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08 14:28:05
导语：在经典哲学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1.从伊壁鸠鲁的愤怒到普罗米修斯的誓言——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宗教批判背景分析
2.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由思想探源
3.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哲学拯救与宗教批判
4.对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一类引用及其注释的讨论
5.伊壁鸠鲁哲学的现实指向与马克思自由观的奠基——重读马克思博士论文
6.论马克思博士论文对黑格尔哲学的继承与超越
7.哲学“软着陆”的初体验:马克思博士论文的革命逻辑与创新精神
8.国内学者研究马克思“博士论文”成果综述
9.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本体论问题
10.“自我意识”的意义论内蕴: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哲学视野
11.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独特理论贡献——对黑格尔的超越及自我意识哲学的新突破
12.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正义思想探析
13.马克思《博士论文》研究综述
14.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马克思博士论文述评
15.自我意识旗帜背后的辩证法光辉——重读马克思博士论文
16.原子与自由——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学解读
17.从“自由的反面”到“自由这个对立面”——从马克思博士论文两个版本的翻译差异看对偏斜概念的理解差异
18.市民社会: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哲学本体论诠释
19.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文本解读方法论探析
20.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伦理向度——兼论其与近代契约论的关联
21.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哲学立场论析
22.主体性“自我意识”逻辑的初步建构——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思想导读
23.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由思想探析
24.马克思《博士论文》与恩格斯《谢林和启示》之比较
25.马克思博士论文中自我意识的政治诉求
26.论“自我意识”的政治学况味——马克思《博士论文》续探
27.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政治哲学思想探析
28.自我意识:从封闭走向开放——论马克思博士论文对黑格尔思维方式的批判
29.黑格尔辩证法在马克思博士论文理论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论析
30.马克思博士论文时期的哲学立场及其与鲍威尔的潜在差异——兼与罗燕明同志商榷
31.马克思《博士论文》时期的本体论思想初探
32.论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三重向度——兼论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基本差异
33.读马克思博士论文所得
34.论马克思博士论文中人的解放维度
35.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启蒙意识初探
36.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实践哲学理念
37.马克思《博士论文》研究综述
38.马克思博士论文写作背景研究
39.谈当前学科博士培养的几个问题
40.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伊壁鸠鲁哲学
41.马克思博士论文之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旨趣
42.浅论马克思博士论文时期的哲学立场
43.自我意识是一个伦理原则——马克思博士论文伦理思想探析
44.自由的追寻与自我意识哲学的局限——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展开逻辑与思想史定位
45.自由的张力——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理论诉求
46.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时间性视域
47.自我意识是一个伦理原则——马克思博士论文伦理思想探析
48.马克思《博士论文》自由思想探微
49.马克思早期政治哲学中的主体性维度——对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思考
50.是地道的唯心主义哲学还是唯物史观的秘密诞生地——马克思《博士论文》与唯物史观的创立
51.自我意识哲学的界限与哲学的出路——简论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动因及体系原则
52.马克思对哲学信念与共同体的反思——对马克思博士论文解读
53.试论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哲学观
54.从理想性到现实性——论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向度
55.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我意识观初探
56.自我意识自由向现实自由的转变——马克思博士论文自由思想的解读
57.试论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伦理思想
58.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原子论批判思想
59.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人学思想解读
60.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现实实践性探析
61.青年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德国浪漫主义思想
62.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批判逻辑演进——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到《德意志意识形态》
63.普罗米修斯意象与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实践吁求
64.被异化的“自我意识”与被照亮的思想未来——马克思《博士论文》辩证思想解读
65.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旨趣
66.隐蔽的谢林批判——马克思《博士论文》旨趣新探
67.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我意识观初探
68.理想与现实的双重变奏——马克思《博士论文》研究
69.马克思《博士论文》的自我意识哲学观探析
