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07 10:01:11
导语：在劳动关系的经济从属性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1.1是劳动关系界定的核心标准
劳动关系的界定具有明显的从属性，即对于劳动关系的双方是以基本的从属的形式和关系存在的。这种从属性在关系界定上具有多种不同的概念形式，要确定和研究在劳动从属关系中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是进行劳动法立法和执行工作的基本前提，在不同的从属关系下，劳动关系的存在形态也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性质，所需的劳动法规也要有针对性进行不同方面、各种方式的立法和执行工作。关于从属的劳动关系的界定和区分主要从三个不同的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阶级和组织关系、经济关系、人格关系。在研究阶级和组织关系方面，确立所存在着的阶级关系和组织关系是否是劳动关系，是对劳动关系的界定标准之一。阶级关系主要是指劳动双方存在着资产拥者的资产阶级和利益直接创造者的无产阶级的关系，这种形式的关系存在形态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的劳动关系，对于无产阶级的权益保障是最主要的劳动法法规执行目的，作为利益的直接创造者，无法直接享受利益的果实，只能通过资产拥有者对劳动成果的不合理分配，获得相对比例很小的部分，因此在劳动法立法立论工作上，是需要重点调整劳动关系的内容。组织关系一般是存在于社会主义性质国家的劳动雇佣关系，是指的劳动行为的组织者与劳动工作的实际参与者双方的劳动关系，劳动行为的组织者是利用自身所拥有的资源和物质条件，创立自有的劳动方式或劳动体系，并组织其它的工作人员进行劳动成果的创造，但主导地位是劳动行为的组织者，通过不同分工和有效工作形式，组织不同部门的劳动者共同为创造相同的劳动目的而进行劳动过程，由于组织都具有劳动关系的主导作用，并且是各项工作和资源的拥有者、管理者，因此对劳动成果也具有完全的控制和分配权。在经济关系和人格关系的劳动关系界定标准中，与阶级和组织关系的研究具有相同的原理，因此不作赘述。
1.2从属性对劳动关系界定要求
在从属性劳动关系的分析中，明显能够看到，直接控制和分配劳动成果的并不是劳动的直接参与者，而劳动的组织者或者资产的拥有者，这就决定了在劳动成果分配上，对劳动者的利益有着直接的不公平待遇，利益分配者因为掌握着利益分配大权，并且不知道劳动者付出的工作努力和过程，因此以追求最大的利益为目的，将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控制在一个最低的水平，直接导致了劳动者权益的受损和不公平待遇。因此，为了保证社会发展的良好形势和和平状态，国家需要对劳动关系建立相应制度规定，以保障劳动者利益为主要目的，同时保证劳动组织者的利益也不被侵害和影响。在劳动组织的合法性方面，要以国家法律为基本要求，对不合法的工作组织和劳动行为进行完全的控制，并以法律手段追究责任，同时对于付出合法劳动行为的劳动者，应以保证劳动利益不受侵害为根本，进行劳动成果的正常分配和相应的劳动补偿；在劳动关系的利益保障方面，对于劳动者单方面，由于相对用人单位是弱势群体，因此需要通过劳动法的各项制度和规定，对劳动者的收入、人身安全、工作稳定性等多方面提供保障；对于劳动关系中的雇主方，其拥有的公司商业机密、行政机密等多方面与公司利益直接相关的内部事务，需要通过相应的劳动法规进行对劳动者的言行制约，从而保证基本的公司利益不受损害。
2基于从属性决定劳动关系的挑战
2.1难以界定相对应的社会关系
通过不同的阶级和组织形式组成的劳动关系，在从属性质和程度上具有明显的不同，因此对于不同性质的从属关系，所需的劳动关系双方的利益保障也不同。在劳动关系中主要的组织关系具有明显的劳动从属性，即组织者和被组织的劳动从属关系，这在劳动关系的利益保障中对国家劳动法提供相关法规约束双方行为和保证利益、权益具有非常明显的要求；在阶级雇佣关系组成的劳动关系中，由于有关系的确立本身具有一定的合同性质，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双方在劳动合作过程中的不同职责和相关利益，所以对劳动法提供利益、权益保障和约束双方劳动行为的需求水平相对低些；相对以上两种形式存在的关系，民事关系上的从属性因素则更加不明显，但同样的也有一定的劳动法规约束关系双方的法制需求。
2.2法律对从属性关系调控“冲撞”和“遗弃”
在劳动法对从属关系调控的“冲撞”方面，主要是由各种不同的劳动从属关系的性质界定困难引起的。具有从属关系的不同劳动合作双方，是否具有劳动关系，是一个比较难以界定的工作。不同的劳动合作关系双方在利益所得方面，具有明显的不公平性，但没有相对应的劳动关系界定体系，因此在劳动法的规定和约束行为上，不具有明显的实施可行性，直接影响了劳动法的运用。劳动法对于劳动关系的“遗弃”是指在特殊的劳动关系中，劳动双方所处的常规劳动关系地位发生的实质性变化，比如在劳动者起到主要作用的劳动关系中，就需要以保证公司利益为主要调控手段，但在劳动法中还没有适应的规定。
2.3从属性特征看“非典型劳动关系
对于劳动关系中的非典型劳动关系形式，应建立相应的合理劳动法规，保证劳动关系中双方尤其是劳动者的利益。在这种非典型劳动关系的确立上，也应以从属性特点来对劳动行为进行劳动关系的划定，虽然诸如农业雇用、季节性、临时性工作等非典型劳动关系在当今社会已经普遍存在，但对这些从属性关系是否确定为劳动关系，是对劳动法中划定劳动关系提出的新挑战。
3对非典型劳动关系救济的原因
3.1劳动权是劳动者的基本人权
在非典型的劳动关系中，由于劳动法对劳动关系的划定没有完善的评定机制，因此对于这些存在关系的劳动者的利益是很大的影响的损失。在劳动权方面说，这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但是基本权利对利益保障的要求，其实才是根本的劳动者需求，因此在相应的法规上并不具有制度的完整性和评定机制的完善性，为保证基本的劳动者利益需求，还应对非典型劳动关系进行专门利益和关系评定。
3.2劳动关系应当适时地将市场化的雇佣关系法制
目前的市场化经济决定着市场化雇佣关系的普遍存在，而劳动关系的本质也是在雇佣关系的产业化发展形势下产生的，因此对于市场化的雇佣关系通过劳动法法规确立劳动关系，是保障雇佣劳动者权益的基本手段，这就需要劳动法从根本上调整对雇佣关系的确立机制，并通过对不同的雇佣关系进行研究，同时对比与当前劳动关系的区别，分别制定相应的法规的不同权益保证机制。
3.3采用“从属性＋可受保障性”的劳动关系界定标准
在劳动关系的界定中，从属性是基本的劳动关系存在的条件，根据对不同的从属性劳动关系的划定，分别对不同的雇佣关系制定相应的评定标准，通过不同的法规和保障机制保证劳动关系双方的基本利益不受侵害，并不断根据社会上劳动关系的发展形势，及时调整相应法规，以适应越来越向多样化发展的劳动关系和雇佣关系。在不同的劳动关系同时存在的社会形势下，对劳动关系的界定还应以“可受保障性”为重要的标准，对劳动关系进行界定和利益责任的划分，通过对不同形式的劳动关系的保障机制，以劳动双方权益保障为最终目的，对劳动关系的划定标准进行相应的制定和完善。
4结束语
【关键词】高级管理人员，劳动关系，劳动法
一、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
我国劳动法律未明确规定何为劳动者，而是通过限定用人单位的方式间接地规定与用人单位形成劳动关系的人即为劳动者。大陆法系认定劳动者身份一般采用“从属性”标准。以德国为例，德国劳动法将雇员定义为：基于私法上的劳动合同未获取工资而有义务处于从属性地位为雇主提供劳动给付的人。《德国劳动法院法》规定，法人或者合伙人的代表人，不属于雇员范畴，包括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之内的人员。在日本，高级管理人员属于雇主范畴，《日本劳动基本法》第10条规定：“本法所称雇主，系指企业主、企业经理人或代表企业主处理企业中有关工人事宜的人”。
英美法系对劳动者身份采用“控制说”的认定标准，。英国通过判例形成了一系列“控制性”的认定因素：劳动者是否在其他人的指导下工作；劳动者是否承担风险等。《美国公平劳动标准法》第三条d款规定：“雇主”包括与雇主有关的直接或间接地代表雇主利益的人并包括公共机构，但不包括任何劳工组织（它作为雇主时除外）或该劳动组织的职员或人。
其实，“从属性”标准与“控制性”标准在实质上是相通的，英美判例中的“控制性”认定因素就是大陆法系“从属性”中所谓的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高级管理人员在劳动法上的地位
“高级管理人员”是公司法上的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217条规定：“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从理论上说，高级管理人员与一般的劳动者确实存在区别：高级管理人员具有雇佣或者解雇其他受雇人的权限，并且具有相对独立的有关劳动事项的裁量权，高级管理人员代表的是用人单位的利益，具有雇佣指挥和监督劳动者的权力，从事的不是从属性劳动，不符合“从属性”劳动的认定标准；劳动法的立法目的是倾斜保护弱势方劳动者的利益，高级管理人员拥有较高的谈判能力和经济能力，不属于弱势群体。因此，有学者主张，高级管理人员不应纳入“劳动者”的范畴。
（一）劳动法律法规没有将“高级管理人员”从“劳动者”中剔除。
劳动法律法规中只有“劳动者”的术语，并且未对劳动者进行划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简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即凡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人都是劳动者，不管是高级管理人员还是普通劳动者。
同时，原劳动部《实施中有关劳动合同问题的解答》（劳部发[1995]202号）中的关于厂长经理与公司关系的规定，即：“厂长、经理是由其上级部门聘任（委任）的，应与聘任（委任）部门签订劳动合同；实行公司制的企业厂长、经理和有关经营管理人员，应当根据《公司法》中有关经理和经营管理人员的规定与董事会签订劳动合同”，显然也是将高级管理人员作为劳动者对待。
（二）劳动法律法规对高级管理人员劳动法权益上的限制
劳动法律法规虽然把高级管理人员纳入劳动者的范畴，但是基于公平的理念，还是对高级管理人员的部分权益进行了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照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该条对高级管理人员的经济补偿在数额上设定了上限，有利于实现高级管理人员和用人单位之间的利益平衡。
此条基本杜绝了高级管理人员的天价经济补偿索赔得到法院支持的可能性，但是只能适用于经济补偿领域，对高级管理人员的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加班费等则无能为力。
（三）司法对立法的能动回应
由于现行立法没有将高级管理人员排除出劳动者的范畴，司法实践对高级管理人员仍按照劳动者对待，高级管理人员原则上享受劳动法上的所有权益。但这并不妨碍司法基于法律、公平正义理念对高级管理人员与用人单位的劳动争议作出灵活处理，这也是自有裁量权的应有之义。
对于高级管理人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诉讼请求，目前的司法态度是，如果该高级管理人员负责公司的人事管理，而且公司其他员工都已经签订了劳动合同，该高级管理人员的未签劳动合同难以作出合理的解释，其双倍工资的诉求显然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和工作职责，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如果该高级管理人员不负责公司的人事管理，其只要与公司存在聘任协议、入职登记手续或薪酬、工作职责的约定都可以认定存在劳动合同，不轻易适用双倍工资的惩罚性条款。
对于用人单位与高级管理人员解除劳动合同的问题，特别是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一直存在争论。如果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证明解除的合法性，否则就是违法解除，这是对用人单位用工自由的极大限制。但从公司法角度讲，用人单位与高级管理人员的关系是建立在信赖基础上的，两者之间是委任与被委任的关系，一旦高级管理人员未尽勤勉、谨慎的义务或作出有违商业规定的决定，或丧失公司对其的信赖，委任关系也可随之解除。
参考文献：
[1]【德】W·杜茨.劳动法[M].法律出版社，2003（5）.
[2]【日】荒木尚志.日本劳动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7）.
