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21 10:13:28
导语：在空间考古学导论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产业遗产； 保护； 再利用； 契合点
中图分类号：TU984.11+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0422（2009）06-0170-03
1前言
仙游岛曾是韩国汉江的胜景区之一，1925年大水灾后经历了一系列工业开发后遭到破坏置荒，现在是首尔市中心一座广受市民喜爱的公园，市民们常常是一家人扶老携幼的来到这里游玩，由于它的设计曾获得过ASLA（美国景观师设计协会）2004年度专业设计大奖，因此也吸引了许多的国外游客来此参观。2006年的夏天，踏进仙游岛公园之前，我对它的了解就仅仅限于它在景观设计领域的成就，那时的我对于产业遗产几乎没有概念，只是当我走入这个公园的时候，立即就被眼前的景色所震撼了……什么专业设计手法，什么造景方式都统统抛到了脑后，漫步在这些大型的产业遗迹中时，深深吸引着我的只有那些锈迹斑斑的管道、斑驳的沉淀池、残破的混凝土通道在各种植被的掩映中传递着只属于这里的历史，那是一种无法抗拒的真实的氛围让人全心的聆听着……
第一次知道了还有这样的公园，也是从那时起在脑海里建立起了产业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再利用的最初步的概念。
2仙游岛的简述
2.1仙游岛的区位
仙游岛（Seonyudo）处于韩国首尔市的中心位置，在汉江中连接麻浦区合井洞和永登浦区堂山洞的杨花大桥中央，是汉江中西段的一座狭长形的小岛。
2.2仙游岛的历史
这座江心小岛的命运几经变迁，韩国被日本帝国占领时期，它曾被作为建造金浦机场的采石场；1973年，随着汉江水被引进作为人们生产生活用的自来水，这里又被建造成了净水厂，并于1978年至2000年间一直为首尔（原汉城）南部提供净水，从此全岛被大型的工业工厂所占据，原有的自然风貌几乎全部被工业建筑所替代。2000年，受首尔市市政府的委托，郑荣善、赵成龙等设计师将这里改造成了现有的仙游岛公园。2002年，仙游岛以“后工业景观”公园的面貌再次参与到人们的生活中。
2.3仙游岛的现状
改建后的仙游岛公园总面积为11hm2，由四个花园，一个游客中心，一座凉亭以及一个有净水植物装点着的咖啡屋等七个主要部分组成。几乎全部的景观及游憩设施都是基于原址上大型的各种净水设备以及厂房等改造而成的。
3产业遗产与旅游开发的关系
3.1概念的辨析
要在产业遗产与旅游开发之间建立起有机的联系，那么首先需要了解一些界定它们的概念。
产业遗产（Industrial Heritage，也译为工业遗产），国际组织对产业遗产的定义是：具有历史价值、技术价值、社会意义、建筑或科研价值的产业文化遗存。包括建筑物和机械、车间、磨坊、工厂、矿山以及相关的加工提炼场地、仓库和店铺、生产、传输和使用能源的场所、交通基础设施，除此之外，还有与产业生产相关的其它社会活动场所，如住房供给、宗教崇拜或者教育[1]。
旅游，目前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第三产业中重要的经济支柱产业。而所谓的遗产旅游(heritage tourism)，早在19世纪末就在西方发展起来，顾名思义与我们熟悉的历史文化名城和文物古迹等的旅游观光相似。因此，西方工业遗产旅游常常被归入于流行的、广义的文化遗产旅游之列，但它的理论来源却与工业考古学(industrial archaeology)的发展密不可分。
对于产业遗产旅游的概念，各国都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是我们不妨从它的发展历程来理解这个概念。它是在19世纪末出现的一种旅游体验的新形式，它是基于工业考古、产业遗产保护的理论发展而来的。具体体现在以废弃的产业旧址为基础，对原有的生产机器、工业设备、厂房建筑（群）等进行保护，并对其功能进行重新规划实现再利用，达到展示工业文明，工业历史文化并以此为独特魅力，吸引游人来此休闲游憩的目的。
3.2保护与再利用的关系
保护与开发再利用的关系，往往一个像盾，一个像矛，一个要守一个要攻，似乎难以调和，需要妥协来协调，而实际操作中其中一方惨烈的牺牲也是常有的事情。但是就产业遗产而言，似乎在保护与旅游的再开发利用上，这对矛盾体似乎有着较好的契合点。
我们不妨从仙游岛公园这个成功的实例来深入的探讨两者的关系。
在仙游岛公园里，原有的净水厂的大型厂房，在屋顶被破坏以后，整个地下的结构完全暴露出来，原址上的各种集中器，化学沉淀池，净化水池以及各种生产管理设备都被有机的利用起来，没有任何矫揉造作。
净水厂的急速过滤池被再利用建成了仙游岛公园入口处的游人咨询处；
简单的拆除墙体和屋脊后的整个地下层改造成了公园的地下停车库；
原药品沉淀池（位于咨询处对面），现改建成了由水质净化庭院--"时间庭院"、温室以及环境游乐场三个部分组成的活动空间；
其他的过滤池被改建成公园里的水声动植物园；
抽水水泵场改建成了现在公园的“咖啡屋”；
浓缩槽和调整槽共同围合成的四个圆形空间被再次利用，改建成了现在公园里的圆形剧场、环境游乐场、环境教室以及卫生间；
原三层规模的送水水泵室成了汉江展览馆；
地下净水池改造成了绿色柱子庭院；
被腐蚀了的净水设备倒在园内自然的形成了工业雕塑。
通过对原址上的构筑物有机的改造，使得一系列有特色的旅游游憩活动得以开展：
圆形剧场里，人们三三两两围坐着，看自发的即兴表演；环境游乐场里，孩子们时而穿梭于废旧的管道中相互追逐着，时而攀爬着改造而成的攀岩墙，时而又借助绳索攀坡……；环境教室里，父母耐心的为孩子们读着解说板，告诉他们眼前的水生植被的作用；路边蜿蜒的水景渠里，父母们和孩子们一道自由的戏水休憩；利用原址材料设计而成的“梅花桩”上，孩子们嬉戏打闹着……
这些休憩活动，看似平凡，事实上却极具吸引力，这就是旅游开发中所强调的：环境+活动=获得的游憩体验。也就是说，在产业遗产环境中，一系列特殊的环境设施，形成了多元的活动序列，给人们提供了一系列获得特殊游憩体验的可能。
另外，仙游岛公园改造与再利用的成功，也取决于其定位――净水公园，是基于原有产业性质净水工厂的基础上的，很大程度上保存了该产业遗产的部分功能――净水；对于原址上的绝大部分设施都是在保留其原貌的基础上，进行了功能的再定位，改建部分基本在内部，保证了产业遗产能够原真的传递产业的历史文明和文化信息的同时又为休闲游憩提供了独特、鲜明的旅游吸引物和游憩基础设施。同时，值得一提的是，仙游岛公园不但成功的保存了产业遗产的风貌和历史信息及部分功能，还将一块原已死气沉沉，活力尽失的地方变废为宝，同时还成为一块生态净水的教育的场所，唤醒着人们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
仙游岛公园成为人们喜爱的场所，重新在韩国人民的生活中发挥起积极的作用。还吸引到很多外国游人也慕名而来。它为产业遗产的保护和旅游的开发再利用之间建立成功的关系，相辅相成。
由此可见，产业遗产的保护和旅游开发再利用并不矛盾，相反地，在充分的研究并尊重原有产业遗产的价值的基础上、巧妙合理的开发、改建、再利用，这两者间能形成相辅相成的有利的关系，并呈现出多赢的局面。而两者之间关系的契合点就是：产业遗产需要保护的自身特色恰恰就是旅游开发再利用中需要发掘的特色旅游吸引物。
4启发
4.1可行的再利用模式探讨
当然，仙游岛的开发利用仅仅是产业遗产旅游开发中一种可行的模式，但并不是唯一的一种。根据产业遗产的特点、规模和地理区位等条件的差异，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的再利用的模式可以更具有针对性。
（1）城市开放空间的模式。许多的产业遗产可能出于城市的内部，甚至可能位于城市的中心位置，如仙游岛。因此，遗产原址的构筑物的外部做简单的处理，尽量保持其原貌，对该类遗产的内部进行适当的改造，开发成为人们可以游憩休闲的地方。
（2）博物馆式的开发。对于非常有历史价值、产业代表性、保存较完好，同时占地面不是非常大的产业遗产或是需要严格保护的产业遗产，可以考虑用博物馆的模式来开发。虽然它所提供的休闲活动会相对其他模式显得有些单一，但是在开发再利用中，始终值得注意的是在产业遗产旅游中，产业遗产本身才是最大的旅游吸引物，产业遗产的环境和氛围才是该类旅游的最大特点。
（3）创意集市的开发模式。许多产业遗产内部可能已经没有多少残留物了，但是房间开敞，有工业文明的气息，成为艺术家们青睐的创意场所。因此将该类产业遗产开发成艺术家工作室，画廊等再合适不过了。
（4）产业度假中心模式。旅游度假地的选择往往需要基于一种很突出的特色旅游产品，正如前文所强调的，产业遗产本身就是这个旅游产品，于是将大面积需要保护的产业遗产开发成为人们可以停留较长时间的旅游度假中心也是一种可行的开发模式。
4.2我国产业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
联系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作为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国家，人们往往把非常久远以前的东西才当成遗产，而十几年，几十年前的遗留往往就成为废铜烂铁遭到遗弃。但事实并非如此，任何时代都会留有值得我们保护的遗产。一方面，工业时代在我国也留下了长达两百多年历史；另一方面，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人们更加注重真实的体验感受，偏爱具有独特吸引力的旅游产品，对于能够身临其境的获得体验感知有强烈的渴望，而产业遗产本身的特质使之成为魅力独特潜在的旅游吸引物，因此，产业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再利用后的产业遗产旅游在我国也将会有广阔的前景。