70.马克思早期正义思想的萌芽与发展——从《博士论文》到《莱茵报》
71.对马克思青年时期著作意义和价值的再思考——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为例
72.马克思《博士论文》中关于伊壁鸠鲁的原子偏离运动学说
73.原子世界的哲学原则和结构——马克思“博士论文”解读
74.青年马克思政治思想分析——以博士论文和《莱茵报》论文为例
75.从马克思博士论文窥新闻契约思想
76.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哲学观探析
77.走出浪漫主义的端倪:重新解读马克思《博士论文》
78.哲学的出路——读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笔记
79.马克思对自由概念的本体论证明——马克思博士论文研究一得
80.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及其关系问题──马克思博士论文和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比较
81.现代自然科学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论偶然性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与作用
82.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由思想探微
83.马克思博士论文的黑格尔哲学立场论析
84.哲学作为一种救赎方式——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哲学思想解读
85.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由观探析
86.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意蕴探析
87.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新唯物主义”萌芽
88.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继承与超越——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为例
89.“Idealismus不是幻想,而是真理”——马克思“博士论文”解读
90.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哲学思想初探
91.青年马克思的物质观——以“博士论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例
92.作为实践的哲学与世界的哲学化——马克思博士论文时期哲学思想研究
93.学生时代马克思人学思想溯源——对《中学作文》和《博士论文》的探究
94.马克思《博士论文》关于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的论述
95.主体性、客体性与唯物主义的两个派别——马克思《博士论文》研究
96.试论马克思对黑格尔逻辑学的创造性转化——以马克思《博士论文》为例
97.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构境论历史思维研究
98.感性是时间的家——从马克思《博士论文》谈起
99.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契约思想研究
100.马克思《博士论文》中关于哲学本质的思想
101.马克思人权思想的起点——《博士论文》所蕴含的人权思想研究
102.《博士论文》:马克思空间思考的重要起点
103.从感性遮蔽理性到理性解构感性——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启迪
104.基本原理专业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定量分析
105.为新时代觅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马克思《博士论文》探微
106.马克思《博士论文》原子概念的辩证法解读
107.《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的实践观
108.马克思《博士论文》中历史主体理论的创造性研究
109.理论学科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运用的实证分析
110.自我意识哲学探源——关于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一点思考
111.马克思《博士论文》辩证法思想初探
112.马克思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眼中的市民与市民社会——从《博士论文》至《莱茵报》时期
113.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看他的异化观
114.青年马克思的人学思考之变迁——从《博士论文》到《德法年鉴》时期的文本解读
115.马克思的自由宣言──《博士论文》解读
116.一部充满辩证法理论光辉的杰作——读马克思《博士论文》
117.哲学在与现实相互作用中深化发展——读马克思《博士论文》
118.自我意识的能动原则──关于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一点思考
119.具体的自我意识与定在的自由——论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对青年黑格尔派的超越
120.文艺学:经典、当代与中国化——兼评何志钧博士等著《文艺学:从经典到当代》
121.哲学当代性问题的反思——鉴传今博士访谈录
122.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变革的逻辑进程——从《博士论文》到《德意志意识形态》
123.卡尔·马克思:自由之子——大卫·利奥波德博士访谈(之一)
124.自由何以可能——马克思《博士论文》解读
125.如何定位赫森科学史的方向——兼与唐文佩博士商榷
126.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对自由的诉求
127.人学思想的初步形成——从博士论文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128.《博士论文》是马克思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
关 键 词 不确定性；永恒主义；经典诵读；理性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编码 A
文章编号 2095-1183（2016）11-000-04
经典诵读向来以其为人类提供安身立命之道而备受青睐，中国古代的贤达志士无不在经典诵读中接受滋养而确立德性，实现在“此岸和彼岸之间的自由腾挪”[1]。西方永恒主义教育流派更是把经典视为通往理性与智慧的必经之路。近年来，随着民间和官方的双重倡导，经典诵读再次成为我国文化与教育的滚滚潮流。中小学校或主动、或被动地成为经典诵读潮流的主战场。然而，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潮流中，由于对“何为经典诵读”“为什么读经典”“读什么经典”“怎么读经典”等问题缺乏根本意义上的认识，经典诵读被异化为机械记忆和另一种形式的道德灌输。经典的产生乃是对时代命题的呼应，尽管其中不乏永恒的价值，但终究免不了带有时代的烙印和色彩。因而，对时代背景的把握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经典诵读。
一、来自永恒主义的观点及反思
经典诵读作为一种活动，不仅在我国历史上被重视，当代也时常成为潮流。而具有异文化特征的西方教育也同样关注经典诵读，20世纪30年代，以美国的赫钦斯、法国的阿兰以及英国的利文斯通为代表的思想界和教育界人士，一方面在实践层面大力推行西方的经典诵读，推广通识教育；另一方面从理论层面对经典诵读进行系统性思考，提出了永恒主义的思想。
