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20 10:29:02
导语：在古典文学总集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文学词汇 园林美学 教学应用
《园林美学》课程的功能是通过给学生传授从事园林规划设计体现艺术性的理论和技巧，使学生了解园林的基本知识，掌握园林造景艺术和技巧、园林空间构图艺术，具备对园林景观艺术性的赏和初步的设计、组织能力，为进一步学好专业课打好基础。要达到我们的教学目标，需要教师在教学中运用恰当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兴趣，并在教学中提高学生对园林艺术美的鉴赏和创作水平，为后续“园林规划设计”、“园林建筑与小品”、“园林工程”等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一定的基础。在众多的教学方法中，文学词汇在园林美学教学中的应用必不可少。
一.在园林美学教学中应用文学词汇可以增加课堂教学的美感，增加园林美学的美感。
园林美学本来就要对学生进行美感训练，就要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而文学词汇是中国著名的文学家智慧的结晶，既有哲学的美感又有语言的美感。如在中国的古典文学中有很多优美的语言，千古传诵：《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篇目多以比兴的手法起句，而比兴的内容常常取自自然风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些诗句虽是为了抒发感情所做的铺垫，同时也反映出一种对山水树木等自然景观的欣赏， 此时的园林还未脱离生产实用的特点而成为纯粹的观赏游憩场所，但很显然人们已经产生对欣赏自然的需求了，而这种欣赏正是园林的起源。秦汉时期流行的文学形式是赋。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的山水和园林开始从附属地位上升为描写的主体，例如司马相 如的《上林赋》、杨雄《甘泉赋》、班固《终南山赋》、杜笃《首阳山赋》等。如果教师在教学中能灵活运用这些文学知识，把这些古典文学作品中优美的诗句应用于课堂教学，让学生一边学习园林美学的知识，了解中国园林发展的历史，一边感受着园林之美，那么，我们的园林美学课堂将充满文学的气息，让学生既感受到文学之美，又感受的园林之美，并且了解了我国园林发展的历史，真是一举多得。
二.在园林美学教学中应用文学词汇可使课堂教学更生动形象，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园林美学教学涉及很多内容，如对景观进行艺术处理，园林色彩的构图；园林建筑小品等，这无一不与美有着直接的联系。在教学中如果只用平实的语言，学生难免感觉枯燥乏味，没有形象感。但是如果教师应用文学语言，结合文学名著中对园林美的描写，学生一定会感觉生动形象，犹如身临其境。如，在学习对景观进行艺术处理的内容时，教师可以苏州沧浪亭为例，讲述，“沧浪”二字本身就来源于屈原《渔父》中的典故，亭子石柱上的一副“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的对联，让人感到一种亲近自然的愉悦之情，园中东面临水有一“观鱼处”，取自《庄子》“观鱼于濠梁之上”，西面有水榭“面水轩”，两面临水，得名于杜甫诗句“屋轩皆面水”。文学作品里描述的美景成为园林造景的依据，这样依典故而造景，人为主动地在园林中加入很多象征意义，使简单的景物具有了更深层的意境。这样的教学不仅使学生体会到了园林优美的意境，学到了对景观进行艺术处理的专业知识，同时也对园林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三.在园林美学中应用文学词汇可以提高学生对园林艺术美的鉴赏和创作水平。
不会鉴赏园林之美，就说明没有学习园林美学；不会园林设计，没有园林创作的实践，就说明没有把园林美学的理论知识用于实践，只会纸上谈兵。在园林美学教学中充分运用文学词汇教学，可以提高学生的园林艺术鉴赏和创作水平。如在学习风景园林鉴赏的相关知识时，教师可给学生讲述，中国古典园林历史悠久，造园艺术更是源远流长，中国古典园林的构造，主要是在自然山水基础上，铺以人工的宫，廊、楼、阁等建筑，以人工手段效仿自然，其中透视着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文思想，特别是诗、词、绘画的思想境界。如《游沈道士馆》“山嶂远重叠，竹树近蒙笼”、“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将远处的青山纳入园中，给整个园林增添了无穷的生命力。如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空阔无边的长江大大地拓展了黄鹤楼的空间范畴，使其顿生超凡的气势，意境更加开阔、深远。山水园林与山水诗文相渗透，创造出不朽的名篇。这些优美的诗句让学生在欣赏到了园林之美，学习了园林鉴赏知识的同时，也品味文学之美，感受文学的魅力，同时为自己的园林设计创作找到了灵感。
关键词：诗歌;流水意象;含义
一、流水作为主要意象进入古典诗词的原因分析
中国的古典诗词中，带有水的意象的句子比比皆是，有江水、河水、湖水、溪流，有春水、秋水、雨水、瀑布，有水波不兴的水，有波浪滔天的水。有专门描写水的诗句“春来江水绿如蓝”。也有把水作为媒介来表达诗人情感的，如离别的水“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忧愁的水“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思念的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还有凶恶的水“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也有表时间流逝的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更有无情的水“水流花谢两无情，送尽东风过出城”……中国的诗人和词人们对水有着不一样的偏爱，可以用水来表达任何一种情感，这是由其原因的。
首先，这与水的社会地位离不开。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它在诗人的心目中有很高的地位。原始人类逐水草而居，而黄河更是孕育了整个中华文明。从原始人类的生于斯，长于斯，到现代人类的食于斯，饮于斯，水是人类文明的见证，同时也是与人类打交道最多的自然事物。人类对水熟悉，于是去描写它，去歌颂它，这是一种文化本能。于是在中国早期的文学作品中就出现了水的意象。孔子曰“逝者如斯夫”，而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也有许多以水为意象的句子，《关雎》中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蒹葭》中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而《诗经》中水的意象还有很多。同样的，我国现实主义诗歌源头的《楚辞》中也有许多水的意象，《离骚》中有“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与。”《湘夫人》中有“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等。而在此后的古典诗词包括文学作品中，水的意象更被广泛运用。
其次，与水的形态有关。水是自然界中形态最多的物象，因而可以作为不同形态的意象出现在诗词中表达不同的情感。自然界中的水，有作为常态的即液态的水，也有固态的冰和雪，更有气态的雾。当然，我们这里讨论的水的意象只是液态的水而不是冰、雪或者是雾，但是这也不可否认水的多变性，因此它更能给引起文人的注意并为其提供素材。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水的这种多变性恰恰符合文人们情感的表达，它能满足文人内心丰富多变的情感。水可刚可柔，能屈能伸，静若处子，动如脱兔，正好满足了文人们或高昂、或低沉、或悲伤、或激情、或积极、或消极的情感状态。而其它的意象却不如水丰富。
二、流水在古典诗词中的意象内涵分析
古人在古典诗词中喜用流水意象，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流水意象具有十分丰富的情感内涵，能够从多方面、多层次的表达古人的情感诉求。那么流水意象有哪些内涵了：
（一）阻隔――流水较原始的意象内涵
流水是生命的起源，但同时，流水可以将此岸与彼岸进行阻隔，于是在较早的诗歌中流水意象有着阻隔的内涵。在最早的《诗经》中已经出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蒹葭》一诗中描写了这样一一水阻隔的场景，露浓霜重，芦苇沾满晶莹洁白的霜花，诗人在河边翘首伫立，透过袅袅薄雾和青绿苍茫的芦苇丛，凝视着河对岸，那就是心中“伊人”之所在。而在《古诗十九首》中同样有这样的描写，“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这同样是一水之隔，却永世难见。而在稍后的宋词中流水也有很多阻隔内涵的运用。李之仪的《卜算子》中有“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这是整条河的阻隔。在古代，流水曾给人们的交通往来，造成很大的阻隔和困扰，它令近在眼前的事物，仿佛又远在天边，让人可望而不可即。因为这一水相隔而难以跨越，所以水就自然而然地成了阻隔的象征，所以，在中国古代诗词中水的意象就有着阻隔的内涵了。
（二）愁思――流水最广泛的意象内涵
因为流水的形态特性，具有多变、柔弱、连绵的特点，经常被古人拿来表达连绵不绝的愁思，流水因此变成了抽象的愁的具体意象表达。李清照的《一剪梅》中“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何处能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自古以来一直久久地打动读者的心扉，引起感情上的共鸣。而李白的 “仍怜故乡水，千里送行舟”（《渡荆门送别》）“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请君问取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金陵酒肆留别》）“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等送别名篇都借水来写别思，河水、潭水、江水都是诗人来表达离愁别绪的一种意象。而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更是将愁写的具体可感，这全赖流水之功。
（三）光阴――以流水的逝去表达光阴一去不返
流动性是流水的一大属性，具有奔流而去，一去不返的特点，这与光阴的逝去是一样的，光阴总是不能回转，于是诗人借最熟悉的流水来表达看不见摸不着的光阴，显得形象而真实。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乐府诗集・相和歌辞》），这是较早的用流水来表达年华逝去的诗歌。“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李白用江水滚滚东流喻光阴易逝，抒发了诗人因时间流逝、既往的事物难再而生的强烈慨叹。“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杨慎的（《临江仙》）和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兴亡王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都用流水来书写千年的历史光阴，让人空留感叹。
流水意象还有许多内涵，如表达沟通，表达生命，表达美丑……这些对我们进行文学创作和情感的表达具有极高的显示意义，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
【参考文献】
[1]诗经[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王国维.人间词话[M].万卷出版公司，2008
关键词：《诗经》；泰特勒；“翻译三原则”；翻译研究
当代人对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有着很高的评价，泰特勒的翻译理论比较全面，系统。它是英国翻译理论史上，甚至整个西方翻译理论史上的里程碑。18世纪末，爱丁堡大学历史教授亚历山大・F・泰特勒在《论翻译的原则》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进行翻译和评判翻译标准的三条基本原则：译文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译文的风格和笔调应与原文的性质相同；译文应和原作同样流畅。在完成每一次翻译之后，我们都需要对照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对自己的译文进行修改，查看是否可以做到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契合，从而形成良好的翻译习惯，在翻译方面不断取得进步。
一、译文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
例1：“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优哉游哉、辗转反侧。”（《诗经・周南》）
英译本为：
He sought her and found her not，
And waking and sleeping he thought about her.
