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15 10: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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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的根本作用在于
开启青少年的文化自觉
教育对青少年的文化积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青少年对文化的深刻认识来自于学校文化的熏陶以及教师对社会现象的分析和对文化的引导,同时也来自其在社会实践中的体验和感悟,来自他们对高雅文化的爱好和追求。在这样的过程中,青少年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视野。
(一)学校教育是青少年文化积淀的重要途径
教育不仅仅是灌输知识和方法,更重要的是提升人的灵魂。当学生成为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时,文化自觉也就在其中了。所以怀特说:“真正受过教育的人往往崇尚人的自主性,因而他自己就富有主见,并对其他人的独立思想持同情态度。……审慎、勇气、克制、仁慈以及明智、思想独立、智慧、幽默和活力等品质是受过教育的人的特征。”[1]事实上,在学校教育中很难把知识与文化分割开来,在文化和非文化的积淀中这两者高度重叠。知识没有文化的内涵,课程就变为空洞的说教;文化倘若成为主流,学校就无法让学生掌握生存所必须的技能。贝克罗列了九个主题都是有关文化的,包括基本的人类价值观、精神价值、道德价值、社会政治价值、价值中心机构、谋生方法、学校学科的价值广度、价值本质和当代价值问题等。[2]学校教育应该促进学生各个方面的成长,不但要让学生获得足够的知识和能力,而且要让学生得到文化素养的提升。正是这种文化素养为学生提供了身份、地位和希望,让他们感受到自信、自尊、自立,使他们思想得以开化,为后期的文化自觉打下扎实的基础。
学校教育是促使青少年文化自觉的不可替代的力量。长期、系统的学校基础教育对学生形成正确的文化理念十分重要;同时,学校又是一个雏形社会,为学生提供了社会互动及文化实践的平台,使学生能够体悟自己所承担的文化角色;而学校的制度文化又能使学生获得对非个人规则和权威的认同和遵从。然而,当前的中小学校在建立正确的文化导向上依然举步维艰,尽管素质教育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但常常停留在理论层面。成绩至上的普遍做法使读书风气日渐衰退,学习已经退步到在题海中“苦作舟”。学校规模日益壮大,而学生思考与实践的时间和空间在被逐渐蚕食,以致文化无法成为莘莘学子的自觉追求。尽管学校教育的手段在不断现代化,教育评价在不断精确化,但是人的发展特别是文化的发展却被悄然取代;课堂教学的文化含量越来越低,教师的人格魅力荡然无存。这一切使得我们在确立学校的正确文化导向上有许多事情可以做。
(二)学校教育具有开启学生文化自觉的先导作用
享受着改革开放成果的广大青少年,由于很少能够遇到挫折及磨难,因而他们相当一部分人感悟不到人生的真正意义。这就使得部分学生把自己的发展局限在个人的小圈子里,缺乏对人生真正价值的领悟,缺乏社会责任心,缺乏肩负实现民族复兴重任的品格和思想准备。而学校文化可以预先奠定青少年对国家、民族的基本认知、情感和认同,让学生通过相关的文化活动了解具体而又深刻的人生道理,并在体验、感悟的过程中,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目前许多学校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千方百计利用教育资源,为学生搭设生活的舞台,让他们通过当志愿者、义工等多种形式,体验与课堂不一样的生活,感悟生活本身蕴涵的哲理。
今天的学生与他们的前辈不同,社会早早地把他们推向市场。在大众媒体的笼罩下,青少年不得不直面五光十色的成人世界。媒体模糊了成人与青少年的界限,把不谙人生的青少年过早地投入到纷繁的大千世界中。青少年由于阅历有限,缺乏必要的判断能力,难免受到媒体特别是时尚文化的侵蚀。由于这种文化的本质是商业的、世俗的,是为了迎合人们感官需要而产生的,所以这种时尚文化特别容易刺激青少年情感中低俗的那一部分,如果没有文化自觉,青少年很容易陷入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的泥坑,给他们一生带来负面影响。为此,学校教育必须承担起扬善抑恶、赞美贬丑、扶正祛邪的责任,通过传承优秀的民族文化,弘扬我们的时代精神,在他们的内心深处烙上道德理性、审美意识和人文关怀的文化理念,让他们终生不会偏离社会的主流文化。
文化自觉还意味着让学生在学习、体验、实践的过程中有更多的反省时间,从而进行更为深入和广泛的思考。青少年往往容易陷入一种错觉,以为看到的、听到的就是知道的和了解的,而文化自觉则可以帮助他们走出这种认识和思维的误区,从更新更高的角度观察个人价值与集体发展的统一,个人权利与社会责任的统一,个人发展与自然环境的统一,在真正意义上促进人的发展。
二、如何使青少年走向文化自觉
学校教育作为青少年成长发展的奠基工程,需要创设一种开启学生文化自觉的机制。在这个机制中,学校需要确立正确的文化导向,优化复杂的师生关系,关键是要生成一种促使学生提升自身文化素养的社会环境。
(一)学校要引导正确的文化方向
学校要帮助学生走向文化自觉,首先要明确自己的目标。在文化的观念形态上,学校要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和时代讲师作为当前的主线。与资产阶级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资产阶级文化理论(理性论、人心论、平等论、价值论、契约论等)协调起来相比,我们这个过程才刚刚开始。我们对其中文化的变化规律并没有真正认识,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等方面还需要做出巨大努力。今天我们正经历着社会转型期所遇到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文化归属等因素的冲击,面临着许多新趋势和新特点,如何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相统一的文化观还需要认真研究探索。但是学校必须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加强社会主义文化的培育已经毋庸置疑。文化需要教育,更需要觉醒和实践。“从深层意义而言,文化问题是政治问题和伦理问题,需要力量和教育的实践,在这些实践中,教育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从事不断的对话和斗争,并承担批判的公民义务和公共领域建设的责任。”[3]学校应该充分利用丰富的历史资源和社会资源,用生活中鲜活的材料去陶冶学生的心灵,让他们通过自己的思考、评判、选择、认同,形成正确的文化取向。
(二)青少年文化自觉的形成依赖于师生关系的优化
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文化不但依靠教育或者媒体传播,而且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传承。因此,青少年的文化自觉还依赖于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师生关系不只是简单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关系,也是一种价值交融的关系,文化相互影响的关系,其中教师是主导者、引领者。良好的师生关系将为学生的文化自觉创造良好的传播渠道和氛围。调查表明,教师认为学生能跟自己讲知心话的几乎占全部,而学生认为自己能把知心话说给教师听的仅占4%,巨大的反差使我们看到目前师生关系的走向并不理想。教师普遍自我感觉良好,学生却对教师表现出不信任,师生之间缺乏沟通或者难以沟通就成为文化传播的障碍,成为妨碍文化自觉的症结。
从目前学校教职员工的情况看,文化失范的现象屡有所见。一些教职员工常常以自身利益为准绳,使教育的文化含量减少或者变质。作为教育主体,教师的育人意识、利他精神、奉献意识、自律精神减少,而被雇佣意识、利己倾向、索取观念、个人主义等增强,这一切都会诱使学生竞相仿效,使学生产生困惑和反叛。教育要以学生为本、以学生发展为本,正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倡导良好的师德师风、提高教师的人文素质、优化师生关系已经成为促进青少年文化自觉的重要方面。
良好的师生关系对学生的文化自觉的正面影响是十分显著的,即使在旧中国,一大批有觉悟的教师常常成为学生的精神引路人。这与中华传统文化对学生的影响有关,也与学生潜意识中的向师性、对知识和精神的敬畏心理有关。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教师能否发挥自身的优势,做学生的朋友,倾听学生的心声,对学生的成长始终秉持期待和赞赏的态度,从学生发展的角度理解、包容学生成长中的问题,是能否建立良好师生关系的关键。
(三)培养青少年的文化思考习惯是走向文化自觉的重要途径
文化自觉既需要外部因素的引导和强化,更需要人自身的提炼和觉悟,培养青少年学会文化思考就是其中重要的环节。按照皮亚杰的理论,儿童道德的发展经历了从他律到自律的过程,儿童早期的道德判断有驯顺地服从法则的倾向,儿童后期的道德判断具有自律性,有了主观意识。他的“自我中心阶段――权威阶段――可逆阶段――公道阶段”四个阶段论意在表明,为了使道德可迁移,就必须展开思考。柯尔伯格的道德判断发展模型也表明,在儿童道德发展的最高阶段,儿童对道德规则的认识,对权威和社会秩序的尊重,对他人权利和意愿的认同,以及对问题的逻辑判断、行动的决定等都需要进行思考。问题思考伴随儿童思想成熟、道德觉悟的整个过程,是他们思想道德升华不可或缺的要素。
苏霍姆林斯基也十分重视在思想品德教育中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他指出:“一个人在认识周围世界的同时,从小就应该认识人――认识人的思想、感情、心灵的细微复杂活动、他的志趣和激情。教育与自我教育的统一开始于:一个人在认识人时,也认识自己。”[4]218他还指出:“青少年的精神财富必须一点一滴加以积累,要从童年和少年时代就开始积累。一个十二三岁的人,回想过去时,就应该看到自己曾经为别人做些什么,并为自己的劳动成果而感到自豪。”[4]191苏霍姆林斯基十分重视学生感悟的深度和广度,他认为学生对道德认知能力的提高取决于能不能思考自己的念头,学生在活动和体验后思考得越多,越能增进领悟的深度。显然,倡导青少年的文化自觉,就要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在成长,懂得并体验到自己在成长。对文化功能的思考,对于促使文化自觉,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随着人类进入信息社会和我国加入WTO,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全方位、清晰而又迅速地进入到我们的生活。过去那种非此即彼的教育内容和方式已经无法应对生活多元化的挑战。文化思考是一种思维活动,它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得学生运用曾经经历的事实和体验,领悟到自己作为一个人、作为这个社会的一员应具有的责任以及思想道德水准。当学生思考自己的行为,思考自己的所见所闻时,他的情感和认知便产生融合,就可以缓冲外面世界的挑战和内心的压力。当主流文化成为学生自己的追求时,文化自觉就可以升华为学生独立的信念,成为学生的精神财富。
(四)文化自觉依赖于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尽管学校教育是促使学生文化自觉的重要因素,但是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必然或多或少地影响学生文化观念的形成。例如,血缘关系本身传递着某些文化因素,而家庭的经济能力、文化归属、心理状况、甚至出身祖籍等,都会左右学生的文化取向。特别是父母往往把学习作为孩子的唯一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家庭教育在促使孩子文化自觉方面不可避免地起到消极作用。另外,社区文化氛围也是一个重要环节。由于我国的社区基本属于混住型,不同文化程度、阶层、职业的家庭共同生活在一个社区,居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必然会影响到学生的文化取向。近年来,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到来,学生同辈之间的交往和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特别要指出的是整个社会的文化自觉滞后于生产力的自觉,社会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给学生的文化取向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大众媒体使学生的文化偶像远离了学校的“榜样人物圈”;新兴的网络文化使学生的参与性大大增强,而学校却没有能够提供必要的鉴赏与批评能力;流行电视文化中“形象大于思想”的节目深深吸引学生,而我们却没有让他们意识到感性、刺激、放纵的危害。因此整个社会要增强对青少年文化的影响力与引导力,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引导青少年自觉加强民族文化的底蕴。
综上所述,文化自觉是青少年一代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自觉追求先进文化并逐步形成文化的创新能力,是时代对他们的要求。让广大青少年在开启文化自觉的过程中把握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一致的、与社会全面发展相统一的平等观、民主观、道德观、进步观、财富观、幸福观、生活观、劳动观、集体观、国家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是适应时展的需要,同时也是青少年健全人格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1] 怀特.再论教育的目的[M].李永宏,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138―139.
