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10 10:17:16
导语：在考古学常识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肌钙蛋白；参考值；健康人群；西固地区
肌钙蛋白由肌钙蛋白I、T、C三种亚基构成,文献报道在心肌损伤的生化指标中心肌肌钙蛋白（cTn-I）明显升高[1-3]。我科于2007年8月将该项目的测试用于临床,经过两年多的观察，发现测试结果阳性率过高。为了了解本地区健康人群的肌钙蛋白cTn-I浓度,我们检测了1800名健康人的血清样品以及560份患者血清样品,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正常人群来源为本公司体检人员，经询问病史、体检、心电图、X线胸透等检查无异常者。年龄为20~80岁，共计男性950人，女性850人。病例组为本院住院患者，共560例。
1.2仪器与试剂
1.2.1仪器 采用日本生产的TBA12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1.2.2试剂 采用太原川至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生产的胶乳增强免疫比浊定量测定所用的测定试剂盒。
1.3方法
1.3.1标本采集正常人群抽取空腹静脉血2ml送检。
1.3.2标本测定在TBA-120全自动生化仪上机按试剂说明书要求测定；采用免疫增强比浊法进行测试，测定按盒内说明书严格操作。
2结果
2.1正常人群肌钙蛋白参考值范围的计算根据各年龄组肌钙蛋白均值结果（见表1）计算，20~78岁年龄段正常人群的肌钙蛋白均值(x)为1.072 ng/ml，标准差(s)为0.936，采用标准差单侧值计算法取肌钙蛋白单侧的95为上限，得出肌钙蛋白正常参考值上限值为2.61ng/ml。
2.2肌钙蛋白的参数在不同性别中的比较男女性结果经t检验，P＞0.05。两者无显著性差异(见表2)。
2.3肌钙蛋白的参数在正常人群组与住院患者组间的比较正常人群组分别与AMI组、心血管疾病组进行t检验，P
3讨论
3.1临床反映的肌钙蛋白出现阳性率过高的现象确有存在，这是由于地区差异导致各个实验室的参考值有所不同而造成的。肌钙蛋白上限的全国平均水平为1.71 ng/ml，本资料结果显示，西固地区的肌钙蛋白正常参考值（≤2.61ng/ml）较全国平均水平偏高，不同性别间差异亦无显著性。
根据上述结果，采用标准差单侧值计算法，得出西固地区正常人群的参考值上限为2.61 ng/ml,据此建议将≤上述数值作为参数的正常参考值。
3.2正常人群组与患者组的肌钙蛋白参数经统计学方法处理后,显示有显著性差异,表明本实验所用的肌钙蛋白免疫比浊定量测定方法特异性好,有助于不稳定性心绞痛（UAP）和急性心肌梗塞（AMI）的鉴别诊断。
3.3人心肌肌钙蛋白Ⅰ(cardiac troponin I,cTnI)被定为诊断心肌损伤的确定标志物,具有特异性好、灵敏度高的优点.但由于它在人血清中不稳定、极易被降解和存在形式多样等诸多因素,不同试剂盒对同一份标本的测定结果也会出现显著差异，本实验室采用国产试剂盒，得出的肌钙蛋白的正常参考值较全国水平偏高。一方面是由于地域差异，西固地区集中了电厂，炼油化工企业，铝厂等环境污染单位，是导致地域差异明显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还应该考虑所选试剂盒的因素。建议在实验数据搜集的过程中，由于该实验所选的国产试剂盒稳定性不好，结果易出现假阳性，所以建议每日监测肌钙蛋白的质控值，以便及时校准。建立本实验室肌钙蛋白的参考范围为临床判断心肌损伤,特别是诊断AMI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参考文献：
[1]杨振华，潘柏中，许俊堂.中华医学会检验学会文件，心肌损伤标志物的应用准则［J］.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02，3：185-189.
[关键词]：出土钱币 断代 社会现实 文化交流
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论是考古学界还是钱币学界，对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研究都不多，尚无专文论及。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甚多，但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
考古学断代的方法在史前和历史时期是不同的。历史时期考古学断代方法，除各时期考古通用之类型学、地层学外，还特别注重文字材料，如简牍、铭文、碑志等等。在我国，钱币用于考古断代，仅适用于历史时期。历史上的钱币均有各自的时代特征，这是利用钱币进行断代的理论前提。宋代以前，有布币、刀币、半两、五铢、开元通宝等钱币，一般无年号，但各种钱币的行用均有时间范围。如布币、刀币行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蚁鼻钱行用于战国时期，半两钱行用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时期。上述钱币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别，均各有其行用时间。如“八铢半两”为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所铸，“四铢半两”为汉文帝前元五年(前175年)所铸。其他如货泉、大泉五十等新莽钱币、蜀汉直百五铢、南朝宋孝建、景和等钱币，均有较明确的行用时间，不必一一列举。五铢钱，始铸于西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废止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是中国古代行用时间最长的货币，历时七百多年，被誉为“长寿钱”。经学界各代达人的努力，五铢钱的断代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其中尤值一提的是蒋若是先生《洛阳烧沟汉墓》一书。蒋氏利用大量的汉墓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将汉代五铢钱分成五型。虽然其中某些细节尚可商榷，但其基本结论经半世纪的考验，仍无大谬，受到学界的高度赞扬。在撰成《洛阳烧沟汉墓》几十年后蒋先生又完成《秦汉钱币研究一书，该书集蒋先生几十年研究秦汉钱币的心得，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外，北京大学吴荣曾先生撰有《五铢钱与墓葬断代》一文，对磨郭钱、五铢小钱的断代进行了深入研究，颇有说服力。今日，两汉五铢的断代已经不存在较大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地方政权并立，因此，货币的发行混乱不堪，多数货币行用不久即颁行新币人们可能认为，这个时期币制如此混乱，断代研究可能会很难，其实恰好相反。原因很简单，每种钱币行用的时间不长，正好更准确的表明了该钱币的所属时间。如梁四柱五铢，钱面上下各有二星，颇具特征。又如南朝宋文帝铸重达八铢之五铢钱，世称“当两五铢”。这些钱币的时代特征明显，于断代十分有利。隋五铢外郭特宽、钱色泛白、“五”字旁有一竖，特征鲜明，易于判别，且行用时间较短，故断代价值较高。“开元通宝”钱也是一种长寿钱，始铸于唐武德四年(621年)，一直作为主币沿用至五代十国时期甚至清代农民政权也曾铸行此钱。唐、五代所行“开元通宝”品种达数十种，其区别主要体现在字形变化上。目前学术界已能大致区别出不同时代之“开元通宝”。
宋代以来，年号钱盛行，往往每次改年号，都要发行新的年号钱，此已为学界常识，不必多言。年号钱的发行为考古断代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使断代能更为精确。仅举一例：广西贺州博物馆2002年在对临贺故城进行维修时，发现一座出土“元丰通宝”的墓葬打破红色砖墙的情况，从而判断出红色墙砖的时代在北宋元丰年间以前。后来再结合文献记载的时期曾对城墙进行过较大工程的情况推测该段城墙为南汉所修。这样的例子在考古工作中屡见不鲜，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出土钱币为历史时期考古断代带来了极大便利，成为考古学断代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二、利用出土钱币进行考古断代时的注意事项
虽然利用出土钱币进行考古断代作用巨大，但在具体操作时有一些注意事项，否则可能得出错误结论。第一要注意的是晚期地层、遗迹、墓葬等单位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从理论上看，晚期单位(地层遗迹、墓葬等)可以包含早期遗物，而早期单位不可能包含晚期遗物。因此，在晚期单位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是不奇怪的，也是常见的。第二要注意的是钱币的行用时间下限。一种钱币的颁行时间是其行用时间的上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其时代下限却难以确定，因为颁行新币后原来的钱币并没有立即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与新币共同流通，有时流通时间还甚长，这在五铢、开元通宝等长寿钱身上体现特别明显。笔者在研究三峡地区秦汉墓时发现：秦半两、汉初榆荚半两、文帝四铢半两等半两钱均沿用至西汉中期，武帝五铢沿用至东汉中期，昭宣五铢沿用至东汉晚期。出人意料的是，新莽的货泉和大泉五十也有沿用至东汉晚期的情况。管维良先生曾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四十批墓葬和窖藏中的出土的钱币进行分析统计。结果如下：三国吴的六批材料中汉五铢钱在所有出土钱币中所占比例最低为33％，最高为100％，绝大多数时候为90％以上。两晋的十六批材料中有十四批出土汉五铢，所占比例最少为33％，最高为100％，有7批。绝大多数为90％以上。南朝5例，分别为100％、8％、100％、95％以上、66％。北齐6例，仅一例出土钱币3枚，其中汉五铢2枚。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统计中，出土钱币较多墓葬中汉五铢的数量均在90％以上，可见，当时流通的主要货币应该是汉五铢，只是到北齐前后，汉代五铢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笔者认为，各种钱币的实际行用时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在上面两种情况下，如果仅仅依靠钱币进行断代就有可能会拔高时代，造成断代失误。为此，须坚持两个原则：其一，在出土不同时代钱币的情况下，应以时代最晚材料作为断代标准；其二，钱币材料要与其他材料，如地层关系、墓葬形制、器物、碑志、铭文等等结合分析。须知，钱币材料仅是断代的一个手段，不是唯一的手段，我们既要重视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但又不能过分夸大。
三、研究社会现实
钱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是财富的象征。在中国古代“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观念支下，不管高下贫富，人们都要往墓中放置一些钱币，这些钱币有的是流通的实用币，也有的是非流通的冥币。从随葬钱币的情况可以窥探当时社会现实，如社会盛衰、贫富分化、丧葬意识等等。
钱币是社会盛衰的一面镜子，但利用出土钱币进行社会盛衰研究，需要较多地依赖历史文献、社会背景来进行研究。因此，本文不打算在这方面多作论述。
墓葬中随葬钱币的多少可以反映社会上贫富分化的程度。以三峡地区秦汉墓为例，西汉早期的11座墓葬中，其中2座没有出土任何钱币，其余9座分别出土5枚、6枚、16枚、58枚、63枚、80枚、87枚、113枚、173枚，共5l4枚，这11座墓平均每座约47枚。西汉武昭时期墓葬共27座，其中没有出土任何钱币的有9座，出土情况不详的有3座，除此以外的15座墓葬，出土钱币最少的是2枚，最多的是1042枚，总数约2200枚，除去不详的3座，其余44座平均约50枚。从上述数据看，各墓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最少的连1枚钱币也没有，最多的达到上千枚。据研究，出土1000余枚钱币的墓葬可能是郡守一级官员或其家人的墓葬。虽然由于保存状况的不同，有的墓葬出土钱币数与实际随葬数有一定差距，但由于纳人统计的墓葬数量较多，上述结论应当还是可信的。
为显示孝道，加上相信人死后还会在另一个世界生活，仍然需要人世间的一切，因此，古人们往往不惜花费巨资，为死去的亲人打造一个类似于生前的世界，即所谓“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汉代是一个崇尚厚葬的时代。西汉时期的《盐铁论》“散不足”篇有云：“古者，不封不树，反虞祭于寝，无坛宇之居，庙堂之位。及其后，则封之，庶人之坟半仞，其高可隐。今富者积土成山，列树成林，台榭连阁，集观增楼。中者祠堂屏阁，垣阙罘恩。”时人王符也指出：“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镂玉，橘梓梗楠，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僭”¨。
