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14 11:23:21
导语：在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外部性；环境成本；环境成本内在化????
1环境成本内在化的涵义??
环境成本是指为了保护环境、防范生态破坏，在商品生产活动中，从资源开采、生产、运输、使用、回收到处理废弃物所需的全部费用。主要由自然资源本身的价值和自然环境修复价值两大部分组成。
前者是指制造产品所使用资源的价格，而后者是指制造和使用产品过程中对环境造成危害所需的整治费用。环境问题的重要特点就在于其外部的非经济性，即污染者获得了私人利益，但社会成本（“外部性”）却以空气和水以及其他生态环境遭污染的形式显现出来。??
只有将环境成本内在化，才能体现资源的稀缺性，消除其外部的非经济性，体现环境公平，提高环境效率。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是人们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形成的，要保护环境，治理污染是需要投资的，那么应该由谁来为环境保护买单呢？根据公平效率原则，许多发达国家，如美国、欧盟等大多数采用“自愿环境协议”的方式将环境成本内在化于生产成本中，既体现了“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的原则，也使治理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有了可靠合理的财力来源。??
2.1环境成本的外部性问题??
环境保护要求企业减少生产经营过程中向环境排放的各种有毒有害物质的数量，而企业足以盈利为目标的社会组织，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必须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于是各种有毒有害物质就被竞相排放到环境中，这与环境保护要求是相互矛盾的。??
按照经济学的定义，外部效应是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另一个经济主体的福利所产生的效果，而这种效果并没有从货币或市场交易中反映出来。我们可以把外部环境成本理解为，由于人们环保意识薄弱以及环保政策、法规不完善等原因，环境资源作为一种公共财富被无偿使用，企业尽可能地从资源中获取最大的正效益，而由此产生的负效益则由其他主体及后来者承担。外部环境成本指的是成本的发生与某一主体的环境影响有关，但却由发生成本或获得利益以外的主体承担成本。某一活动对环境造成了影响，而产生影响的企业却不为此承担责任，通常外部不经济指的就是外部成本。例如，企业排污对下游水系造成了影响，而产生了环境成本，但按目前的法律体系，企业却不负担这部分成本，外部成本减少了经济的总体效益，但在产生外部成本的主体的传统会计领域中是不反映的。在获利动机的驱使下，每一个主体在决定不同层次的生产、投资和消费活动时，就往往只从自己的角度来考虑各种选择的成本和收益，而不考虑由此产生的社会后果。当众多经济主体共同进行了资源的无偿开发，对污染的结果不承担任何责任时，必然导致资源的枯竭，造成严重污染。??
2.2环境成本内在化分析??
环境资源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根据福利经济学使整个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原则来进行了分配。但是由于目前企业的生产成本仅指生产过程中核算和支付的代价，如原材料、工资、制造费用等，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社会总成本与企业生产成本往往不一致，一般情况下社会总成本大于企业成本，两者之差便是外部成本，由社会承担，如造纸厂在生产时排放大量污水，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影响了人们的健康与安全。若企业不考虑对环境造成的外部成本，企业的社会总成本将大于生产成本，从而使价格不能反映产品的真实价值，造成产量过剩，资源配置达不到最优，从而对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现假设某一经济活动不带来外部效益，只产生外部成本，则有边际社会效益（MSB）+边际私人效益（MPB）=边际收益（MR），MSC>MPC，如图1：??
图1中，MPC代表边际私人成本线，MSC代表边际社会成本线，为边际私人成本与边际外部成本之和，MEC代表边际外部成本。MSB代表边际社会效益，由于MSB等于MPB，所以同时也代表边际私人效益。在MR与MPC的交点EP处，交易双方的福利最大，此时对应的产量Q，对应的价格为PP；而在MR与MSC交点E处，社会的福利最大，
3外部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措施??
环境问题源于经济的外部性，是由于外部性（即存在外部环境成本）引起市场失灵而使社会资源未得到有效配置造成的。根据福利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的理论，提出一些实现环境成本内在化的措施，以解决环境问题。??
（1）进行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和环境管理制度的创新。通过分散和明确环境资源产权，确立相应的责任、权利和利益主体，建立有效的使用、补偿和责任承担机制；建立基于市场的可交易的排污许可证和可交易的资源配额制度。??
（2）完善经济政策法规，激励基于资源节约、环境友善的技术进步和产品贸易。加速用于环境保护的固定资产的折旧，对污染控制设施的固定资产税和交易税进行减免，建立环境投资基金和环境公共资金的贷款担保机制，在证券市场允许用于增加环境保护项目、环保产业投资的优先融资等，以构建环境资金的多架道可持续来源体系，从而激励整个社会大力开发、采用环境无害化技术，使我国出口产品由劳动密集型逐步向资本、技术密集型和环境友善型方向转化，从而真正显现其竞争优势。??
（3）优化贸易商品结构，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发展中国家要密切注意环境问题全球化的进程，认真研究发达国家绿色消费浪潮的基本趋势，大力推进清洁技术，发展无污染和少污染产品的产业，引导各类产业将环境保护作为其主要的价值取向之一，使环保指标和其他质量指标一起构成优质产品的内涵，从而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出口贸易商品结构。要把绿色产业作为提升产业结构的重要方向，实施战略性产业政策，通过财政、税收、金融等优惠政策加以扶持，培养规模经济优势，在大力开展环保产品国际贸易的同时，提高企业防治污染的能力，为我国出口产品冲破国际贸易中的环境壁垒提供硬件上的支持。??
（4）建立和完善环境经济核算体系，实现贸易与环境的均衡发展。要借鉴国外经验，建立适合国情的环境经济分析方法和政策体系，加强对环境变化与资源、人体健康、社会经济影响的定量化研究，把不可再生资源的损耗、可更新再生资源的消耗、环境的破坏与修复改善、污染的治理作为社会成本列入核算体系，逐步做到资源与环境的商品化、价格的合理化和消耗资源与破坏环境的有偿化，实现资源的集约使用和有效管理，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肖序.环境成本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2］?@姚志勇.环境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3］?@张亚连，罗莉.环境成本的经济学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6，（6）.??
一、资源的稀缺性是低碳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
资源的稀缺性是经济学分析的前提，而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其产生也正因为资源的稀缺性。此处资源的稀缺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能源的稀缺性。能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在过去100 多年里，发达国家先后完成了工业化，消耗了地球上大量的自然资源，特别是化石能源资源。当今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主要依赖于传统的化石能源，全球总能耗的74%来自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矿物能源。化石能源的应用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由于其不可再生性，化石能源资源正在日益被耗尽。世界上一些地方的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已被采光或即将采光已是不争的事实。而经济的发展，社会对于能源的需求却丝毫没有减少，需求的无限性和资源的有限性造成了化石能源的稀缺性。二是环境资源的稀缺性。化石能源的无节制使用，在日益耗尽资源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问题。使用化石燃料这种高碳能源是产生这种生态环境灾难的主要原因。研究表明，地球生态系统自净二氧化碳的能力每年只有30 亿吨，全世界每年约剩下200 多亿吨残留在大气层中，使地球生态系统不堪重负。长此下去，气候将更为反复无常，生态环境灾害范围更大、更频繁和更严重，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然而，随着环境问题日趋严重，人们对于美好环境的需求却是不断增加的，这就造成了环境资源的稀缺性。
资源稀缺的约束使得企业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持续大量耗费的不可再生资源已经不能支撑原有的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当不可再生资源越来越稀缺的时候，如果不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企业就难以生存，整个社会就难以发展。另一方面，随着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重，控制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缓解全球气候变暖，是现代人类得以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迫切需要，以至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定2008 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为“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不管是从能源稀缺还是环境资源稀缺的角度看都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实施低碳经济。因此，能源资源和环境资源的稀缺就成为低碳经济产生的根源。