永恒主义哲学流派因反对当时在美国教育界占主导地位的进步主义教育而兴起，体现了当时美国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争。进步主义教育以实用精神为主导，强调科学技术的作用而忽视了人文学科的重要性。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人们的道德水平下降，实用主义的弊端显现出来，因此社会各领域的专家希望追溯到古代，用古典文明来滋润当时人文精神干涸的社会。大学中的一批学者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并致力于恢复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古典文科教育，用人文学科来训练人的理性。由于永恒主义在课程与教学上十分重视西方古典名著的阅读，因此被称为“新古典主义”。
永恒主义哲学以其不变的宇宙观、人性观为前提展开论述。永恒主义哲学认为，宇宙存在着不变的法则，万物的运行被普遍的原则所掌控，变化的现象下蕴藏着不变的形式。教育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展人区别于动物的特质，即理性。作为理智基础的真、善、美的原则不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此外，永恒主义者认为人性中有共同的要素，这使人们之间得以相互交流。因为人性是不变的，所以教育也不需要改变，适合于古希腊罗马黄金时期的教育同样适合现代人。
永恒主义流派极度崇尚自由与理性，因经典客观上对于哲学思维的训练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而且对于人类精神遗产的传承与人文情怀的塑造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因此，永恒主义者希望通过经典诵读的方式实现人的自由与理性。但同时，永恒主义流派忽视经典背后的时代与物质背景，使永恒主义难以摆脱唯心主义的色彩，加上对人的本质的机械的、静态的理解，永恒主义也遭受了许多质疑和批判。企图用经典和永恒的课程来直接应对社会具体问题是不切实际的，“过去提供的东西只能看作是解决当前问题的一种尝试性的、假定性的建议，而绝不能看作是固定不变的真理，不能代替我们目前的思维”[2]。可以说，近代永恒主义流派是思想界最早且系统思考经典诵读问题的流派。当前，重新审视永恒主义流派对经典诵读的观点并反思其实践过程，对于我国中小学经典诵读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启发意义。历史上的任何思潮都以一定的社会背景作为现实支撑。经典诵读本身需要面对诸如为什么、做什么、怎么做等具体而根本的问题。面对质问，对时代背景的认识以及对时代的深切呼应不可或缺。
二、不确定时代的兴起及知识转型
近代科学随着近代工业化进程而兴起，在科学与工业化的相互促进中不断发展，帮助人类更好地遇见和预见。科学的发展给人的心灵带来的是一种确定性，即在科学中，我们相信总有一种规律在支配着，一旦规律被人类找到并被把握，我们就可以预见事物发展的方向和结果。人类似乎找到了对自然和社会前所未有的可控感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安全感。正因如此，人类对科学极度崇尚并且极大地促进了科学的发展。科学在现代社会中确实深刻地改变了人类，它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方式。而作为人类生活观照的教育，自然无法回避对科学的观照。斯宾塞曾经敏锐地觉察到科学的价值并直言不讳：“科学知识是最有价值的。”科学知识本身代表着“一种确定性的知识，是客观的、真理的知识”。19世纪的最后20年里，科学知识作为一种合法性知识进入学校的课程体系并迅速占据了现代教育的核心位置。[3]科学教育的历史虽然短暂，成效却很辉煌。至今，科学仍然是现代教育的核心内容。
从近代到现代，科学上的一次次突破使人类坚定不移地相信科学的力量。科学知识在与人文知识的较量中似乎大获全胜，然而失衡中却暗含了另一种危机，即人类从“科学”走向“科学主义”，产生了对科学的迷信，导致了人文的灾难和对不确定性知识的疏忽。作为确定性知识代表的科学，在走向极致时便开始呼唤自己的对立面，原本被遮蔽的不确定性在人们对科学的困惑中被释放出来。科学原先带给人的确定性，但在今天却越来越呈现出一种不确定性。“20世纪发现了未来的失落，即它的不可预见性”[4]，莫兰宣布了一种不确定时代的兴起。
拨开科学主义的迷雾，客观世界本来就充满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撇开价值论领域的知识的不确定性，人类在认识论领域的知识本身也充满了不确定性。科学知识的确定性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才成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人类的认识性活动得到的只是关于世界的或然性知识，所谓确定性知识意味着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一定条件下的极大概率事件的知识，此即‘确定性知识的不确定性’”[5]。在现代与后现代交叉的时代，知识作为人类的认识成果，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也呈现出确定性和不确定互相冲突与交织的特征，这种交织呈现出一定的性质转向，即如石中英先生所描述的从现代知识性质到后现代知识性质的转变。这种知识转型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从客观性到文化性；从普遍性到境域性；从中立性到价值性。“知识性质的转变动摇教育的知识基础，引发建立其上的原有教育观念、制度和活动的危机，从而推动了一定时期的教育改革。”[6]传统经典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知识，虽然历经考验保留下来，但仍然需要经历时代的检视并演绎新的价值。经典诵读不是一个无目的的活动。如果它只是一种无意识的经验延续，那么它最终必然被异化为一种纯粹的机械记忆和另类的道德灌输。因此，经典诵读本身需要经过理性的审视，并回应知识在这个时代的价值呈现。
三、经典诵读的若干问题思考
（一）重新审视传统经典的价值
如上所述，不确定时代的知识转型，特别是以传统经典为代表的人文知识所呈现的文化性、境域性和价值性特征，加上“知识在传播过程中具有权力实践的性质，教授和学习所有的知识都不能毫无批判地进行，否则就可能受到种种的知识霸权的控制，从而失去认识和行动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从思想上和行为上陷入了一种被奴役的境地”[7]。因此对我国传统经典的价值进行审视是必要的。审视并不意味着否定和抛弃，而是通过理性的反思，实现对传统经典的文化自觉。这种审视可以通过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寻找经典产生之初的价值合理性。胡塞尔不满于现代科学理性与实证主义的霸权地位，提出“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即“在探讨与我们自己最切身相关的人性和精神科学问题时，应当首先把那些既定的实证科学成见放进括号里面，悬置起来存而不论，纯粹凭借直观来对我们所意识到的‘意向对象’加以描述”[8]。邓晓芒先生借用了这种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分析。他把我国几千年政教伦理的局限性悬置起来，追溯其中的普遍人性的根。他对儒家和道家两部经典著作的核心观念进行了现象学还原，如孔子在《论语》中的“仁”的概念――“孝悌，仁之本”，对此，邓晓芒先生提出应该还原由“孝”返回到“仁”，即“仁，孝之本”。而对《道德经》中的“道法自然”，应由自然返回到自由意志，因为自由意志本身就是自然的。因此，提倡回到最初它之所以被人接受的“事情本身”，即对人的自由本性的返回。同样，《诗经》《离骚》等文学艺术作品可以返回到文艺的感性的直观本质。通过现象学还原，从中国传统经典中揭示与当今人类共同的普遍人性和普世价值。[9]经典诵读是一种价值性活动，古今中外的经典中一般都蕴含了各种价值，包括伦理层面、理性层面、审美层面，等等，对经典的价值审视是让人更加明晰为什么诵读经典的根本性问题。正如汤一介先生所担忧的，“弘扬中国文化是应该的，问题在于弘扬什么东西，弘扬不好很可能变为国粹主义，变成文化本位”[10]。抛弃对经典价值的审视，诵读本身就成为对学生的一种奴役。而这种价值的审视需要观照今天这个时代的社会和人。教师与学生应从经典诵读当中寻找一种对当下具有普遍人性和普世意义的价值。