[2] 贝克.优化学校教育――一种价值的观点[M].戚万学,等译.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3:158―159.
[3] 克罗克斯.跨越边界――文化工作者与教育政治学[M].刘惠珍,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02.
一、关于文化产业园区概念内涵的界定
在西方国家，一般意义的文化产业园区指的是一种特定的地理区位，在这个区位内，城市的文化和娱乐设施等产业以最集中的方式出现。该区位有几个明显特点：一是文化与消费的结合；二是多种使用功能的结合，包括供人们工作、休闲和居住等功能；三是艺术与社区发展的结合。园区内的特殊活动可包括儿童玩乐的场所、图书馆、开放和非正式的娱乐场地等，园区鼓励文化运用和一定程度生产和消费的集中。
我国的文化产业园区出现较晚，相关的理论研究也比较滞后。一般来说，文化产业园区又称艺术园区、创意产业园区、文化产业集群等。文化产业园区是指与文化关联的众产业集聚的一个特定地理区域，该区域具有鲜明的文化形象，集生产、交易、休闲、居住等功能为一体，园区内形成了包括生产、发行和消费为一体的产供销文化产业链。我国的文化产业园区主要特点表现在：一是园区内文化产业多以传媒产业为核心，其他各文化产业企业和学术研究等相关支撑机构共同集聚，使产业园区呈文化多样性特点；二是核心文化产业集群、文化产业集群和相关支撑机构等形成产业组合，相互联系，密切合作，产生明显的孵化效应和强大的整体辐射力，使产业园区呈功能多样化特点。
二、我国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概况
在我国，文化产业概念的提出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6年，北京市率先提出将文化产业纳入城市文化发展的战略。之后不久，当全国许多地方还对“文化产业”感到茫然的时候，北京市便在发展文化产业方面领先性地提出了“文化产业基地”、“文化产业园区”的概念。北京市在《2001-2005年文化建设发展纲要》中提出，要建设规模化的城市文化产业园区，要用推动和建设科技产业园区发展的力度和措施，积极推进文化产业园区的规划和建设，在政策、资金和技术等方面提供不低于高科技产业园区标准的发展条件。在之后的北京奥运行动规划《文化环境建设专项规划》中，北京市又明确提出要“创作文化产业孵化器扶持和培养创新型文化企业”；在《2004-2008年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中，提出要“推动传统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利用多元资本推进区域特色文化产业基地建设，推进新型文化社区的建设和管理。” 北京市对“文化产业园”建设的动议和目的，对全国各地具有较强的指导性，奠定了我国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的雏形和发展模式。
我国文化产业园区的建设呈现三个主要特点：一是在发展模式上借鉴科技园区建设的经验，旨在存进对文化产业的大发展；二是在发展功能上，具有“孵化”文化产业的作用，即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打造一个发展平台；三是在资本运作上，体现金融支持的多元化。“文化产业园”的建设目的，是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一个快捷的发展途径和运作平台，政府为平台建设提供政策、税收、信贷等多方支持；企业按照市场准入和发展原则，进入、组合并形成有机发展产业链；社会各界按照利益原则加入，并获得最大的发展效益。文化产业园区在政策支撑、资源整合和社会支持的优势条件下，大力尽快促进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
三、我国文化产业园区的类型划分
围绕文化产业园建设的主要目的，各地根据政策、资源、生产、营运等诸多条件，组建了不同类型的“文化产业园”。从园区性质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类：
1.政府主导型文化产业园区
此类园区，多为政府根据当地地区经济发展现状、政府经济发展设想和规划而建立，这类园区的建设主要服务于政府发展经济的意图，因而在政策支持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比如四川成都的数字娱乐软件园，得到了四川省和成都市两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山东青岛的创意100产业园，是青岛市“十一五”期间发展创意产业的重点项目。
2.资源依托型文化产业园区
这类园区的建立和发展，一般立足于已有的文化资源，比如以大学为区位依托，以高新技术开发区为区位依托，以旅游文化遗址为区位依托等。大学是人才的聚集地和技术的发生器，是一个提供多元文化的相对开放的社区，因此依托大学发展文化产业园区是一种重要的途径。如上海市依托同济大学建成的杨浦区赤峰路建筑设计一条街；北京市建成的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园和广州市建成的TCL（广州）文化产业基地，等等。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内拥有发达的高新技术产业，一批高校、科研机构、高科技企业在此聚集，科技与文化方面的智力型人才众多，因此最适宜发展文化和科技产业，是理想的文化产业园区依托资源。北京中关村高科技园区内的中关村创意产业先导基地、上海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内的张江文化科技创意产业基地和辽宁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国家动画产业基地等，都属于这类产业园区。
3.租用改造型文化产业园区
在现代化城市改造进程中，城市中有一些被废弃的旧厂房和仓库，由于其面临闲置空间再改造的境遇，并且具有宽敞明亮的空间，在租金上又非常廉价，因此常成为文化产业园区的又一理想发展区。创业者租借这些园区，只需较低的入门费，便可白手起家开启事业之门。比如，我国北京大山子艺术区，以北京朝阳区酒仙桥路798工厂的老厂房为依托；上海泰康路210弄的“田子坊”创意产业园区，以上海20世纪30年代最典型的弄堂工厂群为依托；上海建国中路10号的“八号桥”创意产业园区，以上海汽车制动器公司的老厂房为依托，等等。这些创意产业集聚区，将文化产业与工业历史建筑保护以及文化旅游三者有机结合，实现了建筑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的统一【附：M50艺术产业园区（原上海春明粗纺厂）改造前后场景对照效果图】。
四、转变――以M50为典型代表的园区转型
1、老厂房功能的转变
M50艺术产业园经历了解放前的信合纱厂、解放后的十二毛纺织厂和春明粗纺厂。2001年第一位艺术家将工作室安置在此的时候，M50正式掀开了老厂房的转型序言，2003年登陆了美国时代周刊，2005年经信委挂牌M50创意园，2011年“品牌化、产业化”的大旗标志了老厂房转变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从传统制造业到现在的文化产业园区，老厂房的再利用成为工业史上一次最华丽的转身，机器的轰鸣声被艺术、设计、办公、展示所取代，工业厂房依然成为依托文化产业的平台，带给更多的文化产业工作者的是灵感、是沉淀下来的文化底蕴。
2、经营者角色的转变
1992年，上海春明粗纺厂（M50艺术产业园）拥有1200名员工，全年产值1亿，利润几乎为为零。时隔二十年后，M50园区管理人员不到50人，全年经营收入2000余万，利润可达400万元。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园区人员的大幅锐减，从原来传统制造业的经营者已经将角色投入到经营园区运营、提供物业服务的新型服务业岗位。园区经营者不再是以前抓产量抓效益的思维模式，到了今时今日，园区的经营者更希望搭建起园区这个服务平台，为入驻的创意人士提供更好的服务，创造更好的产业环境，打造园区的品牌效应，提升客户的业态水平。现在M50艺术产业园的经营者更多的是希望园区获得更多的荣誉、更好的口碑、更高的园区知名度，从2003年M50首次登上美国《时代周刊》起，至今已获得了多个文化创意产业的最高荣誉，如2006年十大时尚地标之一、2007年“创意中国、和谐世界”年度最具品牌价值园区、2008年优秀创意产业聚集区、2008年度摩登上海老外眼中最上海地标、2009中国最佳创意产业园区奖、2010年AAA国家级旅游景区上海名牌、2010年AAA国家级旅游景区、2010年度上海市创意产业协会突出贡献奖、2010上海设计展城市理念开拓奖、“2011长三角文化创意产业年度大奖”优秀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金鼎奖、M50获上海市著名商标称号、2012上海设计之都年度品牌等等。
五、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
1、文化产业园区建设成就文化产业高地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了一批成熟的文化产业园区，文化产业园区的集聚效应愈加明显，同时培植了大批龙头企业，成就了一批文化产业高地，促进了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据资料统计，截至目前，文化部共命名了10家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和文化产业试验园区，命名了204家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各省、
地市建成了一大批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和文化产业园区（基地）；一批新的文化产业园区正在建设和筹建中。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催生一批龙头企业，具备较强影响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大型文化企业（集团），如华强、保利、盛大、华侨城等从国家级示范园区（基地）脱颖而出；汉王科技、暴风影音、第一视频等北京文创骨干龙头企业在北京文化产业集聚区落户；浙江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则集聚了浙江三分之二的电视剧制作机构，其中包括华谊兄弟、华策影视等国内首批文化上市企业。2010年，国家级示范园区（基地）总收入2500亿元，总利润逾365亿元，获得16600余项自主知识产权。2011年，北京市21个市级文化产业集聚区文创收入的同比增速，高于全市文创产业收入同比增速近3个百分点；湖北省文化产业园创造年产值115.63亿元，实现利润10.67亿元。同时，文化产业园区（基地）催生了一大批文化精品力作，如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区内企业先后推出了《集结号》、《潜伏》、《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等众多影视精品，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文化产业园区建设促进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双提升
关键词:全运会;经济;齐鲁文化
全运会作为集体育、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要素于一体的体育盛会,具有鲜明的多维性和综合性。在山东省济南市举办的第十一次全运会,恰逢奥运会、残奥会胜利闭幕之后,中国改革开放60周年之际,不仅影响到体育文化产品和服务产业的发展,对举办城市的经济、建设、科技进步起到促进作用,而且对文化起到深远的影响。
一、全运会对山东省经济发展的影响