Long he thought； oh！ Long and anxiously；
On his side， on his back， he turned， and back again.
“寤寐”“辗转”在译文中译为“long and anxiously”和“turned and back again”这两个词组，非常契合原文。这个译本生动形象地描写出男子对女子的爱慕之情，以至于茶饭不思、夜不能寐。笔者认为其较好地体现了原作想要表达的情绪，符合当时的语境。一位君子，在看到自己心仪的淑女之后，茶饭不思、日渐消瘦，面对淑女的冷漠，垂头丧气，在不懈的追求之后，终于修成正果，让人奏乐以表喜悦。原作讲述了民间男女从爱慕到结合的过程，运用赋比兴的艺术手法，写青年男子思恋少女。译本充分理解了读者的心思。
二、译文应再现原文的风格
根据泰特勒的第二项原则，译者必须能够辨认原作的写作风格和手法，准确判断其风格属于严肃、高雅、活泼、顺畅、华丽、考究，还是朴实无华，并使译文的风格与手法与之相仿。《诗经》的特点是精彩的自然环境描写和个性化的语言表达。其注重以环境来衬托人的心情，情景交融；其他部分则体现了不同人物角色的性格特点。所以，我们在翻译文学作品的过程中要注意这一点。
例2：“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诗经・小雅・车r》）
英译本为：
The high hill is looked up to；
The great road is easy to be traveled on.
高山，比喻高尚的德行；景行，大路，比喻行为正大光明，后以“高山景行”比喻崇高的德行。司马迁赞美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汉代的郑玄注解说：“古人有高德者则慕仰之，有明行者则而行之。”这两句英译文与原文的主旨不谋而合。通过这句话的英译，可以让人感受到一种高尚的品格，不禁肃然起敬。此译文严肃而且不失大雅，而且译文中“looked up to”和“be traveled on”与“high hill”和“great road”对仗工整，风格考究，更能表达出原文的意蕴和格调。
三、译文应通顺流畅
关于第三项原则，泰特勒认为译者好比画家，两者都从事模仿，画家的临摹是使用与原作相同的色彩，忠实地模仿原作的笔法和形态；但译者却不能照搬原作的笔法，而要用另外一种手法和语言来表达原作的神韵，即通过创造来达到同样的感染力和效果。也就是说，必须既用原作者的灵魂，又以自己的发音器官来说话。泰特勒还认为，如果要使译文与原文具有同样的神韵和流畅，译者应该具有与原作者相似的天分。但泰特勒并不认为译者必须与原作者等同，原作者是大演说家，并不要求译者也是大演说家，但译者必须能够判断原作品的全部价值，领悟原作者的思维推理，品位原文的全部美感。
例3：“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鱼在于渚，或潜在渊。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b。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诗经・小雅・鹤鸣》）
The crane cries in the ninth pool of the marsh，
And her voice is heard in the sky.
The fish is by the islet，
And now it lies hid in the deep.
Pleasant is that garden，
In which are the sandal trees；
But beneath them is the paper-mulberry tree.
The stones of those hills，
May be used to polish gems.
@个译本是1871年由理雅各翻译的。这一版本虽然没有押韵，但是很好地保留了原文的韵味和所要表达的感觉，诗行的重复保留了原诗的效果。“鹤鸣九皋”出自春秋时期《诗经・小雅・鹤鸣》诗集上的田园画卷。成群结队的仙鹤翱翔在蓝天之上，栖息在檀林蔽日的九皋之巅，擒食于汝洋江面之上，呈现出与当地樵夫、渔民和睦相处之景象。此译文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画面感十分强烈。其契合了“翻译三原则”的最后一条，读起来通顺、流畅，可以使读者很容易接受译文。
四、结语
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是最具代表性的翻译理论之一。我们在翻译文学作品时，不能仅仅表达字面上的意思，还要对句子进行重组，让目的语国家的读者能够了解原文的写作风格和意象。特别是在翻译具有中国特色的诗歌或者其他类型的作品时，我们更应该综合考虑，从而更好表达出作者想要传达的感情。
（通信作者：付明端）
参考文献：
[1]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2]刘毓庆.闻一多《诗经》研究检讨[J].文学评论，2012（6）：107-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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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宋孟洪.马若瑟《诗经》翻译研究[J].海外英语，2016（9）：121-122.
[6]王燕华.经典的翻译与传播――《诗经》在英国的经典化路径探析[J].上海翻译，2016（2）：78-83.
[7]王启伟，王翔.“三美”译论观照下许渊冲《诗经》翻译的艺术之美[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76-78.
我们只重视语文本身的组成如语法、含义、作用、推敲词句、体会感情、分析道理、探讨结构、研究写作方法等，都快发展形成为模式了，将语文这种学科与其所包含反映的内容割裂开了，走进“咬文嚼字”的死胡同当中了。这样禁锢了师生思维的拓展，妨碍了师生素养的提高和涵养。
长期这样下去，危害是很大的。
那么如何认识语文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呢？
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具有明显的工具性与人文性，这是语文学科的最基本特征，同时，语文作为工具学科，是学生学好其他课程的基础，在终生教育的背景下，语文素养更是学生全面和谐发展的基础。如果语文课没有学好，要想学好其它学科，谈何容易，语文科的这种性质与地位，决定了其不能置于其他课程之外而单独存在，而是与其他课程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
语文课中蕴含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思想领域的影响是巨大的，最容易做到寓教育于教学之中了，因此应充分重视语文课程的熏陶作用，充分挖掘教材中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教育因素，从而把语文知识教学与思想品德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在传授语文基础知识，训练语文基本技能和培养语文能力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社会道德情操，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和爱国主义思想意识。从这点出发，语文课程与政治课程的结合，不但发挥了语文教材中自身的育人功能，还能克服政治课的抽象和枯燥。比如，在学习课文的同时，都可以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真正做到寓教育于教学之中。
语文本身就具有强大的渗透性和包容性。其他学科的表达要靠语文，这就决定了语文的工具性，这一点不言自明。反过来，其他学科都是人类对自然、社会和自身的认识，而这些认识又要靠语文来表现或表达，这就决定了语文的渗透性和包容性。可以说，语文无所不包：天文地理、自然人文、古今中外、艺术科研，大至宇宙，小至芥茉……
语文的这种包容性和渗透性直接决定了语文教学中要重视其与其他学科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
思维的联系。语文中不管何种体裁的文章，不管何种形式的讲解，不管何种形式的练习，都有思维按一定顺序在体现着：直线思维体现着时间顺序，逻辑思维，体现着文体的严密，发现思维爆发着思想的火花，多维思维构勒着立体空间……
情感的联系。语文要表达情感，“言为心声”，诗言志等早有定论。其他学科了有吗？有。不说表现深邃人文的文艺作品，也不说发愤而著的史海钩沉，就说那表面上看似冷冰冰，毫无生气的自然科学，有哪一点发现不是人类激情的认识？有哪一点进步不是一代又一代中的一群人甚至几群人历经皓首、焚膏燃血的结果？也就是，各门学科的发展都是以人为中心，是人认识和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自身的结果，无一不倾注了人的感情。而感情不正是语文要表现的中心吗？
教育作用的联系。不论何种学科，都有一个共同的作用，既教育人，启智明理动情，形象的训练，丰富情感，抽象的训练严密思维；自然的开阔视野提高认识，人文的培养意识陶冶品性，理论的说理明智，实用的造福于民……无一不是在人类前进中对人起着“雕刻家”的作用。
表现形式的联系。语文是用声音文字和不同的体裁来表现的。其他学科也各有各的表现形式：音乐以音符和旋律给人以洗礼，绘画以线条和色彩给人以美丽，文学以语言和文字给人以睿智，哲学以严密和思辨给人以启迪，雕塑以刻刀和泥土给人以永恒，数学则将神秘的空间用点、线、面和公式符号展现于前，理化则揭示了我们生存的世界和自身的奥秘……无一不是人的个性、人的力量、人的智慧的展现。记录、反映、表现这些，不正是语文的使命吗？