二、外部性是低碳经济学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外部性往往是在缺乏相关交易的情况下，当社会成员从事经济活动时，其经济行为影响了他人的福利，却没有得到相应补偿或承担相应义务的经济行为。低碳经济中存在着外部性，当一个国家积极植树造林，增加碳汇时，就会产生正的外部性；另外负的外部性可以明显地表现为消费者或生产厂商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效应气体时，所产生的温室效应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温室气体排放所带来的外部性经济损失构成了社会总成本的一部分。
低碳经济中的外部性同样存在一些特征。首先，在低碳经济外部性产生前，是无法产生任何交易行为的。例如，企业排放温室气体前不会与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受害者进行讨价还价，以确定这种经济行为的产权形式和交易方式，对于外部性的范围和补偿支付，双方当事人也没在事前进行任何的谈判。其次，低碳经济中外部性存在产权缺失，使事后的补偿和谈判存在困难。在外部性的情况下，每个人对自己的权利和责任的界定是模糊的。环境资源具有不可分割性，即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排他性消费、生产环境资源以及附属污染物。因此，当企业将未经严格处理的废气排入大气中时，企业污染的空气很难定义其产权，而这种产权的缺失却使排污者过度使用这些物品，不考虑其他人的公共权利。再次，存在个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不一致，或者是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不一致。产生负外部性的产业的产量，比社会最优状态下要高；而产生正外部性产业的产量，比社会最优状态下要低。当存在正的外部性时，边际社会收益高于边际个人收益，社会的最优产量高于企业最优产量，当植树造林造成的碳汇，其所产生的边际社会收益会高于边际个人收益；然而当存在负的外部性时，存在边际社会成本高于边际私人成本，社会的最优产量低于产业的最优产量。低碳经济中存在的外部性是负的，当汽车排出的废气污染了空气，这种危害形成的成本加上企业的成本就构成社会总成本，环境污染的边际社会成本高于碳排放企业的边际个人成本。
由于公共物品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可以认为公共物品是外部性的一种特殊形式，公共物品不能仅仅依靠市场力量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非竞争性使配置资源的价格机制失去作用。例如，由于公共资源和环境的非排他性，任何人都可能会过度地使用公共的资源和清洁的环境，这就产生了“公地悲剧”。公共品也会使消费者产生“搭便车”动机，即理性的个人降低或隐瞒自己对集体消费品的偏好的动机，依靠分散决策的价格机制无法使集体消费的公共品的数量保持在最优水平，以价格为核心的市场机制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出现了“失灵”。因此，由于低碳经济中存在的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特征，这就很容易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为什么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化石能源的排放引起了气候变化如此明显的“公共悲剧”，而且由于“搭便车”的动机存在，使减排的国际谈判往往陷入僵局，难以形成一致意见。要解决低碳经济的外部性和公共品特性所带来的不利后果，目前要做的主要是政府的干预和产权交易。
关键词：外部性；环境成本；环境成本内在化
中图分类号：F29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2-0094-01
1 环境成本内在化的涵义
环境成本是指为了保护环境、防范生态破坏，在商品生产活动中，从资源开采、生产、运输、使用、回收到处理废弃物所需的全部费用。主要由自然资源本身的价值和自然环境修复价值两大部分组成。前者是指制造产品所使用资源的价格，而后者是指制造和使用产品过程中对环境造成危害所需的整治费用。环境问题的重要特点就在于其外部的非经济性，即污染者获得了私人利益，但社会成本（“外部性”）却以空气和水以及其他生态环境遭污染的形式显现出来。
只有将环境成本内在化，才能体现资源的稀缺性，消除其外部的非经济性，体现环境公平，提高环境效率。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是人们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形成的，要保护环境，治理污染是需要投资的，那么应该由谁来为环境保护买单呢？根据公平效率原则，许多发达国家，如美国、欧盟等大多数采用“自愿环境协议”的方式将环境成本内在化于生产成本中，既体现了“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的原则，也使治理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有了可靠合理的财力来源。
2 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经济学分析
2.1 环境成本的外部性问题
环境保护要求企业减少生产经营过程中向环境排放的各种有毒有害物质的数量，而企业足以盈利为目标的社会组织，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必须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于是各种有毒有害物质就被竞相排放到环境中，这与环境保护要求是相互矛盾的。
按照经济学的定义，外部效应是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另一个经济主体的福利所产生的效果，而这种效果并没有从货币或市场交易中反映出来。我们可以把外部环境成本理解为，由于人们环保意识薄弱以及环保政策、法规不完善等原因，环境资源作为一种公共财富被无偿使用，企业尽可能地从资源中获取最大的正效益，而由此产生的负效益则由其他主体及后来者承担。外部环境成本指的是成本的发生与某一主体的环境影响有关，但却由发生成本或获得利益以外的主体承担成本。某一活动对环境造成了影响，而产生影响的企业却不为此承担责任，通常外部不经济指的就是外部成本。例如，企业排污对下游水系造成了影响，而产生了环境成本，但按目前的法律体系，企业却不负担这部分成本，外部成本减少了经济的总体效益，但在产生外部成本的主体的传统会计领域中是不反映的。在获利动机的驱使下，每一个主体在决定不同层次的生产、投资和消费活动时，就往往只从自己的角度来考虑各种选择的成本和收益，而不考虑由此产生的社会后果。当众多经济主体共同进行了资源的无偿开发，对污染的结果不承担任何责任时，必然导致资源的枯竭，造成严重污染。
2.2 环境成本内在化分析
环境资源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根据福利经济学使整个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原则来进行了分配。但是由于目前企业的生产成本仅指生产过程中核算和支付的代价，如原材料、工资、制造费用等，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社会总成本与企业生产成本往往不一致，一般情况下社会总成本大于企业成本，两者之差便是外部成本，由社会承担，如造纸厂在生产时排放大量污水，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影响了人们的健康与安全。若企业不考虑对环境造成的外部成本，企业的社会总成本将大于生产成本，从而使价格不能反映产品的真实价值，造成产量过剩，资源配置达不到最优，从而对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现假设某一经济活动不带来外部效益，只产生外部成本，则有边际社会效益（MSB）+边际私人效益（MPB）=边际收益（MR），MSC>MPC，如图1：
图1中，MPC代表边际私人成本线，MSC代表边际社会成本线，为边际私人成本与边际外部成本之和，MEC代表边际外部成本。MSB代表边际社会效益，由于MSB等于MPB，所以同时也代表边际私人效益。在MR与MPC的交点EP处，交易双方的福利最大，此时对应的产量Q，对应的价格为PP；而在MR与MSC交点E处，社会的福利最大，此时对应的产量为QS，对应的价格PS。从图中可以直观地看出，QP>QS，PP
3 外部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措施
环境问题源于经济的外部性，是由于外部性（即存在外部环境成本）引起市场失灵而使社会资源未得到有效配置造成的。根据福利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的理论，提出一些实现环境成本内在化的措施，以解决环境问题。
（1）进行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和环境管理制度的创新。通过分散和明确环境资源产权，确立相应的责任、权利和利益主体，建立有效的使用、补偿和责任承担机制；建立基于市场的可交易的排污许可证和可交易的资源配额制度。
（2）完善经济政策法规，激励基于资源节约、环境友善的技术进步和产品贸易。加速用于环境保护的固定资产的折旧，对污染控制设施的固定资产税和交易税进行减免，建立环境投资基金和环境公共资金的贷款担保机制，在证券市场允许用于增加环境保护项目、环保产业投资的优先融资等，以构建环境资金的多架道可持续来源体系，从而激励整个社会大力开发、采用环境无害化技术，使我国出口产品由劳动密集型逐步向资本、技术密集型和环境友善型方向转化，从而真正显现其竞争优势。
（3）优化贸易商品结构，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发展中国家要密切注意环境问题全球化的进程，认真研究发达国家绿色消费浪潮的基本趋势，大力推进清洁技术，发展无污染和少污染产品的产业，引导各类产业将环境保护作为其主要的价值取向之一，使环保指标和其他质量指标一起构成优质产品的内涵，从而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出口贸易商品结构。要把绿色产业作为提升产业结构的重要方向，实施战略性产业政策，通过财政、税收、金融等优惠政策加以扶持，培养规模经济优势，在大力开展环保产品国际贸易的同时，提高企业防治污染的能力，为我国出口产品冲破国际贸易中的环境壁垒提供硬件上的支持。
（4）建立和完善环境经济核算体系，实现贸易与环境的均衡发展。要借鉴国外经验，建立适合国情的环境经济分析方法和政策体系，加强对环境变化与资源、人体健康、社会经济影响的定量化研究，把不可再生资源的损耗、可更新再生资源的消耗、环境的破坏与修复改善、污染的治理作为社会成本列入核算体系，逐步做到资源与环境的商品化、价格的合理化和消耗资源与破坏环境的有偿化，实现资源的集约使用和有效管理，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肖序.环境成本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2］姚志勇.环境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3］张亚连，罗莉.环境成本的经济学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6，（6）.
［4］柏晓林，董善俊.刍议企业的环境成本［J］.中国管理信息化，2005，（7）.