目前，在我国北京、上海等地，工业发展比较早，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已经逐步发展起来，如上海的八号桥时尚创意中心就是由旧厂房改建而成；始建于1953年的粤中造船厂，2001年改造成为综合性的城市开发空间――中山岐江公园，保留了如烟囱、龙门吊等工业构筑物作为现代景观小品；北京798工厂目前开发成为了集设计、出版、展示、演出、艺术家工作室等文化行业的创意中心。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产业遗产的保护与旅游开发再利用在我国已经开始发展，但是缺乏整体性，对于产业遗产价值认识不足，往往是开发重于保护，保留下来的多为形式。
4.3小结
产业遗产，是承载着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化的宝贵遗产，理应得到广泛的重视和保护。深入加强对产业遗产的认识和理解，并界定评价其价值的标准体系将其分类，以此为依据采取差异性的保护措施是非常重要的。而对于产业遗产的旅游开发再利用也将基于其差异性的保护级别进行，并应把握产业遗产突出的自身的特色和旅游产品吸引物作为两者间兼容性的契合点。
参考文献：
[1] TICCIH. Nizhny Tagil Charter for the Industrial Heritage.产业遗产的下塔吉尔. [S]. [出版者不详], 2003.
[2] 张松.历史城市保护学导论.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12).
[3] 俞孔坚，方琬丽.中国工业遗产初探.建筑学报.2006(08):12-15.
[5] 贺旺.Study of Post-Industrial Landscape[D].清华大学，2004.
[6] 王向荣.生态与艺术的结合――德国景观设计师彼得・拉茨的景观设计理论与实践.中国园林，2001.
关键词：文化遗产 ；生态博物馆 ；原生态环境保护
Abstract：Challeng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as a new idea of culture heritage protection, ecomuseums are introduced and applied into areas of culture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museums. The inner difference between ideas of ecomuseums and traditional one is that ecomuseum emphasizes the protection within the places where culture developed and management by local people, thus offering an organic protection of original environment and culture heritage. By reviewing foreign literatures on idea of ecomuseums, combining with effective civil practice of constructing ecomuseums, this essay will clarify the modern signification of ecomuseums construction and bring out some thoughts on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ecomusems. I hope this essay can be helpful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museums.
Key words：cultural heritage；ecomuseums；Origi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中图分类号：G11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1）-03-4（8）
3生态博物馆发展的当代意义
我国生态博物馆从传统博物馆中走出来，在文化的原生地建立了第一代生态博物馆，突破了传统博物馆的局限性，弥补了传统博物馆的缺陷，实现了文化保护社区化和民主化的博物馆新理念。生态博物馆的理念在我国博物馆界得以传播的背景是，一方面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但是先进国家工业化带来的生态失衡和环境破坏也开始在我国重演，并且有越来越突出的表现，因此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日益为我国社会各界所关注，于是我国博物馆界开始关注国际生态博物馆运动。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开始，整体保护文化遗产的观念开始萌芽，到20世纪90年代，结合引进国际保护文化遗产的理论和实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这一时期我国博物馆发展进入新的时期，当时我国博物馆已经发展到1000多座，博物馆界也迫切需要寻找扩大保护文化遗产，更加有效服务社会的新形式。“生态博物馆就是一种补偿传统博物馆缺陷的新形式”。生态博物馆的方法不是要增加一座新的博物馆，而是要使整个社区和它的周围环境一起构成场所型的生态博物馆。在生态博物馆的范围中，可能有若干个自然村，还可能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包括同一“文化色块”的更广阔的区域。
目前，一些民族村寨的建设与发展，更多面向的是旅游者而不是当地民众，在很多旅游经营者看来，满足游客需求，加强景区管理，是头等大事，而如何满足居民需求，完善社区管理，似乎并不重要。有些地方为了降低管理难度，干脆将居民全部或者部分搬迁到新村居住，白天再让其回到古村镇工作，彻底将古村镇变成一个提供‘真实建筑，虚假生活’的主题公园” 。新的项目主要功能是为旅游服务，理所当然以赢利为目的，缺少民族传统文化的真实性，掺杂其间的伪民俗却十分丰富。在这些所谓的“民族村”、“民族风情村”里，缺少对本地文化与自然资源价值的准确认识，盲目开发甚至进行破坏性开发的行为突出，既违反民族建筑传统，又影响生态环境的大体量豪华客栈越来越多，不少旅游接待设施按照城市建设模式，装修滥用瓷砖、水泥等现代建筑材料，而逐渐失去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格。同时，对旅游从业人员更是缺少必要的历史文化知识和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以及“负责任旅游”、“可持续旅游”方面的培训，不少导游在讲解中存在较大随意性，迎合参观者的喜好任意编造讲解内容；原生态文化标签随意贴在来自各地的旅游商品上，鱼龙混杂，缺少本地特色；文字影像方面的旅游产品更是缺乏权威性，漏洞百出，严重影响民族村寨温馨平和的文化氛围，使民族传统文化受到伤害，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不断地悄然消失。
在生态博物馆的建设过程中，还始终存在着民族民间可移动文物和手工艺品流失的问题。一方面，是民族民间文物的非法贩运，这是目前国际间文化遗产保护的难题之一，在我国生态博物馆中同样存在，当旅游者，特别是一些外国收藏家或者文物贩子来到民族村寨，往往会设法购买当地民众的祖传物品，使得尚处于贫困状态的村寨居民很难长期抵御这一诱惑，最终使这些精美的民族民间文物离开了文化原生地，甚至流落异国他乡。与此同时，国外一些国家和机构通过各种渠道大量采集、收购珍贵的民族民间文物，甚至挨家串户抢购民族民间文物，连当地民众正在使用的生产生活用具也在劫难逃，进一步造成民族地区文化资源的严重流失。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为了满足家人或本地居民的需求而制作的手工艺品或生活用品，包含着使用功能、文化象征、精神寄托、场景装饰等综合意义。但是，当外地旅游者购买这些手工艺品或民族生活用品时，仅仅被看作是纪念品、礼品或展品，必然全部或部分失去原有的真正功能。随着旅游市场的需求增长，这些手工艺品变成了批量生产的产品，用典型的样式销售给旅游者，同时往往在当地民众之间产生竞争，使成为产品的传统工艺品逐渐失去了文化含义，质量也变得粗糙，降低了当地传统文化的声誉。同时，当地从事手工艺品制作的民众也因此而受到剥削，因为与他们所付出的劳动相比，销售价格过于便宜。
生态博物馆的建立以保护民族传统文化为出发点，而且这种保护是整体保护、原地保护、自我保护及发展中保护相结合的一项系统工程。生态博物馆“至今已历经30来年，并在不少国家都可发现它的顽强实践。但不可否认的是生态博物馆的发展并不是如创建者和支持者们期待的那样，拥有一个令人振奋的局面的出现，反而是在争议和艰难的实践中起伏” 。在我国诞生的第一批生态博物馆，建馆至今也已经有10余年的历史，经历了初建时的兴盛阶段，目前正在步入艰难的巩固与提高阶段。“保护的难度就在于我们企图让这一‘活化石’在现代‘污染’无处不在的社会环境中接近“原生态”地活下去”。 迄今为止，我国的生态博物馆建设，大多选择了民族文化极为丰厚，居民生活却极为贫困的古老民族村寨，脱贫几乎是每一个民族村寨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因此从一开始，这些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就承担着社区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双重重任。“当一个长时间处于相对封闭状态的村寨，突然间向世界开放时，来自世界上高度发展的社会和技术的交流，以及文化影响的涌入会造成什么结果，这是生态博物馆研究应解决的关键问题” 。生态博物馆既要考虑社会公众意识与整体利益，也要考虑区域内民众的现实需求，而采取适当的支持与补偿措施。