俗话说，“文史不分家“，语文课也离不开历史，要了解人类文化并吸取其精华，必然要了解人类文明史。在语文教学中，特别是古典文学的教学，文史结合就更加紧密了，只有让学生理清历史脉络，掌握相关历史知识，才能深刻理解文中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比如，教学《君子于役》时，介绍它的出处《诗经》就必然要讲到它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不少作品反映了当时奴隶的生活，是奴隶社会的真实写照，宣传了反对剥削、反对战争等思想，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在了解这些常识的基础上，来讲授诗歌的内容，学生易于理解，利于古诗词的教学，从而收到良好的教育教学效果。
在语文学课本中，地理学科知识的渗透比例不小，尤其是初中课本，如：《大自然的语言》、《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向沙漠进军》、《科学探险的壮举》、《天气陛下》、《卧看牵牛织女星》、《月亮上的足迹》等等，在分析这些课文时，教师借助一些挂图，通过地理知识的渗透来促进语文教学，可以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的。
关键词：陆德明；经典释文；著录情况；分类；目录书
中图分类号：H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4-0209-02
一、概述
《经典释文》是一部注解群经的著作，它是一部以释解专书词语为特点的专书词典。据陆德明《经典释文》自序称：“癸卯之岁，承乏上庠，循省旧音，苦其太简，微言久绝，大义愈乖……遂因暇景，救其不逮。研精六籍，采摭九流，搜访异同，校之苍雅。辄撰集五典、《孝经》、《论语》及老、庄、《尔雅》等音，合为三三十卷，号曰《经典释文》。”经钱大昕等人推算和考证，《经典释文》应作于陈时。今本署“唐陆德明撰”，实际上并非撰于唐初，而是到唐初《经典释文》已开始流行。
《经典释文》在清代有徐乾学《通志堂经解》刻本、清乾隆五十六年卢文刊《抱经堂丛书》本、清同治十三尊经书院本等多种刊本。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和《丛书集成》也均收录了此书。
《经典释文》成书约一千四百余年，历来备受重视。该书的问世，使得之前各家的音注之书纷纷亡佚。由于其在中国经学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它做整理、介绍、研究、评述的著述历代都有，引其中的资料用于其他研究的就更多。目前，学界对《经典释文》的研究约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文献学方面的研究，另一类为对《经典释文》所录材料及其自身的语言本体方面的研究。但总体来看，缺乏对它的体例、所用术语的含义、所注音切的内容、类别和特点、它本身和它所注音切的性质等的基础研究。
二、《经典释文》在目录书中的归类情况
《经典释文》是一部语言学的重要著作，是汉魏六朝以来群经音义的总集。在古代各类目录书中都归入经部，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对于其在经部下小类的归类划分却不尽相同，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经解类
《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将其归到经解类中，《钦定校正补刻通志堂经解目录》亦将其归入经部的总经解类。
（二）小学类
《崇文总目》《崇文总目辑疑补正》《中兴馆阁书目辑考》《衢州本郡斋读书志》《昭德先生本郡斋读书志》《遂初唐书目》将《经典释文》归到经部小学类中，《旧山楼书目》也将其归到小学函类。
（三）五经总义类
《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和《爱日精庐藏书志》将其归入五经总义类。
（四）诸经目录・文字音义之属
《书目答问》和《书目答问补正》将其归到诸经目录下的文字音义之属。
（五）其他
另有一些目录书并未将《经典释文》列入上述几类，比如：《旧唐书・经籍志》将其列入经杂解类；《虞山钱遵王藏书目汇编》将其归入经部经总类；《藏园群书经眼录》将其归入群经总义类。另外还有一些目录书，如《读书敏求记》，则仅将《释文》列在经部总目下，并未再加细分。
三、《经典释文》在目录书中的具体著录情况
中国古代的目录编撰极其发达，自汉代到清代，产生了大量的目录著作。从体例上来说，有的只著录了古籍的书名、著者，如宋代尤袤所撰《遂初唐书目》里有关《经典释文》的著录信息就只有作者和书名；有的著录了书名、著者、卷数等基本信息，如钱曾的《虞山钱遵王藏书目汇编》中就著录有：“陆德明《经典释文》三十卷”的信息；还有一些目录书除了著录书名、著者等基本信息外，还对所著录古籍的著者生平、著书缘由、版本信息、流传情况等详细著录，甚至为所录古籍做解题或加小序。此类目录书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傅增湘编著的《藏园群书经眼录》和清代瞿镛所撰《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
下面就将《经典释文》在古代目录书中的著录情况分为书名、著者、卷数类；版本信息类；解题、小序类；其他类等四部分，以列表形式考查其在各目录书中的著录情况。
1.《崇文总目》为宋王尧臣编撰，清嘉庆人钱东垣等辑释，收入《中国历代书目丛刊》第一辑中。有书名、卷数、著者，还有提要。如《丛刊》第31页《经典释文》著录为：“经典释文三十卷，原释唐陆德明撰；德明为国子博士，以先儒作经典音训，不列注传，全录文颇乖详略，又南北异区音读罕同，乃集诸家之读九经《论语》、《老》、《庄》、《尔雅》皆注其翻语，以增益之。”①（标点为笔者所加）。《崇文总目辑疑补正》补正了钱东垣等辑释的《崇文总目》中对于《释文》的分类情况。补曰：“书录解题（三卷）前世艺文志列于经解类，中兴书目始入之小学类，非也。据此则崇文总目是书尚未入之小学类，与前世志同。”
2.《中兴馆阁书目辑考》在书名通检中著录了撰者和书名，但在正文中未注撰者名。
3.《郡斋读书志》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每部有大序，45小类中，25类有小序，附在小序类第一部的解题之后。介绍成书背原委、说明书籍的体例、内容；考订真伪；介绍版本情况，概述一书大旨，介绍编撰者生平事迹，补充轶闻逸事、品题是非等。王先谦校勘《郡斋读书志》时对照了《衢州本郡斋读书志》（二十卷）和《袁州本郡斋读书志》（五卷），对两者都进行了查看、比对，并对有歧义的地方做了进一步考证，如《衢州本郡斋读书志》中就著有：“先谦案袁本六，顾氏云当居第十三。德明盖博及群书者也（先谦案旧钞无者字）。”
4.《四库全书总目》是中国封建社会规模最大的一部官修目录，是目录著作的集大成者。全书为著录各书包括存目都撰写了提要。每书“先列作者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轶分合，皆详为订辨，巨细不遗；而人品学术之醇疵，国纪朝章之法戒，亦未尝不各昭彰瘅，用著劝惩。”如《总目》著录有：“德明生于陈季犹浴六代之余波也。其例，诸经皆摘字为音。唯《孝经》以童篆始学、《老子》以众本多乖、各摘全句原本。音经者用墨书，音注者用朱疏，以示分别。今本则经注通为一例。盖刊版不能备朱墨，又分句繁多，不能如本草之作阴阳字，自宋以来已混而■之矣。”
5.《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记载各书版式比较详细，各书的版本、存亡情况也有记载。比如收录《经典释文》宋刊残本，记录为：“经典释文一卷 （宋刊残本） 此春秋左氏音义之六，即《爱日精庐藏书志》所称元崇文阁官书也。起昭七年，经讫后序其第三第九，板心皆有重刊字，不知何时修板。臧君在东跋云林宗影写绛云楼藏本，此卷皆与印合，然以阮氏勘记所载抄本核之，颇有不同……”
6.《爱日精庐藏书志》对所收书间或记载不同的版本，列举不同版本所记内容进行比照。“标题依原书形式，所曾时代及撰者等字，以阴文别之。一书而两本俱胜者，仿《遂初唐书目》例，并存之。”如《经典释文》下著录有：“《释文》自宋本氏影宋椠本外有通志堂、徐氏报经堂、庐氏两本，宋本谬误触目皆是，徐庐两家诚有扑尘，归之功。然亦有宋本不识而今本妄改者。”
7.《藏园群书经眼录》对所收各书皆记录行牌记序跋摘要。先标明书名卷数，其下以小字记作者和存卷；正文首时代、版本、版式、本书序跋、刻工牌记，次后人题识，次收藏印记，最后是作者的鉴定意见或评论，都各自为段。收录《经典释文》七个版本，分别记录为“经典释文三十卷，唐陆德明撰，存《礼记释文》四卷，内钞配四十九，宋淳熙四年抚州公使库刊本；经典释文三十卷，唐陆德明撰，宋刊递修本；经典释文三十卷，唐陆德明撰 存卷三至十，十五、十六、二十一至三十，计二十二卷，影宋本（右影宋椠钞本唐陆元朗经典释文三十卷）；经典释文三十卷，唐陆德明撰，存卷二十一、二十二两卷《公羊》、《梁》音义， 通志堂刊本；经典释文三十卷，唐陆德明撰，通志堂刊本，臧在东镛堂手校影宋本；经典释文三十卷，唐陆德明撰，清通志堂经解本，顾之达校，并临惠栋、段玉裁、臧庸堂校及考证语；经典释文三十卷，唐陆德明撰，通志堂刊本，吴江袁清贺传校宋本。”
四、结语
《经典释文》是一部体系严密的关于诸经音义的著作，揭示了汉魏六朝声音的变迁情况，它的出现对经典的传播及中国经学史的形成都具有重大意义。黄焯在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的《经典释文》的前言中说：“《释文》对于我们研究古代文字音韵及词义的变迁，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对于我们阅读古代文献很有帮助。”如此，对今天研究经学、汉语言学史、辞书史和编纂汉语辞书者来说，《经典释文》仍是一部不容忽视的重要参考书。笔者经过对以上目录学著作的分析得出，历代目录书对于《经典释文》著录的差异，主要在于对其的归类，以及由于目录书本身的编撰体例不同而造成的差异。此中差异经笔者梳理、分类，一可明其归属，二可供研究者查阅之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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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清]张之洞.书目答问[M].台北：新文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4.
