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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在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的揭示的论述。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南京财经大学教授何干强指出，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及其衍生的资本金融化、虚拟化及金融市场中投机、赌博和欺诈的盛行的论述，对于解释当前危机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
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发生异化与扭曲，经济危机就有了爆发的可能。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关于危机理论的论述十分耐人寻味：“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河南大学教授巫继学认为，虚拟资本无节制地背离实体经济是危机爆发的根源所在，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高科技带来的效益被少数人获取，是爆发的深层原因。
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危机的周期性是指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每隔若干年就爆发一次，周期性地反复出现。从周期性来看，经济危机的再生产周期包括危机、萧条、复苏和高涨四个阶段。
从金融市场挖掘次贷危机的原因，强调次贷危机中金融衍生品的滥用与金融市场操作混乱造成的影响。何帆、张明(2007)认为利率提高和房价下滑是次贷危机发生的导火索，从金融衍生品和金融市场操作视角出发，次贷危机的深层原因是:宽松的贷款标准和各种花样翻新的贷款品种的证券化以及人为高估的信用评级。
2金融监管不力
19世纪中后期，马克思对全球推广过程中日渐严重的金融危机和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剖析。在马克思危机理论中，马克思通过贴切实际的生产关系、交往关系以及他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阐述紧密联系，从而得出货币和金融危机的理论。而且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金融危机有规律地出现和爆发，使它的许多特点都表现出来，这些都在无形中为马克思提供了深入研究的条件。他在研究自己所处时代金融危机的同时，还顺势寻找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对之前的金融危机展开阐述，阐明了能够造成金融危机的实际条件，及其本质、发生机制、与生产过剩危机的关系、在经济周期中的表现等，从而形成和建立了自己的金融危机思想。建立的金融危机思想，其出发点就是货币理论。由于货币和商品产生对立，且一定要进行互换的情况在价值形式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所以马克思表示这种情况下在资本运动的过程中出现货币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概率会很大。第一，买卖商品时期相互分离就包含危机的可能性。商品在买卖过程中，被分成了卖和买两个阶段，这样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都处于分离环境下。在这样的环境下，商品和货币之间的转变就会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进而导致兑现价值和生产商品时出现间断等危机，所谓危机就是让两种既相干又单独的个体被迫合并在一起。第二，商品买卖中货币与商品的时间分歧随着信用机构的不断改革发展而被逐步放大。纵然信用代表的是优良品质，但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虽然统一货币具备多次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并可以通过信用实现，但如果其中某一个企业在支付过程中出现了问题，那么很可能促使在很多点上终止了社会支付链条，并且涉及信用机构或其他企业，最终导致金融危机。产生金融危机的原因很多，但归根结底，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才是最深层次的原因。马克思认为,只要社会经济在发展,出现经济危机的现象就无法规避,由于构成人们经济、社会活动的就是货币和商品，且二者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表现尤为突出的就是金融危机。马克思曾在其金融危机理论里指出“:万一劳动的社会性质体现在商品的货币存在上,进而使其成为一个脱离实际生产的物品,那么不可回避的就要面对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或者独立的货币危机[3]。”
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不仅组成了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而且依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生产范围的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是由资本的本性造成的，并导致了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这一矛盾积累到一定阶段就会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通常情况下，生产过剩的危机和银行信用的危机往往成为经济危机的两种类型。马克思认为，资金链条的中断表示出现了货币危机，这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趋势。由于债务不能变更为现实货币，货币也不能用商品转换，所以导致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以及引起商品贬值，信用货币亏损的状况最终导致工厂和银行的破产。马克思对金融危机特征论述的观点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1)突然性金融危机总是毫无征兆的出现，没有人会想到它会到来。马克思根据十九世纪发生的金融危机非常明确地说出“：所以,在崩溃之前,营业都是一如既往，没什么突发状况……在崩溃即将来临之际,营业都是像平时一样，甚至比平时的生意还要好。”[4](2)传递性在危机比较广泛的时候,所有国家的支付差额，特别是商业发达的国家,都存在逆差,这样的情况是按照支付的序列,在这些国家的不同时间段像排炮一样的发生；而且,不论在任何一个国家，拿英国做一个比喻，如果英国爆发危机，那么所有的国家都会出现一样的危机,这是马克思以前的观点。马克思对危机的根本原因作出解释“：所有危机的根源，都是群众不能进行更多的消费，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金钱，但资本主义生产却无视这一问题，盲目的进行大量生产，生产量应该是根据市场需求来制定的。”[6]经济危机出现的最大原因就是因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产生的有效需求不够与生产量过多。然而，我们也需要辩证地理解这一观点。对于局部意义上单纯因投机而产生的金融危机，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否认它们的存在，这些只能看做是“真正的危机”的一个环节。而并非是马克思所讲的“真正的危机”。
关键词：次贷危机；信用过剩；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
中图分类号：F014.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7-0001-03
对于2007年以来的全球经济危机，国内外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本文旨在利用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来剖析当前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揭示其实质，为世界各国更好地采取应对措施提供决策思考。
一、从主流西方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危机爆发的原因
1.美国次级贷款本身的缺陷。次级贷款是美国住房贷款的一种，是针对那些信用等级或收入较低、无法达到普通信贷标准的客户所提供的一种贷款，这种贷款通常不需要首付，只是利息会不断提高。从定义中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出次级贷款的先天不足。首先，它的发放对象是那些信用等级较低和收入较低的借款人，是借款机构在还款来源上无法确认；其次，这种贷款通常不需要首付，极大刺激了贷款购房的需求，形成市场需求的假象，从而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最后，贷款偿付保障不是建立在客户本身的还款能力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房价不断上涨的假设之上。在房市火爆的时候，银行可以借此获得高额利息收入而不必担心风险；但如果房市低迷，利率上升，客户们的负担将逐步加重。当这种负担到了极限时，大量违约客户出现，不再支付贷款，造成坏账。此时，危机的爆发也就成了必然。
2.过度的金融创新。人类从创造外汇期货这个金融衍生品以来，从未放弃过金融创新，而美国更是全球金融创新的领头羊。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衍生品的杠杆作用为投资者带来丰厚收益的同时，也成倍地放大了风险。以此次经济危机为例，就引起此次危机的美国次级贷款数量而言，是不足以引发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而次贷危机之所以变成了金融危机，最直接的因素是美国的依托次贷产品的金融衍生品的数量远远大于次级贷款本身，并在华尔街的包装下，一层层地卖给了各种金融机构，从而加快了次贷危机向金融危机的演变，也加速了美国金融危机的全球蔓延。
3.政府的越位及缺位。政府的越位主要表现为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在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中政府的过度干预表现在：第一，次贷是美国证券交易会和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产物；第二，美联储主动推动了OTC等金融衍生品的发展；第三，华盛顿政府干预金融市场，协同金融机构利用金融创新支持次级住房贷款；政府的过度干预间接推动了次贷危机的发生[1]。
如果说政府的越位是政府过度作为的话，政府的缺位则更多是政府在该有所作为的领域无所作为。1980—19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两个重要法案，解除了对金融机构的管制。美国政府一方面大大减少了对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的管制，允许商业银行涉足证券市场；另一方面允许私人金融机构涉足以前只有有政府背景的机构才能经营的业务。这样，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被吸引从事投机性业务。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房地产市场次级贷款何自由按揭所支撑的证券以及其他的所谓创新不断增加，而其规模和数量又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私人机构围栏追求高额的利润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是房贷标准不断降低，各种风险防范机制也得不到有效的执行，最终酿成次贷危机，成为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导火索[2]。