目前，我国所建立的生态博物馆，一般来说，均是当地政府根据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需要给予热情支持，以及专家学者根据文化遗产保护和博物馆事业发展的需要给予热情指导的产物。民族村寨是当地民众的家园，当地民众希望生态博物馆的建立，有利于改善自己贫困和生活水平低下的状况，往往也能够积极参与。由于有政府、专家和民众三个方面的积极性，就具备了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基本条件。但是，目前在这三个方面的积极性之中，当地政府和专家是主导力量，当地民众则往往是被指导的，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生态博物馆的正确理念，也不知道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前景如何，他们仍然把精力放在各自家庭的现实生计问题上，而在文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上保持沉默，任由“有知识”的外来人所把握和决策。对此海先生指出，“我不得不说，事实上外来力量成了村寨文化的人，村民则从事实上的主人变成了名义上的主人，没有外来力量的进入，就不可能有生态博物馆，这是事实。也许别的国家不是这样，但中国是这样。在中国建立一个生态博物馆并不难，而巩固它比建立它就难多了。因为建立它是政府和专家的行为，而巩固它只有文化主导权回归到村民手中，村民从名义上的主人回归到事实上的主人时，生态博物馆才得以巩固”
在生态博物馆中，文化遗产的保护不能由政府和专家包办代替，只有被保护对象认识到自身所创造的文化价值和保护的必要性时，才能进行有效的保护；只有被当地民众认同的、认可的文化遗产，才能进行有效的传承。而各级政府的责任是服务、组织和协调，制定相关政策；学者、专家、志愿者的作用是研究、指导和支持。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不能让当地民众缺位，应由农村社区里的民众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因为村庄民众是文化遗产的创造者，文化遗产的保护应当由他们参与。“文化不是血缘的东西，是心理的东西，是要传承的”。因此，生态博物馆应该强调，让拥有某种文化遗产的主体以一种主人翁的姿态来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传承，才能有效地实现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H.弗里曼（H.Friman）指出“我们工作的动力源自生态博物馆背后的哲学理念，即一个地方或一个区域连同其所有的物品是一种文化财产。这里所说的财产与法律意义上的概念无关”。 然而要实现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关键要使文化遗产的主体在心理上实现对于本民族、本地域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对于自身传统文化自豪感和自信心的升华，这种文化认同心理，才是当地民众自觉保护文化遗产的不竭动力，从而实现生态博物馆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可持续发展。
实际上，在我国古老民族村寨中建立生态博物馆，无论对于农村社区，还是村庄民众来说，都是一种超前的行为，要使生态博物馆得到巩固和发展，当地社区和民众都必须超越自己的固有观念和能力。任何一种先进理念和由此催生的新生事物，只有和现实的需求相契合才能具有生命力。生态博物馆在理想与现实的对接过程中，最容易实现的是技术层面的对接，例如记录、维护、保存文化遗存，建立信息资料中心等，这些可以通过借鉴传统博物馆的已有做法，结合当地实际来完成。但是，社区民众对于自己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认识，参与生态博物馆建设的目的，是否与建立生态博物馆的目标相一致，则是生态博物馆在理想和现实的对接过程中，所面临的最大挑战。生态博物馆的核心理念在于文化遗产的原生地保护，并且由文化的主人保护自己。但是，在我国的生态博物馆建设过程中，确实存在着文化阶段。从文化回归到文化自主，社区民众需要“经过三个文化的递升的层面。这就是利益驱动层面，情感驱动层面和知识驱动层面”。当地民众保护自己文化的动力来自于利益的驱动，也来自于对自己文化的天然感情，但是，对自己文化的价值往往缺乏科学认识。这三个层面都需要提高，而且将是一个长期的提高过程。
文化是一条流动的长河，处于永恒的变迁过程之中，所有历史积淀的传统都将经过今天的变化而形成新的传统，并成为明天变化的基础。从这个观点出发，任何“静态地”保护民族文化的愿望，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不可能将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原封不动地全盘保护下来，特别是在全球化、现代化加速发展的今天更是如此。因此，只能对每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价值评估，重点选择那些在各民族的社会生活中仍然发挥着作用的“活态文化”；那些各民族自我推崇、自我评价较高的文化内容；那些对内能促进民族认同、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文化内容；那些对外能代表民族形象、促进民族发展的文化内容；那些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内容；那些有利于促进各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内容；那些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的文化内容；那些有利于家庭、邻里、人际关系和睦的文化内容。还要特别关注特色鲜明，内涵丰富，但是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传承危机和容易消亡的少数民族文化，即将一个民族最核心的、最能体现其民族特征的、最符合时代要求的、最能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可持续发展的文化要素保护下来。
4生态博物馆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生态博物馆所保护的不是单体的文物，也不仅仅是古老的建筑，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文化空间，一个活态的文化肌体。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从简单的收集、整理、展示，到在文化的原生地系统全面的保存、展示和传承，是文化遗产保护和博物馆实践上的一次飞跃。“生态博物馆运动让博物馆工作者不得不再次审视博物馆的性质、任务和职能，不得不重新思考博物馆的社会责任，不得不思考博物馆生存的意义，不得不思考博物馆发展的社会条件” 。生态博物馆的出现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和强烈的现实需求，是时代的召唤。虽然，目前各地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这些均属于具有开创性实践中的正常现象。对于我国生态博物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应给予更多的宽容，不断总结，不断完善，不断提高，使我国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更加符合国情，探索出中国特色的生态博物馆建设道路，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生态博物馆理论体系。“博物馆的方法是在不断创新之中，我们并没有一个标准的模式” 。但是，人们已经通过实践，看到生态博物馆在延续乡村文化景观、保存珍贵文化记忆、提升民众文化自觉、保障民众主体地位、推动社区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各界合作、扩大社区文化传播和完善自身能力建设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生态博物馆延续乡村文化景观。乡村文化景观的价值最早在建筑、城市规划、景观设计等领域中得以发现和应用。同时专家学者们从文化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等角度对乡村文化景观进行了有意义的科学研究。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乡村文化景观是最接近人与自然的和谐存在，是最理想的人居环境，而生态博物馆关注的正是人与自然和谐环境的保护。生态博物馆提供了最丰富的原址展示，既包括山脉、河流、森林、草地等人们生存所依赖的自然条件，也包括居住建筑、文物古迹、传统节日和民间习俗等人们日常生活的文化环境。生态博物馆更大的展示空间在有形的博物馆建筑之外，其规划把整个文化社区的自然环境和生活场景都纳入保护视野，除了那些有数百年历史的寺庙、戏台、民居等古老建筑被精心保护外，传统的磨坊、酿酒作坊、打铁作坊、甚至过去烧炭的土窑、饮用的水井等，都作为乡村文化景观的组成部分而保留下来，而且自然村寨周围和谐的生态氛围，依山傍水，植被良好，同样是生态博物馆的组成部分。生态博物馆是在文化的原生地保护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对乡村文化景观更强调整体保护，其保护范围涵盖整个文化社区，力求避免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千镇一面”、“万村一面”的悲剧重演。