1．音乐与相关文化的关系
1．1音乐与诗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民族音乐与古典文学的关系源远流长，二者同根同源、彼此贯通、相携共进，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音乐中有诗歌，诗歌中有音乐，音乐离不开诗歌，诗歌离不开音乐。《诗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最富文化价值的诗歌总集，也是历史上第一部可供系统考查音乐与诗歌关系的文化典籍。我们知道，《诗经》按“风”、“雅”、“颂”分为三类不同的题材，这“风”、“雅”、“颂”既是对诗歌的性质、地域和使用场所的分类，又是对音乐的分类。“风”是指带有地方色彩的诗歌和音乐，“雅”是指周王朝贵族层的诗歌和音乐，“颂”是指宗庙祭祀时使用的诗歌和音乐。《诗经》中的诗作的具体音乐形式虽然已不得而知，但从诗的语言节奏和韵律，我们仍然可以体悟出它的音乐节奏性和旋律性，感受它的音乐美感。
1．2音乐与文学的关系也是如此，根据文学作品创作的音乐数不胜数。如《图兰朵》、《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等。虽然音乐不是对文学作品的再现，却能使作品中所蕴含的情感与精神得到升华。纵观中国古代许多著名的大诗人都是文学功底厚、音乐修养高的横跨音乐与文学两个领域的跨学科人才。他们不仅深谙平仄韵律，而且洞晓节奏音律，善写歌辞、会创作乐曲、能奏乐唱歌，给后人留下了大量音乐文学方面的佳章妙句。关汉卿的《窦娥冤》就是一部典型的作品，作为剧作家，关汉卿具有音乐与文学双重修养，能够巧妙的将宏大的文学体裁用复杂的音乐形式表现出来。又如白居易的《琵琶行》、李白的《关山月》、杜甫的《清明》、刘禹锡的《竹枝歌》、王之焕的《凉州词》、王维的《阳关曲》、柳宗元的《渔翁》等。
1．3音乐与绘画是姐妹艺术，它们有许多共同点，从画面的色彩、线条和构图中可以感到音乐旋律、节奏及曲式的流动，从音乐的音响中也能联想和想象到多姿多彩的画面”。所以有人说：“声音是听得见的色彩，色彩是看得见的声音。”音乐与美术的意境竟是那样的相近。
1．4音乐与历史不仅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还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重要时刻都留下了音乐的声音。《十面埋伏》和《霸王别姬》虽然是两首不同的琵琶曲，但从不同的侧面表现了我国古代的楚汉战争；丁善德的《交响曲》和组歌《不怕远征难》再现了中国工农两万五千里的历史；柴科夫斯基的《1812序曲》气势恢宏地表现了俄罗斯人民抗击法国侵略者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同时也歌颂了俄罗斯人民热爱祖国的崇高精神。通过对这些音乐的欣赏可以丰富学生的历史文化知识。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音乐与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是丰富的文化孕育了多彩的音乐。在传统的音乐教学中，由于过多地注重了音乐学科本位的学习，忽略了音乐与相关文化的因素，所以不能深刻地领悟音乐的人文内涵，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2．相关文化在音乐教学中的作用
重视音乐与相关文化的学习，不仅可以扩宽学生的知识面，更重要的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能力。正如《音乐课程标准》所指出的那样：“音乐与相关文化是音乐课人文学科属性的集中体现，是直接增进学生文化素养的学习领域。它有助于扩大学生音乐文化视野，促进学生对音乐的体验与感受，提高音乐鉴赏、表现、创造以及艺术审美的能力。”
2．1拓展学生的文化视野。在音乐教材中，许多音乐作品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既有瑰丽多姿的民族音乐文化，又有丰富的世界音乐文化。如《阿细跳月》、《快乐的罗嗦》是彝族的民间音乐，《杵歌》是台湾高山族的民歌，《多快乐呀多幸福》是藏族的民歌。通过演唱或欣赏这些音乐作品，可以使学生了解更多的民族文化。世界的音乐是丰富多彩的，在小学音乐教材的《环球之旅》单元中介绍了世界很多国家的音乐，如《雪绒花》是美国电影《音乐之声》插曲，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通过观看电影，既可以了解美国的历史文化，还有助于感受歌曲所表达的感情。《草帽歌》是墨西哥歌曲、《木瓜恰恰恰》是印度尼西亚的歌曲。学习这个单元可以使学生了解许多国家的风土人情，增长知识、开阔眼界。还有教材中的《西洋乐话》单元中介绍世界名曲，教师带领学生沿着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等音乐家的足迹，走过音乐发展史的长廊。通过这些音乐作品的学习，开拓了学生的文化视野，丰富了学生的文化内涵。
2．2丰富学生对音乐的感受与体验。音乐是最富情感的艺术。情感体验不仅来源于音乐的音响，也来源于与音乐相关的文化信息和具体的形象。例如欣赏《梁山伯与祝英台》时，我首先为学生介绍了当时的社会背景，让学生首先拥有完备的思想积淀。之后我又边欣赏边讲解，以图增加学生对音乐的理解，感悟，增加学生对音乐的情感体验。学生听着忧伤的乐曲，看着梁山伯与祝英台为爱情而抗争的画面，丰富的文化激活了音乐的情感，学生们仿佛自己也置身在滔滔的情海之中，为千古绝唱的爱情的悲壮所感动。
2．3促进学生创造力的提高。通过教育进行创造力的培养是21世纪时代的需要，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存》一文中指出：“教师的职责现在已经越来越少地传递知识，而越来越多地激励思考了……他必须集中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那些有效果的有创造性的活动。”音乐教学同样担负着培养学生创造力的任务，这对传统的以知识技能为主要内容的教学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创造力的培养包含着许多因素，其中，丰富的文化知识就是众多的因素之一。因为创造的过程是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想象进行的过程，积累得越多就越有利于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因此，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结合文化的学习，增加学生的文化修养必定有助于创造力的培养。另外，音乐本身就是极富创造性的艺术，欣赏、演奏、演唱的过程就是创造的过程。由于提高了学生的文化素质，在音乐教学中，处处都有发挥学生创造性的机会。
关键词：《太平广记》;《云溪友议》;选编
《云溪友议》，晚唐范摅撰。它主要记载中晚唐文人的异闻趣事，涉及到诗、诗话、传说、历史等，具有文献价值、诗话价值和文学价值，被后代各种具有影响力的类书、小说总集、笔记小说、丛书等广泛地或选编或摘录，《太平广记》即是其重要的选编本之一。
《太平广记》[1]是北宋初年李昉等奉敕编纂的大型类书，专门收集自汉代至宋初的野史小说等，对所引之文大多注明出处。其注明选编自《云溪友议》的有四十九条，用人名为题，分为二十三类，分别是：（1）异僧：卷九六《鸱鸠和尚》、卷九八《兴元上座》。（2）报应：卷一一七《刘轲》。（3）定数：卷一五六《石雄》。（4）感应：卷一六二《胡生》。（5）气义：卷一六七《廖有方》。（6）知人：卷一七《苗夫人》、《吕温》、《韩愈》。（7）器量：卷一七七《于頔》。（8）贡举：卷一八一《章孝标》、《李肱》。（9）文章：卷一九八《卢渥》、《戎昱》、《王建》、《白居易》、卷一九九《杜牧》、《天峤游人》《谭铢》、《朱庆馀》、《唐宣宗》。（10）卜筮：卷二一七《邹生》。（11）相：卷二二三《娄千宝》。（12）谄佞：卷二三九《冯道明》。（13）嘲诮：卷二五六《陆畅》、《平曾》《僧灵彻》、《崔涯》、《李宣古》、《杜牧》、《陆岩梦》、卷二五七《朱泽》。（14）无赖：卷二《李令》。（15）酷暴：卷二六九《李绅》。（16）妇人：卷二七一《慎氏》、《薛媛》、卷二七三《刘禹锡》、《蔡京》。（17）情感：卷二七四《韦皋》。（18）童仆：卷二七五《捧剑》。（19）梦：卷二七八《宋言》。（20）巫：卷二八三《韦觐》。（21）神：卷三七《乐坤》。（22）蛮异：卷四八一《新罗》。（23）杂录：卷四九三《李义琛》、卷四九五《杨志坚》、卷四九七《刘禹锡》、《滕迈》、卷四九八《李群玉》。
《太平广记》对《云溪友议》的选编存在着以下四个问题：
（一）《太平广记》中注明出自《云溪友议》的条文，现存《云溪友议》中没有记载。此类有两条：
1、卷一七《韩愈》：
李贺以歌诗谒吏部韩愈，时为国子博士分司。时送客出归，极困。门人呈卷，解带旋读之，首篇《雁门太守行》云：“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却插带，急命邀之。
汪绍楹点校为：“明钞本作出《幽闲鼓吹》。”[2]《幽闲鼓吹》原文为：
李贺以歌诗谒韩吏部，时为国子博士分司，送客归，极困。门人呈卷，解带旋读之。首篇《雁门太守行》曰：“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却援带邀之。
对比两条叙述所用的文词基本相同，可以肯定《太平广记·韩愈》条出自《幽闲鼓吹》，而非出自《云溪友议》。
2、卷四九三《李义琛》：
李义琛，陇西人。居于魏。自咸阳主簿拜监察。少孤贫。唐初草创，无复生业。与再从弟义琰、三从弟上德同居。事从姑，定省如亲焉。武德中，俱进士。共有一驴，赴京。次潼关，大雨，投逆旅。主人鄙其贫，辞以客多，不纳。进退无所舍，徙倚门旁。有咸阳商客见而引之，同舍多喑呜。商客曰：“此三人游学者，今无所止，奈何睹其狼狈？”乃引与同寝处。数日方晴，道开，义琛等议鬻驴以一醉，商客窃知，固止之，仍资以道粮。琛既擢第，历任咸阳，召商客，与之抗礼。商客不复识，但悚惧逊退。琛语其由，乃悟。因引升堂，后任监察。[3]