4.美国人的透支消费观念。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美国成为头号世界强国，美国主流社会的生活价值观发生了改变，由勤俭节约型向奢侈浪费型转变。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逐步走出滞涨的局面，国家经济进一步发展，来自全球的资本和劳动极大地扩张和增强了消费者的消费信心，使得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增加。房贷、车贷、信用卡的出现一方面为美国人奢侈的消费方式推波助澜，另一方面也促成了美国人“消费未来”的养成。但是这一模式是建立在流动性充足、资本持续流入和资产价格不断攀升的基础上，一旦产生外部冲击，经济波动即无法避免。
以上观点分别从不同的视角解释了危机的成因，虽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笔者认为，这些解读只看到了危机的表象，并未揭示其实质，因此很难令人信服。笔者认为，分析经济危机的根源最终还是要回到马克思，只有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才能给出科学合理的解释。
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基本观点
关键词:经济危机;可持续发展;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F29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0)07-0092-05
2010年4月27―28日“第十二届全国政治经济学研讨会”在江西财经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河北经贸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研究》、《经济学家》、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济管理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等新闻出版机构共61家单位的92位专家学者就“经济危机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展开讨论。
一、经济危机的成因研究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解释
西南财经大学蒋少龙认为,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生产的危机,虽然表现形式新,但其本质未变:生产过剩源于需求不足,需求不足源于消费下降,消费下降源于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
东北财经大学邓春玲通过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的解读,认为马克思强调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这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基因决定的。危机是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爆发,而整个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破坏和停滞只不过是其具体表现而已。
江西财经大学罗雄飞基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解释世界经济危机。他认为经济全球化、自由化在一定意义上是传统的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复归,从根本上看这次经济危机是全球化经济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国际资本的逐利本性、全球化经济的无序竞争和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缺失是其深层根源。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刘晓华认为,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另外,资本主义的贫富分化也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最后,资本主义制度会加剧虚拟经济的发展,使之与实体经济相脱节。
台州大学张明龙从对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的依存条件和固有要求的分析入手,得出结论:经济危机不是竞争作用的结果,而是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结果。在两者与经济危机关系上他认为竞争加剧经济危机,而生产无政府状态引起经济危机。
(二)西方经济学的解释
与前者不同,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樊明认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主要解释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因此这一理论对2008年经济危机成因的针对性较弱,除此之外,他还提出几点猜想:(1)经济危机直接成因在于生产与消费互为前提从而均衡脆弱;(2)经济危机成因是多因素的;(3)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商业周期理论有严重的理论缺陷及与经验脱离;(4)金融市场的波动是导致经济危机的重要成因。基于以上分析,他认为政府面对经济危机应同时采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在利用金融市场时注意防范风险。
清华大学赵准从危机后“效率市场假说”之争入手,引出对该假说及其相关模型的理论内涵、政策寓意、经验验证和预测功能,揭示了它们给宏观经济调控及金融业带来的危害。通过剖析该假说所期望的金融市场稳定过程,指出它所假设的市场稳定因素其实并不存在,所谓“精明的投资者”实际上正是泡沫的“助推者”而非“戳破者”,因此金融市场出现危机是难免的。
二、经济危机的影响研究
(一)经济危机与经济增长
西南财经大学丁任重等首先分析金融危机对于我国经济增长路径的影响即先境外后境内、先沿海后内地、先外资企业后内资企业、先竞争性企业后垄断企业,指出政府应当着眼于“后危机时代”的发展,着力发展新兴产业、抑制落后产能过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技术进步和创新;面对金融危机政府应当从五个方面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即继续深化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大政府投资力度、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二)经济危机与产业结构调整
河北经贸大学母爱英等结合京津冀现实情况和今后一段时期世界经济的走向,分析京津冀区域产业结构现状,在经济危机背景下提出京津冀产业结构调整的新思路。
陕西师范大学许军等指出,中国加工贸易对外依存度高、劳动密集型产业高于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低附加值产品多于高附加值产品;外部环境不利于我国加工业持续增长。受经济周期规律等因素的影响,金融危机期间我国加工贸易完成了一波陡降陡升的反转,这一方面证明了我国加工业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对产业调整形成了倒逼机制,我国加工业应该利用这次调整完成转型升级。
江西财经大学万道琴分析了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导向型产业、周期性敏感产业以及耐用消费类产业的不良影响,以及金融危机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机遇,指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应制定明确的产业政策、需要得到财政金融政策支持、优化外资利用结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产业结构调整应伴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孙宇晖认为,在金融危机期间,由于我国市场化、开放度的加深,尤其对美国贸易依存度的增强,必然深受其害。面对金融危机,政府应当遵循“应对目前危机与图谋长远发展兼顾;促进内部增长与扩大外部市场并举;社会财富生产与居民消费水平同增;实体经济与货币经济双赢”的原则,实施宏观调控,以达到既将危机造成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又实现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调整好内部积累与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及进出口市场结构,为经济起飞打下基础。
(三)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
中央民族大学张春敏认为,国际金融危机是资本形态发展到国际金融资本时代,以虚拟资本为存在方式的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国际金融资本通过在货币领域和生产领域的制度设计构建了世界经济秩序的基础。金融自由化成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流动的纽带,使得全世界的经济循环流成为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资本为主导的循环圈,国际金融危机不过是这一体系出现问题的必然结果。
上海财经大学包亚钧从分析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进而指出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保证,从而在理论上对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关系进行探究。
西南财经大学朱博从关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论述入手,指出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之母,虚拟经济发源于实体经济,两者既有联系又相互独立。他通过进一步分析指出,金融危机根源在于虚拟经济发展超过实体经济承受限度,因此我国应当科学把握两者关系,在充分发挥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促进作用的同时,将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可能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危害降到最低。
(四)经济危机与金融监管
清华大学陆铭利用海曼・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解读“次贷危机”。与马克思关注消费与经济危机、凯恩斯关注投资与经济萧条不同,海曼・明斯基则基于三种融资方式的安全性角度,提出金融不稳定假说,其核心思想是: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是内生的、固有的。在典型的经济周期中,金融市场的脆弱性与投机性融资泡沫内生于金融市场自身。金融不稳定性观点非常重视资本资产所有权或者控制权的融资方式,如果投机―庞氏融资所占比重越大,经济将无法维持均衡的系统,很有可能成为畸形放大的体系。对此,我们应该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保持适度审慎,正确把握创新金融工具的特点,在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采取必要的风险防范措施,防治创新金融工具被误用、滥用,重蹈覆辙。
(五)经济危机与就业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陆梦龙通过对深圳市工商登记数据的经验研究,解释投入要素组合与金融危机的就业冲击效应关系。他认为企业对投入要素组合方式的选择会通过信贷条件的变动放大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冲击,通过研究深圳市工商数据和宏观数据,从而得出结论:金融危机通过影响企业的信贷条件而引发就业冲击效应,即由于企业偏好选择高资本密集度的生产要素组合,一旦信贷条件恶化,企业正常经营将难以为继,随之会带来显著的就业冲击效应。