关键词：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观；急功近利；短期增长
中图分类号：F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7-0041-05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面对自然界以及社会，人们注意的主要只是最初的最显著的结果，可是后来人们又感到惊奇的是：人们为取得上述成果而做出的行为所产生的较远的影响，竟然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形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资本家必须以追求利润为目的进行生产和交换才能生存和发展，所以只关注其经济活动的直接结果。因此，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服务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虽然面对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也提出了一些应对理论和对策，但是受其理论服务对象和研究目的的制约，西方主流经济学无论是对经济问题还是对自然条件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问题，必然表现出其狭隘的视野。无论是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还是凯恩斯主义以及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只关注眼前的利润，其发展观是急功近利的，缺少长期的目标和对策。
一、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都没有摆脱急功近利的发展观
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土地稀缺程度对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影响。重农学派强调土地和农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提出土地和劳动是社会财富的源泉。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最早提出社会经济发展会受到自然资源和环境等条件的绝对限制这一观点。斯密认为，构成一国真实财富与收入的是一国劳动与土地的年产物的全部商品。因此，当一国所获得的财富已经达到其土壤、气候和相对于他国而言的位置所允许获得的限度时，将没有再进步的可能。在这种状态下，劳动工资低落到仅够维持现状，资本达到饱和程度，利润非常低。然而，斯密是在讨论资本利润时顺便谈到这一点，而且认为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
斯密之后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主要研究资本是否能够和如何获得最大利润，几乎没有人去特别关注如何节约自然资源，以使自然资源能够可持续利用。虽然马尔萨斯首次提出了人口增长与人类赖以生存的食物之间存在矛盾，提出了环境负荷问题，认为持续增长的人口是经济增长的最大制约；李嘉图提出资源报酬递减规律，认为它是制约经济增长的自然法则，给予自然资源极大的重视。但是，他们的研究视野仍然仅仅局限于经济增长问题。而且李嘉图、马尔萨斯等提出的人类发展在土地资源制约下前景不容乐观，但是经济增长最大制约等观点，也没有受到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视。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在一个自由选择的体制中，社会的各类人群在不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可以使整个社会的经济资源得到最合理的配置。市场机制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着人们从自利的动机出发，最终使交易双方都能得到好处。如果经济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在不使他人境况变坏的同时使自己的情况变得更好，那么这种状态就达到了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即达到了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然而，由于市场本身的不完备，特别是市场交易信息不充分，使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往往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从而需要对其进行调整。如果对某种资源配置状态进行调整的结果，是使一些人的境况得到改善，而其他人的状况至少不变坏，那么符合这一性质的调整便被称为帕累托改进。如果现存的资源配置状态存在改进的空间，则意味着社会存在由于资源配置不合理而产生浪费。此时，通过帕累托改进，就能提高经济效率。由于这种经济效率的提高并没有损害其他人的利益，所以帕累托改进也是相对公平的，即帕累托最优实现了公平与效率的结合。
然而，新古典经济学所提出的帕累托最优只是在抽象地讨论市场机制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机制，其关注的是可利用的资源怎样有效率地使用，并不包括对环境的影响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因此，在帕累托最优和帕累托改进中，效率并不包含生态效率，公平并不包含环境和自然资源使用的代际公平。
由于市场配置的资源并不包括环境和自然资源因素，因此，当工业化过程中出现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时，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只能把其归为市场失灵，即“看不见的手”的调节虽然实现了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却不能避免环境污染这一外部性问题。可持续发展观念提出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又把当代社会无法在代际间公平配置环境和自然资源也归结为市场失灵。新古典经济学无法用市场的内在机制解决这些问题，只能寄希望于从市场机制外部的干预和调整来激励或者约束企业的行为。
但“新古典传统重点强调的是自由放任，只给政府有限的经济干预作用。这反映在他们尽管简短，然而确实有所研究的涉及自然资源与环境的经济著述中。”如，马歇尔（1890）首次提出了外部性经济分析方法，为环境问题的经济学分析提供了关键的分析方法，但马歇尔的研究只是局限于外部性利益问题。
卡普（1950）对于环境的外部性问题提出了重要论述，认为经济增长对环境具有深远的逆向后果。卡普讨论了来自生产过程而被传递到外部的社会成本，如，对冰和空气的污染会损害人体健康，减少农业产量，加速物质腐化，使水生动植物灭绝，并威胁饮用水源等。
巴特尔（1958）指出，外部性是市场失灵的表现，它们大规模出现的原因是缺乏市场化的产权，这使一些个体可以滥用这些为许多人共有的资源。通过在所有经济活动领域制定严格定义的、可传递的、市场化的产权，这种市场失灵问题可以得到解决。这就是说，大多数环境问题的根源是未能全面地应用资本主义制度方法。
科斯（1960）进一步提出，如果产权被严格制度化，并获得法律力量的保障，那么，对污染等问题施行干预就没有任何必要，参与各方自己就能解决这些问题。科斯反对政府建立统一标准、依靠税收和补贴等进行干预，认为在一个有明确产权规定的自由市场环境中，经济主体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一定能把污染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实践中，科斯的方法在涉及的谈判者数量很少、影响范围明确时，可以获得比较满意的效果，如，解决某一地区工厂排放的烟尘对该地区的危害。但科斯的观点也受到多方面的批评，认为其有较高的谈判成本，而且对于环境污染的外部影响散布较广的地理区域，以及代际间的资源环境可持续利用问题，运用谈判达成协议几乎是不可能的。
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家也关注资源环境问题的理论，但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有一个重要特点：“他们用由需求决定的边际效用概念取代由供给决定的价值理论。和古典经济学家将焦点放在供给不同，新古典著述家强调需求在决定商品和服务价值方面的重要性。有一定数量收入的个体，将能够对市场上可获得的种类繁多的商品和服务做出选择。如果个体是效用最大化者，他们就必定以新古典经济学家为据，那么他们就以诸如此类的方式配置他们的金钱，以使得最后一镑花在恰好可以满足他们需要的东西上，而不是花到其他任何东西上。”所以，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在资源稀缺或资源数量一定的条件下，如何在不同的用途中配置资源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这种研究重心的转移使得资源稀缺程度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新古典经济学体系中被降低了。因此，虽然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资源使用和环境污染的外部性经济分析方法，指出外部性是市场失灵的表现，其原因是缺乏市场化的产权，使得一些个体可以滥用许多人共有的资源；认为如果产权被严格制度化，并获得法律力量的保障，便不需要政府对污染等问题施行干预，经济主体通过谈判达成的协议或者产权交易，即可把污染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并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但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关注点是如何把可以利用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都充分有效地利用起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利润。在能否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机制的自发运行可以促进技术进步和稀缺资源的价格上升，从而解决自然条件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
历史发展实践表明，市场机制并没有解决自然条件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自然条件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制约日益严重。而且当资本主义国家出现自然条件质量下降问题时，西方经济学家们不仅没有兴趣去研究与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生态改善紧密相关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还极力主张通过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掠夺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自然资源，把污染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并且极力为这种行为寻找理论依据和相关政策主张。
发达国家获得的环境改善的成果许多都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环境污染、资源滥用基础上的。然而，人类共同拥有一个地球，这种掠夺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自然资源，把污染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以邻为壑”的做法终究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环境污染、资源紧张、全球气候变化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主张结出的恶果。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典型的急功近利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之所以能够畅行无阻，是因为它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生产目的。
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没有长期目标和对策的发展观
凯恩斯主义理论是为政策制定服务的，其政策目标是通过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实现短期经济增长，但是这一目标不包括环境保护的内容。在凯恩斯主义指导下，以激励资本投资为核心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不仅带来了滞胀，还带来了能源紧张、环境污染等问题，使资本主义世界陷入生态和经济双重危机。
凯恩斯及其追随者的经济学不关注生态问题，因而其政策主张无法解决生态和经济双重危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凯恩斯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的“新正统”而盛极一时。根据凯恩斯本人的理论和他的追随者们对这一理论的补充和发展而制定的经济稳定政策和经济增长政策，被看成是凯恩斯经济学的重要成就。凯恩斯主义试图用经济增长解决失业问题、增强经济实力，并在理论和实践中掀起“经济增长热”，也的确带来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繁荣。但是繁荣背后酝酿着更难以克服的生态和经济双重危机，因为从凯恩斯主义主张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实践中完全看不到有助于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因素。由于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目标是通过刺激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实现短期经济增长，而实现这个目标不需要考虑环境保护和资源可持续利用，因此，在鼓励国民高投资、高消费的促进经济短期增长的理论和政策体系推动下，必然会埋下阻碍可持续发展的隐患。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关键是发展的可持续性。离开了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利用和生态建设都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同时，发展的可持续性要求发展既要考虑当前的发展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发展强调社会进步和全体社会成员福利水平的不断提高，如果经济不能保持持续平稳增长，或者经济增长以自然资源大量消耗和环境污染为代价，那么经济增长的结果只能是促进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这种经济增长不是经济发展，更不是可持续发展。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只关注经济增长中的短期波动问题，致力于为政府制定和实施调节经济短期波动的经济政策提供理论基础。凯恩斯主义者采取的态度是，“那些环境问题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现在是不可能钻研得了的，因而不属于他们的真正课题；在凯恩斯的理论架构中，重点是且应当是短期问题。”这一明显具有局限性的研究目的和视野使得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不可能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也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一直以来不能把可持续发展纳入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总之，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发展观并不包含长期目标和对策。