关键词：劳动关系；劳务关系；劳动者；自雇者
目前，我国的《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均未明确规定何为劳动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规定了雇佣关系，而且在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5条又规定了劳务关系。如何区分劳动关系、劳务关系和雇佣关系就成为一个理论和实务的难点，较好地把握劳动关系的内涵是我们正确处理案件的基础性工作。一、在《侵权责任法》背景下出现将工伤案件按劳务关系处理的问题林某租用别人的厂房，雇请了20名工人从事家具生产，未办理营业执照，也未为工人缴纳社会保险。2013年3月农民工马某到林某处从事压板工工作。2013年9月12日上午9时许，马某在厂里工作过程中，手指被绞伤。在马某受伤后，林某为马某支付了医药费27600元，马某的伤情经劳动能力鉴定为八级伤残。由于林某未办理营业执照，劳动部门并没有对马某的受伤作出工伤认定。后来，马某与林某就赔偿问题发生争议，马某向某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该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1条的规定为依据，认为用人单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劳动关系才能成立。由于林某未办理营业执照，不符合《劳动法》规定的主体资格，双方不能成立劳动关系。并以该案不属于劳动争议仲裁受案范围为由，以《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9条的规定为直接依据，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马某随后到福建某市法院，法院以最高人民法院的《民事案由规定》为依据，未将该案界定为劳动争议（工伤保险待遇纠纷），而是将该案界定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并依据《侵权责任法》第35条的规定进行审理。根据该条规定，在双方当事人有过错的情况下，让林某承担责任的前提是林某必须存在过错，马某必须证明林某存在过错。
实际上，马某的受伤是因为其本人在没有电工资质的情况下，擅自检查排气扇，擅自将手伸到正在运转的排气扇里面，导致手指被扇叶绞伤。林某在马某受伤当天并没有在场，他没有指令马某检查排气扇。马某的伤情如果按照不低于工伤保险待遇来计算赔偿的话，约可以得到15万元赔偿。而按照《侵权责任法》第35条的规定，马某对自己的受伤有较大过错，应当由马某承担主要责任。由于马某在城镇打工生活还未满一年，一般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其损害，其总损害约为9万元，即使让林某承担主要责任，也只能得到6．3万元的赔偿。可见，对马某而言，是按劳动关系处理还是按劳务关系处理，差别巨大。如果林某办理了营业执照，马某的受伤将是工伤，将得到约15万元的赔偿。而马某现在从事的是一样的岗位，一样是在工作过程中受伤，却只能得到6．3万元的赔偿（甚至更少），差距悬殊，违背了类似案件类似处理的要求。也引发我们思考：什么是劳动关系？什么是劳务关系？劳动仲裁机构和法院这样处理合法吗？非法用工承担的责任更轻，这合理吗？二、比较法视野下的劳动关系内涵探析（一）国外一些国家对劳动关系内涵的把握劳动关系是《劳动法》的核心概念。大陆法系学界的讨论往往从认定“劳动关系”出发，即通过认定当事人之间形成的是否为劳动关系，决定适用《劳动法》，还是适用《民法》。在《德国劳动法》中，并没有明确界定“劳动关系”的概念，也没有明确界定“雇员”（劳动者）的概念，但在《德国商法典》第84条中规定：“凡是能够基本自由地安排自己工作计划和工作时间的人，都可以被认定为自雇者。”可见，人身自由是自雇者的主要特征。而劳动者则是指在一种人身从属关系中，基于私人契约有义务为他人工作的人，其核心要素是人身从属性［1］。劳动关系的标志是雇主的指示权和雇员的人身依附性，表现为劳动的内容、实施、时间、期限以及地点等是否由雇主决定，并常常表现为劳动者已加入雇主的劳动组织中［2］。通过分析雇主的指示权和劳动者融入雇主生产组织情况，探究人身的依附程度及是否是劳动者，确定是否形成劳动关系。意大利法院多采用混合标准。在认定存在劳动关系时主要考虑以下因素：固定的工作时间、雇主对控制和纪律处分权的使用、工作的连续性以及与雇主企业的关系、雇员在企业投资风险损失的可能性［3］。认为薪酬是可变或是固定的区别，不足以区分劳动关系。兼职和完成工作的时限，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劳动关系。法院认为，雇主对控制和纪律处分权的使用是雇员从属于雇主的表现，也是判断是否属于劳动关系的关键因素。法院对从属概念作出相当宽泛的解释，确保《劳动法》对广泛领域的工人进行保护。英美法系往往是通过对劳动者的界定来区分和界定劳动关系。
在英国，对劳务合同下的自营劳动者和劳动合同下的劳动者（雇员）做了区分，依据的标准是雇主对工作完成方式的控制为基础，要看“谁规定要做什么，谁规定完成工作的方法以及完成工作的手段”。在少数情况下，要通过对劳动者是否属于雇主组织中的一员来判断，看劳动者的工作是否为企业整体工作的一部分［4］，从而判断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以下因素必须得到法庭的考察：控制的程度、遭受损失的风险以及获利的几率、设备的提供、纳税的方式、能否提供替代人选等。法庭应该考虑所有的方面，不能只考虑某一方面，但每一因素在分量上是不同的。（二）国内对劳动关系内涵的把握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1条的规定，判断劳动关系的关键因素有两个：一个是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另一个是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这为我们判断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提供了一定依据，也在一定程度上确认了从属性为劳动关系的特性，然而我国的劳动法律法规没有对劳动关系进行定义，也没有对劳动关系特征进行描述。《侵权责任法》第35条规定的个人之间形成的劳务关系，也没有明文规定何为劳务关系，但笔者认为，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至第14条的规定，《侵权责任法》第35条规定所称的劳务关系包括了雇佣关系、个人之间的承揽关系、帮工关系，与劳动关系是不同的。然而社会生活又是丰富多彩的，劳动关系与雇佣关系、承揽关系如何区分，在实践中仍存在一定困难。笔者认为，劳动关系既是产业雇佣关系，也是劳方与资方的交换关系［5］。劳动关系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的产物，并在国家的干预下从雇佣关系中分离出来。然而，现今社会生活中，在劳动关系与雇佣关系、承揽关系并存的情况下，我们应如何区分劳动关系与雇佣关系、承揽关系呢？笔者认为，我们应从分析劳动关系的内涵入手才能正确判断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考察：第一，产业性。这是区别雇佣关系、承揽关系与劳动关系的关键因素。在现实生活中，雇佣、承揽关系的建立很多时候是不具有经营性的，比如消费雇佣和生活雇佣。比如，林某为了清理自家的化粪池，雇请2名工人进行处理，处理过程中，其中一名工人因设备问题导致受伤害，双方为赔偿发生争执，林某是为清理自家的化粪池，不属经营活动，该争议不属劳动关系而应属承揽关系。少量的雇佣存在于手工作坊或手工工场，具有一定的经营性，但不具有产业性。劳动关系不仅有明确的经营性目的，即利用劳动力和资本的结合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利润，而且具有产业性。劳动关系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的产物，现代工厂与手工作坊、手工工场之间最大的区别是机械化生产。以制造业为例，生产过程机械化程度较高，需要使用较高级的生产设备和工具；工人作业分工细，采用分工协作的方式进行生产，多数工人长期从事简单和重复性的操作，在利用工具生产过程中存在较大风险；多采用流水生产的形式，生产计划细致周密，生产过程控制严密。在工业化大生产背景下的劳资关系显然属劳动关系而非雇佣关系。第二，从属性。从属性指劳动者工作的实施应服从用人单位的指示，劳动者应亲自履行劳动义务。雇佣关系的从属性较弱，雇主与雇员往往是偶然性报酬与劳务的对价关系，雇员多不以雇主为生活依托。而劳动关系的从属性非常强，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有分派工作、对劳动过程进行监督和指挥的权利，劳动的内容、实施、时间、期限以及地点等由用人单位决定；劳动者是用人单位的成员，具有身份上（人格）的从属关系；劳动者以用人单位给付的报酬为生活之保障，通常不拥有生产工具，也不提供生产原料，劳动成果自动归属资方，具有经济上的从属关系。因此，是否具有从属性成为判断雇佣关系与劳动关系的标志之一［6］。比如，蔡某经营着一处茶园，每到采茶季节总请一些人帮忙采茶。
2007年7月蔡某请来林某等11人帮忙采茶（约15天）。双方约定了劳动报酬，即一天50元，当天一次性支付。后来林某等人在往茶园的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双方发生纠纷。尽管工人当中要服从茶园一定的管理，但并未成为该茶园的成员，不存在人格上和组织上的从属关系，所以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认定存在雇佣关系为宜。第三，组织性及风险承担。劳动关系存在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劳动过程，多采用流水生产的形式，生产计划细致周密，生产过程控制严密，组织性很强，劳动者必须遵守工作规则和规章制度，并由用人单位承担经营过程及劳动过程中的风险责任并享受其利润。如果劳动者违反了工作规则或规章制度，用人单位有权对其进行惩戒。劳动者所从事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并不独立于用人单位的生产系统之外，具有组织上、业务上的从属关系。而雇佣关系组织性不强，并由劳务提供方自担风险。比如木工受他人雇佣制作家具、菜贩按时向饭店供货等，虽然也与劳动相联系，但主体间的权利义务与劳动过程无关。且该工人所从事的劳动不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独立于用人单位的生产系统之外，不具有组织上、业务上的从属关系。因此，双方所形成的是一种雇佣关系而非劳动关系。第四，期限性。劳动者的劳务给付具有持续性，且劳动关系维持的期限由于受到国家干预，故较为稳定。劳动关系中用工单位享有劳动力的使用权，劳动者在为用人单位服务的同时，一般不能再为其他单位服务。而雇佣关系、承揽关系是由平等主体之间协商建立，关系维持期限可由任一方当事人决定，大多具有临时性、短期性、一次性的特征，所以较为不稳定。雇佣关系、承揽关系中工人往往可以身兼数职，今天为这个厂搬运，明天可为那个厂挑货，较为多变。还有，我国现行的《劳动法》没有明确解释劳动者和自雇者的概念，笔者认为，可以批判式地学习、借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成熟经验。比如，可以通过认识自雇者的特点来辅助把握劳动者的概念、劳动关系的内涵。自雇者（比如保险人员）具有以下特性：工作场所不受限制；工作时间自由掌握；报酬按业绩计算；如何完成保险契约的任务，不受公司的指挥和监督。如果一名工作人员能认定其是自雇者，属于经营者，那他当然就不可能是一名劳动者，双方当事人就不可能存在劳动关系。由于我国目前公共财政财力有限及社会保障体系不尽完善等原因，工伤保险并没有覆盖农村大量的被雇佣人员。所以在劳动关系与雇佣关系等认定上不同，导致在适用法律上完全不同，在赔偿数额上差距巨大。因此，正确认识劳动关系和雇佣关系等的区别有利于维护各方利益，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笔者认为，应根据劳动关系上述的几个特性，采用混合标准，根据具体情况来界定其关系的性质。
核心在于产业化的生产关系，劳动者的人身依附性、从属性，即雇主的控制力大小，辅助的是劳动者融入雇主生产组织情况。当然，如果打工者仅作为处理家庭事务提供劳务的，则不宜认定为劳动者。反之，如果打工者实际工作内容与现代工厂员工没有差别，就应该认定其为劳动者，理应受到《劳动法》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7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领取退休金等人员发争议的，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最高院的这条规定也是置劳动关系的内涵于不顾，只因主体的问题，把劳动关系错误地按劳务关系进行处理，这是很不妥当的。三、《侵权责任法》背景下劳动关系的认定和处理由于在实践中认定劳动关系存在较大的困难，法院往往也存在一些偏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4月28日2008－2010年度劳动争议十大案例，其中有一件因送奶按件计酬而被认定为承揽关系的案件。阮某自备汽车为南京某乳业公司送牛奶，每晚12点左右，阮某到奶站取牛奶，然后将牛奶送至乳业公司指定的各小区分发点，同时回收上一天产生的空奶瓶回奶站。双方约定，乳业公司按每瓶0．4元与阮某结算费用，允许牛奶包装有0．04％范围内的破损率，超过部分阮某要负责赔偿。该纠纷在劳动仲裁后，到法院。法院认为，双方之间系平等民事主体，形成的是按劳动成果支付劳动报酬的承揽合同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笔者认为，本例应属按件计酬式的劳动关系。阮某虽然自备汽车，但这并不是决定是否属于劳动关系的关键因素。阮某的报酬虽然是可变的，是按件计酬，但这仍不足以否定劳动关系的存在。阮某的工作时间和地点是由南京某乳业公司决定的，破损率超过标准要负责赔偿，受到规章制度的约束，且不能随便找人替代其完成任务，阮某的报酬也不像承揽合同一次性支付或结算，而是按月支付。还有，双方存在很深的历史渊源，且对订户来说往往直接向阮某缴纳费用，阮某往往就代表了乳业公司。阮某没有存货的风险，也不是乳业公司的经销商。因此，笔者认为，通过对劳动关系内涵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江苏高院的判决是错误的，而应认定阮某与南京某乳业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确保《劳动法》对广泛领域的工人进行保护。将劳动关系认定为承揽合同，并按劳务关系处理，也是没能准确把握劳动关系的内涵。通过对劳动关系内涵的分析，准确把握劳动关系的实质，也不会将无效劳动关系认定为不存在劳动关系，不会将工伤案件按劳务关系处理而适用《侵权责任法》。有一部分人以《劳动合同法》第2条的规定和《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1条的规定为依据，认为用人单位仅限于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认为由于生产组织未进行企业注册、工商登记，双方就不能成立劳动关系。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也是有害的。实际上，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属于事实判断问题，而主体是否适格是法律评价问题，分别属于不同阶段，不能以法律评价来否定事实判断。也就是说，主体是否适格只影响法律效力，不影响事实认定，不影响劳动关系的认定。在许多法律部门中，都存在着主体适格和主体不适格的问题，即使是主体不适格，也由该法律部门调整，《劳动法》中也是如此。例如，无营业执照的单位是一种不适格的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66条的规定，无营业执照的单位的职工受到事故伤害的，其赔偿标准不得低于工伤保险待遇。
童工是不适格的劳动者，但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66条的规定，用人单位赔偿标准也不得低于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如果双方发生争议的，按照处理劳动争议的有关规定处理。可见，不适格的用人单位或劳动者不影响劳动关系的认定，而且即使是主体不适格，也应适用《劳动法》，而不应适用《民法》和《侵权责任法》第35条的规定，不能将无效的劳动关系按劳务关系处理。笔者认为，如前所述的林某与马某的案件，福建某市法院的做法是错误的。未办理营业执照并不意味着其就不是用人单位，更不意味着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在该案件中，林某有一定的生产资料，有生产工具和设备，有一定的资金，有生产组织，有劳动规则和劳动纪律，有相应的技术条件，有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所以，他已经是劳动法所称的用人单位，是未办理营业执照的用人单位。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5条的规定，未办理营业执照的用人单位的，应当将用人单位列为当事人。在认定劳动关系中，只要存在劳动力给付和劳动力使用的事实，形成了一种从属性关系，即符合劳动关系的实质特征，就应认定为劳动关系，也就是说不合格劳动者和不合格的用人单位均不影响劳动关系的认定。《侵权责任法》第35条规定的劳务关系，包含了雇佣关系、帮工关系和个人之间的承揽合同关系。而在林某与马某的案件中，双方肯定不存在帮工关系和承揽合同关系，林某与马某之间也不是雇佣关系。马某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专门设备、具有很高工伤风险的机器进行生产，完全不同于手工作坊，同时具有很强的生产经营目的，不是仅满足家庭生活需要；马某在生产过程中是该“工厂”的工人，必须亲自履行劳动义务，隶属于“工厂”，具有组织上、身份上的隶属关系；马某融入“工厂”的生产过程，存在资本和劳动力的结合使用过程；马某不承担生产过程中的风险责任，亏损的风险也由“工厂”承担。劳动关系核心在于产业化的生产关系和劳动者的从属性，如果打工者实际工作内容与现代工厂员工没有差别，尽管用人单位没有登记，也不影响认定其为劳动者。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当事人之间形成的是劳动关系，而不是劳务关系。需要注意的是，农村大量存在包工头组织3、4个人承揽农村房屋建设、钢结构建设、水电铺设等小工程，如果包工头从中谋取利益，应认定房东与包工头存在承揽关系；包工头与受雇人存在雇佣关系。
如果房东直接按工作日向受雇人结算，“包工头”仅领取高一些的工钱，没有从受雇人工钱中抽取利益，则宜认定为房东与受雇人形成雇佣关系。这些受雇人按照目前《劳动法》和《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不受其保护。当然，以后能不能扩大《工伤保险条例》的覆盖范围，让雇主承担一些费用，也将这些特殊的受雇人纳入工伤保险保护的对象，这是可以探讨的。还有，《侵权责任法》第35条规定了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的适用过错归责原则，然而没有规定企业如与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的适用何种归责原则。显然，企业如与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的不适用过错归责原则，否则《侵权责任法》第35条规定就没有必要强调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适用过错归责原则。笔者认为，在准确把握劳动关系内涵的基础上，我们不能将企业与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当作劳动关系处理，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可以规定企业与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的，劳务提供者因劳务受到损害自己没有过错的，由企业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如果劳务提供者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因不可抗力或其他当事人意志以外的因素受到损害的，企业也要承担赔偿责任，以区别于个人之间形成的劳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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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务派遣法律规制劳动关系理论
Abstract: The legality of employee placing has been constantly thrown doubt on by traditional theories about labor relations. But by enacting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Employment Contracts and regulating employee placing through special regulations, the legal regulations in the Law of the P.R.C on Employment Contracts agrees with the substance of the traditional theories about labor relations.