三、经济危机与宏观调控
河北经贸大学武建奇就我国目前为解决经济危机实行的宏观调控政策提出三点反思:(1)投资的工具化:投资作为增加社会需求、调控宏观经济的工具,在规模安排上是否有限度?过去计划经济讲三大平衡,现在市场经济讲需求管理,那么在使用社会需求这一宏观调控的稀缺资源时就应当小心珍惜:在不同发展阶段(较高和较低)宏观调控对社会资源(社会需求)的利用也不同。(2)消费工具化:消费是经济目的还是经济手段?(3)GDP为什么要高增长?收入是流量,财富是存量,从长期看人民富裕在于财富(存量)多少而非收入(流量)单纯的增加,破坏旧财富,创造新财富,只求流量不求存量,为增长而增长,无益于人民福利的实际增加。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树青从七种市场经济国家面对危机作出共同的选择――政府救市入手,认为政府救市对稳定金融市场、恢复经济增长发挥重要作用,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常态现象。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政府本身作为市场的主体,直接参与到经济活动之中:政府掌握、调配资源,要求其在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基础上发挥不可或缺的统领作用,这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
江苏省委党校李炳炎指出,从表面看美国消费不足是暂时的,而我国现状是消费不足,经济增长靠投资拉动,长久看来解决金融危机还是要以消费为主,宏观政策应避免南辕北辙。
浙江师范大学曹荣庆在研究了危机视角下的房市调控政策后指出,由于政府职能定位的混乱(职能越位――干预银行)切断甚至打击房地产开发商为社会做贡献的途径,所以要职能归位:以计划经济方式来实现对低收入群体住房的保障功能,其他人依靠市场体系解决之,在两者之间建立一种法定的资金转移供给体制,从而实现两者良性循环。
四、经济危机的治理思路
清华大学张珂从分析马克思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关于消费的重要性入手,指出居民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所在。而我国内需以投资为主,消费需求低迷,经济增长缺乏持久动力,对此一方面应该缩小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应该实现合理税制改革,增加居民收入;优化财政支出,增强居民消费信心。
首都师范大学韩学丽认为,消费需求作为社会总需求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提供了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是目前摆脱金融危机困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而我国消费需求长期低迷,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不强,对此,应当充分利用财政政策: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加快税制改革步伐,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推进新农村建设,以扩大内需改善民生、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江西财经大学康静萍从集体谈判制度角度提出治理经济危机的思路: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社会财富分配扭曲,而治理危机途径则是变革收入分配制度,她认为集体谈判制度的缺失是我国劳动者收入偏低的重要原因。由于新旧机制的交替,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制度从认识到实践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集体谈判主体资格不到位,集体谈判机制欠完善,集体谈判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所以完善我国集体谈判制度,才能更大程度地保证劳动者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得到更大的份额,使社会财富分配趋于合理,防止经济危机爆发。
五、应对危机的经验研究
江西财经大学熊俊以收入分配为切入点,分析美国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变及其对经济危机的作用机理,认为从功能收入分配格局(利于资本)到规模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差距)这一格局变化引发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导致金融危机,投资银行、贷款公司、两房次贷危机反复相互作用导致危机越来越大,危机到来时消费和投资下降,在全球化背景下引发全球经济危机,所以资本主义制度和新自由主义体制下美国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和恶化是导致经济危机的深层原因,也是主要原因。对中国的启示是政府应加强对收入分配的合理干预、大力改善收入分配格局,这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而言十分重要。
浙江工商大学杨文进基于经济长波、货币供给与国际竞争的视角探析美国经济危机原因及其影响:他认为美国经济危机是其新长波运行到顶后以朱格拉周期形式表现的一次调整,为满足长波扩张对巨额货币供给的需要,美国进行了金融创新,但随着长波的演进,实体经济对新增货币的吸纳能力减弱,由此金融创新深化所创造的巨大货币供给就只能转向“次贷”和高杠杆的金融衍生产品。当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背离达到一定程度时,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又因为各主要国家之间经济周期出现了高度的同步性,美国经济危机最终转化为世界经济危机。
华南师范大学范方志对美国次贷危机不断恶化的原因进行了反思,认为注资会产生严重的道德风险,而降息因为货币政策存在时滞而效果不佳,因此,应该让那些资不抵债、问题极其严重的银行尽快破产,同时,剥离不良资产,进行资产重组,更换管理层。
上海市委党校鞠立新通过对拉美国家近60多年经济增长过程中贫富悬殊问题的研究,得出若干启示:发展经济不能本末倒置,不能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更不能陶醉于经济快速增长的成就之中;应该大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避免贫富悬殊和社会群体的严重分化;在大力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高度重视社会建设;积极有序地推进城镇化,高度重视农村发展。
六、可持续发展
天津商业大学王树春等基于全球化视野思考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制度约束。当前国际社会主流制度约束条件造成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过分强调行为决策过程中的利己原则,而忽视利他原则,导致利他原则稀缺,使众多世界性问题因陷入囚徒困境而难以解决,只有从根本上改造主流制度约束条件,使利他行为得到普遍培养,才能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一系列难题,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首都师范大学程世勇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已经从“资本制约型”转变为“土地制约型”。土地价格的扭曲是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内外失衡的基础性因素。由于地价的传导效应比资本利率和工资率更强,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对土地差异化的垄断低价和垄断高价实现实体资本投资和虚拟资本投资的双重扩张。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通过完善土地制度及价格机制实现土地的供需均衡和合理的财富分配机制。
江西财经大学肖文海指出,随着工业化推进,资源和环境质量成为日益稀缺的自然资本,打破资源环境无价的传统观念,建立反映其稀缺程度的价格制度,是循环经济长效发展的关键。他基于一般均衡理论,在资源开采、产品制造、资源回收、污染物排放等环节分析资源环境价格的实现,构建“政府调控(创设)市场,价格促进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机制,结合我国国情,以前端减量化优先为原则,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1)以建立生态修复和补偿为核心,推进开采环节的环境定价;(2)以能源税制改革为核心,促进节能减排;(3)多管齐下,建立清洁生产的价格激励。
信阳师范学院蒋国平、徐永新认为,构建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机制,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构建农民务农收入可持续增长机制;二是加快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构建农民务工收入可持续增长机制;三是深化农村改革,完善有利于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的体制保障机制;四是加大强农惠农力度,构建有利于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的政策保障机制;五是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完善有利于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的社会保障机制。
七、其他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钱津指出,经济危机源于经济学的危机:后危机时代到来,要求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在认识上从以下几方面实现创新:(1)市场价格:维护刚性原则是经济运行稳定的需要;(2)金融监管:重点在于控制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规模;(3)政府干预需要理性化、全面化、规范化和常态化;(4)宏观调控必须实现虚实一体化的转折与创新。
清华大学蔡继明等认为,2009年中国的GDP虽然保持了8.7%的增长,但是由于货币流动性过剩,社会公众对物价上涨的心理预期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通货膨胀的全面形成,国际市场上一些主要商品价格上涨也会促使国内发生通货膨胀,房地产泡沫有可能破裂,从而导致经济衰退。政府应下决心调整产业结构,重点发展国内消费。为此,建议国家释放1万亿美元甚至更多的外汇储备,将之转化为国内消费资金。同时,要高度重视金融不良资产问题,有效控制新增不良资产并采取有效措施实现房地产市场去泡沫化。
江西财经大学伍世安从探讨市场经济和绿色经济关系入手,指出绿色经济能否与市场经济接轨且统一起来,取决于绿色经济的产业链与其价值链的匹配和耦合,而绿色经济价值链的形成,取决于通过广义价格形式及其机制将外部性内在化。所谓广义价格即物品产权的货币表现和交易过程所需支付的代价条件,而不是狭义的“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在绿色经济背景下,通过对初始投入环节、生产环节、销售环节和消费回收环节等四个环节的价格安排的分析,细化出十几种具体的价格形式,并提出运用“试错”方法和市场方法来形成这些价格。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朱巧玲通过对资本主义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产品创新理论以及产业生命循环理论的分析,探究影响和制约资本主义长期波动的原因,分析主导其发展演化的根本矛盾,从而找出资本主义长期波动的规律:周期性发挥作用的产品创新导致以蜂聚形式出现的新兴产业部门的生命循环,从而进入长波的上升期;随着这些部门生命循环由成长进入成熟,宏观经济增长就会放慢,从而进入长波的下降期。目前,国际范围内初始产品的创新往往集中于发达国家,而扩散到我国的技术大多来源于生命循环后期的部门,对我国经济长期发展不利。对此,我们应当发挥我国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改变现有的发展模式,提高基础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能力,逐渐改变世界范围内基础技术的创新格局。
