精壮男子汉去来。”⑧这虽说是插科打浑，但反映了道姑在世人中的形象，戏曲家迎合了人们的这种心态。况且，戏曲表演直接面对观众，其夸张的动作、粗俗的语言，使人物生动地展现在人们面前，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窥视的心理。
以上笔者探讨了道姑形象出现的社会文化原因。实际上，这样的现象不仅出现在元杂剧中，在小说、笑话、民谚、传说中也有反映。从某种意义上说，元杂剧中道姑的描写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思维和语言结构中，影响着人们的观念。
注释：
①刘祯.元代审美风尚特质论[J].中国文化研究,2001.2:78.
②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7.4082.
③王季思.全元戏曲（卷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132.
④王季思.全元戏曲（卷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251.252.254.
⑤杨宁.元杂剧中僧道形象世俗化原因探析[J].天中学刊,2009.8:86．
⑥葛兆光.中国宗教与文学论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325.
关键词： 蒙古族； 传统文化； 基本精神； 管理； 价值
中图分类号： K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2）01-0102-04
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有其基本精神，并对该民族的民族性格特别是世界观、价值观、心理特征、现实态度等诸方面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草原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而优秀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内涵名扬四海，也让世人直接感受到草原人民独特的民族性格，或者说民族性格很大程度地反映和折射出草原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探讨草原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因此，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发扬民族传统、坚持科学发展、开创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新局面、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意义重大。
一、蒙古族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与基本精神
蒙古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十分丰富，它最核心的理念集中地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以顺从“长生天”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为特征的自然生态理念；二是以充满原动力的多样的贸易需求和灵活的谋生方式为特征的经济贸易理念；三是以讲真话、讲信用、诚实守信为特征的思想道德理念；四是以不拘一格、兼收并蓄为特征的政治生态理念。联系当今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这些独具特色的核心理念，无不体现出蒙古族传统文化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和利用。
与蒙古族传统文化核心理念关系密切乃至很难严格区分的，就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近年来，区内外专家学者对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多有论述，笔者最赞同的是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吴团英研究员将其总结归纳为“开拓进取精神”、“英雄乐观精神”、“自由开放精神”和“崇信重义精神”。当然，除了这四种精神，笔者认为还应该加上“务实实用精神”。蒙古族传统文化是草原文化的最杰出代表，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无疑就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这种独特的精神禀赋，是蒙古族等草原民族赖以维系的纽带，生存发展的动力，自立于民族之林的支柱。
（一）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开拓进取精神。自强不息、开拓进取，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易传》中一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这种精神的经典表述。蒙古族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自己的传统典籍中没有这种经典表述，但同样具有这种伟大的精神禀赋并令人信服地将这种精神书写在自己民族的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千年风云第一人”成吉思汗之所以被一些学者誉为“全球一体化”的始作俑者，就是因为弘扬开拓进取精神，利用国家政权形式开通中西方之间的交流与联系，把几乎整个东亚、中亚、西亚和东欧联合在一起的结果。
（二）蒙古族传统文化的英雄乐观精神。崇尚英雄，倡导英雄乐观精神，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和价值取向之一。这一点，在蒙古族等草原民族中体现的尤为突出。蒙古族普遍崇尚英雄，奉行英雄乐观精神，把效法英雄当作人生的最高价值追求，很多史书中描写的“贵壮尚勇”、“重兵死、耻病终”就是这种价值观的写照。但是，蒙古族对英雄的理解，并没有单纯停留在对“力量”的崇拜上，而是对人的智慧也同样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因此，蒙古民族不仅有尚武精神，而且具有崇尚智慧的传统和习惯。成吉思汗箴言“力猛者乃一世英雄，智勇者乃万世英雄”，正是蒙古民族崇尚智慧的高度概括和具体体现。长期的游牧生活，造就了蒙古族对酷热严寒的抵御能力和忍耐力极为强劲，对创伤、失败等厄运都可以泰然自若，在保卫故土的战争中不怕牺牲，视献出自己的生命为光荣等，同样体现了英雄乐观精神。草原民族的英雄乐观精神，体现在自信自强、不怕困难、不畏、知难而进的高贵品格上，体现在英雄个体的价值与群体社会责任的统一上。因此不难看出，蒙古族传统文化是孕育英雄的文化，也是英雄辈出的文化，英雄乐观精神是蒙古族传统文化最具意义的精神品格。
（三）蒙古族传统文化的自由开放精神。向往自由，追求开放，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之一。一定程度上的自由是游牧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一个显著特征，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为蒙古族等草原民族提供了相对宽阔的生活天地和自由开放的环境，这种人们在空间上的自由行动为其内在自由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客观的物质基础，因而在民族性格和文化形成过程中自由开放的因子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熔铸于其民族性格之中，体现在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就生态美学角度而言，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乃至艺术化的生存状态，是蒙古族传统文化自由开放精神最闪光最具个性最吸引人的地方。草原文化生态理念的美学价值的挖掘和研究，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开始懂得自然对于人类的意义，也更加明白人作为自然的承担者和自由自觉的特有的存在，应该而且必须承担起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重任，将绿色还给大地，将清洁还给空气，将蓝色还给天空和海洋，也最终将幸福完整的人类生存还给人，从而营造出一种绿色的、和谐的、诗意化的生存。
（四）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崇信重义精神。诚实和守信都是一种做人的品质，是人类最难得的文化资源，也是人类最可贵的文化资本。蒙古族作为草原文化的创造者和实践者，他们极力推崇以诚立命、以诚配天、以信立行、以忠誓盟的核心价值，视内诚于心、外信于人为最大光荣，视轻诺寡信、背信弃义为最大耻辱。他们之所以对欺诈性的交换行为和非法谋利行为极其蔑视，这是由游牧的分散性和战争的经常性决定的，最终也必然熔铸在他们的世界观、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之中。可以说，诚信精神构成了草原文化的最基本特征。
