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6 10:34:12
导语：在劳动力短缺的原因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民工荒；产业升级；刘易斯拐点
一、引言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央政府实施特区建设，开放沿海城市等发展战略，珠三角、长三角、闽东南和浙东南等沿海地区依靠外资引进和发展出口加工业强力地拉动了经济增长，也拉大了与内地经济发展的差距。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在“推力”和“拉力”的作用下纷纷流向发达的沿海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民工潮”。由此，人们习惯于认为我国廉价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2004年初闽东南、浙东南和珠三角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开始出现了农民工短缺的现象，即所谓的“民工荒”。由于金融危机的蔓延，2008年沿海地区2000万农民工下岗失业，返乡回流。2010年随着世界经济企稳和我国经济的回升，沿海地区和内地企业纷纷出现“招工难”，再次爆发了新一轮“民工荒”。2011年“民工荒”进一步深化，很多企业因找不到工人被迫停掉部分生产线甚至关门倒闭。
以上现象反映出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民工荒”的原因是什么？是简单的劳动力供给不足，人口红利已经消失，还是有现象背后更加复杂的原因？蔡昉（2005）认为从最近在劳动力市场上发生的一些新变化来判断，一个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劳动力有限剩余的转变正在发生。段树军（2011）认为“用工荒”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劳动力密集产业加速丧失优势，“用工荒”并不是绝对的劳动力供应不足，而是一种劳动力的结构性、技术性短缺。李波平，田艳平（2011）比较分析了2004年和2010年开始的两轮“民工荒”，指出由于区域格局变化，农民工主体价值观念变化和惠农政策效果的逐渐显现，促使沿海和内地城市出现了用工紧缺的状态。章亚男（2010）指出从第一产业产值所占GDP比重和从业人员比重的比较来看，中国还有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潜力。谢韬（2010）从劳动力供给状况和劳动力市场发展情况分析，发现中部地区的刘易斯拐点还未出现。以上文献大多就“民工荒”现象做了描述和简单的原因分析，还不是很系统，本文试图更加深层次地剖析“民工荒”问题。
二、此轮民工荒的特点
1．沿海地区和内地争抢农民工。东部沿海城市企业深入内地，各个火车站、汽车站都出现了火热的“接站人”。上海更是利用近400辆长途大巴奔赴安徽、江苏、河南、湖北等地，到“家门口”接回农民工。而内地如成都、重庆、武汉等中西部城市纷纷采取下达招人指标、到车站码头围追堵截、加大宣传力度、给出优惠条件等措施，招揽农民工留在本地工作。由此可见，此轮民工荒发生地域有所扩大。
2．新生代农民工比重加大。当前劳动力市场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年轻化倾向，“第二代”打工者约占新求职人群的80%。除工资薪酬外，他们更加注重对职业前景的选择，对就业环境要求高，并且对城市生活方式有更高的期望。
3．普工短缺占大部分。2004年的农民工短缺表现为熟练工、技工短缺，尤其是高级工严重缺乏。2010年开始的农民工短缺，普工短缺占大部分。目前，广东企业用工普工缺口约占总量的68%。1
三、此轮民工荒产生的原因分析
1．金融危机过后用工反弹。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风暴使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加工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外贸出口型企业遭受重创，大量企业由于接不到订单而出现了半停产、停产、关闭、破产的情况，而作为制造业的主力军农民工纷纷失去工作，被迫返乡回流。据农业部2009年1月统计，提前返乡农民工数量约2000万人以上，大约占农民工就业总量的15%。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促进就业增长，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四万亿元投资计划有相当一部分分布于我国中西部地区。2010年随着世界经济企稳和我国经济的强劲回升，沿海制造业企业外贸订单激增，企业用工需求加大。特别是春节过后，由于企业提前开工和招人，很多农民工还在家过年，企业又遭遇了“招工难”。
2．农民工长期低收入的反应。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沿海地区利用优越的区位条件，通过实行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依靠大量廉价、技术含量低的农村劳动力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依靠低成本、发展外向型发展战略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但这种高增长是以牺牲农民工的利益和权益，极大的减少用工成本而形成的。低工资、低劳动成本带来的低效率可能使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落入“低成本陷阱”。当前是“劳动力无限供给—低工资—低成本—低效率—低竞争力”链条的断裂，这些低收入的制造业企业对农民工已经没有太大吸引力了。
3．户籍制度、各种保障制度的严重缺陷。户籍制度阻碍了劳动力的城乡流动，给社会福利带来损失，导致了较高的迁移成本(王美艳、蔡昉， 2008)。在权益上，农民工不仅工资低，而且人身安全和尊严、平等择业、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居住等权益长期得不到有效保障，合法权益屡遭侵害。农民工与城市产业工人相比仍享受不到应有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待遇，处于城市社会底层。随着农民工维权意识的增强，在很多合法权益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农民工选择“用脚投票”，离开工作岗位，于是产生了“民工荒”。
4．农民工主体及其价值观念在变化。20世纪60年代出生，90年代外出打工的第一代农民工，随着年龄的增大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年龄的限制，再加上积累了一定的资金，这些农民工纷纷还乡回流。第二代农民工是80年代后出生、新世纪开始外出打工的农民成为农民工的主体。第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成长的环境和社会背景不同，他们外出务工就业价值观念有了许多明显的变化。新生代年轻农民工外出打工提高收入并不是唯一目的，他们更注重追求生活质量，效用目标和偏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刘传江，徐建玲，2006)。他们在社会地位、合法权益、社会保障、人格尊严、子女入学等方面的诉求日益凸显。另外新生代农民工吃苦耐劳精神有所欠缺，常常会因为工作时间太长、劳动强度太大而频繁跳槽。一项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敬业精神差且职业流动率高，平均每人每年 换工作0.45次，而老一代农民工仅为0.08次，新生代农民工跳槽频率是老一代农民工的近6倍(长子中， 2009)，这其中，近一半的人是因为“生活、生产环境和闲暇时间不足”而跳槽，17%的人提出“自己不喜欢那个工作”或者只是“想换个环境”。沿海地区企业在工作环境、管理体制、合法权益等方面改变不大，不能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用工荒”是新生代农民工对不平等劳动关系的抗议。
5．惠农政策效果显现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农民工外出务工的主原因是农民负担重而农业比较利益低，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慢。在早期，相比农村而言，外出打工的相对收益比较高。但是随着国家连续出台惠农政策，如取消农业税、种粮直补、粮食收购保护、新农村建设等，使农业劳动力边际效益不断提高，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这提高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机会成本，降低了农民外出打工的积极性，也吸引部分农民工回流，造成农村劳动力的意愿供给量小于企业实际需要量，结果带来了企业用工短缺问题。此外，在城市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农民工的实际购买力趋于下降，而流向城市的成本增加，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净收益下降，缺乏向外流动的经济诱因。
6．人口红利衰退期渐进。刘易斯（1954）在他开创性的文献《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从劳动力市场的二元性角度，讨论经济发展的转变过程。他的理论后来经拉尼斯与费景汉（Ranis and Fei，1961）拓展，形成了含有转折区间的二元经济模型。在拓展的刘易斯模型中，有两个关键性地转折点：刘易斯第一拐点，也就是劳动力供给从无限剩余转向有限剩余的阶段；刘易斯第二拐点，即有限剩余的劳动力被完全吸收殆尽的点。目前，对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中国是否越过了刘易斯第一拐点，即劳动力供给从无限剩余转向有限剩余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并非意味着中国不存在剩余劳动力，而是劳动力供给从实质上发生了变化，从以前的刚性工资变成了弹性工资，并伴随着农民工工资的实质性上涨。
四、政策建议
2007年底全国人口的城镇化比重达44.94%，另一方面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生产中创造同样产值所需的劳动力只是以前的1/25。第一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下降，截至2007年底，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仅为11.3%，基本是1978年的1/3的水平。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也从1978年的70.5%下降到40.8%。这种产值和从业人员的分配比例直接导致了中国农村的人均收入远低于城市。这种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第一源动力，也是农民工这类人群存在的主要原因。然而从上述两组数据中，我们也能发现一个基本事实，中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仍高达40.8%，远高于第一产业产值比重相同的斯里兰卡和埃及。这说明第一产业中中国仍然存在较多剩余劳动力可供转移到第二、三产业。
目前中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还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优势不会立刻丧失；中国目前的“用工荒”并不是绝对的劳动力供应不足，而是一种劳动力的结构性、技术性短缺。中国许多地方还存在大量应该转移也可以转移的农村劳动力，短期内中国的劳动力供给仍然是丰富的。劳务大省河南的数据显示，该省有7000多万农村人口，4700多万农村劳动力，富余劳动力3200多万人，至去年年底共转移农村劳动力2363万人，还有800多万人需要转移。所以刘易斯第二拐点还未到来。针对民工荒现象，提出如下建议：
1．鼓励企业进行产业升级。从长期发展来看，资本密集程度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企业应加快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升产业技术层次和结构，以应对未来劳动力供给相对不足的情况。
2．政府充分发挥职能，弥补劳动力市场上的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由于农民工输出地和需求地不能相互协调，劳务信息不充分，管理网络不健全，使得劳动供给的信息无法传递给用工单位，劳动需求的信息也无法传递给打工者，造成劳动力的盲目、无序流动，从而导致了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政府建立全国有影响力的招工就业网站，可以将我国农村劳动力巨大存量的潜力发挥出来。
3．建立健全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不规范，劳动法律法规缺失，伤害了农民工的利益，国家对此应设立相关的法律保护参工者的利益。还有农民工仍然面临着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的待遇，与市民的巨大差别会使这个群体难以融入城市，久而久之较高工资的吸引力也无法体现。因此，应该将农民工纳入城市养老保险体系，使他们能够得到市民化的待遇，从而吸引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并能最终留在城市。
4．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培训。总量过剩和结构性短缺将是我国农村劳动力在较长时期内的特征，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加大民工培训力度，提高民工文化素质、劳动技能和可持续就业能力，把廉价劳动力变成高价值、高素质的人才资源，将我国的人口红利从数量向质量转变，把经济增长方式切实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换。
参考文献：
1、 李波平，田艳平，《两轮“民工荒”的比较分析与启示》，《农业经济问题》，2011年第1期。
2、 王美艳，蔡昉，《户籍制度改革的历程与展望》，《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3、 刘传江，徐建玲，《“民工潮”与“民工荒”—农民工劳动供给行为视角的经济学分析》，《财经问题研究》，2006年第5期。
4、长子中，《当前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念透视》，《北方经济》，2009年第5期。
关键词：劳动力成本；结构性短缺；对策分析
一、前言
从世界范围看，所有市场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都必须面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在资本积累初期也曾享受低廉劳动力成本带来的经济飞速发展成果。随着工人薪资意识与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劳资双方在工会组织的协调下才能较好的处理成本提升所带来的矛盾。
改革开放30余年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一直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最重要促进因素之一。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及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以及工薪阶层在劳动力价值观上的觉醒，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自2004年以来持续上升，已成为我们继续推进改革，发展经济的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
劳动力成本一般分为直接的工资支出及社会保障支出两大主要部分。近年已有不少研究者关注劳动力成本上升及其应对策略问题，认为经济持续发展、通货膨胀等宏观方面的因素，是造成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根本原因。下文将在此基础上，着重从供求关系、生存成本及政府力量来进一步讨论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具体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
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
在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交错状态下，影响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原因有诸多方面。劳动力成本不仅是生产领域的四大主要成本之一，同时也是社会产业链当中的一种变量，其商品属性决定了我们需要从市场环境和国家宏观制度环境中寻找价格上升的动因。
1.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短缺
既然劳动力成本是建立在产业链上形成的一种变量，那么供求关系就成为其价格变动的重要影响因素。自2004年以来，随着出口贸易的持续攀升，对劳动力消耗最大的制造业经历了大规模的产业升级与常态规模扩张。