Economic Crisi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Zhang Runfeng
(Business School,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hijiazhuang 050061, China)
关键词: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影响;对策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2)10-0112-02
一、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基本观点
生态社会主义思潮是20世纪后半叶在西方蓬勃兴起的生态运动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一种社会思潮。随着西方资本主义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带来的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黄金发展,西方社会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人类生存发展环境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在这种背景下,随着以保护生态平衡、维护世界和平、为人类未来生存和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为主题的生态运动的深入发展,西方社会逐渐兴起了一股批判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社会思潮,它要求保护人类生存环境,建立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符合生态发展规律的新型社会。到20世纪70年代,这股思潮同社会主义相结合,逐渐形成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其基本观点是:
1.人与自然是辩证和谐统一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坚持以“人类尺度”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人与自然具有共同的自然本质和社会本质,自然只有在与人类的共同存在以及相互转化中才具有意义;人与自然是通过人的实践、特别是生产实践活动而形成的整体性存在,人与自然在相互交往中走向统一;人类在自然界中具有特殊的地位,这种地位是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标志的;劳动是人与自然走向和谐统一的现实途径。
2.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也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因此,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也才能确保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3.关于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当今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已经从生产领域转移到了消费领域,由消费异化导致的生态危机已经取代了经济危机,者应该根据新的形势的发展变化,修正已经过时了的的危机理论。
4.关于“稳态经济”模式。早期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建立“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将生产规模和经济发展速度稳定下来,从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改进上来,从而协调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后期的生态社会主义则反对“稳态”经济,认为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既与生态环境的要求相兼容,又有利于解决当今人类所面临的一切问题。
5.在社会变革的途径上,提倡非暴力革命与改良主义相结合的原则。生态社会主义者坚信非暴力革命与改良主义是通向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钥匙”。通过“教育”、“示范生活”,为人们展现崭新的绿色生活,逐步地变革资本主义社会。
二、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对当前我国高校大学生的影响
1.拓展了大学生的视野,有利于大学生认清导致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社会主义思潮认为,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虽然得到了缓解。但是,这种矛盾的缓解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全球性自然资源,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国家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而获得的,是以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贫困、少数人的富裕为基础的。这些思想和观点不仅拓展了大学生的视野,使大学生认清当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高速发展及其国内的“和谐安定”并非依靠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优越性,而是依靠传统的剥削和掠夺;同时也使大学生进一步深刻认识到导致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大学生对生态危机根源的深刻认识。
2.有助于大学生深刻认识和理解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意义。对人类与自然界之间关系失调的忧患意识,对生态危机和环境恶化的深切关注,是生态社会主义思潮产生和发展的重要逻辑前提。因此,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强调经济增长必须考虑环境代价,将生态成本作为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参数,并以系统论为指导提出了新的社会发展观。这与我国当前所提倡的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有相似之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形式,它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主旨、以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在开发利用自然的过程中,人类从维护社会、经济、自然系统的整体利益出发,尊重自然、保护自然,注重生态环境建设,致力于提高生态环境质量,使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基础之上,以有效地解决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需求同自然生态环境系统供给之间的矛盾,实现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促进经济社会、自然生态环境及其二者之间的可持续发展。
3.导致部分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缺乏信心。部分大学生简单认为,生态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无法解决生态问题以及社会主义现实发展模式的失败的借鉴,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以及发展模式的选择正是在全面借鉴和学习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与社会主义发展理论、模式和实践上是一脉相承的。既然社会主义发展从理论、模式到实践上都存在问题,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也必然存在问题;既然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以失败而告终,那么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也就前景堪忧。因此,他们借用生态社会主义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导致部分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缺乏信心。
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说，当下的信贷危机是他在职业生涯中所见最严重的一次金融风暴，是百年一遇的危机。类似的话，索罗斯在今年初也说过。
在次贷风暴持续肆虐下，一向在华尔街及全球金融市场呼风唤雨的五大投资银行已倒下3个。贝尔斯登被收购，美林被卖，雷曼兄弟宣布破产，剩下的高盛及摩根史丹利亦被市场紧密关注它们在第三季度的业绩表现。
美国政府这次下了狠心，对雷曼兄弟的破产危机袖手，让其自生自灭之余，其实也做了不少防止灾情进一步扩大的准备：撮合美国银行收购可能是下一个地雷的关林。对同样也身陷危境的AIG(美国国际集团)给予850亿美元紧急融资；促成全球十大商业及投资银行联手出资700亿美元成立自救基金。与此同时，欧洲央行和英伦银行也分别对金融市场注资。中国人民银行也宣布减息及调降存款准备金率……去年8月发生的美国次贷强震，目前正以前所未见的巨大海啸，席卷全球，各国都在忙着筑堤。
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形成，短期而言，是源自于2001年开始的联储局的不断减息，刺激酝酿成了房地产大泡沫。长期而言，则应归咎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金融创新，30年来，不断推出日新月异的衍生性金融商品，到最后连联储局主席伯南克都看不懂。眼前的次贷风暴，正是这长期与短期两个因素结合的必然结果。
伯南克在去年夏天次贷风暴开始时，表示问题不是十分严重，明显低估、错估了形势。格林斯潘跟索罗斯比一般人更清楚地看出“这是一个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但我担心他们仍有一些地方恐怕没有看透。
百年来，曾有过的最大金融及经济危机是西方1930年代的经济大恐慌，但事隔80年后的今天，当前的形势与30年代相比，至少有三点不同：
一是产生问题的根源不同。30年代的问题出在实体经济的有效需求不足，后来用凯恩斯的加速原理及乘数理论，即足以解释并找出解决之道。眼前新世纪的经济危机源头则出在虚拟经济，而且，虚拟经济又和实体经济的问题相互刺激，相互作用，乃一发不可收拾。
二是波及的范围不同。上个世纪初还谈不上全球化，30年代危机在区域上主要发生在大西洋两岸。现在则是高度全球化时代，全球经济互为网络，尤其是金融。美国连续几次紧急会议都赶在周末结束前，即亚洲开盘前找到对策，希望避免冲击亚洲，又进一步冲击欧洲及美国，导致恶性循环。全球化程度愈高，金融及经济危机扩散的范围就愈大。
三是对世界经济影响的程度不同。当时关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远非目前能比，如今“地震”震源发生在GDP占全球28％的美国，其烈度可想而知。这是问题的“强化”。
由是观之，格林斯潘及索罗斯所见，或许还有不足之处?
往后看，有三个关注点：
鲍尔森与伯南克此番痛下决心，袖手不管，就是想让美国金融置之死地而后生。思路正确，但同时也是下了极大赌注。未来一周或数周华尔街能否逃过此劫，是关键。