后凯恩斯主义（也称新古典综合派）在保留凯恩斯主义理论要点基础上，对滞胀、经济增长导致自然资源不足从而是否要放慢经济增长速度等问题，做了理论上的解释，并提出解决办法。如，索洛在其新古典增长理论基础上提出，依靠有助于节约使用现有自然资源和有助于发展替代品的技术进步，可以解决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中消耗日益增加的问题。索洛认为，同技术进步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一样，每单位自然资源的边际产出率呈上升趋势，所以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源枯竭的假设缺乏技术上的依据。索洛指出，《增长的极限》提出的零增长是把零技术进步当做出发点，零技术进步下的零增长不能缓解资源供给危机，反而会加速资源枯竭，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资源开采的难度越来越大。因此，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依靠有助于节约使用现有自然资源和有助于发展替代品的技术进步。
后凯恩斯主义提出，国家干预是必要的，可以通过微观财政支出政策（部门优先发展政策）和微观财政收入政策（税收结构政策）影响资源的供给和需求。可见，后凯恩斯主义对资源供给问题虽有所关注，但其关注点还是在经济增长上，目的是要证明经济增长和稳定增长的概念没有过时，而没有对资源环境问题做系统研究，也没有提出具体的相关对策。
三、庇古关注经济福利的国家干预发展观
在西方经济学体系中，庇古的国家干预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发展观独树一帜，因此有必要单独进行概述。庇古提出，外部性是双刃剑，既包含利益，也包含成本支出。自由市场经济并不总是有效运行的，因此存在很大的空间，供政府为推进经济福利的提升而进行干预。据此，庇古提出，政府既应当保护现代人的利益，也应当保护后代人的利益，杜绝过度和非理性的贴现现象。政府既是当代人的受托人，也是未来人的受托人。因此，在必要的情况下，政府需要依据法律进行监督和管理，以避免本国可耗竭资源的过度开发。庇古提出了政府应该实施的三条政策措施：国家补贴、税收、立法。其中，庇古税被认为是使环境污染的外部性问题内部化，使企业自动解决污染问题的重要手段，但在理论探讨上，由于税收涉及当代人之间的公平和效率问题，所以争议很大。在实践中，庇古提出的三条政策措施被许多国家所采纳，特别是大多数国家都在逐步扩大环境保护立法的范围。
四、结语
虽然近几十年来，西方主流经济学针对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等问题提出了经济外部性理论、产权理论以及利用市场机制、政府干预、立法等解决问题的方案；提出利用市场机制催生新技术和新产品，从而通过企业的自主行为解决资源短缺和环境破坏问题；提出只有经济的快速增长才能解决贫困问题，从而实现世界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试图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把自然资源和环境因素内生化，以讨论可持续发展问题。但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主导思想还是强调，只有在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和自由贸易）中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才能以更高的经济效率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古典、新古典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虽然对不可再生资源和环境问题有所关注，但是大多纠缠在资本的获利和经济增长问题上，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没有实质性推进。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在现实世界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特别是一些贫困国家之间展开自由的市场竞争，那些急功近利的资本所有者来到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低的不发达国家，廉价使用自然资源。这虽然可以促进当地的经济增长，但把自然环境的恶化留给了不发达国家；把廉价使用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变为发达国家维持高消耗、高消费生活的重要来源；当发达国家出现经济危机时，依赖其投资和向其出口产品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不发达国家必然遭受沉重的打击；在经济高速增长中，不发达国家并没有消除贫困，而是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进而加剧了支配生产力发展的不公平。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实践结果完全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公平、共同和可持续三个最基本的原则。
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试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通过市场机制和快速的经济增长来实现世界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的主张是天方夜谭，因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生产目的和由此决定的急功近利的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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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概述
1.1企业环境成本的概念及内容
企业环境成本也可以称之为环境降级成本，是企业在生产经营等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污染负担和压力，使环境受到破坏影响其为人类社会服务的功能质量。环境成本的内容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1.1.1环境保护的成本
环境保护需要采取一系列必要的环境保护措施，而建立环境保护措施体系是需要一定的经济成本作为支撑的，环境保护成本是为了减少向环境中排放的污染物，如有污染性的废料、废气、废液等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而产生的成本。
1.1.2环境检侧的成本
为了更好的控制环境问题，达到环境质量标准和环保方法标准，使污染物排放达标，对企业的生产流程、生产产品以及其他排放作业进行环境检测所需要的成本投入。
1.1.3环境内部失败成本
为了有效的对企业已经产生但是还没有向环境中排放的废弃物和污染物进行环保处理所产生的成本即为环境内部失败成本。此种成本的核算主要是为了对企业的污染物排放进行有效的控制，降低污染水平。
1.1.4环境外部失败成本
企业排放的废弃物或者污染物已经排放到自然环境中并产生了一定的污染影响，由此产生的成本即为环境外部失败成本。已支付的外部失败成本是企业因为污染物的排放导致的已经支付出去的成本，未支付外部失败成本是企业因为污染物的排放导致的成本由其他企业以外的单位或者人员支付的那部分成本。
1.2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
对于企业成本核算，在传统的核算体系下，企业的经营成本主要包括在生产制造产品的过程中涉及的材料、设备、人工以及生产制造的相关费用等，局限于直接的产品生产的成本，而通常将企业的环境资源成本予以忽视。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必然会消耗水和空气等自然资源，但是企业往往记录的是对自然资源挖掘和使用的成本，却忽视了企业的生产行为对环境的污染作用以后产生的成本。现今企业成本核算已经将环境成本纳入其中，只要因为企业的生产活动造成的环境的污染和损失，就要对此部分承担成本。环境成本内部化就是对环境外部成本评估并在企业生产成本中将其内化，既体现环境资源的效用性、稀缺性有消除了环境资源的外部性。可以说，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正好四将对环境造成破坏性影响的外部成本在市场主体上进行内化。采用环境成本内部化，企业在制定决策和具体生产的过程中就会考虑到环境成本，从而实现优化资源，增强资源保护意识，提高资源利用率。
2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必要性
2.1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是维护和改善环境问题的必然要求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对自然的改造能力也在不断的提高，人类经济活动为社会经济带来繁荣的同时也增加了资源负担，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究其根源，企业成本社会化是主要原因。环境资源不同于市场流通的商品，虽然没有明确的市场价格，但是要有效的改善和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就需要将环境资源作为成本计入到企业的经营成本中，也就是说只有将环境成本内部化，才能够将环境的价值反映出来，使环境问题引起企业的重视，从而提高企业环境保护的意识和自觉性，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共同可持续性发展。
2.2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是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的必然要求
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对企业的产品成本和产品差异具有直接的影响，从而对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具有重要的影响。很多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利用绿色壁垒来提高自身产品的竞争力，要使中国企业的产品走向国际，在国际市场中争得一席之地，就必须将环境成本内部化，正确反应产品成不，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国际竞争力。
2.3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是完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必然要求
在我国，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是对地方政府职能履行情况和政绩的批判的重要标准之一，但是现今的经济核算体系因为没有将环境因素纳入其中，则GDP不能对环境破坏的现实问题反映出来，也就是没能将社会成本反映出来。要在GDP的核算体系中将环境社会成本计入进来，就必须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
3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经济学分析
3.1一般产品外部成本内部化的经济学分析
环境资源具有效用性、稀缺性的特点，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对于环境资源遵循追求最大化的社会效益的原则来分配。我国目前企业的生产成本核算只包括企业生产活动过程中的直接费用支出，如原材料和生产设备的购进、人工费用、制造费用等，但是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社会总成本和企业计入的生产成本是不一致的。社会总成本中减掉生产成本即为外部成本。外部成本往往由社会承担。如果企业对环境的外部成本不予考虑，则企业的生产成本不能真正的反映出产品的价值，造成资源浪费，对环境也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当有外部不经济性存在时，外部成不由社会承担，这对社会来说，企业的产出呈过剩状态导致产品价格偏低。由此带来的资源配置的不合理，社会上的其它单位产出水平不足，社会供给曲线呈倾斜状态资源配置没有达到最优化，资源配置没能达到最优。
3.2特殊性产品外部成本内部化的经济学分析
要达到企业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一致，将外部成本内部化十分必要，不仅让企业在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还能够追求更大效益，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自然资源的协调发展，而且环境成本内部化要求企业在经营决策的制定上同时兼顾环境因素。但是外部成本内部化对于特殊性产品是否具有同样的效力呢?以电力行业为例，我国的电站主要以火力发电为主，而发电企业的电力生产和输送主要靠燃料的燃烧，由此产生的具有污染性质的废气，如二氧化硫的排放量是巨大的，可以说是我国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占全国总排放量的一半以上。鉴于火电厂二氧化硫的产量巨大，超出了环境的目标容量，国家要求火电厂必须采取必要的脱硫措施，建立脱硫项目，而火电厂为烟气脱硫工程的建设也投入了巨资，脱硫使用的相关设备的投入以及运行的投入在火电厂的总投资额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对此有的电厂为了节约费用，在此方面进行拖延或者将设备作为摆设仅用于应付检查，这使对环境的影响依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当生产产量与市场需求呈均衡状态时，产品尤其对应的价格，当产品产生外部环境成本并将其内部化时，产量和价格都会相应的产生变化，形成新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
4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经济效应
4.1对企业投资方向的调节效应