（五）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务实实用精神。对于古代蒙古族来说，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动荡的社会现实，直面人生是他们最基本的人生信条，这样就使他们养成了反对玄想空谈、崇尚脚踏实地的精神，不论是在、民间文学，还是在伦理道德、政治生活中，务实实用的态度和精神同样是其所固有的。蒙古人推崇商人具有坚强、耐劳、算计的能力和本领，把他们与自己最推崇的骑射并列加以肯定，并要求子孙学习商人的获利精神。他们唯物地认为，商人的本领和能力并不是天生的，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教育、训练、培养和实践得来的，任何人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掌握这些本领和能力。为了确保各国之间商业贸易的顺利进行，各路商道畅通无阻，各国使节和商人的个人安全和货物不被抢劫，蒙古族都要给予各国使节和商人以特殊的保护和优惠政策。可以说，这种务实实用精神在蒙古族传统文化诸领域里都有显著的表现，其直接的结果是：务实的生活态度使得古代蒙古人能够极好地适应自然环境，从而为自己的生存选择了一种最为恰当的方式；务实的信仰态度使得他们为自己找到了虽原始粗糙但最为实际的精神寄托；务实的价值观念使得他们能从自己的现实环境和实际需要出发，为自己在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中找到了最适合的位置；务实的政治态度使得他们做出了北方游牧民族所能做出的最为适合的政治选择。我们用生态美学的理论考察这种务实实用精神，就会使我们得到当今生活的根本之道，在于建立更加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也就是“绿色生活方式”；关键之处，在于确立“四种观念”，即：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念，“按照自然而生活”的观念，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观念，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开发观念；最终的落脚点和归宿，在于人们视自然界为朋友，更加节制和简化自己的物质生活，善待自身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进而改善人们当下的非美状态，建立起一种符合生态规律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等多重审美的存在。
二、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蒙古民族性格的互动关系
要考察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蒙古民族性格的互动关系，首先应该对民族性格这一概念做出界定。我们知道，民族性格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在定义和研究民族性格的中外学者中，有的以文化为基础进行研究，有的则从心理学或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他们对于民族性格所做出的定义，反映了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视角。他们的论述虽然见仁见智，各不相同，但大多注重社会文化与民族性格的相互关系的探讨，这一研究视角无疑是很有眼光的。因为民族性格的基础是该民族群体的典型人格，它的主体承担者是众多民族成员。他们通过社会化，将文化模式内化为心理过程和心理尺度，最后养成固有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这一过程的实质就是个体对该民族文化模式的认同和内化。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认为，民族性格是由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陶冶而成的、由民族的多数成年成员共同的思维方式、人生态度、价值观念、行为习惯、心理特征等多种要素和多种层次组合而成的有机整体，它通过该民族众多个体成员的性格特点得以凸现。由于社会文化对民族性格的形成具有支配性作用，故民族性格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该民族特定的文化类型。我们今天研究和考察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对蒙古民族性格的影响和作用，就是以此为理论依据，并从中得到富有启发意义的参考。
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既包括物质文化，又包括制度文化，还包括精神文化。笼统地考察其与蒙古民族性格的关系，显然非笔者个人学识所能及，本文所论仅限于狭义的文化即精神文化对蒙古民族性格的影响这一主线展开。当然，文化的物质、制度和精神各个层面又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蒙古族传统文化是特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背景的产物，它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各个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我们在研究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对蒙古民族性格的影响和作用时，又不能仅仅局限于精神文化的范围，从思想到思想完全脱离社会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而必须将各个历史时期特定的政治、经济等各种具体条件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才可能深入地认识二者的内在联系。
（一）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影响和作用于蒙古民族性格的内在机制
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通过独特的方式向蒙古民族施加系统影响，这些方式能够较为有效地激发人们的道德情感，唤起人们的道德需要，增强人们的道德信念，加速人们对其核心价值的认同和内化。这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影响和作用于蒙古民族性格的内在机制。具体方式有如下几种：一是以事为诫。“以事为诫”即通过史事、寓言故事等具体事例来阐发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以达到劝诫世人的目的。在阿阑豁阿“五箭训子”的传说中，我们看到这位母亲用生动形象的比喻教育儿子们，一定要精诚团结、互相信任，只有这样，才能在乱世中站稳脚跟，发展壮大起来，否则就会被击垮、消灭。这种由事到理、以事论理、以事为诫的方法，直接影响教育了广大的草原蒙古人，在当时那种部落纷争、动荡不安的社会中是十分实用而有益的。二是以言为训。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草原蒙古族还以大量的格言、谚语来教育子孙保持和发扬诸如诚实守信等内容的道德传统：“获得别人信任靠忠诚，改正自己错误凭真诚”；“人好在于诚实，马好在于善使”；“碰大雪也别违诺言，遇大雨也别误时间”……从文献资料的内容来看，如《成吉思汗箴言》或《智慧的钥匙》等反映出来的也都是一种切合实际的道德原则和处事法则，并没有空洞的说教和虚无飘渺的想法。这些闪光的至理名言在草原上广为流传，成为草原文化优秀道德传统的有力说明。三是身教化民。“身教化民”是指统治者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良好行为为人们树立标杆典范，通过身教来体现和传达道德要求，从而将道德理想和价值标准具体化。通过崇高的道德行为和道德形象，使受教育者获得道德启示，激发起道德情感，心悦诚服地、潜移默化地将教育者所倡导的道德要求纳入自己的品质结构之中。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身教重于言教。中国历史上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等史实都证明，统治者本身的道德状况对民众的行为和社会风俗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成吉思汗乃至忽必烈等元朝开创者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也由此说明了统治者自身进行道德修养和践履道德规范的重要性，而这的确有助于人们对其道德要求的接受和认同。四是效法自然。“效法自然”即从大自然的事物或自然规律中体悟为人处事之道，并仿而效之。草原蒙古族顺从“长生天”意愿，尊称草原为“大命”，认为人和动物都是“小命”，严禁破坏草原和水源。他们利用牛粪做燃料，采用游牧和轮牧的方式进行生产，禁捕幼小的鸟兽鱼虫和怀孕母兽，禁止在森林的旺盛成长期毁林开荒、挖石取土，即使再珍贵的药材也不得挖光，否则将被定为无道德的叛逆者，而植树造林、治理荒滩等行为则被尊为善举。这就能够更为有效地激发起受教育者的注意和需要，从而有助于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道德教化的实施，促使本民族成员对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认同和接受。长期以来，正是草原蒙古族的这些朴素观念，有力地保护了当地的原始森林和草原，使牧草资源得以恢复再生和不断利用，最终维持了大型畜牧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天地人合一”是草原蒙古族评判人与自然关系好坏的尺度，通过人的活动影响自然，以达到人与自然间的转换，这就涉及到美学范畴中人如何入化自然的问题了。可以说，草原蒙古族对待自然和对待世界的审美而非纯功利的态度，给日益物质化、功利化的当今世界带来了一阵清新之风。