如果不幸，再有金融地雷陆续引爆，美元能否挺得住，将是美国一个世纪来金融帝国能否维系的最严峻考验。果真出现此等形势，则不免牵动到全球金融、经济、政治及战略版图的巨大重整。
一、 虚拟经济泡沫来自实体经济失衡
在美国,2001年后,面对互联网泡沫破灭和“9・11”事件对经济的巨大冲击,美联储通过降息来对抗经济衰退,在短短3年内,基准利率降到1%左右。由于低利率的鼓励和全球流动性过剩,2003年各种资产价格开始上涨,5年中美国房价平均上涨了50%以上,许多城市的房屋价格甚至涨了一倍。人们相信房地产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还会上涨,只要能将房子出手,就能实现再融资。这成为次级抵押贷款产品热销的主要原因,也最终成为金融危机的导火索。类似的现象其实在其他国家也曾经发生。在1990年的日本,大藏省《关于控制土地相关融资的规定》,对土地金融进行总量控制,这导致了本已走向自然衰退的泡沫经济加速下落,地产泡沫破灭导致支撑日本经济核心的长期信用体系陷入崩溃。在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前的泰国,房价及股市大幅上扬,泡沫经济逐步形成。楼市和股市泡沫破灭后,借有外债或所发放的贷款与房地产和股票相关的本土银行,也因金融危机而大量关闭或被接管。
通过以上观察不难发现,所谓虚拟经济泡沫就是金融资产价格偏离其内在价值。导致这种偏离的原因,表面看是投资者的赌徒心理和过度反应在起作用。那么是什么影响了投资者心理?货币主义对投资者的心理预期进行探究,认为一国货币政策过度运用,从而影响投资者信贷预期,造成资产泡沫膨胀。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克鲁格曼强调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危机产生的外部性,其政策含义在于减少短期债务和加强国际间短期资本流动控制。但所有这些对金融危机的根源探求,似乎都忽视了一些最明显的现象,即为什么泡沫总在地产与股市中生成,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明知风险存在,何以放纵风险的扩大?
事实上,这些研究并没有注意到对应的实体经济发生了什么。金融危机在本质上就是经济危机。试问投资性需求引起的地产价格上涨,是否与真实市场需求相一致?无论是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还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实际上都指向了真实的市场需求不足,这是经济危机的根源所在。
那么,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危机,到底与以往有何不同?明显的一点是,经济危机已开始由美国国内扩散到全球。反观战后的历史,很多问题都来自于战后日本的崛起,东亚诸国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参与到世界经济的整体分工中来,引起的全球性产业重新分工。由于人力资本的比较优势,全球的制造业出现了向亚洲的聚集。那么,此时美国将作何选择呢?按照比较优势,美国是全球科技最发达、最具创新性的经济体。因此,全球性分工要求美国放弃传统制造业,将经济建立在研发和服务为主的更高产业形态上,但这种全球性产业分工的变迁并非没有摩擦。美国汽车业在这次经济危机中的衰落其实早已注定,若非金融业的信贷消费刺激,恐怕其早在数年之前就衰落了。换句话说,自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美国尚未形成真正的“熊彼特式市场创新”。无奈之余,美国只能将经济发展借助于金融业创造的虚假需求。没有财富增长的消费需求注定是不可延续的,这不仅是美国经济的隐忧,而且也是世界经济的隐忧。除互联网之外,支撑世界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原创性创新并未到来。
与产业分工变迁相一致的,是全球性分配制度的重组。亚洲尽管拥有全球制造业大半,但缺乏核心技术。同时,人力资源比较优势的另一面,是资本在分配中占据优势,而劳动在分配中处于劣势。这也就造成了美国消费膨胀,亚洲尤其是中国消费不足。未来的全球性经济增长,只能暂时依赖工业化、城市化尚未完成的中国和东亚的“投资型”经济。在美国消费疲弱时,依赖出口的东亚经济,同样会面对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如果通过货币政策刺激投资带动经济,这就成为金融、地产泡沫形成的开始。在中国经济内部,由于公共产品供给的体制障碍和分配不公,更抑制了普通家庭的消费。同样借助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经济刺激方案,只会加重对投资规模的依赖。如果不协调经济增长中的消费和投资比例,未来经济发展策略将会不得不在有效需求不足和资产泡沫间作两难选择。
二、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应并行不悖
以上的讨论,提示我们虚拟经济泡沫根源于实体经济危机。那么,华尔街在美国金融危机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呢?奥巴马在国会上指责政府的注资变成了本该破产的投资银行经理人的奖金,不过是又一次印证了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定,并为“委托―”理论作了注脚。当信用过度扩张为投行带来更多收益时,投行经理人只需要继续加大杠杆比例,创造更多的衍生证券,并说服投资者去购买。至于最后系统性风险来临之时,最终的风险承担者只是债权人和投资者而已。缺乏对金融中介监管和惩戒机制,造就了金融业的道德风险泛滥。
金融危机之前,华尔街闻名于世还在于其金融产品创新层出不穷,雇佣全球一流的数学和物理学家为复杂的衍生品定价。由此,一种衍生证券的创造,势必造成买卖双方对风险和价值的信息不对称。当理财经理为客户推荐产品时,很少会强调其中的风险。康奈尔大学金融学教授黄明在分析香港中信泰富的亏损案例时指出,一般在公开市场中交易的股指期货等衍生品,具有简单的交易规则和风险估值方法,是值得在我国提倡发展的产品,而具有复杂“敲出条件”的期权产品并不值得提倡。
经过此次危机,美国的很多投行已经放弃了衍生品交易业务,重新把信贷业务作为主业,回到商业银行模式。商业银行必然要符合《巴塞尔协议》关于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同时,美国还针对投行和其他风险对冲基金设定杠杆率限制,防止金融机构在投资中不顾债权人风险,盲目融资扩张,加大系统性风险。
但有一个关键所在,以上监管法律的制定和实施,都假定有一个代表债权人和投资者的监管方。那么谁来出任这个最终监管者?如果是政府机构,那凭什么认为政府机构不是“经济人”,而一定能代表投资者和债权人利益对金融业实施严格监管呢?当一个企业在行业中占据垄断地位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假定市场价格由供需决定。当一个行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主要地位时,它就可能左右政府的决策。
三、 金融深化不要背离中国经济的实际
金融泡沫破灭之后,最终会导致经济衰退。此时,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最终体现为凯恩斯主义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美国经济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出台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但正如货币主义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一样,经济刺激计划总会伴有后遗症,而且这种后遗症很可能导致新一轮的资产泡沫。为避免出现经济刺激计划后遗症,防止信贷扩张刺激资产泡沫,国内很多经济学家指出,经济增长的长远发展需要振兴国内消费,开出的药方除了“还利于民”等一系列收入分配政策建议之外,还提倡消费性金融在中国的开展。涉及后者,就不得不提及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由于资本的稀缺和利率的非市场化,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金融抑制”问题。换句话说,金融业的不发达抑制了投资信贷和消费信贷。
但发展中国家是不是需要与发达国家一样的金融体系、一样的金融产品、一样的监管制度呢?对于中国而言,可能最值得讨论的,与“金融深化”相关的两个话题应该是农村金融和中小企业信贷问题。银行业对农村市场是有过反复的。上个世纪90年代曾有过农村信用社和县级银行的裁撤;危机过后,考虑到中小企业和农业生产的资金问题,在国家政策鼓励下,很多银行开始重新在农村和县城设点。从长远看,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需要提供完善的担保制度,在金融领域开展更多的制度创新,引导民间投资参与这部分业务。
至于消费信贷,我们更多应持审慎态度。从最近的信用卡出现的问题看,已暴露出很多银行在风险控制上缺乏合理的措施。同时,信用卡针对的社会群体也有滥发信用之嫌。中国社会长期形成的储蓄观念,以及养老、医疗、住房和教育的压力,都对消费构成制约,单纯依靠信贷消费,希望以此振兴全社会的消费,恐怕并不符合当前的社会状况。中国的“金融深化”应多在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农业、农村信贷问题上做文章,这才是适应未来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未来的中国金融业仍需大力发展,我们期待能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金融制度创新,希望中国的金融机构能发现并支持中国出现自己的“微软”,乐见在金融机构支持下农村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困境得以改善。
长期的人类社会经济史显示,工业社会的经济周期不可避免,繁荣与衰退总是并生。人类社会的经济增长需要新一轮的产业革命,这或许将发生在能源技术或生物技术领域。但经济增长并不应成为终极目标,按照阿玛蒂亚・森的观点,经济发展的目标应是每个个体能获得更多的自由。无论是金融创新,抑或国家的经济战略选择,如果背离了这些基本理念,金融危机以及由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带来的社会政治经济冲击,都只会愈演愈烈。
一、应对金融危机与对外开放的关系
从经济运行的角度看,在货币信用制度下,产品供给与产品需求的脱节,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为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爆发提供了可能性。不管是实体经济的供求失衡,还是虚拟经济中的资产价格泡沫,只要蓄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的爆发。经济学已经对产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根源做出了深刻的解释。
从大历史观的角度看,金融危机是人类经济运行不可或缺的周期性调节机制,是缓和或化解全球经济基本矛盾的重要渠道。在当今产品过剩和买方市场的格局下,全球经济存在着生产能力过度扩张与全球消费有限增长之间的基本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供给方,即限制供给的过度增长。在供求矛盾积累过程中,要么通过并购来约束生产能力的过度扩张并淘汰部分以落后工艺技术所支撑的生产能力,以缓解矛盾;要么通过金融危机来强行消灭部分生产能力,并大规模集中淘汰过时陈旧的技术,为下一轮技术创新创造条件。显然,前者只能治表、但社会成本很小,后者调整力度很大、社会成本高昂。可见,金融危机是强制性地缓解经济矛盾的一种方式。