一个墓葬是否厚葬，可通过陵墓大小、随葬品多寡精粗等方面体现。钱币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随葬品，也是体现是否厚葬的一面窗口。以洛阳烧沟汉墓为例。该墓地的墓葬全为中小型墓，即便如此，225座墓葬共出土钱币11265枚，平均每墓出土钱币约50枚¨。当然，这只是考古出土的，如考虑到历史上被盗和自然破坏，其数目将更大。为让读者对50枚钱有个明晰的印象，我们可以简单地看看当时人们的赋税和生活状况。西汉的人头税分算赋和口赋两种，前者课于成年人，后者是未成年人。算赋在西汉多时每人120钱，少时为40钱，口赋为23钱。东汉时继承了西汉的算赋和口赋。因此，50钱相当于算赋的41．7%-125％，相当于口赋的2倍多。这个数据应该说是比较多的。
我们再看看当时人们在算赋和口赋下的生活状况。《汉书贡禹传》云：“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困重，至于生子辄杀。”赋税的沉重，引起了人民的赤贫化，进而导致社会极大动荡。每座墓葬同样平均出土50枚钱币的三峡地区情况又是如何呢?东汉晚期三峡地区流行一首谣谚：“狗吠何喧喧，有吏来在门。披衣出门应，府记欲得钱。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尤。旋步顾家中，家中无可与。思往邻家贷，邻人已言匮。钱钱何难得，令我独憔悴。”在活人生活尚且如此困顿的情况下，人们还情愿拿出这么多的钱币来为死人随葬，可见厚葬风气之盛。
四、研究经济文化交流
中国在历史上多数时间都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从未中断。钱币作为支付、贮藏的手段，是贸易时不可或缺之物。因此在中国境内出土了不少外国钱币，如波斯萨珊朝银币、东罗马和阿拉伯的金币以及日本钱币等等，在国外也出土过不少我国古钱币，尤其是唐宋以来的钱币。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异国钱币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出土的异国钱币是研究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一种有效手段。学术界很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较丰硕。如夏鼐先生在上世纪50～70年表了一系列文章，收集统计了当时出土和收藏的波斯萨珊朝银币、阿拉伯金币、东罗马金币等，并对其背景进行了探讨。近年来，康柳硕先生《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拜占庭金币综述》《从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古代外国钱币看丝绸之路上东西方钱币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和罗丰先生的《中国境内发现的东罗马金币》等文章也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前几年出版的戴建兵、王晓岚《中外货币文化交流研究》是这方面研究的一本专著。
国外学者也有不少研究文章，如法国F蒂埃里c莫里森的《简述在中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等。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上述外国钱币在新疆出土最多，这跟文献记载相符合。《隋书》卷24“食货志”记载：“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从新疆到关中的丝绸之路沿线均有外国钱币发现，甚至在洛阳也有部分出土。据夏鼐先生统计，萨珊朝银币在中国已经出土2000枚以上，分属十几位王在位时期，时间跨度从4世纪至8世纪。在国外也有不少中国钱币出土，如日本就曾大量出土中国的五铢钱、货泉以及后代的历朝钱币。有的地方出土数量很大，如宝冢市堂坂遗址出土了10万多枚，而山口市大内遗址出土的则有250公斤。另外在越南、朝鲜等地也曾出土过中国的古钱币，散见于国内外的报道中，此不赘述。利用出土的异国钱币固然是研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但并非唯一手段。笔者认为，中外古代由于受他国影响而铸造出的钱币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例如，古代中国的周边国家，如朝鲜、日本、越南、泰国等国在历史上都曾仿照中国铸造圆形方孔钱。如日本曾仿铸南唐的“唐国通宝”“至道元宝”越南曾仿铸“开元通宝”“元占通宝”“天禧通宝”“至道元宝”“元符通宝”等等。此外，在丝绸之路沿线如新疆、中亚等地出土的一些钱币带有明显的东西方货币文化交融的特点。如：古于阗国铸造的汉二体钱(俗称“和田马钱”)、古龟兹国铸造的汉龟二体钱、回鹘钱、察合台钱币等都属此类。
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学术热点，中国境内出土的外国钱币、国外出土的中国钱币以及能体现相互之间货币文化交流的钱币材料都是有力的历史见证，对它们的深入研究，必将推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古钱币研究正方兴未艾，越来越走向深入，与考古学的结合也日益紧密。
参考文献：
[1]蒋若是．秦汉钱币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97．
【关键词】文学;李杨;旗帜
我们许多人都怀揣着对文学的想象,进入文学的殿堂,瞻仰文学展示给我们的境相。又有许多人为着这样的梦想,进而走近对文学的研究。抱着这样理想的人大多心里都有一个关于“纯文学”的梦想,我们都曾为张爱玲的那一个“苍凉的手势”而思绪缠绕;为沈从文的那一座“湘西神庙”而牵动我们文学的向往;钱钟书的“围城”也让我们结结实实体验了一把学者的幽默。晚近,个人化写作为文学竖起私人空间,先锋新写实新历史新生代……,接连着我们的文学想象。
我们一直以为文学有自己的“自性”,它思想的统一性与永恒本性永远不会随时代的改变而改变。我们骄傲于我们每个人都各自有对文学的悟性,我们钟情、品读的文学想当然的与众不同。在我们的头脑中一直都把“知识”与“思想”独立于社会,唯有它们是远离“政治”与“历史”的。我们以为“纯文学”是我们一个不朽的梦,于是我们就用“纯文学”构起了我们的精神象牙塔。
李杨受福柯“知识考古学”、“知识谱系学”的启发,来发现文学史写作中的权利(即“现代性”)与知识的关系。他的发现让我们震惊,颠覆了我们以往关于此的知识结构。我们传统的文学批评几乎大部分的批评家都把“印象批评”作为一贯的批评原则,并视为我们批评的圭臬,但是李杨认为这种“印象”已不是我们意识当中的“印象”。这些“印象”同我们一贯自命自己的审美体验和个体的独特个性一道,其实与我们的知识层垒与个人的经历有脱不了的干系。李杨帮我们完成了我们那副神秘负累的解构。我们常常会遇到对你价值视野范围外的知识的价值考量,经常的一个感触是,事后回想如果我们用正面眼光去看,也许会发现它们同样独闪异彩,这常常让我们疑惑。这里知识考古学为我们提供了答案,“我们对文学的每一次诠释都是试图关闭一个有无穷无尽生产能力的源泉。”“要真正化解这种冲突,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立场与信仰历史化和知识化。”同样我们也不应该以价值论的方法界定“文学”,而应该代之以历史的方法考察“文学”,将“文学”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加以审视。我们有时也会疑惑经典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原因?李杨告诉我们要做的是“去经典化”,“本无所谓‘真正’伟大或‘真正’如何的文学。”“知识考古学”启迪我们不要再纠缠于肯定或否定某种价值度量,去追寻现象背后的发生机制,这是其产生的意义。
像我们把“五四”作为中国新文学兴起的标志,那是审美文学的正宗,以致 “十七年文学”、“文学”被认为是对“五四传统”的“离开”,而到了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则认作是对中断的五四文学传统的“接续”,是“回到了五四”。这些曾是被我们文学史一致认同的说法,但李杨把这一切都归入“现代性”的的范畴来看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提法都无所谓它们所指的意义。文学史再不是我们想象中对文学审美事实的陈述,文学史的出现同历史一样,有着与意识形态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文学史同样参加了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构建,是社会建构的一种。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重写文学史”的本意在于“使之(现代文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用“现代性”的知识看待这一现象时,那么“重写文学史”原来的构想无疑是“幻灭”了的。连我们最公认的左翼文学仅有收获,成就 “世纪良心”的巴金《随想录》,经过李杨的现代性“再解读”,巴金的“忏悔”就成了没有真正认识的“嗫嚅”。关于文学史写作中的几个关键词:“文学性”、“个人性”、“日常生活”。无所谓纯正的“文学史”,当然也就无所谓“文学性”。我们对“个人性”的迷思,李杨是这样解释的,“80年代的个人同80年代知识分子热衷于参与思想启蒙的受挫或失败有关,也同90年代欲望化社会的到来有关。个人主义,早已被常识化,即本质化了。”是啊,“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只是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我们常常固执地忽略这一点。 我们以前把“日常生活”作为文学回归“人”自身来看待,其实“将人的自然状态理解为人的本质,实际上取消了所有的文化的意义。人本质不是一个生物学上的事实,而是一个社会事实”。“‘社会化的人类’,并不毁灭个性,而是修改个性的形式,丰富它的内容。”这样的解读,其实正是对我们关于“个人写作”、“先锋文学”、“新写实”等等“纯文学”想象的一个很好回击。关于如今早已偃旗息鼓的90年代的“国学热”,李杨也提前做出了正确的预言,因为“‘国学’本就是‘西学’的一部分” ,“指望依靠‘国学’的学习和研究去抵御‘全盘西化’是极不现实的。”结局也证明是这样的。
关键词：音乐艺术；图谱学；图像学；书籍学；文献学；相互补充；互为关联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近现代以来，伴随着历史文化的转型和学术思潮的风起云涌，各种学术思想、方法和学科概念不断翻新变化。如以科技文化为唯一标准发展阶段，所有学科层层剥离，新学科概念汗牛充栋，而随着“多元文化”理念的回归，相近的学科嫁接交融、合而为一等，又成为一种全新的时代风尚。摆在我们面前的有关图谱图像之学与书籍文献之学的古今关系与现实意义问题，就是这一时代文化背景下不得不重新提及和需要认真探讨的学术命题，要分辨二者长期以来的互为关系，及至和相关学科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有必要从我国历史文化、学术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脉络与接续关系等方面，进行全面细致的梳理与分析。
一、历史文明接续关系
在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文明传承发展的进程中，图像文化与文字文化的形式，相互接续，相互映衬，形影相随，不离不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反映出不同的时代特征。笔者将其划分为五个历史阶段，即图像文明时代、图文接续时代、图文并存时代、文盛图衰时代和图像时代的回归。
其一，图像文明时代。古老悠久的华夏文明曾经历过图像时代，即在我国语言文字尚未形成之前，先民们曾经有过一个漫长的以图记事、以图说事和以图表情达意的时代，故图像文化应是早于语言文字而独立存在的中华早期文明之一。而当语言文字逐步取代了其功能和地位后，图像则又转化为一种艺术文化的形式，并在学术文化研究的平台上得以绵延传承。如《通志》说：“河出图，天地有自然之象，图谱之学由此而生；洛出书，天地有自然之文，书籍之学由此而生。图成经，文成纬；一经一纬错综成文。古之学者左图右书不可偏废。”[1]
伴随着旧石器、新石器、青铜器时代等历史期的变迁，图像文化的形态也不断地发生变化，如青海大通出土新石器时代彩陶盆上的舞蹈纹[2]，江苏省苏州市中吴区江陵山出土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墓葬的透雕冠状舞蹈纹玉饰[3]，包括分别见于甘肃大地湾、云南沧源、广西花山、内蒙古阴山、新疆昆仑山等地的岩画、地画图像，以及全国各地出土后世各个时代的各种图像，足以反映出这种图像文明永恒的生命活力。