Key words: labor placinglegal regulationtheory about labor relations
一、传统劳动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
1.劳动关系的含义及特征
劳动关系是指劳动力所有者(劳动者)与劳动力使用者(用人单位)之间,为实现劳动过程而发生的一方有偿提供劳动力由另一方用于同其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社会关系。[1]劳动关系建立的前提条件,一是劳动者( 劳动力所有者) 能够在法律上享有独立的人格主体地位, 享有人身自由;二是按照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不得不向生产资料所有者让渡自己劳动力的使用权才能获取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须的生活资料。[2]劳动关系具有以下特征:
(1)形式上的财产关系和实际上的人身关系
劳动关系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关系,以财产交换关系为起点,劳动者作为劳动力的所有者与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的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目的是通过让渡劳动力的使用权而获得工资,用人单位则通过支付劳动者工资而获得劳动者劳动力的使用权,从形式上看是一种财产交换关系。但劳动关系一旦建立,用人单位即获得劳动者劳动力的使用权,劳动者的劳动力与劳动者人身不可分离性决定了在劳动力的使用即劳动过程中,劳动者必须接受用人单位的支配和指挥。因此,在现实的劳动关系中,财产关系的意义只在于劳动者作为劳动力的所有者,是一个可以自由处置自己的劳动力的独立的自由人,可以自由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一旦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建立,财产关系便转换为人身关系。[3]
(2)形式上的平等关系和实际上的从属关系,实质上的不平等关系
劳动者是劳动力的所有者,用人单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从表面上看,双方作为各自独立的财产所有者,有可能建立一种以双方合意为基础的平等的社会经济关系,形式上具有平等性。但劳动者不拥有生产资料,必须通过出卖自己劳动力来换取生活资料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劳动者必须依附于生产资料所有者,并且一旦劳动关系建立起来,作为劳动者个人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平等关系即告结束,劳动者必须服从用人单位的支配或指挥,完成一定的工作任务。在劳动关系的实际运行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并无平等性,而只有从属性。这种从属关系具体表现为人格上的从属性,即劳动者在劳动过程式中必需服从用人单位的指挥监督;经济上的从属性,即劳动者必须受雇于用人单位从事劳动才能谋取生活资料;组织上的从属性,即劳动者需编入用人单位的生产组织内并遵循用人单位的生产秩序,从属性决定了实质上的不平等性。
2.劳动关系的特征决定了劳动关系必须由社会法性质的劳动法来调整
(1)民事法律无法调整实质上不平等的劳动关系
平等是民事法律关系的本质特征,也是民事法律关系区别于其他法律关系的主要标志。在平等的基础上,当事各方才能真正做到意思自治,如果主体之间只是表面上的平等实质上的不平等,则当事者各方达成的意愿只能说是强者的意愿,弱者的无奈,而非真正的自由表达。民事法律设计的前提是主体平等,是在平等这一前提下分配权利义务,而主体实质上不平等时,再用民事法律去分配权利义务实际上就是通过法律保护实质上的不平等,违背了立法的本意,使法律在相当存度上非但不是实现正义的手段,反而甚至成为不正义的源泉。[4]
(2)劳动关系应当由社会法性制质的劳动法来调整
社会法是国家为了保障社会公众利益,通过加强对社会生活的干预而产生的一种立法,它所体现的是社会公众利益,它的法律原则是通过对不平等社会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当事方进行倾斜保护,从而达到矫正不平等社会关系的目的,实现社会正义。劳动法就是顺应对形式上平等实质上不平等的劳动关系进行调整而产生的社会法。
3.劳动法对劳动关系的调整
劳动法对形式上平等实质上不平等的劳动关系进行调整,主要体现在对劳动关系中的弱者劳动者的倾斜保护上,劳动法规定了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的权利、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的权利、获得劳动报酬且报酬不低于国家规定最低标准的权利、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获得经济补偿的权利、享受休息休假的权利、享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以及社会保险保障的权利,同时将劳动者的权利规定为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为保证用人单位确实具有承担其法定义务的能力,劳动法还对用人单位的主体资格作出了严格的限制,只有具备劳动条件和劳动保护条件的主体才具备用人单位资格。一旦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劳动关系建立,则用人单位必须承担对劳动者的义务,这种义务不得通过双方契约的方式排除或减轻。为防止用人单位利用其强势地位,运用所谓契约自由原则来减轻甚至排除其应当承担的法定义务,劳动法对劳动合同的契约自由原则做出了严格的限制,对劳动合同的内容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确保劳动者的劳动权益在劳动合同中得到充分体现。并且,在劳动关系的确认上,劳动法以劳动关系的从属性为依据,并不以自由合同为原则,而是坚持了事实第一的原则,劳动关系的确认是以劳资双方的实际行为为依据,而不考虑双方如何表述他们的关系,[5]只要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从属性即劳动者运用用人单位提供的生产条件并在用人单位的控制下从事劳动,则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成立,用人单位必须承担劳动法所规定的全部义务。
二、传统劳动关系理论对劳务派遣的批判
劳务派遣,是指劳务派遣单位和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后,依据与用工单位订立的劳务派遣协议,将劳动者派遣到用工单位工作的一种特殊用工方式。与传统劳动用工方式两个主体一个劳动合同关系相比较,劳务派遣用工方式中,存在着劳动者、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三方主体,劳动者与派遣单位之间的劳动合同以及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之间的派遣合同两个合同关系。传统劳动用工方式中劳动力雇佣和使用都是用人单位,而劳务派遣用工方式下劳动者由派遣单位雇佣但却由用工单位使用,其实质是劳动力的雇佣和使用相分离。其主要特点是,三方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主要依据合同确立,派遣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并不实际使用劳动力但却要承担劳动法上用人单位的义务,用工单位作为劳动力的实际使用者无需承担劳动法所规定的用人单位的全部义务。劳动派遣用工方式增加了用工单位劳动用工的灵活性和劳动者就业的灵活性,有利于促进劳动者就业,同进,劳务派遣用工方式也为用工单位归避劳动法上的义务提供了便利,使劳动者的权益保护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1.传统劳动关系理论对劳动者与派遣单位之间劳动合同的批判
作为劳动合同一方主体的用人单位,其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目的是通过支付工资而获得劳动者劳动力的使用权,并将劳动力与其所有的生产资料相结合,实现劳动过程,用人单位必须具有用于生产劳动的生产资料并提供劳动者的劳动安全卫生保障条件。劳务派遣中,派遣单位无劳动资料,无劳动安全卫生保障条件也不实际使用劳动者,其并不具备劳动合同主体的实质条件,其与劳动者签订的劳动合同并非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合同。
2.传统劳动关系理论对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之间派遣合同的批判
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之间派遣合同的标的是劳动者的劳动力,实质上是劳动力使用权的再次转让,劳动力具有人身性,劳动者将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一般商品的出卖人将独立于自身之外的商品转让有着本质的区别,劳动力使用权的再转让实质是劳动者人格支配权的再次转让,而转让合同的主体并不是劳动者,派遣合同的合法性受到质疑。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义务是法定义务,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下,通过派遣合同对法定义务进行分配和转让也明显违法。
3.传统劳动关系理论对劳务派遣法律关系的批判
劳务派遣用工方式中,劳动者与派遣单位之间以及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之间都存在合同关系,而劳动者与用工单位之间并无直接的合同关系,用工单位虽然是劳动力的实际使用者,但却无需承担劳动法所规定的用人单位的全部义务。根据传统劳动关系理论,衡量劳动法律关系成立的标准有两条,一是劳动过程中劳动者运用用人单位提供的劳动条件;二是劳动过程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实际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指挥与被指挥、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只要两条标准同时满足,即使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未签订劳动合同,两者之间的劳动法律关系仍然成立。在劳务派遣用工方式下,劳动者虽与劳务派遣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但派遣单位并无生产资料,劳动者也不是在派遣单位的指挥下进行劳动,因此劳动者与派遣单位之间无法成立劳动法律关系。而用工单位虽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但劳动者与用工单位的生产资料相结合并在用工单位的管理下从事生产劳动,因此,劳动者与用工单位之间形成劳动法律关系,用工单位必须承担劳动法规定的用人单位应当承担的全部义务。从而对劳务派遣用工方式通过派遣合同对劳动法上义务的分配和转让进行了全面的否定。依据传统劳动关系理论,劳务派遣用工方式实质上就是劳动者与用工单位之间的传统劳动用工方式,用工单位应当承担劳动法上的全部义务,劳务派遣用工方式的积极意义无法实现。
三、劳动合同法对劳务派遣的法律规制
为保证劳务派遣用工方式能实现其促进劳动者就业、满足企业灵活用工的现实价值,《劳动合同法》对劳务派遣的规制设计了如下的特别规定。
第一,明确规定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依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设立,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五十万元。保证了派遣单位的责任能力,为赋予派遣单位劳动合同主体资格打下基础。
第二,明确规定劳务派遣单位是《劳动合同法》所称的用人单位,应当承担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义务,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与劳动者签订两年以上的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该规定赋予了劳务派遣单位劳动合同的主体资格,但并不能由此界定劳务派遣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就存在劳动法律关系。派遣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并不是两者之间成立劳动法律关系的充分条件。依据《劳动合同法》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的规定,只有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从事劳动时,劳动法律关系才能成立,派遣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目的并不是自己使用劳动者的劳动力而是将劳动者派遣到用工单位供用工单位使用,因此,派遣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只能说明两者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用工行为发生之前,劳动法律关系并未成立。
第三,《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务派遣单位派遣劳动者应当与用工单位订立劳务派遣协议,劳务派遣协议应当约定派遣岗位和人员数量、派遣期限、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费的数额与支付方式以及违反协议的责任。以法律规定的形式授予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之间享有依法对劳动法上法定权利和义务进行分配的权利,以保证劳动过程的实现。《劳动合同法》对派遣协议进行了规制,但派遣协议是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两个平等主体之间的契约关系,实质上仍然是有关劳务的民事法律关系。