正因如此,尽管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化为全球金融危机,具有了广泛而严重的全球影响,是在各国经济联系不断加强、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一国的经济矛盾向其他国家转嫁和扩展的结果,但把全球金融危机归因于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却是站不住脚的。全球化只是使金融危机具有了新的表现形式,但全球化和对外开放并不是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如果没有经济全球化,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当然不会发生全球金融危机,也不会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冲击。但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表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深化,社会总资源的配置必然要通过世界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跨越国家的界限,市场经济日益具有国际性,国际贸易不断扩大,跨国投资不断增加,包括银行贷款、票据融资和债券发行在内的国际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全球化促进了国际分工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加速了商品、资金、信息和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加快了知识和技术传播与扩散的速度,密切了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提高了全世界资源配置的效率,导致了社会财富的日益增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它们更多地获得资金尤其是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加快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有利于它们更好地利用自身优势,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有利于它们更快地得到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发挥后发优势,实现技术跨越。对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如能加以正确引导和驾驭,可以促进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社会的稳定。因此,尽管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在本质上是资本的全球化,但经济全球化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光明未来。我国也是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主要受益者。
不仅把全球金融危机归因于经济全球化是错误的,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排斥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也是没有出路的。排斥对外开放,可以规避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同时也必然阻碍发展,陷入落后与贫穷。只有完善对外开放管理体系,建立有效管理全球化经济的制度体系,才能最大限度减少金融危机的冲击;各国只有在加强国际协调合作中,协同行动,避免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维持多边贸易规则的正常运行,才能尽快恢复国际贸易的活力,避免包括出口需求在内的社会总需求深度下滑,早日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
二、保增长与保就业、发展加工贸易的关系
在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出口需求下滑,贸易保护主义可能抬头,我国出口由人世后2002~2007年年均增长27.5%下降到一位数的增长甚至零增长,而目前为出口进行生产的劳动力已经超过1亿人,就业竞争更加激烈,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企业大量撤离、关闭,内地也有一些企业开始裁员,失业压力不断上升。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显示,2008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但这并未包括城镇未登记失业的情况,更没有反映农民失业情况。前不久,由农业部组织的抽样调查中,根据农民工输出较多的15个省、150个村的情况看,全国外出打工的1.3亿农民工中,返乡率38.5%,60.4%是正常的春节探亲,39.6%失业回乡,失业比例15.3%,有2000多万人。金融危机不仅使大量农民工失业,加剧农村失业问题,而且许多城镇的企业在收缩业务、调整职能部门中裁员,城市的失业问题也同样在加剧。在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的过程中,保就业理应成为社会最关心的问题,也应该成为政府干预的首选目标。
保增长应该作为增加就业机会的手段,而增长本身不是目的。一般而言,通过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可以提供一些就业机会。奥肯定率描述了经济增长与失业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经济增长率提高可以降低失业率,但“奥肯定率悖论”也比比皆是,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的现象并不鲜见。这是因为: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同样的投资对就业的需求就不一样,资本有机构成越高,对劳动力的需求越少;资本有机构成越低,对劳动力需求越大。如果经济增长主要是由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增长拉动的,增长对就业的贡献就小。伴随着社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会产生挤出就业的效果,如果挤出就业大于新增就业,不仅不会增加就业,反而会在经济增长中伴随失业率上升。另外,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增加反映为增长,但在经济危机、企业库存超出正常水平的情况下,投资、消费和出口增加往往是企业消化库存、库存下降的过程,企业不会马上增加雇员。
为了降低失业率,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不仅要保增长,更应该考虑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严重冲击的条件下,要放弃理想主义的主张——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附加值低,限制其发展,人为增加其成本、降低其利润率,逼迫其转型,而应该帮助其度过难关,在财税、金融信贷政策上继续给予支持,以保持或增加就业;应该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资本技术构成较低,同量资本如果投资于若干中小企业,会比投资于资本技术构成高的大企业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应该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民营经济的经营目标单一化——追求收益最大化,在劳动力价格便宜的条件下,它会选择使用劳动力替代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对就业贡献更大。还应该运用财政税收、信贷政策等,帮助返乡农民工创业,帮助城镇失业者创业;鼓励企业缩短工时、减少裁员。
从长期看,一方面,中国每年还有约600~700万的农民从土地上走出来进入非农产业就业,形成庞大的、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的供给,这一过程至少还要持续十到十五年,即务农劳动力仅需1.8亿左右,上亿农民需要转移出来。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过程没有结束之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基础就不会改变,人为排斥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政策就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在我国工业化加速发展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企业竞争加剧、市场集中度提高、社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企业的兼并、重组,以及技术进步,又会不断挤出就业。在我国大部分产业还没有形成企业适度规模经营和适当集中的市场结构的情况下,失业问题就构成我国的长期问题。因此,在经济发展中寻求降低失业率,应该成为我国的长期战略性课题。
三、扩大内需与扩大外需的关系
受金融危机影响,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放慢,甚至出现下滑。据IMF1月28日的预测,2009年全球经济仅能增长0.5%。发达国家下降2%,其中,美国下降1.6%,德国下降2.5%,日本下降2.6%,法国下降1.9%,英国下降3.1%。唯一增长的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增长速度降为3.3%。全球将会出现5100万人失业。
由于全球经济增长下滑,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欧盟、美国、日本经济衰退,全球失业上升,海外市场需求明显下降,全球贸易增长放缓,我国的出口增速迅速回落。在我国出口依存度已经超过35%的情况下,出口增速下滑使出口对社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吸收就业的能力减弱,加剧国内经济困难。为了弥补外需下滑,扩大内需是不可或缺的选择。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
内需包括国内投资需求和居民最终消费需求两个方面。增加投资可以扩大内需,但投资的增长必须与最终有效需求相适应,否则,又会造成投资过剩。因此,扩大内需的根本在于扩大国内居民的最终有效需求。而居民最终有效需求的增长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居民支付能力提高,二是需求意愿提高。居民的支付能力和购买力提高了,又愿意花钱消费,消费需求才能增加。要提高居民支付能力,就必须增加居民的税后可支配收入;要提高居民的需求意愿,就必须减轻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改善居民的风险预期,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扩大居民有效需求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效果,2008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增长8.4%、8.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比上年同期增加4.8个百分点。但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预期普遍不乐观,2008年人民币存款增幅快速上升,居民储蓄存款增加4.63万亿元,与2007年相比增长4倍。而居民储蓄存款快速上升蕴含着潜在消费转冷的压力。改善居民的风险预期困难不小,仍需政府长期努力。
[关键词]金融危机 全球性失衡 大衰退 马克思 明斯基
引言
在整合马克思和明斯基的两种理论的基础上，本文揭示大衰退发生的根源并质疑当前主流学说。马克思反对将危机归结于金融投机或个人理性的缺失。他认为投机、恐慌可能只是危机的诱因而不是危机的根源，真正的根源存在于实体经济之中。但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源自货币的固有属性，作为一般等价物，货币经济使买卖行为在时空上分离。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源于以货币增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系统危及社会化大生产，因此，资本主义危机通常表现为货币或流动性短缺的金融危机。
明斯基也反对将金融不稳定性归因于个人决策错误。他认为在一个资产私有化的复杂金融结构中，经历长期的繁荣之后，金融结构有从对冲性融资到投机性融资甚至庞式融资发展的趋势，金融结构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并最终危害实体经济。