一方面，基础性产业的常规劳动力需求持续走高；另一方面，技术含量较高的制造领域也同样需要大量具备高素质的人才。这就从质和量上对市场上的劳动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而与此同时，市面上能够提供的劳动力却出现结构性短缺的状况。随着计划生育的持续推行，我国有效劳动力的输出持续呈现下降趋势。不仅高新技术制造领域难寻拥有专门技术的劳动力，常规的低技术性劳动力岗位也同样出现短缺情况。从2007年至今，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制造业的用工荒一直延续。这种供求不平衡的关系直接导致了劳动力成本的持续攀升。
2.劳动力的生存成本
作为个体的劳动力不仅是劳资协议下的行为主体，同时也是存在于社会网络中的活动体。因此，经济环境变动对劳动力个体生活成本支出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国家一直通过政府调控确保通货膨胀处于正常水平，但仍旧无法抑制各类生活物资的价格增长。与此同时，医疗、教育成本的提高，同样对作为生存个体的劳动力提出新的挑战。
劳动力生存成本的大幅提高，迫使雇主必须提升劳动力报酬的资金投入。在生产总额不变的情况下，对劳动力直接物质投入的增加，无疑也提高了劳动力成本。
3.有形的手：政府的调控力量
以上我们讨论劳动力成本之时，更多的是针对直接的劳动力工资成本而言。但劳动力成本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社会福利成本的提高。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工薪阶层社会福利保障意识的增强。国家越来越注意从制度设计上确保落实劳动力的社会福利待遇。
一方面，党和政府通过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并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而不断的提升，确保了工薪阶层的基本权利。而这种硬性制度的推行，要求企业必须根据标准调整薪酬体系，这在无形中增加了企业在劳动力成本上的投入。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要求企业必须对员工的社会保障进行配套。若从个体角度观察，社会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社会保障费用数量并不是很大，但从整体上观之，则形成了数量巨大的支出。
政府力量的介入，促使企业必须根据宏观政策的变化而调整劳动力成本的投入。在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的今天，企业必须承担起落实社会保障制度的重任，确保员工权益的实现。
三、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主要对策
基于以上三方面的分析，我们发现供求关系、生存成本及国家行为构成了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的三大主要因素。对此，我们不仅继续推进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同时也要以此为契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促进国家整体经济有效转型。这需要我们从以下三方面努力。
1.宏观制度改革策略
正如很多研究者早已指出的，目前中国仍处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交错的时期，纵然市场经济已经是国民经济的绝对主体。然多年计划经济体制下存在的诸多问题，并未能根本解决，因此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状况市场发生。反映在劳动力成本变化上就是供求关系并不具备决定性作用。
为此，我们必须在宏观上制定一系列的法规和制度对劳资双方的权益进行有效规范。首先，要继续推进工资和福利制度改革，确保作为劳方的普通工薪阶层具有应对生活成本持续提升出现的问题。
其次，要从宏观上把握经济发展总体趋向，引导企业实现产业升级。其中，应坚持内需拉动经济的原则，制定相应的内销服务制度，引导企业以国内市场为基点向外扩散，同时配套施行产业结构的升级。
第三，必须对医疗、教育等关乎百姓生活的领域进行进一步的制度约束，让作为普通人的员工具备降低生活支出的制度性平台。
通过国家在宏观制度上的完善，在提升企业发展水平的同时，也确保在法律框架下实现工人薪资、福利待遇的稳步提升。
2.市场调控策略
如前所述，劳动力成本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类商品，其价格的变动受到市场动态的影响。因此只有对人力资源市场进行有效调控，方能从根本上缓解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负面影响。
其一，应从多方面入手，通过各类组织对劳动力与就业岗位进行优化配置，确保有效人力资源的高效对应。其二，企业应通过内部培训等方式，促使原有员工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中做到与时俱进，降低员工流失频率，实现自我“供血”，从而节约劳动力招募成本，提升生产效率。第三，国家通过对参与就业人员进行定期培训，使得就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及基本技能有所提升，从而在劳动力供给上实现量与质的有效结合，解决劳动力的供给问题，降低行为成本。
3.产业升级策略
除了国家调控与企业自我调整，我们还可以从产业升级的角度对劳动力成本提出有效对策。产业升级是中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面对不断提高中的劳动力成本，企业只有依托现有资源，通过不断整合实现产业的升级。这对有效应对劳动力成本提升有以下帮助：
第一，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技术及制度的优化，促使生产效率的提升不再只是依赖一元的粗放式人力投放，而是透过严格的培训，促使有限的人员借助相应系统工具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从整体上降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第二，在产业升级过程中，通过调整一定区域内的差异化用工，降低劳动力输入的同质性，从根本上降低劳动力成本的结构性短缺，从而缓解因劳动力成本上升造成的矛盾。
四、国有煤炭企业的应对举措
1.煤炭国有企业的用工特点
煤炭国有企业作为能源工业，其在制造业产业链条中处于动力源位置。只有能源供给充足，相关产业方能去的持续发展。而煤炭国有企业在用工方面亦有其特殊性。一方面，矿源开采需要大批具有一定技术但又廉价的劳动力；另一方面，煤炭加工产业又需要数量庞大的技术性专门人才。这种基数大、质量层次区分明显的用工特点，促使国有煤炭企业在面对劳动力成本上升时必须采取更加灵活的措施。
2.煤炭国企的应对策略
首先，作为国有企业，煤炭生产厂商必须切实落实国家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从改善员工福利角度实现用工的准确性，提高生产效率。
其次，煤炭企业应当注重高层次人才的内部培养，从生产实践中“生产”出一批可以胜任新生产技术研发的内部人员，以自我升级的形式降低劳动力成本的投入。
第三，应完善薪酬制度，根据具体岗位工作内容及成绩来对不同梯级员工待遇进行合理化配置，激励员工在工作实践中完成自我调整与优化，促进企业的整体升级。
总而言之，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今后国家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一个客观现实。这一趋势将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我们需要从制度优化、市场供给和产业升级等诸多方面进行应对，以确保新时期下经济的持续、有效增长。
参考文献：
[1]辛永容：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因素研究[J].价格月刊2010.2.
【关键词】 劳动密集型企业 订单式培训 校企合作 人才策略
我国企业大部分属于劳动密集性企业，其主要需要的就是大批劳动力。但是，自从本世纪初开始，我国劳动密集型企业面临着严峻的劳动力短缺发展困境，尤其在一些经济发展非常快速的地区，其劳动力短缺问题日益突出。而且较为严重的问题是这种劳动力短缺现象正由沿海地区逐步向内陆省份蔓延开来，甚至出现了大范围的“缺工潮”和“用工荒”。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国劳动密集型企业应该积极转变原来的用工观念，主动采取全新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其中最为有效的一种方式就是与高校合作实行订单式校企人才培养策略，做好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员工招聘工作，建设一支长期稳定的员工队伍，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效果。事实上，在当今时代，企业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人才之间的竞争，在以劳动力为主要生产力来源的企业里，人才显得更为重要。
一、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力短缺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在当今时代，劳动密集型企业已经显然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了。但是，我国企业很多都没有能够摆脱这种低层次的发展模式，劳动力仍然是主要的竞争优势。
1、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力短缺现状
时代的进步与发展，已经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劳动短缺现象，它给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具体表现如下。
（1）企业招工较难。如今社会上愿意从事制造业的员工并不是很多，劳动力市场并不是十分吸引劳动力。但是，我国企业仍然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主要还是依靠劳动力的大量投入而取得市场竞争的优势。因此，这二者之间就形成了一种较大的矛盾体。一方面，企业想要降低招工成本，而另一方面应聘者则要求更高的福利待遇。
（2）企业员工队伍不够稳定。作为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维持稳定的员工队伍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日益严峻的招工形势，使得劳动密集型企业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劳动力短缺问题，要想真正维持稳定的员工队伍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近些年来，我国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员工流失率是较高的，很多人频繁跳槽，加大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3）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方式不够科学。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式仍然较为传统，加之劳动力日益严峻的短缺现象双重发酵，使得劳动密集型企业面临了较大的员工管理难题。有些企业只是把员工管理看作是一项简单的行政辅助工作，并没有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来看待员工管理，从而使得这些企业的员工管理缺乏对市场深入分析的前瞻性，也没有能够完全走出传统的员工管理模式，忽视企业文化建设，无法构建成熟的员工激励机制。
（4）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使得劳动密集性企业面临着转型需求。我国劳动密集型企业长期以来都是主要依赖于低劳动力成本。但是，最近这些年来，劳动力成本日益攀升，很多企业无法尽快转型，以应对劳动力成本攀升的现状，有些企业不得不破产。这就使得企业必须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但是，转型谈何容易。因此，这就造成了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困境。同时，一些新生代农民工的新诉求给企业招聘和人力资源管理带来新挑战。
2、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力短缺原因
劳动密集型企业之所以会面临这么多的人力资源管理难题，原因就在于如下几个方面。
（1）我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趋势日益加快。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随之而来的就是人口的寿命不断延长，这就导致了老龄化社会的形成。这种老龄化社会使得可用劳动力变得越来越少。同时，农村劳动力输出也出现了增速减缓的现象。这是因为这些年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输入的数量非常有限，这些都直接导致了我国劳动力资源变得越来越紧张，这种劳动力短缺现象具有不可逆转性。
（2）劳动力的流动方向不利于企业吸引劳动力。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使得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企业面临了严峻的人力资源困境。具体来说，我国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和生活环境不断改善，使得原本要流出来的劳动力呆在原地方或者就近务工，还有很多劳动力选择自主创业。尤其在那些工资福利和工作环境多年未变的地区，对于劳动力的吸引力明显下降。这就导致了劳动力迁出缓慢，而需要劳动力的地区又不能够很好地吸引劳动力，这就产生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3）产业升级使得劳动力需求日益旺盛。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欧债危机的持续发酵，使得我国劳动密集型企业面临了更为恶劣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劳动密集型企业不断接到新单子，也催生了对于劳动力需求的不断上升。但是，很多劳动力不愿意回到工作岗位上来，从而造成了一些企业的用工缺口。
二、订单式校企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类型及实施过程
所谓订单式校企人才培养模式，指的就是企业与高校之间签订一定的培养协议，通过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来充分利用企业和学校各自的优势，共同制定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计划，让企业与学校双方都能够积极参与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中去，还要做好人才管理，企业应该能够履行协议约定来组织学生进行就业。这种订单式的人才培养方式是一种教育方式，它是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办学模式，有利于最大化地发挥出企业与学校各自的资源和条件优势，为企业提供合适的人才，为学校实现教育体制创新。
那么，作为一种源于商业活动的“订单”一词，其原先的含义就是指买卖双方订购货物的合同或契约。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人力资源管理也逐步与市场的需求进行同步，从而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先配置。因而，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才正式进入到教育领域中去。根据笔者的经验，订单式校企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明确了合作法人的权利和义务，主要是指学校与企业双方，其中，学校被看作是人才供应方，企业是人才需求方；第二，确定了人才培养的数量和标准，企业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用工需要进行具体的人才培养，而学校又要在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前提之下对人才进行培养，让他们具备基本的文化素养，并多方面学习各种相关知识，为将来的就业打下良好的基础；第三，规定了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这种订单式校企人才培养模式，有着明确的人才培养方案，对相关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都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学校重视理论教育，而企业重视实践教育，校企双方应该合作协商，最终确定人才培养方案；第四，约定了管理制度和评估方式。校企双方在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中，共同组建专门的人才培养组织与机构，探讨并负责人才培养的具体事宜，并对双方做出各自的责任约定。