（二）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影响和作用于蒙古民族性格的主要途径
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虽然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但作为一种价值理念，不会自然而然地化入蒙古民族性格的结构之中，它需要借助于各种有形或无形的途径对蒙古民族性格施加影响和作用。
一是封建统治者的大力倡导。民族成员的价值观念、行为原则、生活信条的形成依赖于民族成员的相互感染、相互模仿以及相互强化。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的权威机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蒙古族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有利于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协调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和政治集团的利益，故一些明智的蒙古族统治者大力倡导其基本精神，主要方式有二：其一是亲自钻研，力求把握思想精髓，以之治国安邦；其二是通过行政手段，颁布法典，要求广大臣民学习。忽必烈提出了“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莫如实惠”的理论，前者是对蒙古族传统的“长生天”观念的一种继承，后者则既是他的哲学思想，又是他的施政方针，从中可以看出儒家提倡的“仁政”思想痕迹，也体现了蒙古族传统的务实精神，这样“实惠”的“仁政”确实能起到“拯民”的作用。
二是家庭内部的言传身教。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她的《文化模式》一书中指出：“个人生活史的主轴是对社会所遗留下来的传统模式和准则的顺应。每一个人，从他诞生的那一刻起，他所面对的那些风俗便塑造了他的经验和行为。到了孩子能说话的时候，他已成了他所从属的那种文化的小小造物了。待等孩子长大成人，能参与各种活动时，该社会的习惯成了他的习惯，该社会的信仰就成了他的信仰，该社会的禁忌就成了他的禁忌。”在中国封建社会，家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广大民众受教育的机会少，与外界接触少，人们长期生活在父母身旁和血缘家庭中，故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本尼迪克特所说的人格社会化过程基本上是在家庭内完成的，家庭教育在中国人的人格形成过程中起着特殊的重要作用，长辈对于晚辈的言传身教往往会成为一种文化定势而影响孩子的一生。草原蒙古族也不例外，他们根据社会所要求的道德规范、价值标准、风俗习惯来判断子女的行为，将开拓进取、英雄乐观、自由开放、崇信重义、务实实用等等已被自己内化了的道德经验、道德信念灌输给子女，并以自己生存发展或挫折失败等经验教训强化着教育效果，促使下一代接受这些理解或尚不理解的行为准则。
三是宗教的传播广布。宗教是古代草原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蒙古族继承和发扬草原先民信奉的萨满教的宗教传统，萨满教是蒙古族古代思想的宝库，到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之前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宗教，对于蒙古草原文化特征的形成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草原传统文化的生态特征和艺术特征，正是在这些宗教化的观念和实践的结合点上产生和日趋完善的。从阿勒坦汗时期开始，黄教流派（俗称喇嘛教）在蒙古地区逐渐取得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长达300多年，萨满教受到排挤和清理，失去了正统宗教地位，下降为一种民间的习俗文化。但值得一提的是，蒙古地区的佛教有意保持了极大的包容性，吸收了包括萨满教在内的很多习俗文化，并且主动配合政治统治，继续保持了汗权高于教权的蒙古社会传统。“长生天”观念，以及由此引出的“天父地母”、“天无二日，地无二主”之类的哲学思想，是成吉思汗、阿勒坦汗等蒙古族政治家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们创建蒙古帝国的思想基础。
四是文艺作品的熏染。蒙古族古典文学特别是民间文学深深植根于草原传统文化的丰沃土壤中，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容、独特的风格和鲜明的个性，是草原传统文化形象而具体的表现，无论是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还是英雄史诗等，处处传递出激荡浪漫的风格，我们在其中一般很难看到人与自然的对立情绪，反倒不时地体会到人对自然的祈盼和敬畏之意，而这正是草原传统文化的基本性格。16世纪以后随着文人阶层的逐步形成，文人文学开始与民间文学并列，往往采用将文学与历史融为一体的创作形式，无论是从作品的内容，还是从作品的价值来看，对历史的“真实”记录都大于文学的自由发挥。由此我们认为，以浪漫主义为主要创作手法的民间文学的史诗化，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手法的文人文学的历史化，是蒙古族文学的最基本特征。文学形式较之理念说教更能动人心弦，在情感共鸣的过程中，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潜移默化地溶入人们的心理性格中。
五是知名人物的注解阐释。喇嘛教哲学对蒙古族传统哲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最终导致了蒙古族传统哲学体系的形成，虽然这一体系还没有完全挣脱宗教神学的外壳，但佛教化的哲学思想的确立毕竟成为蒙古族传统思想史乃至整个传统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一些知名人物的注解阐释，让人们树立起有关宇宙问题的哲学观念。比如固什・却尔济在《本义必用经》中认为物质世界是由肉眼看不见的微粒――原子组成的，宇宙的最初元素为土、水、火、气等等。再如，萨囊彻辰在其《蒙古源流》中从物质世界和生灵世界是有机统一的这一点出发，对宇宙的形成做了概括描述，并认为宇宙形成的基础是三种主要物质――气、水、土，而虚空则是世界形成的场所。由于十方之气剧烈运动，虚空中形成坚不可摧的气坛。而后由于气动发热，生成大方，大方生大雨，形成大海，谓之水坛。最后水面生灰尘，如奶上油脂，灰尘微粒集聚，形成土坛，是为“金宇”。在喇嘛教思想启迪下，蒙古族已开始思考了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虽然用当今的科学哲学来衡量，有它不完全正确的一面，但它毕竟标志着蒙古民族哲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同时也赋予草原文化深邃的哲学内涵。
（三）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蒙古民族性格的互动关系
我们知道，所谓“互动”，乃是指事物之间、人际之间通过各种方式接近、接触发生信息传播、交流而产生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过程。通过对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影响和作用于蒙古民族性格的内在机制和主要途径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蒙古民族性格原本就是一个双向互动的动态发展系统。这种互动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蒙古民族性格的理性反映。蒙古族传统文化有着极为深远的历史渊源，草原蒙古先民的实践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民族性格，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直接源泉。作为理论形态的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对于蒙古民族成员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所形成的思想倾向、生活准则、价值观念、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和概括，自然成为本民族成员实践活动及其民族性格的理性反映。