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会将所有与投资项目有关的成本考虑进去。环境成本内部化是的环境成本成为了企业在投资决策制定过程中重点考虑的因素，环境成本将由高转低。而且各个国家不同的环境标准也使得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不同，对于跨国公司而言，投资也会充分的考虑到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高低。
4.2对企业产品结构的优化效应
对于具有严重污染的产品生产的成本，环境成本内部化会使其提高，那么这类产品相应的市场价格就会缺乏竞争力。相应的环境成本低的产品竞争力会逐步提高，环保和绿色的产品市场需求量增加。如今，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低碳环保的产品更适应市场需求，企业的产品结构也相应的进行调整。
4.3提供企业竞争力的效应
环境成本内部化将提供企业产品的生产成本，似乎对企业经济理应的获得和市场竞争力的提高会有负面的影响。但是从长远来看，环境成本内部化会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步伐，新产品的研发会使企业获得市场的先行优势，先行性的环境保护标准使企业更加具有竞争力。
4.4促进世界贸易一体化的效应
环境成本内部化将使内部化程度地的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更加处于竞争的有利地位。现金国际贸易中的绿色壁垒政策促使全球各国的环保标准的一致性。因此在国际贸易系统中，既环保有含有高科技含量的产品更加具有竞争力。环境成本内部化将促进世界贸易系统向一体化发展。
[关键词]环境治理;外部性;寻租;措施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4-0121-03
环境污染是一种坏的公共物品,且产权不明晰,所以在其治理中具有很强的负外部性。当存在外部性时,自发的市场通常无法解决产权不明晰的环境污染问题,这就需要政府对环境治理进行管理。
理论上讲,借助政府的力量对环境污染的治理进行管理,可以促进其外部性内部化。但是,政府在执行其职能时同样会出现政府失灵的现象,比如政府行为范围的扩大化和政府干预过程中对其他经济活动和其他经济主体的限制 ,当政府出现这些行为时寻租行为也就孕育而生。本文将对环境治理中寻租活动产生的条件、造成的损失进行具体分析,并提出抑制环境治理中寻租行为的措施,从而为提高环境污染治理效率提供参考。
1环境治理需要政府参与的原因
环境资源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使环境资源的消费者能够不支付费用而享受环境的服务,这就存在环境治理中的“免费搭乘车问题”。
如果完全靠市场自发调节,私人企业是不会投资或很少投资到环境污染的治理上的。这表明,市场机制是不能自发地解决环境资源问题的,即市场对环境资源的配置是失灵的。因此,要高效配置环境资源(包括环境污染)不能仅仅依靠市场,而是需要政府的作用,必须借助于政府干预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从而纠正市场失灵。
2 寻租活动产生的条件
2.1 存在经济租金
经济租金,是指在一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获得的收入中超过这种要素机会成本的剩余。在社会经济处于总体均衡状态时,每种生产要素在各个产业部门中的作用和配置都达到要素收入和其机会成本相等。如果某个产业中的要素收入高于其他产业的要素收入,该产业就存在该要素的超额利润。一旦政府开始干预市场调节过程,超额利润便转化为经济租金。
在环境治理中环境管理者与污染者之间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管理者手中掌握着排污权资源,他可以根据该地区环境自净能力的大小制定污染治理标准,他对这种权力处于垄断地位,而这种能够带来高额收益的垄断权力本身可被视为一种稀缺的、排他性的资产,这一资产所能带来的超额利润正是一种经济租金。污染者为了维护自己污染时的既得利益,会采取各种方式,使得管理者对其降低环境管理标准或继续默许污染。因此,对这种低标准环境治理特权的需求,实际上就是对经济租金的需求。
2.2 存在寻租正效用
政府借助于政府法律和行政权威,运用强制性手段直接干预环境治理能产生经济租金,那么追求这种经济租金的行为,即为寻租。
为了获得低标准治污特权,排污者就必须与控制这些指标的人打交道,接近他、说服他,甚至给以好处,这就是为了获得这些特权的成本。如果排污者发现,通过寻求低标准治污特权的竞争能比投资处理污染物获得一个更高的回报率时,他们就会寻租,争取较低的排污标准特权,从而获得更大的利润。这样他就不会投资兴建污染处理设备,即排污者会倾向于花钱并付诸努力去获取这种特权。而且一旦确立了这一特权,他们又会继续花钱并付诸努力去保持它,这可以通过考察一个排污企业(D)和管理者(S)双边交易的寻租模型来说明。
假若D方为了获得低标准排污特权,通过向S方给以好处Δx,以换取租金R。此外,D方还会发生一些寻租成本,如心理成本、时间、精力以及为掩人耳目而支出的费用等。因此,D方的寻租成本Dc>Δx。
根据边沁(Bentham)的研究,个人效用函数一般包括感官、财富、受人尊敬、友谊、个人声誉、权力、虔诚、行善、仇恨、知识、记忆、想象力、希望、结社、免于痛苦等。针对官员的特征、结合腐败现象的主要类型,本文从上述效用函数集内的15个变量中选取最能反映政府官员这一群体效用偏好选择一般特征的权力(Q)、虔诚(P)、财富(X)、感官享受(H)、友谊(F)及其他(O)6个变量,组成官员效用函数:
当满足此条件时,寻租者就会寻租,且该特权一旦获得,污染者还会进一步地寻租去保持现有的特权,甚至追求更低排污标准的特权,从而使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环境治理效果越来越差。
3 寻租活动对经济和环境的影响
这种为了获得和维持低标准排污特权从而得到经济租金的寻租活动实际上是一种非生产性的活动,它耗费了社会的经济资源和环境资源,使本来可以运用于高效益生产上的资源浪费在无益的行为上,导致了严重损失。这种损失主要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在排污者追求低标准排污特权过程中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另一部分是该特权获得后造成的环境损害(如图1所示)。
图1 环境治理中寻租活动造成的损失
在图1中,假定政府根据当地环境自净能力指定的排污标准为λ,某企业在该指标约束下的长期边际治污成本(MC)等于其平均治污成本(AC),企业的边际收入曲线为MR,排放污染的边际损害曲线为MD。该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根据边际收入与边际治污成本相等,最终确定排污量为Q1,此时边际污染治理成本为P1,污染物排放标准达到λ水平,该企业的收益为三角形bcP1的面积。虽然此时污染物达到排放标准λ才被排放,但它终究对环境会产生一定损害,只是此时的损害较小,为三角形eOQ1的面积。如果该企业想通过寻租活动获得低于排污标准λ的排污特权,它就必须给政府官员给予一定量的贿金Δx。假设该企业寻租成功后政府允许其以低于λ的标准排污,则根据这一排污标准该企业在同样的边际治污成本P1可以排放更多的污染物Q’1,此时该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为三角形adP1的面积,但此时环境损害迅速增大,为三角形fOQ’1的面积。表面上看,寻租活动造成的损失只是对环境的损害,损害大小为四边形feQ1Q’1的面积,仅从这一点看,寻租活动造成的损失并不大。但从整个寻租活动的过程来看,该企业为了寻租成功必须付出一定代价,该代价的上限为其寻租成功后多获得的收入,即四边形abcd的面积。现实中由于这样的寻租企业很多,它们之间会产生激烈的寻租竞争,因此该企业的寻租代价往往会接近甚至等于全部四边形abcd的面积。如果再加上其他未寻租成功企业所付出的代价,那么这一寻租活动的总体代价将远远大于四边形abcd的面积。由于这些寻租企业付出的代价不是用于生产,而是一种非生产性的寻利活动,所以这些代价完全是一种社会经济损失。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第一,寻租者为了寻租成功愿意付出巨大代价,这些代价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种经济资源浪费,它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社会经济发展。如果把这部分代价投资于正常的生产活动,它将会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第二,寻租活动会对自然环境造成严重的损害,这种损害主要体现为巨大的外部性成本,例如对可持续发展及人类健康会造成威胁。
4 抑制寻租活动的措施
制度就是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它包括制度安排、制度结构、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等。人们的经济活动就是在这些有形和无形的制度约束之下进行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
环境治理中寻租活动产生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有大量制度租金的存在。排污者从生产性的寻利转向非生产性的寻租,并不是因为其道德观念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改变了他们为自己谋取利益的行为方式,而是因为制度结构发生了变化。因此,解决环境治理中寻租行为的办法是制度创新,根据排污者的成本―收益分析规律,建立新型环境治理制度,从制度上抑制环境治理中的寻租行为。
4.1 明晰环境资源产权,减少政府参与
在环境治理中,需要政府调节的根本原因在于环境资源产权的不明晰,从而导致在环境资源开发、利用及排污环节都存在外部性。由于自发的市场无法解决产权不明晰的环境问题,从而出现市场失灵现象,这就需要政府参与调节。因此,要抑制环境治理中的寻租行为,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减少政府参与,尽量让市场调节资源配置,这就需要加快对环境资源产权的研究,尽快明晰环境资源产权,并对其定价。
另外,要尽可能地减少政府对环境治理市场交易的不适当压抑。例如,不同的排污者技术设备不同,对污染物的处理能力也不同。处理能力低的会尽可能地去购买更多的排污权;处理能力高的会尽可能地购买设备,从而节余排污权。排污权如何在需求者和剩余者之间流动,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需要进行市场交易。此时,政府只要制定好市场交易的规则,不需要过多干预,让市场机制自行调节配置排污量。
4.2 规范政府管理方式,减少寻租机会
在环境治理中,政府管理并不意味着一定会产生寻租行为。寻租行为的产生根源于不规范、不合制度的政府管制。也就是说,寻租行为通常是由“暗箱操作”引起的,主要是非程序化、非公开化的操作。因此,实现政府管理的公开化和程序化是从制度上消除寻租的根本之策。
具体来讲,首先,加快制定有关环境治理的行政管理法律法规,为政府依法行政提供有力的法律保证。其次,保证关于政府管理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行政决定以及司法判决等法律规范性文件迅速及时地公布,便于社会监督。总之,通过行政管理的公开化和程序化,消除政府权力行使中的不规范和不透明性,防止行政权力的不规则运用造成的环境治理过程中的各种混乱和腐败现象,使各种寻租者借以谋利的寻租行为无处栖身。
4.3 调整环境管理制度,增大寻租成本
人们把稀缺的资源投入到生产性活动还是投入到寻租活动,这是个经济选择的问题。对每个环境排污者来说,不同的选择会对环境产生不同的影响,也较大地影响着环境污染治理的路径(如图2所示)。
图2中横轴T为时间,纵轴Y为环境污染的治理,原来治理污染的轨迹是F1。假设第一种情形,在时刻T0政府发出政策,对污染物处理技术高的企业给予奖励。此时,各污染物排放企业就会投资请专家研究先进的污染物处理技术。由于各排污者把资源转移到科研,减少了环境污染的治理,所以治理水平暂时由A0点降低到A’0点。但是先进的污染物处理技术一旦研究出来并普遍投入使用,污染物的治理水平就会从A’0点沿着一条较陡的轨迹F2发展。第二种情形是在T0 时刻发生了环境治理的寻租竞争(假设和第一种情形所使用的资源量相同),此时不仅刚开始治污由A0降低到A’0点,而且由于寻租造成了资源浪费,并造成了环境资源配置的扭曲,降低了治污效率,所以治污的速度减慢,从A’0点沿着一条较为平缓的轨迹F3发展。
根据这两种情况的分析,F2是一种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轨迹,而F3是一种加速毁灭环境的轨迹。所以,政府在环境管理中要调整环境管理制度框架,增大寻租成本,鼓励发明创新技术,奖励先进技术使用者,从而降低寻租的比较利益。这样,环境污染者通过成本―收益比较分析,发现投入资源发明创新先进的污染物处理技术能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他们就会理性地选择生产性活动,从而环境污染治理就会由F1步入F2的发展轨道。
5 结 论
环境污染由于具有负外部性,且产权界定不明晰,因此仅靠市场机制无法使环境污染的外部性内部化,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而政府在行权过程中又会出现失灵现象,这就为环境治理中产生寻租活动提供了可能。然而,环境治理中寻租活动仅有少数人受益,对社会整体利益破坏极大,不但浪费了经济资源,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损失,而且增加了环境负荷,对环境可持续发展造成威胁。现实环境治理中由于寻租成功后的收益高,越来越多的人不断进行寻租活动。
因此,为了减少环境治理中寻租行为的发生,本文提出以下三项措施:第一,应该加快环境资源产权的研究,明晰环境资源产权,让市场机制对环境资源进行配置,从而减少政府参与;第二,应该规范政府管理方式和程序,增加政府权力和行为的透明度,从而减少寻租机会;第三,应该调整环境管理制度,增大寻租成本,从而诱使人们由寻租活动转向生产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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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油气资源；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分析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Oil and Gas Resourc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ing Hao1, Wang Xinxin2
School of Economy & Manage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Qing Dao, Shan Dong, China,266555
Abstract：Gas industry of Shandong province urgently needs implemen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Based on the economic analysis，we can see the nature of these problems more deeply and provide the basis for establishing of related policies. Firstly，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status of oil and gas resources utilization of Shandong province. Secondly, it analyses restricting factors using economic theory.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relevant policy suggestions according to above analysis.