五代王定宝撰的《唐摭言》卷七亦记有李义琛的故事，原文如下：
武德五年，李义琛与弟义琰、从弟上德三人同举进士。义琛等陇西人，世居邺城。国初，草创未定，家素贫乏，与上德同居，事从姑，定省如亲焉。随计至潼关，遇大雪，逆旅不容。有咸阳商人见而怜之，延与同寝处。居数日，雪霁而去。琛等议鬻驴，以一醉酬之。商人窃知，不辞而去。义琛后宰咸阳，召商人，与之抗礼。义琛位至刑部侍郎、雍州长史，义琰相高宗皇帝，上德司门郎中。[4]
在此两条记载中，李义琛“孝”与“知恩必报”的品质，以及他得到咸阳商人帮助的主线是相同的，但是关键性细节却相差很大，特别是《太平广记》中，当商人暗中知道李家兄弟要卖掉唯一的驴，换酒报答他的收留之恩时，“固止之，仍资以道粮”，这样一个“固”字，既显出李家兄弟的报恩真心，也写出商人的高义之举，是一笔双写，而且，商人还资助了“道粮”。后一则，此处的描写则逊色多了。叙述的次序也有明显的优劣之分。从《太平广记》对《云溪友议》和《幽闲鼓吹》的征引看，对原文的文序和关键性情节是不改变的。傅增湘曾据《太平广记》的征录文字校勘过《云溪友议》，有跋云：“《太平广记》引此书凡四十七条，偶取谈刻本手勘一过，视原书已得三分有二。其中引李贺以诗谒韩吏部、李义琛赴京遇商客二则，本书乃遍检不得，是所存恐亦非全本也。” 傅增湘因此对现存的《云溪友议》是否是足本产生疑问。实际上，是《太平广记》将它书条文误归为《云溪友议》名下。
（二）《太平广记》在注明出自《云溪友议》的条目中，加入了它书的内容。此类有两条。
1、卷一九八《白居易》条
唐白居易有妓樊素善歌，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 年既高迈，而小蛮方丰艳，因《杨柳词》以托意曰：“一树春风万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坊里东南角，尽日无人属阿谁？”及宣宗朝，国乐唱是词，上问谁词，永丰在何处，左右具以对。遂因东使，命取永丰柳两枝，植于禁中。自感上知其名，且好尚风雅，又为诗一章，其末句云：“定知此后天文里，柳宿光中添两星。”后除苏州才子，自峡沿流赴郡，时秭归县繁知一，闻居易将过巫山，先于神女祠粉壁大署之曰：“苏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诗。为报高唐神女道，速排云雨候清词。”居易睹题处畅然，邀知一至曰：“历阳刘郎中禹锡，三年理白帝，欲作一诗于此，怯而不为。罢郡经过，悉去千余诗，但留四章而已。此四章者，乃千古之绝唱也，而人造次不合为之。沈佺期诗曰：‘巫山高不及，合沓状新奇。闇谷疑风雨，幽崖若鬼神。月明三峡曙，潮满九江春。为问阳台客，应知入梦人。’王无竞诗曰：‘神女向高唐，巫山下夕阳。徘徊作行雨，婉娈逐荆王。电影江前落，雷声峡外长。霁云无处所，台馆晓苍苍。’李端诗曰：‘巫山十二重，皆在碧空中。廻合云藏处，霏微雨带风。猿声寒渡水，树色暮连空。愁向高唐去，千秋见楚宫。’皇甫冉诗曰：‘巫峡见巴东，迢迢出半空。云藏神女馆，雨到楚王宫。朝暮泉声落，寒暄树色同。清猿不可听，偏在九秋中。’”白居易吟四篇诗，与繁生同济，而竟不为。[5]
此条记有两事，前半部分记白居易与宠妓樊素、小蛮事；后半部分记白居易与繁知一之间吟咏前人巫山诗事。咏巫山诗之事节选自《云溪友议·巫咏难》，而为樊素、小蛮题诗所诱发的故事见于《本事诗·事感》，原文如下：
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年既高迈，而小蛮方丰艳，因为《杨柳枝词》以托意曰：“一树春风万万条，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坊里东南角，尽日无人属阿谁？”及宣宗朝，国乐唱是词，上问：“谁词？永丰在何处？”左右具以对之，遂因东使命取永丰柳两枝，植于禁中。白感上知其名且好尚风雅，又为诗一章，其末句云：“定知此后天文里，柳宿光中添两枝。”[6]
可见，《太平广记》因为《本事诗·事感》和《云溪友议·巫咏难》都是写白居易的咏诗作诗事，将之并为一条。
2、卷一九九《杜牧》条
此条选自《云溪友议·钱塘论》。其中删去张祜重游甘露寺与卢肇相知事，增加杜牧为张祜声屈而谴责元白之论。增文如下：
此为祜得意之语也，李杜已下，盛言其美者，欲以苟异于白而曲成于张也。故牧又著论，言：“近有元白者，喜为言媟语，鼓扇浮嚣。吾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斯亦敷佐于祜耳。
杜牧此语源于《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原文如下：
所著文数百篇，外于仁义，一不关笔。尝曰：“诗者可以歌，可以流于竹，鼓于丝。妇人小儿，皆欲讽诵。国俗薄厚，扇之于诗，如风之疾远。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欲使后代知有发愤者，因集国朝以来类于古诗，得若干首，编为三卷，目为唐诗，为序以导其志。”[7]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一于《樊川文集》条已经说明此材料的来源，并对此说进行了一定的推测：“然则此论乃戡之说，非牧之说。或牧尝有是语，及为戡志墓，乃借以发之，故摅以为牧之言欤！”。墓志铭显示对元白诗的谴责是出自李戡处士口，但也说明了杜牧自己的观点。四库馆臣的推测是有道理的。
㈢《太平广记》因为其自身版本的不同而出现了所选的条文不同，这样，《太平广记》有的版本选录了《云溪友议》的相关条文，而有的版本却无。[8]此类一条，《太平广记》卷二六九《李绅》：
李绅以旧宰相镇一方，恣威权，凡戳有罪，犹待秋分。永宁吴尉弟湘，无辜盛夏被杀。崔元藻衔德裕斥己，即翻其辞，因言御史覆狱还，皆对天子，别白是非，权轧天下，使不得对，具狱不付有司，但用绅奏而置湘死。是时德裕已失权，而宗闵故党令狐绹、崔铉、白敏中，皆当路。因是逞憾，以利诱动元藻等，使三司结绅，杖钺作藩，虐杀良平。准神龙诏书：“酷吏殁者，官爵皆夺，子孙不得进宦。”绅虽亡，请从春秋戮死者之比，诏削绅三官，子孙不得仕。贬德裕等。擢汝纳左拾遗、元藻武功令。始绅以文艺节操见用，然所至务为威烈，或陷暴刻，故卒坐湘冤云。
此条《太平广记》没有注明出处，文源阁四库全书本下注“阙”，更不见于《云溪友议》。汪绍楹点校时，在此条后附录了《云溪友议·江都事》中关于李绅治理淮南事部分，注“出《云溪友议》。据谈氏初印本附录。”［9］
(四)《太平广记》注出它书者，杂入《云溪友议》的内容。此类一条，卷九十《释宝志》，注“出《高僧传》及《洛阳伽蓝记》”。其中有宝志吃鱼事：
长于台城，对梁武帝吃鱠，昭明诸王子皆侍侧。食讫，武帝曰：“朕不知味二十余年矣。师何谓尔！”志公乃吐出小鱼，依依鳞尾，武帝深异之。如今秣陵尚有鱠残鱼也。
《云溪友议》卷下《金仙指》杂记得道僧人的异行与无道僧人道人的受罚，其中有同样的记载，录文如下：
宝志大师，尝于台城对梁武帝吃鱠，昭明诸王子皆侍侧。食讫，武帝曰：“朕不知味，二十余年矣。师何为尔！”志公乃吐出小鱼，依依鳞尾，帝深异之。如今秣陵有鱠残鱼也。［10］
此两段文字实出于一书。
鉴于上述，《太平广记》对《云溪友议》的选编应除去《韩愈》和《李义琛》两条，实际上是四十七条，依据上述的选编顺序，出自《云溪友议》的条目分别源于：（1）《金仙指》（2）《葬书生》（3）《赞皇勋》（4）《祝坟应》（5）《名义士》（6）《苗夫人》（7）《江都事》（8）《襄阳杰》（9）《巢燕词》（10）《古制兴》（11）《题红怨》（12）《和戎讽》（13）《琅琊忤》（14）《巫咏难》（15）《钱塘论》（16）《灵丘误》（17）《谭生刺》（18）《闺妇歌》（19）《贤君鉴》（20）《龟长证》（21）《彰术士》（22）《冯生佞》（23）《吴门秀》（24）《白马吟》（25）《思归隐》（26）《辞雍氏》（27）《澧阳宴》（28）《苧萝遇》（29）《哀贫诫》（30）《毗陵出》（31）《真诗解》（32）《中山悔》（33）《买山谶》（34）《玉箫化》（35）《郭仆奇》（36）《去山泰》（37）《狂巫讪》（38）《讯岳灵》（39）《夷君诮》（40）《鲁公明》（41）《中山悔》（42）《宗兄悼》（43）《云中命》。
因为《太平广记》的编者所见到的本子是唐五代所流传的，与原书问世的年代距离近，引文比较完整，所以，清朝的《唐人说荟》（《唐代丛书》）、《龙威秘书》、《艺苑捃华》等中所选录的《云溪友议》是以《太平广记》本为依据的。傅增湘《云溪友议》跋文评价很中肯：“《广记》之文字与本书违异殊多，或甄取时有所删润，然舛谬之处，赖《广记》订正者固不少，知古书要为可贵耳。” 因此，《太平广记》是后人校勘《云溪友议》的一个重要本子。
通过《太平广记》的重新分类或删改，既可以让读者看到《云溪友议》原书文本的部分特征，也可以使读者知道《云溪友议》被保存和流传的途径，而传播方式和传播途径的多样化一方面说明了《云溪友议》的价值，另一方面也扩大了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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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昉《太平广记》（全十册），汪绍楹点校，中华书局 1961年版，第1247页。
[3]李昉《太平广记》（全十册），汪绍楹点校，中华书局 1961年版，第4046页。
[4] 王定保《唐摭言》卷七“起自寒苦”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035-744。
[5]李昉《太平广记》（全十册），汪绍楹点校，中华书局 1961年版，第1490页。
[6] 孟棨《本事诗·事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478-238。
[7]杜牧《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五五，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834页。