订单式校企人才培养模式的具体类型并没有一个非常统一的建议。这里，笔者结合了多方面的做法和看法，提出了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主要应该包含直接订单和间接订单两种。就直接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来讲，它主要包含了学前订单、学中订单、毕业季订单三种方式。这种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就是指学校在进行相关的市场调查和风险评估的基础之上，直接与企业签订人才培养订单，这其中没有其他第三方的介入，仅仅是校企双方的共同参与。就间接订单而言，它是指学校与企业并不直接签订人才培养协议，而是通过中介机构或销售企业之间签订人才培养订单，其中的中介机构和企业会对学生的订单式培养进行二次分配。一般来说，间接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包含了与中介机构订单和与中间企业订单两种方式。关于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过程，一般有：达成订单、招录学生、实施培养、上岗考核、岗后关注等几个阶段。
三、劳动密集型企业实行订单式校企人才培养的具体策略
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应该实行订单式校企人才培养策略，让企业与学校签订用人协议，制定共同的人才培养计划，充分利用有效的资源，培养多元化的应用型人才。应该来说，这样的人才培养是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具体来说，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及专业的多学科性质决定了改革的必要性，充分的社会调研是改革进行的前提，企业的实力及学校的师资是改革得以进行的资本，学院、企业、学生的相互支持和配合是改革得以进行的保障。我们要根据一定的实施步骤来采取相应的措施，结合实际订单式人才培养情况来让企业与学校能够积极参与到校企合作“订单式”人才培养中来。笔者认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应该采取具体的策略进行订单式校企人才培养，具体策略如下。
1、企业要积极参与到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中来
这就是说，企业在订单式校企人才培养模式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它们应该参与员工教育培训课程的设计，结合企业的具体情况进行人才培养。企业应该参与员工教育培训时间的设计，合理安排工作与学习的时间，充分发挥出企业在学校人才培养课程中的开发作用。这就是说，企业应该秉承长远的发展观念来看待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把企业自身看作是人才招聘单位，又要把自己看成是育人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扮演好企业在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中的学习型企业身份，做好学校人才培养的参谋和助手。具体来说，企业应该做好课程设计的参谋，让学校的课程设计和专业方向紧密结合行业的发展规划，依据企业发展动态及时进行调整，让企业参与的学校课程设计变得更有针对性、适应性、可行性。企业还应该做好学校课程实施的助手，让学校课程设计能够体现企业的需求，让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能够有一个完整的教学体系，并做好课程评价的主角，根据实际情况，搜集并应用各种信息来形成一个科学的课程决策和课程评价，从而使得学校的课程能够摆脱纯理论的困扰，增强学校课程的实践性能。
2、学校也要积极发挥出在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中的作用
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场所，学校应该积极发挥出课程开发的主角，而不是配角的地位。因此，学校应该积极与企业实现合作，充分发挥出学校在订单式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具体来说，学校应该发挥出课程体系开发的组织者作用，课程实施的领导者作用，反馈信息的收集者作用和课程改进的主持者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应该让学校充分发挥出应有的能动作用。具体来讲，学校应该立足区域经济发展实际和人才市场需求设置专业，到新建企业或新开发项目的企业了解人才需求状况，加强学生实训实习场地及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并积极推进办学模式和办学方式的改革，使学校与企业、学生与员工实现无缝对接。学校可以提供课程订单，明确人才培养的层次，整合师资力量，全程跟踪各培养环节，教师高度负责，辅助完成各项任务，确保人才质量，实现校企互补。
3、政府应该积极推出并不断优化订单式人才培养的政策环境
为了切实推进订单式校企人才培养模式，国家相关部门应该重视建立行业、企业、学校共同参与机制，不断完善相关的人才培养政策，推进学校的教育体制进一步改革，完善学生到企业进行实习或锻炼的指导，从而形成一个企业和学校共同教育、管理和训练学生的教学模式，推进校企合作的制度化。但是，当前的实际情况却是，一些地方政府虽然出台了相关优惠政策，也采取了一定的政策性措施，但是，实际执行效果并不是非常理想。因此，各个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应该积极落实各项政策，不断优化校企合作的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为校企双方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政策支持，实现投入支撑、政策保障、督导激励。
4、学生也应该在订单式校企人才培养模式中发挥自己的主体作用
对于校企双方来说，实行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并不能忽略掉学生的主体性作用。因此，在实行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中，学校和企业双方都应该充分重视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和作用，因为这种人才培养模式本身就涉及到学生的根本利益，关系到学生的发展前途。在最后确定具体的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的时候，应该首先让学生及其家长充分了解这种订单企业的具体情况，听取多方意见，全面了解订单学校的师资力量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情况，让学校的教学计划和人才培养内容以及企业的相关情况能够让学生充分了解，从而让学生对自己有一个客观评价，最终为自己做好人生的规划和定位。
劳动密集型企业需要大量的人才。在当前用工荒的大背景下，劳动密集型企业应该积极采取订单式校企人才培养模式，与学校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从企业自身的需要出发，让订单式人才培养方案与企业发展方向、规划相结合，与企业的发展实力、经济基础相结合，与企业的经营生产状况相结合，与企业的人力资源有效使用、人才结构及其变化趋势相结合，从而革新招聘理念和招聘方式，加强劳动契约的稳定性，逐步提高工资福利待遇，建立多重薪酬激励方案，重视员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发展规划，建立和谐的雇佣关系和人际关系网络，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培养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升级，以减缓劳动力短缺压力，运用“内迁”策略，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西部以维系企业竞争力，从而使得订单式校企人才培养模式能够发挥出最大化的价值和作用。
【参考文献】
[1] 陈小琼、李桂霞：“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探析[J].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2）.
[2] 李桂霞：订单式培养――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7（30）.
伴随着一轮周期的结束,制约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因素已经初现端倪。低端劳动力短缺可能会导致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的下滑。应对这种供给层面的冲击,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做出一些调整。
难以持续的高增长
支持今年1季度经济表现强劲的短期因素可能包括:存货水平的非正常积累、被金融危机抑制的私人部门投资需求的集中释放、房地产和(或)地方政府投资的明显加速。
迄今为止,中国尚无连续的季度支出法GDP核算数据,因此人们一般使用月度的社会消费品零售、固定资产投资和贸易差额数据进行替代性的分析。尽管这些月度统计数据在定义和表现上都与年度支出法数据存在一些差异,但在大多数时候,根据月度数据进行的分析可以对经济趋势的判断提供一些参考。
在消费、投资和净出口都没有显著加速的背景下,生产法核算的1季度GDP增速却出现了大幅提高。这一局面的一个便利解释就是中国经济在快速地累积存货。根据我们的推算,在考虑到月度、年度支出法数据之间差异的前提下,存货积累对1季度GDP的贡献可能在2个百分点左右。尽管这样的推算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误差,但从历史经验来看,在趋势上仍有一定参考价值。
有很多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在积累存货。以汽车行业为例,今年一季度汽车产量增长很快,但销量实际上有所下降。从行业调查结果来看,汽车行业产量的增长主要来源于经销商存货的调整。同样在钢铁、化工等行业,我们也可以看到库存的积累。而库存积累拉动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
私人部门投资需求的集中释放可能也对1季度的经济增速产生了积极影响。这种情况可能主要是因为私人部门的投资意愿在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抑制之后,在今年1季度出现了集中释放。从历史经验和行业调查结果来看,今年下半年私人部门的投资增速可能就会出现回落。
1季度房地产投资的增速相对较高,但如果将之与2007～2008年的房地产投资相比,其复合增长率实际上低于长期历史平均水平,综合新开工面积、销售面积增长等数据来看,房地产投资仍处于较弱的恢复趋势之中。考虑到最近针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比较猛烈,对市场预期构成较大影响,我们预期房地产行业较高的投资增速难以维持。
尽管在总量层面上看不到地方政府投资显著加速的局面,但零碎的证据似乎暗示部分地区的地方政府投资出现了较明显的加速,如重庆、武汉等地,并对1季度的经济增速构成一定支持。考虑到目前正在进行的针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清理和对新增项目贷款的严格控制,我们认为地方政府投资持续加速的可能性不大。
基于上述对支持经济增长的各因素的分析,我们认为,下半年经济增长形势不容乐观。
实际上,今年5月份的数据已经显露出内需增长动量放缓的端倪。
首先,工业增速明显回落,较上月下降了1.3个百分点。其中,周期性行业如有色金属、汽车等行业下降较为显著。
其次,5月份PMI指数、新订单指数和积压订单指数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落。
最后,除房地产外其他实体经济领域投资出现放缓迹象。据我们粗略推算,5月份不包含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经从去年2季度接近50%的水平回落到21.9%左右,较1季度下降接近3个百分点,较上月下降0.6个百分点。
考虑到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民间投资意愿的下降以及刺激性经济政策动量减弱,我们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内需减缓的格局仍将维持。到今年第4季度经济增速可能回落至8.5%左右的水平。
逃不过的经济周期
我们之所以对中国下半年乃至今后几年经济增长预期保持谨慎,是因为中国正处于一轮经济周期的末端,而新一轮的经济周期尚未启动。
从1992年开始至今,中国经历大致以10年为期限的两轮经济周期。在中国,驱动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是产能的余缺,而产能的短缺、形成、投放与过剩可以大致通过固定资本形成的增速来判断。固定资本形成加速意味着产能形成加速。(图1)
由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是追赶型的,无论是政府的引导还是企业通过观察、学习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都容易使企业对未来的产业发展趋势形成一致预期,在投资上造成“羊群效应”,从而形成后期产能过剩。
产能集中形成时期,高投资拉动经济快速增长,同时伴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上升;而产能过剩期,企业盈利下降,投资意愿减弱,经济增长下滑,同时物价涨幅回落。
目前我们正处在2002年以来的这一轮经济周期的末端,在钢铁、水泥、玻璃、电解铝以及造船等行业,我们已经看到了严重产能过剩现象。在这些领域的投资的下降会导致总需求增长动力不足,仅仅依靠政策的刺激又难以持续。另外,新兴行业从兴起到拥有成熟的市场,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综合上述条件,我们认为,目前阶段拉动经济增长动力在减弱。
在投资需求减弱的背景下,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今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长速度不断加快,中国似乎正处于大众消费兴起的中长期趋势的早期阶段。然而,探究消费兴起的深层原因让我们对未来的发展不免又有些隐忧。
根据我们的估计,私人部门的消费与居民可支配收入相关性最强,而与消费信贷、利率、物价等因素相关性较弱。因此我们认为收入的增长是导致消费增长的最主要原因。过去几年我国东部地区工资平均增速达到11%,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平均工资增速更是达到15.5%和16.2%。居民部门收入的高速增长与中国低端劳动力供给紧张密切相连,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已经或者正在跨过所谓的“刘易斯拐点”。(表1)
刘易斯拐点带来的忧虑
刘易斯拐点的概念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这篇论文中提出的,具体是指二元经济国家低端劳动力成本系统性上升的过程。
在二元经济国家,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过剩,其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在零附近,而农村工资水平由于文化传统等非经济因素,会达到高于零的水平,即会高于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但还是会显著低于城镇第二、三产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因此,在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农村的劳动力逐渐会向城镇转移,参与第二、三产业的生产。
在这个过程的前期,农村劳动力的减少不会增加农村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农村工资水平不会上升,因此转移到城镇的低端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也不会上升,处在较低的水平。
在这个过程的中期,随着转移的农村劳动力的增加,农村劳动力的减少会逐渐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但是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不会超过农村原来的工资水平,农村的工资水平不会上升,因此转移到城镇的低端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也不会上升,还是处于较低的水平。
在这个过程的后期,农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会超过农村原来的工资水平,农村的工资水平就会上升,因此转移到城镇的低端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就会相应上升,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刘易斯拐点。
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前中期,大量廉价的低端劳动力进入了城镇第二、三产业,由于其工资水平较低,大部分利润都分配给了资本所有者,带来了企业净资产回报率(ROE)的提升,而企业ROE的提升进一步刺激了投资需求,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股力量拉动了经济增长。
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后期,随着农村工资水平的上升,转移到城镇的劳动力工资水平也会相应上升,企业ROE有所下降,带来投资需求的下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股力量带来经济增速的下降。
这种供给层面的冲击会导致经济领域发生一系列的变化。考察日本和德国的案例,可以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更加深入认识。