农村社区与周围环境生态意义上的平衡，是乡村文化景观保护的前提条件。同时，生态博物馆因人的生活而存在，是活态的文化景观，是联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纽带，因此生态博物馆的规划建设应重视过程，不能把现在变成过去，把活态变成静态。生态博物馆能够实现历史与现实的完美结合，关键在于它是“活态的”、“动态的”。生态博物馆中的文化遗产拥有生命，它们与村庄民众休戚相关，或是以村庄民众为传承载体，因而具有生命力和现实性。生态博物馆的时间是现实的。现实的时间是历史时间的延绵，即不能在某一时段断裂，截然分成过去和现在。“因此，生态博物馆的时间是有历史延续性的，从历史中来，现在进行着，又流向未来。不要因为它继承了历史便判定它是过去的，这种能看得见的历史与传统正是现实的体现，是在现实中折射出的历史”。生态博物馆中的农村社区和乡土建筑既是从祖先那里承袭下来的，也是现实生活的组成部分，并将继续传承下去。“生态博物馆的时空确实有其独特性，即生态博物馆空间的形式与内容都是现在的”。即现址与现实构建的时空是生态博物馆的时空。 生态博物馆对特定区域实行整体保护，所表现的不是冻结在某一时间的事物，更不是将乡村文化景观永久“冻结”，而是在动态发展中实现保护和延续。
生态博物馆保存珍贵文化记忆。博物馆是征集、收藏、研究、保护、展示、传播人类生存及其环境物证的文化机构，生态博物馆作为新兴的博物馆形态，也并不能改变其与传统博物馆同样的本质。但是，与传统博物馆相比，生态博物馆寻求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在文化原生的土地上，伴随着当地民众的参与，强调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的整体性，实现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与展示的功能发挥。当前，国际经济和文化一体化加速发展，传统文化逐渐消退。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态博物馆的职责是保护和展示文化多样性，使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充满活力，使非主流文化也能够获得充分有效的生存空间。在生态博物馆的实践过程中，应努力为未来世代留下更多文化记忆的物证，因此，生态博物馆的首要任务是文化记忆的保存，活态文化的传承，对所有物质与非物质遗产，都应予以科学的纪录，妥善的保护。在我国，还有很多经济相对落后，与主流社会相对隔离的民族村寨，由于封闭，这些民族村寨保留着多种多样的传统文化，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多样性。这些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传承至今，是因为它们仍然“活态”地存在于原生环境之中。因此，在这些正在摆脱贫困的民族村寨中建立生态博物馆，就是要唤起和帮助村庄民众保护与传承传统文化。
生态博物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博物馆，不是局限于某个农村社区建造的有形博物馆，而是通过将农村社区的自然资源和人文环境进行一体化整体保护、展示与传承，而创建的“没有墙和门的博物馆”，是将农村社区的各种文化遗产保留在创造和发展它们的地方，让当地社区始终拥有自己的文化遗产。在农村社区“村庄处处是展品，家家是博物馆”。为此，生态博物馆应制订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保护规划，制定社区保护管理规章，设立社区文化保护基金；建立以资料信息中心为基地的研究机构，指导年轻的村民掌握信息记录技能，并带领他们开展文化记忆工程；指导当地民众用本民族的语言记录自己村寨的口碑历史和传说，通过采访村寨老者，录制长期保存的音像资料，建立“文化记忆数据库”；充分鼓励区域内民族手工艺人、民间艺术家、乡土作家等继续发挥特长，建立民族民间艺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培养文化传承人。生态博物馆及其所属的资料信息中心，应为居住于此的社区民众集体所有，为他们提供传统文化保护和发展的平台，而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解释由当地民众完成，使生态博物馆及其所属的资料信息中心对当地民众具有感召力和亲和力，而不是被看成是为了吸引外来游客的旅游基础设施，为生态博物馆的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生态博物馆提升民众文化自觉。把文化遗产保护推向文化原生地，并且由文化的主人自己保护自己的文化，是生态博物馆的基本理念。海先生指出：“中国的生态博物馆运动可能要经过一个学者的文化阶段，但是最终必须发展到当地人们的文化自觉，才能够说取得了真正的成功。因为文化是与所有生活在文化之中的人有关的，文化是动态发展的” 。对农村社区来说，生态博物馆是一种增强自我文化认同与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工具，不仅要帮助当地民众正确理解生态博物馆，更迫切的是帮助他们理解自己的文化，认识身边的文化遗产。当地民众只有科学地认识自己的文化和身边的文化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才会更加珍惜自己的文化和身边的文化遗产，更加关心社区的前途和长远利益。生态博物馆可以更加有效地使当地民众坚信在时间和空间中的自我价值，使他们能够在自己所生活的土地上熟悉自己，也将通过了解当地的历史，渐渐地欣赏自己的文化和身边的文化遗产在当今世界上的原汁原味，进而支持采取生态博物馆的形式，帮助他们揭示和肯定自我的潜力和方向。同时，农村社区需要“乡规民约”的保护。古往今来，历史村落的形成、保护、发展得益于当地民众自觉严格遵守乡规民约。在保护形势更为严峻的今天，更需要确立深入人心的乡规民约，进而落实一系列法律规章的保护措施。
建立生态博物馆，不可避免地要有一个培训阶段，当地政府和专家学者的责任在于帮助农村社区和当地民众，从文化自在上升到文化自觉。社区民众不应该是被动地接受来自专家学者的知识传授，而是要在生态博物馆的各项活动中承担重要角色，与当地政府和专家学者平等地共同讨论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事宜。生态博物馆的责任者和指导者，应该尽可能多地由当地社区有责任心的人士承担，树立当地民众文化主人意识，培养他们对农村社区文化遗产的自觉保护意识，使他们对社区文化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满怀热情和坚定信心。通过生态博物馆，社区民众可以看到自己，认识自己，学会珍惜自己的文化传统，树立自己的文化尊严。同时，使社区民众认识到自己身边就有珍贵的文化遗产，但是它们并不仅仅是私人财产或家族财产，而是关系民族文化延续的社区共同财富。在外来的强势文化面前，如果当地民众对社区文化和文化遗产的价值，在认识上达到科学的高度，在情感上达到珍惜的程度，社区文化就会变得坚强，就会具有抵抗力。总之，生态博物馆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当地居民对自己的文化和身边的文化遗产的态度。只有当地居民达到高度文化自觉，才能使传统文化得到长久的保护和传承，并为自己的文化和身边的文化遗产感到光荣、自豪和骄傲。
生态博物馆保障民众主体地位。在近现代公共博物馆发展的初期，博物馆与广大普通民众的生活渐行渐远，这种局面并不符合博物馆工作者的初衷和意愿。生态博物馆的实践为博物馆回归社会公众开辟了新的道路。关注广大民众关心的问题，激发广大民众的创造力，增强广大民众的发展能力，努力营造和谐的发展环境，这就是生态博物馆给人们的有益启迪。考察我国已经创建的各地生态博物馆实例不难发现，它们大多兴建于弱势群体的聚集地，因此生态博物馆的重要任务不仅仅是揭示自然资源与人文环境的相互关联，更重要的是社区居民的主动与积极参与。生态博物馆不是一般的文化机构，而是为农村社区建立的，以社区民众自主保护为特征的文化机构。不尊重社区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不实现社区民众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主，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博物馆。生态博物馆应允许并鼓励社区公众参与各项活动。生态博物馆的各项活动，首先要符合当地民众的传统习俗，不但要尊重农村社区的文化理念，而且要使每一位外来访问者或合作者，尊重农村社区传统文化和当地民众文化情感的意识。例如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就成立了包括社区12个民族村寨的寨老在内的社区管理委员会，负责生态博物馆的日常运作和管理，并协助开展民族村寨的原状保护，协助管理民族村寨内的有关演出活动。