其二，图文接续时代。据考证，作为具有中华文明象征意义的中国文字，是由先民们勾勒勾画的表现世间万象的图形图画渐渐地演化而成。如“象”字的产生，即缘于人和大象密切接触的历史基础。上古时代，商人驯化大象，役象代劳，并根据象的形象创造了“象”字。“象”在汉语中最初是名词，以后才引申和转化出“现象”、“象征”、“想象”等意思。[4]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甲骨文中，可见“象”字的初始形态“”。
到了战国时代，由于气候变化等多种原因，象在中原地区绝迹。如韩非子说：“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5]也因于此种历史的缘故，位居中原腹地的河南省简称“豫”字，主体框架为“象”，其详细字义为：形声，从象，予声。本义：大象。如《说文》说：“豫，象之大者。”[6]中国字则被称之为“象形”文字。关于中国文字（汉字）的起源，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考古发现最早的遗存，是安阳殷墟出土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已初步定型的文字――甲骨文。这种“象形”的文字，应是我国图文接续时代的有效见证。
其三，图文并存时代。世上任何一种人类文化形式的出现，都要经过人们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磨砺和体悟的过程，而一种文化形式取代另一种文化形式，也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包括一方的渐兴、二者重叠和另一方减退等过程，图像与文字两种文化形式的交替，也存在着这样一种渐进的接续关系，而且二者之间肯定有着一个较长时间的并存期。
关于我国古代的图谱图像与书籍文献长期并存与发展的历史，在先秦时代的古文献中也有相关记载。如《周易・系辞上》说：“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7]这段在古人长期的口头文化传播基础上的文字记载，将图像文化和书籍文化这两种先后生成的文化形式并置为同一源头，虽有一些夸饰、捏合的成分，但却并非子虚乌有的凭空想象或神话传说，而是以一种高度集中概括和精炼生动的比拟手法，奇特传神地把我国历史文明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不朽的历史印迹连缀在了一起，简约而又翔实地记述了我国图像文化与文字文化曾经并存发展的历史信息。
其四，文盛图衰时代。随着自汉以来我国古文字的逐步简化和定型，人们渐渐地用简约的文字文献取代了图谱图像的实用功能，以至于逐步呈现出文字繁盛、图像日衰的发展趋势。如《通志》说：“……刘氏作《七略》收书不收图；班固即其书为《艺文志》。自此以远，图谱日亡，书籍日冗，所以困后学而堕良材者，皆由于此。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舍易从难成功者少。”[1]上文十分清晰地描述了“图谱之学”和“书籍之学”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即“图成经，文成纬，一经一纬错综成文”，及至汉代文字通行，著书立说只用文字不用图像，导致“图谱日亡，书籍日冗”现象，预示着文盛图衰时代的出现。
其五，图像时代回归。20世纪以来，鉴于古文献记载已不能满足现代学术研究之需的原因，图像研究再度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并在世界范围内兴盛蔓延，西方国家较前一步完成了作为现代学科属性的图像学学科理论与方法体系。作为一名哲学家的睿智与敏查，海德格尔于1938年就宣布到了“世界图像时代”[8]的到来。
通过数十年来的发展蔓延，海氏预言已经在学术实践中得到了有效验证，世界各国、各民族及其诸多相关学科，都广泛地运用读图、说图和研图的方法，从而全面呈现了图像时代历史性回归的壮观景象。当然，图像时代回归的另一含义，是指以现当代科技文化高度发达为标志的视频、视像，以其直观、逼真和富有色彩的生动画面，再次撼动了以文字为载体书籍文献之学的一统地位。
二、史学研究互为关系
对于古代历史学、文化学的研究，我国学人长期以来探索实践了多种不同的方式和方法，最具影响力的是自汉以来以书籍文献为主体史学研究的方法，其次是以图谱图像和北宋时代肇始的“金石学”，以及近现代引入西方国家考古学、图像学等以实物考据为主体的研究方法，它们之间形成了密不可分的互为关联。
1.书籍文献史学研究
书籍文献史学研究，在我国学界素有文献考据之说，指对古代文字记述的史料进行考证、辨析和阐释解读的一门学问。由于文字记述有着比图形图像简便快捷的突出功效，自汉以来它逐步发展演变成为著史和进行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孔子《论语》。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之故也。”[9]在古代，文，指有关典章制度的文字记载；献，指见多识广，熟悉历史的贤人。
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中说：“文，典籍也；献，贤者也。”认为“文”是经史、会要、传记等书本，可以互相参证史事；“献”是学士名流的言论纪录，可以用来考订典故、史传的是非。[10]简言之，文献是指典籍记载与学士名流的言论。
我国古代将古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叫做“校雠”，故有校雠学之称谓。传统文献学正是在校雠、目录、版本诸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即指研究古典文献的源流、特点、处理原则、方法（如分类、目录、版本、辨伪、校勘、注释、编纂、辑佚等）及利用的一门学问。其宗旨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关于对待历史的态度问题，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11]这充分反映出，作为我国儒家学派创始人的孔子，尊重史实、重视传统的优秀品质，也为后世学人治史、证史和论史提供了有益的思想理论基础。
总之，采用古文献考据的方法，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经”、“史”部分，它们构成了历代史料文献的主干，“证经补史”即成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核心任务。其优长和不足之处分述于下。
其一，书籍文献史学研究的优长。
自《史记》作为中国封建王朝第一部国家史典问世以来，之后的每个朝代都有以此为例的官修史书，其中多有《礼乐志》《乐志》《艺文志》《音乐志》等记录宫廷乐文化发展状况和具体活动的部分。历代官史文献中的内容，分别以记述帝王之事、王侯及特殊人物、年代世系和人物、典章制度、人物民族及国外诸事等为主体，是在所谓国之大事即时性在案记录基础上的编纂整合，故被尊为“国史”、“正史”，其余私人著述的此类书目则被称作“野史”。后世学人一般认为，“正史”中的内容具有较高的可采信度，故历代“正史”中关于音乐方面的记载，即成为古代音乐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其二，书籍文献史学研究的不足。
在长期以来的学术研究实践中，学人们不断发现古代书籍文献中存在着较多的遗漏、不实和自相矛盾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如著名音乐学家黄祥鹏先生所举《乐问》[12]百题，就是由于官史文献的不详或自相矛盾，造成后世学人的困惑和无所适从，以至于逐步形成了许多千年死结。“正史”文献中的不足之处，大概有如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古代文字记载的简约和多义性特征，致使后人无法读懂其意；二是同一历史事象，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会留下不同的信息；三是同一事象在口口相传过程中，难免出现演绎夸饰成分，形成一些虚假信息；四是基于王权文化一统地位政治的诉求，有计划和有目的地虚捧抬高或诋毁打压某一历史文化主体，造成盖棺论定的虚假历史信息；五是鉴于古代文字记述方式的单一，包括甲骨文、金文、木牍、竹简等文字载体，传承和流通都存在着较大困难，极易丢失和损毁，造成史料文献遗失现象严重；六是历代官史中主要记述宫廷乐事，广大社会的音乐生活则较少涉及，这对于中国音乐史的系统研究来说，无疑存在着较多的问题。
2.图谱图像史学研究
所谓图谱图像，最初仅指人类文明肇始以来通过绘画、雕塑等方式，记录保存社会万象的图形图像和铭文等，近现代在西方国家兴起的图像学，渐渐地把研究范围扩展至出土相关实物的照片等。
在长期以来的学术研究实践中，由于史料文献的不足、艰涩与语义不详等原因，我国历代学人一直十分看重图像的史学研究价值。肇始于东汉时期的“古学”就包含有图像研究的成分，魏晋以来金石图像考据之风渐盛，至北宋时期形成了以“证经补史”为宗旨的“金石学”的学问，并在清朝成为显学。关于金石学，朱剑心认为：“‘金’是以钟鼎彝器为大宗，旁及兵器、度量衡器、符玺、钱币、镜鉴等物，凡古铜器之有铭识或无铭识者皆属之；‘石’是以碑碣墓志为大宗，旁及摩崖、造像、经幢、柱础、石阙等物，凡古石刻之有文字图像者皆属之；那么，‘金石学’则是研究中国历代金石之名义、形式、制度、沿革；及其所刻文字图像之体例、作风；上自经史考定、文章义例，下至艺术鉴赏之学也。”[13]可见，金石学研究包含有音乐的器物和图像；金石学的宗旨目的，除“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以外，还有着辨章学术、艺术审美之学等十分宽泛的内涵和外延。关于金石学的学术方法，“大约不出于著录、摹写、考释、评述四端。有存其目者，有录其文者，有图其形者，有摹其字者，有分地记载者，有分类编纂者。或考其时代，或述其制度，或释其文字，或评其书迹，至为详备。”[13]（p.20）应该说，这里面特别值得珍惜和弘扬的是，我国一以贯之的综合性、包容性学术文化理念。
其一，图谱图像史学研究的优长。
遗存不同时期丰富多彩的艺术图像，有着直观展现古代社会历史文化基本形态与风貌的突出功能，尤其是如和人类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并在上古时代建立起崇高地位的乐舞文化，本身具有瞬间即失的令人遗憾的属性，历史上所保留下来的只有文字的表象述说，而无乐舞艺术本体的东西留驻于世。在近现代以来考古发现的地下遗存中，见有大量以乐舞为主体的综艺图像和一些乐器实物，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再现了我国古代乐舞艺术包罗万有的形式形态，以及一些乐器当时的形制规格、放置与演奏方式、组合方式、艺术表现等鲜为人知的内容，这些弥足珍贵的带有直观性的图谱信息，相对于十分简约的古文字记载来说，具有更大的实用性参考价值，而且这种艺术的图像既有着长久持续传播的纵向连续性，又有着广布于社会的横向普及性，形成了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的宏大体系，从而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密切关注，成为古代艺术发展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其二，图谱图像史学研究的不足。
图谱之学及现代的图像学作为一种学术的方法并非完美无缺，它的功能和作用是有限的，而且有着许多明显的不足之处。比如对于音乐形态的研究，它只能有效展示演奏、演唱与表演的形式形态，却无法准确证明乐器的具体规格，不能还原音乐的乐调和声响；另如自汉以前的艺术图像，虽被学界誉为写实性艺术，但毕竟存在夸饰、想象的成分，需要通过其他资料予以互证；再如因当时图像载体材质和表现手法等的局限，画面细节漶漫不清，或由于画工常识欠缺或技术失误等原因，造成画面上乐器形制的失真、变形或演奏形态的不一；特别是即便我们通过深入细致地考证研究，理清了其所有的环节之后，这种研究依然不能够复原古代音乐的本体形象，故图谱图像的研究也和书籍文献的研究一样，存在着先天的局限和不足。
总而言之，在中国数千年历史文明和文化发展衍变的过程中，图文两种文化现象从无到有，续断蔓延，盛衰起伏，变幻无常，既分别从不同角度为后人勘验历史提供了大量重要的佐证，又分别显示出其难以逾越的不足之处。我们现在所要做的是，不要拘泥于某一局域或某种单一的学术方法，而应放开眼界，破除禁锢，从“多元文化”的宏观视野入手，把所有的可资利用的学术资源汇集到一个平台上，全面实现传统与现代学术文化的接轨，方能在多种资料和成果的互证下，全面揭示古代艺术文化发展史的面貌。所以笔者认为，图谱图像之学与书籍文献之学，在中国古代艺术史、文化史研究的平台上是一种互为的关系。
3.学术网络体系关系
如前所述，自汉以来我国进入文盛图衰和以文字著述为主体学术文化发展期，而由于历代学人并未放弃“图谱之学”在学术研究中不可取代的可视性作用，使得图、文两种学术方法得以并存互惠，相得益彰。面对全球性图像文化回归的历史潮流，二者顺其自然地复原其本元性、多元性和交融性学术网络体系。
三、本源性学术网络关系