马克思与明斯基的理论在概念范畴上是有差异的，马克思把货币视为价值的社会表现形式，价值量是由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马克思强调，货币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层矛盾以一种明显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矛盾不是由货币创造的，而且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基于凯恩斯的原创思想，明斯基否认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性，将金融不稳定性归因于资本主义系统的内在属性，认为金融会抑制生产，脱离生产和破坏实体经济的运行机制。然而，如果对金融系统进行控制和调整，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一些根本弊端就会得到有效的克服。他尤其强调，可以通过“大政府”和“大银行”来遏制经济危机。
今天，美国生产资本的外部扩张同内部的金融化相连，改变了美国经济的深层次结构，极大地削弱了美国经济的稳定性。
一、马克思论货币、过度积累和危机
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追溯到商品的内部矛盾：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货币的存在使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能够在时空上分离。作为一种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是由货币生产经济和金融系统构成的不稳定的辩证统一体。货币二重性（价值尺度与流通媒介）奠定了一种基本矛盾，即作为社会劳动价值化身的基础货币与作为债务支付手段的信用货币及金融系统之间的矛盾。金融系统拥有信用货币的再创造能力，并且不断试图从基础货币中分离出来。从经验上讲，这是一种超越社会产品价值的信用生产过剩的形式，其程度有时会非常大。但是，信用与金融又不可能完全分离。基于简单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原理，复杂的信用与金融系统建立在基础货币之上，所以信用货币如果不能被社会劳动产品所验证，就仍然是一种幻觉，这个事实只有在危机中才能充分展现出来。
银行系统——货币形式的制度性组织——表现出并且放大了商品的内在矛盾以及生产关系的矛盾。毫无疑问，前者经常是危机的中心。在一个基于信用货币的生产系统中，对信用流量的任何重大破坏都注定会诱导一场危机。乍看起来，所有危机呈现出来的仅仅是信用以及货币的危机，但是这可能仅是表面现象，因为货币恐慌经常先于商业危机和产业危机出现。在商业危机中，商品形式的资本丧失了其转化为货币资本的功能。虽然危机是由生产过剩导致的，但其根源位于流通领域之外。商品生产过剩是资本生产过剩（过度积累）的征兆，资本盈余的形成又与使用资本的环境相联系。危机还有可能是由没有实现产品的交换引起的，原因是缺乏“货币”。然而，真正缺乏的是“货币”，而不是流通的媒介物。货币作为人类劳动的具体化，其自身拥有价值。在危机中，“替代物”不会起任何作用，货币必须是一般等价物，是剩余价值，只有这样，现成的商品交换才能完成。
二、明斯基论金融不稳定性
明斯基认为标准的新古典综合理论存在两个重要的缺陷：第一，没有将货币与资产融入到经济分析中；第二，不能对金融不稳定性作出合理的解释。明斯基的理论是对后凯恩斯经济学的演变。在明斯基的理论中，投资需求是由对资本存量与外部融资成本的估值以及投资产出的供给价格共同决定的，资产价值的下跌会导致投资需求的下降。明斯基将资产价格的下跌及投资的波动归因于债务结构和金融系统。在他看来，经济个体的收入——债务关系分为三类：对冲性融资、投机性融资以及庞式融资。对冲性融资在债务人的债务结构中所占比例最大，即债务人从融资中所获得的现金流（利润）能够覆盖利息和本金。投机性融资中债务人只能偿还利息而不能偿还本金。庞式融资所生成的现金流既覆盖不了利息也覆盖不了本金，债务人需要再借新债来履行支付承诺，但如果他们不能借来新债，就只能出售资产来偿还债务。将对冲性、投机性以及庞式融资在不同阶段进行特殊组合，反映出经济的历史性发展并且改变了人们的长期预期。随着投机性融资以及庞式融资在总负债中所占比例的上升，经济也对利率以及资产价格的变动更加敏感，不稳定性也随即产生。一旦债务人的融资链断裂而失去偿债能力，经济中就会出现一系列“杠杆效应”，其结果是资产价值的大幅下跌。
凯恩斯认为他的政策建议会使经济中不再出现寻租者以及低能投资者，而明斯基却对此持怀疑态度。明斯基对永久潜伏在这种寻租驱动经济中的危机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所提出的核心问题就是另外一场大萧条是否会发生。
金融系统的内在属性导致了不同程度的周期性衰退。在一场深度衰退中，起初的收入下降或特殊资产价值下跌会引发资产价值的整体下跌，这导致了经济个体间的债务拖欠。在一场中等衰退中，价格紧缩会被限制在特定的资产中，这就避免了一系列效应。衰退的类型又由金融结构的特殊性所决定，其中包括经济个体、金融媒介以及特殊政府机构例如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以及联邦住房授权公司所拥有的资产与债务。后者预先假定政府会通过增加赤字以及货币供给来降低衰退带来的损失。所以，金融的脆弱性不仅包括对冲性、投机性以及庞式融资在债务结构中所占的相对比例，还包括权威机构对经济个体进行短期再融资的意愿和在市场发展缓慢中维持总利润与工资水平的能力。
明斯基将利润水平的维持视为避免金融危机的关键因素。他建议要以“大政府”与“大银行”为中心——两种在危机中稳定利润水平不可或缺的部门——来避免另一场大萧条。具体做法是，首先将反周期性支出作为预算结构的固有特征，并通过自由选择加以补充；其次通过低利率政策以及通过美联储的“最终贷款人”功能进行调控。衰退是经济周期中一种固有的且不可避免的过程，然而，只要“大政府”以及“大银行”发挥其功能，危机的程度就可以得到控制。
三、美国金融危机的国内和国际根源
此次大衰退是由金融危机引发的，而金融危机又源于美国巨大的房地产泡沫。1992—2006年间，美国居民投资以及住房建设经历了战后长期快速的增长阶段，住房价格以及成交量更是不断突破历史记录。2000年至2006年间，住房平均价格大体翻了一番。美国标普10城市房价指数在2000年1月徘徊在100.74点，而在2009年5月达到226.8点的峰值。2003年至2006年间，美国每年平均销售115.6万套新增住房。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70、80和90年代，美国每年新增住房平均销售量分别为655200、609000以及698309套。乍看之下，美国房地产危机的发生过程与明斯基对危机的解释不谋而合，投资需求是由预期投资收益与外部融资成本共同决定的。社会对住房价格持续攀升的预期推动了借贷以及居民投资的发展。经济的证券化以及多种金融工具的使用扩大了次级抵押市场，进一步推动了住房的供给与需求。信贷扩张以及信贷环境的宽松哄抬了房价，并且推动了金融创新的发展以及杠杆工具的使用，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经济的膨胀。
然而，明斯基仅仅抓住了危机的表面现象，没有解释危机的深层根源。他的核心观点是：金融不稳定性是内生的，在金融系统的内在运行之中不仅会产生金融危机，还会产生实体危机。明斯基认为美国历次深层次的衰退都伴随着金融危机，然而，在近期历史中，金融危机并没有造成深层的衰退。在描述金融行为的巨大变化以及金融系统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方面，明斯基的理论是非常模糊的。他认为，经济周期的最初阶段表现为金融稳定以及相对“平静”阶段。随着利润的提高，公司开始通过借款增加投资以进一步提升利润。最后，借款风险加大与债务的扩大逐渐超过了收入/利润的增长，改变了经济个体的债务结构。明斯基认为银行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金融中介的作用。在他看来，银行是追求利润的投机性企业，它不仅表现出投机性融资的特征，同时还作为其他机构进行投机性融资的连接枢纽。一方面，银行资产的到期时间（展期贷款）通常长于银行其他债务，这对银行产生了一个再融资成本，推动了银行的“投机”行为；另一方面，为了扩大市场份额，银行鼓励其他经济个体将短期债务替换成长期债务。然而对银行来说，以一个可以维持利润的成本来获取资金是必需的，金融创新又可以进一步提高利润，例如，金融创新可以增加货币的周转率，这不仅可以确保给定数额货币的流通，还不会改变利率。
明斯基对经济周期的解释受到两方面的质疑。首先，在资本主义经济存在“长久性失衡”的背景下，明斯基并未对平稳阶段出现的原因作出合理解释。除了将其理解为投资者的“乐观主义”以及“盲目自信”外，膨胀以及金融不稳定性的根源尚未明确。其次，金融不稳定性假说是基于经济个体行为的微观分析，即个体企业在经济周期过程中不断增加他们的债务以及提高杠杆比率。然而，杠杆比率在经济扩张过程中一定会提升并不符合经济规律，实证研究也并不支持这种观点。任何有关融资模式以及总体债务水平的研究都应该涉及中央银行的利率政策以及政府的债务与赤字，对于金融系统来说，这两个因素是外生的，但对其运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许多评论家将大衰退的主要根源归结于格林斯潘时期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这种对衰退的解释仍然具有局限性。2001年1月至2002年1月间，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以及贴现率从6%降到了1.25%，并且在一年内维持这一水平。格林斯潘因其对利率的灵活调控在任期内饱受称赞。然而在房地产危机后，人们普遍指责是格林斯潘时期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以及金融创新带动了多重信贷，从而创造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然而，房地产泡沫的根源并不仅在于金融部门与国内政策的失误，还与美国的国际资本积累体系有很大关系。
美国房地产泡沫时期，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降低了贷款准入门槛。但是，银根的松动并不能完全归因于格林斯潘的低利率政策，这主要是因为：
首先，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经历了深层的结构性变化，这导致了80年代早期“货币管理资本主义”的出现（一种被称为“金融化”的过程）。制造业的衰落和从60年代起海外竞争的加剧，连同美元的核心货币地位（因为它拥有兑换黄金的特权），共同推动了美国企业生产外包的浪潮。在美国国内，大批量生产开始减少，经济朝以服务业为基础转型，这些共同改变了工作与工资的关系。职业保护的消失在增加了低收益工作的同时还带来了经济风险。企业持续将生产外包给低工资国家以及国内工人工资增长的停滞，使得国内高水平的个人消费只能依赖于信贷的扩张。个人信贷门槛的降低缓解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换句话说，低息贷款已经成为美国的“新型经济”增长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其次，一些边缘国家出口带来的收入很大一部分用于投资美国国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外汇储备的膨胀与美国消费者债务的膨胀具有深层次联系。在格林斯潘时期（以及近来的伯兰克时期），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很大程度依赖于边缘国家工人的努力工作、外向型政策以及中心国家银行与机构投资者的金融运作。有证据显示，大量国外资本投资美国国债会持续抑制一些关键国债债种的利率，例如美国10年国库券的利率。进一步讲，政府公债的国外需求、担保债券凭证以及与房地产相关的金融衍生品使美国经济证券化进程空前高涨。
明斯基认为美国经济的证券化是与金融的全球化过程结合在一起的，他还预言全球化金融融合很可能是资本主义扩张在下一阶段的主要特征，这就为金融的不稳定与国际间债务的萎缩埋下了伏笔。然而，明斯基并没有认识到全球金融系统和全球生产系统在资本积累日趋不平衡中存在共生关系。马克思在150年前就已经意识到全球市场的形成来源于资本的概念本身。因此，马克思观点的一个显著优点就是他可以用资本主义生产全球化来解释当前危机发生的根源。