村庄民众是文化的真正主人。虽然在生态博物馆创建阶段、培训阶段，当地政府与专家学者一度处于主导地位，但是只有当主导地位转换到当地民众的手中时，生态博物馆的价值才能真正地体现出来，从当地民众眼中看到的世界，才是思考发展问题的基础和应有视野，而树立广大民众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才是生态博物馆最应该加以关注和提倡的。特别重要的是生态博物馆应该成为当地民众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使当地民众对生态博物馆发展具有感情和负有责任。从这个层面上讲，生态博物馆的核心思想便是农村社区的广泛参与和当地民众的积极互动，核心理念则是对特殊区域、特定文化的整体性保护。当地民众是否能够切实加入到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中来，是否能够成为社区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主要力量，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生态博物馆事业的成败。任何越俎代庖都无济于事，因为创造社区文化、拥有社区文化、享受社区文化、传承社区文化的是当地民众自己，而不是别人。只有尊重当地民众的主体地位，才能保证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只有当地民众充分认识自身文化的价值，才能勇敢捍卫自己社区的文化遗产；只有当地民众科学理性地认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才能满怀信心地创造社区的美好未来和自己的美好生活。
生态博物馆推动社区经济发展。生态博物馆不是静态地展示一定历史时期或一定社会形态的文化，生态博物馆也无权阻止农村社区的持续发展。当一个农村社区或民族村寨进入生态博物馆时，无论是当地政府还是专家学者，以及过往参观者、项目合作者都必须认识到，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凝固其中文化和自然遗产与社区民众生活之间的关系，任何人都无权阻止当地社区为可持续发展而进行的努力，任何人都无权剥夺当地民众拥有享受现代化生活的权力。就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来的众多生态博物馆而言，虽然当地社区传统文化均十分独特和丰富，但是社区民众的生活却十分贫困。生态博物馆的根本目的是保护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不是保护贫穷与落后。一个贫穷与落后的农村社区，在未来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不可能保护好自己的文化遗产，“贫穷和自卑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在金钱和利益的诱惑下，当人们只看到社区文化的经济价值，反而会加速文化遗产消亡。只有社区民众的物质文化水平不断得到提高，生活逐渐富裕，才能提高对社区文化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自豪感和责任感，才能增强保护文化遗产的自觉性。既不应喜新厌旧，也不应厚古薄今。应充分尊重时间维度中的文化，应在生态博物馆建设理念中坚持以人为本。
针对生态博物馆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中涉及到的民生问题，应有冷静而客观的思考。如果没有对于民生问题的深入思考，如果对于社区民众生活中的现实问题熟视无睹，那么当地民众作为文化资源的拥有者，必然会对仅以保护为目标的生态博物馆，产生抵触情绪。鉴于农村社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需要各级政府在政策导向、资金投入、技术保障和资源整合等方面，对生态博物馆所在地加大支持力度。虽然生态博物馆没有能力解决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所有问题，也不能大包大揽，但是，在不损害当地社区文化价值和当地民众文化权益的基础上，必须努力提高社区民众的生活水平，则是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应有内容。必须通过保护改善社区民众的生产生活条件，让绝大多数社区民众在保护中得到实惠。例如在生态博物馆建设的过程中，带来当地民众盼望已久的通水、通电、通路、通电视、通电话等，成为提高农村社区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完全符合社区民众的意愿。在生态博物馆中经济生活的改变是正常的改变，文化生活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发展。事实证明，文化虽然可以相对独立于经济，但文化发展最终不能脱离经济基础。生态博物馆必须为促进社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才能真正地实现自己的使命，使生态博物馆成为促进农村社区和谐发展的积极力量，成为提高广大民众生活质量的积极力量。
生态博物馆促进社会各界合作。生态博物馆建设要以严肃的学术研究为基础。目前，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为专家学者深入了解、研究和挖掘各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提供了一个活态的基地。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通过生态博物馆这种形式得以搜集、保护、展示，受到了国内外民族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社会学家、文化学者、民俗学者等科学工作者的密切关注和欢迎，一批批有分量、有深度的研究成果陆续涌现。生态博物馆的工作对象是复杂的，特定区域的社区文化与社区民众、社区发展的关系，其内容从横向看，既包含乡村文化景观、文化与自然遗产等有形存在，也包括语言、规则、信念、行为、人际关系和人地关系等无形存在，还包含社区民众对待自己的文化和文化遗产的认知和评价状况等；从纵向看，则包括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生态博物馆的知识基础，更倾向于研究复杂系统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 生态博物馆注重同时保护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鼓励社会多元因素参与生态博物馆的各类项目；鼓励跨学科、跨行业、跨系统、跨领域的各方面专家参与合作；鼓励运用人类学、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以及社会学等多种研究方法和理论，解读生态博物馆所在社区的文化深层结构，构建生态博物馆的创新理论。
近年来，广西将民族博物馆和生态博物馆建成联合体，以广西民族博物馆的力量帮助新建10座生态博物馆，帮助这些生态博物馆研究和保护他们的原始文化和开展对外展示，形成了民族博物馆的科研力量和社区民众之间的互动互益体制。生态博物馆同时成为广西民族博物馆的科研基地。自从生态博物馆诞生以来，就始终离不开传统博物馆的帮助和博物馆学者的指导，而广西民族博物馆直接与生态博物馆结盟，则是中国生态博物馆实践中一种新的探索。同时，这也是中国传统博物馆与文化原生地接近的一种努力。广西民族博物馆的专家介入到生态博物馆建设中来，以科学的方法、专业的视野对“活态文化”标本进行科学研究，再把研究成果以通俗的方式传授给当地民众，在专家学者与当地民众之间建立起不断互动的机制，其结果不仅直接提升了当地民众对自己文化价值的认识，而且提高了民众保护的自觉性，并有利于当地专业人才的培育。在选择生态博物馆的研究课题，策划更广泛的合作项目时，首先要深层次理解生态博物馆的文化与自然景观内涵，融会贯通地加以挖掘、提炼，实现标准化与特色化，在生态博物馆内不同空间层次与不同区域的完美融合，体现文化景观的原生态活力。同时，在合作过程中，关注社区民众的文化需求和生态伦理，使现代技术得到妥善而恰当的运用，从而达到保持生态博物馆文化特色与完善功能的双重目的。