鉴于我国古老悠久的“图谱之学”与“书籍之学”，在历经数千年传承接续的历史文化发展轨迹中，呈现出如江河之水一脉流贯、混溶交互、永无止息的永恒性特征，在学术研究及学术文化发展衍进的过程中，也必然地表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本元文化属性。虽然说自汉以来“书籍之学”渐居统领地位，但历代学人沿袭保留下来的“左图右书”和“上图下文、下图上文、前图后文”等学术习性，足以证明远古先民们孕育创造的图像文化非但没有就此消失，而且还在学术研究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通志・图谱略》：“天下之事，不务行，而务说，不用图谱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图谱之学不传，则实学尽化为虚文也。……图谱之学，学术之大者。”[14]这充分说明，历代学人在学术理论理念的天平上，从来没有放弃“图谱之学”的重要学术地位，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总会将“图谱之学”与“书籍之学”进行必要的比照研究，从而也就自然地形成了二者之间牢不可破的本源性学术网络关系。
1.本元性学术网络关系
在我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历程中，从北宋“金石学”的勃兴，到具有现代学科定义的考古学、考据学、古器物学、图像学等相关现代学科的确立，学术研究的视角得到了有效的拓展，学术的理论和方法也随之得到升华。20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理念不断翻新。从对以科技文化为中心“一元论”文化发展理念的质疑，到后现代诸多新理念的问世，学科交叉理论成为一种新趋向，致使杜威的“多元文化论”形成一股强大的国际性浪潮，并成为国际学界教育与学术研究领域最具前沿性的新理论、新视点和共同的学术取向。
目前，多元文化理论及学科交叉的理论和方法在我国日渐盛行，如历史学、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领域，都和艺术学诸学科之间产生密切交融，生成了许多种交叉学科的研究体系和方法，展示着新时期多元学术文化的繁荣景象。诚然，这种在学科切块基础上的学科交叉并非绝对完美，甚至于某种程度上仍存在着“远交近分”的特征，即仅在远距离间的学科之间寻求接合点，而对于本来就有着密切内在关联的各姊妹艺术之间的关系，尚缺乏应有的眷顾。然而，具有特殊意义的是，多元糅杂、兼容并包是数千年中华文化一以贯之的精神传统，如上古至中古时期融歌、诗、乐、舞、杂技、武术、幻术、绘画、田猎、宴飨等为一体的“乐”文化体系，近古时期以来包容更多文化形式的戏曲艺术的精神理念等，至今依然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审美价值与取向。历经近百年来的学科切块分割而理念尚存，足以反映出这种民族文化根脉深邃隽永的存在价值。随着多元文化理念的回归，必然形成多元交织的学术网络体系，历经数千年文化积淀的中国音乐文献学，与在“古学”、“金石学”学术文化传统基础上吸纳西方考古学精髓的中国音乐图像学，必将在这个网络体系中起到骨架作用。
2.交融性学术网络关系
如前所述，兼容并包是中华文化的悠久传统，它所呈现的是多元文化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状态，彰显的是中华泱泱大国海纳百川、吞吐四方的文化精神。在数十年来学科分割的状态中，较多呈现的是各学科、各专业之间的奇风异彩，甚至于在同一专业领域也会出现轻重量化的差异，比如音乐的史与论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在学术发展的历程中，却曾出现“重史轻论”或“重论轻史”的选择，提出过“以史代论”、“以论代史”或“论从史出”等不同主张。
故笔者认为，学科交叉仅为表象上的一个环节，学术交融才是实质性的进展，而有效地打破原有各相关学科（或曰专业方向）之间的森严壁垒，方是实施学术交融的基本要件。如音乐史与论的研究，本来同属音乐学的范畴，一味地细分彼此，极易陷入你高我低的内耗之中，学术创新将受到影响。同时，过多的强调特殊性，就等于陷入了局限性。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自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神坛破碎之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学术文化传统均得到了应有的尊重、保护与弘扬，人文社会学科再次受到应有的重视等，均为全球性学术文化的实质融营造了相对平等与和谐的氛围，在此种大文化背景之下，书籍文献之学与图谱图像之学二者形成良好的交融性学术网络关系势所必然。
四、结语
在中华民族古老悠久的历史文化与学术文化传统中，“图谱之学”与“书籍之学”一直成为著史与论史的两大支柱，作为具有现代学科定义的图像学与文献学，仍应是史学研究多元学术体系的主干。而由于当今的学术观念异彩纷呈，许多时候会构成学术角色的转换与互融，许多新问题、新关系都需要我们一一关注和妥善处理。
1.学科关系
现代意义上的所谓不同学科，实际上仅是殊途同归的学术研究的不同方法，它们之间往往会形成较为复杂的关系。如传统的音乐考古学将音乐文物的实物和图像作为一体研究对象，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构成了其共同的研究目标，而由于这两种材料的研究侧重点有所不同，渐渐地又形成了两类各有所偏的研究成果和学人群体。音乐图像学在西方国家的异军突起，等于从整体上打破了原有的学科结构和形成了学理关系上的新矛盾，而音乐图像学不断地拓展其研究的范围，如旅美学者韩国介绍说：“凡举一切和音乐有关， 可以用图片呈现出来的都能作为研究对象， 这就包括了乐器、人像、手稿、文件、建筑（如音乐家的生活及表演场所）、风景（和音乐家之创作和文化背景有关者）及一切含有音乐主题的美术作品等等的图像或照片，可以说是包罗万象。”[15]这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现当代学术肢体细化分解之后再度交融的新趋势。
2.古今关系
从图谱之学到古学、金石学、考古学、图像学，形成了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系统链条，具有上千年学术发展史的金石学，应该说既是现代考古学、图像学的前身，又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坐标。然而，实际情况如有学者说：“由于西方新学科的引入与中国教育制度的变革――从科举到办学堂，金石学的发展反而越来越离开主流学问而日趋边缘化……在这种学术分类的转型过程中，综合的金石学遇到了意外的窘境。原有的金石学所包含的学术的内容，被分别归入了现代学科分类意义上的考古学、古器物学、鉴定学、考据学、文献学等。它的分支越来越强大而自成体格；而它本来的母体‘金石学’，却在被稀释、被分化、被零散化细密化之后，反而找不到自身的位置了。”①传统与现代接轨的中国音乐图像学研究，则必须在“金石学”中找到立身之本。
3.中外关系
1997年初，先生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首次提出了“文化自觉”的学术命题，该主张启发引导了我国学界开始了寻找逝去的珍贵文化传统的努力。如有学者将欧文・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研究三层次”理论[16]与中国“金石学”传统范式进行比较研究认为：“我们发现，这三个层次与中国汉画像研究的金石学的范式、考古学的范式与文化艺术学的范式，可以有一种内在的类比的逻辑关系。”[17]另有学者针对音乐图像学领域里的偏颇指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不同，所以我们在音乐图像学研究方法方面也不能完全照搬西洋，更不能将西洋学者的说法当成标准，否定自己的成绩。”[16]同时，许多学者极力倡导金石学的现代学科价值，认为金石学与近代科学的考古学在研究目标上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如果只强调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而忽视传统金石学的传递作用，中国考古学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另如有学者在美学领域提出颠覆性新主张认为：“中国没有西方式的美学，只有心性文化体系中‘天人一体’、礼乐交融的乐学。”认为“近百年来中国美学误入歧途，忽视了中西美学在学科形态上的根本区别。所谓中国当代美学，应称为‘西方认识论美学在中国’。”[18]此观点虽有待于学界进一步切磋认定，但其历史的、现实的和学术的价值已经昭然彰显，且对于中国艺术学诸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来说，亦不无启示性、建设性意义。
4.图文关系
《周易》关于“河图”、“洛书”之说看似荒诞，实则铭心刻骨地记录了古代学人对待图、文两种华夏文明遗存的深厚情结，从一个侧面呈示展现了我国图文并重的学术文化传统。虽然从表象上自汉以来文字文献渐成为著述主体范式，而图像作为延绵古今的传统文化形态，足以弥补国史文献特别是社会文化生活记录的空白和不足，二者还可以起到互证与互补的作用。同时，我国不同时期的图像遗存，有着量大面广、持续传承的典型特征，形成了自成一体的独立学术系统。如有学者说：“图像决不是文献的视觉化，图像的象征内涵和意义也不是文献的意义可以包容的。图像本身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确定图像本身的意义就是图像学要达到的目的。”[1]
总之，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是一个密切关联的文化振兴的系统工程，没有文化的自觉，就不可能产生文化自信，没有文化自信就不可能出现文化自强，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和构建和谐发展新理念是第一要务。故无论是在我国数千年历史文明传承接续的文化传统中，还是在多元交织的现代学科与学术文化网络体系中，各种不同的学术理论和方法，既有着各自的独立性意义，又同时反映出本源性、多元性和交融性学术文化特征和密切关联，由来已久的图谱图像之学与书籍文献之学将永远是一对相依并存、和谐发展的互为关系。（责任编辑：帅慧芳）
① [ZK（#]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研究》（1939年）、《哥特式建筑与经院哲学》（1951年）、《早期尼德兰绘画》（1953年）、《视觉艺术的含义》（1955年）等著作，奠定了图像学方法的基础。[ZK）]
参考文献：
[1]郑樵.通志・总叙[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3、365.
[2]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J].文物，1978，（03）.
[3]董锡玖、刘峻骧主编.中国舞蹈艺术史图鉴[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7.
[4]陈政.字源趣谈[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40.
[5]梁启雄.韩非子浅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5.158-159.
[6] [汉]许慎撰，[宋]徐铉等校.说文解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474.
[7]孔颖达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70.
[8]海德格尔全集（上卷）[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6.885-923.
[9]孔子著，孔颖达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论语・八佾[M].北京：中华书局，1980.2466.
[10] [元]马端临撰.文献通考自序[M].北京：中华书局，1986.3.
[11]孔子著，孔颖达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论语・为政[M].北京：中华书局，1980.2463.
[12]黄祥鹏.乐问[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0.
[13]朱剑心.金石学[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3.
[14]郑樵.通志・图谱略[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837.
[15]陈振濂.金石学研究的当代意义与我们的作用[J].艺术百家，2008，（03）.
[16]杜亚雄.应该正确评价中国音乐图像学的成就[J].艺术百家，2010，（01）.
[17]朱存明.汉画像研究的图像学方法[A].中国汉画学会第十届年会论文集[C].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360.
[18]吴高泉.中国没有“美学”只有“乐学”――评《中国古代美学（乐学）形态论》[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11-03.