第二，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陶冶着蒙古民族性格。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在对于草原先民历史经验和民众的观念行为进行理论概括和升华的基础上形成的，以其超凡的智慧吸引着本民族成员，指导和影响着他们的思想行为、认知水平和处世能力，进而在全民族的心灵中凝结积淀，融入蒙古民族的心理性格之中，对于民族性格起着重要的陶冶作用。人们常用“歌唱的民族”、“舞蹈的民族”、“在节日中生活的民族”来描述草原蒙古族和其他的少数民族，这就说明他们一直保持与自然的和谐，相当符合生态的要求，在精神层面上也是相当富有的，是并不缺乏生态美的。尽管就物质层面而言，由于历史和事实上的不平等，他们的生态美是有所欠缺的，至少目前是这样。但是，我们人类的存在，不仅仅是物质的需要，而且还有精神的需要、文化的需要；人的生命存在状态，也不仅是体现在生理性、物质性的生命力上，而且还体现在精神力量上面，在某种程度上说，人的精神生命比起物质生命更为重要，人的精神生命的存在状态更应该引起关注。
第三，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熔铸着蒙古民族人格。蒙古族传统文化以其特有的价值受到人们的认可和喜好，当人们对其基本精神进行认同并将其内化之后，又会在实践活动中对已有的观念、经验和认识进行总结、完善、升华，进一步丰富、传播和发展着蒙古族传统文化，为其提供着动力和新鲜血液；同时，豪迈刚健、自强不息、自由开放、务实守诚等等方面的气质和品格，又通过多种渠道熔铸着蒙古民族相应的人格。事实上，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所提出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理念，就其实质来讲都是与蒙古族传统文化的自由精神相一致的；而对于当今大力推行的素质教育和个性发展，乃至培养创新型人才，造就健全的人格，蒙古族的自由精神同样给予我们诸多启示。
研究蒙古族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与蒙古民族性格互动关系的现实意义。笔者认为，通过考察蒙古族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与蒙古民族性格的互动关系，进而分析研究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对蒙古民族性格的影响和作用，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简单地说，有利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有利于弘扬开拓进取的民族精神。在当前国内国际新形势下，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提升信心、振奋精神，而以开拓进取为主要内容的蒙古族传统文化及其基本精神，无疑为我们提供了直接的动力源泉。二是有利于培养健康积极的民族心理。蒙古族自由乐观的民族性格，美学意义上的生命追求，特别是把自己的社会理想与追求富饶、美丽而宜人的生态环境紧密结合的美好理想，对于我们进一步增强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培养健康积极的民族心理，营造和谐普惠的小康社会，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性。三是有利于开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新局面。俄罗斯著名学者古米列夫指出：“游牧民族在他们自身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社会文化类型。对此，人们不应认为是粗俗、落后和停滞不前的”。学习掌握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对蒙古民族性格的影响和作用，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长期以来对于游牧文明特别是对蒙古族传统文化的误解与曲解，帮助人们有意识地系统了解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和风俗习惯，正视民族平等和民族心理素质的特殊性，进而关心、关注和支持民族工作，积极投身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此外，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崇信重义精神对于现代经济学理念的现实意义等都是不可低估的。
三、蒙古族文化对政府管理牧区的价值
（一）有利于政府在蒙古族文化土壤基础上制定相关制度。美国社会学家库利在给文化定义时，使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他用一条河流和沿着这条河流的一条公路来比作人的生命。河流是自然的、生物的、先天的，公路是文化的、社会的、教育的、后天的。作为文化的公路是一种发展，在早期的生物生命中不存在，后来沿着河流模糊起来、充实起来、精致起来、发达起来。而这个后天由人创造的公路就是文化。库利运用了形象的比喻，使人们对于文化的理解变得非常容易。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泰勒还从理论上加以阐述：“从广泛的民族学的意义上说，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无论是库利的比喻，还是泰勒的解释，都表示他们认为文化是一种社会交流及社会传递，通过特定的途径，被社会成员共同获得。这种获得共同文化的特定途径，其实就是文化得以交流和传递的制度文化。文化的存在只有被认同和学习时才是有意义的，而被认同和学习的实现，必须依靠一套相关的制度规则。在此，制度文化就将文化与制度统一起来了。当制度体现为规则时，它必然反映了文化的价值，文化的精神，文化的理念。而当文化体现为规则时，它必然采取或风俗、或习惯、或制度的形式。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文化价值的制度是不存在的，没有制度形式的文化也是不存在的。
有些制度规范是植根在一定文化土壤基础之上的，如果这些制度规范离开了其相应的文化土壤，就很难有效了。因此，我们在用制度引进扩大制度选择集合时一定要考虑相应的制约因素。正因为此，同志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好好研究以适合这些地区的实际。
（二）有利于政府在决策上进一步考虑保护蒙古族文化。关于蒙古族的传统文化是许多人所熟知的游牧文化，草原生态环境则是这种文化产生并延续的基础之一。游牧文化是蒙古族及其先民针对草原的实践才得以产生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游牧文化是蒙古族适应草原生态环境的产物，这也恰恰证明了文化生态学的基本理论。适应是一种文化形态或文化特质在某种生态环境中得以存在、延续的前提，失去这个前提，那么这种文化也就到了消亡的边缘。从这个层次上说，“适者生存”对于文化也同样有道理。在草原生态的环境背景下，蒙古族的游牧文化不仅符合草原生态的自然规律，而且还保证了民族自身的繁衍和发展。这一点从蒙古族传统文化上都十分强烈地体现着，其突出的表现即对草原生态环境有着一种深沉的关怀。政府在懂得蒙古族文化的重要性后，在决策上才能考虑对这种文化的保护。比如牧区生态移民，不仅是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的必然要求，而且关系到生物的多样性与文化的多样性问题。因为，生态环境恶化必然会导致文化的消失，尤其是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会消失。生态移民既是经济行为，又包含文化意义，政府在实施生态移民政策时，应从生态环境、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及移民通婚等方面进行规划。同时，要动态地把握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现象。在生态移民过程中，要注意“人”对环境的影响，适应与抉择的关系，要把游牧民族中的“草原学”看成是文化人类学、文化生态学来加以研究，不能只停留在经济学的层面上。对生态移民应从移民的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等各个方面来理解，要充分认识移民成本应包括经济成本、文化成本、环境成本和心理成本等。