生态博物馆扩大社区文化传播。生态博物馆是没有围墙的博物馆，旨在向参观者表现全部的文化信息，因此，向外界展示和善待参观者是生态博物馆的重要课题。现代人对于乡村文化景观的依恋可以追溯到观光农业的兴起，自然村寨的旅游吸引力则与逆城市化的价值认同相适应，而生态博物馆以其特有的方式慰抚着人们怀旧和思乡情结。将美丽的自然风光与多彩的民族风情完美结合的生态博物馆，是所在地文化旅游发展的基础。“但是生态博物馆不仅仅提供了一种怀旧的工具，一面仅仅反映过去的镜子。他们应当是窗口，今天真正向世界开放的窗口。生态博物馆必须帮助社区面对他们已经失去的东西和正在失去的东西，向世界开放，并准备着自己的未来” 。由于生态博物馆中文化景观与自然景观之间直观的和谐关系，因此在研究和观赏方面极具吸引力。生态博物馆强调民族特色和地方感觉，其价值和意义正在被人们所认识和理解。生活在农村社区中的民众，结合生活和生产实践，创造了世代沿袭的住居环境和生活方式，与城市社区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必然带来不同文化之间的认同与吸引。不同文化背景的参观者带来不同文化，开阔了当地民众的文化眼界，通过各种方式的接触和交流，当地民众也在逐渐了解外面的世界。
生态博物馆不是明确划定界线的保护地，不是普通的社区公园，而是一个“活着的”农村社区，具有流动的边界区域。生态博物馆不局限于单一的文物景点，而是给参观者提供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情境，使之充满一种历史文化的魅力，民间民俗的魅力。生态博物馆不能将自己封闭起来，参观者理应在生态博物馆受到欢迎。生态博物馆也能够在社区文化保护与“负责任旅游”、“可持续旅游”之间寻求结合。如果一个农村社区或民族村寨拥有独特的传统文化，而不向外界传播，没有得到外界的欣赏，就难以展示文化多样性的价值。越是能为外界所欣赏的文化，就越有生命力，外界的赞叹应作为激励文化传承的重要动力。应科学评估大众旅游带来的负面影响，正确认识两者和谐发展的重要性。事实上，当大批参观者来到生态博物馆，激发了当地民众的文化活力，参观者对当地传统文化的高度评价，提高了社区民众保护文化遗产的热情，增强了在外来文化面前对自己文化的信心，此时社区民众的表演和展示，已不仅仅为了商业目的，而是出于文化自豪，他们真正感到成为自己文化的主人，文化遗产也才拥有自觉传承的基础。生态博物馆周边其它农村社区或民族村寨的民众，通过参观生态博物馆，也会认识到保护自己家乡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扩大生态博物馆的社会影响。
生态博物馆完善自身能力建设。生态博物馆的核心是实践性，在管理、运作、资金、人员和服务设施等方面，各地的生态博物馆都具有自己的特点。与传统的以静止、固态的文物藏品为导向的博物馆不同，生态博物馆所包含的内容更为广泛、形式更为丰富多彩。因此，根据传统博物馆的实践经验，很难解决生态博物馆所面临的全部任务和现实挑战。生态博物馆要更加积极地探讨与文化主体，也就是与当地民众的合作方式，当地民众是社区文化的创造者、亲历者和拥有者，应该拥有更多地参与机会，主导生态博物馆的发展。生态博物馆中人们传统知识系统必须受到尊重、发扬与保护。“人居环境科学”认为，“人创造人居环境，人居环境又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 。要根据文化多样性特点，突破原有的学科界限，以平等、尊重的态度欢迎社会各界的参与实践，更广泛地吸收不同领域的成果，使生态博物馆成为不同学科交流和互动的空间，推动生态博物馆文化的广泛传播。近年来，博物馆界大力提倡的“博物馆的宗旨应该转变为以人为核心”、“实现人与物的结合”、“到博物馆来享受发现的快乐”、“博物馆要有助于人的发展”等新的概念，传达着博物馆在普及科学知识的同时，还要体现人文关怀的新要求和新思维， 这些都对生态博物馆从业人员的能力建设提出了更高标准。
生态博物馆不仅应该使当地民众在充分的参与过程中，提高其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而且也应该通过独特的展示模式，使广大参观者在观赏过程中受到更加深刻的历史、环境、文化方面的科学教育，分享交流与体验的乐趣，真正体现现代博物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服务宗旨。例如菲律宾拉博拉多生态博物馆，持续地开展社区活动，包括节日庆典、河流清淤，森林保护、电脑网络、青年培训等，受到社区的广泛支持和赞扬，体现出可持续发展的社区特性。在这里人们格外珍惜当地历史和传统文化，珍爱农村社区的珍贵文化遗产和浓郁的民风民俗。社区内历史悠久的乡土建筑被原样地保留下来，对于房屋外部和内部的局部破损，都严格地按照不改变原状的方式进行修复。随着终生学习时代的来临，应使终生学习包括在生态博物馆的发展中，通过生态博物馆的活动，为当地民众和参观者提供知识，并把知识传递给下一代的机会，可以使当地居民和参观者增强对文化遗产的感情，正确理解文化遗产的价值。如果社会各界将生态博物馆视为社区文化特别是社区发展的基石，而不仅仅是当地政府推介旅游的手段，不仅仅是专家学者研究的标本的话，就一定能够找到生态博物馆与现实发展对接的途径，实现生态博物馆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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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此书(thegreatchainofbeing———astudyofthehistorfanidea)已被译成中文,名为《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然后,历史学家便对这几位思想家进行比较,不管他们是否关心同一理论抽象层次的问题。他们的相似之处或“共同观念”都被当作历史延续性的表现;而他们的不同之处则被看成是历史变化或发展。政治思想史因而变成了一些基本观念的历史,并被归结为一种单一的、发生在高度抽象层次的历史。①同时,在历史学家对思想史的解释中还隐含着这样的意义,政治理论仅仅充任着在事后赋予政治行为合理性的作用。因此,对经典文本理论的研究将能够解答政治行动和政治思想史上的很多问题。这里,涉及到政治理论或观念与政治行动的关系问题,是先有政治观念还是先有政治行动。英国历史学家纳米尔认为,政治行为只是在其行为之后才被政治观念和政治理论赋予其合法性,或作了论证。并且伟大的经典文本是那个时代影响最大并在人类思想史的演进过程中具有标志性的文本,只有理解了它,才能够很好的理解历史上的那些思想和观念。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西方,特别是在英国,一些历史学家当然主要是思想史家开始挑战这一占据主导性的传统观点。以剑桥大学的思想史家波科克为先导,斯金纳和达恩继之。经过他们的努力,终于把剑桥大学发展成为新的思想史研究的重要阵地,他们也在学术界被称为剑桥学派或历史语境主义。 在思想史研究中,我们首先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是否经典思想家们所表达的那些概念其意义总是固定不变的,就像洛维乔易所称的“观念的单元”。对此,剑桥学派认为,没有脱离语境的无时间限制的真理的存在,包括那些“伟大的”经典文本也并不存在无时间限制的绝对真理。因此,必须从产生经典文本的社会和知识背景下研究这些思想。剑桥学派认为,思考政治理论不仅仅是去研究公认的经典文本,还应在更宽广的范围探究每个社会都在谈论的不断变化的政治语言。只有置于这种大背景下,或不同的语境下,才能更好的理解这些思想。由此,反思传统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其明显的缺陷就是其研究方法是非历史性的。波科克对此作了很好的概括:“首先,思想家变成了一个个孤立个体,被从他们所属的具体社会中分离出来,好像他们身处一切时代,在对一切时代的人发议论;他们的作品也被置于其特殊的体现。再者,传统历史学家往往以哲学的方法去分析政治作品,把它们放在一种作者与过去的读者都可能未曾达到的抽象层次去研究,强加给它们一种它们实际上并未获得的逻辑连贯性。这样做,从哲学的角度看是无可非议的,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很成问题。因为当历史学家以这种方式去研究政治作品时,他所关心的与其说是作品在过去曾经经历过的,不如说是他自己在现在所能找到的东西。他因为热衷于找出作品中最大理论连贯性,往往添加给作者一些明确的意图,或把作者说成在做一些在其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做的事。此外,把所有作品都当作政治哲学来对待,就是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政治思想实际上可以在许多层次发生(从实际鼓励到哲学思辨)。也就是说,政治讨论可以为哲学性的,也可以为雄辩性的。即使历史学家要加以哲学式分析的作品恰好是高度哲理性的,也不能因此就认为他的做法是历史性的。因为他提出的问题(更不用说解答)不是真正历史的问题, 诸如这一作品如何在历史中产生,如何置身于历史;或作者为什么要写它,以及为什么以这种方式去写它,等等。”②斯金纳指出,如果我们作为政治思想的研究者继续把我们的主要注意力放在那些以他们的任何同时代人都难以匹敌的那种抽象知识水平来讨论政治生活问题的人身上,我们怎么可能希望实现这种对历史的理解。因此,“我对传统的‘拘泥书本’的方法感到不满意的一点是:虽然这种方法的倡导者往往自称是撰写政治理论史的,但他们却很少能提供给我们真正的历史。”③ 我们是否能够得到一部真正的历史?在斯金纳看来,我们不是要得到真正的历史,而是要得到具有历史性质的政治理论史。这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对前者来说,这是一个历史学的元问题;而对后者来说,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为此,剑桥学派的学者们创造出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对待历史文本的研究和解释的特殊方式。