第四,明确规定了用工单位应当执行国家劳动标准;提供相应的劳动条件和劳动保护;告知被派遣劳动者的工作要求和劳动报酬;支付加班费、绩效奖金;提供与工作岗位相关的福利待遇;对在岗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工作岗位所必需的培训;连续用工的,实行正常的工资调整机制;并不得将被派遣劳动者再派遣到其他用工单位的义务。虽然用工单位是劳动力的实际使用者,但从本规定来看,《劳动合同法》并未规定用工单位必须承担用人单位的全部义务,因此,《劳动合同法》在规制设计上并未将劳动者与用工单位之间的关系界定为劳动法律关系,而是界定为受劳动合同法调整的劳动用工法律关系(特殊的劳动法律关系)。
第五,明确规定劳务派遣一般在临时性、辅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并且规定派遣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造成劳动者损失的用工单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通过对劳务派遣适用范围及连带责任的规定,加强劳动者权益的保护。
四、劳务派遣的法律规制与传统劳动关系理论的一致性
劳动派遣作为一种特殊的劳动用工方式,劳动的实现离不开派遣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务派遣协议;劳动者在用工单位的管理下从事生产劳动三个环节。《劳动合同法》正是从三个环节规制三方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派遣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是劳动合同法律关系,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是关于劳务的民事法律关系,劳动者与用工单位是用工法律关系(特殊的劳动法律关系),如果将劳务派遣三个环节分开考量,则《劳动合同法》对劳动派遣的规制与传统劳动关系理论之间存在冲突。但劳务派遣作为《劳动合同法》确认的合法用工方式,三个环节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少了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劳务派遣用工无法实现,[6]《劳动合同法》的对劳务派遣的规制也失去了意义。因此,在考量《劳动合同法》对劳务派遣的法律规制时,必须将劳务派遣的三个环节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对劳动者的义务加起来正是用人单位必须承担的劳动法上用人单位的全部义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共同成为一方主体与劳动者形成劳动法律关系,与传统劳动关系理论相符。因此,只要将劳务派遣三个环节整体考量,《劳动合同法》对劳务派遣的法律规制与传统劳动关系理论具有一致性。
五、结束语
在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按传统劳动关系理论,劳务派遣用工方式通过契约确定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的合法性遭到质疑,其本质上与一般劳动用工方式相同,劳动派遣在现实劳动用工中的积极意义无法实现,为充分实现劳务派遣的现实价值,劳动合同法在确认劳务派遣用工方式合法性的同时,对劳务派遣的规制进行了专门的设计,只要将劳务派遣三个环节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量,《劳动合同法》对劳务派遣的法律规制与传统劳动关系理论具有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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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生出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该法条判定下的大学生享有劳动权利以及获得劳动利益似乎无可争议。但问题是，这种无可争议的劳动权益何时取得，应具有怎样的资格？第一个疑问实际上关涉劳动者的就业年龄与智力问题。作为推定劳动行为能力有无和大小的一种法定依据，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起始工作年龄有两种划分：一是最低就业年龄。在中国，除文艺、体育和特种工艺单位经县级以上劳动行政部门批准可招用未满16周岁的公民为文艺工作者、运动员和艺徒以外，任何单位都不得与未满16周岁的公民发生劳动关系。二是完全劳动行为能力起始年龄。查阅颁布并实施的法律法规，在中国，不得招用已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的公民从事过重、有毒、有害的劳动或者危险作业。由法理审视现实，考量大学生就业年龄，除“大学少年班”外，大学生一般为18~23周岁。因此，应当认为其达到了完全劳动行为能力起始年龄。对智力因素的判析应当界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公民的精神健康状况；二是公民的文化水平。就精神健康状况而言，精神病患者被规定为无劳动行为能力人。审视公民所具有的文化水平，中国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招用应当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就业；招工必须以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公民为对象。事实上，在无特殊情况下，智力因素不应成为衡量大学生是否具有劳动行为能力的考量要素。第二个疑问涉及职业对公民技术水平的要求。从社会大生产派生的社会分工要求劳动者从事一些职业需要一定的技能水平。中国有关法规对某些特定岗位的劳动者应具有的技术水平还作了严格规定。如驾驶员、电工、司炉工、电焊工、起重工等特种作业人员，必须经技术考核合格并取得驾驶执照、操作证等证件方可从事该项工作。从大学生兼职的实然状况出发，大学生所从事的工作绝大多数是低附加值的劳力工作。从反证上来看，用人单位也不会聘用没有取得一定资质的大学生从事对应的技术工作。综上，法理上的劳动权是宪法所赋予的公民基本权利，大学生的本质任务是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但在课余时间———尤其是利用双休日以及寒暑假期间———可以自由选择劳动的权利。实务中的大学生进行兼职劳动既和高等教育的主要转向紧密相连，更要考量到，当这种劳动权在特定家庭背景下又与大学生本身生存状况紧密挂钩时，大学生享有劳动权利更为需求和必要。由此，上述宪法及基础法理与实务进展可以推演出的基本性结论是：大学生应当被视为劳动者。
二、大学生劳动者在部门法意义上的界定
对于大学生劳动权益的保障，中国并没有一部相关题名的法律法规，只是散见于相关劳动法律规范中。一般认为，对大学生劳动性质界定见于1995年中国原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意见》第十二条规定：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据此，学界众多学者主张应当按照该法条判定大学生不具有劳动者资格。这里认为，《意见》第十二条的适用范围考量应当思考两个问题：一是勤工助学是否等同于大学生劳动？二是勤工助学并未引发劳动关系建立，大学生劳动，尤其是大学生兼职是否会引发劳动法律关系？根据中国教育部与中国财政部联合制定的《高等学校勤工助学管理办法》第四条对勤工助学的释义，勤工助学活动是指学生在学校的组织下利用课余时间，通过劳动取得合法报酬,用于改善学习和生活条件的社会实践活动。毫无疑问，事实上的大学生兼职往往是通过自己和用人单位进行沟通、应聘获得职位，和学校不产生任何关联。从上述意义界定，当前绝大多数中国大学生兼职活动都不属于勤工助学的范畴。因此，对中国大学生是否是劳动法意义上劳动者身份的认定及大学生劳动兼职中与用人单位法律关系的界定不能适用《意见》第十二条规定。需要注意的一个观点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均未对劳动者的内涵与外延进行厘定，不少论者用排除法对劳动者法律主体适用进行相关探究，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二款用推定的方式排除了某些劳动者适用本法，而大学生属于不适用劳动法律规范的范畴。在私法领域，法无禁止即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并无规定大学生不具有劳动者身份。以排除法形式认为大学生不具有劳动者主体资格违反了法律原理，犯了常识性错误。
三、大学生劳动者性质的比较法分析
在中国劳动法制没有明文规定以及学界对大学生的劳动者身份充满争议之际，环顾和借鉴其他国家相关研究成果无疑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英美法系对劳动者身份的判别标准英美法系对劳动者身份判别是通过其法律传统———判例进行认定，逐步产生了控制检测方法、组织检测方法、经济现实检测方法与相互义务检测方法。第一，就控制检测方法来说，通常的做法是对控制检测方法进行判断，即通过对一个商业机构或雇用实体对工作情况进行控制或有权力进行控制，就可以认定为劳动关系是存在的。第二，就组织检测方法而言，考量是否能够成为劳工，在于和组织的融入程度。如受雇于企业组织则为劳工，若只是从事协工作，而没有融入到企业中则不视为劳工。第三，经济现实检测方法倚重于对工作的认知，如工作和个人事务相区分则为劳工，而工作为自己的事务则为非劳工。第四，相互义务检测方法进一步将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或雇主间身份进行界定：双方必须互负义务的则可判定为劳动者身份，双方只是负有选择性义务的则不视为劳动者。由上述四种检测方法进一步发展而成的是英美法系国家普遍采认的复合检测法，在适用经济现实标准是否为雇员过程中，通常会考虑以下六个因素：在工作的过程中，雇员相对于“雇主”的独立程度或服从于“雇主”的控制的程度；雇员分享利润或承担损失的机会；雇员对商业机构的设备和器材是否有投资；雇员与商业机构之间关系的持续性及持续的时间；雇员进行工作所必需的技术的程度；雇员所提供的服务作为雇用实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大陆法系对劳动者身份判定的学说论评大陆法系对劳动者身份判别主要产生了人格从属说与经济从属说两种典型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派生了组织从属性与使用从属性两种学说。一是人格从属说。该说认为负有劳务给付的一方基于明示、默示或依劳动的本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自己的习作时间不能自行支配。换言之，除法律、团体协约、经营协定、劳动契约另有约定外，在雇主命令下，由雇主单方决定劳动场所、时间、种类等。二是经济从属说。该说判定重心在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提供的生产资料依赖与结合层面。立论依据为：用人单位建构生产组织体系，提供生产工具、器械以及原料，并在责任与危险承担上负有法定性义务，主张以劳动力为给付对价、取得报酬的特性。三是组织从属性学说。该说的首倡者为英国丹宁勋爵，其代表性言论为：在劳务合同场合，某人要作为业务的一部分而被雇用，其所做的工作是业务整体的一部分。日本劳动法学者继承此学说并进行了狭义的诠释，释义为以现代工厂劳动者为中心进行考虑，归结于生产设备、组织条件等因素。四是使用从属性学说。该说可以视为日本劳动法学者突破性研究成果。日本劳动基准法研究会提交的《关于劳动基准法之“劳工”的界定基准》报告书提出的“使用从属性”概念,具体规定如下：首先，在人的从属性方面：第一，对从事和依赖工作的指示，是否有承诺的自由；第二，工作中有无指挥监督；第三，工作地点、时间有无拘束性；第四，有无劳务提供的代替性；第五，有无报酬与劳动的等价性。其次，在经济的从属性方面：第一，生产资料、生产方式是否被使用者所有；第二，有无对他人劳动力的利用；第三，是否由使用者单方决定劳动条件。对上述基准作肯定回答的说明其劳动者性质强，反之则弱。人格从属说值得肯定之处在于：从权利谱系来说，反映了劳动者自由权压抑与雇主指示命令权彰显的现实；从内容来看，映射了劳动者行为建构过程，如劳动者要遵从用人单位劳动规章、要服从雇主的指示、要接受检查及制裁。该说不足之处亦很明显，如无法解释劳动者和雇主之间人格权是否存在从属关系问题。虽然有学者撰文指出劳动者与雇主的人格关系应当以劳动场域范围进行区分，在工作场合或工作时间存在从属关系而在其他场合、时间则回归平等。此处质疑的是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的人格权能否因时因地进行类型与层次的划分？在工作场域雇主的人格权就高于雇工的人格权？人格权虽视为民法的一般权利，但其法源于宪法中“人的尊严”的确立。由此，在法律面前，人包括人所具有的权利，都应当是自由和平等的。经济从属说在脱离劳动者与雇主人格关系纠葛后，提出了经济性若干认定标准，这一点值得肯定。但其不足也显而易见，如随着时代进展，在当代劳动实态下的网络化办公已成为常态，劳动者完全可以不使用或借助用人单位的机器设备、原料等，只是提供用人单位所要求的劳动成果。经济从属说赖于存在的立论根基不复存在，因此，该说必然受到一定客观条件限制。无独有偶，因为狭义组织从属说提出亦持同样的客观判定———主张将劳动关系的缔结归结于生产设备、组织条件等因素，因此学说本身存在偏差和不足。针对上述三种学说而提出的使用从属说既囊括了上述学说的科学合理之处，又照顾到不断变化的劳动环境和社会现实，此说的本质在于控制论，这一点和英美法系国家对劳动者身份认定不谋而合，只是由于大陆法系成文法的桎梏，对此学说的理解通常通过法条予以实现，而显得较为呆板。
（三）小结从各国劳动法制所规定的雇工、劳工、受雇人、雇员、员工的内涵界定来看，其大体应当遵循如下事实特征：一是被录用或雇用之人；二是在用人单位或雇主的管理下从事劳动；三是以工资为劳动收入的人；四是各国立法不约而同地运用排除法将某几类人排除在外，例如，国家公务人员、军事人员、农业工人、家庭佣人、企业经理等。有论者认为，在雇员认定的判断上，既有合同效力的考虑，也有社会政策的考虑，可左可右之间，合同效力与社会政策均非雇员认定的一般标准；雇员与独立合同人的区分成为超越合同效力的一般推理思路，即将工作之人作非此即彼的区分，从而在具体的案例中认定雇员。从实务观之，大学生进行劳动的单位在劳动法视域下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劳动法律规范规制下的用人单位，通过对比上述两大法系代表性国家劳动法制，大学生劳动者身份在部门劳动法律法规上应予以认可；至于作为不属于劳动法律规范规制下的用人单位———诸如家内劳务，尤其是受雇于某家庭从事家教工作等———按各国劳动法制实践则不可认定为劳动者身份。同时，从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对劳动者身份认定来看，并没有在立法例或判例中———除教育目的外———将大学生作为非劳动者予以对待。另外，两大法系对劳动者身份认定上共同的做法是：将劳动者身份的认定以及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或雇主之间是否建构劳动法律关系细化为各种标准，而非将一类群体直接排除在劳动法制的统筹之内。通过观察劳动法制发达国家法制史的构建，以劳动基准法作为根本劳动法律规范的优良传统避免了在某一类群体上权利的缺失或口号化执行悲剧。