日本主流学者的研究倾向于认为日本刘易斯拐点大约出现于1960年前后,但是日本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是从60年代末期开始才有非常显著的上升,通货膨胀的显著上升和经济的减速也在此时期。
1960年前后日本已经走过了刘易斯拐点,但是工资增长率直到60年代末期才高于GDP增长率。其原因可能在于,1960年代日本劳动生产效率经历过一段时间非常显著的加速。(图2)
1960年代末以后,由于工资大幅度上升,资本报酬占比明显下降,这导致了日本资本形成速度的明显放慢;再加上劳动供应的减速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无法维持,日本经济增长出现了台阶式的下降。
在工资大幅度上升的背景下,日本私人部门消费也出现急剧上升,同时制造业相对整体经济规模出现萎缩,服务业大量兴起。(图3、图4、图5、图6)
同时,在制造业内部,日本产业在向着技术更加复杂的方向上继续加速爬升。比如纺织和基本金属等技术含量比较低的行业在加速萎缩,而电器、交通设备等领域占出口比重在快速上升。(图7、图8)
总结日本的经验可以发现,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同时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后则出现经济减速、通胀上升、收入分配改善、消费和服务崛起等结构性变化。
但是通过研究德国的案例我们发现,劳动力短缺的出现或加剧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之间也许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德国开始重建,一直到1970年代,德国经历了20多年非常高速的成长。仔细的数据检查显示,50年代到70年代德国经济增长率不断下移的同时,德国物价增长率却在不断上升,这种情况到1975年时期达到顶峰。其原因是德国工资增长太快,更准确地说,是剔除劳动生产效率改善以后的工资增长速度太快。(图9、图10)
我们可以用单位产出工资成本增长率来表示剔出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后的工资增长率。这个比率从50年代一直到1975年一直在节节上升。从50年代一直到1975年,德国工资增长率大体稳定,后期有些加速,但是剔除劳动生产效率以后工资增长快得多,表明在工资增长比较高的后期实际上劳动生产效率增长相当的慢,或者说在后期劳动力开始明显短缺的时候,劳动生产效率的改善反而明显减速了。(图11)
在劳动力全面短缺的背景下,德国和日本经济数据的结构变化在70年代几乎如出一辙。
比如,德国劳动报酬和私人消费占GDP比重在70年代经历了显著上升,通货膨胀很高,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降。(图12)(图13)(图14)
对比德国和日本的案例可以看出,劳动力全面短缺的出现有可能会促进劳动生产效率的进步,但这并不是必然的。如果它能够促进劳动生产效率的进步,在比较长的一段时期,劳动力显著短缺对整个经济的影响仍然可以控制,经济仍然可以有非常好的表现,但是这一现象的出现本身并不是必然的。
经济潜在增速下降的原因与后果
劳动力的短缺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冲击,可能不太容易通过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弥补。有几个原因导致这一结果:
首先,随着人们预期收入的增加,边际消费倾向会得到加强。过去高企的储蓄率可能会回落。因此资本积累的速度也许难以达到过去的水平。
其次,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赖于制度红利和技术进步。过去出台的一系列旨在促进市场化的改革开放政策在边际上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在减弱,指望近期再出台更加能够解放生产力的政策也不现实。因此今后制度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会比之前更大。
再次,从技术进步角度来看,由于过去中国在技术上快速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目前的差距也越来越小,因国内外技术差距而产生的收敛作用的力量也越来越小。未来的技术进步更多要依靠国内企业的研发投入。而产品从研发到打开市场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认为目前这种自主研发的力量在国内尚不充足。
考虑到上述事实,我们认为劳动力短缺导致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下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经济潜在增速下降过程中会发生很大的问题,原因在于:在经济潜在增速开始下降的时候,从政府决策部门到企业和住户部门都没法及时认识到经济潜在增长率在下降,他们所追求的增长率仍然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上。如此一来,经济的实际增长就会越来越严重地偏离它的潜在增长速度,这会积累很多的压力。这种压力的积累在合适的时机会通过某种渠道宣泄出来,而这种宣泄就会带来非常大的震荡。
美国70年代经济增速一直在下降,但是美联储实际上很长时间之内都没有认识到这一局面。经济增速一下降,美联储马上就刺激。由于它所追求的经济增速跟潜在增速的背离越来越大,造成通货膨胀越来越高。在过去十年,美国经济的潜在增速一直下降,美联储一直追求比较高的增速,于是不断刺激,不断刺激的结果是房地产市场形成非常大的泡沫。(图15)
通过美国的案例可以看到,经济潜在增速的下降可能导致政府采取刺激总需求的政策以保证经济增长率。但是这种政策不是导致通货膨胀就是导致资产价格泡沫。
经济调控政策的转型
在劳动力市场未出清,或者说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如果通过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拉动需求增长,那么资源、土地、电力、基础设施等会出现紧张的局面,但是工资不会上涨。因此刺激性的政策如果力度合理,可以促进就业,提高经济增长率。
如果劳动力出现短缺,那么扩张需求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将导致工资不断上涨。经济主体看到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通常会预期通货膨胀率上升,而后他们会进一步要求上调工资。在存在通胀预期的情况下,经济主体更愿意持有实物资产而非货币,由此引发工资和通货膨胀率螺旋式上升。
在劳动力短缺的背景下,或者说在失业率等于自然失业率的状态下,如果经济主体拥有理性预期,那么政府只能通过保持货币供应量稳定,才能更好的控制通货膨胀。任何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最后只能导致物价上涨。
在这种条件下,经济增长不能只依靠需求的拉动,更多的还要依靠供给层面的因素来支撑。因此,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应该从单纯的管理总需求逐步向管理总供给倾斜。
供给学派的观点认为,供给能够创造自己的需求,市场拥有很强的自我自愈能力。政府应该尽量放松管制,让经济主体发挥更大的能动性。对于中国目前而言,我们认为,以下政策的实施对长期经济增长将是有益的:
第一,促进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这包括放松户籍管制;设立专门机构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打通信息渠道,提供免费信息平台。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增强可以减少摩擦性失业,从而缓解劳动力紧张的局面。
第二,努力提高人力资本积累。通过增加教育、技术培训等方面的投入来增强劳动力的质量。给劳动者提供教育和技术培训的机会可以减少因经济结构变迁带来的结构性失业,也可以缓解劳动力紧张局面。
第三,继续促进对外市场开放,促进国际贸易发展。实证研究表明,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和国际贸易量的增加能够促进一国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并以此推动经济增长。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 民工荒 大学生就业难 产业结构
众所周知，二元经济论在经济学里面早已被讨论的沸沸扬扬了，根据经济学家刘易斯的观点，传统农业部门和新兴的工业部门是一个国家最主要的两种经济结构。而我们广大的劳动力就聚集在这两个部门里面，而以农业部门占的比例更大。但是随着工业部门提供的报酬水平比农业部门越来越多的时候，农业部门那些富余的劳动力就会逐渐转向工业部门里边，而且随着差距的不断变大，这个转移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达到一个稳定的水平，这样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庞大。但是在给定工资水平上，劳动力的转移会达到一个瓶颈，由原来的无限供给变成有限供给。这样如果工业部门想吸收更多的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它就必须体高实际工资水平来扩大生产规模。因此工资水平和劳动力供给量相互作用的那条曲线就会发生改变，由原来的无限供给的水平方向运动向右上方转变，这就出现了一个拐点（图中曲线S与直线D3的交点），这在经济学上称之为“刘易斯拐点”。如下图所示。
一、我国劳动力的现状
近年来我国的人口呈明显的增长，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们国家老龄人口(60岁以上)已经占到百分之十三点几，显而易见，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老龄化。这表明我国劳动力并不是一直处于“无限供给”状态，而是慢慢开始转向“有限剩余”。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者对个人收入的期望提高，在现在既定工资水平上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了。意味着劳动力需求和供给失衡，虽然目前短期国内劳动力这种失衡现象对中国经济影响并不很明显，但久而久之，这种影响就会慢慢的被放大，从长期来看，中国就有可能发生劳动力短缺，这种短缺并不是供小于求，只是一种结构上的短缺。然而这种现象并不就是马上能出现的，对短期而言，我们的劳动力还是比较富余的。
二、刘易斯拐点在中国是否真的出现
针对我国当前出现的 “民工荒” 现状，部分学者认为：“刘易斯拐点”已经开始在我国出现。但是仅凭中国短期的民工荒现状还不能说明“刘易斯拐点”在我国已经出现。原因在于我国的“民工荒”现象只是部分沿海地区因为某些原因致使那些工业企业暂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人，并不是他们所提供的工资水平太低而致。相比之下，那些沿海地区的工资水平还是较高的，只是有些工人觉得回到家乡或则到某些岗位得到的总收益更大。其实还有很多没有工作的人希望得到这样的待遇的，毕竟我国的劳动力还是相当巨大的，失业的人还很多专业。很多专家认为“我国在劳动力供给方面的优势会长期保持”。中国还没有到劳动力全面短缺的时候。因此民工荒并不代表 “刘易斯拐点”已现，“刘易斯拐点”在中国出现任然需要一段时间。
三、在“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前，我们该有何措施
1、政府应该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产业、不同的人群制定相应的就业政策，让更多的人得到合适的就业岗位。
2、在重视传统产业的同时也要重视工业产业的发展战略，提高生产效率，改变“投入人力多产出少“的现象，实现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
3、政府应该更多关注弱势的民工群体，完善相关政策，使农民工的权利尽量得到保障，因为农民工权利不保，农民工失业率相继增加。
4、加强教育兴国的战略，近年来农村孩子的失业率相继增加，农民工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因而工作得到的报酬也比较低，从长远来看，加强教育有利于减缓“民工荒“的现象。
四、怎么看待“用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并存现象
“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这两种现象一起出现并不足为奇。既然很多用人找不到足够的工人劳动力，怎么又会出现如此之多的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局面呢？从如下两方面来阐述。
1、首先两者之间的身份不同。我们所谓的民工是指的农村的富余劳动力，文化水平较低，而我们大学生是具有相关专业知识和更高能力素质的先进劳动力的代表。
2、他们所要求职业报酬要求不同。绝大多数民工是为了挣得工资来满足他们的生活开支。而我们大学生就更多是为了找到更好的职位，挣得更高更丰厚的报酬。
因此，“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这两种现象并存是十分正常的。尤其是作为当代的大学生，我们如何才能很好的就业，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我们大学生首先应该端正自己就业的心态，不要眼高手低；其次，脚踏实地注重自己的实践能力，要能迅速的把自己的能力运用到工作岗位上。
五、总结
根据以上论证，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刘易斯拐点”在我国还没有到来，那些所谓的“民工荒”现象等仅仅只是局部的不平衡导致的。但我们应该承认一点，我国的劳动力供给水平有一定的缩减趋势，并不是原来那样无限制的供给了。正所谓无风不起浪，我们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未雨绸缪，早作准备，以此来应对有朝一日的真正的“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在现有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积极改革经济增长的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实行资源优化配置，寻找除了人口红利带来的成本优势以为更好的发展模式，这样才能使我国经济建设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姜华东.“民工荒”并不能说明我国经济到了“刘易斯转折点 ”[N]．开放导报,2007
关键词 市场失灵；政府失灵；技能短缺；有限政府；责任分担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3）10-0017-06
“技能劳动力短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具挑战。……随着市场和生产的全球化，技能短缺已成为全球性课题”[1]。技能短缺不仅仅表现为技能供给总量的不足，还表现在由于技能供需在结构上不匹配造成的结构性人才短缺。进入21世纪，我国的“技工荒”问题逐渐凸显出来。
技能短缺产生的原因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根据传统经济理论，技能短缺只是技能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之间暂时的非均衡状态。由于技能的需求不断发生变化，从而引起供给的相应变动，技能的供给和需求常常处于非均衡状态[2]。因此，技能短缺是技能劳动力需求与供给变动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不过在价格机制的调节下，技能的供求将逐渐走向对等，既不会存在技能过剩，也不会存在技能短缺[3]。不过，上述结论是以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为前提的，在现实中这是不成立的。完全摒弃政府干预的市场调节会导致“市场失灵”，需要依靠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纠补市场失灵。不过，人们发现，政府的干预也并不一定能够取得预期的理想结果，存在“政府失灵”的现象。本文试图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两方面对技能短缺问题进行全面的理论分析。
一、技能短缺和市场失灵
市场失灵意味着市场本身不能有效配置资源，使劳动力供求难以达到均衡状态，造成技能短缺问题持续存在。与技能短缺问题相关的市场失灵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技能投资的外部性
如果投资者能够获得技能培训的全部收益，市场机制就可以充分发挥其调节作用，从而实现技能供求的平衡。然而，在现实中这种假设并不存在——技能培训带有必然的外部性。一方面，技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推动作用有利于资本投资的增加，资本投资反过来进一步刺激更多的技能投资，构成资本投资与技能积累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这种外部性也存在消极影响。克里斯多夫·温齐认为，企业培训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问题[4]。并非所有企业都有意愿或有能力进行技能投资。在缺乏外部约束的情况下，一些企业可以通过“搭便车”的方式从培训企业获取所需要的劳动力，从而占有部分培训收益而无须分担成本。“搭便车”的企业越多，其他企业丧失培训成果的风险就越大，对培训投入也就越消极，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是市场条件下企业之间非合作博弈的结果。“搭便车”现象使许多企业把培训视为一种消费，而不是投资。因此，理性的企业往往不愿意投资于员工的迁移性技能培训。个人由于无法充分占有技能投资的收益，比如工资水平没有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增长，也会造成个人投资的积极性不足。此外，大多数技能培训都带有公共物品的性质。这就使技能投资产生私人收益的同时也带来不同程度的社会收益。而个人和企业都是从自身利益和需求的角度出发进行技能投资的。因此，如果完全由市场来决定技能投资行为，投资者由于不可能获得技能投资的外部收益，其提供的技能培训规模必然低于社会期望水平，这就需要政府的介入，使技能培训在最大程度上满足社会的需要。