（注释：①② 张执中:《从哲学方法到历史方法》,《世界历史》1990年第6期。 ③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页。）具体而言,“不去专门研究主要的理论家,即经典作家,而是集中探讨产生他们作品的比较一般的社会和知识源泉”。①具体而言,即着重探讨在这些时代所出现的词汇,因为,“说明一个社会开始自觉地掌握一种新概念的最明确的迹象是:一套新的词汇开始出现,然后据此表现和议论这一概念。”②同时,“了解一个时代的政治语言……就等于把握了在该时代人们理解特定政治言论的方式方法。”因为,“从历史角度来看,‘政治语言’是该特定‘时代’(一个时代可持续两年到一千年不等)内人们用以表述对政治生活看法的语言”。这样,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要找寻这种规定思想含义的“政治语言”或“含义的语言”的结构。研究重点应放在分析“语言,而不是运用这套语言的个人”上。于是,“‘思想的历史’便让位于语言、语汇、范式等思想单位的历史。剖析某个特定的思想家,可从构成其时代的特殊语言体系入手,进而发现他的真实的言论、动机和表述的结果”。③同时,“历史学家需要去懂得话语变化的历史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直线式的连续,在这一过程中,新的话语模式克服和代替了旧的话语模式,相反,而是表现为一种复杂的语言,并抵抗着话语模式的转换。”④因此,斯金纳等人认为,越把文本看作为在更宽广的政治话语中的基本内容,它的内容随着变化的场景而变化,我们的研究也就越能把握住其主旨。由此,在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上,他们把注意力从只关注经典文本,或思想的连续性转移到了语境。⑤ 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历史或思想观念演进的连续性和断裂的问题。注重对语境的关注实际上是在考察思想的演进中看到了断裂和差异。这种断裂体现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思想出现,而思想家们关注的重点也有所不同。如在17世纪的英国革命期间,思想家们谈论的是共和,而在19世纪,像托克维尔这样的思想家则重视民主与自由。因此,思想的演进在发展中呈现出其不同的特质,这就是历史的断裂。不仅如此,即使谈论同样的内容,由于处在不同的时代,思想家们也会对那些看似相同的内容进行增添和删减。即在不同的语境下其定义和含义或意旨已完全不同。斯金纳在研究马西利乌斯的权力分立理论时发现,当时的“分权”与两个世纪之后所流行的分权话题完全不同。后人在研究分权理论时不能将两种不同的“分权”概念相提并论。斯金纳通过建构马西利乌斯的观念形成的语境,证明了他不是权力分权理论的创始者。所以,剑桥学派的代表者都不赞同洛维乔易关于“观念的单元”的观点,认为那只是看到了历史的连续性,是用抽象出的“观念的单元”来体现和印证思想史发展的连续性。
写到这里,想起英国历史学家和思想史家梅尔茨的话,他说:思想变化积淀在时代的改变了的语言和文体之中,新的观念在什么时候和怎样出现,以及怎样用特殊的词语即术语来加以固定和规定。⑥他还说,思想的传递在从一代人向另一代人进行时,通过所改变了的语词和说话的方式,当然语词本身也许不算什么,但如果将这些语词放在一定的语境下来看,我们即可看出其所包含的意义的变化。 运用历史语境研究方法还有另一层意义,即对“伟大的”经典文本或思想家的定位。在思想史的研究中,是否除了“伟大”的思想家之外就别无选择,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哪些思想家真正体现或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思想,在剑桥学派看来,一些“二流”的思想家才真正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主要的思想。因此,斯金纳及其剑桥学派“试图写一部以意识形态史而不是以经典著作为中心的历史”。⑦（注释：①②⑦ 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4页。
③转引自满云龙《思想·意识形态·语言———共和修正派与美国思想史学》,载黄安年等主编《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第110—111页。 ④j.g.a.pocock,politics,language,andtime,theuniversityofchicagepress,1989,preface,pp.4—5. ⑤normanj.wilson,historyincrisis?recentdirectionsinhistoriography,prenticehall,1999,pp.75-76.
⑥梅尔茨:《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9页。） 在语境的思想史研究中,从方法论上来讲,他们更注重“历史”的研究方法,考察语境即是要在历史的状态下进行研究。在人类思想演进的过程中,不同时代的政治观念随着话语的变化而变化着,如同地球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地质地层一样,思想史上的观念也是如此。斯金纳指出,思想史的一些概念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被重新定义,形成了层次分明的思想分隔。因此,思想史家要像考古学家那样去工作,挖掘出已经埋葬的思想瑰宝,仔细分辨其细微的不同。斯金纳说:在我看来,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我们一直承继着既往的理论,但并不一定真正理解它。如果还存在着一种方法———也许是唯一的方法———能增进我们的理解的话,那就是要追溯到历史的转折点,在此,思考政治的方式得到了最初的明确表达和发展。这样,我们将能够看到至今一直援用的概念在最初是如何被定义的,它被用于什么目的,而又支持强化着对公共权力的什么观念。这反过来能使我们对现在不甚理解的一系列概念有了清晰的理解。总之,如果我们不仅想要弄懂这些概念,而且还想理解我们现在的道德和政治世界的很多类似情况的话,就需要成为思想史家。①这里,他不仅阐述了思想史研究的意义,还提出了研究思想史的方法,即历史的研究方法。达恩在研究洛克的个案中也运用了这种历史的方法。他说,“根据历史的方法,它意味着对洛克正在谈论什么的解释,而不是他明确所写和我们能在二十世纪的观念的映射下很明确显示的一种观念。更准确一点地说,我试图去做的是解释存在于洛克政府论中的中心观点。我不是去批评这种观点,也特别不是去扩展那些不适合洛克中心观点的那些主题,以此来解决当代政治理论的很多迷惑。”②他所要做的,就是去解释为什么这是洛克在政府论中的所说,所写,和所公开显明的观点。 在语境方法下对思想史的考察,其最大的好处是它可以更为准确地复原在历史上的思想历程,而不为后人的主导性观念和解释所迷惑,剥掉覆盖在思想本原上面的重重叠加,直指思想的本原所在。同时,在更宽广的语境下也更清晰地看到思想家们为什么会提出了这些思想,而不能提出另一种思想,他们改变了原先的什么,从而发展了什么。他们为什么这样选择,选择这样的理论,选择这样的表达来思考现实,预见未来。斯金纳说道:“思想史家能够帮助人们理解久远的价值观念如何凸现在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中,和我们今天思考这些价值观念的方式,反思在相异的可能状态下不同的时间中我们所作出的一系列选择。这种理解能够有助于我们从对这些价值观念的主导性解释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并有助于对它们的重新理解。带着更宽广的可能性的观念,我们将远离我们所承继的思维定式,在所要求的新的精神下,我们叩问自己,我们将思考它们些什么。”③ 与此同时,斯金纳所强调的这种研究方法还能够对政治观念或政治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好的解释。在政治原则或者政治观念与政治行动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英国历史学家纳米尔认为,政治行动从未完全由赋予其合理性的原则所推动,政治理论仅仅是在政治行动之后去赋予其合理性。而剑桥学派的历史学家们则用历史学家阿克顿的话来进行批评,观念常常是公共事件的原因而非结果。斯金纳更进一步指出:“对政治行为的解释主要取决于政治思想和原则的研究,如果不提到政治思想和原则,就不可能进行有意义的解释。”④“倘若政治思想史今后主要作为意识形态史来写,其后果之一可能是增进对于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之间的联系的理解。因为情况似乎是:在重新发现任何特定的行为者可以用来描绘他的政治行为的规范词汇的同时,我们还指出了他的行为本身所受的约束之一。这就表明:为了解释为什么这样一个行为者要采取他实际采取的行动,我们必须略微涉及这种词汇,因为显然这是他的行动的决定因素之一。这反过来又表明,倘若此后我们所撰写的历史集中于这种词汇的研究,我们就有可能说明在哪些具体方面,政治行为的解释取决于政治思想的研究。”⑤（注释：①③ quentinskinner,libertybeforeliberalis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1,pp.109-110,116-117.