四、大学生劳动行为的界定及亟待解决的问题
通过对基础法理及采用对比法学方法进行分析，可以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大学生可以作为劳动法律制度安排中的适格劳动者。进一步结合劳动法制现实思考的是：对大学生劳动行为的界定是否创设并进行了一定的制度安排？如是，法制体系是否完善，法律机制是否健全？实践中，大学生从事劳动行为应按其时间进行相关界定。一是利用寒暑假期间进行全日制或非全日制劳动；二是在课余或业余时间从事非全日制劳动。中国劳动法律制度并未对全日制劳动进行概念上的界定，但可从法条中进行推演。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大学生在寒暑假期间与用人单位协商签订劳动合同，如符合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5天情况的应当视为全日制劳动。需要说明的这种情况在社会实践中确实发生，但这种事实存在相对于大学生整体而言是少数个例。根据早在2003年中国原劳动保障部就颁布的《非全日制用工若干意见》（以下简称《用工意见》）以及2008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专章规定的非全日制用工来看，非全日制用工系以小时计酬为主，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采用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4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24小时的用工形式。大学生在课余时间从事劳动应当被视为非全日制劳动。既然劳动法制已作出一定安排，实践中为何大学生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究其本质原因在于非全日制用工相关法律制度缺失或不完善。第一，在对非全日制用工的法律含义界定上，中国劳动法律制度以工时数对非全日制用工进行界定。《用工意见》曾将用工时长控制为不超过30小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将时长压缩在24小时以内。对比劳动法制发达国家安排，如英国、瑞典及澳大利亚规定周工作时数不满35小时，挪威以周工作时数不满37小时为标准界定非全日制用工。经合组织（OECD）为其成员国展开了工时数协调工作，使用30小时作为界定分界线。可见，中国非全日制用工时常的规定要低于劳动法制发达国家，而实践表明中国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促进的非全日制用工的社会常态化使相关非全日制时长的界定流于形式，且不利于国家或地区间非全日制劳动者的流动和待遇保障。第二，在非全日制劳动合同的订立形式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六十九条规定，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可以订立口头协议。该法条意味着非全日制劳动合同既可以订立书面协议亦可以以口头形式进行确立。非全日制劳动用工可以口头约定而全日制劳动用工必须采用书面合同的劳动法律制度安排和劳动法治发达国家截然相反。如以日本为例，规定非全日制用工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用人单位负有制定非全日制用工劳动合同的法定义务。有论者对非全日制用工合同订立形式产生了如下观点：非全日制用工如要求其签订书面协议，制度成本就过于高昂，而即时清结的特点决定了这种用工形式不能完全排除口头合同形式。在此需要说明的社会现实是，用人单位具有的强大优势性以及合同意识、诚信意识的缺失决定了以口头约定为合同订立形式的非全日制劳动者劳动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进一步而言，劳动法律规范所确立的倾斜保护原则及建构和谐稳定的劳资关系亦可能沦为空谈。因此，非全日制劳动用工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以及用人单位负有制定书面劳动合同义务的制度安排是中国劳动法制下一步改革的主要考量面向。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十一条规定：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通知对方终止用工。上述规定存在如下的法律困境:一是随时终止意味着劳动合同到期终止还是劳动合同提前解除？二是提请终止劳动合同的一方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法理上，劳动合同的终止和劳动合同的解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劳动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按照合同规定，履行了全部义务，实现了全部权利，或者在履行中出现了约定条件时，合同即告终止。
(一)家务服务业的特点
从2010年国际劳工大会第99届会议决定“将‘家庭工人体面劳动’的项目列入大会第100届例会的议程，进行第二次讨论，以便通过一项全面的标准”以来，家务服务员的劳动权益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特别关注。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家务服务员在就业中的比例高达10%[1]。根据《中国家政工体面劳动和促进就业——基本情况》的介绍，据不完全统计，至2010年，我国家政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了1600万—2000万，有家庭服务企业60多万家，占世界家庭服务队伍的近20%[2]。随着社会的老龄化、职业女性数目的日益增加，家庭服务需求不断增长。家庭服务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家庭服务工作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活服务需求，解决家庭小型化、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家庭服务工作在经济和整个社会中的重要性还在于它允许家庭成员从事工作并兼顾其个人、家庭和职业生涯进而对创造财富做出了贡献。家务服务业也是一个重要的就业来源，具有创造更多工作岗位和商业机会的巨大潜力。中华全国总工会已经制定规划，2011—2015年期间，每年培训20万名家政工，并帮助其中80%以上的人员实现稳定就业[3]。
家务服务是典型非正规经济，且在非正规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一般情形下，非正规经济工作的人比在正规经济工作的人挣的钱更少，贫穷与非正规经济常常连在一起[4]。家庭服务工作还别于其他类别的非正规经济工作，因为雇主雇佣家务服务员不是为了增加其商业利润，而是为了在家中帮忙，常在孤立的个人家中完成。家务工作的特点包括：工作场所是私人家庭，具有私人性;目的是为了保持雇主家的舒适和家庭人员的享受，工作内容具有模糊性;雇佣关系的隐蔽性等[5]。尽管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有贡献，但家务工作是最不稳定、低报酬和没有保护的就业形式之一。
(二)家务服务员权益保护的现状
家务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在国际公约中的称谓是家庭工人，但由于我国“工人”与劳动法上的“劳动者”同义，家务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尚未纳入劳动法调整，不属于劳动法上的劳动者。虽然家务服务人员从业情况复杂，从最终工作的内容和性质入手，本文将所有的家务服务业从业人员统一称为家务服务员。根据家务服务员与家政公司或雇主的关系，家务服务员可分为员工型家务服务员、中介型家务服务员和自雇型家务服务员。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下，仅员工型家务服务员与家政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而且比例很低。中介型家务服务员和自雇型家务服务员属于与家庭直接建立家庭服务关系的家务服务员，不受劳动法律的调整。自雇型家务服务员和中介型家务服务员占绝对主体地位。根据家务服务员是否居住在雇主家庭，家务服务员分为住家型服务员和非住家型家务服务员。
据国际劳工组织第100次劳工大会的相关报告可以了解到，世界范围内家务服务员的权益保护普遍有待提高。“他们属于类似于其他任何工人，又不同于其他工人的工人。”全世界的许多家务服务员或是被排除在国家劳动法以外，或是在松散管理的条件下从事工作。即使提供了法律保护的情况，但往往很少被人了解或得不到落实。家务服务员处于隐蔽和不光彩的工作和生活状况，而且处在管理机制的影响范围之外，从而容易受到虐待。许多家务服务员处于过度劳动、报酬不足和没有保护的状况。在美国，有学者基于家务服务员这种工作环境低下，整体被剥削的状态，称其为“现代奴隶”[6]。
目前我国家政服务业的从业人员有两大来源：由农村迁移到城市的劳动力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此外还有少部分毕业于职业学校家政专业的学生和高等院校的毕业生[7]。家务服务员权益状况为：工作时间长、权利意识淡薄、缺乏正规培训、工资水平偏低、相较于雇主和家政公司处于弱势地位等[8]，具有易受伤害的特征。以深圳家务服务员群体为例，深圳家务服务员群体特征为女性化、外来化、年轻化、文化贫困者。家务服务员有整体工资收入低、侵害家务服务员权益的违法行为广泛存在、住家型家政工人易受伤害的可能性更大、易被强迫劳动、家务服务员的隐私权容易受到侵害等特征[9]。这些弱者亟待劳动法律提供倾斜保护。
二、家务服务员不是我国劳动法律保护的对象
(一)法律障碍——家务服务员被排除适用劳动法律
从《劳动法》到《社会保险法》，家务服务员均不是我国劳动法律调整的对象。1994年7月颁布的《劳动法》对雇主和家务服务员之间的关系不予调整。1994年9月，劳动部制定的《关于〈劳动法〉若干条文的说明》第二条直接指明，家庭保姆不适用《劳动法》。1995年劳动部实施意见“适用范围”第四条规定，家庭保姆不适用劳动法。2007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在第七条中规定了六项不属于劳动争议的情形，家庭或者个人与家务服务员间的纠纷仍在其中。2007年6月《劳动合同法》依然不调整雇主和家政工之间的法律关系。
依照2011年《社会保险法》第二条之规定，国家建立工伤保险制度，在工伤情况下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主体是公民，似乎家政服务员的工伤保险权利可纳入其调整范围。但该法第三十三条又规定，“职工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由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职工不缴纳工伤保险费”，其权利主体仅限于职工。即我国工伤保险的权益主体是建立了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另外，虽然该法规定全日制工作人员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个人名义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家务服务员也可以作为灵活就业人员自己缴费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但这两种保险实为所有公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与劳动者权益保护没有直接的关系。而工伤保险以劳动关系为前提，属于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社会保险法未将该项权利赋予灵活就业人员，家务服务员也无参加工伤保险的途径。从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到，我国现行劳动法律法规不对员工型家务服务员以外的从业者提供任何劳动法律保护。
(二)学理障碍——是否由劳动法调整的四个考量因素
任何法律都有自己独特的调整对象和范围。很长时间以来，家务服务员的权益保护未纳入劳动法学的研究视野。在我国的劳动学说上，除史尚宽先生的 著作提到“家内营业者及其类似受雇者视同受雇人。另外，收容受雇人于家庭之内，对于其起居之场所设备、饮食等须加以注意，履行保护义务”[10]外，再没有为家庭工人提供劳动保护的学说主张。应当注意的是，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史尚宽先生所指家庭雇佣实为工厂雇佣的变异，是工厂劳动在家庭完成而已，与本文所指的家务劳动相去甚远。在家务劳动日益重要，从业规模越来越壮大的当下，家务服务员权益是否纳入劳动法体系的保护仍然存在很多争议。
1．劳动法调整对象与调整范围的差距
我国劳动法调整对象的通说是“劳动关系说”。“法律正是通过影响人们的行为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就劳动法而言，其调整对象同样是也只能是劳动行为;并且，凡是劳动行为都应当且只能由劳动法来调整。”[11]理解劳动法上的劳动关系，其重点在于如何理解“劳动”。著名的法学家史尚宽先生专门界定了“劳动”必须具备的要件：“广义的劳动，谓人间之有意识的且有一定目的之肉体的或精神的操作，然在劳动法上之劳动，则须具备下列之要件。(1)为法律的义务之履行;(2)为基于契约的关系(而民法上基于夫妇关系及亲子关系之劳动非劳动法上之劳动);(3)为有偿的;(4)为有职业的;(5)为在于从属关系。依上列要件可知劳动法上劳动为基于契约上义务在从属的关系所为之职业上有偿的劳动。”[12]其中，从属性和有偿性是该劳动最为重要的判断指标。而家务服务员工作明显具有劳动的从属性与有偿性的特征，劳动法将该种劳动行为排除在外的理由为何?