Keywords: Oil and gas resourc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conomic analysis
中图分类号：F062.1文献标识码：A
1.引言
鉴于油气资源供不应求的严峻形式，山东省相关部门及各大油田企业纷纷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战略，但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问题，只有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才能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使现状得到改善。
2.山东省油气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山东省是全国石油、天然气主要生产基地之一，油气资源开发利用已经有40多年历史，大部分常规油气资源储量已被动用，区内共探明油气田78个，其中胜利油田70个，中原油田8个。经过多年的勘探开采，目前山东省油气资源开发已进入中后期，尾矿资源储量、难动用资源储量在探明储量中所占比重逐年提高，这部分储量开采成本高，利用难度大，企业经济效益相对较低，这种状况将导致油气资源供应能力下降。此外，由于“重开发、轻保护”的旧观念作祟，致使油气资源开发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地质环境问题，诸如：落地油污染、地面沉降、海岸带生态环境变迁及黄河流路不稳等，使本来脆弱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严重制约着山东省油气资源的开发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自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首次提出以后就被各个国家应用到国民经济的各个产业当中，我国也不例外。相关学者及政府部门适时地提出了山东省油气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为油气资源供给短缺问题提出了一些切实的解决方案。但在可持续发展工作的开展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下面就其中主要问题进行分析。
3.山东省油气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
3.1 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制约
20世纪90年代，山东省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战略思想才被正式提出。现阶段，从经济增长方式来看，山东省还处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初级阶段。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通过生产要素数量的绝对增加来获得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量增加物质投入，尤其是大量不可再生的资源的耗费。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显著特征是能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方面缺乏效率。
根据资源经济学基本理论，粗放型的生产方式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还给环境等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外部发展条件带来很大的破坏性，无法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油气资源作为一国或一地区经济发展依托的主要能源，其资源配置的效率与经济增长方式紧密相连。如果经济增长方式不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油气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无从谈起，由此发生恶性循环，又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认为，导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慢的深层次原因在于行政制度以及经济增长的考核体系的不完善。
（1）GDP的考核体系存在不足。传统的GDP考核体系只是反映了经济产出总量或经济总收入的情况，却看不出这背后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其中缺乏对环境资源的耗减核算、环境资源损失成本的核算和资源环境的恢复成本、再生成本和保护成本的核算。由此看出，传统的GDP统计数据已经不符合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不能真实地反映出生活质量的高低和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程度。采用这一考核体系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一个地区资源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行政考核制度的缺陷。这就出现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地方政府与相关企业的博弈问题。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为例，假设地方政府也是理性“经济人”，它的目的就在于追求效益的最大化。它的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为它的工作得没得到上级领导部门的认可。得没得到认可，看上级对它的评价，看上级对它的考核、考核指标的内容和权重。中央政府单纯地将传统的GDP的提高作为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标准，而并没有将环境资源的耗费水平纳入其中。这就会导致地方政府只注重短期经济增长的眼前利益，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采取消极的态度。所以不可避免的出现政府部门在呼吁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仍以牺牲资源环境代价换取经济的增长。而油气资源是山东省重要的支柱能源，无可厚非地受到最严重的影响。
3.2 经济体制的不完善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关键时期，在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各项工作还很不成熟，存在许多弊端，这些弊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石油天然气这样重要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工作开展的效果。
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若过分急于求成，片面依赖市场机制的作用，会不利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这主要体现在：
（1）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市场调节对垄断性产品的调节是乏力的。山东省油气产业在很大程度上被中石油、中石化、中化工以及中海油四大石油化工企业所垄断。在这样的寡头垄断市场，若想通过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提高油气资源的配置效率，其优化配置很难实现。
（2）单纯依靠市场调节，还会造成外部性。亚当•斯密的一般均衡模型认为追求个人最优的行为会在价格调节下实现社会最优的资源配置。然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当环境资源变得稀缺时，与生产消费和环境之间的作用关系相关的外部性是“普遍存在”的，并且这些外部性通常表现为非市场的。例如在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中造成的环境污染等问题，依靠市场的力量很难得到解决，仍需借助计划经济的手段。
相反，如果在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犹豫不前，仍保留过多原有的计划经济的东西，也会阻碍资源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计划经济时期的很多计划政策容易脱离实际，造成资源的不必要浪费。
3.3 资本积累的匮乏
资本积累的动力不足，导致山东省油气产业可持续发展改革动力不足，可持续发展工作进度缓慢，力度不够。资本积累是改革发展的必要条件。改革发展必须有一定的资本积累做后盾，只有这样才具有一定的抵御风险的能力，才能确保可持续发展工作的顺利开展[1]。
虽然山东省作为我国能源大省，油气产业资本积累近年来有一定上升，但存在速度慢、利润低、人均净资产少等一系列困难。然而可持续发展工作的初级阶段，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等战略都需要耗费较高的成本，但这些工作的收益却是长远的，资金回笼周期长，这就使得企业承担更大的风险。鉴于此，很多油气相关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不愿意开展可持续发展工作。
3.4 产业结构的不合理
金融危机以后，山东省油气相关产业的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日益凸显。从产业结构看，高耗能产业比重偏高。从产品结构看，工业初级产品多，产业链条短，高附加值、高新技术产品不多。从企业组织结构看，布局过散，产业集中度低。从投资结构看，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比重偏低。从能源结构看，一次能源消费所占比重高，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相对较低。这些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成为山东省油气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根据产业经济学关于产业结构的基本理论，导致油气相关产业的结构不合理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主要是山东省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够，经济发展还无法达到工业加工高度化的水平，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总量不足，这是制约产业结构最重要、最基本的因素。
从供需结构来看，供给结构主要还是前文提到的资本供应不足以及资金在不同产业部门的投入偏好（即投资结构），需求结构主要受中间需求和最终需求的比例以及消费和投资的比例[2]。山东省能源相关部门及企业高层提出油气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却没有及时给与财力物力的支持，使其工作无法开展下去；近年来，山东省虽然第三产业发展迅猛，但以油气资源为能源和原材料的第一、第二产业仍是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
从科技发展水平来看，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是推进产业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山东省基于油气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科研成果可称硕果累累，但是实际应用到产业企业中的科研技术却寥寥无几，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取得的科研成果并不能在实际生产中发挥作用，造成资源的浪费。另外还有制度、社会、国际等诸多因素。
4.山东省油气产业可持续发展对策分析及改进建议
4.1加快经济结构方式的转变，改革经济效益考核方式
一方面，加快经济结构方式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不仅强调经济的快速增长，还得确保经济的质量和效益。将大力发展低能耗产业落到实处，出台积极的政策鼓励企业开展节能减排工作。另一方面，改革经济效益的考核方式，将绿色GDP考核体系引入到油气产业经济工作的评估中来，加强不同油气企业带来相同经济效益的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的核算与对比。推行绿色GDP理念山东省油气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3]。
4.2市场机制与计划手段相结合，完善资源环境管理制度
现阶段，山东省可持续发展的各项工作还很不完善，要坚持“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的基本原则，充分发挥政府的政策作用，支持油气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根据物质平衡理论，最优的环境管理政策是环境管理机构应允许污染物倾倒，直至每多倾倒一单位废弃物所产生的社会效益与其所需的社会边际成本相等，同时还应治理环境，直至社会边际效益等于环境治理的社会成本。根据这一理论，环境管理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考虑：一是利用环境容量处理污染物的行为收费及排污收费；二是对环境加以治理，增强环境对污染物的同化吸收能力，恢复环境质量；三是监测生产和消费的污染物排放。