[8] 《太平广记》成书之后，因为“其为不急之书，仅成雕板，未付流传”（《玉海》卷五十四）。至明初，主要是以抄本的形式流传，所以缺误很多。到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无锡的谈恺根据传抄本加以校补，开始有雕版印行。此后出现过万历活字本、许自昌重刻谈本、清黄晟刻本等。
众所周知，史学家傅斯年是极力主张“史学即史料学”的。他在《史学方法导论》一文中曾经讲过：“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辞，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由于“史料是不同的，有来源的不同，有先后的不同，有价值的不同，有一切花样的不同”，所以所谓整理史料的方法（实际上也就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
傅斯年的这种主张，现在有些人或许并不赞同。但是不管大家怎样看待历史学的性质和内容，不管研究者各自抱着什么样的历史观去从事研究，恐怕也都不能不承认，史料毕竟是史学研究最重要的基础；假如缺乏这一基础，一切古代文史研究都将无从说起。傅斯年在这篇文章中还具体归纳列举了“比较不同的史料”的几种主要类型，如“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官家的记载对民间的记载”，“本国的记载对外国的记载”，“近人的记载对远人的记载”，“不经意的记载对经意的记载”，“本事对旁涉”，“直说与隐喻”，“口说的史料对著文的史料”，等等，这些都是从事一项史学研究不可避免地要遇到的基本问题，而要想哪怕是最一般地切入这些问题，就必须首先了解有哪些相关史料以及这些史料的特点。——所谓“史料学”就是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历史学基础分支学科。
虽然在口头上似乎大家都能够认同史料学的重要性，可是在实际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却未必都能够很好地体现这一认识。
譬如目录学和版本学是史料学中最基本的内容，可是现在的大学历史系却很少开设相关的课程，一般是开一门“历史文选”，只是教学生念念文言文，根本不涉及目录学知识。这种情况其实由来已久。5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周清澍先生，是深有造诣的蒙元史研究专家，他曾在一封信中，描绘了当年自己缺乏相关知识训练的情况。他写道，自己调到内蒙古大学任教以后，“经常出差来京，学校也附带给我采购书籍的任务。可惜我一点目录学知识也没有，只会买一些一看书名就知其内容的书。经过比现在研究生多若干倍的时间，完全出于偶然，看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中国丛书综录》、北京、北大、上海、江苏国学（今南京）图书馆等书目，才稍稍懂得点按目寻书的知识。为了在书店能随时决断应购何书，就必须熟记书名并知有几种版本及版本优劣等等”（此信公开刊载于《藏书家》第4辑）。北京大学历史系尚且如此，其他学校自然可想而知。几年前，有一位行将退休的老教授，也是毕业于著名学府且供职于著名的学术机构，曾私下向我咨询，谓听说有一部给古代传世文献做提要说明的书，如果书店有的话，让我顺便帮助买一本。——这位老教授想问的书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件事情完全可以证明类似情况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周清澍先生说现在的研究生上学时就能具备相关版本目录基础，那可能是由于他在经历了长期暗中摸索之后，深知这些学问是入门的必备知识，于是开宗明义，就把它传授给了自己的研究生。如果是这样，只能说他自己的学生有幸，却并不能说明现在的一般状况。以我接触到的情况来看，目前大学本科生、硕士生乃至博士生的史料学素养，与上世纪50年代相比，总体上并没有多大变化。不然我们就不会经常看到有一些硕士、博士乃至教授、博导，在使用《西汉会要》、《十国春秋》、《续资治通鉴》、《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直至当今生人编纂的《清史编年》这样一些根本没有史料价值的著述来作为研究的依据了。
要在学习阶段打好史料学基础，需要有合适的入门书籍。过去有些人是依赖清代乾隆年间纂修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但是它对于现在的初学者来说，显然过于繁难，而且无法利用它来了解乾隆年间以后的大量重要典籍，所以并不适用。清末张之洞撰著的《书目答问》，是专门为指导初学而开列的基本书目，选书虽大体精当，但只列书名，没有作者和内容的介绍，同样不宜于现在的学生用于初学。
民国以来，出版过一些这方面的入门书籍，但是往往都是只侧重某一个方面，如朱师辙《清代艺文略》，仅成经部，且只叙述清代经学书籍（对于了解清代经学著述，这是一部很好的导读书，遗憾的是流传甚为稀少，现在连专门做清代经学研究的人都很少知道）；吕思勉《经子解题》，仅叙述上古经书和诸子书；柴德赓著《史籍举要》，王树民著《史部要籍解题》，谢国桢著《史料学概论》，陈高华等著《中国古代史料学》，黄永年著《唐史史料学》等，都仅仅是从狭义的历史学研究角度选择典籍进行介绍，目前还没有见到质量较高的全面介绍古代史料文献的目录书籍（朱自清《经典常谈》见识通达且文笔流畅，最便初学，遗憾的是当时是为中学生撰写，开列书籍太少，不敷学者入门之用）。最近鹭江出版社出版的黄永年先生著《古文献学四讲》，可以说是应从和满足了学术界长期以来的迫切需要。
《古文献学四讲》是鹭江出版社《名师讲义丛书》中的一种。顾名思义，都是用以教授过学生的讲义。黄永年先生这“四讲”，包括“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和“文史工具书简介”四种讲义。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在西安随史念海先生读书时，史念海先生要求必须去听完黄永年先生开设的上述几门课程。史念海先生当时特别讲到，不听好黄先生这些课程，就无法掌握读书做学问的门径。所以这本《古文献学四讲》都是我听过的课程的讲义，当年油印向学生发放过。黄永年先生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善于演讲，授课神色生动，把这些一般人看来枯燥单调的课程讲得妙趣横生，牢牢吸引我如饥似渴地听完了各门课程。后来我能够在学术上尝试着做出一点研究，首先就是依仗这些课程所打下的最重要的基础。由于自己基础较差，许多授课内容，一下子不能很好理解和记忆，工作后就仍一直把讲义放在手边，随时翻检查阅，不断加深掌握和理解。现在读到正式出版的讲义，既亲切，又兴奋，引发了一些感想。
打好基本功，这是黄永年先生在授课和治学中一贯强调的基本看法，这也是他教授学生时首先要讲授上述课程的原因。他曾针对时下学术界一些人毫无根基地胡乱著书立说的情况，举述其中典型的荒唐例证，撰写过几篇文章，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如《还是要倒好基本功》等，多已收入先生随笔集《学苑零拾》）。学术研究的基本功包括很多内容，在史料学方面，我想最重要的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注重传世文献，强调读常见书；二是要尽可能深入地掌握基本史料的内容和性质；三是要尽可能广博地多了解各类史料的内容和价值。
谈到重视文献资料，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存在两种不同路数。一派特别强调寻找从未被人利用过的资料，尤其是地下地上新发现的史料。论者往往引据陈寅恪先生的话，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甚者且谓学术之每一新进展，必定要仰赖于新材料之出土。另一派则是强调读传世基本文献，当代著名代表性学者如顾颉刚、余嘉锡等均是如此。据先师史念海先生讲，当年顾颉刚先生向他传授的读书门径，就是以读常见基本史料为正途，要把从人所共知的基本文献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见解，作为治学的基本功夫，顾颉刚先生称此为“化腐朽为神奇”。
学术研究，各自有所偏好，存在不同的路数，所谓“各遵所闻”，本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前一派援依陈寅恪先生的说法为其张目，却未必尽合乎陈氏本意。看一看陈寅恪先生的主要学术贡献全在于使用两《唐书》、《通鉴》等最大路的史料，就可以明白，陈寅恪先生本人并不特别依赖所谓新材料来做学问。陈垣先生有相当一部分研究，由于题目所需，是比较重视某些当时学术界相对生僻的史料的，陈寅恪先生的话出自他为陈垣《敦煌劫馀录》撰写的序言，是否带有某些应酬的成分，恐怕还需要结合他自己的研究来揣摩。我想在熟悉基本文献的基础上重视新出土资料，读常见书而知生僻书，这才是对待史料比较合理的态度。
黄永年先生在治学上是师承上述后一派传统的，所以这部《古文献学四讲》，核心内容是传世基本文献的版本目录。常用文史工具书是读古书、做学问的一般工具，版本学、目录学是讲传世文献自不必说，所谓“碑刻学”，也不是像有些人可能理解的那样是讲述出土碑刻资料，而是讲授宋代以来的碑刻学知识传统，以便更好地利用这些叠经历代摩挲已成为传世文献组成部分的碑刻资料。黄永年先生在序论中说，他是鉴于时下“碑刻之学中衰”，而“专设碑刻学课程者几无所闻”的情形，才“为研究生开设此课，总结近半个世纪个人业余从事此学之所得，窃欲重振斯道，且使从学者开阔眼界，借免拘墟之诮而已”。可见其志趣与争竞观睹新见石刻碑版资料者亦判然不同，从本质上是把碑刻看作传统目录学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来加以阐释的。