（二）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不完全性
信息的不对称是指供求双方并不拥有同等的有关教育和培训以及劳动力市场状况的信息。首先，有关培训的信息在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分配是不均衡的。培训机构对培训情况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在缺乏外部标准的情况下，其他利益主体难以对其培训计划的质量进行客观评价，这可能会影响它们的培训需求。保尔·雷恩认为，信息不对称使培训的数量和质量呈负相关性。“如果受训者无法评估培训质量，企业可能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提供低质量的培训计划而无须承担任何消极后果。”[5] 这样必然会削弱个人的培训需求。其次，劳动力市场信息在供求双方的分配也是不对等的。企业拥有更多关于就业机会和技能需求的信息；而劳动力清楚自身的技能状况，却不了解潜在的就业信息。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会制约技能供求的匹配。此外，这种“市场失灵”具有“逆向选择”的特征。“由于企业对劳动力技能缺乏充分的信息，就会倾向于根据劳动力市场的一般水平支付工资。”[6] 如果技能的提高没有伴随工资的相应增长，个人也就不愿意接受进一步的培训。
信息的不完全性也是影响技能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无论个人还是企业都是根据对培训收益的预期作出投资决策的。“在对教育培训成本和收益有完全的信息并且收益高于成本的情况下，投资者会愿意进行投资。相反，如果投资者不能准确评估培训的成本和收益，往往会低估培训收益而高估培训成本，从而削弱其培训的积极性。”[7] 对于单个投资者来说，显然缺乏充分的相关信息，而获取所有这些信息是不可能或者不经济的，难以作出明智的教育和培训投资决策，造成技能投资不足。此外，由于培训的长期收益的不确定性较高，投资者更关注直接的短期收益，这也可能造成教育和培训规模的不足或技能供求出现失衡。在劳动力市场流动性较强的情况下，投资风险和收益的不确定性使这种状况更为明显[8]。因此，必须依靠政府的干预措施提高人们对投资收益的信心，从而促进技能供给和需求的平衡。
（三）市场的不完全性
市场的不完全性使技能供求难以实现或保持均衡状态。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并不一定随着市场价格而上下波动，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技术进步使劳动力市场的技能需求总体上是持续增长的。在技术不断进步而且技能劳动力无法替代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有可能出现技能需求和技能劳动力工资同时上涨的情况。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工资增长与需求增长相比是较为迟缓的，这就影响了工资传递市场信号的有效性，从而延迟了技能劳动力的供给，使供给落后于需求成为一种常态。第二，工资向上的刚性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工资是调节技能供求的主要机制。然而，工资变化具有相当大的刚性，当人们的消费达到一定水平以后，重新习惯一种较低的生活水平是很困难的。这就使工资往往不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充分发挥调节作用。第三，技能供求调整的非对称性。即使技能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对工资变化是敏感的，教育和培训的周期性也使这种供求的变化复杂化。技能需求的变化具有即时性，而供给的调整却由于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需要较长的周期而比较缓慢。技能供给的相对滞后就会导致技能短缺。博斯沃斯和威尔逊认为，即使工资对供求关系的变化是敏感的，技能劳动力供给的时滞也使劳动力的供求实现均衡需要较长的过程，这进一步影响了技能短缺问题持续的时间[9]。技能需求的提高和短缺技能工资的增长并不一定带来技能供给的增长，一方面，个人可能由于缺乏教育和培训机会而无法提高技能水平，另一方面，教育和培训制度可能缺乏技能供给的能力。第四，影响技能供求因素的复杂性。技能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所以劳动力需求的数量除受工资调节外，还受产品市场需求的调节；而劳动力供给也受到工资水平、主观偏好、人口规模及年龄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此外，资本市场的不完善会影响个人的培训投资能力（这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影响尤其明显），从而使培训需求下降。这些问题都说明影响技能劳动力供求的因素是十分复杂的。
（四）市场的不公平性
市场机制强调“效率优先”，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教育培训以及就业机会的不平等。然而，为更多的人提供平等的技能培训的机会对政府来说显然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公平的价值取向需要政府的干预，以避免因教育机会不均等所造成的贫富差距的代际继承与不平等状况的进一步扩大，同时提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数量和质量。其次，非市场因素也是造成社会公平问题的主要原因。根据制度学派的观点，教育培训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都存在由于制度性因素（如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工会）及社会性因素（如社会阶层和歧视）而形成的非竞争性群体[10]。这些群体都是相对封闭的，限制了个人在这些群体之间的自由流动。不同群体在教育培训及就业机会上的差异同样是制度性分割的结果，与市场供求没有直接关系。社会阶层、家庭背景、种族和性别等方面的区别使某些群体在教育和培训方面容易受到不公正对待，既制约他们自身技能的提高，同时也造成“就业歧视”。例如，企业往往认为高技能劳动力具有可培训性从而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培训，而更需要培训机会的低技能劳动力却受到忽视。欧盟国家的一项调查也显示，企业为高技能劳动力提供的培训机会比低技能劳动力多6倍以上。
二、技能短缺和政府失灵
为纠正市场失灵，政府必须运用自身行为优势干预市场，确保技能供求的平衡。不过，政府干预也可能会失灵，这非但不能起到补充市场机制的作用，反而会加剧市场失灵，抑制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
（一）政府干预的“内部性”
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政府内部的不同利益集团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公共决策实际上是这些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彼此妥协的结果，从而使政府成为在政治市场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在技能短缺问题上，政府干预同样存在这种“内部效应”。政府对技能培训的干预应该更多关注整个社会的技能问题。当多个存在利益矛盾的主体共同参与决策时，就会产生相互竞争与博弈的情况，他们往往从维护自身利益而不是从实际的客观条件出发来影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政府干预为这种“寻租”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从而也使政府干预的公正性并非必然。这表现在很多政府的政策更关注政策的短期效果。这一点明显地体现在教育和培训改革中。执政党往往倾向于选择“短、平、快”的教育政策，而且更多地关注政策成效的数量指标。因为直观的数量指标显然比质量更容易把握。在某种程度上，政府干预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政治利益，而不是满足社会的技能需求。此外，在技能供给的决策中，政府部门处于核心地位，大多数人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决策结果的被动接收者，这使政府的技能政策可能不符合公共利益的要求，从而导致政府的技能供给在数量和质量上都难以满足公众的需求。
（二）政府决策的失误
政府决策失误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决策者的有限理性和决策信息的不完全性。政府需要准确了解市场的技能需求状况，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偏好来确定一定时期内技能供给的种类和数量，以达到供需平衡。然而，市场竞争和供求关系变动的复杂性使政府难以充分、及时和准确地掌握市场信息，从而使其决策的有效性大为降低。此外，政府干预的力度也很难确定。干预不足与干预过度均会造成“政府失灵”，这非但起不到弥补市场缺陷的作用，反而会加剧“市场失灵”。在应对技能短缺问题上，政府失灵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技能供求的总量失衡。影响技能需求的因素是复杂的，因此难以通过技能劳动力市场价格的变化确定技能的实际需求水平。此外，政府应根据市场对技能的有效需求而不是名义需求确定技能供给的规模，而确定有效需求水平显然更加困难，往往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样就可能造成整个社会范围内技能供给总量的过度或不足。二是技能供求的局部失衡。不同市场主体的技能需求在数量和质量上存在差异，而明确消费者对技能的具体需求并提供有针对性的培训显然需要巨大的决策成本，而且是难以实现的。因此政府往往是根据对技能需求的总体预期而不是消费者的差异需求提供技能培训。技能需求的多样性和政府技能供给方式的单一性之间的矛盾往往会造成技能供求的结构性失衡。对于政府来说，实现技能供求的结构性平衡比总量平衡更加困难。然而，这却是技能短缺问题中不可忽视的一方面，在许多国家普遍存在。
（三）政府干预的效率低下
造成政府干预效率不足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一是技能供给效率评估的困难。公共物品的成本与收益难以确定，尤其对社会效益更缺乏准确的标准和可靠的评估方法，而社会效益恰恰是政府部门提供公共物品的主要目标。这一问题也体现在作为公共服务的教育和培训活动上。沃尔夫认为，人们对教育结果和评估指标没有明确而统一的认识，这使政府部门往往依据自身的标准对培训绩效进行评估[11]。缺乏对政府角色有效性的评估是造成很多情况下公共教育和培训效果欠佳的关键原因。因为没有相应的评估机制，公共教育和培训就难以对需求变化作出灵活反应。二是技能供给的垄断性。作为公共物品的唯一供给者，政府部门缺乏竞争意识和压力，工作效率低下，有限的公共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此外，政府的垄断使教育和培训的供给没有竞争环境，造成教育和培训机构缺乏改革的积极性以迎合消费者的需求。这就影响了技能供给和需求的匹配程度。三是政府干预的非赢利性。政府提供公共物品追求的主要是社会效益而并非利润最大化。此外，政府对教育和培训的供给主要依靠财政支出，这也使其缺乏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直接利益驱动。四是政府干预的滞后性。这种政策的滞后效应表现为内在滞后和外在滞后两方面。所谓内在滞后是指政府明确市场的技能供求状况并制定和实施各种政策需要一定的时间。外在滞后是指政策从实施到产生效果同样需要一个过程。政府干预的滞后效应可能使政策实行的结果与预期目标相距甚远，从而导致政府的政策失灵，使技能供求难以均衡。此外，政府干预还需具有高度的协调性，各个政府部门或机构的分工合作程度也会直接影响政府干预的有效性和即时性。
三、结论与建议
2007年我国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公布的《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十一五”规划纲要（2006—2010年）》指出，“高技能人才的总量、结构和素质还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高技能人才严重短缺，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阻碍产业升级的‘瓶颈’。”协调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我国政府应对技工荒问题的关键。市场失灵是自由市场的内在缺陷，试图通过市场机制的调节实现技能供求的均衡是不现实的，英国放任主义的教育培训模式已经提供了反面的例证。大卫·芬格德等人指出，“在缺乏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技能培训方面的各种市场失灵将导致教育和培训的投资水平不足”[12]。市场的有效运行需要政府政策的保障，而且市场越发达，越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高效的政府。在弗里德曼看来，“自由市场存在当然不排除对政府的需要，相反，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争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制者，市场所做的是大大减少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来决定的问题范围，从而缩小政府直接参与的程度。”[13] 完全由市场（或者说是企业）驱动的教育和培训政策不可避免地带有短期主义特征，这就需要借助凌驾于市场之上的力量，即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纠补市场失灵。然而，政府干预也存在着诸多不足。我国职业教育仍然采取政府主导的供给驱动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教育培训机构需要做的是根据政府规划培养劳动力而不是对需求的变化作出灵活反应。”[14] 因此，供给驱动模式的主要问题是刚性的规划与动态的市场需求之间的错位。单纯依靠这种模式也无法实现技能供求的均衡。依据相关理论的分析及国外的实践教训，以下几方面对我国实现技能供求平衡的职业教育模式是非常有益的。
（一）确立需求驱动的培训模式
在需求驱动模式下，政府对劳动力市场起宏观调控作用，不过不再对技能供给进行具体干预，而是加强市场（需求）和教育培训机构（供给）之间的联系，使教育培训机构针对市场需求的变化作出灵活、及时的反应，以促进技能供给和需求的平衡。克罗斯等人认为，“教育和培训政策的关键问题是使技能供给与劳动力市场的技能需求保持一致”[15]。世界银行指出，“需求驱动培训并不意味着培训机构消极地等待需求出现”[16]。这也就是说，职业培训能够满足未来的市场需求。当然这不是如同供给驱动模式那样对未来的技能需求进行“准确的预测和规划”（这恰恰是需求驱动模式所反对的），而是通过提高受训者的适应能力来实现这个目标。从各国的教育改革经验看，技能供给不再是对技能需求的相对滞后的消极反应，而是通过提高个人的适应能力寻求对未来技能需求的积极主动的应变过程。这也是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中要注意的问题。
（二）加强政府的服务职能，促进利益相关者间的合作
“治理”成为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主要手段。治理理论强调“有限政府”，即政府权力的有限性和政府理性能力的有限性决定了政府职能和政府能力是有限的。政府通过合作、协商、建立伙伴关系、确立共同目标等方式处理社会公共事务。从“统治”到“治理”要求政府实现统治行政向服务行政转变。政府的角色是“授权”而非“管理”。政府一方面避免对教育培训制度进行过度或不适当的干预，另一方面也不再完全求助于市场来解决技能供求失衡的问题，而是通过积极的有限政府姿态服务于社会的公共利益，以社会的公共利益为标准来协调利益相关者间的矛盾和冲突。
技能培训的复杂性要求政府、企业、工会、教育机构及个人等利益相关者都必须积极参与。不过，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合作需要相应的制度支持，否则它们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会使其偏离社会的公共需求。政府应该而且也可以通过立法和经济手段改变制度结构、明确相关主体的责任。我国企业之所以缺乏培训投资的积极性，最主要的原因是企业没有法定的培训义务。德国通过联邦和州立法对利益群体的关系加以规范，联邦和州政府、劳资双方以及教育机构的各个利益群体之间高度的共识，正是德国实现高技能均衡状态的关键。解决我国的技工荒问题，同样需要各个利益相关者对技能培训的积极参与，尤其需要对企业的相关义务作出强制性规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也提出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不过仅仅“鼓励”是不够的。
（三）确立“责任分担”的技能投资模式