自1959年开始举办的全运会,基于政府主导,全民参与的思想,与城市建设经济文化紧密结合,具有多元化的综合功能。全运会的举办城市需要围绕比赛进行一系列的投资和经济活动。每一届全运会的举办期间和之后的一段时期,政府和广大均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和关注,都可以利用全运会的资源优势和商机来拉动本地经济发展,带来本地经济发展加速现象。
围绕全运会的资源进行市场开发有着显著的发展机遇。如北京在2008年奥运会举办期间的主要收入:一是国际奥委会电视转播权总体收益的49%,北京约得8.51亿美元;二是合作伙伴计划收益的33%,约2.86亿美元;三是门票和纪念品特许经营;另外还有中国政府的财政补贴,赛后物资的处理收益等。
电视转播权开发是赛事运作的重要环节。在国际上,电视转播权开发自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以来,就已取得巨大成功。但在我国全运史上,电视转播权开发自上海八运会时才开始启动,在九运会上才真正进入实质性运作,初步实现了电视转播权以现金方式的有偿转让。奥运会的成功经验也将给十一届全运会的电视转播权开发工作提供极其宝贵的经验、启示。中央电视台已成为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合作伙伴,无疑会全力支持和配合相关工作。在第十届全运会期间,除国内 28家电视台和港澳台电视台争相购买了电视转播地方版权以外,十运会电视转播权开发首次成功推向了海外。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第十一届全运会应有更好的成果。
特邀服务商。也是重要收入之一。调查显示,2008奥运会后中国消费者对赞助商的认知程度大大提高,更愿意买那些赞助奥运会的公司的产品。奥运会的赞助商对其进行了数亿美元的投资,成为奥运会收入的主要部分。第十一届全运会按照按大会所需的服务种类,进行周密的特邀服务商计划,按其服务质量、价格、预计回报总额进行测算,分级论价,有偿选定。如选定特邀旅行社,特邀保险公司,特邀银行、特邀电信公司、特邀运输公司、特邀洗衣公司等等。目前已有中央电视台、上海通用、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山东高速、扳倒井、迅华传媒、英派斯健身俱乐部、山东航空集团公司、浪潮集团有限公司等相继成为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合作伙伴。
无形资产的拍卖与竞标。全运会的无形资产主要包括:比赛场馆的冠名权、知识产权、专利权、专卖权、火炬接力权、比赛名称、标记、吉祥物、的使用权、特许经营权,特邀服务权等等。最近几届奥运会,特许经营的收入都超过5亿美元,占奥运全部收入的10%左右。据统计,雅典奥运会特许商品销售额达7.28亿欧元,2000年悉尼奥运会和2004年雅典奥运会分别通过出售吉祥物获利2.13亿美元和2.01亿美元。据专家估算,2008年奥运会仅和吉祥物有关的销售获利近3亿美元。
政府投资及后续活动。我国历届全运会都是在国家及地方政府的支持参与下举办的。第一届至第五届全运会由京沪粤轮流举办,体育比赛多半实行计划拨款,赛后核销的管理办法,实际上执行的是供给制模式,基本上完全靠中央政府及举办地政府的财政拨款维持运行。第十届全运会是第一次实行申办制,但也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与参与。2008奥运会投资巨大,特别是为比赛而准备的体育场馆设施多是使用率较低的间断性利用建筑。还有比如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虽然不能说是全为奥运会而建,但是加速了机场、地铁、高速路等基础设施的形成。资料显示,奥运会使北京的基本现代化实现程度和现代化实现程度分别提高了7.5%和8.1%。第十一届全运会的承办给济南市的交通和体育场馆建设提供了一次契机,实现一次济南市市政建设和群众体育基础设施建设的飞跃。
二、全运会对齐鲁文化的影响
在刚刚闭幕的奥运会中,有300多万参观者来到中国,50多亿电视观众收看奥运会,中国五千年的“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谐团结”等传统文化思想通过奥运会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中国的音乐、服装得以流行,兴起新一轮“中国热”。
第十一届全运会在山东的举办也必然有利于推广齐鲁文化,宣扬和谐理念。齐鲁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范围的地域文化,齐鲁文化虽然不能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精华、主体。齐鲁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具有极其丰厚的思想内涵,主要是:“以人为本,以仁为核心,以德为美,以孝为先,以和为贵,以礼为范,以中庸为基本方法,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以天人合一,阴阳和谐为最高境界”。
(一)优化和提升政府形象
齐鲁文化对山东的社会稳定有积极的影响。鲁国事事处处讲究“齐之以礼”,而齐国最讲究“尊王礼邻”。受此熏陶,山东历来有礼邻奉上的美德,尊首长,恭父母,礼师长,对附近的人以礼相待,邻乡、邻里、邻居、邻业、邻人等相互帮助,和睦相处。从古到今,相对来说,山东的社会比较稳定,治安和社会风气比较好。山东受益于齐鲁文化,也受制于齐鲁文化。如部分山东人乡土观念凝重、官本位意识浓厚、商业意识滞后、思想相对保守等。通过成功举办全运会,本身也是改善政府形象、提高办事效率、提高政府的亲和力的有效渠道,是全运会社会效益追求的基本目标之一。变压力为动力,借此机会加强窗口服务行业建设,广泛开展具有行业特色、职业特点的文明服务活动,大力推进诚信服务、优质服务、规范服务和志愿服务,不断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
(二)推动产业调整和商业理念现代化
齐鲁文化造就了著名的“儒商”文化。受传统的齐鲁文化影响,山东人重义轻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从而造就了无数反对见利忘义、讲究义利并重的“儒商”的出现。成就了一大批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著名企业。全运会举办期间投入大量资金建设维护城市,进行大量的经济技术交流,吸引资金,进行市场运做和开发,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对于解放思想,深化营销观念,优化城市传统产业,缩小产业差距,提高产业竞争力等方面都大有益处。
(三)发掘文化宝藏,提高民众修养
作为孔孟之乡的齐鲁文化,山东人重视教育。山东“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一直比较浓厚。全运会的承办将紧密与文化强省建设相结合,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把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中华体育精神和北京奥运会培育的崇高精神,作为推进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内容,充分发挥大型赛事对改善人文环境、提升社会文明的重要作用,广泛开展“ 迎全运、讲文明、 树新风”活动,大力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着力提高城乡居民文明素质,进一步弘扬文明健康的社会风尚,全力打造山东人民团结友善、文明礼貌的崭新形象。
(四)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
观众的参与及认可是大型赛事蓬勃发展的原动力,增强观众的体育鉴赏能力、培养体育兴趣、激发运动参与热情,是全运会社会效益追求的目标之一。为配合全运会将举办各类的文艺演出活动,包括全运主题晚会、全运宣传晚会等。全运会组委会将举办和全运会有关的各类大型主题活动,如火炬接力、会徽和吉祥物等征集活动、开闭幕式、倒计时系列活动、邮展、论坛报告会等。自2008年3月16日起,十一运组委会面向社会征集了9700多条主题口号,经过组委会认真研究,“和谐中国、全民全运”成为十一运会的主题口号。广泛开展“人人都是东道主,我为全运作贡献”为主题的公益宣传教育,加强礼仪文明、秩序文明、赛场文明和环境文明建设,全面展现齐鲁儿女热情好客、淳朴善良的精神风貌。
(五)提高城市的信息化现代化进程
全运会期间,大量外地运动员、游客将来到济南。对于城市服务业,信息管理和传播的发展提供机会。增加大量的网络建设项目,如组委会商业合作网站、网络直播资源开发,以及手机短信、视频等新媒体资源的开发。媒体称为做好全运会呼叫中心服务工作,济南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将利用现代化受理平台技术、设备、系统功能优势及快速联动的部门办理优势,承担起全运会呼叫中心的职能,为观众提供优质高效的交通出行、天气预报、赛事预告、宾馆饭店、旅游景点等多项服务,为观众和服务志愿者提供语言支持,解决观众在场馆或城市中的服务请求。全运会成为牵引城市信息化现代化建设的加速器。
(六)推动旅游文化,提高旅游形象
十一运会吉祥物为由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肖文津、姜军等集体设计创作的“泰山童子”。吉祥物的主体形象以泰山石为核心表现内容,将传统与现代元素融入其中,是“和谐中国、全民全运”概念最为直观的艺术延展。以充满文化、自然内涵和动人传说的泰山为基础,并结合现代体育理念、国泰民安的吉祥寓意。泰山的历史由石头写起,浓缩着东方文化的精髓,是民族的根、生命的根,是天人合一、社会和谐的美好精神象征。“登泰山而览众山小”,既体现了坚韧不拔、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又展现了登高望远、憧憬未来的宽广胸怀。济南是具有结合文化内涵和自然美景的旅游城市,山东省拥有泰山、曲阜等地方特色旅游资源,“一山(泰山)一水(济南)一圣人(孔子)”已成为国家级旅游热线。借助第十一届全运会机遇,利用创意鲜明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旅游活动吸引全国乃至国外游客。要在发挥济南传统旅游项目的基础上扩大周边省市旅游资源的开发,特别注意现代旅游产品的推出,充分结合全运会的系列标识、象征物等文化推广,积极宣传山东形象,拉动旅游开发。
国际奥委会前主席萨马兰奇先生曾指出:“奥林匹克主义就是体育加文化教育。”实践证明,大型运动会对于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弘扬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国家和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全运会在山东省会济南市的举办,将进一步加深外界对于齐鲁文化的认识,可以带动齐鲁文化的流行,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全面加快经济文化强省建设必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胡萍.奥运经济:拉动内需的好商机[J].商业研究,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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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运会官方网站省略.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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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田雨普.近三届全运会市场营销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08(8).