（三）有利于政府在政策上对传承发展蒙古族文化给予扶持。蒙古族的优良传统管理思想，对现代政府管理也有着重要的意义。蒙古族有着诚信为本的优良道德风尚和善良、真诚、豪爽的性格特征。蒙古族的信条是守信用，严忌欺骗他人。例如，历史上的扎木合是个非常不守信用的人，因此，他遭到各部落的敌意，最后受到冷落，并被其它部落歼灭。如果能把这种守信用的传统用到商业企业管理中，将会收到良好的效益。在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中国商人要树立起自己的形象，首先应从守信用做起。成吉思汗是蒙古族的骄傲，是一位伟大的管理家、军事家。他的管理思想不只是他个人的思想，应该是当时蒙古族文化的结晶。历史创造英雄，没有当时蒙古族鼎盛的文化环境，就不可能造就出成吉思汗和成吉思汗的管理思想。成吉思汗能够把散落的蒙古部落统一起来并建立起强大的国家，离不开他的用人思想和军事思想。成吉思汗非常重视人才，高度信任他的部下，给他们以更大的发挥空间。成吉思汗对部下的能力了如指掌，知人善任，即使是当他们遇到困难战败或犯错误的时候，更多的是鼓励他们重新站起来，从而激起部下的归属感、责任感和积极性。现代管理者应学习他的用人思想，应树立“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用人理念，给员工们更多的信任和支持。
参考文献：
[1]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J].2008（3）.
[2] 青海省编辑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M].民族出版社，2009.
摘要蒙古民族是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尤以“音乐民族”而闻名于世。在蒙古民族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中,长调可以称之为最经典的音乐品种。草原长调牧歌,作为一种歌唱艺术早在18-20世纪初,就开始呈现出其高度发展的繁荣。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内蒙古西部蒙古族长调民歌的传承与发展也受到冲击,现状不容乐观,它的传承应引起有关人士的高度重视。本文从几个方面对内蒙古西部蒙古族长调民歌的发展现状及其传承方式展开论述。
关键词:长调民歌 发展现状 传承方式
中图分类号: J60 文献标识码:A
蒙古族是祖国大家庭中的一个历史悠久、勤劳勇敢的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以及东北三省,新疆、青海、甘肃等省(区)的各蒙古族自治州、自治县,在河北、河南、四川、云南、北京等省市,也有少数聚居或散居的蒙古族。
在广袤的土地上流传着的蒙古族民间音乐,由于源自不同的地理环境、经济形态、生活方式,以及不同的部族渊源、迁徙流变和历史沿革、与外界的交流,从而形成了蒙古族整体风格特征中,可以互相区别的各自独立的格调,在此我们就暂且把它分为东西部风格区。
“长调”一词是蒙语“乌日汀哆”的意译,蒙语“乌日汀”为“长”之意,“哆”为“歌”之意。如直译则为“长歌”,但作为一种音乐风格和音乐形态所指,汉语译为“长调”很是贴切,所以一直沿用至今。长调民歌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所创造的曲调,气息悠长、并带有“诺古拉”等独特演唱方式的歌种。在蒙古族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中,长调可以称之为最经典的音乐品种。
一 内蒙古西部蒙古族长调民歌的发展现状
蒙古族长调民歌一直以来表现的内容都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之间,纯朴自然,相互依存的对象性关系,具有浓郁的游牧文化艺术特征。它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生活方式和自然环境下生成的一种艺术形式。时代的不同、生活方式的改变,必然会影响蒙古族长调民歌原生态的持续发展。毫无疑问,这对蒙古族长调民歌的传承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和蒙古族语音的使用,是蒙古长调民歌在民间能否得到留存的重要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西部地区蒙古人的生活有了很大变化,特别是鄂尔多斯地区,(由于笔者身处这一带,对这里蒙古人民的生活比较熟悉)他们从过去的游牧生活逐渐转变为定居生活。如今,那里的村民基本上以农业为主,但家家户户还饲养着马和羊等牲畜,大部分村民每年雇人去山上放养自家的羊群。柏油马路已经铺到了各家各户门口,过去的马车、马等交通工具,逐渐被自行车、摩托车、拖拉机甚至小汽车所取代。那里的绝大多数年轻人都出外工作或学习,都以讲汉语为主,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从小孩开始就上汉族学校,接受汉族文化的教育。这使得传统长调民歌所表现的内容,与他们目前的现实生活产生了很大差距,使年轻一代有意无意忽略了蒙古长调民歌中所蕴含的民族文化传统,进而使得蒙古长调民歌传唱的范围和数量逐渐缩小,现在这一地区大部分年轻人基本上不会唱长调民歌了。
在过去,蒙古族的年轻人可以通过学习长调民歌来获取生活时令的常识,宗教信仰的观念,为人处事的道理等知识,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艺术的交流日益广泛,广播、电视、音像制品等传播媒介,也不失时机地涌入到广大农牧民家中,蒙古长调民歌已不再成为年轻人获取各种知识的唯一渠道。在开阔人们视野、增进人们对外界文化了解的同时,世界各地、门类各异的艺术形式和体裁,也吸引着年轻人的眼球,从而使他们的音乐兴趣很快发生了转移,这又使得蒙古长调民歌经受着巨大的考验。但可喜的是,近几年国家越来越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蒙古长调民歌作为一种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了解蒙古族历史、信仰、民俗、语言、文学和艺术的重要方面之一,所以我们应该特别重视其原生态的保护和传承。
二 内蒙古西部蒙古长调民歌的传承方式
1 母语思维的音乐传承
母语是人们出生后最先接触和学会的语言,通常认为是“母国之语、本民族之语和本地方之语。”它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载体,母语所表达的思维方式,往往会影响人们的习惯、行为方式等,从而形成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心理。母语的思维在音乐中的表现,就是人们的音乐概念、音乐行为方式、音乐审美、音乐创作、音乐传承等,都是以母语音乐为基本依据的。
在蒙古族音乐文化的音乐教育中,同样也应该强调以蒙古族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每一个民族都有一套建立在民族文化基础上的特殊音乐语言,蒙古族当然也不例外。就其传承方式的母语化而言,蒙古族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各种民俗活动,是蒙古族民歌滋长的肥沃土壤,学校音乐教育这一新型传承方式,很容易改变原有音乐的“原汁原味”,因此,只能作为民间传承方式的有益补充,而不能取而代之。因此,在蒙古长调的传承中,也必须保留原有民间传承方式的母语化。
就其语言和文字的母语化而言,蒙古族很早以前就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长调的传播更是以此为基础。如今,内蒙古西部蒙古族长调的传承之所以存在危机,语言和文字也是其传承的主要障碍之一。究其原因,孩子们从小学就开始上汉族学校,在学校学说汉语、学写汉字,而且大部分孩子在家里也说汉语,即使在家里说蒙语,可是周围的人都讲汉语,没有了语言环境,蒙语的学习也就成了纸上谈兵。孩子们、年轻人们连日常的蒙语交流都比较困难,更谈不上唱长调了,更何况蒙古族长调民歌中好多词是比较深奥的。所以要想使蒙古族长调民歌这一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发展、传承,当务之急是抓好蒙古语的普及教育,从每个家庭抓起,幼儿园、学校、各教育部门应采取多种措施,开设蒙语班,对学习蒙古语的孩子在升学、教育、学费等方面都予以优惠,毕竟母语的音乐教育,是关系到国家民族音乐文化的传递及文化内聚力的问题,它是与政府、民族、地方相联系的。
2 专业音乐传承
专业音乐传承是指为培养专门的表演人才而进行的有组织的音乐传承。在此就以学校音乐教育为主。斯佐兹曾说过:“音乐是文化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没有一个好的规划的音乐教育,我们的文化遗产就不能得到保存。”的确,要保护和传承蒙古长调民歌这一优秀文化遗产,必须要借助于音乐教育来实现。