首先，政府要承担必要的技能投资责任。技能投资的外部性使任何单个投资者的技能投资行为都会为其他非投资者带来外部效益。而且完全依靠个人和企业难以达到理想的技能投资规模和水平。因此，政府作为社会收益的主要受益人应该为技能投资提供公共经费，发挥投资主渠道的作用，对不同形式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活动提供程度不等的拨款。最具代表性的做法是个人学习帐户或教育凭证制度。政府将教育经费直接拨付给消费者，使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学校以“购买”教育培训服务。这种措施充分体现了将政府和市场有机结合的倾向。
其次，刺激个人、企业的技能投资。来自个人和企业的私人投资被看作是政府投资的必要补充。世界银行认为，“职业教育和培训拨款制度的重要目标是提高受益人（企业和受训者）的承担比例。”[17] 由于自由市场必然造成企业和个人的技能投资不足，政府需要通过制度激励刺激企业和个人的培训投资。一是完善资格证书制度，刺激企业和个人的技能需求。标准化的资格证书制度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逆向选择，进而提高市场的技能供给和需求。二是实施培训税制度，使企业分担培训成本。如果所有企业都必须承担培训成本，“搭便车”现象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企业对培训的投资就会增加。三是建立完善的就业保障机制，在企业和个人之间建立高度信任的合作关系。较高的职业稳定性意味着较高的投资回报，有利于企业和个人的长期技能投资。四是确立质量竞争战略，改善技能投资环境。爱德华·凯普认为，“如果政府试图提高企业的技能需求，就需要制定相应的政策鼓励更多的企业改变产品市场策略”[18]。提高企业需求的关键是刺激革新、促进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从而刺激企业对技能的需求。
（本文受国家博士后基金资助项目（2012M510083）和杭州师范大学勤慎研究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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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Market Malfunction， Government Malfunction and the Problem of Skills Shortage
WANG Yan-lin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36， China）
[关键词]农业劳动力；二元经济；劳动力与资本的替代效应
[中图分类号] F304.6[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10-0073-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政治经济学分析》(06BJL003)。 劳动力与资本的替代效应是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资源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原理。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而百分之七十的人口又集中在农村，这就导致了我国农业产出增长对劳动力的偏好显著，因此在农业生产中劳动力替代资本的方式被普遍采用，而这种替代效应也确实在促进农业产出增长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近年来农业产出没有大的突破，进入了一种“瓶颈”状态。2003年粮食产量为43，069.5万吨，相当于18年前的1986年的粮食产量水平；2006年粮食产量为49，747.9万吨，相当于10年前的1996年的粮食产量水平。①本文将以劳动力和资本两种要素的生产函数为基础并引入生产经济区概念对此进行分析。
一、劳动力与资本的替代瓶颈效应[1]
图1中横轴L代表每亩有效劳动力投入量，纵轴k代表人均资本投入量。曲线OE和OF是脊线，在OE之上和OF之下的区域，等产量曲线Q1的Q2的斜率为正值，劳动力与资本缺乏有效的替代，这一区域为生产非经济区；在OE和OF之间的区域，等产量曲线Q1的Q2的斜率为负值，劳动力与资本可以进行有效的替代，这一区域为生产经济区。
以A点为假定参照的起点，由于资本与劳动力共同扩张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就产生了从A到B和从A到C两种不同的扩张路径。
从A到B是在资本扩张的同时，偏重于劳动力扩张，并在B点达到资本与劳动力有效投入的最大均衡产量。这一有效投入是指在劳动力具有相对比较优势而有限资本充分利用前提下，使用最大劳动力投入的组合。在B点，劳动力的边际产量为0(MPL=0)；边际技术替代率RTSLk= MPL / MPk= 0/ MPk =0。
从A到C是在劳动扩张的同时，偏重于资本扩张，并在C点达到资本与劳动力有效投入的最大均衡产量。这一有效投入是指在资本具有相对比较优势而有限劳动充分利用前提下，使用最大资本投入的组合。在C点，资本的边际产量为0(MPk=0)；边际技术替代率RTSLk= MPL / MPk = MPL / 0=∞。
对于进一步的农业产出增长要求，B点农业区资本短缺而劳动力过剩，如果进一步单纯扩大劳动力投入，就会产生如B'点的农业产出下降的结果。同样C点农业区资本过剩而劳动力短缺，如果进一步单纯扩大资本投入，如C'点，也会使农业产出下降。在这两种情况下，劳动力与资本缺乏有效的替代，因而使农业产出处于一种瓶颈状态。
二、劳动力与资本替代瓶颈形成过程的现实考察
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初期，政府较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改善了过去片面发展重工业而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的局面，农业收入大幅增加，而此时农村的非农产业发展刚刚起步，收益优势不明显。农村中有效劳动力投入增大，农业资本投入也不断增加，二者共同扩张促进了农业产出的增长。这一阶段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初期的普遍现象。在图1中，这一初期扩张过程表现为偏重劳动力投入，但两者比例的差别不是很大。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经济发展有着鲜明的资源偏重差异性，因此产生了两种不同的产出扩张过程。
(一)从A到C的农业产出扩张过程
我国一些地区农业生产的显著特点是人均农业自然资源缺乏。受这一条件的限制，农民人均收入难以大幅度提高，经济的快速发展只有转向依靠非农业产业。而这些地区经济发展传统上一直以发达的农业和轻工业为主，重工业发展有限，因此，这些地区具有“弱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在表1与表2中排名靠前的省份基本上都具有这一特征。这一特征为非农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一方面发达的农业为轻工业提供丰富的原材料；另一方面轻工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起到积极作用。因此，非农产业在这些区域的农村有了迅猛的发展，非农产业的经济收益的增长速度明显超过了农业，投入农业中的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也随之增大。根据劳动力追逐高工资原理，农业劳动力会流向非农产业，农业中劳动力投入会因此而减少。但由于初期“离土不离乡”等政策的限制，农业依然是农民的一项主要收入来源。而农业生产中不断减少的农业劳动力投入则主要依靠“以商补农”，即通过扩大农业资本投入来弥补，以促进农业产出的增长。
1992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各种限制人口流动的政策开始松动，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农业人口流动的范围，增加了非农产业的就业机会，投入农业中的劳动力的机会成本进一步显著增大。因此，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人数越来越多(见表1)。当非农产业收入越来越多地成为农村家庭主要收入来源，而土地经营收入比例逐渐下降(见表2)，就会使得，一是青壮年男性劳动力大多从事非农产业。现有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大多为妇女儿童和老人，这一群体常被戏称为“386199”部队。2002年调查农户劳动力平均农业劳动时间为6.70个月，而女性劳动力平均农业劳动时间为7.11个月，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农村妇女已成为农业劳动的主力。素质较高的青壮年男性劳动力的过度流出导致了农业发展的高素质劳动力资源需求缺乏，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其也是造成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急剧减少的重要原因，甚至产生了农业劳动力短缺问题。③二是农户对土地实行粗放是耕作和掠夺性经营，甚至部分或全部弃耕。④而与此同时，原本投入到农业中的生产资源也会随之荒废。我国属于农业自然资源短缺的发展中国家，人均耕地、水资源和林地面积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3、1/3和18%。耕地资源不能有效的利用对我国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浪费。这样，尽管在农村中，农民收入增加而农业却出现了萎缩。[2]
资料来源：根据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二)从A到B的农业产出扩张过程
我国还有一些地区农业生产的显著特点是人均农业自然资源丰富，农业生产收益较高，但农业生产方式比较传统。而这些地区又往往是我国的重工业基地，因此形成了以落后的农业和重工业为主的“强二元经济结构”，在表1与表2中排名靠后的省份基本上都具有这一特征。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更多集中在人口密集的中心城市，很难实现农业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在原有薄弱的轻工业基础上，建立新的轻工产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在国家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和农民自身投入又不足，很难形成规模型的轻工产业群。因而这些地区的非农产业发展不充分，相对于“弱二元经济结构”地区而言，农业与非农业利益差产生的投入农业的劳动力机会成本不大(见表2)，从而不足以促进劳动力的规模性流动，只是有限的转移(见表1)。而这些地区农业资本自身形成不足，地方政府和国家农业资金投入不多，因此在有限的农业资本供给下，只有通过扩大相对富足的劳动力投入，进行精耕细作以促进农业产业的增长，而一旦劳动力供给饱和，农业产出增长就会受到限制。
(三)结 论
农业劳动力转移植根于农业与工业发展不均衡的二元经济结构。这一特点使我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农业人口向工业流动上，但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国自身区域间农业发展的差异性也逐渐显露出来，因此以均质二元经济为基础的发展政策也产生了一定的局限性。我们可以根据我国区域间二元经济发展存在的差异性，通过农业劳动力在区域农业间互补性流动促进农业产出增长，来为我国解决二元经济问题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三、对策探讨
尽管我国一些地区出现了农业资本过剩现象，但这只是相对的，在总体上农业资本仍然是短缺的，而且农业资本以耕地等固定资产为主，其流动性较差。相比之下农业劳动力过剩是绝对的，丰富的农业劳动力资源仍然是我国的比较优势，农业劳动力流动在我国已经形成先导和后发趋势。并且农业劳动力在区域农业间流动，可以延续发挥农业技能，一般不用特别培训，这可以减少人力资本投资支出，降低转移成本。因此，有效地引导农业劳动力在区域农业间互补性流动应是我们对策关注的中心之一。
农业劳动力流动具有自发性，但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自主就业的表现，我们必须尊重这种权利，不能横加限制。但针对一些地区农业劳动力相对过多流出问题，国家应积极引导新的农业劳动力流入，并且促进土地产权顺畅流转与新流入的农业劳动力有效结合起来。具体措施是：
1.改革土地制度，促进土地经营权的自主流转，使新进入的劳动力有合法的土地经营权和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的可能
第一，保持现有的基本土地制度不变⑤，除国家征地外，农村土地不得用于非农用途⑥，对于放弃农村户籍进入城市定居的农民，其土地应由相应的村委会收回。第二，对于暂时进入城市谋生的农民，就要相应地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具体措施：一是制定相关法规，依法保障农民应有的土地权利，杜绝侵害农民合法权益行为的发生；二是稳定土地承包制，只有确立土地承包权的长期化和固定化才会有农地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合理流转；三是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必须考虑客观条件，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在承包期内，农户对承包的土地有自主的使用权、收益权和流转权，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承包土地是否流转和流转的形式。土地流转的转包费、转让费、租金等收益应由流转双方协商确定，可采取多样化的收益分配方式。四是建立农村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由土地行政管理机关负责管理，积极做好土地流转信息收集、登记工作，及时信息，搞好土地招商，促进农村土地资源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3]第三，对耕地的占用要严格审批，要严格遵循审批制度和程序，不得随意占用农民耕地和基本农田。对于因征地而失地农民，要依法合理确定征地补偿标准，拓宽安置渠道。
2.增强农业劳动力信息反馈的灵敏度，建立健全农业就业服务体系
一般劳动力市场只关注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信息，而对农业自身劳动力供求缺乏有效的反馈，而常常被忽略。农业产出作为一项生产活动对于劳动力的供求同样也离不开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反馈，因此，第一，政府要加强信息服务工作。省、市各有关部门要收集农业生产的劳务市场的各种供求信息，及时向各种中介机构及劳动力聚集地，要建立劳动力市场信息系统和宏观决策系统。第二，要建立健全农业生产的劳务输出中介机构，引导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中介机构不仅要提供基本的农业生产的劳务介绍服务，还要提供指导、培训，代办社会保险以及开发公益岗位。尤其要建立地区间劳务协作交流机制，开展多种劳务交流活动，要定期交流地区间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信息。第三，要推进劳务输出的产业化建设，探索建立市场化运作、规范化经营、一体化服务的劳务输出模式，通过建立以培训机构为输入系统、介绍机构为输出系统的联合运作方式，扩大劳务输出的规模，提高劳务输出的质量。[4]
3.保护新流入劳动力的合法权益，限制歧视性待遇
第一，严格执法，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建立规范的劳动关系。第二，保障新流入的劳动力成为流入地的重要组成群体，应该将其社会保障、义务教育、住房和医疗等需求纳入流入地公共服务的范畴。
本文以我国国内区域农业间劳动力转移为例，实践中还可以促进农业劳动力在在全球范围内的农业生产间转移。
[注 释]
①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第478页。
②资料来源：莫荣. 2003―2004年：中国就业报告[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
③2007年5月13日中国社科院报告认为，我国目前40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只有5212万，我国的劳动力供给结构，已经从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供给平衡乃至短缺转变。由此而带来的影响是，我国城乡将普遍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但这种劳动力短缺在区域间分布也是不均衡的，一些农业区域所能提供的农业劳动力必然不足，而另一些还会存在过剩的农业劳动力。
④这也成为许多农业土地非农化的借口。最近我国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如猪肉、鸡蛋价格上涨，无不与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息息相关，必须保障农用耕地不被侵蚀。
⑤当前存在将目前的集体所有土地改变为国有土地的观点，其实不可取。一旦转变为国有土地，承包权也必然转变为全体国民拥有，如果只承包给农村居民则缺乏法理上的依据。
⑥土地制度改革给予农民土地流转的权利并不意味着其可以将土地作任何用途的处置，对于其非农用途必须严格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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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Farm Labor Force’s Complementary Flow among Regional Agricultures――The Substituting Effect of Work Force and Capital on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Zhou Jian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6，China)