一是企业文化的核心所体现出的企业共同价值观和企业精神，使企业领导层与企业员工在企业经营目标上容易达成共识，在 企业经营理念的指引下，通过对企业目标的一致认同，从而凝聚成一股巨大的竞争能力，最终达到企业经营目标，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如惠普公司通过确立“企业发展资金以自筹为主，提倡改革与创新，强调集体协作精神”的价值观，逐步形成了一种注重顾客、股东、公司员工的利益要求，以真诚、公正的态度服务于消费者，企业内部提倡人人平等与人人尊重的企业文化系统，在实际工作中提倡自我管理、自我控制与成果管理，提倡温和变革，不轻易解雇员工，也不盲目扩张规模，坚持宽松的、自由的办公环境，努力培育公开、透明、民主的工作作风。通过对这种企业价值观的认同，企业的经营业绩有了飞速发展，公司在50－60年代纯收入增加了107倍，投资回报率高达15%，
二是良好的企业文化体现出一种优质的管理，具体表现为企业内部规范的管理制度，领导层的先进管理理念，员工的科学行为方式等等，从而实现企业运作的最高效率，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实现企业经营效益的最大化。如柯达公司通过推行“柯达建议制度”的新型管理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创造出了不凡的经营业绩，并通过这种建议制度总结出了企业科学管理的七个要素，即人事、资金、方法、机器、材料、市场、精神，通过这种管理要素的有机组合，可以有效地促进企业的经营业绩。
三是良好的企业文化通过多种传达体系最终塑出优秀的企业品牌，通过企业品牌的辐射力和感召力，从而吸引更大范围内资源的聚合，企业得以滚动式发展，实现良性循环，取得最佳效益。如戴姆勒－奔驰公司正是通过其品质管理和品质文化的塑造，最终打造出了驰名世界的顶级品牌，为企业蠃来了丰厚的利润和广泛的赞誉，也才有了“如果有人发现奔驰汽车发生故障被修理车拖走，我们将赠您1万美金”这样豪迈的广告语。
关键词：文化环境 会计模式 影响
中图分类号：G05，F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9-156-02
任何一个国家的会计发展，都不可能脱离其文化环境的氛围；任何一个国家的会计发展过程中都会以其特有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形成会计思想、会计理论，以及特有的文字描述和传播会计信息，并按其道德规范及其习惯进行会计处理。所以，研究文化对会计模式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化环境与会计模式的概述
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人类学鼻祖泰勒将文化定义为：文化是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它作为社会一分子所习得的任何才能与习惯，是人类为使自己适应其环境和改善其生活方式的努力的总成绩。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界定文化的定义。《辞海》中将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的文化：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合。狭义的文化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综上所述，文化是一个社会、民族长期积累的精神财富，它包容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规范、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各方面的因素。
文化环境是指对会计模式形成与发展具有制约和影响作用的各种文化因素总和，包括思想观念、价值趋向、思维方式、行为准则及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可以说，文化渗透在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影响是多层次、全方位、渗透性的。而会计模式是指对一定社会环境下会计活动的各种要素按照一定逻辑进行综合描述，反映各种要素基本特征及其内在联系与结构形式的有机整体，其组成要素为：会计目标模式、会计准则模式、会计规范模式、会计核算模式、会计报告模式等，而会计模式的研究必须与其赖以生存的客观环境相关联，其中不乏社会、政治、法律、科技及文化环境。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和积累的财富，它体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特征，因而由其各种因素所组成的文化环境必定对会计模式的形成和发展起到很大的影响。
二、文化环境对我国会计模式的影响
1.文化环境对会计目标模式的影响。会计目标是会计工作的基本服务方向，代表着社会各利益集团政治经济利益的要求，它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会计模式的基本框架和运行导向。依霍夫斯德文化模型为理论基础。可将文化分为两种情形：一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强调个人奋斗的价值观，认为会计以维护私人投资者利益为基础工作的方向，形成以投资人利益为导向的会计目标模式，这种文化反映在会计目标上则体现为保护私人投资者的利益与维护全社会利益是一致的。二是以集体主义为核心，注重群体意识，团结合作，共同奋斗的价值观，他们认为会计应倾向于承担社会责任，认为个人只是集体的一分子，个人价值也是社会价值的一部分，必须服从于社会价值。
长期以来，我国深受儒学思想的影响，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极重视个人对国家的责任义务，把个人利益置于社会价值中，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个人奋斗的目标。在准则中规定我国的会计目标是：会计信息应当符合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要求，满足有关各方了解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需要，满足企业加强内部经营管理的需要。在这一会计目标的阐述当中，突出了我国会计信息应首先满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因而会计目标是服务于国家利益的会计导向。
2.文化环境对会计准则模式的影响。会计准则是指进行会计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所依据的标准和规则。会计准则作为会计活动的抽象和概括，理所当然地会受到文化环境的影响。任何一个国家的成功的会计准则都不可能照搬或套用其他国家的会计准则。无论在会计准则的内容上，还是在会计准则的表述方面，都会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并带有社会文化的色彩。
然而。不论是会计准则的制定还是实施，都不能够脱离人这个主体。人作为会计准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无时无刻不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所以，在传统文化之下，书面的成文准则是否有效，主要取决于该准则能否真正得到执行，而会计人员则是这样的执行者。目前我国的会计准则是由财政部会计司直接组织制定并颁布，因此在会计准则中体现的法律的强制性、权威性色彩十分浓厚。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崇尚集体主义的文化特征在会计准则制定中的具体体现。
3.文化环境对会计规范模式的影响。会计规范是会计人员开展工作应当遵循的行为标准，是指导会计行为朝着合法、合理和有效化方向发展的路标。会计规范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体现国家意志和社会特征，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强调集体主义和社会价值的国家，会计规范制度较统一、强制力强。相反，崇尚个人主义和个人价值的国家，其会计法规制度更灵活，强制力小，他们只提供原则性的指导，注重专业导向，更依赖于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
我国泛期以来属于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社会等级森严。官高权重，这使得我国的会计规范带有指令性、统一性和强制性的特征。其中，准则及制度成了各种成文或不成文的制度安排，而准则及制度的实施更多地体现在相关的法律制度安排以及各种实际的判断上。我国的会计准则规定十分全面具体，全国上下都有统一的规定，具有高度的强制性。财政部通过法律手段对会计工作和会计信息披露加以制约和规范，强化对会计：[作的宏观指导，依法惩处违法行为。同时，传统观念使会计人员习惯了按部就班地执行法规制度，对法规制度的完整性和具体性要求较高，不善于进行专业判断和政策选择。因而，我国的会计人员较认同准则、制度的规定，缺乏专业判断的能力。
4.文化环境对会计核算模式的影响。会计核算是通过价值量对经济活动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并进行公正报告的工作。其实会计核算更多表现为业务技术和方法，同样它也受到文化环境的影响。会计核算模式是对会计核算的依据标准、对象范围、程序方法等进行有机组合而形成的体系。其构成元素更多地表现为业务技术和方法，虽然会计核算模式受文化等外部环境的影响相对较小，更多地取决于会计的自身运动规律。但如果因此否定文化环境的作用则是错误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集体主义程度较高，具有重实际求稳定的农业文化心态，对不明朗因素反应较强。自古以来所信奉的“有备无患”、“三思而后行”等观念，均从不同侧面反映出国人的保守、偏好稳健和非乐观的文化特征。在我国会计准则中，在规范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记录、报告和会计方法的选择时，稳健性原则体现较为突出，这与我国“阴柔”的社会文化特征相呼应。这种较为保守的文化特征使我国的会计核算方法的运用程序也变得较为传统，再加上会计规范的统一性，留给会计人员较小的个人发挥空间，因而使我
国的会计核算方法技术更新较为缓慢。
5.文化环境对会计报告模式的影响。会计报告模式是对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披露内容、传递方式及使用对象等进行的综合描述。凡是价值观趋向于个人主义，权距小的国家，成员间要求公平分配的愿望强烈，总是不惜一切代价控制不确定因素和模糊性，以期控制未来，因而要求对会计信息的披露透明度要高，会计信息全面，并把满足于投资人的要求作为其会计报告的首选目标；相反权距较大的国家，对不确定因素较敏感，思想较保守，由于公布会计信息而引起的风险常常引起企业的不安，因而会计信息公开化程度较低，只限于满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和调控的需要。
我国的文化偏好是中庸之道，崇尚“和为贵”的文化理念，注重通过温和的方式协调各方面之间的关系，因而在会计信息的披露上，则偏向于保密。正是由于为人处世的中庸态度，一般对新生事物的宽容度低，以稳妥为首，怕担风险，缺乏创新精神，固守传统，思想封闭。因此，我国在信息披露方面比较谨慎，公开化程度较低，强调会计信息是为宏观经济管理服务。
三、会计模式选择的优化方法
在既定的会计文化环境下，如何选择会计模式或者在既定的会计模式下如何促进会计模式的发展，这是会计发展中的一个现实问题。照搬任何一种模式都是不可取的。因此，必须从既定的文化环境出发，来选择优化会计模式。