(1)在内蒙古高等师范院校或艺术类院校开设长调班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教育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集体或个人介入教育事业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从少数民族地区音乐教育的情况来看,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日益受到社会的重视,民族艺术教育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民族艺术教育仍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难以满足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生活的实际需求。我国目前培养民族音乐人才,主要是通过专业音乐院校。然而,专业院校在办学中也存在一些弊端。如在教学内容方面,过分强调对西洋音乐的学习,而忽视了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学习和继承(包括少数民族的“母语音乐文化”)。教学内容方面,中国传统音乐(包括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所占的比重太低,又不太注重教学方法,从而导致传统音乐教学形神分离,功效甚微。
就内蒙古地区的艺术教育而言,高等或中等艺术院校的音乐类课程中,蒙古族民间音乐或传统音乐所占比重太小,学生们总觉得自己所学的音乐知识,与现实生活中的音乐差别太大,从而很难调动起蒙古族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长调班的开设,使那些很难通过正常高考的途径进入大学的蒙古族孩子们接受高等音乐教育,提高草原牧民的文化素质。孩子们可以不参加全国统考的文化课考试,而是在入学后补上文化课,也不必进行一般音乐院校入学前的乐理知识和听音笔试,而是在条件基本具备的前提下,在入学之后进行培养,使他们成为具有大学知识结构的民族音乐工作者,民族音乐传承者。
(2)“长调班”要强化“草原游牧文化”的教育
长调歌曲是生命的艺术、绿色的艺术、生态环保的艺术。草原是长调民歌赖以生存的依托和源泉,长调歌曲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辽阔的草原。离开了草原自然生态环境,长调歌曲也就失去了生命力。因此,对学习长调歌曲的学生,一定要加强“草原游牧文化”的教育。例如,定期带领学生返回草原,深入到牧场和蒙古包,让他们在劳动中歌唱,马背上歌唱,真切体验马背颠簸下演唱长调民歌的感觉,一个真正优秀的长调歌手,都是在生活中歌唱,和牧民共同歌唱。学生们要想学好长调歌曲,就应该尽量把与长调艺术有联系的历史文化知识掌握好。
(3)长调歌曲的教学中,应适当借鉴和结合美声唱法的练声法
长调民歌的演唱方法很独特,虽没有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但自成体系,如果适当借鉴美声发声法,如气息的运用、控制,共鸣腔体的适当打开等,相信它的演唱生命力会更加长久。
3 自然习得的音乐传承
自然习得式音乐传承是指伴随着日常生活中的音乐活动而自然发生的音乐传承。在参与各种音乐活动的过程中,通过欣赏、观摩、认同、模仿,音乐哲学思想、音乐认同感、审美评价、音乐行为方式乃至音乐的模式、体制、规范、技术手段等等,音乐文化的方方面面得以复制和传递。在社会音乐语境中受到熏染,这是非常自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传承方式中,起核心作用的是音乐“生态环境”的自然熏染和人们之间的相互模仿。这种传承就像母语的学习一样,是十分自然的。
伴随着日常生活中的音乐活动而自然发生的音乐传承是无处不在的。可以说只要有音乐活动的存在,就有这种方式的音乐传承的存在,因而,它具有更为普遍的影响力。
蒙古族人民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音乐活动是比较丰富的,如节日庆典、聚会宴饮,婚葬嫁聚、宗教仪式、友人唱和、接风洗尘等等,音乐活动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个过程中,音乐表演、欣赏和传承三者同步发生,人们的“乐感”也在不断的熏染中逐步形成。
4 口传心授的音乐传承
英国著名的音乐人类学家约翰・布莱金就认为,口头传授对传统音乐的保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说:“在那些没有乐谱的社会中,口头传授和准确聆听跟表演一样重要,并且是衡量音乐能力的尺码,因为它是确保音乐传统得以延续的唯一手段,”黄翔鹏先生认为:“真正要讲传统音乐的保存,就必须讲活的传承关系。资料、乐谱的作用对于提供音乐的有关信息而言是极为有限的,通过口传心授、活的演奏,才有真正的保存。”就目前来看,蒙古长调民歌还存在着活的传承关系,有关部门应该保护当地优秀的民间艺人,保存住蒙古长调民歌的传承源头,并经常有计划地组织一些县、乡、村各级的民间文艺活动,让更多的年轻人熟知和了解蒙古长调民歌。与此同时,借助中央电视台每隔两年举办的“青年歌手大奖赛”这一平台,多鼓励民间艺人在民间以原生态的自然方式进行蒙古长调民歌的“传”与“承”,以推动蒙古族长调民歌的繁荣与发展。
内蒙古西部蒙古长调民歌的现状、传承与发展,并不是短期内就能完成的,而是需要各方人士的群策群力。因为,“音乐与社会‘自然调节’的时代已经过去,理性的认知把握传统音乐的传播与传承规律,并对其进行积极引导,从而使它真正与现代音乐生活接轨,这对传统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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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管建华:《中华文化作为母语音乐教育的性质和意义》,《人民音乐》,1996年第1期。
古城民居文化，展现了明清时期我国北方城镇居民生活文化，从侧面也反映了晋商的兴衰；古代寺庙文化，以晋中寺庙文化为主要内容，展现传统寺庙的艺术特色；“山西民俗社火节”表现了晋中地区的民俗文化活动。除了这些以外，民间装饰艺术、剪纸艺术、皮影艺术、面食文化等都有着独特的魅力，它们共同构成了山西得天独厚的民俗旅游资源。通过分析发现，山西的地域文化与其黄河大陆型地理环境相关，也与其以农耕经济为主的家族制和宗法制社会结构相关。由此而形成了山西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家族为中心的古代伦理政治与伦理文化，形成了重土厚生的人文观念、诚实守信的经营观念，以及与游牧文化交互参融的文化特征。对品牌形象视觉识别符号设计而言，这些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元素。
二、标志设计分析
（一）图形符号分析
旅游景点标志设计，是将旅游景点的理念由概念转换为具有地域性特征的视觉形象，其形象应该是立体而统一地传达给目标受众。笔者以“三多堂博物馆”为例，分别从其建筑特征、民俗文化、地域特点等方面挖掘标志设计所需要的符号元素。首先，从“三多堂”的建筑特征来看，其风格古朴、气势凝重、装饰精美，是明清时期山西境内最具北方特色的深宅大院。其中最为突出表现的是以“多福、多寿、多子”为主题的建筑院落特征；其次，在装饰纹样方面，每一个院落中的木雕、砖雕、窗花等样式无不与院落主题相统一，这些都集中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精神追求；最后，“三多堂”中的民间珍宝也是其他大院无法相比的，其容量堪称晋商博物馆。
关于“三多堂”中的“三多”的说法不一，笔者认为“福、寿、子”较为贴近原意，因为在“三多堂”院落中多处使用了石榴、葡萄等象征多子的装饰元素，如通往阁楼的扶手上就有“百子石榴”的木雕装饰，因此石榴和葡萄可以作为标志图形中的一个元素。而“福”字与“寿”字的吉祥纹样贯穿整个院落，并且笔者发现有一种“福”字的笔画结构和古建筑特征极为相似，由此，将这两个字的传统图形作为一个重要的设计符号元素。由于标志图形难以承载所有的信息量，不可能把所有的信息全部展现出来，所以必须从众多的元素中精简、概括出最具代表性的元素，并进行巧妙的艺术加工，使最终的标志图形符号既有代表性又有一定的艺术表现力。
（二）色彩符号分析
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色彩使用习惯，人们可以根据色彩符号来判断其居住地所在，如苗族常使用“红、白、黑、黄”进行服装色彩搭配；广西南丹瑶族的男子喜欢穿白色搭档裤，也被人称为“白裤瑶”；四川的羌族也有使用白色的习惯。山西在传统服装色彩使用方面，男子多使用朴实稳重的蓝色、灰色、青色、黑色，而女子的服装色彩变化较多，年少时期以鲜艳的红色、粉色、绿色为主，随着年龄的增大，也逐渐以使用较为沉稳的蓝色、紫色、灰色为主。在建筑方面，山西建筑可以用“青砖灰瓦”来概括其色彩，与南方的青砖建筑有所不同的是，山西的特殊地理环境使建筑常年笼罩在一层黄土色当中。由此发现，色彩不仅丰富了生活，还可以折射出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关于民间对色彩的理解，可以通过“螺钿镶嵌大座镜”（三多堂博物馆藏品）上镶嵌的“福禄寿”三星吉祥图案来看。
由于螺钿材质的特性，在不同角度观看时，图案会有不同的色彩变化，当看到“福星”图案的色彩呈红色时，象征着“福星高照”，当看到“禄星”图案的色彩呈绿色时，象征着“心想事成”，当看到“寿星”图案的色彩呈黄色时，则有着“延年益寿”的含义。由此可见，古代民间对色彩有着一定的认识和理解，这也是对现代标志色彩使用的启示。在为三多堂博物馆进行标志设计的时候，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整理出象征热情与吉祥的红色、从建筑和服装中提炼出来的青灰色、黄土风情的土黄色以及有着民间吉祥寓意的黄、绿色等色系。可以说，合理的色彩定位是体现品牌形象面貌最直观的反映，也是最先进入视觉感受的部分。一个标志中不可能将所有的色彩都包括，只能在色彩使用的框架内去寻找各自的内在差异，提炼出能代表各自地方性格特点的色彩，并结合设计学的理解与色彩传达概念，合理地运用到标志的图形符号设计中，最终的标志色彩是经过高度提练的一种视觉符号。