4.3用金融创新推动油气资源可持续发展
针对油气企业资本积累不足这一问题，本文提出采用金融手段来弥补资金的匮乏。鼓励金融业针对处于不同产业阶段的油气企业，形成不同的信贷供应与金融支持重点，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加快金融产品创新，借鉴能源信托等国际先进的非银行金融模式，为山东省油气资源实施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支持。具体来说，可以采用债权、股权模式的信托计划或者产业投资基金模式、融资租赁信托模式，从而支持企业的规模化运营。信托式融资租赁不仅实现了信托公司、融资租赁公司的表外融资，而且不会稀释油气企业的股权和收益，还使得油气企业获得了一定的税费“便利”，从而实现供资方与融资方的双赢[4]。
4.4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注重清洁能源的开发与利用
首先，继续加快建立和完善石化生态工业园区，借鉴国内外成功的生态工业园发展模式，在园区内建立循环经济圈，着手于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这是实现油气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环节。根据循环经济的“3R”原则，在石化企业内部建立循环生产模式[5]，如图4-1所示，
图4-1 石化企业内部循环生产模式
Chart4-1 Circulation Mode of Production in Petrochemical Enterprises
其次，大力开发天然气及非常规性新能源，鼓励以气代油以及非常规性新能源取代石油等传统不可再生能源工艺的技术创新。与此同时，延长油气资源的产业链，提升产品价值链，完善绿色供应链，以形成完整的石化产品下游延伸产业链，丰富产品门类，提升产品附加值[6]。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推动第四产业的进步，适当限制高能耗产业。
5.结论
山东省作为我国的能源重要基地之一，油气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迫在眉睫，然而各种宏观微观的弊端瓶颈制约了其持续发展工作的开展。通过对其各种制约因素的经济学分析，突显了问题背后更深层次的根源，相关部门若能从问题出发，制定相应的政策，必能加快实现油气资源全面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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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丁浩，男，1960年4月，河南南阳，中国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院教授委员会副主席，主要研究方向为能源经济，已60余篇，主编教材10部，主持（负责）山东省火炬计划两项，另有山东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山东省自然基金重点项目以及胜利油田项目20余项，担任社会职务有山东石油学会第八届理事会理事、山东石油学会经济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委员会副主席。
【关键词】外部经济，外部性，货币外部性，技术外部性
外部性的概念由来已久，关于外部性问题的理论更是汗牛充栋，随着研究的推广，关于外部性的相关理论也已经由经济学基础理论领域的争论，演变为学者们讨论环境、空间集聚、公共政策以及管理经济学等传统主流经济学难以分析的应用经济学领域相关问题的重要理论基础。
一、外部性的由来
施蒂格勒认为在亚当斯密的理论中，既强调市场竞争这个“看不见得手”的作用，也强调“分工受市场广狭的限制”，而这两者之间却又存在矛盾，无法兼容，施蒂格勒将这一问题称之为“斯密困境（Smith Dilemma）”。一般认为，马歇尔为了解决“斯密困境”所导致的市场竞争与规模经济之间的矛盾，即“马歇尔冲突”，将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收益递增问题分为“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对于经济中出现的生产规模扩大，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类， 即生产的扩大依赖于产业的普遍发展； 第二类， 即生产的扩大来源于单个企业自身资源组织和管理的效率。我们把前一类称作‘外部经济（ external economies） ’， 将后一类称作‘内部经济（ internal economies） ’。”这里的“外部经济”，一被认为是对外部性问题最早的阐述。庇古则在马歇尔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其《福利经济学》中通过个人成本、个人产出以及社会成本和社会产出之间的比较，进一步阐述了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问题：“必须分清楚两种不同的边际净生产，即我分别称之为社会和个人的边际生产……在某些情况下，这（即个人边际生产）等于社会边际净生产，在些情况下则大于，在某些情况下则小于社会边际净生产。”这两种不同的情况就是我们现在通常所指的外部经济与外部不经济问题。庇古以此为基础，认为外部性问题，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系统无法解决的问题，是一种典型的“市场失灵”，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则需要通过政府干预的办法，征收税收来纠正个人净产出与社会净产出的不一致，这也就是所谓的“庇古税”。
二、早期的争论
早在马歇尔提出“外部经济”概念的之时，就有学者对外部性概念提出了质疑，克拉彭认为马歇尔所提出的外部经济概念，由于没有能够明确其最终归属，是一个难以明确把握的“空盒子（empty box）”。而奈特也认为对于某个产业部门来说是“外部经济”的因素，而对于另一些产业部门来说，则可能是“内部经济”，因此外部经济是一个难以把握的概念。希托夫斯基所说， “是经济学文献中最难捉摸的概念之一。”。关于外部性问题的成因，奈特也早在1924年就提出，外部性的形成可能另有原因，那就是私有产权界定不清。埃利斯和费尔纳提出了与奈特类似的观点，认为环境污染等题的出现与产权和制度问题密切相关，“这些后果并非来自企业的原子结构特征，而是源于技术或制度环境，即稀缺物品被 当作免费资源对待；或者是稀缺资源与有效率的产权相分离，这就等同于原子能，供不应求和私人垄断的企业。”虽然把产权与制度因素作为外部性问题的成因，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外部性概念的难以落到实处的“空盒子”问题，但是，这种作法，反而使得“外部性”概念本身与马歇尔和庇古的观念相去甚远甚至是背道而驰：如果外部性的问题仅仅是由于产权界定不清所致，那么外部性问题完全可以通过解决产权和制度安排上的问题而实现其“内部化”，这样一来，外部性问题，也就不再经济系统无法解决的“外部”问题了。
同样不满于马歇尔和庇古对外部性问题研究的学者还有著名学者杨格，他在其名篇《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一文中，他借用了庞巴维克的“迂回生产”概念，进一步深化了对分工和规模经济的解释，从而明确了各产业间相互推动共同进步的内生演进机制，从而将在马歇尔和庇古的分析中作为经济系统外的“外部性”因素明确的纳入了市场分工体系之中。
三、主要理论分支和基本观点
二战前后，关于外部性问题的研究，成为学者们改造和突破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的重要切入点，相关理论成果直接推动了经济学领域的新发展，大致来说，关于外部性问题的研究有以下几个主要的理论分支。
第一，继承马歇尔和庇古的思想，将外部性问题作为市场失灵问题依然强调政府税收等手段的作用。这一理论分支，不但强调外部性作为自发的市场经济无法解决的“市场失灵”问题，而且试图将所有背离“帕雷托最优”状态的“市场失灵”现象都作为“外部性”问题：“将外部经济这一概念扩展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有用的，这远比限制要好，最好让‘外部性’代表这样一种现象，即在用价格划分成本与收入时，出现非帕雷托的成本与收益关系的现象”。既然把外部性问题依然视为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系无法解决的问题，那么通过政府干预来征收“庇古税”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代表这一思想的主要是鲍莫尔等人，在关于环境污染的相关研究中，他们依然强调政府税收的作用，而且通过相应的模型计算了确定最优的“庇古税”水平。鲍莫尔和奥茨认为：当某个经济主体其活动影响他人效用水平或进入他人生产函数，如果没有以补偿的形式为其活动获得（支付）等于对其他人造成的效益（或费用）的价值量，就会产生外部效应。
第二，继承和发展奈特等人通过制度和产权分析，将外部性问题“内部化”的思路，从制度和产权的角度来解释“外部性”的成因，也从制度安排的角度提出通过产权界定来实现外部性问题的“内部化”，即依然借助市场机制自发产权交易的作用，反对政府干预。这一分支就是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科斯认为，之所以对环境污染等问题看作是市场经济系统无法解决的外部性问题原因就在于人们未能正确定义生产要素：“未能提出足以解决有害效果问题的最后一个原因来自关于生产要素的错误概念。……如果将生产要素视为权利，就更容易理解了，做产生有害效果的事的权利（如排放烟尘、噪声、气味等）也是生产要素。”基于这样的认识，施蒂格勒做出总结：在交易费用为零的前提下，只要明确界定产权归属，那么无论产权界定给哪一方，外部性问题都能获得解决，结果总会符合效率标准这就是“科斯定理”：“科斯定理这样断言，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等。”。第三，继承杨格以分工体系中相互促进的内生演进机制解释外部性问题的思想，将外部性作为研究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型框架。这一分支早期的典型代表人物就是罗森欺斯坦・罗丹，他基于外部经济的观念，强调在工业化过程中各产业间相互推动的“外部经济”因素，从而形成了著名的“大推进”理论。
四、外部性理论的新发展
在关于外部性问题争论的早期，尤其是杨格将外部性问题内生于分工体系之后，学者们开始注意到：在讨论中有些被当成“外部性”问题的现象，与市场失灵和福利经济学所关注的外部性问题没有直接关系，反而是对市场上相互关联的价格体系所引发的一种外部性现象，因此有必要将这种“外部性”问题与福利经济学通常所关心的具有“市场失灵”特点的外问性现象相区分，瓦纳伊最早做了这样的区分将，将这种与市场价格体系所引发的“外部性”现象称之为“货币外部性”（也译为金融外部性、金钱外部性），以区别于“技术外部性”。随着讨论的深入，这一区分得到了学者们越来越多的认可，沿着货币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两个方向，外部性理论也获得了新的发展。
1.货币外部性。
般认为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就是货币外部性的典型代表。这一观念强调，在相互关联的产业链上，一个企业的产品价格的高低往往成为影响其他企业产品价格高低的关键因素，因此企业间存在着成本-价格上的互动影响。众所周知，罗森斯坦罗丹的这一思想在提出之后遭到了赫希曼激烈的抨击。但是克鲁格曼则认为，由于没有能够准确认识罗丹所指出的“不可分性”等外部性问题的精髓，赫希曼的批评“是一种误解，而且难以自圆斯说”。而随着近年来理论的新发展，墨菲、施佛莱和维什尼重构的“大推进”理论模型，则将借助对收入分配问题的分析，准确的解释了“外部经济”问题，从而推动了经济发展理论尤其是高级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也使将人们对于货币外部性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高度。
2.技术外部性。
认为技术外部性，正是福利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所讨论的由于产权界定不清，而导致的与“帕雷托最优”状态相背离的“外部性”问题，巴泽尔认为，这是由于在产权界定不清的条件下，一部分产权处于“公共领域”，而造成的。将这部分无法界定清楚的产权，尤其是将具有非排他性的知识和技术因素，内生的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知识外溢”等“外部性”在经济增长的中的作用，催生了近年来非常活跃的“新增长理论”。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外部性理论自提出至今一直是经济学理论争论的焦点，相关的争论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不同时期经济学新理论的出现。
近年来，这一理论也已经由传统主流经济与其他学派在基础理论领域的论战焦点，逐步转变为不同学派相互交融，以突破传统主流经济学的各类局限的重要理论基础，关于外部性问题的一系列理论，也正在成为环境经济学、空间集聚理论、公共政策理论以及管理经济学等领域相关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关键词] 引资质量；污染产业转移；资源；环境
[中图分类号] F83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7)07-0148-03
[作者简介] 李秀香，江西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江西 南昌 330013)
有关外商直接投资(FDI)对资金流入国影响的研究成果较多，主要集中在对资金流入带来的就业机会和技术转移，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减少贫困等方面，但对外商投资给东道国的资源利用和环境质量产生影响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本文试图重新审视我国利用外资对资源与环境的影响，并由此探讨提高利用外资质量的若干重要问题。