(1)劳动法调整的领域。
劳动法是在人类社会完成工业革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国家为约束和制止资本家对劳动者肆意地压迫和蹂躏产生的。随着工厂劳动的普及而使雇佣关系成为一类普遍的社会现象，从1802年英国《学徒健康和道德法》为标志的“工厂立法”始，劳动法调整的领域主要是经济领域。现代产业社会中的劳动关系是以市场经济的社会化生产为背景的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劳动关系。在这一劳动关系中，劳动者是与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相对应并受雇于所有者的直接生产者[13]。而家务服务员被雇佣的直接目的不是为了生产，不直接参与生产过程，其雇主也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或资本家，两者之间经济力量的悬殊亦明显较小，表面上具有家务服务员保护无须劳动法介入的假象。但是家务服务员的弱者地位仍然明显，随着历史进程的变化，劳动法调整的领域及劳动者所处的领域是否应当仅仅固化在经济领域，不为获取剩余价值或者直接获取剩余价值的劳动领域应否受到劳动法律的调整成为人们争论的问题。将家务服务这种非正规经济纳入劳动法调整，是劳动法调整领域从经济领域延伸至非经济领域的巨大变革。社会连带主义法学代表人物狄骥认为，私有财产也不是权利，而只是客观的法律地位，资本家和工人都按照分工不同担当不同的社会职能，并共同尽社会连带关系的义务[14]。家庭服务是经济“车轮的油”，在这种非正规经济中，家庭雇主与家务服务员之间也处在不同的社会职能分工中，家务服务业的劳动者的劳动权利不因其所处的领域不同而被排除。从社会连带关系的视角，家务服务员的工作和生活“生态”直接关系家庭雇主利益的实现，家务服务员的劳动权益保障，包括提供债权报酬以外的保障，也是家庭雇主利益的必要保障。
(2)劳动关系的主体定位。
各国法律对劳动关系的主体定位有所不同，劳动法的调整范围也各不相同。资本主义国家以产业关系中的雇主和雇员为基本劳动关系，我国则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家庭雇主与家务服务员之间的劳动关系相异于这两类主体之间的关系。首先，家务服务员与家庭雇主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产业关系中的雇主和雇员的关系。产业关系存在于产业经济中，在劳动法与商法、民法的共同调整下，雇员享有的是劳权，雇主享有经营权和产权。雇主对雇员的生活和实现再生产的负担是以获取剩余价值为目的，而家务劳动仅能提供生活的便利。其次，家务服务员与家庭雇主之间的关系不同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自然人组成的家庭在我国劳动法上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这意味着与家庭直接建立家务服务关系的家务服务员不属于劳动法上的劳动者，被排除在劳动关系主体之外。这两种主体范围实质是限制劳动法调整领域的结果。在非经济领域的蓬勃发展时代，这两种主体论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劳动法所调整的从属且有偿的劳动关系与劳动法调整的主体范围之间出现了广与窄的差异。
2．劳动关系从属性与合同意思自由的融合
民事法律关系与劳动法律关系最大的区别之一，即在于劳动法律关系通过法律和集体合同等方式限制雇主的权利与行为自由而赋予劳动者特殊保护。与依法律的规定进行实务判断不同，合理地区分劳动关系与民事关系的界限，特别是确立劳动关系的标准尤为重要。由于个案判断的司法特点，英美法系的区分技术可以提供一些借鉴，如美国在区分劳动关系与独立的合同关系时，考虑的九大因素，包括：控制的范围、是否是特定的职业、是否需要雇主的指令、该职业是否需要技能、雇主是否需要提供工作场所和工具，工作的市场、按时计酬还是按工作计酬、该工作是否是雇主固定业务的组成部分、双方是否认为他们之间是雇佣关系、是否是商业领域等[15]。综合这些因素，从属性或雇主的控制权仍然是最重要的因素。在家务服务行业，一方面，报酬的最终支付者是家庭雇主，家务服务员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任务上均受到家庭雇主的指派、管理和监督，具有明显的从属性或处于被控制的地位。另一方面，家务劳动的特殊工作地点、工作目的也要求家庭雇主享有更大的自由，包括招聘和解雇自由。特别是当家务服务员的工作是照顾老人、小孩等与人相处、打交道的工作时，情感上的依存性不能接受强制的关系维持。这两个方面的特点决定了家务劳动者权益的保护既无法照搬原有的劳动法律制度，也不能当然地交由私法主体自由决定。而是需要重新配置从属性导致的法律强制与特殊劳动必须赋予的意思自由，这是一项比较困难且复杂的工作。
3．公平就业与就业影响之间的博弈
确保家务服务员享有同等的经济和社会权利，对所有的劳动者进行统一的法律保护，是达到公平就业最好的手段。多年来，家务服务 员在没有任何福利保护的情况下工作，成为虐待和歧视的牺牲品以及被剥夺了其劳动权。假如目前的情况持续下去，家务服务员则将开始寻求其他工作，从而会对那些在自己的家中得到护理的具有特殊需求的人员造成不利影响。然而，将家务服务员的权益全部适用现行劳动法的规定，并不能真正实现对家务服务员的劳动保护。一是雇主的特殊性——家庭雇主是否足以承担与其他雇主同样的责任。在家庭服务领域，雇主不是资本家，绝大多数是以工资作为生活基础的普通老百姓，很多甚至是身体病弱等弱势族群，难以负担等同于劳动市场的管理者责任。不切实际地将责任加诸如残障者及照护家庭之成员，其结果是导致需求者对家务处理方式的调整，减少对家务服务的需求。与经济生产不同，家务需求是一种弹性需求，而这种弹性需求的较少结果与经济萧条的结果一致，将导致劳雇双方均受到伤害。二是家庭雇佣的特殊性——经济成本与生活便利的博弈状态。与产业雇佣不同，资本家是用资本获取更大的利益，资本具有天生的逐利性，购买劳动力是获取剩余价值的前提;而雇主雇佣家务服务员是出于他们所带来的方便，过多的成本支出可能会驱逐便利的需求，因而减少这一部门中的就业。以新西兰为例，由于家政工人的弱势地位以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每一次家政工人的立法改革都会触动新西兰人敏感的神经：他们既主张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家政工人提供劳动保护，又担心过高的劳动保护会推高家政服务的成本进而会影响日常生活的舒适和方便[16]。
4．隐私保护与劳动监察之间的冲突
家务服务员与家庭雇主之间存在明显的从属性，如果不是家务服务员的人格独立因素，甚至很难将其与旧社会的主仆关系划清界限。权利社会的权利意识对家务服务员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家务服务员的平等人格和工作关系区别于仆人的人格从属关系和绝对服从地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平等的人格关系就促成两者的关系更加和谐。与产业关系下的劳资冲突相比，家务服务员与家庭雇主之间的冲突还存在隐私这一特殊因素。首先，隐私保护与就业歧视。出于对雇主的隐私保护，雇主在选择求职者进入自己的私人家庭时，具有更大的决定权，一般会基于性别、宗教信仰、身体状况、政治观点、婚姻状况和年龄因素进行考虑。其次，隐私保护导致劳动监察的困难。鉴于尊重雇主的隐私权和家务服务员的安全和保护权之间的矛盾，进入一个私人家庭对其生活和工作条件进行检查是困难的。考虑到它们无法像对公司那样对家庭和雇主进行监督，一些政府早已对家务服务员规则的实施保留了意见。在美国，家务服务员不能享有绝大多数劳动者所享有的基本劳动保护。美国在1938年到1974年间，家务服务员被排除在公平劳动标准保护之外，很大的原因是，家务服务员需要在家庭工作，地点是私密空间，涉及雇主的隐私，所以不是政府调整的对象[17]。
三、家务服务员权益保护之现行方案与不足
(一)家务服务员的权益保护模式与思路
在现行制度框架下，家务服务员的权益保护模式主要包括三种：(1)以促进就业为主要目标的地方立法模式，包括2001年深圳市人大颁布的《深圳经济特区家务服务业条例》、2002年长春市政府的《家务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和2009年郑州市政府的《郑州市家务服务业管理办法》；(2)“家政服务合约”之民事法律关系处理模式，以《广州市家政服务合同》为代表；(3)家政行业协会自律性规范模式，以《中国家务服务业协会管理规范》、《北京家务服务业行业公约》、《江苏省家庭服务行业管理规定(试行)》为代表。该三种保护模式其实代表了调整家庭雇主与家务服务员关系的两种思路：一是发展和规范家政服务业，增加员工制家政公司的比例，提高受劳动法保护的劳动者的比例;二是将家务服务员与家庭雇主之间的关系强制地确定为服务合同关系，即劳务关系定性，通过民事法律关系进行调整。
(二)家务服务员权益保护现行方案之不足
1．员工型家务服务员的发展障碍和制度困境
在现行劳动法调整方式下，增加员工型家务服务员的比例，是提高家务服务员受到劳动法保护比例较具可操作性的方式，也是很多地方政府努力的方向。然而这种思路关注的主要目标是促进就业，重点均放在解决失业问题上，将重心集中在“家务服务业的经营和管理”方面，上述第一种地方立法模式与第三种行业性规范模式均是从家政公司的利益保护角度出发，未关注家务服务员的社会保险权利和劳动权益保护的现实需求。
同时，全面发展员工制家政公司仍不能有效保护家务服务员的劳动权益。首先，员工与非员工身份差异必然导致家务服务员之间的不平等待遇。从现实情形看，员工制家政公司不是家政服务业的主流，也不是家政服务业的常态。家务服务业的行业特点，如灵活性强、技术要求不高、流动性大等，决定了这是一个无法通过公司制管理提供所有家政服务的行业，总会存在一部分，甚至是绝大部分提供劳动的家务服务员无法得到劳动法的保护。如现行地方立法的相关规定均未涉及家政工人直接与家庭相关自然人签订家政服务合同的情形就是较好的例证。这种发展员工制方式必然导致从事完全相同工作的家务服务员依照与家政公司的关系不同而适用不同的法律关系。其次，这种员工制的管理仍然不能解决雇主与用人单位相分离所导致劳动者权益易受伤害的特点。事实上，员工制家务服务员受到管理、指令、监督、服从的主体主要是家庭雇主，报酬的最终支付人也是家庭雇主。在家庭雇主和家务服务员之间增加家政企业这一主体，是在现行法律框架下的权宜之举，既不能有利于实现公平，也不能提高经济效益。将两方关系变为三方关系，在承认自然人为劳动法上雇主的国家，这是一种典型的劳动派遣形式，是各国法律全面控制和竭力约束的用工形式。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责任应放在实际的雇主而不是在与家务服务员发生互动的劳务中间人身上。因为跨地域处理劳务纠纷的复杂性，外籍家务服务员通过派遣公司的方式能较好地保障其劳动权益。但是这一方式并不宜推广到国内的家务服务，这会导致原本简单的劳动关系复杂化。再次，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员工制家务服务员即使获得劳动者的主体资格和社会保险的权益，但根植于家务服务特殊性而所需要的特殊劳动基准、劳动条件的保护，仍然无法通过现行劳 动法体系得以实现。
2．民法调整方式保护家务服务员权益之不足
通过自由平等的劳动条件谈判，用平等的民法调整经济上地位不平等的雇主与雇员，雇员由此获得利益的机会是很少的。不使用劳动法律关系调整具有明显劳动特征的家庭服务，就如19世纪末德国在制定、颁布民法典时，虽然学界和社会已经注意到工厂雇工需要特殊保护的现实需求，而立法并没有反映这一趋势和社会呼声。基尔克称《德国民法典》第616—618条为“一滴社会之油”。而杜茨认为，劳动合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关于给付和对等给付的债权合同，相反它是一种带有很强人身权色彩的，关系到雇员生存基础的法律关系[18]。民法是天生的平等派，而劳动法是为了倾斜保护劳动者的权益，是天然的不平等派，是劳动者权益的最佳保护屏障。将家务服务员的权益保护交由民法调整，如同工厂雇佣未进入劳动法调整时代，劳动者没有得到劳动法的特殊保护一样，家务服务员的从属性不能得到有效地规制，加剧了家务服务员的弱势地位，也加剧了实质意义上的劳动者之间的保护严重失衡，特别是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家务服务员内部，员工制家务服务员与非员工制家务服务员之间社会保险权益保护的不平衡。
四、各国劳动法律赋予家务服务员权益的不同内容
在2010年之前，世界上不用劳动法对家务服务员进行调整的国家占大多数，特别广泛被运用于发展中国家。在这些国家，立法事实上将家政工人视同为民事法上的劳务提供人，其相关权利义务均主要按照民事法律基本原则和理念配置。例如，《柬埔寨劳动法》第1条之e项规定：该法律不适用家政和家务仆从，除非在本法中有明确的规定。家政工人或仆从适用团结权相关规定。巴林1976年劳动法(第2条)将家务服务员以及类似的从业人员排除在该法之外。这种排除性法律规定是因为将家务工作视为私人性质。新西兰虽然将家务服务员视为雇主允许其缴纳工伤保险，但该事故赔偿机制是社会福利网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保险机制的组成部分，是工伤与非工伤一体化照顾的结果。由于家政服务行业在新西兰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私人问题[19]，除最低工资外的其他劳动基准一般不适用于家务服务员，故不宜将其视为劳动法律调整家务服务员权益的国家。美国家务服务员被迫生活在很糟糕的生活条件下，很大部分是由于对家务服务员排除公平劳动标准法(FLSA)规定的联邦工资和工时等制度的适用。但也有不少国家对家务服务员给予劳动法保护①，特别是国际劳工组织致力于制定家政工人公约并在很多国家产生了极大的号召力之后。虽然对家务服务员的劳动法保护意味着承认家务服务员的劳动法主体地位，但形式不同，赋予的权利内容也各不相同。对家务服务员的劳动法调整包括两种模式：专门法模式和劳动法保护模式。其中劳动法保护模式又可细分为普适性的劳动基本法保护，将原有的劳动法律通过解释或修改适用于家政工人、劳动法专章模式、劳动法律排除某些条款的适用及劳动行政部门决定模式[20]。
(一)注重个别劳权与劳动基准
个别劳权包括劳动者的劳动就业权、报酬权、休息休假权、社会保险权、劳动安全卫生权、职业培训权等[21]劳动者个人所享有的权利，主要通过国家制定强制劳动基准的方式予以实现。印度于2008年颁布了《家政工人(注册、社会保险和福利)法》，该法主要目的在于规范妇女和其他年轻家政工人的工资报酬、工作条件、防止剥削和人口拐卖。印度的一些邦政府采取了为家务服务员确定最低工资的一些措施，并将社会保障扩展到未组织起来的部门;突尼斯将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扩展到家务服务员;阿尔及利亚法律为家庭工人提假、医疗保险和其他保护;2003年加纳《劳动法案》(第651号法案)对家务服务员的工作条件给予了特别关注，涵盖了他们的报酬、工时、产假、雇佣合同的正规化以及其他事项。2007年《家庭暴力法案》保护家庭工人免遭虐待、恐吓和骚扰;摩洛哥改善家务服务员的工作条件的立法法案，确定权利和保护的一种最低限度的“社会标准”，界定了根据一种家务工作关系应从事的任务：包括工资在内的雇佣待遇条件和可能的惩处。这些国家通过劳动基准对家务服务员的权益进行保障的范围主要是：最低工资、加班工资、社会保险、工时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因其工作的特殊性，在经济领域劳动者所享有的劳动基准有所保留。