（二）关于经典诵读主体的思考
经典以其所蕴含的丰富的人文精神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处于人生不同阶段的人在诵读经典的过程中会有不同的感悟与收获，不同阶段的感悟对人成长的意义无法直接比较，在春天种下一颗种子的意义并不比秋天收割时的意义小。因此，不能以某一个特定阶段的标准来评判或遮蔽其他人生阶段的感悟。经典诵读可以面向不同人生阶段的人进行。当前，经典诵读出现了一些无意识的偏见，即由于一些专家提倡儿童经典诵读，并指出提倡背后的理由乃是儿童的记忆力优势。“我们提倡儿童经典诵读教育，就是要利用儿童期的记忆力。”[11]这种观念一旦普及开来就不免让人形成带偏见的印象：“经典诵读是儿童的事情”和“经典诵读是记忆力优势者的游戏。”
“经典诵读是儿童的事情”一旦形成标签，家长与教师就可能疏远经典，由此又影响到儿童对经典诵读的崇尚，因为儿童最初是从成人那里感受经典的魅力的。因此，在经典诵读的主体中，作为成人的家长与教师始终不可忽视经典的意义和自身的垂范。从复兴中华民族文化的意义上来说，只有成人与儿童在共同的诵读中才能继承和拓宽中华文化的“分母”，才能有更多优秀文化的“分子”的产生。
同时，儿童进行经典诵读并不是因为其记忆力优势，相反，诵读本身可能具有训练记忆力的效果。突出记忆力在经典诵读中的作用，容易导致人们对经典最本真的审美感受被遮蔽。经典诵读有时可以只是一种纯粹的审美活动，而不是接受教育或做研究。作为经典诵读的主体，人因为经典诵读而逐渐走向完整的人，而不是因为记忆力等条件才开展。
（三）关于经典诵读方式的理性思考
“国学热”与“读经热”在近些年尚未真正实现“文化自信”的过程中，不断此起彼伏，广大中小学更是投身这股热潮的主力。在“文化自信”和国家政策的双重导向中，学校广泛开展经典诵读。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却不乏乱象，引人担忧。经典诵读需要通过一定的仪式进行，而一些学校却采用“三叩九拜”等与时代不符的仪式，一方面颇有复古之意味（以为这便是文化之传承），另一方面也有遮蔽或偏离经典诵读本质之意味。另外，因经典著作大多蕴含深刻的人生道理，涉世未深的中小学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明白的。在诵读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困难，有些学校不顾儿童发展水平，没能找到适合的方式，便急功近利地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这除了引起儿童对经典的反感之外，大体上没有什么好处。因此，在诵读的理念与方式上，我们需要改变。如前所述，经典是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局限性的，具有普世价值的精神财富。当学生尚未能领会其中的人生哲理之时，经典还可以还原为一种纯粹审美的态度。因此，可以提倡以体验美学的主体性的角度来感受经典诵读。
体验美学认为，体验是人存在于世界的一种方式，“人类的情感、精神和智慧只有在体验中才能生成，因情感是体验的冲动，精神是体验的觉醒，智慧是体验的发现”[12]。每一部经典都是作者处于一定的情景、带有一定的情感体验而创作的，经典诵读教育因此而具有体验性。人对于文学作品的欣赏是与原作者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需要读者进入到作品中感受作者的情感。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处在成长的关键期，他们的情感内容不断丰富、情感体验逐渐深刻、情感稳定性日益增强。而在经典诵读的过程中，教师通过创设情境，发挥学生在感受美的过程中的主体性，引导学生去体验情感的流动，引导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与作者产生共鸣。通过美学体验的方式学习经典，会增强学生发现美，感受美的能力，感受中华文明之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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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有着十分扎实的中国文学功底，本科读的是西洋文学，擅长德文、英文，要想在两年内顺利拿到博士学位的话，他的首选科目应该是中国文学，其次则是德国文学或英国文学。可季羡林思来想去，打算将无人问津的梵文作为攻读科目。
一位同去的朋友在与季羡林交流时得知他要选梵文作为攻读博士的科目，大吃一惊，就语重心长地劝他回心转意：“要知道，梵文非常难学，并且没什么用处，大家都唯恐避之而不及，可你为何偏偏选它呢？”季羡林微微一笑：“一切未知中都藏有真知，也许哪一棵野草就是将来打开智慧之门的钥匙。梵文表面上看似无用，实则很值得研究――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影响太大了，要想深入了解中华文化，就要精通印度文化，这就要求我必须具备过硬的梵文功底。”
这位朋友听了季羡林的解释，认为他独具慧眼，但还是劝他慎重。在这位朋友看来，研究梵文一来耽误时间，二来难有建树，这将影响到季羡林的前途。但季羡林还是坚持己见：“若都去选容易的热门的领域，那艰难的冷门的却有着巨大研究价值的未知领域由谁去探索呢？”季羡林的这位朋友被问得哑口无言。
除了季羡林之外，其他和他同期攻读博士学位的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没有一人选择梵文，所以，季羡林是“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唯一的听课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十分欣赏季羡林，尽管教室里只有一位学生，但是他讲得十分卖力，毫无保留地传授毕生研究成果，季羡林也学得十分认真。
梵文是印度的古典语言，也是佛教的经典语言，在古代曾经有过无上的光荣，可光荣是一回事，难度又是另外一回事。季羡林接触了才晓得梵文的晦涩难懂，感觉它就像是鬼造的一般：文法变化极其复杂，最要命的是，左看右看，就是不知道应该从什么地方断开一个字，很多时候，即便自己断开了，字典上也查不到。
选择了梵文，就意味着要比他人付出多得多的心血。季羡林被弄得头昏脑涨，精疲力竭，他的心里燃起熊熊怒火，他恨不能把书撕成粉碎。换作别人很可能会知难而退，但季羡林一心要把梵文拿下，硬着头皮往前冲，俨然一副山东汉子的做派。课余，季羡林经常研习着研习着就睡着了，但一觉醒来，他马上抖擞精神，重新投入到研习中去。
1941年2月，季羡林完成博士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虽说耗费的时间超出预期3年多，但季羡林关于梵文的研究取得杰出成就，为他之后进行的一系列重要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或许，一个真正的学者，就应该像季羡林一样，面对未知世界，不是抱着急功近利的心态去攫取，而是胸怀舍我其谁的责任感迎难而上，勇敢拓荒。
（摘自《经典阅读》2014年第2期）
【素材迁移】
1.甘于寂寞，潜心钻研。
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我们如果想要有一点成就的话，我们就要有勇于坐冷板凳的心理准备，那些凑热闹的事情我们不能去做。”因此，我们要甘于寂寞，潜心钻研。
2.杜绝急功近利，坚持脚踏实地。
当前，社会上有股急躁、焦虑情绪。反映在教育中，反映在学术界，就是急于发文章、急于拿学位、急于出著作、急于评职称、急于拿奖项，甚至假实验报告、假学位论文、假毕业证书也纷纷出笼……这些现象恰恰说明了学风问题的严重。