1.重塑会计目标模式。现阶段我国社会公众仍然崇尚集体主义精神，强调个人价值必须服从于社会价值，因此会计目标长期仍将是以服务于国家利益为基本倾向，不可能完全转化为以投资人利益为导向。但随着西方文化价值观的渗透，个人价值会逐渐受到重视，个人主义文化会逐渐占主导地位，因此有必要重新调整我国现有会计目标模式的结构，重塑会计目标模式；而在会计准则的制定和实施上，适当增加一些灵活性和可选择性，可在准则中适当增加一些可供会计人员自行选择的弹性空间，以此来培育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在会计管理上，应尽量增加一些专业导向，强调行业自律，减少依赖政府在会计上的作用。鼓励企业内部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引导会计人员自觉参与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与实施，使个人主义得到充分的体现。因此对于我国的会计目标模式的选择，应当是保护个人投资者利益与维护全社会利益相一致。充分实现个人价值，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价值作为会计目标。
2.完善会计核算模式。我国目前的会计核算模式对不明朗因素反映较强，在会计核算上，采用比较保守的态度，严格地遵守历史成本原则，对尚无会计规范的问题感到无所适从。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较快，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这就要求我国会计人员一方面要重视现实问题，要以求真务实的态度来分析和研究；另一方面，随着我国会计规范的灵活性与会计管理的自律性的不断增强，客观上促使我国的会计核算模式偏向乐观、强调真实，这会在会计处理方法上有较大的创新。因此，在会计核算模式上会采用一定的风险办法来处理未来的不确定性事项，这更有利于解决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会计问题。
3.会计报告趋向于信息披露透明模式。我国目前的会计信息披露还比较保守，透明度和公开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近年来，随着我国企业改革持续深入，产权日益多元化，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机构投资者和其他投资者队伍日益状大，对会计信息的要求日益提高，投资者更加关心其投资的风险和报酬，他们需要会计信息来帮助其作出决策。因此他们更加关注会计信息的透明度，会计报告是否更多的公开，披露的会计信息是否全面、详细。所以在选择会计报告模式时，应对所披露的会计信息是否凸显投资者的地位，是否体现出保护了投资者的利益，是否将投资者作为财务报告的首要使用者，作为我们考虑的主要因素。对于会计管理机构来说，应下大力气通过立法及监管措施来提高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对外公布以及揭示信息的透明度，使这些企业按照充分、公允的原则对外公布信息，尽最大限度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管理者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4.加强会计教育，促使文化环境变化与会计模式发展的卧同。加强会计教育是优化会计模式选择的有效方法。目前我国的会计模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主导型的会计模式，其特点是在会计管理上，强调立法管理，具体是由政府和民间会计团体来管理会计工作；在会计准则的制定和实施上，强调命令性、强制性；在信息报露上偏向于适当披露；在会计核算上，采用保守的态度，严格遵守历史成本原则。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会计模式应作出合适的选择，因此需要进行会计教育。美国会计学会(AAA)认为，会计教育不仅要传授必需的技巧和知识，而且要灌输道德标准和敬业精神。主张性善论者认为职业道德水准会因人之善良本性自发提高，但在市场经济时代，文化、观念的转变只有通过加强教育和培训，才能提高职业道德水准和道德决策能力；也只有加强会计教育，才能使会计的文化环境会得到改善，会计的地位受到重视，会计核算方法和相关制度得到完善，最终达到适应社会文化发展的会计模式。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 外出打工 影响
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本身具有历史性、地域性的特点,因而对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以及国家和地区而言,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治背景的不同,必然也会给各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打上独特的烙印。
铜仁地区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状况
地处西部的贵州铜仁是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地区,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已成为当地少数民族劳动力获取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
铜仁地区总人口397.52万人,农业人口352.31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68.4%。①铜仁作为少数民族较为集中且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地区,经济状况一直较为落后,由于经济条件不好,文化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但当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较为突出,较多的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纷纷选择外出打工予以改善家庭生活条件,由此出现了不容忽视的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
铜仁地区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状况
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为了改善自身生存状况,逐步出现了劳动力外出打工的趋势。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象分为四个阶段:恢复性转移的起始阶段(1978～1984年),农村主题是土地承包、发展农业,农民外出打工尚属个别零散状态;流动缓慢的发展阶段(1985～1992年),城市国有企业改革逐步推进,地区差异逐步拉大,沿海等发达地区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农村劳动力转移稳步上升;转移规模的迅猛扩张阶段(1993～1996年),乡镇企业发展趋缓,各种限制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逐渐开放,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迅猛扩张;稳定发展阶段(1997年至今),国有企业改革导致大量工人的下岗,城乡就业态势趋紧,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持续进行。②由此可见,劳动力转移的趋势无外乎向当地非农产业转移、向省内城镇转移、向省际跨区域转移。结合铜仁地区少数民族劳动力的实际情况,呈现出以下几个主要特征:③
转移的劳动力多数是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村青壮劳动力。调查显示,随着国家鼓励农民外出务工政策的实施,以及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环境趋于好转。
转移的方式以自发性和裙带性为主。少数民族农村外出打工的劳务人员,多数是自发结伴外出,或经亲朋好友介绍,通过政府和社会中介服务机构组织劳务输出的人数极少。
转移的职业相对集中。转移的劳力主要从事零售贸易、餐饮业、交通运输业、社会服务业、建筑业以及低技能的制造加工业,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转移的劳动力很少。
转移区域分布以省外为主,省内为辅。农村劳动力向省外转移的占大多数,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及东部地区。
转移人员收入差距较大。技术工人年人均收入较高,普通工人年人均收入较少。
转移人员的劳务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
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当地经济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对农民收入既有正面的促进作用,也有负面的阻碍作用。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
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在增加经济收入的同时,有效地改善了家庭生活条件,为农民增收致富提供较好契机。从贵州省2003年农民外出打工收入来看,当年农民外出打工收入144亿元,平均每个打工者收入为3000元,为2003年农村人均纯收入1564.7元的2倍。结合2000年贵州省农民人均纯收入1374.16元,农民人均打工收入274.90元来看,农民打工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20%;2003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564.66元,农民外出打工收入435元,农民打工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上升为27%,比2000年增加了160.1元。农民打工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上升了7.8个百分点。④时至今日,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为农民带来的收入更是倍数增加。