关键词：用工荒 产业结构
“用工荒”是指人力资源市场上出现的农民工短缺的现象。依靠廉价的劳动力资本，中国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然而曾经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已经不像想象中那样源源不断。“用工荒”现象不仅在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蔓延，就连中西部地区也已出现。“用工荒”已日益成为企业和地区发展的新瓶颈。从80年代的“民工潮”到如今的“民工荒”，有人不禁发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慨叹，“农民工”似乎始终是一个时代的焦点。
“用工荒”现象不仅仅是就业问题，还与产业转型升级密切相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如何优化产业结构，以解决“用工荒”问题，如何协调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社会转型时期我们面临的一大新问题。
耿建泽从产业结构升级与相应的人力资源素质关系分析出发，认为“民工荒”是民工素质与产业结构升级不适应的结果。辜胜租认为要充分利用“用工荒”形成的市场倒逼机制，通过调整区域产业布局、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完善劳动力市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及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等措施，推进中国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和健康均衡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刘亮认为“用工荒”的出现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是我国产业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生动力。胡放之认为产业结构不合理是引发“用工荒”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产业结构对就业结构确有很大影响，“用工荒”的主要原因为产业结构不合理，而“用工荒”的出现也是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与转型的良好契机。
就“用工荒”与产业结构这一问题，项目组于2011年7月赴江苏昆山地区做了实际调研，发放问卷500余张，结合中国的学者专家们的研究成果，本文尝试对用工荒背后的产业原因进行深入探讨与分析，并从产业结构升级的角度提出解决“用工荒”这一热点问题的有效措施。
一、 用工荒现状
从地域角度分析
当前，用工荒问题已在全国蔓延，各地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用工短缺问题，珠三角、长三角、福建东南沿海等地区尤为突出。
据江苏省统计局提供的信息，江苏苏南地区有66.6%的企业反映缺工，苏中地区为65%，苏北地区为54.8%，而在苏南地区中，无锡、苏州、常州的缺工程度分别为83.3%、75.0%、75.0%，可见，经济发展水平高、企业密集度高、对外来务工人员依赖度大的地区，用工问题越严竣。
从企业角度分析
不同行业的用工短缺程度不同。根据笔者暑期的走访调查，在我们调查的20家企业中有14家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例如电子装配、汽车零件装配、服装等，另外6家企业中有2家从事建筑行业、3家餐馆及1家福利企业，而出现用工荒情况的大多数为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企业。具体数据请看表1-1。
项目 选项 数量 百分比
是否缺工 是 14 70.0%
否 6 30.0%
缺工时间 季节性 10 71.4%
全年 4 28.6%
缺工类型 技工 2 14.3%
普工 7 50.0%
都缺 5 35.7%
缺工性别 男 3 21.4
女 3 21.4%
都缺 8 57.2%
表1-1 昆山市企业用工荒情况
一些劳动密集度高、技术水平低的企业，如服装制造业、包装业、造纸业存在严重的用工短缺现象，有些甚至影响了企业正常的运营活动。一些管理严格、苛刻，工作环境差、工作强度大的外资企业，较之内资企业，存在相对更为严重的用工短缺现象，而一些管理人性化、工作环境较好、工作强度低、福利保障好的企业，用工短缺程度则较轻。
不同行业的企业都存在熟练工用工难的问题，招不到熟练工已成为不同企业共同面对的问题，一些民营企业还存在着招不到管理者的问题，劳动者素质供给与需求的不对称性矛盾已日益严重。
一些企业甚至因为用工短缺而降低用人标准，如工人的学历文化标准、年龄标准，加大对员工培训的成本，可见，用工荒问题已给企业的生产质量与生产成本带来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
从劳动者角度分析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18～22岁的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较大，工作更换频率高，稳定性差，工作好高骛远，年龄层次对企业的用工荒也产生着较大影响；当前，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大多为小学、初中毕业生，文化程度低，工作技能低，这些劳动者大多以提供体力劳动为生，工作强度较大，然而，企业却急需熟练工、高层次管理人员，以服装制造业为例，在昆山某工业园，数家服装企业贴出招工启示，招收缝纫操作熟练工，工作待遇丰厚，但依旧招不到熟练的操作女工，劳动者素质供给与需求的不对称性矛盾已日益严重，劳动者素质日需提高。
二、 昆山产业结构现状
目前昆山产业结构中第一、第二产业比重偏高，第三产业比重明显偏低，而且内部结构不合理、效益偏低。从全国来看，与世界大部分国家相比，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重偏低，我国2005年这一比重仅为39.9%。
图1-1 2000～2010昆山GDP各产业比重
然而，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又在第二产业中占有绝对比重，这些企业大多凭借廉价的劳动力资本获取剩余价值，产品增值程度低，利润率低，劳动力需求旺盛。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最大地吸收了中国的农民劳动力。
图1-2 2008年昆山地区就业人数比
三、 用工荒与产业结构联系
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相比，我国产业结构中第一、第二产业比重偏高，第三产业比重明显偏低，然而在国民经济中占比重较大的第二产业大多为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被媒体戏称是“世界工厂”的昆山，出口的都是技术含量不高的低端产品，连做衣服都是贴的人家的牌子，赚的是极其低廉的加工费，扮演的是挣钱最少的打工者的角色。根据“微笑曲线”理论，此类企业利润率低，而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却十分旺盛。
图1-4 微笑曲线
另一方面，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如“三农政策”、“西部大开发政策”，农民收入不断提高，加上城市看病难、房租贵，农民工在城市里的生活压力更加深重，农民工外出务工机会成本增大，很多人选择就近就业或者从农就业，这也导致了农民工数量有效供给的不足。
供与求的不对称，势必会带来劳动力价格的上升，然而，出于产业结构的企业利润空间有限，无法提供更高的劳动报酬来吸引更多劳动者。
四、启示与对策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曾经源源不断的民工廉价劳动力，如今却又使很多企业“望高工资而退”，如何有效解决“用工荒”问题，是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推动我经济持续发展关键。
政府角度：
通过上文分析可见，解决用工荒问题的出路在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产业升级，笔者认为，在产业升级与优化产业结构过程中，政府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指出，政府不应仅仅是社会秩序的消极保护人，还应是社会秩序与经济生活的积极干预者。可见，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范围是有限的，政府只是弥补市场的缺陷，而不是取代市场的作用。我国实行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只能在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场合进行有效适度干预，笔者认为，在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解决“用工荒”这一问题过程中，应适度干预，完善社会制度，着力于营造更加健康、更加合理、更加规范的市场环境，为劳动力市场的有序健康发展做好保障工作，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只能决定了它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辅地位，政府的辅调整工作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具体展开：
1、加强中西部地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积极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创造条件。将低利润、高劳动力需求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到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是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途径之一。进行产业转移，一方面可以缓解东部沿海地区的用工压力，为较发达地区的产业升级打造良好的环境，另一方面可以解决产业升级所带来的劳动力适龄人口的就业问题，促进民工就近就业、创业，减少长期以来“候鸟式”劳动力流动而产生的高额成本。
2、积极引导、鼓励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对于资源的有效配置、扩大就业渠道，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我国小型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9.68%，从业人员占72.9%，为社会提供了主要就业渠道。同时，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具有更大的活力与动力。在我国，上海的中小企业在高新技术企业中所占的比重达到了88.5%，可见，中小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要力量。但中小企业自身也存在不足，如中小企业规模偏小、资金来源少，政府应建立健全中小企业贷款担保体系，拓展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政府还可以采取例如对中小企业采取税收优惠政策，适当减免中小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的企业所得税，提高计税工资税前扣除标准，鼓励中小企业发展。
3、建立与产业结构升级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随着新一代农民工成为打工者主体，农民工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越来越强。高强度、低工资、无保障的工作再也难以吸引越来越城市化的“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供给以中西部农村为主，而需求在东部沿海城市，两地在社会保障、工资待遇、户籍管理等方面难以对接，社会保障的缺失增加了农民工进城成本，所以，更多的民工放弃进城。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昆山很多企业都为民工交纳政府规定的保险金，但对于一些小企业而言，保险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在调查中，一个以手工劳动为主要作业方式的纸箱厂，也因用不起工人放弃了很多订单。
政府应加大对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财政投入力度，坚定不移地推进农村医疗保险改革，优化户籍管理制度，早日实现“城镇一体化”，为产业升级做好制度保障。
4、加强就业信息平台建设，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规范化、法制化劳动力市场。一方面信息不对称加重了劳动者就业成本同时也增加的企业的用工成本，是企业用工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由于民工法律意识薄弱以及相关法律还不够完善，例如，调查中签订劳动合同的企业和民工比例极少，这也是造成劳力流动性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以政府为主导，建立健全劳动就业信息平台，对减少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交易成本有显著作用；在法律制度的引导下，建立规范、法制的劳动力市场，对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升级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5、加强职业教育。产业升级的人力资本就是与产业升级需要相对应的人才，政府要与企业、学校共同合作，提高农民工素质，提升劳动力质量，解决企业对劳动力质量的需求与现有劳动力质量不对称的问题，为产业升级输送优秀有用的人才。
企业层面：
在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中，政府和企业都是不可缺少的。政府作为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宏观主题只有通过企业才能对资源进行重新组合和分配。政府的产业政策也只有通过企业才能更好的实现，因此，在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中，政府和企业都是不可缺少的。
1、提高工资待遇，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打造温馨的用工环境，拥有保留人才的通道。一个企业的全部利益都来源于企业员工所创造的价值，没有认可的企业文化，没有留住人才的用工环境，企业很难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上选择到与自己企业发展战略一致的人才，并把他们保留在企业内部，转化为企业的人力资本。针对新一代的劳动力大军——80、90后，企业再也不能用以前的老一套用人方式来对待员工，更多时候，企业应考虑如何打通员工晋升通道，提高员工的福利待遇，使员工快乐工作、快乐生活，对企业有一种归属感，增员工的稳定性。拥有了强大的人力资本，企业才能更好地在产业升级中顺势前进。
2、增强企业活力，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积极推动企业转型与升级。很多企业自我开发研究能力较弱，大多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产品技术含量偏低，生产所采用的技术也多为一般通用性技术。出于产业价值链低端的企业应积极加大资金投入，增强企业创新能力，由利润率低的资本密集型转型升值空间较大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只有企业自身有意愿并有能力进行产业的升级，国家产业结构才能得到优化。
3、加强员工培训。企业应将利润的一部分用于员工的培训，不断提高员工技能，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增强员工稳定性，员工素质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才会得到提高，才更有利于企业转型。
五、结语
改革开放30年，从“民工潮”到如今的“民工荒”，中国的经济经历了巨大的转变，用工荒这一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我们应以积极的心态面对，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加快产业转型与结构升级，相信这一问题一定会得到妥善解决！由于笔者能力有限，还望各位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耿建泽. “民工荒” 产业结构升级的契机-透视 “民工荒” 现象 [J][J]. 淮海工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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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放之. “招工难， 就业难” 并存的原因及解决对策——基于湖北的调查[J]. 湖北社会科学， 2012 （8）： 49-52.