Illustrated Iconography and Literature Philology
LI Rong-you
（Department of Musicology， Zhejiang College of Music， Hangzhou， Zhejiang 310002）
本区“中石器时代”有没有
按《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第476页～477页）的解释，中石器时代“其地质时代已进入全新世，属于冰后期。此时欧亚大陆的气候转暖，与旧石器时代晚期显著不同。人类依然过着采集渔猎生活，使用打制或琢制石器，但磨制石器还没有出现”。“中国的中石器文化发现不多，如沙苑文化和灵井文化也都以细石器为特征……中石器时代大约开始于距今1万年前后。”上面提到了灵井文化。灵井遗址是周国兴先生于1965年发现，经采集标本和初步整理报道而使考古界所熟知的。这次经采集共发现石制品1353件，石英居多，燧石次之，其中有少量典型细石器，材料1974年发表后，引起史前考古学界关注。这批材料固然重要，但无地层关系，周先生曾多次呼吁对此进行考古发掘。但遗址所在地有大面积的积水，原始地层不露，又有泉水不停歇地喷涌，使发掘无法下手。2005年4月一个偶然的因素，附近一家煤矿透水，灵井积水循泉眼回流，一夜干涸，原始地层出露。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许昌市文物部门，于6月11日正式发掘。至12月底，共发掘出土石制品和动物化石（含大量骨器）近5000件。
整个灵井遗址的剖面为中原地区文化遗址分布最完整的剖面，在这一区域内，从旧石器晚期至汉宋时代均有文化遗存分布。在地层中，发育一稳定的钙板层。该层以上为新石器至汉代文化层，以下含石制品和动物化石，石制品同灭绝动物如最后鬣狗（crocuta ultima）和披毛犀（coelodonta antiquitatis）共生，其时代可初步判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值得一提的是，在钙板层以上和新石器时代文化层之间有厚约0．55米的粉砂层，质地纯净，不含任何文化遗物，是新、旧石器之间的间隔层。钙板层在较大范围内均有分布，由东南向西北有增厚趋势。该钙板层的成因，可能是全新世气候转暖，地下水和地表水循地势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套物质在近源区为厚达数米的灰白色岩石风化壳物质。从上所述，钙板层可作为更新世（Q3）和全新世（Q4）的界面来认识，该层应和大岗含细石器文化遗物的黑垆土属同期异相沉积物。大岗细石器遗址在灵井向南约40公里，细石器出土于文化层第四层，岩相为一厚约1米的黑垆土，其时代同灵井钙板应同期，文化层叠压在贾湖遗址第3期文化之下，这里虽有典型细石器，但研究者认为应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较晚阶段。
综上所述，中原地区至今尚未找到可确认的中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对灵井文化遗物的新认识
经过2005年近7个月的考古发掘，对灵井文化石制品已有较肤浅的认识，归纳起来有如下特点：石器工业以较小的白色脉石英砾石和较大的各色石英岩为原料，石料一部分可能来源于遗址西北丘岗地区上砾石层，一部分来源于西北距遗址约7公里的古河道沙砾层。石制品类型包括石器、石核、石片和断块等，脉石英石料以小型为主，石英岩石料以大中型为主。少量石片和石器有使用痕迹，使用痕迹和大量废料表明遗址系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工作营地。出土石制品和动物化石基本上没有冲磨痕迹，应属原地埋藏类型。打片以锤击法为主，少数脉石英石料采用砸击法打片。石器毛坯以断块和残片居多，两者占工具总数的70．6％，完整石片作工具的比例偏低。石器器型多不规则。石器组合中，脉石英石器类型以刮削器居多，石英岩石器以砍砸器为主，二者形成互补。石器由锤击法加工而成，多数向背面加工，向正面也占有一定比例，两面、交互和错向加工者较少。有少量通体修理的“精致工具”（curation）。上述特点主要反映了灵井遗址石器具有北方石器主工业的特点，用砾石做的砍砸器等具有南方石器工业的因素。
灵井遗址是以泉水为中心的旷野遗址，其地层大体以钙板为界分为上下2组：钙板上部新石器、商周乃至汉宋时期有比较完整的遗存代表。从新石器文化层向下有一纯净粉砂层，目前未发现文化遗物；钙板以下出动物化石和石制品的上、下文化层，从化石的石化程度、灭绝动物的存在和文化遗物性质判断，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从沉积环境来看，钙板层系暖湿气候的产物，和全球气候在末次冰期最晚期，或全新世来临时气候迅速转暖不无关系，如果将钙板层订为Q3～Q4的界面，那么，灵井文化遗存的时代不会晚于距今1万年。这仅是对遗址地层沉积物和出土遗物在时间段上的推测，至于钙板以上空白层的绝对年代和遗址下限年代数据，现在还无从谈起，一切有待于今后对绝对年代的测定。
中原地区新、旧石器文化过渡之假定
史前考古的一个重要课题即寻找新旧石器时代文化演化或过渡的线索。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对中原文化受到外来影响考虑不多，他们理想的途径便是寻找新旧石器文化层的叠压关系，并且文化内涵是一脉相承的，在贾湖早期新石器文化编年初步完成以后，即认为距这一问题的解决为期不远了。大岗细石器文化层发现以后，曾有过短暂的欣慰，因大岗第四层的文化遗物出自一层稳定的黑垆土，黑垆土一般认为是末次冰期最后阶段升温的标志，时代判断在万年左右，而上覆地层即是贾湖第三期，距今7、8千年，这意味着如果找到之间约2000年左右的地层证据，便可大功告成。殊不知，这种简单的推论模式，忽略了一项常识性问题，即以贾湖为代表的早期新石器文化是成熟发达了的农业文化，大岗为代表的细小石器为北方猎人文化，在这大约2000年的时间里，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形态所代表的文化类型，在中原地区没有相遇，或者说没有就地改变和转化，进而合二为一，究其原因，是气候这项在环境内最具重要因素的变化而使然。
在末次冰期的后期，华北地区多处于草原及灌丛景观，细小石器文化范围迅速扩展，并得到空前发展，以往曾有学者推断细石器文化即猎人文化，在末次冰期达到高峰时，冰雪侵占了北部广大地区，寒冷的气候迫使某些动物南迁，在当时的条件下，有些猎人为了追寻猎物也会向南迁徙。从目前已知的材料看，猎人文化到达的最南端是位于北纬33°附近的大岗一带。细石器包括用直接法制作的石英小石器，可能主要用于狩猎活动和加工兽皮。以灵井器物组合为例，圆头刮削器可刮去皮子的油脂，使之变软达到缝制衣物、帐篷的需要，尖状器和钻器用于缝制兽皮的锥孔，类似后来针一样的作用。雕刻器用于刻槽，以制作复合镶嵌工具，小石片则用于分割剪裁皮子，大些的石片用于分割肉食，这从动物骨骼周围散落的石片和骨骼上的切割痕迹已得到验证。用于剥皮的工具则很广泛，有骨器和石器等。用石英岩制作的工具或石片，因个体较大，可用于砍伐树木、收割禾类、加工木棍等。灵井的工具组合真正用于农作的器物则缺如。由此看来，在旧石器时代之末的阶段，古人过着游牧生活，灵井遗址2005年发掘的区域是猎人们靠近泉水的工作营地。
由于细石器和细小石器地点发现还不很多，各地点更缺少可以使用的年代数据，由此我们还不能细致了解猎人向南推进的轨迹。河南全省现仍缺少较早的细石器材料，以大岗为代表的较晚的细石器文化层较薄，遗物并不丰富，说明猎人在此活动时间不会太长，便随着即将来临的全新世气候增温而向北撤离，之后，来这一带开发的人类选择了距大岗不远的贾湖并定居下来，这时已处于新石器时代，农业文化已发展到相当的水平，陶器、石制农具、磨制骨器和精神文化器具如音乐等均已相当发达，可以肯定地说，上述工具和器具不可能是从大岗细石器发展而来。贾湖新石器遗址最早的14C年代数据为距今8285±100年。从大岗细石器消退到贾湖新石器崛起，之间大约有2000年的文化缺环。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贾湖先民登上这块土地，没有首先选择大岗作自己的居住营地或称活动中心，只是到了贾湖文化晚期才来开发大岗，于是形成了大岗地点第3层文化。这种情况，可能反映猎人文化同早期农业文化在环境要求上的差异。
在法国南部，以马格德林文化为代表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狩猎者，随着更新世最后冰盖的消融，追随他们的猎物向北迁移，而自西亚进来的农业文化这时尚未遍及欧洲，某些地区在文化上也存在着“间隔”。后来发现一些小型的几何形细石器，因不同于旧石器时代文化，也不同于新石器农业文化，这个阶段，后被称为“中石器时代”。
对于更新世和全新世的年龄分界，国际上尚无统一标准。河北平原区全新世最下层的14C年龄为距今1万年，近年工作较多的东胡林人遗址的年代也大体与此相当，同旧石器文化在本区消失的年代相近。
细石器和脉石英小石器在华北平原中南部消失后，而本区的早期新石器文化如磁山、裴李岗、后李以及西边的老官台等，加上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诸类型，14C年龄多未超过距今8500年，其新石器早期同本区域旧石器晚期之间的缺环是明显存在的。其缺环可以理解为猎人文化在新石器文化到来或崛起之间的空挡，不过欧洲有适应新环境而所谓的“中石器时代”，而中国华北则缺如。在新、旧石器过渡上不同地区应有差别，如华南曾被认为有过渡期存在，华北平原北部以东胡林人遗址为代表的大于或接近距今1万年的遗址存在等，应为不同气候环境模式的反映。
华北平原地区主要包括中原地区目前未发现像欧洲处“间隔”阶段的“中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早期新石器文化一登场，就给人一种相当成熟和发达的印象，早期新石器文化到来之迅速，让考古者多少有点不适应，于是拙文在此提出传播因素的见解：大概与猎人文化北迁的同时，华南的早期新石器循着旧石器时代南方主工业砾石文化向北推进的路线，向北扩展，经洞庭湖地区、长江流域、江淮地区、进而扩展到中原腹地，之后北进东扩西传，在河南、河北、山东、陕西、山西南部这一广褒地区，或直接发展成本地早期新石器文化，或同当地大约同期形成的早期新石器文化汇合，发展成今天看到的具有各自特点的早期新石器文化的面貌，农业经济也以往日从未有过的速度在沃土上迅猛发展。
“你是大一的吧？”
“呵呵，我是大三的。”
“哦，看你皮肤，还以为你刚军训完。”
“你这么说也没错……我就是两年前被不可逆转地晒黑的。”
下半年请保持队形
才过了教师节又要放中秋，中秋放完了又要放国庆。
我们交钱来学校念书，就是为了放假的么？
我们每天早上六点多起床，晚上十一二点才睡！
学校一天到晚就知道放假，对于这种情况我只能说：
请保持继续！
科学的逻辑
科学课，老师对同学说：“大家看，我这里有一杯硫酸，我把一枚银币放进去。大家说它会不会融化？”
小明大声喊道：“不会！”
“为什么？”
“因为如果融化了，您肯定不舍得。”老师晕倒。
神奇的班级
世界上有一个班，他们上课永远不说话。
做题永远是对的，作业每天都是按时交。
他们永远是积极的，这个班叫做别的班。
取名需谨慎（一）
有个同学是考古学家的儿子，叫覃奀垚（qínēnyáo）。
第一天开学老师拿花名册点名，点到他名字快哭了，一个字都不认识啊！
最后含着泪问了句：“谁家的熊孩子叫，西早不大三个土……”
取名需谨慎（二）
教师要两个不守纪律的孩子放晚学后留下来，把各自的名字写100遍。一个孩子写完后并回家了好久，另一个还在写着，教师问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孩子呜咽着回答：“这实在是不公平！他的名字叫汉靳·佛兰克，而我却叫·阿里·扎卢尔·炳·哈声·易卜拉西德·拉卜杜尔·拉吉姆。”
校长的解围
有个男同学长得非常秀气常被我们笑话，今天竟然被我们说哭了。
刚好被校长看到，就过来训斥我们：
“你们在干什么？都是一个班级的，就不能团结吗？
还要我说多少遍，不要欺负女同学！”
1+1=？
老师问小明“1+1=？”，小明说他不会，老师就让小明回家问家长。
小明回家后问妈妈，妈妈正好在做饭就对他说：滚。
小明又去问爸爸，爸爸在看球赛大喊：爽！
小明去问姐姐，姐姐在房里唱歌唱到：Baby……
小明又去问哥哥，哥哥正在打电话说：我在外面等你……
第二天老师问小明知不知道“1+1=？”，小明说：滚。
老师气愤地扇了他一耳光，小明大喊：爽！
老师骂他饭桶，小明反骂：卑鄙。
老师让小明滚出去，小明说：我在外面等你……
对付眼镜蛇
自然常识课上，老师给同学们介绍森林中各种各样的毒蛇，并讲授各种应急措施。
老师继而提问道：“如果你碰到眼镜蛇，该怎么办？”
学生急切地说道：“先把它的眼镜打破！”
教授的责任
教授：“小明，请你把你旁边的那位老兄摇醒，这是上课，不是睡觉时间。”
小明：“教授，请你来摇醒他吧，是你把他弄得睡著的。”
家书的重点
从第10个生日起，约翰就上了寄宿学校，孩子们不但在那里学习，还在那里吃饭睡觉。到寄宿学校一星期后，他给父母写信：
“亲爱的妈妈，亲爱的爸爸：
这所新学校，我觉得很好。我有许多朋友，老师们也不坏。不过，请立即寄来一袋食物——在这里，我们只能吃到早餐、午餐和晚餐。”
鲜花的生气和怒放
王寒是一年级的小学生。
有一天，老师问：“课文上说蜜蜂给花园增添了生气，这是啥意思？”
王寒回答说：“蜜蜂偷花粉，花就生气呗！”
同学们听了大笑起来。
王寒反驳说：“要是鲜花不生气，哪来的鲜花怒放呀？”
明白么？
英语老师教语法，下课前问大家：
“我都讲完了，大家还有明白的么？”
我们齐声答：“没有了！”
无解
老师：“我有两个题目，你能答出第一题就不需再答第二题。”
“好。”
“你有多少根头发？”老师问。
“一亿两千万根。”学生答。
【关键词】中国古代/城市形成/过程特点
【正文】