外出打工的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往往会把部分打工收入寄回家中用于农业投资。农业投入的增加在改善农业基础设施的同时,也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绝大多数闲置的土地资源则转租给善于经营的农业大户用于规模种植茶叶、果树、蔬菜等,对农业结构调整起到了有效作用,促进了农业产业化经营,有利于实现耕地的规模经营。同时,在外出打工的过程中,逐渐掌握相应的技术,积累资金,结合家乡各种优势,返乡投资创业,促进当地非农业化进程,吸纳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在带来这些促进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首先,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必然引起农业产量的变化,导致很多耕地闲置,抛荒、弃荒等现象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挑战。其次,在促进城乡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一定的社会问题。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有的甚至夫妻双双外出,造成孩子教育和老人赡养等一系列问题逐渐凸显,不利于提高全民素质、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再次,拉大农村内部打工农户和非打工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拉大农村内部打工农户和非打工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特别是与那些既无劳力输出,在当地又从事非农产业无门路的纯务农户的收入差距。第四,人口流动幅度过大,加大了农村管理难度。由于人口流动幅度过大,阻碍了计划生育措施的进一步实施,阻碍了农村管理的有序进行。农村管理的难度,会衍生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对于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都有不利的影响。人口流动幅度过大这一问题有待解决。
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对当地文化的影响
以铜仁地区为例,这里的民族文化历史悠久、多姿多彩。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对当地特有的生活习俗、民族习惯、教育、人口素质等文化方面有较大的影响:
在生活习俗方面。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对原有服饰、饮食、住宅、出行等方面的生活习俗影响极其严重。原有的吃、住、行等方面的生活习俗随着外出打工而逐渐淡化,与打工所在地的生活习俗趋同。同时,许多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也会由于这些人长年在外打工,而不再像过去那样盛装参加。这对原有生活习俗的传承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在民俗习惯方面。苗族最大的特点是盛产各种木材和土特产,保持灿烂古朴的民族传统文化。苗族历来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其中最为崇敬的是龙,认为龙是吉祥、幸福的象征,能给人带来好运,因而定期举行“接龙”的祭祀活动。祭祀时,还要唱傩戏、跳傩舞。外出打工者由于条件不允许对这些本民族的民俗习惯有所淡化。
在教育方面。据全国妇联的调查显示,由于家长和孩子长期分离,导致亲情缺失,监护不力,留守儿童在生存发展中面临五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一是生活问题,由于没有父母的生活照顾,部分留守儿童营养严重不足,身体健康受到很大损害;二是教育问题,一些留守儿童农活、家务活增多,学习成绩下降,有些还由于厌学等原因逃学辍学;三是心理问题,由于亲情缺失,儿童缺少情感和心理关怀,一些留守儿童不同程度地存在性格缺陷和心理障碍;四是道德行为问题,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缺乏道德约束,一些留守儿童没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道德品行,违法违纪案件呈现上升趋势;五是安全问题,部分留守儿童因父母不在身边,而经常受到同学、邻居的欺负。
人口素质方面。铜仁地区大部分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者文化素质差,专业技能低。通过外出打工的实践经验,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逐步意识到自身素质与收入的正比例关系。素质越高,越能获得较好的收入,故而在知识素养、待人接物、技能等诸多方面都主动地进行提高,认真参加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提高自身素质,拓宽就业渠道,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2010年中央农村工作1号文件精神中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已与第一代农民工大相径庭,其中的重要区别在于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要远远大于对农村的认同,在他们的心里已经感到了一种乡村与城市的落差。有一个现实问题横亘于他们心中――退回农村,做不了合格的农民;融入城市,很难逾越横亘在面前的制度、文化之墙。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适应市场经济要求,进一步合理、有序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是关系到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战略问题。(作者单位:铜仁学院法律与政史系)
注释
①铜仁地区统计局:《2008铜仁统计年鉴》,2008年。
②崔传义:《中国农民流动观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4年。
③xaagri.省略/asp/detail.asp?ID{5749F03B-B9B5-4F79-A1F1-044450224CAB}
隋大运河作为连接中国两大地区的运输纽带，它的开通，大大促进了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给长江流域的开发注入了一股强大的动力，并最终使唐朝的经济重心发生了战略性转移。如何看待隋大运河对唐经济的影响，关系到我们是否能正确认识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问题。
隋大运河的的开通，没有为本朝经济带来什么益处，但却遗惠于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正如皮日休曾在《汴河铭》中所说：“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作为连贯南北交通的动脉，它沟通了长江、黄河的水运交通，全国各地的大商巨贾，弘舸巨舰，往来不绝。唐代统治者执政以后，对隋代修筑的水上交通设施又进行了整修，使之更适应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大运河，虽然旨在运输漕粮及各地搜刮来的财富，但在客观上，又促进了水运交通的发达，使得沿岸一带商业发展迅速。运河之上，贩运物品的商船，穿梭往来，一派繁荣景象。运河所经之州，如运河和黄河相遇处的汴州等，都成为繁盛一时的都会，成为物资和人文荟萃的地方。在一些新兴城市中产生了柜坊、飞钱等早期汇兑的新方式。当时，“通济渠，西通河洛，南达江淮……其交、广、荆、益、扬、越等州，运漕商旅，往来不绝。”
唐代的商业性质这时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已由过去的偶然交换和土特产品的贩运，过渡到固定的城市商业。城里的商人不再游踪不定，有了固定的经营点，并出现了“行”这种组织。
杭州是隋唐之际兴起的商业城市，到了唐代，更是繁荣富庶，所谓“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户数由贞观中(627―649)的35071户增至开元时(713―741)的86000余户，人口有几十万之多。
唐时有“扬一益二”之称。“益”即今之成都，是西南地区政治、经济的重心。然扬州兴起以后，已居“益”之上。扬州与成都为东西两个商业中心，同位于长江流域。扬州既居江河运道之通衢，又为海泊到达之终点，扬州所处的地理位置比成都更为有利，故遂“雄富冠天下”，渐居成都之上。当时的官僚富豪多在扬州置邸开店，经商营利，使得扬州“商贾如丝”。王象之的《舆地纪胜》中曾引沈括语：“自淮南之西，大江之东南至五岭，蜀汉十一路百州迁徙贸易之人，往返皆出扬州下，舟车日夜灌输京师者，居天下之十七。”著名的理财家刘晏也以扬州为治所，领盐铁转运，整理漕政。同时，许多波斯、大食等外国商人，麇集于此，开店置肆， 因此扬州亦成为当时对外贸易的中心。
其他大量兴起的商业性城市，无不欣欣向荣。汴州，其地位仅次于扬州，“舟车辐渎，人庶浩富”，“没入死商钱且千万”。
大运河开通后，不仅带来了水运交通的发达，而且使得南北各地形成了一个以大运河为中心的巨大水域网，这便极大促进了大规模农田水利的兴修，许多荒废的土地被开垦成为肥田沃土。至此，各地的农业生产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农业的发展，水运交通的发达，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活跃。在城市郊外，商人往来之水陆要道或津渡，也出现了商业活动，自发地形成了“草市”、“墟市”。它们只是临时的买卖场所，不同于城内正规的市，其存废与否，与政府的法令无关，不要经官府批准，更未设市场官吏对其进行管理。它们都是应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换的需要而产生的，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
农村中的“草市”、“墟市”开始可能是农民出售草料、购买平常所需用品的场所。为了搬运和交易的方便，草料的贩卖一般都在城外进行，日久便成草市，于是别的商品也到这种市场出售。也可能由于市场是非正式的，故得名“草市”，如汴州的草市。有些草市或墟市后来慢慢发展成为城镇。除此以外，唐代农村中还出现了各种形式的专业定期集市，如“村市”、“药市”、“蚕市”、“马市”、“亥市”等。介于城乡之间的“草市”、“村市”等的出现，是唐代商业向纵深方向发展的标志。不但城市商业繁荣，农村商品经济也更为活跃了。
农村中市场的出现，反映了农村中市场的发育已达到一定的高度。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若没有外在的催化剂，能否达到那样的水平，值得斟酌，而这其中，隋大运河的开通发挥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大运河的开通，给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注入了一股强大的动力，使得长江流域很快成为供应首都漕粮的主要生产地区，并最终取得了全国经济重心的地位。
汉朝时的长江流域，人口极为稀少，农业原始，商品经济很不发达，阶级分化还不严重。司马迁曾这样描述过这个地区的特征：“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桉镣瞪，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而到了隋唐时期，由于大运河的修建，使长江流域社会进步速度大大加快，曾经丛林密布、极为原始的南方，已轻而易举地超过了历史较悠久、文化较发达的北方。在这一时期，由于朝廷重视，大运河的引导，及地区本身农业发展的客观需要，长江流域的水利工程的规模、数量比历朝都有大幅度地增长。据省地方志资料统计，浙江在以前各朝中，有规模的治水活动是很少的，在汉朝数量最多也是四项，而到了唐朝，治水活动空前增长，为四十四项。两项数字的巨大差异，明显表明，唐朝时浙江已被大幅度开发，农业生产力得到了飞跃性的发展。其他南方各省除了云南外，亦急剧地向前发展。《新唐书》揭示道：“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京师对南方依赖程度的发展是很快的，以至到了伟大作家韩愈的时代，江南田赋已经达到了全国田赋总数十分之九的惊人比例。
长江流域如此肥沃，它的潜力一旦得到发掘，便飞速发展，并最终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从而取代泾渭流域与黄河中下游流域的地位。尽管后来各朝曾考虑到政治基地与经济基地相隔遥远，想在首都所在地附近建立一个基本经济区。但一系列发展海河流域的尝试，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想无需从南方运输谷物的希望，再也未实现过。作为农业生产中心的长江流域，其重要性增加了。