做学问，要脚踏实地，不务虚名，不慕官位。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就应立志在学术研究上取得成绩，脚踏实地工作，不为窗外的荣华富贵所诱惑。季羡林先生关于梵文的研究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我今年五月毕业于美国的圣约翰学院。圣约翰学院在美国以极端的通识教育著称，四年都不分专业，所有课程基本上是必修，均是原典阅读和由教授带领的十几人的小班讨论。课程的核心是贯穿四年的经典阅读讨论会，按照规定好的、大致基于年代顺序的书单进行：大一有荷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索福克勒斯、埃斯库罗斯等古希腊的作品，大二有古罗马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圣经、塔西陀、奥古斯丁、阿奎那、马基雅维利等，大三包括近代的笛卡尔、弥尔顿、卢梭、休谟、康德，一直到大四的黑格尔、尼采、托克维尔、托尔斯泰、海德格尔等人的著作。
与核心经典讨论班同时进行的还有语言、数学和科学三门讨论课。语言课在四年内学习古希腊文和法语，每门语言在进行半年的语法和单词学习以后，细读和翻译相关的经典作品，大一大二的希腊文课，翻译柏拉图的《美诺》和一部古希腊戏剧；高年级的法语课翻译拉辛的戏剧《费德尔》、波德莱尔的诗歌和福楼拜的小说《简单的心》；同时还会穿插细读一些经典的英文作品，比如乔叟、莎士比亚、福克纳、乔伊斯等人的作品。
数学课和科学课也遵循原典小班讨论的原则。数学课四年必修。主要作品有以几何方法为主写成的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阿波罗尼斯的《圆锥曲线论》；近代的代数创立时期的韦达、笛卡尔等人的作品；牛顿、莱布尼茨、欧拉、戴德金等关于微积分和实数理论的著作；一直到罗巴切夫斯基的非欧几何原著，和康托、庞加莱、罗素、哥德尔等人关于严格公理化和数理逻辑的著作。在阅读讨论的同时，每位同学都必须轮流到黑板前做相关的演算和证明。
数学课上的很多阅读是些大部头的作品，而在科学课上，阅读材料中论文和短文章的比例要高一些。生物课主要是观察生物学，比如哈维、歌德、林奈，其次是进化论、遗传学，诸如达尔文、摩尔根、沃森和克里克的著作或论文，同时伴有不同时期探讨生命本质的文章。化学课仅有半年，阅读围绕着分子和原子发现时期各种观点的论文。物理课是科学课中最系统的，总时长约两年，从经典物理时期的伽利略、惠更斯、笛卡尔、牛顿、莱布尼茨、安培、法拉第、麦克斯韦，到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创立阶段的爱因斯坦、普朗克、玻尔、薛定谔、海森堡等人的文章或论文。和数学课一样，每位同学都必须轮流在全班面前进行讲解、演算或证明。
除此之外，圣约翰的必修还有一年多的古典音乐：有合唱和乐理学习，还有对经典音乐作品，比如巴赫的马太受难曲、莫扎特的魔笛、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的分析、赏析和讨论。
我们唯一的选修课是高年级才有的八周的精读课，课程的开设五花八门，有核心讨论课书目中书籍的更深入阅读，也有天文学经典、凯恩斯、维特根斯坦、纳博科夫、印度史诗等等。
二、为什么要读经典原著
圣约翰学院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对经典原著和小班讨论的极端强调。事实上，它们几乎构成了我四年绝大部分的课内生活。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使用教科书、二手资料和习题。我无意论证这种极端的教育是否可以是理想中的完美教育的一种。我其实认为，任何极端的东西都肯定有它不足、矫枉过正甚至糟糕的地方。
关于阅读经典原著，我想也许每个人都会问，为什么要读经典原著。当时我去圣约翰，只是觉得阅读这些原著是件很牛、很酷、很值得炫耀的事情，四年读下来，如果又懂古希腊文又懂量子力学，天下能有几个人能有这等本事。大一的古希腊年还算好，到了大二，阅读圣经和宗教，我的心情有时候都如中世纪般黑暗了。我找到我的老师，开始认真地问为什么要读经典？我当时依然想不通的问题是：一，为什么圣约翰要抑制学生们的创造力和创造欲，强迫学生必修经典，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和特长，自由选择自己的阅读和专攻；二，为什么要抛开现代科学和文明的积累，忽略宇宙大爆炸、神经科学、博弈论和行为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而研读看似原始，甚至错误的古代的地心说、灵魂学说或是伦理学。除了陶冶情操和考古考据以外，这样的阅读为什么必要？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老师回答说，创造力可以是好事，但也可以是坏事。他认为，很多所谓有创造力的人，自己的身心并不健全，却想着影响和改善这个世界。这样的人在现实中其实已经给世人带来了诸多灾难。面对那些经典著作，那些“有创造力”的人，往往以高高在上的眼光，在完全没有花功夫读书的情况下，就开始用自己的独特观点、学说，或者借后来人的观点学说，去“修正”、“质疑”、“改进”、“批判”，而不知这种个人的小聪明往往是多么廉价。在圣约翰的四年中，我和周围的人经历了很多次这样的阅读经验。从一开始面对古代经典时现代人审判官般的自傲，到细细品读和讨论中慢慢体会到其微言大义，以及个人的局限，以至最终有时候发展成为了对某些作品近乎宗教般的敬畏，或把它们当成生命中的一个最可靠的慰藉了。通过对原典的阅读，我学到的也许是在保持个性和创造力的同时，知道谦逊，认识到自我性情和智性中的局限、褊狭甚至愚蠢。也许只有那些经典作品的高度，才能让我慢慢觉察到，我以前的很多小聪明和创造力，是真正只能用一个“小”字来形容的。按圣约翰一位同学的话讲就是：“在读那些书之前，我一直在沉睡。”
关于我当时的第二个疑问，即为什么要抛开现代科学与文明那么久的积累，去读那些古代的作品，我的老师当时并没有明确回答。但是在之后我逐渐察觉，圣约翰的这种教育方式并不是简单地认为“积累”越多便越好。它的目的不在于积累知识，不在于追求通常所谓的知识上的“进步”、专业上的进取，或是追赶某学科最新的突破和进展。这些当然不一定不好，但是圣约翰学院似乎认为这些都是研究生院，或是其他职业学校的专业化教育的任务，在这之前，需要做比专业化教育更“根本”的事情，即培养一个人思考的能力，磨砺人的品质和心性。从这种意义上讲，在圣约翰读那些经典并不一定是为了饱览诗书，或是成为哲学家或古典专家什么的，而是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经典，照这么说，也许可以说是最“人道”的书籍。
四年下来，也许我，或是我的一些同学最终会成为某门学科杰出的专家，但是我们并没有像当时我预期的一样，成什么样样精通的通才。从学问的角度讲，四年内学如此多的内容只能是走马观花，一辈子的阅读与学习才刚刚起步。这样的原典阅读，首先培养的也许并不仅仅在于学问，而是做学问或是不做学问之前都要培养的一些东西，一些“人之为人”所普遍拥有的品性。
三、“会读，会听，才会说”
圣约翰学院的第二个突出特点就是小班讨论。我对小班讨论的认识经历了和对原典阅读的认识相类似的过程，而且我对讨论的态度一度比对那些古代经典还要傲慢。一开始，我觉得书在手上，每个字都看得懂，看着看着，如果自己悟性不错，就应该能读懂了，有时候自己以为自己读懂了，还暗中嘲笑那些大字儿看得懂，而居然读不出意思的同学。于是，我一度都骄傲地觉得，讨论就是仅仅展示我的阅读成果，给别人答疑解惑而已。帮别人解惑成功，或是把别人的理解论证为“错误”，自己的虚荣心就得到了满足，为了这种虚荣心，有时哪怕读不懂，也会用些牵强附会的方式跟别人假装自己懂了。
不过后来我发现，与别人讨论不仅仅可以是展示成果、答疑解惑，或是辩论观点、战胜或败给对方。有时候我发现原本自己读得一马平川、毫无波澜的文章，在与老师和同龄人的讨论中，居然处处是问题和亮点。有时，即便是我开始认为愚蠢或无知的问题，后来我发现，即便这些问题真是愚蠢，也极有可能给我另一个思考维度的启发。