一、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资源、环境的影响分析
目前，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资源、环境的影响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一，认为外资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采用新技术的动机和机遇，促使他们实现清洁生产，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全球环境质量和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高；其二，认为投资会刺激经济增长，从而导致资源利用强度加大和环境污染加剧。很显然，第一种观点是一种纯理论思维，在现实中的确有一些外商投资者成为向发展中国家传播环境友好技术的载体。但大量事实说明，更多的投向发展中国家的外资，则表现为由第二种观点所描述的现象。据有关人士统计：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已将60%以上的高污染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和拉美国家，美国也将39%以上的高污染、高消耗的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目前，我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引资国，难免成了这些转移产业的落脚点，因而也就被称为“污染的天堂”或“污染避难所”。
从表1可知，1990-1991年，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额还不到100亿美元，而随后几年，外商直接投资额以倍数增长投向我国，这其中大部分是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污染产业，导致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工业污染陡然攀升。这里仅以工业废气排放量为例，1997年几乎比1996年增加了1倍，达到4922万吨的峰值，这一污染集中爆发，不能说与1992年以来外资的大量引入无关。
另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显示，在污染密集型产业中，30%的企业是外资企业，在ODS(臭氧层消耗物质)生产与消费中，绝大多数为外商投资企业。据不完全统计，1985-1996年，这类外商投资企业累计达到1004家，投资额达到21.8亿美元。
具体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资源、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资源消耗型、污染密集型产业大量聚集我国
改革开放以来，化工、石化、皮革、印染、电镀、杀虫剂、造纸、采矿和冶金、橡胶、塑料、建筑材料和制药等产业或项目成为外商在沿海地区投资的“亮点”。但这些产业中有些在污染物排放强度上排列前位；有些是需要大量投入的产业，尤其需要大量的原材料、能源和土地。这些产业被认为是我国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主要源泉。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1991年外商在中国设立生产企业1.15万家，协议外资87.71亿美元，其中污染密集产业达到0.34万家，占企业总数的29.12%，协议投资额为32.27亿美元，占投资总额的33.68%。到1995年，有50%的外商投资集中污染密集型产业，其中13%是高度污染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到目前为止并未离开我国。
2.别国淘汰的生产设备和工艺流程转移到我国
由于我国对工业产品缺少环保标准或标准比发达国家低，导致一些外商通过直接投资转移其被限制的生产设备和工艺流程，有些投资者甚至把一些垃圾转移到我国境内，进行循环再利用，但由于我们循环再利用技术还很落后，这一类外资企业废弃物带来的污染是严重的。例如，一些世界知名洗涤用品公司就曾经将在其本国内已禁止或即将被禁止生产和使用的高磷洗涤用品转移到我国生产和销售，不仅给城市水质带来严重污染，而且破坏了邻海的海洋生物资源。再如，我国台湾原来是美国危险废弃物的再加工基地，但随着1993年台湾当局对废弃金属物贸易的禁止，大批台商将其生产设备布局在沿海地区，如深圳、珠海和常州。他们进口成吨的废弃物，如使用过的电池、车座底盘、计算机和其他电子电器，由于处理能力和技术的限制，这些进口废弃物对周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环境污染。
3.污染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
沿海地区凭借优惠的政策、区位优势和雄厚的经济制度基础，成为我国吸引外商投资和跨国公司的前沿阵地，但同时沿海地区也是我国污染最集中的地区，虽然这一地区只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3.5%，但排放了占全国45%的工业废水和47%的工业废气，废物历年贮存量达到全国的41%，并且该比重还呈逐年增长趋势。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半数以上土壤遭到重金属污染。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资源、环境产生影响的原因分析
进一步分析外商投资对我国资源、环境的负面影响的原因，主要有：
1.环境执法不严
我国虽没有给外资企业设立单独的环境标准，但是环境保护法以及外商投资法等都要求外资企业必须遵守我国的法律法规，不得损害我国的社会公共利益。但是，由于有些地方政府迫切希望利用外资来发展经济，在利用外资与环保发生矛盾时，往往以牺牲环境求得经济上短期增长。因此，在引进外资过程中环境执法不严格，给一些外资企业向我国转移污染型产品的生产技术和设备提供了机会，使环境污染趋势无法遏制。
2.环境优惠的理念有误
我国与周边国家在引资问题上已经形成了竞争态势，并且，目前我国政绩观与引资紧密相连，因此，在国内不同地区之间也形成了引资的激烈竞争，各地明着比的是优惠政策，暗着比的是低环境标准。这种独特的“超国民待遇”，在很多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比如，美国政府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任何外资企业都不会受到比美国国内企业更为优惠的待遇。英国是欧洲吸引外资最大的国家，主要对大项目采取资金扶助，此外很少有其他的特殊待遇。
3.环境监管不力
我国环境监管的技术、设备均比较落后，致使一些外资企业很容易逃避环境监管而排放污染物。比如，我国对环境污染监测主要采用的是浓度控制，许多外资企业在排放污水前则对之进行稀释，导致从污染浓度上达标，而总量上却远远超标。另外，外资企业项目审批体制的分权也弱化了环境保护的监测机制。
4.其他国家和地区环境执法严格导致污染转移
有研究表明，1992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实施较严格的环保标准之后，发展中国家的有毒废弃物密度呈现快速增加，我国也在其中。另外，我国香港政府的水污染管制条例规定：将有害或有毒物质排入公共排水管及香港水域，初犯者可被罚款40万元及监禁1年，再犯者可被罚款100万元及监禁2年，若持续违法则可每日加罚4万元。为此，香港一些污染企业会直接进入内地，以规避相关法律法规。
三、强化资源环境措施，提高引资质量
由于长期不合理的资源开发和生态破坏，导致我国目前成为世界上资源消耗最快、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若这种现象再得不到遏制，将可能引发大的生态危机，并导致经济发展出现倒退。对此，我们必须高度警觉。我们要在提高引资质量的决策中高度重视资源与环境因素，特别要考虑外资如何能为可持续发展服务，做到以外资促环保，以环保促外资，并把提高环境质量作为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利用外资水平的重要内容。
1.完善与外商投资有关的政策法规
要在借鉴、吸收国际惯例和其他国家成熟的法律、政策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实际，完善外商投资环境保护法律，用法律杜绝恶意投资现象。印度在50多年的引资过程中，逐步制定并完善了一系列涉外经济法律、法规和条例，如：《外商投资鼓励法》、《外资企业管理法》、《外国投资法》、《外国投资促进法》等，这一系列法律法规对外商企业投资印度的途径和形式、外资企业在印度的权利和义务、外资项目审批的行业规定和股权比例等问题做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为外商在印度投资提供了良好的法律规范和制度保证。
2.提高环境标准，防止污染产业进入
一般来说，依靠低环境标准吸引来的外资是低质量的，吸引来的外资企业也缺乏市场竞争力。虽然提高环境标准会在一定时期内导致外资进入的减少，但是，减少的一般是生产规模较小、生产成本受市场波动比较大的企业投资，甚至会使那些污染处理成本很高的企业转移走。从长远利益来看，环境管制可以促进企业创新，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正如“波特假说”认为的：环境管制压力就像市场竞争压力一样，鼓励企业进行清洁生产或清洁产品的创新，创新的结果是新的具有商业价值的产品或生产工艺的产生。比如，美国颁布了清洁空气修正案后，加州则制定了比联邦法更为严格的废气排放标准，但这并没有导致投资和就业机会的远离。
3.积极引导外资投向，减少盲目引资
首先，要积极引导外资投向高技术行业，这些行业是相对清洁的。韩国鼓励外资进入部分行业，限制进入其他行业。印度从来都把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作为利用外资的重点，如鼓励外资重点投向IT、医药、生物工程等知识密集型产业，这也正是印度的引资总量不如中国多，但引资质量却远远高于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印度政府对固守技术秘密或拒绝培训印度技术人员的外国投资者，责令其停止在印的经营活动。20世纪70年代，可口可乐和IBM等大公司就是因为没有满足印方技术转让的要求而被迫撤离印度。
其次，要调整外商投资领域的产业与地区导向，从环境保护角度制定鼓励、限制、严格限制、禁止外商投资的领域。对严重污染环境目前又无有效治理措施的项目要严格禁止引进。对可能造成环境严重污染或治理困难的项目要限制引进。对国内需要而又缺少配套技术治理污染的项目，应要求外商必须同时引进先进环保设施。鼓励外商投资到具有重大影响的能够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领域，如环保技术的研究与开发领域，使其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获得应有收益。
4.加强外商投资企业的环境管理
传统观点认为，对外商的管理，政府始终处在两难境地，管理严格怕吓走外商，管理不严又怕外商恶意行事，在环境管理和监督方面更是如此。但事实上，监督和管理并不是引资和用资的障碍。巴西与韩国在利用外资上相比，远远没有韩国利用外资的绩效高，其主要原因也正是因为巴西的政府干预缺乏效率。印度的经验也非常值得借鉴，为了防止外国投资申请审批中的随意性，印度政府设立了外国投资监督局，既提供服务，又实行监督。
我国目前必须强化对外资企业的环境管理，但这种强化管理必须既要体现服务精神，又要体现监督职能。为此，应注意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1)狠抓外资项目审批的环境评估，杜绝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进入。(2)对外资企业进行常规性的环境评估。对经济效益显著并且注重环境保护和清洁生产的，进行示范、宣传和奖励，对那些环境污染严重的，责成其按照我国环境保护法的要求关停、整改。(3)要建立资源节约标准，如建立各种经济形式的各类企业的耗水、耗能或消耗稀缺原料的技术档案，用奖优罚劣的措施引导外商投资企业节约资源。(4)鼓励跨国公司采用母国的环境标准，为国内企业树立良好的典范，并通过跨国公司生产的前向或后向联系，帮助国内企业改善环境管理。
5.建立高污染密集产业特别控制区
对我国有能力控制污染的，同时国民经济发展又必需的一些高污染密集产业，应由政府部门出面分行业建立若干个高污染密集产业特别开发区，如印染、制革、电镀开发区等，在区内建立“三废”集中处理设施，对污染进行集中管理与控制，在此基础上才可以引入此类外资企业。
6.利用清洁发展机制(CDM)，吸引清洁外资
所谓清洁发展机制就是《京都议定书》第12条规定，在2008年―2012年的“第一减排承诺期”内，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缔约方(主要是工业化国家)，通过投入资金和技术转让，在尚未承担减排义务的缔约方(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投资温室气体减排项目，所产生的减排量(CERs)可用于冲抵前者应承担的减排量。目前，利用该机制吸引清洁外资，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引资竞争的新焦点。据2004年底公布的数据，目前全球2/3的CDM项目来自印度、巴西和智利，其中仅印度向联合国申报的CDM项目就占全球CDM项目总数的50%，居于榜首，而我国则暂居第五。这与我国全球引资第二的减排市场潜力落差巨大。因此，我国一定要尽快行动起来，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吸引CDM项目投资流入和技术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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