这时，经济重心已经向南方转移，然而自隋朝到清朝，或许由于传统习惯与政治上的惰性，首都总是定在北方。这种异常状态，使得联系生产的南方与政治的北方的运输系统一一大运河，更加必不可少了。
二、隋大运河对唐朝文化的影响
大运河，促进了唐朝文化的无比繁荣， 中国文明的急剧变化。运河开通后，与南方发达的海运交通遥相呼应，使得南北各地在地域上更紧密地连为一体。地域上的封闭性，在一定程度上已被打破；同时，地方民族狭隘主义也随之削弱，对异域文化，亦采取更为开放的态度。它所带来前所未有地理上的开阔，使人们的眼界豁然开朗，相互间交流不再局限于一村一闾，与外界的联系愈加密切，这极大影响了唐人追求自由、开放、创新的心态。再加上当时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政治上的统一，这一切造就了唐朝文化的磅礴气势，艺术的异彩纷呈，唐人的宽广胸怀。
，正因为唐人有如此宽广的胸襟，他们才能将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化统统纳入华夏文化这一庞大的文明体系，而不遵从一个模式，一个调子，体现了中国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度；才敢于打开国门， 对外开放，广泛吸收异域文化的营养，形成了充满活力、百花齐放的文化局面，充分体现了一个民族的自信心、生命力和创造力。从这一角度来说，大运河的开通，促进了中国文明的急剧变化，唐朝文化的无比繁荣。
学者言：“有唐一代，为文学美术最盛之时，而其他学术亦有树立……而南北之学，以之统一。”运河绵长广阔，流经了南北不同的文化带，连接了燕赵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多个区域文化，加强了各种文化的交流。唐文化在不同文化的接触、交融、整合中，变得更为广博精深，已有革新气象，体现了唐人追求创新、自由的心态。
经学的变化在唐代已出现先兆。汉魏六朝之风一直传承至唐代初期，倡导古代传下来的学说，重家法和师法，但不允许改变师承，另立新说。然而到了唐中叶，开始有人怀疑旧有注流，要建立一家之言。最早的是有关《春秋》的新说。啖助治《春秋》，“摭讪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臆决”，借孔丘之名，实际上在批判《春秋三传》，企图成一家之言。其中已有变革气象。
就文章来说，六朝至唐中叶流行骈文。这种作品，四六对仗，注重形式，束缚人自由地表达思想感情。而在唐代这样经济政治极为繁荣的时代，骈文已不能担负起表现这伟大时代的任务。故到了唐朝中叶，韩愈、柳宗元等发起了古文运动，复兴古文，提倡散文，文章由重形式变为重自由表达。
唐代的诗歌更是光彩夺目。隋大运河的开通，使得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大大加强，人们的视野更为开阔，这便为唐代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诗歌的思想内容亦更为丰富。到了唐末，词又发达起来，打破了五言、七言的格局。这无不体现出唐人追求自由、开放、创新的精神。唐代在艺术、音乐等方面亦有很高的成就，在这里不再赘述。
唐朝统治者对外来宗教是一概欢迎的。由于交通更为发达，所以，除了本土宗教道教，及当时极为盛行的佛教外，西方的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也在唐朝时相继传入。同时，与宗教有关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得到了传播，大大影响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宋学就是在这种影响下产生的。
由于大运河的贯通，交通更为发达，经济更为繁荣。这不仅为唐朝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也促使了南北(包括东西)文化和中外文化的大交流。异域文化源源不断地输入华夏文明的体系，形成一种奔放的情调，对当时的社会风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长安城内有着极浓的胡化色彩，中央官僚集团内有大量的“胡人”，从宰相至守卒，都有少数民族的身影。当时人们追求功名的风气很盛，既重边塞、科举，也希望举荐、献赋的成功。那时妇女的开放，是后代妇女望尘莫及的。她们在政治、文化生活中十分活跃，敢于抛头露面。那时的僧侣、道士、儒生、诗人也并不看轻自己的地位，他们与达官贵人自由交往，出入豪门，高谈阔论，没有太多地位悬殊的约束，用自己的思想来影响当时的社会，无不显示出开放的气息，这在其他朝代是少见的。当时的娱乐活动也极为丰富，如游戏、杂技、乐舞、戏剧等，引进了许多外来的节目，充满了生动而奔放的内容。
【关键词】小农经济；官文化；传统文化
一、小农经济的产生
刘永佶教授在《官文化批判》一书中指出“官文化的力量来自民众的不觉悟，来自民众对它的认可与适应，即形成了普遍的小农意识。这是官文化统治的结果，也是继续统治的条件。”中国封建社会是在没有外族入侵的情况下，由奴隶社会逐步发展变化而来的。中国奴隶社会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制度，国家的土地全部都属于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描述的正是这一历史时期。春秋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有的土地制度遭到了破坏，新兴的封建势力在夺取政权后，相^实行变法改革，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度，允许“民得买卖土地”。从这时起，土地私有制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主要形式。土地私有制度的产生，一方面存在小土地私有制。同时也必然导致土地兼并的现象出现，即“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情况，从而形成了大土地私有制的形式，自唐以后又以租佃的形式剥削在兼并中失去土地的个体农民。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一直是由占有少量土地和生产资料的自耕农和依附于地主阶级的佃农两种人物构成。但无论是哪一种农民，都是一家一户，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私有制度，不管是小土地私有制形式还是大土地私有制形式，都不是纯粹的私有制形式，而是在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土地私有制度。这既是因为中国奴隶社会土地国有制的传统影响，也是因为战国时期各国在变法中都是以国家名义确认土地私有制度。因此，奴隶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神圣原则在封建社会得以继承，并以新的形式与土地私有制度结合起来。
这种建立在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土地私有制度基础上的小农经济，一方面使个体农户具有较多的自由，即使是佃农也是如此。他们除了受地主阶级的剥削以外，人身并不受其支配；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受国家权力的支配，这与西欧封建社会领主制的庄园经济和农奴制有很大的不同。
官文化作为两千余年来的集权官僚的统治文化，其作用包括巩固集权官僚制，协调官僚地主阶级内部关系，还有就是控制其统治对象的意识和行为，同时这也是巩固集权官僚制的重要方面。小农经济便是中国在集权官僚体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说其“小”，是从生产单位和生产方式而言，它是以“家”为单位，以个人体力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农”则是所从事的职业，或者说是主要的谋生手段。自秦汉以来，中国在农业上是相当发达的，农业技术和生产力都领先于世界，而其根据就在于当时的集权官僚体制影响下，土地分散且地少人多，一家一户的耕作方式成为了农民的重要生产方式。
二、小农经济的特点
小农经济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类型，以个体为单位，以精耕细作、男耕女织为方式，以自给自足为生产的目的。因此其特点包括有分散性、封闭性、自给自足性等。分散性是指它以独立的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封闭性指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自给自足性指生产的主要目的是满足自己家庭的各项生活需要。在封建社会时期的社会经济情况就是小农经济占主导，现在在偏远的农村，也存在有这样的经济现象。
在小农经济下，农民掌握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生产的积极性得到提高。农民经营规模很小，他们在自己有限的土地上，努力提高耕作技术，为我国农业的精耕细作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是，在封建地主阶级的沉重压迫与剥削下，农民承担了沉重的徭役，小农经济变得十分脆弱，每遇旱涝瘟疫，多数农民家庭就会失去土地或者破产流亡，陷入贫困的境地。从此可以得出小农经济的弊端：农民经营规模小，缺乏必要的积累和储备能力；自给自足，生产经营模式老旧，技术难以突破固有模式，难以得到革新；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薄弱。
三、小农经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并且流传下来的，由思想家提炼出的理论化和非理论化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具有稳定结构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观念等精神成果的综合。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中国农业自然经济其延续力最为持久，悠久昌盛的中国文化正是创造、繁衍、植根于这一经济土壤之上的，在历经数千年的文化变迁中，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导致中国文化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宗法制度为特征，以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为基础，强调仁义礼智信等伦理思想。
（一）从思维方式来看，农业经济是中国传统经济的主干，它的最显著特点是“靠天吃饭”。农业生产对天地自然的依赖性是显而易见的。适宜的光热、降水量以及土壤、环境是农业耕作的必备条件，对自然及土地的依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活动空间相对狭小，交流、交往较多的局限于以血缘和姻亲为纽带的关系之间，重“和”、重“仁”的人际交往准则，培养了人们的“中庸”性格，养成农人注重实际的认识原则，中国古代圣贤一向倡导君子“务实”，久而久之，形成了中国人朴实无华，立身行事，讲究脚踏实地，实实在在，鄙视华而不实的做派，这些都表现了中国文化精神中的注重实际的优秀一面，同时也由于对于自然的依赖，培养了中国人安于天命的性格，即“日求三餐，夜求一宿”，反映到现实生活中，则表现出对平安、宁静的生活的向往。从政治社会的角度来说，小农意识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这也是社会得以稳国的基础。在各种条件的约束下，农民既勤奋耕作，又安于天命，总是在不抵抗的自然环境中，循环往复的耕耘着，生活封闭而又单调。