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意见：一种观点认为，“从本质上看，城市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它是统治阶级——奴隶主、封建主——用以压迫被统治阶级的一种工具。”并认为：夏代“是古代城市开始时期”。“‘夏鲧作城’，虽是一种传说，但是揆诸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这个传说却是与实际相符合的。”同时还指出：“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周以前的城市还是不多的。中国古代城市的大量兴起，主要是在封建时代。”〔1〕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文明时代之前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早已存在”，“我国古代城市的出现应该在原始社会后期。”〔2〕
此外，还有学者则认为：“我国的城，最初见于早商时代”〔3〕；有的说：“邑在殷末已在成立过程中”〔4〕；有的说中国古代都市“周代始有之”〔5〕；也有人认为：我国古代“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兴起，从春秋初年开始”〔6〕。
上述有关中国古代城市形成的时间为什么存在着如此大的差异呢？我们认为：其关键就在于对“城市”概念的理解与认定有较大的出入。事实上，在探讨城市的历史时能否有一个科学、明确而大致相同的概念，是客观地揭示城市起源、尤其是中国古代城市形成的基本前提条件。
众所周知，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生、发展、定型的渐进变化过程。城市的产生也是如此。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就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由“量变”到“质变”的历史时期。
一般说来，城市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本质上讲，城市主要是就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作用而言，尤其是指一种不同于乡村生活方式的经济生活。因此，城市的本质特征既不与“城”相同，绝不是专指城墙建筑；也与“市”相区别，不仅仅是商品交换的场所。但从其基本特点来看，它又与“城”和“市”有内在的联系。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真正的城市只是在特别适宜于对外贸易的地方才形成起来。”〔7〕因此，他还进一步指出：“真正的城市存在本身和那些简单的许多独立家庭当然有所区别，这里全体不是部分的简单总和。”〔8〕很明显，马克思所指的“真正的城市”，其标志是通过其特有的不同于乡村的经济生活方式表现出来的。可以认为，中国古代的城市形式，必须基本满足下列四个基本要素，才能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即：有环绕居民区能够起防御作用的墙垣设施；有相对集中的非农业人口；有进行经常性的商品交换的场所；在地域上具有一定的政治、经济中心作用。在这几个要素中，由于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达，城墙对于现代城市来讲，虽然是可有可无，但对中国古代城市而言，则是不可或缺的。它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维护城市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
根据古今城市的本质和特点来看，可以认定：城市是一个人口集中、非农业各类产业发达、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通常是周围地区的政治、经济、交通与文化的中心。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城市还以四周环绕有城墙为其基本的标志。如果说，这个“城市”概念从其内涵与外延来讲，是基本上反映了城市的本质和特点而较客观、科学的话，那么这样的城市在中国历史上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根据我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史实所表现的情况看，我们认为：城市，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从萌芽到形成，即城与市有机地结合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诞生，在历史上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一，乡村式城堡阶段，大约从原始社会末期到夏初，城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军事及其他防御功能；其二，城、市分离阶段，大致从夏初到西周前期，城的政治功能等与市的经济功能等是各自分离、独立的；其三，城、市结合一体化阶段，从西周开始，城与市在逐渐有机地结合以后所表现出的集合性特点与综合性功能日益显现。在此，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城、城堡、城邑、都邑这些相对的单概念与城市这个复合概念完全不同，不仅其形成过程中在时间上表现为先后不一，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两个不同的地理实体存在着明显的“质”的差异。
一、乡村式城堡阶段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城堡阶段，大致是指从原始社会末期军事部落联盟间发生战争至夏代前期。它既是文明曙光初现时野蛮人掠夺性战争的产物，又是原始人类长期同自然界斗争的结果之一。
这种乡村式的城堡，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多称作“城”或“城邑”等。关于“城”的概念，《说文解字》载：“城，以盛民也。”清段玉裁注曰：“言盛者，如黍稷之在器中也。”〔9〕《释名》也说：“城，盛也。盛受国都也。”晋崔豹更是明确地指出：“城者，盛也，所以盛受大物也。”〔10〕这些虽然是从城的作用来解释城的含意，但都反映出城是一种特殊的防御设施。它的产生，其最初的动机完全是为了防御上的需要。故《墨子·七患》中说：“城者，所以自守也。”可以说，这种概括性的解释是相当恰当的、符合史实的。
既然当时城的主要功能体现在防御方面，因此，它必须首先具备防御的设施——城墙。这在古代科学技术不甚发达的条件下，难以逾越的城墙，自然就成为城的最主要的标志。在人们看来，只要有了城墙，城才有了防御的屏障，其防御功能才能得到体现。当城中居民遭遇人为或自然灾害时，才能充当其城堡的作用。
著名史学家郭沫若认为：“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在我国历史上，这个时期可以溯源到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经尧、舜、禹直到夏代前期，持续了数百年之久。”〔11〕从我国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这一时期正是部落联盟阶段。这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产生了乡村固定居民点，而且产品的剩余、增多等导致了各部落联盟间相互发生战争，如黄帝和蚩尤、黄帝与炎帝之战。在战争中为了防御敌人，保存自己，同时为了抵抗、预防自然界中野兽与洪水等的侵害，人们开始在较为集中的居民点，即驻地周围筑起简陋的夯土墙垣，或是在居住地周围挖出一定宽度和深度的壕沟，同时用沟里返到地面的土筑成一道坚固的土墙。另外，也有些较大的居民点或部落联盟中心在其周围修筑出质量更好，形式更复杂的城墙。至此，最原始的乡村式城堡就开始出现了。
这种城堡的产生，可以从我国古代大量历史传说和文献记载中得到印证。《轩辕本纪》载：“黄帝筑城邑，造五城。”《黄帝内传》曰：“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除“黄帝筑城说”以外，还有“夏鲧造城说”。据载：“尧听四岳言，鲧曰：‘帝遭天灾，厥黎不康’。乃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12〕《吕氏春秋·君守篇》也有：“夏鲧作城”，《淮南子》中也有“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的记载。《管子》也说：“夏人之王，……民乃知城郭门宫闾室之筑。”这种城，显然是指简陋的城堡建筑。因为除了其有关城墙的记载外，其他资料所反映的多与以农耕为主而定居的乡村毫无二致。
不仅如此，中国历史上这种乡村式城堡阶段的存在还可以从已取得的考古发掘的材料得到证实。龙山文化中城子崖、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等遗址中就发现有夯土城墙、城堡等距今约4200年左右的遗迹。
早在30年代初，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山东章丘发掘龙山文化遗址时，就在城子崖发现一个围绕遗址南北长约450米，东西宽约390米的长方形城墙，住房多在城内。该城墙是以夯土筑成的，距今约4250年左右〔13〕。1977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登封县告成镇西王城岗上也发现了一座城堡遗址。其中上、下夯土墙内有龙山文化晚、中期遗物，根据碳14测定，其绝对年代应该在距今4340—3870年之间，“可能相当于夏王朝”。故有人据此认为，“原始社会的部落也可能有了城堡”，“时间应早于夏代，可能属于原始社会晚期”〔14〕。1980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淮阳县城东南发现了又一个古城址，即平粮台古城址。“城址高于地面二至五米，面积约百亩”〔15〕。其城墙近正方形，城内长宽皆为185米，西南城墙角略呈弧形。在城址中发现城墙有南北城门和排水陶管等遗迹。据碳14测定，其年代当距今4010年左右，树轮校正年代为4515年左右〔16〕。
从上述各个城址的遗迹可知，它们既与一般的村落有某些区别，但由于当时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因此，其生产与生活状况又与乡村无明显的差异。城里城外居民的利害是协调的，并未因城墙的存在而被分割。而且，不论是据文献记载，还是考古资料证实，当时围有城墙的城内范围，大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并不同于欧洲中古时期那种狭小的城堡，故城内不仅有相对集中的居民区，还有一些由城里人耕种的农田、菜地等。其目的就是为了在特定情况下，以备较长期防御、守城的物资需要。或许正因为如此，即使是在城市早已形成的2000多年以后的部分近代城市中，仍有农田、菜地等分布在围有城墙的城内。如“福建的泉州城，在1945年经航空测绘订正的地图上，仍有四分之一是空地。民国初年完成的二万分之一的苏州城图，城内也还有不少农田”〔17〕。城中有农田和水利等设施，可以大大减轻外力围城的威胁；同时也表明古代早期城中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与乡村农耕生活方式没有什么差别。中国古代的城，尤其是如此。这种乡村式城堡的存在，可以认为是以后城市形成的原形之一，是城市产生的最初萌芽或城市雏形。
二、城、市分离阶段
城、市分离阶段，大致始于夏，迄于西周前期。如上所述，在乡村式城堡阶段，城堡只具有极其单一的防御性功能。到夏、商时期，伴随着统治阶级机构的逐渐增大，单纯的对外防御性城堡逐渐发展为不仅对外具有防御性作用，而且对内也具有政治中心职能的都城。不过，这种都城与地方性政治中心“城邑”同以前的“城”或“城堡”相比较，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
从“市”的历史来讲，在乡村式城堡阶段，由于生产力的相对低下，加上城堡规模小，人口少，人们互相之间的商品交换极其有限，即使偶尔为之，也是临时性的，因此，当时很少有固定的生产物的交换场所——市。但到夏、商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手工业与商业的分工，开始出现了日益增多的商业活动，相对固定的商品交换场所——市，也因此产生。作为物资交换场所的市，在其形成初期，是与城邑完全分离而单独存在的一种既不同于都邑，又有异于乡村的单纯的经济活动场所。因此，当时的城与市是两个无任何内在联系的独立体，完全处于相互分离的状态。在中国古代从城到城市形成的漫长过程中，城、市分离阶段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在许多历史文献与大量已有的考古资料中已经得到了证实。
据历史文献记载，我们已知最初的“城”与“市”是两个不同的单概念，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地理实体，其性质、功能等相互有别。如上所述，城，是指四面围以城墙，扼守交通要冲，具有防卫作用的军事据点。故文献上载道：“城，郭也，都邑之地，筑此以资保障者也”〔18〕。在此，城、郭、城邑、都城、都邑等，都是指单纯的“城”而言，其间并无质的差别。
市，指的是交易市场。《易·系辞》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说文解字》也认为：“市，买、卖所之也”，“贸、贾，市也”〔19〕。可见，凡进行买卖的交易场所即为市。从古代文献记载城与市的基本特征看，城与市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有城不一定有市；相反，市场也不一定围筑墙垣。可以认为，最初的城或市，皆不包括复合名词“城市”的含意。