我进圣约翰的第一堂讨论班，老师便说，要让文本讲话，不要让你们的声音盖过了文本的声音，要倾听文本的声音，还有其他讨论者的声音；会读，会听，才会说。当时觉得这并不会是什么难事。后来才慢慢体味到，讨论桌上除了文本，除了观点的归纳论证，还有多得多的东西：虚荣心、表现欲、竞争欲、害羞，等等。低年级的讨论课，很多时候充满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人话太多，有的人总是沉默不语，有的人讲话跑题不着边际，甚至有的时候，会争吵到把一些同学气哭气跑。但是经过长期的磨合，讨论的质量逐渐提高，每一位成员逐渐能以“我们”而不是“我”的角度发言。当倾听文本、倾听他人和静心思索成为一种习惯时，讨论才能成为真正的关于文本的“对话”，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发表观点、炫耀知识和才智、或是辩论和争论。也只是在这种时候，那些古老文本的微弱的声音才能浮现，才能被我们捕捉，经典对人的塑造才会更好体现出来。
四、通向自由的道路
由此看来，阅读原著和小班讨论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对于才情有限的绝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来说，没有讨论的阅读，很可能无法突破自己理解上的褊狭和局限；而没有阅读的讨论则只能限于个人的认识水平上，没有高度也没有根基。
这样的教育也许在很多人看来是有悖常理的：原典阅读加讨论往往是效率低下的。比起一般课堂上、教科书上的清楚简明的大纲或知识体系，原典的文字往往是模糊、让人困惑的，讨论课的进程很多时候是繁琐、冗长的。圣约翰的理念是，不直接让学生不加思考地接受，不机械地训练思维的能力和技巧，而是让同学们亲自参与现在几乎所有人已经习以为常的，或者是和我们现在完全不同的知识和思维方式，感受它们在诞生时期的混沌和挣扎。圣约翰认为，本科教育的首要目标，不是智能和智力，也不是由着性子的那种自由和个性，而是用阅读原典和小班讨论的方式，历练人的智性和性情。而这才是通向个体和群体的真正自由的道路。我的那位老师甚至用有些武断的口气说，理想中的通识教育，其实正是真正关于自由的教育。
圣约翰学院的毕业生，有的去名校深造，有的去科学实验室和公司实习，有的去马来西亚教英文，有的去格鲁吉亚战乱区普及通识教育，有人去餐馆打工、开出租车，或是跑到云南大理学烤面包和少数民族烹饪。我想，四年极端的通识教育，先不论其利与弊，给我的最重要的并不是满脑子的古今学问，我也并不认为对自我的完善已经结束，相反，这只是个开始。
如果非要概括，圣约翰的读书经历让我体验到，对我来说，重要的不仅仅是做学问和热爱阅读，也不仅仅是个性和创造力，至少同样重要的，还有智性、心灵和道德上的勇气，和古希腊人所言的那种明智和审慎。我将用一生的时间去培养这些习惯和品质。我也该意识到，自己能接受这样的教育是多么的幸运——这种幸运给我带来了一个重要的义务，那就是为周围的人、为那些没那么有运气的人、为这个社会，尽力做有益和有帮助的事情。
一、台湾学界的普贤研究
海云继梦法师的《普贤菩萨的存在价值》一文，介绍了普贤菩萨。他认为，普贤菩萨是大乘佛教发展到“一佛乘”阶段的代表性菩萨之一，是“性宗”经典的代表，与文殊菩萨所代表的“空宗”经典交相辉映，文殊类经典的语言模式及思维模式属于“破”的模式，而普贤类经典的语言模式及思维模式属于“立”的模式，且破皆是“双破”，立皆是“双立”。“毗卢遮那佛是法界的真理，而普贤菩萨则是实践真理的人，其地位之崇高无以复加”，在华严系统内，他的重要性超过了弥勒和文殊，“这也是佛教思想成熟的必然状态”。海云法师认为，正是因为毗卢遮那佛代表的是“十全十美”的生命境界，所以需要“普贤”菩萨作为代表，毗卢遮那佛作为法身佛是“无形无像”的，“普贤菩萨即是毗卢遮那佛的具像化……具体化”。关于文殊与普贤的区别，他提出了“文殊表语业修法，表破第一生命的执著；普贤表身业修法，表第二生命的存在。”他将普贤行法与传统儒家的“八条目”进行了对比，认为普贤菩萨的“身业修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海云法师是当前华严法脉的传人之一，在海内外都有较大的影响，他以自身的践行和体悟，对普贤菩萨作出了创造性的评价和认识。
柯惠馨的《华严经中普贤菩萨之研究》台湾私立东海大学的硕士论文，也是台湾普贤研究方面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之一。柯先生认为《华严经》中的普贤菩萨有如下特色：一、地位高显的上首菩萨；二、佛果境界的展现者；三，成佛之道的阐述者；四、依真理应化的虚空身相；五、重视实践力行；六、强调悲智相融的“普贤行”。他进而对“普贤十大愿王”进行了解读，对《华严经》中普贤菩萨与文殊菩萨的关系进行了总结，指出两者有成就因缘的不同，身貌、住处与角色的不同、菩萨修德的不同、说法内容的不同四个方面，并对其他佛教经典中的普贤菩萨进行了简单地介绍。在其论文最后的“研究心得”一节中，柯先生认为自己对密教缺乏了解，因此无法对普贤菩萨作出全面地论述。
娄静华的《大乘佛教智慧与愿行的表征——论华严经中文殊与普贤的形象》2006年的玄奘大学硕士论文；娄先生对大乘初期普贤信仰的产生及演变进行了简单地梳理，认为普贤信仰最初体现在《法华经》中，并对最初的“普贤行”进行了介绍。娄先生对“普贤行”的定义、内涵、实践基础都进行了介绍，对“普贤十大行愿”以及华藏净土与极乐净土的区别都谈了自己的理解。柯先生与娄先生对与《华严经》相关的佛教经论都很熟悉，对华严祖师们的注疏都有较全面地理解，在对《华严经》的阐释与普贤菩萨在《华严经》中的地位与形象、文殊菩萨与普贤菩萨的关系等方面都有较为新颖的见解，如两者都认为，“普贤十大愿王”作为“普贤行”的总结，其在《华严经》的发展史上是一以贯之的，是《华严经》中“普贤行”思想不断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并找出了不少证据来说明，可为一家之言；柯先生将“智”分为“初信智”与“后得智”，娄先生将“智”分为“信智”与“证智”，前者为“启发信仰”，后者为“证得法身”；娄先生认为《华严经》中文殊代表着“智慧之光”，而普贤代表着“慈悲之生命”，概括都很准确。
印顺法师《初期大乘佛教起源与展开》书中对普贤菩萨的渊源进行了追溯，认为其是“帝释天”与“目犍连”的融合，可为一家之言。台北大学的赖贤宗先生著《金刚萨埵与普贤菩萨之研究：不空三藏“印度密教的中国化”之一例》一文，认为不空三藏在印度密教中国化的过程中，有意识地融会了显教的普贤菩萨与密教中的金刚萨埵，他还介绍了“金刚顶瑜伽金刚萨埵修行法”，有助于了解密教中的普贤以及普贤菩萨的中国化。
蓝吉富的《普贤菩萨圣德新编》主要对“普贤十大行愿”进行了阐发和总结。其他还有陈琪、罗伟国著，张德宝、庞先健绘图的《普贤菩萨故事》；有佚名的《南无大行普贤菩萨》一书，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关于普贤菩萨的小故事，也可作为研究普贤信仰中国化的部分借鉴。从上所述可以看到，台湾方面对普贤的研究也是刚刚起步，虽有些观点很新颖，但并无系统性、全面性、专门性的研究普贤菩萨的成果。
二、大陆学界的普贤研究
1.关于普贤菩萨本身的研究
国内关于普贤菩萨本身的研究，大概可以分为“普贤信仰的渊源与历史演进”、“普贤信仰的内涵与特性”、“普贤信仰的地位与影响”、“普贤信仰与佛教宗派”、“民间普贤信仰”等五个方面。
论文摘要:言语行为理论是语言哲学领域的一个重大进步与突破。本文介绍了该理论产生的渊源及内容，并重，点探讨言语行为理论对逻辑学发展的重大意义。
20世纪50年代以来，语言哲学家对语言的认识既区分了语言和言语，又将语言作为人类的一种行为来对待，于是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
一、言语行为理论产生的渊源
奥斯汀是言语行为理论的创始人，其学生塞尔修正并发展了这一理论，使之进一步系统化、严密化。在他们之前，弗雷格、马林诺夫斯基、维特根斯坦等先驱已对该理论提出了一些思想片断。
20世纪初，哲学产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语言转向”，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弗雷格首先发起此次转向，罗素继承并发展，维特根斯坦完成了这一转折和过度。“语言转向”的产生标志着英美分析哲学时代的到来，从内涵上看分析哲学指“把哲学问题置于语言领域并在分析语言手段和语言表述的基础上解决哲学问题”。从使用的分析方法上看，分析哲学又分为逻辑分析学派和日常分析学派。前者主张应发明一种其语法形式在逻辑上是完善的语言，后者则侧重分析自然语言或日常语言。这些事实都充分说明了把交际中使用的语言作为一种行为来研究的思想并非只是从奥斯汀开始的而是由来已久的。
二、言语行为理论的内容