（二）从国民品行来看，我国人民性格中最明显的特性便是重天命，轻人力，听天由命、逆来顺受。农业是靠天吃饭，儒家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注重天时、地利、人和，尤其是人对农业生产的巨大作用的思想，导致中国人民形成了自强不息、宽厚包容的心理品格和道德原则。《周易》中提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一方面，要求自己具有奋发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另一方面，对待他人，对待他物，又要有宽厚包容的精神。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虽经历天灾人祸、内忧外患而能屹立于世界东方，并不断为人类的文明发展做出贡献的精神支柱。道家则从相反的方向提出“不敢为天下先”、“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等格言，导致国人重天命，轻人力，无创新，怕变动。中国的政治格局中，下场最难看的一般都是改革家，所以一般官员信奉的是，不求无功，但求无过。中国农民稳重实在的一面，也是农业生产决定的。小农思想中，能精心伺候那一亩三分地，是极大的美德。但是农业生产要求四时更替，对时间的精确性不作要求，从而导致中国人不计划时间，不重视效率。小农与官僚是一把利剑的两面，相互对立存在。小农的理想是温饱问题，那么民主与自由，就永远不是小农们最切实的目标。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封建社会体制为什么在我国根深蒂固。
（三）从整个社会的组织结构来看，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农业经济状况要求有相应的社会组织结构，中国古代社会组织的主要特点在于其血缘宗法制度。血缘结合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最自然的结合方式，中国的社会组织关系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在父子、夫妇、君臣之间的宗法原则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中枢则由部族、宗族向家族下移，政治与伦理的承担单位在逐渐地缩小，对小农家庭作为经济与社会基础的功能不断强化，使得中国文化传统的辐射力在不断增大，以族立国阶段的小农社会已经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秦国在与六国竞逐中脱颖而出，更是较好地利用了小农经济与社会基础；汉代的奠基更是强化了面向小农的无为而治；北魏以租庸调制对在汉末乱世中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变换的政权所破坏的小农社会进行了修复，为隋唐大帝国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一直到近代帝国主义和商业资本主义开始入侵和干预之前，尽管代有损益，中国社会与文化在本质上从来没有离开过小农这个根基。另一方面，这种国、家、个人三位一体的政治结构，使每一个人都将自身同国家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每个人的修养最终都落脚到对国家利益的维护，培养了中华民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精神。
小农经济影响下的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传承至今，的确存在有一些丧失掉其合理性的部分，而面对外来多元文化的冲击，我们不得不认真地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传承和发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赋予新的内涵，注入时代精神，让中国文化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参考文献：
[1]刘永佶.官文化批判[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1）
关键词：茶文化；产品；经济；发展；文化底蕴
茶文化的发源地是中国，它不仅传承了我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并且具有深厚的文化价值。在我国古代，茶是当时主要的经济产业之一，它不仅能够促进发展国内的小农经济，并且通过丝绸之路连接了中国和外国的经济往来，在为我国经济注入新鲜血液的同时也开阔了当时人们的眼界。可以说，茶文化产品决定着茶文化经济的发展好坏，没有茶文化的茶叶仅仅只是一种可以用开水浸泡成饮品的农产品而言，其经济价值不会达到今天这样的高度。这也就表面，茶文化经济的发展受茶文化产品的制约，如果茶文化落后，那么茶文化经济也不可能会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茶文化是奠定茶文化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基础。
1茶文化产品概述
一般的物质产品是通过传统产业生产而得到的，而文化产品与其不同，文化产品主要是指能够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通过文化产业或者说是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上增加了文化资源而生产出的产品，但是所有的商品都兼具文化和实用两方面价值，也就是说，文化商品不同于文化产业，文化商品是文化产业当中的一部分。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但是数千年的历史变革，茶依然是作为人们生活必需品而流传了下来，茶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共同组成了茶文化，在茶文化的资源体系结构中，包含了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以及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也就是说，由于这四个领域都与茶各方面成果相联系，所以在这四个领域下都可以生产茶文化产品。由此可以根据不同层面含义来划分茶文化产品，比如说宏观层面上可以将“杭为茶都”这类归为一类茶产品；从中观层面可以将茶文化生态园归为一类茶文化产品；从微观层面上可以将茶书、茶画、茶文化服务等归为一类文化产品。
2茶文化、茶文化产品与茶文化经济发展的关系
2.1茶文化提高了茶产品的价值
茶叶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的一种饮料，由于人们在消费茶叶的时候，除了能享受到茶叶所带来的物质体验之外，还能够感受到茶叶所带来的文化体验，所以说它的价值又不仅仅局限于饮料价值，茶叶商品往往能够通过繁多的种类而给人以沉重历史和文化冲击，使人们感受到不同茶叶所蕴含的茶文化内涵，因此，人们在品茶的过程中，并不仅仅只是在品尝茶饮品，更是在感受茶叶浓厚的文化价值，这也就是所谓的茶文化价值，它极大地提高了茶产品的价值。
2.2茶文化产品推动了茶文化经济的建设
商品的强大文化内涵是奠定其在现代经济发展领先地位的基础，也就是说，若想确保商品能够在市场中一直畅销，那么它就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化内涵来支撑，这样才能够确保其产业能够发展得更为长久健康，也才能够为其未来发展空间提供保障。茶文化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茶文化产品，茶文化产品对于茶文化经济的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茶文化经济发展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茶文化经济内容中大部分环节都与其相关，比如说茶文化交流会、茶文化盛典等，茶文化产品所蕴含的文化价值不仅超过了茶叶本身，更是决定茶文化经济发展好坏的关键因素。人们对茶产品的购买欲望也正是通过该产品的所蕴含的地域文化、历史故事、名胜古迹等相关文化知识所激起，所以说，茶文化产业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茶文化产品所刺激推动的。
3茶文化产品与茶文化经济发展的关联性分析
3.1茶文化经济概况
人们通过消费与茶相关的产品来满足自己休闲所需的精神文化需求以及物质文化需求的经济就是茶文化经济。丰富的茶文化产品能够促进茶文化经济发展的越来越繁荣，而繁荣的茶文化经济能够保障茶文化产品种类的多样性，所以说，茶文化产品和茶文化经济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究其关系，大致可以总结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发展茶文化经济就需要不断的创新，如果一味的墨守成规那么不一定能够做到持续发展，商品市场的发展需要不断的利用新产品来为其注入活力和动力，而各种各样丰富的茶文化产品就是不断为茶文化经济所注入的新鲜血液，为茶文化经济的发展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茶文化产品的推广离不开茶文化经济所构建的市场影响，所以说，当茶文化经济受茶文化产品推动而发展的越来越好的同时，也会促进发展茶文化产业，使其经济文化化也受到推动发展，进而为茶文化产品的丰富多彩创造条件。
3.2准确的茶文化产品定位
茶文化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茶文化产品种类的丰富多彩，而茶文化产品的质量是影响茶文化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所以说，茶文化产品在定位时，需要在各地与茶相关资源的基础上将其特色突出。比如手在浙江绍兴出生的鲁迅先生写了关于绍兴人们生活的小说，当中有提到“祥林嫂”、“咸亨”、“孔乙己”等特色人物，而对于这些鲁迅先生所提到过的饭店文化资源，现代人们可以将其合理利用来促使文化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这也就是说，茶文化产品的定位时需要进行综合考虑，并不是盲目制定的，为了在促进茶文化产品丰富的同时使各地特色的突出，需要对当地的优势资源做出客观正确的评估并据此制定战略选择，这样才能够为该茶文化产品的市场前景奠定良好的基础。
3.3服务性茶文化产品
茶文化产品除了有物质性的产品之外，还包含有茶文化旅游、采茶、擂茶、茶艺学习等服务性的茶文化产品，这种虚实结合以文化理念为依据来表现茶文化的产品，不仅突破了传统物质和文化定义的茶文化产品界限，还能够使茶文化产品更加丰富，更好的提升其附加价值，从而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和兴趣，激发消费者对茶文化产品的购买欲望，这种茶文化产品一方面能够满足消费者的精神需求，另一方面可以增加经营者的收益。比如说在白族的特色节目“三道茶”，就是基于当地传统的茶文化习俗而展开的服务性茶文化产品，它的商业价值就是让人们在旅游的过程中观赏到茶文化表演，进而实现精神需求的消费。
4结束语
茶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藏，为了使我国的茶文化经济一直在世界经济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需要注重将茶文化与茶产品的结合，使茶文化的文化底蕴能够有效提高茶产品的经济价值，除了生产出茶画、茶书等物质性的茶文化产品之外，还要合理的开发利用具有民俗地域特征的服务性茶文化产品，由此来吸引消费者的目光，更好地促进茶文化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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