黄永年先生本人从青年时期起就收藏善本书籍和碑帖拓本，几十年间所得甚丰，早已是蜚声海内外的藏书名家，可是做学问却极力主张以读常见基本史籍为主。黄先生文史兼通，在历史研究方面，更强调要首先花大力气读正史。《古文献学四讲》书后附收了他撰写的三篇文章：《述<注坡词>》和《读唐刘?F墓志》，分别为研究版本和碑刻的实例；《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则是其治学经历的简要叙述。在这篇自述性文章里，黄永年先生阐述自己对待史料的原则是，“撰写文章不依靠孤本秘笈而用人所习见之书，要从习见书中看出人家看不出的问题”；他说：“习见书如纪传体正史中未被发掘未见利用的实在太多了，再利用上几辈子也用不完。不此之图，光坐等孤本秘笈的出现，包括考古掘得新东西，岂非有点‘守株待兔’的意味。”在本书的“目录学”讲义部分，他也讲到：“想研究我国古代的文史以至哲学，必须懂得历史，读点史书。而史书中最重要的可作为第一手文献的，要首推这纪传体的《二十四史》。”纪传体的《二十四史》即传统所谓正史，这是把读正史置于整个古代文史哲研究的基础地位。重视基础，是为了掌握精髓。读书遵依主从次序，方可避免由终南捷径而堕入旁门左道。这种治学态度，应该是贯穿这部《古文献学四讲》的内在主旨，“四讲”内容的设置，都是服从于这一主张，读者不应只看具体的文献知识而忽略了它。
因为是强调读常见基本史籍，所以首重目录学。此“目录学”既非研究图书编目之书籍分类体系，亦非研究书目分类体系变迁之目录学史，只是介绍有那些基本史籍及其内容构成和史料价值。不过要想在短短十几万字篇幅内，开列出经史子集各类古籍的要目来（如果说可以把清人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作为选书的基本依据，那么撰写这部“目录学”讲义需要考虑的范围，不仅增加了清代乾隆年间以后的大量著述，还多出小说戏曲一大门类），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撰作书目，求全固然甚难，但那是难在花费时间和功夫；而拔萃之难，则需要更高的学术素养，特别是通贯的学识。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过去一直为学者看重，主要也在其高屋建瓴的学术眼光上。
《古文献学四讲》的“目录学”部分，在继承张氏神髓的基础上，立足于当今的学术视野和“五四”以来大量全新的学术认识，精心别择各领域内最基本的著述，选书比《书目答问》更精，分类更切合现代学术需要，叙述更注重学术发展的系统性，因此在很大范围内完全可以取代《书目答问》，作为研治古代文史的最基本入门书目。
由于是入门书籍，要想从每一门类的大量著述中，选出最有代表性的著述来，就需要撰述者明了各门古代学术的发展脉络。《古文献学四讲》最精彩的地方，是通过简明扼要的叙述，阐明了相关的学术源流，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述。
比如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核心内容，而传统的四部分类方法，往往只是按易、诗、书、礼等经书的类别来划分细目，以此准则来编纂著述总目固无不可，可是像《书目答问》这样的经籍入门书籍，依然大致遵用不改，就与其津逮初学的目的不尽相契合了。对此，黄永年先生认为，“我国所谓经学的时代性特别强，不讲清楚各个时代的经学趋向，就无法使人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经学著作”。所以他在讲义中独创一格，按照经学发展的起源、经今古文学、义疏之学、宋元经学、清人经学这样几个大的阶段，分别举述各个时期的经学名著。这样不仅使学生摆脱了目录学学习中孤立地死记书名、作者、内容的枯燥和艰涩，还可以通过目录学的学习，初步了解各类著述背后所相关学术源流。
又如子部书籍中的思想文化性著述，在《书目答问》单列“周秦诸子”的分类方法的基础上，本书又将汉代以后的书籍分为“汉魏以下议论”、“理学”和“考证之学”三类，分别予以论列。具体每一类中讲述的内容，也都能提纲挈领，举重若轻。如讲清人考证，先举顾炎武《日知录》发其端绪，以知一代学风之本源；次举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王念孙《读书杂志》、俞正燮《癸巳类稿》与《癸巳存稿》，以见乾嘉汉学家考证之博大精深；最后以陈??《东塾读书记》殿其尾，以反映考据学适应时代主流学风转移所发生的变化（即陈氏“已不拘乾嘉汉学之传统”）。
其实强调读常见基本史籍的内在意义，正是为了全面、系统地掌握这些最基本的历史知识，作为治学的根基。所以除了如上一些比较系统的讲述安排之外，讲义中随处也都体现出这一思想。如集部讲文章选本，仅列三部书籍，为姚鼐《古文辞类纂》、张惠言《七十家赋钞》、李兆洛《骈体文钞》。姚鼐为清代桐城派古文家代表人物，所纂《古文辞类纂》撷历代散体之精粹，自然大多数人都会列举这部书，可是张惠言的《七十家赋钞》和李兆洛的《骈体文钞》，却一般不会被人想到。黄永年先生这样选择，是因为散文与骈文是古代文体的两大类别，一直相辅并行，不能像现在一般古代文学教科书那样，偏重散文而忽略骈文。事实上在清代桐城派最为盛行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能够独擅文坛，即使是在古文家之间，也一直有阳湖派与之相颉颃。黄永年先生在讲义中对此清楚交待说：“阳湖派之不同于桐城派者，是要兼采骈体使其文字更光辉充实。”由于张、李两家与姚鼐一样是采辑历代代表性文辞，读者自然可以由此入手，领略骈体精华，窥得骈文的流变。初学者胸中蓄此常识，并品味一些经典骈体文章，至少可以免却一谈起古人文章，便只知唐宋家散体古文的陋略，进而还能够明白唐宋以来的所谓古文运动，实际上在社会很大一个范围内，始终没有能够撼动骈文固有的位置。
在学术发展的体系当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著述介绍给学生，让学生通过这些代表性著述来认识一个时代的学术风尚，在此基础上去采摘利用具体文献的史料价值，我体会这就是这部“目录学”讲义最大的特点和特别值得称道的水平与眼界所在。
本书具体介绍每一种典籍所体现的学术深度，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书籍的类别归属，这是对于书籍基本内容和性质的认识。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册府元龟》。传统目录一向著录此书于类书当中，有人还把它与《太平御览》等并列为宋代“四大类书”。黄永年先生认为它“其实体制以及今天的用途都和会要相同”，因此便把它列在史部政书类当中。《册府元龟》自是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特别是唐代历史的重要资料，其价值不在《唐会要》及《通典》诸书之下，体例与分类编制政事的会要相同，而与采摘旧事轶闻辞章以供寻章摘句的类书却有很大差别，只不过历朝会要是汇集一代政事，而《册府元龟》是贯穿历代而已。旧时直至《书目答问》的目录，把它划归类书，实在不当；而前述今人水平较高的史料入门书籍如柴德赓著《史籍举要》，王树民著《史部要籍解题》，也都未加深究，仍旧沿袭前人成例，在举述政书要籍时未能列入此书。尽管后来居上，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但从中还是可以看出黄永年先生超越前人的学术见识。类似的情况还有明人王圻《续文献通考》，本是为接续南宋马端临《文献通考》而作，保存有丰富的珍贵资料，自然应当一如《文献通考》，列在政书类中，可是清人纂修《四库全书》时却无端贬斥其为“兔园之策”，降格打入子部类书之存目书籍当中，今此“目录学”讲义也恢复了它的政书地位。
其次是应当尽可能深入地介绍每一种典籍的具体情况，让学生了解到最有价值的学术界研究进展，使其对于每一种文献，都能够获取准确的认识，并从中体会到对待文献典籍，不能简单地人云亦云；明白我们对于古代典籍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因此要养成探究的习惯和态度，在使用过程中随时对此予以关注。
在这一方面，黄永年先生首先是在思辨对比的前提下，充分吸收了前代学者特别是五四以来学者的研究成果，如吕思勉、顾颉刚、陈垣、余嘉锡等人的研究，同时也在讲义中讲述了许多自己独到的研究看法。如章回小说《西游记》的作者，自认定为吴承恩以来，早已成为通行的常识，近年虽有章培恒等人撰文否定的说法，但仍不为一般人所接受。黄永年先生在讲义中根据自己的研究，谈到《西游记》最早的百回刻本应出自嘉靖初年，而此时吴承恩年仅二十出头，根本不可能写出如此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长篇巨制，从而从根本上了当年的观点。
又如关于传世今本《孙子》十三篇的作者问题，旧题为春秋时吴将孙武所作，而叶适、全祖望、姚鼐直至钱穆诸人皆怀疑实际出自战国时人，或即出自齐将孙膑之手，而孙武可能是孙膑的本名。上个世纪70年代初，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同时出土了一批同于今本《孙子》的残简，和另外一些未见于今本《孙子》却明确涉及到齐将孙膑的《孙子》残简。今研究者普遍认为后者即《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齐孙子》，并定名为《孙膑兵法》；相应地推论，既然另有《孙膑兵法》，那么今本《孙子》就不可能再是孙膑所作，只能依传统说法，认定为春秋时吴将孙武所作。对此，黄永年先生则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战国的诸子书本不一定是本人所作，多数是治其学者所为”。因此，所谓《孙膑兵法》“即使真是孙膑所作，何以能断然说今本《孙子》便是孙武所作，难道不会是战国时另一些兵家所作。何况从《孙膑兵法》内容看也不像是孙膑本人作，其水平也远不如今本《孙子》。再则叶适、全祖望、姚鼐等提出的今本《孙子》多处与春秋时情况不符，主张今本为孙武作者并未能作任何否定（恐怕也无法否定），并未能翻掉叶适以来定的案”。所以“现在只能仍旧认为今本《孙子》是战国时的书，作者可能是本名孙武的孙膑，也可能是其他高水平的兵家”。尽管这样的看法还不能像上面讲的《西游记》的作者一样作为定案，但至少在目前情况下是一种比较全面的分析，依我看也是一种最合理的解释。通过这样的讲授，学生可以学习到对待历史文献的综合分析方法，摈弃简单的纯文本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