三、结语
从大牌时装秋冬的T台来看，2011年秋冬皮革流行轻巧光滑的质地，柔软贴身，色彩缤纷，闪着诱人的光泽。质地轻薄、剪裁贴身的皮革裙装是今季最大亮点。Versace贴身的裙装设计极其性感，Gucci的橘色皮革抹胸裙，配上同样艳丽的紫色皮草披肩，典雅高贵。皮裤也是大牌设计师的最爱，皮革材质是Hermes秋冬秀场上的主角，其灵感来自大气神秘的东方风情与游牧文化，Chloe的背带裤搭配雪纺衬衫、Alexander McQueen的绑带七分裤、Salvatore Ferragamo的高腰裤能让你毫不费力就又潮又酷。
时下流行情绪美白
乐活一族正在掀起全球热潮，包括欧美、日本等国家已有近两亿人加入了这场新生活运动：他们以天然草本汉方进行保养，练瑜伽健身，听心灵成长音乐……这就是今年新兴的“情绪美白”。在受到情绪压力的情况下，皮肤会比平常多分泌近3倍的黑色素；而当人体处于精神紧张状态时，营养不足的肌肤容易变得黯沉、蜡黄。所以，不追求夸张速效的化学型美白，选择以乐活族的精神，平衡内在周期代谢，发挥肌肤自我美白机制，也是今年大牌们推崇的新潮流。而要自己白皙漂亮，除了使用产品外，保持心情愉快也很重要。
乔布斯的挚爱毛衣遭疯抢
苹果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去世后，有两样东西开始热销：一是他的个人传记，二是其标志性的黑色套头衫。这件翻倍至175美金的黑衣在乔布斯去世后的一天里被抢购一空。粉丝们整理了从1998年到2010年乔布斯在苹果会上的行头，似乎除了本人的一些变化外，这些年乔布斯都在穿着统一款式的“套装”――三宅一生为其制作的黑色高领毛衣、Levi's 501牛仔裤、New Balance 992运动鞋。
D&G成绝唱
2012春夏米兰时装周第二天，D&G秀场华丽绚烂，因为这是D&G最后一季的女装。这一次延续了上一季的印花风，不同的是这次是印花混搭，从圆点、肩章到民族风印花，春夏就是这样多姿多彩。设计师将彩色亮片设计成印花，在灯光的反射下闪闪发亮，模特手上的金币手镯和围巾包裹的楔型鞋都是参加派对的最佳单品。作为最后一场时装会，两位设计师已经将春天最美妙的时刻展现在大家面前。
阿拉伯女性成为高级定制最大客户
虽然中东地区女性很少出现在时装秀的前排位置，但她们却是高级定制服装的最大客户群。阿拉伯女性的社交日程包括一年参加15场～20场婚礼，每个月还有很多私人派对，要在这些场合惊艳一把，穿同样的服装肯定是不行的，因而高级定制服装就成为她们的不二之选。高级定制服装的购买者一般都是商业大亨和皇室成员。随着欧洲和北美经济的持续下滑，中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会是高级定制的主要针对区域。
把iPad装上车窗
还在纠结于汽车的排量、天窗、大屏幕导航和铝合金轮毂吗？日本丰田打算来点儿不一样的，他们想将汽车的车窗变成iPad式的多媒体查询、显示系统。应用这套系统后，车窗将变成一个透明的触摸屏，在上面可以像操作iPad一样点、按和拉伸，并实现与真实世界交互的功能。比如，你想更仔细地看看远处吃草的绵羊，可以直接在车窗上拉伸你想放大的区域，放大后的绵羊就会来到你的眼前。虽然这套Toyota多媒体车窗系统还在概念阶段，但将带给人们无穷的可能。
论文关键词:哈萨克族 传统养老文化 农村社会养老保障 新疆
论文摘要:在新疆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养老文化特别是哈萨克族养老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哈萨克族人长期以来形成了敬老爱老、社区互助、邻里帮助、家族保障、牲畜保障和以孝为核心的传统养老文化。但是这种传统养老文化对于新疆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构建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如何积极引导哈萨克族传统养老文化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构建符合新疆区情的现代养老文化是我们当前要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哈萨克族传统养老文化的内涵
文化是一个由习俗、传统、道德、信仰、仪式、礼节、礼貌、惯例、制度、理想与价值观相关联而构成的网络。在这样一个概念中理解养老文化主要是指家庭或社会为老年人提供物质赡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养老资源方面的思想观念、社会伦理、价值取向和制度规范。其中民族养老文化是指由特定的民族或地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礼节、惯例、价值观、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文化因素构成的具有独立特征、结构和功能的文化体系，是代代沿袭、传承下来的针对养老问题的基本的看法、道德规范等文化积淀。笔者认为，所谓哈萨克族传统养老文化是指哈萨克族人长期受草原文化、游牧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熏陶而产生并代代相传的关于养老观念、养老思想、养老理想、养老习惯和养老价值观的有机统一和总称。
哈萨克族文化得以吸收各种古老文化的精华，融东西方文化于一体，形成以家庭养老、家族互助、邻里帮助为主，社区互助为辅的多层次、多渠道的特殊的养老文化。其内容主要包括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三个方面。从内涵上看，哈萨克族传统养老文化既有养老方面的认识，又有关于老年人的伦理思想、价值观、养老传统和养老习俗，主要包括关于家庭、经济和宗教方面的理念。其养老体系主要包括家庭养老，社区养老和自我养老等三个方面。哈萨克族传统养老文化具有民族性、继承性、多样性、连续性、独立性及融通性等特点。其中，以孝顺父母和敬老爱老为基础的孝文化是哈萨克族传统养老文化的核心和支柱。如果说西方国家的社会化养老是一种制度安排，那么哈萨克族传统养老文化可以说是哈萨克族人的一种道德观念和行为规则。家庭养老、家族保障和社区互助是这种传统养老文化的必然选择，家庭和谐和代际传递是这种养老文化的直接体现。
二、哈萨克族传统养老文化的基本内容
(一)家庭养老
1.强调自力更生，以孝为核心。家庭养老目前是哈萨克族最主要的养老方式，也是传统的自然经济、封建伦理思想、宗教理念和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果。家庭养老不仅是一种行为方式，更是一种文化模式。家庭养老的运行，主要靠的不是现实行为，而是源于文化的动力。哈萨克族特殊的人生观、价值观、伦理思想和草原文化对家庭养老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首先，哈萨克族人世世代代生活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中，人烟稀少，交通很不方便，基本上过着自给自足的原始游牧生活。由于生活相对原始、封闭，经济不发达，所以家庭成员之间，阿吾勒之间互补性和依赖性很强，氏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拾。其次，、哈萨克族人彼此相处很密切，同一阿吾勒、阿塔内的人经常在邻近的地方放牧，对方的脾气、好恶、生活状况，甚至其祖宗三代都了如指掌，虐待老人或对父母不孝者必然遭到周围人的谴责和唾骂。哈萨克族传统养老文化认为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是上下、尊卑的关系，子女有为父母养老送终的义务。哈萨克族人生活环境造就了哈萨克族人深沉、勤劳、坚韧、独立自主和自食其力的性格。哈萨克族老人一般健康长寿，自理能力很强，经常从事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不是干家务，就是照顾小孩或养育后代，满足自己继续付出情感和享受尊敬的需要。哈萨克族家庭非常尊敬老人，家中大事由老人当家做主，这种敬老、爱老的传统对子女的养老行为具有极强的约束力和强制力。
2.“还子”防老。哈萨克族传统家庭是以父亲或丈夫为核心的封建家长制家庭。哈萨克族家庭一般规模较大，平均家庭人口为5. 94人，以两代人为核心的主干家庭居多。多子女的家庭，在儿子长大成婚后即与父母分家，另立门户(多在父母毡房旁边设一新毡房居住)，父母身边通常要留下一个最年幼的儿子，作为养老送终的依靠。独生子一般不分家，尽赡养之职。哈萨克族传统家庭中普遍存在“还子”习俗。所谓“还子”是指每对新婚夫妇，要把婚后生的第一个孩子送给亲生父母。祖父母把孙儿当作自己亲生的最小儿女看待并加以宠爱。祖父母和孙儿之间的关系被看作父母与儿女之间的关系。哈萨克族人的还子习俗增加了婴儿的存活率，减轻了年轻父母的生活负担，让孤独老人在孙辈的身上重温自己的童年梦，找到新的生活乐趣，驱散年老所带来的忧郁，真正享受天伦之乐;在抚育过程中，老人与孙辈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还子作为促进代际关系的重要纽带，为家庭养老和社区养老提供了潜在的文化支持和社会基础。