②johndunn,thepoliticalthoughtofjohnlocke,ix,cambridypress,1969. ④⑤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5、6—7页。） 三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法国的一批历史学家不满意于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历史研究的方法,出现了心态史研究,注重对个人、群体所具有的不同心态的研究,并使心态史研究成为第三代年鉴学派的重要主题。这些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有菲力普·阿里埃斯的《儿童的世纪》,主要考察儿童观念的形成;阿尔方斯·迪皮戎在他的博士论文中专门研究“无意识态度”,如研究“”的观念,在研究中,他使用了“集体意识”这样的概念。另一位代表性代表人物罗贝尔·芒德鲁发表了《近代法国导论———历史心理学论文集1500———1640》,书中增加了身体、情感和心态等内容。此后,他继续研究17世纪的大众文化,出版了《17世纪法国的法官和巫师———一种历史心理学的分析》一书。通过考察以巫师为象征而表现出的正常与不正常的社会观念,芒德鲁揭示了社会心态的变化过程。著名历史学家勒高夫也着重研究心态史,1960年,他发表了“教会的时间和商人的时间”一文,分析了时间观念的演变,社会是如何从早已形成的“教会时间”向“商人时间”转变的,这种转变也反映了人们心态的变化。1981年他还出版了《炼狱观念的的诞生》一书,探讨人在死后对其描写的变化的历史。书中,他使用了诸如“心态结构”、“思想习惯”和“心智装置”等概念,开拓和深化了心态史的研究。另一位历史学家乔治·迪比原先一直研究中世纪经济社会史,60年代后转向心态史。他的代表性著作《三个世界》探讨了在社会变化过程中物质层面和心态层面之间的关系,重点研究“历史观念”、“文化的再生产”以及“社会表象”。①（注释：①关于这一时期法国历史学家的史学成就详见peterburk,thefrenchhistoricalrevolution———theannalsschool1929—19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0.） 时至20世纪80年代,在60年代所出现的符号学,特别是以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在给历史学家提供新的视野的基础之上,由福柯和德里达将之进一步发展成为后结构主义,即通常我们所说的后现代主义。在后现代的理论指导下,历史学家把心态史研究推进到了被称为“语言转向”或者“文化转向”的新社会文化史研究。 新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对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在研究内容和方法等方面直接改变了思想史研究的面貌。首先,新社会文化史在研究的范围上进一步扩大了思想史研究的范围。以前思想史研究仅仅关注于经典思想家的思想,即使不是伟大的经典思想家的思想,也是研究一种观念。现在,心态史研究突破了这一局限,重点研究人特别是普通人的心理、心智和情感、态度、意见等一系列内容,心态不是单一的,而是一种结构。其次,在研究方法上,从符号学的角度出发,社会中的很多象征都是人创造的,这些存在物又反过来再生产着社会;它体现着人们一定的价值观念,而同时,这些价值观念又不断影响着许多人,甚至控制着人们的思想;这样,原来以所谓的“经典著作”作为自己的研究文本,而现在,文本发生了变化,人们的观念和能够体现这些观念的一切创造物都被看作为文本,并要在那个时代的语境中来解读其意义。第三,他们研究的对象再也不是传统思想史所研究的那些伟大的思想家,而是普通人的观念。这些普通人的思想观念犹如一条大河的河床更能体现和反映着社会既已存在的观念系统、价值取向,和最为基本的内容和最为底层的存在。第四,在对普通人的思想的研究过程中,既重视人的理性的思想观念的存在和表达,同样也重视在社会中的流行的观念和非理性的思想观念。而对这种非理性思想观念的研究突破了原来思想史研究的限制,大大拓展了思想史研究的内容。第五,心态史的研究更多地借用了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普通人以什么方式制造或者建构世界的意义,他们如何以他们的观念来组织世界,并在他们的行为中得以体现。很明显,这种研究方法与那种只研究哲学家或者思想家的思想史研究完全不同,他们把这一研究方法概括为思想史的“高”与“低”的研究。“高”为社会中的上层群体的思想观念,现在则开始向下看,研究下层人民这种“低”的思想观念。并且,研究思想观念从“高”到“低”的传递发展过程。他们还更进一步的注意到,很多思想观念并非仅仅分为“高”和“低”,而是混和与交叉的。这样,这一研究方法就突破了原先的研究框架。 在新文化史的研究中,有三个个案值得关注。一是意大利历史学家金兹伯格的《奶酪和苴虫》,研究16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作为一个磨坊主,他怎么会形成了这样的观念。第二本书为拉杜里的《蒙塔尤》,作者在人类文化学的意义上来具体考察了一个村庄人们的各种文化或观念。这种从浅入深的文化研究被作者称之为“蒙塔尤考古”,这些观念包括时空观念、社会意识、宗教和伦理以及民俗和鬼魂等。①第三为达恩登的《猫的大屠杀》,作者在序言中写道:本书将考察十八世纪法国人的思想方式,试图不仅去显示他们想些什么,而且要考察他们是如何思考的,以及他们如何构建世界,赋予其意义,注入其情感,这种考察就是深入到普通法国人的心态。②与通常文化史着重研究上层文化不同,达恩顿通过吸收人类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着重研究了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对下层人民的传播,或者说下层人民是如何接受了启蒙思想家的思想的。通过研究,他得出了高层文化与下层文化之间不同的结论。 从思想史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新文化史的兴起为思想史的研究开拓了新的空间。所以,法国历史学家夏蒂埃对传统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提出疑问,他说道,是思想史还是文化史。③美国历史学家凯利认为文化史是思想史的外层,而思想史是文化史的内层。④ 受新文化史的影响,历史学家吸收了思想史研究或文化史研究的方法,不仅研究普通人们的观念,还在更为宽广的范围内侧重于研究思想或观念如何成为社会如政府、其它组织机构等公共部门的认同,或为社会所接受,成为那个既定社会运转的基础,并且这些观念反过来又如何建构着社会的内容。这一种研究方法更多地把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在一起,借用一句流行的术语,可称为思想史研究的“社会史转向”。 面对新社会文化史的冲击,历史学家达恩顿指出,原先所定义的思想史和当代所称谓的新社会史之间的关系尚有待研究,在历史学界,社会史已经对思想史构成了极大的挑战,这种挑战已经在很多方面显示了出来。有材料显示,思想史的课程正在减少,社会史的课程在增加,同时思想史研究走向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取向已经非常明显。因此,达恩顿不无感叹地说,在过去很多年间,思想史已经渐失昔日的风采,开始变得落魄了。⑤尽管如此,但这并不表明思想史的研究在衰落。恰恰相反,新社会文化史的这种新挑战实际上开拓了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更加丰富和发展了思想史的研究,也更加增添了思想史研究的魅力。很多新的并且富有极大影响力的成果的面世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注释：①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商务印书馆,1997年。
②robertdarnton,thegreatcatmassacre:andotherepisodesinfrenchculturalhistory,pengiunbooks,2001,p.3
③dominicklacapraandsrtevenl.kaplan(eds),moderneuropeanintellectualhistory:reappraisalsandnewperspectives,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2,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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