在《如何用语词做事》中，奥斯汀首先指出，“言”就是“行”。他认为，言语是人在特定场合对特定语言的具体运用，包括运用语言的说话行为和所说的话。因此，说话本身就是一种行为。奥斯汀区分了两类不同的话语:施事话语和记述话语，并用“适当与否”、“真假与否”两个评价标准来区分这两类话语。
之后，他又尝试提出言语行为理论来处理“说话就是做事”的问题。奥斯汀把作为整体的言语行为分为三个层次，即认为在说些什么时，可能以三种基本的方式在做些什么。他把这三层意义的做些什么分别称为以言表意行为、以言行事行为、以言取效行为。
以言表意行为指说话这一行为本身，发出一段声音，组词成句，音义结合;以言行事行为指在完成“说什么”这一行为的同时，所表达的说话者说出这个话语的“用意”，产生的某种语力，如某人说:“出去!”这句话的同时，就实施了一个“命令”的以言行事行为:以言取效行行为指说话者通过以言表意行为表达自己的用意之后，在听话者身上(也可能是说话者自己)产生的一定的影响，出现的一定效果。
塞尔在自然语言的基础上修正、完善、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并利用自己设计的一套人工语言符号来来表述分析他的言语行为理论，将言语行为分为话语行为、命题行为、以言行事行为和以言取效行为。即:说出一串语词(语素、语句)就是实施话语行为;进行指称和谓述就是实施命题行为。做出陈述、提出问题、发出命令、做出承诺等，就是实施以言行事行为，而这种以言行事行为对听话者在行动上、思想上、信念上所产生的效果就是语效行为。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影响很大，被人们誉为语言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
三、言语行为理论对逻辑发展的意义
在对语言做逻辑分析时，应当考虑语言的使用者、语境及整个背景知识因素，言语行为理论也是以其语用学内容与自然语言逻辑研究相联结，并以其理论的系统性为不完善的自然语言逻辑研究提供借鉴。
首先，言语行为理论改变了传统逻辑、经典逻辑的研究方向。传统逻辑、经典逻辑只研究陈述句，并只从真假角度来研究。言语行为理论用一种新的意义理论来取代长期以来一直占统治地位的真值语义论，对逻辑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其次，言语行为理论扩展了逻辑学语词研究的范围。逻辑的特殊性在于它所研究的语词及由之构成的语句的特殊性。这样，从逻辑的观点看，对语词的研究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奥斯汀发现某些句子的说包含有行为动词，如愿意、许诺等，并把这些行为动词进行了分类。塞尔在奥斯汀分类的基础上做出了更合理更细致地划分。最重要的是，塞尔对语用行为句的逻辑分析研究为后来的语用逻辑研究开拓了思路。
最后，言语行为理论扩展了传统逻辑的研究范围。言语行为理论是一个综合和分析、归纳和演绎的统一运用，具有一定的或然性，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语用逻辑，为用逻辑的方法解释生动的言语交际，提供了理论支持。语用推理是语用逻辑的核心概念，它对具体语境的解释力是传统的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及类比推理等无法比拟的。
摘 要：《文心雕龙》中的“道”的意义一直为龙学所争论的问题，笔者认为书中的“道”包含思想之道、美学之道和文章学之道，刘勰从儒家、道家思想入手，通过中国古典美学思想来描述了如何创作文章。
关键词：道；文心雕龙·原道 ；文心雕龙·征圣；文心雕龙·宗经
一、文心雕龙简介篇
《文心雕龙》为古代文学理论著作，作者刘勰，成书于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501～502）间。全书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兼采道、佛两家，全面总结了齐梁时代以前的美学成果，细致地探索和论述了语言文学的审美 本质及其创造、鉴赏的美学规律，在文中被其称之为“道”，何为道，本文从《文心雕龙》之枢纽进行一一论述。
二、文心雕龙·原道篇
《原道》篇在《文心雕龙》中，位居“文之枢纽”之首，专门论述“文”的本原问题，使之作为“言为文之用心”的理论基础，突出地表现了刘勰论文的最根本的观点和主张，可谓《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核心，一向为文心学者所重。《原道》的道，似应从两个不同的层次上去把握。在哲学的层次上，道包括相互对立的两重涵义：一是指“自然之道”，一是指“神理”。前者是唯物的，后者是唯心的，而作者却同时把它们用作自己论证的哲学前提。这反映了刘勰世界观的矛盾和复杂性。这个层次意义上的道，比较容易被注意到，研究者、注释者们所说的“儒家之道”、“道家之道、”“佛家之道”以及“自然之道”等等，大都是就这个层次意义上的道而言的。
《文心雕龙·序志》云：“《文心》之作也，本乎道”，是说写作《文心雕龙》要以道为根本、为指导思想，故而有《原道》之作；而《原道》之作显然是为了把这个道推出来，把这个指导思想确立起来。“原道”者，推原文道之谓也。因此，我以为阅读《原道》决不能忽略这个意义上的道，篇名《原道》的道更是专指这个层次的道而言。清代历史学家、思想家，《文史通义》的作者章学诚在《与陈鉴亭论学书》中写道：“道无不该，治方术者各以所见为至。古人著《原道》者三家，淮南托于空蒙，刘勰专言文指，韩昌黎氏特为佛老塞源，皆足以发明立言之本。”他根据自己对道的理解以及对三家《原道》的比较，明确指出刘勰《原道》之作是专门论文的要旨的，这要旨是作者潜心治文、“以所见为至”而做出的最高理论概括，也就是他所要推原的道。章氏之说，我深表赞同，道出了《原道》主旨所在，是颇有见地的。不言而喻，对于这个层次上的道，是不能归结为“儒家之道”、“道家之道”、“佛家之道”以及“自然之道”等等的，因为这些个道，按一般的理解，分别属于哲学、政治伦理学、宗教学的范畴，而并不具有文章学、文艺学的意义。
三、文心雕龙·征圣篇
刘勰在《原道》篇中提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的论断，在这个“道——圣——文”的公式中，“圣”是“道”与“文”的中介，这个中介就是作家、作者，所以《征圣》篇可视为作家论或作者论之纲，其观点贯穿于全书。
“道沿圣以垂文”。道因圣人才能体现、表现于文章之中。圣人要写出这种反映自然之道即客观规律的文章，必须先认识自然之道，即了解客观事物。所以要像圣人那样“识道”，是“师乎圣”的根本。
“圣因文而明道”。圣人通过文章以阐明自然之道。“识道”是“明道”的前提，先要有所“识”，才说得上有所“明”。圣人识了道只是装在肚子里而不明之于口、明之于文，又有什么意义呢？那样圣人也就不成其为圣人了。
总之，《征圣》篇所揭示的三条写作原理和规律，是《征圣》篇的理论精华所在，是刘勰对先秦至魏晋以来中国古作实践活动的经验总结，是刘勰对中国文章写作理论的重要贡献。这三条写作原理和规律，对于我们当今进行各种写作实践活动，无论是文学创作或是一般的文章写作，也都具有积极的理论指导意义。正验证了《征圣》总结性赞语的最后两句“百龄影徂，千载心在。”（百岁圣人虽然如影逝去，千载之后精神依然存在）这是赞颂圣人的精神随其留下的文章永垂不朽的。圣人不朽，圣文不朽；圣文不朽，圣人不朽。人或文能否不朽，主要是看是否能代表、反映时代，经得起历史考验，否则均只能昙花一现。
四、文心雕龙·宗经篇
《宗经》篇是“文之枢纽”的第三篇，按刘勰“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的思想逻辑，《宗经》乃是《原道》和《征圣》的结穴。“按经验纬”的《正纬》篇和依经辨骚的《辨骚》篇，则是以经典为坐标、从反面立论，对《宗经》篇的补充。《宗经》处于《原道》、《征圣》之后，属于论文叙笔的文论体，这样的安排刘勰是深有用心的。其思路框架大体是“道沿圣以重义，圣因文而明道"。故《宗经》篇在“文之枢纽”中处于核心地位，在《文心雕龙》整个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意义。
“辞约旨丰，事近而喻远”说明经书是“衔华佩实”的，强调经书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统一。“是以往者虽旧，余味日新，后进追取而非晚，前修文用而未先，可谓太山遍雨，河润千里者也”刘勰在此充满激情地陈说经书的价值，经书虽然是过去时代的产物，但是它们的意味却是常新的。无论前人还是后人，凡是为文立言都会受到影响。刘勰把五经当作永恒的文学经典，强调其“立言不朽”的价值，是很有道理的。经乃“道心”的杰作；经亦为“道之文”人间的杰出代表；经的“立言不朽”意味着“文学”乃“立言不朽”之物。他们皆为时空的产物，是在时间和空间中被反复考验、被反复选择和确认的产物，反过来又超越时间和空间而存在，具有不朽的性格，是永恒的。