(二)强调集体劳权
集体劳权以“劳工三权”为代表，包括团结权、集体谈判权与集体争议权等劳动者个人及所组成之集体所享有之权利[22]。由于家务服务员工作的松散和孤立，家庭服务员的集体劳权更加不易实现。随着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仅仅依靠政府采取强制控制，往往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在谈判机制成熟的国家，社会对话是一种更有效果和效率的方式。家务服务员的集体劳权为争取劳动权益保护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政府立法对其集体劳权的保护特别重视。例如，南非工会呼吁家政工注意自己的权利；法国与瑞士根据家庭工人的一项集体协议为家务服务员争取劳动权益，“从事一个家庭的家务或管理性质的任何人员，无论是全日制或非全日制，被认为是一名雇员”；乌拉圭2006年便开始进行审议和改革劳动法和工人权利，强调社会对话的重要性，特别是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②；津巴布韦家务服务员目前享有与其他工人相同的权利，而且成立了为他们利益服务的经注册的工会。
(三)劳动基准与集体劳动权利的全面保护
在很多国家对家务服务员的个体劳权因种种特殊性予以例外和限制规定，而集体劳权极大地依赖成熟的社会对话机制的情形下，家务服务员得到全面劳动保护是最能体现公平保护也是最难实现的目标。1998年的巴西宪法将基本保障扩大到家务服务员。除其他条款外，家务服务员有权享有一种最低工资，带酬周休以及产假和父亲假。最近，巴西立法使家务服务员享有更多的津贴，包括带酬国家和宗教的节假日，30天的带酬年休假以及5个月的产假。除了在严格界定的条件下，还禁止从薪金中扣除以食宿为形式的实物成本。该法律还对工时和定期检查做了规定，这些进展是通过广泛的社会对话实现的，包括全国家务服务员联合会的积极参与;阿根廷的新法案包括承认他们的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其他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产假、医疗保险、休息时间和享有体面工资权;美国纽约州2010年6月1日通过的A01470A号《家政 工人权利保护法》。该法案目的和理念是在纽约州为家政工人提供与其他工人同样的权利保护。具体而言，该法律废除了家政工人被排除在最低工资和加班工资之外的法律规定，明确规定家政工人享有每周一天休息权和集体谈判权，该法还要求劳动部门研究家政工人集体谈判问题，建立跨机构联合工作制度，帮助家政工人和其雇主依法办事。国际劳工组织第189号劳工公约也为家庭工人提供由个体劳权和集体劳权组成的全面劳动权益保护，包括核心劳动权利和基本就业标准及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利。
五、劳动法调整形式和内容的多元化
家务服务工作在不引人注目的非正规经济中运行，家务服务员被排除在劳动法规调整对象之外，使得从事这类劳动的人虽然劳动却仍然贫困，即便“弱者”仍然不能享有基本的劳动权益。法谚云：“破法律实要法律。”改变当前家务服务员的权益保护的脆弱状态，改善家务服务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应当重新定位劳动法所调整的劳动关系的范围，构建多元的调整方式，制定专门的家务服务员劳动权益法。
(一)劳动关系判断标准：从主体论向行为论转变
我国劳动法调整的对象以“劳动关系说”[23]为通说。但是劳动关系究竟是什么，如何判断，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但劳动关系只能发生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特征，限定了劳动关系的范围，最后劳动关系的判断标准就成为一种典型的“主体论”。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统一主体的“主体论”改变了同一用人单位将劳动者分为三六九等，在不同用人单位实行不同的法律制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实现了对劳动法上主体一视同仁，进行统一的法律调整。但是随着社会劳动的不断分化和延伸，主体论将一些具有劳动关系实质却不符合双方主体要求的对象排除在劳动法的调整范围之外，遇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在社会学意义上，凡是参与实际的社会生产劳动过程的人，不区分劳动内容、劳动对象、劳动方式、劳动性质等，都可以称为劳动者。按这种理解，工人、农民、经营者、管理者、官员、企业主均是劳动者。在劳动法学上，劳动者是“基于契约上之义务在从属的关系所为职业上有偿的劳动”[24]的人。根据这一单方标准，家务服务员无疑是一个典型的劳动者。我国的用人单位这一主体规定非常特殊，在主体的限定上完全排斥自然人作为劳动者的相对人。而考虑的用人单位这另一主体要素，劳动者的性质无疑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未依附于某一用人单位的家务服务员，不再是受劳动法调整的劳动者。如何给予“劳动者”的身份和待遇并纳入劳动法的范畴，是问题之根本。依靠简单的主体限缩或扩张无法实现该目的，毕竟正是因为主体论的逻辑推演导致了家务服务员的权益保护被排除在劳动法之外。劳动关系的实质特征是“在一定时间内一个人提供服务或受另一个人领导并因此而获得报酬”[25]。这也是为什么史尚宽先生对劳动者的定义是“服劳动法上劳动之人”的原因，其逻辑原点仍然在“劳动”行为上。跳出原来“主体论”的思维，将其纳入劳动法调整的理论依据应当是确定劳动关系的“行为论”标准，一切符合劳动或劳动行为的活动均由劳动法调整。
(二)法律调整方式：从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
法律既是特定社会环境的产物，又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施行。劳动关系形式的多元化、新型化要求法律的调整方式也应当打破单一的格局。在范围上，从调整正规经济领域的劳动者到同时调整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劳动者;在方式上，从给予所有劳动主体同等的保护到对不同的劳动主体给予不同的劳动保护。要么受劳动法调整，要么排除在劳动法律调整之外，这种全有全无的模式对不同劳动者的不同劳动权益需求未作出立法上的回应，且这种硬性的“一刀切”不能照顾到劳动的不同特点而给予符合实际、可以实施的保护。在将现行劳动法律作为“劳动基本法”的基础上，根据特殊劳动的不同特点给予不同的保护内容和方式，才能确保每类劳动者都得到最佳的保护。比如在德国，在对非全日制工作的一般规则下，制定有专门的《老年非全日制工作法》，减轻实践中老年人因提前退休带来的养老和失业保险负担[26]。又如，国际劳工组织分特定部门和行业制定公约或建议书，如建筑业、港口、装卸业、海上作业、矿山业[27]的专门公约和建议书。我国现行劳动法调整的对象主要是工厂的普通工人，即便是对于在单位就业的公司白领、退休返聘人员，都不能起到很好的调整效果。对于单位外就业的自雇型就业、自主就业人员强行地纳入基本劳动法律调整，其效果自是不难预料。另外，针对实习学生、学徒也应当制定专门的劳动保护法。在现行劳动法律作为劳动基本法的前提下，对劳动内容和劳动基准完全不同的特殊领域，制定专门的劳动保护法作为法律体系的补充，方能实现立体的劳动法律对不同劳动者进行全面的保护。
(三)立法：制定家务服务员劳动权益法
制定家务服务员劳动权益法，不是对现行劳动基本法完全照搬，而是在能实现家务服务员与其他劳动者公平保护、同等对待的不做规定，如组织、参与工会、平等就业、职业安全和卫生保护、最低工资等。而应特别规定家务服务员的劳动保护与现行劳动基本法律的不同之处：1．特殊的劳动基准规则。包括家务服务员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加班工资、解雇保护、免遭虐待和骚扰及强迫劳动、政府的职业培训职责、劳动监察程序等。其中，家务服务员劳动时间不能与现行劳动法规定每周不超过40小时持平，特别是立法面临着差别规定造成不公平待遇的挑战。国际劳工组织2006年的海事劳工公约表明，衡量特殊工人类别的工作时间可以有一定的调整，如通过规定最长工作时间和最短休息时间的方式。又比如要充分考虑家务劳动监察的特殊性。家务工作场所为家庭这一特殊性，为劳动监察程序与家庭个人隐私的保护之间的平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规定一些前置程序，如家庭劳动合同实行登记备案制度对劳动监察是非常有益的。2．特殊的劳动保险规则。工伤保险的交付对象、交付方式、交付主体、交付程序、工伤赔付程序、补偿内容均要做一定的调整。3．特殊的集体劳权规则。由于家务服务员工作场所的分散和雇主力量分散导致双方的结社权及谈判自由均不易实现。目前，一些地方 组织了家务服务员行业工会，但并未组织雇主协会，工会起到的是与社会对话的作用，而不是劳动者工会和雇主团体之间的协商、谈判。所以，家庭雇主联合的有效性和必要性在家务服务立法中需要特别考量。
注释：
①请参见国际劳工局：“家庭工人的体面劳动报告四”，ILC．100/IV/1，各国法律的保护内容重点部分，如未特别注明，所采国家立法例均参考该资料。
关键词：事实劳动关系解除劳动关系
一、事实劳动关系概念
对于事实劳动关系的内涵与外延，理论、实践界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事实劳动关系是指双方虽无有效的劳动合同，但双方之间已经实际发生从属性劳动的有偿提供与接受的事实状态。其表现形式主要是自始未订立劳动合同、原劳动合同期限届满后未续订劳动合同的情形以及特定情形下之无效劳动合同。
二、事实劳动关系形成原因
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劳动关系的形成变得更加复杂，因此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原因也多种多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供过于求的劳动力市场。我国是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充沛，劳动者在择业、就业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他们往往被迫接受不签订劳动合同或以口头形式约定劳动关系。因此，劳动争议一旦发生，劳动者就造成举证上的困难，用人单位就可以自己经济实力上的优势压制劳动者，这给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带来很大的隐患。
(2)劳动法律规范自身不完善。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使之前对劳动合同义务主体缺位、未签或拖延签订劳动合同情形下用人单位的赔偿范围及尺度都有了更明晰的规定。但笔者认为劳动法律规范对用人单位的强制力还是不够，劳动监察有失衡之处。劳动合同法有专章规定劳动监察制度，《劳动合同法》第73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负责劳动合同制度实施的监督管理。”后面法条也规定了监察检查事项及对违法行为的举报等，但这里对劳动行政部门监督管理的实施基本上是被动的，笔者认为劳动行政部门对劳动合同制度的监督应主动出击，并有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把事实劳动关系问题在劳动纠纷出现之前得以解决。
(3)我国所处的特定时期。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深入，劳动雇佣关系出现多元化的发展，中国入世后，劳动力流动更加频繁，劳动力市场竞争也会空前激烈，特别是事实劳动关系纠纷也会不断增加。
(4)淡薄的法制意识。劳动合同双方都对劳动合同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方面的作用和意义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因此，不按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与劳动者签劳动合同，不执行国家现行的劳动法律法规。
三、事实劳动关系的终止或解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对事实劳动关系予以了认定，但是对于事实劳动关系的解除，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无论是劳动法还是劳动合同法，都在第一条开宗明义地明确了它们立法的基本宗旨是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两部法律中的大部分具体规定，均体现了对劳动者的人文关怀，体现了对人权的基本保障。在事实劳动关系中劳动者同样向用人单位付出了自己的体力、脑力上的劳动，其劳动报酬权、社会保险等权益也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另外，国际劳工组织自创立以来，一直也致力于保障劳动者的基本人权。在《国际劳动组织章程》的序言中讲该组织的宗旨阐释为：“只有以社会正义为基础，才能建立世界持久和平。”在1944年的《费城宣言》对该宗旨又作进一步补充：“全人类不分种族、信仰或性别都有权在自由和尊严、经济保障和机会均等的条件下谋求其物质福利和精神发展。”在之后，国际劳工组织制定了很多的公约，均体现了对劳动者的工资、保险、人身安全、身体健康、教育培训等方面的保护，这些已成为国际社会人权保障的重要内容。在平衡社会关系的过程中，追求公平、正义也是人权保护的体现。我们《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功能也以追求社会公平为基本的侧重。在劳动关系中，劳动者的从属地位而来的弱势地位是客观存在的，尽管形式上平等但实际上仍然是不平等的。现在，国家政府提出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实践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是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主要原因。如果我国劳动法律忽视对事实劳动关系当事人，尤其是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的权益保护，意味着对事实劳动关系中过错方的错误行为的默许、放纵和袒护，这显然不符合保护弱势群体，追求公平，维护社会正义的法律理念。既然法律承认了事实劳动关系，那么事实劳动关系的解除也应当准循法律的规定，而且在我国目前劳动力市场力量对比非均衡，劳动者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的情况下，这样更能够保护劳动者的权利，也符合劳动合同法制定的初衷。另一种观点则截然相反。它认为法律对于劳动关系双方应当给与平等保护，这样才能体现公平公正的思想，劳动合同法既然承认事实劳动关系，那么也应该允许事实劳动关系的事实解除，否则将会增加企业的负担，不利于企业的健康成长和经济的平稳发展。可以说，两种观点针锋相对，各有各的理。但是，由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劳动者处于极度弱势，在实践中侵犯劳动者权利的情况也是屡屡发生，屡禁不止，所以非常有必要对劳动者给与特殊保护 ，因此，本文也赞成第一种观点。