关键词： “民工荒”；劳资关系；劳动关系协调机制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5-0031-02
与几年前相比，当前的“民工荒”呈现出新的特点：就流向而言，农民工已由“单向度输出”转变为“多向度流动”；就范围而言，招工难正从东南沿海向湖南、安徽、河南、四川等中西部城市蔓延；就持续性而言，区域性、结构性“民工荒”已经常态化。[1]这一现象愈来愈清楚地表明，中国劳动力供应格局总体上已经由绝对性过剩向结构性短缺的局面转化，农村剩余劳动力正由“无限供给”转为 “有限过剩”，劳动力供求愈益趋向均衡；劳动力价格也由“相对稳定”变为“显著提升”，工人工资处于渐趋上升的通道之中。“民工荒”现象的加剧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劳动力供应格局的改变以及劳动力价格的上升，直接形成了一种市场倒逼机制，改变了劳动力市场各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推动着现有的劳资关系格局进行调整和转变。
一、“民工荒”对我国劳资关系格局的影响
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开始进入起飞阶段，“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88%”。[2]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借助于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支撑，我国经济获得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在这一过程中，市场化的劳资关系取代了计划体制下的劳动用工关系成为最主要的社会经济关系。但是，伴随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劳资双方利益沟通协调机制的不完善，劳资矛盾和冲突开始凸显和加剧。从劳资双方力量对比来看，资方掌握着相对稀缺的资本，拥有优先的话语权，由于劳资双方平等沟通协商的平台还没有建立起来，在劳动法律法规建设薄弱的情况下，很多企业通过不断压低劳动者工资等方式获取尽可能大的利润空间，而劳动者则处于权益被侵害的弱势状态，劳资关系格局呈现出明显的“资强劳弱”特征。同时，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保证资本对地区经济的支持，对资本采取了倾斜和保护政策，加之政府管理监督职能的缺位，更进一步加剧了劳资双方力量对比的失衡，使资本利益不断得到强化。根据全国总工会调查的资料显示，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从1978年到2005年，与劳动报酬比重的持续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 [3]由于劳动者的权益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和保护，劳动者没有充分分享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近几年的“民工荒”现象，从劳动关系的角度看，其本质是在缺乏正常的劳资谈判协调机制的情况下，劳动者用脚投票的一种被动选择，是劳动者在自身权益被触及到底线后采取拒绝提供劳动力的方式与资本的对抗。
据专家测算，“十二五”期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达到最高点，然后将缓慢下行。[4]未来处于黄金年龄的劳动者供应短缺已经成为一种必然，在劳动供求关系方面将朝着有利于劳动力的方向转化，这为劳方争取自身权益创造了条件，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趋势看，原有的劳资关系格局都将发生改变。
1.劳动者在劳资博弈中的主动性增强，劳动权益逐渐得到改善。首先劳动者工资将逐步提高。工资是劳动力价格最核心的表现，而劳动力供求是影响劳动力价格的主要因素。过去，在劳动力普遍过剩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劳动者为了生存只能接受低水平的工资，多年来劳动者工资一直处于增长停滞的状态，劳方只是一个价格的被动接受方。随着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化，劳资博弈中的力量对比开始改变，劳动者议价能力增强，为劳资双方的平等协商创造了条件。其次，包括劳动条件、福利待遇等非工资性劳动权益将逐渐改善。从流动劳动力群体构成来看，目前，我国农民工群体正经历着代际转换，以80、90后为主的新一代农民工比例逐年扩大，他们与传统模式下的农民工群体相区别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利益诉求增加。新一代农民工除了工资以外还很看重劳动条件、福利待遇、技能培训、文化娱乐等劳动权益，除了生存还关注自身素质的提高和整体权益。作为劳资博弈的重要一方，劳动者诉求的增加对原有的企业独大的管理模式提出了挑战。
2.企业开始注重通过遵循基本劳动法律制度和人性化管理模式改善劳动关系。从企业的角度，首先需要面对低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对企业直接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过去在企业用工中比较普遍的压低工资、增加强度、不改善工作条件和劳动保护设施等做法已经难以为继，为防止出现劳动力大量流失的局面，很多企业除了加快产品升级转型，加快技术、资本要素对劳动的替代外，开始采取如提高劳动者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增加人性化管理等措施以维持正常生产。应该说，对企业而言，已经开始重视通过“劳动合同法”约束双方劳动关系和劳动权益，劳动关系的规范化和法制化程度正在加强，企业民主管理制度正在逐步完善。这是经营理念的一个重要转折和提升，也是企业管理中战略性转型的开端，标志着企业开始向“以人为本”的柔性劳动关系管理模式转变。
3.政府更加注重完善劳动制度和改善劳动环境。在劳动力供给绝对过剩的条件下，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吸引相对稀缺的资本，政策上更倾向于对资本的保护，缺少对农民工权益的重视和关注。而“民工荒”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加剧了地区间的劳动力流动和竞争。目前，不仅广东、江苏等沿海大省民工短缺，像四川、安徽、河南等原有的劳动力输出大省也开始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劳动力供应紧张使各地方政府认识到，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一样，是地方经济增长不可缺少的支撑要素，地方劳动力短缺正在逐渐构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要解决这一问题，当务之急就是通过完善本地区的劳动力市场环境和劳动政策法律环境，消除制约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增强本地区对农民工的吸引力。
“民工荒”是供求因素、结构性因素和体制因素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劳动力权益保护的缺失以及劳动者维权意识的提高是导致“民工荒”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对于正处在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中国而言，它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资强劳弱”的不平衡利益格局，同时也提供了新的变革机遇。“民工荒”的出现表明，过去靠“低成本劳动力”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离不开资本和劳动共同发展，只有劳动关系互利和谐，劳动者才会有积极性，企业才会有竞争力，经济和社会才能同步可持续发展。
二、“民工荒”背景下中国劳资格局的调整和完善
1.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加快制度化建设化解劳资矛盾，建立长效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民工荒”的加剧以及企业劳动矛盾的多发对政府协调劳动关系的能力提出了挑战，需要政府在劳动关系转型期搭建和完善劳资关系平等协商的制度性平台，以促进形成建立在劳资双方平等协商基础上的劳动者工资水平。这是劳动关系领域的基础性建设。建立长效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主要内容包括：首先，加快完善以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为核心的劳动关系协调制度。集体协商机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协调劳动关系的主要制度，目前由于工会体制建设薄弱等因素制约，这项制度远未成为企业工资决定的主要形式，需要政府加强政策制度建设和创新，将区域性和行业性集体协商作为制度建设的主要载体，加快集体协商的实效性，并推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的建立，使劳动者权益得到保护；其次，加快三方协调机制建设，有效发挥三方机制的协调作用。充分发挥政府在三方机制中的主导性作用，如负责组织三方形成协商议题、负责劳动行政部门与其他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三方协商遇到重大分歧时应由劳动行政部门提请政府调处和斡旋；第三，推进劳动关系协调法、劳动基准法等基础性法律的立法进程。如制定出台《企业工资条例》、《企业民主管理条例》等，增加民主化管理程序，提高工资协商的层次，扩大覆盖面。修改《工会法》，进一步明确企业的法律责任和企业工会的法律地位。
从更高层面上看，国家应建立劳动者共享改革成果的“共建共享型”发展机制。因此，政府还应该着眼于打破制约劳动者流动的制度，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农民工医疗、养老、教育和住房保障等社保待遇；加强对劳动力流动的引导，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为劳动力、人才供需建立良好的平台，也为民工跨区域流动搭建桥梁；建立健全相关法规和实施细则，为民工就业、维权、流动提供权益保障。
2.企业要创新管理模式，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用工荒”压力使企业有了改善劳动关系的自觉性，督促企业提高劳动者薪酬福利待遇，建立工资增长与通胀挂钩、员工收入与企业绩效联动的机制，让员工共享企业发展成果，同时促使企业放下姿态，开始重视集体协商，与工会和职工协商劳动报酬及其劳动权益事项，回应职工合理诉求，谋求双方利益共同点，达成双方利益平衡的协议，避免职工辞工、怠工等行为的发生。“用工荒”标志着企业劳动关系管理进入了一个转折点，企业需要从战略高度思考企业的劳动关系管理，并把关注社会责任变成一种自觉行为，重新调整企业和劳动者的关系，在企业管理中体现以人为本，把员工视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动态的人性化管理，以保障劳动关系和谐，化解劳动争议，避免劳动冲突，实现企业和员工的共同发展。
3.劳动者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成为理性成熟的劳动关系主体。劳资关系调整和完善的核心是形成企业和劳动者平等沟通的协商机制。随着劳资博弈中劳动者话语权的逐渐增强，如何合法、科学、理性、规范地维权是摆在劳动者面前的一个重要的课题，迫切要求劳动者尽快成长为成熟、理性的劳动关系主体。目前，“用工荒”和“涨薪潮”使劳动者的维权意识大大的觉醒和强化，但劳动者的能力和素质还有待提升。新的劳动关系格局下需要劳动者不断加强自身文化、法律知识和自身技能的学习，以应对日益复杂化、规范化的劳动环境。目前来看，80、90后的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作为劳动关系的一个基本主体，他们的特质将改变劳资关系的现状和未来，他们在教育程度、职业能力、法律意识、沟通能力、思想观念、创造力、行动力以及团结程度等综合素质方面比第一代农民工有了显著的提升，这将有助于其更快地适应劳资格局的变化，成为理性成熟的劳动关系主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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