因此，刘勰篇末点题，提出为文“宗经”的主张，而且分析为文“宗经”的六种具体好处，即“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宗经》）当然刘勰还指出了他为文“宗经”的直接意图，“励德树声，莫不师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宗经》）时人作者写作立言之时如果能够“宗经”，就能够纠正“楚艳汉侈”的流弊，回归文章写作的正道，从而立言不朽。
五、结语
《文心雕龙》这部理论巨著中，儒家中庸原则是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基调。刘勰提出的主要的美学范畴都是成对的，矛盾的双方虽有一方为主导，但他强调两面，而不偏执一端。文中提出“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在对道与文、情与采、真与奇、华与实、情与志、风与骨、隐与秀的论述中，无不遵守这一准则，体现了把各种艺术因素和谐统一起来的古典美学理想。同时刘勰特别强调同儒家思想相联系的阳刚之美，表现出企图对齐、梁柔靡文风进行矫正的倾向。他关于“风骨”的论述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文心雕龙》中虽然也有某些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但构成它的文学思想纲领及核心的，则是儒家的思想。它并不否认物质世界存在的真实性，却认为在客观现实世界之外，有一个先天地而生的“道”或“神”。这个“道”或“神”是决定客观世界一切变化的无形的﹑最终的依据。
在文章学、文艺学的层次上，“道”是指文质兼美、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规律或客观必然性。它在文中表现为结论、为论证的结果。这个层次意义上的道，往往为研究者、注释者所忽视，有人虽然注意到了，但也并不视之为道。其实，它也是道，是文道，即属于文章学、文艺学范畴的道。作者请来“自然之道”、“神理”一类哲学范畴的道，正是为了推导出这个文章学、文艺学范畴的道。（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钟泰与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
重评中国古典哲学的宇宙论
荀学历史命运的再思考
《论语》的为政之道
儒学道统思想的发展演变
建设弘扬中华文化的学术高地
走出“修昔底德陷阱”
文明对话产生文化共鸣
从“缘起性空”谈世界共融
和谐合作是人类发展的不二法门
和而不同是中华文化的存亡之道
全球化伦理与儒家的核心典范
新仁学与当代新人文主义
新时代“六伦”的新建构
国学兴起与当代中国文化思潮的脉动
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及其成因
礼乐文明与儒家之现代新形态
与中国一起进行哲学思考
冯友兰:海阔天空我自飞
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
孔学堂书局第一批图书倾情奉献
孟子的恒产思想及其启示
浅析新儒家对经济的态度——以贺麟为例
儒家藏富于民思想刍论
儒家经典中的人生智慧
丘溶经济思想研究
荀子经济思想述评
用儒家良方缩小贫富差距
儒家思想与东南亚华人企业家的成长之路
道家“物我为一”的生态伦理思想的现代启示
官民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荣辱观
论中国传统的和谐观对国家和社会稳固的贡献
和谐文化的哲学审视
论文化多样性与和谐文化
“和而不同”思想与和谐文化
和谐文化是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
唱响主旋律配好和谐曲
弘扬音乐文化服务和谐社会
构建和谐社会与儒学之道
略论孔子和谐生态伦理思想的现代意义
论王阳明的亲民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论王阳明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说
儒学的人文精神与生态意识——“仁学”的全球涵义
“心即理”的意向性诠释——从现象学看阳明心学
世界儒学——世界文化新秩序建构中的儒学自我变革
善:判断或描述——亚里士多德之善与古代儒家之善的比较考察
教师队伍和学科建设的优势
本院的教师在音乐教育的这两个领域的学科建设，从各自的不同角度做出了积极的和有影响的贡献。例如，中国音乐教育学学会理事长谢家幸教授撰写了《音乐教育和教学法》、《德国音乐教育概况》等教材和专著，并发表了大量的音乐教育学论文，研究领域涉及音乐教育的哲学、美学、文化、方法等。管建华教授撰写出版的专著和译著包括《当代音乐教育》、《中国音乐教育与世界音乐教育》等，并发表了以及大量的论文和重要文献的译文，从人类学和现代语言学等角度对音乐教育给予了理论的阐述。中国音乐教育学学会执行秘书向周俊讲师在音乐教学的模式研究方面也做出了相当的努力和贡献。赵志扬副教授多年来在西方音乐教育的重要文献翻译的编辑出版方面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曾与管建华教授1起就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专题组稿编辑了若干期的专刊，对全国的音乐教育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指导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修海林教授撰写的《中国古代音乐教育》是对中国古代音乐的历史文献的专题教育研究。他们还积极主持或参与了全国教育科学规划“75”、“85”、“95”、“105”的诸多研究项目。
所有这些努力及成果，使中国音乐学院成为我国音乐教育学研究的重要领地，造就了学习音乐教育原理和实践的良好学术氛围，形成了本课程1支强有力的学术和教学队伍。
研究资源和高层学位的优势
本课程在教学和研究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国外音乐教育学的专著和教科书，同时，利用数10家国际学术数据库，建立并逐渐丰富着与音乐教育学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电子资源数据库，这些资源为音乐教育学的教学尤其是高层次学位学生的培养，提供了研究和学习的资源保障。
中国音乐学院拥有音乐教育学研究方向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授予权。高层次的学位授予权敦促着本课程和本学科的进1步发展，并对本科学生的教学提供了较为丰厚的学术基础。
课程特色
本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尝试和初步形成了以下几点有些新意和特色的教学方式。
1、目标原则：
树立“厘清范畴、形成观点、掌握方法、解决问题”的目标原则。
2、主导思想和措施：
（1）树立建构主义的学习观点，实施与之相应的探索型、研究型的项目学习方式。
（2）确定1流的教学内容精读与博览相结合、经典与前沿相交融的阅读方式。使用国际音乐教育学界公认的Foundations of Music Education以及刘沛翻译的该书中文版作为核心教材，采用双语教学方式，并编辑开发了大量的背景性、支持性、拓展性、探索性的教学资源，为学生精选并提供了大量的具有历史价值的经典名著电子版阅读材料，保障学生不仅能够学习到音乐心理学的前沿的知识，而且能够通过经典名著名篇的阅读，直接与心理学巨匠的原本思想和方法进行交流，使学生形成在巨人肩膀上发展和建构自己的思想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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