综上所述，事实劳动关系所涉的法律问题仍将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劳动法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难点与热点问题。由于《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的时间还很短，可以说劳动法律的制度架构已基本形成，但它仍处与初期的发育阶段，不免存在着诸如事实劳动关系这样颇具争议的法律问题。从整个社会的视角看，对事实劳动关系进行合理的法律调整是经济发展和法制建设的客观要求，对倾斜性保护劳动者权益的理念吻合，对完善我国劳动合同制度，促进社会的稳定和法律发展，实现法的公平正义价值具有深远意义。
参考文献：
[1]董保华．劳动关系调整的社会化与国际化[M]．上海：上海交通人学出版社，2006．
[2]黄越钦．劳动法新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论文内容摘要:劳动关系是在雇佣关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雇佣关系虽在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但在司法实践、理论研究中却经常出现,两者混位的现象给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带来诸多困扰。劳动关系由个别劳动关系、集体劳动关系、社会劳动安全关系等社会关系构成。虽然历史演进中的雇佣关系实质上是个别劳动关系,具有同一性,但在我国,雇佣关系有特定的概念和范畴,属于不同性质的两类社会关系。本文从两者历史演进、概念、特征等方面进行比较,提出个别劳动关系的构成要件,并对两者的法律适用进行分析。
我国劳动法律规范的调整对象主要是劳动关系,雇佣关系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尚无明确规定,然而在劳动理论研究、司法实践领域,对雇佣关系概念的使用已是非常普遍,甚至有些劳动仲裁机构、法院的办案人员,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等,将劳动关系和雇佣关系互用,造成劳动关系与雇佣关系的混位现象,给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带来诸多困难。事实上,两者是既相互联系又各有特征的不同社会关系。
劳动关系与雇佣关系的历史演进
劳动关系与雇佣关系是一定时期的历史产物,不能说有了劳动就有了劳动关系或雇佣关系。围绕人类劳动活动的社会关系,到目前为止,可将其分为以下阶段:
共有劳动关系时期,主要存在于原始社会,该关系中劳动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为共有,特点为共同劳动、共同分配,这种社会关系并无法律上的意义。物化劳动关系时期,主要存在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由于奴隶社会中的奴隶和封建社会中的官奴和私奴在法律上被视为物,奴隶的劳动成果被认为是物的孳息收入,奴隶的劳动由公法强制支配,因此,这种劳动关系无私法上的意义。
半物化劳动关系时期,主要存在于封建社会时期依附农与封建主之间的用工关系,依附农在人身上的半自由性又无土地,只能依附封建主从事劳动获得微薄的收入,劳动的成果绝大部分为封建主所有,这种关系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封建主的手中直接结合,不是劳动关系。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以习惯、习俗或财产法律制度为主。
租赁劳动关系时期,主要存在于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中,在当时具有独立法律主体地位的自由民和自耕农为其他自由人所使用时,被认为是将自己或自己的劳动出租给了对方,这种关系是建立在两个平等人格之间的债权关系,是私法性社会关系。《法国民法典》第1708条规定,租赁契约可分为物的租赁和劳动力的雇佣契约。
雇佣关系时期,主要发生于14世纪至19世纪初期,这一时期由于受自然法思想的影响,认为在法律上应产生“全然自由地对等的人格间的契约关系”,这一思想在用工关系中得以体现,即主张用工关系全面债权化,舍弃原来的借贷或租赁契约之说,主张劳务给付行为之契约,形成两平等人格之间劳务与报酬的交换,劳动成为这种买卖关系的商品,雇佣劳动关系也成为纯债的关系,与民事买卖关系并无二致。这一时期的雇佣关系在“私人自治”理念的影响下,是一个很少受到国家干预的私人社会关系,以契约关系为纽带,实现了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在不同主体间的结合,从而具有了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
劳动关系时期,19世纪初期雇佣劳动关系遭到质疑,在雇佣劳动关系中,抽象的、形式性的平等、自愿抵制不了资本家的滥用,劳动者处于“血汗工业”和“饥饿工资”的悲惨境地在所难免。随着工人运动的不断高涨,社会危机的加重,劳动者为了生存团结起来不断地同资本家进行斗争。资本家为了其财产的安全,国家为了稳定和体现民主,开始对雇佣劳动关系进行立法干预,通过劳动立法,突出对劳动力和劳动者人身利益进行保护,并允许双方就劳动条件集体协商谈判,从而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劳动关系。
本文认为劳动关系的提法从实质上来说是对雇佣关系的修正,是对以雇佣人对劳务之“所有”为中心的修正,是将劳动过程仅视为财产关系、财产交换的修正,劳动关系更为强调劳动力的商品性因素(而非纯粹的商品)和劳动力支付时的人身利益关系,强调对劳动者的保护和人本关怀,建立起以劳动者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关系,劳动关系开始独立于其他的社会关系。这种变化是划时代的标志性变革,反映在法律体系方面也表现为劳动法与民法逐渐远离。 这一时期劳动关系具有如下特征:这种劳动关系以雇佣劳动关系为基础,但强调劳动力具有商品属性,劳动者、劳动力均不是商品;这种劳动关系受国家立法的干预,渗入了社会性因素和国家意志,突出对劳动者保护,从1802年英国的《学徒健康和道德法》为开端到贝弗里奇计划等都无不是这一意志的反映;利用集体谈判、团体协议促使雇佣关系不断改善,形成多层次的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与雇佣关系的概念、特征及构成要件
劳动关系产生的根本原因,不仅具有与产生雇佣关系同样的原因—劳动者独立人格的确立和其无生产资料无法生存的客观现实从而必须依附于资产者,更有其特有原因—国家干预私人雇佣关系、劳动者与资产者通过社会对话影响雇佣关系发展。历史演进中的雇佣关系从本质上来看是劳动关系中的个别劳动关系。
(一)劳动关系的概念与构成
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在从事社会劳动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按劳动关系调整的层次性标准进行划分可以分为:个别劳动关系、集体劳动关系和社会劳动安全关系。
个别劳动关系,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又称狭义劳动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以劳动合同(或雇用合同)为联接纽带,体现了微观主体意志。一切劳动关系均建立在这种关系之上,并且由此而得以展开。其在劳动关系的三层次中具有基础性特征。个别劳动关系的一方是劳动者,另一方是供给生产资料的用人单位;个别劳动关系中劳动者隶属于用人单位。
集体劳动关系,指工会代表劳动者一方与雇主或雇主组织,为了劳动条件、劳动标准以及有关劳资事务的协商交涉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台湾学者将此称为劳资双方集体(团体)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集体团结和集体对抗,体现了团体意志。
社会劳动安全关系,指劳动者组织、雇主、政府、劳动服务部门之间围绕劳动安全这一社会问题而形成的整个社会层面的社会关系,反映了劳动领域要求安全与保护的基准思想,具有国家意志的渗透。它包括就业安全关系、劳动争议处理关系、社会保险关系、劳动基准关系、劳动环境关系、劳动监察监督关系、劳动行政管理关系、劳动福利关系、劳动力市场规制关系、三方协商关系等。
三个层次的劳动关系之集合就是劳动关系,意预着劳动法所调整的劳动关系是活劳动与物化劳动相交换的关系,而非仅作为一种财产关系加以简单考量。
(二)历史演进中的雇佣关系概念与定性
最早提出“雇佣关系”这一概念的是英国人harles morrison,他在1854年发表的《论劳资关系》的论文中创制了这一名称。其实,封建社会后期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小生产者的分化,已经产生了雇佣关系的萌芽。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劳动已是生产方式赖以存在的基础,社会对劳动力的买卖是通过民事合同来实现的。
《德国民法典》第611条将雇佣规定为:“约定服劳务者作雇佣契约负履行其约定劳务的义务,他方当事人负给付约定报酬的义务。雇佣契约的标的物为各种劳动”。因此,雇佣关系是指雇员利用雇主提供的条件,在雇主的指示和监督下,以其劳动行为为雇主提供劳务并获取报酬的社会关系。历史演进中雇佣关系的主体属微观主体,与个别劳动关系的主体——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内涵一致,也具有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性质,并且以当事人意思为主导,此时,雇佣关系与劳动关系中的个别劳动关系并无二致。
(三)劳动关系与历史演进中雇佣关系的异同
⒈相同之处。两者的比较是建立在个别劳动关系基础上的比较。都具有社会性,表现为劳动者必须加入到用人单位,与用人单位的生产资料相结合。劳动者只有将劳动力使用权归为用人单位的支配才能实现社会化劳动;都具有过程性,劳动者从事正常的岗位劳动,向用人单位给付劳动行为过程,而非劳务结果,这是它们区别于加工承揽关系的本质特征。
⒉不同之处。两者的比较是建立在集体劳动关系、社会劳动安全关系上的比较。劳动关系层次多样,而雇佣关系形式单一。劳动关系的多层次性是劳动关系中主体各方利益要求与利益平衡反映的结果。在个别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利益需求是对立的,但各方利益主体又不得不在这种关系中相互依赖。个体劳动者在契约环境中无法与雇主抗衡,于是,基于社会公平、社会正义考虑,要求在劳动关系中形成平衡各方利益的社会关系,即集体劳动关系和社会劳动安全关系,他们均会对个别劳动关系(包括雇佣关系)产生实质性影响。劳动关系突出人本性,而雇佣关系突出契约性。劳动关系是以保护劳动力、劳动者人身利益为主导,兼顾其他各方主体的利益需要的社会关系;而雇佣关系更多侧重于如何使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社会事实。区别两者的意义不是片面地强调劳动关系的人本性或是契约性,而是要科学地将劳动关系的人本性与契约性相结合。当前社会中劳动各方主体对契约性的违反与误解不是我们所要的结果。
(四)个别劳动关系构成要件
个别劳动关系既是雇佣关系,又是成立集体劳动关系、社会劳动安全关系的基础,因此对其判定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将其构成要件归纳为以下内容:
段老师：用人单位在工伤认定和伤残等级鉴定作出前，与劳动者达成工伤赔付协议，如果协议的赔付款项显著低于劳动者应当享有的工伤保险待遇的，一般认为是显失公平的协议。首先，劳动关系的根本属性在于从属性，用人单位对于劳动者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而工伤认定及伤残等级鉴定没有作出时，劳动者甚至并不清楚其能够获得赔偿，加之受到伤害后，劳动者的经济状况比较窘困，精神状态相对急迫，此时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更容易形成更为显著的优劣势对比。其次，尽管没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以积极作为的方式宣告其优势地位，或利用对方弱势，但客观存在的悬殊地位已经可以让劳动者心生畏惧，轻率行事。在一般情况下，只要没有确切证据证明用人单位已采取积极行动消除其优势地位，比如告知劳动者可申请工伤认定和伤残等级鉴定，并根据工伤认定和鉴定结果再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险待遇赔付等，就可认定用人单位利用了优势地位。第三，用人单位从中获益，劳动者受到损害，且这样的获益或者损害显然违反了公平的原则或等价有偿原则。用人单位未为职工办理工伤保险的，应当由用人单位向职工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费用。因此，工伤赔付协议约定的赔付金额显著低于职工的工伤保险待遇的，系对劳动者利益的重大损害，违背了公平原则。
显失公平的合同一般满足几个条件：合同一方具有优势地位；优势方利用了己方优势或对方劣势；合同违反公平或等价的原则。而合同法规定，显失公平的合同是无效的。
编辑：对于受到工伤的劳动者来说，如果已经签订了类似协议，又该如何积极维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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