近几十年以来，许多有关夏、商时期城址的考古发掘，所发现的也多为城、城郭、都邑或宫殿遗迹，发展水平较高的都邑，也仅存一些单纯供应王室、而非用于交换的手工业生产作坊。即使是可能与城邑有关的手工业作坊，也大都分散设置在城外或其他地方〔20〕。至于作为以商品交换为目的商业市场，一是不可能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完全形成，二是少量的临时性的商品物物交换，由于它与官营手工业作坊相比较，与政治、军事中心的城邑的关系更趋松散。因此，它更缺乏条件在都城大邑中占有一席之地。市、城分离的状况更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实际。如河南偃师二里头宫殿废墟、郑州商城遗址以及湖北盘龙商城和安阳殷墟都城遗址等，尽管各个都邑城址分布较大，遗物收藏颇丰，既有城垣、宫殿基址，又有手工业作坊等遗迹，但商代的都邑经济，仍以农业生产为主。如规模宏大的商城遗址，其东墙、南墙各长1700米，北墙长约1690米，西墙长约1870米，周长大致为7公里。四周城墙共发现有十一个缺口，这些缺口有的可能是该城毁损过程中产生的，有的可能是该城的城门。但从城址中“其出土物看，这些居民大半是农业人口，同一般村落遗址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21〕。这也正好反映了早期城邑的某些特点。不过，与一般村落遗址又有所不同的是，商城外围还有一批按照一定布局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如南北近郊各发现一处铸铜器遗址，西郊有烧陶作坊遗址，北墙处发现制骨器作坊遗址。只是这些作坊中所制作的各种手工业品还不是为了市场需要，而主要是专门为统治者所制作的〔22〕。
由上可知，从中国古代的文献记载和现代考古城址发掘中，都还没有发现夏商时期的城邑中有市场的任何痕迹。尽管这一时期市场已经出现，但它与当时的城或都邑仍处于分离或相对隔绝的独立状态，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
三、城、市合一阶段
在中国古代城市形成的过程中，城与市自渐趋结合到最终合二为一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经历了几百年之久。在时间上大致包括西周至春秋时期。可以认为，春秋战国之际，才是中国历史上具有真正意义的城市诞生之时。
从城市的起源看，“城”是适应统治集团的需要，统治者利用它行使国家职能，由于政治力量的作用自上而下形成的；而“市”则是由于经济的发展需要，通过商品交换以及伴随出现的手工业的逐渐发展，剩余产品的不断增多，由“下”而“上”形成的。在城、市分离阶段，由于城的功能偏重于政治中心与军事堡垒的作用，因而抑制了具有经济性质的市与城邑的有机结合；同时，由于社会发展相对缓慢，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还不能完全冲破人为的某些束缚向城邑内部“进军”；此外，当时城邑农产品的主要供应途径，是通过军事性的野蛮掠夺和强制性的征收，而有市无市对于早期国都或城邑则并不那么重要，况且，设市人多又杂，更容易增加城邑防卫上的困难，削弱了城邑的政治、军事功能。因此，至商代中后期，城郭之内虽然开始设有为王公贵族服务的手工业作坊和极个别临时性的集市，但仍然改变不了当时的都城突出的单纯军事防卫性质。对此，从当时的城或都邑的特殊性质所反映的地理特点，即夏、商时期的城多筑于易守难攻的依山傍水之处就可得到佐证〔23〕。
在中国古代究竟从什么时候起于城邑中设有市场，文献史料中没有留下明确的记载。但从《周礼》等早期经史中与市场相关的记载可知，在西周时城邑中已开始设有市场，从而拉开了中国古代早期城与市结合的序幕。
在周代，由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聚居点增加，手工业与商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因此，随之而来的是城、市观念上的变化。人们一方面逐步认识到工商业的发展与国家的富强有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由于诸侯割据，各国认识到仅有城墙的防御功能而无经济实力的城难以长期固守。同时，随着统治集团地域的扩大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统治者为使其生活更为便利和舒适，并为增强都城的防卫能力，在开始仅建有宫殿或衙署等政治、军事性建筑的“城”里，允许在“城”的城厢设“市”贸易，进而手工业作坊等也不断随之出现并增多，“城”的规模由此相继扩大，人口增加，逐渐形成了“前朝后市”的格局。与此同时，由于经济的逐渐发展，市场的增多，促进了一些交通发达的商品集散地或繁华的市场，因军事、政治等原因，围“城郭沟池以为固”，从而出现了“市”、“城”合一的情况。所以，“市”有大市、小市，早市、晚市，定期与不定期市等之分。《周礼·地官》曰：“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凡市入，则胥执鞭度守门。市之群吏，平肆展成，奠贾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师莅焉。”所谓“市师”，即“司市”。“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经市”〔24〕。即是说，当时“市”中所设的管理官员，其职责不仅在于监督商贩货物等出入城门，整顿摊肆货店排列场所，甚至确定物价、限制违禁品买卖等，而且自身有专设的吏所治舍及其管理制度等。可见，当时城中有市是毋庸置疑的。
通过上述城内部市的建立以及外部城的修筑这样两条主要途径，最初各自独立的城与市便渐趋融合，缓慢地发展为统一的、有机的复合体——城市。这样的有机整体性的城市，不再仅仅是“王宫的营垒”，尽管最初只是城与市的简单结合，但愈到后来，其职能、成分和基本特征等都已大大复杂化、多样化。这种具有复合性的一体化城市的产生，它不仅事实上已成为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相对中心，而且还是行政、生产、文化、居住和交通等系统在空间的统一体，同时还是人们在生产和生活方面利用和改造自然的一个有机联系的环境。它构成了一种区别于乡村的独特的生活方式，表明中国古代史上具有真正意义的城市的形成。
只有城市已经成为人们在生活中感觉到的客观实体，城与市已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时，才会在语言中出现“城市”这一复合名词。正因为如此，在城堡和城、市分离阶段，中国古代文献上和成语中只有城、邑、都和市等单概念，直至春秋战国之际，载有复合概念“城市”的文献才开始流传。《韩非子·爱臣》篇载：“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威城市；党羽虽众，不得臣士卒。”这与前面所引文献中仅存城、邑等单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在本质上具有质的差别。对此，《战国策·赵策》中也有相似的记载。《赵策》中云，韩国上党守冯亭使使者对赵王说：“今有城市之邑七十，愿拜内之于王，唯王才之。”此外，《周礼·地官·司徒》（下）篇中有关周代各种专门管理都城市场官吏及其职责分工和国君、夫人、世子、命夫、命妇过市应有不同赏罚等具体规定的系统记载，诸如“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经市，以陈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贾阜财而行市”等，说明当时不论是天子王都，还是诸侯国邑，其性质已明显地反映出都城与市肆逐渐有机地结合的事实。这既是周代城邑发展的自然需要，又是当时社会经济、特别是手工业、商业发展的必然结果。
据考古发掘古城址的资料证明，西周曲阜鲁国故城〔25〕、燕国的下都城址〔26〕、楚国郢都故城〔27〕等遗址中，不仅发现在作为君王宫城的屏障——郭城中有手工业、商业和居住区的分布，而且在内城除了发现宫殿为主的建筑外，也多发现有手工业作坊和居住区。郢都就分为宫廷区、手工业区及平民居住区，其中手工业作坊发现多处〔28〕。而下都城址所属手工业作坊中，不仅东城有大型官营铸铁、铸钱、兵器、制骨、烧陶作坊等多种，而且在城西南居住区还发现有一些小型的手工业作坊，这些以农用铁器为主的个体手工业作坊，显然不是为官府生产而是作为商品出售给农民或从事耕作种植者的，从而说明燕下都已具有某些商业色彩〔29〕。
有人认为：“春（秋）战（国）期间较大的都城几乎都附筑一个以手工业、商业和居住为主的城区，作为君王宫城的屏障——郭城。郭城不仅可作军事屏障，更重要的是增强长期固守的经济实力”〔30〕。这种城市布局模式，以河南境内的郑韩故城较为典型。据考古勘察发现，郑韩故城由城墙分为东城、西城两区。西城是君王和王室贵族居住的宫殿区，而东城则是从事手工业、商业的平民区，今已发现大面积的铸铜、制骨等作坊以及熔铜炉、骨锥、骨珠、骨环等产品。而城西南还有大规模的铸铁作坊，面积达4万平方米。其遗物表明，当时作坊中不仅铸造剑、戟、箭等武器作为军用，而且还铸造大量的锄、镰、铲、锛、凿等农业和手工业工具〔31〕。很显然，这些大量用于日常生产的工具制作是为了出售而不仅仅是为了自用。由此表明，郑韩故城已开始摆脱过去仅具有政治、军事中心功能的地位，渐趋向具有商业经济性质的“城市”新阶段迈进，进入了城、市结合，以致二者最终合二为一的新时期。
正是由于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城、市结合的新情况，所以历史文献中也出现了有关在城市形成过程中所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的记载。有人认为：“工肆之人”〔32〕即是指手工业与商人而言；而“百工居肆以成其事”中的“百工”，大概就是指自产自销的民间手工业者〔33〕。《墨子》和《论语》中的有关这类记载，也从城邑的人口组成这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城、市合一的状况。
不仅如此，城、市合一的状况在当时的都邑政区的划分与管理等方面也表现出来。如管子在齐都临淄“定民之居”，制国为21乡：“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34〕。按规定，“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可见城邑中工商户占整个临淄城民户的近30％。当时每乡2000户，“二十一乡凡四万二千家”（《战国策·齐策》中记载：“临淄之中七万户，甚富而实”），每户皆以平均4口计，临淄城中即有十多万人。与夏商时期的都邑相比，显然，二周时期城与市的合一较为明显，城邑也有较大的发展。这不仅表现在城邑点的增多，城区分布范围扩大，城区区域结构的变化，而且还表现在人口有较快的增加，城内人口构成也日趋复杂化。所有这些，都反映出当时的城与市已逐渐结合为一体，形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是在与乡村分离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乡村的对立物而存在的居住形态体系的。自原始社会末期至春秋时期，主要经历了乡村式城堡，城、市分离，城、市合一三个阶段。尤其是从西周开始至春秋时期，由于城邑规模、区域及人口构成等的变化，已明显地反映出当时城与市合一的趋势，且由最初个别的、临时的、偶然的结合，逐渐发展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较经常的、带有趋势性的合二为一，从而在春秋战国之际，宣告了具有真正意义的城市的诞生。
注释：
〔1〕傅筑夫：《中国古代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见《中国经济史论丛》（上），三联书店1980年1月版，第323页。
〔2〕杜瑜：《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与发展》，载《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1期。
〔3〕《中国古代史常识》（专题部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264页。
〔4〕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新知书局1948年版，第12页。
〔5〕那波利贞著、何建民译：《中国古代都市的研究》，《时事类编》第五卷，第九期。
〔6〕张鸿雁：《论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载《辽宁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7〕〔8〕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4页。
〔9〕《说文解字注》卷十三下。
〔10〕《古今注》卷上。
〔11〕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29页。
〔12〕张树补注《世本》引《吴越春秋》。
〔13〕严文明：《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载《文物》1981年第6期。
〔14〕余波：《国家文物局在登封召开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载《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1期。
〔15〕《淮阳发现一座龙山文化古城址》，载《人民日报》1981年2月10日。