马克思生活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那时候资本的国际化还仅仅局限于商品资本的转移（国际贸易）。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阶段，经济全球化扩大了货币资本的转移。二战后，生产资本的全球化带来了劳动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分工，70年代的深层结构性危机又加速了这一过程。资本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对危机起到缓解作用：一是国内以及全球劳动过程的重组，二是生产与交换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重建。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本文将强调边缘国家外向型经济中的工业化与中心国家经济金融化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引发争议的美国金融化过程不能同美国生产资本的外部扩张相分离，其有机联系以及相互之间的作用共同加强了两者之间的反馈效应。
在战后的几十年中，边缘国家逐渐参与到国际“商品链”、“价值链”以及全球生产网络之中，打破了全球经济力量的平衡。中心国家通过资本有效控制劳动的能力严重下降。然而，在边缘国家也出现了过度积累现象，它们对外向型经济的依赖还加剧了全球制造业产能过剩，挤压了全球商品价格与利润。例如，在经历了数十年的过度投资之后，作为边缘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典范以及全球制造业加工车间的典范，中国已经陷入到巨大的产能过剩压力之中。在这种环境下，公司的盈利能力必须通过加大劳动的强度以及挤压工资来维持。因此，在许多国家，劳动收入占GDP的份额大体在55%到65%之间波动，而在中国，该份额从1996年的54%下降到2007年的40%。边缘国家在获取超额利润的过程中经常伴随着中心国家跨国公司的直接参与，这一进程推动了跨国公司的金融化，这种特征在美国最为明显。9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两类连续产生的资产泡沫（网络泡沫与房地产泡沫），这中间还夹杂着巨大的信贷驱动消费泡沫。美国的经济金融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表现在许多不同方面，如全球金融市场的融合、机构投资者地位以及股东价值的日益提高，还有寻租者收入在GDP中所占比例的增加。
明斯基对“货币资本主义”的理解侧重于研究寻租者收入在GDP中所占比例，在明斯基的分析中，美国经济金融化可以理解为是从企业获取生产利润到寻租阶层获取金融利润的再定位过程。后者凭借与金融部门的特殊联系，通过发放贷款来获取收益。金融化的延伸不仅与金融部门规模的扩大有关，还与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投资紧密相连。很多研究表明，在美国，所谓的“非金融部门的金融化过程”直接导致了资本投资率降低以及资本积累速度放慢。这种趋势与一种全球化生产相联系，其特征是一些低工资国家专注于劳动密集型生产过程，例如中国。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从1998年的569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2663亿美元，2009年需求的降低使其减少为2268亿美元，在美国总贸易逆差（5036亿美元）中占45%。在2010年，该数字重新回到273l亿美元，其增长率在2011年第一季度继续攀升。据中国官方统计，美国在中国的跨国公司贡献了中国对美国出口的60%。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美国跨国公司推动了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并从中获取附加利润。生产成本的下降使美国的重要企业在没有提高产品价格的前提下，保持甚至提高了成本加成和利润率。这一点对国内经济至关重要：首先，在进口商品价格没有提高的前提下，美国实际收入的停滞不能抑制进口商品消费的增加；其次，进口商品在消费中占有很大比例可以稳定国内物价水平；最后，生产的外包促进了公司利润的膨胀，在提高股东价值的同时还提高了国内收入水平以及扩大了就业。
世界经济复苏的模式已经表明，边缘国家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具有重要意义。在2009年的全球经济低迷中，全球总对外直接投资（FDI）流入为1.114万亿美元，下降了37%，流出为1.101万亿美元，下降了43%。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流入发展中国家FDI下降了27%，比流入发达国家的FDI44%的下降幅度要小很多。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全球FDI流入中所占比例持续上升，而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这些国家现在吸收了全球一半的FDI流入，同时中国在美国之后成为了世界第二大FDI接受国。还需要着重强调的是，这种生产的全球化并没有影响全球范围内生产与交换条件的平等性，而是加深了其差异化，因为这种资本的国际化使工业并不局限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内部，而是扩展到了全球范围。
总之，生产的全球化同美国经济金融化的联系表现在两方面：首先，美国跨国公司在生产外包与金融运作中获取了巨大利润，这种商业模式导致贸易逆差的扩大与金融资产的增值；其次，边缘国家出口所得收入很大一部分投资于美国国债，间接拉动了美国国内的消费，扩大了居民信贷支出并提升了资产价格。这两方面通过金融市场与中间商相联系，共同构成了美国的信贷运行机制以及债务体系。流动性的缺乏使美国经常性项目账户赤字在2006年达到了8035亿美元的历史高峰。所以，大衰退的根源并不是美国债务泡沫的破灭，而是全球经济发展与资本积累的不平衡。
四、“它”是否会重现：从投资的
社会化到资本的社会化
学术界对明斯基理论在当前金融危机中的解释能力提出了质疑。当今美国经济的全球化以及金融化过程已经同明斯基理论中所描述的情形背道而驰，在后者中，投资需求是公司利润的决定因素，而公司利润又用于再投资。银行贷款主要出现在商业中并且服务于同金融相关的活动。金融投机行为通过哄抬资产价格并使其超出公司未来利润的承受能力而影响经济。这些观点可以解释住房泡沫的供给方，却不能解释其需求方。因为如果没有作为“投机者”的普通家庭，那么住房泡沫也达不到如此庞大的规模。明斯基’认为工资收入与消费之间的联系在战后被严重削弱，同时他还认为普通家庭的超前消费与住房贷款是典型的对冲性融资。显然，明斯基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家庭已经逐渐开始用投机性融资以及庞式融资进行消费以及购房，而所支付的价格却超出了未来收入的承受能力。在美国经济金融化加深的背景下，明斯基将商业投资作为利润主要来源的观点已经很难解释过去10年的现实。美国居民建设的净投资率从60年代就开始保持停滞或者下降趋势，而在上世纪90年代末才得到短暂缓解，在此期间，利润率也同净投资率一同下降，尤其是在过去10年中，公司利润逐渐开始由政府以及居民债务来维持。事实上，在过去30年间，银行以及金融服务的巨大变化使人们对私人债务的上升习以为常。许多大公司对市场金融化的重新定位刺激了商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中介开始直接从私人劳动收入中获取金融利润。这种过度金融化使得金融不稳定性的大小、范围以及强度同时增加，并且对经济的威胁现在已经永久性地潜伏在其中，而此时政府的应对策略是加大财政支出。所以令人质疑的是，不断加深的政府“庞式化”可以在多大范围内以及用多长时间抵消掉私人经济的“庞式化”。
这一疑问引发了对明斯基理论的第二个也是最大的质疑，即其放大了政府债务和货币政策在消除经济弊端中的作用。依据明斯基的理论，经济周期中包含了投机性膨胀的根源，而这种投机性膨胀会吸收闲置的流动性以及将金融系统推向萧条之中。私营经济债务结构的转换伴随着“最终流动性”（资产拥有固定价值且没有违约风险，包括国库通货、硬币以及最重要的“政府基金以外的国内政府债务”）的收缩。因此，化解一场危机需要增加最终流动性或者可以“杠杆化”的政府债务（作为借款的担保），以防止资产价格、利润以及投资的崩盘。自从2007年衰退以来，大政府以及大银行通过财政政策发挥了最大限度的作用，如对大量濒临破产企业的紧急救助，两次量化宽松，对于不良抵押债券的回购以及对会计准则的放宽，这些都旨在阻止资产价值下跌以及使公司重获利润。2009年夏季，据一项研究估计，政府支出、借出以及赞助的总数已经达到12.8万亿美元，而据另一项研究认为，该数额已经达到23.7万亿美元。政府支出帮助大企业重获利润，但是并没有遏制公司丧失抵押赎回权的趋势，也没有降低失业。股票市场虽然开始复苏，但是并没有达到先前的高度。除了高失业率外，政府支出对复苏房地产市场的效果也并不明显。政府主导的项目，例如放宽贷款条件以及对买房者实施税收抵免，并没有推动房地产市场的复兴。美国标普20城市房价指数显示，2011年2月经过季节调整的房价比2006年4月的峰值低31%。公司对抵押赎回权的丧失将会给未来住房价格带来更多挑战。
政府的危机管理政策实际上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资产价值的下跌以及维持公司利润。然而，与明斯基（还有其他学者）的观点相反，维持公司利润并不必然稳定工资水平与就业水平。公司在危机中的行为更多地验证了马克思的预期，即公司更倾向于通过削减工资以及解雇工人来平静地度过危机。在2009年，劳动生产率增加了3.5%，并且单位劳动成本降低了1.6%，这是6年以来的最高值。同时，总工资议案在2008年与2009年间削减了2500亿美元。马克思将危机作为资本解决其自身矛盾的途径，而且这种观点基于财政部门以及货币部门的资本管理政策的合力之上。虽然资本管理政策可以通过统一财力的方法“成功地”将美国的金融巨头以及大商业集团凝聚起来，但是并没有证据显示这种“成功”可以维持国家未来的金融以及社会的稳定。
明斯基的理论大多数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战后前30年的先进资本主义阶段，即所谓的资本主义标准化生产阶段。这一阶段随后被归纳为制定经济政策的一般基础。因此，明斯基自始至终都在重复中心资本主义国家在50年内不会出现类似于1929年到1933年那样的大萧条，因为有“大政府”的存在，利润流就不会彻底断裂，资产价格就不会崩盘。稳定利润意味着稳定投资产出与就业。但是，这些政策已经不能像早些阶段一样发挥作用，因为美国潜在的结构条件已经改变，且与先前最大的不同是，战后资本积累的深层次结构依赖于更大的生产性基础，而这已经不复存在了。
明斯基认为，非金融企业依赖于“外部融资来促进资本经济的长期发展”构成了金融不稳定性的关键来源。这为政府干预提供了一种重要依据，大政府可以通过稳定总利润水平来维护金融稳定性。但是有证据显示，近来大公司的投资决策并没有受限于外部融资的高成本，而且公司本可以合理使用其自有资金进行投资，但是它们并没这样做。1980年到2004年间，美国工业企业的平均资产变现率提高了129%，这导致了平均净负债的下降，并在2004年变成负值。大公司的现金高持有率已经同其资本支出呈现负相关关系，而目前形势并没有好转。一些大企业收入的很大比例来源于海外，并且持有大量的现金。然而这些公司没有将资金用于扩大或者改善国内资本基数，而是选择将其贮藏起来或者分发股利与收购本公司股票。这种“离岸金融化连锁”效应使非金融部门在2008年危机后恢复经济发展的能力降低。这就是通过稳定金融资产价格的方法来稳定公司利润并不能促进国内就业以及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
鉴于以上分析，对明斯基理论的最终质疑涉及稳定金融的社会含义。凯恩斯指出，资本主义体系存在两大主要缺陷：一是资本主义不能长期维持充分就业以及“财富与收入分配不均”；二是有效需求不足。明斯基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凯恩斯观点的继承，他致力于同时维持资本主义体系与金融系统的稳定。明斯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可能存在不平等与低效率。但是，这些缺陷如贫困、权利分配不均以及低效率的垄断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与生俱来的，同时并没有科学规律以及历史经验表明，一种经济秩序必须存在评价效率与平等的标准。然而明斯基的观点有一个问题：稳定金融系统的过程会加剧社会不平等与低效率。明斯基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抑制金融的社会缺陷。他承认政府干预可以有效阻止萧条进一步加剧，却不能维持就业、经济增长以及价格的稳定。经济会陷入极端萧条与极端膨胀的恶性循环之中。缓解危机的行为会带来通货膨胀，而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又会引发危机与萧条。但是如果资本主义体系永久徘徊在萧条与膨胀的过程中会产生不平等与低效率的话，那么人们就应该仔细考虑维持这种体系的收益是否超出了这一努力的社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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