3.知足意识强，老人养老需求不高，家庭养老成本低。在哈萨克族社会中自给自足的畜牧经济和自然经济处于主导地位，商品经济不发达，经商意识不强烈。自然灾害、战争比较频繁，物质资料不丰富，家庭经济收人微薄，养老能力十分有限，自足意识根深蒂固。人们普遍认为，不知足是人最大的耻辱，知足的人是人中豪杰，人只有学会知足，其品行才能完善，不懂得知足就是一切灾难的罪魁祸首。对现状不满，也被视为是一种贪婪的表现。哈萨克族人相信“荣华富贵和人生磨难”是命中注定的，不可改变，也不能怨声载道，只能容忍，满足现状。因此，哈萨克族牧民生活非常朴素，养老保障水平低，老人养老需求非常简单，只求吃饱吃好，心情舒畅，健康长寿，别无他求。
4.土地保障。草场和牲畜不仅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而且是养老的可靠保障，也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一般来说哈萨克族家庭都有植树造林和种草的传统。青草和树木不仅是一种防沙固沙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家庭经济和养老的基本收人来源，这为家庭养老和土地保障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和文化支持。
5.祖先崇拜。由于哈萨克族是古代许多氏族、部落融合而成的，所以部落意识与祖先崇拜等观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其祖先崇拜意识远远超出对创世主迎萨甘的崇拜。哈萨克族人认为牢记自己七代祖先的名字，是每个哈萨克人的历史责任，给子女传授前辈的系谱，是哈萨克族父母应尽的义务。景教特别是佛教对哈萨克族养老文化都有深刻的影响，信奉佛教时期古代哈萨克人有这样一个习俗:如果老人去世，那么他的儿子、女儿或兄弟就会做一个与他相似的偶像，加以崇拜。伊斯兰教在9世纪初开始传人新疆，16一17世纪成为哈萨克族官方信仰的宗教。此后，哈萨克族传统养老观念就具有了浓厚的伊斯兰色彩。哈萨克人一般对自己祖先的灵魂和墓地特别崇敬，普遍认为祖先会把生命的力量赐予自己的后代。有些地区的人们在天旱时或灾年时，到祖先坟地求雨，祈求神灵保佑。这种宗教理念有利于孝顺父母、关心老人、尊重老人等养老习惯的产生和发展。
(二)社会互助
1.强调团结，热情好客。哈萨克族人主要生活在天山北部草原，地广人稀，自然环境恶劣，灾害频繁。因此，哈萨克人特别强调团结合作，认为团结是福，没有团结就不能生存。哈萨克族人作为热情好客的民族，把客人看成是真主的恩赐。哈萨克族民间有这样的话:“父母留下的财产一半是客人的”，“只要沿途有哈萨克，那怕你走一年的路，也用不着带一粒粮、一分钱，也不会挨饿”，“好客人来到，羊要下双羔”。哈萨克族人过去常常以登门客人的多少作为衡量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受人欢迎、爱戴的尺度。吝音或小气者是最为人们所鄙视的。
2.互助。哈萨克族传统文化特别强调和谐，一贯以帮助别人、热爱公共事业、团结乡亲、遵行礼仪、不侵占他人财务、珍惜友情，不做乡里乡亲所厌恶的事等为每一个哈萨克族人应具备的美好品质。在草原上老人一旦遭受水灾、火灾、风灾、雪灾等自然灾害而生活困难时，部落的人都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尽力给以资助。如某出现拒绝资助的人，则会被全部落的人歧视或侮骂。如果老人欠了债务无力偿还，得了疾病无力医疗，全部落均会协助帮忙，有人出人，有物出物。互相帮助被哈萨克人看作是美德，如果谁拒绝帮助有困难的，那么他就失去了被别人帮助的权利，同时还会被同部落的人看作是破坏礼俗的人。哈萨克族人的互助思想还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伊斯兰教教义普遍认为孝顺父母是子女的天职、虐待父母罪孽深重，人与人之间不应互相仇视、互相伤害，而应当相互同情、相互怜悯、相亲相爱，帮助老人功德无量，人应多多行善，尊老爱幼的人是最高尚的人等等。伊斯兰教教义还规定天课是每个富人的义务，富有者必须把纯收人的一部分拿出来帮助那些老人和穷人。民间关于互助的思想代代相传，这种思想至今在民间影响颇深。哈萨克族人的这种互助思想不仅增强了本民族内部的亲和力，而且也为老年人的生活提供道义力量、生活照料及物质保障。
(三)精神保障
敬老是新疆各民族的传统习俗，哈萨克族青少年从小就接受过尊老敬老教育。哈萨克族人认为不论你年纪多大，地位多高，如果你不尊重老人，便受到人们的谴责和唾弃而威信扫地。“不论在什么场所见到老人，都要边祝福边握手，吃饭、喝茶、开会、娱乐，都让老年人坐上席，请老年人先吃，然后其他人才能吃喝。进毡房门和行路，都必须请年长者先行。老年人骑马到别人家作客，年轻人必须出迎并扶老人下马，然后牵马、饮马、卸鞍、喂马，老人临行时必须把老人扶上马。晚辈不能当着自家老人的面抽烟，更不能喝酒。如果对老人不尊敬，则会受到人们耻笑和处罚。”对长辈的尊重还表现在:青年人不得直呼长者的名字，妇女不能从长辈面前走过，要从身后绕行;在过节的这一天，要把羊头奉献给老人。在宰杀羊只招待客人进餐时，主人将羊头献给客人。客人要用小刀割下一块面额肉捧献给在席的长者。哈萨克族传统伦理道德规定年轻人必须怜悯老人，对身体虚弱和年老多病的老人应严加关怀和帮助，裹读老人普遍认为是最不可饶恕的罪孽;无论老人有天大的罪过，都不能顶嘴，也不能还手，必须忍耐、礼让。这种尊老美德普遍存在，使老人心情舒畅、能够无忧无虑地安度晚年。
三、哈萨克族传统养老文化对新疆农村养老保障的影响
(一)在新疆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文化因素，坚持家庭养老模式的主导地位
首先，家庭和社会的和谐是哈萨克族家庭养老文化的宗旨，敬老、侍老、助老、娱老是其精髓，是促进家庭幸福，代际和谐，社会稳定的基石。哈萨克族人代际关系相对融洽，家庭成员之间分工明确，家庭既是一个生产单位，又是一个保障主体，也是老年人的精神乐园。如今，北疆牧民总体收人比较低，个人养老能力较差，老人对家庭的依赖正在显著增加，哈萨克族老人在物质上并没有过高的要求，只要吃饱穿暖就行，但精神需求甚高。在现实中，如果忽视精神赡养，只重物质供养，往往适得其反。哈萨克族牧区普遍存在的敬老爱老、祖先崇拜和还子传统为牧区的家庭养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因此，家庭养老的精神养老职能是任何养老模式不能替代的。其次，北疆地区集体经济基础薄弱，国家养老方面财政投入不足，牧民参保能力有限，对于经济极不发达的北疆农村地区来说家庭养老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现实基础，有效减轻了政府和社会的养老负担，弥补了新疆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不完善的缺陷，又为政府的养老行为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比较符合新疆的区情。
(二)坚持弘扬哈萨克族传统养老文化，取长补短
哈萨克族传统养老文化犹如一把双刃剑，影响着新疆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构建。一方面，哈萨克族传统养老文化把个人的养老、尊老行为上升到道德和宗教的层面，对个人养老行为进行约束和监督，从而促进家庭幸福、代际和谐及家庭美德的建设。哈萨克族绿色文化、社会互助、氏族保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理念为社会化养老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行善，邻里互助、天课等风俗习惯为社会化养老提供了潜在的资金支持、组织保障，有利于向土地换保障、牲畜换保障等现代养老模式的过渡。哈萨克族人自古以来产生的草场公有制和团结合作、互利、互助传统以及部落、氏族意识向以合作经济为载体的农村养老模式的过渡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和舆论环境。另一方面，哈萨克族居住比较分散，家庭养老意识很强，这种家庭养老文化的强化不利于新疆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普及和发展。哈萨克族人的知足思想始终影响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进取心，最终会导致牧民收人的减少、家庭养老能力的弱化和牧民参保能力的下降。哈萨克族人因受封闭的游牧文化的影响，经常与世隔绝，思想观念比较保守，对社会养老保障认识不足，对于外来文化，新文化特别是现代养老文化产生一种由来已久的敌对心理，少数民族牧民普遍存在“四怕”思想，即怕政策变，怕不兑现，怕钱贬值，怕干部换，尤其害怕国家政策的大起大落，因而投保积极性不高。这种封闭保守思想严重阻碍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顺利普及。因认识方面的误区，部分牧民总是把农村养老保障与乱收费混为一谈，甚至有些年轻人认为父母参加农村养老保障是自己不孝顺和软弱无能的表现，感到屈辱，怕别人说闲话，从而反对父母参加养老保障。哈萨克族人的大家庭、大家族观念严重影响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进行和现代生育文化的普及，导致人口快速增长，牧民收入的急剧下降，牧民自保能力、投保能力的减弱和国家负担的加重，从而妨碍家庭养老模式向社会养老模式的转变。
(三)保证社会主义先进养老文化在新疆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工作中的主导地位，促进传统养老文化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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