〔16〕《淮阳发现一座龙山文化古城址》，载《河南日报》1981年1月25日。
〔17〕〔23〕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74、68页。
〔18〕《礼记·礼运》。
〔19〕《尔雅·释言》。《尔雅疏》载：“市，买卖物也。”
〔20〕邹衡：《试论夏文化》，见《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21〕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商代城址发掘简报》，载《文物》1977年第1期。
〔22〕杨育彬：《河南考古》，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5页。
〔24〕《周礼》卷四，《地官·司徒》下。
〔25〕张学海：《试论鲁城两周墓葬的类型、族属及其反映的问题》，载《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
〔26〕〔29〕《河北易县燕下都故城的勘察和试掘》，载《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27〕〔28〕《楚都纪南城的勘察与发掘》，载《考古学报》1982年第3期。
〔30〕李绍连：《试论中国古代都城性质的演变》，载《史学月刊》1989年第3期。
〔31〕《河南新郑郑韩故城的钻探和试掘》，载《文物资料丛刊》，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32〕《墨子·杂守·尚贤》。又见《论语·子张》。
〔33〕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43页。
〔34〕《管子·小匡》。
参考文献
[1] 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三联书店1980年版。
[2]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每当夏季来临，多瑙河畔阵阵清爽的凉风吹拂在人们的脸上，欢快的人群三三两两地来到设在户外鳞次栉比的酒店里，一边饮酒，一边海阔天空地高谈阔论……
奥地利位于欧洲的正中位置，即被称为“欧洲的心脏”的音乐及美酒之国――奥地利是全球产葡萄酒最好的国度之一，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有机葡萄酒生产国，它所出产的葡萄酒享誉国际。奥地利出产的葡萄酒以高质低产见称。一直以内销为主，海外难求。奥地利葡萄酒或清冽或醇厚，橡木桶的精心制作是葡萄酒优良品质的重要保证。
2006年9月，全球公认的最有权威的葡萄酒专业报刊罗勃・帕克的《葡萄酒拥护者》，对来自奥地利的260种葡萄酒给予了评价：“很出色，拥有异乎寻常多层性质的葡萄酒!”而沃根庄园的顶级“船只”――1999年酿的橡木魂则得到了98分的超高评价，这种高分数的评价再次证明奥地利葡萄酒在全世界的高级质量与完美形象。而沃根葡萄酒更是个中翘楚。
奥地利的葡萄种植有着悠久的历史，人们曾经在奥地利东部布尔根兰州的一座坟穴中发现了公元前700年遗留下来的葡萄籽。考古学家考察证明：这些葡萄籽是人工种植的产物。到了罗马人的时代，葡萄种植在奥地利已经广泛流传开来享受健康仅从现在留存下来的酒瓶和酒杯来看就知道罗马人和葡萄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尽管葡萄种植随着罗马帝国的解体曾经一度受到冷落，但是在公元十世纪再一次走向鼎盛。巴伐利亚修道院的僧侣们把葡萄酒的种植作为一种文化来推广，葡萄种植面积达数十万公顷。
残酷的30年战争(1618-1648年)再一次使葡萄酒业濒临灭亡。战后酒农们，必须缴纳数额惊人的葡萄酒税。18世纪，开明的女皇玛丽亚・特蕾西亚当政时期，农民的课税得到了减免。她的儿子约瑟夫二世在1784年颁布了一道豁免令，允许酒农们在家里销售当年酿成的新酒，于是“新酒酒店”如雨后春笋遍布奥地利。这项法令一直延续至今，如今“新酒酒店”不仅是奥地利人饮酒取乐的场所，而且已经成了每个游客必须光顾的场所了。
近十几年来，奥地利的葡萄酒已经跻身于世界前茅的行列。奥地利在世界各大比赛中连连夺魁，在酒业的同行中已经让人刮目相看。目前，奥地利一共拥有16个葡萄种植区，总面积达57000公顷年产量为250万吨，位于世界各国葡萄酒种植面积第18位。奥地利葡萄酒的世界排名虽然还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加州之后，但是其原因主要是葡萄酒的数量有限，出口总是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
奥地利葡萄酒法律常识
奥地利葡萄酒法是在欧洲葡萄酒法的基础上建立的，但是奥地利仍然保留着本国所特有的全世界最严厉的法规。
奥地利葡萄酒法的基本内容包括：
1、监督葡萄酒产地，
2、限制每公顷地的产量，
3、成酒品质的严格分级，
4、国家对成酒质量的双重检查。
奥地利在品质上把葡萄酒分为三级：佐餐酒、优质酒和极品酒。在区分不同等级的分类标准中，葡萄汁的含糖量(因为含糖量与各种矿物质含量彼此成正比)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无论是佐餐酒，优质酒还是极品酒，在奥地利每公顷的葡萄产量不得超过9000公斤，生产的葡萄酒不得超过6750公斤，为了达到法律要求，酒农必须通过剪枝技术来控制每棵葡萄藤上所生长的葡萄串数，从而改善每串葡萄的成熟度和葡萄的糖分含量，使得葡萄果中的矿物质元素更加丰富，从而保证所生产的葡萄酒的质量不受盲目增产的因素影响。
【专 题 号】G32
【复印期号】2009年07期
【原文出处】《历史教学问题》(沪)2009年2期第97~98,84页
【作者简介】王亚娟,上海市上音杨浦学校。
长期以来,中学历史教材一直把张衡发明的地动仪和地动仪模型图(图1)作为秦汉时期科学技术成就的重要内容。以初中历史教材为例,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老教材、上海版新老教材均使用了这幅图片。人教版教材除这幅图片外,还附有地动仪震动示意图。在新教材中这幅图片由黑白变成了彩色,古色古香的彩色图片更加清晰可辨,令人印象深刻。由于历史上张衡发明的地动仪并没有保存下来,图中的地动仪模型是20世纪50年代我国考古专家研究复原的,被简称为传统模型。2004年以来,一些大型新闻媒体就专家对传统地动仪模型的质疑、对新的地动仪复原模型研究成果情况进行了报道,使传统地动仪模型的问题公开化,而新教材却继续选用被证明已经谬误的传统地动仪模型图,导致中学历史课堂对地动仪模型图的教学常常陷入尴尬境地。下面就这个问题具体阐述。
地动仪模型
(图1)
一、教材内容的滞后和新闻媒体对新研究成果报道形成鲜明对比
历史教材选用的地动仪模型图是1951年考古专家王振铎先生研究复原的模型,被简称为传统模型。但是这个地动仪模型存在严重失误,因为地动仪是地震学的一种专业仪器——验震器,复原模型需要也必须同时具备两种基本功能,即对非地震的干扰振动不反应,只对地震引起的特殊地面运动才有稳定的反应。但这个复原模型没有解决这个关键性问题,只是一个不能工作的摆设。因此,这个地动仪模型遭到了国内外一些专家的质疑和批评。从1969年以来,中国、日本、美国、荷兰和奥地利等国的学术界便发表了一系列的严肃批评文章,其中还包括国内外着名的科学院院士傅承仪、李善邦、李约瑟(英)、博尔特(美)等人的批评与否定。[1]
半个世纪以来,对于传统模型的原理性错误以及其他的问题,许多历史教师和学生并不了解。因为无论是历史教材、教学参考书、新闻媒体还是公众所能见到的科普文章,对这些问题从未披露过。传统地动仪模型图一直是历史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民族自豪感直观的教学内容,被历史教师广泛重视。但是,从2004年起,各种大型新闻媒体开始对传统地动仪模型存在的谬误、新地动仪复原模型进展情况进行详细报道,对地动仪工作原理的科普宣传在报道中也屡见不鲜。
例如,2004年8月7日23:30分的CCTV-12“新闻夜话”栏目播放了《重新复原张衡地动仪》;2005年6月20日新民晚报报道了《张衡地动仪之谜初步破解》;2006年1月23日7:59的CCTV-1“发现之旅”栏目播放了《张衡地动仪被怀疑真实性,专家复原神器揭秘》。从这些报道里人们逐渐厘清了这样一些事实:
1.1700年前张衡制作的地动仪没有流传下来,大家耳熟能详的地动仪模型是考古专家王振铎先生重新设计的复原模型,即传统复原模型。
2.王振铎设计的传统模型存在原理性错误,不具备验振器的功能,只能作为一种不能工作的摆设。此模型遭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严肃批评和否定。
3.2004年7月河南博物馆和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承担了张衡地动仪科学复原的任务,基于冯锐等人2002年的理论研究成果,组织了由地震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自动化学家和美术家等8个单位参加的研究小组,开始了张衡地动仪的复原工作。2005年,冯锐复原模型,得到了考古界、科技界的一致认可。新模型从简单的展览模型变成了科学仪器。
面对新闻媒体的报道,大部分初中历史新教材、教师参考用书并没有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以人教版、上海版新教材和教学参考书为例,人教版新教材仍然使用传统地动仪模型图(图2)[2],与之配套的《教师教学用书》对此图片的建议为:讲述地动仪这一难点时,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计算机的优势,制作动态地震仪振动示意图(没有条件的地方,教师可以自制活动的地动仪内部结构幻灯片,进行演示)[3];上海版新教材的地动仪模型图也仍为传统模型,教师参考用书对图片的说明为:这是东汉张衡制作的地动仪模型,在地动仪内正中设一铜柱,四周有八组杠杆机械组合。如发生地震,铜柱受到地震波作用,推动顺着地震波的一组杠杆,使仪器外的龙首张口吐球,由下面张口的蟾蜍承接。哪个方位的铜球吐出,即报告了哪个方位发生了地震[4]。综上所述,教材地动仪模型教学内容滞后和媒体对新研究成果报道形成鲜明对比,导致中学历史课堂对地动仪模型图的教学常常陷入尴尬境地。
东汉地动仪模型和震动示意图
(图2)
二、历史课堂教学对地动仪模型图教学的尴尬
虽然从2004年起,各种大型新闻媒体开始对传统地动仪模型存在的谬误、新地动仪复原模型进展情况进行详细报道,但相当多的教师对媒体的报道并不了解,仍然根据教材、教学参考资料陈旧的内容上课。请看下面四个案例。
案例1:
一位教师在讲到上海版七年级上册第11课《科学技术发展》时,组织学生看教材上的地动仪模型图,介绍说:“请同学们看66页地动仪模型图,这就是东汉张衡发明的地动仪,比欧洲早1700年,这件珍贵的文物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案例2:
一个老师在讲到上海版新教材七年级上册第11课《科学技术发展》时,引导学生观看教材的地动仪模型图,然后说:“……为了使大家能够了解地动仪的工作原理,请看视频。”接着教师开始边讲解边播放制作精美、动感效果极强的flash课件:只见古色古香的地动仪内设一根铜柱,四周有八组杠杆机械组合,当铜柱受到一股红色地震波冲击后,推动顺着地震波的一组杠杆,仪器外的龙立刻张口吐球,只听“啪”的一声脆响,铜球落到了下面的蟾蜍的口中。接着教师趁热打铁启发学生:“早在1700年,张衡就发明了如此精确的测量地震方位的仪器,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有什么感想?”
案例3:
人教版新课标七年级上册第16课《昌盛的秦汉文化(一)》教学设计
……
教师:除了造纸术外,两汉时期,还有哪些突出成就?
学生:东汉数学专着《九章算术》。
学生:还有张衡发明的地动仪。这是世界公认的最早的测定地震的仪器。
教师:下面让我们看看地动仪是如何测定地震的?
教师:利用多媒体演示地动仪震动示意图。(学生观摩)
教师:地动仪之所以能够预测地震,是因为它利用了物体的惯性来拾取地震波进行远距离测量的原理。如果不够清楚,下课后,同学们可以再请教物理老师。
案例4:
新课标七年级上册第16课《昌盛的秦汉文化(一)》教学设计
……
教师:科学家张衡发明了测定地震方位的地动仪。(多媒体演示地动仪的工作原理)地动仪的工作原理是利用惯性原理,哪边发生地震中间的铜柱就倒向哪边。这就好像大家坐火车时的感受,当火车启动时,我们倒向后迎。当汽车刹车时,我们倒向前边,这就是惯性现象……
案例1、2是上海版新教材的公开课,案例3、4是来自于网上的人教版新教材的教学设计,从网上人教版教学设计情况来看,对地动仪模型图的处理情况和案例3、4大同小异。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案例1的教师把教材中地动仪模型照片当成东汉时期张衡发明的地动仪了,教材和教师参考用书对图片解释含混是造成错误的原因之一。案例2的教师对教材中的地动仪模型图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制作了动感极强的flash课件。据了解,这位教师制作课件的地动仪震动示意图来自于人教版新教材,灵感来自于人教版新教材教学参考书的建议。案例3、4两位教师的教学设计显然也是接受了教师参考用书的建议,从教学设计中显而易见,两位教师不可能从教材和教学参考用书中弄懂地动仪模型的工作原理,因为地动仪模型工作原理本身就是错误的。案例3的教师把难题留给了学生和物理老师,案例4的教师用生活常识解释了本身存在错误的地动仪模型工作原理。不难想象,由于教材内容的陈旧,许多历史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冥思苦想出无数种难以自圆其说的解释,而这些五花八门的解释,都是在为错误的原理和观点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