对于历史文献价值的评价，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一种著述的撰著水平的评价，一是我们今天的使用价值，其中后者又可以区分为阅读价值和史料利用价值。过去的一些评价著述，往往将这几层价值混为一谈，不能切中实际情况。这部“目录学”讲义，在这几个方面都做了很好的区分和评价。
如题为清人毕沅所撰《续资治通鉴》，讲义中评述说：“其中北宋部分尚好，元代较简略，总的质量不算高。”这是对于撰著水平的评价；又说此书“可供阅读而不宜引用”，这是对阅读价值和史料利用价值的不同评价。
有些著述如清人周济的《晋略》，水平较高，得要领，有见识，有较高阅读价值，在后人重修的纪传体史书中颇有代表性，所以“目录学”讲义在二十四史之外的纪传体史书中列举了它，这样做是着眼于它的著述和阅读价值；但同时黄永年先生也清楚指出，此书“只是据《晋书》改写，并无史料价值，今天研究两晋史事不宜引用”。
与此相反，有些书从著述角度看是很糟糕的，可是对于今天的研究确很有史料价值。如《永乐大典》，尽管四库馆臣早已指出其“割裂庞杂，漫无条理”，但现在还是有许多人非要称颂它是中国古代伟大的百科全书式著述，并且要效法故事，搞某某大典。其实《永乐大典》从著述角度看是无比荒唐的，纯粹是皇帝老子硬充风雅的产物，至于借由它保存下来大量明以前史料，那只是我们今天研究利用的史料价值问题，与《大典》编得好坏，根本不是一个范畴里的事情。黄永年先生在讲义中用很幽默的语言，评价了《永乐大典》的著述价值，说它“是一种将作诗用的每个字注有故实的韵书，加以无限制地扩大而产生的怪物”；由于它的编纂既愚蠢又荒唐，所以绝无阅读价值可言，现在“唯一的用处就是可以用来辑佚和校勘”。
“目录学”讲义中对于史籍精彩的评价有许多，初学者要想很好地领略这些看法，阅读时胸中首先要区分开这些不同的评价角度。这也是对待所有历史典籍所需要具备的一种眼光。
每一位学者都有自己比较擅长和熟悉的领域，在撰写这类文献入门书籍时，如何避免个人的专业色彩，跳开一步，尽可能从一个广博的视角来选择和介绍各种典籍，均衡地体现古代文献自身的内在体系，这对于作者学术视野的宽度是一个考验。而从读者角度来看，只有使用这样的讲义，才能打下宽厚而不是偏狭的文献学基础。
黄永年先生虽然以治史为主业，但是对于古典文学也有很深的造诣，做过很多高水平的研究，如前述《西游记》的作者问题，就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他还广泛涉猎了经、史、子、集四部以及释、道要籍，所以这部“目录学”讲义并没有过分浓重的历史学色彩，有时甚至会为了整体均衡的需要而舍掉一些重要的历史典籍。例如诗文总集部分讲到《明文在》而略去了《明经世文编》，这是从文学史角度所作的抉择。因为《明文在》之编选着眼于文辞而《明经世文编》着眼于社会事务。作为初学的入门书籍，整个讲义篇幅有限，在二者不能兼顾的情况下，只能有所取舍。
由此一例即可以看出，阅读这部“目录学”讲义，足以使读者打下广博的文献学基础，获得丰富的文献学素养。——其实这种广度正是学术素养深度的先决条件和它的一个侧面。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不断有人呼唤学术界要出大师，古代文史学界甚至有人想通过聚集青年精英办培训班的方式来造就养成大师，实际效果却不甚理想。大师的评判标准，人各不同，但是在古代文史研究领域，只知道自己特别关注的某一方面的文献史料而缺乏广博的文献学素养，恐怕是很难称为大师的。
黄永年先生是当今顶尖的古籍版本学家，所以能够在这部篇幅有限的“目录学”讲义中，根据需要，信手拈来，三言两语地讲述出关系到文献实质内容的重要版本问题，这既是本书的特色，也是反映其学术水平和深度的一个重要侧面。如经部清人郝义行的《尔雅义疏》，谓此书“最初刻入《皇清经解》的和道光三十年陆建瀛刻本，都用王念孙删定的本子，咸丰六年杨以增刻本及同治四年郝联薇覆刻本方是足本，但王氏学识优于郝，所删定之本实胜过足本”。这与咸丰足本优于道光删定本的通行说法大不相同，这绝不是慑于王念孙大名所做的轻率推断，而是认真比较二者异同后（并撰写过研究文章）得出的结论。讲义中所有的版本讲述，都是这样有特别的考虑和需要，读来精义纷呈，俾益实用。
从以上例证中可以看出，读书需讲究版本恰如选择书籍同等重要。而要想得心应手地选用得当的版本，还应当具备一定的版本学知识。《古文献学四讲》中的“版本学”讲义，就是这方面最好的入门书籍。
版本学包括版本鉴别与版本史、“版本目录”这两大部分内容。前者讲版刻特点及其变迁，后者讲某一种古籍曾有过哪些版本以及这些版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给初学者开设的课程，前者可以系统讲，而后者则只能开列一些基本书籍，供使用者检阅，没办法也根本没有必要逐一讲解。我过去听黄先生讲课，前后见过繁简程度不同的三个版本的油印讲义，这次收入的是最简单的简本。从目前的实际需要情况来看，选择这个简本作通行的讲义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大多数人只要通过这个讲义的学习，能够对于版本学知识有个最基本的了解也就可以了，要求太高达不到，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个别人若想对于版本学知识有更加深入的了解，黄永年先生另有《古籍版本学》一书即将出版面世，是在当年的繁本讲义基础上又做了新的增订。
这部“版本学”讲义虽然比较简单，却很系统。其中很多问题都是黄永年先生第一次加以系统梳理。如谓明代文学上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促成了翻刻仿刻宋本古籍的需要，于是出现了仿宋浙本字体而又因印刷技术进展而呈规范化特征的嘉靖本字体，同时由于倡导其事的都是苏州的文人，于是使嘉靖本出现了地域上以苏州为中心向外传播，刻书者以家刻为主导向官刻、藩府刻、坊刻辐射的传播扩散方式。又如谓明万历本肇始于徽州商人，后随着徽商的活动而向南京、杭州等地传播，徽商刻书又常请苏州文人为其主持校勘，所以很快风行江浙并影响全国。等等。凡此，都是融汇各方面的历史知识来揭示版本学这门看似纯经验学科的内在发展因素。从中可以看出，较诸前人只是一一罗列版刻现象的著述，黄永年先生通过这些紧密结合当时社会历史状况的规律性认识，自然已经建立起科学的版本学学科体系。
由于黄永年先生已有数十年的古籍收藏经验，所以他的这部“版本学”讲义，不仅有很好的学科理论建树，还有许多源自多年揣摩的独到见解。如宋代版刻有浙本、蜀本、建本三大系统，在版刻的字体上各有特点。浙本字体以欧体为主，这一点没有什么分歧。其余两个系统，前人普遍说建本多为柳体，蜀本多为颜体，其实多是陈陈相因，似乎并没有什么人真的深加考究。黄永年先生则凭借自己的书法功力和多年收藏、研究唐人碑拓的体会，指出建本多为颜体，蜀本是以颜体为主而撇捺长、利带有柳公权的笔意。——第一次讲清了宋代版刻的基本字体特征。讲义中类似的精彩见解还有许多，如清代前期的写刻本，过去讲版本的人往往称之为软体字，黄永年先生则将其划分为两类，一类如《全唐诗》、《楝亭十二种》，类似法帖中之晋唐人小楷，确实可以称之为软体；另一类如《通志堂经解》、《泽存堂五种》，字体不仅丝毫不软，而且点划方劲，与宋浙本和嘉靖本有相通之处，绝对不能用“软体”来概括和表述。
眼下搞文史的人，懂版本的人越来越少。学生想学习，老师也不一定会讲。因此印行这部简明扼要且科学系统的讲义，已经是一种很迫切的需要。假如以后学习文史的学生，能够充分吸收了这部“版本学”讲义所提供的版本学知识，那么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当前引述古籍标注版本千奇百怪的混乱局面。
按照我在前面的理解，可以把“碑刻学”视作对目录学中石刻史料的特别讲述。讲义分设“绪论”、“分类”、“拓本”、“史料”、“书法”五个专题，进行讲述。“绪论”讲碑刻学发展史、研究对象和领域，以及主要参考书籍和学习方法，其“参考书”部分择取审慎且多精到评语，不仅对于初学者最为重要，文史研究者也可时时取以参考。“分类”和“拓本”两个专题是关于碑刻形式本身的基本知识，最俾益实用。其“书法”部分以碑刻为主论述书法渊源流变，发自累年揣摩，故融通畅达，胜义叠出。
“碑刻学”讲义中直接关系到利用碑刻史料从事研究的内容，为其“史料”部分。除论述碑刻记郡望、世系不尽可信，职官、地理对于史书多有订正增补，以及利用碑刻资料抉隐发微最有价值之外，黄永年先生在这一专题下，还针对一些人“重碑刻文字重于史书”的“偏见”，特别强调指出：“据碑刻治史事者贵有通识。欲具通识，则非熟于史书，且受史学研究之严格训练不可。即以史料而言，完整之史书亦高于零星之碑刻万万，治史者自当以史书为主，然后旁采碑刻以为辅，不宜媚俗趋时，颠倒主次。”其实治史者之通识，首先应当建立在对于史料的通识的基础上，若非熟悉各种史料，岂能做到像黄永年先生这样具有如此清醒的头脑？反过来看，我们不妨胡乱猜想，那些过分强调出土文献资料如金文、简帛、敦煌吐鲁番文书等史料价值的学者，会不会是因为对传世基本史料熟悉得还不够十分透彻方才舍本逐末的呢？
由于碑刻之学确实中衰已久，不惟国内，海外也久已无人董理，有日本学者看到80年代的油印本后，即将其译为日文正式刊出，所以它早已是日本学生学习碑刻学的入门书籍。相比之下，此前这份讲义在国内只是于1999年在《新美术》上公开发表过，研究文史的人很少看到，影响还不及日本广泛。相信这次收入《古文献学四讲》，能够很快使它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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